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精选(九篇)

第1篇：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范文

一

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一书出版，以日心说否定了居统治地位达1300多年之久的地心说，给人类展现了一幅全新的自然界图景，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世纪神学的统治基础，使自然科学从神学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此后自然科学便迅速发展，产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当人们认识到这些知识变化的广泛性和重要性时，就把16、17世纪科学的巨大变化称为“近代科学革命”。《天体运行论》的出版成为近代科学革命诞生的标志。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自然科学加速度发展，重大理论和重大事件不断出现，“科学革命”引起科学哲学界、科学史学界充分重视，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果性的研究。库恩的范式革命说、波普尔的证伪革命说、拉卡托斯的纲领转移革命说，还有凯德罗夫的思维方式革命说等，这些学说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强调了科学革命应具有的特征。基于对科学革命的不同理解，又有“科学理论革命”、“科学方法革命”、“科学观念革命”等提法。尽管如此，作为“近代科学革命”却是有它特定的含义，指从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到牛顿《自然哲学数学原理》的完成，即近代自然科学由诞生到确立时期的革命性变化。

近代科学革命虽然产生在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西欧，但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一是改变了世界科学发展的进程——由古代科学形态进入近代科学形态。二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地域限制，融为一体，这已为举世所公认。但这并不排斥在此之后，由于科学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各个国家具体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别，不同国家、地区科学由古代科学形态向近代科学形态过渡或转变的形式和时间早晚有所不同。然而，不论其形式如何不同，时间早晚怎样先后不一，都必须具备近代科学量和质的规定性。量的规定性指接触和掌握属于近代科学范畴的一定量的知识内容。所谓质的规定性，是指应学习和掌握近代科学的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和思维方式，实现自然观的转变，或者说，抛弃哲学思辨和直观猜测，代之以分析的方法和实证的态度，具有以实验方法和数学原理为基础的超脱政治和伦理道德的鲜明特征〔2〕。一句话， 必须是对以经验或描述性古代科学本质特征的否定。这是判定任何国家和地区是否进入近代科学时代的一般原则。否则，近代科学就成为一个没有确定内容的空泛概念，近代科学革命也失去了世界性意义。判断中国科学何时进入近代时期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二

根据我们对近代科学革命的理解，《几何原本》的翻译、《崇祯历书》、《律历渊源》的编纂不能作为中国近代科学革命诞生、发展、完成的标志。

（一）从知识内容看，属于西方古代科学知识的移植或西方古代天文学、数学知识与中国古代天文学、算学知识的混合，不属于近代科学的范畴。

众所周知，《几何原本》产生在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 书中借助演绎方法对当时的几何学知识作出了严密的逻辑性叙述。1607年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的前六卷，虽然是根据当时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1537—1612年）的注释本，但译出的内容只是原来拉丁文的译文。“关于克拉维斯的注解以及他收集的欧几里德《原本》研究者的工作，几乎全部略去。”〔3〕由此可知，这是纯粹古希腊时代的知识。 尽管《几何原本》是古希腊科学的最高成就，对近代数学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与近代数学知识却有着质的不同。

《崇祯历书》可以称得上是16、17世纪“西学东渐”的又一成果，不可否认，作为中国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在领导改历过程中“会通、超胜”的思想是闪光的，直到今天仍具有重大的价值。他力图通过改历，把多种历法计算方法建立在了解其所以然的基础上。《崇祯历书》中的法原部分多达40卷，占全书的1/3， 这和以往中国的历法相比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另一个值得称道的是，引用了哥白尼、弟谷所测定的较精确的天文数据，使计算比旧历法精确些。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胜过旧历法的地方。但这些进步都是相对于中国以往旧历法而言，总体上仍属于古代天文学知识的范畴。不仅没有达到超胜，连会通也相差甚远。诸如，书中采用的弟谷体系是对哥白尼学说的反动，有些概念比中国古代的“宣夜说”还落后〔4〕。 对有可能涉及到近代天文学理论的地方也作了歪曲，为了维持“地静说”，杜撰了“恒星循黄道东行”的奇怪理论〔5〕。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崇祯历书》不仅没有引进近代天文学知识，反而阻碍了近代天文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难怪有人评论《崇祯历书》充其量只使中西古代天文学知识起到了一种“混合效果”〔6〕。

《律历渊源》是《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律吕正义》三部著作的汇编。《历象考成》及其《历象考成后编》较《崇祯历书》进步的是抛弃了过时的小轮体系，借用了刻普勒的行星椭园轨道说，但刻普勒认为太阳在其一个焦点上，而《历象考成后编》则将地球与太阳的位置互换。这一篡改就使这一学说容纳在古代天文学的支柱地心说框架内，同近代天文学理论有了质的差别。《数理精蕴》是当时数学知识的汇集，代表了中国当时数学的最高水平是不错的，但由于当时近代数学知识，一没有输入（对数除外），二没有在中国数学家笔下产生，因此，水平再高，也只是代表古代数学的最高水平，与近代数学无缘，只是研究古代数学的必读书，而不是学习近代数学的必读书。

由上可知，《几何原本》的翻译，《崇祯历书》、《律历渊源》的编纂，或是古希腊、中世纪西方科学知识的介绍，或是中国传统科学知识的汇编，这些知识虽然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满足了当时的需要，但不能以中国学者接受这些业已落后了的知识作为中国近代科学革命的开端。

（二）从科学思想和方法上看，无论《几何原本》的翻译，还是《崇祯历书》、《律历渊源》的编纂都没有接触和运用近代科学的思想和方法。

近代科学的方法是从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开始，达到普遍性的有限认识，通过逐次归纳达到更为广阔的概括，在归纳综合的基础上，通过演绎而前进到比较复杂的观念。毫无疑问，东方科学中归纳的思想方法和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科学中注重逻辑演绎、理论论证思想方法的挖掘，为近代科学思想的孕育提供了充分的来源，但近代科学思想方法不是对过去简单的继承与兼容并蓄，而是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运用数学工具，既排斥了单只是对经验的描述和朦胧的猜测，又否定了那种“忙于单纯的数字和虚构的图形，以摆弄这种无聊的东西为满足”，“依赖寥寥几本古籍，反来复去对它们的内容作逻辑的修补，而不注意事物”〔7〕的哲学思辨。这充分体现在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学和牛顿、 茉布尼茨的微积分学中。《崇祯历书》编译过程仅将中国传统的代数计算方法转变成古希腊的几何学方法，其它的手段和方法都是过去经常采用的，并无新奇之处。《律历渊源》中这两种方法也没有有机结合达到升华。

近代科学思想方法是近代科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近代科学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近代科学思想方法孕育和发展的过程。科学思想方法不能脱离知识内容而独立存在。学习相应的科学知识是掌握科学思想方法的前提，尚未接触过近代科学和知识内容又怎能谈得上学习和确立了近代科学思想方法呢？

三

科学革命决不仅仅是某种科学理论的改变，而是对整个传统科学的变革。中国近代科学应是中国传统科学革命性变革的产物。因此，正确把握中国传统科学的基本特征，看《几何原本》的翻译到《律历渊源》的编纂是否冲破了这些特征，是决定其能否成为中国近代科学革命诞生、发展和完成标志的关键。

中国传统科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有人归结为三点：一是相对封闭的体系；二是注经式的发展；三是非演绎逻辑体系〔8〕。

（一）把相对封闭作为中国传统科学的特征，这里封闭性的含义是什么？近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中，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的文化。这里“封闭”一词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的。第一是指价值体系上的排异性，在与异质文化的碰撞中不具有应变涵化和再生机能。第二指产生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的文化范式， 任何文化都具有封闭性〔9〕。自然科学作为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成果，作为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知识和手段，客观上不具有排异性，对任何形式的知识都具有吸收创新的机能，对任何社会集团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传教士在经过多次失败之后才找到了科学技术这块敲门砖，赢得了士大夫和封建皇帝的青睐和重用。中外科学技术的交流、传播并非16世纪始。早在隋、唐、宋、元时期，印度、阿拉伯等国家与民族的数学、天文知识就流传到中国。只是由于当时中国科学水平比这些输入的知识水平高，才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至于中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外传与影响更是有口皆碑。封闭性对于广义的文化也许是适应的，用于科学技术则是不妥当的，给科学技术的交流传播带来障碍的主要是地理的分割和政治上利害的冲突。若是指第二种意义则更不妥。因为任何一种科学体系都具有封闭性，就不成其为中国传统科学的特征了。

我们不妨假定这种特征成立，从《几何原本》的翻译到《律历渊源》的编纂真的打破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封闭性，那么，它为学习西方科学打开了通道吗？事实正好相反。欧氏几何的翻译半途而废。利玛窦作为进身符的《坤舆万国全图》和清政府绘制的《皇舆全图》秘藏宫府极少有人看到。《崇祯历书》编制10年后才颁布实施。从中国当时著名科学家徐霞客、宋应星、李时珍的活动中都尚未找到受其所传西学影响的证据。连徐光启本人主要的精力还是用在《农政全书》的编写上。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723年《律历渊源》出版之日正是清政府严厉禁教中止西学输入之时。1744年乾隆皇帝上观象台视察时，看到都是西洋仪器时竟下令按传统的浑仪制度再造一架新仪器。徐光启“会通超胜”的理想成为一场梦幻。中国科学总体上从此更加落后于西方。

（二）中国古代科学自秦汉形成体系，其著述方式也被后世所沿用，许多成果都是在对典籍的注释过程中取得的。这就是科学界所指的“注经式”特征。16—17世纪西学东渐并没有冲破这种发展模式。

首先以天文学为例，中国天文学是以历法为核心与为制历服务的天文观测并行发展为帝王政治服务的“官学”。《崇祯历书》编译的起因和全过程始终都没有脱离这个模式，制订一部实用的历法是唯一的目的。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的范围也局限于制历的需要。《崇祯历书》颁布后，著名的天文学家都把主要精力用在中国古代历法的收集整理或《崇祯历书》计算方法的修补上，得到的主要成就是把古代资料译释清楚，对各历错字讹文一一补订。江曰祯以30多年的功夫对自西周共和年起到清初2500余年间的历法各用当时通行方法计算出朔闰时刻编成《历代长术辑要》。一代学子梅文鼎、李锐曾发愿要把历代历法作一系统研究，而在去世之前得到的结论却是，西方天文学源于中国的盖天说。由于许多学者把精力集中在训诂、校勘、辩伪、辑佚等考据资料，对问题的研究大都是限于一些个别问题，很少作全面的整理研究，不少人连译释工作也未见得做得好〔10〕。

再看数学，《律历渊源》内容之一的《数理精蕴》本身就是一部典型的注经式著作。该书只不过是把当时输入的数学知识和中国尚有存本的算术典籍有条理地进行编排。在此之后，西方天算知识成为治经之术，中国数学发展的主流就是对古代算经的收集、校勘、译释。《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中辑录的经典，如十大算经都是那时收集整理出来的。

（三）无论中国古代科学还是古希腊科学虽然都属于经验描述科学形态，但相比较而言，前者擅长代数计算，后者擅长几何的逻辑演绎，《几何原本》的翻译对中国数学发展确实产生了深刻影响。《崇祯历书》的编译也使中国天文学计算体系由代数学转变为几何学，但从根本上看中国学者并没有摆脱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数理精蕴》中对西方的三角算法、体积算法、对数方法、方程建立与解法的讨论颇为详细。但对《几何原本》则只编译些基本概念和算法，各定理的次序与体系却被打乱，不能体现《几何原本》的精神，因而难以从中学习其推理方法和形式逻辑的精华，可见编纂者仍注重习其一技一长，而对思想方法却很少研究。一代算师梅文鼎用勾股之法研究《几何原本》后得到的结论是“其最难通者，以勾股释之则明”，“信古九章之义，包举无妨。”〔11〕这也许还是在此之后相当长时间中国数学研究没有突破初等数学范畴的原因之一吧。天文学还是仅仅把历法计算的疏密作为重点，刻普勒天体引力思想在《崇祯历书》中已隐约提及，当时虽引起王锡阐的注意，但由于这不是关心所在，就没有深入进行理论探讨，失去了重大突破的机会。由上所述，从《几何原本》的翻译到《律历渊源》的编纂，不论当时的成就，还是对以后相当长时间的影响而言，与其称为近代科学的革命，勿如说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注入一种新的因素，导致传统科学在衰落过程中的一次复兴更为合乎历史事实。

四

明末清初从《几何原本》的翻译到《律历渊源》的编纂虽然处在世界近代科学革命之后，但在中国并没有引起轰轰烈烈的科学革命，将中国科学引上近代化之路，只是诱发了传统科学的复兴，这是由诸多历史因素和科学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一）近代自然科学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产物，又是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的武器。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虽然在16世纪中叶或此之前已经萌生，但发展缓慢。特别是17世纪中叶满清落后民族侵入中原，更加延缓了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学术文化与经济过程相适应，凡接触过西学的文人学士一方面不能不对西方科学称其“巧密”，呼唤科学的世界，另一方面又高举人所不能怀疑的“六经之旨”，始终逃不出传统思维的藩篱，致使“西学中源”的思想自黄宗羲最早从天文学角度提出后，不论学者还是皇帝都穿凿附会大力阐扬。热烈一时的“西学东渐”被政治上的闭关所中断，探索西学中源的复古之风代替了吸收创新。如同中国其它的诸多发明：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传到欧洲立刻变成了不起的成就，在它的祖国却始终停留在胚胎状态，甚至死在母腹中。正如马克思所说：“既为旧的所苦，又为新的发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活的”〔12〕。

（二）西学的传输者是笃信上帝的传教士，介绍西方古典历算学知识只是他们敲开中国传教大门的工具。接受者一方，不论学者还是皇帝，只是为弥补中法制历之不足，要“锫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满足一时政治之需要。科学的价值是在满足一定的主体需要过程中实现的，非科学之动机既决定了传播、接收内容的选择，也注定了前途与作用。由此不难解释《几何原本》翻译的半途而废，具有某些新观念的《坤舆全图》深锁宫中秘不示人。历史注定时代的鸿沟不能由这些人来填平。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谁想凭空超越自己所处时代条件限制，谁就会陷入唐·吉诃德的境地。

（三）《崇祯历书》的编译虽然使中国的历法由代数体系转变为几何体系，但为什么未能导致中国天文学的根本革命呢？任何一种知识体系的价值是由其内容的科学性决定的。中国传统的代数体系和西方古典的几何体系都不失为一种数学模型，差别只是计算方法之差异，在观念上没有不同，同属一种科学形态，具有同等的价值〔13〕。

（四）除上述因素之外，还应考察当时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态势。中国传统科学以天、算、农、地、医学为主干。自宋元达到发展高峰，明时，又由于封建政府禁止民间私习天文历法，到明末天文历法几乎成为绝学，实用数学已向商业数学和珠算方向发展，并获得普及。1592年程大统所著《算法统宗》“莫不家藏一编。”〔14〕这种转变基本上满足了社会生产生活对数学的需要。农学、医药学也进入总结阶段。《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外科正宗》等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经典著作都是在16—17世纪之间产生的。总之，明末清初，中国传统科学从总体上讲同西方的差距尚不显著，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尚不存在突出的矛盾。外无压力内无危机的状况表明不具备产生革命性变革的条件，对输入西学尚有一定的抗衡能力，从而淡化了《几何原本》、《律历渊源》的影响。

五

科学史既是一部知识体系发展史，也是一部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关系的演变史，划分科学史，自然科学知识本身在各个发展阶段所显示的不同的本质特点是根本的标准。其次也要考虑各个历史时期科学与社会相互关系的不同特点。这两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15〕。历史分期一般都是选择重大事件为标志。由于对历史事件性质的评价有赖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这就要求在选取事件时，在坚持标准的基础上具有广泛接受的可能性。第一要保证性质的一致性，即对同一划分对象在同一水平上的划分，不能采用性质不同的指标。第二具有普遍的适应性。首先，体现出这一时期区别于其他时期的基本特征。其次，体现出世界科学史的统一性与各民族科学发展多样性的统一。最后，体现出事件主体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统一性。只有具有普遍性才能有被广泛接受的可能性。显然把《几何原本》的翻译作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开端是不符合以上思想原则的。一是划分中国科学史这同一对象时指标性质不一。古代科学史是据知识内容的性质划分，近代科学史则以科学活动为特征，具有不可比性。二是割裂了中国科学史与世界科学史的统一性。这样划分虽然时间上中国科学进入近代是在世界近代科学革命产生之后，中国近代科学史具有中西科学融汇的特征，但中国近代科学却不具有近代科学的知识内容和思想方法。三是割裂了事件参与者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统一性。作为科学革命，必须是对旧有传统的否定，为未来科学的发展铲除障碍，开通道路，提供广阔的前景。按科学发展规律，科学革命之后应有一个相对迅速发展时期，但历史事实却是中国科学停滞长达200年之久。这样划分， 使中国近代科学史的早期（按理应是飞速发展期）出现了中断，违背了科学的发展规律。

我们不同意把《几何原本》的翻译作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开端，并不是否认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输入的西方古典科学知识虽然已经落后于时代，但使中国学者有机会较系统地接触了西方古典科学，激发了搜集整理研究中国传统科学典籍的热情，并出现了一些成就，使在走向衰落过程中的中国传统科学出现一次复兴，也为后来学习西方近代科学作了早期心理准备。

注释：

〔1〕张纯成等：《15—16世纪的中国自然科学革命》， 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

〔2 〕（美）格雷戈·布鲁：《科学与历史：文明辩证观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3期。

〔3〕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35页。

〔4〕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 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页。

〔5〕《徐光启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6页。

〔6〕（美）V·N沙马：《十八世纪耶稣会天文学对印度、 中国天文学的影响》，载《科学史译丛》1986年第1期。

〔7〕（英）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 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版，第721、708页。

〔8〕张纯成等：《15—16世纪的中国自然科学革命》， 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

〔9〕孙晓春：《中国文化封闭说》，载《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

〔10〕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页。

〔11〕梅文鼎：《〈勿庵历算书目〉辨》。

〔12〕参见马克思：《〈资本论〉序言》。

〔13〕席泽宗：《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天文学对中国的影响》，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

第2篇：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范文

【关 键 词】工业遗产 工业遗产的价值 天津工业遗产现状 保护对策

一、工业遗产的概念

（一）《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中工业遗产的定义

2003年7月，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TICCIH）①通过的保护工业遗产的《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中的定义：工业遗产由工业文化的遗留物组成，这些遗留物拥有历史的、技术的、社会的、建筑的或者是科学上的价值。广义工业遗产：包括工业革命前的手工业、加工业、采矿业等年代相对久远的遗址，也有人认为包括一些史前史前的成规模的石器遗址以及大型水利工程、矿冶遗址等。狭义工业遗产：指18世纪从英国开始的，以采用钢铁等新材料、煤炭和石油等新能源，以机器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工业革命后的工业遗存。

（二）《无锡建议》②中工业遗产的定义

2006年4月1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通过了《无锡建议一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对工业遗产采用了类似的定义，即“具有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和科技、审美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包括工厂、车间、磨坊、仓库、店铺等工业建筑物，矿山、相关加工冶炼场地、能源生产和传输及使用场所、交通设施、工业生产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相关工业设备，以及工艺流程、数据记录、企业档案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同时，《无锡建议》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各阶段的近现代化工业建设，都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工业遗产，见证并记录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二、工业遗产的价值

遗产，其价值一般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遗产的“本征价值”，即遗产本身所承载的历史、科学、美学等意义；二是遗产的“功利价值”，主要的指遗产具有的经济、政治、教育等功能。③

（一）历史价值

工业遗产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无不具有时代的特点。一切工业遗产都具有历史价值。不同类别的工业遗产，从不同侧面分别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状况。各种类别工业遗产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反映了社会改革、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变化。④

（二）文化价值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同时也是工业文明的物质载体。它包含着多种文化信息，而这些信息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具体而言，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技价值。与其他类型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不同，工业遗产主要是在近代科学与工业革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沉淀生成的。⑤二是美学价值。高品质的工业遗产，包括典型的、具有时代气息的工业建筑，设计精巧、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机器设备以及整体工业景观所形成的富有个性的城市景观。

（三）经济价值

将工业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产业更替等结合起来，在保护工业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再利用，是工业遗产保护中的一个突出特点。⑥《下塔吉尔》在其第五章“维护与保存”中提出“将工业遗址改造成具有新的使用价值使其安全保存。这说明对工业遗产进行有条件的改造、合理的利用，可以节约资金，带动地区经济复苏与发展。⑦

（四）科普教育价值

工业遗产的价值是通过科学研究认识的，发展工业遗产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科普教育手段实现的。工业遗产具有直观、形象、生动的特点，其教育作用和感染力是其他教育手段所难以代替的。因此，工业遗产就成为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同时，运用工业遗产，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广泛的文化交流，也有利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⑧

三、天津工业遗产现状

天津工业的发展，究其原因，最多的还是因为政治因素，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天津开为商埠。天津的近代工业直接受到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影响。其特点不仅仅是近代工业的勃兴，而是工业文明体系的建立。

“近代中国看天津”，这说明了天津在近代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工业发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近代天津和现代的天津在行政区划上有不同的意义，所以这里指的“天津”包括了清末“直隶”所管辖的范围，除了天津之外，还应该将“周边”的重要遗产收入研究范围之内，才能理解清天津近代化发展自身的脉络。⑨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就在天津创办了天津机器局，还修建了大沽船坞。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天津兴建了北洋银元局和造币总厂。民国年间，天津又陆续出现了六大纱厂、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以及一批近代化的面粉厂等工业基地。

天津的近代建筑调查开创了中国近代建筑研究的先河。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研究和指定近代建筑，1988年建筑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转变了原来的选定基准。1989年开始进行第一个城市的近代建筑普查，出版了《中国近代建筑总揽—天津篇》⑩。

但是上述调查尚不能反映天津的全部，因为其主要重点放在租界建筑上，大部分反映中国近代化进程主流的清末官办企业和民国时期的民族工商业没被囊括进来。在这些工业遗产中，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8家，如原横滨正金银行天津支行大楼、原盐业银行大楼、原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旧址等，但许多历史较为久远的工矿企业及与其相关的产业遗存并没有列入《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分册》，如天津机器局，大沽船坞等等，都没有被列入。

四、保护对策

如何解决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呢？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天津同许多早期工业城市一样，存在着城市扩张、工业转型以及产业升级等问题。调整城市产业及空间布局必然导致对原有工业用地的调整和改造，带来原有工业用地的功能置换及重组。由此，在城市工业用地的重组中保护见证城市发展的重要工业遗存，实施审慎更新改造已经成为亟待重视的问题。

提出几点促进工业遗产保护的建议：

（1）加强对于地方政府的监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败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无锡市的成功之处最根本的就在于市委、市政府的重视，而一些地方乱拆滥毁文化遗产的行为，其背后也都有政府的影子。近几年来，国家的一些部委先后采取了有力措施，以切实强化自身的职责，如国家审计署的“审计风暴”、国家环保局的“环保风暴”、教育部的“教育风暴”等，对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触动很大，违法行为开始得到遏制。要充分借助全国性的舆论，特别是网络的力量来进行宣传，这一点是地方政府最在意的。

（2）强化文物执法手段，每年按照《文物保护法》和《刑法》的有关条款，惩处一批破坏文化遗产的自然人和法人，并予以公开曝光。

（3）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精神，增加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同时，督促地方文物管理部门，增加相应的文物保护单位。过去，在核定、公布文保单位时，由于过于谨慎，使很多本应入选的文化遗产失去了保护机会，从而削弱了某些地方保护工作的力度。总之，增加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要有紧迫感。

（4）由于工业遗产主要存在于工矿企业中，因此，要鼓励和支持文化遗产所在的企业搞好保护工作，因为企业对于其财产拥有较大的处置权。天津大沽船坞机修车间之所以能够保存至今，与该企业领导的保护决心有直接关系；华北油田第一口油井的保护，其动机也出自企业。

（5）在对博物馆馆长、文物管理部门官员进行培训时要强化对于工业遗产，乃至整个近代文物知识的灌输。由于近代文物历时较短，大多不过百余年，且外表又缺乏审美价值，很难被大多数人认同，因此，这一做法很有必要。

无论怎样称谓工业遗产，也无论从哪一个学科来研究工业遗产，无论是从狭义的工业遗产着手，还是从广义的工业遗产去展开探讨，如何对待老工业区体现了我们对待文明的态度，为了多留一份真实的记忆给后代，也少一些遗憾，我们还是要科学、客观地解读工业遗产，保护工业遗产。我们应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当然，这也与科学的评估标准，运作制度、管理政策有关。

注释：

①TICCIH，The Nizhny Tagil Charter for the Industrial Heritage，2003.

②参见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J].建筑创作，2006（8）.

③参见徐嵩龄.第三国策：论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M].科学出版社，2005.

④参见刘静江.论我国工业遗产旅游的开发[J].湘潭大学旅游管理系，2006.

⑤参见邢怀滨、冉鸿燕、张德军.工业遗产的价值与保护初探[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⑥汪希芸.工业遗产旅游“资源一产品”转化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系，2007.

⑦参见刘静江.论我国工业遗产旅游的开发[J].湘潭大学旅游管理系，2006.

⑧参加青木信夫、徐苏斌.天津以及周边近代化遗产的思考[J].文化，2007（6）.

⑩汪坦.藤森照信.中国近代建筑总揽—天津篇[M].东京：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会，日本亚洲近代建筑史研究会刊行，1989.11

参考文献：

[1]刘伯英，冯钟平著.城市工业用地更新与工业遗产保护[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0.

[2]王德刚，田芸主编.工业旅游开发研究[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4.

[3]刘静江.论我国工业遗产旅游的开发[J].湘潭大学旅游管理系，2006.

[4]陆邵明.关于城市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J].规划师，2006（10）.

[5]天津文博

[6]邢怀滨、冉鸿燕、张德军.工业遗产的价值与保护初探[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第3篇：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人与自然；科技文化；天人合一；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

[作者简介]许艳华，山东经济学院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山东济南250014

[中图分类号]C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2―0114―03

人与自然的关系引起世人的普遍重视，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是上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人们发现，在人类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制约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并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存构成威胁。

在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反思中，人们发现，问题的出现与近代以来西方的科技文化有着直接关系。

一、西方科技文化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类对自然的无知，人类处在自然界神秘力量的控制之下，惊异于自然，臣服于自然，对自然界充满着崇拜和敬畏，与自然界维持着原始的“和谐”。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这种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带来这种改变的，是近代西方科技文化的发展。

近代西方科技文化是在“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把人和客观世界分别作为主体和客体分置开来，把自然界作为客体放在了主体人的对立面。建立在这种“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基础上的近代科技文化，在认识上片面强调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把这种主客体关系看作是第一位的，甚至是唯一的，忘记了二者的同一性前提。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片面强调把人从自然界超，放在了自然界之外、之上；而自然万物从此只是作为科学认知和技术改造的对象，只是作为主体的资源在与主体的对峙中获得自己的地位。在实践中，这种近代科技文化致力于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征服和占有，致力于让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从而展开了对自然界的疯狂掠夺和攫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技术越是发展，人的主体地位就越是被确定，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也就越见成效。这样，科技的发展最终揭去了自然界的神秘面纱，赋予了人类日益强大的控制自然的能力，人类对自然界的崇拜和敬畏逐渐动摇并最终消失。从此，自然界仅仅成了人类的资源提供者和废物的投放处，人与自然只在技术的“可用性”方面相遇，资源、环境、生态等问题的出现成为必然。

正是因为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畸形发展同近代西方科技文化的这种联系，在对近代西方科技文化的反思中，许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希望从与西方文化异质的东方文化中找到摆脱人类困境的出路。

二、中国传统文化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中国有着明显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

与西方“主、客二分”的主流思维模式不同，中国传统的主流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宽泛的意义，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它主要体现以下思想：(1)“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2)“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远取诸身，近取诸物”，即人类要观察并仿效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3)“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为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也就是说，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调节自然的变化使之不过于中道以有利于人类。(4)最终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即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理想境界。

因为强调“天人合一”而不是主客二分，近代科技文化没有产生在古老文明的中国，中国也因此长期处在农业文明中而没有进入工业文明。也是因为对“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中国古代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有着深刻的认识。道家在人类历史上最早意识到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界原初状态的破坏，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主张“常因自然”，反朴归真。孔子教导人们“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孟子提出“树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淮南子》说：“畋不掩群，不取糜夭，不涸泽而渔，不毁林而猎。”《尚书》有正确使用自然资源的较早记录，《国语》记载了周太子晋关于治理山林、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的主张，1975年云孟县出土的秦代“天律”(关于打猎的法律)更被专家称为世界上第一部环保法。因此，考察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思想对于我们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我们在为中国文化深邃的生存智慧感到骄傲的同时，不得不清醒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历史。曾经水草丰美的黄河中游流域变成今天黄土弥漫、干旱贫瘠的黄土高原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说在西方是近代科技发展和工业文明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畸形关系，没有近代科技、没有工业文明的中国，为什么也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呢?搞清这一问题，还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谈起。

三、马克思主义视野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

首先，人与自然界是同一的。马克思说：“最初，自然界本身就是一座贮藏库，在这座贮藏库中，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产物，也已经作为前提存在了)发现了供消费的现成的自然成品……”这句话从两个方面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从自然界获取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消费品。也就是说，自然界不仅孕育了人类，而且构成人类赖以生存的永恒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说“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人的肉体生活而言，人靠无机界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无机的身体”；就精神生活而言，自然界“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作为艺术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

的“精神食粮”。

其次，人与自然界又有斗争性的一面。自然界孕育了人类并构成人类生存的条件，但自然界毕竟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这决定了人与自然的非同一性甚至是对立。

自然界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构成对人类行为的制约，特别是当人类对这种规律还不认识的时候，它表现为一种盲目的、异己的力量，与人类相对抗，而自然灾害的发生更是人与自然对立关系面对面的显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人们就象畜生一样服从它的权力。”人与自然的这种对立关系决定了，人要在自然界生存下去，就必须展开同自然界的斗争。“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界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

人与自然的同一性意味着，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就会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因此，人类面对自然的实践活动必须限定在不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限度之内，保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从而也保证人类自身的生存。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近代科技文化把人与自然分别作为主、客体分离开来，片面强调二者的对立和斗争，忽略了二二者的同一性，这是西方生态问题的根源所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重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合理性和时代价值。

人与自然界作斗争需要一定的物质力量和物质手段，古代的刀耕火种是，现代的科学技术也是。的确，生态问题的产生与科技发展有直接的联系，有人因此常常赞美远古时代把人与自然的那种原始的平衡当作天人关系的理想状态。实际上，我们不难想象，由于没有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低下，早期的人类受着大自然神秘力量的盲目控制，受到野兽的威胁，只能从危险中努力获取或多或少的食物来维持生存，在这种状态下，人与自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所谓和谐，只是人对自然“畜生一样的服从”而已。是科技的发展使人类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科技发展的确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但通过放弃科技来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个拙劣的选择。人与自然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不是通过人对自然“畜生一样的服从”来实现和维持的，而是通过对客观必然性的掌握和运用来实现的。科学就是对必然性的掌握，技术就是科学的运用。

中国社会没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主要是因为缺乏科学技术。由于没有科学技术，增加粮食产量靠的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亩产量的增长，而是靠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由于没有科学技术，牧业生产长期粗放经营，草场植被遭破坏；由于没有科学技术，矿物开采浪费大，利用率底，污染严重……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虽然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想境界，但是由于缺乏科学技术，中国传统文化没能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现实的手段。

东、西方生态问题的原因分析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必须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实现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人类必须发展科学技术，以保证人在自然界面前的能动作用。两方面相结合，决定了我们的必然选择，这就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人口、资源和环境工作；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4篇：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 近代西方体育思想产生渊源

1.引言

近代是西方体育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由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和近代工业革命的推动,近代西方社会中体育思想活跃。笔者在查阅资料后发现,学者们多侧重于对近代西方体育思想的本体内涵进行研究,而从历史、社会、教育、体育等多角度对近代西方体育思想的源、缘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文献却不多见。探究近代西方社会中的体育思想及其产生渊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代体育教育理论、探索体育思想发展的脉络和内在规律,而且对于目前的体育教育事业具有实践价值。

2.近代西方体育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简析

近代西方的政治特征表现为从封建宗教制度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过渡。资产阶级政治倡导民主、自由、人权,与宗教教会独裁政治形成鲜明对比,它解禁了人的自由,为西方体育思想的繁荣奠定了政治基础。

近代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成长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求奠定了体育发展的基调:培养符合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近代西方的宗教、哲学与文化处于转折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自然主义哲学的萌生,以及人文主义思潮是这一转折的标志。同时,近代是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医学及心理学等科学勃兴的时期,科学、宗教、哲学等在发展中相互印证、融合,形成近代西方体育思想产生的文化土壤。

3.近代西方社会中的主要体育思想及其产生渊源

3.1追求健康的体育思想

追求健康是近代西方体育的首要目的。近代之前的中世纪漠视健康。进入近代,西方的有识之士通过对社会现状的反思,以及挖掘古希腊的体育与健康思想,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例如,被西方学者称为“学校体育之父”的捷克近代教育家夸美纽斯便倡导“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这一古老思想,他要求学生“通过一些游戏、跑跳、郊游、旅行之课余锻炼,使身体活动”,[1]以获得身心健康。

追求健康成为近代西方体育的主要目的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原因之一:中世纪的教会教育忽视体育而导致人们体质严重恶化的社会现实,促使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体育和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二者的内在联系。

原因之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近代医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发展,使体育与健康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了科学依据。

原因之三:偏重智育、漠视身体健康的封建教育思想背离时代潮流,与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追求人生幸福、健康的文化思潮相左,与宗教改革发起者路德倡导的“保持身体健壮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之一”[2]的新教思想相矛盾。

原因之四:体育以追求健康为主要目的,符合近代西方快速发展的经济对人才的需求。近代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成长时期,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特别是欧洲工业革命之后,机器工业模式逐渐取代手工业模式,机械化生产对劳动者的身体状况提出更高的要求,竞争日趋激烈的工商业界日益体会到体质健康的价值。在这一社会背景下,追求健康自然成为近代西方体育所追求的主要目的。

3.2自然体育思想

“遵循自然”是许多近代西方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所倡导的哲学思想。“自然”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自然界及其普遍法则;二是指人的天性。”[3]自然体育思想要求体育教育要尊重学生的天性,依据客观教育条件和学生身心发育规律选择、构建、编排和实施体育教育。

自然体育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将体育锻炼、阅读、书写、音乐绘画四科列为初等教育课程,并主张体育锻炼应遵循自然,认为:“体育训练的目的不是为了竞技,不应像斯巴达人那样用自以为将使儿童们勇敢的艰苦操练而使儿童变得残忍……儿童的练习应该是比较柔和的,应避免粗劣的膳食和痛苦的劳作,使儿童的生长不受损害。幼年的过度训练只有坏处。”古希腊的自然体育思想在中世纪因天主教的统治而一度中断。

进入近代,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文化进行挖掘,使自然体育思想的价值得到重新确认。近代倡导自然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夸美纽斯、卢梭、洛克、裴斯泰洛克等。夸美纽斯把适应自然确立为一项教育法则,他认为教育就像一座组合得很巧妙的钟一样,有自己的规律性。他在其著作《大教学论》中说:“人们要追求健全的身体,就得有节律地生活,尤其是适度的饮食、体育活动、必要的睡眠与休息。”[4]

自然体育思想在近代西方社会中复兴的主要原因是,具有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成分的哲学思想在与宗教神论的相互斗争中开始成长壮大,对教育和社会产生了影响。例如,具有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倾向“自然神论”便对当时的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自然神论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由于其实质具有唯物主义倾向,故对近代自然体育思想的产生与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

自然体育思想的精髓是“尊重儿童的天性”。这一思想精髓对当代的体育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其局限性在于人们对“尊重儿童的天性”的“度”的把握易偏于极端。若在体育中过于强调人的天性而不讲人的社会性,把学生的天性过分理想化,忽视社会的要求和制约,则“遵循自然”易异化为溺爱放纵,不利于对儿童体力、技能、意志毅力等素质的培养。

3.3要素体育思想

要素体育思想的要义是:体育学习要从一些最简单的、为儿童所理解和接受的“要素动作"开始,然后逐步扩展到全身的更为复杂的动作,通过这些由简单到复杂的动作练习,逐步使学生的体力和动作技能得到发展。裴斯泰洛齐依据生理与解剖学原理认为,要素动作“如打击、运载、投掷、推拉、牵引、旋转等”,[5]是身体运动的最基本要素,把这些基本要素相结合,可构成各种复杂的身体动作和身体运动。他还指出,各体育要素之间的组合与协调的生理机制在于感觉和思维参与,“四肢的基本练习,必须很自然地与感觉的基本练习协调起来,也必须与有关思维的机械练习协调起来”。[6]

要素体育思想产生缘起于近代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的发展。对人体生理结构的认识日益深刻的生理学和解剖学,以及近代逐渐兴起的心理学,是要素体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要素体育思想已为当今的体育实践所采用,如在体育学习中对运动动作进行分解和组合练习便是实例。应注意的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重视分解动作训练练习的同时,不能忽视各动作之间的过渡和衔接,要充分调动学生的感觉和思维,以免学生在训练中形成机械呆板的运动姿势。

3.4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

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是洛克、裴斯泰洛齐、欧文等。其内涵是,体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体育的内容选择、编排和实施要兼顾学生身心全面发展。这一思想同样源自古希腊。

至近代,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得到发展,强调体育教育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裴斯泰洛齐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他在自己创办的实验学校中将体育与劳动教育、职业训练相联系。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教育家欧文也强调,体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欧文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实验探索。马克思肯定了欧文的实验探索,他说:“生产劳动与智育、体育相结合,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重要方法,而且是培养全面发展人的唯一方法。”[7]

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如下:

近代唯物主义思想是全面发展体育思想的哲学基础。随着近代科学进步,哲学向着唯物主义的方向发展,人们对身体和精神的认识趋于客观,“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等思想逐渐被许多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所认同。

近代人文主义文化思潮是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的文化基础。人文主义文化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为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营造了文化氛围。人文主义重要代表人物薄伽丘在他的代表作《十日谈》中表达了对理想人的看法,主张人应是全面发展的人。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对全面发展人才的需求是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对全面发展人才的需求促进了全面发展体育思想的复兴和传播。

4.结语

近代西方社会中产生的主要体育思想为西方现代的体育思想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同时也影响着中国的体育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中国体育是在与西方体育的直接碰撞过程中不断发展而成的,是中西方体育交流的产物。西方体育思想的传入对中国体育思想的建立、体育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体育手段的丰富、体育竞赛的规范等产生了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学忠.学校体育教学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2.4:168.

[2]体育史教材编写组编.体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6:240.

[3]单中惠.西方教育思想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240-160.

[4]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M].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71.

[5]滕大春.外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1:147.

第5篇：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中国文化；民族文学；结构转型；文学重塑

在总体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上，可和华夏民族如此绚丽多彩而又绵绵延续的悠久灿烂文化相媲美者，的确寥寥无几。在闭关自锁的地理区域及文化圈子里产生、演进且自成体系的古老中环文明，曾拥有辉煌灿烂的从前，造就了举世为之震撼的灿烂文化和民族文学。然而我国在经历了残酷的鸦片反击战争以后，西方资产阶级变革之后的滚滚洪流以粗暴的方式撞开中国几千年封闭的国门，从此中国完全自主发展的外界条件已随江河东流去，盛衰交错的内部更迭韵律亦随之被重整复立。在民族危亡存在、民族文化渐衰、经典文学困惑同时发生的严峻形势下，华夏子孙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寻觅着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文学重塑的康庄之路。

一、在严重困境中得以诞生和演进的我国近代民族文学

整体危机状况成就了近代时期我们国家民族文学进步的总体历史现状。其重点展示在如此三项内容上：民族延续窘境、封建体制的延续困境及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内涵的古老文化困境。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洋枪洋炮炸开了中国陈旧闭锁的门庭，震惊了腐朽帝国的甜梦，将此亘古以来一直闭关自守的没落帝国推向了充满带有血腥味残酷竞争的近代人类发展局势。连续频繁的军事侵略和经济巧取豪夺，陆续不断的丧权辱国条约的签字画押，民族危亡耀然眼前，民族内部矛盾顿时转变成了近代时期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基本型矛盾。救国救民成为时代中声嘶力竭的强烈呼唤，同时亦为当时整个中华民族每一位公民不得不坚强的承担起的历史使命。此种旷世空前的历史命运危机由内心里变革了全民族的求生观念，危机思维及忧患意识，而且波及到了整个中国。后继的文化节充满血腥的华夏仁人志士无不将救国救民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在此基础上，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疯狂入侵的深入，快速的深化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衰竭、没落与。封建帝国的顽固统治遭到了很多自始以来没碰到过，依照沿袭立法、治乱模式无法处治的严重的社会综合性问题。

二、我国近代民族文学的发展演进历程

只走过了八十年奋斗历程的我们国家近代民族文学，好比一组融入多代人共舞的，各自展示不同社会阶层、相异流派思维情怀及审美情趣的众人大合唱模式，在合唱过程中的零乱及不默契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在此番杂乱及不默契中，自救和求存、抵御西方殖民主义及封建专制主义的呐喊声是震天动地。正因如此，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文学及近代走过的我国社会演进历史铸就了先天性的内部密切关联性，和近代的中国文化发展进程、文化思维革新密切关联。

在我国近代所发生的鸦片战争以及实施洋务运动的历史阶段：近代民族文学的启蒙和产生和传统型民文学的衰退期。此历史阶段国家救亡和民族复兴的进步思潮是依从着乞天求救――避险自保――中式西移的逻辑思维来实施的。历史跨入后续的十九世纪之后，封建王朝统治体制已由清朝初期的鼎盛格局趋于没落，往日的大清帝国意识惶惶不可终日、摇摇欲坠。政治昏庸，经济溃败，军备虚弱，农民运动东伏西起，新老病症，体悟完肤、多病攻心，病入膏肓。

三、中国民族文学近代变革的审美情怀及转折期特点

自救和求存的主韵调激荡着近代民族文学演进的历程。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时代强音，以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由整体上关联并增进了当代文人墨客、志士仁人的情感生成及审美提升。这些人的内心体验、情怀感知、无限遐想、智慧创造均不能脱离政治体制、思维模式、文化基础所提供的雄厚基础。当代文学家及文学体系，因为政治自觉、艺术品质、审美造诣的差异性，各自展示出了其奇特的个性修养及流派风范。然而当我们越过对现实作家、流派体系的审视，而侧重于全局性的、历史脉络的贴近，即能够感知到，近代文学的主导风格与审美风貌，走过了悲痛忧愤，渐趋于昂扬躁厉，终至于明朗乐观的发展轨迹。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时期，东方帝国、天朝盛世的釉彩在人们的惋惜声中一块块地剥落，封建政体千疮百孔，祖宗成法屡试不灵，内忧外患纷扰不已。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亘古未有之变”，牵动着一代诗人的情怀。由历史盛衰对比所带来的沧桑之感，由民族耻辱所激起的忧愤之怀，由补天无术所产生的焦灼之情，给他们的作品带来悲愤与怅惘交错、慷慨与凄婉杂陈的色调。

四、结语

确实如此，在经历了近代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各类复杂矛盾交织、艰难痛苦的选择历程之后，接踵而至的现代文学革命显示了中国文学向更高层次飞跃的自我调节、自我扬弃的能力，一个真正现代化的文学形态终于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迅速确立了。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近代文学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正是促使现代文学革命者获得“最后之觉悟”、从而迅速走向成功的历史前提。

参考文献：

[1]走向世界：中国文学的焦虑[J]. 吴俊. 文艺争鸣. 2012（08）.

第6篇：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商会研究，主题突破，时间空间突破，理论突破

中国近代商会制度确立于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在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全国各地主要商埠均建立了商会组织，形成了遍及全国乃至海外的商会网络，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近代中国商会已经存在了约半个世纪。1949年后商会被改组为“中华工商联合会”，近代商会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商会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传统中国融人世界体系的历史风貌。因此对近代中国商会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国内外对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国外的研究早于国内。在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在华日本人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对商会的活动进行考察，之后，根岸佶和小岛淑男研究辛亥革命和商人的论文涉及到商会，而曾田三郎和仓桥正直的论文则直接以商会为题目①。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中也以上海商会为例②。美国的John S Burgess、利维(Marion J Levy，Jr．)张鹏、桑福德、柯布尔(Coble Parks)的论文，或与区域经济和商帮有关，或与商会有关③。陈锦江(Wellington K．K．Chan)的博士论文虽以《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为题，但却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商会在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以上海商

会和广州商会为举证对象④。但总的说来，国外对中国商会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只是零星的，始终未形成潮流，也未引起学者的充分注意。直到1982年，章开沅先生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上，首次向海外介绍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随即引起海外学者的极大兴趣⑤，此后研究中国近代商会的海外学者才逐渐增多，遍及日本、美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

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也许过多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商会被看作是旧社会资产阶级和买办的组织，对商会的研究少有人问津。80年代，随着我国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近代商会成为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专题，90年代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商会的作用被重新认识，出现近代商会研究的热潮，产生了一批颇具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商会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商会研究之所以能取得世界领先地位，是因为近十年来商会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和进展，这些突破和进展不仅使商会的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而且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甚至对打破西方中心论，创立中国本位的史学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而以往有关中国商会史研究的评述文章，对这一点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重视⑥，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专门对近十年来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的突破和进展进行认真的梳理，以便能够更充分地发掘和利用现有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为探讨建立中国本位史学发展的新路径提供具有实证意义的范例。

国内近代商会研究的学术史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是商会研究的初起阶段，90年代初到迄今为止的最近十年为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商会研究取得了诸多突破性进展，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可靠的学术基础。本文将从主题、时间与空间、理论三个方面介绍近十年来国内商会史研究的突破。

一、商会史研究的主题突破

说到国内学界对商会研究的开端，章开沅先生功不可没。1964年春章开沅、邵循正等学者为筹备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调查项目，到达天津，看到了收藏完整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天津商会档案，该项调查虽然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但章开沅和邵循正先生已经注意到商会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种独特的、典型的组织形式，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⑦，以后他们开始思考和倡导从社会集团的视角研究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1978年，在一次《辛亥革命史》编写组会议上，章开沅先生针对以往资产阶级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的倾向，强调资产阶级群体研究，认为商会、会馆、行帮、公所都应列入研究范围⑧。近代中国商会研究的独特领域就这样被开拓出来了。

由于商会研究的最初目标只是作为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研究的一个必要的补充，沿着这一思路，近代商会的研究进入实质性阶段，研究的主题就是考察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学者们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产生累累硕果，有助于我们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更多的认识。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主题的局限性日益凸现出来，表现为在内容的取材上，研究者多注意商会的革命活动，或是与革命活动有关的政治活动，在研究的视角上，多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去解释商会的种种行为，因而给出的结论多限于对资产阶级革命是否有促进作用这样一种价值判断上。革命与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软弱性、妥协性，这样的思维定势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者的眼界。因此我们看到早期商会的研究，多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主，政洽?的题材多于经济性的题材。徐鼎新和马敏、朱英对上海商会和苏州商会的研究都受这一主题的制约⑨。

令人欣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状况开始改变，商会研究的主题从阶级斗争、反帝斗争的主线向社会发展的主线转变，在研究的价值判断上，从一味地以阶级性、革命性和民族性为评判标准，转向评判其是否能够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否符合人类及社会的发展、进步的方向，在研究的内容结构方面，从以研究重大政治事件为主，转向兼顾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并分析其现代性、科学性、合理性和世界性。

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题，是商会研究主题突破的第一个创新。虞和平在这方面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尝试，他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一次把商会研究的主题从探讨商会的革命性，转变为探讨商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商会的政治表现不再是关注的唯一焦点，与早期现代化有关的商会的法律地位、商会的独立性等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虞和平认为政府与商会存在着“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一方面，商会既然是法人组织，其职能、作用都是法律赋予的，其行为也是由法律规范的，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商会总是谋求更大的独立性，于是商会的行为经常超越法律所规定的范围，而另一方面，政府也总是想利用商会、控制商会，以便达到增加税收等一些实际目的，因此政府对商会的控制也经常超越法律的范围，这种对立导致政府对商会的超法控制，商会对政府超法的反控制。商会的种种行为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⑩。

有学者注意到商会与政府的合作与冲突的利益基础，张志东提出了“超法的利益合作关系”来修正虞和平的“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使不同时期商会与政府关系的不同表现更易理解，在此基础上，张志东还注意到，即使是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表现，以天津和上海商会为例，似乎地理上与政治中心的距离的远近，同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密切程度具有某种相关，北洋时期，政治中心在北京，上海商会比天津商会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天津商会则受到北洋政府的较大控制，少有作为，时期则刚好相反，因此他提出了商会与国家统治中枢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商会自主性及其政治能量的相关程度问题⑾。

此后，商会与中国现代化成为商会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一主题下，商会与民间对外经济交往⑿、商会与城市发展⒀、商会与商人心理的现代化⒁、商会与近代商业教育⒂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问题。

商会研究主题突破的第二个创新，是商会与商人。商会史研究早期，研究者均把商会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标志。朱英从商会的组织状况角度，提出清末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虞和平认为，清末各地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进入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转化的过渡阶段，民国初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进入了基本自为的阶段。但是当研究者仔细考察商会的起源时，就会看到商会与会馆、公所、行会、商帮等商人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其把商会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不如把商会看作是商人的组织更合乎历史的真实。对商会组织的根本性质的认识转变，直接导致商会研究主题的另一个突破，既然商会不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而是扩展为商人的组织，那么商人在这个组织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商人如何利用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商会研究的主题，逐渐变为商会与商人。商会与商人是研究主题的一个全新突破，在这个新的主题下，商会研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研究的对象由资产阶级变为商人，因此商人的利益、商人的经济活动、商人政治活动背后的经济理性⒃、商会与商人的其他团体⒄、商会与商人的网络⒅等等，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样一来商会研究的范围大大扩展，研究的内容愈加丰富和深化。

商会研究主题的第三个突破是探讨近代商会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变迁。以往在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主题下研究的商会的政治活动，近十年来却在商人与社会政治的主题下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学者们更多地从社会政治变迁的角度对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商会的政治参与等老问题进行了新探索，强调具体时间和空间的特异性，改变了过去以一时一地的研究进行总体论概括的倾向。如朱英分别考察了五四时期的上海总商会和天津总商会，指出这两个商会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反映上海商会和天津商会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空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⒆。冯筱才试图从更深层次解释商会的政治参与，他根据以往学者笔下的商会对革命的态度的论述，建立了一个“依附——离异——回归”的动态变化模型，来说明商会对待革命的态度并非是始终如一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商会有时依附于革命、投身于革命，有时却又远离革命、背离革命，并把这种模型称为“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即把维持稳定的商业制度、保护商业经营秩序，充当官商沟通的媒介等商会从事的事业，称之为常态；而将商会短暂的政治参与，为避免战事而发起的和平运动，以及对战争的应付举措等划人变态范围。变态的行为多由时势所推动，之后商会大多回归于本位⒇。为什么商会行为会有如此大的反复?冯筱才又提出了一个“产权与秩序”的解释框架，认为商人对政治的关心是建立在产权是否受到波动的基础上的，正常的秩序是产权不受波动的保障。他以浙江地区为考察对象，指出在民初中国，商人对政治并无多少兴趣，他们只是为了挽救秩序、保卫财产，而采取自救举动，这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因此他怀疑中国近世商人是否真的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们是否真的想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21]。冯筱才的研究从商会扩展到商人，其视角已经发生转化，即不再把商会仅仅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而是看成商人的组织，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化，对商会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者对商会研究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商会与社会经济方面，涌现出不少成果。姚会元对上海商会在近代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上海商会齐心协力，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如抵制了外国银行缩短庄票流通期限的企图，向外商银行借贷资金以解燃眉之急，积极支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抵制北洋政府“停兑”命令，照常办理兑付业务等等，终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22]。赵洪宝也对同一时期天津商会在金融危机中的所作所为进行考察，认为天津商会面对金融危机的举措，诸如禁止外地铜元人津，减轻津地铜元充斥的压力，杜绝私铸私贩，摒弃劣质通货，查拿外洋商人私运铜元等，也确实起到了缓解金融危机的作用[23]。有学者把商会看作是近代市场的经济组织，探讨商会作为经济组织所发挥的作用，继丁长清提出近代商会是中国市场第二调控系统的观点之后[24]，宋美云又以天津商会为个案，研究了天津商会作为市场经济组织，其一系列经济行为包括：制止跌价竞争行为，禁止买空卖空行为，监督并制止商人的违规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调节商人诉讼纠纷，平息缓解金融风潮等，说明北洋时期的天津商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中观调控中枢[25]。

参考文献：

①根岸佶：《支那キルドの研究》，东京斯文书院，1932年；又《上海のダキルド》，东京日本评论社，1951年；《中国のキルド》1953年；《支那商人团体制度》，《支那》11卷1号；小岛淑男：《辛亥革命时期の士绅：商人阶级い运动》，《东洋史汇编》6期，1960年8月；《辛亥革命におけるい商绅层》，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化の社会构造：辛亥革命史の位置》，东京汲古书院，1973年；曾田三郎：《商会の设立》，《历史学研究》422号，1975年；仓桥正直：《清末の商会い中国のブルツヨフツ》《历史学研究》别册号，1976年。

②[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Marie-Claire Bergère：TheRole of Bourgeoisie, in Mary C. Wright ed. ,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 - 1913,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③转引自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Burgess John S．，TheGuilds of Peking, New York: Cumbia Univesity Press,1928; Marion J Levy,Jr. and Shih Kuo - heng, The Rise of the Modem Business Class , New York:I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9 ; Edward J. M. Rhoads, Mer- chant Associations in Canton, 1885—1911, in Mark Elvin & G. William Skinner ed. , The Chinese City Be- tween Two Worlds; Shirley S. Garrett ,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the YMCA, Ibid; Chang peng,The Dis- tribution and Relative Strength of the Provincial Mer- chants Groups in China, 1842—1911, Ph.D. disserta- 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58 ; Sanford, James C, Chinese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and Behavior in Shanghai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h. D. dissertation , Havard University ,1976; Coble, Parks M. , Jr. ,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Nationalist Govermment, 1927- 1937, Cambridge Mass. :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④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王笛、张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

⑤章开沅：《近代中国商会与市民社会研究的力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1月。

⑥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有关或涉及商会史研究的评论性文章有10篇：朱英《清末商会研究述评》，《史学月刊》1984年2期；徐鼎新《中国商会研究综述》，《历史研究》1986年6期；赵洪宝：《近几年来大陆学者关午中国商会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16期；虞和平：《近八年之商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4期，《访日归来谈商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年06，《中国近代史研究50年》，《文史哲》1999年第6期，《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社会科学家》2001年3月，《现代化研究与中国历史学的创新》，《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马敏：《近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及其展望》，《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湖北十堰，2000年；冯筱才：《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26期；胡其瑞撰《中国近代商人研究之回顾——一台海两岸之论著为中心的探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北)32期；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朱英：《网络结构：探讨中国经济史的新视野——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这些文章有的着重于观点的介绍，有的注重方法论的批评，对商会研究的突破和进展强调不够。

⑦章开沅：《序》见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一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

⑧《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⑨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一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

⑩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⑾张志东：《近代中国商会与政府关系的研究：角度、摸式与问题的再探讨》，《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6期。

⑿虞和平：《访日归来谈商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06。

⒀宋美云：《20世纪初天津商会对外交往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⒁张琴：《清末商会与商人心理的现代化》，《江海学刊》1996年3月。

⒂赵洪宝：《清末商会兴商学活动述论》，《历史档案》1997年01月。

⒃冯筱才：《近世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的杭州总商会为例》，《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⒄胡光明：《论政权覆亡前的天津商会与工业会》，《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任云兰：《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的兴起及其对商会的影响》(1946—1950)，《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⒅陈来幸：《通过中华总商会网络论日本大正时期的阪神华侨与中日关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华》，《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其其他商会网络机制的构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三期；胡光明：《论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与近代中国资本家的成长》；徐鼎新：《近代上海商会的多元网络结构与功能定位》，以上均为第三届中国商业史会议论文。⒆朱英：《期间的天津总商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11月；《上海总商会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5月；《冲平期间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⒇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1]冯筱才：《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11月。

[22]姚会元：《上海近代商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

[23]赵洪宝：《清末铜元危机与天津商会的对策》，《近代史研究》1995年4月。

[24]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25]宋美云：《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中介组织——天津商会(1912—1927)》，《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二、商会研究的时间与空间的突破

90年代之前，商会研究的时间仅限于清末民初的二十世纪最初的20年，一般不超过1928年，90年代中期以后，商会研究的时间扩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1949—1950年。如徐鼎新研究了上海商会近50年的发展历史，试图说明中国近代商会在存世的48年中兴衰的内部和外部原因[26]。林纯业研究了沦陷时期(1937—1945年)的天津商会，指出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对商会组织的直接控制，对天津青岛等华北重要商埠委派日本顾问官，而天津商会的会长及其核心决策层，也由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汉奸人物把持，他们抛弃数十年来的立会宗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背弃民族立场和广大商民的利益，沦为日本统治华北市场、掠夺中国民族工商业、推进法西斯政令和巩固殖民统治的工具[27]。

胡光明则着力分析了新旧社会交替的震荡时期(1945—1949年)，特别是新旧两大社会势力关乎于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时期，天津商会与工业会的构成，政治、经济行为及社会后果，从而判定这一时期商会与工业会的性质和特点。他认为，从这一时期政权颁布的232个重要政令法规看，95％以上的法规政令都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聚敛社会财富并巩固其专制统治为目标的。在这个大背景下，商会、工业协会、工业会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中，采取了同政权配合、屈从的态度，经过整顿和改组，清除汉奸成分的天津商会，虽然力图有所作为，但当已崛起的工业企业家群体脱离商会而自立为工业协会和工业会后，天津商会因自身经济实力薄弱，且与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天津商会的组织构成、经费支撑和社会地位与影响，已今非昔比，商会在组织上孤立无援，其行为更加听命于政权。尽管为了维护商民的利益，商会对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某些抗争，但也难于改变其衰亡的历史进程[28]。

任云兰则认为抗战胜利后(1945—1949年)，促进工业化的呼声甚高，工商分流已成大势所趋，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工业界成员脱离商会，成立独立的工业团体组织。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包括：全国工业协会天津区分会、河北平津工业协会、天津市工业会。1947年10月《工业会法》的出台，为工业团体的创建提供了法律依据，1948年，天津市工业会成立，商会因此会员减少，权力消减，会费收入面临困难，商会不得不改组，另谋出路。这些独立团体的领导层较之商会的领导层，有较多的人受过高等教育，有更多的来自南方的企业界人士，较之旧式商会有一种趋新的特征，他们能适应中国工业化趋势，将学有专长的技术人才以团体的方式凝聚在一起，发挥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开路先锋。因而比同期的天津商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活力[29]。

80年代国内商会研究已经形成了上海、武汉、天津、北京四个研究中心，分别以上海商会、苏州商会、天津商会和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为研究对象。90年代中期以后，其他省市的商会也逐渐成为考察对象，如四川商会[30]、北京商会[31]、杭州商会[32]、贵阳商会[33]、无锡商会[34]。一些县级小城镇商会的研究也开始出现，顾林(Grove Linda)研究了高阳商会，其他的研究还有吴城商会[35]、汕头商会[36]等。此间海外华商商会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袁丁研究了泰国华商商会[37]，刘宏研究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38]，陈来幸研究了日本阪神华商商会[39]。与此相适应，研究的中心地由过去的四个大城市扩散到全国内地乃至香港、新加坡等地。

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是商会与地区经济的发展备受各地学者关注。汤可可、蒋伟新通过考察无锡商会的成员构成，认为无锡商会中工商资本家占了相当比重，在商会中居于领导地位，他们通过商会抵制经济侵略、推广国货、组织工业产品，参加西湖博览会，维护和争取工商企业的权益，对近代无锡工商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40]。

席萍安认为，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里，四川商会组织成员将资金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投资新式企业，有造纸公司、火柴公司、川瓷公司、电灯公司，罐业公司、砖瓦公司、织布公司、电镀厂、玻璃厂、机器工厂等，使得初步发展的四川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相对扩大，对于近代四川民族工商业的初步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41]。丁隆昌对武汉商会的研究说明武汉商会在提倡国货的运动中具有独到之处，设立提倡国货的专门机构——国货专门委员会[42]。

顾林对高阳商会的研究具有开创性，高阳商会虽然只是一个县级商会，但商会领导和成员致力于发展当地传统纺织业，为高阳土布争取特惠税，进行产品考评，举办商业学堂，不仅起到了行业联合会的作用，而且创立了农村工业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工业化和救国活动中占据了中心位置[43]。冯小红也对高阳商会与当地纺织业的互动进行了考察，成立于1906年的高阳商会，在洋布行销华北的冲击下，提倡纺织，研究改良土布，特别是在高阳土布的工艺上作了大胆的改进，引进了日产铁轮织布机，建立织布工厂，开办工艺研究所，参加展销会，使高阳织布业有一个质的飞跃，逐步把当地织布业引上了工业化和商品化的道路。高阳商会还特别注意商业人才的培养，创立商业夜校、初等商业学堂等具有近代意义的学校，为高阳织布业的繁荣奠定了人才基础。高阳商会堪称是众多县级商会中的佼佼者，它的活动，不仅对当地农村的近代化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华北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44]。

胡光明指出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间发生

的几次金融风潮中，天津商会和同业公会与外国银行团、领事团百般周旋，维护国家和商权，发挥了国家政权难以发挥的作用。史瀚波(美国威斯康新州立大学历史系)也考察了1916年中交银行停兑风潮平息过程，认为天津商会与临时金融维持会都是以人际信用为基础的组织，而当时天津金融市场纸币的流通是以非人际信用为基础的，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导致金融风潮的平息未达到目标的根源。关文斌(美国辛辛提那大学历史系)则较全面地研究了1908年的天津洋货风潮的起因与平息过程，认为这是晚清官民合作的范例，从而可以理解晚清社会与国家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地区的差异性[45]。

这些研究内容的突破产生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成果，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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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徐鼎新：《关于近代上海商会兴衰的几点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1期。

[27]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首届商会与近代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28]胡光明：《论政权覆亡前的天津商会与工业会》，《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29]任云兰：《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的兴起及其对商会的影响》(1946—1950)，《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30]席萍安：《清末四川商会与四川民族工商业》，《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31]刘娟：《近代北京商会》，《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32]王勺：《民国贵阳商会沿革与同业公会之组织》，《贵州文史丛刊》。

[33]汤可可，蒋伟新：《无锡商会与近代工商企业家的成长》，《江淮学刊》1999年2期；蒋伟新、汤可可：《推挽结构：近代地方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以无锡为例》，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34]参见胡光明等：《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35]梁洪生：《吴城商镇及其早期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1月。

[36]黄挺：《1933至1934年金融危机中的汕头市商会》，第三届中国商业史会议论文。

[37]袁丁：《清政府与泰国中华总商会》，《东南亚》2000年第二期。

[38]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华》，《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9]陈来幸：《通过中华总商会网络论日本大正时期的阪神华侨与中日关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40]汤可可、蒋伟新：《无锡商会与近代工商企业家的成长》，《江淮学刊》1999年2期。

[41]席萍安：《清末四川商会与四川民族工商业》，《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月。

[42]丁隆昌：《提倡国货运动的武汉商会》，《武汉文史资料》1994年2月。

[43]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首届商会与近代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44]冯小红：《试论高阳商会与高阳织布业》，《社会科学论坛》2001．06。

[45]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首届商会与近代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三、商会研究理论框架的突破

近十年来商会研究理论框架的突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是这一阶段研究中最值得称道的。其中现代化理论的应用可以说是商会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创新，把现代化理论引入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其开拓者是虞和平。较有代表性的是学者们用现代化理论分析会馆、公所、行会、商帮等传统的商人组织与商会的联系和区别。行会、会馆、公所都是商人自发形成的组织，亦称为商入团体，一般而言，会馆是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商入团体，主要是外来商人在某地经商，为联络乡谊、相互支持而设，有较浓厚的地域乡土色彩。公所最初也是由会馆演变而来，是商人在经营地不分外来商人和本地商人，共同按行业重新组合的商人或手工业者的组织，又称同业公会或公所，它突出的是行业性，是以业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商人团体，公所后来又演变为几个相关的或重要行业的行会联合体，行会则是对会馆和公所的总称。中国近代的商会与行会有着割不断的历史联系。有的论者认为商会是现代性的商人组织，行会是传统的商人组织，因而从本质上二者是不相容的。

朱英将会馆、公所作为“前近代社团”，将商会作为“近代社团”，以示区别这两种组织是性质不同的工商团体，只是商会在起源上与行会有一种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46]。徐鼎新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从上海商会的历史看，上海商会的前身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商会所具有的职能和作用基本上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职能作用相同，把行会当作传统的商人组织过于简单化了[47]，行会具有某些近代性，可以被商会包容。虞和平则认为商会与行会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处，商会的功能集中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行会的功能还有乡亲联谊和福利，商会与行会的结合是以二者具有同质性为基础的，行会具有潜在的适应性[48]，两者在协调成员关系和官商关系、经济管理、利益自维等基本功能上具有相同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两者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49]。范金民进一步指出商会不仅不能取代行会，而且商会的许多职能是通过行会来实现的，行会与商会的关系是发展与进一步发展的关系[50]。吴慧也认为，商会的成员基础就是公所[51]。黄福才、李永乐则从另一方面指出商会与行会的相同点，即都有不同程度的封建性和买办性，这也是它们共存的基础[52]。总之，现代化理论不仅极大地开阔了研究者思路，直接导致商会研究主题的转变，而且为研究者借鉴其他西方理论提供了范例。

运用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近代商会与中国市民社会，这是商会研究的又一重大理论突破。首先是朱英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他运用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以近代商会为切人口，研究商会与中国市民社会(private society)的成长或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出现，并出版了专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朱英的研究是以掌握卷帙浩繁的商会档案为基础的，他首先对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梳理，指出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概念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解释，难以直接用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因此他首先概括和抽象出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本质特征，把市民社会定义为“脱离国家直接控制、拥有独立自和民主契约规则的民间社会组织”。然后考察商会的各种活动是否表明商会具有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商会的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三个方面：经济、政治和司法。商会的经济活动，包括联络工商、调查商情、兴办商学、创办报刊、维持市面；政治活动，包括抵制洋货与维护利权、参加立宪与辛亥革命运动、调和各派党争等；司法活动，包括受理商事诉讼，拟定商法等，对这些活动的实证分析表明，这些活动都具有独立性，这充分显现出商会这一新式商人社团所具备的市民社会特征。朱英的结论是：商会的诞生和发展证实了清末民初的中国不仅出现了市民社会的雏形，而且还有所扩充，商会不仅在组织结构等体制性方面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公共领域，而且从商会活动方面阐明了它作为商办民间社团，在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时期发挥了国家所不可替代的作用[53]，认为近代中国商会诞生后，其活动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发挥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商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初步形成的标志[54]。

此后商人与国家、商人与政府、商人与社会等与市民社会有关的问题，成为商会研究的一个热点。特别是商人社团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如黄汉民考察了上海机器国货工厂联合会[55]，胡光明考察了天津工业会[56]，任云兰对1946—1950年的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进行了研究[57]。王笛的研究似乎可以为朱英的研究提供佐证，他借用公共领域的概念对商会及其他公共组织进行考察，认为二十世纪初，成都公共领域的扩张与国家同地方士绅的合作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从商会的建立以及城仓的出现均可明显看出[58]。而张志东的研究则似乎提出了一个反证，他通过对天津商民协会个案的研究，认为天津商民协会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之间发挥了更好的桥梁作用。他指出，商民协会是兼具工商业社团和党务助理机构双重性质的组织，集中反映了欲在训政时期建立高度组织化、理想化的国家社团主义社会，从事民族国家建设的追求。但最终选择了改组商会、撤并商协。改组后的商会无法发挥替代商民协会的作用，城市基层居民失去了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渠道，因而限制了政权的社会基础[59]。

尽管对近代商会与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也有学者对源自西方情景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否可以被用来研究中国情景的市民社会表示质疑[60]，但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现有的商会档案为从中国情景出发研究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基础，有利于充分利用和挖掘现有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的，“近代中国商会一经诞生，便极力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渗透，期望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发挥更大的作用。商会档案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甚多，但由于数量巨大且很零散，估计已被利用这不过20％—30％而已”[61]。而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又为商会研究拓宽了思路，二者的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从商会研究人手，探索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问题有可能对现实与未来提供某些借鉴。

西方经济学被引入商会研究也是一种积极的理论突破。丁长清应用市场理论，从市场调控体系的角度，提出商会等工商社团是中国市场第二调控系统[62]。宋美云也从市场中介组织的角度考察了1912—1927年的天津商会，认为天津商会在当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起到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作用[63]。

21世纪初，制度经济学方兴未艾，引发了学者对商会与经济制度关系的思考。赵洪宝指出清末民初商会对政府制订工商政策有多方面影响，表现为：各地商会查商情、编商事习惯、为政府制订工商政策提供信息参考；商会创立的学校、报纸，是政府工商政策宣传的一个重要园地；商会提出的工商政策、工商法规议案，对政府制订政策产生直接影响；商会是政府制订工商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政府工商政策实施情况的直接监督者[64]。如果说赵洪宝的研究还具有现象性的描述特征，张东刚的研究则具有本源性探索的特点，张东刚认为中国近代商会是在外来因素的作用和冲击下，移植国外商会制度而产生的，商会的性质就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组织，商会中的近代工商实业家是制度创新的最初需求主体，同时商会又在移植和创建新制度上是供给的主体，指出商会作为经济制度需求和供给的主体，它既急需经济法规的保护，又参与了经济立法，在商会的参与下，《商会法》经过1914年、1915年和1929年的修订，较大程度地反映了商人的要求[65]。严建苗、刘伟峰认为近代商会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商会的存在降低了交易成本，也降低了提供关于工商政策方面制度安排的成本[66]。冯筱才用产权经济学方法研究江浙地区商人，对商会的研究也很有启发，他认为商人对产权的关心是商人最根本的经济理性，商人的参与或远离社会政治的动机，都与商人产权的波动有关[67]。

滨下武志的网络理论传人我国后，网络理论和方法被用来研究商人网络，这是商会研究的又一个理论突破。胡光明、徐鼎新都尝试用网络理论研究近代商会[68]，宋美云以天津商会为个案[69]，研究了国内商会的网络体系。认为天津商会组织系统网络是由两个组织网络构成的，一是同业公会，称之为垂直组织网络，二是其他社会组织网络，称之为附属组织网络。天津商会的组织网络发挥的作用是：维护公平竞争，调节商人诉讼，缓解金融纠纷，影响政府决策。商会组织网络机制的构建无疑是商会组织间联络最行之有效的形式，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的互动联系为商会的发展创造了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也为天津的商业贸易经济，乃至北方和全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明显或潜在的成效。这是任何单独的组织或个人根本做不到的。天津商会通过这一网络机制与全国各地商会发生了互动，它们之间通过通讯、会谈、互访、出版报刊等方式，相互通报组织状况，互通商情信息，联合抵制关税，缓解金融危机，运筹粮食调配，维护商人权利，建立了天津商会与北方区域内商会的合作伙伴关系，突破地域环境的限制，建立与北京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联系，推动区域市场经济的增长，促进区域文化交汇，加强商人的共识。

在这方面海外学者从网络视角分析海外华商商会的成果尤其引人注意，陈来幸研究了日本阪神华侨华商商会与中华华商总会的网络联系，他首先考察了国内商会网络向海外的推广和延伸，1915年正式注册的海外中华总商会有58所，这些商会大多建立在华商聚居的海外商埠，而这些商埠都和国内沿海各港口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经贸关系，是华商经济交易圈当中的主要联系点，因而形成了一个海外华商的商会网络，海外中华总商会在组织上被看作是国内商会的外延部分，在一些有关商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拥有与国内商会相同的发言权。海外商会与国内商会联系的一个重要渠道是通过《华商联合(会)报》和《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报》。神户的中华总商会是由在神户的广东、福建、三江三个同乡帮联合组成的中华会馆演变而来，1909年5月正式成立。在日本的四个中华总商会中，神户华商总会的活动是最突出的，在建立与环太平洋地区各个华埠中华总商会、以及国内商会总商会的对等联系方面具有重要地位[70]。刘宏也考察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国内的商务往来，以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网络的建立在维系亚洲区域内的华人社会和商业网络中的作用，指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具有完善的内部组织结构和广泛的外部联系，是东南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组织，在华人转口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促使海外华商网络在20世纪逐渐走向成熟和制度化，并成为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刘宏的研究试图证明的是，海外华人的商会一经融人华商网络之中，并成为华商网络制度化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以往对商入网络的研究忽视制度化的商人网络的空白[71]。当然商会网络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商会组织的内部与外部网络运作等问题，商会中领袖人物的个体研究，各地商会的领导人大多是当地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权势、个性、人际关系网络对商会有何影响等，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至今未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商会研究多方面的突破都具有创新意义，而在主题和理论上的突破对近代史研究更具有启发性。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在这些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这些突破性研究的许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有些方面的研究和探索目前还相当欠缺。如区域经济理论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也是当今史学界的热点，但在商会研究中，尚未见到有人尝试用区域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商会，如各地商会地域性特征、商会与区域内资源结构和特点的关系，商会在区域内和区域外各地区资源互补和协调中的作用如何，商会网络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各地商会的比较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还有，系统论中的结构与功能理论在90年代初即被马敏、朱英用来研究苏州商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但时至今日。学界对商会的组织结构和经济功能的研究仍显不足。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到目前为止，运用这一理论和方法研究商会的，还不多见。另外，用现代化理论研究商会的开拓者是虞和平，但现代化理论后来被边缘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所代替，这些理论是否可以用来研究近代商会?这些都是有待开拓的领域。

参考文献：

[46]朱英：《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47]徐鼎新：《增进中国商会史研究的两岸“对话”》第135页。

[48]虞和平：《西方影响与中国资产阶级组织形态的近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

[49]虞和平、王天根：《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社会科学家》2001年3月。

[50]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3、275页。

[51]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52]黄福才、李永乐：《清末商会与行会并存的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53]朱英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一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4]章开沅：《近代中国商会与市民社会研究的力作一评朱英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1月。

[55]参见：胡光明等《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56]胡光明：《论政权覆亡前天津商会与工业会》，《上海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57]任云兰：《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的兴起极其对商会的影响(1946—1950)》，《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58]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59]唐力行、吴建华、张翔风：《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2002年8月在上海召开)；张志东论文：《国家社会主义事业下的制度选择：1928—1931年的政府、商会与商民协会、天津的个案研究》。

[60][美]韩格理：《中俄社会与经济》序，第10—11页。

[61]章开沅：《近代中国商会与市民社会研究的力作——评朱英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1月。

[62]丁长清：《近代商会一中国市场第二调控系统》，参见胡光明等《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63]宋美云：《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中介组织——天津商会(1912—1927)》，《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64]赵洪宝：《清末民初商会对政府制订工商政策的影响》，《学术界》1994年第二期。

[65]张东刚：《商会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安排与变迁》，《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

[66]严建苗，刘伟峰：《近代中国商会的制度分析》，《商业研究》2002／08(下半月版)总第252期。

[67]冯筱才：《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11月。

[68]胡光明：《论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与近代中国资本家的成长》；徐鼎新：《近代上海商会的多元网络结构与功能定位》，以上均为第三届中国商业史会议论文。

[69]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其其他商会网络机制的构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三期；宋美云：《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中介组织——天津商会(1912—1927)》，《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第7篇：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范文

一

近十年来，有10多部近代灾荒史（或含近代灾荒史部分）论著问世。现将主要论著简介如下（见下表）。

表1　近十年来近代灾荒史论著简表

著者

书名

出版者 出版年

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

近代中国灾荒 纪年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0

李文海、周源

灾荒与饥馑：1840-1919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李文海、林敦奎、程附图、宫明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李文海、程附图、刘仰东、夏明方　 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以编年形式，分别省区，综合、系统地记述了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80年间自然灾害的状况，具体再现了水、旱、风、雹、火、蝗、震、疫等各种自然灾害，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受灾范围和程度、灾区群众的生活情况以及清政府的救荒措施和弊端，是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拓荒之作。《灾荒与饥馑：1840-1919》是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对中国近代史上历次大的自然灾害的发生、程度、影响范围、造成的危害以及清政府救灾措施和弊端做了具体充分的描述和分析，具有纲要式近代灾荒简史的性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是《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的姊妹篇，它记载了《纪年》未涉及到的1919-1949年的灾荒记述，力求尽可能准确地反映这30年的灾荒面貌，它同《纪年》一道，成为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近代灾荒史的巨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甄选了近代史上灾情十分严重、影响极为巨大的十次重大自然灾害，分析了灾荒频发的原因、灾荒和政治的关系、灾荒和社会的关系，并力图通过对灾荒发生发展的成因、过程、后果以及各种灾害的频率及相互间的联系等方面的分析，探索我国近代灾荒的规律。书后附《中国近代灾荒年表》，勾勒了近代灾荒的轮廓。

此外，邱国珍《三千年天灾》、袁林《西北灾荒史》以总括或区域研究的形式，概述了我国历代灾荒的情况。张水良《中国灾荒史》反映了1927-1937年民国时期灾荒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是一部自然灾害与城市社会生活史的概述性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胡明思、骆承政主编《中国历史大洪水》、马宗晋、郑功成主编《中国灾害研究丛书》两书，虽从自然科学角度立论，也应该成为灾荒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前者在选编的91场洪水中，近代洪水占了32场。该书通过对雨情、水情和灾情的综合分析，用文字和图表形式，阐明洪水的形成条件、洪水的规模和量级以及成灾的程度，是一部资料性著作。后者将丛书分为12种，即《灾害学导论》、《灾害经济学》、《灾害管理学》、《灾害保障学》、《灾害历史学》、《灾害统计学》、《灾害社会学》、《灾害医学》、《中国的大气海洋洪涝灾害》、《中国的地震地质灾害》、《中国的矿山灾害》、《中国的交通灾害》等，填补了我国灾害问题研究的空白。

二

近十年来，有50多篇近代灾荒史论文在全国各级刊物上发表。这些论文既有专题性研究，又有区域性论述，现就学者们论述较集中的几个方面予以综述。

（一）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近代灾荒史研究一直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因此，学者们从探求灾荒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入手，说明研究近代灾荒史的重要性。李文海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它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近代社会，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对近代灾荒状况的总体了解中，得到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借鉴和启示。[1]戴逸认为，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不仅对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和未来生活也很有意义。[2]刘仰东把研究灾荒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指出灾荒史本身作为一个系统，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相关联，反映了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对近代自然灾害进行充分的探讨，十分有益于我们对社会历史的系统的准确的把握。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仅从历史现象存在的比重上看，灾荒史也应该成为研究者正视和认真对待的历史课题，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撇开历史实际，机械地或片面地理解灾荒现象，以它的多少来套它在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居的位置。[3]

关于灾荒史长期被史学界忽视的原因，李文海指出了史学工作长期存在的弊端，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化；研究题材的单一化；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的程式化。[1]刘仰东则具体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即政治和军事事件的过于频频突发，起了关键的学术导向作用；社会性质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致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思潮的变化是研究者探讨近代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要线索和出发点；自然灾害自身的特点决定了灾荒史研究的非重要地位，甚至得不到起码的注意。[1]

（二）灾荒与经济

从经济角度看，每一次灾荒都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摧残和破坏。李文海分析了灾荒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严重影响，主要是对人民生命的摧残和戕害、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社会正常秩序的震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作者还用统计数字说明灾荒对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1]刘仰东用“十岁九荒”和“无时不在”来形容近代灾荒的频发性，进而指出灾荒对农业、工商业和对外贸易构成的严重冲击和致命打击，强调由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骤然失衡必将引起局部或全局社会机制的紊乱，甚至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步伐。[1]吴德华分析了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的特点和深远影响，指出灾后人民大批死逃，大片良田和生产资料被毁，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城市遭浩劫，交通和工程设施遭中断和破坏。强调灾荒成为土地集中的杠杆，大量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军警、商人也趁机购买大批灾民土地，成为有权有势的新地主。[4]王方中以江淮大水灾为例，指出江淮大水是30年代地价下跌的一个因素，而地价下跌又是农村经济状况不妙的标志。[5]魏宏运探讨了华北大水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认为带有周期性的灾荒，是华北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经常出现间歇、甚至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6]

（三）灾荒与政治军事

每次大的自然灾害，几乎都会引起重大的社会震荡，甚至同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社会变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胡克刚认为，灾荒是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7]林敦奎也指出，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此起彼伏的灾民反抗运动，加速了清王朝垮台的历史进程。作者还论及了灾荒对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山东等省发生的大灾荒使饥民、流民成为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民族矛盾的制约下，饥民、流民通过三种形式参加义和团，并以其独特的天灾观来激发灾民的抗争意识，扩大斗争的规模和声势。[8]康沛竹论述了灾荒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关系。指出太平天国辖区连年不断的旱灾、蝗灾、水灾等自然灾害直接导致了太平军的粮食危机；瘟疫流行夺去了许多太平军及辖区内人民的生命，这一切直接导致了太平军一些战役的失利，从而构成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9]李文海考察了灾荒对甲午战争的作用。指出灾区与战区或毗邻或重合或者与战争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大大增强了灾荒与战争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战后及赈灾，灾荒又衍生为清政府签约的口实和与日本侵略者争夺群众的政治斗争的问题。在考察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时，作者较为具体地展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灾荒状况，并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交互作用的角度，努力探究灾荒对革命产生的影响。作者从灾荒的频发论及辛亥革命的发生与发展，从革命派怎样通过灾荒揭露封建统治论及革命派掌握政权时期的灾荒对策，指出灾荒不仅是辛亥革命运动发生的一个直接诱因，而且对革命党人的战略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还决定了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运动的态度，即对北京和武昌采取的所谓“中立”姿态。[10]夏明方通过对自然灾害与洋务运动互动关系的研究，来认识和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特点、规律及其竭蹶顿挫的历史动因，并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几个方面来具体探讨灾害在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11]钟钢阐述了1901-1910年川省各地连年受灾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及其对四川革命的影响。[12]李德民、周世春考察了陕西近代旱荒的影响，着重指出灾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暴动，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旱荒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陕西社会的发展。[13]吴德华也指出，民国时期的灾荒，激化了阶级矛盾，反抗斗争迭起，灾民的反抗斗争与其他革命斗争相结合，到1948年以后，发展成为国统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组成部分，成为加速国民党政权覆灭的一股强大力量。[4]

值得注意的是，往往与灾荒有着因果关系的农民起义在“丁戊奇荒”中并未出现。辛亥革命中各省的“光复”，灾民和饥民并未直接参加。刘仰东对前者的解释是：灾民奄奄待毙，无力再去造反，表明社会凋弊已走过了极端。[3]

李文海对后者的解释是：革命中除了极少数地区以外，绝大多数省份新旧政权的交替更迭并没有经过较长时期的两军对垒的武装冲突。[14]

（四）灾荒与思想文化

目前，学术界关于灾荒对思想文化作用的研究相对薄弱，但仍有一些论文涉及到相关方面。张九洲论及了河南大旱对文化教育的摧残。[15]刘仰东进一步指出，黄河变迁，打破了原有的文化格局，加重了长江流域的文明色彩，使长江流域的社会文明逐渐从一种社会印象发展为比较固定的社会观念，黄河流域却越来越远离社会文明而沦为灾难的象征。[3]灾荒作为文化素材，也渗透到思想文化领域，对此，李文海以晚清诗歌中的灾荒描写为例，作了专述。[16]另外，灾荒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夏明方以治黄（河）和赈济为例，对此作了论述。指出晚清黄河河务日就废驰的败象颓景，遮掩不了黄河理论和技术方面渗进的近代化气息的新因素。具有新兴工商业意识的思想家们设计出的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救荒方法，与当时新兴社会改革思潮中占主导地位的以所谓“军谋国计”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不同，他们更多地表示出对民生的关怀，并将某些长期被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提到改革日程，从而进一步推进了这种新兴思潮的拓展与深入，为当时的社会改革实践提供了新的论证和新的动力。[11]

频发的灾荒，强烈地吸引着人们对荒政的思考，展示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变迁。谢高潮指出，晚清的荒政思想经历了与天命主义的救荒思想相联系的禳灾治标观到与注重水利和民生的防灾救荒新思想相联系的重民灾害观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近代经世致用思潮在荒政方面的反映，又与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有关。作者还系统地总结了洋务运动时期的荒政思想。王承仁、胡克刚对孙中山的备荒救灾思想进行了系统阐释，并指出孙中山备荒救灾的思想理论，是他的民生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近代中国备荒救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18]

（五）灾荒与荒政

荒政是统治阶级用以保持国家稳定、维护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调节社会矛盾的基本国策。李向军肯定了清代荒政集历代之大成，但道光以后，荒政名存实亡。[19]谷文峰、郭文佳从社会政治因素和救荒政策本身漏洞两个方面探讨了清代荒政弊端产生的原因及表现。[20]吕美颐肯定了清代基本上实现了赈灾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律化，但由于制度本身不完善、社会风气败坏和吏治腐败，使荒政百弊丛生，恶性蔓延。[21]李文海论述了清政府的救荒对策，揭露了晚清时期从报荒、勘灾到放赈过程中的种种黑幕和弊端。同时，作者还对义赈的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及作用作了探讨。指出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出现，有别于“官赈”的、由民间筹集资金、民间组织散放的“义赈”便应运而生。它创造了新颖有效的工作程序和方式，在灾荒的赈济方面，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是历史的进步现象。[22]夏明方也指出，具有新兴意识的近代工商业者组织和发动的民间义赈活动，在中国赈灾史上开创了一种新的救荒机制，提高了救荒放赈的社会效益。[17]关于民国时期的灾赈情况，刘五书对民国历届政府以工代赈的救荒形式作了探讨，并对工赈得失予以评价。[23]

（六）关于灾因

灾因除了自然因素外，研究者更多地把目光聚焦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李文海认为，近代历史上自然灾害的普遍而频繁，当然是由于束缚在封建经济上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结果，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政治腐败造成的。作者还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揭示灾因，指出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灾荒，反过来灾荒又进一步使生态环境受到新的破坏，二者因果循环，灾荒频发。[1]戴逸认为，天灾人祸，互为因果，这一方面是指频繁的战争、腐败的政治足以引发天灾，或加深灾害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指人类对自然界贪婪无度的索取，破坏了生态平衡，因而发生灾害。[2]李向军进一步指出，灾害虽起因于自然，社会因素在其间也有重要作用，人类可以通过有组织的防灾、救灾活动避免或减轻灾荒的危害，战争、内乱、苛政、生态环境的破坏等亦可引发或加重灾害。此外，人口压力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加重灾荒。[19]夏明方从自然、环境破坏和社会危机三者的共同作用来认识灾因。[11]康沛竹对灾因中的社会因素，尤其是对战争、仓储制度和政治因素作了系统论述。[24]清代河政敝坏、灾荒频仍，王振忠和郑师渠分文论及。[25]吴德华在探讨民国灾荒发生的社会原因时指出，反动势力的掠夺使得国困民穷，无力抗灾，水利设施、植被遭破坏以及频繁的战争加重和制造了灾荒。[4]

三

综观十年来，近代灾荒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无论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是课题的深度和广度，都呈递增递进之势。“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史学工作者应该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26]学者们把近代灾荒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试图通过灾荒史研究，为今天的防灾、减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但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首先，应建构灾荒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力度。目前，灾荒史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而灾荒又是一种独特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它的发生具有不以人们的思想为转移的根本属性，但其形成与危害程度却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一方面我们不可能用一些直接的历史现象的分析模式来套灾荒史研究；另一方面又要把它纳入一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历史现象的分析中去，从而理性地认识灾荒对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和影响。有鉴于此，灾荒史的理论建构很有必要。灾荒史研究是开放性的，在多学科交叉渗透、综合研究的今天，灾荒史研究借鉴社会学、灾害学、气候地理学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拓宽研究者的思路和理论视野，不无裨益。其次，应进一步加强史料的编辑出版工作。目前一些灾荒史料虽已面世，但还不够，地方志和边疆地区的灾荒史料有待进一步开发。再次，拓宽研究领域，加强薄弱环节。目前近代灾荒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水、旱等灾害，其他灾种如雪灾、火灾等研究有待展开，城市灾荒史研究廖若晨星。同时，近代灾荒史研究中出现的畸轻畸重的现象不容忽视。从总体上看，晚清灾荒史研究成果远多于民国时期。因此，大力加强民国时期灾荒史研究势在必行。总之，我们期待史学界形成更浓厚的灾荒史研究的学术气氛，把近代灾荒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参考文献

[1]李文海．论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6)；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J]．近代史研究，1990，(5)．

[2]戴逸．重视近代灾荒史的研究[N]．光明日报，1988-11-23．

[3]刘仰东．灾荒：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J]．清史研究，1995，(2)．

[4]吴德华．试论民国时期的灾荒[J]．武汉大学学报，1992，(3)．

[5]王方中．1931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J]．近代史研究，1990，(1)．

[6]魏宏运．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J]．史学月刊，1998，(5)．

[7]胡克刚．试论晚清时期灾荒及其政治后果[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2，(5)．

[8]林敦奎．晚清福建水灾概述[J]．福建论坛，1993，(5)；社会灾荒与义和团运动[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4)．

[9]康沛竹．灾荒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J]．北方论丛，1995，(6)．

[10]李文海．甲午战争与灾荒[J]．历史研究，1994，(6)；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J]．历史研究，1991，(5)．

[11]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J]．清史研究，1998，(1)；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J]，清史研究．1999，(1)．

[12]钟钢．保路运动前十年四川灾荒及其影响[J]．文史杂志，1992，(5)．

[13]李德民，周世春．论陕西近代旱荒的影响及成因[J]．西北大学学报，1994，(3)．

[14]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J]．历史研究，1991，(5)．

[15]张九洲．光绪初年的河南大旱及影响[J]．史学月刊，1990，(5)．

[16]李文海．晚清诗歌中的灾荒描写[J]．清史研究，1992，(4)．

[17]夏明方．铜瓦厢改道后清政府对黄河的治理[J]．清史研究，1995，(4)；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J]．近代史研究，1993，(2)．

[18]王承仁，胡克刚．试释孙中山的备荒救灾思想[J]．武汉大学学报，1991，(5)．

[19]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J]．文献，1994，(2)．

[20]谷文峰，郭文佳．清代荒政弊端初探[J]．黄淮学刊，1992，(4)．

[21]吕美颐．略论清代灾赈制度中的弊端与防弊措施[J]．郑州大学学报，1995，(4)．

[22]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J]，清史研究，1993，(3)．

[23]刘五书．论民国时期的以工代赈救荒[J]，史学月刊，1997，(2)．

[24]康沛竹．晚清时期对灾因中社会因素的认识[J]，社会科学辑刊，1997，(4)；战争与晚清灾荒[J]．北京社会科学，1997，(2)；清代仓储制度的衰败与饥荒[J]．社会科学战线，1996，(3)；晚清灾荒频发的政治原因[J]．社会科学战线，1999，(3)．

第8篇：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范文

灯塔大课堂第十四课开课了!课程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充分反映党的以来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伟大实践的最新教材，下面是由小编带来的有关灯塔大课堂第十四课心得体会，以方便大家借鉴学习。

灯塔大课堂第十四课心得体会1

《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中央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与先期出版的《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作为深入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的权威读本，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要带头学好用好这部重要著作，深入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

大家在交流发言时一致认为，《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发展中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使党的创新理论更加丰富、更加系统。通过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领导全党全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战略定力，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大家表示，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必须深入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深入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统一到党的确定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强化问题意识、树立问题导向，着力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通过学习，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

灯塔大课堂第十四课心得体会2

《谈治国理政》多语种图书x日在当天开展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举行首发式，向国际社会更好地介绍中国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

《谈治国理政》诠释了中国特色治国理论在世界东方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为了建设和谐民主富强独立的中国，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也不能沿用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我们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的奋斗历程用事实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的永恒政治生命力，《谈治国理政》多语种图书向世界的隆重发行更说明了中国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正在被世界认可和推重，“中国特色”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世界名牌，成为很多国家治国理政的榜样和范本，势不可挡。《谈治国理政》的发表在世界各国引起的热捧，证明了中国特色受到了世界的逐步认同。

《谈治国理政》记录了和中央领导集体有关治国理政的思考与实践，回应了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问题的关切，开启了一扇观察和感知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为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探究中国发展道路，关切中国发展将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提供了途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以及一个开放、稳定和富裕的中国，既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样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中国特色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在世界垫实了理论基础，也诠释了成功的事实依据。

《谈治国理政》的发表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一个里程碑。它表达和丰富了“中国梦”。不仅是主席的所思所想，同时是代表一个世界大国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是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后正在孕育形成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治国理论体系。中国产党在新形式下从来治党，惩治腐败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成功经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将成为世界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治国发展的领导模式。

灯塔大课堂第十四课心得体会3

的《谈治国理政》，是一部内容丰富、视野广阔、瞻前顾后、继往开来，旨在开辟当代中国治国理政崭新局面的著作。

阅读这部著作，可以有远近两个方面的重要收获。就近处看，这是一部帮助读者全面了解中国新常态最系统、最宏富的著作。全书十八个部分，涉及到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事事物物，论述切近经验，论旨高屋建瓴。让读者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何谓中特色的社会主义，何以实现中国梦，怎么深化改革，如何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以及怎样建设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生态文明，有效推进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改革发展、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推进祖国统一，推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谋求周边外交和谐、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并且对人们理解执政党的群众路线、提高执政党执政水平、以及反腐倡廉建设，极有助益。

从远处看，这是一部言近旨远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不单对人们理解当代中国的大政方针、重大举措具有重要指引作用，更为关键的是，它对人们站在百年历史的高度，审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从独立向富强发展、从富强向文明跃升的历史进程，具有明确的导向作用。

第9篇：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中国近现代史;教育;意义

中图分类号:G51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0(c)-016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作为高校新的一门政治理论课开设已经三年了,仍有不少在校大学生和某些青年教师不时发出疑问:当代大学生为什么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学习历史,尤其是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这对于历史学家、历史研究人员、历史专业的大学生来说,或许不是一个问题,但对其他人员来说,难免会有这样的疑惑。对此,作些探究和回答,这不仅可以帮助当代大学生解除心中疑惑,增强他们学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同时也是为党中央、教育部制定的新课革方案的贯彻和实和实施略尽绵薄之力。

一、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可以弥补他们历史知识的不足与匮乏,提升他们的基本历史素质,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清除他们头脑中各种错误的政治观点。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历史事实、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应当说有了基本的较为系统的阐述。但是,由于中考和高考的应试导向和压力,大部分理科学生对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规定的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中考中,历史科也目不占重要位置,高中阶段的历史会考也往往走了过场。致使有幸升入大学者,其历史知识也显得不足与匮乏。某些政治辅导员老师竟然搞不清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哪几个先后相继的阶段。近年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相当一部分青年干部,对中国近现代史,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历史也不是很熟悉甚至很不熟悉,更有甚者,有的青年同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不太熟悉。由此可以窥见当前大学生的历史知识还是相当缺乏的。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国内外各种怀疑、冲击、歪曲和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时有抬头,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始终受到霸权主义者和强权政治者的敌视和非难,这就很容易使青年们动摇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进而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10多年前发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下的到动乱事实,即是明证。当代青年大学生通过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厘清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探索其发展规律,既可以认清“告别革命”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功”论、全盘西化论、“轮流坐庄”的多党制论等一些反动的和错误的观点言论,又可以牢记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得出的基本的历史真理: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她才能够带领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毫无疑问,当代大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后,将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为了保证先进生产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为了保住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带领人民群众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果实,必须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近现代史教育,让我们的青年牢记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屈辱的岁月,中国人民奋斗的征程,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二、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中国近现代史教育,是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保证和促进党和国家事业胜利发展的需要。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今天的中国,不过是昨天中国的继续;只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昨天”和“前天”的斗争历史有深刻的了解,才能做好“今天”的工作,才能担当起“明天”的重任。如果不了解过去的历史,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实际的正确认识和对未来发展的科学把握。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高度重视对青年学生的历史教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形成了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同志高度重视历史教育工作。他曾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P534)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特别要求要学习党的历史。他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1](P399)邓小平同志始终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历史教育。他曾经在叙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基础上做出这样的论断:“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路可走。一旦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2](P206)也就是说要通过历史教育让青年人懂得中国是怎样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也曾谆谆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2](P358)同志也非常注重借鉴历史经验,并多次强调要搞好历史教育。1991年,他曾给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写信,提出要对青年一代进行历史教育,并提出了历史教育的主要内容。他强调:“要努力学习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党的历史,并通过这种学习努力掌握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3](P93)他还意味深长地指出;“不读点历史,不了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不知道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不掌握中外历史上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怎么治理社会治理国家啊?”[4](P200)同志作为我们党现任的总书记,更是站在战略的高度重视和强调历史教育与教学的重要意义。他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和中共党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掌握理论、研究历史、了解现实,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和蓬勃发展的三个必备条件。正确地对待历史,善于总结经验,这是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5]。

三、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中国近现代史教育,是增进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内容与重要手段。

1、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育,可以帮助他们培养其崇高的民族精神、激发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爱国主义观念和民族精神,历来就是动员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自强不息,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在世界著名文明古国中,中国文明发展始终保持着独一无二的连续性,她历尽危机而未残壮志,屡经考验而能活泼地生存下去。[6](P349)即使在鸦片战争以后的灾难深重的岁月里,中国文明也未在这次危机中失去自己的独立存在。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说:“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也永远不能。”[1](P632)而爱国主义观念则是在对自己国家和民族历史的认同中逐步培养出来的,不了解、不懂得祖国的历史文化,爱国主义观念和民族精神是很难自觉地树立起来的。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丰富最生动的教材,它记载了中华民族近百年以来的屈辱与苦难、奋斗与牺牲、光荣与辉煌,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青年大学生将能从中认识我们民族伟大的过去和光明的未来,能够培养青年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激发对祖国的忠诚、热爱和高度的责任心,以便更加自觉地肩负起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重任。

2、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育,可以帮助他们培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他们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中国近代史上,无数的革命先烈前赴后继,英勇奋斗,面临艰险毫不畏缩,面对牺牲毫不犹豫,把一切都献给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的事迹显示了高尚的道德情操与道德境界。社会主义建设中,无数的英雄模范,为了人民的利益勤奋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焦裕禄那样,“心中装着人民,惟独没有他自己”;如王进喜那样,“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拼命拿下大油田”;如雷锋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们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同样也感天动地,激励着我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不断前进。当代大学生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学习仁人志士、革命先烈、英雄模范的事迹,自然能够激发起他们对中国社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能够激发起对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才能有价值、有意义等人生课题的思考,这自然有助于他们选择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助于他们获得强大的精神动力,陶冶自己的情操,把自己修养为道德高尚的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国家、民族与社会的人。

3、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中国近现代史教育,有助于他们科学地认识与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坚定其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人们能够从历史发展中预测事物的未来。因为很多现象,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甚至在一段时期内,有的历史现象是重复的。即使新的情况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也曾有过类似的过程。一种新兴的因素、新兴的阶层产生之初,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就可以从这种角度考察历史,供今天和未来作参考。这样的参考,离开历史是无法进行的。从近现代历史世界格局的变化看,短时期内一两个大国的确能起到一种轴心的作用,但它们不可能永久保留这样的地位。大国的兴衰今后也是难以避免的。了解俄罗斯帝国如何从一个小公国发展到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的扩张的过程,就会理解它其实早已埋下了今天瓦解的恶果,而不会看作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其发动冷战、和平演变及苏联共产党政权腐败至极的结果。正是马克思主义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促进了20世纪中国的崛起,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是对世界和平的极大贡献。读懂了中国几千年的从未中断的文明史,就会明白为何近代中国遭受亘古未有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仍未灭亡,最后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复兴。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必将极大地帮助我们洞察变幻万端的国际国内风云、把握住社会主义现代化航向的能力、将极大地增强我们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信心。

4、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中国近现代史教育,有助于他们加深对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有助于增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责任感,有助于他们增强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与坚定性。当代大学生通过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与教育,在深刻理解与把握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规律的同时,能够使当代大学生更好地认识与了解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深刻历史背景和艰难曲折过程,更深刻地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增强我们在实践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高昂的热情,严谨态度踏踏实实地致力于自己的学习与工作。

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是我国历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屈辱与苦难、奋斗与牺牲、光荣与辉煌,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丰富而斑斓的画卷。大力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可以使他们厘清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探索和理解其发展规律,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以及爱国主义水准,加强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力和凝聚力,健康成长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济宁医学院

作者简介:林新军(1971- ),男,汉族,历史学硕士,济宁医学院社科部讲师。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论党的建设》[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4]《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