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农业发展精选(九篇)

第1篇：近现代农业发展范文

[关键词]近代东北农业综述

自古以来，东北都是农业大省，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己出现原始农业；明清时期，东北农业有所发展；自清朝中期以后，随着汉族农民的流入而急速发展起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农业迅速殖民地化，1945年后，东北地区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起步和发展。为此，学术界对东北农业十分重视，产生了相当多的论著。有鉴于此，笔者特将主要论著梳理如下，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研究概况

（一）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关注

大批以农业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论文，就笔者目力所及，以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衣保中的《中国东北农业史》[1]一书，为目前国内最大的一部区域农业史专著，对伪满时期殖民地农业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基本勾勒出东北农业发展的总体脉络，使读者了解东北农业在作物种类、生产结构、管理模式等诸多方面之所以与内地不同的缘由，同时，作者也着意于该区域人文地理状况对农业的影响，对我们研究东北农业史有重大参考价值。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该书运用较大的篇幅，较为全面的记载了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是研究东北农业必须参考的。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3]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农业近代化问题的专注，该书揭示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填补农业史研究的空白，对东北近代农业进行综合而系统的研究。刘祖荫的《满洲农业经济概论》[4]，孙心农等编的《东北农业概况调查》[5]一书将东北农业的实况，产量，农业经营等搜罗一齐，并提出兴农方案：合作社、农产公社等。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6]详细论述了清末吉林、黑龙江、奉天的开禁放垦情况。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的《东北经济小丛书》[7]，于春英、衣保中的《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8]，郭葆琳的《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报告》[9]，黄希源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10]，陈振先的《奉天全省农业调查书》[11]，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的《北满农业》[12]等等。

在论文方面，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成果，对东北农业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和分析，如：魏芙蓉、张锐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的特点》[13]，衣保中、吴祖鲲的《论东北农业近代化》[14]，衣保中的《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15]，吴祖鲲、富萍的《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16]，谢学诗的《“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业与农民》[17]，徐萍的《试论民国时期东北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硕士论文），衣保中的《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线索》[18]，衣保中的《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北地区农业影响的研究》[19]，郭有义的《满洲农村现状及其农业对策》[20]，景爱的《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21]等都不同程度对东北近代以来的农业进行了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近代以来东北农业提供巨大帮助。

（二）涌现了许多关于东北农业资源被侵略的文章

近年来，许多关于日本、俄国侵略我国东北的文章不断涌现，例如，李晓光的《1904～1911年日俄对我国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22]此文介绍了“日俄战争”给东北的农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一方面使东北的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粮食大量出口，农业生产单一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东北农业的商品化、机械化生产，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23]，李淑娟、王鹤的《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24]，朱艳、李闰华的《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粮食掠夺》[25]，孙玉玲的《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农业资源掠夺政策》[26]对日伪时期的农产品掠夺及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行了探讨，单魁贤的《日伪统治对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硕士论文），等都对近代以来东北的农业资源被侵略做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并取得不小的突破。

（三）关于东北地区农作物的发展变迁的文章丰富

近年来，随着对东北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东北农业经济特别是东北大豆经济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大豆业是近代东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东北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近代东北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大豆业经济。其研究者层出不穷，文献主要有：叶晗的《1914年至1931年东北大豆贸易研究》（硕士论文），杨光震的《清末到1931年东北大豆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27]，佟静的《近代东北大豆业概论》[28]，于亚莉《论近代东北大豆贸易》（硕士论文），韩玲红的《浅析伪满前期（1931―1935年）的东北大豆业发展》[29]一文，对“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豆业发展状况、日本在东北地区对大豆产销采取的政策及影响做了详细介绍，较为全面介绍了伪满前期日本对以大豆为主的东北农产品的掠夺。牛伟的《伪满时期东北大豆业研究》（硕士论文），王影的《“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在中国东北的经营及对大豆出口的控制》（硕士论文），李淑娟的《伪满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30]一文深刻的揭露了伪满时期以大豆为主的东北经济的衰落，乃至给农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郭文韬的《略论中国栽培大豆的起源》[31]，朴永兰的《论近代东北大豆出口贸易中外来因素的作用》（硕士论文），胡雪梅的《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论述》（硕士论文），张左华的《东北大豆国际贸易的衰落》[32]。

关于水田的研究主要有：金颖的《近代水稻传入东北及其影响研究》[33]，金颖的《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34]，吉林省农科院主编的《东北水稻栽培》[35]，于春英的《伪满时期水稻发展研究》[36]，姜丰裕的《民国时期日本对东北水田投资研究――以朝鲜移民水田开发为中心》（博士论文），衣保中的《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37]，衣保中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水田开发政策》[38]等等。关于东北地区棉花业的论著主要有：许�的《伪满时期东北棉花的统制研究》（硕士论文），董师嫡的《近代东北棉业经济初探》（硕士论文），季道藩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39]，万连步的《棉花》[40]，胡华的《日伪在沦陷区的棉花增产与棉花统制》[41]，等等。

以上论著对东北近代以来的作物研究多集中在伪满时期，通过农作物的兴衰，来揭示东北农业经济急剧地衰退，并影射处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诚然，笔者整理了仅几种农作物的主要研究状况，其他作物的研究也不胜枚举。

（四）国内、国外移民都给东北的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大量人口的入住给东北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东北的发展。近年来，研究东北移民问题的文章，成为农业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王衫的《二十年代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42]，吴希庸的《近代东北移民史略》[43]，何廉的《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44]，让慈的《中国移民满洲之过去及现在》[45]，范立君的《近代东北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46]，陈楠的《近代东北荒地垦殖述略》（硕士学位论文），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47]，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满洲农业移民概说》[48]，衣保中的《日本移民与伪满洲国的殖民地农业》[49]，刘大可的《山东移民垦殖与东北农业发展》[50]，高乐才的《论近代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51]，桑润生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52]，范立君，许凤梅的《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53]，刘信君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移民浪潮与农业开发》[54]，于春英的《朝鲜移民与近代黑龙江地区水田开发》[55]等论著都分别对近代东北移民做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其价值巨大。移民虽然给东北地区带来压力，无可厚非的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农业的发展。

（五）同时，外国主要为日本在侵略东北的同时，对东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东北农业的文献也不断增多，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农业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的主要思考

第2篇：近现代农业发展范文

我国“南涝北旱”格局改变，夏季雨带出现北移

日前，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我国近几年“南涝北旱”的降水分布型发生了变化，夏季多雨带位置北移，持续近30年的“南涝北旱”格局初步显现转变趋势。专家建议北方应注意防范强降水，加强气候变化对农业、矿业等影响的研究。

全面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近日，农业部召开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情况督导检查汇报会。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强调，今年是贯彻落实中央“一个衔接、两个覆盖”政策的第一年，开好头、起好步十分关键，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巩固改革成果，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总结经验模式，全面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国粮局：主产区已累计收购中晚籼稻1003万吨

国家粮食局指出，截至11月10日，国内主产区已经累计收购2012年新产中晚籼稻1003.2万吨，比上年同期多收购24.4万吨。

近10年来全国农村土地整治取得巨大成就

乱石沟、荒坡、废砖窑变成了连片耕地，中低产田成了高产稳产田……近年来，国土资源系统每年筹集资金近1000亿元，反哺农村，开展农村土地整治，荒滩、荒地、废矿坑等相继变良田，建成高产稳产基本农田2亿多亩，全国新增耕地4200多万亩，土地的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为保障我国粮食连年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徽投入逾9亿发展现代农业累计增粮2.75亿千克

11月13日，记者从安徽省财政厅获悉，安徽省在实施中央财政现代农业生产发展项目过程中，围绕省委、省政府粮食生产“三大行动”决策部署，从2008年到2012年，五年共投入9.45亿元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支持粮食产业发展，项目区累计增粮2.75亿千克，为粮食连续增产增收作出贡献。

多地“卖菜难”商务部牵头“农超对接”

近来，山东、河南及浙江等地均发生蔬菜“卖菜难”的问题。中国蔬菜流通业协会一名副会长表示，目前商务部已派出几个工作组，去调研和解决“卖菜难”问题，方式主要是以组织蔬菜直销会、推进农超对接等为主。

重庆“四化”并举将有效推动特色效益农业发展

“十报告对现代农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如‘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等，为现代农业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十代表、重庆市农委主任夏祖相11月1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特别是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一明确要求，对重庆现代农业的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中央财政5年下拨381亿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2008年至2012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拨付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381亿元，有效促进了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加快发展和转型升级，加快了农业现代化步伐，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重庆市承诺今年为农民工办实事33件已完成28件

11月3日，记者从为农民工办实事新闻通气会上获悉，今年，重庆市承诺为农民工办的33件实事已完成28件，其中6件超计划完成，余下5件将在年底完成。

第3篇：近现代农业发展范文

关键词：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

一、原始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发展策略

1.原始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

在原始的自然条件下，采用简陋的石器、棍棒等生产工具，从事简单农事活动的农业。使用石器工具从事简单活动的农业。系由采集、狩猎逐步过渡而来的一种近似自然状态的农业，属世界农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其特征是使用简陋的石制工具，采用粗放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实行以简单协作为主的集体劳动。大约在距今12000年前，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出现了原始农业的雏形，进入原始农业的重大技术突破是驯化野生植物和动物，标志是稻谷和陶器的出现。

2.原始农业发展策略——刀耕火种

刀耕火种是原始农业的耕作技术。这种耕作技术在近代一些民族中仍然保留下来。刀耕火种一般不施肥，也不中耕，所以种植二三年之后就要另觅新地重新砍烧种植，农史学家称之为“游耕”。但从新石器时代所出土的一些实物来看，中国一些地区的原始农业似乎在六七千年以前，很早就脱离了早期的刀耕火种阶段。而已由“原始生荒耕作制”阶段，进入了所谓“锄耕”或“耜耕”的“熟荒耕作制”的阶段。

二、传统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发展策略

1.传统农业发展历程水平

随着人类智慧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耕作方式有了转变，铁锹、爬犁这种工具开始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角，这些“先进”的农业工具催生了农业的第一次革命，使“原始农业”走向了“传统农业”发展的道路，土地产量相比原来有了“质”的飞跃，在漫长的3000年时间内，农业经济发展缓步前行。

2.古代传统农业发展策略——精耕细作

传统农业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是采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的农业。传统农业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在当今时代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三、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策略

1.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

工业革命，又叫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兴起于18世纪60年代，于19世纪40年代结束。工业革命是指资本主义由工场手工业过渡到大机器生产，它在生产领域和社会关系上引起了根本性变化。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是从发明和使用机器开始的，到19世纪上半期，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之后，法、美等欧美各国也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第二次产业革命，起于19世纪七十年代，于 20世纪初期结束。其主要标志：电力的广泛应用（即电气时代） 1870年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当时，科学技术的突出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和化学工业的建立。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提出的概念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典型特征为自动化。

2.近代农业发展策略——机械化、自动化

从世界范围看，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在封建土地制度废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这一转变大体上起始于19世纪中叶，到二战时期，近100年历史。受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影响，近代农业的发展策略是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农业工业化的积极方面是生产效率的提升，但负面影响是高能源、高消耗、高污染，造成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

四、现代农业及其发展策略

1.现代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

第三次科技革命，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至今，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徽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标志着的科学技术的到来。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

第4篇：近现代农业发展范文

一　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虺??砍率霞移住贰⒋痈霭附嵌忍致哿饲宕?笃诠愣?乃恐?こ。ㄖ泄?缁峋?檬费芯?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　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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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夏林根.论近代上海地区棉纺织手工业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4，(11).

第5篇：近现代农业发展范文

发展现代农业包括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更包括农业产业链和产业体系的现代化

现代农业首先是一个产业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一个产业，必须能够经受住市场竞争的风雨考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竞争力的产业是不可能持续的，没有竞争力的农业，也不可能是现代农业。因此，应该从现代产业竞争的角度，来科学地理解现代农业。当今世界的产业竞争，与其说是单个产品的竞争，不如说是与此相关的整个产业链和产业体系的竞争。比如，我们到超市购买水果，进口水果的价格往往要高出国产水果许多倍。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比价关系不仅取决于各自的营养、口感、色泽和整齐度，还取决于各自的品牌和包装。而对这些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就不仅是它们由谁生产、如何生产，还有影响它们生产的良种、农资、加工、储运、保鲜、分级、包装、营销等产业链的状况，以及科技服务、营销策划、品牌塑造、物流服务等产业支撑体系的状况。有时，产前、产后环节比产中环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农业生产过程更重要；产业支撑服务体系的状况，比产业链的状况更重要。目前，在美国的食品产业体系中，从产值构成上看，农业生产只占25%，加工只占33%，销售环节高达42%。在美国农业总投入中，30%用于采（收）之前，70%用于采收之后。目前，美国直接种地的劳动力约占全国的2%，但为农业提供配套服务的劳动力约占15%。从农资供应到耕地、播种、施肥、灭虫、除草、收割，乃至产品的分级、包装、运输、加工，以及农业产业链的全程技术和信息服务等，都可以由专业化的服务公司来提供服务。这些专业化的服务公司，成为农业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现象。可见，发展现代农业，虽然必须重视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更应重视农业产业链和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必须清醒地看到，现代农业中的农业已经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农业生产或第一产业，它实际上横跨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现代农产品加工、营销、包装、品牌设计、农资供应等，都属于现代农业产业链的内容。现代农业是包括农业产中和产前、产后环节在内的整个产业链概念，是农业产业链和产业支撑服务体系有机结合的概念。

现代农业必须是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近年来我国大豆进口连年增加，国产大豆的价格受到进口大豆严重打压，大豆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引起国人广泛关注。这种问题的形成，从反面显示了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建设对发展现代农业的意义。它不仅反映了大豆生产环节的问题，还反映了大豆加工和流通环节的问题，反映整个大豆产业链和产业体系的问题。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同以美国为代表的大豆出口国之间，在下列两方面存在着巨大反差。一是大豆产业链特别是大豆生产、加工环节的产业组织，在经营规模、经济实力、经营理念和市场运作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反差。特别是跨国公司凭借其强大实力和对国内外产品市场、期货市场良好的运作能力，不断强化对我国大豆加工业的垄断和对大豆产业链、价值链重点环节、关键领域的控制态势。二是大豆产业的支撑服务体系存在巨大反差。这种支撑服务体系，不仅包括市场、信息、科技、金融和农民专业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等方面，还包括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

最近几年来，我国生猪生产的供求和价格波动，出现了放大现象。从*5年下半年开始，我国一度出现生猪价格大幅度下跌、养猪亏损的局面，甚至首次出现了农户散养和规模养猪同时亏损的问题。生猪存栏出现了近10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这与畜禽疫病的干扰有密切关系。*3年以后两次重大的禽流感疫情，导致家禽产品消费下降，刺激了猪肉消费的迅速扩张和养猪效益的提升，导致生猪及其相关产品的价格前所未有地连续两年处于较高价位。*5年在四川爆发的猪链球菌疫情，又将生猪价格推向低谷。*6年第三季度以后，生猪价格再度回升；尤其是今年4月份以来，生猪价格的上涨引起了相关方面的广泛关注。这次生猪价格的上涨，固然有生猪价格周期性规律的作用，有玉米等饲料原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也反映了生猪市场信息服务和预警体系薄弱。但是，*6年6月份以后发生的猪高热病疫情，对生猪及其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发挥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这是必须高度重视的。这种疫情的发生，不仅导致生猪的供应量减少，还通过带动仔猪价格和防疫费用的上涨，提高了生猪的饲养成本，从而推动着生猪价格的提高。生猪供求和价格波动的放大现象，不仅增加了养猪业的市场风险，影响其可持续发展，也给农产品市场的宏观调控和保障城乡低收入者的正常生活增加了困难。由此可以看出，要发展健康养殖业，建设现代畜牧业产业体系，必须把加强畜禽疫病防控、信息服务和监测预警体系建设，作为重要内容。

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既然是农业产业链和产业体系的现代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就应该注意瞄准农业产业链和产业体系的薄弱环节，引导农业产业链不同环节更好地实现协调整合，以强化其整体功能。鉴于当前产前、产后是我国农业产业链的薄弱环节，要把加强农业产前和产后环节，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点。要通过引导农学与工学、美学、营养学的结合，技术与艺术、知识、理念的结合，农业发展同科技教育、历史文化、生态建设和资源开发的结合，来不断增进农业的多功能性，丰富农业产业链的内涵。要通过支持区域主导产业技术创新和服务中心、农产品质量检验和检测中心、促进农村金融的多元化发展等，引导农业产业的支撑服务体系建设。借此，拓展农业的发展空间，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

现代农业应该是市场化农业，更应该是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农业

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发展现代农业，首先应该是市场化农业。因此，在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应用工商业思维，重视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计划经济重生产，市场经济重流通。如果不重视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农业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就不能实现从产品到商品的“惊险一跳”。那样的农产品非但不能变成商品，反而会变成次品、废品。农业如果都是这样，不可能是市场化农业，现代农业更无从谈起。最近几年，粮食安全和供求平衡问题再度成为研究热点。研究这一问题，不能不重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但是，实现粮食安全和供求平衡，归根到底是要实现粮食供给与需求的协调，而不只是生产与需求的协调。光有综合生产能力，没有综合流通能力，主产区大量生产的粮食运不出去，主销区同样难免粮食的供不应求问题。以*3年为例，当时我国出现了连续5年的粮食减产。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粮食供给总量仍足以满足全国的粮食需求，甚至东北等主产区的粮食库存积压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但是，*3年底和*4年初，我国局部地区的粮食供求失衡问题确实比较严重，部分主销区的粮食供给严重紧张。出现这样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粮食的流通体系跟不上，在煤电油运都紧张的情况下，粮食主产区库存积压的大量粮食运不到主销区。由此可见，农业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包括现代物流体系）的重要性。当然，加强农业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不仅要重视物流体系建设，目前对期货市场重视不够，对防范市场风险、完善宏观调控的能力重视不足，仍是一个突出问题。

现代农业是市场化农业，更是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农业。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没有专业就没有事业，同样就没有现代农业。《国家竞争优势》的作者迈克尔·波特说：“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任何国家的经济就会发现，能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产业，通常有各不相同的竞争优势，而且这些优势都集中在特定产品或产业环节上面”。荷兰的人均耕地1.8亩，总耕地面积只相当于我国的2%，但荷兰农业的竞争力、土地生产率和设施农业的发展状况，都位居世界前列，堪称土地资源稀缺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典范。荷兰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实行高度的分工与专业化，包括区域专业化和生产专业化，借此实现了农业的高效率、高产出和高收益。从荷兰农业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重要启示：现代农业不是自给自足、小而全、小而散的农业，而是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农业。有人说，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商业化运作，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但是，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商业化运作，往往是以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为前提的。

既然现代农业是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农业，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就应该积极引导农业的专业化分工，鼓励农业的社会化协作。如引导不同类型地区立足区域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链、产业群和产业带，建立名优特新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基地和出口贸易基地。最近几年来，农业的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加快推进，对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正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具体表现是：随着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化经营的推进，农业产业链的部分环节，逐步从生产经营过程中分离出来，面向农业产业链，形成专业化的服务供应商，由此导致农业生产业迅速崛起。而农业生产业的崛起，又会带动农户生产的专业化和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可以断言，今后，随着我国产业化经营的推进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上述趋势将会不断强化。能否有效地引导好、利用好这些趋势，直接关系到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农业竞争力的提升，关系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业多功能性的拓展。有效地引导、利用这些趋势，其实质是利用生产业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延伸农业产业链、壮大农业产业群、培育农业产业体系、提升农业产业层次。

现代农业可以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更应是以企业化、组织化经营为基础的农业

国内外经验表明，家庭经营适应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既适应传统农业，又适应现代农业。因此，发展现代农业，可以建立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之上。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适应不同层次生产力水平的家庭经营也是不一样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通过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改称家庭承包制），确立了我国农业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的体制。实行家庭承包制，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也为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家庭承包制的长期运行，导致了我国农业以小规模农户分散经营为主体的格局。随着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化经营的深入推进，农业以小规模农户分散经营为主体的格局，对现代农业发展的不适应性迅速凸显。比如，在小规模农户分散经营的体制下，农业的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难以实现，农产品质量难以提高。由于经营规模小，为节约成本和交易成本，农户在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很容易实行混种、混收、混储，并由此导致农产品混价，进而难以实现优质优价。

经常有人说，我国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农业都实行家庭经营。但是，不同国家的家庭经营可能是不一样的。以中、美两国的比较为例，我国的家庭经营很大程度上属于分散的小农经营，属于自给半自给经济，具有小而全、小而散的特点。在我国不同农户的家庭经营之间，形成如同一堆马铃薯的松散关系（当然，最近几年，农户家庭经营之间的联系有所增强）。我国多数农户的家庭经营，奉行的是“余粮商品经济原则”，即生产产品首先是考虑自给的需要，自给有余部分才考虑卖的问题。极端的情况是，农户种粮以“够吃”为行为准绳。我国农户家庭经营的决策者，大多属于小商品生产者，甚至是小农经济的决策者。而在农业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家庭经营首先是企业化经营的农场，具有市场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特点。在美国，不同的农户家庭经营之间，形成高度分工、密切协作的关系，家庭经营实际上处于功能强大的分工协作网的结点位置。美国的农场主，大多是通晓现代科技和经营、能够良好地驾驭市场的企业家。美国的现代农业，与其说是建立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企业化经营的基础之上。可见，即使不考虑美国强大的农业服务支撑体系，不考虑跨国公司对农业发展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的趋势，单就中、美农户家庭经营的天壤之别，要提高我国农业的竞争力，仍然可谓是任重道远。

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见，现代农业首先是企业化、组织化农业。因此，在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必须把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创新农业产业组织形式，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农业产业组织没有竞争力，农业就不可能有竞争力。当然，提高农业产业组织的竞争力，一方面，要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家庭经营由分散的小农经营向企业化经营转化，引导、支持农民经纪人和农业家庭经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另一方面，要积极优化龙头企业、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专业技术研究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经纪人的发育环境，为现代农业的成长提供不断优化的组织支持体系。近年来，我国部分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不断下降，从反面提醒我们要重视农业产业组织的创新。如据有关资料，山东是我国花生生产大省，也是全国花生出口大省。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仅有几个进出口公司拥有花生出口自营权，在对日出口中，我方基本掌握花生出口的定价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方面，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取得了花生出口自营权，这些企业之间为扩大出口竞相压价，陷入无序内战，导致我国花生出口的报价日益逼近成本；另一方面，日本的花生进口商成立了覆盖全国的花生协会，通过花生协会详细了解我国花生产地的生产、收购价格，并在进口花生的采购和定价方面进行协调指导，联合对我国出口企业施压。山东在对日本的花生出口中，之所以逐步走向不利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山东花生产业链的产业组织化程度低，而日本花生产业链的产业组织化程度高。

最近几年来，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形式的创新日趋活跃，对于发展现代农业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正在显著增强。其具体表现是：（1）各类示范户、示范园、示范村、示范乡镇、示范企业和示范基地迅速成长，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先行者和重要带动力量。有些示范户、示范园和专业大户已经成为新型农场的雏形。（2)一批龙头企业、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经纪人和专业合作组织迅速成长，对发展现代农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显著增强，相互之间优势互补、各显其能的格局初步形成。尽管这些组织所能发挥的作用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其实际作用和比较优势的差异已开始显现。如龙头企业主要发挥对农业结构调整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形成对区域主导产业发展的外部拉动力；农民经纪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专业技术协会主要发挥对农户从事结构调整的组织动员作用，形成对区域主导产业生成发展的内在扩张力。今后，为了促进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应该进一步完善对农业产业组织创新的引导、支持政策。

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更是一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发展理念

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首先是为新农村建设强化产业支撑的过程。但是，现代农业不仅仅是一个产业，还是一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发展理念。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有关决定明确提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因此，我们发展现代农业的思路和理念也应该进行深刻转变。有人说，建设新农村，到底指什么？讲得太虚了，说得太远了，容易给人“空”的感觉；做得太实了，搞考核、抓指标，又容易出问题，给人“偏”的感觉。那么，我们能否虚实结合，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新农村建设的过程，理解为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理解为用新型工业化、健康城市化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改造传统农业、传统农村的过程。同样道理，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也是农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发展理念转变的过程。

发展现代农业，既然是一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考虑农业发展的影响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发展的经济影响，对农业的就业功能、社会稳定功能、生态保护功能、观光休闲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由此又引发出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农业的多功能性？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农业功能不断拓展的过程。如最近几年，在美国、巴西等国，农业在维护能源安全中的作用不断拓展，燃料乙醇的迅速发展，就与农业的能源供给功能不断增强相关。有人估计，到2010年，美国将有50%的玉米用于生产燃料乙醇。当然，今后我国农业在增加能源供给中的作用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维护粮食安全的压力，需要综合权衡维护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的矛盾。对于多数地区来说，至少在近期内，要用能源作物大规模地取代粮食作物，还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是，加强农业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应该是拓展农业能源功能的重要方向和现实选择。

第6篇：近现代农业发展范文

关键词：近代经济；开封；转型发展

开封是一座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古都，但是步入近代它的发展却不尽人意，城市地位降低，经济发展缓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之整理的史料，对近代开封农业、商业的发展进行考察，分析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希望为故乡日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一、开封经济近代化发展的背景

开封位于豫东平原，经济近代化的发展是在近代河南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受近代河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19世纪末以前，河南地处中原腹地，缺少近代交通条件，远离通商口岸，受近代资本主义冲击很小，人口在当时已达到三千三百多万，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的14%。但粮食产量只占全国粮食总产的3%，人口过多，加之过快的人口增长速度使得粮食人均拥有量少，粮食商品率很低。商业发展方面，河南当时资本主义成份微弱，商品交换极其不发达，对金融业务的需求也相对较少，造成当时总行设在开封的银行只有河南农工银行一家，资本额少。另外，由于远离通商口岸，直到1930年河南开放的商埠只有郑州一处。

开封邻近黄河，耕地面积大，气候适宜，千里平原，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经济的发展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发展、破坏、重振中循环往复。北宋时的开封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兼具着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两大职能，《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所描述的就是当时的盛况，令人神往。明朝时期，开封是河南省会，是文人雅士汇聚之所，商铺、餐饮、旅店业发达，品种全、档次多，适宜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明末，开封城毁于黄河水患。清中叶开封商业开始迅速发展，各地商帮在开封建立众多会馆，比如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山陕甘会馆。朱仙镇也在清代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商镇之一，是河运的必经之地，“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粮食、烟草是朱仙镇商业经营的大宗商品，典当业、手工业是其商业的重要组成部门。明末清初建立的景文洲汴绸庄，在乾隆时期发展最为鼎盛，织机99张，雇工200多人，分号5个，民营手工业得到发展。

二、近代开封农业的发展

无论是传统经济时期还是近代社会经济转型的时期，农业问题在中国始终占有重要位置。近代，开封的农业是在缓慢发展的。1908年7月，河南商务农工局在开封禹王台附近设农事试验场，由官钱局按月供银3600两。1924年，开封油料作物以花生为主，为求商品化盈利，他们排挤高粱、小麦、大豆的种植，陈留地区花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0%，1920年这一数据还仅仅是20%。据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记载，1921年―1925年，开封农产品出售部分占32.8%，家庭自用占67.2%，其中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是油料芝麻，占92.7%，最低的是大豆，仅占13.7%。由此可见，开封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且各作物的商品化程度严重不均。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农政机关明显增多，职责细化，河南建设厅下设具有科研性质的农业机构。1929年，在各市设立7所农林实验场，其中1所就设立在开封尉氏；1931年，将开封尉氏农林实验场改组为专门试验场，改名为开封园艺试验场，各试验场职责包括调查、试验、推广三部分；1932年12月，又将各农事试验场和林务局合并，进行农业科研。为推动河南省棉业的发展，1935年4月，在开封添设河南省棉业改进所，并于同年5月将位于郑州的棉业指导所总部迁至开封，设在河南大学农学院。1935年8月，河南省共建立农村合作社1283所，股金21.04万元；1936年，合作社达到1684所，其中信用社362所。各级农政机关的设立，旨在改良和推广农业技术，同时通过设立农村信用合作社，解决农村及农业资本不足的问题，种植结构开始向农工商业转变，推动了开封的农业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

在这一时期，农具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开封县农业推广所在旧式耕犁上增加新式犁盘，在旧式播种器上增加播轮，方便耕地深浅粗细一致，丢种疏密一致。不足的是，这些农具的改造，仅在农业试验场使用，并没有在农民耕作中普及，肥料的使用仍旧是农家肥为主，化学肥料不普遍，传统农业的技术变革并不突出。

三、近代开封商业的发展

自古以来，开封就是“出入大贾小商之地”，是政治、商业活动中心。清末民初，开封的商户多集中在城中，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专营商品，如北书店街多书籍、笔墨纸砚，西大街多绸缎布匹等。近代开封，随着交通方式、城市布局的演变，形成了四大商圈。其一为开封南关。1906年4月19日，开封火车站战线与汴洛铁道正线接轨，4月26日的竣工通车，加之1907年2月开封火车站转车场的建成，开封南关逐渐开辟为商埠。其二为马道街。1913年10月，开封修复马道街路面，并安装了电灯，吸引大批商户迁入，马道街由此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商业区。正大林茶庄、张麻子剪刀店、谦信洋行的相继开业，及外埠商号上海正兴长布店的迁入，进一步繁荣了马道街商圈。其三为相国寺市场。相国寺市场从北宋开始就已有雏形，正如《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相国寺内万姓交易”，1927年冯玉祥改相国寺市场为中山市场，将寺内配殿、钟楼等租赁给商民经营，商业摊点云集，是各种京广杂货批发、零售的主要集中地，汇集了开封各色风味小吃。其四为模范商场。1928年，冯玉祥下令没收开封南土街“桐茂典”当铺，改建为“国货商场”，后改为模范商场，整个商场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四角各有角门，主要经营时货、布匹居多，基本是零售业务。同时，场内还设有“华光影剧院”，已具备了现代商场的雏形。

在开封四大商业圈的发展历程中，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洋货入侵的冲击、军阀混战中的搜刮，不少商户因此或负债累累，或倒闭歇业，商民及社会各界曾进行多次抵制运动。据《开封市志》记载，1905年，开展抵制美货运动。1912年2月21日，开封商界组织抵制外货，振兴国货。1919年9月21日，在马道街丰乐园成立河南国货维持会，制定具体国货维持简章，包括：车站设立检查处、扣留日货、从重处罚销售日货的商户等。时至今日，随着现代商业的发展，开元广场、中山路商业街、大商集团等商业圈的冲击，开封马道街、相国寺市场仍旧汇集众多商贩，以平价、批发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商户，不改昔日的繁荣景象。

近代开封商业各行业的发展，以贩卖业为主，生活供应业次之，随后是金融保险业。贩卖业中，又以饭食品类占多数。1935年，对开封城各业商号数量进行统计，共计6856户，贩卖业5447户，其中单是饭食品就有1527户，约占商号总数的22.3%，可见，开封餐饮业在近代是快速发展的，1926年创建的第一楼包子馆、“五福”食品店等一大批老字号驰名中外。金融保险业140户，约占商号总数的2.1%，与同期省内各地市相比，发展比较充分，官办资本在金融业中有绝对的控制权，近代金融业转型痕迹较为明显。据统计，1933年，开封各银行现金共计约2090444.70元，存款共计6307756.59元，放款共计3460767.66元。

综上，作为反动统治的政治中心，附近农产品及商品的集散地，近代开封商业表面上是繁荣的，实际上却备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及反动统治的剥削。近代开封的商业虽有发展，但失去了交通枢纽战略地位的开封，其商业仍旧是落后的。规模小，资金少，主要集中在市内商业贸易方面，对外贸易交流不发达，与省内其他新兴的交通便利城市相比，发展甚是缓慢。

四、近代开封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作为消费型城市的开封，在近代，封建经济不断消沉，新型资本主义经济却因其发展缓慢，不足以推动整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总结其近展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影响近代开封经济的制约因素有以下几点。

其一，人口增长过快，制约开封经济的发展。据《开封简志》记载，1907年，开封人口为15万人，《河南统计月报》载，1925年，开封人口226758人，1936年为307071，仅十年间就增加了80000余人，1937年人口达到327949人。虽说开封位于黄河的冲积扇上，河道四通八达，物产丰富，棉花、花生、小麦种植丰富，但逃脱不了农业自给自足为主的状况，农产品大多被消耗掉了，商品化程度并不高。因而，人口增长因素不是开封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但一定是其制约因素之一。

其二，自然环境破坏的加剧，黄河水患的不断威胁。自金以后，开封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剧。1910年地理学家张相文游开封时感叹“白气茫茫，遥望之无异沙漠”；1923年，康有为登龙亭时题词“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郭犹是，人民已非”。与此同时，黄河对开封的威胁并未缓解，1921年夏季的大雨，豫东数十县积潦为患，1922年春夏着手修浚从开封陈留向太平岗疏入下游；1938年6月军队更是扒开花园口，决黄河南泛入淮，开封的黄河干涸，惠济河断流。因而，开封的气候直接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的恶化又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

其三，失去交通枢纽，缺乏便利的对外贸易条件。1907年初，开封建设汴洛铁路，1914年改为陇海铁路至徐州，1930年又通至西安，这是开封对外交通的唯一铁路路线。1931年间修筑从开封至郑州、许昌、项城、菏泽、道口的公路，但是并不经常通车，朱仙镇的河运交通已然衰落，相比地处平汉、陇海铁路交点的郑州，开封交通区位优势不再，郑州成为农产品及外地工业品输入的转运中心，分流开封经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开封贸易的活力。

其四，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近代开封，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从清政府、北洋军阀、反动派的统治，开封经济繁荣的背后备受掠夺和剥削，近代开封的经济并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开封位于中原，鲜有帝国主义的直接投资，因而殖民地经济特征并不明显，官僚资本在此时也忽略了开封及诸如此类的传统内陆城市。虽然在外国资本的影响下，修建了铁路等交通运输业，但帝国主义只是将其作为经济掠夺的手段，或是通过中国的统治阶级把开封作为销售商品和收购原料的据点，同时也是控制整个河南省的据点，并没有起到推动开封经济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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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贾贵浩.河南近代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与商品化发展.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

[3]黄正林.制度创新、技术变革与农业发展.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

[4]司长玉.《民国时期开封城市经济近代化转型研究》.2006年5月.

第7篇：近现代农业发展范文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令》，规定实业学校分为甲种和乙种，“甲种实业学校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乙种实业学校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其程度分别相当于清末的中、初等实业学堂，而作为高职的高等实业学堂则归入大学系列的专门学校［8］。农业职业教育分为甲种农业学校（一般为省立）和乙种农业学校（一般为县立），校内学科有农学科、森林学科、兽医学科、蚕学科、水产学科等。据有关统计数据，1912年有甲种农业学校39所，乙种农业学校219所，1922年甲种农业学校数量增至79所，乙种农业学校数量增至327所［4］139。学生人数也有增加，如1912年，学生人数计14038人，其中甲种农业学校有4512人，乙种农业学校有9526人，到1916年，学生人数增至16482人，其中甲种农业学校有4982人，乙种农业学校11500人［9－10］，政府成立后，将乙种农业学校改为高级小学职业补习班或准备班，甲种农业学校改为农业职业学校，甲、乙两种农业学校的名称不复存在。1932年至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职业教育法》和《职业学校规程》，对农业学校系统进一步改造，各省分层设置农业职业学校、农业高中班、农业实验学校，使农业职业教育进一步系统化。农业高等教育逐步专门化。随着农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农学学科专业门类出现细分化倾向。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为例，民国时期设置的专业系部有农艺系、森林系、植物学系、园艺系、植物病虫害系、蚕桑系、农业经济系、农业教育系、农业工程学系和农业推广部以及农林专修等，从而形成了细致和完善的专业体系［11－12］。据1946年民国教育部的统计，全国高等农业院校设置系、组共计154个，据名称归类汇总为11类，25系5组［5］134。农学研究生开始出现，如1937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正式开始招收研究生，分为农业经济、农村金融、农村社会、农业合作、农场管理等门类。上述事实表明，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教育趋向于专业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总之，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初步建立起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到职业教育等不同层次的农业教育体系，培育了大量农业专业人才，这为农业科技体制化奠定了人才基础。

一、近代农学家群体出现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派急需一批掌握外国先进技术的科技人员，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联名上折，请求政府派留学生赴美。1871年，清政府批准了派遣留学生计划，陆续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深重，朝野舆论大声疾呼，要求派遣留学生，寻找民族自救的门径。而当时的邻国日本，经过数次维新变法向西方学习，成为强盛之国，这对中国触动相当大。因此，从1896年升始，清政府选定人员赴日留学，此乃中国正式派遣留日学生之始。与此同时，农科留学生也开始被派遣到国外学习科学技术，他们回国后，从事专业研究，成为专职人员，从而出现农学家群体。据王国席统计，到1911年为止，清政府共向日本派遣公费农科留学生共计172名［13］，其中包括陈嵘等著名农学家，另外还有若干自费生，约共有200余人。清政府向美国派遣农科留学生有案可查的约有24人，另外，在有关清华留学生史料中，记载有从各机关转入清华的官费留美生4人，这样，清末留学美国的公费农科学生有28人。另有学者刘曰仁研究，1881年至1911年，农科留美生约有51人，其中公费31人。清政府向西欧派遣农科学生有案可查的约有13人［14］115。综合上述数据，到1911年为止，中国在国外学习农科的留学生大约近300人。这些农科留学生归国以后，大多从事农业科技和教育工作，成为我国农业研究和农业教育的先驱，如王舜臣、陈嵘、梁希、过探先、胡昌炽、邹树文、邹秉文等均是我国近代农业建设的奠基者与骨干。中华民国时期，利用各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培养留学生是政府留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如美国庚款留学生，1909年起，由清华园游美学务处办理选拔留美学生，1909年至1920年，有农科赴美留学生74人，1921年至1929年，有农科赴美留学生61人，共计135人［14］118－120。这个时期，依然有一部分农科学生到日本留学，主要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院，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等校学习。这些留学生归国以后，成为中国近代农业改良的迫切需求人才。如沈宗翰、曹诒孙、程绍迥、吴福桢等归国留学生，均成为当时著名的农业专家。

张剑等人根据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统计了20世纪上半叶农学家的基本情况，他发现，在237名农学家中，有185人有留学经历，占78％［15］。再以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农业实验所为例，中农所成立时，集中了中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农业专家，其中32个技正，约有20位有国外留学经历，这些人均是当时有影响力的农业专家。伴随着国家教育的兴起，通过国内农业教育体系化的发展，也培养了一批致力于我国农业事业的学者。清末，清政府为了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在学制上进行改革，推广学堂，培养各级专业人才。自此以后，各地大、中、小各级学堂以及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纷纷成立，为我国培养了一支完全不同于旧式知识分子的科技队伍。在农业人才队伍形成方面，农业学堂有初等、中等，高等三级，分农业、蚕业、林业及兽医四科，为农业专业人才形成奠定了基础。进入民国以后，农业教育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农业高等教育有了质的飞跃，南京金陵大学农科、国立东南大学农科、国立中央大学农艺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等农科大学相继成立，为农学家群体形成提供了人力资源。农业专业教育也进一步发展，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浙江省立森林学校、江苏苏州农业学校、上海公立兽医专门学校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农校，中国近代农业科学家有很多是从这些农校走出来的。据有关资料统计，民国时期本、专科农科学生毕业人数，1912—1926年有1206人，1927—1936年有3122人，到1937年为止，共有农科学生毕业生4328人。另外，到1937年以前，我国还招收农科研究生13名［5］132－135。这些本、专科毕业生以及研究生，构成了我国近代农学家群体的又一主要来源。例如园艺学家吴耕民、森林学家殷良弼、水稻专家卢守耕、农业专家沈宗瀚、土壤肥料学家彭家元、林学家贾成章、农业经济学董时进、林学家周桢是京师大学堂农科学生［7］116，耕作学家孙渠、遗传学家陈桢、作物学家叶元鼎、昆虫学家张巨伯、植物病理学家俞大绂、作物育种和细胞遗传学家戴松恩、土壤肥料学家张乃凤、水土保持学家蒋德麒、植物学家蒋英、农业微生物学家樊庆笙是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生，稻作学家周拾禄、农学家和小麦专家金善宝、棉花专家冯泽芳、农业昆虫学家吴福桢等人均是东南大学农科毕业生，玉米育种家和细胞遗传学家李竞雄、农业化学家孙羲是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生，植物病理学家朱凤美、农业昆虫学家吴福桢、林学家郑万钧在江苏省第一农校学习过，蚕体病理学家曹诒孙在江苏苏州农业学校学习过，蚕学专家郑辟疆在杭州蚕学馆学习过，蚕业科学家杨邦杰在湖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学习过［16］。总之，无论出国留学还是本土学习，他们毕业以后，开展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推广，成为专职的农科工作者，进而成为农业专家，中国近代真正意义上的农学家群体日渐确立，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三十年代农学各学科领域里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中国农业科学研究事业得到重大发展。

二、农学社团的诞生和农学出版物的出现

之前，我国已有西方文化传入，分赴海外求学者也日渐增多。留学海外的农科学生，在留学所在地成立了农学学会，如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华农学会，在法国巴黎成立了新中国农学会，在美国也有类似的农学团体。而从海外学农归来者和国内的农界人士，也都在积极从事农学社团的组织活动。1896年，张蹇等人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务农总会”，1910年，由南洋第一次劝业研究会发起，集各省农业团体和农务人员组织了全国农务联合会，上述组织的出现是我国农学社团的开端。进入民国以后，农界学人大幅增加，他们分别发起组织农学社团，社团向全国扩展。1916年，以国内和日本留学生为主的二、三十个学农的学人，于秋季在上海筹备全国性的农学团体，以联合全国研究农业科学的人。1917年1月30日，筹备者在上海市召开了“中华农学会”成立大会，大会推举王舜成为临时主席，并选举王舜成为会长，余乘为副会长，林在南为事务部长，过探先为研究部长，邹树文为编辑部长。各科主任为各省著名农学学者。这样，我国第一个全国性农业学术团体———中华农学会成立。中华农学会是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团体的标志性组织。1919年，中华农学会有会员200余人，分布于全国14个省份。到1936年，该会会员发展为2791人，分布于全国20余省市及日本、朝鲜及欧美各地［17］，它内设农、林、土壤、植物病理、昆虫、畜牧兽医等多个专科学会，出版学术刊物，进行农业科学研究，成为民国时期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农业学术团体。中华农学会的创建，意味着中国农学家已经组织起来，形成有效能的科研力量，从而促进了中国现代农业科技体系的建立。在中华农学会的影响下，其他农学各分支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17年，美国耶鲁大学硕士凌道扬和留日生陈嵘发起成立中华林学会；1929年，留美生邹秉文、戴芳澜等人成立中国植物病理学会；1930年，留日生吴耕民、胡昌炽、林汝瑶与留美生管家骥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园艺学会；1933年，中国植物学会成立，由留美生胡先啸、李继侗、裴鉴与留欧生辛树帜等创办。此后，又相继产生中国农业推广协会、中国稻作学会、中国畜枚兽医学会、中国农具学会、中国土壤学会等农业学术团体。以农学会为代表的“科学共同体”的普遍建立，形成了有效能的科研组织，加强了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形成的重要表现。

随着农业学术团体的出现和农业研究的发展，学术交流日益需要，科研活动的成果也需要展示，农学类刊物和著作应运而生。各农学社团创办了会报。例如中华农学会于1918年创刊的《中华农学会会报》，为当时国内农学杂志的权威刊物之一，专业性较强，内容也较丰富，被一致认为是国内重要会报之一。其他还有《林学》、《中国植物学杂志》、《中国稻作通讯》、《畜牧兽医》、《园艺学报》等会报，均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农学类刊物。除了农学社团创办的会报以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农业研究机构和大学也创办农业类学术刊物，进行农业科学技术交流和传播，比较著名的有：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印的《农报》和《农情报告》。《农报》创办于1934年，它传播农业试验研究成果，介绍国内外农林知识，报告农事消息，解答农事问题，内容深浅兼蓄，是当时介绍农业知识与农业技术的重要刊物。《农情报告》创刊于1933年，在当时堪称国内农业统计的权威杂志。金陵大学农学院于1924年创办的《农林新报》，该刊主要报道关于农林问题上的各种新知识，及金陵大学在农林问题上的新发现。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于1939年创办的《协大农报》，内容多为研究与讨论福建省农事问题，以及协大农科的研究报告。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农学类书籍出现，例如周颂原《中国作物论》（1924年）、聂信予《桑树栽培学》（1933年）、熊同龢《应用昆虫学》（1933年）、金国宝《中国棉业问题》（1936年）、缪毓辉《中国蚕丝问题》（1937年）等著作，中央农业实验所等机构编印的各种农学丛书和手册等，均体现了当时农业科技研究的成果。农学出版物是农业科学体制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上述农学出版物的出现，促进了农业知识传播与学术交流，加速了农业科学职业化发展，从而推动了农业科技体制化进程。

三、独立的农业科学实验研究机构建立

农业研究实验机构是农业科技体制的核心建制，它们的建立标志着农业科技体制化的正式确立。清末，在内外形势的逼迫下，清政府准许引进和推广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其中，创办农事试验场是举措之一。1902年，北洋大臣袁世凯奏请朝廷于保定创办直隶农事试验场，分蚕桑、森林、园艺、工艺四科，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具有一定独立意义的农业科研机构。1906年，清农工商部领衔筹建中央农事试验场，于西直门外乐善园官地建京师农事试验场，试验场做了一些引进、实验和推广工作。此外，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地区性的农业试验机构，1898年，上海成立育蚕试验场，1902—1906年，济南、福州、沈阳、河北、江苏及四川、贵州等地区先后成立农事试验场等试验机构。至1911年，各省已有农事试验场等农业试验机构100多处。这些农事试验机构引进近代农业技术及其试验方法，在我国农业生产中推广应用，其成为农业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条件与内容。这些试验场虽囿于当时的条件和环境而绩效有限，但它的实践启迪了民智，开通了风气，给中国农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标志着中国近代农业科研的正式起步，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开始萌芽。辛亥革命后，农业科研机构有进一步发展。尤其在南京政府前10年，各级各类农业科研试验机构不仅数量有较大增加，而且人才、经费、各项研究事业也都有了较大改善，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也出现了可喜的发展态势，我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在此黄金十年时期逐步构建起来。20世纪30年代，由于内外因素的冲击，中国传统农业处于衰落状态，“复兴农村”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为解决农业生产每况愈下的困境和农村破产导致社会动荡的危机，大力进行农业科技的改良与推广，努力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期间，国民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农业研究机构对中国的农业、畜牧业、农村经济、养蚕业等方面实施技术改革和推广，并以持久有效为目的对农业技术改良进行广泛的研究。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国立农业研究机构———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农业实验所直属于国民政府实业部，为主管全国农业技术改进的农业最高机关，其主要任务为：“一、研究及改进发展中国农业技术并推广其有成效之结果；二、调查及研究农村经济及农村社会；三、以科学方法研究农产品或原料之分级。”［19］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农业研究机构，政府给予其组织保障、资金投入以及良好的工作条件，中央农业实验所成为全国农业科学研究中心，我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建制中的标志性单位出现。在抗战前，国民政府还建立了中央种畜场（1933年）、中央棉产改进所（1934年，后并入中央农业试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1935年，后并入中央农业试验所）等部级农业机构，上述单位和中央农业试验所互相合作，开展了全国性规模较大的实验研究工作，使中国农业科学研究有新的发展。抗战前，各省的农事试验场及农业研究机构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并且很多省农事试验场内部得到充实和调整。例如：1928年，陕西省设农棉试验场；1930年，浙江省设稻麦改良场，福建省设福建省农事试验场；1931年，四川省设中心农事试验场；1933年，湖南省设棉作试验场；1934年，广东省设甘蔗试验场，成立农林总场，同年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成立；1935年，广西省设广西农事试验场。据有关数据，1931年，全国22个省市都有专门从事农业科研和推广的特种及普通农事试验场及其他研究机构［20］。另据1934年实业部统计，到1934年为止，全国共有552个农事试验场［21］。

抗战开始，为了加强后方农业生产，后方各省还对省内各农业研究试验机构进行整合，建立了具有比较完备组织的省立农业研究中心。如浙江省农业改进所（1938年）、四川省农业改进所（1938年）、湖南省农业改进所（1938年）、贵州省农业改进所（1938年）、云南稻麦改进所（1938年）等。各省研究机构以引进、改良、推广农作物和畜禽品种为中心，开展各种农业科学试验和农业改进工作，对各省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民国时期，许多大学农学院相继成立，进行农业科学研究，构建了农业科技研究机构的又一重要部分。金陵大学农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农艺科、西北农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浙江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等院校不仅从事农业人才培养工作，同时也是重要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它们开展农业科研、推广和调查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第8篇：近现代农业发展范文

儋州地处海南西北部，全市耕地面积69万亩，人口103万，其中农业人口占54.7％，是典型的农业市。近几年来，儋州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较快，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受传统耕作模式制约和创立特色品牌意识薄弱，农业弱质特征比较突出，产业化发展进程相对滞后，农业增产不增效、农民收入增速缓慢，仍然是儋州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依托儋州资源优势，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突出发展特色现代农业，是实现儋州农业超常规发展的根本出路，也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一、儋州市热带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我市按照“围绕工业抓调整、围绕龙头抓规模、围绕城镇抓带动、围绕市场抓特色、围绕增收抓服务”的思路，以农民增收为目的，以发展农业产业化为方向，以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重点，以满足加工、出岛出口和进超市进宾馆为定位，以提升农业品质为支撑，着力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特色、精品之路，着力壮大发展海洋渔业、畜牧业、甘蔗、橡胶、瓜菜、林木六大产业。当前，粮食、糖蔗、橡胶、渔业、畜牧、瓜果菜等产业已经形成了我市的传统特色优势农业产业。糖蔗、橡胶、渔业、畜牧等在农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2008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49.64亿元，占GDP的55%；全市农业总产值72.9亿元，同比增长10.3%，其中，种植业占35.1%，畜牧业占14.9%，海洋渔业占48.6%，农业服务业占1.4%。

1、热带特色农业产业。2008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58.4万亩，总产量18.4万吨；糖蔗49.1万亩，总产量157.3万吨；民营橡胶45.2万亩，干胶产量1.8万吨；瓜菜24万亩，总产量34.2万吨；水果6.6万亩，总产量6.4万吨；浆纸林38万亩，海淡水养殖10.5万亩，大小渔船4020艘，水产品总产量33.3万吨；建成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10个，专业养殖场（户）2870个，出栏生猪56.6万头、禽类1208万只。

2、农业龙头企业。我市先后引进培育南华、中化橡胶、珠联、温氏、禾木、罗牛山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6家，专业市场2家，南华、中化橡胶、珠联等重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总产值72602万元，销售收入64769万元，农产品加工企业产销率89.2%，年加工转化各类农产品126万吨，带动基地16.7万亩，带动农户9.9万户。

3、农业基础条件。近几年来，我市共投入资金2亿

多元，高标准整治农田4.9万亩，改造中低产田5.3万亩；维修及防渗硬化渠道861公里，加固病险水库12座，打抗旱田头机井232眼。全市森林覆盖率38.5%，有效灌溉面积22.4万亩，在光村扫地坡、东成长坡洋、王五枝根坡、中和七里洋、新州新中洋、那大洛南等10个田洋创建了10万亩连片无公害瓜菜生产基地；拥有大中小型农业机械9910台（件），建成4个省级标准化农业科技110服务站，建成市级农产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和17个农产品检测流动服务站。

近年来，我市共培训农民20万人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21761人次。初步建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信息网络，已建成瓜菜销售信息服务点2个，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391家，注册社员2569名，带动农户1.8万户，连接基地17万亩。

4、农业科技推广。近几年来，我市共引进培育甘蔗、花生、尖椒、水稻、橡胶等新品种110个，推广10个，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15项，推广测土配方施肥69.3万亩，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测土配方施肥、水稻抛秧、病虫害综合防治、橡胶新割制、秸秆还田、无公害栽培等农业新技术得到广泛普及，尖椒、红南瓜、黑皮冬瓜、苦瓜、青瓜、紫长茄、长豆角、香蕉、荔枝等20个农产品通过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无公害认证面积10.6万亩，初步形成黑皮冬瓜、小南瓜品牌。

二、存在的问题

2006年至2008年，农业分别占我市生产总值的59.5%、53.8%、54.7%，农业占有一半以上的GDP，这说明我市经济十分落后，农业仍然是拉动我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当前乃至相当长一个时期，农业仍处于重要位置，农业的基础地位不会改变。

从总体上看，儋州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土地资源，是全省面积最大的市，且土地很肥沃，自然条件也相当好，特别是人民群众勤劳智慧，有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市政府在改善农业条件，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我市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过渡阶段，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市农业农村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近几年来，市政府虽然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但毕竟投入有限，设施建设仍然滞后，水利等基础条件还很差，农民群众迫切需要的田头井、坡地井、山塘小型水库及井渠配套工程还非常少，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目前，我市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较低，特别是木棠、光村、三都、峨蔓等中北部地区的水利灌溉不到位，“靠天吃饭”的现

状依然存在，这从根本上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二是农业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长期以来，儋州的农业粗放经营的成份比较大。尽管从九十年代开始，我们就对农业产业结构有所调整，使农业产业结构有所改善，但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农业模式的束缚，仍然存在追求面积和产量，忽视质量和效益的现象。甘蔗等传统产业和橡胶等优势产业效益还不够高，所占面积很大，但占总产值比例只有35%；瓜果菜、畜禽、花卉、海淡水养殖等特色产业规模仍偏小，畜牧业只占总产值的15%，还是偏低，新兴的优势产业也还没有培育起来。当前全省绝大多数市县都从发展瓜果菜等特色农业中获得收益，形成规模，我市明显落后了。

三是农业龙头企业不多。近年来，我市先后引进了中化橡胶、南华糖业、温氏集团、珠联冷冻等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对我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总的来看，农业龙头企业还很少，且大多规模不够大，科技含量不高，农产品加工水平仍停留在初级、简单阶段，产业链条太短，难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也不能有效抵御价格波动等农业风险，带动能力不明显。

四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产业集群优势不明显，总体竞争力不足，农业生产资源优势没有从根本上转化为竞争优势。同时，农民组织化程度偏低，大多数农民都是分散的家庭经营，处于单门独户、孤军奋战的局面。

五是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滞后。目前，我市还没有以“产地交易”为主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仓储、制冷等配套设施跟不上，制约了我市本地农产品的外销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并且，政府也没有推行市场准入制度和责任追溯制度，一些不合格产品得不到有效控制，大量流入市场。

六是农民综合素质低。农民思想观念陈旧、保守，小农意识严重，生产、生活方式仍禁锢在旧传统之中，普遍存在“小富即安”心理，缺乏现代意识，与现代农业的要求差距大。

七是农业信息化建设滞后。多年来，我市积极推进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建成王五和长坡2个瓜菜销售信息服务点，由于农业信息网络体系不完善，信息资源共享程度低。特别是信息的采集点少，不及时，对搜集的信息分析能力弱，信息含金量低，无法满足群众对农业信息的需求。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刚刚起步，资金不足，信息不灵，普遍存在机构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管理不规范、运作不正常的问题，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八是资金投入严重不足。首先是政府投入不足。近几年来，由于我市财政比较困难，几乎没有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其次是金融支农乏力。受现有金融政

策制约，农村信贷资金供给渠道狭窄，国有商业银行对小额支农贷款不积极。且多数农业生产领域和农户的积累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自身投入无力。

九是农业服务水平较低。信息服务、科技推广、资金扶持、良种供应、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等服务体系基础差，力量薄弱，人员素质不高，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除此以外，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外农产品的价格特别是糖价、胶价很不稳定，农产品出口难度加大，也对我市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三、发展特色现代农业的建议

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是一项广泛性、综合性的艰巨任务，需要认真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思路和措施。为此，结合我市现代农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科学制定农业发展规划。目前,儋州还没有编制《农业发展规划》，要加快制定《儋州农业发展规划》，从整体上做好全市的农业发展布局，明确农业发展方向，建立农业项目储备库，为今后儋州特色现代农业科学发展打下基础。

第9篇：近现代农业发展范文

关键词：“万山红遍”品牌企业 创新服务模式 挂牌扩园

国家“十二五”规划指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加大强农惠农力度，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也就是在较短时期内，迅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农民整体科技文化素质差、收入低的问题，改善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实践证明，实施品牌战略是一条有效地途径。

品牌战略，是经济社会发展到商品化、市场化，产品生产达到产业化、标准化以后，政府或企业，为突出地方特点，充分发挥区域内资源优势，以提品或服务方式，增进产品竞争实力，对整个产品生产和流通在总体上部署。农业品牌产品生产，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生产标准化，使龙头企业联合分散经营的千家万户，形成一条完整的生产、加工、销售产业链，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效益。

1. 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科技服务企业

江苏丘陵地区，主要是江苏省西南方低山丘陵，地跨南京、镇江、常州、扬州等六个市区，在省级农业区划上称之为宁镇扬丘陵农业区，全区土地总面积1.34×104km2，占江苏丘陵地区土地总面积的91.6%。区内四季分明，年均温度14.6-16℃，大于3℃和10℃积温分别为5200-5500℃和4740-4950℃，年无霜期220-240T,年降雨量940-1200 mm。全境低山、岗、河坝、湖泊分布其间，并有长江贯通，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农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条件。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是一按所处地理位置和自然气候条件，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江苏省省级区划基础上，改原先行政区划设置的地区农业科研所为农区科研所。该所一贯以发展地方农业为己任，担负着江苏丘陵地区的农业科学研究，并投入较大地力量于农业科技新成果的转化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依据江苏丘陵农区特点，发掘地方农业资源，针对丘陵地区“地薄水少”的农业立地条件，积极配合地方政府，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江苏丘陵果品产业。“请进来，走出去”广泛开展农业科技合作，引选和推广江苏丘陵地区应时鲜果新品种，经多年研究，探索出了多树种的高产高效栽培技术。通过领办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充分发挥农业新技术的科技支撑力量。重视稻、麦新品种的选育工作，近年来选育出近20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含量高的新品种。选育的“II优084”超级杂交稻，创世界水稻高产纪录；以镇麦4号、5号为代表的镇麦系列小麦高产新品种的大面积推广，推进了区域内粮食生产。蔬菜花卉品种引选工作，走创汇农业之路，90%以上用于出口；植物病虫害防治研究工作，以新农药品种研究和开发相结合，成立专门研究部门，并建立现代农药实验公司，以高效、低毒、低成本的绿色环保型农药为主攻目标，先后研制了8个农药新品种，注册登记的3个新品被列为省内外推广补贴或重点推广产品。近年来，注重品牌战略，并积极实施，于2008年注册申请“万山红遍”企业品牌商标和“亚夫”牌应时鲜果商标，在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式上向前跨了一大步，在江苏丘陵大地上做了新的尝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2009年，以“万山红遍”挂牌的农业园区被评为省农业产业龙头企业，“万山红遍”商标被评为江苏省著名企业商标。

2. “万山红遍”农业科技品牌企业

“万山红遍”农业科技品牌企业，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江苏省科委领导，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设立的农业实验基地发展而成的江苏省农业综合开发（白兔）科技示范园区。上世纪90年代在上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把缺乏基础设施分布零散的试验基点，改造为技术先进、设施较全的具有现代农业雏形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农业科技园区引进多种丘陵适生果树无花果、葡萄、梨、桃、樱桃、草莓等，精心研究十多年，已逐步形成多树种整套的高产高效栽培技术体系。进入二十一世纪，在白兔园区取得成效的经验下，进一步扩大园区，以推进区域内农业发展，选择具有江苏丘陵特征的环茅山地带，建立了以有机农业为主的生态科技示范园；果树专业化科技示范园；种养加结合牧草示范园，园区面积共计近150公顷。在“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的口号鼓舞下，园区作为推广示范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窗口，成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

2008年，把实施品牌战略作为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申请注册了“万山红遍”企业品牌。四大园区统一使用“万山红遍”品牌、统一技术规程、统一产品标准、统一外观包装等，并对新增服务点或果农，也纳入统一品牌的企业内。以挂牌扩园方式，加强科技服务，2009年末，在苏南苏北挂牌面积500公顷，使“万山红遍”品牌企业达750公顷，品牌销售2500万元。2009年被评为省农业产业龙头企业，“万山红遍”牌桃、梨被评为省名牌产品，“万山红遍”商标被评为省著名商标。

3.“万山红遍”农业科技品牌企业近年来运作及业绩

近年来，“万山红遍”农业科技企业，强化品牌意识，树立企业形象，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原先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农业企业创立品牌的重要性缺乏完整的认识，从而忽视了对农业品牌的创立与维护。积极联系省内外有关商标管理的权威机构来所以讲座的形式，加强品牌管理知识的普及，并请知识产权维护方面的专家讲解企业内品种保护、专利申请等方面的内容。首先，在观念上提高了对品牌的认识水平。近年来，“万山红遍”，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显著的业绩。

3.1 提升龙头企业地位，进一步发挥示范效果

“万山红遍”品牌企业，突出专业优势，立足江苏丘陵地区农业生产特点，热心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工作。“十一五”期间，共承担省、市级下达科技创新项目31项，其中，省级以上项目25项。有机农业基地建设、有机稻米生产、有机果品生产及成果应用，作为创新重点。以整村推进，扩大有机农业示范效果，组织有机农业合作社，入社农户增加迅猛，由刚开始的152户，一年间增加500多户。入社农户人均年收入已达10000多元。桃超弱修剪技术、葡萄避雨设施栽培技术、梨棚架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等，在“万山红遍”园区及挂牌农户果园，以品牌企业统一技术规程，向周边市区推广。

3.2 激励科技服务创新，建立科研与服务良性互动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然而，分散式经营农户，普遍科技文化水平低下，发展现代农业，首先，要提高农民素质，培育当代新型农民。“万山红遍”品牌企业，将农民培训作为重要的科技服务内容，以提高新品种、新技术的接受能力。

着力落实“所农民专家培训”计划，在邻近市区的科技服务点，选拔优秀专业果农为培养对象，每年度开展科技培训20多场次，现场观摩结合课堂讲座，一年培训农民5000多人次。“万山红遍”品牌企业，科研上紧抓重点，研究果树病虫害防治、设施栽培等急需解决技术的难题，科技服务上力求创新，走专业化社会服务新路子。在多点建立果树专业合作社，统一供药，统一销售等，效果大大超过预期。

3.3 丰富农村市场，繁荣农村经济

近年来，“万山红遍”品牌企业以挂牌扩园，串联中、小果园，帮助建立专业生产组织，使各区域内应时鲜果生产有规模、上品位，增大了经济作物的生产份额，丰富了农村市场，并大量地农产品销往区域邻近大中城市。2010年，“万山红遍”企业品牌销售额成倍增长达4000余万元。

3.4 提高现代管理水平，确保农民增收

“万山红遍”企业注册为省著名商标后，企业管理水平大幅提高，品牌效应“立竿见影”。为加强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注册了江苏应时鲜果省级著名商标即“亚夫”果品商标，严格管理品牌产品质量。只有规定品种，符合质量要求，隶属“万山红遍”挂牌园区或企业的产品，才能冠以“亚夫”品牌。品牌农产品的应市，为农产品销售打开了渠道，赢得了商誉，为农民谋得了实惠。

3.5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朝现代农业迈进

“万山红遍”品牌企业，实施“双品牌”战略以来，搞好科研与服务良性互动。在区域内农业生产及发展方式转变上，勇于实践，推陈出新。通过品牌企业的示范带动，把品牌农产品的生产管理纳入专业化、科学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轨道。品牌农产品的优质优价，激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区域的拓展，规模的扩大，农业新品种、新技术随之广泛应用，从而加速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

4. “万山红遍”农业科技品牌企业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

经几年的发展，“万山红遍”品牌企业作为农业科技龙头企业，立足科技创新，在扩大企业园区的基础上，在服务形式上寻求突破，加强与邻近市区农业企业及农业合作社等的联合，培训农民专家，果树专业户，发挥品牌效应，实施品牌战略，实现品牌资源共享，品牌农产品销售额连年上升。但，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有待解决的问题。品牌企业的开始阶段，在打造品牌形象上投入了较大力量，表现出科技服务强化了，而科学研究松劲了。通过挂牌扩园，企业规模逐年扩大，科技力量略显不足，缺乏自主创新科研成果或有成果档位却不高，加强科研后劲已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品牌企业对农产品的生产技术规程与外观包装实行统一要求，对品牌农产品的销售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品牌往往“创立容易维护难”，树立优秀品牌企业形象，需要一贯严格把握质量关。“万山红遍”是江苏省著名企业商标，园区扩大，在更大范围内享有声誉，对挂牌园区的生产标准不能含糊，如对冒用品牌的果农，要严格监督，要确实认识到品牌是企业永恒的无形资产。“万山红遍”品牌企业，至2010年末，所内四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和所外挂牌园区面积达1400公顷，范围大了管理增加了难度，目前技术指导是工作的侧重点，对产前、产后服务，如销售渠道、农资供应等仍未有隶属品牌企业的合作组织，要定人定岗负责这类工作。如何把“万山红遍”品牌企业搞得更好，需要抓紧以下几方面工作。

4.1 加强科研后劲，做到科研、服务“两不误”

“万山红遍”品牌企业是江苏丘陵地区农业科技龙头企业，虽然，有着数十年的科研工作基础，桃、梨、葡萄、草莓四大果树种类的高效集成栽培技术具有独到的研究，四大园区对丘陵农业发展科技支撑各具特点。但，企业发展迅速，规模逐年扩大，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科研上力量尚欠缺，科研没有深度，难出成果。科研是农区所的立足之本，也是农业科技企业的优势所在。目前，“万山红遍”品牌企业还处于拓展时期，要日益重视科技创新，争取多出人才、出成果、出效益。

4.2 加强维护品牌，保持企业稳定发展

“万山红遍”品牌企业，近年来主要突出于科技服务工作，以品牌企业串联大小专业农户，农民培训、挂牌扩园双管齐下，加速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始终要把品牌形象与品牌维护放在同样高度来对待，维护品牌是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必要保证。严格管理品牌商标使用，在果品采收时节，要紧抓质量关，挂牌园区的生产农产品实行统一包装、统一商标、统一上市。

4.3 加强队伍建设，完善企业运作机制

科研需要人才，服务需要人才，农业科技发展更需要复合型人才。基层农业科研单位发展农业科技企业，创建著名企业商标，实施品牌战略，存在着专业人才多，而懂技术又能经营的复合型人才紧缺的现象。要充分挖掘培养和引进企业管理人才，为品牌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作准备。在企业发展中，要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办法和激励措施，建立多种合作组织和网络渠道，使品牌企业顺畅发展。

5.几点启示

“万山红遍”品牌企业，探索科技服务新路子，从试验示范园区的单个窗口，到现在通过挂牌扩园如繁星点点地分布在大江南北的众多品牌园区，为现代高效农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的分散经营以及业外高收益，对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提出了难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科研部门、推广部门都在寻求较为恰当的方法，“万山红遍”品牌企业，近几年实践，取得了可观的效益，为现代农业发展作了很好的铺垫。

5.1 政府大力支持，勇于探索发展新方式

自领办江苏省省级科技示范园区发挥区域内展示窗口以来，上级政府给予关心和支持，成立“万山红遍”品牌企业并成为江苏丘陵农业科技龙头企业，仍大力扶持和指导。“十一五”期间，共下达科研经费1600多万元，对四大科技园区课题研究上，作指导性安排，侧重有机农业方面的技术研究，在科技服务上，与邻近市区密切配合，使“万山红遍”品牌企业顺利地挂牌扩园，发展壮大。应当说，“万山红遍”品牌企业的发展是政府对江苏丘陵地区高效农业发展的总体考虑。

5.2 力求科技创新，品牌战略扩大效果

“万山红遍”品牌企业拓展时期，着重于科技服务范围和面积，已着手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新增科技人员，配备各园区研究项目。品牌企业的技术大多来源于四大科技园区的试验研究，已逐年增加科研投入。科研成果能直接应用与“万山红遍”品牌企业的大小果园。

5.3通过农民培训，加大科技转化力度

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产业化是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的集中体现，产业化生产是地方农业发展的重要发展途径。“万山红遍”品牌企业，发挥品牌优势，企业内资源共享，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农民培训，提高果农的素质水平，是“万山红遍”品牌企业年度的重要任务指标。以现场指导、课堂讲授等形式，每年度培训农民5000人次以上，奠定了企业的龙头地位。

5.4 重视自身建设，部门协调配合

“万山红遍”品牌企业，在学科建设的推动下，充分整合资源，科学划分专业，以四大科技园区为基础，加强科技创新，以挂牌扩园为动力，强化科技服务，企业内合理分工，部门协调配合。

5.5 坚持服务“三农”，确保农民增收

“万山红遍”品牌企业，按照所统一部署，遵循“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坚持走特色化、自主化、品牌化、合作化的江苏丘陵农业发展道路。在“万山红遍”品牌企业的带动下，在区域内了涌现了葡萄、草莓、桃等地方知名的生产专业户，起到了“树立一个品牌，拉动一方经济”的效果。近年来，“万山红遍”品牌企业，直接或间接传授给农民的专业项目近百个，给农民增添经济效益20多亿元。

参考文献：

1.何忠伟等.我国农业科技园的发展和对策分析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04（6）5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