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简介资料精选(九篇)

第1篇：杜甫的简介资料范文

本文从主要方面回顾了20世纪李白、杜甫研究情况，并从20世纪的政治与思想文化背景、学术自身发展规律、新的理论方法与传统诗学相结合、学术上重大突破与遭遇困难寻求出路之间的辩证关系等方面探讨了两家在研究上出现差异的根源，希望古代文学研究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关键词】 李杜研究 差异 根源

李白杜甫，并世齐名。后人对二家既有"李杜操持事略齐"（李商隐《漫成五首》其二） 的并尊，也往往有所比较，有所轩轾。千余年来，李杜二人已各自形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接受史，因而不仅李杜的创作可以比较，其历代接受和研究情况，也可以比较。尤其是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段性特征，承前启后，吸收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走上了现代化的研究之路。总结这一时期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李杜研究情况，不仅对李杜研究自身，而且对认识近百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得失，推进其健康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 20世纪李杜生平研究与文集整理注释

（一）李白、杜甫生平研究

李白出生地 自宋至清，人们一直以为李白生于蜀中。李白作于唐肃宗至德二载的《为宋中丞自荐表》称"年五十有七"，据此推算，李白当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与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一家"神龙之始，逃归于蜀"、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说其家"神龙初，潜还广汉"，中间相差五年，可见李白不可能生于蜀中。清代王琦虽看到了上述文献记载，但他怀疑"神龙"年号乃"神功"之讹，仍维持李白生于蜀中说。直至清末黄锡 编《李太白年谱》，均因袭前人旧说。

1926年李宜琛发表《李白的籍贯与生地》 （《晨报副刊》1926年5月10日） 一文，认为李白"不生于四川，而生于被流放的地方"，并指明"是在碎叶"。1930年，冯承钧发表《唐代华化蕃胡考》 （《东方杂志》第27卷第17期） ，根据李阳冰序中李白先世"谪居条支"之说，认为李白"实生于大食"。1935年，陈寅恪发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 （《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 ，亦认为"太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1936年3月及8月，胡怀琛发表《李太白的国籍问题》、《李太白通突厥文及其他》 （《逸经》第1期、第11期） 两篇文章，认为"李白先世所流寓的地方，疑是在 罗私城南面十余里的地方"，西距素叶（即碎叶）八百五十里。1936年11月幽谷发表《李太白---中国人乎?突厥人乎?》 （《逸经》第17期） ，支持胡怀琛的说法，认为李白早时家庭在碎叶。以上这些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40年代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詹锳的《李白家世考异》（《国文月刊》第24期，1943年10日）即采用此说。

郭沫若于1971年出版《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更为深入地讨论李白出生地问题，认为唐代碎叶有两处：一在中亚，一在焉耆。断定李白"出生于中央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的碎叶城"，即今天的托克马克。郭说引起又一轮关于李白出生地的讨论，不少人肯定郭说或对郭说有所补充修正。多数皆采用碎叶说。

跟出生地相关的是李白的种族与家世问题。上引李宜琛、冯承钧、陈寅恪、胡怀琛、幽谷等人文章，在谈出生地的同时，即往往伴有李白可能出于突厥族家庭、其他胡族家庭或胡化家庭的推想猜测，至80、90年代，周勋初、葛景春等还从文化背景上对李白进行考察论述。他们的研究有两方面效应:根据李白不同于常人的思想爱好，立身行事，可以看出李白与西域文明的关系;而反之据李白出生地和家世等背景，又可以解释李白思想行为的一些特异方面。

与家世问题有一定联系的，是李白家庭从事何种职业，生计来源依靠什么。詹锳《李白家世考异》云:"意者白之家世或本商胡，入蜀之后，以多赀渐成豪族。"王瑶《李白》 （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认为李白父亲"可能是一位大商人"。林庚《诗人李白·李白的思想与斗争性》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 亦认为"李白的父亲大约正是一个客商"。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读李漫笔之一》 （《光明日报》1962年8月12日） 说李白的故乡绵州是"盐铁有名产地"，"李白的父亲所经营的可能是贩铁商业";又根据"秋浦有银、有铜"，说李白"到江南活动，也可能是继续他的铜铁经营"，"似乎不仅是运销，而且兼涉采冶"。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第一章《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中说:"（李白）父亲李客由中亚碎叶迁徙入蜀，是拖着一大家子人的。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不然他不能够携带着那么多的人作长途羁旅。"诸多说法，有的猜测过甚，当然不足为信，但李白毕竟说过"混游渔商，隐不绝俗" （《与贾少公书》） 、"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餐" （《秋日练药院摄白发赠元六兄林宗》） 一类话。在封建时代，商人受歧视，学者不愿把李白的出身与商人家庭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到了20世纪被提出来，也并非毫无依据。

李白几入长安问题

由于新、旧《唐书》均只载李白于天宝初受召见，待诏翰林，因而直到20世纪上半叶，人们均认为李白至长安仅此一回。1962年，稗山发表《李白两入长安辨》 （《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 ，对李白在长安和关中所写的诗进行分析，指出其中有一部分作品表现出穷愁潦倒，渴望遇合，进身无门，彷徨苦闷的思想感情，与天宝初供奉翰林前后的处境和心情显然不合，因而提出李白在天宝初入长安前，尚有一次进京的活动。估计其时间约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夏至二十八年（740）春之间。稗山之说在当时只重视政治思想上的评判，而很少有人注意作家行踪考订的情况下，未得到反响，直到1971年郭沫若出版《李白与杜甫》，才充分肯定了这一发现，同时断定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在开元十八年（730）。1978年后，郁贤皓陆续发表《李白与张交游新证》 （《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 （《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 、《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 （《社会科学战线》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1辑，1980年） 等文，肯定稗山的"两入长安"说及郭沫若的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说，并较多地补充了第一次入京的论据。此后，"两入长安说"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赞成。

"两入长安"说从提出到确定，研究者尽管也借助了有关史料，进行传统式考证，但更多更重要地是采用了作品分析方法。这条路径，从作品内部寻找内证，通过内容分析，寻绎其联系，从而对作品的写作背景（包括作时作地）及作家事迹行状做出大体合乎实际、合乎逻辑的判断。这样既重视作品内容分析，又借助史料考证，交互为用，推动了研究向纵深发展。

李白全集的整理研究

20世纪李白诗文全集整理方面出版了三部大型著作。1.《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每篇除原文外，分校、注、评三部分。以乾隆时期王琦注本为底本，以宋蜀本，萧士、缪曰芑本及唐各总集、选本所收诗文详加校勘。旁搜唐宋以来有关诗话、笔记、考证资料，以及近人研究成果，加以评笺、补注，并考订其讹误。2.《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安旗主编，集校勘、注释、集解、辑佚、年谱、资料汇编为一体，按编者意见对李白诗文85%左右的作品作了编年。3.《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詹锳主编，每篇分为题解、原文、校记、注释、集评、备考六部分，全面地清理汇集了前人的李白研究成果，同时融入了著者研究的新见，具有集成性质。

杜甫生平研究

杜甫生平行踪，前人考订比较详悉。20世纪的研究主要有:世系及母系问题、生卒年问题、卒葬地问题、贡举考试问题、与李白和高适相遇的时地以及同游过程问题、离开严武幕的原因和时间问题，等等。

关于世系，主要有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世系》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 、曾意丹的《介绍一块研究杜甫家世的重要墓志---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 （《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金启华的《杜诗论丛·杜甫世系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邓绍基的《杜诗别解·关于杜甫的世系问题》 （中华书局1987年版） 等。邓绍基对有关成果进行了一番综合整理，认为杜甫世系自晋代杜预以下，除第五代尚不清楚外，其他已全部考出。

关于杜甫的母系研究，有朱 的《杜甫母系先世出于唐太宗考》（《文风杂志》创刊号，1943年12月）、冯至的《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祖母卢氏考》、王辉斌的《杜甫母系问题辨说》（《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2期）等文，其中冯至和岑仲勉考证出杜甫有生母和继母，生母为崔氏，继母为卢氏。

关于杜甫贡举应试问题，有香港学者邝健行的《唐代洛阳福唐观作进士科试场新议》 （《杜甫研究学刊》1986年第4期）和《杜甫贡举考试问题的再审察、论析和推断》（《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第4期）、乔长阜的《杜甫二入长安时期的几个问题---兼辨杜甫应进士试中的两个问题》（《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3期）和《杜甫应进士试和壮游齐赵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吴越的时间》（《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第4期）、陈铁民的《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其中陈铁民文重新考定了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等诗作年，指出:"杜甫天宝六载进士试失利……到陆浑庄隐居"，"直到天宝九载，才再次赴京"。

关于杜甫与李白、高适相遇时地及同游踪迹问题，有闻一多的《杜甫》（《新月》第1卷第6期，1928年8月10日）和《杜少陵年谱会笺》（《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1卷第1-4期，1930年）、乔长阜的《杜甫与高适李白游宋中考辨---兼辨杜李游鲁及杜入长安时间》（《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2期）等文，闻一多认为杜甫、李白相遇在天宝三载三月至五月间，乔长阜认为杜甫与高适、李白同游宋中，当在天宝四载深秋、初冬间，而不是在三载。

关于杜甫离蜀的原因和时间问题研究，有陈尚君的《杜甫为郎离蜀考》（《复旦学报》1994年第1期）、《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考---〈杜甫为郎离蜀考〉续篇》（《草堂》1985年第1期），认为杜甫离蜀是因为严武奏请朝廷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并召他赴京，而于永泰元年春夏离开成都的，杜甫离蜀是在严武生前。此事因未得确证，暂时仍搁置，但因涉及到夔州诗创作的生活基础与思想基础，在杜甫生平研究中应属重要问题。

关于杜甫卒葬问题研究，文章和著作数量很多，仅1988年5月在湖南省平江县举行的"杜甫在湖湘"学术讨论会上即有十六篇论文论及卒葬问题，傅光则著有三十五万言《杜甫研究（卒葬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异说虽多，但传统的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的说法，仍为多数学者采用。关于杜甫在各地行踪遗迹的考察研究，80、90年代相关论文颇多。杜甫在山东、河南、长安、陕北、秦州、同谷、成都、川北、夔州、湖北、湖南等地遗踪，均有一些文章进行考辨。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编写组，经过集体实地考察，编写了《访古学诗万里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纠正历代注家不少地名错误，还发现了一些新的遗踪。

杜甫生平研究中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成果是年谱和评传。闻一多将前人数十种杜甫年谱加以汇集笺注，又辑入了文化背景方面的史料，撰成《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有《杜甫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凭借草堂收藏之富，考证杜甫游踪，有其他年谱所未及之处，但鉴别不精，有芜杂之憾。朱东润的《杜甫叙论》联系杜甫安史之乱前后的经历和进入夔州以后的生活变化，介绍杜甫两次创作高峰，把对杜甫诗歌成就的评价同其生平经历的叙述紧密结合在一起。陈贻焮的《杜甫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8年版），是超过百万字的规模宏大之作，该书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论述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背景，揭示杜甫在复杂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思想性格，通过考证和分析，细致地勾勒了杜甫的生活历程与思想创作历程，从各个侧面塑造了杜甫的丰满形象。莫砺锋的《杜甫评传》既把杜甫作为伟大诗人，详细论述其诗歌创作成就及其创作过程，又把杜甫作为思想家，对其人生哲学、政治思想、文学思想进行了探讨。

由于80年代启动的由萧涤非等主持的大型项目《杜甫全集校注》一直未能完成和出版，所以20世纪缺少有标志性的杜诗文献整理研究成果。但除全集的新注、集注外，其他方面的成果还是有一些。林继中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对在南宋即已逐渐亡佚的赵次公杜诗注本进行辑佚整理，恢复了赵注的原貌。全书百余万字，上册是对赵注甲帙至丙帙的辑佚整理，下册是对赵注丁帙至己帙明钞本的增补校订。徐仁甫的《杜诗注解商榷》（中华书局1979年版）、《杜诗注解商榷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前书对涉及杜诗二百余首的虚词、语法进行研究，提出己见;后书又依前例，补撰约二百条，是文献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邓绍基的《杜诗别解》，前半部分为论文，后半部分是关于具体诗篇的别解，从前人种种傅会割剥中寻求杜诗的本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成善楷的《杜诗笺记》（巴蜀书社1989年版）共笺释杜甫诗句三百一十条，每条先引出原注语，然后加以辨析;郑文的《杜诗檠诂》（巴蜀书社1992年版），依仇注卷次顺序，就有关诗句注释，逐一进行辨析;谭芝萍的《仇注杜诗引文补正》（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仇注引文注杜之失进行辨正。以上四种著作，均时出新见，纠正了前人的许多失误。

周采泉的《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郑庆笃等的《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年版），是关于杜集书目的两部有代表性的著作。《杜集书录》分内外两编，"内编"以存书之书录解题为主，分"全集校勘笺注类"、"选本律注类"、"辑评考订类"、"其他杂著类";"外编"以存目参考资料为主，分"全集校勘笺注类存目"、"选本律注类存目"、"谱录类"、"集杜和杜戏曲类"，合计八百四十三种。全书还有附录四种:（1）《历代杜学著作姓氏选存》，（2）《近人杜学著作举要》，（3）历代总集、诗话、笔记、于杜诗有重要论述的著作简介，（4）《朝鲜、日本两国关于杜集著作知见书目》。《杜集书目提要》，收录有关杜诗书目八百九十种，起自稍后于杜甫的唐人樊晃，止于1984年出版的著作。每书先介绍著者生平、著述，再介绍内容、体例、特点、成书过程，介绍中带有对该书的评价，最后介绍版式及刊刻流传情况。以上两书是对历代有关杜甫研究著作文献带总结性的盘点和介绍。

二 李杜思想与创作研究

20世纪的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1949年以后，则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领域居主导地位;到了80、90年代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多方面吸收西方学术文化。这三次变化，前后两次的思想解放意义为众所周知。50-70年代，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虽然在推行中存在"左"的教条主义倾向，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科学的，对它的曲解或假借其名号的某些功利主义的作法，并不能损害它的光辉。因此，20世纪思想领域的主流意识本质上是与封建主义对立的。李杜和所有古代作家一样，都要在这发生新变的思想背景下，接受新的审视与评价。

20世纪对李白、杜甫的思想研究，其总趋势是转变角度，肯定李白、杜甫思想中民主性的精华，同时指出其时代局限。李白性格豪放，往往不遵守封建礼教规范，在封建时代受到指斥，而20世纪多数学者则从追求个性解放的角度予以肯定。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描述盛唐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背景，指出:"这个时代的人生观是一种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观。我们试引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来代表当时的风气: （引文略） 这种风气在表面上看来很像是颓废，其实只是对于旧礼俗的反抗，其实是一种自然主义人生观的表现。……这是一个自由解放的时代，那不近人情的佛教的权威刚倒，而那不近人情的道学的权威还没有起来。所以这个时代产生的文学也就多解放的自然文学。"在这一背景下，胡适强调:"李白是一个天才绝高的人，在那个解放浪漫的时代里，时而隐居山林，时而沉醉酒肆，时而炼丹修道，时而放浪江湖，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最可以代表那时代的自由主义的人生观。他的歌唱是爱自由的歌唱。"

尽管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段时间内，胡适在大陆被作为批判对象，但认为李白的思想个性及其歌唱代表了自由解放的要求，却并不因为胡适曾经如此说过，就遭到否认。如在对于"自由"和"个性解放"这些字眼甚至有讳忌的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仍然说李白"一生中总是那么不满于黑暗的现实，以叛逆精神冲击着封建社会的秩序和礼教、以傲岸的态度蔑视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权贵而不倦地追求个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这说明把李白放在封建秩序和礼教的对立面来肯定他对自由解放的追求一直是被认可的。

如果说对李白的思想研究主要是把封建时代认为其有违于礼教的表现转而予以正面肯定，那末杜甫的思想研究则是对封建时代认为其合于礼教的表现进行具体分析，肯定其可取的方面，同时指出其时代局限。封建时代称杜甫"本性情，厚伦纪"，"一饭未尝忘君"，尊之为"诗圣"。被带上这种桂冠的杜甫，在反对纲常礼教，高喊"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似有可能受到冲击，但实际上新文化运动至少在杜甫的问题上并没有扩大化。1922年，梁启超给杜甫换上了一个"情圣"的称号。说对于杜甫"诗圣"的徽号，"不必轻轻附和"，杜甫是"写情圣手"，"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情圣杜诗》，载《晨报副镌》1922年5月）。胡适则在《白话文学史》中为杜甫列专章，说他是8世纪下半叶表现人生文学"最伟大的代表"，又一再强调并赞赏杜甫"用说话的口气来作诗"，看来，由于杜甫的作品写了下层疾苦，在语言形式上又能被纳入白话文学的序列之中，故仍能受到肯定。这种肯定有一种保护效应，他为旧时代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和忠君观念便很少被触及。因此，杜诗思想内容复杂的一面，杜诗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所受到的肯定，与封建时代的肯定，二者本质上的不同，在上半世纪并未深入展开探讨。直到50、60年代，愈来愈强调区分封建时代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强调阶级分析，有关问题才被深究。冯至于1952年出版《杜甫传》，中心是"述说他（杜甫）在他生活里经历的那些过程和矛盾"，"他怎样从爱自己的家庭转到爱祖国，从抒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反映人民的生活，他是怎样超越了他的阶级体验到被统治、被压迫人民的灾难，并因此使唐代诗歌得到巨大的发展"（《杜甫传·家世与出身》），这可以说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人民性"的标准，动态地分析杜甫思想中的矛盾与发展过程的著作，成为后半世纪杜甫生活道路和思想艺术研究的开山之作。除此外，50年代专就杜甫儒家思想和忠君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也很多，认识上取得了进步。如认为，杜甫所服膺的主要是早期的儒家思想，亦即孔孟之道，特别是受了儒家"仁"的影响。认为杜甫的忠君体现在诗中有一些是庸俗的忠君，有一些是忠君和爱国纠缠在一起，或虽忠君但对君主的腐败与过失能够给予揭露和批评。这些认识，因为用了现代科学研究的分析方法，比笼统说杜甫有儒家思想或忠君思想显然是深化了。

20世纪李杜诗歌思想艺术研究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的视角，关系密切。世纪前半叶，学者参照西方文学史和文学流派划分，往往指中国古代作家为某某主义某某派，并作出分析和阐述。关于杜甫，从梁启超《情圣杜诗》称之为"写实派"起，以后一直被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看待，少有异议，而对李白的认识却复杂得多。胡适尽管称李白"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他的歌唱是爱自由的歌唱"，但他在谈到李白与现实关系时却说"他是个出世之士"，"我们读他的诗，总觉得他好像在天空遨游自得，我们不发生交涉"，胡适有意绕弯子，把李白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往天上推，表明对李白诗歌社会内容的认识和评价是个难题，认识上难免要经历漫长曲折的过程。上半世纪，崔家宪、苏雪林等认为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突出其为人与创作中放浪纵恣的一面;徐嘉瑞认为李白是颓废派，强调李白对酒色的嗜好和个人中心主义;汪静之则游移于"浪漫"和"颓废"之间。到了后半世纪50、60年代，给古代作家定性变得谨慎起来，按照苏联文艺理论界阐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概念，通常被用来评价某诗人或某流派。当时，最推重现实主义，杜甫一开始就被推为现实主义作家，展开了研究，而李白则颇费周折。舒芜在《李白诗选·前言》中说:"他运用了高度夸张放大的方法，鲜明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情感和意志。这种浪漫主义本质上是和现实主义相通的。"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说:"李白的浪漫主义是热情的、积极的、符合现实主义的要求的。"积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通，前苏联文艺理论中本来就有这种说法，但即便如此，亦可见在当时的理论框架下，李白归属的尴尬。50年代末期，苏联文艺理论影响渐渐削弱，中国领导层提倡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对历史上浪漫主义文学的评价提高，与现实主义并列，成为文学史上两大进步潮流。为构筑这一文学史框架，对李白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和认识，中国文学史上从屈原到李白一线受到关注和梳理，两人被推为浪漫主义代表作家，而与由《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一线并列，出版于60年代初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和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代表了这种框架和对两个诗人的定位。

在李白还没有被文学史明确地以浪漫主义定性之前，李白研究还没有形成套路，学者们自出主见，评论李白，颇具创新性。舒芜在1954年8月出版的《李白诗选·前言》中说:8世纪前半，许多优秀诗人的作品"是那个时代精神面貌即我国文学史上所谓'盛唐气象'的反映……具有全面代表性，表现出最典型的'盛唐气象'的，就是李白"。同年6月，林庚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作了《诗人李白》的报告，认为:"李白的时代不但是唐代社会上升的最高峰，也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健康发展的最高潮……在一切艺术之中，诗歌正是那最优秀的旗手，这就是历代人们念念不忘的'盛唐之音'。"这种"盛唐之音"在李白诗中突出表现为"自由的丰富的想象，少年解放的精神，对于祖国乡土的热爱与礼赞"。围绕这一中心论点，林庚对李诗的思想与艺术作了一系列精采的分析。1958年，林庚又发表了《盛唐气象》 （《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 一文，举李白许多诗歌为例，"强调'盛唐气象'是指诗歌中蓬勃的气象……是一种蓬勃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林庚的文章在当时引起讨论并曾遭到批判。但批判并未起到取消"盛唐气象"说的效果，到了80、90年代学术研究趋于正常化之后，李白与"盛唐气象"的问题又引起讨论，除从文学史的角度研究外，还有不少文章从文化学、美学等角度作新的阐发，成为20世纪李白与唐诗研究中的热点和亮点。

后半世纪的杜甫研究大体上是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推进的，"现实主义"、"人民性"等标准，用于杜诗，当时普遍感觉是新鲜贴切的，以至紧接冯至的《杜甫传》之后，又有傅庚生《杜甫诗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萧涤非《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从研究著作数量看，杜甫研究在50年代是领先的，但从观点和方法看，几种书大体属同一模式，在研究上走的是一条较为平稳顺当的路，理论上似乎无需做出太大的努力。有学者说《杜甫研究》"全书绝大部分都是对杜诗人民性与现实内容的反复阐述"，有"单一性"、"简单化"的局限 （许总《〈杜甫研究〉得失探》，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 ，虽是批评萧著，其他杜诗研究著作也难以摆脱这种局限。杜诗研究上取得较好成绩的是1962年。时因杜甫被定为世界文化名人，举行纪念其诞生一千二百周年活动。一年间逾百篇，而且许多出自著名学者之手，其中如冯至对杜甫"诗史"艺术特征的论述，蒋和森对杜诗气魄以及杜甫生活与创作关系的论述，吴调公关于杜诗美学观的论述，马茂元关于杜甫七绝艺术的论述，夏承焘关于杜甫绝句的论述，均有独到之见。这是在中国大陆政治运动的短暂间歇期，学术思想有所宽松的产物。

"文革"以后，对杜诗爱国爱民思想的阐发，与50、60年代未有多大差别。只是对杜诗思想内容的丰富性恢复了注意，亲情、山水、珍爱生命、热爱自然、日常生活的诗进入了研究的视野;杜诗艺术研究则成为主要趋向，向体裁研究、风格研究、结构研究、语言研究等多方面扩展，其中程千帆等的《被开拓的诗世界》结合杜诗思想与艺术特点，探索杜甫在诗歌发展中的地位，颇具开拓意识，而一般的艺术研究，对80年代以前的思路和框架未有大的突破，在杜甫这样的大家面前，尚显比较细碎，缺少大气包举、有深刻新鲜之见的著述。世纪末，有些学者忙于杜诗学的建构，多渊源与影响研究的著述，不免给人以杜甫研究似乎已经走向完成的感觉。这与李白研究受家世、出生地、几入长安等问题的带动，在其思想渊源、生平交游、诗歌文化背景、地域特征等方面的探讨上仍呈推进态势，有所不同。

三 20世纪李杜研究差异根源的探讨

据统计，20世纪中国李白研究共出版著作二百多种、文章三千多篇（1）;杜甫研究著作二百二十多种、文章三千一百多篇（2）。20世纪李白诗文集有三种大型注本问世，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杜甫诗文集未有具规模的新注本。李白生平研究，有出生地、种族、几入长安等重大问题，杜甫生平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则比较一般。李诗思想与艺术研究，有李白与浪漫主义、李白与盛唐气象、李白与唐代文化等新开拓，杜甫研究在现实主义、人民性的视角下平稳展开，但平稳中也就难得激发大的开拓与创新。由于前代对两家研究所留下的基础并不相等，有关李白生平研究和诗歌艺术研究，目前还未推进到杜甫那样详细的程度，但若以时段论，比较20世纪这一段研究成果，李白不只是研究成果数量上升，改变了前代千家注杜、数家注李的情况，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成就也更为突出。李杜研究，向为显学，差异的出现，决非双方投入力量大小和专家水平高低的问题。从李杜研究史看，在封建时代，杜甫研究一直长期领先，而到了20世纪，出现李白研究推进速度加快的现象，应该是既有学术发展的自身原因，更与时代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

学术研究前后相续，同类研究，前人开发愈多，留给后世的用武之地可能愈少。杜甫的诗歌多叙事，对其生活和经历的记述，比李白诗歌留下的材料要多。基于相对充足的材料，前代学者，特别是长于考据的清代学者，对杜甫生平考证和杜集整理注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朱鹤龄的《杜工部集辑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在生平考订、作品编年、词语注释笺解方面各有其成就和特色。再加上一些研究专书，把对杜甫生平研究和杜诗词语诠释推进到了堪称详备的地步。处在清人之后，20世纪学者想要再编出超越清人的大型新注本确实不易。李白的诗歌偏于主观抒情而少反映其生平活动的纪事。清代王琦辑注的《李太白全集》，是李诗最详备的注本，但在作者生平与诗歌创作背景考订上，其清晰具体的程度，仍远不能与其同时代学者注杜相比。不仅给后人治李诗留下巨大空间，且因其不足，也促使学界产生对于新注本的迫切需求。而杜诗有清人的多种各具优长的注本，人们对新注本的期待，也就不及对李诗注本之迫切。学术研究中围绕一些具体课题或角度所开展的工作，特别是像生平考证、文字注释等，客观的限度是存在的。有关古代作家现存文献资料得到了正确的、充分的利用，有关词语典故得到了合理的清晰的解释，该作家的生平研究与文集整理注疏的丰收期，也就大体上过去了。其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能处于添补和进一步追求完善的过程中，而难得有更大的突破，20世纪杜诗的文献研究与生平研究即表现为此种状况。

学术研究中力破余地与新开拓的出现，往往与文化背景提供的契机相关。20世纪前，李白生平研究固然留下了很多空白，但有些空白不是前人的目光没有扫视过，而是受历史条件限制，取得突破的时机尚未到来。清人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附录《李太白年谱》于"唐长安元年辛丑"下云:

又按李阳冰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墓碑》云:神龙初潜还广汉，今以李志、曾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

又注李白诗《江西送友人之罗浮》，于"乡关眇安西，流浪将何之"句下注云:

杨齐贤曰:唐安西大都护府初治西州，后徙治高昌故治，又徙治龟兹，而故府复为西州交河郡。琦按文义，"安西"字疑讹，指为陇右道安西大都护府者，恐未是。

可见单从材料上看，王琦已接触到了李白的出生地问题，但18世纪中期，清朝政府闭关锁国，以当时的学术思想、知识水平，人们不敢想象李白会出生于域外，王琦未能就有关材料认真加以追究，仅有"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的一闪念，而终于以考据家的手法，怀疑"神龙"年号为"神功"之讹，又怀疑"安西"字有讹，将问题轻易放了过去，思想认识水平仍至知识范围的局限，使他失去了本来有重大发现与突破的可能。

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向东扩张，对中亚和东亚历史文化研究，成为英、法、俄等国新兴学科。就中国而言，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使原先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知识分子开了眼界和思路。当时东西方学者关于历史上中外交流和民族关系的研究，使隋唐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在边疆的活动以及彼此交往与融合的事实，被大量地揭示出来。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下，李白出生于西域，受西域文化影响，甚至可能带有西域少数民族血统等等，无疑会引起敏感，只要有可供依据的文献资料，研究者自然会勇于揭示。李白的出生地问题，再次提出并展开讨论是在70年代初。苏联当局在我国东北和西北挑起边境冲突，并且制造玉门关以西不属中国领土的舆论，而早在汉代和唐代，中国政府就在新疆和中亚一带设置行政机构、大诗人李白出生在中亚等历史事实，是驳斥苏俄扩张主义者谰言的有力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自然注意有关问题，并作出进一步研究。政治和时代文化背景对于学术的影响和带动，这可算一个典型的例证。

突破和创新，与研究者遭遇困难，努力向理论和材料进一步深入，以寻求出路相关。以李白为浪漫主义，以杜甫为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为这两位作家建立的最具有体系的新论。从建构的情况看，对于杜甫，大致是将那些忧患纪实之作，与其所处的万方多难的时代相联系，从而证明其为现实主义。这样做，在材料上、逻辑上都足以说服人。因而现实主义论，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都相当有力地牵引着杜诗的阐释朝一个方面倾斜，无形中消解了从多种角度阐释杜诗的需求，也未给相关理论研究提出太多需要解决的课题。上面提到的冯至的《杜甫传》，研究和阐述杜甫怎样"从抒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反映人民的生活"，较之旧时代的研究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杜诗中抒写个人情感的篇章，毕竟是多数;而且，作为抒情诗，作者抒写个人的情感与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时代，往往密不可分。研究者的目光，如果只集中于"对人民生活的反映"，便不免造成现实主义阐释体系对多角度、多样化阐释的取代，这与杜诗的丰富性是相悖的。与杜甫相比，李白被普遍地承认为浪漫主义作家的过程则要曲折一些，出现过种种分歧意见，由分歧和困惑引起多方面思考阐释，倒是有助于加深对李诗艺术特质的认识。虽然到90年代一些文学史著作已较少采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一类提法，但对于用平实思维方式比较难以深入的李白，经过浪漫主义的阐发，在对其诗歌艺术特征的把握上，比过去时代毕竟大大前进了一步。

李白和盛唐气象问题，与其诗的浪漫主义特征问题有一定的联系，也是为李白诗歌寻求合理的阐释而提出的。50年代前期，杜甫已被作为现实主义诗人得到了肯定，李白究竟如何认识呢?当时新中国初建，社会上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在文学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文学反映现实的理论，正被普遍接受，并尝试加以运用。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学者，欣逢一个富有朝气充满展望的年代，在努力运用反映论，将李白与所生活的盛唐联系起来，对李白所反映的那种盛大时代产生一种微妙的亲和感，从而对李诗作出了新的诠释。舒芜《李白诗选·前言》称李白是"日光下的诗人"，说"大唐帝国之初，和政治经济上一系列具有进步性的制度带来一片新气象"，李白诗歌"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生气勃勃、遏制不住青春奋发的情感"，"表现最典型的盛唐气象就是李白"。从舒芜对李诗背景、诗境和给予读者感受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舒芜或多或少是把他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带进对李诗的解读中，因而特别肯定李诗所反映的光明盛大的一面。林庚的《诗人李白》亦有与舒芜类似情况。书中"解放"一词，用于李白的时代和李白的思想性格，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又把盛唐时代的出现，说成"人民斗争胜利的果实"，说李白"最优秀地完成了这个时代的使命"，"那丰富的想象，解放的个性，通俗而飞动的歌唱，青春与浪漫的气质，无一不是属于那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林庚固然是努力运用反映论，"把对于李白的认识，从过去'诗仙'、'云端里的诗人'等脱离政治的概念中纠正过来，恢复了作为一个真正诗人的李白的原来面目"（《诗人李白》1956年新一版内容提要），但同时在把"盛唐精神面貌"与李白相联系时，其自身的生活感受也不免介入其中，对理论的升华起了某种诱发作用。

新的理论和方法与传统诗学结合，对20世纪的诗学研究一直是一种推动力。而具体结合中所产生的成效如何，取决于二者交汇在形成新的理论建构时，沟通的深度与升华的高度。唯物主义反映论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知人论世存在相通之处，知人论世把诗人诗作与其时代相联系，即包含着文学作品是时代和社会生活反映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林庚等人关于李白和盛唐诗歌的研究，既努力运用反映论，同时又吸收了以严羽为代表的古代诗论中对李白和盛唐诗歌的评论。严羽论诗体时说"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沧浪诗话·诗体二》）等等，表明他是重视时代与诗歌特征之间联系的。诗歌的时代美学特征，如盛唐气象等，难以机械地加以实证。严羽出以妙悟，实际上是一种更贴近艺术形象本身的直观性的把握，是艺术鉴赏和感受的提炼与升华。林庚在论盛唐气象时，对严羽之论多所引述，并加以阐发。林庚的引述，重在通过借鉴前人，把盛唐诗歌最具时代特征的美学风貌凸现出来。而在严羽那里只是凭感悟所作的三言两语的判断，到林庚则进而将时代环境和诗人生活经历、思想情感、诗歌风貌联系在一起分析，使之形成对于一个时代诗歌从背景到美学风貌的全面系统的论述。林庚说:

论"盛唐气象"最集中的，莫过于严羽的《沧浪诗话》。这一批评名著，其中心命题就是高倡"盛唐气象"。《沧浪诗话》的见解，事实上也是继承了"建安风骨"到"盛唐气象"这一传统的认识，集中了《诗品》以至《诗式》各家的见解……

---《盛唐气象》五《〈沧浪诗话〉论盛唐气象》

林庚寻绎严羽论盛唐气象的理论渊源，而他自己则又是继承了《诗式》、《沧浪诗话》等多家著作的见解，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力图从盛唐时代入手"（《唐诗综论·后记》），把时代生活-时代美学特征-典型的代表性诗人联系到一起，对"盛唐气象"和李白诗歌的时代性格作了新的阐释。这些阐发，将文学是现实生活反映的原理，与传统的诗学沟通、融合，颇能显示传统诗学与现代学术结合对推进和提高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

20世纪的杜诗研究，反映论与传统的知人论世相联系沟通的情况也相当多。从知人论世角度论杜诗，最为突出的是"诗史"论。所谓"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本事诗·高逸第三》）。而以现实主义考察衡量杜甫，前代"诗史"之称，则是可以用来作为属于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最有力证据。如萧涤非说:"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自唐以来，他的诗即被公认为'诗史'。这所谓诗史，本质地说，也就是诗的人民生活史。"（《诗刊》1962年第2期）毫无疑问，能称得起"诗的人民生活史"的作品，当然属于现实主义之列。可见从知人论世角度考察杜甫，与从现实主义反映论角度论杜甫，彼此沟通联系是较为方便的。但因为易于沟通而缓解了研究的压力，也就减弱了对于开拓创新的驱动力。

20世纪李杜研究及其差异颇有值得总结之处，学术研究跟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密切，对于李白、杜甫，我们能有今天的认识，仿佛他们不是陌生的古人，而是为我们所理解，许多方面还能介入我们的生活，跟我们产生交流，是由于20世纪的思想文化推动学术研究，使其人其诗能以现代的理念去理解，并能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时代的进步，政治的大背景，还能够直接提出新的课题，开出新的学术领域，李白出生地和种族研究，即是很典型的例子。

学术研究是一个在理念上、方法上不断更新而又前后承续的过程。传统的中国诗学研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传统的方法跟它的研究对象，有先天的自然的联系，有其科学的合理的方面，但传统方法对于对象的长期开发，其可持续发展的余地往往比较小，20世纪杜甫研究很能表现这一点。研究中需要引入新方法，在20世纪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并有了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新方法与旧传统的承接转换，在具体课题、具体作家身上，有的较为方便，有的难度较大。但困难催发和磨练学者的创造精神，方便则有可能淡化甚至取消创新的要求。作家的某一方面，前代研究的深入和充分，留给后代开发的余地可能比较小，甚至会助长因循守旧，而前代未能做出充分研究，甚至未曾展开的课题，倒是给后代学者留下了用武之地。

李白、杜甫研究在20世纪以区别于旧时代的方法观念所展开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路程。今天，时展的速度空前加快。随着20世纪的过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用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又成了新的传统。无论李白也好，杜甫也好，在研究上都需要有新的思路，新的角度。20世纪中国遭受列强侵略，是中华民族谋求生存自立时期，中经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极为艰苦复杂。此一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从作品的社会意义着眼，是其根本出发点。而21世纪的中国，是发展经济文化、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文学研究将进一步回归文学的本质，更强调人的本位，关注人性在文学中的体现。作为以抒情诗的形式，对人性、人的情感与精神面貌作了最为健康、最为丰富多彩展示的李白与杜甫，在21世纪研究的前景是广阔的。愿有关两位大诗人的研究，能在20世纪成就的基础上，把传统与新的方法、新的理念结合得更好，开拓出更新的局面。

注释：

第2篇：杜甫的简介资料范文

[关键词]唐代；张嵩；太原尹；时间

一、问题的提出

张嵩是唐代开元时期爱国爱民、保卫边疆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的英雄事迹长期以来一直在中原和西北地区流传。张嵩生于南阳，进士做官后，因政绩突出被封为南阳郡公。张嵩去世多年后，西北的归义军政权仍依托张嵩的威望加强其在当地的管理，自称张嵩后人，袭爵南阳郡公。

《唐书》有关张嵩史迹的记载很简略，且没有单独列传，两《唐书》将其附在《郭虔瓘传》后面。《旧唐书》对张嵩转太原尹的时间记载互有出入。

《旧唐书》卷103《郭虔瓘传附张嵩传》：“郭虔瓘，齐州历城人也。开元初，累迁右晓卫将军，兼北庭都护。……其后，又以张嵩为安西都护以代虔瓘。嵩身长七尺，伟姿仪。初进士举，常以边任自许。及在安西，务农重战，安西府库，遂为充实。十年，转太原尹，卒官。”[1]文中说：开元十年，安西都护张嵩转为太原尹。

但在另一列传中，张嵩转太原尹的时间却是在开元十二年。《旧唐书》卷98《杜暹传》：“杜暹，濮州濮阳人。父承志，则天初为监察御史。……开元四年，迁监察御史，仍往碛西覆屯。……十二年，安西都护张孝嵩迁为太原尹……”[1]此段记载认为，开元十二年，安西都护张嵩迁为太原尹。

《旧唐书》关于张嵩史料的记载出现矛盾，张嵩转太原尹的时间究竟是在开元十年还是在开元十二年？

二、张嵩转任太原尹时间蠡测

首先我们看唐代太原尹的设置情况。《旧唐书》卷39《地理二·北京太原府》云：“隋为太原郡。武德元年，改为并州总管，领晋阳、太原、榆次、太谷、祁、阳直、寿阳、盂、乐平、交城、石艾、文水、辽山、平城、乌河、榆社十六县。其年，置清源县，仍以榆社属韩州。三年，废总管。其年，置汾阳，仍以盂、寿阳二县置受州，治盂县；乐平、辽山、平城、石艾四县置辽州，治乐平；太谷、祁二县置太州，治太谷；仍以文水属汾州。四年，又置总管，管并、介、受、辽、太、榆、汾七州。其年，改为上总管。五年，又改代、石二总管。其年，改上总管为大总管。六年，又改朔州总管，仍割汾州之文水来属。其年，废太州，以太谷、祁二县来属。七年，改为大都督府。其年，置罗阴县，仍省阳直县，改汾阳为阳曲县，又以文水属汾州。贞观七年，省乌河、罗阴二县，又以文水来属。八年，以废寿州之寿阳、盂、乐平、石艾，又顺州之燕然，凡五县来属。督并、汾、箕、岚四州。十四年，废燕然县。龙朔二年，进为大都督府。天授元年，置北都兼都督府。开元十一年，又置北都，改并州为太原府。天宝元年，改北都为北京。”[1]可知，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并州又改为太原府。《资治通鉴》卷212开元十一年记载：“春，正月，己巳，车驾自东都北巡；庚辰，至潞州，给复五年，辛卯，至并州，置北都，以并州为太原府，刺史为尹。二月，戊申，还至晋州。”[2]《资治通鉴》与《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大致相同，即开元十一年并州改为太原府，不过《资治通鉴》又增加了并州刺史改为太原尹的记载。依据上面的推测，《旧唐书》卷103《郭虔瓘传附张嵩传》记载张嵩开元十年转为太原尹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一年张嵩正在西北地区与小勃律共抗吐蕃入侵，《资治通鉴》卷212开元十年（722年）秋，八月，癸酉，“吐蕃围小勃律王没谨忙，谨忙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嵩曰：‘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嵩乃遣疏勒副使张思礼将蕃、汉步骑四千人救之，昼夜倍道，与谨忙合计吐蕃，大破之，斩获数万。自是累岁吐蕃不敢犯边。”[2]吐蕃为了拔掉通往西域四镇的障碍小勃律（今吉尔吉特），派兵围攻其都城，小勃律降服吐蕃。唐恢复四镇的控制权后，小勃律改善了同唐的关系。小勃律王没谨忙在吐蕃的围攻下，向唐北庭节度使张嵩告急，称：“勃律之国，是汉西门。汉若失之，则已西诸国并陷吐蕃矣。都护其若之何？”张嵩当即答应了没谨忙的请求，认为“国家西岳，久被声教”，“当整师徒，为王翦灭”。唐兵出击，大败吐蕃。

第一任太原尹当为韦凑，《唐会要》卷68《诸府尹》曰：“武德元年五月二十六日，并州置总管府，以窦静为长史。七年二月十七日，改为大都督府，以齐王元吉为之。贞观二年十月，去‘大’字，为都督府，以李弘节为之。龙朔二年二月十六日又加‘大’字。长寿元年九月七日，置北都，改为太原府，都督为长史，以崔神庆为之。神龙元年二月四日，罢为大都督府，以宋璟为之。开元十一年正月二十日，置北都，以韦凑为尹。天宝元年正月二十日，改为北京。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停北京之号，寻却复为北京。”[3]《文苑英华》卷九一四《唐太原节度使韦凑神道碑》载：“（开元）九年正月，（韦凑）迁河南尹，累封彭城郡公……（开元）十一年，转汾州刺史。其年又迁太原尹，仍充太原以北节度大使、北都留守、河东道支度营田大使，并检校北都军器监……粤以其年十二月九日，薨于太原之官舍……”[4]。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即崔隐甫任太原尹的时间。《旧唐书》卷185下《崔隐甫传》：“（崔）隐甫，开元初再迁洛阳令，理有威名。九年，自华州刺史转太原尹，人吏刊石颂其美政。十二年，入为河南尹。十四年，代程行谌为御史大夫。时中书令张说当朝用事，隐甫与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劾其犯状，说遂罢知政事。”[1](p4821)根据开元十一年设置太原尹判断，文中记载开元九年崔隐甫从华州刺史转太原尹是不大可能的。《唐会要》卷78《节度使》：“岢岚军……开元十二年，崔隐甫又置军。”[3]从中推测，崔隐甫置岢岚军当是在太原尹任上。这就出现了开元十二年有两个太原尹的情况，究竟谁在前谁在后？

张嵩任过太原尹，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这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全唐文》卷三二八有张嵩赋一首，题名为《云中古城赋》：

开元十有四年，张子出玉塞，秉金钺抚循边心，窥按穷发。走汗漫之广漠，陟峥嵘之高阙。徒观其风马哀鸣，霜鸿苦声；尘昏白昼，云绕丹旌。虏障万里，戍沙四平。乘蒙恬之古筑，得拓拔之遗城。

……

魏家美人闻姓元，新声巧妙今古传。昔日流音遍华夏，可怜埋骨委山樊。城阙摧残犹可惜，荒郊处处生荆棘。寒飚动地胡马嘶，若个征夫不沾臆。人生荣耀当及时，白发须臾乱如丝。君不见，魏都行乐处，只今空有野风吹。乃载歌曰：云中古城鬱嵯峨，塞上行吟《麦秀歌》。感时伤古今如此，报主怀恩奈老何。[5]

《云中古城赋》中有“开元十有四年”之语，《资治通鉴》卷213也有开元十四年太原尹张嵩事迹的记载，以此判断崔隐甫开元十二年从太原尹转为河南尹之后，同年张嵩接任太原尹之职，若这一推测成立，《旧唐书》卷98《杜暹传》记载张嵩转太原尹时间为开元十二年当是正确的。张嵩职任太原尹的时间为开元十二年至开元十四年。

参考文献：

[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1994.

[3]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李昉·文苑英华[C].北京：中华书局，2003.

第3篇：杜甫的简介资料范文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尽管民生凋敝、战乱不止，但在都市化的上海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有纸醉金迷的生活，有明争暗斗的算计，有趋炎附势的各色人物等。

开丝厂的吴荪甫带乡下的父亲吴老太爷避战乱来到上海，扑朔迷离的都市景观使这个足不出户的老朽――吴老太爷深受刺激而猝死。吴府办丧事，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都来吊唁。他们聚集在客厅，打听战况、谈生意、搞社交。善于投机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找到吴荪甫和他的姐夫杜竹斋，拉拢他们联合资金结成公债大户“多头”，想要在股票交易中贱买贵卖，从中牟取暴利。杜竹斋心下犹疑，赵伯韬遂向他透露了用金钱操纵战局的计划。吴、杜决定跟着赵伯韬干一次。这次合作，小有波澜而最终告捷。

因为金融公债上混乱、投机的情形妨碍了工业的发展，实业界同人孙吉人、王和甫推举吴荪甫联合各方面有实力的人，办一个银行，做自己的金融流通机关，并且希望将来能用大部分的资本来经营交通、矿山等几项企业。这正合吴荪甫的心意。他的野心很大，又富于冒险精神。他喜欢和同他一样有远见的人共事，而对那些半死不活的资本家却毫无怜悯地施以手段。很快地，益中信托公司就成立起来了。

这时，吴荪甫的家乡双桥镇发生变故，农民起来反抗，使他在乡下的一些产业蒙受损失。工厂里的工潮此起彼伏，也使他坐立不安。为对付工人罢工，吴荪甫起用了一个有胆量、有心计的青年职员屠维岳。屠维岳先是暗中收买领头的女工姚金凤，瓦解了工潮的组织；当事发之后，姚金凤被工人看作资本家的走狗，而工潮复起的时候，他使吴荪甫假令开除姚而提升那个把事情捅出去的女工。这样一来，姚的威信恢复，工人反而不肯接受对她的处置。接着，作为让步，吴收回成命，不开除姚，并安抚女工给予放假一天。吴荪甫依计而行，果然平息了罢工。

交易所的斗争也日渐激烈。原先吴荪甫与赵伯韬的联合转为对垒和厮拼的局面。益中信托公司，作为与赵相抗衡的力量，形成以赵伯韬为“多头”和益中公司为“空头”之间的角斗。赵伯韬盯上吴荪甫这块肥肉，想乘吴资金短缺之时吞掉他的产业。几个回合较量下来，益中亏损八万元栽了跟头而停下来。此时吴荪甫的资金日益吃紧，他开始盘剥工人的劳动和克扣工钱。新一轮的罢工到来，受到牵制的屠维岳分化瓦解工人组织的伎俩被识破，吴荪甫陷入内外交迫的困境。

赵伯韬欲向吴荪甫的银行投资控股。吴决心拼一把，他甚至把自己的丝厂和公馆都抵押出去作公债，以背水一战。他终于知道在中国发展民族工业是何等困难。个人利害的顾虑，使他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买空卖空的投机市场来。

公债的情势危急，赵伯韬操纵了交易所的管理机构。几近绝望的吴荪甫把仅存的希望放在杜竹斋身上。在千钧一发之际，杜倒戈转向赵一边。吴荪甫彻底破产了。

二、作品分析

（一）人物分析

1.吴荪甫

吴荪甫是长篇小说《子夜》的主人公，是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典型。作者用了许多笔墨，把他放到三十年代中国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关系中，放在典型环境中塑造了这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典型。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因此，一方面他们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于是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具有软弱性，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他们能够联合工农对敌，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在工农觉悟起来的时候，他们又要联合敌人反对工农，具有作为反革命助手的反动性。吴荪甫就是这种既有榨取工人血汗仇视农民运动的一面，又有抵抗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发展民族工业愿望的一面，是具有二重性的复杂人物形象。

2.赵伯韬

他是一个骄横奸诈、凶狠残酷、荒淫腐朽的买办资本家的典型形象。他凭借美国金融资本和反动政权的力量，操纵了交易市场。他施展种种狡诈、毒辣的手段对民族工业进行排斥、打击和控制，迫使民族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变为殖民地经济。他仗势后台强硬，表现出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气势。富有胆略和财力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谈笑间就可以打垮的对手。为了实现金融资本支配民族工业的阴谋，他处处跟吴荪甫过不去，常常施展小计，使吴荪甫陷入困境后将其打败。他在金融界兴风作浪，为所欲为，在生活上也极端荒淫腐朽。他自己恬不知耻地说能“扒进各式各样的女人”，不论是聪明无知、年仅十七岁的冯眉卿，也不论是能干的年轻寡妇刘玉英，还是轻佻放荡的交际花徐曼丽，都是他的，都是他空虚的精神生活的寄托。他道德上的堕落和性格上的骄横奸险构成了统一体，充分暴露了买办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反动性、经济上的掠夺性和道德上的腐朽性。

3.屠维岳

屠维岳是吴荪甫在工厂里的得力走狗。他精明能干，一出场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吴荪甫面前他侃侃而谈，毫无畏怯。他很惯于使用软的手段收买工人。他在工人群众的罢工怒潮面前，用尽花言巧语，妄图蒙蔽工人群众，骗取信任。倔强、阴沉、胆子大是他性格的主要特点，但在强大的工人力量面前，他是不能不慑惮、畏惧。他采用开除走狗姚金凤、提升薛宝珠为稽查的卑劣伎俩，来迷惑工人群众的视线，抵制工人运动。当他的“平乱”愿望未达到的时候，他的凶恶的面貌暴露无遗。在屠维岳的身上，有着吴荪甫的影子，可以说屠维岳的形象，无论是他的刚强、机智、胆量这一方面，还是他的阴险、毒辣这一方面，都对吴荪甫形象起到一种补充和衬托的作用。

三、艺术特色

（一）作品题材

《子夜》所概括的社会生活纷繁万状，事件如波，此起彼伏；场面如链，交叉出现；人物如星，忽闪忽逝，但整个人物事态的展开又条贯井然，纷而不乱。《子夜》蛛网式的密集结构，表现社会变迁的复杂内容，这种庞大结构所展示的组织人物与事件的办法之多，叙事角度的变化之繁，足以证明茅盾丰富的创作经验与对素材的驾驭能力。

《子夜》有五条重要线索贯穿始终：

①以买办资本家赵伯韬，金融资本家杜竹斋、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等人为代表的公债交易所中“多头”和“空头”的投机活动；

②在世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以及军阀混战等影响下的民族工业的兴办、挣扎和最后的彻底破产；

③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反抗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怠工和罢工斗争；

④如火如荼的农村革命运动，使吴老太爷仓皇出逃，曾沧海暴死街头，吴荪甫“双桥王国”美梦的彻底破灭；

⑤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新儒林外史”人物的空虚庸俗的日常生活和寻求刺激的变态心理以及苦闷抑郁的精神状态等。

通过这五条重要线索，《子夜》试图概括中国30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即包括城乡、工商、军政、劳资、新儒林人物及大家庭主仆关系等各个社会层面的生活图景。

（二）情节结构

完整概括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宏伟构思，茅盾是写历史画卷的大手笔，概括历史完整画卷的巨匠。他的创作是艺术化的历史，历史化的艺术。通观茅盾的作品，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复杂斗争，寻觅到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代表人物的音容笑貌。

茅盾创作《子夜》时，明确地提出要“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要以农村与都市的对比反映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正是出于对社会面貌整体把握的需要，他把吴荪甫设计成纱厂老板，因为这一角色便于“联系农村与都市”。

《子夜》不仅顾及到社会空间上的全景展现，而且更注意社会结构的全景式表层模拟。他把每一个人都作为他所属的阶级的“标本”来塑造，写出他们所具有的社会角色特性，像吴荪甫、赵伯韬等不同类型的资本家，像吴老太爷、曾沧海等不同特点的地主。像李玉亭、范博文等不同模式的知识分子，既是“单个人”，又都是带有特指意义的社会角色。他们个人的命运事实上反映了某一社会群类的基本状况。

在进行大规模的全景式描写时，茅盾注意在具体的情节安排上虚实结合、远近结合，因为这样才能显示出作品的色彩与波澜，也才符合生活的实际。

他以城市为近景，以农村为远景的布局，以光怪陆离的城市为主要的生活舞台，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谈论或政治形势的变化，起伏不断地引出农村这一条线索。在围绕吴荪甫这个中心人物引出各种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时，采用不同的方法安排线索，形成虚实结合，疏密相间的布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茅盾与那些提笔一泻千里的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这种阔大的构思，为我们贡献出《子夜》这样一部概括中国30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的百科全书。

（三）真实准则

茅盾执着于现实人生，倾心于艺术的真实。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真实”永远是他的一条准则。他对自然主义大力弘扬与倡导，并对与之相近的现实主义怀着虔诚的捍卫热情。他力图避免当时文坛上的左倾机械论的通病。生活实感正是茅盾最为关切的，在他看来，充实的生活比正确的观念和纯熟的技术更重要。

在茅盾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充分注意了生活的复杂性，尤其是注意了人及其关系的复杂性。他在《子夜》的构思和搜集过程中反复调查研究，所以他对产业界、金融界的情况了然于胸，因而《子夜》能以生动的形象真实、细致地再现生活，在同一类作品中独领。

（四）史诗性质

以《子夜》为起点的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大部分作品，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创作模式，一批作家开始认同和尝试这种创作模式，他们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社会现实，正面描写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人们称之为社会剖析小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后，由茅盾所开创的这一种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渐渐地上升为主流，并在五六十年代达到了高峰。

《子夜》的艺术成就，最突出的表现是，它以惊人的艺术力量表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与斗争，提出并回答了当年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可以说，《子夜》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第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四、模拟训练

1.下列各项中，对作品故事情节的叙述不正确的两项是（）

A.吴荪甫一直试图建立自己的“王国”，走实业的道路。双桥镇匪乱的消息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只得和王和甫、孙吉人等走另一条路，要在公债市场上大展身手，狠狠赚一笔。

B.曾家驹弄到了一张共产党党证，这使得曾沧海仿佛看到了儿子光宗耀祖的希望，于是，他立即满足儿子要求，给儿子钱。曾家驹有了这么一张党证，常常向老头子要大把的钱花用。

C.冯云卿使用美人计，把唯一的女儿冯眉卿送给了赵伯韬。他的女儿为了应付父亲的追问，随便说了个“多头”，而赵伯韬做的是“空头”，结果冯云卿落得人财两空。

D.跟随吴老太爷来上海避难的四小姐惠芳，七少爷阿萱，这对乡下长大的“金童玉女”刚到这个喧嚣繁华的大都市，就贪婪地注视与询问周遭的新鲜事物。这让一直信奉文昌帝君的《太上感应篇》的吴老太爷无法忍受。

E.李玉亭说的“吴荪甫扼住了朱吟秋的咽喉，赵伯韬又从后面捉住了吴荪甫的头发”，这是指吴荪甫趁朱吟秋资金困难之际，设计夺取了朱吟秋的干茧，因此说“吴荪甫扼住了朱吟秋的咽喉”；而赵伯韬设陷阱引诱吴进入公债市场，使他越陷越深，让吴荪甫破产，因此说“赵伯韬又从后面捉住了吴荪甫的头发”。

2.下列各项中，对作品故事情节的叙述不正确的两项是（）

A.面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李玉亭一方面周旋于吴荪甫和赵伯韬之间，希望他们捐弃前嫌，联手镇压工潮，一方面又唯恐自已这种不能“从一而终”的丑态暴露而提心吊胆。

B.慑于赵伯韬的压力，杜竹斋退出了“益中”，吴荪甫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但他不甘心这样，他决意要在公债市场上同赵伯韬较量，他收买了赵伯韬的情人刘玉英，又笼络了交易所经纪人韩孟翔。

C.吴荪甫有鲜明的矛盾性格，精明能干，想振兴民族工业，但根本目的则是个人利益；憎恨帝国主义及买办资本家，但他又镇压工农运动。

D.《少年维特之烦恼》贯穿《子夜》全书，此书是雷鸣和林佩瑶的初恋信物。雷鸣一直将它珍藏在身边，在前线遇难前，他叫林佩珊带这本书给已身为吴府少奶奶的林佩瑶。林佩瑶倍加珍爱，吴荪甫却一直没有发现。

E.吴荪甫最后众叛亲离，婚姻上，妻子林佩瑶与他的感情冷淡，貌合神离；家庭里，四小姐不听规劝，离家出走乃至回到乡下；事业上，收买的内线韩孟翔、刘玉英背叛自己。只有他的姐夫杜竹斋还在帮助他，这是最后的安慰。

3.下列各项中，对作品故事情节的叙述不正确的两项是（）

A.第一次见面时，吴荪甫用冷峻的目光打量着屠维岳，屠镇定自如，吴荪甫暗暗赞赏。又听说屠是老太爷介绍的，但在罢工一事上顶着自己，打算开除他。屠据理力争分析形势，最终吴荪甫任命他为账房总管。

B.杜竹斋虽然是吴荪甫的姐夫，他们在生意场上也有很多合作。但是他面临着经济利益的诱惑时，杜竹斋毫无犹豫地背叛了吴荪甫。赵伯韬正是看准了杜竹斋唯利是图这一点，成功地打败了吴荪甫。

C.冯云卿从农民那里盘剥来的钱财在债券市场上损失惨重，当何慎庵把这个消息告诉冯云卿时，“冯云卿蓦地站起来又坐下去，瞪出两颗眼珠，呆呆地看着，白眼球上全是红丝，脸色变成了死灰，嘴角的肌肉忒忒地不住跳动。”这段描写活脱脱地描绘出了一个失去钱财的守财奴的形象。

D.1930年的一天，吴荪甫、杜竹斋、赵伯韬、徐曼丽等人迎接由乡下来的吴老太爷。后来，吴老爷两手紧紧抱着《太上感应篇》，眼前出现各种幻觉：客厅里各色的灯在旋转，古怪的家具，时髦的女人不停地跳着……最终突发脑溢血气绝身亡。

E.双桥镇农民暴动的成功，打破了吴荪甫建设“双桥王国”的幻想。但这时，他与杜竹斋等人正在筹建“益中信托公司”，妄图一举吞并一系列中小企业，他决定将双桥镇劫后的余产折合现金，投放益中信托公司，干一番大事业。

4.下列各项中，对作品故事情节的叙述不正确的两项是（）

A.老太爷本不愿意到上海，吴荪甫向来也不坚持，但因为土匪实在太嚣张，而且邻省的共产党红军也有燎原之势，让老太爷高卧家园，委实是不妥当，为了老太爷安全，也为了表现吴荪甫的孝心，吴荪甫坚持让吴老太爷进城了。

B.屠维岳是骄矜自负的狗腿子。他自恃很有才能，他同吴荪甫侃侃而谈时，“姿态大方”，“毫无畏怯的态度”。这种过分镇定倔强的态度，与他的生活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C.茅盾虽然以诗人范博文的抒情语调结束《子夜》第一章，但“五千年古老僵尸”，却并没有因吴老太爷的死亡就“销声匿迹”。茅盾在后文中介绍了另外几个“五千年古老僵尸”，他们是曾沧海、冯云卿、赵伯韬。

D.李玉亭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依附着吴荪甫、赵伯韬这些人，当吴赵在公债市场上斗法日趋紧张的时候，他曾试图出面调解二者的矛盾。他到赵伯韬的公寓拜访赵，本来想替吴荪甫说情，不料反被赵伯韬一阵抢白，他只得灰溜溜地离开了。

E.对于吴家少奶奶林佩瑶来说，吴荪甫虽然是她的丈夫，但是他从没给过她所渴望的爱情，而且吴荪甫是个工作狂，与林佩瑶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和沟通。所以，当林佩瑶的初恋情人雷鸣出现在她的面前的时候，她刹那间找回了爱情的感觉，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了与雷鸣的爱情中去。

5.下列各项中，对作品故事情节的叙述不正确的两项是（）

A.冯云卿热衷于公债投机，结果成了吴、杜、赵三巨头形成的攻守同盟的牺牲品。为了“翻身”，他同女儿谈判，决心送女儿给吴荪甫施展美人计，以从吴荪甫那里获取最新的公债信息。

B.在吴老太爷的丧礼上，上海政、工、商、军等的重要人物都来吴公馆吊丧。这些人聚在一起固然是为了给吴家吊丧，其实也是借这个机会交流信息和资料，谋求合作的机会。赵伯韬的出现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希望和吴荪甫在公债市场上合作。

C.拥有诗人气质的范博文一直青睐吴家少奶奶的妹妹林佩珊，然而佩珊一直弄不清楚自己的感情，她对范若即若离，既想和他在一起，又担心真的和范结婚，自己会后悔。

D.公债猛跌，“多头”面临惨败的危险，吴荪甫再也沉不住气了。尽管厂里的新工潮一触即发，他仍然决定把公债投机上的损失转嫁到工人头上。他断然下令：裁人，减工资，延长工时。

E.曾沧海仗着是吴荪甫的舅舅，总认为这个体面的外甥应该要给这个老舅足够的尊敬。所以，吴老太爷过世后，曾沧海对于吴荪甫居然没有派小火轮来接自己去上海主持大局大为光火。一怒之下，曾沧海决定断绝与吴荪甫的关系。

6.小说以“子夜”命名有什么含义？

答：

7.请简要分析吴荪甫这个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

答：

8.请简要分析《子夜》的结构特点。

答：

参考答案

1.AB（A虽然双桥镇的匪乱打乱了吴荪甫的一部分计划，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走实业的道路，他和王和甫、孙吉人等筹建的“益中公司”主要还是以实业为主，并没有完全依赖公债市场。B曾沧海的儿子曾家驹弄到的是一张党证。）

2.DE（D雷鸣并未战死，书是他自己送过来的。E他的姐夫杜竹斋也在关键时刻背叛了他，对他反戈一击，直接导致了吴荪甫的彻底失败。）

3.AD（A最后屠维岳并没有被任命为账房总管，吴荪甫只是写了个批条：“自莫干丞以下所有厂中稽查管车等人，均应听从屠维岳调度。”D到码头迎接吴老太爷的有吴荪甫，杜竹斋夫妇，赵伯韬和徐曼丽并未到场。）

4.CE（C曾沧海和冯云卿可以称得上是“五千年古老

僵尸”，因为他们腐朽僵化，完全不能适应时代生活的变化，而赵伯韬则是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买办代表，是一个机会主义者。E雷鸣的出现虽然给佩瑶带来了很大的震撼，然而她依然保持着吴家少奶奶的身份，没有“奋不顾身地投入到雷鸣的爱情中去”。）

5.AE（A冯云卿试图使用美人计的对象不是吴荪甫，而是赵伯韬。E曾沧海虽然对吴荪甫没有来接自己感到生气，却也无可奈何，他更不敢与吴荪甫断绝关系，在双桥镇这个地方，他的这个外甥势力还是很大的。）

6.《子夜》的命名，蕴涵着深刻的寓意。“子夜”即半夜，既已半夜，离黎明也就不远了。作者运用象征手法，暗示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中国旧社会，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中国人民即将冲破黑暗走向黎明的坚定信心。“子夜”高度概括了小说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内容。

第4篇：杜甫的简介资料范文

在杜甫的诗歌中，尤其是后期作品，高频率出现的一个字就是“孤”。如在《登岳阳楼》《将晓二首》《孤雁》等诸多作品中作者有“老病有孤舟”“垂老孤帆在”“孤雁不饮啄”等这样的诗句，为何诗人频频写到“孤”，并以各种单只或单个的意象入诗，这很值得我们去沉思。

杜诗中的“孤”，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寂寞”。当然，某些时候它在诗中的意思是“孤独”，那是从字面的解释来看。然而从更深层次来说，诗人不停地在诗中写孤独的雁，孤独的船，其背后是“寂寞”在作祟。在这里，我们引入对二者的心理学解释： “寂寞（Lonessless）指当我们的社会关系缺少某些重要特色时，一种主观的不愉。”“寂寞是个人的内部感受。”而相对于相对于寂寞这种主观感受，孤独（Aloneness）则是“与他人隔离的客观状态”①。由上述两个概念来看，我们可以轻松得出关于杜诗中的“孤”究竟是哪种状态。诗人没有离群索居，至少还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所以它不是一种“客观状态”，而称之为“寂寞”，正是由于他的社会关系缺少了“某些重要特色”，这种重要特色的消失造成了他个人内心的不愉受。在古代文人的生活中，其社会关系不外乎交友、入仕，与家人、与故乡的关系这几种。从杜甫在西南一带漂泊的时期来看，他生活中所缺少的正是其向往的故乡与朝廷生活――想入朝而不得，想归故乡又无所依靠。他漂泊西南的一个原因就是投靠亲友或亲戚，所以与朋友的交往在其生活中是不缺乏的，因为携家迁移，故与家人的关系也是不缺少的，他所欠缺的正是上述所言的故乡与朝廷生活。“罗勃特・魏斯以个人所缺乏的特殊关系为基础，而区分出两种类型的寂寞，‘情绪型寂寞’乃由于没有任何亲密的人可以依附”，“‘社会型寂寞’则当个体缺乏社会整合感或缺乏尤由朋友或同事等网路所提供的团体归属感时便会发生”②。依据上述心理学的理论，我们可以把杜甫的寂寞定义为“社会性寂寞”，原因是“因孤独而缺乏归宿”。从这儿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何杜诗中频繁出现“孤”这一词汇了。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汇来概括杜甫的这种心理状态，即“归属意识”。这种意识来自于杜甫的内心世界，是潜在的，可能诗人本身并未意识到这种寂寞的感觉来源于他内心对于归属的渴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在人离开他熟悉的环境和人群后便很容易产生，而杜甫长期作客西南，这一状态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突出，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

诗人寻找归属的过程中有成功，有失败。诗人并不只是寻找一种归属，人所需求的归属感有多种，依据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需求。杜甫远游西南，自始至终是携家远游，而不是像其他诗人那样独自远游，这种情况说明诗人有对家庭生活的需求；他怀念故土，牵挂故乡的弟、妹，说明他有对故乡生活的需求；他念念不忘“长安”，在诗中反复提及君主和朝廷，说明他有对政治生活的需求。而且诗人在作品中提及自己时，标记的身份永远是“客”，这不仅是一种事实，还包含诗人隐于诗歌的深沉而强烈的“归属意识”。下面针对诗人可实现的归属――即内心对家庭的依恋而在现实中得以实现这一方面展开论述。

杜诗中有很多关于家庭、妻子、儿女的描写，这其中自然有儒家关注家庭、家庭观念深重的原因在其中，但如果细读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诗人不仅仅是出于传统的儒家观念而关心家庭，还有很多是出于情感的需求。比如他很多作品写了对子女的关爱，对妻子的愧疚，这在唐代诗人中是不多见的。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初期，杜甫为了追随君王，不顾生命危险奔赴行在，也是在安顿好了一家老小之后。乾元诗人弃官携家迁徙，从此几乎不曾与家人分散过。当诗人不在家人身边，尤其是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动荡时期，诗人写下了很多关于家人的作品，如诗人被叛军所俘，身陷长安，还在惦记着州的妻子和孩子，并创作了很多相关的作品，如《遣兴》《一百五日夜对月》《忆幼安》《春望》《月夜》等，写到“双照泪痕干”的妻子、“聪慧与谁论”的孩子，内心充满对妻子感激的“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等。这是战乱中的杜甫和他的家人。

为了逃避战乱，同时也为了生存，杜甫携家在西南一带不停地迁移。诗人说他的生活是“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二十首》）的生活，这是因为杜甫弃官后没有了经济来源，为了生计，他只好去投靠那些可以给自己经济支援的朋友们。战乱时期生活艰难，诗人活得也并不潇洒，所以他屡屡在诗中提及无米无钱，生活难以为继，需要朋友或官员接济。如《戏简郑广文虔兼苏司业源明》《佐还山后寄三首》《奉赠李八丈判官》等，诗中嘲讽自己如“穷辙鲋”“丧家狗”，多亏朋友接济，生活才得以维持。他常常为讨得一点酒钱、一点稻米、一点果蔬专门写诗寄给朋友，虽然外表看来文雅，实质却是如诗人所说的，如同“穷辙鲋”一样，如“赖有苏司业，时时与酒钱”“已应舂得细，颇觉寄来迟”“堪闻霜薤日，重惠意如何”等。杜甫的这些努力归根到底是为了经营和维持家庭。他愿意为了家人的温饱放下尊严，所以我们在杜诗中从未看到诗人因拖家带口而发出的任何不满和怨恨，相反，诗人更多表达的是愧疚。他与家人同甘共苦而不愿离去的背后折射出诗人内心强烈的归属意识，这意味着一部分精神家园的存在。

在四川成都和夔州的一段时期，是诗人和他的家人生活相对平静也相对闲适的。他苦心经营浣花草堂，学习管理百亩农田，去严武幕府做幕僚，从他的这些努力和坚持可以看出诗人所承担起的对家庭责任。他的作品时时演绎家庭中的悲喜，这在唐代诗人中是不多见的。在成都几年的生活，杜甫获得了难得的快乐和满足。而这种满足几乎全部来自于他的家庭。因为仕途无望，于政治上他几乎无快乐可言，而他的家庭，让他内疚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不少来自内心的安逸和幸福。而只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的时候，他才会得到归属的满足感。如《江村》《飞仙阁》《奉赠射洪李四丈》《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等作品都是涉及家庭，并表达对家庭和妻子愧疚的作品，如“叹息为妻子，我何随汝曹”“飘飘愧老妻”等；当然也有欢愉之作，如“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让人体会到家庭带给杜甫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又如《元日示宗武》《又示宗武》等，都可以看出杜甫对家人的关爱及他从中得到的满足感。

注 释：

①② David O.Sears，Jonathan L：Freedman，Letitia Anne Peplau，黄安邦译、陈皎眉校订：《社会心理学》（第五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印行，1986年版，第356页，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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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杜甫的简介资料范文

也就是这被“再创作”的多组涂鸦画，在微博、猫扑等多个网络平台上被疯狂转发，点击率节节攀升。在人人网的热门分享中，“据说为了画杜甫，语文课本都脱销了”的相册，以两万多次的分享数牢牢占据头榜的位置。“没有被涂鸦，不能算大家”等各种评论证明着杜甫的人气。

杜甫简介：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汉族，巩县（今河南巩义）人，是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品格高尚，忧国忧民。他诗艺精湛，约有1500首诗歌被保留下来，广为传颂，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非常深远。他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被合称为“李杜”。

第一站：网民态度

对课本的涂鸦引来了众多网友的爆笑围观。不少评论指出，对于年轻人的无心游戏之举，不必戴“高帽子”、上纲上线。对于“没有民族底线”的批评，网友们也持质疑的态度，认为这批评太过严重。

事实上，涂鸦者并没有考虑那么多。画过“福尔摩斯版杜甫”的网友“鬼笔君雷文”就曾表示，他非常喜欢福尔摩斯，而现在涂鸦杜甫比较流行，所以将杜甫画成了这个样子。

对于指责，更多的网友认为这种涂鸦只不过是娱乐一下而已，不必过于较真。在课本上涂鸦，似乎是不少人学生时代的共同爱好，并不影响人们对历史人物的崇敬之情。据某商业网站发起的投票结果显示，71%的网友认为涂鸦杜甫“没什么，不影响人们对杜甫的崇敬”，20.9%的网友认为“不应该，是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与不尊重”。

被恶搞的不只是杜甫，李白戴眼镜，辛弃疾骑摩托车，学生们用涂鸦度过了一些无聊的时光。据了解，在“杜甫很忙”之后，网友们又创作了“李白不服气了”系列涂鸦，并且进一步扩大到对李商隐等人的涂鸦。

上海作家协会副会长、著名诗人赵丽宏认为，中学生涂鸦杜甫应该是出于游戏的心理，“没有很多恶意，应该不是为了侮辱杜甫，因此公众也不必反应过度”。

“恶搞杜甫的做法诚然不值得夸奖，但如果因此就说他们没有民族底线，显然太严重了，”有网友这样认为，“敬意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在嘴上说的。我只看见现在的学生很有才，请不要扼杀他们的一点点艺术灵感。不妨对这种网络文化宽容处之。”

也有态度鲜明的反对者。河南省诗歌协会会长马新朝就认为杜甫精神是民族之光，绝不允许杜甫的形象被侮辱，“恶搞杜甫不能没有民族底线”。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更是在微博上引用唐代文人韩愈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一诗，讽刺涂鸦者没文化。其宣传人员表示，有些恶搞杜甫的涂鸦很“不雅”，希望网友们在创作时能考虑杜甫的身份地位，尊重传统文化。

“如此恶搞诗圣，这是对文化的亵渎。”网友“尊严天下”如是说。也有网友感叹：为什么我们对恶搞、解构、颠覆充满了无限的热情，对于一些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反而兴味索然？如果购买语文课本只是为了用插图来恶搞古人，无论如何都会令人感到遗憾。

第二站：精彩评论

一场快闪式的网络狂欢

汤嘉琛

适逢杜甫诞辰1300周年，以恶搞组图的方式成为舆论热点，恐怕是那些推崇和营销杜甫文化的人始料未及的。从目前的报道来看，对微博中风头正劲的恶搞行为，无论是成都的杜甫草堂还是巩义的杜甫故里，都持一种不欢迎甚至批评的态度。但从网络文化的视角审视，大可不必对恶搞杜甫的风潮反应“过敏”，它只是一场快闪式的网络狂欢而已。

恶搞是近些年来新兴的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是年轻网友以讽刺、幽默、游戏的视角，来解构传统、颠覆经典、娱乐大众的一种网络风尚。在知晓恶搞文化的网友眼中，凡是能够通过再编码、再创作而流行于网络的东西，无论是电影、革命歌曲、新闻人物还是普通的照片，都能成为恶搞的对象。几年前红遍网络的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堪称网络恶搞的经典案例。

一些研究者认为，网络恶搞是年轻人释放内心压力的一种新形式，是他们构建网络身份认同的一种特殊话语，也是他们因为叛逆而反抗经典的一种表现。这些基于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的分析，为解析网络恶搞现象提供了多元的学术路径。然而，单就最近这波“杜甫很忙”的恶搞热潮来说，我们或许无需作太多高深的分析，它只是偶然出现的、以模仿为手段、寻求和参与感的一场网络狂欢而已。简而言之，它只是离网友最近的一种娱乐。

与那些曾经流行过的网络恶搞相比，“杜甫很忙”并没有太多的特色，最突出的区别，可能是它充分利用了微博这个新型平台。一方面，如今的微博俨然是一个集聚了数亿围观者的广场，分享资讯、寻找娱乐是这个广场的主流话语之一，这为令人捧腹的恶搞杜甫系列图片创造了迅速流行的可能。另一方面，微博时代的高互动性和高参与性，吸引了众多网友加入到狂欢队伍中来。在微博领域的表演欲与分享欲的双重裹挟之下，恶搞参与者实质上推动了一场关于智力、技艺、幽默感的文化比拼。

不过应该看到，这波恶搞风潮的核心要素只是一张普通的杜甫的插图，其多样性和再创作的潜力其实并不高。这意味着，即便网友们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嫁接到恶搞当中（比如将杜甫恶搞为自己喜欢的卡通人物），这张照片仍不具备长期流行的可能性。更何况，在“各领三五天”的网络文化大观园中，似乎从来没有哪一次的网络狂欢能够一直引领风尚。综合各种要素加以研判，这场恶搞杜甫的网络快闪行动，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烟消云散。

网络文化的兴起与衰落，在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无章可循和超越常规逻辑的，即便是再普通的文化载体，也能突然之间在某一时段流行。然而，鉴于今年恰好是杜甫诞辰1300周年纪念，我们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杜甫很忙”以及杜甫文化突然升温，这种恶搞的背后可能有网络公关和文化营销的魅影。无论如何，恶搞也是一种个性解读、另类表达，不妨对这种网络文化宽容处之。

（摘自《中国青年报》）

杜甫何以被恶搞

屈正州

出现在高二《语文》课本中的这位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画像，居然被“创意”无限的学生们演绎出添加了诸多现代元素的时尚版本，彻底颠覆了人们心目中忧国忧民的“诗圣”形象。虽然明知是学生不无善意的恶搞，我们也必须追问一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还是一些网友和学生的回答一语中的：其一，学生们的课业负担“亚历山大”，在课本上胡乱涂鸦，也就自然成了他们给心理或精神减压的一种方式；其二，语文课本里选杜甫、李白、鲁迅等名家的文章过多，几乎在学生时代每年的课本里都要出现，后面还跟着“全文背诵”，让人“咬牙切齿”。如此看来，学生不将庄重的诗圣当回事，板子不能全打在孩子们的身上，教育部门更应当反思应试教育制度下一切围绕分数转而造成的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以及教材改革如何适应时展的要求等方面的现实问题。

对于这些恶搞诗圣杜甫的学生们来说，动辄挥舞起道德的大棒对其进行斥责或惩戒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孩子们的这种恶搞，充其量不过是其对繁重的应试压力的反弹。作为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胡乱涂鸦或恶搞传统，在个人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和社会的包容性日益增强的当今，应当予以一定的理解并给予其存在空间。就我们的教育内涵来说，过于庄重、“神圣”的东西过多，反而会使学生产生避而远之的逆反心理。对 “神圣事物”的恶搞，就是这样一种使郁积的负面情绪得以发泄的方式。

也许教育工作者需要向学生提醒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恶搞也不是没有底线的，那就是维护传承久远的优秀历史文化所具有的独特价值。逾越了这道底线，即使是善意的恶搞，也会沦为为人所不齿的恶俗。恶搞即便是作为一种“创新”，也必须是善意的，是在尊重传统历史文化基本精神的前提下，能够唤起人们对传统价值的新的情感。

（摘自《西部商报》）

恶搞杜甫不如阅读杜甫

程韬光

杜甫之所以伟大，被后人誉为“诗圣”，不仅因为其优秀的诗作，也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始终是社会、时代、民众的代表。

其实，杜甫的一生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悲苦，他的父亲是当官的，他的岳父也为官，杜甫虽然科考不顺，但生活无忧，真正困难的日子有十年左右，但为什么杜甫的诗大部分表述苦难呢？这就是杜甫精神的伟大之处，他是在为百姓的悲苦而呼喊。而且生在那个年代，纳妾本是很正常的，但杜甫与妻子一辈子相守，杜甫也因此被称为“情圣”。

阅读杜甫，不仅是阅读他的诗作，还有他的人生经历、他的为民思、为民呼的精神。

今年是杜甫诞辰1300周年，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契机，多去阅读杜甫。

（摘自《半岛都市报》）

第三站：不为人知的杜甫

也曾富贵，不乏风趣

整整1300年的时间过去了，杜甫的名字依然活着，和他的诗歌一样。人们所熟悉的杜甫是一位生活颠沛流离、体恤民间疾苦的诗人，其实，这仅仅是他人生的一个片段。除了他的诗句悲天悯人之外，他还是一个顽皮、风趣的人。

太平盛世的公子哥

实际上，杜甫59年的人生不都是现在人们印象中的那般穷困潦倒，至少他的前半生是跟其他生活在太平盛世的公子哥们一样度过的。

杜甫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官僚家庭。先祖为晋代大将军杜预，也是著名的学问家。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因此，杜甫曾经自豪地说过“诗是吾家事”。父亲杜闲历任兖州(今属山东)司马，奉天县(今陕西乾县)县令。

杜甫两岁多的时候，母亲便过世了，但是幼年的杜甫并不缺少母爱，忙着做官的父亲把他寄养在洛阳的姑母家，姑母待他胜过亲生儿子。大约在他3岁的时候，杜甫和姑母的孩子同时染上了疾病，姑母竭力照料他，自己的儿子却丢了性命。长大后，杜甫每每与人谈起，常常泪流满面。

杜甫早慧，七岁就会写诗，他曾在诗中自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开始与文士及官员交往，出入翰墨场所，得到前辈的褒扬。不过，那时的杜甫，可不是一个只会摇头晃脑背诗的“书呆子”，他在诗中写道：“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二十岁以后，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他先是在南方吴越等地，后到山东、河南一带，结交名流，张扬声名，对自己的才能相当自信。

情真意切的丈夫

在富裕闲适的生活中，爱情也如期降临。29岁时，杜甫娶了弘农县（今河南灵宝县）司农少卿杨怡19岁的女儿为妻。司农掌管钱粮，通俗地说，杜甫的岳父是县财政局的副局长。

杜甫成婚后没几年，他的父亲过世，经济来源一下子断了，生活日益穷苦。再后来，遭遇战乱，杜甫一家四处逃亡，贫穷、疾病、频繁的分别与担惊受怕，成了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但再苦、再穷，杜甫都没有抛下过杨氏，杨氏也始终以柔弱的肩膀扛锄头种地、背行囊逃难，夫唱妇随。

风中翻船的老头

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悲天悯人的诗句中，人们往往忽略了杜甫其实是个极其风趣的人。

家境陷入困顿后，杜甫感到世态炎凉。他在长安有时靠亲友接济，有时要去买朝廷的低价救济粮，有时还会采草药拿到市场上去卖，受尽了冷遇与白眼。有时，他甚至不得不乞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安史之乱后，杜甫带领家人逃难，历经磨难，好不容易到达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于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这段时光，给杜甫苦涩的生活带来了一抹温暖的阳光。他在《绝句三首》中幽默地写道：“设道春来好！狂风大放颠，吹花随水去，翻却钓鱼船。”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那幅有趣的图画吧：春日融融，泛舟湖上，羞涩的花朵在水中映出美丽的影子。老头本想坐在钓鱼船上晒晒太阳，吹吹和风，看看风景，优哉游哉等鱼儿上钩，不想一阵狂风突如其来，花落了，船也翻了，老头恼羞成怒，跺着脚说：别以为春天来了就什么都好，还有狂风这种东西“放颠”呢！

第四站：杜甫诗句大盘点

1.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3.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4.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绝句四首（其三）》）

5. 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佳人》）

6.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

7.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8.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

9.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10.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

11.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佳人》）

12.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1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春夜喜雨》）

14.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15.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成都府》）

16.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

17.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

18.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19.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

20.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绝句二首（其一）》）

21.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

22.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3.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24.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25.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26.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27.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

28.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29.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

30.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

31.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饮中八仙歌》）

32.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

33.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兵车行》）

34.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其六）》）

35.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赠花卿》）

36.林花著雨燕支湿，水荇牵风翠带长。（《曲江对雨》）

37.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

38.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咏怀古迹五首》）

39.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

40.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兵车行》）

第6篇：杜甫的简介资料范文

唐肃宗（李亨）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初冬，唐朝四万义军与安禄山、史思明十万叛军，在陈陶进行了一场血战。

陈陶：地名，即陈陶泽，位于长安西北。

结果，唐军全部覆没。

当时，48岁的诗人杜甫，在身陷安禄山叛军占据的长安城前夕，路过陈陶泽，真实地写下这场血战的《悲陈陶》一诗：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而这场陈陶大战唐军的统帅，就是当朝宰相房g。

房g曾任唐玄宗、肃宗两朝宰相。恰逢安史之乱，唐玄宗怆惶向西逃出长安都城；随之，唐肃宗也逃出长安。无疑，两朝新、老皇逃脱了大难，唯一坚守平叛抗乱的只有宰相房g了。史册这样称赞房g其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中。”

当唐王朝官军主力从潼关防线崩溃后，一败涂地。而这次陈陶之战的四万义军，倒是陕西各地起义的农家善良子弟。四万义军刚刚集结，显然缺乏军事训练和良好的装备――竟然把农村的老牛车赶上前线。大战前夕，宰相房g主动上疏肃宗，请缨收复长安。于是，由肃宗亲自准许文职书生房g亲身挂帅，率领四万农民义军与安史叛军决战于陈陶。最终，唐军惨败。

当时，唐肃宗刚刚登基；可笑的登基地点，却在逃亡途中的关中西部凤翔城，并非都城长安。此君急切希望房g能战胜叛军，支撑处于风雨飘摇的大唐王朝。唐肃宗一听陈陶战败，龙颜大怒，要坚决杀掉房g。

房g无疑成为唐肃宗的替罪羊。

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关于陈陶之战的记载，显然是李唐王朝为自己修史，为尊者讳；其中有关g战败的原因，显然不足为凭。只有参看宋代《资治通鉴》的记载，才写出陈陶之战之所以惨败的真正原因：一、四万农民义军，如何正面能够击败十万叛军铁骑呢？二、唐肃宗并不信任房g，他在军队里安插了监军、还有宦官；这些比房g更不懂军事的皇家钦差，胸怀异心，竟然在大战前夕，逼迫房g冒险出兵。房g还有什么独立地指挥权呢？

陈陶战败，唐肃宗唯独拿房g开刀，事出有因。而诗人杜甫又为何因房g获罪受到株连呢？

原来，大唐王朝新老皇帝在安史之乱中，只顾自己逃命，有谁敢于独立中流，抗击叛军呢？房g在危亡之时，独挑平叛重担；当时杜甫对他寄于很大的希望，把房g看作力挽狂澜的诸葛亮。还有杜甫难忘房g的知遇之恩――杜甫曾在逃难路上，被叛军俘获，押至长安城；次年，杜甫设法逃出长安，一路风尘，追寻唐肃宗的踪迹；一直追到凤翔城，见到唐肃宗。当时杜甫与唐肃宗的见面情景，杜甫写在《述怀》诗中：“麻鞋见天子，衣袖见两肘。”

杜甫如此一心向望大唐，唐肃宗难道还会对他心生杀机吗？唐肃宗当场给杜甫封了“右拾遗”之官，职责就是给皇上提意见，也即无冕之王的言官。恰恰在当时，杜甫获得的这个官职，是由宰相房g向肃宗推荐的。

杜甫没有想到，这个官职，由此埋下了他与房g罪案的祸根。

就在唐肃宗当廷一怒欲杀房g时，文武百官无不为房g求情，向皇上求告；作为言官的杜甫，也立即出面，替房g辩白。杜甫更没有想到，皇帝又把刀口对准于他，顿时，朝廷风云骤变，充满杀机――肃宗下旨：我要杀房g，如不杀他就杀你杜甫。

结果，满朝文武官员原先皆替房g求情，现时又一齐替杜甫求情，以保杜甫脑袋。

最后，房g被免职，险些被杀的杜甫也被免职放遂了。

无辜的杜甫，受到房g“有罪”的株连，在刀口下拣回一条老命；于是，他索性远远离开朝廷，又逃亡四川。

房g承受不住“获罪”的打击，离开朝廷，就在四川故乡广汉逝世了。

杜甫虽然受到房g罪案的株连，穷困交迫，但他始终不改的还是对房g的忠诚情谊――他不会随风转舵，更不会落井下石。杜甫的一颗心，一如他的诗，光照青山，光照世人。

杜甫在四川广汉房g的墓地，写了一首凭吊老师长、老朋友的诗《别房太尉墓》：

他乡复行没，驻马别孤坟。

近内无干土，低空有断云。

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

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

如果房g地下有知，他也会悲去喜来――尘世上，还有杜甫这么一个忠诚于友谊的患难朋友，为他，险些掉了脑袋；他死后，朋友还在惦记着。这才是人世间的大爱和至爱。

（二）

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一座高峰。

流传至今的唐诗，以（清）康熙年间编选的《全唐诗》为证；收录了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著名诗人二千二百多位。当时，没有报刊传媒，也没设评奖机构，更无谁去炒作。唐诗又是如何流传的？

唐代文人薛用弱的《旗亭唱诗》，记叙了唐诗传世之谜。

原来，诗人吟出新作，开始在朋友间传诵，或题写在寺庙、景区、石崖上。这个过程，也是对诗作的展示和筛选，让它在民间自然淘劣，自然选优。最终，看它能否广泛流传，能否引起世人共鸣，还在于能否在酒楼上传唱，至关重要。唐代“酒楼”唱诗，可谓举世独创。那时的“酒楼”，并非时下闹市灯红酒绿之地，读过《旗亭唱诗》，所指的酒楼，原是繁华都市里充满诗意的“评诗“的民间演唱会。会上没有权威，只有公平。旗亭，原指酒楼。开元年间（618―713），王昌g、高适、王之涣三位诗友，还未成名，虽有诗作，却寂寂无名，徘徊诗坛之外。

一个雪天，三位诗友，进入长安城东的一处酒楼消遣；虽然他们都是大唐王朝的“县丞”等官，但毫不张扬，低调作人，一如普通市民：悄然自动坐在酒楼一方背眼的角落，等待观尝舞台的歌曲演出。

不一会儿，四位美艳的歌星（笔者注：当时名为艺伎）轮番出场。在她们出场前夕，三位诗友并不知情演唱曲目；王昌龄与高适、王之涣在私下小声商议：“看看有没有演唱咱自己写的新诗？如果有，咱诗友比赛比赛！”并商定，各人在墙上以手指画票，以票为证。王昌龄为什么要出这个点子？因为他们都知道，酒楼唱诗，已经形成长安的风气；但他们心里还没有底气；自己写的，酒楼能否过关，只有顺其自然，强求不得。

第一位女歌星华丽出场了，唱道：

寒雨过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听到她唱的是自己的《芙蓉楼送辛渐》，得意地在墙上画了一票。

第二位女明星出场了，唱的是高适的绝句：“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高适满足地笑了。

第三位女明星登场，唱的是王昌龄的《长信秋词》：“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两次得票，也乐坏了三诗友。但王之涣内心深处，却黯然神伤，失望落寂；眼看诗友们一个胜利晋级，一个“梅开二度”，自己却灰头土脸，名落孙山，对不住诗友，也对不住自己；于是，他暴发出不服输的怨气和怒气，而对诗友们，这个率真而诙谐的书生，当场打睹：“假如下一次还无我的诗，我甘心认输；假如下一场唱出我的诗，就请好友钻进床下，给我跪拜！”王之涣的睹牌，说得俩诗友笑泪交替，因为他们坚信，王之涣胜券在握，只是时候未到，但他们仍然捏着一把汗，因为演唱会临近落下幄幕。

第四位女歌星出场了，唱出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L不度玉门关。”奇了！灵了！神了！王之涣此刻惊喜若狂，呼叫诗友：“乡巴佬！钻床！”他与诗友们开怀畅笑，笑得也忘记了自己打赌，忘了让诗友钻床。

当女歌星明白了这几位狂人狂笑的原因之后，才知道他们原是歌曲的词作者，巧遇知音，相见恨晚。她们还特意邀请诗仙们入席饮酒；诗香、酒香、歌香，漫溢诗都长安。

酒楼唱诗，并非小说家言，笔者查了许多史料，决非以讹传讹。

第7篇：杜甫的简介资料范文

雄峙洞庭湖畔的岳阳楼是我国江南三大名楼之一。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誉满天下，古往今来，名人、文人在此留下了灿若星河的诗文、楹联，笔者将其中部分妙联抄录下来与读者诸君共赏。“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这是书于岳阳楼风景区大门上的一联，是明代魏允贞《岳阳楼》诗的前两句，用作大门迎客，有先声夺人之妙。此联大气磅礴，高度概括了岳阳楼风景区天下闻名之水、天下闻名之楼的特点。在大门上还有一联：“眼前忧乐谁无意，天下江山此最雄” ，此联出自明人杨一清的诗句，表明作者由眼前的壮丽景色生发出效法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理想抱负，可谓触景生情，情景交融。在岳阳楼主楼一楼上有一副长联，系清同治年间窦所作：“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州城东道崖疆。潴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此联上下各有十一个短句，五十字，但对得极工、极巧、极妙，故有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文采超群，百读不厌。上联列举杜少陵（杜甫）《登岳阳楼》诗，范希文（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忧”、“乐”名言，滕子京政绩，吕纯阳（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神话传说，继而发出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浩叹。下联化用范文，列举巴陵胜状，接着情不自禁地自问：“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这一句，引起读者深思，“真意”是什么？当然是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也！清嘉庆巴陵知县陈大纲“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一联，写得明白如话，言简意赅，抒发了这位父母官关心百姓疾苦的情怀。在主楼二楼，清末翰林郑家溉所撰一联，看似消极，实为悲愤：“湖景依然，谁为长醉吕仙，理乱不闻惟把酒；昔人往矣！安得忧时范相，疮痍满目一登楼。”据资料介绍，此联作于1933年，当时日寇大举侵华，国乱当头，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作者面对眼前洞庭湖，想起祖国山河被日寇蹂躏，自己苟活乱世，只有一切不闻不问，像吕洞宾长醉不醒。但现实又是逃避不了的，希望有范仲淹这样的贤相来重整山河，挽救危亡，但昔人（范仲淹）已经一去不返了，登楼一望，却是满目疮痍，悲从中来。其爱国之情，悲愤之状跃然纸上。在1944年，日寇进犯长沙时，作者拒不当汉奸，骂贼而死。这说明作者确实是一位言行一致、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人士，人品、文品皆值得称道。在主楼三楼有一副楹联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大手笔：“水天一色，风月无边” 寥寥八个字就将洞庭湖万千气象概括无遗。仅从此联即可窥见诗仙的豪放风格。在三楼还有清人黄道的“杜诗范记高千古，山色湖光共此楼”此联妙在将洞庭湖、岳阳楼的自然风光及杜诗《登岳阳楼》、范文《岳阳楼记》的人文景观融于一体，自然流畅，便于传诵。但窃以为若能将“高”字换成“传”字就更工整了。也许是作者另有其意吧。在岳阳楼牌楼上有一联是清乾隆年间尚书张照所撰：“南极潇湘千里月，北通巫峡万重山” 此联虽只在范文中的两句后面各加了三个字，但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三醉亭（取自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神话传说）上有清人方功浚所题一联：“对月临风，有声有色；吟诗把酒，无我无人”好超脱！好逍遥！读之觉有仙气从字里行间飘飘而出。在怀甫亭上的一联是当代书法家吴文蜀所撰书：“舟系洞庭，满目疮痍空有泪；魂归洛水，换了人间已无诗” 此联悬于斯亭，让游人缅怀诗圣时，发思古之幽情，是再恰当不过。从岳阳楼的大多数楹联中，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取意于范文和杜诗，都是从范文和杜诗中得到启迪而创作出来的，足见范文及杜诗真是千古诗文，千古绝唱，这既是范、杜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第8篇：杜甫的简介资料范文

河北东部沿海地区野生大豆SSR多样性分析 乔亚科 韩粉霞 李桂英 蒲伟凤 代波 李桂兰 (555)

大豆RN不育胞质不育与恢复类型的研究张井勇 孙寰 赵丽梅 彭宝 张伟龙 李曙光 赵晓明 (559)

利用花粉管通道法将抗虫基因（cryV）转入大豆的研究武小霞 刘伟婷 刘琦 李静 马永 李文滨 (565)

大豆对羟苯丙酮酸双加氧酶基因的克隆与表达分析胡英考 李雅轩 蔡民华 (569)

野生与栽培大豆某些性状的比较及其在大豆育种中的利用（英文）王岚 (575)

南方大豆核心种质主要农艺及产量性状的表型多样性评价王瑞珍 赵朝森 程春明 邱丽娟 刘章雄 赵现伟 (580)

利用18S rRNA基因部分序列研究大豆种质资源的进化关系梁江 陈渊 汤复跃 韦清源 袁清华 (586)

农杆菌介导的大豆子叶节和下胚轴转化方法的比较及优化段莹莹 赵琳 陈李淼 李文滨 (590)

Real-time PCR检测大豆CONSTANS基因在不同光照条件下的表达夏琳 赵琳 李永光 李文滨 (594)

大豆不育系的恢复系筛选及其杂种优势利用研究 李杰坤 张磊 孙文勤 黄志平 张丽亚 胡晨 胡国玉 (598)

耕作栽培·生理生化

中国辽宁和美国俄亥俄新老大豆品种的比较研究（英文） 谢甫绨 S. K. St. Martin 张惠君 王海英 (601)

微生物降解褐煤产生的黄腐酸对大豆种子萌发及主要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栾白 高同国 姜峰 李宝珍 杨金水 袁红莉 (607)

干旱胁迫下化控种衣剂对大豆幼苗生长发育及保护酶活性的影响 李建英 田中艳 周长军 杜志强 张志刚 杨柳 吴耀坤 (611)

干旱胁迫对野生和栽培大豆根系特征及生理指标的影响 蒲伟凤 李桂兰 张敏 王卢平 纪展波 代波 (615)

花期追施氮肥对不同株型黑豆品种生殖生长期叶片生理生化特性的影响陈振武 钱朗 王海英 张惠君 (623)

多小叶源对大豆光合特性和产量的影响宗春美 岳岩磊 邵广忠 童淑媛 徐显利 杜震宇 任海祥 (627)

硫对铜胁迫下大豆种子的解毒作用陈玉胜 陈全战 (630)

不同株型大豆群体分布对产量形成的影响于凤瑶 辛秀君 周顺启 张代军 邱红梅 (634)

不同密度下大豆单株和群体的光合特性张晓艳 李建英 郑殿峰 杜吉到 冯乃杰 (638)

不同施氮水平下大豆反射光谱预测叶片氮含量模型宋英博 (641)

土壤肥料·植物保护

黄淮海地区优良大豆根瘤菌株的筛选与接种方式研究李涛 关大伟 李俊 曹凤明 韦革宏 冯瑞华 (645)

磷铁营养对大豆种子铁和植酸积累的影响王贤 刘晓萌 杨青春 陈龙 (651)

土壤镰孢菌Real-Time QPCR定量方法的建立及应用魏巍 许艳丽 刘金波 李春杰 韩晓增 李文滨 李淑娴 (655)

不同比例氮、磷、钾配合施用对白浆土区连作大豆生育性状及产量的影响张喜林 周宝库 高中超 刘颖 王始峰 李树南 张艳 (659)

放线菌Snea49的种类鉴定及对胞囊线虫的活性评价陈井生 陈立杰 刘大伟 朱晓峰 王媛媛 段玉玺 (663)

花生间作大豆条件下氮磷钾肥配施效应的研究韩猛 韩新生 王靖 姜德锋 (666)

吉林省大豆施肥指标体系初步建立王志刚 高强 冯国忠 (669)

纳米银对大豆菌核病核盘菌的抑制作用研究孙冬梅 林志伟 迟莉 蒲子刚 张树权 赵敏 (673)

分析加工

抗氧化大豆多肽纯化的研究董江涛 周婷婷 李燕 宋斐 (677)

具不同脂肪氧合酶同工酶的大豆种子提取液漂白β-胡萝卜素的能力差异（英文）麻浩 张雪丹 王显生 何小玲 (681)

黑豆种皮中红色素的提取及稳定性研究杨卫民 刘保琪李团霞。，赵青红。 刘保琪 李团霞 赵青红 (688)

高产纳豆激酶突变菌株产酶条件的研究李文亮 边鸣镝 王海波 (692)

综述

农杆菌介导大豆遗传转化技术的研究进展于洋 侯文胜 韩天富 (696)

抑制差减杂交技术在大豆研究中的应用李亮 侯文胜 (702)

杂交大豆制种技术体系的建立 赵丽梅 彭宝 张伟龙 张连发 张井勇 李建平 李茂海 (707)

大豆蛋白质组学研究进展刘春 麻浩 刘健晖 张占琴 王立群 (712)

植物赤霉素信号转导途径中GAMYB基因及其在大豆中的研究高阳 赵琳 李文滨 (717)

研究简报

四氯乙烯污染对大豆幼苗抗氧化特征的影响黄媛媛 单爱琴 李海花 蔡静 李玲 (721)

始花期不同氮肥追施量对大豆不育系结实率的影响张伟龙 赵丽梅 彭宝 王曙明 王跃强 孙寰 (724)

影响大豆灰斑病主要气象因子的通径分析丁俊杰 (727)

有机无机复混肥对大豆根际环境的影响刘杰 王大蔚 裴占江 高亚冰 张红骥 吴文龙 孙彬 (730)

大豆细胞质雄性不育系与保持系atp6基因的RNA编辑比较研究韩利涛 杨守萍 喻德跃 盖钧镒 (361)

采用gfp和rfp基因标记评价大豆根瘤菌竞争结瘤能力肖文丽 关大伟 李俊 曹凤明 陈慧君 (366)

大豆抗旱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的SSR分析王振东 陈超力 于佰双 李进荣 王惠 (370)

大豆品种杂交回交后代生育时期结构的遗传改良谢甫绨 王闯 张惠君 敖雪 王海英 Steve K．St．M (374)

栽培大豆端粒相关序列的克隆及定位吴伟 李洪杰 王晓鸣 朱振东 东方阳 (380)

田间开放条件下大豆不育系制种技术研究王曙明 王跃强 李建平 李茂海 孙寰 赵丽梅 张宝石 (385)

大豆种皮特异性启动子的克隆及功能分析魏雯雯 王丕武 付永平 张卓 (390)

基于phy基因的双边界植物表达载体构建赵鄢鹏 李杰 刘琦 夏善勇 吴立成 王秀君 李希臣 (394)

大豆转化体系的优化和Dof 4基因转入大豆的研究 杜升伟 刘业丽 姚丙晨 白晨 苗兴芬 刘春燕 陈庆山 (398)

信息

关于召开“第三届植物分子育种国际会议”的通知 (402)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编辑出版中心“三刊”亮相第二十届全国书博会 (482)

2010中国国际大豆食品加工技术及设备展览会胜利闭幕 (513)

耕作栽培·生理生化

不同环境条件下大豆脂肪酸含量与主要农艺性状相关性及通径分析谢冬微 韩英鹏 李文滨 (403)

结荚期喷施壳聚糖对臭氧胁迫下大豆活性氧代谢系统的影响王岩 赵艺欣 孙加伟 王俊力 曹莹 赵天宏 (408)

超高产大豆氮磷钾吸收分配动态及模式的研究魏建军 张力 杨相昆 张占琴 曹敏建 (413)

巴西大豆产量预报方法研究郑昌玲 王建林 宋迎波 庄立伟 (420)

沈阳地区春小麦下茬复种大豆品种产量与品质的比较庄陆 王术 王伯伦 黄元财 贾宝艳 季海雯 刘玉梅 (424)

利用叶片反射光谱预测大豆合交98-1667干物重模型宋英博 贾立君 杜永生 王囡囡 邓际华 陈庆山 胡国华 (429)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大豆根系氮代谢相关指标的影响张鑫 翟瑞常 郑殿峰 冯乃杰 祁倩倩 (433)

干旱胁迫对春大豆开花期根系生理特性的影响赵坤 董守坤 刘丽君 孙聪姝 祖伟 (437)

复硝酚钠及其组分对大豆种子萌发的影响于彩莲 刘波 燕红 杨莹 彭显龙 (440)

肥密处理对不同大豆品种产量和品质的影响张艳 佟斌 吴晓秋 张瑞朋 傅连舜 朱哲 (444)

土壤肥料·植物保护

大豆胞囊线虫不同生理小种对大豆根内酶活力的影响罗璇 段玉玺 陈立杰 黄少北 王媛媛 刘大伟 刘丹丹 (448)

不同耕作技术模式对土壤理化性状及大豆产量的影响宿庆瑞 迟凤琴 张久明 匡恩俊 (453)

大豆蚜虫抗性鉴定技术及抗性资源筛选孟凡立 李文滨 段玉玺 张大勇 李冬梅 王志坤 (457)

中微量元素对优质大豆产量品质的影响闫晓艳 邱强 张伟 张明浩 石一鸣 徐洪庆 张明红 (461)

黑龙江省大豆疫霉根腐病菌毒力类型分布及品种抗性评价马淑梅 金娜 邵红涛 (466)

灰皮支黑豆抗大豆胞囊线虫3号生理小种的生理机制刘大伟 段玉玺 陈立杰 罗璇 刘丹丹 (471)

黑土区坡耕地重茬大豆阻控技术研究李春杰 李兆林 宋春雨 张兴义 (474)

不同还田方式下大豆秸秆腐解特征研究匡恩俊 (479)

大豆蚜玻璃管药膜法敏感毒力基线的建立潘怡欧 秦正睿 席景会 (483)

分析加工

大豆蛋白的甘露聚糖糖基化研究苏志光 郭顺堂 (486)

大豆凝集素对不同种属动物T、B淋巴细胞增殖功能影响的比较研究王利民 于吉 杨树宝 孙青松 秦贵信 (490)

三种方法加工的豆乳的风味特点吕艳春 郭顺堂 (494)

超声辅助碱提大豆蛋白工艺研究张杰 王振斌 王世清 马晓珂 陈晓寅 孙平 (498)

同时蒸馏萃取和固相微萃取分析卤水干豆腐挥发性成分比较李晶 辛广 张博 李书倩 (502)

饲用大豆小肽生产工艺的研究赵红岩 单春乔 江国托 (506)

大豆ISSR-PCR反应体系的优化何海燕 沙伟 张艳馥 (510)

综述

大豆水分生理生态研究进展闫春娟 宋书宏 王文斌 董钻 (514)

工业化大豆蛋白7S和11S组分分离技术研究进展徐婧婷 任建华 叶凌凤 郭顺堂 (519)

产业安全视角下黑龙江省大豆产业发展研究赵勤 (525)

美国转基因农作物田间释放试验管理王志坤 刘珊珊 武小霞 孟凡立 李文滨 (530)

研究简报

大豆硒蛋白与亚硒酸钠生物利用的比较研究田俊梅 张丁 付瑞娟 张锐 何伟 (534)

双酶解法提取大豆蛋白的工艺研究陈敏 蔡会武 邵纪生 王永红 (537)

2008～2009年黑龙江省大豆灰斑病生理小种的监测顾鑫 丁俊杰 杨晓贺 赵海红 郑天琪 申宏波 刘伟 (540)

不同生育期增加UV-B辐射对大豆产量的影响任红玉 张兴文 李东洺 徐海明 马传国 沈能展 (543)

有机无机复混肥对大豆根际酶活性的影响刘杰 王大蔚 孙彬 高亚冰 张红骥 裴占江 (546)

大豆突变体NJS-1H核雄性不育性的细胞学与遗传学分析李曙光 赵团结 盖钧镒 (181)

大豆主要过敏原Gly m Bd 30K的抗原表位区基因的克隆表达、纯化及免疫原性鉴定林苏霞 王晓梅 刘志刚 曾梦雅 吴研 陈家杰 (186)

多年生野生大豆Kunitz型胰蛋白酶抑制剂基因的克隆及分析赵洪锟 李启云 王玉民 李玉秋 庄炳昌 董英山 (191)

大豆二核苷酸SSR侧翼序列保守性分析詹少华 盛新颖 樊洪泓 蔡永萍 林毅 (195)

从品种志分析吉林省大豆八十五年来育成品种的亲本来源张伟 王曙明 邱强 张鸣浩 闫晓艳 付蕾 张征 (199)

大豆蛋白质含量的QTL定位林延慧 张丽娟 李伟 张礼凤 徐冉 (207)

利用SSR分子标记鉴定“梅桥”大豆种质纯度盛新颖 詹少华 樊洪泓 蔡永萍 林毅 (210)

大豆胞囊线虫病3号生理小种抗性QTL定位的研究杨柳 师臣 田中艳 周长军 李建英 吴耀坤 杜志强 (215)

耕作栽培·生理生化

大豆粒重的粒位效应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李彦生 刘兵 张秋英 刘晓冰 Stephen J Herbe (218)

氮肥对不同品质基因型大豆光合生理和干物质积累的影响谢甫绨 马兆惠 张惠君 敖雪 王海英 (223)

低温胁迫对大豆萌发期生理指标的影响张大伟 杜翔宇 刘春燕 单大鹏 吴铮 陈庆山 胡国华 (228)

耐密植大豆品种沈农12叶片性状研究张惠君 林海波 马野夫 敖雪 王海英 谢甫绨 (233)

保护性耕作对土壤部分物理特性及大豆产量的影响林蔚刚 吴俊江 刘丽君 钟鹏 董德健 林相丰 孙长锁 (238)

夏大豆籽粒成熟期根叶衰老特性的研究刘莹 张孟臣 杨春燕 (244)

不同磷效率大豆干物质积累、光合生理特性及产量的研究 吴俊江 马凤鸣 林浩 刘丽君 钟鹏 林蔚刚 董德建 (247)

不同贮藏时间和处理方式对野生大豆种子萌发的影响张秀玲 (251)

黄淮海地区夏大豆农艺性状与产量的多元回归和通径分析汪宝卿 张礼凤 慈敦伟 李伟 徐冉 (255)

土壤肥料·植物保护

大豆花叶病毒保存方法的比较研究杨清华 盖钧镒 (260)

蚜虫取食和机械损伤对大豆真叶中异黄酮的诱导作用孟凡立 刘立承 李文滨 段玉玺 张大勇 李冬梅 (264)

水肥耦合对大豆光合特性及产量的影响张丽华 赵洪祥 谭国波 闫伟平 方向前 孟祥盟 边少锋 (268)

大豆疫霉根腐病菌的分离鉴定及种质资源对3号生理小种的抗性评价 徐鹏飞 吴俊江 范素杰 陈晨 李宁辉 王金生 李文滨 (272)

拮抗大豆胞囊线虫根瘤菌的研究尹丽娜 段玉玺 王媛媛 罗在全 陈立杰 (276)

不同肥力条件下三裂叶豚草的密度对大豆生长发育的影响李建东 胡冀宁 殷萍萍 孙备 王国骄 孙佳楠 (280)

细菌SnebYK发酵液诱导大豆抗阿特拉津的研究罗在全 段玉玺 王媛媛 尹丽娜 陈立杰 (284)

分析加工

大豆乳清蛋白的热促凝聚及其对分离蛋白功能性的影响叶凌凤 徐婧婷 郭顺堂 (288)

大豆凝集素处理对肉仔鸡生长性能及小肠发育的影响 张柏林 秦贵信 孙泽威 赵晗 王波 赵元 刘飞飞 (292)

纳豆激酶的分离纯化及体外溶栓特性研究陈晓飞 周伏忠 陈国参 谢宝恩 宁萌 (295)

共聚改性大豆蛋白制备胶粘剂的研究雷文 杨涛 徐金保 唐皞 景露 孙诤 (299)

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对大豆分离蛋白塑料性能的影响刘登峰 葛岭梅 汪广恒 杨志远 (302)

纳豆激酶的亲和吸附工艺研究马跃华 董超 杨明 史延茂 (306)

不同大豆品种对大鼠抗营养影响的比较潘洪彬 谷春梅 孙泽威 秦贵信 (310)

测定豆类胰蛋白酶抑制剂活性和种类的电泳方法改良黄国伟 巫光宏 何嘉雯 吴奕文 陈晓峰 (315)

综述

大豆结瘤固氮的分子生理研究苗淑杰 刘晓冰 (319)

实验室规模分离大豆蛋白7S和11S组分技术研究进展徐婧婷 任建华 叶凌凤 郭顺堂 (325)

大豆光周期反应试验系统研究进展曲明南 吴存祥 郭玉华 (332)

中国重茬大豆调控技术研究现状田艺心 汪自强 (336)

大豆抗旱性研究进展梁建秋 张明荣 吴海英 (341)

研究简报

大豆种子性状、幼苗性状及经济性状间的相关性分析唐永金 (347)

甘露醇、过氧化氢和氯化钠处理对黑豆苗期抗旱性的影响杨卫民 刘宝琦 张世珍 (350)

中晚熟大豆长农18高产栽培技术研究陈喜凤 吴春胜 郝满 李琰 王楠 岳杨 (354)

大豆脂肪酸组分的快速气相色谱分析 苗兴芬 朱命喜 徐文平 申宏波 杜升伟 裴宇峰 陈庆山 (358)

亚洲地区大豆育成品种幼苗期耐淹性鉴定和优选孙慧敏 赵团结 盖钧镒 (1)

转录调控基因GmLEC1转化大豆及转化方法的比较朱红林 沙爱华 符秀梅 陈银华 单志慧 周新安 (7)

大豆PAL2基因的克隆与分析王婵婵 王安娜 吴蕾 李业成 刘成 马凤鸣 (13)

从品种志分析吉林省大豆八十五年来育种方法及农艺特性演变 张伟 王曙明 邱强 张鸣浩 闫晓艳 李伟 徐洪庆 (18)

大豆天冬氨酸代谢途径关键酶基因电子定位与结构分析于妍 姜威 唐敬仙 刘春燕 陈庆山 胡国华 (22)

辽宁省野生大豆种质资源的SSR遗传多样性分析李建东 燕雪飞 董思言 魏苗 王国骄 孙备 (28)

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遗传分析刘敏 朱洪德 高中利 (33)

大豆对大豆花叶病毒SC-11株系抗性的遗传及基因定位白丽 李海朝 马莹 王大刚 刘宁 智海剑 (1)

大豆异黄酮生物合成串联基因簇及其表达载体的构建夏循礼 杨广笑 何光源 (7)

大豆主要过敏原Gly m Bd 30K基因的克隆及其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邬玉兰 刘志刚 (11)

大豆粒形的主基因＋多基因混合遗传李河南 汪霞 李广军 程利国 何小红 张国政 章元明 (16)

野生大豆（Glycine soja）C2H2型锌指蛋白基因的克隆与序列分析白晶 张必弦 李新玲 徐香玲 (21)

大豆抗旱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的RAPD分析王振东 贾利 孙仓 田秀艳 王惠 (26)

灰色关联分析法在夏大豆育种上的应用成雪峰 张凤云 (31)

信息

超高产、高油、多抗、广适应性大豆品种合丰45号的选育与推广项目获黑龙江省政府科学技术一等奖 (6)

无

立足黑龙江 辐射全中国 聚焦大农业 促进快发展 欢迎订阅2009年《黑龙江农业科学》 (25)

学术交流的平台 科技致富的帮手欢迎订阅《北方园艺》（月刊） (147)

欢迎订阅2009年《大豆科学》 (177)

《北方园艺》征稿简则 (181)

《黑龙江农业科学》征稿简则 (182)

我国著名大豆遗传育种学家、数量遗传学家和农业教育家：盖钧镒院士简介 (F0003)

《大豆科学》编委会 (F0004)

刊首寄语 (I0001)

《大豆科学》征稿简则 (I0002)

耕作栽培·生理生化

水旱轮作大豆的营养生长与根系活力的关系马启林 雷慰慈 山口武视 中田升 李阳生 (36)

乙烯、6-BA对大豆幼苗生长、生化成分及细胞组织结构的效应廖永霞 康玉凡 王保民 谷瑞娟 罗珊 肖伶俐 (41)

钙和镁在超高产大豆辽豆14器官中的积累与分布肖万欣 张惠君 王海英 谢甫绨 闫晓艳 (46)

生殖生长期遮阴对大豆脂肪酸积累动态的影响 刘兵 王程 金剑 刘居东 张秋英 刘晓冰 S (53)

苗期水分胁迫对大豆器官平衡和产量的影响白伟 孙占祥 刘晓晨 关晓雪 宋书宏 董丽杰 (59)

不同生长调节剂叶面喷施对套作大豆形态及产量的影响万燕 杨文钰 (63)

磷对不同磷效率基因型大豆保护酶的影响敖雪 谢甫绨 张惠君 刘婧琦 (67)

不同作物茬口对连作大豆产量及农艺性状的影响薛庆喜 杨思平 张玉春 宫学凯 杨军 陈良 (72)

施肥、品种及密度对大豆籽粒异黄酮含量的影响张大勇 谢甫绨 李文滨 李冬梅 张淑珍 滕卫丽 (76)

大豆垄上三行窄沟密植栽培群体生理研究李瑞平 李志刚 马日亮 王贵平 包凤利 (81)

氮肥对黑豆产量及氮磷钾积累分配的影响钱朗 陈振武 刘柏林 张铭航 王微微 张洪杰 (85)

高油大豆杂交F2代品质性状与农艺性状的通径分析宋伟 朱洪德 李洪林 刘敏 (90)

土壤肥料·植物保护

黑土区不同轮作系统大豆根际镰孢菌种群结构和数量刘金波 许艳丽 吕国忠 李春杰 赵志慧 魏巍 (97)

蚜虫侵害对不同基因型大豆酶活性及次生代谢物含量的影响姜伊娜 王彪 武天龙 (103)

施肥对不同来源大豆品种磷素积累分配的影响王海英 谢甫绨 张惠君 陈振武 (108)

辽宁省大豆根瘤菌资源抗逆性及生防潜力研究赵宇枢 段玉玺 王媛媛 陈立杰 尹丽娜 (113)

明尼苏达被毛孢代谢物对大豆胞囊线虫二龄幼虫的影响钱洪利 许艳丽 孙玉秋 李春杰 (118)

除草剂条件下三裂叶豚草竞争对大豆生长发育的影响崔文慧 王国骄 李建东 孙备 燕雪飞 韦岩 (122)

大豆杀虫剂氧化乐果降解菌的分离李玉梅 王根林 于洪久 马凤鸣 杨慧 杜春梅 (126)

分析加工

晶须与偶联剂改性大豆蛋白胶黏剂周翠 白绘宇 刘晓亚 (130)

等电点沉淀法分离大豆球蛋白酸性亚基和碱性亚基郑树贵 董维国 孙泽威 秦贵信 (136)

大豆低聚糖反渗透浓缩过程的控制王磊 邵诚 戴智河 (140)

大豆皂醇抗结肠癌作用的研究全吉淑 汪霞 许惠仙 尹学哲 (144)

生物柴油／矿物柴油混合燃料低温流动特性及流变特性研究陈波水 孙玉秋 方建华 王九 (148)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重叠大豆颗粒计数朱伟兴 苏威 张怀德 (151)

豆豉对早期动脉粥样硬化大鼠主动脉平滑肌细胞凋亡的影响牛丽颖 田鹏娜 李清 刘娇 王鑫国 (156)

综述

大豆凝集素结构及其活性测定方法的研究进展张柏林 秦贵信 刘宁 孙泽威 赵元 王涛 王波 (160)

大豆基胶黏剂改性的研究进展韩彦雪 张求慧 赵广杰 张天昊 (164)

大豆源库流关系的研究进展王玲玲 杜吉到 郑殿峰 宋微微 陈丽霞 田静斋 吕美芳 (167)

研究简报

大豆异黄酮对绝经女性血清中脂类物质的影响李俏俏 王清路 薛金艳 (172)

第9篇：杜甫的简介资料范文

1.关注热点文化现象

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是政治新课标、新课改的鲜明特色和一大亮点。因此，选取热点文化现象，创设问题情境，不仅是《文化生活》模块教学的经常性举措，也是《文化生活》模块命题的常规性做法。

文化交流作为热点文化现象，历来为高考命题所关注。山东卷第23题以全球形成“汉语热”，孔子学院遍布五大洲为背景，考查文化交流的意义、教育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广东卷第37题第2问以我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背景，要求运用文化交流与文化创新的相关知识，谈谈对中华文化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的认识；浙江卷第31题以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充满中国元素为背景，考查文化创新、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天津卷第11题以我国著名艺术家杨丽萍领衔的《云南印象》在澳大利亚演出引起轰动为背景，考查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北京卷第26题以北京一些中餐馆菜单英文译法闹出笑话，有关部门规范出版《美食译苑——中文菜单英文译法》一书为背景，考查文化交流的意义；北京卷第38题第4问以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面对东道国语言、风俗习惯、价值观、等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为背景，要求运用《文化生活》的有关知识，谈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应对上述挑战应有的正确态度。

其他热点文化现象，如网络恶搞，高考也有所关注。2012年是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年，诗圣杜甫突然爆红网络，因为有人将语文教材中的杜甫插图涂鸦后传到微博，引发了主题为“杜甫很忙”的恶搞风潮。经网友再创作后，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在一个恶搞文化盛行的时代，恶搞杜甫可以宽容看待，但是，在恶搞的同时，不能忘记一些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东西，不能丧失了对一位伟大历史人物的基本尊重。福建卷第32题的命题虽然没有以恶搞杜甫这一文化现象为背景，但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命题专家对恶搞杜甫这一文化现象的关注：

杜甫是“大地的诗人”，他如此真切、如此深情地注视着吾土吾民。他对公正的关切，对天下苍生的关怀，源于他最深刻的生命体验。杜甫活着，他依然行走于大地……这表明

A.以人为本，维护人民利益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价值追求

B.立足实践，反映人民的利益与呼声才能获得艺术的永恒

C.中华文化的感召力源于中华民族仁爱、中和的善良本性

D.中华传统美德以其先进性推动中华文化从历史走向未来

此题可以说是显性考查文化热点的一道好题。通过此题，可以巧妙地表达“恶搞杜甫，不如阅读杜甫”这一思想，体现对考生的人文关怀。此题正确答案是B。

2.直面思想道德建设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全面加强学校德育体系建设，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紧密协作的教育网络，动员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201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期望通过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大力弘扬雷锋精神，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以上两个文件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视。对此，2012年高考文综政治《文化生活》模块的命题也作出了积极回应（见下表）。

山东卷第31题第2问：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雷锋精神、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背景，要求运用《文化生活》知识，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分析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义

安徽卷第39题第3问：以安徽好人和道德模范成为道德建设中广泛关注的“安徽现象”，争做先进人物的“粉丝”成为网友们的共同心声为背景，要求从文化传承和思想道德建设的角度，回应“网友心声”

浙江卷

第40题第1问：以W村开展“一碑两谱五星”乡村文化创建活动为背景，要求运用文化发展的中心环节的有关知识，说明该村开展“一碑两谱五星”活动取得成功的道理

福建卷

第39题第4问：以大力弘扬雷锋精神、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背景，要求从《文化生活》角度，以“弘扬雷锋精神，促进社会文明”为主题向社会发出倡议

天津卷

第14题第1问：以大学生奔赴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用青春诠释新时代的雷锋精神为背景，要求用《文化生活》相关知识，说明雷锋精神对于我们民族和社会的价值是永恒的

2012年高考八套文科综合试卷中，都只有一道考查《文化生活》模块知识的非选择题，其中五省市不约而同考查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这一考点，充分发挥了高考命题对加强中学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导向作用。

3.考查三维课程目标

分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表达课程目标，是政治新课程改革必须遵循的规范。它要求一线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实现由过于注重知识传授到更加注重培养学生能力，关注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转变。促进这一转变，迫切需要高考命题作出回应。换句话说，高考怎么考，教师怎么教。如果高考命题以知识立意，那么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就会成为教师的首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关注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对提高学生分数没有实质意义。从目前高考命题的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省市已由知识立意、能力立意并重阶段，过渡到以能力立意为主，兼顾知识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阶段，这对一线教学无疑发挥着重要的指挥棒作用。这一特点，在2012年高考文综政治《文化生活》模块试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以福建卷第39题第4问为例：

材料雷锋，以其短暂的一生谱写了一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壮丽诗篇。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对于不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材料，从《文化生活》角度，请你以“弘扬雷锋精神，促进社会文明”为主题向社会发出倡议。（要求：①写出倡议书内容的提纲；②不得显示个人身份的任何信息）

参考答案：①开展多种形式的学雷锋活动，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②努力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修养和思想道德修养。③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赋予雷锋精神新的时代内涵。④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⑤脚踏实地，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

此题考查了三维课程目标，实现了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和谐统一。解答此题，考生不仅需要掌握“中华民族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修养”等书本知识和“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等时政知识，还要具备写倡议书的基本技能和把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的重要能力，更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认同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

二、2012年高考文综政治《文化生活》模块的命题特点对于备战2013年高考的启示

1.贴近文化生活，感悟理论价值

文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理论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脱离了文化生活实际来复习《文化生活》理论知识，往往会使得本来就单调乏味的复习更加单调乏味，不仅毫无乐趣可言，而且直接削弱复习的质量、降低复习的效果。因此，在文化生活中复习《文化生活》，应该是《文化生活》备考最基本的思路。

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为例。2012年暑假，一定有很多同学通过电视转播观看了伦敦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以及各种比赛。“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如果我们在观看伦敦奥运会电视转播的同时，能自觉地感悟其中所蕴含的《文化生活》道理，就完全可以称得上备战高考的“行家里手”了！

列举一些角度供同学们揣摩：①伦敦奥运会“影响一代人”的口号，说明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优秀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②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对英国文化的集中展示，可以说明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和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③伦敦奥运会带动英国旅游业、餐饮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说明文化对经济有反作用，给予经济以重大影响。④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游泳小将叶诗文的出色成绩的质疑，即便在遭到国际奥委会官员的正色驳斥后，仍没有“收兵”的意思，可以说明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世界范围内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斗争依然存在。

2.把握文化脉搏，明确复习重点

文化现象异彩纷呈，但高考命题在选材上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就要求我们在纷繁芜杂的文化现象中把握文化脉搏，从而有针对性地确定并储备重点知识。为此，有必要把握高考文综命题“以我为主”的命题指导思想，即越来越偏重于对国内文化热点问题，特别是国内一些持续性的文化热点问题的考查。这一指导思想在前文提及的广东卷第37题第2问、北京卷第38题第4问、山东卷第31题第2问、安徽卷第39题第3问、浙江卷第40题第1问、福建卷第39题第4问及天津卷第14题第1问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全国新课标卷第39题第1问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现代科技成功培育万亩龙脑樟原料林为背景，要求结合材料，运用《文化生活》知识说明现代科技对于光大中医药文化的作用，也体现了该思想。

根据“以我为主”的指导思想，我们大体可以确定以下复习重点供同学们复习参考（可自行补充相关文化热点、整合相关《文化生活》知识，本文在此不一一赘述）：①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②中华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创新。③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④规范文化市场，发展大众文化。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以我为主”意味着对国际文化热点考查相对较少，但这并不是说，国际文化热点就不要关注，而是要看国际文化热点与我国的相关度。一些与我国核心利益、内政外交紧密联系的且本身又相当稳定、清晰的国际文化热点在复习中也要加以重视。

3.提高文化素养，坚持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