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赠别诗精选(九篇)

第1篇：杜甫的赠别诗范文

从李白诗作及其唐代有关史料推测，李白至少有六次到过岳州洞庭，开元三年出蜀南游途经洞庭，然而这次没留下诗作；开元二十七年秋，与王昌龄在岳州相会；天宝六年至十一年，相访贬谪湘阴挚友崔成甫，《古风》(美人出南国)可能就是为崔成甫所写；至德二年流放夜郎，次年至临湘在这里认识了裴隐，写下了《至鸭栏驿上白马矶，赠裴侍御》；乾元二年，李白李贾至相逢，写下了《巴陵赠贾舍人》《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等诗。这年冬赴零陵，次年春又经岳州，旋往江夏。从李白留下的45首岳州洞庭诗看，主要作于至德二年至乾元年间。

《旧唐书》载：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沂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宋阳，时年五十九。

(《旧唐书》卷一九下列传第一四下)

杜甫于大历三年冬经湖北进入岳州，次年春离开岳州，大历五年冬，卒，其所作岳州洞庭诗大多作于此段时间。

虽然李杜二人都曾到过岳州，但李杜并未相会于此，李白于乾元年间被流放洞庭时，杜甫此时还在秦州。对于李白的这次流放，杜甫还是较为关注的，他在秦州写下了一首著名的忆李白的诗《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全唐诗》卷二二五)

诗的前两联以凉风起兴，营造出了一种悲秋气氛。此时，安史之乱尚未甫定，杜甫生活还处于辗转流离之中，但他此时却想到了更远的朋友，希望能够得到友人的音讯。然而江湖险恶，鸿雁难到，诗人无限伤感。“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被称之为“千古伤心语”(《杜诗镜铨》)。这是对李白身世沉沦的命运的同情，对无端伤害他的小人无比憎恨，本来一心想为平定叛乱尽心尽力的人怎么会一下成了囚犯呢?最后两句用屈原投汨罗江而死的典故，来表明李白和屈原一样，其爱国之心至死不灭，其满腔冤屈也是亘古未有。这是我们仅见的一首杜甫在李白被流放洞庭时所作的一首岳州洞庭诗，而且，对于此诗，李白并未作任何回应，估计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李白并未读到此诗。而杜甫抵达岳州洞庭时，已到了代宗大历三年冬(公元768年)，此时李白已逝世(公元762年)多年了。

我们在这里把李杜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他们同为盛唐时最具盛名而又风格迥异的作家。在从天宝十五年(公元756)至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的24年里，两人创作的岳州洞庭诗歌数占这一时期洞庭诗歌总数的36．9％。他们的诗歌，代表了这一时期岳州洞庭诗歌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

首先，从反映现实生活层面上看，李杜都能把自己所经历的社会动乱、人民所遭受的疾苦书之于诗，并于诗中倾注着强烈的爱憎情感。如李白就写下了《荆州贼平，临洞庭言怀作》、《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来反映乾元二年八月康楚元、张嘉延据荆襄作乱这一事件。杜甫也写下了《舟中苦热遣怀，奉呈杨中丞通简台省诸公》来反映臧蚧之乱。然而，李白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在不知情下加入了永王李军队，“败，当诛。……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旧唐书》卷一九下列传第一四下)。李白的这次“从军”经历几乎把命都给弄丢了。但在流放夜郎的途中，他便遇赦。在极短的时间里，他从死神边走过，并又成了自由之人。当他到达岳州洞庭诗，安史之乱战局好转，不时有好的消息传来。李白本是一个充满幻想之人，一旦生活给予他希望，他便能很快调整自己心态，迅速摆脱人生沮丧的一面，重新恢复活力。于是，他便在岳州留下了神采飞扬的一笔，他以欣喜的笔调来写洞庭诗歌，使得岳州洞庭诗歌出现了一种异调。我们先看看他的《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

今日竹林宴，我家贤侍郎．

三杯容小阮，醉后发清狂。

船上齐桡乐，湖心泛月归。

白鸥闲不去，争拂酒筵飞。

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

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全唐诗》卷一七九)

这三首诗作于乾元二年，这组诗气势之豪爽，笔姿之骏利，丝毫不逊于其前期作品。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纵情诗酒的狂态，淡泊名利的胸襟，以及疾恶如仇的品性。这些便是盛唐前期诗人的特征，是与洞庭诗总体风格迥异的格调。几乎在同一时间，李白还写下了另外一些诗，在《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中，诗人劝慰李晔与贾至不要因目前的得失而耿耿于怀，不要辜负眼前良辰美景。《留别贾舍人至二首》写得相对凄婉些，但“拂拭倚天剑，西登岳阳楼。长啸万里风，扫清胸中忧”仍然给人豪气冲云天的形象，而“何必儿女仁，相看泪成行”也有“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之豁达。“壮士愤，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临江王节士歌》)，“剑舞转颓阳，当时日停曛”(《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登眺餐惠风，新花期启发”(《登巴陵开元寺西阁，赠衡岳僧方外》)，这些个性张扬的诗篇，不仅在杜甫洞庭诗歌中很难见到，在唐岳州洞庭诗歌中也是很少见的。李白依然以盛唐前期的笔调来写安史之乱后的诗歌，因而其诗显出清刚昂扬之气势，这种气势正是洞庭诗歌所缺少的。李白用其雄奇的笔墨，为洞庭诗歌抹上了重彩的一笔。

杜甫比李白年轻11岁，对开元盛世的感受不如李白强烈。当其步入仕途时，政局在不断恶化，加之他对事物的察觉极为敏锐，所以能于平静表面之中发掘出事物的本质内涵。他性格中又有沉郁的一面，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很难在其诗中看到他展颜一笑。他为生计苦，为自己病痛苦，为家人四处奔波苦，为国家战乱终未平定苦。他就是带着这些苦痛来到岳州洞庭的，而且直至其死，这些苦痛也终未解决。杜甫自始至终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己任，其思想中儒家思想极浓，因而他往往陷入这些痛苦中得不到解脱。其后期诗已脱去了盛唐诗的特征而步入了中唐，晚期创作的洞庭诗歌尤其如此。同样是反映社会动乱的诗，在李白那里，社会动乱似乎在他手中轻而易举可以平定，然而在杜甫手中却不是这样了，多年的漂泊动荡生活使他变得十分现实。我们看他的作于岳州的《夜闻篥》便可感受到同是写时事，李杜之间有差别：

夜闻篥沧江上，衰年侧耳情所向．邻舟一听多感伤，塞曲三更悲壮。积雪飞霜此夜寒，孤灯急管复风湍。君知天地干戈满，不见江湖行路难。(《全唐诗》卷二二三)

诗人夜中听到邻舟夜吹篥之歌，顿觉感伤不已，“君知天地干戈满，不见江湖行路难”。《杜诗详注》以此句为甫反诘之辞：“君为此曲，但知干戈离乱之苦，独不见舟中漂泊者江湖行路之难乎?何为故作此声，动人愁思也”。这种无端的反诘实在令人深思，我们不禁又要反问，江湖行路之难是因何而起?这样，我们便可见杜诗深沉之境界了。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在反映时事上，杜甫诗中少了盛唐诗人那种昂扬向上的个人气质了，更无李白之自信与洒脱。由于他把深广的社会内容加入了个人漂泊无依的生活中，其诗也显得沉郁而感伤。

就情感抒发而言，李杜在其岳州洞庭诗中均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爱国思想。但李白的爱国往往与自己的才能能否实现相联系，充满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因而在他的反映社会动乱的诗篇中，多把矛头直接指向那些反叛者，并对他们进行无情的诅咒。“……今兹讨鲸鲵，旌旆何缤纷。白羽落酒樽，洞庭罗三军。黄花不掇手，战鼓遥相闻。剑舞转颓阳，当时日停曛。酣歌激壮士，可以摧妖氛。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关河望已绝，氛雾行当扫。长叫天可闻，吾将问苍昊”(《荆州贼平，临洞庭言怀作》)。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把平定叛乱作为展示自己的才能的最好机会。然而，李白毕竟是一个刚遇赦不久的人，要想在平定叛乱中层示自己才能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加上他受道家思想影响较大，少年时为“竹溪六逸”(《旧唐书》卷一九下列传第一四下)之一。“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白晚好黄老”(《新唐书》卷二二列传第一二七)，故在功名难得的情况下，诗中也有些及时行乐及隐退的消极思想。“吾将抚尔背，挥手遂翱翔”(《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人生且行乐，何必组与圭”(《夜泛洞庭，寻裴侍御清酌》)，“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与夏十二登岳阳楼》)，“终当游五湖，濯足沧浪泉”(《郢门秋怀》)，这也很少见于杜甫篇章。杜甫却把爱国与同情人民思想相结合，因而他不仅对那些造成劳动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的反叛者予以鞭挞，即使是统治者，如果不站在人民一边，而对人民进行盘剥，他也会给予无情的指责。“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韵》)。“壤童犁雨雪，渔屋架泥涂”(《过南岳入洞庭湖》)，“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岁晏行》)。这些诗句通过对农民生活的具体而详实的描写来表现作者对他们的同情，进而对造成这种灾难的原因进行深层探索。杜甫虽比李白现实得多，但对于社会的巨大变动，更多只是对动乱感到震惊，对国家陷入战争感到无比痛惜，对反叛者直言痛责，对广大人民深切同情，并把平息动乱的希望全寄托在统治者身上。而自己却感到无能为力，只能陷入无尽的痛苦忧愁之中。从这层意义上说，杜甫诗又不像李白的诗，他的诗缺少那种积极进取，顽强执著的盛唐精神。他的岳州洞庭诗就像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虽然对生命无比热爱，却无力抗拒悲剧命运的发生。

除此之外，李杜二人的岳州洞庭诗在艺术风格及诗歌语言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性，前人已于此多加论述，因此不再赘述。

李杜二人的岳州洞庭诗所呈现出的不同特色主要是由于诗人禀性存在着个性差异和诗人之气质、才情、思想观念及对生活态度有所不同而引起的。但无论怎样，他们二人对唐岳州洞庭诗歌发展的贡献具有不可磨灭性。正如《唐才子传》所说：“观李、杜二公，崎岖版荡之际，语语王霸，褒贬得失，忠孝之心，惊动千古，骚雅之妙，双振当时，兼众善于无今，集大成于往作，历世之下，想见风尘。惜乎长辔未骋，奇才并屈，竹帛少色，徒列空言，呜呼哀哉!”

参考文献

[1]彭定求等主编．全唐诗[M]．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

[2]陈尚君等辑．全唐诗补编[M]．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第l版.

[3]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M]．中华书局，2002年8月第1版.

[4]范致明．岳阳风土记[M].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五年台1版.

[5]詹瑛编著．李白诗文系年[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4月北京新一版.

[6]杨伦笺注．杜诗镜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7]吴文志．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M]．黄山书社，1987年12月第1版.

[8]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第2篇：杜甫的赠别诗范文

1、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原籍湖北襄阳，后徙河南巩县。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2、杜甫少年时代曾先后游历吴越和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三十五岁以后，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官场不得志，亲眼目睹了唐朝上层社会的奢靡与社会危机。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先后辗转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杜甫创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别”等名作。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3、杜甫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来源：文章屋网 ）

第3篇：杜甫的赠别诗范文

论文摘要：孟綮《本事诗》言杜诗“当时号为诗史”，对“当时”意向的探讨可为诗史内涵的明确提供诸多线索。本文对唐朝杜甫同时或略后诗人对其诗的评价和孟綮前后的杜诗接受作详细论述，推论出“当时”的意向为：元白新乐府诸人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开掘；在杂录中杜诗多被认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杜诗诗史的价值得到发挥。由此，当时人(晚唐)称杜诗为诗史。

唐称杜诗为诗史仅孟綮一文。他的《本事诗·高逸第三》述李白本事，言“杜所赠二十韵，备述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已多少透漏了“号为诗史”的含义：杜诗纪实。其后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将当时自我行程所见所感(包括当时的社会、自然以及自我和当时人的生活)都详实地记录在诗里，接受者可以在杜诗中看到许多当时具体真实的社会自然人生，如同史家记史一般，故称杜诗为诗史，可见史与诗的联系发生在纪实的层面上。孟綮将诗人本事按类分别，一著其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知杜诗诗史称号非由他发明，盖为当时普遍流传或孟綮概括之认识，统言之，诗史称号反映着当时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孟綮的《本事诗》为第一部言诗歌本事的专著，可以说是“纪事”体著作的直接源头。野史杂著、笔记小说，作者有感于时风，常常谈文论艺，或记或议，或今或古，虽是东鳞西爪，甚至语涉怪诞，却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珍贵的时代掠影。《诗话》云：“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綮《本事诗》出(原注：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按《本事诗》里的“本事”一语源于《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左传》被视为叙录《春秋》本事的传记。孟綮叙“历代缘情感事之诗”(《郡斋读书志》总集类)的本事，与国史叙《诗》之意相合，也与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如出一辙。其存在本身就有了史的含义。孟綮生卒年不详。但知其在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曾任职梧州，又于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登进士第。其《本事诗》一卷写成于僖宗光启二年(886)。内容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本事诗序》不采《诗大序》的提法，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概；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其倡导诗缘情的观点是很明显的。由此推之，他记诗本事基本是为了让接受者知晓诗人作诗时的处境和心境，以此明晰诗之确实旨趣。可见，孟綮记载杜诗诗史说完全是出于公论。

我们先就与杜甫同时并与杜甫有赠诗的人来观察。与杜甫有交游并有赠诗者可考者主要有李白、高适、严武、任华、韦迢、郭受。他们大多对杜甫赞颂有加，如任华《杂言寄杜拾遗》称杜诗“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惨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衡阳判宫郭受《寄杜员外》一诗对杜诗在当时的流传作出了描述，诗云：“新诗海内流传久，旧德朝中届望劳”；韶州牧韦迢与杜甫的酬答诗《潭洲留别杜员外院长》，对杜甫诗名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云：“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由上可知，杜甫在生时已有诗名，其诗在世间流传，被多数人接受。然而，除了怪诞者任华所言具体论述到杜诗的特色，认为气势雄阔外，他人只论及杜甫有诗才，未及杜诗的具体特征，可推知接受者对杜诗的理解接受还只停留于一般品赏的层面上，并未认识到杜诗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唐诗传播有一特殊现象，就是唐人已经开始自选唐诗，并有明确的选诗标准。今可见者凡十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在《御选唐诗》中对这些选本的诗选取向作了大概叙述，云：“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览诗》所录皆富瞻；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此言极是。他们选诗时间多在杜甫生时或逝世后不久，及晚唐《唐诗类选》、韦庄的《又玄集》才载有为数不多的几首杜诗，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诗，让人疑惑，遂引起众人道说。大致说来原因多在杜诗的风格上。如清人纪昀对《才调集》不选杜诗，分析云：“自序称观李杜集，元白诗，而集中无杜诗。冯舒评此集，谓崇重老杜，不欲芟择。然实以杜诗高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故不采录。”(《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卷一八六)。在这些选本中，韦庄的《又玄集》选录杜诗共7首：《西郊》、《春望》、《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南邻》。并将7首诗置于此集之首，可见对杜诗的重视。韦庄选诗之旨是“但掇其清词丽句”，所选7首都是杜诗中的名篇，也基本体现了这个主张。唐代已散佚选本中，可以考知选人杜诗的只有顾陶《唐诗类选》一书。该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比成书于光化三年(900)的《又玄集》早40馀年。这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该书序现在保存在《文苑英华》卷七一四中，其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所选杜诗，达三十首之多，胡可先在《唐五代人书中所见杜甫诗辑目》川及《(唐诗类选)选杜诗发微》中已作详考，可参看，此不赘述。此外，唐人选唐诗中，韦毂《才调集》虽未选杜诗，但其序说：“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则其不选杜诗，并非有意排斥。从众选本来看，杜诗除《唐诗类选》标举杜诗继风雅的特征外，其特征和价值没有被深入而准确地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见：一、杜诗与当时主流风尚不合，不被世人重视；二、杜诗不可能依靠唐选本得以广泛流传。杜诗诗史称号也就不可能出自上层，在唐代不可能是主流。

唐代绝大多数诗选家受时代与自身审美趣味的影响，没有人选杜诗。在此同时，从中唐开始，少数诗论家却在杜诗中找到了许多值得称扬的地方。王昌龄称“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把杜甫看作是仅次于王维的大家。其后，古文运动的首倡者韩愈在诗学上多次并称李杜，借李扬杜，《调张籍》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头遥相望。”《醉留东野》言：“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然从称赞杜甫和杜诗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还没有更多关注杜诗具体的特征，多借李杜来批驳当时不良诗风，也可见杜诗在当时的接受现状。大致与韩愈等同时，元稹、白居易掀起了“以乐府——特别是新题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以期达到实际的社会效果”的新乐府运动。他们创作出大量新题乐府诗，并提出诗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新乐府序》)的纲领，因此选择了符合他作主旨的杜诗，遂对杜诗作了较深入的阐释。这场运动的创作和论诗纲领——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刷矣。”在他看来，诗的传统是源于采诗，因采得的诗为民间自由发抒的真实言论，故上观此诗可以知晓民情，过可改之，无则加勉，下可用诗的形式抒写真实性情，只有能起到真实的资鉴功能的诗才具有宣扬六义的功能，也就是说，能宣导六义的诗才能是好诗。由此观点他对诗作从古评至唐，云：“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至于贯串今古，鼠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史》、《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白居易虽说有将诗视为政治的工具之嫌，但提倡诗宣六义绝不会是错误。尤应指出的是，他第一次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中国诗学传统的风雅比兴上，并且认为唐以来杜诗在这方面最多，不仅把杜诗放到了正统诗学馀脉的范畴中，而且将其标举为唐诗第一，这就为杜诗以后在中国诗学中地位的确立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从与杜同时诗人的赞颂到韩愈、自居易，可以明显看出接受者对杜诗接受的逐渐具体和深入。而白氏的认识也基本成为唐朝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具体认识。对杜诗这方面的认识，顾陶前文已述，再如李商隐称“推李杜则怨刺居多”(《献侍郎巨鹿公启》《全唐文》卷七七八)；晚唐黄滔认为“且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继而认为“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答陈番隐论诗书》《全唐文》卷八二三)。

同时的元稹，对杜诗了之更甚，在《叙诗寄乐天书》云：“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下旁备矣。”他在艺术上对杜诗推崇备至，《唐杜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言：“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他并没有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什么具体的方面，而直接将杜诗推向了诗学的极至，发后学者“集大成”说先声。后因《旧唐书》在《杜甫传》中全文转载，元稹此论遂于后世成为公论。他在《乐府古题序》又论及杜诗时具体论述了杜诗的特征，言：“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先就新题乐府来论，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对乐府源流叙述完备，语至杜甫则言其乐府“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其后的论述可看作是对新题乐府的解释：虽用古题，全无古义；颇同古义，全创新词；不拟复古题(“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所谓新乐府，即或新义，或新词，或新题(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乐府，仅就元稹而论此也不能代表全部。据其所称杜诗“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其说体现个“新”字)。白居易对其说得更为具体，更为严格。其《新乐府序》云：“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篇无定句，句无定字”，要求新体；“首句标其目”，要求新题；“系于意”“卒章显其志”，要求新意；然其笔法宗旨不变，诗三百之义，辞质，言直，事实。若将二者所论综合来看，新乐府须直言纪实，直抒情志，彰显大义，其“实”就是当时眼前民众生活和社会状况。元稹从所倡新乐府的视野来标举杜诗，很显然是在完全肯定杜诗所具有的以上所论新乐府特征。其对诗创作“实”和“直纪当时事”的要求显然已于史发生了诸多的理论重合。

然而，即使如此，以上所论毕竟没有导出一个杜诗诗史称号，因为他们对杜诗的论着点毕竟完全根源于传统的诗学：风雅比兴。也因为杜诗的风雅比兴才使得杜甫在唐世没有被当时名士推崇。白居易对唐诗崩坏现象痛心疾首，无须再述。与其同时的李肇，在所著《唐国史补》中称：“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自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而此诗道崩坏的现象并不应他们的感叹而改变。李行修在元和三年(808)《请置诗学博士书》中所述的最中心的原因便是“臣伏思之，以为诗教未隆于时，风雅未洽于下”(《唐文卷》六九五)；五代张洎对此论述更甚，言：“自李杜后，风雅道丧”(《司业诗集序》《全唐文》卷八七二)。五代王赞认为“风雅不主于今之诗，而其流涉赋”，“唐兴，其音复振，……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玄英先生诗集序》《全唐文》卷八六五)。王赞的感叹更说明了唐当时的诗学接受实际。由此可见，杜甫陨后，唐朝诗风不以继风雅为务，杜诗接受多集中于风雅乐府，不被当时人推崇并深人接受，便无须赘言了。

杜诗并不为多数人的不尚而消逝，其风雅比兴和纪时事的新乐府毕竟使其得到接受和流传。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想，由于元稹和白居易从新乐府出发将杜诗艺术特征的讨论集中于这些诗史名篇上，自然可使接受者对这些诗所包蕴的当时历史信息全然揭示出来，又元稹所谓“即事名篇”，强调出杜诗以时事为据，遂成吟咏，时事必然成为这些诗接受的一个重心。后世接受者对杜诗的认同和对史的体验很容易使他们对杜诗的接受发生在诗与史之间，“以意逆志”可见诗(诗学传统)，“知人论世”可见史(史学意识)。这样诗史说也就呼之欲出了。

然而，孟綮《本事诗》载杜诗为诗史，其直接源头应在笔记小说中。李肇著《国史补》，把沈既济的《枕中记》、《庄子》中的寓言、韩愈的《毛颖传》等等，均视之为“史”，盛赞这些作者为“良史之才”。自居易在评韩愈诗文时，也说他有“班马之风”。显然唐人也有把“历史”当作一把尺子衡量文学作品的。唐五代的杂史、笔记小说如《唐国史补》、《唐阙史》、《唐摭言》、《因话录》、《隋唐嘉话》、《朝野佥载》等记载了一些诗人的行踪事迹、创作的轶闻趣事。这些野史笔记所记虽不及正史系统、全面，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因少有拘谨、言简意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其中多有对杜诗记载。创成于大中九年(855)郑处诲《明皇杂录》，其中涉及杜诗五条。该书卷下记李龟年本事时谈及杜甫对其所赠之诗：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即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其书补遗记杜甫弃世前本事引《赠聂耒阳》诗为证：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置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

叙皇室勤政楼斗鸡一事引杜诗“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为证；叙公孙大娘本事时引杜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证；写天宝中兴庆池引杜诗“龙喜出平池”描其原来形貌。在这些引用中，杜诗被或用来证时人本事，或用来证历史事件，或用来证历史名物，可以明见他此时已将杜诗“作历史看把作历史用”了，杜诗已经成为当时历史的一种有效文献。其后这种杜诗接受形式在杂录中被普遍采用。康骈在乾宁二年(895)作《剧谈录》，卷下叙写玄元观风貌时引杜南谒此庙题诗证之有画。范摅《云溪友议》叙写郑广虔事迹李龟年事迹各引杜甫赠诗为证。《唐摭言》(917)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p1186)，在《师友》、《知己》、《轻佻》、《酒失》条各载的杜甫与他人事迹，多引杜诗作出说明。

第4篇：杜甫的赠别诗范文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杜甫写过大量怀念李白的诗。从33岁结识被“赐金放还”的李白，结下深挚友情的那一年起，杜甫就没有停止过对李白的赞美和思念。他推崇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超凡才华，钦慕他“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纵恣性情，更同情他“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悲剧命运。杜甫小李白11岁，自天宝四载745年一别之后，他们就再无机会相见。然而，在生离几成死别的隔绝中，杜甫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的欢聚，及至在阔别15年后，他还在热切地呼唤着年迈的李白：“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杜甫和李白的情谊，是两颗巨星在诗的长河中相交运行碰撞出的万丈华彩，相隔一千多年后，今天的我重读这些诗，仍能感觉到一种炫目的温暖。这首诗是杜甫客居秦州(今甘肃天水)时所作，当时李白因永王事件被流放夜郎，途中遇赦还至湖南，杜甫听到消息便赋诗怀念他。诗的基调自一开始便笼罩上了一片悲愁，“凉风起天末”，秋风乍起，景物凄凉，怅望云天，此意如何?只此一句，便觉人海苍茫，世路凶险，无限悲凉，凭空而起。“君子意如何?”看似不经意的时候，表现出了对李白最关切的心情，挚友遇赦，急盼音训，故问“鸿雁几时到?”潇湘洞庭，风波险阻，因虑“江湖秋水多”。悠悠远隔，望消息而不可得；茫茫江湖，唯寄语一祈珍摄。然而，鸿雁不到，江湖多险，唯有苍茫惆怅之感，袭人心灵，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是此诗中最有分量的两句，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议论中带情韵，对比中含哲理，意味深长，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文采出众者总是命运多舛，而李白长流夜郎，正是遭人诬陷所致。一憎一喜，可谓道出了自古以来才智之士的共同命运，是对无数历史事实的高度总结。我们联系杜甫自己的身世遭遇来看，就知道这极悲愤的感叹不只是因为李白一人一事而发。李白政治上蒙冤，“世人皆欲杀”，而杜甫自己因疏救房g而被逐出朝廷后，从此颠沛流离，一生饱经国破家难，贫病忧患而死。共同的遭遇使两个相隔渺远的挚友的心紧贴在一起。杜甫对李白的身世同情中，蕴涵着对自己的悲叹，怜李白其才，其实是怜惜自己。怜惜更多的同类，英雄惺惺相惜，是他们友谊的根基，也是此诗忧愤之深广的根本原因，为我耶，为彼耶?同声一哭!

杜甫之于后世，留下的不止是其诗才，更重要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胸怀和境界，在友情交往中，他更是先他人之忧而忧。在系列“忆李白”“梦李白”“怀李白”的诗里，他置自己的沦落辛酸于不顾，而去揣想李白的怨愤，耿耿于李白的其意之难平，他对李白有“与君同命，而君更苦”的理解与体恤。他给予了李白极高的评价。现在，当李白流寓江湘，杜甫怎能不想到被谗言放逐，自沉汨罗的屈原呢?李白的绝世才华，李白的高洁情操，李白的不平遭遇，在杜甫的心中，都可比虽死犹存的伟大诗人屈原。所以杜甫飞驰想象，遥想李白会向屈原的千载冤魂倾诉内心的愤懑：“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第5篇：杜甫的赠别诗范文

关键词：杜甫；律诗；集大成

一、从律诗看杜甫的“才有所总萃”形象

近体诗（五律、七律、五排、七排、五绝、七绝）是在唐代确立并成熟的新体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成熟的标志，其中五言、七言绝句出现的较早（唐以前），而律化是在唐以后。律诗一般包括五律、七律、五排、七排，其中尤其是五律和七律，在唐以后成了诗歌中的主要诗体。据统计，《全唐诗》中的五律和七律诗占据总数的39.15%。杜甫在唐代是写律诗最多的一位，根据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中统计，其律诗创作的总量有916首，占其诗总量1458首的62.14%。葛景春先生在《唐诗成熟的标志――论杜甫律诗的成就》中指出，杜甫律诗的数量，差不多是盛唐诗人的总和，他的七律的数量，比初、盛唐七律的总数还要多。不仅如此，从质量上来说，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认为其五律诗“千古以还，一人而已”；钱良择在《唐音审体・律诗七言四韵论》中认为其七律亦是“上下百余年，止少陵一人而已”。排律更是被元稹赞为“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也就是说，通过前人的评价来看，杜甫的律诗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称得上是古今第一。

二、“才有所总萃”形象下的杜甫诗风

杜甫是盛唐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集大成者。从他的家学渊源和“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的理念来看，他对前代诗人采取了一种兼容并包、各取所长的态度，反映在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多样的诗风。杜甫生长于一个奉行儒家思想的家庭，从其十三世祖杜预到其祖父审言，秉承着“奉儒守官”（《进雕赋表》）和“立功立言”的信条，所以杜诗体现出更多是“凝练深沉、波澜老成”。但是他的诗凝炼但不艰涩，老成而又能时时出新让人眼前一亮，往往也体现出其慷慨任气、颇似李白豪迈的一面来。如《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中“鲸鱼跋浪沧溟开”；《同谷县歌》中“悲风为我从天来”。《醉时歌》中的“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则体现出其慷慨不平、愤世逍遥的一面来，在酒精的麻醉下，高歌中体现出其愤懑叛逆而又逍遥笑骂的心理状态。正如林庚先生在《唐诗综论》里所言，凝炼是杜甫诗风的有一大体现。“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既凝炼而不失形象，仿佛真的能够让读者所行所感，真切的体会到所描述的场面。

不仅如此，杜甫的叙事诗同样秉承着他凝炼雄浑的风格，细致而不刻板，详尽而毫无冗长拖沓之感。如“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兵车行》）。从一个普通平民的角度出发，切实发出了劳苦大的心声与呼喊。杜甫以他集大成超高艺术水平和盛唐时代所具有的解放情操，使得诗中的议论成为自然流露的心声，将琐事的叙述与关心天下大事的议论融为一体。因此“诗人不只是在客观的叙述，作品中同样浮动着他本身的形象”。

三、“才有所总萃”与杜诗中的“浪漫主义”形象

杜甫所生活的时代，有一个较大的变乱，就是安史之乱。杜甫一方面体验过盛唐时期的繁荣富庶、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一方面却不得不被迫奔走流离、饱受战乱之苦，眼见国家由盛转衰，千创百孔。在安史之乱陷身长安的时间里，杜甫对于自己的前途、国家的命运的确是忧心忡忡。但在整个安史变乱时期，杜甫并没有失去信心，在时局渐渐好转后，《洗兵马》《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一批作品体现出其将压抑不安、痛苦紧张一变为对胜利凯旋、国家复兴的渴望与高歌――“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一种乐观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他的不少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赠卫八处士》《羌村三首》中的第二首“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彭衙行》等诗篇，其于感情的抒发，情怀的吟唱，是完全基于浪漫主义的感情基调的。

四、杜甫晚年诗的禅宗意趣下杜甫“才有所总萃”的形象

杜甫在早年就接触过佛教，他在为其姑母所写的墓铭云：“爰自十载已还，默契一乘之理，绝荤血于禅味，混出处于杜门。喻筏之文字不遗，开卷而音义皆达。母仪用事，家相遵行矣。”他的《夜听许十诵诗爱而有坐》中有“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的句子。其中，“粲”、“可”分别指禅宗三祖僧粲和二祖慧可。足见杜甫佛学修养之高。杜甫晚年，厌倦俗世官场，诗歌中流露出大量的禅宗意趣，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太人山）》；“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江村》）；“种竹交加翠，栽桃烂漫红”（《春日江村五首》）；“晨钟云外湿，胜地石堂烟”（《船下夔州郭宿雨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绝句二首》）。杜甫诗中在晚年所体现出来的禅宗意趣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唐代儒释道三合流，对于深入了解盛唐以后文人“儒禅互补”文化心态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也从另一个角度生动的展示了杜甫本人“才有所总萃”的形象。

五、总结

通过对杜甫律诗的成就、杜甫的诗风、杜甫的浪漫主义精神、杜甫晚年的禅宗意趣的了解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杜甫确实做到了对于前代诗人兼容并包、各取所长，成为盛唐时期艺术的集大成者，无愧于“才有所总萃”的评价与赞誉。

参考文献：

[1]林庚.唐诗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叶嘉莹.叶嘉莹说杜甫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8.

第6篇：杜甫的赠别诗范文

李白在家乡读书时，“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寄禽千百”，喜欢玩鸟。这个爱好后来也没什么改变。他见黄山胡公有两只白鹇，“以名呼之，皆就掌取食”。如把它们拿到鸟市，价钱可想而知。当时李白想要，但无钱。胡公说：“你不必为难，写首诗给我得了。”李白很高兴给他“代用券”，便把鸟提走。

李白嗜酒，假使人请他喝了两杯，便美得不知如何是好。“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喝完了，不能拍拍屁股就走，总得有点表示吧？“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一首《赠汪伦》诗，算是结帐。如今这两句诗，大概可与梵高的《向日葵》同价了，但那时也只值两斗酒钱。他还曾山路夜行，无处投宿，一位姓荀的老太太让他留宿一晚，诗人同样以诗相报。想来荀媪也未与他计较，欣然收下，使此诗千古流传，成为佳话。

杜甫陷贼时，得到大云寺赞公的多方照顾，临走时，又赠以青丝履，杜甫愧无以报。赞公笑道：“这好办，你送我两首诗不就得了吗？”杜甫欣然命笔。

杜甫的“代用券”，有时是提前付出。营造草堂时，他老人家相当艰难。没有一个基建班子去给他筹划，许多事情都得自己操心。光是美化周围环境，便需一笔不小的开支。钱呢？一文也没有，“代用券”倒是不少。锦竹秧，向韦二要：“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桤木秧，问何十一要：“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有时还注明所需数目。如向萧八要桃秧，便说：“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因为白手起家，连餐具也没有，于是又问韦班要：“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绵城砖。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这么一赞美，别人就高兴得手舞足蹈，合不拢嘴，赶快把东西送去，算是货款两讫。杜甫非常疼爱孩子，想给他们弄个猢狲玩玩。这种小猴子，只有拳头那么大，想买，但荷包里掏不钱来。用“代用券”试试看。别人一看到诗，也真的答应了。因为诗比树秧、碗、小猴子值钱，谁都乐意“兑换”。

第7篇：杜甫的赠别诗范文

论文关键词：北宋；临江三孔；诗歌创作；特征；从容自道

“临江三孔”即北宋临江军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号“三孔”¨，江西峡江人，主要活动于熙宁、元丰、元韦占、绍圣时期，黄庭坚诗云：“二苏上联璧，三孔立分鼎”(《和答子瞻和子由常父忆馆中故事》)，把“三孔”与“二苏”并提；苏辙亦有诗云：“时有江南生，能使多士服”(苏辙《次韵孔平仲著作见寄四首》其一)。可见，他们在北宋有很高的文学地位。但“三孔”文名在后世有所低落，因此，鲜有论之。其实，当时他们不仅是政界要人，而且是文章大家，平生著述极为丰富。现存有《清江三孔集》，其中有孔文仲诗10首；孔武仲诗7卷，其中古体诗180首，今体诗480首；孔平仲诗9卷，其中古体诗181首，今体诗376首，诗戏215首。

他们的诗正如武仲在《兴国僧房诗序》里说：“于闲暇时作为歌诗以自娱……感于物、动于心、发于言，不为讥嘲以忤群众，从容自道而已，亦诗人之志也欤?”这既体现了宋人对诗歌本身看法的变化，更反映了宋人以达观的人生态度获得安然自适的生活和心境。因此，“从容自道”、“歌诗以自娱”的诗歌主张，促成了“三孔”诗歌特点的形成。

一、题材日常生活化

“三孔”诗歌以题材划分，有反映民生疾苦诗、政治诗、日常生活诗、行旅诗等，其中尤以日常生活诗为“三孔”诗歌题材的最大特点。清翁方纲《石洲诗话》谈到宋诗重实用价值，着眼在诗歌题材的大处，而就三孔诗中的题材来看，则更日常化、个人化、人文化。如平仲《使纸甚费》、《狂犬》、《子明棋战两败。输张遇墨，并蒙见许夏间出箧中所藏以相示。诗索所负，且坚元约》、《书所见》、《元丰四年十二月大雪郡候送酒》诗；武仲《钱穆仲(父)有高丽松扇，馆中多得之者，以诗求之》、《内阁钱公庞惠高丽松扇以梅州大纸报之，仍赋诗》、《书馆买粟饭，取问门水以接昼饥》、《读王逢原文，奇其才，择其甚精者，录为一编》等等，以诗歌形式写“我”之所见所闻所历，正所谓“从容自道而已”。

“三孔”人文活动的丰富，决定了他们诗中人文题材的丰富。平仲喜下棋，且棋艺颇精，因而关于“棋”的诗歌颇多。如《郧阳观棋》、《一胜篇》、《再胜篇》、《承君输棋八路》等。平仲诗云：“欣然趣自得，其乐胜书画”，既将下棋视作为一种智力活动，同时对峙的棋局又往往使人联想到社会人生：“初味若恬淡，锋交渐纵横。攻南意窥北，翻复乃人性。

计虑临纪出，或从死中生。勇者喜见色，怯者噤无声。谁云一枰小，斗智亦已精。”(《郧阳观棋》)在人生失意时刻，下棋也成为诗人不问荣辱、寻求超脱的方式之一：“平生疏野得江湖，岁暮西斋拥一炉。雨滴空邻阶如自语，风吹长木更相呼。世间宠辱收棋局，楼上光阴人酒壶。近日睡时全无梦，攀缘狂想自知无。”(平仲《西斋冬夕》)此外，“三孔”集中其他人文题材的作品如观书画，有武仲《观钟离中散草书帖》、《秘阁观唐法帖呈同舍诸公》、《子瞻画枯木》、《阴山七骑图》等；平仲《唐林夫累惠书，字法绝精，以诗谢之》，《梦锡惠墨答以蜀茶》等等。

“三孔”以日常生活人诗，还体现在日记体、记事体诗作上，这些诗作常常或直接以日期、事件为题，或明确言明作诗记文之目的。如武仲《雷亭四言》、《儿归行》，平仲《日出》、《二月一日》、《收家书》、《鸡冠》、《十月二十一日夜》等等。“三孔”诗歌题材的这种日常生活化，说明诗歌已经成为“三孔”生活中经常运用的一种表达形式。

二、喜以文为诗

“三孔”在诗歌创作中强调“我”的存在，自我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在诗中借用了文的表现方式，即“以文为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使用虚词。平仲《送从道》诗云：“去年风云搅天暗，君马区区之海涯。今年苦寒又访别，正是去年行役时。信阳虽远重来得，小桃常探春消息。如今官满去不返，又见花开谁记忆。”“又”、“正是”、“虽”等虚词的使用，使全诗意脉连贯而显豁。虚词的使用，还可以增加诗歌音节及内容上的转折顿挫。如文仲《将至南都途中感旧二首寄钱穆父》之其二“书凭去雁虽无便，路出名师亦有缘”中的“虽”、“亦”；武仲《广济道中》“蔫黄犹是旧时叶，格磔稍闻新岁声”中的“犹是”、“稍”；平仲《适值刘从道供奉往信阳镇用前韵送之》“别恨不须青草色，归期当及水桃香”中的“不须”、“当及”，都属于这种用法。

其二为造散语。平仲《因读黄鲁直所与周法曹诗，诗与字俱好，以此寄之》就表现出一种散文化，这种散文化使诗歌在叙事、状物、抒情等方面明白而又详尽。又如平仲《小庵诗》：“石为道，旁植冬青不死之灵草；跨水为桥，上有百年老木之清阴。小庵又在北墙北，花竹重重深更深。公余竞日无一事，卜此佳趣聊栖心。明月为我迟迟不肯去，清风为我渐生好音”。这里长短不一之散句，取得了错落有致的效果，并与诗人愉悦自得的心情相映衬。

其三是吸取散文的叙述方式。平仲《述鸥》诗云：“水滨老父忘机关，醉眠古石红蕖间。绿波荡漾意不动，白云往来心与闲。有鸥素熟翁如此，命侣呼俦就翁喜。相亲饮啄少畏避，自浮自沉不惊起。渔人窥之即谋取，手携罗罔来翁所。群鸥瞥见皆远逝，千里翩翩一回顾。鸥不薄翁翁勿疑，避祸未萌真见机。渔人罗罔不在侧，敢辞旦夕从翁嬉。”诗作写《列子》卷3中的一则故事，并保持故事基本情节，叙述方式也一致，只是变换了人物的身份。平仲将这则故事实现了从文到诗的转变，全诗意脉连贯，语序正常，语言疏朗而流畅。

三、重视蕴含学识

文仲在给司马光的信中谈到：“学积于内，则文发于外。积于内也深博，则发于外也淳奥，则夫文者虽不学焉，而亦可经兼得之。学不充于中，而徒外事其文，则文盛于外而实困于内，亦将兼弃其所学。”(见司马光《答孔文仲司户书》)平仲有《读江庵集》诗：“煌煌一匹锦，烂烂五色笔。始从何处得，怅此梦中失。淹也虽善文，葳蕤少筋骨。譬人气不深，往往多奄忽。晚年既富贵，外学仍老佛。”这些都说明他们兄弟俩重视内在修养及学识的积累，强调其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苏辙《次韵孑l武仲学士见赠》诗云：“羡君耽读书，日夜论今古。虽复在家人，不见释手处。意求五车尽，未异双目苦。蓬莱倚霄汉，简册充栋宇。学成擅困仓，笔落走风雨。”这也描述了武仲耽于读书的情形，同时也表明武仲的文学创作得力于学养的事实。

“三孔”重视从儒学中吸取营养，以学问为诗的观点，且贯穿于创作过程中。试以平仲诗《和经父寄张绩二首》为例：“解纵枭鸱啄凤凰”，见《庄子秋水》，“但知斩马凭孤剑”，见《汉书·朱云传》，“岂为摧东避太行”，见曹操《苦寒行》，“失之垂翅合南翔”，见《后汉书·冯异传》，“鸾凤托巢虽枳棘”，见《后汉书·仇览传》，“但存漆室葵心在”，见《列女传》，“莫学荆山玉泪哀”，见《韩非子》，“倚伏万端宁有定”，见《老子》，“塞翁失马尚归来”，见《淮南子》。这两首诗运用典故与现实的情况相融得恰到好处，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全诗以筋骨思理取胜。

四、长于次韵、杂体、集句

次韵诗、杂体诗是“三孔”诗歌创作的另一特色。这些诗歌的创作带有“自娱”和竞技的意味，同时也是对自身语言能力和学问积累的挑战，如平仲药名诗一首题为《再作药名诗一首寄宜父，并用本字，更不假借。此诸名布在本草中，虽或隐晦，然以为不当但取世俗之所知而遗其所不知，亦君子之用也。至于搜索牵合，亦可以发人意思而消磨光景，请宜父同作》。另一首题为《宜甫寄示庐山高药名诗，亦作一首奉酬。不犯唱首，兼用本字，更不假借》。

据此可见他对药名诗的认知。平仲杂体诗也很别致，《诗戏》中有杂体诗170首，其中有人名诗、集句诗、八音诗、四声诗、藏头诗、药名诗、药名离合诗、离合诗、离合转韵、六字诗(数字诗)、郡名诗、笔画诗、回文诗、星名诗、卦名诗、藏字、词、句诗等等。这些离奇古怪的诗都要有学问功底，在今天看来这种诗无非是游戏之作，但在宋人眼里却看成是非等闲之举。

“三孔”的集句诗，亦表现出他们的学问功底，而平仲的文学成就最高。孔毅甫常集句赠东坡，东坡曾戏称：“羡君戏集他人诗，指呼市人如使儿”。对孔毅甫的集句诗《寄孙元忠》也很感兴趣，称它为“殆不减《胡笳十八拍》也(此处指王安石18首集句诗)”。集句诗当时以王安石写得最好，《竹坡诗话》拿他与王对比，由此可以看出，宋人诗话对平仲诗歌的评价基本集中在其集句诗和药名诗的创作上。平仲这种集句诗很多，其集句有集《文选》句，集杜甫句等，尤以集杜诗更佳。如《寄孙元忠》其二诗：“抱病江无自首郎(杜甫《承闻河北诸道节度使人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其七)，秋风此日晒衣裳(《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二首》其一)。看我形容已枯稿(《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此岂有意仍腾骧(《瘦马行》)。一官羁绊实藏身(《寄君》)，富贵于我如浮云(《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致君尧舜付公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诶侍郎》)，几时高义排金门(《寄柏学士林居》)”。句句出自杜诗而又表达了自己倦于官场、无意仕进的心性。如出诸己，而无掇拾之迹。苏轼作《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赠五首》云：“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对平仲的集句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五、推崇李杜与“从容自道”

武仲、平仲都很推崇杜甫。平仲《题老杜集》诗云：“七月鸱号乃至此，语言闳大复瑰奇。直侔造物并包体，不作诸家细碎语。吏部徒能吧光焰，翰林何敢望藩篱。读罢还看有馀味，令人心服是吾师。”武仲《读杜子美(哀江头)后》也说：“自晋宋以来……余固喜诗，愿以子美为师者。”平仲诗是从杜甫诗歌艺术集大成的角度来谈，武仲文涉及的是杜甫诗歌所包含的思想意义及杜甫的人格魅力所在，将杜甫的忧国忧民意识提到首位，认为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谓之知子美也’(《读杜子美(哀江头>后》)。这两方面基本代表了宋代诗人对杜甫的看法，也是他们推崇杜甫的原因所在。

平仲作诗受杜甫的影响，就诗歌内容而言，他学习杜甫，创作了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如《长芦咏蝗》、《和常父湖州界中》、《夏旱》等等。其中《夏旱》诗云：“我愿蛟龙卷此水，洒落东南救焦死。又闻戎泸方用兵，战车甲马穿云行。安得疏江拥三峡，余波末流灌百城。分支引派人南亩，尽使枯槁得复生。志大心劳竟何补，仰视云汉高溟溟。吾徒禄食固可饱，更愿眼前无饿莩”，与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问，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情怀和精神何其相似。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不相上下，也有借鉴。如平仲叙事诗中的细节描写，《常父寄半夏》诗写接到武仲寄来的半夏后，儿女们急于尝试的情形，全文采用白描手法，生动亲切，类杜甫《北征》诗中的细节描写。此外，平仲诗还学习了杜甫律诗语序变换的特点。平仲《m占》诗云：“红破露花将引蝶，绿深烟柳已藏乌”，“红破露花”，“绿深烟柳”的常规语序应为“露花破红”“烟柳深绿”将“红”与“绿”提前，重点强调给自己突出印象的色彩视觉。杜甫此类诗句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其八)；“青惜峰峦过，黄知枯柚来”(《放船》)等等。从句子结构上看，倒装使两句诗都避免了平板、浅露，获得了语峻而体健的语言效果。

除对杜甫的推崇外，平仲还有诗赞叹李白的诗风，表达向往之意，如《李太白》、《李白祠堂二首》等诗。平仲还有诗师法李白处，其中《疾国偶成呈介之》诗云：“吾生十五犹孩童，胸中胆气摩天开。”黄庭坚评平仲诗日：“气与神兵上斗牛。”(《次韵和答孔毅甫》)李白诗以气胜，其气奇，其气逸，其气壮，意象丰富，比喻生动，都可以在平仲诗中找到影子。在宋代尤其推许并学习杜甫的风气下，平仲的师法李白无疑是异于时人的举动。

然而，正如武仲《兴国僧房诗序》所说“作为歌诗以自娱”、“从容自道”，在《阁下观竹笋图》亦云“贪得以记忆我，俱非贤达心”，强调的都是“我”的存在。由“我”出发，武仲、平仲在文章中更多的是对文学作品独特性的追求。《苕溪渔隐丛话》卷29《冷语夜话》云：“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馆中，雪夜论诗，平仲日：当作不经人道语，日：斜拖阙角龙于丈，

第8篇：杜甫的赠别诗范文

古诗中多用“颜色”这个词，如汉乐府《上山采蘼芜》“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和高适《燕歌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颜色一词在这两句诗中意思大不相同。唐代杜甫和白居易是中用“颜色”一词较多的两位使人，下面我以他们的诗为例，探讨一下颜色一词在古诗中有哪些不同的含义。

杜甫《阆州东楼筵奉送十一舅往表城》诗中有“是时秋冬交，节往颜色昏。天寒鸟兽伏，霜露在草根”，结合上句可知这里颜色昏是指天色苍苍，昏暗不明：在《虎牙行》中“秋风欻吸吹南国，天地惨惨无颜色。”这首诗是写三峡景色的，如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这里的颜色意为天色昏暗。可见颜色的第一种含义是指天色。文天祥在《一拍》诗中还直接引用了杜甫的句子“风尘澒洞昏王室，天地惨惨无颜色。”

第二种含义，我们来看下面的诗句，杜甫《秋雨叹》中“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哀江头》“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花底》“深知好颜色，莫做委泥沙 ”《园人送瓜》“倾筐蒲鸽青，满眼颜色好”《棕拂子》“非独颜色好，亦用顾盼称。”这个颜色是指棕拂子的外形、外貌。这里颜色分别指决明、苑中的花草，花朵、瓜、棕拂子等植物花草瓜果外表的光泽和色彩。由此可以推断出颜色的第二种含义是用来形容植物的生长状况、外形和光泽，意思大多形容植物生长状况良好，欣欣向荣。《病柏》中“岂知千年根，中路颜色坏。”是指植物的气色。在白居易诗中具有相同含义的诗句也不少：如《白牡丹》中“折来比颜色，一种如瑶琼”这里颜色引申为植物供人欣赏的、美丽的外形，在答《桐花》中“况此好颜色，花紫叶青青。”在《东城晚歇》中“绕冢秋花少颜色，细虫小蝶飞翻翻。”颜色都是这种含义。《秋槿》“正怜少颜色，复叹不逡巡。”这首诗是说槿花到了秋天天冷黄昏时，开后落下的一种萧索状，结合上句“”结合上句“秋开已寂寞，夕陨何纷纷。”还有下句说男儿和女子“头白始得志，色衰方事人。”这里颜色是指植物花草的美丽外形。

第三种含义如在《柟树为风雨所拔歌》中“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这首诗是说柟树被风雨吹倒了，草堂上的亭亭一青盖也没有了，让草堂也黯然失色了，不好看了，我们把好看的地方叫做风景，这里的颜色暗含风景的意思。《南池》“独叹枫香林，春时好颜色”这首诗一大半是写景的，这里的颜色由外表的美好引申为使人赏心悦目的风景的意思。这里的意思比较明显，比上个例子更加明显。《解闷十二首》的第十首“忆过泸戎摘荔枝，青枫隐映石逶迤。京华应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这里的颜色根据上句“青枫隐映石逶迤”也是风景的意思，意为京华见此也黯然失色。白居易《答元八宗简同游曲江后明日见赠》“南山好颜色，病客有心情。”我们从诗歌题目‘“同游曲江”，以及此句后的“水禽翻白羽，风荷袅翠茎”两句写景，还有作者的明确表示“时景不重来，赏心难再并”，可以断定这里的颜色是景色的意思。白居易《和武相公感韦令公旧池孔雀同用深字》“索莫少颜色，池边无主禽。”这里颜色也作景色解，意为池边没有了主禽-孔雀，就没有了景色。从以上的分析可知，颜色的第三种含义指风景、景色，美丽的地方。

第四种意项，我们先看《信陵君窃符救赵》中的句子“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 南北朝．何逊《与苏九德别》“宿昔梦颜色，咫尺思言偃。” 这里颜色很明显意为面容。在杜诗中这类诗句有《梦李白》中“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这句是说杜甫梦到李白，醒来后看到屋梁上的月光，还疑惑在照着李白的面容。《百忧集行》“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 这种颜色是指人相貌、面容。与《寄岑嘉州》中“愿逢颜色关塞远，岂意出守江城居” 的颜色意思相同，都是想见一面的意思。南北朝．这是一种最常见的意项，在魏晋．曹操《塘上行》“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和江淹《古离别》“愿一见颜色，不异琼树枝。”中颜色均为面容的意思，意为想见一面。 唐．曹唐有句：“騄耳何年别渥洼，病来颜色半泥沙”这里颜色很明白指面色的意思，意为病中面如泥沙，面如死灰。《贻华阳柳少府》“柳侯披衣笑，见我颜色温。”颜色温是面熟的意思，这里颜色也是指面容。杜甫《赠李白》中“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这里的颜色稍微引申为面色。白居易《伤唐衢二首》“忽闻唐衢死，不觉动颜色。”这是颜色是声色的意思，意为大动声色，大悲失色。《虢国夫人》“却嫌脂粉涴颜色，澹扫蛾眉朝至尊”这里的颜色由人的面色、面貌引申为美色、姿色、美丽的人。汉代无名氏的《陇西行》中即有“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意为这好妇拥有令人赏心悦目的姿色。汉乐府《上山采蘼芜》“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白居易《琵琶行》中描写琵琶女“朝来暮去颜色故”这里颜色指姿色，意为琵琶女年老色衰。只落得“老大嫁作商人妇”的下场。《长恨歌》中有“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白居易《古冢狐－戒艳色也》首句“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很明显这里颜色是指姿色。白居易《寄元九》“三年不放归，炎瘴销颜色。”，这首诗是白写给在外贬官的元九，结合上句“君年虽校少，憔悴谪南国。”可知这里颜色是指面色，确切地讲是指好看的面容，憔悴谪南国，三年不放归，使得好看的面容也越来越失去了光彩。可见颜色的第四种含义为人的面容，由面容引申为好看的面容，女人的姿色、美色等含义。另《陵园妾》中形容她“颜色如花命如叶”，很明显这里颜色是指女子的姿色。

关于第五种含义，我们来看一下的诗句，《送韦讽上阆州録事参军》“当今豪夺吏，自此无颜色”这是面容的一个引申义，是没面子的意思。《可叹》“王生早曾拜颜色，高山之外皆培嵝” 这里的颜色指功名的意思。《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胡为困衣食，颜色少称遂。”意为困于衣食，功名未遂。高适《燕歌行》“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这里赐颜色意为赏面子，赐予光荣。这是由人的面容引申为面子又引申为荣耀的意思。白居易《伤友》“虽云志气高，岂免颜色低。”，这句颜色低和志气高相对，结合下句“平生同门友，通籍在金闺。”可以推断出这句颜色是指功名、地位、官职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颜色的第五种含义是功名，地位、荣耀的意思。

在杜甫诗中颜色用于本意的很少。如《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这个颜色用的是本意，意为原意是凌烟阁里的功臣画像本已褪色，经曹将军重画之后才显得有生气。白居易诗中颜色用于本意的却 俯仰皆是如《大嘴乌》“物老颜色变，头毛白茸茸”这首诗是讲一种大嘴的鸟—乌鸦，根据下句可以推断，这个颜色用的是本意，是指大嘴乌羽毛的颜色。白居易《和元九悼往》“馨香与颜色，不似旧时深”这首诗是说物是人非，“尘埃日夜侵”的“缬纱幌”，香味和颜色也不如从前了。《京兆府新栽莲》中“上有红尘扑，颜色不得鲜。”这句是讲东溪莲上面扑满红尘，颜色不鲜了，用的是本意。

当然，以上的引句，不可能包含杜诗和白诗中所有关于颜色的诗句，只是引些代表性的诗句，由此可见颜色的不同含义。本文的逻辑顺序是由天色的明暗到植物的色泽的鲜艳到自然风景美丽的地方，由人的面容又引申为美色，由引申为光彩的面子，直到功名官职地位，颜色一词的意思由自然的本意步步引申以到表示人间的官职功名。

参考文献

第9篇：杜甫的赠别诗范文

首先,对自然风光的热爱和赞赏。这一类是数量最多的,包括《游龙门奉先寺》、《陪李北海宴历下亭》等七首诗。在这些诗里,杜甫提到了许多大自然的物象“月林散清影”的月亮;“云卧衣裳冷”的云;“秋水清无底”的水;“震雷翻幕燕,骤雨落河鱼”的雷、雨和河鱼;“修竹不受暑”的竹等等。在诗人笔下,这些事物和当时的自己一样,干净美好、充满着活力。尤其是水,清澈见底,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诗人置身于大自然之中,也把自己的心放入自然事物之中,让那清澈的水流一点一点洗去内心的杂念,充分享受那份纯净。《夜宴左氏庄》最能体现杜甫在融入大自然的惬意。

林风纤月落,衣露静琴张。

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

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

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

这首诗是讲宴会之乐,诗人和朋友在左氏庄宴会饮酒,良辰美景,饮酒作乐甚是欢愉。而诗中的良辰美景就是自然景物。全诗对景物的描写集中在前四句,取象自然而脱俗,林风、纤月、湛露、净琴、暗水、花径、春星、草堂,使诗篇透着隐隐的生气和散着丝丝的野趣。风吹着树林,淡淡的月光温柔地散落,露珠安静地落在衣服上仿佛在听着琴声。黑暗中小溪水流过,带着一些些花瓣,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这般景致,使得诗人心情愉悦,想起了几年前泛舟江南的情景,自是久久不能平静。

如果说《望岳》是表达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那这一首《夜宴左氏庄》体现的就完全是诗人对自然的热爱。青年时代的杜甫,满怀为国家做贡献的壮志,却也时刻体现出对自然深沉的爱,对自然景物有一种归属感,只要处在自然中,心情便是舒畅的。

第二,表达消极、厌恶的城市观。天宝三载,杜甫旅居东都两年后写下一首《赠李白》(五古),第一次提到了诗人对于东都这个大都市的印象,自此也奠定了诗人消极的城市观。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

野人对羶腥,蔬食常不饱。

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

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

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

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这是一首书信性质的诗,杜甫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向李白直观地表达自己对东都的不满,希望可以脱身而去。杜甫说:“旅居东都的两年中,我经历的都是机智灵巧的事情,那些投机取巧的人和事让我十分讨厌。我居住郊野民间,即使常常连粗茶淡饭都没有,但是对于发了臭的牛羊肉,我还是不愿意吃。我常常想,难道就不能让我吃青精饭,使脸色长得好一些吗?让我感到最困难的还是缺乏炼金丹的药物,这深山老林好像用扫帚扫过了一样,连药物的痕迹都没有了。向您这般在朝廷里才德杰出的人,现在都脱身金马门,独去寻讨幽隐。看来我也要离开东都,到梁宋去游览,到时我一定去访问您。”

此诗共分两段,前八句为一段,后四句为一段,表达厌都市而羡山林之情。后四句为第二段赠李白,表明自己有独自幽隐的意愿。从写给李白的诗里可以看得出,杜甫在东都的两年过的是十分不愉快的,甚至可以说食不果腹,穷困到生病了都没钱买药,只能自己去山里找药材。可惜那些就像被人扫过一样的大山,早已被开发地干干净净,没有了可以用得上的材料。公元744年,李白受诏供奉翰林,因高力士的陷害,被皇帝赐金放还。李白讬鹦鹉以赋曰:“落羽辞金殿,是脱身也。”友人又被贬谪离开,脱身而去。使得杜甫对于城市的的反感已经到了极致,宁愿选择逃离都市,去过宁静的隐居生活。诗人热爱大自然的本性注定了难融于东都,所以会产生隐居的想法也是理所当然的。

第三,表现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在这三十一首诗里,有三首是写友人的隐居生活,分别是《题张氏隐居二首》、《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前两首是诗人拜访隐居故人张叔明与友人游乐饮酒之作,诗人把张的隐居生活写的十分惬意。“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远离权钱交易就是远离伤害,自然是兴致勃勃,“每无愁”。而另一首是与挚友李白同看望范十,写出三人深刻友情的同时,诗人也也直抒“悠悠沧海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