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可研报告精选(九篇)

第1篇：南水北调可研报告范文

一、学习调研阶段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我办对学习实践活动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一）健全了组织。10月6日，全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后，我办迅速召开主任办公会议，认真学习传达会议精神，精心研究部署活动开展方案；及时成立了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我担任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对活动开展亲自部署、亲自过问、亲自督导。并抽调得力人员充实到活动办公室，明确工作职责、任务和要求。各处室、各单位一把手对本部门学习实践活动负总责，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同时，紧密结合南水北调工作实际，认真制订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都很强的活动实施方案和第一阶段的细化方案，真正做到规定动作突出严格，自选动作突出特色。

（二）完善了制度。我办始终抓住制度创新这个关键环节，强化制度建设，修订完善了37项南水北调工作规章制度，并在招投标、合同管理、财务管理等关键环节进行创新，健全了横到边、纵到底的制度体系，做到了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规范了工作程序，提高了行政效能。在学习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建立完善了学习制度、考勤制度、补课制度、督导检查制度，全体党员干部严格按照规定内容认真系统地学习，并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习培训，努力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理论素质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当好了表率。党员领导干部充分发挥表率作用，做到“十个带头”：带头学习、带头辅导、带头解放思想、带头分析检查、带头破解难题、带头整改、带头到联系点指导、带头撰写报告、带头落实，从而示范广大党员积极参与、认真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我作为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带头做好表率，时时处处把学习实践活动挂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每周主任办公例会都听取学习实践活动办公室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对下一步活动开展提出目标和要求，有针对性地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先后召开3次处级干部会和全体党员干部会，深刻分析我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面临的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10月21日，我带头为办公室全体干部职工作了《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切实在八个方面下好功夫》的专题辅导报告，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在振奋精神上下功夫、在倡导正气上下功夫、在维护团结上下功夫、在服从大局上下功夫、在维护纪律上下功夫、在行为规范上下功夫、在刻苦学习上下功夫、在廉洁从政上下功夫。几位副主任和各处室、部门的负责同志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也先后作了辅导报告，效果很好，反响热烈，统一了思想，端正了态度，凝聚了力量，激昂了斗志。

（四）开展了调研。为认真分析查找我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中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着力解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移民征地拆迁和水质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和棘手问题，我办始终把调研活动摆上重要位置，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习调研。各位主任带领有关处室，分别就如何和谐推进我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保护水源地生态环境、和谐推进移民征迁和关注民生等问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一线，采取听汇报、召开座谈会、查阅资料、现场查勘等方式到联系点进行了深入调研，并认真分析研究，梳理出了影响我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的突出问题，提出了解决矛盾、破解难题的建议和对策，为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五）发动了研讨。围绕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服务科学发展水平，在事关我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工作要不要科学发展、能不能科学发展、怎么样科学发展等重大问题上深入开展讨论，厅级干部深入到分管处室带头参加研讨交流，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建言献策，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形成合力。通过研讨交流，全体党员干部提高了心气，增强了斗志，纷纷写下保证书、立下军令状，以创新的精神、临战的姿态积极迎接我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新高潮的到来，展示了崭新的精神风貌。

（六）促进了工作。我办始终把学习实践活动与建设“五个工程”、实现“三个一流”目标相结合，与确保“四个安全”相结合，与南水北调文明和谐建设相结合，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相结合，促进南水北调各项工作取得新发展、实现新跨越，使全办上下出现蓬勃向上、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崭新景象。当前，我省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在建工程进展顺利，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态势，工程优良率保持在95%以上；黄羑段工程筹备有序，为黄河北渠段工程连线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干线征地拆迁工作和谐推进，为程建设创造了最佳环境；丹江口库区移民试点顺利启动，拉开了库区15.6万移民安置工作大幕；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工作进展有效，已争取国家投资2.49亿元，正在组织争取5.4亿元的《规划》内项目；配套工程前期工作扎实推进，正在组织开展配套工程可行性研究和争取国家更多支持等工作；省政府常务会议、南阳膨胀土试验段开工仪式、丹江口库区移民安置动员大会、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全体成员会议等大型会议成功召开，高效有序，为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环境，提供了强大动力。即将于12月26日召开的黄河北连线建设誓师动员大会，标志着今年初省政府确定的黄河北连线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同时，办公室领导班子高度团结，党员干部人人思进、人人思干，抢抓机遇、乘势而上，锐意进取、顽强拼搏，恪尽职守、高度负责，吃苦耐劳、乐于奉献，风清气正、心齐劲足，信心百倍、目标一致地投入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的伟大实践。工程建设与征地移民工作得到了国务院南水北调办的充分肯定和赞扬，张基尧主任说，河南的组织协调工作既得力、又扎实，为南水北调中、东线7个省市带了个好头、树立了样板。

在学习调研阶段，我们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相比，在方法创新、工学矛盾处理、成果转化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在分析检查阶段，我们决心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大的力度，确保整个学习实践活动取得更好、更大的成效。

二、认真落实分析检查阶段各项要求，深刻查摆突出问题

分析检查阶段是学习实践活动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的工作抓好了，整改落实就有了明确方向和坚实基础。为此，必须严格按照省委的部署和要求，紧密联系我办实际，继续深化学习提高、注重抓好关键环节、坚持突出实践特色，高质量地做好各项工作。

分析检查阶段从今天开始到2009年1月上旬，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主要任务是坚持以“新视野、新作风、新措施”为载体，认真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刻查摆思想认识、体制机制、精神状态、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精心组织民主评议，多方进行科学论证，形成高质量的分析检查报告。重点是抓好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形成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组织群众评议三个环节。

（一）召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重在分析问题，重在总结经验，重在明确方向。民主生活会要做到“四好”，即：把生活会主题确定好。紧密联系我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实际，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动科学发展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谐建设等确定民主生活会主题。把问题查找好。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认真汇总梳理，分别向领导班子、班子成员、党员干部反馈。要结合征求到的意见建议，进行对照、查找。对照科学发展的新要求，认真查找推动发展、促进和谐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谐建设的新要求，认真查找工程建设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照建设一流工程的新要求，认真查找管理体制机制和质量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认真查找为民务实、清正廉洁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深刻分析原因，开展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准备工作做好。民主生活会前，领导班子成员之间要相互谈心，交换看法，认真撰写发言材料，做好充分准备。把生活会组织好。要组织党员认真参加专题组织生活会，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分析查找自身差距和不足，明确努力方向。对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既要严格要求，提高质量，又不搞人人过关，注意保护党员、干部的发展积极性。

（二）形成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

一要坚持实事求是。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要在充分运用学习调研、征求意见和专题民主生活会成果的基础上，以检查分析问题和清理科学发展思路为重点，认真查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刻分析主客观原因特别是主观原因，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思路、工作要求和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的具体措施等。二要深刻检查分析。分析检查报告要突出检查和分析这两个环节，切实做到查摆问题突出客观性、剖析原因突出深刻性、明确方向突出科学性、整改落实措施突出可操作性。三要反复修改完善。初稿形成后，以适当方式听取各方面意见，经主任办公会议充分讨论，反复修改，不断完善。

（三）组织群众评议

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形成后，要认真组织评议，广泛征求党员、群众的意见。一是确定参评范围。坚持代表性、层次性和广泛性等原则，合理确定参评人员范围。二是明确评议内容。参加评议人员可着重从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深不深、查找的问题准不准、原因分析的透不透、发展思路清不清、工作措施可行不可行等方面对分析检查报告进行评议。三是创新评议形式。要创新党内评议、表决评议、社会公众评议等群众评议形式，保证群众评议的有序开展。评议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召开座谈会或书面评议等方式进行。四是重视评议意见。群众评议中提出的正确意见要体现到修改后的分析检查报告中来，分析检查报告和评议结果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三、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分析检查顺利进行

一要切实做到领导干部带头分析检查。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带头开门纳谏，带头起草分析检查报告，带头组织好群众评议，率先垂范，继续以实际行动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表率。各处室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负起责任，紧密结合本处室实际，精心组织好每项活动，努力营造有利于党员敞开心扉交流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领会、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环境和氛围，确保分析检查阶段任务圆满完成，务求取得实效。

二要认真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查摆问题时，要对照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认真查找在运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查找体制机制和制度建设、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发展模式、推动科学发展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查找在党性党风党纪、服务基层群众、服务一线工程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做到找准问题、分析原因、理清思路、明确方向。

三要加强对各环节工作的督导。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坚持进度服从质量的原则，扎实开展各个环节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对各处室分析检查各环节的督促指导，精心组织好每项活动。要认真审阅各处室报送的分析检查报告，及时提出修改完善意见；要采取召开座谈会、书面评议、走访评议等方式，认真组织群众评议，并认真梳理群众评议中提出的正确意见，确保督促有力、指导有方、检查到位。

四要进一步突出实践特色。各处室要坚持边学边改、边查边改，认真做好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等各项工作。要正确处理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关系，与实现我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谐建设结合起来，与完成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和筹划明年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与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四、深入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促进我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又好又快建设

2009年是我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至关重要的一年，投资大，任务重，要求高，协调工作量大。我们要理清思路，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真抓实干，取得实效。

一是切实抓好新开工项目。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第3次会议提出了2009年度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计划，总投资149亿元。河南境内拟开工建设穿漳工程、陶岔渠首工程、陶岔渠首至沙河南、沙河南至黄河南部分工程，加上穿黄、安阳段、新乡和南阳试验段、黄羑段及丹江口库区移民安置等各项在建工程，2009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64.5亿元。我们将积极编制工程建设网络计划和资金流计划，按期完成征地移民及其他各项准备工作，为工程顺利开工提供有力保障。

二是切实抓好丹江口库区移民安置工作。丹江口库区移民安置，事关中线工程建设成败，事关移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全省社会大局的稳定，是工程建设的难点、热点和焦点。按照国家要求，今年启动丹江口库区移民试点，明年9月底前完成移民试点1.06万人的搬迁安置任务，2013年全部完成15.6万移民，2014年完成验收。我们将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正确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移民与原住民、移民搬迁与新农村建设等关系，认真开展库区移民安置试点，为全面推开库区移民安置工作积累经验，为库区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切实抓好在建工程质量、安全和进度。质量是工程的生命，安全生产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充分体现。我们要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加强质量检查，严格质量责任制和责任终身追究制，把质量作为南水北调工程的生命线切实抓紧抓好；把安全生产作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头等大事来抓，确保文明施工、和谐建设，确保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进一步加大协调力度，提供一流服务，营造一流环境，在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速推进工程建设。

四是切实抓好水源区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项目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成败在水质。我们将始终坚持“三先三后”的原则，会同省发展改革、环保等部门用好省财政拿出的200万元水污染防治与水土保持项目申报前期经费，调动市县申报积极性，加大向上争取力度，研究项目实施具体措施，促使后续项目早日上马，早日发挥效益。同时，会同省环保、农业等部门加大库区及沿线点源、面源污染治理督查及执法力度，确保南水北调水源地水质安全。

五是切实抓好配套工程建设。配套工程是利民工程的具体体现。我们将加速推进配套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力争年底前具备报批条件，并努力争取国家支持，适时开工建设部分配套项目，使配套工程与干线工程同步建设、同步发挥效益。

第2篇：南水北调可研报告范文

在晚清发起的兴农运动中，人们在充分地认识引进国外优良畜种以提高畜牧生产能力的同时，牧草在发展畜牧业中的作用也被有识之士给以高度重视，因而在引进国外优良畜禽品种的同时，也伴随着国外优良牧草种子的引进，一些学者还从发展畜牧业的角度对草原和草地进行调查研究，对牧草进行栽培、选育、贮藏试验，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牧草科技发展的序幕，本文现对中国近代牧草方面科研活动作一综述。

一、近代对中国草原草地的调查研究

中国近代对草原草地的调查研究始自1840年前后。那时的调查活动主要从植物学，而不是从饲料学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的。起初，一些欧洲人对中国北方的植被进行研究、调查，清末英美两国的植物学者对中国西南和的植物研究尤其着力（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第333—334页。）。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东北后，为了更好地利用东北的草地发展畜牧业，对东北和内蒙古进行了广泛详细的有关草地植物资源的综合调查（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中国学者对草原和饲料科学的研究始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不过早期主要是从植物学的角度进行调查研究，其中涉及到草原和牧草方面的调查研究。三十年代后，有关北方草原和南方草坡的调查工作才陆续展开。

（一）晚清时欧洲人对中国草地的研究

1830年，俄籍德国人Bunge受帝俄派遣率团到内蒙古、 华北等地采集植物标本。同时俄国人科罗廖夫（1830，1841）、 库托佐罗夫（1830—1841）、格瑞斯基（1840）、让佐夫（1840 ）等亦在内蒙古地区采集植物，编成《贝加尔—达乌里植物区系》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海德尔研究了蒙古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植物，并在1930年发表了《中国植物地理和亲缘》一文。美国人威尔逊在1899年至1911年，对华中、四川、东部植物作过考察和研究，并有专著发表；英国人瓦特1911年以后对东部和云南西北部植物作了研究，并发表了许多论文；美国人诺克于20年代在云南设工作站，对云南西北部、东部、甘肃南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20—40年代英美学者十余人在云、川、藏等地研究当地的植物，均有。搜集中国牧草资源的则以美国人为主，迈耶尔1905—1918年在新疆、蒙古、东北、华北、华中等地广泛搜集农作物、园艺作物和牧草种质资源。 专门搜集牧草种质资源的有汉松（1899）、皮蓬（1911）、斯蒂芬和墨密兰（1934）（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集料》，第333—334页。）。

（二）清末至民国日本人对东北地区的草原调查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东北，开始其征服中国的美梦。征服东北是日本征服中国的庞大计划中的第一步，对东北资源的调查自然受到侵略者的高度重视。1907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该机构的活动涉及东北草原的调查与研究，公开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计有1915年满洲产业部务农课的《满蒙牧草植物调查》；1916年矢部吉祯的《东蒙古的牧草和杂草》；1927年小佐井元吉的《满洲的牧草》；1934年佐滕润平的《东乌珠穆沁植物调查报告》；1937年三浦密成的《察绥植物目录》；1940年兴农部畜产司马政局的《满洲的野生牧草及毒草》；1939—1940年，大陆科学院斋滕道雄等的《满洲产野草的饲料科学研究》，内容涉及74种饲用植物的适口性、化学成分、开花期、产量等性状；1941年，斋滕等人又对树叶进行分析，发表《满洲产树叶的饲料学研究》一文，内容涉及22种树叶的适口性、化学成分及单宁的含量；1943年，北满经济调查所发表《兴安北省牧野调查报告》以及《兴安北省三河地区的畜产及牧野》一文；1942年三木茂、川濑勇发表了《北支那牧草资源调查报告》；1943年，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发表《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所有这些报告，都是从实地调查中所得，这些有关东北的草地及牧草资源调查工作，直接为其掠夺东北地区的资源服务。然而，不可否认，这些调查也使我们对东北的牧草及草地资源有了比较深入而详细的了解。

（三）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草原的调查与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草原的调查始于20年代，开始主要从植物考察的角度，后来开发西北的呼声高涨，掀起了考察西北的热潮，牧草也被视为一种宝贵资源，因而对西北草原的调查给予足够的关注。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向西南方向溃退，一些学者又开始对南方的草山草坡进行调查研究。

1.民国早期的植物学研究

20年代，钱崇澍研究了黄山的植被；胡先研究了南方的森林。30年代，焦启元、耿以礼研究了江苏、内蒙古的禾本科植物种类及其分布；樊庆生、王启元、郝景盛分别研究了安徽九华山、内蒙古南部和青海湖周围的植被；孔宪武、陈怀封分别研究了兰州、燕山、长白山等地的植被（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第333—334页。）。

2.西北草原草地的研究

西北人稀地广，除矿产资源丰富外，草地资源是一大优势，畜牧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展畜牧业潜力十分大。1932年，开发西北之声一度高涨，由于矿产资源开发手段有限，只能任其埋于地下，作为潜在资源，而草地资源则易于利用，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许多学者对西北草地进行了考察研究。

1938年前后，孔宪武在辛树帜教授的授意下，研究了渭河流域的杂草，以供研究农业者参考。该研究对渭河流域的杂草植物学特征，以及作为牧草的性能作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注：孔宪武：《陕西渭河流域之杂草》，《西北农林》，1938年第3期。）。

1938年，沙凤苞在《陕西畜牧初步调查》一文中指出，西北地区牛羊矮小瘦弱的原因之一是牧草质量不佳，他认为应该减少耕地面积以栽培牧草，并推荐紫花苜蓿和雄刈草为最佳草类，这两种草类一来可用作饲料，二来可以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一举多得。此外还宜引进国外牧草，进行栽培试验并推广种植（注：沙凤苞：《陕西畜牧初步调查》，《西北农林》，1938年第3期。）。 沙凤苞有关西北地区畜牧调查一文中关于牧草的论述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他认为要充分认识到草地和耕地具有同样重要性，盲目减少草地扩大耕地不仅不能受益，反而会因此受到惩罚，这一点我们曾经有过很多教训；二是在栽培牧草之时要充分注意水土保持，因为土地干旱，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如不考虑水土保持问题，当草地被家畜食后，极易使地表，造成水土流失，形成恶性循环。

1942年，顾谦吉对西北草原进行考察调查以后，根据自然条件及植被类型将西北草原分为七大草区，它们分别是蒙古草区、祁连山草区、青海环海区、柴达木区、巴颜喀拉山区、玉树区、陇南及西倾山区。顾氏对每一区的草类特征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注：顾谦吉：《西北畜牧调查报告之设计》，《西北农林》季刊第2卷第1期，西北专号（一），1942年3月。）。

1943年，美籍畜牧顾问，草原专家蒋森来中国，对宁夏的草原进行考察。宁夏地区由于冬末春初饲料缺乏，家畜因之大量死亡。他认为要改变这一局面，除了在入冬前减少牧畜存栏量，使家畜的饲料需求和饲料供给达到平衡外，还需栽培牧草制成干制牧草，以备饲料缺乏之需（注：蒋森：《宁夏畜产考察报告》，《畜牧兽医月刊》1945年5卷3、4 期合刊。）。

1944年，许康祖在《西北羊毛研究》一文中指出，西北地区绵羊大多天然放牧，由于草场质量不佳，春秋之季尚可，入冬以后多营养不良，羊群终日游牧而不得一饱。因此他建议把改良草场作为发展畜牧业最为关键的措施（注：许康祖：《西北羊毛事业》，转引自郭文韬、曹隆恭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年， 第489页。）。

1944年，耿以礼、耿伯介父子考察了甘肃、青海一带的草地情况，对甘肃、青海草地类型，草地利用存在的问题以及草地改良办法作了较全面的研究。耿氏指出：（1）甘、青一带山坡草地辽阔， 但牧草质量欠佳，亦无占优势之草种，系放牧过度所致；（2 ）平原草地面积有限，优势之草类亦显著；（3）青海湖之平原牧草， 要优于拉卜楞甘坪寺之平原牧草，而甘坪寺之平原牧草，又较优于三果乎之平原牧草； （4）在牧草改良过程中，宜首先铲除毒草。毒草有醉马草和极恶草两种。铲除毒草后，以狼尾草替代青海湖“芨芨草”，用鹅冠草替代羽毛属植物群落，用粗穗野麦替代“醉马草”，用豆科植物苜蓿与芫香草替代豆科植物之“极恶草”（注：耿以礼：《甘青牧草考察简要报告》，《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1期，1945年1月。）。这些考察与研究，对于甘、青一带的草原资源的了解以及草地的改良都具有指导意义。

1945年，何景教授对祁连山一带的草场情况也进行了考察研究，写成《祁连山之牧场草原》一文（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3.南方草山草坡调查研究

对南方草山草坡的调查，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进行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使得大批学者退至西南地区，由此西南一带的草山草坡成为草地工作者的主要考察对象。

1942—1943年，畜牧草原工作者对广西的野生及栽培牧草进行较全面的调查。结论认为：广西牧草以禾本科牧草为最多，次为莎草科等，在草地建设中，对一些有毒或与畜病有关的植物应特别加以注意（注：《广西牧草调查研究》；《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1期，1945年。）。

1944年，美籍学者蒋森赴西康考察，对西康的主要草地类型、植被群落情况作了较详细地分类归纳。他指出西康草地虽然优良，但是载畜量也十分大，属充分利用的草地，如果进行深度放牧，草场退化则立等可见。因此建议在开发过程中，要适时对草场进行改良，以使之能持续利用（注：蒋森著，汤逸人译：《西康畜牧考察报告》，《畜牧兽医月刊》，5卷7—8期合刊，1945年8月。）。

4.草地草原改良与利用研究

有关草地的改良和利用研究，直接关系到畜牧生产的效益，一些草地工作者对此多有涉及，而其中着力最多者是叶培忠和王栋教授。

1944年，王栋对粗劣草地的利用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国许多草地的粗劣现状，大多是由于人为管理粗放所致，牧草生长任其自然，致使草地质量低劣，生长缓慢。因此，他认为粗劣草地是可以改良的，并分别针对干燥砂质草地、潮湿黏质草地、酸性草地、碱性草地、劣质草地提出改进措施。在改良过程中，他还建议应先将草地分成若干小区，使用不同的改进方法，择其收效快而大的进行推广，这样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注：王栋：《粗劣草地之改进》，《畜牧兽医月刊》，4卷6 —7期，1944年7月。）。关于西北的牧草，王栋不仅作过专门研究， 他还提出了西北草地产权归属问题，认为可通过利益激励机制的作用，使草地利用趋于良性循环，这些工作对于合理地利用西北天然草场，发展畜牧业具有积极意义（注：王栋：《西北牧区之草原问题》，《畜牧兽医月刊》，6卷8—9期，1947年。）。

抗日战争期间，叶培忠在甘肃天水水土保持站工作，他从水土保持与发展畜牧两个方面对西北牧草改良问题进行了研究。叶氏说：“多数人认为举凡不耕种之土地即为荒地，均可移民垦植，于是有木伐之，有草犁之，改种五谷。”他指出这一观点十分有害，因为林木有其特殊之价值，牧草为牲畜饲料，其价值不亚于农作物。西北素为牲畜繁盛地区，但数千年来，只知索取，不知保护，过度放牧，可食之草皆食之殆尽。西北气候寒冷，燃料缺乏，草木往往被连根挖掘而作为燃料烧掉，造成水土流失，旱则赤地千里，涝则田舍漂没。叶培忠是较早把发展畜牧与水土保持结合起来的学者，他较早地提出了在不宜农的地区种草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他还建议西北地区牧草种植应将饲料价值和保持水土价值兼顾，对一些不宜农的地区，应退耕还牧（注：叶培忠：《改进西北牧草之途径》（抽印本），由北京农大动物学院胡兴宗教授提供。）。

近代中国学者对草地草原的调查研究，使人们对草原和草地有了新的了解，使人们认识到，草原和草地也是一种资源，合理地利用草原草地其意义不在种植农作物之下。当然，尽管许多学者指出草地草原改良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旧中国政治腐败，致使草原草地的改良仅仅停留在考察和研究阶段，改良与合理利用的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以大力开展。

二、中国近代牧草的引进

1875年，比利时传教士马修德将红车轴草由其本土引入湖北省巴东县与建始县交界的细沙河天主教教堂附近种植，作为养马饲草，有“洋马草”之称，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牧草引进行为。其后，该牧草逐渐传播，至今遍及鄂西山区（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但是， 这一引进活动仅仅是一孤立的行为，没有造成反响和产生示范效应。

1897年，《农学报》在上海创刊，该报先后发表了《紫云英栽培法》、《苜蓿说》、《谈栽培苜蓿之有利》、《间作豆科绿肥之利益》、《论种苜蓿之利》等文章，率先提倡种植牧草，并阐述栽培牧草之意义。《农学报》创办人罗振玉更是亲自撰文，呼吁引进优良牧草，他认为应“讲求牧草，移植欧美良品牧草”（注：罗振玉：《论农事移植改良（下）》，《农学报》卷95，1899年。）。由此，国外优良牧草陆续被有识之士引入中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8月， 奉天农事试验场试种从国外引进的牧草达37种之多（注：《奉天全省农事试验场报告》，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

日本人进入东北以后， 也曾引进牧草在东北地区进行栽培试验。1908年，日本人大岛义昌在任关东都督之际，将苜蓿引到大连民政署广场附近种植（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1914年， “满铁”公主岭农事试验场引入苜蓿，后来在铁岭、辽阳、郑家屯等地进行栽培试验。1922—1923年间，东北地区引进红车轴草、白甜车轴草、杂三叶、白车轴、长叶草、燕麦草、牛选草、禾萱草等，分别在铁岭、公主岭、辽阳、大连、爱河等地作引种观察试验。1927—1928年，又在上述地区引种猫尾草、小麦草等进行栽培试验（注：吴青年：《新引进两种牧草介绍》，《农业技术通讯》，1950年，第5期；《东北优良牧草介绍》，《农业技术通讯》，1950 年第7—9期。）。

30年代，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央林业实验所，从美国引进100 多份豆科和禾本科牧草种子，主要有紫苜蓿、红车轴草、杂车轴草、绛车轴草、百脉根、胡枝子、各种野豌豆、多花黑麦草、多年生黑麦草和苏丹草，在南京进行引种试验。1933—1939年，新疆省从苏联引进猫尾草、红车轴草、紫苜蓿等，分别在乌鲁木齐南山种羊场、伊犁、塔城及布尔津阿留滩地区试种（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1期。）。1940年， 成都华西大学丁克生等曾在云南试种从缅甸引进的象草。1941年，程绍迥托赴缅甸考察的邹秉文引进象草、天竺草、洛直草、锡兰草等（注：程绍迥、周泰冲：《象草——种新引进之青饲料之研究》，《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3—4期，1945年。）。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中国访问，在兰州将92种抗旱性能较强的牧草种子交给当时甘肃省建设厅长张心一（注：莫容：《白兰瓜是怎样落户我国》，《北京晚报》，1985年10月3日。）。1946年， 联合国救济总署援助中国21个品种的牧草种子，总重量达15吨，分配给全国的78个农业试验站、畜牧试验场（站）和教育机构，供栽培试验之用。具体情况如下：

（1）品种名称及其重量

白花草木樨

1000磅

二年生苜蓿

1984磅

白花三叶草

3000磅

Alsike三叶草

1000磅

野牛草

1000磅

加拿大早熟禾

900磅

Bue三叶草

900磅

猫尾草

660磅

画眉草

2000磅

一年生黑麦草

2000磅

豆

1900磅

红花三叶草

900磅

冰草

990磅

鸭茅

1980磅

雀稗

2000磅

Grimma　苜蓿

2000磅

倒伏狐茅

1000磅

小糠草

1000磅

雀麦草

1000磅

共计29304磅

（2）分配机构此次分配机构包括当时各个综合性大学、各农事试验场、各农业推广站等八十余个单位。

同年，联合国救济总署饲草专家，加拿大籍的Mecokey 教授（加拿大Guelph大学）从美国和加拿大向中国引进食用作物、纤维作物、水土保持作物改良品种共194个品种（1561袋，每袋2磅），于1947年分配给20个不同的生态试验区进行小区试验（注：胡兴宗：《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年的饲草研究工作资料》（未刊稿）。）。1948年，中央农业实验所从美国FAO（粮农组织Washington 办事处）处引进饲草作物种子62个品种，分别分配给一些大学以及农事试验机构进行栽培试验，具体机构如下：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　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工作站、西北山丹培黎学校、四川大学农学院、贵州农业改进所、云南农业改进所、广西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青海省建设厅等（注：胡兴宗：《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年的饲草研究工作资料》（未刊稿）。）。在本世纪上半叶，优良牧草的引进工作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但是由于政局动荡，政府腐败，不可能真正重视这一工作，引进以后处于一种有试验而无结果的状态，许多工作仅仅停留在试验栽培阶段，大规模的栽培推广工作并未进行，所产生的效果因此十分有限。

三、近代牧草的栽培、育种及贮藏研究

（一）近代牧草栽培试验研究

近代牧草栽培试验研究，着力较多的是时期东北地区的牧草栽培试验，这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政策十分契合。此外就是西北农学院的王栋教授。

日伪在东北地区牧草栽培试验涉及面十分广泛，栽培牧草种类有猫尾草、红车轴草、苜蓿、禾萱草、白甜车轴、杂三叶、白车轴、大叶红车轴、长叶草、小麦草、狐尾草、牛选草、燕麦草等。栽培试验内容包括生长发育、饲草品质、干草产量、各类牧草在各地的适应性等。试验结果为：苜蓿、禾萱草、白甜车轴、小麦草、狐尾草、牛选草、燕麦草等在公主岭、铁岭、辽阳、爱河、大连等地生长良好，而猫尾草、红车轴、白车轴除在公主岭因气候寒冷不适应外，其它各地栽培试验均生长良好（注： 吴青年：《新引进的两种牧草介绍》， 《农业技术通讯》，1950年第5期；《东北优良牧草介绍》，《农业技术通讯》，1950 年第7—12期。）。

1941—1942年，程绍迥、周泰冲等在农林部渔牧司作象草栽培试验，试验项目包括：经过长途运输之成活率；在荒山上生长情况；六月及八月份使用分根繁殖情况；在六月使用切插法繁殖之结果；各种土壤对生长之影响；气候对生长之影响等（注：程绍迥、周泰冲：《象草——种新引进之青饲草之研究》，《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3—4期，1945年。）。

1942年，张仲葛等在广西第四区农场进行牧草引种栽培试验。试验材料选用国内外优良牧草，计有苜蓿、红顶草、猫尾草、州蓝草、果园草、马唐草、狗尾草、野稗草等。试验结果表明：以狗尾草发芽率最高，可达73％，发芽整齐，生长情况良好；以狗尾草和紫苜蓿发芽速度最快，平均分别为3.6日和3.7日，次为白花苜蓿，所需时日为4.6日； 红顶草最慢，为6.3日。通过这一试验， 得出的结论是豆科牧草以紫花苜蓿最优，禾本科则以当地野生狗尾草性能优良，不亚于一些引进的西洋牧草（注：张仲葛、刘应周等：《牧草引种试验》，《畜牧兽医月刊》， 2卷9期，1942年5月。），本试验结果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1942—1948年，任教于陕西西北农学院的王栋教授，长期从事牧草的栽培试验。他的主要试验内容有：（1 ）牧草幼苗时期根茎生长之比较，样本有苜蓿、野豌豆、红三叶、白花草木樨、黑麦草、燕麦、鹅冠草等，试验结果为牧草幼苗期根的发育较早较快，而茎的发育则较迟较缓。（2）牧草种子室内及田间发芽试验之比较研究。（3）苜蓿种子发芽试验，使用材料包括一年、二年和三年种子。从发芽率来看，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二年种子比一年要高；从发芽速度来看，田间试验时二年种子远比一年种子发芽快，三年种子则与二年种子发芽速度相若，室内则二年以上种子比一年种子稍慢；（4）苜蓿植株增长速度观察， 结果为苜蓿植株在幼苗期增长较慢，在发育期则增长较快；花后由于养分供应种子发育，成熟期株高增长较缓，种子成熟后增长又快，但纤维老化。因此王栋建议，收割期宜在盛花期。此时牧草产量高营养最丰富。（5）牧草茎叶花实各部比例统计，样本为苜蓿、苕子和野豌豆。 结果发现，牧草愈老，茎之营养成分愈减；此外还受气候影响，天旱则茎叶发育差，雨水充沛则牧草生长旺盛。（6 ）苜蓿收割次数与产量之关系，结果为春播苜蓿当年产量以每隔六个星期收割一次为最高；每二个星期收割一次，则连割两次后，死亡较多；每四个星期收割一次，也影响其生长，产量较低；每八个星期收割一次，虽不影响生长发育，但比每六个星期收割一次产量要低。（7）苜蓿收割次数对次年产量之影响，试验结果表明，上年每六个星期收割一次则次年产量最高，上年每八个星期收割一次者，次年产量次之，上年每四个星期收割一次者，次年产量再次之，最次之产量则为上年每二个星期收割一次者。（8 ）苜蓿按株高收割与产量之关系，盛花期收割产量最高，次为株高16英寸，以下按株高12英寸、8英寸、4英寸、2英寸收割者，产量依次递减。（9）苜蓿历年产量之比较。苜蓿播种后，第二年产量最高，第三至四年逐渐降低，至第五年则降低最多。（10）苜蓿各月份产量之比较。经过三年的连续试验，发现以四月份产量为最高，约占全年的1／3，次5月、次9月，夏季则产量较低，十月至翌年二月则停止生长（注：王栋：《牧草栽培及保藏之初年研究》，《畜牧兽医月刊》，5卷1—6期，1945年；王栋、卢德仁：《第二年牧草栽培试验报告》，《畜牧兽医月刊》，6卷1 —2期，1946年；王栋：《六年牧草栽培与保藏试验之简要报告》，《畜牧兽医月刊》，6卷5—7期，1947年。）。 王栋有关牧草栽培方面的一系列试验，多为国内首次，其中许多结论，成为今天牧草栽培工作的科学依据。特别是通过科学试验论证了一个古老的牧草何时收割营养价值最高的问题。17世纪无名氏《法天新意》一书中已有：“豆有花，犁翻豆种入地，胜如用粪，麦苗易茂”（注：明·佚名：《法天新意》，转引自闵宗殿《中国农史系年要录》，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177页。） 的记载，但这一结论，大约是凭直觉观察得来的。王栋用科学比较试验的方法，认为牧草收割期应在盛花期中，此时营养价值最高，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盛花期掩青的正确作法。在今天的牧草种植过程中，依然遵循着盛花期收割的原则。

（二）牧草育种及选育研究

近代牧草的选育工作未能全面展开，仅甘肃天水水土保持站的叶培忠从事此项研究，并选育出新的品种类型。在杂交育种中，育成叶氏狼尾草；而在选育方面，培育的天水二年生白花草木樨具有良好的栽培性能。

1.叶氏狼尾草的育成

野生植物在自然界与相近的植物常常杂交产生一些新的品种，这就是自然界的远缘杂交现象。但是这种自然杂交由于缺乏必要的人工干预、培育，产生的新品种类型多无较强的生存能力而自然淘汰，自然杂交费时多而成功者不多。叶培忠在天水水土保持站工作时，通过选择适合于该地的优良品种，通过控制其繁殖的方式，以期培育出理想牧草品种。该试验从1944年开始，用甘肃地区的＠①草、狼尾草、徽县狼尾草进行杂交，＠①草、狼尾草、徽县狼尾草三种植物的生长发育期大致同步，而＠①草开花时，雌蕊先放，雄蕊吐粉较迟，于是叶培忠将＠①草雄蕊剪掉，以狼尾草及徽县狼尾草之花粉，涂于＠①草柱头上，结实情形良好。第二年（1945年）采得种子，是为杂交的一代种子，将种子播种后，得一代杂交幼苗三株，各与母本大致相似而稍异，生长健壮，并都开花结实。这是近代通过远缘杂交方式育成的唯一牧草品种——叶氏狼尾草（注：叶培忠：《改进西北牧草之途径》（抽印本）承北京农业大学胡兴宗教授提供。）。

2.牧草选育

1942—1949年，叶培忠在甘肃天水水土保持站进行牧草杂交的同时，还从事牧草的选育工作，曾选育出天水二年生白花草木樨，十分适合于西北地区种植，与农作物轮作，既可肥田，亦可保持水土，又可作为饲草，更可作为农家炊用柴草，民众十分欢迎，被广泛推广，不仅甘肃种植，还推广至周围省份，种植面积一度达100万亩，直至80 年代还长种不衰，被当地居民称作“宝贝草”（注：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编：《金陵大学建校百周年纪念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0页。）

（三）近代牧草的贮藏研究

由于牧草的生长受季节限制，也就不能全年均衡供给家畜的需要，而在牧草收获的季节，大量牧草如不马上利用，就容易腐烂变质，造成浪费。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使收获季节的多余牧草能在不收获的季节如冬季得到利用，是摆在畜牧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对此西北农学院王栋从牧草青贮和牧草干制两个方面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1.牧草的青贮

青贮是通过贮藏以保持牧草青绿的特征的贮藏方法。此研究自1943—1946年在陕西武功共进行了四次。方法是择地势高燥处，挖掘土窖，深宽各6英尺，长约20英尺。如地下水位过高，则深度稍减。 所用材料是苜蓿和玉米的青绿的植株，其比例为1∶3，即三成玉米植株配一成苜蓿。窖底先铺一层麦秸杆，厚约1—2英寸，然后二层玉米间铺一层苜蓿，铺毕，上盖2英寸麦杆，其上面再封以厚约1尺的细土，踏实密封，贮放三个月后开封，除接触土壁之部分稍有霉烂外，其它皆色味俱佳，大部分呈棕黄色，味芳香而略带酸味，用以饲喂家畜，家畜俱喜采食。这一试验结果表明，在地势干燥地方，牧草青贮不仅能使青绿饲料得以保存，还可以提高其适口性。在西北地区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其法取材方便、制作简单、乡民皆可仿效。1947年，王栋等又在南京中央畜牧实验所重复此项试验，效果也很好（注：王栋：《牧草栽培及保藏之初步研究》，《畜牧兽医月刊》5卷1—2期，1945年； 《六年来牧草栽培与保藏试验之简要报告》，《畜牧兽医月刊》7卷4—5期， 1948年5月。）。

2.牧草干制研究

牧草干制是一种仅仅通过降低牧草水份即达到可较长时期保存牧草目的的贮藏措施。在牧草干制时，一般以牧草水份降至20％为目标，这时，既能保持牧草的大部分营养物质，同时又能使之长时期存放，不会霉烂。干制牧草的关键是如何降低水份，如果水份蒸发太快，则细胞易死亡，牧草原味保存较少；如果蒸发太慢，则暴露时间太长，养分损失太多。为此王栋教授在1943年夏秋之间从事干草调制试验，目的是确定水份蒸发的速度与环境的温度、湿度、风速、草质老嫩、草层厚薄的关系，以供调制干草时参考。试验用苜蓿作材料，试验结果表明：草质愈嫩水份蒸发愈快，气候晴热干燥水份蒸发较快，草层愈薄水份蒸发愈快，草料中水份含量愈高蒸发愈快，因此王栋建议，在调制干草时，需薄铺草层，多行翻转，如逢天气晴热干燥，则上午刈割，当日即可调制成功；若逢阴雨，则须数日方可蒸发至适宜程度（注：王栋：《牧草栽培及保藏之初步研究》，《畜牧兽医月刊》5卷5—6期，1945年。）。 这一试验结果，对于畜牧生产具有指导价值。

3.其它研究工作

1946年5月，联合国救济署官员到达中国， 与中国农林部官员左舜生部长、程绍迥博士会谈，会谈中救济署官员指出中国没有接触饲草作物，应立即开展此方面的研究。首先计划在广西省良丰饲草试验站、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兰州某一机构（未确定）饲草试验站等三处从事饲草研究。

1947年1月，加拿大人Meconkey教授）加拿大Guelph 大学）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指派为农林部顾问，促使粮农组织与农林部从事饲草作物方面的合作，此时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东北公主岭农业试验场和东北农学院开始饲草作物小区试验，后由于战事未能继续，在南京的总部则成立饲草作物组，由蒋彦士博士领导，开始以下研究项目：

1.发展并扩大中国不同地区饲草作物，以改良草地和草原，以及畜牧业区的冬季饲草问题。

2.发现并推广豆科绿肥植物，以增加作物区土壤肥力，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

3.发现优良水土保持植物，以便在水土保持试验站试验，并栽种于土壤被侵蚀的农业区。

4.在中国草原地区进行调查，并绘制草原分布图，以便表示主要的植物群落与土壤和气候的关系；收集草原植物、绿肥植物和水土保持植物在农业试验站试验，以确定当地的最佳饲草、绿肥和水土保持植物。

5.在中央农业实验所进行丘陵草地的改良试验，和沟式窖贮青贮饲料试验。

6.对抗战时引入中国的364个饲草和水土保持植物品种进行试验。

1947年1月起，中央农业实验所共进行了如下有关研究工作：

1.绘制了中国草原类别图1∶100万比例尺地图一幅。

2.200多个饲草品种的田间小区试验。

3.引入所有饲草作物品种分配给有关省份的农业试验站。

4.搜集饲草作物文献与报告，包括Meconkey的“最近欧洲草地管理的成就”，H·Richardson（1946），“Grassland of south China ”等（注：胡兴宗：《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年的饲草研究工作资料》（未公开发表）。）

第3篇：南水北调可研报告范文

六年前的“秘密报告”

6年前,英国《观察家报》披露了一份美国五角大楼的“秘密报告”,引起各国科学家的强烈反响。

这份由全球商业网络咨询公司(简称GBN)提供的题为《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的报告,对21世纪因全球变暖引发的全球气候突变进行了分析,并对这种突变可能带来的气候灾害及其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作出预测:到2020年,欧洲沿海城市将被上升的海平面所淹没,英国气候将像西伯利亚一样寒冷干燥。核战、大旱、饥饿和暴乱等问题将困扰全球各国。今后20年内,全球气候将发生突变,一场全球性灾难就摆在我们面前,成千上万的人将在自然灾害中死亡。

报告中还特别提到了2010年中国的气候状况――

季风降水可靠性的降低将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南部地区在2010年前后将发生特大干旱,而且有可能持续10年之久。中国现在“南涝北旱”的降水分布型,到时候也可能变成“北涝南旱”的降水分布型。夏季风在为中国带来降水的同时,也会引起负面效应,如洪水可使水土流失更加严重。由于水汽蒸发冷却作用的降低,会引起寒冬延长,夏季气温升高。

这份“预言”性的报告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高度关注。一位专家表示,“GBN的报告至少提醒我们,气候问题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问题。必须加强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对策的研究,建立国家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机制,强化气象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并纳入国家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系统中。”

专家表示,今年自然灾害频发,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而我国气候异常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是孤立的,这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部分。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气候变化已深度影响到我国农业和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安全,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和加强气候变化应对工作。”国家气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强调。

全球气候变暖之冷

据气象专家介绍,所谓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一般是指超过或严重偏离平均状态,能造成较大社会和经济影响的天气气候异常。降水、干旱、冰雹、雷击、洪涝、沙尘暴等常规气象灾害超过平均状态,都可能造成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中国气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4月以来,我国全国平均降水量为54.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3.9毫米,是自1974年以来降水最多的一个4月。

今年4月中旬,我国出现大范围降温天气,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比常年同期明显偏低。东北地区、华北地区的平均气温均为1954年以来同期最低值。

据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陈振林介绍,这次低温天气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强度强、极端气温低、灾害影响重等特点,已导致10多个省(市)的群众生活和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1300多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0亿元。

陈振林告诉记者,“从全球角度看,低温也不是孤立的,在我国北方低温的同时期,北半球特别是欧洲、美国等地也同样发生了低温、暴雪天气。从全球战略高度讲,它是全球极端天气分布不均的体现。与此同时,在全球一些地方又极端高温,如巴西、印度、菲律宾等地高温热浪造成人员伤亡。可以说,气候变异加大、气候波动幅度增加,都是在现阶段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发生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我们不能因为今年的低温天气,就马上否定全球变暖了,或者说全球变暖终止了。要看到它是在全球气候背景下发生的极端天气气候现象。但低温给我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影响,要予以高度重视。”陈振林强调说。

气候变暖最直接的威胁就是极端天气气候灾害。秦大河告诉记者,未来20年全球气温增高的趋势仍在持续,这将使我国极端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强度和分布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把握,所造成的灾害也更为严重,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更多复杂难题。

中国真的会“北涝南旱”吗

持续的干旱、持续的低温,GBN报告的“预言”似乎都在得到验证,那么报告中提到的中国“南涝北旱”的降水分布型,是否真的会变成“北涝南旱”的降水分布型呢?

“从大量的气候、水文数据分析看,我认为,我国现在总体的气候特征还是‘南涝北旱’,南方地区降水整体偏多仍呈持续发展态势。”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水资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严登华表示。

“我更赞同‘南涝北旱’趋势加剧的观点。”严登华说,“因为气候变化的大趋势不能只看一年的情况,一年不能代表它的总体走势。”

“实际上,尽管今年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发生特大干旱,但南方东部的安徽、江西、江苏、福建西部等地降水量都很大;随着南方整体进入雨季,今年南方的降水量有可能与往年持平。”严登华表示。

严登华强调,“不管是‘南涝北旱’还是‘北涝南旱’,值得重视的是,南方局部地区发生干旱的趋势会越来越严重,旱涝交替会更加频繁。”他解释说,湘江前一阶段干旱,近期又是大水,“就是说,年际间旱涝交替和年内旱涝交替呈现双上升趋势,这种情况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客观上讲,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水利设施方面对我们未来的抗旱、防洪、减灾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严登华告诉记者,相比之下,从抗旱能力、工程设施上看,北方的情况要比南方好。一则北方地区常常是十年九春旱,出现干旱的情况比较多,所以工程设施比较齐全;二则北方是粮食主产区,东北、华北地区的粮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50%以上,抗旱是保证粮食收成的大事,所以各方高度重视。而南方,大多数情况下雨水充沛,所以对防汛更为重视。”

“随着旱涝发生及其影响特征的变化,防汛抗旱观念必须要转变,要有防大旱、抗大涝的思想准备。水利工程的设计理念也要转变,要发挥工程的整体效益,既要防洪又要防旱,要防洪抗旱并举。只有防患于未然,才能做到保一方安澜。”(摘自2010年第18期《望》新闻周刊孙英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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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预言”

第4篇：南水北调可研报告范文

[关键词] ：统计分析；南水北调工程；决策；咨询

Abstract: statistical analysis is an important work to provide information, consultation, supervision and other functions as a unit and leadership in decision-making.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a long front, range is wide, idea, change quick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ull use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accurate, effective and timely statistical analysis data for decision-making layer,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level.

[keyword]: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decision; consultation

中图分类号：C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统计是认识社会，管理国家的重要工具，是能起到为国家制定政策、计划，为单位和领导决策提供信息、咨询、监督等多功能的一项重要工作，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它。在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中充分利用统计分析为决策层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统计分析资料，是提高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水平的重要手段，也为南水北调东、中线其他项目的建设提供了借鉴。本文结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实际，浅谈统计分析在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中的作用。

统计分析工作在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中的作用

统计分析是通过汇总、整理、分析研究统计数据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发展规律，预测客观现象前景的活动。统计信息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数量性。即通过数字揭示事物在特定时间特定方面的数量特征，帮助我们对事物进行定量乃至定性分析，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正因为如此，统计信息正越来越多地和其它信息结合在一起，其可利用程度也大为提高；二是综合性，世间一切事物都具有普遍联系。统计信息从整体上看，涉及到项目的财务、施工进度等。

建立有效的统计工作制度，对于南水北调工程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统计分析在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中的作用如下：

1、统计分析可以反映工程项目在某一时间点上的静态现状，也可以反映工程项目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的动态状况。从静态现状看，它可以反映工程项目目前的投资、工程量、质量和安全等各方面情况。从动态状况看，它可以反映工程项目的总体投资，生产进度情况，施工质量状况，以及科技开发、财务等方面的情况，还可预测未来趋势。

2、统计分析把数据、情况、问题、建议等融为一体，既有定量分析，又有定性分析，比一般统计数据更集中、更系统、更鲜明地反映客观实际，又便于阅读、理解和利用，是发挥统计信息、咨询、监督的主要手段。

3、统计分析有利于发现统计工作本身存在的各种问题。统计分析是统计工作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活动。在这个阶段中，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发现统计工作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加工整理的资料是否具有可比性，统计分组是否科学，指标口径是否衔接，等等。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在前面的工作中已有察觉，而最后在分析阶段才被证实。如，在统计指标体系的设计中，一些指标的设计不够合理，在统计数字质量上，一些数字水份较大等。针对这些问题，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措施。通过统计分析工作，可以推动统计制度、方法的改革和加快统计工作的科学化、法制化。二、统计分析在实际中的应用

南水北调中线局河北直管建管部一直重视统计分析工作，提出了确保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时效性，确保统计工作的规范性、服务性。从原始数据的收集到数据的整理、分析等各方面抓好统计分析工作。如果有准确、及时的统计报表又有科学的统计分析，能够总结出工作取得成绩或失误的原因，分析出存在的困难，提出解决的办法，必定能为本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决策和部署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1、原始数据的收集

1）设立统计组织机构

建管部确定了合同管理处负责统计工作，并设置专职统计工作人员，协调部署相关处室、各参建方做好相关统计工作；同时对参建各方的统计机构的设立予以监督落实，提出完整的指标体系分解到各个部门，并制定了的统计指标体系及统计信息的报送要求，明确各部门的统计责任及报送或提供的时间、内容、方式。

建管部专职统计人员一是要对各标段上报的信息进行审核，而后加以汇总；二是要收集审核建管部其他职能部门负责汇总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建管部统计人员一方面应完成各种统计报表的对外报送任务，另一方面应负责向本企业领导和各有关部门提供其所需的统计信息。

2）明确各个职能部门的统计职能及责任

在统计工作中，统计信息的完整性不仅仅取决于合同管理处内部，如工程部门掌握计量数字、建设质量、安全、图纸供应等方面，财务部门掌握成本数字，参建各单位掌握工程第一手资料等。因此，为确保统计资料的系统性完整性，应该在各部门的工作职责中明确相应的统计责任，要求其按统一确定的口径、范围及时间提供相应的统计资料及分析报告，也要求其他各参建单位配备了专职的、稳定的统计人员，以保证统计工作的连续性。

3）将统计信息自下而上的单向运行变为上下左右之间的多向运行

这种信息运行方式应该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各种基础信息由各参建单位向监理部门运行，满足监理的汇总需要；二是各监理部门和相关处室的专项信息向计划合同部门横向运行，满足其综合对比及分析研究的需要；三是经过加工、分析的各种综合信息由计划合同部门向项目领导、上级机关及参建单位多向运行，分别满足其管理决策、研究问题和了解情况的需要。

2、统计内容的整理分析

1）总结性分析评价

结合上级领导部门要求本部门统计分析人员设计的固定的统计报表格式，本部门设定了适合本工程项目监理和施工单位的的专门统计报表格式，并要求监理和施工单位以统计报告的形式上报。根据统计指标与计划指标相对应的原则，统计报表主要有月度和年度统计报表。

月报表包括《工程投资完成情况月报表》、《月工程量完成情况报表》、《质量评定月统计表》、《工程安全事故月统计表》，年报表与月报表格式基本相同。统计报告主要包括工程概况、投资完成情况、工程量完成情况、工程形象进度、工程变更情况、大事记和现场施工照片等。月度和年度统计报告属于总结性统计分析报告，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综合性。例如：微观的对某个项目的生产情况、质量问题、进度等进行评价，宏观的对整个项目的投资、工程量、进度情况、质量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分析研究等，目的就是对项目全局做出总评价，反映总变动趋势，从错综复杂的联系和发展中揭示存在的主要问题，找出原因，探寻对策。

进度性分析评价

进度性分析评价主要是计划执行结束后，对计划的执行结果做出的数据统计，形成反映计划完成情况的统计资料。进度性的分析分为一般性进度分析和战略性进度分析两种。前者主要是就各级领导关心的问题进行分析；后者主要是就项目全局未来发展的、较大的趋势性问题进行研究。进度性的分析要求有很强的时效性。需找出完成计划超欠的情况，对于超额完成计划的项目，要找出超额完成的原因，对于所采取的新技术，管理方式要积极推广；对于未完成施工计划的项目，要找出未完成计划的原因，查明是现场组织管理不善，还是其他外部原因。找出影响进度的原因，将有关信息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或人员，予以纠正、整改，以便很好的执行下一循环计划。如利用收集、掌握的施工单位不同时段投入到工程建设中去的资源，结合相应时段完成的工程量和产值，研究工程建设形势，判断工程建设进程的超前和滞后，分析施工单位计划投入资源的多少，进行建设资金的阶段性和全过程控制。

3）预测决策性分析

在分析进度完成情况的基础上，运用统计预测方法，对下部工程项目进度做出的科学推理判断和定量预测。预测的目的是为增强预见性。预测分析要求基础数据要准确，进行预测计算上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紧密结合，提出预测的分析结果具有可信度，在进行预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决策分析，以量化的数据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为实施正确决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实例分析

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直管项目某一标段

8月份工程完成情况统计表

上表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直管项目某一标段8月份统计月报的一个分表。从上表可以反映出8月份全部计划都未完成，尤其是三七灰土路面工程仅完成计划的1/5。

统计人员根据上述收集整理的信息进行了分析，找出以下原因：

1、8月份正值奥运期间，当地建筑主要材料，如水泥、砂、石块等供应几乎中断，致使工程进展缓慢，没有按照计划完成任务；

2、三七灰土路面由于受到8月份降雨天气多的影响，不能正常施工，再加上通讯标段管沟回填后，回填质量难以达到压实标准，造成部分渠堤形成洼地和积水坑，影响了路面工程的施工进度；

3、由于受到征地的影响，加上当地老百姓的阻工，导致隔离网栏安装没有完成计划；

4、截流沟由于劳动力缺乏，且机械设备投入不足，加之8月份多雨，影响了土方开挖的进度。

统计分析人员将以上问题在会上反映给领导及各部门后，建管部及时制定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并及时通报给施工单位。

1、建管部继续做好外部协调工作，处理好与各个施工单位、监理及当地政府群众的关系，解决好征地遗留问题，为项目生产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2、要求施工单位确保原材料的供应，并要求施工单位加大人员、设备投入等措施，加强现场施工管理；

3、制定通讯标管沟回填技术方案，并对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培训，提高工人施工水平，确保渠堤压实质量及路面标段施工质量；

4、由于截流沟工程还未完工，要求施工单位在主汛期到来之际，对左岸渠堤迎水面采用编织袋装土进行临时护砌，并在积水部位配发电机、水泵等设备，确保渠道度汛安全及人员安全。

通过上述分析，本标段施工进度及通讯标回填质量控制均有了好转，整个合同段施工步入了良性循环。

结束语

通过统计分析，能使我们对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中的各种情况，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且再回到实践中去，指导生产的工作，使工程项目的各级领导和职能部门能够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去组织工程建设。

虽然统计分析在工程建设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但是统计分析也有自身条件的限制。由于南水北调工程具有“战线长、范围广、头绪多、变化快”的建设特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给驾驭工程进程带来的巨大影响，各种征地、专项、阻工等信息势必在统计分析中占有相当的权重，给此类建设信息的实时采集、加工和分析带来很大的困难，常常使根据统计分析做出的工程建设形势预测处于被动、尴尬的地位，使上级单位对数据分析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加强业务学习，提高基础数据的准确性，深化统计分析能力，努力使统计工作在工程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赵井霞．试谈如何进行统计分析[J]．商业经济．2004.4．

[2]宋安. 统计分析在企业管理与经营决策中的应用[J].经济师.2003.6

第5篇：南水北调可研报告范文

近日，中国社科院、首都经贸大学、北京市发改委等单位专家发表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北京的综合承载力已进入危机状态，北京市的自有水资源供应只能够满足40%的需求。

水资源已成为北京发展的短板

北京市水资源供应一直紧张，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北京市水资源短缺的严重性还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报告》指出，按照国际标准，人均水资源低于3000立方米为轻度缺水，低于2000立方米为中度缺水，低于1000立方米为重度缺水。但是目前，北京市甚至比重度缺水标准还要低得多。

参与《报告》撰写的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石敏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统计显示，2011年北京水资源总量为26.81亿立方米，按照2011年末常住人口2019万人，流动人口约240万人，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19立方米，远低于人均1000立方米的国际水紧缺警戒线。

“就是不按照国际标准计算，根据北京市城市正常运行、工农业生产供水需求测算，目前北京水资源人均需求量约为345立方米，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为23亿立方米，现有水资源只能承载900万人，相当于现有人口规模的40%。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北京发展的短板。”石敏俊表示。

现实是，目前北京市生活着2000多万人口。大家依旧有水喝，依旧有水用，这又怎么解释呢？

石敏俊告诉记者，这主要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将河北、山东等省份供应给北京市蔬菜、粮食以及其他农副产品、工业产品所需要的虚拟水资源计算在其中，他们的测算显示，这一部分所需要的水资源大概在20亿-30亿立方米，大概可以满足1000万人口的需求。

“如果将供应给北京的虚拟水资源计算在内，所需求的总和水资源可以满足2000万人口的需求。”石敏俊说。

找到有效缓解水资源紧缺的出路

石敏俊说，不考虑北京市从外边引进虚拟水资源，北京市23亿立方米的平均水资源量和35亿立方米左右的用水总量之间有12亿立方米的供应缺口，其主要靠超采地下水和从周边省份调水来弥补。

但是，问题是北京周边的华北地区也长期处于严重缺水的局面，从周边省份调水也是勉为其难。为了保障北京的用水，周边各省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每年也只能保持在2亿-3亿立方米，剩下的9亿-10亿立方米的供水缺口只能通过抽取地下水予以解决。

由于长期超采地下水，造成北京市地下水水位下降，让不少区域都面临着地面沉降的危险，在城区的一些地方，这些年甚至已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地面沉降。

而未来，北京市所面临的水资源挑战会越来越大。《报告》指出，北京周边的天津和河北也是高度缺水的地区，随着这两个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口规模的扩大，这一趋势也将变得更加严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教授祝尔娟是《报告》的牵头人之一，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事实上，这也是这些年来困扰北京市的核心问题之一。

祝尔娟说，每年他们都会选择一个大的主题进行研究，并对其发展动态和趋势做出分析和判断，以提交给有关部门作为重要参考。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整体性的研究，能够为北京市的良性发展包括水资源危机的有效缓解找到科学的出路。

南水北调能够解决北京之渴？

实际上， 为了解决北京市严重的水危机，这些年，北京实施了从河北调水的举措，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解决北京市的供水问题，另外渤海海水淡化工程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些举措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北京市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危机，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石敏俊认为。

“为了缓解北京市的水资源危机，除了积极开拓水资源新的来源以外，北京需要继续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石敏俊说。

多年来，在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局面下，北京市一直在实施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举措。实际上，北京市的水资源利用效率一直是全国最高的，水价也处于全国最高的水平。

未来北京通过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方式来缓解水资源紧张局面虽然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空间越来越小，成本也越来越高。

第6篇：南水北调可研报告范文

主席：

今后一个月的议程问题，还未排好。刚才同恩来同志商量了一下，今日尚需与几个主管同志肯定一下，今晚开会时可以提出来。

今晚政治局会议，讨论黄河问题时，邓子恢同志提议，要西北的马明芳、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水利部李葆华列席。恩来同志意见，最好也请向明同志到会。如何，请你决定。

致

敬礼

杨尚昆

六月二十六日晨四时

看过报告，大笔一挥批上：“同意。退。六月二十六日。”

我驻足细看，杨尚昆、都没有在这份报告上留下年份，甚至中央办公厅的文件戳上也只填了编号，史料陈列下面的文字说明当然也回避了时间年份。我叫来解说员问：“这是哪一年的事？”年轻的女解说员说：“大概是1952年，这件史料从北京征集过来时就没有年份。”杨尚昆的报告里特别提到了邓子恢，父亲鲁亚夫那个时期正跟随邓老当秘书，我就把这件史料拍照下来，带回去请教父亲。

父亲仔细地看了史料，告诉我，1952年邓子恢还在武汉主持中南局工作，未调中央，也不分管农林水利；1954年向明同志受到“高饶事件”牵连被审查，离开了山东分局。所以，关于杨尚昆报告的年份考证，应能确定是1953年。

父亲回忆，1953年1月邓子恢调中央后，主管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他很重视黄河的治理工作，指导和协调中央有关部委编制黄河治理综合规划蓝图，组织对黄河流域开展地质、水文和经济调查。5月底，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到了北京，当时邓子恢居住在中南海，王向他详细汇报了黄河治理的措施意见。

关于这次汇报的情况，父亲回忆说，在邓子恢办公室王化云向他深入分析了黄河水害的成因，对治理黄河水害在中上游选址建库拦沙、发展水土保持提出了设想办法。邓子恢不时打断王化云的汇报，询问和了解有关问题。王化云还拿出带来的黄河地质、水系图纸资料，摊铺在邓子恢的办公桌上，一边指点一边讲解，邓子恢则拿着放大镜边听边看，并掰着手指筹算数据。已至中午时分，汇报还没有结束，邓子恢让父亲安排王化云在一起吃饭，继续听取汇报。

最后王化云向邓老呈送了《关于黄河情况与目前防汛措施》和《关于黄河基本情况与根治意见》两个报告，邓子恢阅后认为很有见地，就将王化云的报告附上建议即在6月2日转呈给了。邓子恢建议有两点，一是考虑国家财力、技术有限，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防止特大洪水袭击；二是若中央讨论王化云的治黄报告方针可行，应由水利部和黄委会作出规划，发流域各省（区）研究。

一直关注治黄事业，1952年10月他到山东、河南视察黄河，指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53年初他又一次听取了王化云关于治理黄河的方案汇报，所以当看到邓子恢转来的报告后，认为很值得研究，这样讨论黄河问题就成了6月26日政治局会议的议题之一。

第7篇：南水北调可研报告范文

闽赣两省调查材料所反映的土地占有状况，如果放到更广大的东南地区加以考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关于1920—1940年代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20世纪上半叶有众多的调查资料，其中，阶级划分方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不少调查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调查以纯客观的姿态进行，以地主、自耕农、佃农作为中心概念，将农户以占有田亩大小而不是以阶级进行类别划分，根据他们的调查，东南地区各类农户所有田亩基本状况如表4（括号内为占地百分比）。

资料来源：《农情报告》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孙枋：《南京汤山二百四十九农家经济调查》，《民众与教育》第6卷第1期，1934年9月；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国立浙江大学、嘉兴县政府，1936年印行，附录第13页；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121页；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29页，由于该书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编印《浙江省农村调查》书名重复，后凡引该书者均在书名后注（农复会本）。

说明：*包括5亩以下农户。

**此为20亩以上所有农户数。

***该列为占地数据。

将上述数据和前述闽赣两省的调查结果相比，两者间具有很大的相似度，即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户占农村中的大多数，缺地少地问题不容忽视，拥有较大规模土地的农户数量很少，土地集中程度有限，自耕农占优势的状况相当明显。事实上，当时关于东南地区自耕农比例的专门调查数据也显示了自耕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地位：浙西75村中，自耕农占32.9%，自耕农兼佃农占30.4%，佃农占36.7%.（注：韩德章：《浙西农村之租佃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第1期，1934年3月。）南京汤山自耕农占61.4%，自耕农兼佃农占29.7%，佃农占8.9%.（注：孙枋：《南京汤山二百四十九农家经济调查》，《民众与教育》第6卷第1期，1934年9月。）江苏句容自耕农占57.2%，佃农占15.79%，自耕农兼佃农占26.98%.（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20页。）

以农户占有田亩多少为依据考察农村土地占有关系，虽然避开了阶级这一被当时有些人认为存在主观倾向的概念，但确实也存在一些未能克服的问题。一是普遍没有注意村外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而村外地主在许多地区土地占有中拥有着不可忽视的份额；二是以农户而不是以人口为标准在当时家庭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不能完全准确反映人均土地占有情况，同时忽略农民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也不能对其与土地的关系作出准确说明。因此，客观地看，1930—1950年代初，根据阶级分析方法所做的一系列调查值得重视，尤其是1950年代前后中共土地改革部门为配合土地改革而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更具全面性、客观性，下列数据基本取自于这样一些调查材料。（注：1950年代前后中共土地改革部门所做调查的可靠性与其重视调查研究的传统、掌握的资源、调动的力量、调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的目标是分不开的。中共有关部门关于土地问题的大规模调查早在抗战时期就已在相当严谨的要求下展开，北岳区为进行农村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调查动员人数达到17000余人，3名区级以上干部因进行调查而被敌包围牺牲。（参见郑天翔：《北岳区农村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资料》，《行程纪略》，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页）这些确实使其在土地和阶级关系的判断上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当然，中共这些调查也存在不足，一是对农村生活、农村社会重视不够；二是“对地主占地往往有所夸大”。（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01页）但前者基本不影响本文论述，后者则与本文论点呈反向关系，恰可为本文论证留有余地。）

资料来源：《皖南区农村土地情况》、《临泉县农村经济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2年编印，第4—5、36—37页；《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人口总数及比例根据第355—363页有关表格计算，土地占有比例见第128—130页；《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178—179页；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0页，人口数据参照第31页及第202—206页计算（以下引用该书注为《江苏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江阴县农村经济概况》、《无锡县云林乡农村经济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2年编印，第29—30、107页。

说明：*关于这一时期土地占有状况有相当多的数据，为更具代表性，本表选取已经过严格选样、且规模相对较大的调查成果。

**浙江是村外地主比较多的地区，如果考虑到村外地主的因素，该列数据应和实际占地情况应有一定差距。根据1952年编印的《浙江省农村调查》提供的材料，加上村外地主占地，浙江省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常常达到50%左右，但这些统计都在总田亩中忽略了公田的数据，极有可能是将公田算在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内，而浙江是公田发达地区（平均达到16.35%），这使该省有关调查的准确性受到影响。

从上列数据看，地主、富农占地在30%—40%间的乡村占大多数。不过，在土地集中地区，也有部分村庄地主、富农占地在60%左右，如常熟7村地主、富农占地达59.52%；被认为“可代表徽州专区土地集中的部分地区情况”的安徽屯溪隆新乡徐村，地主占地56.56%，富农为6.54%，两者占地总数为63.1%.（注：《屯溪市隆新乡徐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28页。）不过，即使是这样的集中区，地主、富农占地总量也没有达到80%.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江南地区普遍存在公田占有制，（注：根据1950年初华东军政委员会的统计，福建公堂土地达29.36%，浙江为16.35%，安徽为4.17%，苏南为5.9%，独立统计的南京、上海分别为8.58%、9.91%.（《土地改革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第4—5页）江西也属公田发达地区，该省抽样调查中，公田占总田亩面积的12.8%.（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加上中农阶层在这里发育良好，这两者占地比例一般在40%以上，再加上贫农及农村中其他一些非主流的社会阶层占地，地主、富农在江南农村普遍占地比例应不超过40%.当然，在具体调查中，地主、富农大比例占地的个案确实存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对浙江龙游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县为浙江土地集中区（所调查4县中最集中者），在其选样调查的8村305户中，土地占有集中程度十分严重，占户数13.21%的地主、富农占地高达82.63%.（注：《龙游八村村户所有田亩分配表（B ）》，《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20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其对龙游全县3.3万余户村民的调查，发现有田千亩以上者5户，500—1000亩者20户，200—500亩者约20户；而在选样调查的305户中，有田千亩以上及500—1000亩者各有1户，200—500亩者有4户，选样调查户数不到全县总户数的1%，而大地主户数占到全县13%，显然选样调查中的大地主户数比例要大大高于全县的比例，这必然要影响到调查的代表性。因为，在同一地区，土地集中情况往往会存在很大差距。同样是浙江龙游，1950年该省土地部门的调查显示，这里既有地主、富农占有田亩高达82.95%的村庄，也有全村554口人中没有地主、仅有富农占地13.22%的村庄。（注：《龙游县农村经济情况》，《浙江省农村调查》，第63—64页。）因此，如果在个案调查中选样出现偏差，很难保证其能代表该地区的实况。因此，集中的、大规模的统计资料对正确认识土地占有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表6所列材料颇能说明这一问题。

资料来源：《土地改革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附表一）、《土地改革前华东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第4、2页；《苏南农村土地制度初步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5页；《建德专区寿昌、分水、桐庐、遂安四县及建德城关区淳安港口镇占有土地统计表》，《浙江省农村调查》，第35页。

说明：*该调查涉及37万多人。

从表6提供的数据看，其调查规模都比较大，而其数据所反映的情况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地主、富农占地普遍在35%左右（最高39.87%、最低27.43%）；中农占地数量和地主、富农占地数接近，但人口比例大大高于前者，一般达到30%左右；贫农人口最多，接近总人口的一半，但占地很少，在15%—20%之间，由于上述数据有广泛调查作背景，且与个案调查中的多数结果可相互印证，应该有相当的可信性。

综合多种调查材料看，东南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土地占有不如学界普遍描绘的那样畸形，（注：东南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代表的江南地区向被认为是土地集中程度和租佃率最高的地区，这一判断在近期的有关研究成果中仍然得到坚持，卢晖临《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及刘昶《在江南干革命：共产党与江南农村，1927—1945》（《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均持此种看法，本文无意质疑这一观点本身，但对支持其观点的具体数据不表认同。由于以往对全国土地集中状况普遍高估，江南土地集中状况的估计也往往因而水涨船高。）集中占有巨大规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占有数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占绝大多数，有些村落甚至没有地主。上海南汇“整个东祝宅没有一个地主……邻近几个村也没地主批斗”；（注：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专题访谈·王楼村祝永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00页。）福建崇安“阶级划分亦不甚显著”，“官埠头、官庄、黄龙洲三个村落到1952年土地改革时，均没有村民被评上‘地主’或‘富农’成分的”；（注：王日根：《清代前期福建地域间基层社会整合组织的比较研究》，《区域、社会、文化——“区域社会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论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江西瑞金象湖镇黄埠头“八百口人，没有地主，有两家富农”。（注：孙淑芸访问黄易稼记录，江西瑞金，2004年5月31日。应予说明的是，这些无地主村反映的是自耕农占绝对优势的状况，而不是另一种“无地主村”显示的不在村地主集中占地状况。此外，在东南大部分地区，小地主占绝对多数。江西5个土改重点乡2879户中，被定为大地主的有17户，占地数量仅为百亩以上。而占地50亩以下的小地主占到地主总数的70.8%.（《五个一类乡调查情况综合》，江西省土委调研科，1952年编印，第1页））

肯定这一地区土地集中的有限性，并不等于从总体上否认这一地区存在土地占有严重不平衡现象。有意思的是，当时来自各方面的报告都提供了现在常被认为是土地集中并不十分严重的数据，但调查者往往都得出土地分配非常不均的结论。（注：如一份关于常熟的调查报告发现这里“有五亩及十亩以下者，占全农户百分之七十一，而所得耕地仅百分之四十四，在四十亩以上的农户，仅占百分之三，所得耕地反占百分之十九”，对此，作者认为“其分配非常不均”。（余觐如：《常熟农村现状调查》，上海《大晚报》1934年10月10日））在被一些片面的、夸大的宣传数字误导多年后，也许当时的实际数字已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会被作为相反观点的论据。其实，应该说，在这些更符合农村实际状况的数据后面，体现着的仍是农村占地的不平衡局面。这一点，从各阶层人均占有土地数中可以得到更清晰的反映。

由表7可见，地主人均占地一般为贫农的10—30倍，少数地主、富农占地极不集中地区这一比例在10倍以下。福安南塘保贫雇农人均占地0.39亩，地主为5.81亩，后者是前者的14.9倍，这在闽赣两省农村中被认为是属于一般集中程度的，是较多出现的比例。当然，还有许多地区远远高出这一比例，安徽屯溪隆新乡徐村地主人均占地25.21亩，是贫农人均0.28亩的90倍。（注：《屯溪市隆新乡徐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28页。）江苏无锡堰桥乡两个村地主人均占地21.59亩，贫农人均0.08亩，地主是贫农的270倍。（注：《无锡县农村经济概况》，《江苏省农村调查》，第65页。）浙江松阳县望松乡8个村的调查更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地主、富农占地高达87.5%，地主人均占地42.33亩，贫农人均0.11亩，前者是后者的384.8倍。这一调查中，甚至地主和富农间人均占地也有很大差异，富农人均占地仅1.85亩，地主是富农的22.88倍。（注：《松阳县望松乡8个村各阶层占有土地统计表》，《浙江省农村调查》，第77页。）

资料来源：《土地改革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附表一）、《土地改革前华东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改革成果统计》，第4、2页；《南平专区土地、赋元情况调查》，《福建日报》1950年12月13日；《鳝樟各阶级（层）田地占有表》，《福建省农村调查》，第23页；《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75页。

说明：*为贫雇农综合计算数。

多种调查材料显示的地主与贫农间人均占有土地的差距，隐含了土地革命的可能。可以看到，在东南地区大多数调查中，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贫困阶层，其人均占有土地不足1亩，安徽芜湖十里区杨埠村贫农人均甚至只有0.05亩土地。（注：《芜湖县十里区杨埠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68页。）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这样的占地数量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存。而如果以人口均分土地，当时东南农村人均普遍能达到两亩左右，勉强可在正常年景维持温饱。因此，当土地革命以平分土地相号召时，其对多数农民产生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而人口膨胀、战争、政府政策及国际环境影响形成的生活困窘，更埋下了农民求变情绪的根芽。

三

说到农民的生活水平，应该说，中国农村中，东南地区自然条件较好，农民生活压力相对较小。根据江苏句容1930年代的统计，这里3%为富裕农户，23%为小康农户，34%为自给农户，贫穷农户为40%，（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83页。）能够维持温饱的农户占相当比重。即使是井冈山根据地中心的宁冈，中共有关报告也谈道：“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8—19页。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封闭的自然经济下的天下太平其背景是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极端匮乏，所谓安定是在极低极简单的生活水平下实现的。）不过从总体看，1920—1940年代东南农村的贫困局面，可以得到许多调查材料的证明，这其中既有中共影响下的调查，也有超越政治立场的各种调查。

在大量关于农民困苦生活状况的材料中，农户普遍的负债情形最能直接显示农民的经济状况。1950年代初调查显示，1940年代末负债农民占据相当比例（见表8）。

资料来源：《上海县马桥区租佃、借贷关系调查》、《昆山县太平乡农村情况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08、155页；《建德县庵口乡顾家村、黄家坪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74—175页；《宣城县东里村农村调查》、《芜湖十里区杨埠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51、171—172页；《湖南桂阳县樟市乡解放前的政治经济情况调查》，《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40页；《古田县七保村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78页；《土地革命至解放前夕的刘坑乡》，《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08页。

说明：*该列数据为地主，富农等之外普通农民负债数，因地主、富农户数有限，总数据应略低一些，但不会有太大偏离。

从表8看，农户负债比例在30%—50%者居多，考虑到有些赤贫户丧失了举债能力，有近一半的农户实际处于不得不依靠举债维持生存的状态，（注：1930年代的调查显示的数据和这一结果相近。农复会对浙江的调查报告提到：“浙江农民中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是负债的。”（《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10页）江苏句容调查显示，农户借粮户为66.69%，借钱户达72.48%.（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53页）借债用途主要是维持生产和基本生活。上海县马桥乡二村的调查显示，为买肥料、农具、耕牛欠债的约占50%，由于交不起租而由租转债的约占30%，为办理婚丧事借债的约占20%.（《上海县马桥区租佃、借贷关系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08页））而这一局面又是处于高利压力背景下。江苏句容农户借债月利平均达2.7%，（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53页。）浙江嘉兴有60.36%的私人借款月利为2%，（注：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160页。）赣闽边区农村现金借贷年利多在20%—30%间，（注：参见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二十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这样的利息水平在当时尚属正常。粮食借贷利息更高于借款，根据1933年12月的调查，苏、皖、鄂、湘、赣、浙、闽7省平均月利达6.34%（全国平均7.1%），（注：《各省农民借贷调查》，《农情报告》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借贷一年，归还时要增加近80%.在农村普遍陷于困窘的背景下，负债户涉及农村的各个阶层。浙江兰溪调查的2045户中，负债1168户，占57.11%，放款160户，占7.82%.其中，地主兼自耕农负债户数比例较低，但也达到32.52%，佃农最高，为77.8%.（注：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国立浙江大学，1935年编印，第128—129页。）包括地主、地主兼自耕农、自耕农、佃农等在内的各类农户中只有地主兼自耕农有盈余。（注：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第123页。）安徽铜陵玉峰区东家店村负债户为38.82%，其中地主负债户为36.36%，富农为68.42%，贫农为52.99%.（注：《铜陵玉峰区东家店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17页。）

近一半农户不得不忍受高利盘剥借债，这和农民低收入有直接关系。从江西看，1932年，“每田一亩，收谷一担半至两担之谱，以刻下谷价计，可得四元至五元之代价。耕种工价约一元二三角，收获工价为七角至一元，种子约二三角，肥料约五角上下，田赋及捐税约三角至五角，耕牛工资约二角至三角。除去上项开支外，所得无几。”（注：《中国农村衰落之原因与其救济方法》，《申报月刊》第1卷第4号，1932年10月15日。）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农民也困难重重，苏州一家富农，“五个人的家庭种了30亩田……总计一年胼手胝足的收入是690元。至于支出方面，每天吃米五升，合五角，伙食、零用二角，牛料二角，一年合计324元。田里用的肥料，每亩每年五元，30亩是150元，修理房屋农具船只，每年100元，一起加上去是574元。”（注：俞志远：《苏州的农民》，《益世报》1936年8月15日。）这样一年下来只有百余元剩余，还不包括日常生活用度及缴纳赋税、应付摊派的各种费用。

从各种数据看，一般农民难以维持温饱状态。以1930年代初的成本核算，江苏常熟一五口之家租入土地20亩，需缴纳地租33元，其他生活生产、捐税等费用73.9元，总计支出106.9元，而收入只有102元，入不敷出4.9元。（注：谢敏道：《江苏省邳县、启东、常熟、盐城四县农民耕种成本计算》，《中国经济》第1卷第8期，1933年11月。）福建莆田“佃农通常能耕三亩田。每亩在莆田好的年可收七担（平常的只有六担）谷，交地主租三担，余四担可卖十六元（好价时）。每亩肥料要四元。耕牛犁田二元二角，种子一元八角，其余外每亩只能剩七元，耕三亩田可得二十一元，这是最好的收获。天年不好，水旱来时，或患着疾病，那就要亏本了。”（注：《巡视莆田的报告》，1929年1月9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5页。）浙江嘉兴的调查也表明，包括自耕农（自耕农中的大经营者一般可对应为地主）、半自耕农及佃农在内的各类农户支出均大于收入，农户饮食费占到生活费总数的68.99%.（注：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214页。）在这种状况下，大多数农民生活相当困窘，福建莆田盐田农民“常年都是吃甘薯，除非是年节讨老婆生儿子才有三、二顿饭”。（注：《巡视莆田的报告》，1929年1月1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第43页。）福建福安南塘保1950年春调查，337户人家中有4户出卖儿女，15人出租妻子。（注：《福安县南塘保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65页。）江西瑞金陶朱甲94户人家中，一年中缺粮3—5个月的达到76户，吃用无虞的只有6户。（注：《瑞金人民革命史资料》，第7页，瑞金市档案馆藏档，28—10—8.）满铁的调查报告也表示了对农民恶劣生存状况的惊异：“他们忍受这种贫穷还能生活，但是他们将来还能忍受这种贫穷吗？”（注：伊藤武雄：《冀东地区内二十五个村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1936年印行，第388页。）

可以表征农民生存状况恶劣的并不仅仅是普通农民的困窘，事实上，作为农村富裕阶层的地主、富农也每况愈下。无锡农村地主、富农1929年人均收入分别为357.11元、139.98元，1936年为305.83元、134.47元，1948年下降到187.18元、104.32元。（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市（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北京：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两者收入都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地主降幅高达47.58%.地主、富农的收入下降，和农村经济遭受整体破坏有直接关系。江苏句容“按租钱与地价的比例论，地主投资买地每年所得的利息，不到八厘。完粮纳税须得费去二厘，收入净数不过六厘，有些时候连这点微利也收不到”。（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88页。）南京汤山调查发现，“照常理说，兼佃农及纯佃农之农场支出，应比自耕农之农场为巨，因彼等须缴一部分田地或全部分田地之租金也。此次调查则以自耕农之农场支出为最巨。盖自耕农之田赋及工资支出，占农场支出之一大部分，而兼佃农及纯佃农之租入田地，因天旱歉收，多不能照约缴租，故每亩之支出减少。”（注：孙枋：《南京汤山二百四十九农家经济调查》，《民众与教育》第6卷第1期，1934年9月。）由于农民收入下降，地主租佃收入越来越难保障，而税赋却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6页。）当时不少人都注意到：“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放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抻会及各种消费事项。”（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4页。）即使是真正的财主，为维持财产，也多不敢豪奢，福建惠安后楼村最大的盐主庄国宗拥有400多坎盐田，“平时三餐都吃地瓜干……初一、十五、年节、生日就吃两餐米饭，一顿地瓜粥”。（注：《惠安县后楼村盐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79页。）浙江衢县白渡乡上埠头村抗战前有8户地主，战后因“苛捐杂税、抓丁派夫，货币贬值等故”，“破产二户，财产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六户”。（注：《衢县白渡乡农村经济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7页。）对此，费孝通曾有精当的描述：“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注：费孝通：《地主阶层面临考验》，《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92页。）

不断加重的农村负担对地主、富农收入冲击最大最直接。清末以来，由于内外环境恶化遭遇的财政经济压力及民国初期的政治混乱，农村负担明显加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正税基本保持稳定的同时，各种附加税和摊派又大大增加，农民负担继续加重。以江苏武进为例，1926年该县田赋契税附加总计188963元，1929年猛增到485342元，1933年更高达749085元，7年内增加近4倍。（注：万国鼎等：《江苏武进南通田赋调查报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101—102页。）19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政府财政对农村的依赖和榨取日甚一日，赋税及各种摊派继续增加，农民负担呈现不断加重的趋势。论者指出，1946—1948年间，江南一带田赋比1933年增加了170%.（注：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6—468页。）由于田赋及一些捐税是以田亩为单位征收，在赋、捐不断增加情况下，占有田亩较多的地主、富农负担相应增加。浙江崇德摊派公债“均以有田五亩以上为标准”；（注：《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148—149页。）江西兴国在决定缴纳摊派款时也强调应“首由富户认定，继分甲乙丙丁等级摊派”。（注：《兴国县第三区崇贤乡召集保长及妇女保队长和各士绅会议议事录》，1939年7月20日，江西兴国县档案馆藏档，131/2—11—1/97.）

除应付必需的各种支出外，在社会不靖的情况下，地主、富农还要承担许多额外的开支：“有队伍来时，保长带人来，还要交一点。我们（指普通农民——引者注）交得很少，地主、富农交得多……都是土匪队伍来收。”（注：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专题访谈·王楼村祝永良》，第500页。）不少调查材料都证明了地主、富农承受的压力：浙江丽水城区第四行政街1940年代末各阶层收入总数410373斤谷，各项捐税负担总数77871斤，平均负担额为18.97%，其中地主25.9%，富农9%，中农26%，贫农15%，雇农2%.（注：《丽水县城区第一、第四行政街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87页。）江苏武进县梅港乡第二保田赋及捐税的负担情况是，地主、富农平均每人负担0.95石（折米），每亩负担0.238石；中农平均每人负担0.455石（折米），每亩负担0.32石；贫农平均每人负担0.288石（折米），每亩负担0.343石。（注：《武进县梅港乡农村情况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137—138页。本文根据调查提供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合并的重新计算。）地主、富农相比其收入的实际负担要低于中、贫农，但是，人均负担则远高于中、贫农。在土地革命兴起、政府军队活动频繁地区，地主更是不堪重负，军队“要饷要粮草要伕子，都取之豪绅地主，不如意的打骂随之，甚至把做土劣惩办”。（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7—18页。）不断恶化的处境，使有些地区地主对土地的兴趣大大下降，江西万载中下等田，“地主企图摆脱粮税捐款，只欲收一两元代价，即可成交，然亦无人顾问也”；（注：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上海：申报月刊社，1935年第4版，第26页。）南昌“下等之地，其地主有愿倒贴数元出卖以图避免捐税者……许多地主宁愿放弃土地不肯登记”；（注：王世琨：《南昌实习调查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72种，第84988页。）闽北也有报告：“有田之人，多以田产为累，且繁重的租税与低下的农田收益，再复增长其势，故购置田地这一观念，在一般农民中并不发生作用。”（注：徐天眙：《闽北农村社会分化之一形态》，《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414页。该文作者认为农民对购置土地缺乏热情有利于地主的土地集中，其立足点是地主可以避免普通农民应该承受的负担，但实际上除一部分拥有政治权力的地主外，许多资料显示，大部分地主在这方面所具有的能力是有限的。该文呈现的事实和其由此推理得出的结论间难以统一，显得牵强。曾任浙江省主席，本身家庭也是地主的黄绍竑就谈道：“民国以后，政治军事上得势的地主，他们得来的钱，大都在商业上谋发展，或存放在外国银行里，因为那时地租的收入有限，在地方上发展已成末路了。”（黄绍竑：《李宗仁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6页））

当然，在肯定当时调查材料对农民状况描述总体上可信的同时，也应注意对一些调查数据作客观分析。如浙江大学对兰溪2045户农户负债情况调查结果是，放款56736元，负债210908元，负债比放款高出15多万元。（注：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第127—128页。）浙江嘉兴5113户的调查负债总额为712167元，放款总额为20524元，负债额为放款额的30多倍。（注：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158页。）在农村金融不发达、农户间借放款主要为相互借贷的格局下，（注：浙江嘉兴借款中，私人借款占到52%，店账（实际也具私人性质）30.5%，合作社借款仅为3‰。（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159页）全国范围的调查也显示，私人借款占到62.4%，合作社借款仅为1.3%.（《各省农民借贷调查》，《农情报告》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这样大的借放款差距难以令人置信。由于农民对调查目的不了解：“疑为收捐之整备”，（注：《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239页。）在调查中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往往“收入项隐瞒不肯实报，支出项目大部实在情况”，（注：李柳溪：《赣县七鲤乡社会调查》，江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1941年印行，第115页。这种状况张闻天在其1940年代初主持的调查中也有注意：“照例农民们关于自己的收获量总要说得少，关于自己的消费量总要说得大，以证明其‘不够吃’，生活很‘凄惶’。”（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页））这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到对农民收支情况的真实了解。客观地看，1920—1940年代农民的困窘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未遭遇大的自然或人为灾害的情况下，农民整体已经无法维持生活。通常，在土地收入难以维持生计时，贫穷农户会设法通过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据调查，江苏无锡一般贫苦农民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25%左右；（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市（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315页。）而浙江嘉兴塘江乡贫农的副业收入高的达到其总收入的76%，一般的家庭也在20%左右，远高于全乡平均数6.8%；（注：《浙江嘉兴塘江乡农村经济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29—130页。）江西赣县七鲤乡的调查也注意到：“一般农民能以劳力争取自己自足”。（注：李柳溪：《赣县七鲤乡社会调查》，第115页。）此外，生存法则还迫使农民作出如溺婴这样一些堪称残忍的行为，“穷人家是用溺婴来减少和避免贫穷的压力，所以溺婴在村坊上也是不遭指责的事……做娘的心里是舍不得的，但她晓得，孩子留下来反正也没条件供她吃饱穿暖，养不活还不如死了的好。”（注：李友梅：《江村家庭经济的组织与社会环境》，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00页。）

四

由于江西、福建乃至整个东南地区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中的巨大影响，1920—1940年代这里土地占有及农民生存状况的具体展现，关涉甚大，提供了几个颇有意味且不容忽视的论题。

其一，东南地区虽然是土地革命集中爆发地区，但这里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像许多论著认为的那样严重，最具影响的中央苏区所在地闽、赣两省在江南更属于土地分散区域，而且根据江西的调查，苏区、游击区和白区各村庄土地占有也与土地革命呈现负相关状态，即苏区村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注：1950年江西28村的调查显示，原苏区12村地主、富农占地21.16%，贫农29.35%；游击区9村地主、富农占地31.96%，贫农占地17.6%；白区7村地主、富农占地37.95%，贫农占地19.5%.（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固然，土地革命给苏区村土地占有比例以一定影响，但根据多方面材料，其在江西影响较小，一般不应超过5%.）有关研究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做法，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足的证据支持。其实，中国农村大地主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和普通农民拉开较大，其对佃农的压榨程度往往相对较轻，恰恰是中、小地主在与佃农及普通农民的密切接触中，易于产生利益冲突，把土地集中看作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似乎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注：以湖北黄、麻地区为例，有关报告提到，黄安东南部大地主较多，“更易推行改良政策”，“已有办到减租减息，甚至有不敢而且不愿回乡的大地主把土地、房屋几乎送给自己的雇农、佃农，名义上是请他们代为管理着，但实际已经从没有过收租、收息的一回事了”；相反，黄、麻其余地区“都系中小地主，最缺乏改良政策的物质根据”。（《中共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黄麻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页）上海南汇横港村龚野囡回忆：“当时租种的土地是一个地主家的，这个地主家在大团，很有钱，所以收取的地租较少。每年每亩收棉花50斤，谷子90斤。地少的、没开店的地主则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访谈实录·横港村龚野囡》，第369页））从贯穿中国长历史的角度看，贫穷确实是农民屡屡寻求变局的一个基础性原因，20世纪初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外国资本入侵、政治力量榨取形成的农村贫困的趋势，尤其使农民革命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过，贫穷是革命的温床，但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革命，何况作为土地革命集中地区，东南乃至赣南闽西和中国西北乃至北方广大地区比，生存环境也不能算是很恶劣的。（注：根据30年代中期的统计，江西借钱、借粮的比率是57%、52%，福建为55%、49%，均与全国平均数56%、48%接近。（《各省农民借贷调查》，《农情报告》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因此，虽然东南地区存在土地占有不平衡、地主与农民间关系紧张、农民日益窘困等种种导致土地革命的因素，但和中国其他地区比，这里并不具有多少特殊性，上述因素尚不足以说明何以正是在这一地区形成苏维埃革命的巨大声势。

其二，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土地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要理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土地革命的动力，理解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仍具重要意义。如上文所指出的，东南地区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达30%—40%，而占人口一半左右的贫苦农民仅占土地的20%左右。地主与贫农平均占地比普遍在10倍以上，相当多的农民拥有的土地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而由于这一地区复杂的地权结构，尤其是公田的大量存在，一半左右的农民为维持生存不得不和地主、富农及公堂土地发生租佃关系，承受着40%—50%的租佃负担。在土地分配存在着相当不平衡的情况下，作为基本的生存要素，拥有更多的可以自主的土地是农民衷心的期盼。所以，当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在农民中平分，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湘南暴动期间，“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都不藏了，并且看见土豪劣绅即抓，抓到就杀……惟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所分得之土地”。（注：《CY湘南特委××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7月20日。）李六如描绘：“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过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眯眯的催促。“（注：李六如：《各苏区土地问题——1944年3月在延安杨家岭学习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印，[出版时间不详]，第13页。）早期中共土地革命领导人大都意识到：”没有土地的果实，是不能发动群众的“；（注：戴季英：《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1927—1930年春）》，《黄麻起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7页。）普遍的贫农对于土地、财产的要求不消说是为农村革命斗争的中心动力。”（注：《鄂东北特别区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5册，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138页。）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

其三，在传统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在常态下往往通过阶层的提升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确实也提供了这种可能。（注：传统社会有所谓“千年田八百主”之说，江苏金坛民谣云：“穷人不是穷到底，富人不是生啥根，百年风水轮流转，十年田地换三村”（钱静人：《江苏南部歌谣简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26页）。黄宗智提供的材料则显示，第一代被调查的19个富户中，只有3户仍能在第三代得以保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4—78页）地权流转，贫富变化，相当程度上缓解了贫富之间心理上的对立。）但是，20世纪上半叶，随着地主与农民关系的不断紧张，这种渴望的方向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如费孝通、薛暮桥所注意到的，农村中各社会阶层间还保留着宗法社会关系的遗存，无锡礼社春荒时节，“某大地主向农民银行抵借六百元，免利贷米，贫农每户借米一斗八升，方能勉强维持”。（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7页。）从1930年代农民离村原因调查看，因灾害、贫穷、农村经济破产而被迫离村谋生的占大多数，而因捐税重、租佃率高离村的分别只占1.6%、0.5%，（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892页。）农民和地主关系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尚在可以忍受范围内。另一方面，土地革命展开前后，在江南农村（无论是苏区或非苏区）确实出现了地主与农民间关系不断恶化的种种迹象。20世纪上半叶农村经济衰落和国家政权对农村的加紧榨取，其受害者不仅仅是普通农民，地主、富农也深受其害。作为农村拥有较多支配权和主动权的阶层，地主、富农面对困境时趋利避害的做法往往是设法将负担转嫁到佃农和普通农民身上，并由此导致双方冲突加剧。如当时调查所说：“民国初年地主与农民之间尚有残留之温情关系……迨薛氏（指地主——引者注）衰落，地主与农民间之关系乃由亲而疏，民国十六年后更日趋恶化。在此末日穷途之中，地主即不得不加紧剥削，苟延残喘，农民亦忍无可忍，蠢然欲动。”（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7页。）农村经济的衰落，迫使地主竭力从农民身上追求最大利益，而这又进一步造成农民处境的恶化，加深其与地主间的矛盾，为土地革命对地主的剥夺准备了心理基础。

其四，农民与地主关系的恶化，使农民革命成为20世纪上半叶革命的主题之一，而革命潮流又使双方间的对立变得无可选择。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期间展开的轰轰烈烈打土豪农民运动就已使地主与普通农民间关系严重紧张，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开始后，对地主的打击进一步加剧，地主与农民间形成强烈对立关系。当时有人观察到土地革命前后农民的心理变化：“昔时黄安甚为闭塞，故农民对于有势有钱者，极为崇拜，供奉为天人。匪祸后大不然，对有势有钱者常露悻悻不平之色。”（注：张思曾：《一个匪区农况变迁之描述》，《益世报》1934年11月24日。）国民党方面不少人则注意到，主要由地主、富农等组成的“各地保卫团痛恨匪共每每肆意烧杀以图报复”；（注：郭汝栋：《国民革命军第廿军剿匪部队注意事项》，转见冰澈：《对于白军“剿共”的研究》，[出版者不详]，1931年编印，附录，第83页。）“难民等各村逃出来的人……他们没有纪律，加以报仇心切，所到之处，随意烧杀”。（注：戴岳：《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转见冰澈：《对于白军“剿共”的研究》，附录，第12页。）农民和地主间的冲突及地主的复仇行为使地主和占据农村大多数的普通农民尖锐对立，这种对立甚至超过了土地分配的影响：“皖西土地分配得一塌糊涂，最坏的是商城，商城的土地没收了来，每人分一斗田，剩下的让他荒废下去……商城分土地如此错误，农民还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而且在皖西区数第一……商城农民受亲区民团首领顾敬芝等蹂躏太甚了。”（注：《张国焘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31年5月24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1页。）地主的报复使农民除继续跟随中共进行土地革命外别无选择。

在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时，中共成功的策略也对鼓动农民起来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记述都提到，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取得农民的信任，满足农民的愿望，至关重要。中共领导土地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和农民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减租、平谷（限制谷价）、废除债务、抗捐等，这些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一尝其味，决不会轻易忘记”。（注：《罗明致福建临时省委信——关于巡视永定的报告》，1928年11月2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1年编印，第320页。当时，这一点是被作为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的：“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翰文：《我对分田的几点意见》，《红色中华》第15期，1932年3月23日）直到1940年代末，中共在土改初期也往往依赖这一办法。茹志鹃记载：“浮财多，对工作是有不可否认的帮助，但主要是为了分地。浮财也是为了通过它，而来唤起群众对地的热情……对群众说来是应该通过这来组织，来加强，穷坑要用田来填。”（茹志鹃：《日记》，1947年11月19日，《十月》2000年第4期））从赣南闽西看，开始多以分谷子相号召，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都注意到：“大多数贫民对粮食要求非常迫切，所以分谷子这个口号能发动了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起来”；（注：《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8月2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册，第127—128页。）“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注：《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3年7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册，第120页。）所以《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明确要求：“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注：翰文：《我对分田的几点意见》，《红色中华》第15期，1932年3月23日。）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取得农民信任后，进一步将土地革命推向深入就顺理成章：“早先分地给老百姓，嗯一声，谁也不在乎，给多少要多少……谁也不去看看自己分的地是哪一垅，到种地时，谁也找不上自己的地在哪块。后来又分东西，穷人都分到了东西，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干起来了。“（注：《两个农民积极分子的思想发展·杨春生自述》，《农村调查资料之一·奉天屯的调查》，东北军政大学总校，1947年编印，第20页。这段调查虽然出自东北土改时期，但农民卷入土地革命的心态具有普遍意义。）

其五，和整个中国革命一样，中国农村的土地革命和政治力量的影响、推动密不可分，对多数农民而言，“他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替他创造出幸福来，双手送给他，自己参加斗争是太危险了，不划算”。（注：《中共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黄麻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第35页。为推动农民革命，中共初期在某些地区的暴动中甚至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段，“如负责人说同志及群众的房屋烧了，没有屋住了，便会出来革命。”（《夏尺冰关于平铜农村党的概况的报告》，1928年9月5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页））在这一背景下，中共领导开展的政治、军事斗争是将革命推向深入的直接动因，而开展这样的斗争之条件是否成熟，又成为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闽、赣两省成长为土地革命中心，根据毛泽东的解释，从区域角度看主要有两点：一是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与战争造成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可能，一是民主革命影响准备了红色政权产生的条件。（注：参见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50页。）江西、福建作为国民政府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势力相当薄弱的地区，（注：由于中央权威软弱，地方力量又极不发展，当中共在赣东北展开革命宣传时，地方政权十分惊恐，甚至不得不采取放任态度：“以前他们所张的反共标语，县长下令取消了，他说：”共党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厉害，倒是不管的好‘“。（《江西工作近况》，1928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9页））最为符合毛泽东所说第一个条件；而国民革命曾经在江西、福建掀起的巨澜，为中共在两省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因此，当国共合作破裂、中共独立开展土地革命时，其中心地区主要围绕着国民革命基本区展开绝非偶然。统治力量的薄弱、大山屏蔽的自然环境、国民革命运动打下的良好基础、赣南闽西背靠广东这一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地区的特殊地理态势，为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也是这里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心区的主要原因。

第8篇：南水北调可研报告范文

关键词：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大宁水库；突发水污染事故模拟；MIKE21FM

中图分类号：X52；TV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683（2013）04-0067-05

大宁调蓄水库工程作为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蓄来水、工程检修、事故应急供水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由于水库库尾（库区北端）位于交通节点附近，车流量大，交通事故导致化学品泄漏引发水污染事故的风险相对较大。在当前突发性水污染事故频发的背景下[2]，考虑到南水北调水质安全的重要性及研究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开展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应急等相关方面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在水污染事故应急过程中发生时，管理部门迫切需要了解污染带的迁移状况以及污染物浓度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的变化，以便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3]。当前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受到区域特点、模型简化、数据限制等因素影响，多集中于河流水污染事故的模拟，大多采用一维模型[45]。但一维模型只适用于河宽较窄的中小型河流，当研究区为较大河流或湖库时，一维模型已不能满足研究需要。MIKE21FM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二维模型，在平面二维自由表面流数值模拟方面具有强大的功能。本文基于MIKE21FM开展大宁水库水污染事故的模拟分析，旨在探明污染物的时空变化规律，明确污染影响范围和程度，为后续水库风险应急管理提供依据。

1 水库概况

大宁水库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大宁村北，京港澳高速公路（京石高速）杜家坎至赵辛店路段东侧，与南部的稻田水库、马厂水库组成永定河滞洪水库，见图1。上游为小哑叭河，下游为小清河。南水北调总干渠永定河倒虹吸由大宁水库库区穿过，大宁调压池位于大宁水库副坝南侧，通过退水暗涵与之相连。改建后库区总库容为4 611万m3，防洪库容3 611万m3，正常蓄水位为56.40 m。当水位低于52.46 m，为向总干渠供水，需启用位于水库副坝北侧130 m处的抽水泵站。

大宁水库库尾正是京石高速、G107等公路线及老京广正线、二七厂等铁路线交汇处，距杜家坎交通节点直线距离不足1 km。库尾处有公路桥梁1座，铁路桥梁2座，交通繁忙，车流量较大；水库坝前为大宁调压池，无正式公路，基本无外来车辆。因此在库尾发生交通事故并引发突发污染事故的可能性远大于坝前。

2 水质模型构建

2.1 模型选择与概述

大宁水库在56 m正常蓄水位时平均水深不足10 m，不存在明显分层现象，采用平面二维模型可以满足研究需要。研究区边界不规则，采用传统矩形网格模拟可能会影响模拟结果。经模型比较，选择使用MIKE21软件包中的MIKE21FM模型。MIKE21由丹麦水力研究所开发，在平面二维自由表面流数值模拟方面具有强大的功能，具有用户界面友好、前后处理功能强大、数值计算方法科学等诸多优点[6]，近年来在国内得以广泛应用。其研究对象涵盖海洋、河口、河流、湖库等水体，研究类型包括单纯的数值模拟[78]、洪水淹没分析[910]、温排水影响分析[1112]、水质模拟与预测[1314]等几类。但在突发事故模拟方面，相关应用并不多见。

2.2 模型地形文件构建

以分辨率为30 m的大宁水库DEM为数据源，在ArcGIS平台的支持下进行剪裁后导出成xyz格式；参照《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大宁调蓄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以下简称“设计报告”），结合现场勘察结果，对地形数据进行初步修正；利用MIKE Zero中的Mesh Generator工具建立水库三角网格，导入修正后的xyz数据，形成模拟地形，见图2。模型建立后，对不同水位下库容进行模拟，对照已有库容曲线，对地形数据进行进一步修正至相对误差低于4%，以满足模型地形精度的研究需要。

2.3 模拟情景及参数设定

按照污染物的性质，水污染事故可以分为，有毒有害化学物质泄漏事故、溢油事故、非正常大量排放废水事故、放射性污染事故。河西村截污工程完成后，库区上游居民生活废水全部收集处理，小哑巴河工程完成后，流量小于2 500 m3/s的中小洪水全部下泄永定河下游，不进入大宁水库，故非正常大量排放废水事故发生的概率极小；大宁水库不承担水运功能，基本不会发生溢油事故；研究区周边无核设施，放射性污染事故不会发生；事故风险主要来自于交通事故引发的危险化学品的泄露。本文着重对有毒有害化学品泄露事故进行模拟。

情况设计：以装载5 t硝基苯的轻型卡车在库尾处发生事故引发泄露为例，考虑风速、水库调度等影响因素，设定5个情景进行模拟，见表1。情景一是无外界影响因素下的污染物泄露模拟，情景二和情景三是存在风向对污染物扩散的影响；情景四是存在风和调度对污染物扩散的影响；情景五是最不利情况下的污染物扩散，最不利情况是指相对其他4个情景，该情景下污染物扩散对风险应急管理最为不利，本研究设定的情景是风速为20年平均最大风速且向大宁调压池供水20 m3/s。

参数设定：模拟时间定为8 h；泄露速度根据伯努利方程计算[15]；泄露持续时间则根据泄露总量与泄露速度计算；风速分别设定为2.56 m/s（多年平均风速）和12.3 m/s（20年平均最大风速即取20年为例，将每年的最大风速相加除以20的风速值）；风向分别设定为春夏（东南135 °）和秋冬（西北315 °）主导风向；水库调度流量根据设计报告确定；初始水位设定为正常调蓄水位56.4 m。

模拟时不考虑蒸发、降雨、库底渗漏、上游来水及污染物自身降解影响，但考虑柯氏力影响。由于缺乏实测数据，参照相关文献及模型自身推荐值[6，15]。糙率设定为0.028 m1/3·s，涡黏系数（Smagorinsky Formulation）为0.5。

3 突发事故模拟与分析

3.1 各情景模拟结果

模拟结果见图3至图5。

情景一（水库不调度、无风条件）：污染物自泄露点向四周扩散，8 h污染扩散面积（即硝基苯浓度>0的水面面积）为18.82 km2，平均扩散速度为6.5 m2/s；超标水域面积（即硝基苯浓度>1.7×105 kg/m3）为2.95 km2，占总水面面积的1.0%；8 h后，泄露点附近污染物浓度最高，为1.28 kg/m3，超过标准7.5万余倍。在无风、不调度情况下，库区自身水体几乎静止，平均流速小于1×104 m/s，污染物发生泄漏后，扩散速度很慢。

情景二（水库不调度、东南风2.56 m/s）：污染物自泄露点向南扩散，受东南风影响，污染物逐步向库区西北侧堆积，8 h污染扩散面积为53.37 km2，平均扩散速度为18.5 m2/s；超标水域面积7.62 km2，占库区水面面积的2.6%；受风影响，8 h后泄露点西南约290 m处的西岸污染物浓度最高，为0.113 kg/m3，超标6 650余倍。

情景三（水库不调度、西北风2.56 m/s）：污染物自泄露点向东南方向呈长条状扩散，8 h污染扩散面积为98.22 km2，平均扩散速度为34.1 m2/s；超标水域面积11.97 km2，约占库区水面面积的4.0%；受风影响，污染物堆积作用比较明显，8 h后泄露点东南350 m处的东岸浓度最高，为0.149 kg/m3，超标8 740余倍。

情景四（水库向大宁调压池输水20 m3/s，西北风2.56 m/s）：污染物扩散规律跟情景三基本一致，污染物扩散速度和面积较情景三略有增加；8 h扩散面积为100.25 km2，平均扩散速度为34.8 m2/s；超标水域面积为12.20 km2，约占库区水面面积的4.1%。

情景五（水库向大宁调压池输水20 m3/s，西北风12.3 m/s）：受大风影响，污染物扩散速度加快，平均扩散速度为102 m2/s，6 h污染物扩散至整个库区；8 h后，超标水域面积为59.32 km2，约占总水域面积的21.7%；8 h后距泄露点东南2.3 km处的东岸污染物浓度最高，为0.011 kg/m3，超标647倍。

3.2 各情景对比分析

对比无风和有风情景下污染物扩散结果可知，无风时污染物以泄露点为圆心辐射状扩散，扩散范围较小；有风时污染物不仅扩散速度增加，而且在库区边界制约下，污染物易堆积，从而出现狭长污染带，不利于后期污染清除。对比情景二和情景三可知，同样风速情况下，与东北风相比，西北风更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可见风向也是影响污染物扩散的关键因素之一。情景三、情景四污染物扩散速度相差不大，说明与风速相比，常规调度由于调水量较小，对库区水体流动的影响较弱，对污染物扩散影响不大。情景五与情景四对比可知，风速由2.56 m/s提高至12.3 m/s，污染物扩散速度增加190%，超标面积增加390%。

各情景的污染物扩散面积与超标面积相差较大，在泄露发生后的不同时段，前者约是后者的5～11倍。若以污染物到达泵站取水口的时间来确定应急响应时间，则偏于保守；若以泵站取水口处污染物浓度超标的时间确定响应时间，则偏于宽松；介于两者之间的数值作为应急响应时间较为合理。表2模拟结果表明，正常情况下（前四种情景），偏宽松的应急响应时间皆在48 h以上，保守应急响应时间为15 h左右；即使在最不利情况下（情景五），应急响应时间也在4～9 h。由此说明，库尾发生污染事故，应急响应时间较为充分，有利于提高应急决策和处理措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4 结论及建议

（1）情景一（无风、不调度）的水体基本处于静止状态，污染物以泄露点为圆心成辐射状缓慢扩散，8 h后超标水域面积百分比仅为1.0%；情景二（水库不调度、西北风2.56 m/s）中，受风影响污染物逐步向库区西北侧堆积，8 h后超标水域面积百分比为2.6%；情景三（水库不调度、西北风256 m/s）中，污染物自泄露点向东南方向呈长条状扩散，堆积效应明显，8 h后超标水域面积百分比为4.0%；情景四（水库向大宁调压池输水20 m3/s，西北风2.56 m/s）的污染物扩散规律跟情景三基本一致，8 h后超标水域面积百分比为4.1%；情景五（水库向大宁调压池输水20 m3/s，西北风12.3 m/s）的污染物扩散速度大大提高，8 h后超标水域面积百分比约为22%。

（2）各情景下，受风影响污染物都会出现堆积现象，形成狭长的污染带，不利于污染物清除；与东南风相比，西北风更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与库区常规调度相比，风对污染物扩散速度和扩散方向影响更大；在风速增加380%的极端情况下，污染物扩散速度和超标面积分别增加190%和390%。

（3）若以取水口处水质不受影响为目标，正常情况下（风速不超过2.56 km/s，调水不超过20 m3/s），5 t左右的化学品泄露应急响应时间在48 h以上，保守应急响应时间在15 h左右；最不利情况下（风速12.3 m/s，调水20 m3/s），应急响应时间在4～9 h。

根据《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质监测站网布设规划》，取水泵站处规划建设一座自动监测站，从风险管理角度，建议在库尾增加一处自动监测站。同时应加强库尾交通监管，疏导来往车辆，加固桥梁护栏，降低因交通事故引发污染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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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南水北调可研报告范文

关键词：模糊识别理论；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运行风险等级；非线性模型

中图分类号：TV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1683（2014）06-0184-05

由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其所涉及的配套工程建筑物数量之多，其沿线地质情况之复杂，所以，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的安全运行对于保障工程沿线城市城镇的安全及国家的水资源战略发展，都显得十分必要[1]。目前，关于工程运行风险的评价存在许多方法，如模糊综合评判法、层次分析法、极限条件法[2]、经验指数法[2]、投影寻踪法[3]和综合评判物元模型[4-7]等。本文采用模糊识别理论对清苑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的运行风险等级进行了评价。该方法是基于可变模糊集的方法，对相对隶属度函数作了严格的归一化处理，由于可变模糊理论研究的是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模糊概念的相对性与可变性，使得每一次条件的改变，都要进行一次归一化处理，虽然增加了问题处理的相对难度，但其综合考虑了清苑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中各评价指标对运行风险等级的影响，计算中采用非线性模型相结合的方法，从而使计算结果更具合理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其他评价方法的不足。

1 模糊识别理论

设有对[8-9]模糊概念A作识别的n个样本集合

样本j的特性用m个指标特征值表示，即

则样本集可用m×n阶指标特征值矩阵表示为

式中：xij为样本j指标i的特征值。

样本集依据m个指标按c个级别的指标标准特征值进行识别，则有m×c阶指标标准特征值矩阵

式中：yih为级别h指标i的标准特征值，随级别h的增大而减小。

若该指标小于、等于指标的c级标准特征值，则其对A相对隶属确定为0；若该指标等于、大于指标的1级标准特征值，则其对A的相对隶属度为1，所以对于该指标的特征值介于1级与c级标准特征值之间指标有相对隶属度函数公式

式中：rij为样本j指标i的特征值对A的相对隶属度；yi1、yic分别为指标i的1级、c级标准值。类似地，可得指标i级别h标准值yih得相对隶属函数公式

式中：sih为级别h指标i的标准值对A的相对隶属度。

一般地，样本集的m个指标对识别的影响程度不同，故指标应具有不同的权重。设指标权向量为

样本j与级别h间的差别用权距离向量表示

公式（10）称为模糊识别理论模型。当优化准则参数α=1、距离参数p=2时，其为非线性模型。

为了更准确地描述清苑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运行风险等级的大小，在模糊识别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用级别特征值公式分析

2 清苑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运行风险评价

指标体系2.1 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

由于清苑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所涉及配套工程种类的数量繁多，且影响配套工程运行安全的因素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其运行风险指标体系的建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必须全面搜集有关工程的相关资料，并在有相关经验专家的指导下完成，选定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原则如下。

（1）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的建立要立足于现有的基础和条件，客观反映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建筑物的运行风险等级，所以指标的选择、指标权重的确定以及指标数据的确定，都必须以科学为依据[10]。

（2）层次性原则[11]。指标体系应根据涉及工程的种类分出相应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再对每一项工程进行详细的指标分类。

（3）代表性原则[12]。评价体系中指标的选择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准确地反映清苑县配套工程建筑运行风险的等级状况。

（4）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相结合原则。清苑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运行风险评价指标可分为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为达到科学评价的目的[13]，必须以定量指标为主，定性指标为辅，而且要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统筹考虑。对于难以量化且不可或缺的指标可采取定性描述指标。

（5）可操作性原则。指标体系的建立是整个工程运行风险评价的基础和核心，因此，评价指标的设定应具体、准确，并结合资料的可获得性及可靠性，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完善和补充，使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很强的操作性[14]。

2.2 指标体系的建立

清苑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运行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由4个层次构成，分别为级别特征值层、一级指标层、二级指标层和三级指标层，其中一级指标层包括6个子目标，二级指标层共有29个具体指标，三级指标为二级指标的进一步细化，见表1。

3 实例应用

本文将清苑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识别理论模型中的非线性模型，对清苑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运行风险进行分析，并验证模糊识别理论在清苑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运行风险评价中的适用性。

3.1 评价指标值及评价标准的确定

根据《保定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输水管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保定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输水管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保定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输水管道工程设计图册》并结合河北省水利水电勘察设计研究院、河北省水利水电第二勘察设计研究院及保定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的数据调查分析筛选结果，得到清苑县配套工程输水管道的运行风险分析指标数据；同时，立足于对整个保定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数据的分析结果，参考国家相关行业以颁布的有关标准，结合上述相关单位的专家意见，确定了各项指标的评价标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以管道指标为例进行说明，管道指标数据见表2，管道指标的评价标准见表3。

3.2 评价指标数据及评价标准的标准化

根据公式（5）、公式（6）将清苑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管道工程数据及管道指标评价标准进行标准化，使其成为关于每一个风险等级的均在0～1之间的数。

清苑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管道工程数据标准化结果如下：

管道指标评价标准标准化结果如下：

3.3 权重的确定

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二元比较模糊决策分析法[8]，对管道中的9项指标分别进行两两对比，构建二元对比一致性标度矩阵：

对每行求和得到9项指标的重要性排序，权重的确定可直接根据语气算子[15]来确定，语气算子与相对隶属度关系见表5。

参考语气算子与相对隶属度间的关系，确定了9项指标的模糊标度，并将其进行归一化，得到各指标的权重（表6）。

3.4 风险评价等级

以清苑县各配套工程中管道工程为例，根据表2、表3、表4、表6，以及模型中优化准则参数α=1、距离参数p=2，运用公式（9）可以得出管道工程评价指标与级别h的广义权距离dhj，见表7。

根据表2、表3、表4、表6，以及模型中优化准则参数α=1、距离参数p=2，运用公式（10）可以得出管道工程评价指标的最优相对隶属度uhj，见表8。

根据上表，运用公式（11）及模型中优化准则参数α=1、距离参数p=2，可以得出管道运行风险等级：H管道=2.381。

类似地，清苑县其他配套工程运行风险等级计算可参照管道工程评价过程，得出当α=1、p=2时其他配套工程的运行风险等级（表9）。

对清苑县整条输水管道的运行风险等级进行评价时，本文对清苑县南水北调各个配套工程权重的确定依然采用二元比较模糊决策分析法，可以得出关于一级指标中各项指标的权重（表10）。

4 结语

通过应用模糊识别理论的非线性模型对清苑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运行风险进行评价，不但得到了清苑县所涉及配套工程建筑物各自的运行风险等级，而且也得到了整个清苑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运行风险的等级，计算结果较为准确，能准确代表各种配套工程建筑物运行后面对的风险大小，并验证了该理论及该模型在风险评价应用中的适用性和合理性。

面对即将竣工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该种方法能为其他地区及省市的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运行风险评价提供研究价值，也能为南水北调中线所涉及的工程管理部门提出应对重点与应对措施提供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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