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经济的基础精选(九篇)

第1篇：公有制经济的基础范文

关注度：

争议焦点：随着一股妖魔化国企的舆论兴起，一些人借机质疑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此类思潮值得警惕。

调查提示：在“您最关注哪些国企争议话题”调查中，“如果丢掉国企，中国将会怎样” 得票率为35.4%，列第十位。但在“您如何评价国企的作用”这一问题调查中，65.8%的受调查者选择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这说明公众虽然对国企的有些弊端颇有微词，但是对国企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仍持肯定态度。

问题关键：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否定国企，实质就是要否定公有制；而否定了公有制，自然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则党的领导地位则随之丧失。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也是部分国家职能和社会职能的承担者；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也是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

编者点评：今年两会，温总理再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实际上，重申“两个毫不动摇”是中央一以贯之的精神。从中共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到执政党出台的重大经济文件和国务院重大决策，都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表述。对于国企的种种质疑或许还会持续下去，国企也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弊病，但是在中国的现实国情条件下，国企不能够再简单地退出，国有经济在我国的基础地位不能改变，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曾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公有制经济的建设实践。在时代，农村集体经济、城市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主体地位。客观地分析，当时的公有制经济既有十分成功的，也有一些失败的。在农村，既有大寨、刘庄、华西村等这样的优秀典型，也有小岗村这样因私有观念牢固而被公有制束缚了当地生产力的典型村。

与农村情况类似，当时的公有制经济中，石油有大庆、工业有鞍钢、国防有两弹一星，涌现了一大批以王进喜、钱学森等为代表的有高度觉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但也有相当一些国营企业管理不严、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应该说，以上这两种现象在当时都是客观存在的，用其中一种倾向去否定另一种倾向就容易犯“左”或“右”的错误。

曾费尽千辛万苦想消灭中国人的私有观念和剥削阶级观念，达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境界，但最终没有成功。这充分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机制的不成熟，旧社会遗留仍将继续存在。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考虑这一现实。

邓小平在十三大召开前指出：“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就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应该建立怎样的所有制结构，确立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认识也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正式提出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概念的是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报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 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重申“要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单一公有制。这是针对残存的单一公有制传统观念，特别是主要针对近年来出现的私有化倾向而提出来的，十分重要，应该引起注意。

非公有制经济在初级阶段要有一定历史地位

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社会的性质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判断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唯一标准就是看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我国之所以要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宪法接下来又讲：“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要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前者不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只有公有制是其基础；而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但公有制必须占主体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以后的其他阶段，是不断成熟和发展的过程；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只反映初级阶段的特点。

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中之所以允许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由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的国情决定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因此，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经济成分就应该允许其存在和鼓励其发展。

私有经济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一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和满足社会需要方面，不仅在当前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内，都有不可缺少的重要积极作用。所以，党和政府对非公有制包括私有制经济非常重视，对它们的评价，从十三大、十四大的“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党还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足见中央充分肯定非公有制包括私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

对私有经济，我们要继续毫不动摇地发展它，发挥其机制灵活、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正面作用，克服其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如有些私营企业偷逃税收，压低工资和劳动条件，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破坏自然资源环境，借机侵害国有资产，以及其他欺诈行为，都要通过教育监督和法制，克服清除。在鼓励、支持私有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正确引导其发展方向，规定能发展什么，不能发展什么。比如竞争性领域，要允许私有经济自由进入，尽量撤除限制其进入的藩篱，特别是允许外资进入的，也应当放开让内资进入。而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就不能允许私有经济自由进入，只能有条件、有限制地进入，不能让其操纵这些部门和行业，影响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公有制为主体也是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和基础。坚持基本经济制度，首先要巩固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前提和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

现在有不少人对公有制是否还是主体有疑虑，主要是对公有制所占的比重即量的方面有疑虑。目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宏观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微观上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但更多的是“国退民进”；个别案例中的所谓“国进民退”，多半属于资源优化重组，并非没有道理。我们党一贯强调，“公有制比重的减少也是有限制、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能影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解除人们疑虑的办法之一，就是用统计数字来说明，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信心。

公有资产占优势，更重要的表现为质的优势，即关键性的涉及经济命脉、战略全局和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生产资料占优势，先进的、具有导向性、控制性的生产资料占优势，并且不断提高、发展壮大。这样它才能控制经济命脉，对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有强大的控制力、决定力、示范力和促进力。

同时，要从“以人为本”的高度去看待“公有制占主体”、“公有资产占优势”。要重视有多大比例的工人阶级在公有制经济中劳动。如果中国大部分工人阶级（包括农民工）受私营企业主雇佣、在私有制经济中劳动，那么很难说公有制还占主体地位。这样，工人阶级必然收入低下，没有享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很难说他们是社会主人，还是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人。而中国必然两极分化，中国也很难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初级阶段基本制度不但要求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而且要求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国家应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使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要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能享受到国有经济的好处。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经济不是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主要补充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的不足，而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国有经济应主要集中于能源、交通、通信、金融等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中。这些都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这些行业和领域，中国国有经济应该有“绝对的控制力”、“较强的控制力”，“国有资本要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或“有条件的相对控股”。这些都是中央文件所规定和强调的。国有经济对这些部门保持控制力，是为了对国民经济有计划地进行调控，以利于它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经济的作用远大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

关于国有经济控制力应包括的范围，有一种意见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这种意见把国有经济的社会责任分为两种，一是帮助政府调控经济，一是保证社会正义和公平的经济基础。前一个作用普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而后一个作用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社会正义和公平，“是高度私有化的经济和以私有化为主的混合经济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

基于国有经济负有保证社会正义和公平的经济基础的社会责任，国家要保障在公益服务、基础设施、重要产业的有效投资，并不排除为解决就业问题在劳动密集领域进行多种形式的投资和运营。在保障垄断性领域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同时，还要保障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发展，发挥他们在稳定和增加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和提供公共服务上的作用，增强国家再分配和转移支付的经济实力。中央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经济一向坚持“有进有退”，发挥其竞争力的政策，而绝不是“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政策。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国有经济的数量底线，不能以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化的“国际经验”为依据。确定国有经济的比重，理应包括保障、实现和发展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内容，所以国家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范围，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总之，国有企业的利益与大众利益、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国有企业急国家所急，想国家所想，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抗震救灾的一线，在航空航天的一线，在自主创新的一线，在走出去为国家获取资源、拓展市场的一线，在一切高风险、低回报的一线，在其他性质的企业瞻前顾后的一线，都能看到国有企业的身影，没有国有企业，国家利益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当然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也有问题，比如一些国企的领导自定薪酬，几十、几百万年薪的高工资，而普通职工月薪只有几百、几千元。这就需要我们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国企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2篇：公有制经济的基础范文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青年一代的经济学家先跨出了第一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去思考和观察中国经济改革，希望在理论上能够解释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事实。这个集体的努力也在事实上推动了本土经济学家向现代壮行的进程。中国的GDP在过去的十年以平均8%的速度增长，而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在过去的四年却经历了15%到50%不等的生产下降。在生产上出现的这一差异使得比较这些国家的转型经验以寻求中国的经验可能为其他过渡经济提供的教训(如果有的话)变得相当有价值。(1)价格双轨制:企业高于计划配额的生产不受计划的限制，其销售价格也不受控制;对于生产和销售，两类价格同时存在。双轨定价的好处是它避免了国有企业由于政府支持的突然中止而垮掉。政府会逐步减少配额，而市场价格存在收敛趋势。(2)增量改革:经济的自由化政策仅允许新兴的经济部门扩张和建立，而不允许整个经济部门失去政府控制;经济的新成分是在计划之外获得鼓励和增长的。(3)微观改革走在宏观改革前面:改革方案最初集中于把产品市场的激励搞对而不是把要素市场的激励搞对，也不是把要素市场的价格搞对。虽然中国通过双轨定价逐步使产品市场价格自由化了，但为了保持转型的平稳，大多要素价格而未被自由化。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微观经济的改善是产出增长的基础。(4)经济改革走在政治改革之前:经济改革是在给定的政治体制内执行的。虽然中国经历了财政分权，党和中央政府仍然任命地方官员。从经验上看，政治集中的体制似乎更容易保持宏观的稳定。

二、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关于经济发展和制度转型，必然引起我们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政治维度的兴趣。首先，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过程看，突出地表现为一种伴随所有制结构改革，尤其是重塑公有制形式的过程，其中重要的是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改革实践证明，哪个领域、哪个地区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力度大，哪里的市场经济进程就加快。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国改革初中期对传统“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结构的突破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而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还需要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作保证。其次，从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看，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是对计划经济背后的制度层次的否定，而不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计划经济的体制或机制层次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作为传统计划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以市场取代计划为基础机制配置资源，主要是对计划经济运行的机制的否定，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必须走世界各国共同的道路，即市场取向的问题，却并不表明解决了市场经济体制或机制所依赖的制度基础问题。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层次否定，具体体现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对单一公有制结构的否定。由传统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所构成的公有制结构，曾是计划经济赖以存在的所有制基础。这种公有制结构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缺乏开放和活力，排斥市场和流通。而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制为主体”，则突破了这种公有制结构。这里“公有制”，除了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外，还有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成分，从而使公有经济成分具有了充满活力的新增长点，并以之带动对传统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改革。二是对单一“公有公营”实现形式的否定。与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相适应，传统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仅有“国有国营”和“集体所有、集体民营”两种。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的公有形式，也就不能不采取以指令性计划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而要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则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三是对公有制那种由低级向高级“穷过渡”的否定。传统的公有制结构不但形式单一，而且追求高级化，于是不顾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特点，推行集体所有制向国家所有制的过渡，从而也加剧了公有制更加单一化。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我国生产力发展总体上比较落后，且又呈现多层次的特征出发，实行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相结合，根除了指令性计划所赖以的国有经济包打天下的制度基础。

三、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贡献

中国的发展及其经验既给予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信心，也给予他们可以借鉴的政策方向。林毅夫说:“中国有很多的经验，不管是在发展方面，在转型方面，还是在解决危机方面，这些经验可以和其他国家共享，这对世界其他国家均会有帮助。”为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也曾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果一方面实现了经济较快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解决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下一阶段经济更快发展奠定了基础。林毅夫和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均认为，中国这一应对危机的成功经验，尤其是投资于瓶颈领域以促进长远发展的经验，对危机下的其他国家都有所助益。当然，在新中国60年来的发展中，中国经济政策也有过诸多失误。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向世界敞开大门，中国也从其他国家吸取经验，从而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决策为中国应对各种经济挑战打下了坚实基础。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就举例说，正是由于中国在过去多年一直采取负责任和审慎的财政政策，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额都很低，从而使中国有空间采取有力措施，“由于政府有能力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可以说，中国人民正在享受政府此前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中国的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中国发展模式也需要不断深化和丰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指出，中国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取得的成功，是建立在可应变的战略和政策基础上的;而一系列旧问题得以解决，新问题又会产生，中国的政策和战略也必须进行转变。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中国发展模式也在顺势调整与创新，并会由此产生新模式。毫无疑问的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人民，也将对世界经济做出贡献。斯蒂格利茨评价道:“我们希望中国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取得成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从中得益。”

第3篇：公有制经济的基础范文

【论文摘要】一定的经济运行形式及经济体制，总是依托一定的所有制结构而存在。市场经济的不同社会形式，是由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也必然依托一定的所有制结构作为经济运行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

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指各种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中的构成状态，以及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所有制结构是由生产力的水平和结构决定的。实行何种所有制结构，应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来决定，凡是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能够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所有制形式都应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项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关键。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构建，制约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运行的效率和方向。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依据如下。

1、它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

（1）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化大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力系统中处于基本的和主要的地位，从而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居于主体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而，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物质基础，保证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才能保证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相反，如果没有公有制经济及其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就将丧失其自身的经济基础，就不能保证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

（2）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水平的多样性决定的。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高，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参差不齐，呈多层次、不平衡的结构状态，经济发展必然长期受到人口多、消费需求大、就业负担重、资源相对短缺等种种矛盾的制约。这种状况，客观上限制了人们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统一支配生产力的能力。因而，只有建立起多种所有制经济合理配置、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才能调动起国内外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使各种经济成分的优势和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有利于解决经济建设中的矛盾，满足现实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可见，现阶段我国非常复杂而又呈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状况，是导致我国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根本原因。

（3）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针对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种种弊端，我们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并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积极探索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通过积极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努力创办“三资”企业，来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它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各个经济主体在市场上围绕经济利益展开激烈的竞争，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发展目标。实现市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则有利于形成充分的公平竞争环境。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打破传统经济体制下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的格局，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培育多元化的相互竞争的独立经济主体。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1、坚持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地位和实现形式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全体劳动者或部分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同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因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根本标志；公有制经济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支柱；公有制经济是保证市场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稳定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实现我国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经济上共同富裕的物质保证。

2、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并不意味着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也不意味着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越大越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性质，有效地组织社会生产，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大事，促进经济高速发展。这种优势，不仅要有“量”的优势，更应该注重“质”的提高，即体现在产业属性、技术构成、科技含量、规模经济、资本的增殖能力和市场的竞争力等方面。目前，在现有的608个工业门类中，国有企业涉及604个，其中大中型国有企业涉及533类，占全部工业门类的87.7%。

（2）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即控制国民经济和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控制经济运行的整体态势、控制重要的稀缺资源的能力。为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贯彻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对少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2006年12月18日，国务院国资委首次明确军工、电网电力、石油化工、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将由国有经济控制。这一领域国有资本总量增加、结构优化，一些重要骨干企业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其中，对于军工、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开发及电网、电信等基础设施领域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应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对以上领域的重要子企业和民航、航运等领域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保持绝对控股；对于石化下游产品经营、电信增值服务等领域的中央企业，应加大改革重组力度，引入非公经济和外资，推进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在其他领域，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可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国有经济要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逐步退出，让更多的社会投资主体进入，依靠多种经济成分解决现阶段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3）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有制实现形式的选择，是为实现所有者的利益服务的。什么样的实现形式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实现所有者的利益，就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实现形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继续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以明晰产权为重点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

三、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内在地包含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中。非公有制经济“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我国现阶段存在的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公有部分。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决不是权宜之计，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强经济活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1、支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已经占GDP的1/3。

2、拓宽了就业渠道。到2001年底，城镇非公有单位从业人员已达到4329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29.3%。

3、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投融资体制由单一投资主体向多元投资主体转化。到2001年底，非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已达到38.5%。

4、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多元竞争、充满活力的环境。到2001年底，全国私营企业202.9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460.8万户，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33万户。到2002年底，外商对华投资累计设立外资企业424196家。最后，促进了一批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在内的新兴产业和新兴行业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占了很大比重，为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既有好处，也有不足，特别是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存在的雇佣劳动关系和剥削现象，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一种代价。但从总体上来看，它们还是“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利大于弊，“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既然非公有制经济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投机性，这就需要政府利用经济政策和法律手段加以管理和规范，抑制其消极因素，鼓励其更好地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非公有制企业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2005年2月，《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又正式出台。《若干意见》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确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公平竞争；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府监督管理和服务，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进一步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健全管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意见》提出，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国防科技工业，这些长期以来非公有制企业难以进入的领域，如今获得了国家的准入。可见，《若干意见》的出台，将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第4篇：公有制经济的基础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围毙“堆护宪法尊严坚持公有剞主体地位”的中心议赶，明确了什么是公有制为主体，分析了为什么要坚持公有稍为主体，回答了如何坚持公有翻主体地住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 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的经济制度是

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首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宪法的根本要求。改革2o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几经修改，但公有制迄今仍被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2004年3月的最新版本宪法第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体现了人民的最高意志与利益。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改革措施，都必须与宪法保持一致，具体到所有制问题上，就是必须维护公有制。宪法第一条还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公有制就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而推行私有化就是破坏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破坏公有制都属于违宪行为，都在宪法禁止之列。

其次，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 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项根本原则。1979年初，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江泽民也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公有制为主体，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强调，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它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分配和交换的形式，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性质和发展 规律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其他一切私有制社会相比，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没有公有制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不会有社会主义的 政治 制度、 法律 体系、意识形态和共同理想。

再次，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规律。所有制的状态是由一定 历史 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

私有化还会使我国彻底失去解决就业问题的基础。公有制 经济 尽管在劳动的效率或劳动合理利用上存在一些问题，但实践证明它能够保证人人就业，保证人人享有工作的权利，从而保证人人享有劳动报酬、福利待遇及社会地位。相反，任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不能够解决失业问题。原因不在于经济是否发达，而在于以失业形式存在的产业后备军恰恰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失业对劳动者是痛苦的，但对私有制经济则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因为资本增殖需要一大批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私有制经济在繁荣时期尚且不能消灭失业，经济衰退时更是首先解雇工人，失业问题将急剧恶化。

私有化必然导致公有制丧失主体地位。一旦私有经济比重在国民经济中超过必要的限度，在私有资本积累 规律 的作用下必然引起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分化、失业率增长等一连串不良经济现象。2o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都没有通过私有化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这已为世人敲晌了警钟。

在社会领域，私有化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使我国重新变成一个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的社会。

私有化的本意就是把生产资料转为私人占有，由此而占有生产资料的永远只能是少数人。这样一来，社会将再次分为少数拥有生产资料的有产者和大多数不拥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后者将变成雇佣劳动力。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的确人人都获得了自由，只不过，对劳动者而言，他们获得的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丧失的却是不受剥削的自由。相应的，有产者则获得了奴役和剥削劳工的自由和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不可避免。

第5篇：公有制经济的基础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公路运输；经济管理

公路交通运输是连接各个城市的中介，也是各个城市发展的基础，其具有灵活、便捷和通达性好的特点，是现代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经济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都有赖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交通的通达性展现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路运输的市场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给公路运输的经济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下面就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必要性，提出在新时期如何实现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的改进，促进其持续发展。

一、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路交通运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不同地区的交通运输情况不同，但是其共同作用便是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公路运输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纵观全国各地的发展，经济落后的地区大多数是一些较为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而对于一些沿海地带或者国家的中心城市来讲，其公路四通八达，为当地带来众多的效益。国家对任何一个地方的开发，都要先保证其交通便利，由此可见，交通运输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公路运输作为各种运输方法中的一种，是最为普遍，而又常用的一种交通方法，具有灵活、便利等特点。随着高速公路的建设与发展，我国的公路运输网得到了完善，其地位越来越重要，是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二）公路运输的发展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很多城乡、偏远地区，“要想富、先修路”的标语随处可见，这是发达国家和我国国内各个发达城市的历史所验证的。公路交通运输是否便利、完善直接影响着本地区与外交流的程度，影响着本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很多时候，公路的建设只是为了目的地的资源开发，但是我们却发现公路的建设带动着各个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公路运输的超前建设，将会加强沿线地区对外联系，促进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一个封闭的地区，就算有着丰富的资源，但是没有便利的交通，依然继续落后，即落后的公路建设，将会严重的阻碍本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一个地区的公路运输状况良好，就会吸引跟多的外来投资者，从而带动本地区周边地区的发展，加强各个地区的之间的联系，促进相关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公路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基础作用的公共交通基础建设，也应该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社会主义公路运输体系的建立，其宗旨就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公路交通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以促进建立一个和谐的公路交通体系。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公路运输作为各个地区发展的基础，必然要进行一些改革，才能够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发挥最大的作用为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

一是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改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必然要求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公路运输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必然存在着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是公路运输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客观要求。公路运输市场是进行道路运输商品交换的场所及交换双方经济关系的总和。只有建立健全的运输市场机制，才能够促进市场中的经营机制的转换。

三是现代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必须要进行不断地改革与创新，才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几点改革措施

（一）加强和改善公路运输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良好的管理体制是保证公路运输业经营管理的科学性的保证，当前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运输业的发展变化对以往的公路运输业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应当尽快的制定综合性运输政策与体制，以保证公路运输业地协调发展，推进公路和地区经济的双重发展。

（二）加强公路运输成本管理，实行全面预算

要实现公路运输成本的管理，就必须做好工程的全面预算，将施工成本降至最低，提高公路运输经济的持续发展。全面预算管理的理念是发达国家在多年的经济管理中形成的成功经验，其作为一个预算体系，是综合考虑了各个责任单位的责任、利益和职能，通过监督、激励和分配等手段，解决企业的内部管理问题，工程的预算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路施工企业的成本水平。因此，做好公路运输成本的管理，就是要充分的做好项目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制定科学的施工方案，对比选择较好的材料供应商，制定好项目的成本计划，为工程的顺利完成奠定全面基础。

（三）经济管理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管理方法

第6篇：公有制经济的基础范文

我国经济发展的指标显示 ,进入 90年代中期 ,国民经济已开始从短缺经济转为结构性的过剩经济。为了拉动经济增长 ,扩大投资、启动内需的需求管理政策便成为宏观调控的主旋律。 1 998年下半年以来 ,我国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即通过扩大政府公共投资来增加投资需求 ,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 ,目前已初见成效。但是 ,由于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欠帐太多 ,加之投资体制改革的滞后 ,现有的投资仍不能为日益增大的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提供有效的供给。在现有的财政投资中 ,由于我们对财政职能的转换方面的理论积累相对薄弱 ,实践中仍不能抵御旧体制的惯性冲击 ,使投资不能产生理想的预期经济效益。因此从理论上探讨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亟待解决的问题 ,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试从这方面提出自己初浅的看法。

一、财政投资基础设施产业最适领域的界定和行业选择

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最适领域的界定和行业选择 ,是首先应解决的问题。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我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只有单一的政府投资渠道。无论是新增的基础设施投资 ,还是对原有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 ,都完全由财政拨款来满足。这种投资体制 ,一方面造成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匮乏 ,财政枯竭 ,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基础设施有效供给的严重不足和有效需求日益增长的尖锐矛盾 ,使得反映我国基础设施拥有水平的许多指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人均发电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只是平均水平的一半 ,城市平均污水处理率只有 1 0 % ,电话的普及率也很低。这些情况表明 ,中国的基础设施产业欠帐较多 ,它在未来需要有个大发展 ,以满足国民经济增长的需要。可是 ,政府的财力又十分有限。根据联合国的推荐 ,基础设施投资额占 GDP的比重应为 3-5% ,而我国在 1 953-1 983年这一比重仅为 0 . 37% ,近几年也只有 2 %。目前 ,在财政还要承担大量的体制改革成本的条件下 ,基础设施建设完全依靠财政增加投资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是很难办到的。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一方面必须扩大投资渠道 ,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 ,更要优化投资结构。由于基础设施产业的特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 ,未来财政投资的重点仍然是基础设施领域 ,但不能是全部。因此 ,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投资效益 ,这首先就需要明确界定财政投资基础设施的最适领域。一般地说 ,基础设施产业按照其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程度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完全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纯公共产品生产领域 ,如电力传输、有线通讯、城市的雨水排放系统、城市街道照明和绿化系统、环卫环保和防灾系统。这些产品生产的增加 ,并不引起边际成本的增加 ,其个人使用也并不排除他人的使用。二是具有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产品。如出租汽车 ,无线传呼等。三是具有不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混合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如一座桥梁 ,在不过分拥挤的条件下 ,增加一辆车的通行并不增加边际成本 ,故具有非竞争性 ,但要阻止辆通行设一个岗就可以做到 ,所以又具有排他性。有的物品具有竞争性而不具有排化性 ,如私人建造一座花园 ,即使设置围墙 ,也不能排除路人闻到花香并享受净化空气的好处。

上述三类物品 ,因性质不同 ,提供方式和途径也不大一样。私人物品可完全由市场提供。因为市场交换要求客体的可分割性和利益边界的精确性 ,而私人物品具备了这个要求 ,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的交换来提供。而公共产品 ,它的需求和消费是公共的或集合的 ,其享用一般是不可分割和无法量化的 ,利益边界也无法精确计算。如果由市场来提供 ,每个消费者都不会自愿掏钱去购买。可见 ,市场只适合提供私人物品和服务 ,对提供公共物品是失效的。所以对纯公共物品的提供是政府投资的最适领域。至于混合的物品 ,它兼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双重性质 ,可以采取公共提供的方式 ,也可以采取混合提供的方式。最终采取哪种提供方式 ,取决于税收成本和税收效率损失同收费成本和收费效率损失的对比 ,即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解决。

综上分析可知 ,对于生产和销售纯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领域 ,必须由财政投资来发展。因为这些产品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 ,公众不可能且不应该通过生产交换来获得 ,而只能通过政府安排支出来满足。

对财政投资基础设施最适领域的确定是非常重要的 ,它能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施时 ,不至于发生“挤出效应”,保证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不断增长。实际上在 1 998年下半年 ,启动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发生了一些“挤出效应”,主要是财政政策扩张时 ,适当的投资领域界定不清 ,项目准备不充分 ,出现了抢项目的情况 ,挤出了一部分外资准备投资和地方政府自筹的项目。对于纯粹的私人产品的基础设施领域 ,原则上财政要退出 ,完全由市场提供。至于一些准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 ,根据我国的目前情况仍然要保证适度的财政投资。这些领域可以采取三种投资方式 :一是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 ,采取社会化的投资形式 ,主要是一些大型的公共工程 ,财政可采取参股的形式投资。二是可以利用外资 ,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商对基础设施投资 ,对微利和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项目 ,财政可通过贴息和风险担保形式投资 ,以提高投资人的投资回报率和减少风险。三是在条件成熟时 ,鼓励保险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公共基础设施 ,财政可在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财政对这些准公共产品的投资形式 ,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二、财政投资基础设施产业最佳资金来源和投资方式选择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财政作为计划资源配置的重要部门 ,承担了大量的经济建设的支出 ,其中也包括了全部的基础设施投资支出 ,财政支出占 GDP的比重高达 30 %以上 ,由于当时财政收入主要是来自税收和国企的利润上缴 ,没有债务收入 ,因而基础设施的投资直接反映在国家预算中的经济支出项目上。

改革开放后 ,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开始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 ,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开始下降 ,1 996年已下降到 1 1 . 57%的最低点。另一个变化是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实现体制的转轨 ,开始建立了国债制度。 1 981年开始发行国债 ,到1 998年底内债余额已达 7,1 0 0亿元 ,预计2000年可达 1 1 ,31 1亿元。因此 ,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和形式也必然发生变化。一般地说 ,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应包括 :财政资金、银行的信贷资金、外资和向社会集资。就财政资金来说 ,可有预算内、预算外和国债资。下面 ,我们重点分析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佳资金来源与形式。

对于生产和销售纯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领域 ,必须采取财政预算内的直接支出形式 ,它的资金来源应主要是税收和规费收入。这种资金来源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 ,与纯公共产品提供的性质是相吻合的。因为征税虽然是可以精确计量的 ,但公共产品的享用是无法量化的。所以 ,纳税人的负担与纯公共物品的使用之间的关系缺乏精确的经济依据 ,使得这类产品的生产成本只能通过国家税收收入来弥补 ,免费向社会提供。对于大多数准公共物品的投资要采取多元化的投资方式。财政投资的重点是为基础设施提供基础条件的部门 ,其最适的资金来源是国债资金。因为国债资金也是国家可支配的资金 ,毫无疑问应该投向那些私人无力承担或不愿意承提的公共工程项目。但国债资金又与其他财政收入在性质上不同 ,是以偿还和付息为条件的。如果将它投到那些完全无法收回成本的纯公共产品项目上 ,势必造成国家未来偿还债务的压力 ,很可能使国债资金陷入借新还旧的不良循环之中 ,国债资金的这种投向即不符合还本付息的使用原则 ,也不能使其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我国目前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较大 ,1 997年当年的发行额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达70 %以上 ,还本付息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也达2 6. 9% ,因此必须考虑国债的投资收益。实际上1 995年底 ,我国国债余额的 3,30 0亿中的 80 %是投在财政性的建设领域 ,主要是这些准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 1 998年下半年 ,财政对四家商业银行增发的 1 ,0 0 0亿特种国债也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由于我国目前国债余额还仅仅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 ,今后 ,国债发行还有很大的潜力 ,因此 ,要很好的探索国债的最佳投资领域 ,建立合理的国债结构 ,既包括期限结构 ,又包括收益结构 ,安排好盈利、微利和无利项目的投资比例。建议国家可考虑建立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国债基金 ,专门用于准公共产品生产领域的投资 ,这样既保证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的不断增长 ,又使国债资金运行于良性循环之中。

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纯公共产品生产领域 ,可采取直接投资的形式。而准公共产品领域可采取间接投资形式 ,这些形式包括财政资金的参股和控股形式 ,财政贴息 ,对各种基础设施项目的风险担保和补偿。这些间接的形式 ,可以用较少的财政资金支持和推动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

三、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投资效率的提高

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最适领域是私人不愿意和无力投资的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生产领域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投资可以不计成本 ,不讲效率 ,特别是用国债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还要考虑增殖性问题 ,以保证到期偿还。因此 ,必须改革现有的基础设施管理体制 ,提高投资效率。具体地说 ,应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

1、改革基础设施企业的经营方式 ,建立内在的激励机制。过去 ,政府拥有和经营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 ,其理由是它的生产经营特点和涉及到的公共利益需要国家垄断。这种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 ,使得基础设施的提供者缺乏内在的激励机制和外在的竞争压力。投入产出不需核算 ,使用者的满意程度无需顾及 ,经营效率低下 ,服务质量不高。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 ,负责提供基础设施的企业没有为其顺利运营所必需的生产经营和财务上的自主权。因此 ,必须在组织上和管理体制上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生产和经营基础设施的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 ,使其经营方式多元化 ,运营原则商业化。对生产纯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企业 ,可以继续采取国有国营的方式。因为这些部门投资额大 ,回收期长 ,累积了大量的沉淀资本 ,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出 ,其边际成本为零 ,生产经营具有规模性或称自然垄断性特点。这样的部门 ,由一家或几家国有企业垄断经营 ,能减少单位成本 ,实现效率最大化。采取国有国营必须实行政企分开 ,以防止自然经济垄断导致行政垄断。改革的第一步是将政府的一个部门转变为国有企业 ,使其与政府明确脱钩 ,并赋于经营自主权。这一步改革我国已进行并卓有成效。第二步是对这些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 ,使其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 ,成为市场的主体。公司化的直接益处是建立商业化的会计程序 ,明确运营成本和收益 ,使国有企业和政府的成本与收益更具透明度。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后 ,还必须引入激励机制 ,通过政府与这些企业签订经营协议 ,激励这些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为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 ,也可以将国有的基础设施企业交给民营和私营。国有民营和私营可通过租赁和特许权的方式 ,即公共部门可以把基础设施的经营 (连同商业风险 )以及新投资的责任委托给民营和私营。也可以采取 BOT (Build -Operate -Transfer),即建设 -经营 -转让的方式 ,政府把由国有单位承担的某一重大项目的设计、建设、融资、经营和维护的责任转给民营和私营 ,使其在某一时期内 (称为特许期 ),对此项目拥有所有权和经营权 ,并设法偿还所有债务 ,获得预期回报。特许期过后 ,将所有权再转给国有企业。

2、制定恰当的政策法规 ,创造有效竞争的制度机制。由于大多数基础设施行业 ,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然垄断和规模经济的特点 ,使它们缺少竞争活力。这就使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总是面临着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的两难选择 ,必须很好地协调二者关系。政府在制定有效竞争政策时的基本思路应该是 :首先区分自然垄断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 ,分别制定不同的有效竞争策略。对于自然垄断业务 ,建立模拟竞争机制的管理体制 ,即通过经营许可证制度和恰当的定价策略 ,提高其竞争意识 ,规范其经营行为。对非自然垄断业务 ,可完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样才能使整个基础设施产业处于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状态。

3、以经济原则为基础 ,建立高效率的价格管理机制。过去我国对基础设施产业的价格管理 ,采取从低定价的原则。大多数产品的价格都低于其边际成本 ,违背效率原则。因此 ,改革基础设施产品价格的管理体制 ,是提高投资效率的重要手段。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以经济效率为准则 ,根据公众的承受能力以及分配体制的改革 ,使其既反映价值又反映供求 ,既具有刺激企业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功能 ,又不损害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分配效率。我们在制定基础设施产品定价策略时 ,可借鉴英国政府的做法。英国政府对基础设施产业价格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行最高限价模型 ,即 RPI-X价格管理模型。RPI为通胀率 ,X为政府对企业所规定的生产效率增长率。最高限价模型 ,可以促使企业自觉优化配置生产要素 ,积极地进行技术创新和加强企业管理 ,使生产效率的实际增长率高于政府规定的 X值。这种价格管理体制 ,既对企业有内在激励机制 ,又使价格控制在政府期望的范围内。

4、整体规划协调发展 ,降低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成本。许多基础设施企业有一些共同需要 ,如电力、邮电、自来水、燃气等部门都要使用地下管道。过去 ,由于各自为政 ,许多城市每年都需要挖开大小上百条路 ,挖了填 ,填了又挖。这种重复建设一方面增加了基础设施整体建设成本 ,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城市交通、环卫和市政管理 ,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各地政府应考虑从共同使用地下管道的有关行业中 ,筹集一笔共同基金 ,组建地下管网公司 ,对地下管网进行统一规划 ,统一施工 ,统一管理。在电信业中也存在此类问题 ,是否可由政府牵头 ,将公用网和专业网进行统一协调和共同建设 ,这样就会大大节省网络建设的社会成本。在交通运输方面 ,政府应做好各运营企业的协调工作 ,以利于对现代交通进行综合治理。

参考文献 :

〔1〕安东尼 . B.阿特金森等著 .公共经济学 .上海三联书店〔M〕.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94.

〔2〕莱斯特 . C.梭罗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J〕.经济研究 ,1 997,(1 ).

第7篇：公有制经济的基础范文

一、引言

基础设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拉动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强。 由于基础设施具有投资大、回收期长和收益率低等特点，加之固定资产具有巨额沉淀特性，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非常困难，这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随着投融资制度改革的深入，触及社会最深层次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制度改革也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

演化博弈理论是演化生物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该理论认为生物可以通过试错的方法达到最终的博弈均衡。 历史、制度和经济等因素以及均衡过程的某些细节均会对博弈的多重均衡选择产生影响。 smith和 price1973年在开创性论文中提出了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ess）的概念，标志演化博弈理论的产生。 演化博弈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体制内的群体抵抗体制外群体侵入的一种复制动态过程，对不同群体演化博弈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制度演化方向的关键因素，再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调整相应的应对策略，最终实现制度动态合理发展。 因此，演化博弈适用于存在利益冲突的决策分析过程。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直存在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投融资群体，这两种群体之间的合作关系直接受到政府管制政策的影响。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是制度内外各相关群体动态博弈的互动过程，演化博弈模型可以有效地分析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揭示制度变迁影响因素并寻求最终达到稳定状态的路径。 本文正是运用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动态演化的过程，试图分析影响投融资制度变迁、稳定的因素，找出制度变迁的决定力量。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世界银行 1994年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等经济性基础设施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可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进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科教文卫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巩固经济发展的基础［1］。

学者们围绕基础设施投融资政策环境和政策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是政府的主要职能；20世纪 30年代，凯恩斯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公共工程政策的必要性；20世纪 40年代，基础设施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等活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源泉，基础设施的外部性逐步成为研究的重点［2］。 学者们发现政治环境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具有重要影响。 如 evans认为基础设施本身及其引致投资是最容易度量的“政绩”之一，有话语权的官员基于仕途发展的考虑，很容易进行政治性诱致的基础设施建设［3］；rauch发现文官制度的改革、政府任期时间的延长会激励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具有内生扩张倾向［4］；randolph指出较完善的政治制度会增加私人供给基础设施的可能性［5］；henisz认为政治环境和政府组织的差异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他通过对一百多个国家长达两个世纪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治环境是解释国家间基础设施投资差异的重要因素［6］；gwartney的研究表明完善的经济制度对基础设施边际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7］；张军等人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地方政府竞相提供优良的基础设施具有激励作用［8］；banerjee和 sudeshna提出地方分权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有利于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且地方分权增强了地方政府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促进各种投融资方式的出现［9］。

学者们采用了各种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 有学者采用相关性研究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的作用，如 aschauer通过检验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减少可以解释美国生产率的下降［10］；shioji、esfahani和 ramirez、范九利与白暴力、郭庆旺与贾俊雪等学者均采用类似方法证实了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11 14］。 也有学者采用因果关系方法（主要是联立方程法、向量自回归、协整分析等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关系，如demetriades和 mamuneas、calderón和 servén等学者［15 16］。 还有学者采用贡献度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如 romp和 de haan、刘生龙和胡鞍钢等学者［17 18］。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学者们多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基础设施投融资进行实证分析，而较少从理论上研究，这也使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理论研究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对基础设施投融资政治环境影响的理论分析，这也制约了基础设施投融资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从演化博弈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变化过程的影响，并以公用事业民营化为案例进行实例分析，探索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的决定因素。

三、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

（一） 基本假设

本文构建的演化博弈模型建立在以下基本假设基础上：（1）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中存在两个群体，分别为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2）两个群体都为理性的“经济人”，它们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来决定其行为；（3）两个群体分别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4）假设群体主要受政府管制影响，忽略其他因素影响；（5）为便于分析，政府的管制程度采用税率表示，税率越高则管制程度越高，反之越低①。

【①在《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中政府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相关企业经营。 但“非公36条”主要是通过准入标准降低和优惠扶持政策来体现出放松管制，这使得博弈过程中的政府管制程度难以得到有效衡量。 税率作为最直接的管制政策，可以用来体现管制程度，即用来表征政府管制从紧到松的政策变化过程，因此本文以税率作为管制程度变化的衡量指标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 动态重复博弈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共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a）国有资本直接投资经营，（b）国有资本投资市场化运营，（c）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市场经营，（d）社会资本投资市场化经营。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是政府直接投资政府运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力量逐步进入基础设施领域。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发展如图 1所示。

由于制度供给结构不合理、市场化进程限制、政府角色错位等原因，中国基础设施领域成为垄断竞争市场。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博弈的双方地位存在不对等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等、政策待遇不对等等方面，在博弈过程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等情况，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处于一种不对称博弈状态，两个群体中的个体随机配对进行博弈，双方主要通过对博弈事件概率判断和策略选择来进行博弈。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国有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 x，不合作的概率为1 － x，社会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 y，不合作的概率为1－ y。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支付为 u，其方程为 u（c，r） ＝x′ix＝ μi（ci，ri） － μ0（c，r），其中 μ0，μi分别为投融资制度变迁前后的收益，c为投融资制度变迁成本，r为变迁个体产生的增值利润。当 μ＞ 0，此时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旧制度收益，即个体选择策略增长率为正，反之为负；当 μ ＝ 0时，投融资制度成本就等于投融资制度变迁收益，则制度变迁过程必然处在均衡状态，即渐进演化中的均衡状态。博弈双方的支付如表 1所示。

 

五、结论

本文构建基础设施投融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博弈主体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博弈过程，并以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演化有着决定性作用。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过程中，博弈双方的行为取决于博弈主体自身的收益，同时管制政策对博弈双方行为有重要影响，在不同的管制程度下，博弈双方会采用不同的对策，这会影响学习方向和演化速度，进而加速投融资制度的变迁和稳定演化。 在内部原动力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政府的管制水平，促进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和稳定是政府管制政策的重要研究方向。

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方向，这在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发展和演化历史中体现得尤为突础。 基于此，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1）由于基础设施的固有特征和政府管制的作用，政府制定管制政策时，必须根据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现状和现实社会的需求，树立引导基础设施制度科学而合理演化的观念；（2）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的两种重要力量，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引导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并最终达到均衡状态；（3）在政府管制政策中，税收仅仅是直接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博弈双方的重要手段之一，政府还可以综合运用其他手段，如行政许可、特许经营等方式，间接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使其向政府和社会预期的目标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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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working paper，2004．

第8篇：公有制经济的基础范文

关键词:国际所有制;国际关系;无极化;国力异化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011-02

虽然意识形态分歧已随冷战的结束离我们远去,但受制于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思想沉积,能否在东西方之间找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制度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共同的国家利益基础是东西方关系深化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一、 国际私有制 ――全球现行所有制体系的核心

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对全球生产要素的分割,使国与国之间以国家的方式确立了对生产要素所有权的相互独立性。这就是国际私有制。欧元国家货币的统一,则表明国际公有制已开始萌芽。虽然对外是国际私有制的主体,但欧盟内部却将部分地实现国际公有制。国际所有制的公、 私占比开始了此消彼长的漫长演化。尚未被国家分割的生产要素,只剩下公海、 南极大陆和外层空间。这自然成了国际公有制的客体。在被分割的每个单元内,生产资料成为所有制的唯一客体。在这个范围内,所有制包括私有制和由公有制(共同共有)与股份制(按份共有)组成的共有制。

为什么说国际私有制是全球现行所有制体系的核心呢 ?原因是:1. 国家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单位,国家利益远高于个人利益。国家神圣不可侵犯。这说明全球现行所有制体系的核心在国际这个层次上而不是在国内。2. 不论是公有制国家还是私有制国家,都是国际私有制的主体。3. 国内所有制体系的核心虽是私有制,但国内私有制的主体却是国际私有制的客体。国内私有制不能反映全球所有制体系的全貌。4.全球性国际公有制只有公海、 南极大陆和外层空间这些客体,区域性国际公有制只有欧盟正在萌芽。国际公有制必将成为全球所有制体系的核心,但目前还远远不是。5. 国际私有制的客体最广泛。

二、 国际所有制与国际秩序、世界矛盾、世界格局

就像一国所有制构成该国社会制度的根本基础一样,国际所有制构成了国际社会制度的根本基础。这就在发达国家、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转轨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找到了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制度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共同的国家利益基础 ――国际私有制。

国际私有制通过对全球生产要素的分割,形成了国家利益对全人类整体利益的分割。国家利益的核心是国家,国家的核心是建立在国际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所有权。所以,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国家私有制是国家间利益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国际战争的根本原因,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根本原因。因此,国家利益与全人类整体利益的不协调是当今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则构成了当今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单极化、多极化和无极化趋势并存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重要特征。所谓极,无非是由国际所有制决定着的、当今人类社会主要矛盾在世界格局上的表现。单极化、多极化的所有制基础均为国际私有制,无极化即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所有制基础是国际公有制。单极化和多极化均不能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无极化则体现了共享原则,必将促进国际社会的成熟和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推动下,国际所有制正在进行着由私向公的不断转化,未来世界格局将进入无极化时代。欧盟内部就正在实现着以国际公有制为基础的无极化。

正像把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动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一样,追逐国家利益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在协调着国际关系,确定着国际秩序。国际秩序是追逐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对国家经济利益的追逐形成了国际经济秩序;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追逐形成了国际政治秩序。而对国家利益的不同追逐方式,则形成了不同的国际秩序。暴力方式追逐国家利益必然引起战乱;以大压小、恃强凌弱的方式追逐国家利益必然形成不公正、 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只考虑本国利益,不顾他国利益、 全人类整体利益,必然导致人类的分散。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私有制基础上的国际旧秩序。所以,建立国际新秩序,不仅要考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国际法准则,最根本的还要考虑国际社会现行的所有制基础。不触动国际私有制,就不能真正建立起国际新秩序。国际公有制通过对各国生产要素的汇合,从根本上解决了国家利益与全人类整体利益的矛盾。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废井田,开阡陌,实现了商品、 资本、 人员、 劳务四大要素的自由流通,在欧盟内部拆除了要素流动的国界限制,恢复了要素的整合性,有效克服了市场要统一与要独立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将上收各成员国的货币,发行单一货币。这必然触动欧盟范围内的国际私有制,引发欧元国家间所有制的重组,开始建立国际公有制的历程,使国际秩序的更新有了坚实的所有制基础。

三、 国际私有制与全球经济一体化

上世纪70 年代以来,以自由化与国际化为先导的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席卷全球的历史潮流。它更新着国际秩序,推动着世界经济发展。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经受着它的洗礼,也都在自觉地或被迫地推动着它的发展。有的国家在给它交学费,有的国家已开始分享它带来的红利。所谓经济一体化,就是全球(或区域)经济汇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状态或过程。它要求在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市场一体化的基础上,协调各国经济政策,使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与各国政府的联合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单一化货币结合起来,以实现世界经济整体化发展的目标。因此,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争实质是国际公有制与国际私有制之争。从欧盟的实践来看,经济一体化的三根支柱是市场一体化、 政策协调化、 货币单一化。可见,经济一体化来源于系统大于要素之和规律基础上对全球生产力的整合效应,它是经济全球化的聚合反应。经济增长源于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经济一体化要求把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加以管理,即把分散在各国的经济管理汇集起来,这必然要更新国际秩序。建立在国际私有制基础上的国际旧秩序,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市场分割、 政出多门、 币种繁杂,形成了与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对抗;建立在由国际私有制不断向国际公有制转化基础上的国际新秩序必将推进全球经济的市场一体化、 政策协调化、 货币单一化,顺应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潮流,促进和平与发展。欧元就是国际秩序不断更新的产物,对和平与发展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正在进行一体化的欧洲虽已有欧洲议会、 欧洲部长理事会、 欧洲委员会等全欧盟性的机构,但是 15 个成员国公众的民族意识仍很强烈,缺少一种统一的欧洲象征。而发行和使用欧洲单一货币,各国公众逐步习惯之后,将大大加强欧洲意识和作为一个欧洲人的认同感,进而化解走向政治联盟的阻力。这种统一的欧洲认同感将最终消除长期折磨欧洲各国以至全世界的战争,并将示范性地带动全人类的和平与合作。另一方面,欧元诞生后,人流、 物流、 资金流、 技术流、 信息流将更加顺畅,统一、 开放、 充满活力的欧洲经济实力将会由于系统大于要素之和规律而显著提高,并也将示范性地带动全球经济、 货币体系的稳定与发展。未来欧元与美元的合并也将表明世界货币格局的无极化而不是单极化。总之,以国际私有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 经济旧秩序以人类走向分散化为特征,安排着 100 多个国家的自身利益,它带来的是冲突与落后;而以国际私有制不断向国际公有制转化为基础的国际政治、 经济新秩序将以人类走向一体化为特征,安排着全人类整体利益,它带来的将是持久的和平、 合作与发展。

四、国际私有制与国力异化

国力的异化是指国力增强到一定程度时,将成为国家消亡的力量。随着欧元的诞生,国力的异化已经开始。欧元国家的逐步集中或集约化、 欧元国家范围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欧洲统一意识的增强,从根本上动摇了欧元国家间的国际私有制,欧盟踏上了由国际私有制不断向国际公有制过渡的征程,使“国家永存、 政府更迭” 成为 “政府永存、 国家渐亡” 。但后者的政府已逐步形成一种双层政府格局,即欧盟大政府的强化与欧元国家政府的地方化。1946年,德国前总理科尔认为: “如果相信没有欧盟政治的上层建筑,经济联盟可以运行,是糊涂观念。贸易联盟可带来一时的好处,但仅此达不到欧洲大陆的政治稳定。因为欧洲不仅是货币与经济的欧洲,它是文化、 地区多样性、 各种不同历史传统的欧洲。所以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对未来欧洲是同样重要的基础。对德国人来讲,货币联盟不是灵机一动的想法,它本身含有最高的政治价值” 。

因此,欧元的下一步必将是与美元的合并,欧盟的下一步将是跨大西洋联盟。这种国家与最高政府的分离无疑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没有永恒的国家利益,也没有永恒的阶级利益,只有永恒的全人类整体利益。因此,讨论21 世纪将是美国人的世纪,还是欧洲人或中国人的世纪已毫无意义,正像讨论当今的欧洲是德国人的欧洲还是法国人或英国人的欧洲一样。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21 世纪是全人类的世纪,是人类加速进化的世纪,整合的世纪,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国家为本、 阶级为本、 宗教为本的世纪。当下一个千年结束时甚至当21世纪或 22 世纪结束时,人们也许会发现地球上只剩下一个国家了,那就是联合国。所以,国力的异化,要求人们在增强国力、 使用国力时,要校准一个方向――全人类一体化。

参考文献:

第9篇：公有制经济的基础范文

关键词：十八届三中全会 非公有制经济 资源配置 优化环境

一、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进一步深化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并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新认识，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1]

（一）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分别确认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上，强调“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第一次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把“两个毫不动摇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提出“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2]党的十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从“有益补充”，到“共同发展”，再到“重要组成部分”，表明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认识的不断深化。《决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再次重申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而且第一次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表明我们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支撑增长的重要力量，是促进创新的重要载体，也是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在经济发展各个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在数量、规模上都保持了较快增长，极大地丰富了市场经济主体，活跃了各类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促进了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对民生的改善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特别是在解决城镇无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高校毕业生、国企改制分流人员等群体就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吸纳了80%的城镇就业人员和新增就业人员，为1.8亿以上的从业人员提供了主要的工资性收入，带动3.6亿以上的家庭人口解决了生计问题；通过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还增加了财产性收入，带动更多人口过上小康生活。[3]非公有制经济是增加税收的重要来源。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国家财政实力显著增强，这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家财政增收中，非公有制经济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以及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决定》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部署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和亮点。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和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拟就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全面深化改革方针。而且依据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提出了“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重大理论观点，从根本上认清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作用，但市场所起的作用应该是决定性的。可以预料，这将极大的“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4]正确认识和把握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这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和更广阔的空间。

（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

三中全会决定从多个层面提出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改革举措。在功能定位上，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政策待遇上，强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将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三中全会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这一规定，无疑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打破以往的垄断形势，进入垄断行业，让民企在市场环境下平等参与竞争。从长远看，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还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走出国门。国家的扶持政策越来越多，激活民营经济，开放更多的领域，包括高新技术的认证等等，搞活民营经济的前景越来越广阔。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实实在在的支持会越来越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企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三、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

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十提出的目标任务，提出了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方案。为了进一步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显得尤为重要，我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条件和空间：

第一、打造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服务到位、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发挥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作用，出台一系列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政策，采取更有力的举措，积极鼓励支持非公经济调整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改革，简化办事程序，做到“一站式”审批、“一个窗口”收费和“一条龙”服务、“一条线”应诉，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以人为本的政务环境，打造非公有制经济“服务高地”。

第二、建立非公有资本投资领域广阔、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决定》首次提出“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这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针的重大突破，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铺平了道路。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两大领域，因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长期以来属于国有垄断行业。[5]由于缺乏市场竞争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国家对这两大行业的投资一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高投资低回报、高成本低效率的问题。[6]目前非公有资本的市场进入，仍然存在着诸多障碍。所以，目前为非公有资本投资提供广阔的空间，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的行业和领域成为重要议题。

第三、创建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严明规范、文明执法的法治环境。由于公民对法治观念的认识还不深厚，外加部分执法人员由于自身素质低下，因此导致很多既有法律得不到有效执行，这也使得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7]为了使非公有制经济实体在一个较为完善的法治环境中健康发展，必须努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非公有制经济实体需要推进内部的普法教育，提高员工的权利意识，这样才能在非公有制实体内部实现法治文化的建立和法律观念的确立。其次，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以有力的经济、技术措施保障、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得以实施，同时立足于现有条件创造更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最后，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并推进司法公正是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使利益分配不均的现象得以矫正。

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必须毫不动摇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目前，为了更好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必须为其创造良好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以及法治环境。（作者单位：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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