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选(九篇)

第1篇：政治经济学理论范文

历史唯物主义最早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引入，而批判现实主义直到70年代末才被部分学者有意识的运用到研究中。两者是从不同角度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空间定量革命进行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批判，对方法的批判受到社会批判的限定。它认为如果世界以假象或某种迷惑性的方式展现在研究者面前，那么定量方法将加强这种误解。批判现实主义起初是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后来被西方学者发展为一种社会科学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似，也通过社会关系来理解人。它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同，定量革命的自然性将妨碍它为社会人的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20世纪70年代，与空间定量革命相比，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将空间放在优先地位，而是将其与社会关系同等考虑。激进批判的重点较少关注人们所观察到的周边事物的差异，而是注重解释差异的根本原因，其结论可归结为空间格局由社会过程所塑造。而在空间定量分析中“地理”被不恰当地约减为“距离”、“局部变化”和“特征”等。实际上，空间应是一种社会建构，而社会关系的建构却超出了空间，这造成了空间差别。在地理政治经济理论来源的历史发展中，批判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可称为“社会和空间时期”。此时，历史唯物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背景或一种批判的衬托，且两者也出现过不和谐的声音。例如，批判现实主义不赞同历史唯物主义过于注重阶级而忽略性别、种族和阶层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多数有一个特别的方法经历，即进行过空间定量的经济地理研究，例如DavidHarvey、MichaelWebber、JohnHolmes和RayHudson等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EricSheppard也有过类似经历。空间定量研究者的方法相当狭窄：技术或工具箱方法，它的实证主义观念也是有问题的。然而，也不能完全抛弃它。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面临的困境。寻求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的融合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学者们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抽象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虽有不同的抽象形式但也赞同抽象这种方法。作为融合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带有批判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主要方法论。这种转变意义重大，主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使得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较少注重空间现象的描述，而是看重提供分析洞察空间不平等的能力。方法中隐含的批判观念在实践中能够产生关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平衡。纵观地理政治经济学萌芽与形成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较先引入，持续发展，最后成为主要方法；批判现实主义较晚引入，影响渐微，处于辅助补充地位。表面上看，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者兴趣转移的结果，实质上是科学逻辑演变与选择的必然结果。即便如此，批判现实主义的介入仍有持久影响：“偶然性”进入到主流的词汇，批判意识持久地存在，多元化的概念也符合流行的经济学方法。特别是它的以下两个结论具有重要价值：一是国家和经济是两个独立的社会关系，它们以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方式相连接。二是结构思想，可以被历史唯物主义有效地利用，通过结构的重建和体制结构的新形式，资本可能缓和总是反复出现的积累障碍，而工人阶级也可以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反抗剥削。当前，地理政治经济学理论甫成雏形，如何利用这两种方法增强对空间经济的解释能力，需要从它们对关键性问题的解释中寻找帮助。

二、两种方法论对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解释对比

（一）抽象

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抽象。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抽象的方式有趋同之处。抽象和具体、单面与多面的统一等观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现实主义。例如，人类首先按性别划分，然后按阶级等等。同类型的层次化也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断穿梭于历史无关的和历史主义之间、一般劳动过程和特定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间、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之间等等。然而，仔细考察，两者的差异确实存在。抽象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类是经验主义的抽象，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方式。第二类是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方式。经验主义的抽象是从具体或多面抽象为单面。它沿着较少的实在、更纯粹的概念的方向远离现实。当然，任何将世界划分为对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没有意识到，从具体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现实主义看来就是形成无内容方式的一种抽象。AndrewSayer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主要是对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关系的抽象，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理性的抽象。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们的贫困，来区分人，而要以其与他人的丰富的关系来区分，例如，作为国家、雇主或家庭的人。从某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也运用了这种形式的抽象，例如，将中世纪以前的古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视为阶级社会的具体形式。不过，此处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会形态由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方式所规定。这为理解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区别，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积累过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诉诸经验主义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对把资本主义简约为历史虚无或自然形态的做法。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是历史的创造，它所产生的核心矛盾——剥削行为，绝不能被解释为世界的法则，或某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抽象方式是历史的、系统的或本质的，是通过实践而进行的抽象。它与实践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形式，与现实以及更具体的、多样的、整体的历史阶段相符合。例如，对资本抽象后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地理政治经济学中“区位”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离不开人类生活的具体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区位观念，要早于资本主义初期商品贸易所依赖的区位概念。区位成为生产中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房地产对优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产生的，也许不早于有多个区位可选择的企业的出现。抽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抽象层次。经验主义抽象方式的结果是产生了不同的“水平”，它与越来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层次相符，趋向具体的层次与趋向其他方向的层次相对立。因此，可以通过整合较抽象的概念与其他概念再现具体：从顶端开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决条件。地理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已经吸收了这种抽象层次的概念，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取决于抽象的层次以及在理论概念上与历史特异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更具体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种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本质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本质。例如，国家不能独立于使之成为国家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在各个时期各不相同，具体的国家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在阐明特定时期的国家形式时，要首先阐明生产关系的历史。这意味着，国家从来都不仅是作为经验主义抽象的国家，而是特定历史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具体形式。再如，要研究资本，必须首先抽象出剩余价值，然后抽象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产上能够被占有的具体形式——租金，利息和企业利润，而它们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

（二）内部和外部关系

批判现实主义在抽象问题上的方法核心是一种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概念。抽象的目的是要确定一种结构，在这些结构中，通过定义使对象成为由该结构所决定的运动模式的内部关系的产物。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就被这样理解。“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拥有客观的存在。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并且“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媒介”。换句话说，这种财产关系，成为一些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家庭）扩大成为部落和公社的先决条件。个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拥有生产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消除了这些关系，使个人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和物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与其自身无关：不是作为他存在的前提，而是既定的、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并作为必要的决定因素被占有，这就是外部关系。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而主体显得独立于既存的任何客观条件。生产手段、劳动对象和工具如今表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作为与劳动者无关的事物，它们雇用了缺乏客观性的劳动者（没有与土地等相似的客观存在的形式）。主体和客体在此被主体和客体的逆转所分离。现在，以资本为形式的客体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雇用了主体。资本似乎成为主体而工人成为以抽象劳动力为形式的客体。如果现在以劳动对象和工具的形式出现的客观条件外在于个人、物化于资本形式并因此缺乏前提，那么人们参与其中而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也是如此。例如，工资关系现在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外在必然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必然的，但从工资工作能否被找到来看是偶然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自然的、继承的、个人无论是作为部落成员或在奴性的关系中与生俱来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一方面，个人从被认为从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社会关系表现出物化的、个人必须适应的东西。因此，虽然个人可以选择他的工资工作的方向，但不能拒绝这种选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个人的客观条件在当代社会表现为外在于主体的外部关系。如果与主体有关，则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必要前提条件的，因此没有历史的或非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无对象的主体和客体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只以超出任何主观控制的资本的逻辑而存在，因而产生了矛盾，例如，没有买者的卖者和没有卖者的买者、未投资的资本、无力支付的债务、没有原材料的工厂等。简言之，资本的限制必然产生，如果生产要继续发展，就必须缓和这种限制。历史唯物主义是典型的历史主义主张：人及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那种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批判现实主义则是历史无关的，具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的性质，它主张内部和外部可以直接应用而与主体和客体无关。

（三）整体性和多样性

历史唯物主义从整体上来认识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整体性就是应对处于变动中的“离心力”关系的问题，即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张力不断重复出现。因此，通过一个整体的整合的力来缓解离心力，整体以其自身具体的形式而不是以其组成部分的形式而变化。批判现实主义对世界的看法是本质上的多元论，也可表示为分化的或多样性的：由众多关系的结构所组成，每种结构都反映组成它的要素之间独特的因果特征，并且这些关系可能包括偶然关系。例如，将劳动分工视为具有因果联系的独立结构，并有别于资本分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探讨整体性有两个限定性条件。第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对世界的决定论的理解。未来仍然是开放的也是无法预测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并能够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发展，但仅是“相对地”。整体化的冲动，一致的必要性，或称之为“社会秩序”，起源于生产，一切都开始并归结于生产，并且生产始终是社会的生产。在资本中，产生的必要性表现为积累的必要性。整体性的不同部分都是生产的条件或关系。同时，整体性不是静态的，而总是在整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自主性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又可能产生新的机会。第二点，这是一个集合的整体，不仅是与生产有关的整体性，而且是关于生产参与者的具体活动的整体性。生产的参与者带来了整体的连贯性并重塑整体性，同时整体性又重塑了参与者。例如，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们生产了自己的世界：不仅包括他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段，也包括他们的社会关系、文化、政治等等。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是把生产及其客观条件、物质和社会、政治、话语权、空间等都看作是生产的瞬间，如同马克思所指明的，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都被视为独立的、物化的、有着自身的逻辑，以自己的方式发展。

（四）矛盾和变化

批判现实主义认可变化的世界。没有变化，它的系统开放性的概念，它对人性的批判，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它无法解释变化产生的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矛盾产生变化，矛盾的概念在空间经济研究中也很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矛盾概念的核心是对立统一：生产性的个人，或社会意义上的、不能简化掉社会关系的个体与生产条件的对立统一。生产条件可能促进、破坏或抑制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条件（制度，技术等）的变化来缓解矛盾，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但是，新的生产障碍会不断产生。例如，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国家形式的出现，都是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为前提并促进了剩余的扩张。但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部分逐渐产生独立的运动形式，可以抑制甚至破坏生产。资本主义中的直接生产者将货币工资作为其生产的必要条件，且是外在的条件，或“外部必然性”。这种外在性有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的“自然统一”，在那里劳动者将他的客观条件看成属于他的，作为他的“无机的身体”，这些关系的瓦解让位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统一：劳动力和生产手段被生产关系用货币财富联结起来。劳动通过工资工作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然而，资本也自我驱动去再生产自身，随后产生工资下行压力以及机器对工人的替代，工人自我生产的能力被削弱。在历史上，这是劳工运动的发展、抵抗工资削减和推动建立福利国家的原因，即矛盾的产生与缓解。与此同时，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如果将劳动力逐出劳动过程，也就排除了能够产生比成本更多的价值因而能够产生资本家的利润的生产条件之一。这反过来，迫使资本需要缓和由其优势（包括其向任何空间的扩展）所造成的矛盾。“缓和”但不能克服，“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承认变化，但没有矛盾的概念。它是在二元论下的对立统一，如个人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经济和政治等，其目标是弥合它们的差异并探索、定义、阐述它们组成二元论的两部分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讲，就是探讨它们是如何内在联系起来的：在脱离独立的因果力量的条件下，它们如何能够被归入单一的结构。“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的研究就是一例。然而，它缺乏对这种二元论的历史、先决条件的考察。

（五）因果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概念非常相似。它们反对原子论式的因果概念，即原因定量地影响结果而不改变对象或结果的性质，都坚持因果关系的行为理论，即变化因人们的行为而发生。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中，根本的真实性和经验世界被区分开来，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经验现实。应该指出，这完全符合上述批判现实主义所阐释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之间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世界具有层次性，但不是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而是形式和内容或马克思多次描述的表象和实在、形式和本质、表象和本质以及表现形式和隐含联系之间的区别。虽然表象和实在可能让人联想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但是马克思说的却是完全不同。他的“表象”是指意识形态的形式，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的形式不同，是根植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们是“实在”的形式，虽然有时是虚幻的形式。如果表象颠倒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仅仅是因为起作用的社会关系本身已经颠倒。例如，工资形式掩盖了劳动者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联系到内部和外部关系，那么，外部关系是表象，是内部关系这个实在的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表象被理解为生产的社会条件和所有生产关系的物化自然。事物有自己的历史轨迹，因此，正如马克思敏锐指出的，成为彼此矛盾的一部分，这种矛盾导致人们不断重申生产的中心性，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是以积累为中心。表象还包括国家、家庭、空间、文化和劳动分工等，它们通过前面提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抽象得以再现。批判现实主义将低层次的抽象而产生的表象作为关系的构建物。批判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解释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揭示以社会关系的结构为形式的实在，这种实在需要特定的因果关系性质，并且是经验世界的必要条件；然后指出它与偶然条件的结合是如何作为观察事物的起点。例如，DoreenMassey对企业的新的劳动空间分工及其特定的地理表现之间关系的分析。换句话说，人们需要运用前面所述的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出关系结构，以便从表象返回到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确实可能从一些经验的形式开始，如同在批判现实主义中一样，例如对地域发展不平衡或城市形式变化的研究。但是，这必须被置于资本和它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分析中被认为是偶然的条件现在表现为构成一个矛盾整体的条件，这个矛盾将要被调动起来、再利用和改造，以便消除积累过程中的障碍。看似偶然的条件得到改造和重新组合成新的关系，以便能够使单个资本或资本整体来应付它们所面临的挑战。

三、结语

第2篇：政治经济学理论范文

经济学思想在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演进历程中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经济自由主义只能产生警察行政法观，国家干预主义可以产生福利行政法观。而当代行政法是实质的服务行政法，服务与合作是其人文精神，增进社会福利，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其价值追求。

「关键词行政法治理论

行政权力

政府干预

市场机制

西方国家的文化是多元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思想基础也是多元的。时代的发展、行政法的演变需要我们以更广博的视角来审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在关注其哲学基础、法理学基础的同时，亦不能忽视经济学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是行政法学和宏观经济学所共同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经验表明，尽管“市场失灵”和对公平的关注提供了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基础，并由此诞生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和福利经济学，但市场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等同样导致“政府失灵”，而试图以政府替代市场的做法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市场失灵置换了市场万能的观念，政府失效拒斥了国家的神话。可见，没有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促使我们再次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更好地去做这些事情。因此，如何在尊重市场逻辑的前提下建设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已成为全世界重新关注的焦点。本文拟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阐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洞察其历史脉络及深层次的发展规律，并窥探其发展趋势。这对于政府角色的重塑，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新世纪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和完善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自由主义与警察行政法观

17～19世纪是资产阶级夺取并巩固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尚未摆脱封建统治阴影的笼罩，深感丧失自由和财产的恐惧。因而，他们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论证并且实现经济自由，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深信“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这使得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各国无不围绕“行政权力”构建本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在素有“行政法母国”之称的法国，19世纪70年代以前，行政法治理论基本上是以拉菲利埃（E.Laferriere）提出的“公共权力说”为主流。按照“公共权力说”，行政行为被区分“权力行为”和“管理行为”，前者是行政机关在立法机关的授权下执行国家意志的一种行为，受行政法约束，并接受行政审判权的监督；而后者则是行政机关作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组织者而为的一种行为，属于私法范畴，接受司法审判权的监督。通过这种区分，行政法的主要任务被确定为划分公共权力与私人失误之间的界限，并对超过这一界限的“越权行为”予以制裁。这样，行政权的作用便被局限于国防、外交、警察和税收等以“权力行政”为特征的狭小范围。“公共权力说”确立后，影响到整个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理论。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的行政法治理论称为“警察行政法观”。

这种行政法治理论不仅是当时生产关系状况的反映，而且也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相一致。以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将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国际贸易、政府预算、居民收支等紧密相联的组成部分。“看不见的手”并不是简单地调节其中某一个市场，使其实现供求平衡，而是通过价格信号同时对整个系统发生作用。任何一个外来冲击，如某种商品的价格或数量的变化，某项政府政策的变化，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系统的每一部分。如果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话，这就是“一般均衡”（GeneralEquilibrium）。如果外来的冲击破坏了初始的均衡状态，那么，“看不见的手”将通过价格调整，使其转向另一个均衡。

新古典学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很可能会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给经济系统带来扭曲，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有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不需要政府干预了。但是，新古典学派并不完全排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们主张建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把政府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政府应当保证发展生产、公平贸易和积累财富的外部环境，并且向社会提供那些私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publicgoods）。①于是，政府甘居幕后，扮演“警察”的角色，担当起社会“守夜人”，行政职能集中于“秩序行政”，即保障国家的安定、社会安宁，维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

二、国家干预主义与福利行政法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断发展壮大的资本主义创造出了比以往任何社会都要丰富的物质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始频繁爆发。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关系更趋复杂，社会形势的变化更趋迅速，但个人的生存能力却受到社会的严重制约，就业、教育、卫生、交通以及环境等都已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释经济危机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对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受到挑战。在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L.Walras）的均衡理论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下，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K.G.Myrdal）和林达尔（E.R.Lindahl）提出了动态均衡理论，以德国经济学家施穆勒（G.V.Schmoller）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和以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B.Veblen）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也相继产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上述理论与经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它们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强调政府在调节和管理经济中的作用。在政治方面，它们宣扬阶段利益调和，迎和了资产阶级加强统治的需要，因而对当时西方各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②于是，在西方国家，行政权的作用范围开始拓展。政府在实施有限的间接调控的同时，也开始少量地直接投资，从事教育、卫生、交通以及公共事业等方面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典型的“权力”特征已经很微弱。但这些活动又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不同于私人行为，因而不受民法规则支配而适用行政法规则。在这种形势下，法国行政法上传统的“公共权力说”开始动摇，以狄骥（L.Duguit）为代表的波尔多学派提出了“公务说”。“公务说”认为，“行政法是公共服务的法”，行政行为也是“以公共服务为目的的个别性行为。”③按照这一标准，行政主体直接以满足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活动都是公务行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信任关系；政府的服务是一种通过执行法律为公众提供的服务即公务，因而服务与合作关系就是一种公务关系；公务构成了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将随着公务的需要而变化。“公务说”产生后，对大陆法系国家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行政法都产生了影响。从此，发生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于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带来了致命的冲击。这次经济危机的时间之长、程度之深都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按照传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无论经济繁荣或衰退，政府都不应当积极干预经济活动，“看不见的手”会自动把经济导向稳定状态。可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面对严峻的挑战，政府显得软弱无力。资产阶级理论家们认识到，对这种社会形势，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能够应付，政府的角色有必要重新塑造。

时代呼唤出来一个全新的经济理论———政府干预主义。凯恩斯（J.Keynes）在1931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凯恩斯认为，完全的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关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往往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经济行为的外部效应以及交通运输约束等情况的存在，使得市场机制失灵（marketfailure）。凯恩斯认为，周期性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用“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来解释这一命题，并指出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必然会产生有效需求的不足。按照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只要存在着一定量的总需求，就会产生相应数量的总供给。既然“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地对市场进行调节，那么就应当让政府担当起调节供求关系的责任。据此，凯恩斯认为应当放弃主张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扩大政府职能，刺激投资和消费。同时，他认为政府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以维持国民收入的应有水平，而且政府每增加一笔净投资，还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私人投资和消费，使国民收入量比最初的净投资额有成倍的增长。因此，凯恩斯“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④总之，政府的责任就在于运用各种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保证资源优化配置，抚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创伤，促进经济发展。只有政府为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才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后来，这一理论发展为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学”。于是，行政权力开始大举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阶段过渡到国家垄断阶段以及各国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行政权也日益膨胀，行政立法大规模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行政权的作用已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以促进公共福利为目的行政服务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面对新形势，“福利国家论”应运而生。尽管随着“福利国家”等现象的出现，“公务说”已不能全面界定行政法的外延，出现了行政法理论基础多元论的局面，但行政法理论中服务与合作的基本精神并未改变，即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给相对人以“生存照顾”是行政主体的职责；享受服务、得到“福利”是相对人的权利。在这一时期，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主体范围不断拓展。同时，因分享公共利益而形成的关系以及因行政事实行为引起的关系也都被纳入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范围。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甚至开始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触角伸向了传统的民法领域。总之，这一时期行政法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只有不断地缩小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扩大行政权力作用的范围，才能为相对人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公共福利才能实现最大化。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福利行政法观”。

三、政府干预主义的困惑、修正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重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风光了几十年。一直到70年代初，普遍奉行政府干预主义的西方各个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稳定增长，并没有遭遇到较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却遇到了麻烦———“滞胀”现象，即高失业与高通货膨胀并存。尽管各国政府按照凯恩斯的主张采取了各种药方，但是经济衰退仍越来越严重。对此，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以解释，又不能提出有效对策。特别是70年代“雪上加霜”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更是动摇了政府干预主义的基础。于是，主张经济自由、减少政府干预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学者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批评。西方各国也相继放弃政府干预主义，而选择经济自由主义为制定政策的指导原则。到80年代末期，过度的放任自由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又一次出现衰退，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得势。

看起来，似乎新古典学派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政府干预主义在经济学舞台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无论是新古典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都在不断地汲取对方的长处，修正自己的观点。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Samnelson）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1985年以后又改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又如，克林顿政府强调政府干预，不过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片面地强调增加需求，而是采取既强调需求方面，又强调供给方面的两手政策。克林顿也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既不是新经济自由主义，也不是政府干预主义，而是一条结合两者长处的新道路。⑤总之，两大学派的融合反映了西方宏观经济学正在加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探寻政府权力作用的最佳范围，整个资本主义也“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保持公私两个方面主动性和控制权的混合经济。”⑥面对宏观经济理论各派林立，争论不休，国家政策频繁变动的新情况，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也表现出了应有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行政权作用范围的有限缩小。学者们认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并不是唯一的“公共体”：“公共产品”除了可由行政主体提供外，还可以由其他公共体———社会自治组织提供。这是因为，非政府的社会公共体行使公共权力，可以避免或减少行政国家异化的许多弊端，如腐败、低效率、滥用权力等。而且由于它更贴近公众，公众可更直接地参与其运作和更直接对之进行监督。除此之外，学者们也认为，过分强调为公众提供全方位的“生存照顾”会使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退化；行政权的过度延伸不仅不会使公共利益进一步扩大，而且还会对其产生抵销作用；应该重新重视市场机制激励作用，“只有在个人无力获得幸福时，才由国家提供服务。”⑦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对行政权重新估价，放松政府管制而加大市场调节的力度。政府也将一些政府垄断项目转到市场竞争领域，或者引入市场机制到公共领域适用。于是，国家行政、社会公共行政的结合和对私人力量的利用便构成了维护、分配和发展公共利益的多元力量结构。⑧第二，行政强制的弱化。西方学者认为，行政行为既然是一种服务，在相对人能自觉合作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公共利益能够实现的情况下，也可以不运用强制性的行政行为，而运用一些非正式、非强制的行政行为来服务。并且，传统上以“公权”和“强制”为特征的行政行为的性质及形式，都需要重新界定和概括。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行政法上便反映为：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形式或者原来在行政法领域中不甚重要的行政行为形式，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规划、行政给付和行政私法等，已经或者将在行政中发挥新的或者更重要的作用。行政合同和行政规划在法国，行政指导在日本以及行政给付在瑞典等都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行政法制度。这些行政行为形式中既包含了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又体现了相对人的意志，既有行政权力的因素，又有市场自由的精神。它们所具有的应急性、简便性、温和性和实效性等特点，也正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第三，行政程序法治理念的增强。学者们普遍认为，新时期行政法治不仅应重视服务的结果或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而且还应强调行政程序，即服务与合作的过程。通过行政程序，扩大行政民主，调动相对人对服务的合作或参与，增进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信任，使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融合相对人的意志，使行政行为具有公正性、效率性、准确性和可接受性，以避免行政权在其作用领域中的滥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因对抗而致使公共利益遭受损失。而行政强制的弱化，行政程序法治观念的增强，必然会促使行政效率的提高，公共利益的实现。为此，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行政程序法典化浪潮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仍然方兴未艾。

第3篇：政治经济学理论范文

关键词:古典政治经济学;斯密;李嘉图;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4-0001-02

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的认识与批判,是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理论起点,而之后对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对于蒲鲁东的批判,乃是其在一般方法论上将归纳法和演绎法融合在一起的连接点。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经济理论,而庸俗经济学则是资产阶级从革命走向保守的经济理论。虽然在马克思具体的经济学意识形态批判中没有把它们截然分开,但他对两者的态度是有所差异的。他认为,古典经济学上具有客观性的成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经济生活中顺应历史发展的精神;而庸俗经济学则基本上属于对资产阶级经济进行辩护,对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实质进行掩饰、遮蔽的理论,反映了资产阶级在经济背离历史总体发展时的庸人心态。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尽管具有一定的道理,可以称作“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但它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斯密和李嘉图就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是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关系所进行的研究。在英国是从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这一方面决定了他们比较客观地分析社会经济事实及其规律;另一方面决定了他们用资产阶级的眼睛看待经济活动,本质上代表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内部规律上的历史功绩给予充分的肯定,曾经提出它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他说:“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发展”[1]。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一上来就否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作为主体设定的独立的个人,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2]马克思说:“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同上)经过《伦敦笔记》,马克思已经可以进一步指出,独立的个人只是一个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在马克思看来,斯密、李嘉图的抽象的单个人,只是一种美学上的假象。只是在18世纪对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类生存情境的一种“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因为只是“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2]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却将这种历史的个人假象表述成天然的人,并将其当做历史的起点。

马克思回过头去追溯历史,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2]这也就是说,个人,作为一种真正独立的生存,实际上不是一个永恒的状态,而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人的生存及其本质是一定社会关系之总和。

在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上,马克思对斯密科学与意识形态的不断矛盾性进行了揭露。他指出,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关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4]。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在马克思看来,斯密的第一种方法使他的经济学或多或少触及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包含着宝贵的科学因素;而第二种方法则使他的经济学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外部联系的现象主义表面描述上。而不从历史总体的角度进行考察,不挖掘资本主义经济潜藏的内在联系,以“实证”、“客观”的态度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进行现象主义的表面描述和浅层概括,就必然做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非批判解释,就必然成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5]。马克思说:“不论是斯密,还是后来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照例都缺乏对于经济关系的形式差别所必要的理论认识,――他们都是粗略地抓住现成的经验材料,只对这些材料感兴趣。”[3]

李嘉图被马克思视为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把劳动价值论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从而为马克思创立科学的经济学提供了直接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曾经称赞李嘉图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分析中具有科学上的诚实精神,并充分肯定了他对经济学发展和历史理论发展的贡献。李嘉图的观点已不是要把复杂的现象归结为它们的一系列简单成分,而是从一个简单的实体中引出一切复杂的现象。李嘉图的思维的严格的演绎性质在政治经济学上早已有口皆碑。但是只有马克思才能正确估价这种演绎法的意义,指出它是李嘉图对事物的理论态度。李嘉图由于自发的遵循事物的逻辑,便达到了马克思后来完全自觉采用的理论出发点。但是李嘉图的演绎法实际上仍旧是纯粹形式主义的演绎法,这种演绎法只能从想象中区分出已经包含在一般概念规定中的东西,而他的归纳法则仍旧是纯粹经验主义的,纯粹形式主义的归纳法,而不是理论的归纳法;形式主义的归纳法不可能从现象中抽象出现象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是现象所必然具有的,在属性上是和现象的性质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由于各种同现象的性质没有联系的外部情况的影响才出现在现象之中。

第4篇：政治经济学理论范文

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生产和消费这一对矛盾中,生产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支配的地位;消费不是消极地被生产决定,它对生产也有反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此作了完整而科学的阐述:一方面,“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1995)。另一方面,“消费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1)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1995)。可见,生产和消费相互依存。然而,为了防止庸俗经济学家把生产和消费的地位等同起来,马克思在此又进一步强调:“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马克思,恩格斯,1995)在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在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中,是生产决定消费,而不是消费决定生产。然而,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一关系不仅不能成立,而且得出相反的结论。鲍德里亚认为,随着西方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不仅构成整个经济生活的主导性逻辑,而且成为当代世界的根本特征,“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鲍德里亚,2008)。从此,他认为不仅消费的对象与生产没有关系,而且消费也最终决定或创造着生产,这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得到验证:第一,从消费所处的地位来看,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消费从先前相对于生产而言的被动吸收的地位,转变为一种建立或设定关系的主动模式,即消费从满足需要的程序中解放出来,也即在一种主动的关系中,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活动模式,形成了对“物体系”的全面性的回应:消费不是与生产相对的被动吸收和占有,而是一种建立人与物之间、人与集体和世界之间关系的主动模式,这种模式是系统性活动的全面性回应,并且在此模式之上,建立了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以至整个社会体系。至此,消费成为支配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主要力量。第二,从消费的对象来看,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消费对象和范围近乎无限伸展。传统消费主要表现为对物的享有、使用和消耗。但在消费社会,“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他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布希亚,2001)。可见,在消费社会里,被消费的对象不仅包括琳琅满目的各色物品,而且包括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结构本身,且这种关系已延伸到历史及传播与文化关联的所有层面,以至最后所有与此关联的东西,包括思想、理念、文化、感情等都成为消费品。这也就意味着物品具有一个外在的并具有意义关联的关系结构,物品本身被表达为这个意义体系的要素,因而物品的消费不再是因为它首先具有物质的特征,而是因为它更显示出是一种“符号”,是一种“个性化”的处于符号差异体系中的意义对象。随之,人们的消费从传统对“物”的消费转入消费社会对“符号”的消费,从而使消费与生产的关系走向了“断裂”。第三,从消费的功能来看,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消费创造着生产。传统社会的消费过程是消费物体的过程,但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过程却成为创造生产的过程。一般而言,伴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的消费能力也应当随之提高,否则生产将难以为继。消费对生产的这一作用显而易见。由此,鲍德里亚将消费的作用无限放大,认为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是因为资本家“不知道如何使人们消费。……1929年的危机表明了令人窒息的时刻:问题不再是生产,而是流通”(鲍德里亚,2005)。为了进一步强调消费的作用,鲍德里亚接着说:“消费是为了重新生产。在消费中的花费实际上是一种投资,从总体上看什么也没有浪费。甚至当焚烧咖啡树根时,当大量的财富在战争中被浪费时,这个体系也不能停止使消费转向更大的再生产,它落入到了生产、积累、获利的必然性中。”(鲍德里亚,2005)可见,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具有特殊表现和特殊作用的消费对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并能够创造生产。

二、以“符号价值”取代“劳动价值”——否定之二

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分析,克服并纠正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的不彻底性,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这一理论不仅揭示了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而且揭示了商品的价值量(包括物化劳动转移价值和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显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量)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是可以计量的。在鲍德里亚看来,在传统的生产社会中,人们的消费主要注重物品的使用价值和功能性,即消费的对象是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物品;这种被消费的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的,即其价值是依据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价值量来确定的,而且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载体。但在丰盛的消费社会里,消费所关注的焦点已经不是物品的使用价值本身,而是“符号”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因而人们的消费从传统对有用性物品的消费转入对符号的消费。而当我们所消费的物品,一旦把它作为一个符号来消费时,对其价值(量)的衡量,就不能从生产该物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劳动价值)出发,而必须通过其符号价值来衡量。所谓符号价值,就是指物或商品在被作为一个符号进行消费时,是按照其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以及其他因素来计价的,而不是根据该物品的劳动价值(量)来计价的(孔明安,2002)。符号价值与物品的劳动价值(量)有时是髙度不一致的,也就是说,从劳动价值(量)的角度看,一个商品由于所包含的劳动价值(量)很少因而其价值中可能很小,但是如果它被作为符号进行消费,那么其符号价值可能大大超过其劳动价值(量),可见,符号价值可以脱离劳动价值(量)而独立存在。比如一双名牌皮鞋,其中的物化劳动转移价值(量)和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量)可能不是很多,但因为其品牌是名牌,它的符号价值可能相当高。因此,伴随着消费社会的消费从传统的关注使用价值的物质性消费转变为脱离使用价值的纯粹符号的消费,对消费品价值的评判也将从原来的客观价值评判转变为主观价值评判。这种主观价值评判十分注重符号象征、个性差异、品牌档次以及偏好稀缺等主观因素在消费品价值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至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鲍德里亚的所谓的符号逻辑体系中被彻底“颠覆”乃至被“”。

三、以“符号象征的社会分层”取代“经济关系决定的阶级差别”——否定之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阶级差别的实质根源是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决定阶级的根本因素是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恩格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的注释中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做了一个最具本质的定义:“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1972)可见,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等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显示#两个特殊现象”,“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其次?,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马克思,1975)。资本家阶级就是这样通过利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发财致富的,而工人阶级除了自身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身生存并养家糊口。为了进一步揭示这一关系,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另一个方面:价值增殖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而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样一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这一点,那就成为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1975)只有实现了价值增殖,资本家阶级攫取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目的才能达到,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所在。但鲍德里亚却认为,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只存在资本家阶级,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里,生产不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消费成了消费社会演进的主流力量。因此,传统的财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基础之上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差别因变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不复存在。由于现代消费社会巳经不仅仅是一个商品和物体的世界,它巳经成为一个符号的世界、符号的王国,因此,对消费社会的分析,只能从符号入手,因为每个人或物体,它其实就是一个符号,有着它应有的位置。这个社会是由符号来决定社会分层和社会差别的,每个人在社会中有着自己的编码,有着自己的层级。因此,这个社会的不平等巳不再是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消费领域,构成社会矛盾的基础也不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再是来自生产的支配。“简而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不再是‘获得最大的利润’与‘生产的理性化’之间的矛盾(在企业的主层次上),而是在潜在的无限生产力(在技术结构的层次上)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鲍德里亚,2008)由于符号的消费可以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不仅仅可以体现人与物的关系,而且还可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消费自身也可以建构一套社会关系,可以体现人的地位、层次,可以标志高低贵贱;并且,不同的消费符号所代表的是不同的关系理念,这种不同的关系理念包含着不同符号拥有者的地位、身份、权力、品味、个性等诸多差异,所以,消费社会的消费意味着特权而不是平等。消费社会的来临,从表面上看来,人人都可以在消费中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都可以自由地购买自己的消费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民主和平等,因为,“消费并没有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鲍德里亚,2008)。对符号的消费本身就是建立在差异、个性和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因为符?号之所以能成为消费品被消费,原因在于其具有社会区分的意义,在此意义丄,消费社会的消费本身就会“重新产生等级和阶级特权”,从而‘‘也确定了其社会结构”(鲍德里亚,2008)。具有强大购买力的消费者,通过符号消费的方式,“从炫耀到审慎(过分炫耀),从量的炫耀到高雅出众,从金钱到文化,他绝对地维系着特权”(鲍德里亚,2008)。所以,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无论财富的绝对量多少,都含有一种系统的不平等”(鲍德里亚,2008),这种不平等和特权是消费社会的内在机制,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逻辑没有任何关系。

四、鲍德里亚否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根源

探究鲍德里亚通过对消费社会的消费逻辑和消费原则的分析,形成了对当下社会特征的一个基本判断:消费决定或创造生产、符号价值呈现以及社会分层的符号象征和符号决定。虽然这些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见解十分独到,但由于其脱离了分析问题的基本原则和辩证方法,也形成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误读和曲解。在此,我们将从根源上对其进行深入剖析。

(一)鲍德里亚的分析越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范围、脱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后发展为“市场经济”)的分析构成了他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成为基本环节;生产者生产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在商品交换中获得价值和剩余价值(现实中也称“利润”)。但在波德里亚看来,伴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汽车、冰箱、洗衣机、电视和家具等曰常生活所使用的“物”被符号代替,其价值也将由原来的劳动价值转化为了符号价值。从此,物品的价值变得与生产过程毫无关系;符号交换既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价值。由于符号价值成了商品的最重要的价值,所以,生产活动不再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这里鲍德里亚地地道道地犯了两个重大错误:一是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偷换成一般物品的有用性概念,并将能体现消费者个性、身份以及偏好的某些特殊物品当作一般物品;二是彻底逃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和逻辑的限制,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始终与客观的人类活劳动的凝结结合在一起的,用符号价值来界定商品价值,从而使商品价值变得十分主观、?难以衡量且缺乏存在基础。

(二)鲍德里亚的分析背离了娜性分析原则

鲍德里亚虽然深知生产的发展促使"匮乏的生产社会”向“丰盛的消费社会”的转变,但他却完全否认生产逻辑和消费逻辑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生产逻辑在本质上的奠基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为了批判马克思的生产逻辑,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的开篇带有极强讽刺意味且毫不负责任地写道:“一个幽灵,一个生产的幽灵在革命的想象中徘徊。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鲍德里亚,2005)其实,马克思从来没有孤立地理解和规定生产,即使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也从未贬低过消费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意义。任何一个经济时代,生产和消费都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消费社会也同样不能例外。鲍德里亚极力推崇消费逻辑以及否定生产逻辑的做法严重违背了经济生活的整体性原则。虽然消费社会的符号象征意义以及由此形成的需求或欲望体系日益重要地成为其重要特征并日益深刻地影响和支配着生产,但‘‘消费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仍然不能不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而且在这个统一体中,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仍然不能不是当代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在这个意义上,一味将消费、“符号价值”等从整个经济生活中抽象出来并使之独立化,从根本上说只能构成一种本末倒置、无“根”的消费逻辑。

(三)鲍德里亚的分析立足现象、琉于本质

第5篇：政治经济学理论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计划调控理论中国化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质

目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内，也成为经济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质所决定。与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具有以下特质：

一是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一般商品开始分析，其逻辑顺序主要根据商品—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总过程层层剥丝抽茧，有机结合了宏观分析以及宏观分析手段，揭示人类经济社会运行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从两个方面揭示其规律，一方面阐述了人类社会形态能够普遍适用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也向人们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即是产生—发展—必然死亡三个阶段，说明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终将会消除资本主义，并取而代之。

马克思曾指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是由生产关系所组成，这些生产关系源自于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树立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上，势必会有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社会意识形式作为现实基础。整个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以及政治生活过程都被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制约，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某一阶段，人们与他们生活存在的财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即会迎来社会革命，然而一旦经济基础改变，所有的上层建筑也会随着变革。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引起的生产相对过剩所致，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特有产物，究其原因，实际上也是由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低下所致。资本主义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作为资本家，生产的产品无路可销，在仓库堆积如山而糜烂；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作为消费者，由于收入低下没有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能力，生活穷困潦倒。经过进一步深究，马克思又揭示生产相对过剩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发生的矛盾和冲突。

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高度相统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注重经济效益，同时也强调社会效益的重要性。比如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即为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社会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但是，在科学技术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发展与进步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不公平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向前发展，使得劳动生产率得到大大提高，不仅缩短了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也使得剩余劳动时间得到相应延长，工人们在工作日不变的情况下创造了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对于工人们而言是极大的不公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学术界称为“无产阶级经济学”，原因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以社会效益为追求目标，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使社会的公平、公正成为现实，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避免出现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让资本主义国家统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提出相应的解救处方，对于促进国家的经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是具有科学的理论方法。马克思最先创立的基本哲学是辩证法以及唯物主义法，两者统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后来在分析社会现象过程中，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合并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是在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及问题的过程中创立的，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完备而严密。我国自改革开放后，所有制理论、价值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经济发展理论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突破，这些研究成果都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确的理论指导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必然性

根据上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与我国国家的内在性质一致，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有良好的推进作用；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只有在中国才能有长久的生存空间和市场，可以得到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具有必然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与我国内在性质一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消除剥削，实现富裕”，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质保持一致，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彼此促进、和谐发展，实现双赢的局面。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适应在中国发展。根据马克思哲学理论分析，真理必须经过“认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重复循环形式下获得，即使理论是经过人们不断实践后并检验证实后获得，但随时间不断推移，理论实践基础也会有根本性变化，可能会推翻以前的理论，因此人们在不同时期应不断认识新的实践基础，并在进行实践、检验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经不断发展而形成的理论体系，理论中并未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作出明确的结论，仅仅是一些预测、推测，并不会保证与现实的社会主义现象一致，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们应不断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尽可能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思想，原苏联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纷纷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革，但结局均未成功，最终仍然转化为资本主义国家。而只有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取得了圆满成功，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也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发展的基础。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们比外国学者应该更了解中国国情，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们可以认真分析、总结我国经济建设成功的原因和经验，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同时，我国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下，不断地分类、整理、总结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根据当前社会主义现实状态再建立新的理论，可以更好地指导我国现代化的经济建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与存在问题

（一）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从其本质上讲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现阶段的时代特征、时代主题、实际情况、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土化、中国化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制定经济政策以及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是一个良性循环往复的过程，经过不断地循环发展，才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同中国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达到高度的契合。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使政治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而我国发展问题也可以归纳出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存在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本质内涵显示，实践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并不可能一帆风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于经济体制以及经济发展方向转型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指导、实践的基础，势必会受到一定影响，会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顺利实施。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缺乏完善的理论体系。科学、完善的学科体系结构首先应有一条始终贯穿于整个学科的逻辑主线，同时应具有基本的概念（范畴）、假设（公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经过逻辑推理而形成的一系列推论以及结论，能够在遇到新问题时，经过研究、分析将新的结论纳入整个学科体系结构中，不断丰富该学科体系的研究内容，扩展研究结构。然而就目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而言，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整个体系结构缺乏严密性，现阶段我国高校编制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较为流行的是逢锦聚等编制的《政治经济学》以及程恩富等编制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均不严密，逢锦聚等编制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作为主要内容，但缺乏统一的逻辑主线；程恩富等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虽有明显的逻辑主线，应有部分内容尚未编制入该结构体系中。

缺乏创新，流于诠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由19世纪开始创立，且当时创始人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以分析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现实为起点，显然与当前21世纪社会主义现实有诸多不和谐之处。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需要研究学者们与时俱进和大胆创新，针对当前经济社会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和现象不断建立新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但在目前的实际实践研究过程中，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往往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经济理论往往滞后于经济实践，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们往往只会就经济实践后的问题以及现象进行诠释。这种现象导致政治经济学理论并没有真正发挥其效用，也无法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指引正确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着力点和发展方向

第6篇：政治经济学理论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扩大再生产理论；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经济

发展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F014.6；F1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1000109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宗旨是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不同阶段进程中所依靠的资源要素组合方式和发展路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方式理论旨在研究如何形成良好的经济结构和资源要素组合方式，以更好地适应科学技术、劳动力资源和生产资料等要素结构以及制度、市场环境的演变，最终实现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其核心内容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中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5a）。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其指导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演进与创新，对于总结已有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探索未来理想社会的经济关系，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内容包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和私有制，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未来理想社会产品分配实行“低级阶段按劳分配、高级阶段按需分配”原则，社会生产实行计划调节等。这些内容既展示了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目的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也为未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李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演进与创新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阐述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但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时重点研究了两个方面：一是探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规律，即资本主义物质财富得以迅速增长的原因；二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制度及剥削关系，指出资本主x社会必然要被未来“人能够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所代替。因此，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规律及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并集中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1.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

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论述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马克思认为，要实现扩大再生产应具备两条基本途径：一是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二是使用资本的效率不断提高（马克思，2009a）。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分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马克思在考察剩余价值流通时指出，资本扩大再生产过程，既可以在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的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也可以在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在讨论企业因固定资产的局部更新而导致生产规模扩大时指出，生产场所扩大表现为外延扩大，生产资料效率提高则是内涵扩大；在论述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时认为，农业资本家一方面无须施肥，甚至只要粗放耕作，就能长期获得收成；另一方面将资本连续集中投放在同一块土地上进行集约化耕作。综上所述，不论是剩余价值转化还是固定资产更新，马克思把单纯依靠增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数量的扩大生产叫做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把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扩大生产叫做内涵式扩大再生产；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来推动。因此，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扩大再生产方式具有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化的历史趋势。

2.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由外延量向内涵量转化理论

马克思在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中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2009b）。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欲，采取一切手段提高其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额。马克思指出，在劳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在价值规律和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倾向于由外延量剥削转向内涵量剥削。再生产过程中不用增加劳动的外延量，只是增加劳动的内涵量，生产结果也会相同，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为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由外延量向内涵量转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然，在这种转化趋势下，资本家也不会放弃对工人外延量的剥削。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理论引起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的否定，认为马克思用剩余价值率衡量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是致命“错误”，是一个假设的公式。对此，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对剩余价值率的否定是依附于历史唯心观，把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原则（卢森堡，1984）70170。由此看来，马克思对资本家剥削方式转化的研究，既凸显了他对资本家基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更多剩余价值的无穷欲望的批判，也彰显了其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辛苦劳作而挣扎在生活贫困线的同情以及为广大无产阶级谋福利的价值取向。

3.生产要素及其配置理论

马克思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虚伪的同时，也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其一，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和转型有巨大作用。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的每次重大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运用，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还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化的根本力量。他指出，大工业把科学技术和巨大的自然力并入生产过程后，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对此，卢森堡在批判伯恩施坦关于中小企业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无足轻重的错误观点时指出，中小企业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技术进步的先锋（卢森堡，1984）88，凸显了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前瞻性认识。

其二，制度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及其结构变迁对经济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劳动条件实现分离，促进了经济外延式发展，同时市场调节和竞争规律又促进了经济内涵式发展；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必然阻碍经济发展，并成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其三，经济结构协调能促进经济发展。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家为追求个人利益强调个体企业内部生产的条理性，却忽视社会生产不协调性所带来的危害，进而指出社会生产要顺利进行，各个生产部门必须协调。为此，马克思把整个社会生产分为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资料两种，进而划分出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并通过一系列数据推演论证了两大部类之间及其内部的协调对社会生产两种补偿顺利实现的重要性。

其四，企业有效管理能提高经济效益。马克思认为，企业生产商品的活动，既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限制，又受社会需求约束，因而加强企业管理以促进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有效结合不仅成为一种必要，而且能为社会有效供给所需产品。

其五，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马克思认为，自然资源与劳动力的结合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必备条件，因此，自然环境优劣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级差地租分类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同时，马克思也清楚地认识到，资本家的贪婪掠夺本性和大工业发展给资源环境带来的破坏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其六，发展国内市场和开拓国际市场能有效调节生产要素配置。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起初需要国内市场为其发展不断提供必需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但在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中应用的推动下，这种商品经济获得了一种富有弹性的、突然跳跃式的、且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能限制它向前扩张的能力。原料和销售市场的限制，促使资本家不断到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形成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世界市场，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内涵式发展。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沃勒斯坦，1984），而阿明的边缘资本主义恰恰也说明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世界市场剥削发展中国家对其自身发展的重要性（阿明，1990）。

其七，城乡经济融合能有力促进经济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城市和乡村分离根源于社会分工的发展，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最初的城乡分离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合理性和必然性。马克思同时也指出，私有制的存在是城乡关系对立的制度根源，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城乡对立达到最鲜明和最尖锐状态，这种城乡分割带来了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城市病”和“乡村病”。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消除城乡分x和对立，实现城乡融合，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更有利于保护环境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制度、经济结构、企业管理、自然资源、市场、城乡关系等影响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及其配置的研究，在更广的范围内论述了经济发展的路径，这些论述和他的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相结合，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可以概括为：扩大再生产方式分为外延式和内涵式两种类型，并且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主张通过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组织管理、市场拓展等提高资源要素生产率，并强调协调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发展循环经济，融合城乡关系，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以期实现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不仅是对亚当・斯密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批判和创新，而且也揭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必然性和途径，成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起源，是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发展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东欧各国以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摆脱面临的内外困境亟须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发展生产力，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从现实角度形成的以快速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内容包括快速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发展有计划按比例进行、人民是国家主人等。在以快速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方式主要表现为以见效快为特点的外延式发展。但由于实际国情不同，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各有自己的特点。

1.苏联东欧各国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1）列宁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

“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国内外严峻形势，列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结合过渡时期的实际状况，形成了过渡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使所有劳动者过上最幸福、最美好的生活。但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物质条件，即社会主义要快速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奠定物质基础；二是制度条件，即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剥削制度和两极分化，为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创造制度条件。为此，列宁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其一，论述了消费资料生产对生产资料生产的制约性。列宁提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实现最终要依赖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因为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列宁，1984）44 。其二，阐发了劳动者素质提高和加强企业管理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列宁认为，要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重视经济核算，加强企业管理。列宁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虽然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其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须依赖于消费资料增长、注重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重视经济核算等方面的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中的两大部类、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和薄记等思想。

（2）斯大林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法西斯势力的进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以快速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种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斯大林主要在两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其一，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斯大林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其二，重视企业管理、技术和人才。在企业管理上，斯大林认为，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斯大林，1985）45，进而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虽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出现了一些教条主义，并且在其指导下的经济发展出现结构失调现象，但他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以及重视技术、人才和企业经济核算等思想，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中的扩大再生产、科学技术、企业管理、人才等思想。

（3）苏联东欧各国学界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探讨

自20世纪60年代后，苏联东欧学界又进一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式。其一，关于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苏联学界认为，经济发展有粗放和集约两种途径。粗放发展要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投入劳动力、资金和自然资源，这种发展方式在苏联早期采用；集约发展要求充分利用现有生产潜力，不断采用新技术，改进管理，增加设备负荷，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这是在生产水平很高、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使用的发展方式；现实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化过渡是很有必要的（哈恰图罗夫，1981）20。东欧学界则重点讨论如何将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有机结合起来，以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其二，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苏联学界在马克思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有相互制约关系。布哈林提出，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要以发展重工业的速度来进行，并重视农业发展，工业的发展要以农业能够有迅速的真正积累为前提（布哈林，1981）279。其三，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与企业管理相结合的研究。波兰学者布鲁斯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宏观调控与企业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相结合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对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总之，虽受历史条件限制，但学界还是在两个方面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一是把马克思的外延式和内涵式两种扩大再生产方式发展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经济发展方式，并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分别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位；二是把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协调理论拓展到生产实践中，正确处理农、轻、重产业之间的关系，阐明了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认识到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相协调的重要性。

2.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1）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

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依据中国国情，批判地借鉴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经济建设经验，探索出中国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实行按劳分配，人民当家作主等。以此为指导，重视经济结构平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借鉴苏联经济结构失衡的教训，提出用“统筹兼顾”的方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1999）186。总揽全局，在统筹理顺工业、农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关系时，还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以调动国家、集体和个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性；并坚持运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保持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中发展。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不仅着手打造技术干部队伍，而且还着手普及科学知识，扫除文盲，把提高农村劳动者文化素质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前提。虽然晚年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错误，但毋庸置疑他的“统筹兼顾”“发展科学技术”等思想发展和拓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2）学界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探讨

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学界掀起了探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热潮。一是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方式的理论研究。刘国光在界定扩大再生产方式两种类型的范畴时指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区别扩大再生产的外延性和内涵性的基本标志（刘国光，1962）；外延式和内涵式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中不是单一使用的，而是交错出现，要根据具体情况和要求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向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研究国民经济各部门综合平衡的重要性。许涤新、曾启贤等学者在肯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前提下，着重研究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条件以及消费资料对社会扩大再生产的作用，认为技术进步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决定性条件，但生产资料部门的技术进步要快于消费资料部门的技术进步，因而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在发展速度上要快于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对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都能起到制约和促进作用。三是探讨国民经济核算问题。何建章等（1962）认为，成本核算和资金核算是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重要内容，因为企业降低生产某种产品占用的资金，意味着用同量的资金可以生a出更多的产品，能够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益。学界的上述研究，不仅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方式类型及其转化趋向、两大部类协调发展以及薄记思想的认识，而且对于现实中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取消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等都有着积极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方式、两大部类关系以及薄记等理论思想：区分了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类型，研究了这两类经济增长方式在现实生产中存在的条件、关系和历史发展趋向；提出了产业结构问题，探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综合平衡的重要性；提出了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相结合思想，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理论成果的取得，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演进和创新，而且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也开始了创新历程：从“经济发展新路子”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到“经济发展新理念”，这一历程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念，也不断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1.经济发展新路子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审时度势，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伴随着对这两个问题认识的深化，邓小平提出了经济发展要走“质量、速度和效益并行”新路子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上；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是并行的，经济发展没有一定的速度，或者光有速度没有质量都是不行的；发展经济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邓小平，1993）375。显然，邓小平强调的“快”是以质量和效益为前提的。为了确保速度、质量和效益并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被提上日程，试图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通过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此外，邓小平十分重视科技教育和企业管理，认为科技和教育是实现速度、质量和效益并行的关键；他提出把企业由行政直接管理改为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间接管理，以提高企业活力和运行效益；他还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利用外国资金、先进技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效益相结合，展现了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战略性，也体现了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内涵发展的新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老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此为指导，把邓小平发展经济的“新路子”拓展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发展经济要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1997） 1483；注重依靠科学技术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的密切联系。在农业方面，加强农业科研攻关、先进实用技术推广、农民科技培训和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发展现代农业；在工业方面，合理布局与国民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发展能带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柱性产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出，既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必要性和主要内容的新认识，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又一次提升。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进入新世纪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人的发展学说凸显出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正确处理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2005）483。这一新认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协调投资出口消费、协调第一二三产业之间比例关系带动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由原来的依靠资源消耗转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创新管理上来；进而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措施：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实施这些新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放在提高质量和效益上，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力和培育开放型新经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目的和途径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4.经济发展新理念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新观念：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加快构建开放性经济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性经济。在这些政治经济学新观念的指引下，新的领导集体在继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础上，适时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其一，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015b），即通过系列创新，协调各方面各领域，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生产力发展，为人民群创造环境优美和共创共享的美好生活。其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c）。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必须从供给侧角度强化需求调节和供给调节的功能互补，共同发力，进而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为此，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和措施：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抓好“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化解金融风险，降低企业成本，扩大有效供给，着力补齐短板。这些战略措施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人民群众转变思维，深化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进而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不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还将在更广和更深的层次上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继续创新和丰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提出了经济发展“质量、速度和效益并行”的新路子，拓展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内涵，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开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争在实现供需平衡的基础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良药。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在更高水平上的升华。

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以来，历经时代变迁和背景转换，其构成内容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其根本原则和核心内容仍然是生产关系演进与生产力发展的自觉统一，在其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也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得到演进和创新。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继承性、连续性、时代性和创新性，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内在联系和互相促进。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创新启示

1.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创新必须根植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理论创新和发展离不开实践。回顾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不少理论创新源自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推动，然后被学界归纳、总结和发掘，抽象成理论，进而被高层决策者采纳，并在发展经济大潮中进行实验和试错，在实验和试错中不断解放被束缚的思想和观念。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亟待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根源于现实经济发展积累的经验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需求，要求我们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的新事物和新L险有清醒的认识，进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下创新和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2.在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创新和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以及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发展环境的变化，以往通过需求侧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及其实现路径已显得力有不逮。因此，应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东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内容为指导，结合新常态下国内外经济格局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把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思路，从注重短期数量发展转向注重长期质量、速度和效益并行的可持续发展，并力求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进而创新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为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可靠的、有效的、科学的、新的路径指南。

3.以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创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与互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与互动性。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性，不仅在理论上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吸取它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中的科学营养，而且还要吸取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创新的新成果，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理念、新途径和新方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进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

4.在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创建和发展中国经济学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要完成特色新型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就必须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统一起来；要在发展生产力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以建设和谐社会、人民群众共享发展为目标的经济制度；要在深化体制改革基础上，优化经济运行体制，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形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经济运行机制。我们应在既有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发展观”“新四化同步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经济理论基础上，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而创建和完善中国（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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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1016；修回日期：20161108

第7篇：政治经济学理论范文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成果，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提炼和概括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定位。

学科定位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表现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所谓理论范式，涉及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基本功能、基本范畴和基本方法。当今世界的经济学范式大体上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大体系。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概括地说，包括四个方面内容: 第一，基本立场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第二，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第三，基本任务是阐述经济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第四，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第五，话语体系以《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范畴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原因是其继承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贯穿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中。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简单地复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而是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了理论创新，在继承其范式的基础上发展: 第一，就基本立场来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其阶级利益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服从于人民的福祉和共同富裕。第二，就研究对象来说，仍然是研究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但注重研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第三，就基本任务来说，仍然是阐述经济规律，但更多地是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第四，就方法论基础来说，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突出两点论和重点论。但不排除对当代新方法的应用( 如数学和模型分析方法) 。第五，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仍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为基础，但是开放的: 一是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开放。以新的话语概括新实践。二是对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积极的理论成果开放，包括对西方经济学有用成分的吸收，特别是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先行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所概括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批判地吸收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使其更具有科学的先进性。

学科定位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对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破了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正在解这个题。面对所要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根据时代赋予的使命研究新问题，发现新规律，概括新理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时空观分析，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研究资本主义，当时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他所预见的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是在时间上继起的两个社会。而现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空间中并存。在国际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并存，在国内是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这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面对的课题是: 一方面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有共同的经济活动背景，许多经济组织、方式、规则和秩序在形式上有相同之处; 另一方面共存的不同性质的经济彼此间存在着矛盾和竞争。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仅需要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更要寻求增强社会主义经济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途径，其中不乏相互学习之处。

第二，从物质基础分析，马克思当时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这与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相关。而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虽然经过国家工业化建设，但生产力水平还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发展社会主义需要经过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完成其他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这个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与此相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完全消灭私有制，恰恰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利用多种私有制经济发展生产力。

第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分析，新中国建国65 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 多年是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改革的中国模式，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伟大的实践推动了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进行的理论概括，是用中国理论讲中国故事。

学科定位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新的历史时期创新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实践会推动从经济学理论上提炼和总结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现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均GDP 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市化率进入了城市化中期阶段。在这个历史起点上所要解决的发展问题就不是在低收入阶段单纯追求GDP 增长的发展要求，而是要追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其任务包括: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支撑经济发展新常态;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新时期的新任务不能犯颠覆性错误，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问题为导向，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又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不断形成并认同新的理论成果。

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阶段性上的学科定位就是: 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上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正因为如此，它保持了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并且保持了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地位。

上述学科定位决定了研究层面。通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层面限于经济关系本质层面，即生产关系层面的分析。理论依据是，发展生产力靠的是调整和改变生产关系。而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所面对的发展生产力问题，不只是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这个层面，还涉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都同生产关系相关，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研究领域的拓展。

二、构建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

同其他学科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特定的对象和任务，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联系，又有新的拓展。主要表现是不仅研究生产关系，还研究生产力。

根据马克思的界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它所研究的生产不是一般的生产，而是社会生产。既涉及生产关系，又涉及生产力，两者相互作用。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说明了某种生产关系存在和改变对生产力的依赖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原因是，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联系的。生产技术及其生产组织形式的历史发展，对于社会占主导的生产关系的选择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研究也为一定阶段的生产关系提供评价标准。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研究对象不同，任务也不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在其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客观规律。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任务就不同了，是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其依据是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是其生产力水平达到并超过资本主义的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的相对落后，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最大的制约性是生产力落后，而不是生产关系的落后。基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的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明确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明确这个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这里，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提了出来。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被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此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对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重要位置，以增进国民财富作为目标和归宿。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基于这个研究对象和任务的理论突破而逐步建立的。

对生产力，研究什么? 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强调不能只讲发展生产力，一个是解放生产力，一个是发展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讲全了。2013 年5 月24 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有三个层次的内容: 一是解放生产力，二是发展生产力，三是保护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要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第一个层次是解放生产力，所谓解放生产力，就是根据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特征，推进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在这里，解放生产力是动力，发展生产力是目的。解放生产力所涉及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改革和完善，包括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和完善等。这些内容会在后面详细分析。

第二个层次是发展生产力，涉及的是经济发展。尽管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力，但它不能代替对发展生产力从而经济发展的研究。原因是发展生产力有自身的规律，也有自身的理论体系。根据马克思的概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源于三个方面: 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这几个方面正是研究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理论依据。

第三个层次是保护生产力。这涉及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就如马克思所说: 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 如人种等等) 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劳动生产率越高。这正是保护生产力产生的生产力效果。从这一意义上说，环境和生态本身就是财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的理念相一致。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资源环境和生态在得到有效保护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研究可以归结为经济发展理论研究。30 多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其中包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 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理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 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理论，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放理论，等等。

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其特征是: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摆脱了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已不是摆脱贫困问题，而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实现全面小康基础上向现代化迈进的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其表述就是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总结的: 一是速度变化: 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二是结构优化: 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三是动力转换: 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适应新常态就形成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对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理论成果。

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寻求发展生产力的新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了以下两个新动力。

一是创新的驱动力。最早提出创新思想的是马克思。最早直接提出创新概念的是熊彼特。但是即使在西方经济学中，如斯蒂格里茨所说，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忽视了创新的作用。中共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创新发展的概念，并把它看做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的基点。其理论贡献在于，所谓转变发展方式，目标的发展方式是什么?不只是集约型，而是需要创新发展方式。内容包括: 第一，创新发展是新的发展方式。其中科技创新起引领作用。第二，科技创新突出自主创新。科技创新从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第三，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对接，推动产业转向中高端。第四，产学研协同研发和孵化新技术，需要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显然，创新作为新的发展方式提出是中国发展理论的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造。

二是消费的拉动力。政治经济学不能只是研究生产，还要研究消费; 不能只是研究生产力，还要研究消费力，没有消费力的提高就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消费力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十八大明确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并把消费放在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首位，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又明确提出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消费和消费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第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突出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其中排在第一位消费需求是可靠的可持续的动力。第二，宏观经济的均衡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衡关系。第三，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需要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影响消费力的要素，收入和就业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反映分配关系和分配制度的性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发展方式的综合反映。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不能脱离对消费力的研究。

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将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三个层次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形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只是谈姓社姓资的问题，仅仅是谈生产关系问题，还有丰富的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必然能够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这样，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发挥思想教育功能，还是国家和企业经济决策和经济政策制定的指导。

三、关于经济制度分析的创新理论

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收入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方面。这方面理论创新的系统性经济学说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直被明确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生产力，需要从实际出发，寻求推动生产力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动力和新的要素，使各种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提了出来。改革开放以来，在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和完善中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突出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长期处于制度外的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进入了制度内，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它们同公有制经济不是谁战胜谁的关系，而是平等竞争的关系。二是，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突破。过去的理论强调公有资产只能在公有制企业中经营。现在明确公有制经济是资产和资本的概念，并且明确公有制经济不完全是指公有制企业( 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而是指公有资产( 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 。这意味着公有资产可以在各种类型的企业中经营，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包括股份制在内的混合所有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三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的突破。过去的理论把公有制为主体定义为公有企业在数量上为主体。现在公有制为主体也有了新的含义: 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 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按此理论，国有经济进行了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保持了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又坚持两个不可侵犯: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并保证其主体地位，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主要在四个方面推进具有重大理论突破意义的改革:

一是，对各种所有制经济在负面清单基础上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这样非公有制在市场进入方面取得了与公有制经济的同等地位。

二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私人资本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混合所有制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由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企业外部发展到在同一个企业内部。

三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集体所有的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可以流转。农民由此获得土地财产权收入。这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理论的重大突破。

四是，在混合所有制中公有制为主体有了新的体现。国有企业区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商业类的公有制企业主要身处竞争性领域，更要关注公有资本运行效益。因此不追求在所在企业中控股，但要追求所在企业的增殖能力。这样，总体数量仍然较大的公有资本分布在增殖能力强的企业中，哪怕不控股，总体数量还是居主体地位。公益类的公有制企业不可能独霸天下，其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其企业允许非国有资本入股。公有制在这里的主体地位就表现在在混合所有制中的控股地位。公有资本实际上所支配的资本就不只是自己的资本，还能支配参股和入股的非国有资本。当然，其控制力和支配力不只在其控股地位，更重要的是平等对待其他所有制经济并共享利益的吸引力。

总的来说，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解决了既能充分释放多种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又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的重大成果。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反面，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逐步形成，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收入分配制度也就相应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社会主义基本收入制度有两个规定: 第一，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第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只有劳动力属于私人所有。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于以下两方面客观条件进行了理论突破:

首先，承认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意味着劳动以外要素如资本、技术和企业家等要素的所有权( 全部或部分) 属于私人的现实得到了确认。与此相应，所要建立的收入分配制度，不仅要刺激劳动效率，还要刺激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所有者的各种要素的投入; 不仅需要尊重劳动，还要尊重创造和创业，尊重知识和人才。让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各种要素创造财富的活力充分迸发。其次，在物质财富相对缺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共同富裕被理解为平均主义，其结果是共同贫困。邓小平明确提出共同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并且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共同富裕被理解为富裕程度有先有后，以及先富帮后富的过程。各种非劳动要素按市场原则参与收入分配，也就提供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机制。这种分配制度的形成充分体现了收入分配的效率原则。

多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进展的。重大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多种生产要素按什么原则参与分配。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都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 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这样，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份额，不只是取决于各自的投入，更要取决于各自的贡献和供求状况，也就是以市场原则进行分配，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体现。要素按贡献和市场原则参与分配，可以充分激发各种要素的活力，从总体上说是符合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由于多种要素充分发挥作用而增加了社会财富，劳动者绝对收入也较前明显增加。这也是符合劳动者利益的。

二是，在各种非劳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背景下如何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不同的人拥有的要素存在很大差别不可避免会产生收入差距。储蓄能力强的、技术水平高的、经营能力强的，致富能力也强。但是正如生产资料所有权可能混合一样，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也可能混合。就是说，劳动投入不仅涉及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的劳动，也包括不在生产现场但对生产起作用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劳动，也包括企业经营者从事的经营活动，这部分劳动根据马克思理论也是生产性劳动。即使是直接劳动者，也不完全只是简单的劳动力支出，也可能拥有技术要素，也就是相当于人力资本的复杂劳动的支出。显然，如果把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劳动报酬都计入劳动报酬，按劳分配为主体还是能够得到体现的。其前提是坚持三个原则: 一是复杂劳动得到更高的报酬，以体现技术和管理劳动的贡献。二是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三是不能忽视劳动的复杂程度不高的劳动者在企业效率提高中的贡献。如果这三个原则能够得到贯彻就可能在收入分配总量上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

三是，在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中所占比重呈明显下降的趋势下如何克服贫富差距。撇开技术、管理等因素，单纯提供劳动的劳动者的报酬占比确实存在下降的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体现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以人民为中心。按此要求，需要完善基本收入制度，人民群众在民生改善中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得到看得见利益，有更多的获得感。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突出权利的公平。其中包括: 从体制上堵塞以权谋私的漏洞; 反垄断行为，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实现收入; 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要横向公平还要纵向公平，使低收入群体能平等地享用基本公共服务。其次，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改变长期认为的初次分配讲效率，再次分配讲公平的状况，明确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第三，根据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因是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作为谋生手段，劳动报酬的增长不只是限于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还应该包含其谋生要求的内容。谋生的范围就是必要劳动的范围。必要劳动的范围有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劳动者的必要劳动范围也扩大，相应的劳动报酬也有增长的趋势。第四，从社会主义的公平观考虑，劳动收入的差距主要由各自拥有的包括技术等方面的要素差异所致。因此通过教育公平等途径缩小各个分配主体所拥有的要素差距，从而使普通劳动者也能得到复杂劳动的收入，分配结果的差距也可能进一步缩小。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制度分析的任务，虽然也要分析和界定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但是着眼点不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斗争，而是服从于建设新社会的使命，寻求不同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合作发展的有效路径，寻求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各种要素的所有者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的路径。目的是要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四、关于经济运行分析的创新理论

经济运行层面主要涉及资源配置方式和供求关系的分析。其目标: 一是效率，二是协调发展。这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经济运行分析的话语权一直在西方经济学那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扩展到经济运行领域。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就夺回了经济运行分析的话语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最初的理论进展是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指令性计划的取消，市场价格的放开，外资的进入，等等一系列改革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明显的效应是增强了经济活力，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进一步的理论进展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并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突破。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是回归到了市场经济的本义。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突出的是市场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不仅表现为市场自主地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同时也表现为市场调节信号即市场价格自主地在市场上形成，不受政府的不当干预。在实践中大力度推进了各级政府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的改革。

新的资源配置格局对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新课题是社会主义的要求如何体现? 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新自由主义理论把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以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有政府作用，政府作用强大就不会有充分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实践对此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在市场经济前面冠以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有的，不是标签，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其标志就是政府积极发挥作用。强政府不一定是弱市场，强政府和强市场的协同恰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特征。所谓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和市场有明确的作用边界。对政府作用的领域，在不同的经济学家那里有不同的规定。有的主张政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克服贫富两极分化，克服环境污染之类的外部性。有的指出，政府( 国家) 作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基石，其基本功能是保护有利于效率提升的产权结构。有的强调政府干预宏观经济，克服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之类的宏观失控。毫无疑问，政府的这些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都需要。除此以外，根据中国国情，政府还需要发挥的如下作用: 第一，主导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建设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的混乱现象更为严重，难以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市场配置资源是否有效，前提是市场机制是否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不能自发形成，不能一放了之，政府必须承担起建设和完善市场的职能。包括建设完善的市场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秩序，公平透明市场规则，同时还要承担好监管市场秩序的职能。第二，配置公共资源。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能放大到市场决定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资源配置是要满足公共需求，遵循公平原则，只能由政府决定。涉及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涉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配置，政府不只是进入，而且应该充分并且强有力地发挥作用。第三，推动发展。对于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仍然是硬道理。推动发展理应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例如，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镇化，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经济结构调整，生态和环境建设，发展开放型经济，等等，都需要政府的规划和引导。

二是，政府作用机制同市场机制有效衔接。政府作用不但不能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相冲突，还要相配合。一方面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要尊重市场规律，利用市场机制; 另一方面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并非都要由政府部门生产和运作，有许多方面私人部门生产和营运更有效率，政府通过向私人部门购买服务的方式可能使公共服务更为有效更有质量，保护环境可利用排污收费和排污权交易之类的市场方式。再一方面政府配置公共资源主要是政策路径，其中包括利用收入分配政策促进社会公平主义; 通过产业政策和负面清单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运行。政府调节宏观经济不是直接调节市场，而是对市场调节的宏观效应即价格总水平，就业总水平进行监控，在明确宏观经济的合理区间范围内国家不要随意出手调控，给市场的自主作用留出更大的空间。

显然，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是作为有机整体运行。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成功创造，既解决了经济运行的活力和效率，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将这种经济运行方式上升为系统性经济学说，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标志性重大成果。供求关系分析也是经济运行的重要方面。已有的经济学对供求关系的分析，政治经济学关注价值规律作用机制分析，西方经济学关注供给、需求同价格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关系分析。我国近期更为重视需求侧和供给侧的体制及相应的改革分析，也就为经济运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开拓了新境界。30 多年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在需求侧进行改革。其内容包括: 在微观体制上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突出市场需求导向，取消指令性计划等; 在宏观体制上明确转向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宏观调控也转向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调控。在此基础上，需求侧的着力点是完善需求管理，尤其是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实践中暴露的新问题是，转向了市场经济，只是靠需求并不能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这表明经济增长还需要供给侧发力。原因是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转向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增长还需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

首先是推动有效供给。结构性供给短缺和过剩并存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产品的质量问题，技术档次问题，效率问题，服务问题，食品卫生问题，产品安全问题都反映结构性短缺。与此同时又存在无效和低端的产能过剩。这些供给侧的问题不能因为转向市场经济就能自动解决，需求也拉不动有效供给。因此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就是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去库存、去产能就是腾出被无效和低端供给占用的资源增加有效供给。

其次是供给侧提供增长的动力。人们往往以为转向市场经济相应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就由供给推动力转换为需求推动力。因而供给侧的动力作用被轻视。实际上增长的动力，不仅有需求拉动，也有供给推动。在需求侧缺乏充分的拉动力时，更要供给侧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供给要素中，除了物质要素投入外，还有技术、结构、效率、制度等要素。在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方面的供给推动力消退时，不至于在供给侧就没有其他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要素投入的不足，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提高效率都可以成为新的供给推动力。实现路径就是结构性改革，主要涉及科技创新体制，精细化管理体制和激励性制度等。

第8篇：政治经济学理论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2-0248-0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中主要的是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济学思想。如果用以往说教的方式讲述此部分内容,凭借多年教学经验,我以为这样是没有什么成效的,上课无法吸引学生的兴趣,学生也完全是为了应对考试而不得不学。鉴于此,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教学方法做出以下几方面的改进。

一、明确课程性质,提高学习兴趣的方法

让学生知道这门学科的来源和性质,学生也就不会对它产生歧义,不少大学生一直认为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是马克思首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政治学课程或者是政治加经济的学说,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解,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过多的强调这门课程意识形态功能。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继承和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深深扎根于资本主义现实经济运动的沃土中创立、发展起来的,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是经济学重要分支学科,它是学习其他经济学科的基础。21世纪是一个不允许有经济学文盲的世纪,经济学在当今中国已成为“显学”,每一个大学生都要学习并掌握一定的经济学知识。政治经济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通过对基础理论的学习,可以正确认识和分析现实社会的一系列经济现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关系,关注的是深层次的问题――生产力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独到之处。以这样的方式诱导学生,使学生明白这些道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望。

二、理论与现实的经济现象相联系的方法

首先,将书本上的理论结合现实的经济活动展开课堂讨论,既使学生掌握了理论知识,又使学生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课前和课后主动地去网上查阅相关的经济时事。例如: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影响不断扩大,全球资本市场开始溃退,世界经济形势严峻。那么此轮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对我们大学生的前途会有什么影响?抛出这几个问题进行讨论,学生颇感兴趣,学生一方面了掌握书本理论: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 ,马克思就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做出了系统化研究和明确的解释,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理论。生产过剩理论不仅可解释古典经济危机,也可以全面的剖析和解释当今社会全球性金融危机。投资过度,生产能力过快膨胀,全球经济呈现虚假“繁荣”,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每桶曾高达一百四十美元,楼市和股市疯狂上涨,这些都是资本推动的,而非真正的经济增长推动的,其结果是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美国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的年薪动辄千万,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以及主要由收人水平决定的消费水平却增长缓慢,出现了相对贫困,从而出现生产相对过剩。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大学生的忧患意识,时刻关注国家经济的发展,关心自身的前途和命运,在学习上更加努力,学习由被动变得主动。这样的讲课方式是传统的理论观点“填鸭式”灌输型的教学方式无法做到的。

其次,理论讲述与大家关心的经济活动相联系,譬如,讲货币职能、价值规律理论时,分析现实经济生活的通货膨胀( 紧缩) 、2008年央行不断地降低银行利息、市场成品油价格的调整、农民增产不增收等一系列的现实经济问题,会使学生深刻体会到: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不只是为了应试,更重要的是应用于实践,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分析和应用于现实的经济生活,是何等的重要。

三、用辩证思维方式来分析现实的经济现象的方法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来处理在实践中所出现的新问题。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个别观点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修缮。这些需要教师引导学生用辩证发展的思维方法分析此类问题。譬如,一百多年来,随着科技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范围不断扩大,使得当代劳动的内容和形式以及结构同马克思所处时代比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层面主要局限于物质生产,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对创造价值的劳动有一个全新的认识:现代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使得服务劳动种类增加,比重上升;科技劳动在经济发展中创造更大的价值,这是当今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特点;当代的经营管理劳动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成为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全面分析现实经济现象,这比一味地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神化更加有意义,学生在信服的同时也获取正确的、受益终生的思维方式。

四、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统一的方法

马克思的《资本论》充分体现了逻辑分析方法与历史分析方法的相统一。所谓逻辑的方法就是以抽象的逻辑思维方式来研究分析经济学理论,历史的分析方法就是按照历史发展进程来研究和说明经济关系。注重传授给大学生分析问题的思路与方法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应由传授知识向传导方法拓展,尤其是科学的抽象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统一的方法,从而切实提高大学生分析经济问题的思辨能力。例如,在分析商品与服务的价格时,引导学生认识价值规律中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相互作用,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以及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因素等一些基本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同时结合这一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历史因素来分析商品与服务的价格。掌握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思路后,学生能对一些常见的商品,如食品、成品油、汽车等价格走势有基本的判断,从而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研究经济问题、分析经济现象的兴趣,经常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会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又例如,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描述,从商品、货币到资本,从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的抽象逻辑分析,被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所验证。通过生动的讲解,传授大学生分析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将会使学生具备一定的思辨与分析能力,使他们受益无穷。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教学方法的改变,目的是为了使教学活动更加生动、有效,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使其在掌握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正确分析现实经济问题,并能将原理与方法运用于现实经济生活中,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学以致用的人才的需求。

参考文献:

[1]张梅.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吸引力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教育,2009,(3).

[2]邓于慧.试析大学教学方法的变革[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2,(5).

[3]成吉斌,韩非池.对次贷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思考――马克思生产过剩理论的启示[J].商情,2009,(9).

OnTeachingMethodsofMarxistPoliticalEconomyTheory

WANG Tian-mei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ofPanzhihua University,Panzhihua617000, China)

第9篇：政治经济学理论范文

摘要：结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实际，从课堂实践教学、校园实践教学、网络实践教学、社会实践教学等角度探索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并提出了实践教学活动的保障对策，以期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有50多所高校，担负着为北部湾发展培养人才的重任。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与发展所需要的大批高素质人才，不仅仅是对专业技能素质方面的要求，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也尤为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尤其是实践环节的教学。因此，探索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进一步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对于加快高素质人才培养，推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课堂实践教学模式

课堂实践教学一般采取师生互动的模式，主要有两大类：语言表达类和音像图书类。语言表达类主要是指以课堂讨论、案例教学、师生异位教学、演讲报告、辩论等形式开展活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文化资源丰富，品类齐全，特色鲜明，以自然遗产资源、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和都市文化资源四种基本类型为主体，圈定了经济区文化资源的基本版图，应加以充分利用。如围绕北部湾开发中的环保问题进行讨论或辩论；就如何用刘永福、冯子材爱国思想鞭策自己进行演讲；将北部湾开放开发给大学生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作为教学案例等，锻炼和发挥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激发他们关注问题和思考问题的积极性，从而在参与中提升自我。

音像图书类主要是指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来补充教学活动，采用录音录像、电影、多媒体、计算机网络、幻灯投影等方式，组织和指导学生观看、阅读学习。对于北部湾经济区而言，应把生动真实的北部湾历史文化、革命传统、民俗民风、自然风光、改革开放典型事例等以音像资料和电子网络资料的形式引入课堂，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和直观感。

二、校园实践教学模式

校园实践教学是课堂教学的继续和延伸，是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渠道，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是充分拓展学生校园文化活动空间。高校经常有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应予以进一步的挖掘和利用。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一种融民族性、区域性、国际性为一体的特色鲜明的北部湾文化，正以崭新的姿态与风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北部湾地区高校可以举办一些体现国际性的文化节，如北部湾国际民歌艺术节、东盟文化节等，也可以庆祝一些最具特色的东盟国家传统节日，如泰国泼水节、越南的哈节等。这些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可以使学生备受熏陶和感染。

二是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组织的作用。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实际，引导学生成立一批健康向上的有特色、学生认可的学生社团，如成立“刘永福、冯子材爱国思想研究会”，增强广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成立“学生自律委员会”、“青年志愿者协会”、“勤工俭学协会”等社团，让学生在各种社团活动中接触社会，加强对社会的了解，增强社会责任感。

三是充分发挥教师和专家的作用。教师举办专题的人文讲座，进行征文比赛指导等活动；从社会各行各业聘请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和丰富实际经验的知名人士，围绕北部湾经济区实际情况和中国与东盟的形势，以报告或座谈会的形式与学生进行交流，提升德育效果，既起到教育本国学生的作用，又可以利用这一平台向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使中国优秀文化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发扬光大。

三、网络实践教学模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实践教学是一种借助现代网络技术手段为平台的实践教学活动。［1］由于北部湾经济区地处大开放的前沿，网络覆盖十分广泛，已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思想政治课教师应充分认识此种实践教学形式的重要性并加以科学运用。

一是合理设计实践教学网络模块。要增强理论性，突出现实性，增进实效性，凸显归属感，努力使网络平台成为大学生的精神家园。从基本内容来看包括领导信息、师资状况、时政要闻、教学资源、互动平台、学生作品展台、就业创业指导、教学质量评估等模块，使学生随时随地自主参与网络实践教学，参与师生互动，参与实践教学的评价。

二是切实开展网络思想导向工作。思想政治课教师，包括学校党委、宣传部、教务处、学工部、团委等部门的教师，要充分发挥引导、答疑的作用。通过网上“校长信箱”畅通表达渠道，解决实际问题；通过BBS“院系交流”专版、“教师答疑”专版、“在线办公等形式，加强网上师生互动；结合课堂主渠道，开展“精品课程”、“名师论坛”网上展播；开设“网上党校”、“网上形势政策教育”课堂等活动。

三是强化大学生自主参与的意识。创造条件，让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进行实践活动，包括在网络平台的自主学习和在线交流等。除建立师生互动交流平台之外，还要建立就业创业平台、实践教学效果评估平台等体现学生自主性的特色平台，开辟网上“时政论坛”、“北部湾论坛”等专栏，组织网上评选“我最喜爱的老师”、“网上学生科技在线”等活动。让学生自主地选择感兴趣的议题，在论坛上唇枪舌剑、自由讨论，老师再给予正确的评价和引导。［2］

四、社会实践教学模式

教育部相关部门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应该走出课堂，投身于鲜活的社会实践中去……应是学生直接参与的感性活动。”［3］以社会为课堂，安排学生参加社会的各项活动，是一项倍受学生欢迎的实践教学模式。

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北部湾区域的自然环境与物产资源既有整体上的一致性与相似性，也因地理、历史与社会的差异而各具特色与优势，为城市群内的资源合理配置与集群性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更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广西北部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应选择以下两种类型：一是集中实践。主要是集中组织学生参观考察、“三下乡”活动、志愿者活动等。这些活动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计划，确定调研、宣传、考察的内容，然后带领学生到工矿企业、农村、社区、纪念馆等开展活动。学生在活动中要讨论交流，撰写感受文章，教师点评并综合评定成绩，计入期末总评。北部湾经济区有丰富而独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如中国―东盟博览会会馆、钦州保税港区、刘永福故居、冯子材故居、广州会馆等都是集中开展社会实践教学的优秀场所，应作为学生社会实践教学首选之地。二是分散实践。主要是要求学生在寒暑假，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到家乡或其他地区进行考察、调研。结束后也要写出实践教学的体会或报告，召开总结大会，让学生在大会上畅谈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增强学生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

五、实践教学保障机制

1.加强对实践教学的规范管理。其一，高校各部门必须联合组织实施。成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条件者应成立专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心”，由专人负责实践课教学安排、实践基地联系等工作，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更加系统和规范。其二，必须加大实践教学的调控力度。把实践教学当作法定的教学环节，有学时保证和学分规定；对实践课程内容要进行科学设计，根据社会发展要求，研究、确定各学期实践教学的具体内容和方式，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感；建立相应的教学效果考核评价体系，包括对教师的考核和对学生的考核。

2.提供实践教学的专项经费。经费的支持是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之一。北部湾经济区各高校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将实践教学经费纳入学校教学经费预算，辟出专项资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发展给予经费支持上的倾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会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制定实践教学专项经费使用办法，保证专款专用。同时，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也应对各个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经费的落实情况定期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作为学校领导班子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

3.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一是提升专任教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能力。在建设高素质实践教学师资队伍方面，学校定期对指导教师进行培训，开展实践教学交流活动；指导教师自身也要不断深入社会实际，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高实践教学的综合指导能力；二是安排辅导员做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兼职教师，直接参与组织课外的实践教学；三是请北部湾经济区有关单位领导、专家和优秀企业人员担任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指导教师，提高社会实践教学实效性。

4.建立稳固的实践教学基地。一是建立校内的实践基地。如校史展览厅、本校模范人物、优秀校友事迹展览厅等都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实践教学场地，能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稳定的实践环境。二是建立校外实践基地。在北部湾经济区，除了前述的场馆和单位外，还有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北海银滩、三娘湾等著名的遗址和景区，都创建为实践教学的场所。学校与相关单位签约，建立相对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并利用其科研、人才优势为基地单位提供服务，形成互利互惠的协作关系。四是加强各高校之间的协作，实现资源共享。组织学生相互到对方的实践基地开展实践活动，既拓宽实践领域，又可以节约实践经费。因此，建立稳定的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是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高实践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可以有效减少实践环节的随意性，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的规范化，从而最大程度地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唐景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实践教学初探［J］.安康学院学报，2010，（3）：108.

［2］ 梁春娥.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