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精选(九篇)

第1篇：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浑善达克沙地；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气温；降水；相关分析

中图分类号：P4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06-1298-06

在陆地生态系统中，植被是联结土壤、大气和水分的自然“纽带”[1]，在陆地表面的能量交换、生物地球化学和水文循环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在全球变化中起着敏感“指示器”的作用[2]。

大范围植被变化研究需要覆盖范围广、时空连续性好的数据，而卫星遥感为获得植被监测数据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3]。SPOT/VEGETATION具有红光波段对叶绿素吸收敏感、近红外波段剔除了强水汽吸收带和空间分辨率高等优势，更适于植被变化监测研究[4，5]。由于卫星遥感获得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能够在大尺度上反映植被的绿度和光合作用强度，较好地反映植被的代谢强度及季节性变化和年际间变化，被广泛地运用于植被的第一性生产力估算[6，7]、物候分析[8，9]、农作物估产、叶面积指数估算等研究。然而，由于区域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10，11]，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方式及程度仍然是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9]。

中国已在全国范围[10]、东北地区[12]、西北地区[13]、东部地区[14]以及其他一些地区[15，16]进行了大量的植被对气候因子响应的研究，但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研究结论仍存在较大争议。高志强等[17]认为西北干旱区植被指数与降水的关系不大，同温度的相关性也不好，但李晓兵等[10]则认为西北内陆的温带荒漠植被NDVI的变化明显受到温度、降水变化的影响；陈云浩等[18]在中国陆地NDVI变化的气候驱动分析中，把塔里木盆地、准格尔盆地、阿拉善高原定为气温和降水驱动区，把新疆西部山地定为弱降水驱动区；李霞等[19]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西北地区NDVI与气候的关系，得出NDVI与降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与温度变化关系不明显的结论，但张远东等[20]则认为荒漠绿洲NDVI与气温关系显著。

浑善达克沙地处于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响应的一级敏感区，又是农牧交错带，植被对气候变化及人类土地利用方式的变更非常敏感。基于NOAA/AVHRR-NDVI的植被类型与气候因子的关系研究表明，羊草对温度较降水敏感，而克氏针茅降水较温度敏感，大针茅草对温度和降水敏感度相差不大；无论是哪种植被均对生长同期的降水最敏感，在荒漠草原和克氏针茅草原，温度对NDVI变化的影响有滞后效应[21]。为了进一步探讨浑善达克沙地NDVI对气候因子敏感性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利用SPOT/VEGETAFION VGT-S10逐旬NDVI数据，研究了不同气象站点植被旬NDVI与温度、降水的相关关系，以期为区域环境变化研究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浑善达克沙地东西长约450 km，南北宽约300 km，总面积7 100 810 hm2[22]（图1）。该区域属于温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大部分处于中国季风边缘地区[23]。冬季漫长寒冷，夏季短促温热少雨；降水量季节分配不均，变化较大[24]，因受东南季风的影响，年平均降水量从东南部的400 mm左右向西北递减至200 mm[25]。地带性植被为典型干旱草原、荒漠草原，局部地区有草甸草原分布，年8级以上大风日50～80 d，风力剥蚀作用强烈，是中国北方沙尘暴多发区之一[26]。研究选择了面积较大的5种典型草原，即大针茅和克氏针茅草原、克氏针茅和糙隐子草草原、戈壁针茅草原、羊草草原、沙地锦鸡儿和柳蒿灌丛草原（图1），对其13年旬NDVI时序数据进行了分析。

1.2 数据来源

所采用的数据为1998-2010年SPOT/VEGETATION的VGT-S10逐旬NDVI数据。数据预处理包括了大气校正、辐射校正、几何校正， SPOT/VEGETATION的VGT-S10采用最大值合成法（MVC）可以避免云和几何变形的影响及去除图像噪声。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在研究区内选择了5个气象站（表1），即二连浩特、朱日和、阿巴嘎、锡林浩特和多伦，同期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中国地面国际交换站气候资料旬值数据集的1998-2010年的逐旬平均气温和降水资料。

1.3 研究方法

研究认为气象站点数据的有效范围是10 km[27-29]，因此取每个气象站点所在区域3 km×3 km像元的NDVI平均值作为该站点像元逐旬NDVI时间序列数据，以下载的同期温度、降水数据作为温度、降水时间序列。

1.3.1 全序列植被旬NDVI与气温、降水的相关分析 对1998-2010年逐旬NDVI与气象因子（温度和降水量）进行相关分析，得到13年不同植被旬NDVI序列与气象因子序列的相关系数，采用t检验进行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

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1.3.2 年内植物生长期间（5～9月）旬NDVI与气温、降水的时滞相关分析 气候变化对植物具有累积效应，除了同期气候状况影响植被变化外，前期气候状况对植被生长有滞后效应[9]。通过计算气象站点所在区域5种植被1998-2010年全生育期（5～9月）旬NDVI序列与同年同期及前期（前1～4旬）降水、温度序列之间相关系数的平均值，得到时滞期为0～4旬的相关系数[14]，探讨降水、温度对植被NDVI的影响。

1.3.3 年际植物生长期间（5～9月）旬NDVI与气温、降水的相关分析 为分析不同年份间生长季内（5～9月）植被NDVI与降水、温度变化的相关关系，将不同年份间同一旬的NDVI 序列作为一变量，相应不同年份间同一旬的温度、降水量序列分别作为另一变量，计算1998-2010年植被的旬NDVI 序列与同期降水量、温度序列之间的相关系数。研究计算了气象站点所在区域5种植被旬NDVI 序列与同期降水量、温度序列之间的相关系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1998-2010年5种植被NDVI动态变化规律

区域NDVI随时间周期性地升高和降低是植被生长周期的典型体现，夏、秋季植被覆盖度较高，春、冬季植被覆盖度较低。13年间研究区域旬NDVI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年最大值多出现在7～8月份，为0.3～0.5。2000和2001年旬NDVI较低，植被生长情况较差。13年间旬NDVI虽然呈现较为规律的周期性变化，但是整体趋势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不同植被类型区旬NDVI总体表现为羊草（多伦）>大针茅、克氏针茅（锡林浩特）>克氏针茅、糙隐子草（阿巴嘎）>沙地锦鸡儿、柳蒿灌丛（朱日和）>戈壁针茅（二连浩特）（图2a、图2b）。

戈壁针茅草原旬NDVI整体偏低，旬NDVI每年最大值为0.2～0.3。由于旬NDVI整体平均值低，变化幅度并不很大，季节性变化不明显。克氏针茅、糙隐子草草原13年间植被覆盖度年周期性变化明显，夏、秋季植被覆盖度较高，NDVI年的季节变化明显；NDVI最大值多出现在8月中下旬到9月上旬，最大值为0.3～0.4。大针茅、克氏针茅草原NDVI年周期性变化明显，年最大值多出现在7月下旬到8月，最大值为0.35～0.50。沙地锦鸡儿、柳蒿灌丛13年间植被覆盖度整体也偏低，NDVI年最大值多出现在7月下旬到8月，最大值为0.25～0.35，季节性变化不明显，但略高于戈壁针茅草原。羊草草原13年间植被覆盖度年周期性变化显著，夏季植被覆盖度较高；旬NDVI年最大值多出现在7月下旬到8月，最大值约为0.5。

2.2 全序列植被旬NDVI与气温、降水的相关分析

每一种植被旬NDVI与气象数据的相关关系表明，气温与不同植被旬NDVI的相关程度依次为羊草，大针茅、克氏针茅，克氏针茅、糙隐子草，戈壁针茅，沙地锦鸡儿、柳蒿灌丛，这与其旬NDVI大小顺序一致；降水与旬NDVI的相关程度依次为羊草，克氏针茅、糙隐子草，沙地锦鸡儿、柳蒿灌丛，大针茅、克氏针茅，戈壁针茅（表2）。植被旬NDVI与降水和温度的相关系数均以戈壁针茅草原最低，以羊草草原最高。此外，在各个植被类型区，旬NDVI与温度的相关系数均高于其与降水的相关系数。

2.3 生长期间植被旬NDVI与气温、降水的相关分析

为了进一步揭示旬尺度上各植被NDVI与气象因子的相关关系，计算了年内植被5～9月旬NDVI序列与前1～4旬的气温和降水的相关系数，以及植被年间生长期旬NDVI与气温、降水的相关系数。

2.3.1 年内生长期间植被旬NDVI与气温、降水的相关分析 1998-2010年生长期内不同植被旬NDVI 序列与同期及前期（前1～4 旬） 降水序列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降水对植被旬NDVI的滞后效应与草原植被类型有关（图3）。对于研究区域内的5种植被类型，旬NDVI与同期降水量的相关系数最低，随时间向前推移，相关系数升高后又下降，说明降水对植被旬NDVI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不论滞后期长短，均以戈壁针茅草原和大针茅、克氏针茅草原旬NDVI与降水量的相关性较弱。从降水的滞后效应来看，降水对植被旬NDVI影响的滞后期为前2～3旬。

1998-2010年生长期内植被旬NDVI 序列与同期及前期（前1～4旬）气温序列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5种植被类型旬NDVI变化对气温的响应也有滞后效应，气温对羊草草原、大针茅和克氏针茅草原、克氏针茅和糙隐子草草原影响的滞后期为2～3旬，对戈壁针茅草原和沙地锦鸡儿、柳蒿灌丛草原影响的滞后期为4旬（图4）。对于研究区域内的5种植被类型，旬NDVI与同期温度的相关系数最低，随时间的向前推移，相关系数升高后又下降。温度变化与植被旬NDVI的关系密切程度表现为羊草>大针茅和克氏针茅>克氏针茅、糙隐子草>沙地锦鸡儿、柳蒿灌丛>戈壁针茅，这一表现与全序列二者之间的关系一致，也与旬NDVI的高低顺序一致。

此外，植被旬NDVI与同期降水和温度的相关系数相比较可以发现，在年内生长期内5种植被类型旬NDVI与温度的相关性均高于其与降水的相关性。

2.3.2 年际生长期间植被旬NDVI与气温、降水的相关分析 不同年份不同植被生长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旬NDVI与同期降水量多呈正相关关系（图5），尤其是植被快速生长的6～7月。从总体来看，1998-2010年旬NDVI与同期降水量的相关系数波动较大，变化趋势不明显。但是，生长期间旬NDVI最高值较大的植被类型，如羊草草原、克氏针茅和糙隐子草草原、沙地锦鸡儿和柳蒿灌丛草原，其旬NDVI与降水量的相关系数波动较大；生长期间NDVI最高值较小的植被类型，如戈壁针茅草原和大针茅、克氏针茅草原，其旬NDVI与降水量的相关系数波动较小。

1998-2010年旬NDVI与同期温度的相关系数波动较大，变化趋势不明显，但是不同年份不同植被生长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旬NDVI与同期温度多呈负相关关系。然而，在温度较低的时段内，即5月的返青期和9月的成熟期旬NDVI与同期温度多呈正相关关系，而在生长中期多呈负相关关系（图6）。

3 结论与讨论

1）长时间序列旬NDVI数据的周期性变化较好地反映了研究区域各种植被类型随着季节而变化的生长发育情况。从整体上来讲，5种典型的草地类型旬NDVI表现为羊草草原旬NDVI>大针茅、克氏针茅草原旬NDVI>克氏针茅、糙隐子草草原旬NDVI>草原沙地锦鸡儿、柳蒿灌丛旬NDVI>戈壁针茅草原旬NDVI。

2）1998-2010年研究区域5种植被类型全年旬NDVI序列与同期降水量和温度的相关系数表明，5种植被全序列旬NDVI与降水量和温度均呈正相关关系，且旬NDVI与温度的相关系数高于其与降水量的相关系数，即同一植被类型受气温影响强于降水。这一结论与在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30]、东北地区[28]、贵州省[15]、北方13省[31]、松花江流域[32]等地区开展的研究结论一致，但却与中国北方温带草原的研究结果不同[17]。

3）年内生长期间植被旬NDVI和气温的相关性高于其与降水的相关性，气温、降水对不同植被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滞后期长短因植被而异，说明不同植被类型对气候变化有不同的响应特征[15]；温度影响较一致，但降水的影响差异较大。在此次研究中，5种植被类型旬NDVI和气温的相关性均高于其与降水的相关性，虽然与众多研究结果相一致[15，28，30-32]，但辜智慧等[21]认为以羊草为主的典型草原，温度比降水的影响大；在以克氏针茅为主的典型草原，降水的影响高于温度；在大针茅为主的草原，两者与旬NDVI变化量的相关性相差不大；在荒漠草原，降水是最主要的影响因子，同期的温度作用并不大。此外，此次研究中，温度和降水对5种植被类型旬NDVI影响的滞后期均在40 d以内，较相关研究的滞后期短[33]。

4）不同年份不同植被生长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旬NDVI与同期降水量多呈正相关关系，而与温度多呈负相关关系（尤其是生长中期）。分析表明在植被快速生长期降水量对植被生长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气温在植被生长初期和成熟期与植被旬NDVI呈现正相关性，这与在美国大平原的研究结论一致[34]，说明气温升高引起的生长期提前和生长季延长是植被覆盖度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32]，而植被生长中期气温升高会加速植物的蒸腾作用和地表的蒸散，进而抑制草原植被的生长[19，34]。

5）1998-2010年植被全序列旬NDVI与降水、温度均呈正相关，而年际生长期内的相关系数变化较复杂，但所反映出的植被旬NDVI与温度和降水等气象因子的相互关系更符合植被生长发育规律。因为全年的数据序列分析中，春季和冬季的旬NDVI较低，与温度和降水变化的一致性较高，故相关系数也较高，结论的可靠性降低；生长期内，年内和年际植被旬NDVI与降水和温度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很好地揭示气象因子与植被生长发育的相关性。

参考文献：

[1] 陈述彭，童庆禧，郭华东. 遥感信息机理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339-341.

[2] 方修琦，余卫红.物候对全球变暖响应的研究综述[J]. 地球科学进展，2002，17（5）：714-719.

[3] 马明国，王 建，王雪梅.基于遥感的植被年际变化及其与气候关系研究进展[J]. 遥感学报，2006，10（3）：421-431.

[4] 夏 露，刘咏梅，柯长青. 基于SPOT4数据的黄土高原植被动态变化研究[J].遥感技术与应用，2008，23（1）：67-71.

[5] 严晓瑜，董文杰.不同传感器数据在若尔盖湿地植被变化监测应用中的适宜性分析[J].遥感技术与应用，2008，23（3）：300-304.

[6] 朴世龙，方精云，郭庆华. 1982-1999年我国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及其时空变化[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37（4）：563-569.

[7] 王玉辉，周广胜. 内蒙古羊草草原植物群落地上初级生产力时间动态对降水变化的响应[J]. 生态学报，2004，24（6）：1140-1145.

[8] 徐雨晴，陆佩玲，于 强.气候变化对植物物候影响的研究进展[J]. 资源科学，2004，26（1）：129-136.

[9] 张学霞，葛全胜，郑景云. 近50年北京植被对全球变暖的响应及其时效――基于遥感数据和物候资料的分析[J]. 生态学杂志，2005，24（2）：123-130.

[10] 李晓兵，史培军. 中国典型植被类型NDVI动态变化与气温、降水变化的敏感性分析[J]. 植物生态学报，2000，24（3）：379-382.

[11] 丁一汇，李巧萍，董文杰. 植被变化对中国区域气候影响的数值模拟研究[J]. 气象学报，2005，63（5）：613-621.

[12] 张 军，葛剑平，国庆喜.中国东北地区主要植被类型NDVI变化与气候因子的关系[J]. 生态学报，2001，21（4）：522-527.

[13] 郭 铌，朱燕君，王介民，等.近22年来西北不同类型植被NDVI变化与气候因子的关系[J]. 植物生态学报，2008，32（2）：319-327.

[14] 崔林丽，史 军，杨引明，等. 中国东部植被NDVI对气温和降水的旬响应特征[J]. 地理学报，2009，64（7）：850-860.

[15] 郑有飞，牛鲁燕，吴荣军，等. 1982-2003年贵州省植被覆盖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J]. 生态学杂志，2009，28（9）：1773-1778.

[16] 刘德义，傅 宁，范锦龙.近20年天津地区植被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J]. 生态环境，2008，17（2）：798-801.

[17] 高志强，刘纪远. 基于遥感和GIS的中国植被指数变化的驱动因子分析及模型研究[J]. 气候与环境研究，2000，5（2）：155-164.

[18] 陈云浩，李晓兵，史培军.基于遥感的NDVI与气候关系图式研究[J].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2002，7（4）：332-335.

[19] 李 霞，李晓兵，陈云浩，等.中国北方草原植被对气象因子的时滞响应[J]. 植物生态学报，2007，31（6）：1054-1062.

[20] 张远东，徐应涛，顾峰雪，等. 荒漠绿洲NDVI与气候、水文因子的相关分析[J]. 植物生态学报，2003，27（6）：816-821.

[21] 辜智慧，陈 晋，史培军，等. 锡林郭勒草原1983-1999年NDVI逐旬变化量与气象因子的相关分析[J]. 植物生态学报，2005，29（5）：753-765.

[22] 董建林. 浑善达克沙地（局部）沙化土地动态变化分析[J]. 林业资源管理，2000（5）：25-29.

[23] 刘树林，王 涛. 浑善达克沙地地区的气候变化特征[J]. 中国沙漠，2005，25（4）：557-562.

[24] 王革丽，吕达仁，尤 莉.浑善达克沙地沙尘暴气候特征分析[J].气候与环境研究，2002，7（4）：433-439.

[25] 李鸿威，杨小平.浑善达克沙地近30年来土地沙漠化研究进展与问题[J]. 地球科学进展，2010，25（6）：647-655.

[26] 陈玉福，徐新良，王石英. 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区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及退化趋势[J]. 山地学报，2006，24（1）：60-64.

[27] 毛 飞，卢志光，张佳华，等.近20年藏北地区AVHRR NDVI与气候因子的关系[J]. 生态学报，2007，27（8）：3198-3205.

[28] 罗 玲，王宗明，宋开山.1982-2003年中国东北地区不同类型植被NDVI与气候因子的关系研究[J]. 西北植物学报，2009，29（4）：800-808.

[29] 王 宏，李晓兵，龙慧灵，等. 整合1982-1999年NDVI与降雨量时间序列模拟中国北方温带草原植被盖度[J]. 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2008，16（4）：525-536.

[30] 蒙吉军，王 钧.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南喀斯特地区植被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响应[J].地理研究，2007，26（5）：857-865.

[31] 李月臣，宫 鹏，刘春霞，等. 北方13 省1982-1999年植被变化及其与气候因子的关系[J]. 资源科学，2006，28（2）：109-117.

[32] 韩佶兴，王宗明，毛德华，等.1982-2010 年松花江流域植被动态变化及其与气候因子的相关分析[J].中国农业气象，2011， 32（3）：430-436.

第2篇：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

一、将气候变化的内容及原因引入课堂，增强学生责任感

在有关气候变化教育中，清晰的想学生阐述气候变化的起因，才能让学生从根源上去认识了解气候变化，进而加强保护意识。目前存在的气候问题有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被破坏等，气候变暖已经演变成了当前的一种自然现象了，它们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类无节制的焚烧化石燃料或者是树木，造成过多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生成，从而吸收红外线，经过长期的累计形成了气候变暖。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还有很多，包括人的急剧增多，致使生态环境失衡；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活垃圾的大量排放、丢弃、有毒害物质的大量涌入海洋，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等，这些都造成气候的变化，造成了人类生存面临极大的威胁。气候变化会造成海平面上升，一种是由于海水受热膨胀引起，另一种是由于北极南极洲上冰川的融化造成的。气候变化会影响生态环境，对大自然造成危害。还会影响水循环，致使自然灾害等，不光这些，还影响农作物产量的，致使减产等等。通过对气候变化的内容和原因进行分析，让学生能将环境问题重视起来，激发学生的责任感，并通过学习了解这些，让学生自觉的规范自己日常生活的行为，尽量从人为因素上去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对气候的破坏。

二、挖掘气候变化的科学内涵，找去高中地理教学隐藏信息

由于教材的篇幅受到限制，很多知识表述并不能完全呈现在学生的面前，这就需要深入去课本中所隐藏的信息，从课本中挖掘出气候变化的科学内涵，找出更深层次的内容，为学生提供思考空间。对于高中地理课本中没有清晰的阐述的知识，教师可以对课本信息进行适当的加工出来使隐藏在其中的内容呈现出来。如教材中将全球平均气温变化曲线图和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长曲线图对比，找出差异，将有利于学生全方位的了解气候变化之因，人类的活动会影响二氧化碳的浓度，二氧化碳的浓度会对气温的上升造成影响，从两种曲线图的波动规律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二氧化碳并非影响气温的唯一因素，气温还受其他因素影响；通过挖掘分析课本中的知识，有利于学生更透彻全面的了解知识，更科学的认识知识。合理科学的找出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有效的挖掘教材中的隐藏信息，让学生通过分析，去寻找缓解气候变化的对策。如在课本中有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途径的具体措施中，可以挖掘出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原材料和增加二氧化碳的吸收系统两种有效措施。学生通过在这两方面考虑，追溯到二氧化碳的来源，进而了解要使用清洁型能源、降低消费、增加摘种绿色植物等有效的方法来减少二氧化碳排除，增加二氧化碳吸收。从而真正的了解了知识，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找出对策。

三、将有关气候变化前后知识相关联

第3篇：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气候变化 全球变暖 火山活动 冰期 间冰期 解脱

中图分类号：P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6（b）-0125-02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全球气候发生了明显变化。地球表面平均气温升高了0.8°C（或1.4°F），其中升高的2/3是发生在1980年以后。全球变暖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如冰川消退、海平面上升、沙漠扩展等，并对人类及全球生态系统产生了显著影响，包括由于作物产量减少造成的食物紧缺的威胁以及由于洪水淹没造成的居民住房的损失[9]。全球气候的变暖及其严重后果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而且对于如何应对气候的变暖，引起了全球广泛的政治争论、公开辩论以及各种学术研究[10]。

为了有效地应对全球气候的变化，首先必须弄清楚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然后再找出有效的对策。气候的变暖已经确定无疑，且许多人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人类燃烧化石燃料、砍伐森林等活动造成的。但是，科学界对此结论仍有争议，他们用大量的证据驳斥了这一观点，并认为自然驱动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但他们并没有找出具有说服力的自然驱动力。作者近来的研究则表明尽管温室气体能使局部地区短期出现变暖现象，但火山活动能够改变地球的轨道，因而是引起气候明显变化的关键因素，而这一直是被人们忽略的。

1 气候变化的原因与对策

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可知，能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地球轨道的变化：地球轨道的微小变化就能改变阳光在地球表面上的季节性分布和地理性分布。地球轨道的变化对气候的变化影响较大，而且与冰期和间冰期显著相关[4]。

（2）太阳辐射：自1978年以来，人们已用卫星精确地测量了太阳辐射。这些测量表明自1978年以来太阳辐射并未增加，所以在过去30年中，气候变暖不能归因于到达地球的太阳能的增加[8]。

（3）磁场的强度和海洋的变化：一些近来的分析显示全球气候的变化还与磁场的强度[2]和海洋的变化[1]有一定的关系。

（4）火山活动：火山喷发可释放气体和微粒到大气层中。大到足以影响全球气候的火山喷发平均每个世纪发生几次，并且（通过阻挡太阳辐射到达地球表面）导致数年内气候变冷。1991年的皮纳图博火山（Mount Pinatubo）的喷发[3]，如图1所示，堪称20世纪第二大陆地火山喷发，实质性地影响了全球气候。全球气温降低了大约 0.5°C（0.9°F）。1815年的坦博拉火山（Mount Tambora）喷发[5]导致了无夏之年。但被称为“大火成岩省”的大得多的火山喷发每隔亿年才出现几次，可能造成全球变暖和大规模的物种灭绝[7]。1983年1月3日夜晚的基拉韦厄火山（Mt.Kilauea）喷发也影响到气候变化，如图2所示。

（5）人类的影响：有人认为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在这些人类因素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燃烧化石燃料所排放的CO2浓度的提高[6]，其次是制造水泥所产生的飘尘的增多，此外还有土地利用、臭氧层破坏、畜牧业和农业活动、森林砍伐等都会对气候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并成为气候变化的因素。

可见目前人们偏向于接受温室气体是全球变暖的主因这一观点。然而，许多科学家仍然持怀疑态度，他们用大量的证据驳斥了这一观点，其中之一就是近年来世界部分地区冬季出现百年不遇的极寒天气，这与温室气体使全球变暖相矛盾。他们认为自然驱动才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但他们并没有找出具有说服力的自然驱动力。作者近来的研究则表明尽管温室气体能使局部地区短期出现变暖现象，但火山活动能改变地球的轨道，因而是引起气候明显变化的关键因素，这是一直被人们忽略的。

虽然已有研究人员指出气候变化与火山活动有关，但他们的论据是：火山喷发可释放大量气体和微粒到大气层中，这些气体和微粒可以阻挡太阳辐射到达地球表面，从而导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地球气候变冷。他们常给的典例有1991年的皮纳图博火山（Mount Pinatubo）喷发和1815年的坦博拉火山（Mount Tambora）喷发。然而，也有研究表明一些被称为“大火成岩省”的巨大火山喷发可造成全球变暖和大规模的物种灭绝。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冰岛附近海底存在一个宽度达700公里的火山口，表明该地区曾经历过一场巨大的火山爆发。有的科学家认为，这次火山爆发流出的岩浆产生的高温与覆盖海底的沉积物发生作用后释放了大量甲烷，沸腾的甲烷升到地表并进入到大气层后，形成了强大的温室效应并持续了近20万年。这就是发生大约在5500万年前的极热事件（PETM），地球的温度上升了多达5℃并持续了约17万年，数千种原始海洋物种因此灭绝。但许多科学家不相信这场火山爆发能产生这么多的甲烷以致形成强大的温室效应并持续近20万年。可见，人们还不能确定火山爆发会使地球变暖还是变冷，还没有找到火山爆发改变地球气候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巨大火山爆发改变气候的真正原因是太阳对地球的万有引力和火山喷射反作用力的综合作用能够改变地球的轨道，导致气候发生变化。

（1）当火山喷发主要发生在晚上，即背对太阳喷发时，比如发生大约在5500万年前的引起极热事件的冰岛附近的大规模火山喷发，发生在1983年1月3日午夜的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喷发，以及被人们誉为“地中海灯塔”的意大利斯德郎博利火山喷发。假设太阳的质量为M，火山喷射后地球剩余质量为m1，喷出物质总量为m2（大量的物质在火山喷射力的作用下获得第一宇宙速度以上的速度，进入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或离开地球），火山喷发前地球的质量为m0（=m1+m2），喷发前地球到太阳的质心距离为r0，地球绕太阳运转的的速度为v，火山喷发后地球剩余部分到太阳的质心距离为r1。当喷离地球的物质很多时，明显有r1

由于火山喷发前，太阳对地球的万有引力应该与离心力相等、方向相反，因而

G·m0·M/r02=m0·v2/r0G·M/r02= v2/r0

火山喷发后地球绕太阳运转的速度基本不变。假设太阳对质量为m1的地球的引力为Fp，地球绕太阳运转的离心力为Fc，则

Fp=G·m1·M/r12=（G·m1·M/r02）·（r02/r12）=（m1·v2/r0）·（r02/r12）=（m1·v2/r0）·（r02/r12）=（m1·v2/r1）·（r0/r1）>（m1·v2/r1）=Fc

即太阳对质量为m1的地球的引力大于质量为m1的地球绕太阳运转的离心力，加上地球火山喷射产生的巨大反作用力Je，就会把质量为m1的地球推向太阳，改变地球的轨道，使地球变热。特殊情况下，可使地球从冰期转变为间冰期。

（2）当火山喷发主要发生在白天，即是朝着太阳喷发时，比如1991年的皮纳图博火山喷发和1815年的坦博拉火山喷发。假设太阳的质量为M，火山喷发后地球剩余质量为m1，喷出物质总量为m2（大量的物质在火山喷射力的作用下获得第一宇宙速度以上的速度而进入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或离开地球），火山喷发前地球的质量为m0（=m1+m2），喷发前地球到太阳的质心距离为r0，地球绕太阳运转的的速度为v，火山喷发后地球剩余部分到太阳的质心距离为r1，当喷离地球的物质很多时，明显地有r1>r0，如图4所示。

由于火山喷发前，太阳对地球万有引力应该与离心力相等、方向相反，因而

G·m0·M/r02=m0·v2/r0G·M/r02=v2/r0

地球喷发后地球绕太阳运转的速度基本不变。假设太阳对质量为m1的地球的引力为Fp，地球绕太阳运转的离心力为Fc，则

Fp=G·m1·M/r12=（G·m1·M/r02）·（r02/r12）=（m1·v2/r0）·（r02/r12）=（m1·v2/r0）·（r02/r12）=（m1·v2/r1）·（r0/r1）

即太阳对质量为m1的地球的引力小于质量为m1的地球绕太阳运转的离心力，加上火山喷射产生的巨大反作用力Je，就会把质量为m1的地球推离太阳，改变地球的轨道，使地球变冷。严重者可使地球进入冰期。

由此可见，火山喷发确实能改变地球气候，而且是改变地球气候的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当火山喷发发生在晚上，可使地球改变轨道，靠近太阳，出现变暖趋势，如果该火山白天也喷发，则可使地球远离太阳，出现变冷趋势甚至返回原来轨道，恢复原来的气候状态；当火山喷发起始于白天，可使地球改变轨道，远离太阳，出现变冷趋势，如果该火山晚上也喷发，则可使地球靠近太阳，出现变暖趋势，甚至返回原来轨道，恢复原来的气候状态。

2 结论

许多证据表明全球气候确实在发生变化，并且一些人认为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正如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指出的那样，“仍有一些不确定性，并且在理解一个如地球气候那样的复杂系统时总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应该细心研究以找出全球气候变化的真正原因。作者的研究表明，尽管温室气体能使局部地区短期变暖，但全球变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火山活动。火山喷发既可使地球变暖又可能使地球变冷，既可能使地球出现冰期又可能使地球转变为间冰期。如果我们要使地球变暖就应该尽量让它在晚上喷发，如果我们要使地球变冷就应该尽量让它在白天喷发，甚至可以通过精确控制来调节地球的温度。因此，我们再也不怕因气候突变导致的世界末日的来临。

参考文献

[1] Changnon，Stanley A.；Bell，Gerald D.El Nino，1997-1998：The Climate Event of the Centur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 Courtillot，Vincent；Gallet，Yves；Le Moul，Jean-Louis；et al.."Are ther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and climate？".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2006，253（328-339）：620.

[3] Diggles，Michael."The Cataclysmic 1991 Eruption of Mount Pinatubo， Philippines".U.S.Geological Survey Fact Sheet 113-97，2005.

[4] Gale，Andrew S.."A Milankovitch scale for Cenomanian time".Terra Nova，1989，1（5）：420.

[5] Oppenheimer，Clive."Climatic，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consequences of the largest known historic eruption： Tambora volcano（Indonesia）1815".Progress in Physical Geography，2003，27（2）：230.

第4篇：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

一、正义原则的内涵 （一）"公平的正义"的概念前提 罗尔斯在《正义论》开篇对正义的价值排序进行了形象的阐释，罗尔斯将正义作为评价社会制度的最高价值标准，正义价值排序的确立为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正义在与效率等价值的优先性的问题上，这一点在正义原则的词典式次序有所体现。解读正义原则内涵的前提是对正义的准确定位，罗尔斯亦是沿着这样的路径，第二章论述"正义的原则"之前，在第一章中概述了"作为公平的正义"。"作为公平的正义即意味着正义原则是在一种公平的原初状态中被一致同意的，或者说，意味着社会合作条件是在公平的条件下一致同意的，所达到的是一种公平的契约，所产生的也将是一公平的结果。"①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具有平等主义的倾向，平等是正义原则的内涵的要点之一。 （二）正义原则内涵的具体陈述 罗尔斯在书中第11节给出了在原初状态中两个原则的首次陈述，在第13节对这一原则的第二个概括，在第46节给出了两个原则的最后陈述："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职位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②正义原则简单概括为第一个原则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是由差别原则和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共同组成。第二个原则中"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即是对差别原则的表述。以最少利益者的角度作为切入点，将对整体每个人的利益的考察进行转化，这是个巧思。从最少受益者的境况来看待或衡量一种不平等的原因在于，最少受益者往往处于利益分配链条上最不平等的环节，通过某种差别对待（利益分配向最少受益者方的倾斜）、再分配或补偿的方式使共同体的成员实现一种地位的平等。如何确定受益者最少的境况以及如何补偿差别才算是合理，参照标准的选取成为问题的关键。 二、气候变化对生态脆弱性地区居民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于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改变了人类业已适应的生存现状，严重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生态脆弱地区居民的生存状态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恶化趋势尤为明显，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程度。环境正义或者气候正义视角下，生态利益的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生态脆弱区居民在利益链条中处于最少受惠者的地位。 （一）生态脆弱地区脆弱性的体现 环保部2008年9月了《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指出所谓"生态脆弱区"是指两种不同类型生态系统交界过渡区域。我国生态脆弱区大多位于生态过渡区和植被交错区，处于农牧、林牧、农林等复合交错带，这些生态区普遍存在生态环境恶化、经济相对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和环境监管的薄弱的问题。生态脆弱地区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一、系统抗干扰能力弱。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结构稳定性较差，对环境变化反映相对敏感，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二、自我修复能力差。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较弱，受到干扰后自然恢复时间较长。 （二）气候变化对生态脆弱地区居民的消极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气象灾害等一系列危害已经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综合报告指出，"气候系统变暖的客观事实是不容置疑的，所有大陆和多数海洋的观测证据表明，许多自然系统正在受到区域气候变化，特别是受到温度升高的影响。过去30年的人为变暖可能已在全球尺度上对许多自然和生物系统产生了影响。极端天气和海平面上升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的改变，将主要对自然和人类系统产生负面影响。"③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已经成为未来人类不可回避的生态环境威胁。生态脆弱地区及当地居民对气候变化消极影响的反应更加敏感。以位于云南西北部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果念行政村为例，基于尹仑博士2007年到2011年以来的田野调查，近10年来气候变化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气温升高；其次是自然灾害频发，如雪灾、暴雨、旱灾、泥石流等。再次是河流、湖泊的变化，河流的水量极不稳定，冬季出现枯水期，夏季多洪涝灾害。气候变化及影响对当地村民的农业生产以及畜牧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一是气候变化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以及放牧的迁徙周期,打乱节气规律,作物产量下降；二是气温升高导致农作物病虫害频发，威胁农作物的生长，牲畜感染疾病的比率上升；三是降水的异常引起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的下降。④生态脆弱区的居民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生活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适应气候变化本身就是成本的增加，固有的经济利益亦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生活质量因此下降。 （三）生态脆弱区居民的最少受惠者地位 最少受惠者的确定关键在于评价标准的选取。在气候变化影响下的生态利益分配过程中，以普遍的、一般的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为参照，能够有效界定最少受益者地位。上述标准的表述依旧相当抽象，适宜人类居住地区的基本特征相较于生态脆弱地区体现在，当地的生态环境对气候变化较强的抗干扰能力以及自我修复能力。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系统中，环境与生物因子对全球气候变化反应灵敏，生态脆弱地区生态环境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更为明显，气候变化的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也更为严重。具体表现为草地退还、土地沙化面积巨大；土壤侵蚀强度大、水土流失严重；气候干旱、水资源短缺；自然灾害频发；湿地退化，调蓄功能下降，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存在生态脆弱区的居民生存、生活方式由于气候变化所受影响相较于普遍适宜人类居住地区的居民而言，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他们遭受的损失更加严重。人类作为共同体面对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影响时，生态脆弱区的居民由于先天自然条件的脆弱性，承担了比普遍适宜人类居住地区的居民更大的环境风险和成本，在气候变化影响应对的权利义务的分配上，从某种程度而言，处于最少受益者的地位。#p#分页标题#e# 三、正义原则针对生态脆弱区保护的应用 正义原则中最少受惠者适用差别原则，给予其更多的关注，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力图改善最少受惠者的不利地位。具体到对生态脆弱区居民保护中，即相对于收益较优者而言，立法或制度的规定在权利义务的分配时应当采取适当的倾向性，切实保护生态脆弱区居民作为收益最少者的权益，对于不公平的状况给予补偿，满足其合理期望。 气候变化影响下，生态脆弱区的居民作为处于不利地位的最少受惠者者，立法或政策有必要基于此做出给予适当的生态补偿的规定，突显出对于生态脆弱区居民生存、发展权益的关注。我国现阶段与此相关的生态补偿机制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人的补偿立法政策关注不足。我国虽然有关于生态补偿的规定，但大都体现在对森林、自然保护区、流域和矿产资源开发等生态环境的补偿和恢复，对居民受到环境影响的补偿有待完善。例如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做出明确规定。2002年国务院出台了《退耕还林条例》，其中虽然对退耕还林的资金和粮食补助等做了明确规定，但这种补偿不是基于环境影响造成的不公平，而是基于退耕还林的行为。二是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有待细化，提高可操作性。例如对生态补偿的主题、生态补偿标准、补偿对象、补偿资金来源、申报补偿程序等有待统一标准，进一步完善，这也是我国正在研究制定的《生态补偿条例》所致力解决的问题。三是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生态脆弱区的居民的生存发展权的冲突。地方政府为了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往往忽视资源开发利用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当地居民因生态环境恶化而导致生活生产的权益损害得不到有效保护。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属于高能耗高碳耗行业，对于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气候变暖影响重大。煤炭、石油等矿产资源的分布很多集中在生态脆弱地区，例如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可供储量和保有量均居我国第二，内蒙古有相当一部分区域位于西北荒漠绿洲交接生态脆弱区。生态脆弱地区的化石能源开发利用加剧了气候变暖的影响，对当地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居民的生活生产无疑是雪上加霜。气候变化对于生态脆弱区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损害，但是这种损害的原因联系到化石能源企业开发利用行为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间接性，为寻求赔偿造成很大的障碍，正因为如此，对于当地居民的生态补偿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结语 以气候正义、环境正义的视角为气候应对措施提供指引，完善气候应对法治建设已不是一条新鲜的路径。但学者在正义作为切入点时，大部分关注的是全球范围内，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国与国之间有差别的责任分配。忽视正义本质的功用，没有把握正义的真正主旨--将正义原则落实到"人"，回归到本文即气候变化对我国生态脆弱区居民生活和生存状态影响的关注。我国是世界上生态脆弱区分布面积最大、脆弱生态类型最多、生态脆弱性表现最明显的国家之一。运用正义原则，通过立法或行政手段，改善生态脆弱区居民在气候变化影响中的不利地位，实现对收益最少者的补偿，对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第5篇：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气候失律；灾疫失律；气候伦理；层累原理；突变原理

中图分类号：B82—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2）03005710

当代人类存在境遇，正如贝克尔所言，是由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构成。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的集中表现，就是灾疫（自然灾害和流行瘟病）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要从根本上解决灾疫这一世界性难题，其唯一出路就是重建生境。①重建生境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和首要前提，是全力恢复失律的气候。恢复失律的气候，需要从理性认知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得到一种全球共识的伦理指导。所以，正面展开气候伦理研究，构成探讨气候失律的全新视角和恢复失律的气候的重要社会方法。

一、什么叫气候失律

20世纪60年代中叶，人们开始关注并探讨气候异动现象，于是，“气候变化”、“气候变暖”、“温室气候”、“极端气候”、“极端天气”等概念得到普遍传播，但客观地看，这些概念并没有真正揭示当今气候异动的本质，因为气候异动在本质上是“气候失律”。

面对“气候失律”这个概念，须先理解“气候”。所谓气候，是指宇宙星球、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地面（即“下垫面”）性质、物种生命活动等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运动、变化的天气过程。气候作为天气过程，变化是它的常态。作为天气过程的气候，其变化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可在宏观尺度上表述为“第四纪气候”、“全新世气候”、或百年气候规律、灾变周期、疫病周期等等；也可在中观尺度表述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而如气温昼高夜低、晨凉午热晚寒等等，却是微观表述。同时，气候作为天气过程，其变化也可能是无规律的，比如冬暖、春寒、夏冷，或者下雨就寒冷，天晴就暴热。气候变化的无规律，是指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致使本有规律地变化的气候丧失其规律性地运行，比如人们所描述的“极端气候”、“极端天气”、“极端气温”等，都属于气候失律的表现。

气候失律是指因多种外力的作用，致使天气丧失其变化的自身规律而朝向无序方向运行的状态与过程，它同时体现三个特征：一是无节制性，气候失律就是气候运动、变化丧失自我节制（规律）而处于野性暴虐状态；二是无序化，气候一旦失律，则以暴烈无序的方式敞开；三是无方向性，气候失律，其混乱无序的异动体现其盲目的、没有持续方向感的混乱过程。以此三者来衡量，“气候变暖”或“气候变冷”都不是气候失律，因为它们都有其特定的方向并朝着某个方向展开自身的规律性，即“气候变暖”是一直朝着“暖”的方向敞开；“气候变冷”是一直朝着“冷”的方向展开。30年来的气候变冷学说或全球变暖论，都只静态地看到了气候变化的一个方面，没有看到气候变化的无序与混乱一面。概括地讲，气候失律，是指气候变暖和气候变冷、酷热与高寒、暴雨与干旱的无序爆发。比如1955年1月和2010年1月湖南的大冰冻，2010年7月5日，北京市地面温度超过68.3℃，路面井盖上3分钟能烤熟鸡蛋，与此同时，亚洲海湾地区气温普遍超过40℃，法、德、美等国也遭受高温袭击，整个北半球笼罩在高温热浪中。再比如北京“7·21”特大暴雨灾害，就是气候失律导致的。

二、人类行为推动气候失律

由于气候是指宇宙星球、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地面性质、物种生命活动等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运动、变化的天气过程，所以气候失律与宇宙星球、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地面性质、物种生命活动等因素的异动变化直接相关。

在一般人的眼里，气候的变化与宇宙星球没有什么关联，其实则不然，宇宙星球的运行才是气候营运、变化的宇观动力。比如公元536年这一年全球性天气恶劣，世界各地饥荒四起，民不聊生。英国树轮年代专家迈克·白利（Mike Baillie）认为这一恶劣气候是由当年那颗陨星撞击地球，将大量寒冷尘埃播撒至全球各地所致。白利的论断并非虚妄，2004年9月3日，一颗自身拥有100万kg重量的大陨星闯入地球的大气层，释放出超过一颗千吨当量的核弹威力的能量，留下的尾迹将烟雾和尘埃扩散到大气层里，它们停悬在56～18km的高空连续几个星期不散去。澳大利亚科学家安德鲁·克莱克希克（Andrew Klekociuk）指出：“陨星带到地球上的尘埃的总量目前虽然无所确定，但每年大致的数量有4万吨。”进一步研究表明，太空尘埃的确可以导致气候异常，因为“它们反射阳光，使地球变得很冷，它们吸收阳光，使大气层变得很温暖，它们也可以向被子一样悬浮在大气层上，使地球上的热量难以散发出去，它们还可以促进雨云的形成，给地面带来更多的降水”[1]32。

第6篇：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

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研究概说

传统知识涉及面广，在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理解。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简称《公约》或CBD）、世界知识产权（The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i?zation，WIPO）、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及《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均对其有不同侧重的定义及关注点［10］。但基本上定义为土著和地方社区拥有的、体现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革新和实践。在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地方社区仍然存在大量传统知识，因此，目前传统知识这一概念在中国更多的与少数民族及其地方社区联系在一起，可理解为以下5个范畴：（1）传统利用遗传资源的知识；（2）传统利用药用生物资源的知识；（3）传统技术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4）与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相关的传统文化与习俗；（5）传统地理标志产品。关于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气象学家最早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并且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稍后，社会科学界开始介入研究，关注的主要是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人类学家的介入是较为晚近的事，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著作是TORRY于1983年所著，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论文被共同汇集在一本名为《社会科学研究与气候变化》的论文集。20世纪90年代后，气候变化引起了更多人类学家的关注，同时随着气候变化的发生，尤其是极端气候事件对土著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当地人的传统生活生计影响的深入，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的研究逐渐被各界科学家重视，特别是人类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等这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研究气候变化背景下传统知识的影响及变化，主要意义在于：（1）挖掘整理少数民族及地方社区认知气候变化的传统知识体系，对促进传统知识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特殊作用具有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传统知识的保护和传承；（2）维持和增强传统知识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为应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气候事件提供支持，对少数民族和地方社区传统生活生计的发展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3）利于相关传统知识的记录和保护，可以为未来应对气候变化、防治气候灾害打下基础，从而降低生产生活的风险，提高生计的安全性，同时增强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产业投资力度；（4）促进各利益群体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理解和重视，探索通过与科学知识相结合以适应气候变化的创新和实践。

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应对及适应性研究

1.影响

目前国内关于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研究刚刚兴起，其中民族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等交叉性学科的相关研究走在研究的前沿。针对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影响的跨学科研究，国内一些学者分别对气候变化与藏族、基诺族、土家族、壮族、白族、德昂族、蒙古族、侗族及傣族等少数民族传统知识进行了研究，阐释了不同少数民族传统资源利用及传统生活生计方式等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及产生的后果。其中气候变化对藏族传统知识的影响研究具有代表性及创新性，该研究以云南迪庆为案例研究点，通过具体的田野案例调查和研究，阐述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极端气象灾害对藏民生产生活造成的挑战以及对其传统生计方式的影响，同时给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研究创新点在于对藏族传统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及框架模式的分析，以传统社区为主导分析气候变化给藏族传统知识带来的影响，具体涉及传统农业、传统畜牧业和传统生活生计几个方面。相比于国内，国外就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研究已走在前面。传统土著民族的分布往往具有局域性，并分布在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这些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土著民族地区已经开始经历气候变化的重大影响，甚至潜在的气候变化对土著人类健康也造成一定风险。KRONIK［9］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原住民与气候变化》一书中阐述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生活在高原，低谷及海岸附近的土著人民的传统生计方式及传统文化等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事实，并提供有效的、可持续的适应指导原则。哥伦比亚大学BenjaminOrlove教授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称其将传统生计、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及文化有效结合，不仅可以应用在研究领域，更广泛的可用在可持续发展及环境法方面。GEOFFREY在“坦桑尼亚气候变化与原住民的适应：原住民与气候变化”研究中指出，土著民族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比较显著的有农业方面、多重耕作等方面。因此有必要考虑使用土著民的传统知识来适应并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同时研究表明传统知识及实践在适应及减缓气候变化上有一定的效果。

2.应对及适应

除上述提到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外，其余关于气候与传统知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著及地方社区对气候变化的观察、理解及适应、应对等方面，不同的土著与地方社区对气候变化的观察、理解不同，因此他们用来减缓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方式，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不同。国内尹仑等就藏族传统知识的适应和应对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及实践活动。在“藏族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应对”研究中，以典型案例形式阐述了藏民对气候的认识，明确气候变化存在着以本土认知为基础的衡量指标，并基于传统知识传承和发展来分析当地传统知识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活动，呈现出地方性传统知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现象中的价值和作用。SALICK和BYG［7］在其《原住民与气候变化》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分别生活在极地、山地、沙漠、热带雨林、岛屿、温带地区的原住民族如何观察、理解并适应气候变化，并提出传统知识的考究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气候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NYONG等分析了非洲荒漠草原上土著民族传统知识在适应及减缓气候变化策略，指出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在当地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反而在很早之前当地农民就运用传统知识发展了一些方法来减少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在另外一些研究案例中，也有关于运用传统知识来应对诸如干旱、沙漠化或者洪灾这样的短期极端气候灾害。可见，土著与地方社区或者少数民族群体，他们不仅是气候变化的观察者，而且对其有特定的诠释，并积极运用相关传统知识来应对，缓解气候变化对其自身造成的影响。

除了以上学术理论研究，在传统知识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方面，近些年一些政府组织、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分别开展了相关实践活动。2008—200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亚太政府间合作研究网络支持中国学者，开展了“云南滇西北半农半牧地区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和“云南东喜马拉雅地区气候变化与传统生计”行动项目研究，提高少数民族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及增强其适应，同时促进了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的认识和重视。2011—2012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heNatureConservancy，TNC）在中国也开展了相应的实践研究，分别在内蒙古、云南等地收集了传统知识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和实用方法，并在中国其他地方推广。

国际公约及报告中对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的研究

近几年，相关公约及报告开始涉及并提出气候变化与土著和地方社区（ILCs）及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内容。

1.《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关内容

与生物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问题是目前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热点，《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j）条要求各缔约国尊重和维持土著与地方社区拥有的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促进其应用和惠益分享。2004年初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第七次缔约方大会（ConferenceofParties?7，简称COP?7）将传统知识问题列为大会重要议题，并授权“第8（j）条及相关条款特设工作组”［或称“传统知识工作组”］为制定传统知识保护特殊制度等开展谈判。2006年1月底在西班牙格林纳达召开的工作组第四次会议审议的议题包括：“探讨制定技术准则用于记录和整理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关切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威胁；继续制定“传统知识行动计划”。2006年在巴西的库里提巴召开的《公约》第8次缔约方大会（COP?8）、2008年在德国波恩的召开的《公约》第9次缔约方大会（COP?9）、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公约》第10次缔约方大会（COP?10）以及2012年10月在印度海德拉巴召开的《公约》第11次缔约方大会（COP?11）所形成的决议，均涉及土著与地方社区（ILCs）传统知识与气候变化。COP?8形成的专门针对第8（j）条款的VIII／5B号决议指出，需要创新、实践并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土著民族的影响，诸如干旱、污染、荒漠化等威胁。同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编写了一份报告，重点关注气候变化进程中土著和地方社区（ILCs）的特殊脆弱性及应对措施［28］。另外，COP?8第VIII／30号决议也指出，鼓励当事人和其他政府机构在处理研究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时，要考虑到涉及的土著人民及地方社区（IL?Cs）等利益相关者，特别是生态系统安全、人体健康和传统知识等问题［29］。COP?9形成的会议报告和会议决定（IX／13，IX／16号决定），均指出土著和地方社区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的活动，包括对传统知识造成的威胁。会议还建立了一个针对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特设技术专家组（AHTEG），成员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区（ILCs）的代表［30－32］。COP?10在其X／40，X／41，X／43号决定中，强调对土著和地方社区（ILCs）传统知识的尊重，并提出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和土著民族传统知识之间的关系［33］。COP?11在其XI／14，X／19／，XI／20，XI／21等决定中也大量涉及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与气候变化的问题。指出需要重视与气候相关的地球工程研究，主要是与气候变化工程相关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规章制度，其中尤其需要将土著和地方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视野及经验纳入研究。

2.《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内容

1998年以来，土著及少数民族代表一直参与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UNFC?CC）缔约方会议，其中也包括涉及土著民族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估及适应。最近几年中，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国际论坛都将传统知识列为重点议题而开展政府间谈判［24］，同时，国际生物多样性土著论坛（In?ternationalIndigenousForumonBiodiversity，IIFB）、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andCulturalOrganization，UNESC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UNDP）、瑞典生物多样性中心（Centrumf?rbiologiskm?ngfald，CBM）、联合国大学（UnitedNationsUniversity，UNU）等机构组织均开始将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作为议题，研究气候变化对土著及地方社区传统知识及传统生计的影响，并指出公众需要认识并理解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这些群体的特殊脆弱性、关注点及适应能力。同时，联合国大学（UNU）在其出版物中汇集了全球各地400多个关于气候变化与土著及地方社区的案例研究，阐述了气候变化对这些群体的影响，以及适应及减缓策略。在2010年9月，我国国务院批准实施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也提出加强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

结语和展望

大量国际公约、报告、政策及科学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对土著及地方社区传统知识的影响以及利用传统知识应对气候变化的跨学科研究已逐渐受到重视，但是整体研究基础还很薄弱，尤其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都处于起步阶段。然而，我国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极为丰富，但是由于地理环境条件和人文因素，这些传统知识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正面临着相当严重的问题。因此，我国少数民族及地方社区对气候变化的观察、理解和应对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由于该研究属于跨学科综合研究，自然科学家和社会学家（特别是人类学家）对其研究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可能从不同角度来认识，但其核心均是研究传统知识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关系。随着科技的变革，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温度、降水等气候因子的变化，而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的研究也将会在不同方面发展，包括人类学、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及生物科学等一系列学科，形成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第7篇：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

摘要:

利用1948—2011年NCEP/NCAR逐日再分析资料，采用倒算法计算了亚洲地区大气热量源汇的值，分析了中南半岛和青藏高原地区大气热源的候变化特征及南亚高压的位置与两个地区热源变化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南半岛地区上空大气在12候由冷源转变为热源。当中南半岛地区大气热源与东西相邻地区热力梯度减小，且孟加拉湾、中南半岛和菲律宾群岛地区的大气都为热源时，南亚高压中心西移到中南半岛上空。当青藏高原大气热源进入一年中的极大值区时，南亚高压中心盘踞在高原上空，当高原上空大气转变为冷源时南亚高压中心退出高原。中南半岛地区的大气热源对南亚高压的西移有触发作用，而南亚高压中心在青藏高原上空的建立与退出，和高原大气热源的强度和大气环流的突变有关。

关键词:

南亚高压;中南半岛;青藏高原;大气热源

南亚高压是北半球夏季100hPa层上最强大、最稳定的控制性环流系统(朱乾根等，2000)。许多学者都开展了对南亚高压的结构特征、季节变化、东西振荡、年际和年代际变化以及其与东亚夏季风和我国降水的关系等的研究(Zhouetal．，2006;刘梅等，2007;郭准等，2009;张玲和智协飞，2010;李崇银等，2011;王黎娟和郭帅宏，2012)。

南亚高压主要是因陆地(包括高原和陆地)的加热作用比海洋强而形成的，但它的活动规律是复杂的，它不仅受高原及邻近地区热源作用的影响，大气环流系统也强烈地影响南亚高亚的活动(叶笃正和高由禧，1979)。陶诗言和朱福康(1964)通过研究南亚高压的天气特征，发现南亚高压的短期变化呈现为离开青藏高原和返回青藏高原两种不同的行为，并对应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不同变化。朱乾根等(2000)研究得到，南亚高压为暖高压，在冬季也存在，其中心位于菲律宾东南沿岸附近，在4月以后开始向西北方向转移，5月移到中南半岛，6月跳上高原，7、8月在高原上空最为强盛，9月以后又逐渐转移到海上。青藏高原的抬升加热与东亚季风降水的凝结潜热加热对对流层上层南亚高压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叶笃正和高由禧，1979;刘屹岷等，1999;吴国雄等，1999)。朱文妹(1987)指出，南亚高压常取4类路径并于6—7月间登上青藏高原。刘伯奇等(2009)研究了南亚高压在4—5月在中南半岛上建立的特征及可能机制。卢楚翰等(2012)研究春季南亚高压在中南半岛上空建立与500hPa副高在孟加拉湾上空断裂的关系，同时涉及了青藏高原感热的作用。目前对南亚高压的位置的时间变化特征研究较多，但其位置变化的相关影响因素和这些因素的相关特征研究较少，同时针对较长时间序列，南亚高压位置和大气热源的相关研究还是较少。本文选取较长的时间序列(1948—2011年)资料，主要研究亚洲区域的中南半岛和青藏高原这两个地区上空大气热源的多年平均候变化特征，并探讨上述两个地区热源的变化与南亚高压西进和东退的关系。

1资料和方法

1.1资料利用NCEP/NCAR的1948—2011年64a的逐日再分析温度场、风场和气压场等资料，计算了各层(共12层)大气热源Q1和大气整层积分的＜Q1＞。时间为1948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NCEP/NCAR资料全球格点数为144×73，格距为2.5°(经度)×2.5°(纬度)。青藏高原区域选取的是海拔为2000m以上的地区。

1.2大气热源的计算方法大气中的视热源Q1可由大尺度的观测资料通过参考Yanaietal．(1973)、Heetal．(1987)、陈玉英等(2008)的研究方案利用下面的方程求得。为了检查计算的Q1的合理性，与其他学者的研究进行比较，结果表明:Q1与陈隆勋和李维亮(1982)、Yanaietal．(1992)所得到的Q1空间分布对应较好，Q1的数值大小与LuoandYanai(1984)、Heetal．(1987)的计算结果比较接近。因此，这里所计算的Q1可用于气候研究。

2中南半岛和青藏高原地区大气热源的气候变化特征

由10～20°N纬度带的大气热源进行平均得到的热源候气候态变化(图1a)可以看出，中南半岛地区(100°E)附近大气热量源汇在12候(即2月底3月初)开始由负值转为正值，但其与同纬度带周围大气相比已为大气热源，同时与同纬度带东西相邻地区的热力梯度较大，到了22候(4月中旬)以后，孟加拉湾和菲律宾地区大气也转为热源。到了30候以后(即进入夏季)10～20°N纬度带的大气热源中心出现在孟加拉湾，同时可得中南半岛地区大气热源也达到一年中的极大值。从48候(9月)开始孟加拉湾、中南半岛和菲律宾的大气热源都开始减弱，大致在63候(11月中旬)，孟加拉湾、中南半岛和菲律宾地区的大气都同时转变为冷源。

由图1b仔细分析可得，高原西部地区(65～75°E)在6候(2月初)开始大气热量源汇由负值转为正值，高原中部地区(80～90°E)在12候(2月底3月初)开始大气热量源汇由负值转为正值，高原东部地区(90～105°E)在14候前后(3月中旬前)开始大气热量源汇由负值转为正值。总体上，从12候(即2月底3月初)以后开始青藏高原上空大气主体由冷源转变为热源。同时高原西部、中部和东部大气热源的变化规律不同，西部表现为从16—21候其上空大气热源进入一年中的极大值。高原中部与东部上空大气热源变化时间相同，但量值上东部比中部大的多，这样将高原中部和东部称为高原主体，可得在30—48候(即夏季)青藏高原主体上空大气热源进入到极大值区，同时48候(8月底)起，高原西部上空大气热量源汇已转为负值，即为冷源，等到了54候(9月底)高原绝大部分地区大气热量源汇已转为负值。48—54候，青藏高原上空大气表现为高原西部为冷源，高原主体(中部和东部)为热源，高原上空冷热源共存的特征。

3南亚高压在中南半岛和青藏高原上空的位置与两者大气热源变化的气候特征

图2为100hPa等压面上流线候气候态，由此图可了解南亚高压的位置变化情况，由18候的流线分布(图略)分析可得南亚高压的中心还位于菲律宾群岛以东的洋面上，从19候(图2a)开始，南亚高压有两个中心，主体仍在菲律宾群岛以东的洋面上，次中心已西移到菲律宾和中南半岛上空，对照10～20°N范围内大气热源的候经度分布(图1a)分析可得，从3月开始中南半岛大气已有能量的净收入，经过一个多月的热量积累，到了4月(19候)南亚高压部分中心已移到中南半岛上空，等到孟加拉湾、中南半岛和菲律宾上空的大气都转变为热源(即同纬度带中中南半岛附近热力梯度变小)，时间大致为22候(图2b)以后，南亚高压中心主体已全部西移到中南半岛上空，以上分析可得孟加拉湾、中南半岛和菲律宾群岛地区的大气热源的变化对南亚高压的西进有触发作用，当上述三个地区间的热力梯度变小且大气都为热源时南亚高压中心位置将会西移到中南半岛上空。

从流线候平均图(图略)分析可得从22—26候南亚高压中心位于中南半岛上空，26—30候，南亚高压中心由中南半岛向内陆西北方向移动，对照27.5～40°E范围内大气热源的候经度分布(图1b)，此时青藏高原上空大气主体处于次极大值区，即将进入一年中极大值区，31候(图2c)起(进入6月)南亚高压开始在青藏高原上空建立起来，同时青藏高原上空大气热源进入一年中的极大值区，这些对应着6月初大气环流的突变(叶笃正等，1958)。从上面分析可得南亚高压在青藏高原上空的建立不仅与高原加热场的时间积累有关还与大气环流背景场的变化有关。同时分析发现31—48候青藏高原主体大气热源值处于极大值区同时南亚高压位于高原上空附近，青藏高原大气热源从49候开始减弱，到了54候高原部分地区大气已为冷源，而流场图上南亚高压也开始南下退出高原地带，55候(10月初)(图2d)开始南亚高压退出高原地带对应着10月大气环流开始突变，以上分析表明夏季青藏高原上空大气为热源，同时处于一年中的极大值区内，这对于南亚高压在夏季位于高原上空有对应关系，表明当高原上空大气为强热源时对南亚高压位于高原上空有维持作用。

4结论

第8篇：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气候安全；环境保护；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际环境关系

中图分类号：D99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4-0058-06

一、引言

“安全”问题一直备受国际社会的重视，是所有国家不断追求的利益，“安全研究”也是国际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相对于传统的安全问题，更多新的安全议题已经浮上台面[1]。在新兴的众多非传统安全议题之中，气候安全是相当重要的面向。气候的破坏、改变，形成人类经济活动、国家安全、国际和平的隐忧。面对如此的潜在危机，国际社会目前普遍已经认识到了气候安全的重要性，也逐渐倾向全球共同面对，共同治理，有意愿合作建立共同的规范准则以面对气候安全给全球带来的挑战。

综合分析国内外有关气候安全与全球治理的文献，笔者发现学界当前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比较欧美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及对我国可借鉴的方面。如王慧（2010）认为“美国的气候安全法中的某些条款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为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我国可在相关的世界贸易争端中采取合理的诉讼策略来积极应对”[2]；董勤（2012）认为“气候变化的国际争论逐步成为地缘政治大国之间的博弈，欧盟的气候变化政策应继续保持激进的姿态”[3]。第二，美国的霸权主义及对全球治理带有的影响。如刘丰（2012）认为“美国全球治理战略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核心目的是维持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巩固和扩充其霸权基础，但新兴国家的参与和国际制度的改革必将使美国推行霸权治理模式的努力难以为继”[4]；高静和刘友金（2012）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不仅是贸易问题，还包括一系列的环境问题”[5]；马骦（2013）认为“美国作为冷战后国际格局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哪种全球治理理论都必须正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政策和立场”[6]。第三，国外学者偏向于多学科交叉研究气候变化及其治理。如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和安格斯·赫维用科学、经济学、政治学与伦理学来研究气候变化的治理，日本学者星野昭吉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来阐释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7]。综上所述，目前气候变化及其国际治理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气候变化引发了全球安全治理的多个层次，并在多边和多维互动中衍生出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安全治理。我国对此可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深入探讨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及如何有效进行全球治理。

二、气候安全给全球带来巨大挑战

安全往往关乎生存，它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分。传统的安全一般是指军事安全，而新的综合安全观则要求把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传统安全利益同个人安全、团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利益结合起来。现在，安全战略的目标由“确保报复”转变成为“确保生存”和“共同生存”；追求安全利益的手段是协调和发展；安全由被分割的状态变为不可分割，具有共同安全利益的地域单位由一个国家扩大到某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8]（p.397）。环境安全是指人类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安全状态，或者说国家和世界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危害的良好状态。这种环境安全概念泛指对环境、人的健康、社会治安、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都没有受环境污染的有害影响。

气候安全是环境安全问题的代表之一，气候变化与国际安全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第一，温度升高，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升高，淹没了大量的土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比如，图瓦卢面临着被淹没整个国家的威胁；中国海洋局的统计表明，中国有超过2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已经陷入了海平面之下。第二，世界土地的质量因为气候的变化而正在下降。气候变化正在导致世界上许多土地的沙漠化，这是全世界都必须重视的问题。如非洲南部和美国西部出现了大面积的沙漠，使得成百上千万原来从事农牧业的人被迫背井离乡。第三，气候变化突出了世界缺水和食物的危机。第四，气候变化造成的空气污染、水污染非常严重，疾病增加，对人类生存环境带来沉重打击。如疟疾患者增加，疟疾是与结核病、艾滋病并列的三大传染病之一。地球平均气温上升，蚊虫生存的季节和地域也将发生变化，因此，以前未发生过疟疾的地区，也会有因为蚊蝇传播而产生疟疾的危险性。气候变化给国际社会带来的这一系列问题，给人类自身生活环境与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全球化意味着时空概念发生重大变化，全世界开始关注共同的地球和共同的未来[9]（p.5）。国际关系的发展日益聚焦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上，气候危机加剧迫使各国重新审视传统的安全观，开始在对外关系中引入气候安全因素。气候变化引发了全球安全治理的多个层次，并在多边和多维互动中衍生出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安全治理。

三、气候安全需要全球治理

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始于1985-1987年间。但其实自从地球上出现了人类开始，人类便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参与了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并对气候产生了影响。由于最初人类利用环境的能力有限，因此这种对气候的影响并没有超出大自然自身恢复能力的范围。但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气候安全问题便开始初现端倪。而今天，人类活动已经使地球环境发生了一些过去一万年甚至更长时间从未发生过的重大变化。臭氧层破坏、酸雨、生物多样性锐减、水资源危机、荒漠化和气候变暖等，都构成了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威胁。气候变化从一个普通的科学问题演变成为全球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0]。气候安全对国际社会的威胁是人类自身造成的，它与人类当前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气候安全问题是全方位的，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乃至太空。整个环境问题处在不断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且其后果还具有滞后性的特点。

（一）气候安全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尽管已有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物种灭绝速度加快、酸雨、水资源短缺、大气污染、土壤退化等一系列突出的全球问题存在，但是随着温室气体的持续排放、人口的持续增长、新的科学技术如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尚未完全显露出来。气候安全问题是整个国际社会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它不是由一个人或哪一个国家单独造成的，但是影响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与整个地球、全体人类的利益息息相关，并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

第一，气候安全是跨越国界的。气候安全问题不是针对一个国家的，而是跨越国界，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一种威胁，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各环境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1968年制定的《欧洲水》曾形象地指出：“水不知道边界。”如北欧的瑞典和挪威所遭受的酸雨，大都来自于工业发达的波兰、法国和英国排放的含硫烟雾等污染物。

第二，气候安全需要国际社会共同管理。国际社会同国内社会的最大区别是不存在一个像国内政府那样的代表最高法律权威的政府。国际社会是一个由平等国家为主体，由各种厉害关系的联系而结成的社会。由于不存在最高的法律强制权威，国家之间的合作只能依靠国家意志的协调[11]。在气候安全的挑战面前，各国如何克服自身利益的局限，形成有效的国际环境管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作为国际社会唯一的、以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为成员国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应当在这方面大有作为，这也是它的宗旨的一部分：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但是，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仅仅签订了一个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由此可见，在气候安全带来的威胁面前，仅仅依靠联合国是不够的，必须是全人类、整个国际社会共同来努力。

第三，气候安全需要新的国际法律规范。地球是一个完整的、巨大的生态系统，地球生态系统的完善性是各国共同利益所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由在政治上分别独立的国家分而治之。各个不同的国家各自有其，各自处于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下，因而对其管辖范围内的领土各自有其自身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仅互相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且往往同气候安全所需要的保护产生矛盾和冲突。此外，由于国际法许可的、但引起跨界损害后果的活动频频发生，国际社会急需完善关于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责任制度，并发展关于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的国际责任制度。

（二）从气候安全透视当前国际环境关系

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地球只有一个，但世界却不是。我们大家都依赖着唯一的生物圈来维持我们的生命，但每个社会，每个国家为了自己生存和繁荣而奋斗时，很少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全球化进程将世界的各个部分整合为彼此依赖和有机联系的一个共同体，使遍布高山大洋的浩瀚星球变成了一个全球社会[12]（p.16）。全球治理并不与国家中心治理相对立，而是相互承认各自地位，彼此协调，相互借助，共同实现全人类的有序发展。而在气候安全的威胁下，国际环境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际环境关系的不平等性。自从气候安全问题成为全球性和国际性问题以来，发达国家一方面继续消费全球大部分的物质资源，推诿治理生态环境的责任，甚至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强烈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并要求发展中国家减慢甚至停止经济发展。其次，国际环境关系的复杂性。从哥本哈根会议可以看出，国际环境问题的谈判呈现出影响的范围广、程度深、时间长、参与国家多、各方利益多元化和利益难以协调化的状态。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关系相互交织，与各种复杂的利益联合在一起，使得各国很难达成一致。由于气候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影响的广泛性和联系的复杂多样性，使得国际环境关系错综复杂。再次，国际环境关系的敏感性。作为地区信托的受益人，每代人都应当拥有取得和利用责任资源的公平权利[13]（p.13）。由于气候安全问题涉及各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各国的关系都变得相当敏感。正如在哥本哈根会议中，发达国家力图使自己获得最佳的谈判收益，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等实质性义务。发展中国家强调历史责任和现实义务，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极为严重。最后，国际环境关系的合作性。尽管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哥本哈根协议》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是它毕竟是一份与会各国予以通过的书面政治声明，表面了世界各国今后愿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与气候变化做斗争的决心。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专家梁西教授提出：“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是多么富有和强大，都不可能单独在超越国境的全球性问题的困境中保全自己。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只顾己国利益而无视他国利益！惟有共同努力，人类才有机会获得21世纪的整体安全、精神道德和物质文明的成就。”[14]（p.337）因此，从哥本哈根大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环境关系的合作性趋势日渐彰显。虽然《哥本哈根协议》没有满足所有人的愿望，但是它毕竟表明各个国家愿意共同努力、同舟共济与气候变化作斗争，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

四、气候安全困境下的全球治理

气候安全问题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实现在环境方面的全球治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能降低磋商的交易成本，在决策中能适用更恰当的方式与方法，使得世界问题获得更广泛与更及时的解决[15]。但是现在关于气候安全的国际法保护，明显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效果。目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集中在发达国家减排指标的具体分配及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承担减排义务上。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在公平合理技术转让基础上形成新的技术开发与创新能力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加强技术开发和转让的国际合作才是维护气候安全的正确策略。由于气候安全的复杂性不断增加，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及其国际合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气候变化的治理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机制之一，但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曲折艰难，全球气候安全治理的态势令人堪忧。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并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是第一个全面控制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便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这标志着气候变化问题正式纳入国际法调整的范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一个“框架性”公约，该公约并没有涉及所有气候变化，只是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进行了规定。但公约是第一个由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参与谈判的国际环境条约，具有广泛的国际社会基础，其影响力也十分广泛。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到缔结，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较量的过程。它使得人类在环境与发展问题认识上有了很大的飞跃，构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并推动了国际环境法乃至国际法的发展。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中，规定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原则。

其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始见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国际法文件中，但在这些文件中没有明确使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只是强调共同责任。在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中，对共同责任的认识开始体现区别责任。1982年的《内罗毕宣言》和1985年的《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的相关规定也开始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明确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这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历史中第一次明确使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指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及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区别的责任。共同的责任是指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各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责任和义务。有区别的责任是指由于导致全球环境退化方面的责任不同，不同国家之间，主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环境保护责任的分担不应是平均的，而应当与它们在历史和当前给地球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压力成正比，发达国家应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大的责任[16]（p.73）。按照公平原则，发达国家的“奢侈排放”和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排放”的不公正情况，必须在气候变化的责任分担上加以区别。

其二，预防原则。预防原则起源于德国的环境政策，1976年德国皇家环境污染委员会规定：环境政策无法避免立即的危险及降低已发生的损害，预防的环境保护政策须更进一步地小心保护自然资源。在国际社会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在没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协定、宣言和建议中体现预防原则。如1990年G7会议的《休斯顿经济峰会宣言》和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都有预防原则的规定。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是在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条约中首先确定了预防原则。预防原则是指在国际性、区域性或国内的环境管理中，对于那些可能有害环境的物质或行为，即使缺乏其有害的结论性证据，亦应该采取各种预防性手段和措施，对这些物质和行为进行控制或管理，以防止环境损坏的发生。由于气候问题不仅给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治理、不能恢复、不可逆转的。再加上气候问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可变性很大，其产生和发展又有缓发性和潜在性，还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人类对影响气候的物质和行为难以及时发现其造成的长远影响和最终结果。所以，预防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解决气候变化科学上的不确定性问题的一个基本法律原则。

其三，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是在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夫人领导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所作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但此前的一些国际环境条约和国际环境法律文件就已经有所体现。如1949年的《国际捕鲸公约》、1968年的《非洲自然公约》和1983年的《国际热带木材协定》都在其宗旨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1982年的《内罗毕宣言》和《世界自然》也有所体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可持续发展原则，这集中表现在公约适当地注意到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的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17]（p.19）。可持续发展原则不是依据国内法理论确立的，它要求国家间的合作、国家间利益的妥协并且牵涉对正义、公平秩序的理解。它要求当代人对后代人承担发展得以持续的责任，这就使得国际法所关注的公平不再局限于国家与国家这种平等关系之间，而且还延伸到当代人与后代人这种纵向关系之间，也就是“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最重要的理论支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它们与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结合起来，并表述为：“对于代际公平原则的理解只有在同代内公平概念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联系起来才是全面和正确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促使人类进一步认识到气候安全对于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极其重要。

（二）《京都议定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下称《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12月11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自1998年3月16日至1999年3月1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1998年5月29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秘书处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并于2002年8月30日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了中国政府核准《京都议定书》的核准书。2002年3月，欧盟环境部长会议批准了《京都议定书》；2002年6月，日本政府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截至2003年3月20日共有106个国家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其中有减排义务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1990年排放量的43.9%，离使公约生效所必需的55%还有11.1%的差距，虽然批准议定书的国家早已超过55个，但是《京都议定书》还是未能生效。经过国际社会的多方努力，直到2004年11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议定书上签字，《京都议定书》才达到生效的必备条件。按规定，《京都议定书》递交联合国90天后，就成为具有约束效力的国际法律。这样，时至2005年2月16日，历经数载的《京都议定书》方正式生效。

1.《京都议定书》对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发展

《京都议定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明确了量化限制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共同政策和措施。第二，确定温室气体削减总量目标、量化限制数量及其承诺期限。第三，“全球升温潜能值”的引入。《京都议定书》在计算上，采取的是“全球升温潜能值”的计算法，即在规定的六种温室气体中，除了二氧化碳，其余五种气体都按照全球升温潜值的比例折算为二氧化碳当量。第四，保证发展中国家履行义务的资金机制。《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对通过受托经营框架公约资金机制的实体，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包括技术转让的资金）。发展中国家履行义务的资金可以由发达缔约方通过双边、区域或其他多变渠道提供。第五，提出联合履约机制。联合执行是指为实现议定书第3条的减排承诺，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公约附件一所列）可以向同属于公约附件一的任何其他的缔约方转让或从他们获得削减排放数量，这类削减排放数量的转让或获得必须通过建立特定项目才能实现，即通过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源的排放”或增强温室气体的“汇的解除”的项目。第六，推行清净发展机制。该机制允许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以换取减少排放量的交易分值。它一方面体现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使发达国家履行了援助义务；另一方面也调动了发达国家的积极性，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2.《京都议定书》的重要意义

尽管《京都议定书》也有缺陷和不足，但是其积极意义不容否定。第一，《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国际法形式对特定国家的特定污染物排放量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限制，并首次规定了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时间表，这在应对气候安全问题中是一个突破，在国际环境事务中也是史无前例。第二，《京都议定书》创设了多元的、可替代的履约途径，是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标硬性的软化。第三，《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三个灵活的机制：联合履约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交易机制为各国增加了履行承诺新的途径，为气候安全的保护指明了方向。第四，《京都议定书》以具体的法律机制实现了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框架性”法律原则的补充。

（三）《哥本哈根协议》

2009年12月7日至12月18日，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了新的协议，即《哥本哈根协议》。该协议虽然只是各国的政治声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毕竟是一份与会各国予以通过的书面政治声明，表明了全球今后同气候变化斗争的决心，从而也避免了此次哥本哈根大会在未形成任何文字协议的情况下收场的悲惨结局[18]。它至少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这份《哥本哈根协议》或许并不能满足我们所有人全部的希望，但这一决定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开始。”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哥本哈根协议》，但从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还是看到了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些困境与挑战。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以后面临终止的威胁。2011年底在南非德班召开的COP17会议上，各国同意在2012年启动新一轮的谈判，包括涵盖所有缔约国的新减排协议，并同意在2015年前签署协议于2020年生效实施。这使得《京都议定书》获得有保障的第二承诺期，也为建立更加广泛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谈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三个国际协议是人类保护气候安全道路上的重要举措，但难免有所不足。第一，三个协议的规定多属于宣言式的敦促，而并非是硬性的要求，对各国的约束力是很模糊的，缺乏有力的硬性规定，尤其是在监督和制约机制方面。第二，三个协议没有具体规定各缔约国的排放量，而只是模糊和笼统地规定了限制排放的目标。由于这些具体承诺方面的模糊和笼统，使得具体执行困难重重。第三，在资金方面，三个协议只是用比较模糊的语言提及“平等和均衡”管理的必要性，缺乏建立具体资金机制的章程或决议。然而，三个协议毕竟表达了国际社会合作解决气候变化的决心，是人类对付气候变化的一个起点，对于气候安全的全球治理具有重大积极意义。

五、结语

无论是其发展历程或当前现状，国际环境法的规则搭建都体现出其背后的地域文化属性。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兴起的国家都会根据自身的需求在审视现实以及继承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19]。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治理已经对传统的国家及世界格局构成严重挑战，国家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秩序也正处于重构之中。我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倡导一种更加民主的、平等的、透明的、公正的全球治理，树立新的国家安全意识，维护民族独立，实现振兴中华之路。我国不仅应该将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下，还应该将其置于国家安全的总体框架下，积极参与到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之中。但确保全球气候安全，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只有各国政府和人民从全球利益和各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审时度势，对现存国际关系做出有利于应对气候安全的重大调整，人类才能有效地应对气候安全问题带来的严峻挑战。

参考文献：

[1]舒刚.新安全观视域下政治安全的内涵分析及其体系构建[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4）.

[2]王慧.美国气候安全的碳关税条款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兼论我国的诉讼对策[J].法商研究，2010，（5）.

[3]董勤.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能源安全利益驱动——兼析欧盟气候单边主义倾向[J].国外理论动态，2012，（2）.

[4]刘丰.美国霸权与全球治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困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5]高静，刘友金.中美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以及贸易环境效应——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法的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12，（5）.

[6]马骦.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7][日]星野昭吉.全球治理的结构与向度[J].刘小林.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8]王逸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Anthony Giddens.Beyond Left and Right[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10]吴志成，王天韵.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1，（2）.

[11]梅傲.论我国的反腐败国际合作——以引渡诸原则的新发展为视角[J].理论月刊，2012，（7）.

[12]黄文艺.全球结构与法律发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3][美]爱蒂丝·布朗·魏伊丝.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国际法、共同遗产与世代间衡平[M].汪劲，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4]梁西.国际组织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15]Simon Chesterman.An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J].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2008，（56）.

[16]黄锡生，曾.国际环境法新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5.

[17]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第9篇：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气候变化;社会主体;实践

1 气候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PCCC)第一款中，将“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气候变化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全球气候变暖了。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的报告以及挪威南森环境与遥感中心的监测结果都表明，2009年9月北极地区海冰面积达到至今为止最小值，为510万平方公里。

诺贝尔奖获得者R K Pachauri表示:气候变化是经科学证实的事实。降水变化、热浪、洪水、干旱等的范围和强度都在上升。尤其是这些变化对北极冰川的融化起极大的加速作用，导致海平面上升，对于珊瑚礁、大型三角洲地带(如加尔各答、达卡、上海)以及一些沿海岛国的影响十分不利。据有关专家估计，到2100年，全球气温预计会上升1.1℃到6.4℃，如果真是那样，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全球变暖引起一系列重大问题:大量动植物灭绝、农作物产量减少、生态系统失调、沿海洪灾威胁等，还会导致人类某些疾病的分布范围扩大和传播速度加快，且因各种奇异病死亡率上升，由此引发的各种政治问题和暴力冲突也将越来越突出。

也许人类会归咎大自然的无情，其实这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原因大概可分为两方面:第一，自然原因(也可称不可抗力因素)如火山爆发，地球内部活动引起的一系列运动;还有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地表温度有较大影响如耀斑爆发。另外存在着影响气候的异常现象——厄尔尼诺现象。第二，人为因素。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发达和文明进步导致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我行我素的生产和消费观念，过度地向大自然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加之人类对森林的大肆破坏，世界人口的增加，人类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是累积增加的，而自然因素是不规则的非周期性变化。

因此，虽然气候变化的大趋势难以改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努力减缓气候变化，至少不应该加快其恶化进程。如果仅仅把人类的全面发展理解为物质和精神的全面享受，一味走“人类中心主义”，最后只会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无情报复。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有消除了。”这就是警示我们不要只看眼前利益，必须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进行人类实践活动，要不然，受到伤害的还将是人类自身。

2 减缓气候变化的主体意愿及能力分析

气候本身的全球性决定了减缓气候变化必须全人类共同努力，不仅仅是某些国家或地区甚至某些政府或领导的事，这更是事关每个社会主体的问题，必须引起重点关注。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了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各国政府还积极地研究技术开发与创新，甚至设立专门的机构应对气候变化，以加强防控和灾后重建工作的进行。除了政府方面的努力，许多志愿团体也纷纷用自己的行动呼吁拯救地球。再者，许多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不断举行，如近日正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是包括全球190多个国家在内的各国代表聚集商议减缓气候变化，旨在制定一个弥补原来各国所达协议的不足的更加公平和有效的国际气候制度。

然而，他们往往注重自上而下的政策、法规、会议的举行和磋商，或者是集中在财政和技术方面，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的行为对于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个人与社会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相互制约，相辅相成。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但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如果过多注重“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人类中心主义”，而不同时强调“社会利益”“长远利益”“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主义”的有机统一，即使从人的“类”的本质来说也是互相矛盾的。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基础的，因此，社会主体应该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并积极地参与利于气候的社会实践。

因此，社会主体会面临两方面问题:

第一，社会主体(社会个人)是否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献。假如通过网络或者现场的做一个问卷调查:面对气候变化的一系列严峻现状，为了人类和自然的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气候环境，你是否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献呢?相信，95%的人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只凭着这个问卷调查并不能充分表明他们会在具体生活中身体力行。社会主体愿意并不代表就能去实践或者说是积极地有益的实践。

那么，针对没有意愿的个体可通过宣传和教育，培养其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指公民作为社会主体所应当拥有的权利意识和义务观念，他们之所以没有意愿，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他们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资源和能源，实现自己权利的同时，还必须为自己向大自然排放的各种垃圾和有害气体的行为履行义务。当然，有意愿也并不代表就能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正面的贡献。

第二，社会主体是否有能力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献。目前，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甚少，甚至现代大学生了解不够多，还有广大的农民朋友和务工人员更是“文盲”， 这就谈不上做贡献了。究其原因，还是我们教育体制的滞后性导致的，为了提高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应该从中小学开始抓起，全面注重科普知识的普及。

这一点丹麦的做法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丹麦教育部要求各类在校教师和学生在2008至2009年间加强气候方面的教育，所有教学大纲都要增加与气候相关的内容。具体方法有如建立全国性传播和宣传网;在丹麦教育系统网站上设置了专项内容;气候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相结合等等。也许学生暂时不能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大的贡献，但是，经过学校教育和学习，他们会把自觉地带到家庭甚至社区，在往后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在有一定的财力和人力情况下，会运用所学知识科学地进行节能减排的实践活动。对于非在校学生的社会个体，可以通过广大社会媒体(如影视、报纸、杂志)把环保知识逐渐大众化，通过各种社会团体志愿活动，让广大个人熟知节能减排的基本技巧，彻彻底底地进行气候变化知识的“扫盲运动”。这样，才会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尽力实践。

3 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体实践

俗话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在有意愿和有能力的情况下，还需要社会主体的亲自实践才能对减缓气候变化有所作用。

一方面，对于国家，其实践就是积极地开展国际合作、探索新技术、设立相关的机构。某些国家或地区因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其他国家应相互支援。尤其发达国家，同样灾害程度，他们的应变能力会比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强，可以避免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生命安全。且节能减排的措施他们完全有能力来控制，但他们为了利益却不愿意去实践。

另一方面，对于个人，其实践涉及到生产和生活诸方面。假如举行一场关于气候变化知识的考试:如夏天空调一般应该设为多少度，是否应该使用一次性产品，是否应该减少驾驶及精明驾驶，等等。相信人们的答卷一定会非常准确，但这些具体考试内容又有谁会真正落到实处。

因此，我认为，要落实行动的话，作为社会主体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第一，树立适度的“忧患意识”。 春秋史学家左丘明曾说过:“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适度的忧患意识会给我们适当的危机感和压力，从而时刻反思自身改变世界的活动，唐君毅认为:“忧患意识使人不再从无常的天那里祈求降幅，而反省自身之修德配天，把传统宗教下的天德，转化为自觉的人德，这正是理性的运用。”由此看来，忧患意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中十分重要。

第二，逐步形成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社会主体的日常行为习惯虽然难以立刻改变，但是这可以通过主体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时刻提醒自己的细节行为。随处可见主题对减缓气候变化做的努力，例如，节约用火、热水、冷气，使用有能源效益的产品，关掉无需使用的电器，随手关闭电源，减少待电状态，减少驾驶等都是个体力所能及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利用现有技术和自然规律改造世界。主观能动性是人类所特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既然气候变化是大部分由于人类非科学地改造自然引起的，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必须重新认识现实状况，根据自然的发展变化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寻求和谐的人与自然发展关系的道路。

第四，一贯坚持“和谐”的天人合一观念，并实践于主体活动中。现代生活中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是大多数人的理想。这本并没有错，但是要时刻注重平衡发展，就像我国在2006年把经济发展思路由“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充分显示了把环境问题放在首位，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与自然的和谐更加重要。

恩格斯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决不像统治异族人类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类是自然界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没有理由去破坏这个整体的发展。气候环境是自然界系统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气候变化会直接影响整个自然界的恶性发展。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又是有赖于自然界系统的正常运转的，如果自然界系统这个整体的运行受到破坏，又何来的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虽然难以做到先天下之乐而乐，何不先天下之忧而忧，把减缓气候变化的意识内化为自我的主导意识，这样，大家一起携手共进，相信往后和再往后的气候环境会不断地改善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3]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384.

[5]贾峰.公众环境意识与气候变化[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