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精选(九篇)
第1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保护；公益诉讼；权利救济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2009509
Abstract：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brings the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ic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long it. However， Chinese legislative law is not perfect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9 provinces in Chinese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areas and studied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e must change our concept of legislation from government standard to social standard an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private rights. As to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ultural resource to cultural assets， we should form the sustainable value sharing both cultur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ot only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inheritors but also their scope of rights should be given by considering the legal natur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interest demand between community and the masses and between the public and inheritors should be dealt well with. The license syste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be perfected， specifying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inheritors in the uti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can be used to promote the winwin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benefit and economic benefi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public organizations should invest more on the fund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 remedy system for inheritors rights should be improved to establish special legal protection system for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hi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Key words：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egislative protection； public litigation； right relief
S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以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工作的有序开展，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呈现产业化、资本化的发展趋势。这一经济带区域在地理上是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3国为核心的古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其中，中国境内主要包含西北的陕、甘、青、宁、新5省区以及西南的川、渝、云、桂4省市，以该9省市区为研究区域的考察，可以发现：一方面，9省市区均位于中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拥有神奇瑰丽的自然资源，同时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他们在长久的历史变迁中孕育出了壮丽缤纷、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区域多处于山区、高寒高原地区，因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9省市区对外交往十分不便，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东部来说相对滞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自颁布实施至今已5年有余，为使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有效利用，并以此为契机发挥西北西南地区独特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发挥9省市区向西开放重要的窗口作用，同时深化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等相关国家的各项交流与合作，推动经济带区域各省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理开发与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着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实现利益共赢，要求基于中国现实国情从法律层面作出调整，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保障制度。
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现状
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较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遗产保护出现时间较晚，最初也仅出现在地方性法规中。其中最早的是2000年制定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条例确定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概念。进入21世纪以来，部分地区也颁布了地方条例对此进行规定如2002年的《贵州省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4年的《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2005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目前该条例已废止，《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于2017年1月1日起施行）、2008年海南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2005年，国务院为确定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方针、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1]。安徽淮南、云南丽江等地还出台了《淮南市保护和发展花鼓灯艺术条例》《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东巴文化保护条例》等一系列具有保护单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的地方法规，对现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特殊价值。藉此，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已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迄今为止，在国家层面上，中国直接调整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条文仅有一些零星的法规规章对此作出规定。而其中可适用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建设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条文仅《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6条有所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26条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制定专项保护规划，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确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应当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并保护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避免遭受破坏。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地村镇或者街区空间规划的，应当由当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法规制定专项保护规划。而对于文化生态保护区内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所涉及的建（构）筑物、场所、遗迹等，地方性立法一般要求文化生态保护区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在城乡规划和建设中采取措施予以保护，不得擅自修缮、改造；确需修缮、改造的，其风格、色彩及形式应当与相邻传统建筑的风貌相一致，并接受文化、住房和城乡建设等相关部门的指导和管理（例如《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第30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自身独有的特征和特性决定了其较之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有较大不同，其保护问题不仅涉及公法的保护，也涉及私法的保护，保护问题要复杂得多[2]。理论和实践证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种单一的法律形式根本无法满足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要的全面的法律保护模式。而究竟选择何种法律、哪些方式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使其生态发展，适应甚至于促进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此，国际社会以及国内学术界在这一方面目前并没有达成共识，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存在的问题
当前，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正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现实中盗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现象非常严重，且随着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加强，许多打着“国际交流”旗号的不法分子趁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相关实物资料大量带到国外，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往外国，有的甚至不得其踪，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馈效益，使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3]。在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下，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特性以外，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和理解均有偏差，水平不一，致使在立法过程中保护机制缺失以及保护资源不足，国家投入的保护资源与保护的实际需求之间差距较大也导致发展进入瓶颈期。
1.现有立法未体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保护作用
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总体相对较低，同时利用转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效率并不高。在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常迫切的同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十分突出。因此，应制定具体且有针对性的保护制度，切实鼓励、引导、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优势资源的有效利用和转化，进而激发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
9省市区现在主要有以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立法：2006年9月1日起施行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的《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2013年6月1日起施行的《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14年5月1日起施行的《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以及2015年6月1日起施行的《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目前，越来越多的省市C布了属于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但是，现有的相关立法也仅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立法范本，在制度设计上未能充分考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特殊情况，也未能体现出如何满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贸易的需要、如何发挥文化贸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衍生作品在文化贸易中的独特优势。因此，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探索出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法律保护途径进行区域系统性保护是必要的。
2.行政保护色彩浓厚，缺失对私权的基本保护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在模式上经历了一个从“纯粹的公法保护”模式到“以公法为主、同时兼顾私法”模式的过程。长期以来，行政保护模式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形式[4]，行政保护色彩较为浓厚。在这种立法理念的支配下，即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对私权内容的规定也非常有限《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9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群体主要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第14条规定可以依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的群体也仅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两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有关私权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过去主要依靠政府推动保护进程，随着知识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属于民事范畴，并不是一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所完全能覆盖的。
另外，对传承群体的重视不够，当前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仍存在着重个体保护而轻群体保护的特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来说，历来保护传承人个人较群体保护重要，但同时保护孕育传承人艺术的土壤亦不容忽视，二者之间联系密切、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日趋激烈、市场经济发展变幻莫测以及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问题已迫在眉睫。
3.各地立法保护水平参差不齐，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与影响，致使中国各省市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状况不一。有的地方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保护，保护意识较高；但有的地方因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一些疑虑和误区而对其接受程度不高，保护水平较低。纵观全国来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总体不高，保护力度也主要体现在一些效力层级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性文件中，与国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先进保护水平相差甚远，这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际利益保护中有不利影响，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合作与交流的开展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4.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益救济的程序缺失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已投入到实践中，但纵观全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实施现状，有实际可操作性差，缺乏基金援助制度等问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来说，其创作者的法律意识淡薄，大都文化水平不高，并没有“注册”“商标”等法律意识，自卫能力弱。文化保护与法律保护不同步发展，与之相应的法律法规也不完善。在经济利益以及政绩利益的驱使下，出现许多抢着管有经济利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人管无经济利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即所谓的“公地灾难”与“反公地灾难”现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通过博弈所形成的相互妥协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破坏[5]，现有的法律法规真正运用到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很小。
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一项权利的增值与实现都离不开流转，同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中的收益亦需要法律保障。在各种无形艺术形式的表演或者展示中产生的市场收益并没有对权利人发挥出其应有的回馈作用，无偿滥用以及占用盗用现象时有发生[6]。权利主体模糊不确定（如乌苏里船歌案），使得诉讼利益缺乏保证，难以实现预期利益。
二、国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
立法保护的经验借鉴丝I之路经济带区域的开放态势较特殊，因其地处西北、西南，向西开放的出口又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便于发挥文化方面的优势。而如何在立法上、实践中落实高层引领、签署合作框架、推动项目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无不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相关。文化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后便提出要抓紧研究起草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细则，细化法律设立的主要制度，加强法律法规的操作性和有效转化，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统率，构建一部完整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结合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将保护与传承问题面面俱到[7]。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验借鉴
国际组织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直接的一个组织当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主持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明确规定了世界各国各缔约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带头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保护机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4章规定应建立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部分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备应急之需。
中国应借鉴联合国大会制定的标准，兼顾丝绸之路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需要，定期遴选出最能体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原则和目标的省市，分地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和活动进行监督保护。
（二）建立国际合作与援助制度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理念在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同时也符合人类发展的整体利益，保护文化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为了实现此目的在双边、分地区和国际各级可开展交流合作。国际合作主要通过采取一些共同的保护行动，通过信息和经验交流，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建立援助缔约国保护机制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中国应借鉴这一经验建立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援助基金，帮助实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保护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一些遗产是国际援助重要的目的，可采用通过支持缔约国国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在国家和地区间开展一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和活动等促进文化发展。政府可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提供援助的形式主要有：提供专家和专业人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培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所需要的各类人员，通过制订准则性措施，建立并营运新建的基础设施，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需设备和技能，同时还可采取一些其他的财政和技术援助手段，在必要时也可通过提供低息贷款进行保护援助紧急工作。
（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经验借鉴
国际组织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显著有效和相关的组织即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这一方面，中国可模仿《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中所默示给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以著作权保护这一措施进行规定《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修订本）第15条第4款中规定：各成员国在书面通知伯尔尼联盟总干事的前提下，可以给不知作者的、未出版的但又确信其属于公约成员国之作品的那一部分提供法律保护。也就是把民间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分，作为‘不知作者姓名而又未曾出版过’的特殊作品来对待了。。由于公约中并没有规定这类作品必须以有形的方式固定下来，所以世代流传下来的歌曲、讲述等等，都可以包括进去[8]。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应按照此规定，对传承人及其作品进行法律保护。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后期通过制定《突尼斯示范著作权法》为发展中国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规定进行指导。1976年提供的突尼斯示范著作权法主要被用来为起草国家版权法提供指导。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来源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作品，突尼斯示范著作权法均没有限制相关的使用期限，并将其作为原创作品进行保护，也不论该作品的传播是否固定于物质形式，还赋予国家建立有资格的机构来行使对这类作品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通过收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用费来使作家和表演者从中获得部分收益，解决生活问题，从而确保保护和传播国家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9]。该条文规定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也为“一带一路”中文化的交流合作提供技术支撑。
三、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关于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9省市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调整传统的立法理念，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特殊法律保障制度。
（一）完善保护传承人与非传承人创新及收益制度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人因戏而活，戏因人而传”，这是一句人人皆知的熟语，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出，“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核心。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载体，只有通过保护传承人才能最有效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完整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的精髓与本真性。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传承”与“创新”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应妥善处理。传承人可以创新，传承人之外的其他人和社会组织也可以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创新，保护创新与创新带来的利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采取“输血式”保护的重要途径。
从传承人所持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状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利益部分是传承人知识产权保护的集中所在，这部分在现行的商标法及著作邻接权中有相关的规定对此进行保护，进行参照即可。但就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申请专利和著作权保护，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统社区长期以来的传承模式造成冲击，给其他传承人带来不公平。但是，在传统社区之外，由于著名传承人的作品具有极高经济价值，对其不予以保护又会对传承人带来不公平。因此，在赋予传承人知识产权的同时，应当区分传统社区之内和之外，赋予传承人不同的权利范围。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化传播，保留其在传播过程中本真性，进行法制化的保护。同时建立传承人收益制度，评估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现状，确定是否实施市场化以及市场化程度大小，建立与保护监督有关的评价体系，对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模式进行合理评估，对发展途径、收益进行全面评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与群体之间、公众与传承人之间的利益诉求均衡处理。
旅游促进、艺术形式展示和传统知识传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入市的接口形式所在[9]。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首先必须树立生态的保护意识，在传承过程中尽量做到完整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还原其原始度，进而实现在现代文明消费需求的背景下可持续传承和保护，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可经营性项目的产业化开发，增强其生命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利用转化过程中为获得新的发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利用，为其注入新的文化血液，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保护。
（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许可机制
收集、整理、加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活动，中国非物质遗产保护仅第5条规定了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注意义务，第14、15条规定了境外组织整理非物|文化遗产的许可部门，但这远远不够。传承人、非传承人、境内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境外的公民法人及社会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收集、整理、加工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尤其是许可的条件、程序等都应该加以完善。
针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拥有的特性，目前应着重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许可机制，尤其是明确传承人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品的权利归属以及利益分配进行规定；而关于传承人许可机制，关键在于确定许可主体，许可内容等，在出现诉讼纠纷时，也有利于确定诉讼权利主体。
坚持本真性原则，适度原则和可持续性等原则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与转化时必须坚持的三大原则。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方式包括对故事和传说进行出版，通过对文化产品改编和演化转换其形式，来满足相应的市场需求。在现代文化多元化传播方式的背景下，为满足现代人对文化的消费习惯和方式，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改编和利用，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文化题材加入到新的作品之中。如电影《红高粱》的就是将山东潍坊高密地区的民间故事进行改编，从而将其演绎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一个过程。
（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
坊间所讲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实施“活态保护”，简单来说就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原始的环境中得到原生态的保存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现出整体性、延续性的特点，符合东方文化体系尤为注重“文化真实”这一概念[10]。处于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也逃不出“适者生存”的规律，正视社会文化环境变化，使其活态传承。
故而，应采取相应的措施。第一，以传承人为核心的保护。众所周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生产中所习得的，因而是一种活态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兴盛，其是否处于活态状况则取决于保护与传承这二者之间如何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核心的就是保持法院在传承过程中的本真性，首要任务就是保护传承人技艺不缺失。第二，建立相应的传承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承人的保护离不开市场经济中保护主体的支撑；完善自然或民间传承，推动政府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作用，通过完善法规、资金扶持、授予称号等方式，鼓励传承人以师带徒，培养新的传承人，探索建立对传承人正当权益保护的机制；出台相关法规对传承活动进行规范和引导，建立对做出杰出贡献的传承人进行奖励的机制。第三，发展文化产业。只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当今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形成产业化规模后，才能最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利益共赢，从而带动经济发展。
（四）加大保护资金投入力度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过程中必须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认定、记录、建档所要求的工作责任落到实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6条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国家扶持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的文化管理部门通过对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固化，汇编成书、光碟保存和管理，对其有关的工艺、技法、图案、形态进行保护[11]；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协助传承人传授徒弟技艺、进行文化传播活动、培训讲习等工作。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转化条件的文化资源应实施转化，使其成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力量，将他们转化成文化生产力，进行合理开发与利用，只有实现经济效率增长，才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长久的传承与保护[12]。而要想实现利益共赢，应加大政府、企业以及公共组织的资金投入，通过多渠道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筹措资金，使其向着生态范式的角度发展。
（五）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监督和权利救济制度
在明确保护基本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执行规范，保证立法目的实现。同时，加强9省市区政府、公共组织、大众传媒机构之间的互相监督，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及传承中衍生事物进行滥用，并促进对惠益的平等分享：一是政府主管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市场的监督与管理，二是群众及社会团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行为的监督。监督主体除了必要的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日常监督外，应建立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问责机制，决策听证制度等相关的一系列配套监管制度，扩大民间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监督作用。在监督过程中，以公平和有效的方式，授嗤林居民、传统社区或其他文化社区对自身传统的文化表达和民间文学艺术行使恰当权利，从而保证监督到位[13]。
传承人的权利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遭到破坏[14]，还应完善权利救济制度。权利救济的前提是诉讼主体必须确定，那么，简单的逻辑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作为一项新权利，同时兼具公权属性和私权属性，与之对应的保护问题也涉及公权保护与私权保护，其中仅靠文化管理部门的行政保护是否就足够了呢？当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侵犯时，究竟由谁去主张救济？权利归属人究竟又该如何主张救济呢？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9条规定来看，因为传承人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受益者，他们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传承活动，掌握着该传统遗产，并可以随时将这种影响力转化为市场竞争力，从中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那么将其定义为直接利益关系者是理所应当的事。而当主体不适格时，又应如何处理？典型的案件如：乌苏里船歌案，原告主体不适格使得诸如此类的案件处理不畅。这时候应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由检察机关或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人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等，对有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行为提讼；政府或社区组织为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应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保护基金。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获得诉讼赔偿之后，该赔偿金又可以拿出一部分纳入公益保护基金，一是用于支持未来的公益诉讼，提供资金支持，二是可以直接投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而另外一部分则可以补偿给持有人。
四、结语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保护体系，必须坚持将传承人保护、生产性保护和生态性保护联合起来，将众多的法律或者法律部门进行衔接，故应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立法保护和科学管理的模式，倡导社会大众、其他组织参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活态传承与保护。转变立法理念，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的特殊法律保护制度，加大企业、公共组织的投入，建立基金援助制度，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保护及救济制度，同时完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监督机制，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有效利用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建设中落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带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交流与合作，从而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从根本上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张耕.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韩小兵.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基本问题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
[3]周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的法治保障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5（2）：107115.
[4]黄玉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J].中国法学，2008（5）：136145.
[5]朱祥贵.文化遗产保护法研究――生态法范式的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6]齐爱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法律问题[J].电子知识产权，2007（5）：2226.
[7]徐辉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公法与私法保护研究[J].政治与法律，2008（2）：7682.
[8]孙昊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J].法学研究，2010，32（5）：93103.
[9]Kuruk P. Protecting folklore under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mes： a reappraisal of the tension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communal rights in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J].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1999，113（4）：769850.
[10]李墨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制研究――以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为中心[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09.
[11]朱祥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基本原则――生态法范式的视角[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6（2）：98102.
[12]谢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1.
第2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保护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手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创造、传承并在世代延续的过程中不断再创造再加工形成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不仅体现着文化多样性，还承载着人类社会文明，被誉为“民族的精神植被”，是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元素，是人类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最早可以追溯到发展中国家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诉求。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步较晚，最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是从地方立法开始的。云南省2000年5月26日通过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4年8月，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3月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年12月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7年全国人大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列入立法规划，2011年2月25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获高票通过，并于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一、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作为东北文化和齐鲁文化的交汇地，大连地区有满、回、锡伯、蒙古、朝鲜等45个少数民族，民族民间文艺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大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大连市群众艺术馆、市民间艺术家协会的组织下，启动了“民间艺术三套继承工作”，组织人员深入街道、乡镇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采集，把流传久远的民间文学从老艺人的口述中记录下来。2004年5月，大连市组织人员对全市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行普查，共征集了20多个项目，2005年1月，经过辽宁省专家论证，确定大连市的复州皮影戏为省级保护试点项目。2005年5月，大连市出台《大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截止目前，大连市已经先后公布了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积极申报省级、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大连复州皮影戏进入辽宁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连吹咔乐进入辽宁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连瓦房店皮影戏、大连金州区易县摆字龙灯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连市瓦房店笙管乐列入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虽然大连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一直在为保护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努力，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依然令人担忧，民间文化不断萎缩、民间文艺传承后继乏人，一些传统的技艺面临灭绝的现状。
二、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模式选择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六条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第七条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据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既有权利又有义务保护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该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只是原则性的指导，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如何保护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因此，大连市政府如何充分合理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构建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模式，是保护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务之急。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要充分运用公法和私法两种手段已经在学术界达成共识，但是，对于公法、私法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所起的作用的争论却由来已久、众说纷纭。运用私法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充分发挥其作为经济资源的价值，但私法手段不能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赖以生存的原生态环境，容易导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性使用。公法保护手段可以有效避免私法保护所存在的不足。但是，由于公法的强制性效力，对其运用要有一个合理的界限，既要发挥公法强制性效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原生态环境和原创性形态，又不能制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利用。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的指导思想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开发”，首要的任务是保护、抢救，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再去谈开发，应当采用以公法为主，以私法为辅、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法律保护模式。
1.以公法为主，以私法为辅的保护模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保障
（1）运用公法手段，对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原生态环境及其原创性形态予以充分有效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这为运用文物法和其他相关强行法规定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据此授权文物主管部门、文化主管部门等部门，运用现有的文物法等强行法规范对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和原生态环境予以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人文精神的载体，其价值核心就在于其中的“文化内涵”，可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人文价值是凝结在人们通过精神生产活动所生产的精神产品中能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文化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我们祖先五千年以来创造的及其丰富的和宝贵的文化财富，也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是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当使用和歪曲使用将损害到整个民族、地区乃至国家的利益。公法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趋向正好契合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利益的诉求。
公法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创性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创性形态是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特定的时间、空间维度之中，并保持整体性和原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失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无人传承无人开发或者开发过度失去原真性的两难境地，这一方面是因为原创性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不能被产业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产业化发展并带来经济收益，必须经过一定形式的转变才能成为文化产品，在产业化开发过程中非物质文化往往容易被人为地扭曲变形，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者原住民（权利人）对经济利益过度诉求任意地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创性形态消减。通过公法保护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行为做出规范，限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歪曲使用和过度产业化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确立正确的价值目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性、真实性、确实性、可靠性为目标，超越狭隘的个人经济利益观，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环境和原创性形态。
（2）运用私法手段，保护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人――原住民、传承人的基本权利，保护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之源、传承之本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绝非是一部法律所能胜任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是一个体系性的、多层次的、全方位的保护机制。公法保护固然重要，私法保护亦不能忽略。应当看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调动原住民的积极性对于有效实现文化传承和发展意义重大。如何才能调动原住居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精神权利的保护固不可少，经济权利的保护更为直接有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因素私权化，授予原住居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私权”，通过行使权利为权利人带来相应的经济回报，激发孕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住民保护、传承和发展自己文化的积极性。
2.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法律保护模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强有力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国的国家符号，对其保护是维护一国文化身份和文化的基本保障，政府负有主要的责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不具有经济利用价值但对其保护却耗资巨大，对于追求经济利益的私权主体而言无利可图的，很少有人愿意关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能够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带来的远期财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它有能力运用国家权力来调动各种社会资源运用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政府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未来社会一个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代表着城市的魅力，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就是让“过去”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财富。大连市政府一向重视城市魅力的塑造，例如由大连市委宣传部主办、大连电视台精心制作的大型电视系列片《崛起的海岸》把大连的文化家底统统打捞出来，打造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连形象。“它将使大连人认识到自己的文化身份，也将使整个城市达到一种文化身份的认同。”政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的主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三、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措施建议
1.尽快制定大连市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明确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性、地域性和变异性等特征使得绝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确定原创人和原创群体，使得确定其具体权利主体难以实现，只能概括的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是该遗产存在地区的原创群体或民族。然而，“原创群体”或“民族”不是法律上能够具体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主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首要的前提是确定其权利主体。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其纯洁性，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应当是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大连市政府应当以《宪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依据，尽快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明确大连市政府对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法律地位，为更好的保护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求法律上的支持。
2.健全制度，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实物、资料的流失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中要积极搜集并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如实物、资料。要求文化主管部门妥善保管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严格审查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出境，防止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流失。根据《非物质遗产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充分运用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非物质文化赖以存在的载体，原生态环境进行保护。
3.成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委员会，明确授予该委员会权利
第一，代表大连市政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行使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权利；第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社团的业务主管单位。按照我国民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登记成立民间社团必须要有业务主管单位。委员会成立专项基金，接受社会捐助，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4.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促进大连市区域文化保护与大连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淀深厚、特色鲜明、有广泛群众基础且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生产生活等文化生态保存比较完整、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村落或者特定区域，划为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生态意义上的保护。
5.继续深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活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组织力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调查，全面开展普查、搜集、记录、整理工作，摸清家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前提。对不同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对调查、普查获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果，应分类整理，应用电子技术进行保存管理，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数据信息库。
6.在继续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基础上，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十八、十九、二十条的规定，建立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二十九条的规定认定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给予传承人各项资助，鼓励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传播。
参考文献：
[1]侯长林.对文化价值分类的再认识[J].铜仁师专学报，2002，（2）.
[2]冯骥才.灵魂不能下跪.冯骥才文化遗产思想学术论集[M].宁夏人民出版社.
第3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模式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3-0296-02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特征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为了切实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中国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根据该法，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如下几种：一是传统的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口头文学载体的语言文字；二是传统的杂技、书法、舞蹈、美术等艺术；三是传统的历法或者医药、技艺等；四是传统的民俗、节庆活动、礼仪；五是传统的游艺和体育；六是其他的相关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
1.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人们对文化的自我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并非一成不变，既存在创新也存在抛弃，因而它是活态的。正是通过世代相传、改造完善，文化才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同时这种口传心授的传承也打上了深刻鲜明的民族、家族印记。
2.地域性。通常情况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特定族群在特定的地域上创造和传承下来的，其必定与该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都反映了特定地域的生产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离开了该地域，它们就失去了存在的环境和条件。
3.群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产生到发展，不是依靠单个社会成员的一己之力便可以完成，而是需要其所在地域的整个群体或关联的族群在长期的团体生产生活中不断完善，它反映了该社会群体普遍的民俗风情、思想感情、文化内涵和理想愿望，表现了该群体的集体智慧。
二、国际法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依据
（一）基于国家文化的保护
国家文化是国家在文化领域所拥有的对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同时国家文化的行使也必须尊重国际公共权利。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显露出其潜在经济价值，国家之间因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化而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不尽相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也逐渐政治化。这种政治化趋势，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基于此，从国家的角度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地位是减缓这种政治趋势的出路。国家对于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有权管辖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
（二）基于国际人权法的保护
在21世纪全球一体化进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2]。非遗保护和国际人权保护既统一又存在冲突。统一在于：文化权利本身是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冲突在于：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陋习，其违背了基本人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序言中宣布，其参考了有关的国际人权文件。这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遵循保障人权的原则。只有符合国际人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被国家和国际社会予以承认和保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国际人权保护存在互动。
（三）基于国际环境法的保护
在全球经济建设得到有效推进的同时，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国际环境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在这一原则提及之初，其仅仅是关注生态环境的和谐，忽视了人文因素的可持续发展。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日益认识到文化生活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关联性被提上议事日程。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应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之中，不同国家、民族传承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快速推进的现代文明严重冲击了非遗的生存和发展。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消失，必定对文化生态平衡造成极大的破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尊重，并不意味着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封存起来，而是应该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在充分有效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传承和发展，必须避免盲目开发、急功近利。
三、国际法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一）行政保护模式
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行政保护模式是指成员方按要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采取的确认、保存、弘扬、传承和振兴等各种行政保护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行政保护十分必要：第一，确认、归档和保存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序保护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挖掘、整理、归档以及开展了相应的研究之后，才能准确掌握其源流和传承的具体情况，便于日后更好地开展保护和利用工作。第二，合理开发利用是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有效手段。长期以来，日韩等国家，在保护的前提下积极发掘、展示本国的民俗文化资源，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事实证明，只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条件的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生产力，才能以保护带动开发，以开发促进保护。
日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相对健全的行政保护。首先，文部科学大臣向“文化审议会・文化遗产分科会”提出咨询。然后，后者向有关的“专业调查会”提出调查委托。“文化审议会・文化遗产分科会”审议调查报告，进行答申。再由文部科学大臣决定“指定”与否，一经指定，即发表官方“告示”。在指定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的同时，还必须对能够高度体现无形文化遗产之技能的“保持者”或“保持团体”进行个别认定、综合认定或团体认定[3]。
（二）法律保护模式
世界上许多国家均切实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力度，收到了明显成效。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法律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国家[4]。1793年颁行的《共和二年法令》规定，法国对于一切的艺术品进行保护，只要其处于法国的境内。此后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法律，如《纪念物保护法》、《考古发掘法》、《城市规划法》、《景观保护法》等，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不断健全完善。
（三）综合保护模式
行政措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和保存来讲不可或缺，但是仅给予行政保护并不能最大化的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不能切实保障相关主体的权利实现，因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采取行政保护与法律保护相结合的综合保护模式。
以中国为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繁荣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是非常独特的。近年来，中国对非遗保护日益重视，采用综合保护模式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非遗的传承与发扬。
1.进一步细化行政措施确认、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中国对于非遗的行政保护存在以下不足：保护经费有限；激励措施不足；监督机制缺乏。迫切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行政保护：第一，政府及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非遗的保护工作，建立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对非遗代表性项目认定传承人，为其提供开展传承活动的必要场所、经费支持；第二，上级政府及其文化部门切实加大对下级政府及其文化部门的监督管理力度；第三，对于在非遗保护和传承方面做出了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营造有利于非遗保护传承的良好氛围。
2.逐步完善相关法律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目前，中国在非遗保护方面最为重要的法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该法对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影响深远。但是其过于简单笼统，对于一些细节问题并没有给予相应的规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保护的相关法律，主要包括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但是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被运用至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时仍存在着制度瓶颈和理论障碍，还有诸多难题亟待解决：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商标法规定的商品分类表无法涵盖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必然导致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无法归入商品分类表而无法申请注册商标；第二，著作权保护的时间性使著作权制度不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永久保护；第三，著作权对作为衍生作品母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无法给予保护，对民间节庆等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保护；第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相承的，很难满足专利保护对于新颖性的要求等。
因而应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所确定的法律原则的基础上及时补充制定实施细则，完善配套法规，从而使相关的规定更具可操作性，使这部文化大法更能发挥实效。要充分认识知识产权制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认可其在非遗私权保护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 李墨丝.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国家为视角[J].求索，2009，（4）：138.
[2] 郭玉军，唐海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人权保护研究――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视角[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6）：66.
第4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范文
论文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 数字化 集体管理 基金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历代传承，凝结着劳动人民的智慧，但近年来不少外国人到中国民间无偿攫取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营利活动，如好莱坞大片《花木兰》获得20亿美元的票房收入，而作为故事发源地的中国却不能从中取得任何收益。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已为人们所认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保护有现实需求；另一方面，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形成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不属于传统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也没有单行法律对其进行特殊保护，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游离于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之外。我国虽于2011年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此法侧重于从国家和政府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保存，并非对私人利益的保护。
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作者（为行文方便，本文把那些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主体称为“数字化作者”）在调查、收集、整理并将其数字化过程中，付出了一定的智力劳动，因此有必要对数字化作者的相关权益进行界定和保护。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上述概念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外延比较丰富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非物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表现为无形的制作工艺、民俗活动、传统知识、节日文化、传统技能等。这种非物质性增加了界定创作主体的难度。第二，创作的集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存在于特定群体中，由于年代久远，常常难以确定最初创作者，并且由于传承者不断加入创新元素，因此难以将智力成果界定为某个特定个体。第三，创作的延续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口口相传中，传播者不断加入一些新的创意或元素，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处于“被创作”的过程中。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数字化技术能够通过计算机、照相机、扫描仪等设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储存、加工、传输和以数字形式再现，所以通过数字化技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图象、文字、声音等形式被固定下来。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分散性和非物质性等特性，因此，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过程中，有时需要数字化作者对于内容取舍、结构安排等作出选择，凝结着较高的智力成果。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权利界定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作者的权利
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是作品，其保护范围限于表达方式，不延及作品的思想、程序、操作方法、原理等因素。豍根据著作权法的原理，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主要针对它的代表作而言。豎但从前文分析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通过世代相传流传至今，大部分没有形成有形作品，或者即使形成了代表作，对于其他参与创作的主体如何保护，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本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受著作权法保护，但由于其特殊性，应当通过制定著作权法的特别法，以单行法的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因为《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作者应当享有的权利包括：
第一，人身权。（1）署名权，当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确定由某一个民族、村庄、部落创作时，应当保护其署名权；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确定创作群体时，也应当清楚地表明其渊源及流传的范围等基本信息。（2）修改权，这一权利由创作群体行使，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具有延续性，一直都将处于被创作的状态之中。（3）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者通常是一个松散的群体，当发生侵权行为时，容易产生搭便车心理，因此，应当授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行使。（4）发表权，非物质文化遗产随时处于创作中，并且由于口口相传等原因，其创作和发表在时间上往往具有同步性，再创作完成之时即为发表之时，因此，这一权利也应由创作者享有和行使。
第二，财产权。财产权的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群体，但应授权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和基金会行使。行使财产权所得的资金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按照其设立时所制定的章程代为保管和运用，主要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认定、保护、传播等工作。财产权的行使方面的内容，详见下文阐述。
（二）数字化作者的权利
数字化技术能够以特定形式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能够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如何界定相关主体的权利并对其进行保护。本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作者受到什么程度的保护，与其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相关。
1.数字化作品具有独创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与普通作品的数字化不同，后者通常只对原有作品进行数字化转换，这一过程由机器完成，基本没有独创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没有固定的形式，数字化作者在选材、摄影、录音录像过程中，凝结了较多的智力成果。不同的数字化作者对同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其结果可能完全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如果数字化作者经数字化所形成的作品达到“独创性”这一标准，就应当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权利。
2.数字化作品不具有独创性
如果数字化作品仅对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简单复制和再现，不具有独创性，则可以通过邻接权进行保护。邻接权保护的是一种再现、复制和传播他人作品的劳动，数字化作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特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并通过数字技术进行传播，属于作品的传播行为。虽然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邻接权只包括出版者权、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和广播电视组织权，但邻接权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时代和新技术的发展，其外延可以随之扩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录音录像和无线电传播技术的发展导致了邻接权的产生，当今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作品传播方式，那么这些传播者的权利也应得到保护。笔者认为，应当在邻接权中增加一类——“数字化作者权”，以保护没有产生独创性作品的数字化作者的权利。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管理制度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集体管理制度的理由及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者是无名的或者是归属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居民，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属于这一群体所有，群体中的任何人都可主张权利，但任何人又无权单独享有权利。权利主体的群体性、不确定性使得权利的行使难以获得有力的保障。豏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作品的创作群体不宜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主体主张权利，况且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不明确，因此，有必要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代表特定群体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可以在保证权利主体利益的前提下，满足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同时，由于群体的具体成员众多且难以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取得的许可使用费不可能像其他著作权协会一样扣除必要的管理费后返还给权利人。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可以保证许可使用费用于实现保护目的。特定群体为保护、丰富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可向基金会提出申请，基金会对于符合章程规定条件的申请应予准许，拨付必要的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另外，基金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者和保护者支付一定数额的报偿或者给予奖励，尊重他们在收集保护过程中付出的劳动，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同时，收集整理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使用人向确定的权利行使主体支付使用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使用，充分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潜在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增进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增进社会财富增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和基金会职能划分
“我国早在1992年即成立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1998年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成立后，国家版权局又多次指示并帮助组建文字、摄影、美术作品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从目前的趋势看，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是采用多种协会体制的。”豐“我国已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中华版权总公司。在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法律上是一个社会团体法人，其以法人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豑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笔者认为集体管理制度可以达到对非物质维护遗产的保护和合理使用双重目的：即在我国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行使集体管理权，其下设“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这一财团法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等工作统筹安排资金。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职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职能主要包括：（1）组织开展调查、收集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分类、登记建档，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2）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定群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人签订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许可使用费。根据国家版权局《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第3条和第4条的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也应当事先取得创作者许可——这一许可权应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代为行使。当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适用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的规定。（3）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章程，规定该基金会的宗旨、业务范围、组织机构、财产的管理和使用、终止和剩余财产处理以及章程修改等内容。（4）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许可使用收入，在扣除必要的管理费用后，以捐赠的方式注入基金会。这样做可以避免目前以财政资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所带来的不足，同时也可以保障财政资金投向更为亟需的民生领域。（5）保护特定群体的署名权，禁止伤害群体感情和尊严的、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等人格权的行为。当上述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6）开展其他社会活动。
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的职能
基金会属于财团法人的一种，按照章程所规定的宗旨开展活动，即“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保护非物质文化基础基金会”的章程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根据履行职能的需要而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的职责主要包括：（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提供资金支持；（2）基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提供资金支持；（4）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提供资金支持；（5）对其他符合基金会章程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与传统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区别
第一，性质不同。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性质为非营利性的民间自治组织，非官方性意味着不得强迫著作权人加入集体管理组织。同时，及时著作权人已经自愿加入，仍然有退出的自由。豒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特定民族或区域群体的财富，更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权利的取得不需要经过事实上的创作群体授权，国家以保护和发展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目的，通过立法授权协会和基金会行使权利。与其负担的职能相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管理组织具有官方色彩。
第二，维护利益的侧重点不同。传统的著作权管理组织重在维护某一类著作权权利人的利益，其在扣除必要的管理费用后将所获得的收益返还给著作权人，这种利益一般为私人利益。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不仅维护特定权利群体的人身性权利，更在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丰富，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属性较为明显。
第三，机构设置不同。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一般设置协会，以自己的名义依据权利人的授权行使相应的财产权，并在协会内部设置相应的办公机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则不仅设置管理协会，而且由协会这一社会团体法人捐赠财产设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这一财团法人，以实现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
第5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范文
2005年12月,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作为出品人、张伟平为制片人、张艺谋作为编剧和导演拍摄了电影《千里走单骑》。因影片中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安顺地戏说成是“云南面具戏”,2010年1月，安顺市文化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名义对影片导演张艺谋、制片人张伟平、发行方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侵犯安顺地戏署名权向法院提讼。安顺方面希望判令导演张艺谋、制片人张伟平、发行方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分别在《法制日报》、《中国日报》(英文版)中缝以外版面刊登声明，就影片《千里走单骑》侵犯“安顺地戏”署名权消除影响。同时他们希望判令北京新画面公司停止发行影片《千里走单骑》。2010年5月11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2011年5月24日10时安顺地戏”状告电影《千里走单骑》侵犯署名权一案在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宣判。法院认为，安顺地戏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依法保护，但张艺谋及其执导的影片不构成侵权。对宣判结果，安顺方面表示不服，决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05年12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将“安顺地戏”列为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06年6月,国务院将“安顺地戏”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此案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案”之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虽然此案中,安顺市文化局的诉求被驳回,但由此引发的问题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应该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深思。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一）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按上述第1 段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 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二）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之前，《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认为，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可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无论是从传承的主体还是传承的形态，都与国际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如出一辙。
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具备两个特性即非物质性和价值性，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日韩等国经验，要想申报世界级或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或科学价值，没有这几项硬条件作保障，要想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无论是公约还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重视了其“价值性”却忽视了“非物质性”，将各种“工具”、“实物”及“制成品”等亦当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上“换汤不换药”，并没有体现出任何特色，充其量不过是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同题异述。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一）国际上的法律保护模式
美国主张以“合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反对国际层面的立法，更反对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框架。
欧盟及其成员国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支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国际立法模式，主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设具有操作性的权利制度，并积极筹划准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TRIPs之中。
（二）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主要是指知识产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类中的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可以作为口述作品享有著作权，第二类的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同样享有著作权。因而，这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均可享受著作权法的保护。第三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技艺有可能成为专利法上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当这些技艺取得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或成为商业秘密时，便可受到专利法和的保护。第四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中也有许多内容如工艺、木雕和人体艺术等可以视为美术、建筑作品，有些当其附着于产品而作为商业用途时还符合外观设计的法律要求，因而可分别受到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的保护。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的保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
所谓公法保护模式主要指通过行政法规、规章等形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主要有行政法保护模式和刑法保护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规定： 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国家扶持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第七条：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第三十八条：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中、、的，依法给予处分。第三十九条：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时侵犯调查对象风俗习惯，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处分。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本身的性质及其规定的内容可以看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属于典型的公法保护模式。
《刑法》作为一种保障法，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必不可少的。行政法规或措施和知识产权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般法律保护手段，而刑法是最后的保障手段。当行政措施和民事措施对越来越突出的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显得有点力不从心的时候，刑法作为“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刑法保护的重要性便逐渐凸显出来。刑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通过知识产权罪刑规范的保护。《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规定的侵犯知识产权罪大致可分为四类：侵犯商标权的犯罪有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侵犯专利权的犯罪有假冒专利罪；侵犯著作权的犯罪有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有侵犯商业秘密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内容可取得知识产权，侵犯这些知识产权的行为达到严重程度时，就可能构成《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所规定的侵犯知识产权罪；第二，通过附属刑法规范的保护。例如2006年12月1日施行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第(二)项规定，，致使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存的文化场所及其环境遭受破坏的；第(三)项规定，贪污挪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经费的。再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实质都是利用罪刑规范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6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意义；问题；措施
国务院公布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鄂温克民俗文化和桦树皮制作技艺。对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传承与保护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基本职责。但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基于此，以下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进行探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本民族性格的直接表现，而且是民族情感、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载体。笔者认为加强对其传承与保护主要具有以下意义：（1）为了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保持中华民族的个性特征。随着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这就需要一种传统的精神力量来团结和号召广大的中华民族儿女，增强凝聚力，从而能够使中华民族继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而且还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认识和定位，是从较高层次的抽象角度和历史的高度得出的科学结论，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经济资源，更是一种永恒的精神的宝藏。旅游业的发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机遇，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切实的体现；同时还应清醒地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还是一种需要大力开发的旅游资源，其发展潜力巨大。这种资源不同于普通的物质文化遗产，它更体现了一种精神力量；它能够充分展示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独特魅力和丰富的内涵。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机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中，需要明确传承与保护工作中的各要素运行机理，才能发现传承与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主体：非遗传承与保护主体是指参与到非遗传承活动中，并愿意将自身技艺进行传授的个人或是群体；而非遗保护的主体则更加多元化，包括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个人以及社会媒体等多种群体；（2）客体：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客体包括各种文化遗产的的表演形式、知识、技能以及各种工艺品等；非遗保护的客体指保护工作中的传承人与传承对象，这一要素在非遗保护工作中有着重要意义；（3）载体：非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以人作为传承与保护的载体，在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必须依靠非遗传承人的口传心授来进行，因此在非遗保护中必须重视对传承人的保护工作；（4）路径：非遗的传承与保护路径主要是人民的广泛参与以及传承人的口传心授；非遗的保护路径则较为丰富，包括静态形式的保护以及对传承人的活态保护，具体包括相关法律政策、非遗教育、市场化发展等，非遗的保护路径没有固定方式，只要有利于活态传承的活动都可以被视作保护路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存在的主要问题。（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环境的问题。相比于传统的民俗文化，现代年轻人更加推崇城市文化、潮流文化，同时国外文化的不断渗透也使得极少数年轻人愿意了解、认识以及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给传统文明的发展与传承带来了不利影响。并且由于自然灾害等非人为的破坏也是影响非遗传承的重要因素，在自然灾害中非遗将受到不可修复的严重损坏，因此也是造成非遗传承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2）传承链中断问题。非遗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因此其对于传承人有着较强的依赖性，而随着非遗传承环境的不断恶化，多数非遗传承人已经属于高龄人群，但现代年轻人相比于传统技艺更加青睐现代文化，因此只有极少数年轻人愿意加入到非遗传承的行列中，这就导致了非遗传承链条在不断中断。（3）传承机制的问题。非遗传承工作需要依靠完善的传承机制，虽然当前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非遗传承的重要性，陆续展开了多种传承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整体上看，国内的非遗传承机制仍然存在很大不足，无法对数量众多的非物质遗产进行科学、有效的传承，也没能深入人民群众之中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必须对加快对传承机制的完善工作，从而使政府、社会以及人民群众展开更加系统、科学的非遗传承工作。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1）政府对非遗保护的认识问题。第一、现阶段政府的非遗保护工作更多的是以申遗为工作重点，希望能够通过申遗来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如果一味地强调非遗的商业性质而忽略了对其文化内涵的保护将失去非遗保护工作的真正价值，为了获得非遗的经济效益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创造非遗的现象，这种非遗过热现象不但无法对非遗起到保护作用反而会给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伤害；第二、政府在非遗保护中过度重视对非遗形象工程的建设，地方政府为了申报非遗项目而盲目进行非遗形象的塑造，而一旦申遗通过后，非遗的保护工作将被再度忽略，这就使得申遗工作失去了其文化保护的真正意义，无法真正达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目的。（2）非遗保护机制问题。非遗保护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评审机制问题以及监督机制问题。第一、在地方非物质遗产申遗的评审工作中，政府为了促进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仅仅从申报流程以及范围等方面进行，而缺少对非遗项目真实性的严格审查工作，这种做法将给非遗的保护工作带来不利影响；第二、政府缺少对申遗通过地区保护工作的监督机制，政府应该加强对地方非遗保护全周期的监督工作，防止出现申遗过程中的过度开发、虚假申遗以及轻保护现象，从而使得对非遗的保护工作发挥其真正价值。
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措施
1、 确定传承项目，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力度，组织专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评估、判断、筛选，把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地方特色，具有时代相承特点，具有独特的知识、出色的技能和高超的技艺，保护和传承它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传承项目，并根据其类别、特点、濒危程度，申报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此推动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2、通过相关法律进行保护。法律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在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进程中，必须要注重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协作与指导关系。全国各地政府应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基础之上，根据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状况，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分工与职责。首先，地方政府必须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不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其次，必须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相较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存在这巨大的差异性，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扬至关重要，各地政府必须要构建一个传承人命名与保障体系，在专项资金当中划拨出一部分进行专项管理。最后，要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法律法规，健全相应的奖惩体系。通过立法，不仅能够有效激发人民群众主动、积极的参与到保护工作当中，同时又能够有效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破坏与流失的情况。
3、加强政府扶持力度，进行保护。（1）增加投资。要想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度，使得更多的群众能够正确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这就需要各地政府积极组织社会当中的各种资源，通过积极组织各种宣传范围广、辐射能力强的宣传活动，有效提升民间文化的知名度，从而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参与度。（2）协同合作，共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属于全面、系统的工程，这就需要中央、各级政府、地方文化机构、宣传机构以及非物质文化的专家进行协同合作，要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力量，最大程度的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从而有效提升整个社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认识。
结束语
我国具有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沉淀，有着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当前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濒危、衰退，甚至存在消失的危机。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曹伟伟.浅谈漯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D].合肥：安徽大学，2014.
[2] 于思文.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策略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4
[3] 史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探析[J]. 大众文艺，2015（03）
第7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范文
论文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主体 文化信托法人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文化
从1972年签订《世界遗产公约》起，起初我们只重视我们所能看的到和摸的着的文化，例如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以及人类文化遗址等等，即有形的文化遗产。但是随着我们人类的快速发展，周围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突然意识到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谓看不见的文化就是指无形文化。
现今世界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例如我们穿的衣服——西服、牛仔裤、鞋、饮食的西方化，以及我们使用的日常用语当中也有很多直接音译过来使用的外来语词汇。这些变化都在说明我们正在受西方发达国家强势文化的影响，慢慢的被其侵蚀。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这样的趋势下，应该如何去保护自有的文化，及如何展现自己独有的文化魅力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事情。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首次下的定义，其定义是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在此之前，其名称曾使用过“民间文化（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墨西哥会议文件）”，“传统文化与民间创作（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传统文化与民间创作的建议》”，“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杰作宣言》”等不同描述。
（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下的概念，国内大多数学者持认同的态度，但是毕竟每个国家都有他特定的文化，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定义已经大部分涵盖了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对于我国来说完全的适用其概念来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做不到保护全面，于是我国从实际出发，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做出一些补充和修改，最终于我国2011年2月25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如下：“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有关的实物和场所。该法主要规定了政府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应该做的事情，例如通过确认，立档，研究，保存，宣传等行政手段加强保护。
（四）如何更好的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初国内的学者主张用公权力来保护（即保护工作应由政府来承担），也有学者指出要给结合公法和私法来保护，大家都各有各的主张和见解。但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历程来看，从最早开始关注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本开始，我们发现起初各个国家都是采用公法来保护，但是近些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呈现另外一种趋势，那就是公私相结合的方式，因为大家发现如果仅利用公法来保护是远远不够的，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太过庞杂，其每个不同的文化遗产都具有不同的性质，单一性质的法律是很难达到全面的保护的目的，尤其是像我国这样地域广，多民族的国家，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用浩如烟海来作比较也不为过。
对采取多样的方法去保护，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种类也很多，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认为我国也应采取以公法为主，私法为辅的保护措施，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在这一点上笔者很赞同黄玉烨教授的观点，黄玉烨教授解释说在保护方法上之所以需要这么做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如：传统的礼仪，节庆，民俗活动和传统的体育，游艺活动等。它们具有一种公共属性，其具有这个民族或整个国家共同拥有的特征，所以这些就适宜用公法来保护。但是例如：传统医药，传统手工艺则更适合用私法来保护。公法为主，主要是因为对于确认，立档以及筛选传承人这些重要工作，由政府来做比起由民间团体来做这些庞杂的工作更容易建立完好的体系，如果这件事情交由民间团体来做则可能会导致易分散的情况发生。
笔者认为目前想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要建立一套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套有体系的法律，因为其所包含的种类太多且数量和涉及的领域太广，其不仅体现的是文化的多样性，而且还体现民族群体的物质权益，因其有些部分是涉及公有的，又有一些是涉及到私有的，很难建立一套法律来全面的概括和保护，既然不能，那我们可以换个方法，根据其多样性的特点，采用多样性的保护方法。
二、目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遇到的问题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目前有诸多问题存在，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界定，保护主体，其保护期限，其客体的分类，是专门立法还是修改知识产权法来保护等等。
我国虽然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但是其不能涵盖和保护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于是在其第四十四条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的保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利用这条法律对一些适用知识产权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个衔接性的规定。
为了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必须要用知识产权来保护，但是知识产权法没有具体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定，于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当非物质文化受到侵犯时，如何去适用和操作，一直都不是很理想，并且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
在这些众多问题中，如何才能做到更好的保护，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其保护主体。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随着21世纪世界化，情报化的急速发展，人们的意识和价值观发生多样的变化，在此始点上，如何扩大和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社会产生的积极良好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国内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靠政府通过经济援助来保护的，随着我们挖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多，政府的压力会变的越来越大，毕竟政府提供的资金和物质都是有限的，而且仅仅依靠政府提供的资金也不能完全的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另外我们大部分人有一个误区，那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政府的责任。其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体国民的责任，所以我们需要公众参与这项保护活动中。公众的参与将会起到积极作用以及制约和监督的良好作用。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世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两个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息息相关的主体：它们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即传承人），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在某种意义上传承人也可以看做是保护主体）。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大致可分为：（1）政府职能部门；（2）学界；（3）商界；（4）新闻媒体。而笔者发现国外有些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护主体则更多样一些，有些国家靠国民自己，或者依靠非盈利组织来保护，这大大激起了国民的保护意识，起到了很好的积极作用和保护效果。
（二）《国民信托》——第三方管理团体作为保护主体
笔者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早在1962年韩国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当中，制定了对所有者不明，所有者或管理者管理困难亦或认定为其主体管理不适当的时候，可以指定由第三方管理团体来保护的法律制度。像这样的公众参与方式当中有一个方式叫做“国民信托（National Trust）”。
国民信托是指国民信托法人利用从国民，企业，团体等寄赠或授予得来的财产及会费来保护那些拥有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资产并保全和管理，提高当前及未来生活质量的依靠民间自发性活动的力量来保护管理的行为。
这一概念来源于英国，自1895年创立，成立之初的目标是永久保护全国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美的土地与建筑。
与英国的国民信托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国民信托活动，英国是根据特别法制定的向全国推进且以中央为其国民信托的中心，连接其他地域信托活动的全国型活动。而日本则是以地域为主，地域和地域之间信托运动形成一种网的形状互相连接的方式进行的地域型活动。如今这一活动不仅仅在英国，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且还发展到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国家展开。
（三）韩国的《文化信托法人》
然而这一概念到了韩国之后，则很好的用在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上。
在2007年3月25日韩国文化厅和环境部共同制定的《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资产的信托法》开始正式实行。其法律条文里规定了文化遗产国民信托委员会负责管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该法第三条第一项指出，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可以设立《文化遗产信托法人》。
而且韩国在实行这一法条之后，这些信托法人们积极的开展活动，展开许多宣传活动，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很好的促进及保护作用。
（四）可适用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笔者觉得韩国的《文化遗产信托法人》这一概念可以借鉴，首先韩国和中国的文化都是亚洲文化，比起中国跟那些发达的西方国家比起来差异性不大。而且这样一来，公民也可以参与到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主动的作用，政府对此的财政负担也会减少许多。
如果引入《文化遗产信托法人》这一概念，我们也无需专门立法，直接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增加有关信托保护的法条即可。在法律上规定这些法人的权力义务，例如有权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规定一段时间公布其财政支出的账目等。
在监督方面，可以让国民自己去监督这些《文化遗产信托法人》，此外我国的文化部也可以成立专门的监督小组，对其进行监督。
如果引入了这一概念，关于在保护模式的选择上，因为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已经做好了确认，立档，研究，保存等建立体系等的工作基础，且我国中央政府具有较大的行政能力，这种权利结构的分配，可能不太适用于日本的国民信托概念，而英国式的以中央为信托中心连接其他地域的模式会更有利于我国的实际情况。
我国的文化部在这里可作为这个中央信托中心，连接其他各个文化信托的法人，而这些法人和文化部可以互相监督。
三、结语
目前各个国家开始关注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保护方法上，每个国家都有其保护上的优点和缺点，对于那些适用于我国的优点，我们可以拿来使用并完善我们的保护制度。
并不仅仅是在我国，其他国家也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主要靠公法来保护，但是仅仅靠公法是不够的，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我们身边很多东西都会有权益的纠纷，有些需要知识产权法的保护，需要私法的保护。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但是其对私权保护方面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仅仅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衔接性规定，这样是远远不够的。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长大的，所以我们每个国民都具有责任去保护他，所以这并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
第8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范文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全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上海历史文脉，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保存、认定、利用、传承、传播等保护活动及相关管理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新闻出版、规划国土资源、经济信息化、商务、工商、农业、卫生计生、民族宗教、知识产权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所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承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具体工作。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建立和完善保护机构，加强专门人才培养和专业队伍建设。
第六条 本市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由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的人士组成，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决策咨询意见。
第七条 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及其他相关社会组织按照各自章程，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相关的学术交流、咨询服务、权益维护等工作。
第八条 鼓励和支持其他社会组织、公民、法人通过研究、收藏、展示、传承、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第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网站等媒体应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
第二章 调查与保存
第十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需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指导、协调，并对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调查难以覆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可以依法对其工作领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的具体方法和要求，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认定、记录、建档，建立健全调查信息共享机制。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收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代表性实物，整理调查工作中取得的资料，并妥善保存，防止损毁、流失。其他有关部门取得的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应当汇交给同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二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应当公开，便于公众查阅。
第三章 代表性项目名录
第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建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本行政区域内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录予以保护。
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认定标准和程序。
第十四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从通过调查或者其他途径发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遴选拟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
区、县人民政府可以从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向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推荐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向市或者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建议。
第十五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从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中，选取五名以上相关领域的专家，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认定标准和程序，对拟列入或者被推荐、建议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进行评审。
评审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十六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经专家评审后拟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予以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二十日。
公示期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异议的，可以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书面提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异议情况进行核查，认为异议不成立的，在收到异议之日起二十日内，书面告知异议人并说明理由;认为异议成立的，重新进行评审。
第十七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和公示结果，拟订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应当报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四章 分类保护与合理利用
第十八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状况和特点，实行分类保护，对濒临消失的或者本市特有且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予以重点保护。
第十九条 对濒临消失、活态传承较为困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采取将其内容、表现形式、技艺流程等予以记录、整理，编印图书，制作影音资料，建立档案等方式，实行抢救性保护。
第二十条 对受众较为广泛、活态传承基础较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认定代表性传承人、培养后继人才、扶持传承基地等方式，实行传承性保护。
第二十一条 对具有生产性技艺和社会需求，能够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药物炮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通过扶持、引导、规范对项目的合理开发利用，实行生产性保护，使该项目的核心技艺在生产实践中得以传承。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实行生产性保护，应当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不得擅自改变其传统生产方式、传统工艺流程和核心技艺。
第二十二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需的濒危原材料予以保护;鼓励依法种植、养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需的天然原材料，或者开发、推广、应用相关天然原材料的替代品。
第二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符合条件的中华老字号和上海老字号企业的传统技艺，优先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加大保护和扶持力度，促进本市工商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第二十四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制定专项保护规划，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其相关的场所和实物，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
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区域空间规划的，由规划国土资源部门会同相关专业管理部门制定专项保护规划。
第二十五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应当以尊重其原真性、文化内涵及自然演变进程为原则，保持其原有的文化生态和文化风貌，不得歪曲、贬损、滥用。
第二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通过与文化产业发展相融合等方式，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第二十七条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产生的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依法予以保护。
第五章 传承与传播
第二十八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包括个人和团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
(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
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参照执行本条例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审的规定。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向社会公布，并建立代表性传承人档案。
第二十九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开展知识和技艺传授、艺术创作与生产、展示、表演、学术研究等活动;
(二)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
(三)取得传承、传播工作或者其他活动相应的报酬;
(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二)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
(三)配合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
第三十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重新或者补充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第三十一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从愿意承担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义务，具备开展保护工作所需人员、设施、场地等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中，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程序，认定该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作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享有相应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
第三十二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享有下列权利: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行研究;
(二)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
(三)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制定并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与传承计划，为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二)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资料、实物，对有关资料、实物、建(构)筑物和场所等予以保护;
(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活动;
(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义务。
第三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结合市民文化节、文化遗产日、传统节庆和民间习俗活动，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成果，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氛围。
鼓励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区域、商业营业场所、公园、绿地等具有展示空间和条件的公共场所，对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给予支持、提供便利。
第三十四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保护机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档案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工人文化宫、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机构，以及利用财政性资金举办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等，应当根据各自业务范围，有计划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研究、收藏、展示、传承等活动。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机构，设立展示和传承场所，举办公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研究、收藏、展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整理、翻译、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文献、典籍、资料等。
第三十五条 学校应当采取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融入相关课程，或者与特色课程相结合、开设校本课程等方式，向学生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
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单位参与学校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
利用财政性资金开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公共文化设施或者展室应当为学校开展教育活动提供服务和便利。
第三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其他地区具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本市传承、传播，并与本土文化融合发展。
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三十七条 本市应当设立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组织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等。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参照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的相关规定，设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属于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的，可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向财政部门申请预算经费。
文化行政管理、财政、审计等部门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八条 对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发展文化产业的单位和个人，符合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方向的，在申报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时，应当予以支持。
单位和个人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
第三十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公共文化设施，或者在公共文化机构内设立专门展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承、交流场所和传承基地建设。
第四十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后继人才，予以重点扶持和培养。
教育部门应当支持和引导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通过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或者课程，建立教学、传承基地，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培养专业人才;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相关专业列入职业教育奖励专业目录，实施学费减免等优惠政策。
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可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申报专业技术职称。
第四十一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捐赠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实物和保护资金等方式，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实物捐赠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登记入库、管理使用等制度，妥善保存。
鼓励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有关社会组织，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
第四十二条 对做出显著贡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保护单位，按照国家和本市评比表彰的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鼓励公民学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技艺，对表现优异的后继人才给予适当资助。
第四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相关部门履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职责情况，纳入对其绩效考核的内容。
第四十四条 本市建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情况的定期评估制度。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每三年对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情况进行评估，并向社会公开评估结果。
经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或者保护单位，无正当理由未履行义务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市或者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或者保护单位资格，并予以重新认定。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六条 文化行政管理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监察机关依法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未及时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违反法定条件或者程序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其代表性传承人的;
(三)挪用、挤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的。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20xx年5月1日起施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和申报原则基本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截至20xx年，我国共有昆曲、古琴艺术等26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3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
申报原则
第9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百泉药会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5-0081-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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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极具推进，经由西方国家传播的大众娱乐文化以及大量文化产品和服务，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产生巨大影响，很多国家、地区的很多民族传统文化.都面临着消亡的危险。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对每个国家来说都尤其重要。就我国的具体国情而言，尤其是在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全球化与本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如何面对国际文化贸易中西方文化的单向输入和我国长期以来对外文化贸易逆差问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开始提供了良好的借鉴。2004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我国政府开始正式履行公约，先后以国务院和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关于加强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相继成立，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和名录颁布、传承人确认等方面的工作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这也为制定非物质遗产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加入公约之前，曾经起草过一个“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草案，这个草案也可以说是非遗法的前身。我国加入公约后，为了与公约衔接，法律名称也做了相应修改。
在此基础上终于在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于同年6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真正步入有法可依的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宣言等多部国际法律文书相衔接、相呼应的一部很重要的国内法，对于保护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我国文化的完整性和多样性有着很重要意义。从我国法律体系本身的构成来看，非遗法虽然归入行政法类，但它从内涵上基本属于社会文化类，它的出台填补了社会文化类法律的一个空白，是文化立法的重要成果。在非遗法出台前，云南、贵州、广西、福建等地先后出台了相关地方性法规，有不少经验可资借鉴。已经立法的地方期待上位法出台后再依照它来修改地方非遗条例，尚未立法的地方也期待有了上位法之后再据此开展相关立法工作。自《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后，河南省也出台了《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这对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更具体的实施方案，河南省辉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百泉药会”也因此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河南省地处中原，历史悠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和形势也多种多样。“百泉药会”起源于隋大业四年卫源庙的祭祀活动，因祭祀在卫水之源的卫源庙举行，最初名为卫源庙庙会。唐高宗年间，庙会更为兴盛，固定到每年四月初八举行，随着药材交易的加入，药材互易成为卫源庙会省得一项重要内容。明洪武八年，要会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药材交易变成百泉庙会的主角，庙会正式演变成“百泉药会”。百泉药会上的祭祀活动颇具特色，有“观羊”和“送贴”等独特习俗，有“放水鸭”和“送河灯”等地方民间艺术，素有“春暖花开到百泉，不到百泉药不全”之的美誉，更与河北安国、江西樟树一同成为全国三大药交会，并居三大药交会之首。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20世纪初百泉药会达到了繁盛的顶峰。之后因为各种原因，百泉药会日渐衰退。2008年，百泉药会被国务院正式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时至今日，百泉药会原有的风俗和规模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继承原有药材互贸的基础上发展了百泉药厂和百泉国际会展中心，真正成为国际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又因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得到了辉县市政府和河南省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保护。
“百泉药会”的保护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需要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当地群众的广泛关注，以保证药会的长久发展，又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保证实施，确保药会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同时又能与时俱进、所以在法律层面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继2011年国家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之后，2014年1月1日河南省政府颁布了《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该条例在非遗法的基础上结合河南地方文化特点和风俗制定，更加注重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扬。百泉药会的保护除上述法律法规外，新乡市政府、文化局和辉县市政府均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文化保护政策，并将百泉药会的历史在当地的博物馆、群众文化馆展出并宣传，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也建立中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研究探索包括百泉药会在内的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变化。从百泉药会的法律保护现状可以看出：河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为主，并结合当地地方文化特点和群众文化特色制定保护政策。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百泉药会在其原有的庙会药材互易的基础上发展药材交流会展中心和百泉制药厂，在市场经济中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和生机，以探求在新世纪、新机遇中药会发展的规模和模式。虽然百泉药会的保护去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关键问题是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在大力发展药会的同时也保护好药会原有的特色和风俗，还有百泉药会的档案建立和权利归属问题。百泉药会是民俗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权利应属于全体人民，但是在侵权的时候该如何维权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我国法律上还是空白，在国际上也暂时没有十分完善的解决办法，因此需要从立法上去根本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多方面的，不仅需要法律法规的强制规定，也要有政策的扶持，更多的还是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内在的法律保护意识；不仅需要国内保护，国际法和国际层面的保护也是至关重要的，国家间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对策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