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医疗市场规模精选(九篇)

第1篇：智能医疗市场规模范文

2013年3月21日，IBM 2013年论坛上，主持人向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大中华区总经理Nancy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里有最激动人心的企业故事，有让人充满斗志的声音，还有最具前景的市场。”Nancy回答。

2011年初，国家“863智慧城市主题项目”立项，武汉和深圳成为全国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城市。不日，武汉市投入1000万元向全球公开招标智慧城市设计“金点子”，邀请全球一流机构为武汉出谋划策。

同时，来自安信国际的预测显示，“十二五”期间中国将有600～800个城市打造“智慧城市”，市场总规模将达到2万亿元。

这2万亿元，就成为IBM、神州数码以及思科、高德等与之一起布局智慧城市的其他科技巨头们争夺的市场。在这个波涛暗涌的战场上，2万亿的商业蛋糕要怎么分，是巨头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智慧城市空间巨大各家出击抢占不同市场

“这个市场的空间太大了，好像一所大房子，即使进来100个人，谁也碰不到谁。”神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钱卫列的观点多少表明了智慧城市竞争的不充分。而这种竞争的不充分，一方面来源于智慧城市产业链条的庞大，比如其涉及到IT、基础设施建设、云计算、泛在网络、传感器、节约能源、改善环境、面向公众的服务等各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以由诸多企业来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市场需求量的旺盛，毕竟，600～800个城市的规模，仅仅才是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起点。

就产业链条而言，在面向公众服务方面，神州数码选择了布局扬州。扬州市民卡是神州数码的第一个智慧城市项目。2006年，神州数码与扬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开始接触；2008年，双方在市民卡项目上达成合作协议。不久，扬州人用上了将交通、医疗、社保等信息集于一身的市民卡。它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方便市民使用的同时，政府还可以获得更全面及时的市民数据信息，政府的整体投资也大幅度下降。2009年，神州数码将与扬州市政府合作的模式成功复制到无锡、张家港、镇江等其他华东城市。

IBM在自己智慧城市的布局中，选择了担任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的角色，在其提供的智慧城市案例中，为河南农机局提供调度系统的案例让人印象深刻。河南农机局在收割高峰期常常无法控制人员和机器的流向，为此他们需要一套管理系统，能协调农忙时期对机器和人员的管控。IBM为其开发了调度系统之后，帮助全省20万台收割车完成了及时调度，且能通过GPS对车辆和人员进行定位，系统收到信息后，可以及时调配闲置资源到有需要的地方去收割，从而帮助农民和农业局增加收入。

除此之外，高德布局导航，抢夺移动互联入口。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古普达介绍，与宁波市商谈智慧城市建设合作事宜之类的消息还在被不断披露，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各家都在抢夺自己最擅长的地盘。相比国外已经逐步成熟的智慧城市市场，国内的空间还远未被开发。

智慧城市布局交通、医疗领域是抢夺重点

“智慧城市”覆盖产业广泛，包含了交通、医疗、教育等重点领域。故而受益链庞大，谁能最先分享佳肴，便成为市场追逐的焦点。目前来看，在智慧城市的布局中，医疗和交通是较为明显的两个重点领域。尤其是受国内交通环境日趋恶化及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强劲需求影响，城市智能交通很有可能迎来行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据中国交通技术网数据统计，2012年城市智能交通市场规模达到163.4亿元，该机构预测2015年行业规模能达到301亿元。城市建设中，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动脉，显然，谁抢占了交通市场，谁就抢占了部分先机。在智能交通的布局中，各家巨头也争夺激烈，2012年，多个企业拿下“亿元级别”的大项目。海信以3.58亿拿下贵阳市交通视频监控管理平台项目；大唐电信与北京航天长峰以5.86亿中标遵义市城市报警与监控暨智能交通管理指挥平台建设工程；易华录签订河北24亿元智能交通项目。面对巨大的市场，企业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不过，却有消息披露，易华录因为经验人手匮乏，已经暴露出力不从心的状态。可见，智慧城市布局中，抢占先机固然重要，但是苦练内功也是必不可少的能力。

第2篇：智能医疗市场规模范文

日前，方正国际软件有限公司（简称方正国际）对外表示，从2011年4月起，正式将旗下方正众邦、方正奥德两家公司的全体员工、全部资产及相关资质和知识产权等转入北京方正国际，被整合公司的原有业务成为方正国际的事业部。

早在2011年年初，方正国际已经整合了方正电子政务公司。至此，方正国际IT服务全产业链布局初步形成。“此次方正国际整合旗下两家子公司正是为了完善国际IT服务全产业链布局。”在接受《计算机世界》报记者专访时，方正国际CEO管祥红表示。

抓IT服务机遇

整合行业

合并后，方正国际的业务线和公司规模都得到了不小的扩充。“今后将以方正国际统一的品牌形象、更加规范的高水平的统一管理，为各行各业的客户提供更高水平、更专业的IT服务。”据管祥红介绍，整合后的方正国际已经扩展至医疗卫生、智能交通、金融、公安与地理信息、媒体、教育等业务领域，方正国际的员工数量也将从3000人扩展到4000多人。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道，此次方正国际整合旗下两家子公司正是看到了医疗、智能交通行业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IDC预计，2013年中国医疗IT市场的总体规模将达241.5亿元。另据计世资讯数据显示，2010年，交通IT的市场规模已超过300亿元，并且保持25%的增长速度。不仅如此，有资料显示，整个中国IT服务的市场规模在2011年就将超过2000亿元。

机遇来临，众多厂商“磨刀霍霍”，方正国际自然不会错过。据了解，方正国际的前身是日本方正株式会社（即日本方正），业务覆盖东南亚、日本及北美市场。仅在日本，方正国际的媒体客户就达400多家。

如今，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信息技术产业政策扶植力度加大等多重利好推动下，方正国际逐步开始了在中国市场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全产业链布局。“整合方正奥德和方正众邦后，公司的技术研发实力得以增强，产业链更加完善。”

据了解，方正奥德与方正众邦原本都是方正国际的全资子公司。其中，专注于IT信息系统集成业务的方正奥德的前身是北京奥德计算机公司，业务涉及金融、智能交通、教育等行业，提供专业的信息系统集成解决方案与服务支持。

提供医疗信息化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的方正众邦，起源于卫生部研究所。1996年，正式更名为方正众邦。目前，方正众邦拥有500多家用户，其中三甲医院有100多家。其自主研发的“中国医院信息系统（CHIS）”是主打产品。

此次整合并不是简单地“将一个个土豆装入袋子中”，更多的是业务的整合。“方正奥德在系统集成上做得不错，方正众邦在医疗软件方面有优势。合并后，这两家公司在硬件与软件方面的实力也可以互相补充。系统集成商的资质可以在方正国际目前所有的业务板块发挥优势，减少重复，有效地利用资源。”管祥红说。

靠国际经验

助力品牌突围

如今，IT服务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可行业竞争也更加激烈。从市场数据看，整个中国IT服务市场就像是一个碎片化的地带。

按IDC的分析，在医疗IT行业，从公司能力和公司战略的角度来看，金仕达卫宁、东软医疗、北京天健是行业的领先厂商，望海康信是快速成长厂商，东华软件、重庆中联是实力型厂商，四川银星、南京海泰、广州安易是潜在的竞争者。这意味着方正国际也面临着众多实力强劲的本土竞争者。

不仅如此，诸如IBM、英特尔、GE等国际巨头也来势汹汹地进入医疗领域。IBM不仅将医疗行业纳入“智慧地球”，还联手SAP提供医院财务管理、医疗设备、药品等方面的解决方案。而微软认为，未来10年内，医疗行业的生态系统规模将超过金融、电信行业。并且，其对医疗行业的研发投入，位列其公司全球业务的第二位。

第3篇：智能医疗市场规模范文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本市生物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沪府办发〔2017〕51号）和《上海市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行动方案（2021-2023）》，进一步推进闵行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特制定《闵行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

一、    闵行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闵行区聚焦智能医疗、精准医疗、国际医疗高端服务，通过规划布局、政策引导和环境建设，着力加强研发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资源集聚，促进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大力培育具有较高品牌度的优势产品，鼓励重点企业发展，全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为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产业规模保持增长。闵行现有生物医药企业446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140家，相比三年前增长了96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9家，相比三年前增长了4家。规模以上商业和服务业企业53家。2020年112家规模以上企业营收312亿元，其中59家规上生物医药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为240亿元，相比三年前增长39亿元，年复合增长6.08%。规模以上商业21家和服务业企业32家，2020年营收72亿元。

创新能力稳步增强。近三年来闵行区生物医药产业的研发创新能力稳步增长，新增药品注册批件2件,新增药品临床批件24件,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批件7件，新增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14件，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21件，新增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创新研发中心8家达23家，新增上市企业1家，现为2家。

特色园区初具形态。近年来，闵行北部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1+2+10+X”医疗体系搭建完成，建设了1家共享医技中心、2家综合医院、10家专科医院以及X个特色门诊，集聚了信达生物、威高研究院等研发龙头，立足大虹桥、辐射长三角、定位国际化的智慧医疗“医、学、研、产、用”一体的高端医疗服务区初具形态。闵行南部智能医疗示范基地引入了中科新生命、英基生物等一批精准医疗相关企业快速成长，建设医疗机器人产业研究院，正在加快形成上海智慧创新医疗高地。闵行东部承载着思路迪、之江生物、美敦力等国内外领先的高端医疗器械研发生产企业，产值加速增长。

    闵行区生物医药产业已具备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面临挑战，存在着产业集聚度偏低、产业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产业创新服务平台缺乏、产业政策和服务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等问题。

二、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重要批示指示精神，面向全球生物经济蓬勃繁荣的大方向、大趋势，紧抓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的重大机遇，聚焦重点领域，规划重点任务，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推进闵行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二）发展思路

按照上海南部科创中心建设总体部署，围绕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和市生物医药产业“1+5+X”特色园区规划，坚持“研发制造和高端服务”双轮驱动，按照“北服务、南研发、东转化”优化布局，规划闵行生物医药产业“4+3+X”园区格局，在深化现有莘庄工业区、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港浦江园、紫竹高新区四大具有良好产业制造基础的基地布局基础上，重点以北部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南部智能医疗示范基地和医疗机器人产业园、东部国际生命健康城三个片区为依托，以华理科技园梅陇基地等其他“X”个特色转化基地为补充，注重创新链整合与产业集群培育，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实现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加快构建生物医药产业研发制造和转化服务高地。

（三）主要目标

未来三年，将聚焦创新药物、高端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做强生物制药装备智造，培育医疗机器人、智慧医疗和国际医疗高端服务等特色产业，持续引育产业龙头，围绕产业链优化搭建CXO生物医药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到2023年，闵行将成为辐射长三角服务全中国链接全世界的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和生物医药产业与健康医疗、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创新示范基地。

经济总量目标。到2023年，实现产业经济营收总量达到50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17%。其中生物医药商业和服务业营收200亿，新增128亿元；规上工业企业产值300亿元，新增60亿元，年均目标复合增长率7.8%。

各基地产值目标分解如下：

莘庄工业区（含向阳工业区）现有生物医药工业总产值62.3亿，年均目标复合增长率11%，到2023年增长22.9亿元，达到85.2亿元。

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现有生物医药工业总产值107.3亿元，年均目标复合增长率4.5%，到2023年增长15.1亿元，达到122.5亿元。

临港浦江园（含国际生命健康城）现有生物医药工业总产值31.9亿元，年均目标复合增长率14%，到2023年增长15.4亿元，达到47.4亿元。

紫竹高新区现有生物医药工业总产值5.6亿元，年均目标复合增长率8%，到2023年增长1.4亿元，达到7.0亿元。

其他街镇现有生物医药产业工业总产值32.7亿元，年均目标复合增长率5%，到2023年增长5.2亿元，达到37.8亿元。

智能医疗示范基地和医疗机器人产业园2023年产业营收规模超过15亿元。

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及华漕镇医健产业2023年营收规模超过50亿元。

企业发展目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69家，新增10家以上；新增上市企业3-4家。

三、重点领域

（一）生物制品。积极推动新型疫苗、多肽类生物药、抗体药物、生物合成等产品的开发，加快免疫细胞治疗、干细胞疗法、基因治疗等相关技术研究和转化。大力推动新型酶工程生物制品、抗肿瘤等基因重组药物的产业化。

（二）化学药物。围绕肿瘤、心脑血管、糖尿病、肝炎等领域，组织开展针对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物研制，积极推进抗肿瘤等创新药物的产业化。鼓励企业发展大品种产品，通过绿色生产工艺、新药物剂型的应用开发，进一步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加快开展一致性评价研究，进一步提高区内企业生产药品的质量水平。

（三）医疗器械。鼓励发展创新型医疗器械，重点支持智能医疗机器人、微创介入与植入医疗器材、高效诊断试剂、个性化定制器械、可穿戴医疗检测和康复器械、高端内窥镜、全数字磁共振及核心部件等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推动生物医药产业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结合应急疫情防控需要，支持高端影像设备、治疗设备和检测设备等疫情防控相关新产品开发。

（四）制药装备及原材料。大力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链关键制药装备及原材料的研发创新，如细胞培养基等生物制药工艺重要原材料、层析系统等重要制药设备、一次性反应袋等关键耗材、医药保健食品等重要原材料等。以自主开发为目标，加强产业链技术革新，实现卡脖子关键制药装备及原材料产业化技术突破。

（五）技术合同与智慧医疗服务。吸引、培育和做大做强涵盖从药物靶点发现到生产应用的研发、设计与生产制造技术服务平台，发展CXO外包服务。推进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与产业融合，重点支持在医学影像、辅助诊疗、智能医护、精准医疗、远程医疗等领域的研发与应用，推动产业创新赋能增值。大力推动干细胞、CartT、基因治疗等新兴医疗技术服务的开展。

四、主要任务

（一） 优化规划布局，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1、通过规划布局、政策引导和环境建设，以生物医药产业 “4+3+X”产业园区为载体，加强研发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资源集聚，建设智慧医疗创新试验区，促进生物医药产业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4”指的是莘庄工业区（含向阳园）、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港浦江园、紫竹高新区四大具有良好产业制造基础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以提质增效为主；“3”指的是北部新虹桥研发创新中心，南部智能医疗创新示范基地及医疗机器人产业园，东部临港浦江生物医药承载区，建设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园区；“X”指的是华理科技园梅陇基地等面向生物医药产业为主的成果转移转化基地，可根据需要动态扩展。

专栏1优化产业布局，建设特色片区

（1）北部新虹桥研发创新中心。以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为核心的相关区域，目标将打造面向长三角一体化的生物医药产业高端研发服务总部集聚区和国内外最新医疗服务及创新疗法先行试验区。（推进部门：区科委、区发改委、区经委、区卫健委、区环保局、区规资局、华漕镇、南虹桥、新虹桥医学中心）

（2）南部智能医疗创新示范基地和医疗机器人产业园。将联动交大医疗机器人产业研究院、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和马桥人工智能试验区，重点打造健康医疗与智能产业紧密融合发展示范基地和高校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推进部门：区科委、区发改委、区经委、区卫健委、南滨江及相关街镇）

（3）东部临港浦江生物医药承载区。以国际生命健康城为中心，新增2.15平方公里规划用地，以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制造和高端生物药产业化为目标，与航天产业社区的生物医药制造产业承载区联片打造约3平方公里的“临港浦江生物医药承载区”。（推进部门：区科委、区发改委、区经委、区卫健委、临港浦江园、莘庄工业区、浦江镇）

（4）华理科技园梅陇基地。由华东理工大学和闵行区合作共建，以分子诊断和基因治疗细分领域为主要研究方向，致力建设推动前沿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推进部门：区科委、区发改委、区经委、梅陇镇）

（5）智慧健康产业基地。由金效实业有限公司投资，用地77亩，建设18栋柔性化工业厂房，形成以智慧健康产业为核心，智能医疗、生物技术为主导产业的研发、办公、中试一体的智慧健康产业集聚中心。（推进部门：区科委、区发改委、区经委、马桥镇）

（二） 引育龙头企业，促进高效发展

2、聚焦龙头企业培育，加大重点产品支持力度，鼓励生物医药企业通过自主创新、收购并购、权益引入和转让等方式发展壮大，培育生物医药产业龙头企业。围绕核心产业重点瞄准国内外生物医药跨国巨头、国内细分领域优势企业，招大引强，着力招引一批重大产业项目。

专栏2围绕重点企业和产品，强化产业集聚

（1） 培育龙头企业。积极推动新药研发等创新研发成果的转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产业化项目的落地。支持创新型高成长企业依靠风险融资加速成长，推动生物医药行业内骨干企业，通过上市、市场化并购等方式，兼并收购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培育行业龙头企业，打造闵行品牌。（推进部门：区经委、区科委、区投促中心、各街镇各园区）

（2） 引进重点项目。通过租金补贴、优先供地、固定资产投资补贴等扶持政策，吸引生物医药领域重点优质企业落户生物医药重点产业园区和基地。（推进部门：区投促中心、区经委、区科委、各街镇各园区）

（3） 支持重点产品。支持一批重点医药和医疗器械企业，实施大品种培育战略，加大对优势产品和重点产品的投入力度，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产品。积极支持新型诊断试剂、生物疫苗、治疗性药物和相关影像诊断产品、医用生物材料等创新产品走向国际化。

（推进部门：区科委、区市场监管局）

（三） 培育新兴业态，发展智慧医疗

3、围绕智慧医疗的发展应用，以培育发展医疗机器人产业为特色，重点发展人工智能、精准医疗、智慧医疗数字化高端产品及细胞免疫治疗、基因治疗等高端医疗技术。

专栏3围绕智慧医疗，培育新兴业态

（1） 发展医疗机器人特色产业。围绕交大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和产业园建设，开展面向微创手术、康复治疗、生活辅助等各类智慧医疗应用研究，推动我国医疗机器人技术转化和产业发展，集聚一批先进智能材料、手术机器人、康复与辅助机器人、影像导航介入、植入式器件及生物微电子、生物光学等医疗机器人上下游相关企业。（推进部门：区科委、南滨江公司、上海交大）

（2） 建设智慧医疗创新基地。启动建设国内首家面向医疗机器人产业且获得国家药监局认证的公共检测平台，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共性技术研发，积极搭建医疗影像诊断特色应用数据中心，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场景的尽快应用，探索应用5G技术开展远程手术。（推进部门：南滨江公司、上海交大）

（3） 推动产业园区融合发展。推进医疗健康服务集聚区与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的融合，形成以医药研发和治疗检验等医疗服务为核心，产业链延伸、示范效应显现的“产、学、研、医、用”高度融合一体的研发医疗服务示范中心。（推进部门：区卫健委、区科委、新虹桥医学中心、临港浦江园、南滨江公司）

（4） 支持先进疗法技术研究。鼓励以企业为主体与医院合作，紧跟国际前沿技术，开展干细胞、免疫治疗、基因治疗等先进疗法和先进技术的研究转化。（推进部门：区科委、区卫健委）

 

 

（四）完善创新平台，优化支撑体系

4、依托区内科创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加强产业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各类主体建设专业孵化器和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打造生物医药产业优质服务新生态。

 

专栏4提高创新能力，建设创新服务体系

（1） 完善产业技术服务平台。扶持专业服务型企业，围绕产业链功能薄弱环节，积极招引专业化CRO、CDMO、CMO等CXO配套服务企业，完善产业链。全力推广新生产模式应用，支持基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下的产能建设与交易服务，积极对接区内创新资源，推进医疗器械注册人、合同研发生产等新模式发展。（推进单位：区科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各相关园区）

（2） 聚力建设重大创新平台。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医疗机器人产业研究院，建设国家医疗机器人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发展医疗机器人前沿原创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聚焦创新技术研发、临床研究应用、产业转化与服务等平台建设，加速医疗机器人特色产业相关领域内企业成果转移转化。筹建生物药创新研究院，为生物药的研发服务和原始创新提供策源力。推进交大“转化医学研究设施”国家大科学装置区内共享，支撑现代医学创新重大研究。（推进单位：区科委、南滨江公司、上海交大）

（3） 筹建医学数据中心和共享平台。建设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医技共享信息平台，探索对社会办医机构的信息化管理服务和开放。（推进单位：新虹桥医学园区、区卫健委）

（4） 创设医疗器械创新服务站。构建全链条医疗器械产业服务体，提供医疗器械功能性、可靠性、合规性、易用性、批量性工程化服务，并通过建立一站式综合服务，提升医疗器械发展软环境。（推进单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科委、南滨江公司）

五、保障措施

（一） 深化协调服务机制

完善生物医药产业领导小组日常联络和生物医药产业推进办公室工作机制，协调重点项目落地和重大项目推进，其中区发改委、区经委、区科委、区卫健委、区人社局、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投资促进中心按照职责分工牵头协调相关政策，各街镇、园区承担产业推进主体职责。

进一步加强市区联动，积极争取市级部门在闵行建设布局一批生物医药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等创新资源，建设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园区，承接市级生物医药产业重大项目的落地。

（二）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完善产业政策，加大企业引育和财政扶持。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开展重大产业技术攻关。支持龙头企业建设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和专业技术服务平台,推进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支持药械创新产品走向国际化，鼓励药械上市许可持有人在本区开展委托生产。充分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专项资金的杠杆作用，鼓励本区生物医药企业申报上海市的生物医药产业化项目，对市级财政予以支持的重大产业化项目，区财政给予匹配。

（三） 加强过程跟踪保障

加快土地“腾笼换鸟”，加速园区升级改造，落实产业发展空间。加强科技金融支持，推动区域环评，集聚创新人才，保障方案实施。开展对重点任务跟踪服务，提高方案实施效果。持续关注生物医药前沿动态，适时调整工作实施重点，开展科技情报搜集、交流咨询等工作，为方案实施提供智力支撑。

闵行区人民政府

第4篇：智能医疗市场规模范文

被改变的医疗模式

移动医疗不仅会带来丰厚的利润，备受医卫行业关注的原因还在于其高端、便捷的技术以及惊人功效：如果智能手机与高速移动网络相结合，就可以用来实现非侵入方式的健康状态检测，如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另外，随着生物传感器的进一步发展，如远程监测患者心脏病发作风险，持续时间更长、更加可靠的心电图（EKG）传感器，也将以最低成本进一步改善医疗质量和获得医疗服务的能力。在通信产业链方面，2011年医疗应用下载约4400万次。而据ABI Research预计“移动医疗”应用的全球下载量的增长将两倍于营收的增长，到2016年时，全球范围每年的应用下载量会超过10亿次。

在行业信息化需求上升和3G网络快速发展的拉动下，国内移动医疗应用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以中国联通为例，去年围绕其推出的医疗行业应用就有上万个，服务的用户更是过千万人次。而从产业方向来看，除医护人员的移动办公、120急救调度等移动应用外，向个人用户的健身娱乐、健康管理、慢性病管理等方面的应用正在被开发和推广。

更为重要的是移动医疗是卫生部重点关注项目。以北京地区为例，2005年7月，国内首个床边移动护理系统在北京协和医院正式投入使用，此后，地坛医院使用重点病人管理系统监测病人安全状况，儿童医院采用婴儿管理系统进行婴儿身份与健康状况管理。在全北京近60家三级医院中，目前只有几家医院已经实施和使用移动护理系统，北京地区移动护理市场潜力可见一斑。从2012年开始，北京肿瘤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等多家医院开始引入移动医疗系统。

涌动的产业链条

全球移动医疗市场持续升温，GSM协会的报告显示，5年内全球移动医疗服务应用将为移动运营商带来115亿美元收入，而移动医疗产业链中的医疗设备厂商、内容与应用提供商及医疗保健服务提供商将分别获得66亿美元、26亿美元和24亿美元收入。移动医疗发展的强劲势头，拉动各相关产业向前发展，也吸引着更多企业投身移动医疗市场。产业链上包括电信运营商、设备商、终端商、系统集成商、软件方案商等众多参与者。

传统的大型医疗设备厂商，诸如GE和西门子是最先动起来的一环。早在2009年，GE就宣布了其“健康创想”战略，计划在未来5年内投资60亿美元用于医疗技术创新，其中移动医疗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作为目前最为轻巧便捷的超声设备，Vscan一问世，就被GE全球CEO杰夫-伊梅尔特在旧金山web2，0会议上隆重推出。这款轻巧、便宜的手机式超声仪，和几年前25万美元一台的超声控制台功能相差无几。目前GE在全球已推出了24款产品。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一规划中，中国团队针对中国市场已经或正在开发的产品有17种。

除了GE，电信运营商业也早早涉入了这一领域。目前国内的三大电信运营商均针对移动医疗推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例如，中移动与贵州省共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管理系统，覆盖了全省42个县、371个乡镇、1428家医疗机构，全省1000多万农民真正实现了不用翻山越岭去报销，“在家门口就可以刷卡看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曾对此评价：“这种创新手段，可打造成为农村医疗卫生信息化发展的‘贵州模式’，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更好地造福民众”。

在内蒙古，12580健康导航业务提供了医疗信息查询和医疗机构电子化服务；在广东，手机客户在12580预约挂号时，可用手机支付挂号费，在收到二维码后，到医院自助终端刷码打印挂号凭证即可就诊；在天津、江苏等地，当地医院与移动共建的“医患通”平台，整合了呼叫中心、视频探视、移动诊室等多种功能；在上海，患者用手机拨打120求助，手机呼叫120立即寻址系统可在5秒钟内完成定位。

运营商的大力投入，使得移动互联网服务供应商（SP）也迅速动了起来。从国外成熟的移动增值业务发展历程看，能够形成差异化的移动增值服务，大多具备两大特性——跨行业的优势资源以及独有的成熟技术。例如在日本非常流行的手机导航服务，事实上正是移动通信与GPS卫星定位技术的融合；而在欧美已经成熟的手机银行、手机钱包业务，大多也是移动运营商与银行强强联合的产物。

SP在移动医疗领域的脉动，恰恰符合上述两大特征，电信服务提供商的跨行业资源及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将成为推动这一领域前进的诱发动力。中卫莱康是卫生部国际紧急救援中心惟一授权执行机构——北京环球医疗救援有限公司的独家合作伙伴和心脏远程监护服务的惟一指定供应商，依托卫生部覆盖全国的900多家大中型医院建立起独立的服务响应中心，能24小时不间断地为用户提供心脏远程实时监测服务。其技术部负责人介绍说，远程心脏监护技术主要由信息采集、数据传输和数据处理等几部分构成。信息采集技术是在传统医疗器械的基础上根据移动特性修改的，已相当成熟。中卫莱康代表性产品“心博士”远程心脏监护仪的一个重要工作原理就是将通过单导采集到的心电图样本压缩加密后，通过GPRS发送到专门的监护中心，再由监护系统进行数据的处理。

随着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使SP拥有了分市场蛋糕的切刀。而运营商则借助与SP的收益分成，为医疗信息需求者提供无线数据资源的检索，然后收取服务费。

跨界，App来袭

在移动医疗领域，各种新技术的融合创新不仅仅体现在类似Vscan的硬件设备上，更是体现在普通通信设备的软件创新上。相比之下，一款智能手机加上一个付费的6元软件，其实现的功能与市场上上千元的专业设备不相上下。此外，智能移动电话的普及为移动技术支持医疗服务提供了关键基础。据国际电信联盟等组织统计，目前约有64%的移动电话用户都分布在发展中国家。预计到2012年，所有边远地区的居民将会有一半拥有移动通信设备。德国市场研究公司Research2guidance预计到2015年，在使用智能手机的用户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将使用医疗保健类的移动应用程序。而在国内，来自IDC的最新研究报告《中国制造——手机操作系统》显示，2013年国内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超过传统手机。因此，围绕着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安卓、苹果和WP8等移动操作系统迅速形成了各自的移动医疗APP开发者群落。

春雨移动医疗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们通过移动应用程序，将现实中碎片化的医院专家资源聚合起来形成为网络服务，实现了线下到线上的服务体系。目前博士诊所项目提供两种服务。其中一种是病人用语音、图文的形式上传患病资料，三甲医院医生提供免费的延时语音留言咨询服务。用户还可以预约医生时间，通过电话实时咨询，每次通话15分钟，推广期优惠价格为60元/次。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春雨掌上医生提供的博士诊所的项目，所有医生均来自于北京三甲医院的知名在职大夫。

很快，对移动医疗APP开发颇有青睐的，不仅仅是个人开发者，一些规模化的公司也开始加入进来。相比那些自由开发者，以公司为主体的开发变得似乎更加容易——团队的架构，让开发的进度更快，软件BUG更少，服务更加具体，更为重要的是，雄厚的资金实力，可以让团队度过软件盈利的空白期。“掌上120”，就是基于公司开发团队的一款产品，北京图胜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是产品的母家，其负责人指出，“与其他领域不同的是，医疗领域的程序开发难度不在技术而在内容，如何整合专业的医疗内容知识并在终端上进行良好地展现是难点。这是个人开发者很难超过公司团队的一个重要原因。”记者了解到，目前图胜网络旗下拥有有问必答网、120健康网、放心医苑网以及爱医医等多个医疗行业网站，这使得其在医疗软件开发上，有了丰富的数据支撑。

数据积累是一道不可跨越的障碍么？合作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GE也正在尝试利用手机、网络的平台开发一些更加面向大众的医疗健康工具。记者了解到，GE与在线健康社区网站MedHelp联合推出了免费的“Sleep on It”睡眠类手机应用程序。这个自测管理工具可把睡眠跟踪器与手机闹钟结合到一起，通过跟踪人们的睡眠模式，计算出其每晚所需的、能够最有效恢复体力的睡眠时间，制定出有趣的睡眠质量月历。

这不是GE与MedHelp的首次合作。他们曾联手推出一款针对准妈妈的“I’m Expecting（在孕中）”程序，它不光能记录孕妇孕期的体重增长及孕症，还可以通过“I’m Expecting”把问题张贴在社区，获得其他热心准妈妈的回答。最有乐趣的就是每个月给自己不断增长的肚子拍照，上传到专门的相册。目前在iTunes商店，它已经是最受准妈妈欢迎的下载应用。

前进中寻找突破

今年3月份在北京举办的移动医疗产业大会上，业内人士给出的预测是，未来两年国内年移动医疗IT市场直接规模将达到百亿元级水平，发展速度超过26%。在产业链条各方涌动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切好这块蛋糕？

来自欧美的经验是否可以借鉴？此前，针对美国移动医疗，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曾了一份文件——由于移动医疗应用软件开发势头强劲，FDA将加强其管理。记者了解到，FDA设置了联邦医疗应用规定的舞台，对推出的一些应用——特别是那些诊断和治疗病症应用作出一定限制。但对某些健康应用的管理，比如饮食习惯和锻炼疗法，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限制，他们更多的技术同行将受到广泛的监督。此外，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将解决移动医疗应用立法问题，其中包括医疗设备用户付费法案。

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下，严格的监管或将是医疗保健应用开发的一个巨大障碍。到目前为止，在美国将医疗产品投向市场，必须经由FDA许可，并交纳额外保证金的限制。从开发到FDA最终批准最长时间是31个月。对此，业内人士分析“美国的移动医疗应用认证周期太长了，不仅浪费开发成本，而且也不利于及时更新”。那么，国内医卫行业又该如何前行呢？

第5篇：智能医疗市场规模范文

[关键词]移动医疗；APP；盈利模式

[DOI]10.13939/ki.zgsc.2015.25.137

GSMA（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预测，2017年，全球移动医疗市场的发展将带来230亿美元的收入。“2014移动医疗大会”上的《2013-2014年移动医疗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指出，2014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将达到29.9亿元，比2013年增长26.8%。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预计到2017年年底，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将达到125.3亿元。虽然我国移动医疗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前景巨大，但仍处在初期规划和对完整商业模式进行探索的阶段，如何盈利成为移动医疗APP冲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

1 我国移动医疗APP的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医疗健康类APP有2000多款，大致可细分为医药产品电商、综合医疗健康信息、面向医生等专业人士、眼科或牙科等细分领域、医院综合等类别产品。相较于国外较为成熟的移动医疗APP市场，国内移动医疗APP在探索商业化的过程中将面临不少挑战，其中之一便是尚无明确的盈利模式，如国内起步较早的春雨医生目前仍在塑造品牌和积攒用户的阶段，还没有既定的商业模式。

但前景巨大的移动医疗市场已然得到资本关注。2014年移动医疗企业发生的融资案例共计80余起，是2008-2013年该领域所有融资案例数量总和的近3倍。该年中，春雨医生在获得5000万美元的C轮融资后，又与好药师达成战略合作，将直接向用户提供药品推荐和购药服务；九安医疗iHealth品牌获小米2500万美元投资；丁香园也获得腾讯7000万美元投资，这也是目前国内移动医疗企业获取的最大一笔融资。巨大的资金注入将为移动医疗APP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并可减轻开发者对前期投入大回报小的担忧。

2 移动医疗APP的盈利模式

2.1 向医院收费模式

为了提高看病效率，降低患者就医的时间成本，越来越多的医院开设了“掌上医院”，如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掌上盛京医院”于2014年4月15日正式运行，患者只要通过手机软件或是关注医院官方微信，即可实现预约挂号、查看候诊信息、查询就诊结果等。APP开发者可采取向医院出售技术服务的方式，协助医院构建“掌上医院”，通过提供手机挂号、在线支付挂号费、网络信息宣传册（如住院流程清单、术前指导手册、术后住院手册、出院手册）等，为医院节省人力、物力及宣传成本，以获取利润。快捷的挂号流程，详细全面的就医信息查询，也可改善患者的就医环境。

2.2 向药企收费模式

Epocrates是全球第一家上市的移动医疗公司，也是向药企收费模式的典型，其主打产品是药品和临床治疗数据库。2012年，Epocrates收入约1.2亿美元，其中80%来自药企（60%来自广告服务，20%来自市场调研服务）。而在国内，随着非OTC药物网络售卖的试点，电子处方的推进，以及医院运营和管理模式的逐步转变，移动医疗APP开发者与药企的合作将迎来崭新的春天。

2.3 向医疗器械公司收费模式

随着智能手环等可穿戴式智能设备的兴起，家庭移动医疗护理概念逐渐为人所熟知。传统的体重计、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测定仪等测量型为主的健康医疗器材，由于不能进行测量数据的积累，只能停留在测量和基本判断（如血压值是否偏高）的层面上。借助智能手机APP的管理，可通过图表让用户直观地了解到自己身体参数的变化，监测健康状况，以此提高用户黏性。

2.4 向私人诊所收费模式

在美国，向医生收费模式已较为成熟，以Zocdoc为例，按照其公布的医生数量，其年收入在千万美金以上。但由于中国医疗体制与美国的不同，该模式在国内势必遇到阻碍。而随着国家开放办医政策的实施，部分城市对医改的探索，如2014年，北京市计划调整私人诊所审批程序，取消对私人诊所的数量管制和诊所间的距离管制，私人诊所数量有望增加，而知名度低是私人诊所面临的共同难题。APP开发者可仿效Zocdoc的运营方式，根据地理位置、医生专业评价等为患者推荐私人诊所或私营医院。

2.5 向保险公司收费模式

美国向保险公司收费模式的典型是WeUDoc，其主打产品是手机+云端的糖尿病管理平台。由于中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与美国不同，该模式不能完全效仿。但国内的少儿医疗保险商可作为潜在的移动医疗APP付费方。如今，由于不合理饮食、不足睡眠、过重的作业负担以及不合理用药等原因，少儿患病率有所增加，越来越多的父母为孩子购买了医疗商业保险。保险公司可通过为客户提供专业的移动医疗APP，增加客户的投保兴趣，并通过日常监测少儿睡眠、饮食等健康状况，增强少儿抵抗力，同时在少儿患小病不需到医院就诊时，提供在线用药咨询，以此降低少儿看病的门诊费用。

2.6 向消费者收费模式

开发者可采取免费增值模式，通过免费（基本）版进行蜂鸣营销，满意的非付费用户可升级到应用程序的更好版本或进行应用内购买，因此成为支付顾客。同时，开发者也可通过提供个性化服务、一对一专业服务的形式，向消费者收取一定服务费用。

3 国内移动医疗APP的发展阻碍

3.1 国家政策不明朗

虽然国家卫生部医政司在2011年了关于扩大医师多点执业试点范围的通知，但是远程诊疗仍未放开。如春雨医生等，都只能提供问诊和自诊服务，医生不允许给患者开处方。同时.虽然国家已向社会资本全面开放办医，但私人诊所开设在部分地区仍阻碍重重，审批手续烦琐。

3.2 缺乏法规监管

第6篇：智能医疗市场规模范文

关键词：智利，健康保险，制度改革

一、历史背景与发展进程

智利的健康保险是国家整个健康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52年确立的综合健康保险制度规定，不仅健康保险的有关政策由国家制定，而且具体业务也主要由政府部门经办，国家免费提供大部分医疗服务，公共部门承担医院费用的90%，承担病人治疗费用的85%以上，这种体制一直持续了近30年。像其他由政府包办健康保险的国家一样，在1970年代末，智利健康保险制度出现了深刻的效率危机，包括医疗保险支出持续增加、国家财政负担过重等等，健康保险制度不仅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成为了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潜在因素，健康保险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1980年代初智利的政权更替为健康保险制度的根本转型提供了契机，在当时全球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支配下，智利健康保险的改革采取了节约成本、消除浪费、充分挖掘潜力、改善医疗卫生状况、减少不平等等方面的目标取向，实现了健康保险制度由政府主办向私营化、市场化方向的转变。与此同时，智利还调整了健康保险的管理体制和具体的政策措施，1981年，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和雇员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重组为国家卫生基金会(公营健康保险机构)和国家健康保险服务局(SNSS)，作为公共部门履行政府对健康保险事业的责任。同时，中央政府下放部分卫生事业管理权利，初级健康保险交由市级管理。但是，智利健康保险的市场化并不彻底，健康保险也只是实行了部分私有化经营，从而确立了智利公共健康保险和私营健康保险同时并存的二元健康保险体制。

智利健康保险改革之初，虽然社会公众留恋社会医疗，排斥私营健康保险，但是由于政府在政策上遵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具有社会政策特色的公共医疗保险基金还是出现了普遍缩水和持续递减，健康保险部分私有化导致了私营保险机构的持续扩张，私营保险机构发展成为了智利最盈利的经济部门。1990年11月至1996年期间，私营健康保险机构的数量虽然没有变化，但是私营健康保险机构中的受益人却从1990年的210万人增加到1996年的380万人，强制健康保险制度中由私营健康保险机构承保的人数比例从1990年的19%上升到了1996年的32%。1990—1996年，私营健康保险机构平均对每位受益人的医疗费用支出上升了18%。然而1990年代后期，经济衰退加上私营健康保险机构创新能力不足，私营健康保险机构无力提供新产品来增加市场份额，使得智利私营保险没有出现大的发展，1999年后，参加私营健康保险机构人的数量几乎没有增长(SapelliandTorehe，2001)。

私营保险公司的进入，使得整个健康保险部门成本意识增强，公营健康保险机构的运作似乎也获得了明显的成功。1981年的健康保险制度改革导致了公营保险体系的普遍重构，包括剥离部分功能和坚持消费者需求导向，在公营保险部门中引入了市场机制，使得制度效率大大提高，同时，促进了诊断和医疗需求的提高，并因此而提高了医疗保险的总支出。

二、智利健康保险制度的体制框架

智利虽然倡导健康保险运作的市场化，允许私营保险企业经营健康保险，但是对于投保人而言，健康保险却是强制性的，即政策范围内的所有人必须参加健康保险，只是具体参加公营还是私营保险人的保险，投保人可以自由选择。但是智利强制性的健康保险对象仅仅限制为在岗工人和退休工人，并未包括其他社会成员，受益人除了投保人本人之外还包括其家属。

(一)公营健康保险机构与私营健康保险机构的政策差别

公营健康保险机构与私营健康保险机构的主要政策差别之一是保险费与保险费率的不同。私营健康保险机构的保险费依据每个社区的费率确定，各个社区的费率大小是不一样的，具体到一个投保人，保险费又根据投保人的年龄、性别和家庭人数而有所差别。公营保险费率仅与受益人的收入有关，而与其年龄、受益人数和健康状况无关，每位购买公营保险的投保人交纳收入的7%作为保险费。

公营保险部门与私营保险差别之二是保障水平的不同，在公营健康保险机构(FOIVASA)中，每个人都交纳7%的健康保险税，获得相同的一揽子最低医疗服务。私营保险的保障水平取决于交纳的保险费的多少，交纳的保险费越多，获得的保障程度越高，反之则反是，即保险费和健康保险保障服务水平呈对等性。

(二)公营保险机构中投保人的分类

智利的公营健康保险机构根据投保人月收入由低到高分为A、B、C、D、E五个等级，A级属于法定的贫困人口，按照1995年12月确定的收入标准，B级月收入低于144美元，C级月收入为145—225美元之间，D级为月收入225美元以上的人，E级是极少数月收入特别高的人群，A、B、C、D四级分别占总人口的41.2%、31.5%、12.8%、13.9%。

公营健康保险机构为所有人提供预防、初级和二、三级卫生保健服务，投保人因病请假也给予补助。对受益人是妇女的，提供5个月的产前和产后假期津贴。对高收入者发给津贴证，在公立医院就诊时享受降价优惠，鼓励高收入者参加公营机构的健康保险。对于穷人公营健康保险机构规定可以免缴7%的保险税，在公立医院就医时自己也不需要付费，但在产前、产后因病缺工不享受津贴，并且不能到私营医院就诊。一般而言，A、B两类人在就医时个人不承担任何费用，C类人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约为总费用的10%，D类人约为20%。

(三)共付制(co—payment)

所谓共付制是指在出现医疗保险事件时，所发生的医药费用由保险人与受益人共同承担，它类似于共同保险。在智利，共付制被认为是对受益人的行为有强制约束，私营健康保险机构用共付制度来控制受益人的“道德风险”，降低了保险人承担的医疗责任，这被认为是智利健康保险制度模式中最显著的特色。由于健康保险的供方市场尚未规范，许多私营健康保险机构提供的健康保险方案保障程度往往很低，迫使受益人自己不得不承担大部分的医疗费用。三、智利新健康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智利新的健康保险制度受到了公众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些批评对象主要是私营保险公司，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所谓的“挤出精英(creamskimming)”，它指私营保险公司把那些收入比较高、健康状况比较好的人从公营保险制度中剥离出来，成为自己的保障对象，而把最需要健康保险的那一部分人，特别是低收入的穷人排除在私营保险制度之外。二是私营保险人提供的保障程度过低，主要表现在共付率很高，所谓“共付率”是指被保险人(投保人)承担的压疗费用比例。由于“挤出精英”问题，又引起了不为智利公众所注意的第三个问题，大量收入高而身体健康状况好的人离开了公共健康保险机构，因此使智利降低卫生保健公共支出的健康保险制度改革目标没能实现。反过来，公营健康保险机构为了改善财务状况，一方面推出新的措施吸引高收入、体质好的受益人，与私营健康保险机构争夺市场；另一方面，自1996年起也开始推行共付制度。公营健康保险机构医疗费用共付制度的推行，使得其中的受益人个人承担的医疗费出现了巨大增长，特别是对穷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健康保障服务水平和保险价格的双轨制。公营健康保险由国家卫生保健基金管理，其保险费与承保的人数和人口特征无关，均为投保人工资的7%，同时获得相同的保障服务。也就是说，公营健康保险制度的保险费随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保险价格仅仅是收入的增函数，由于个人收入存在差别，那么收入高的个人在获得相同医疗服务质量和数量的前提下，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并且，公营健康险一般要求受益人在公立医院接受医疗服务，因此选择公共健康险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面临公共医疗服务供给方的诸多限制，如通常获得的医疗服务质量低，不能及时就诊，出现排队等待现象等。

私营健康保险制度的保障服务取决于个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保险费依据家庭需要的保障水平和家庭成员的风险状况确定，保险费和保障程度之间是按照市场原则确立的对等关系，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和公正性，较高的保险费就能获得较高质量和数量的医疗服务，并且医疗服务具有相当的便利性，能够随时获得，不会出现公营保险排队等待的现象。

这样，收入较高的人将会选择加入私营健康保险机构。高收入富裕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一般也比较好，而高风险的穷人只能留在公营健康保险机构中。

第二，共付制度。由于政府对共付制度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私营保险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导致了共付制成为其排挤高风险人群的手段。公营健康保险部门虽然也有共付制，但共付比例在同类人群中是一样的。而私营保险人是在了解了每一个投保人的社会经济条件之后，再确定每个受益人的共付比例的。往往收入越低的人群，在私营健康保险机构中自己承担的医疗费用比例高，而获得的经济保障程度却较低，因此共付制起到的作用是对中低收入群体获得私营健康保险设置了一个进入的附加障碍。总体上看，私营健康保险机构的经济保障程度基本没有超过医疗费用的三分之一，最低的到10%以下，病人不得不承担66—91%的经济负担。有研究证实，对于医疗费支出每年少于50万比索的人，自己付费占总费用的31.3%；医疗费用超过500万比索，受益人支付的占总费用的44.9%(RitmannM.，1998)。

第三，私营和公营健康保险的成长不是互相促进，而是相互约束。私营健康保险制度和公营健康保险制度的差异实际上为投保人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契约机制，使投保人自动分成了两类，收入低、风险高的人留在公营保险体制内，而收入高、风险低的投保人则转向私营医疗保险制度。那么，公营保险制度中高收入的人向低收入人的补贴机制被破坏，政府对公营健康保险机构的投入增长不仅得不到抑制，增长的速度反而会更大。1995年智利政府为公立卫生健康提供了93280万美元，相当于智利国民人均67.59美元，或者公营健康保险机构870万人均110.17美元(范桂高，2001)。1985年、1990年和1996年智利的医疗保健开支分别占GDP的百分比为1.6%、2.0%和2.3%(国际劳工局，2000：223)。这同智利改革健康保险制度是为了削减政府负担的初衷是相矛盾的。

公营保险为了改善财政状况已经推出了新的项目，吸引高收入的投保人留在供应保险制度之内，例如为高收入的人提供就诊津贴证明，使他们在公立医院看病享受费用优待，只需付更低的医药费用，从而形成了同私营保险争夺高质量的投保人的局面。

四、结论

智利健康保险制度能够强制性转型源于国家政体的剧烈变迁，这一点是很难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同时，智利新的健康保险制度框架不仅没有实现政府的改革初衷，达到政府对卫生健康费用减少投入的目的，反而成为了扩大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削弱了社会保障制度稳定社会这一最基本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智利的健康保险制度改革很难说是成功的，因此也不能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模板。其原因在于，在健康保险制度中，医疗保健品的供给方、个人、政府和健康保险的承办者的目标是不一致的，而各参与主体又都有自己的信息优势，参与人的许多行为在事中无法观察到，在事后又无法验证，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参与人依据特定的制度规则采取相应的策略行动，最后表现出来的经济变量的数据有很大的不同。智利健康保险体系的二元制度结构，以及公营和私营健康保险内部有差别的体制安排并不能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性，智利的健康保险制度并未完成这—使命，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健康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仍然是世界范围内有待解决的难题，我国城市医疗保险的现有制度框架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有报道说，在我国的许多地方出现用医保卡购买保健品、化妆品、儿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现象(白天亮，2005)。

第7篇：智能医疗市场规模范文

9月，小米公司2500万美元投资九安医疗旗下智能医疗健康公司iHealth；10月，腾讯1亿美元领投在线医疗网站挂号网，这是继腾讯7000万美元投资知名医疗健康互联网公司丁香园后的又一大手笔；而从今年年初开始，阿里巴巴就已经通过投资医疗数据公司中信二十一世纪、搭建支付宝“未来医院”等措施开始布局移动医疗战略。在苹果、谷歌相继推出HealthKit、Google Fit医疗健康平台后，国内互联网企业也开始争相抢占移动医疗市场。

按照医疗卫生信息与管理系统协会（HIMSS）的定义，移动医疗是通过使用移动通信技术，如便携式移动终端设备、卫星通信面向个人或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和信息。据尚普咨询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为23.6亿元，同比增长26.9%，预计2014年市场规模将超过29亿元。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作出的最新预测，到2017年全球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将达到230亿美元。

目前，按照发展路径和资源管理划分，可将移动医疗分为三个类别。一是移动平台类，依托企业核心软硬件能力，通过整合、共享不同医疗设备、应用服务的数据信息，打造纵向一体化的健康管理中心，帮助用户和医院对健康与疾患进行监测分析，如苹果公司的HealthKit平台，目前正在与第三方医疗机构、应用开发者和医疗设备制造商等商议合作；二是移动设备类，以可穿戴设备为主要发展方向，基于传感器与人体和外界交互进行健康数据采集，旨在便捷连续地监测用户生理指标并提供智能健康指导，例如小米投资的iHealth和谷歌正在研发的隐形眼镜，后者内含无线芯片和传感器，通过测量泪液成分实现检测并传输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三是移动应用类，作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主要媒介和用户的首要接触点，目前囊括了挂号、问诊、买药、信息查询等多方面功能，其中包括可聚合全国众多预约挂号资源并能够通过手机实现检验报告推送和院外候诊等功能的挂号网旗下“微医”、以轻问诊模式为核心并旨在搭建医患沟通平台的“春雨医生”、提供药品介绍和订药服务的“掌上药店”、面对大众用户提供医药信息的“丁香医生”、满足专业人士进行医学咨询和查询参考资料需求的“医学时间”等。

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已经推动移动医疗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不久的将来移动医疗将融合物联网技术和数据融合技术等，整合包括医疗机构、医疗信息和药剂医疗设备在内的产业链资源，实现医疗服务的无线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推动全产业逐步升级。

从目前移动医疗市场发展情况来看，对于我国移动医疗厂商而言，大规模进驻医疗体系还未到时机，当前更应该多开展与医院、政府的点对点合作，扎实推进数字化医疗落地。同时，服务商应该认真分析数字化医疗市场的需求，提升设备应用的实用程度和医疗数据的精确可靠性。数据获取与采集所涉及的用户隐私问题至关重要，由于用户采用移动医疗服务时不可避免地会提供个人信息，经过多重传递和相关医疗信息提供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介入，需要相关部门监管，明确多方应承担的数据保护责任。

据日本《读卖新闻》10月18日报道，日本索尼电脑科学研究所在兵库县西宫市的升学补习学校“滨学园”的帮助下，成功开发出了可以让儿童像玩游戏一样愉快地学习数学的应用程序“MathNative”。该应用程序为儿童们准备了约750个有利于培养幼儿规则性与空间概念的小问题，例如“将颜色多样的抽屉适当排列，使相邻的抽屉颜色都相异”、“排成一列的玩偶从不同角度看到的视图都是怎样的”等。

2014年10月18日 来自《中国计算机报》新浪官方微博

据TechWeb 10月21日报道，谷歌20日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继13日至15日连续3天抛售之后，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10月16日再次抛售谷歌股票套现。据悉，在10月16日当天，佩奇抛售了16666股A级普通股和16666股C级普通股，抛售的每股平均价为540美元，以中间价528.5美元计算，佩奇16日当天套现1762万美元。

2014年10月21日 来自《中国计算机报》新浪官方微博

据路透社10月21日报道，Facebook公司创始人兼CEO马克・扎克伯格于20日向美国联邦法院递交书，对数位曾参与纽约商人保罗・切利亚欺诈案的律师提出追责指控。保罗・切利亚曾在2010年试图通过伪造合同，以获得Facebook公司约50%的股权。美国联邦检察官在2012年裁定，切利亚的合同涉嫌造假，因而以勒索和欺诈罪名对其提出了刑事指控。

2014年10月21日 来自《中国计算机报》新浪官方微博

第8篇：智能医疗市场规模范文

关键词：大数据；数据挖掘；医疗管理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医疗领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医疗运作管理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同时，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与应用已经渗透到每个行业和领域。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日新月异，人们也逐渐发现它可以解决医疗运作管理中长期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大数据技术的帮助下，我们有希望解决许多医院管理、公共卫生等领域的技术难题。

1、大数据技术对医疗行业的影响

1.1大数据技术对医疗体制的影响

现今，医疗大数据市场规模膨胀迅速。2018年全球大数据及服务市场规模超过450亿美元。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从2012年的13.9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230亿，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8.48%，2020年预计将超过500亿元。大数据在医疗运作管理中的广泛应用会对医院的收费形式和看病的支付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汇总数据并进行分析，院方(或付费机构)可以更加精准地了解诊疗效果，避免医疗差错、过度医疗等风险[1]。同时大数据技术可以将疾病预防方式由被动转向主动，快速分类分析电子病历，较为精准地预测传染病疫情、降低传染病大规模爆发的风险。针对不同的疾病、患者等采集得到的数据，利用大数据重建形成虚拟患者或者诊疗方案，打破了原先闭塞的学习方式，各医院可以互补性地学习罕见病、常见病的病例和手术。大数据在医疗运作管理中的应用可以使得医疗数据更加精准，提高医疗过程数据的透明度，促进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

1.2大数据技术对医院管理的影响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医院信息化的浪潮也随之兴起。适应数据技术的革新，转变传统数据统计工作的思维模式，是当今医院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数据技术的革新，为提高医疗质量提供了保障。大数据技术为医生提供准确科学的信息，辅助医生诊疗，降低误诊率，提高医疗质量。信息化进程的推进使医院管理更加规范化、标准化，实现“精细化管理”。医疗精细化管理可以为医院提升医疗护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节约经营成本。对数据的分析与挖掘还可以辅助医院管理决策，并解决以往医院管理中决策过于主观的问题。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客观、科学地分析医院管理活动的各项指标与数值，准确地为管理者提供决策建议。其次，通过建立医疗科研数据中心大幅提升了医院的科研能力，提高医疗数据的收集与处理速度，直接提高了科研人员的工作效率、降低科研难度，还解决了医疗旧时代各医院间信息封闭的问题，实现科研信息共享，促进医学科研的繁荣[2]。

2、医疗大数据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大数据是人类数据技术的一次重大革新，医疗大数据的分析价值也越来越得到重视。然而大数据的4V特征，即规模性(Volume)、多样性(Varity)、高速性(Velocity)和价值性(Value)导致难以运用传统的数据分析方法进行分析。80%的医疗数据都是非结构化数据，难以有效地储存和分析，而医疗数据往往又包含了许多错误信息，更为数据的处理增加了难度。另外，医疗大数据还具有地区间信息化建设不平衡、投资门槛高、数据的安全性等问题。上述问题在未来可以通过分布式系统来解决，利用云计算和Hadoop、MongoDB等分布式数据库构成的数据网络为精准医疗、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医疗管理等工作提供决策支持，可以解决许多互联网医疗的障碍[3]。医院有必要针对临床智能辅助决策、疾病风险、管理者对经济性数据的需求等大数据相关的应用需求，在对医院日常业务运作的分析、临床模型设计与实现的基础上搭建医疗大数据平台[4]。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医疗将极大提高医疗品质与健康决策的效率与准确率，是接下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3、医疗大数据分析方法及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医学领域研究、电子病历等各种信息被保留了下来，形成了海量的医疗大数据。这些数据往往体量巨大且来源多渠道、类型多样、数据的价值和潜在信息不确定，难以用传统的数据分析方法进行处理，需要通过各种算法和模型支持医疗大数据的分析[5]。Apriori算法是一种挖掘布尔关联规则的频繁项集算法，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候选集生成和情节的向下封闭检测两个阶段来挖掘频繁项集。该算法已经广泛应用于商业、管理、移动通讯等领域，在医疗管理领域也有一定的理论成果。传统的Apriori算法由于在实现的过程中需要多次扫描数据库，具有执行时间长、没有针对性、效率低下的问题。通过构建基于NoSQL和MapReduce的数据存储与挖掘系统MSPM，并改进了传统Apriori算法，将复杂的医疗文档数据转化为Apriori算法适用的事务数据集，通过键值对存储、一次性全局扫描和兴趣集约束计数等优化策略，大幅降低了算法执行时间，提高了运行效率[6]。logistic回归分析是一种广义的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常用于数据挖掘，疾病自动诊断，经济预测等领域。在医院的日常管理中，可以结合logistic回归与决策树分析，根据不同的指标建立的病例组合，探讨每种病例组合住院费用之间的差异[7]。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是一种方差分量模型。传统的线性混合效用模型无法准确分析非线性数据。王明高[8]等通过研究医疗数据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建立了一个优于传统线性混合效用模型的贝叶斯多项式混合效用模型，用以核算医疗与保险项目的费用。聚类是将物理或者抽象对象分类到多个类的一个过程。魏志杰[9]等通过聚类技术合理抽象医疗费用数据，然后进行合规性检查达到准确医疗过程中的费用异常。模糊综合评价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价方法，根据隶属度理论对受到多种抽象因素影响或约束的对象，将其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通过构造模糊集来处理模糊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模糊指标选择的难度，加强了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评价结果的准确性与客观性。除了选择传统的企业绩效考核指标外，公立医院必须考虑到社会公益、患者满意度等因素，需要从公益性等角度提出新的绩效考核维度，必须确保公立医院的绩效考核制度有别于盈利性企业[10]。

4、基于大数据的医院管理平台

如今许多大型医院已经完成了对医院信息化管理平台、信息交互平台以及云存储等大数据应用的基础建设。如何利用智能化技术挖掘数据中心潜在的价值是大数据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研究重点。医疗体制的改革和医疗服务的市场化也随之带来了更加剧烈的市场竞争，医院需要在考虑社会公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提升运营效率，保证运营收益，医院信息化业务平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4.1移动医疗

在“互联网+”时代，有别于低效率的传统门诊业务，作为智慧医院发展的新型业务，移动医疗具有高效性、实时性等优点。包括：在线预约挂号、APP叫好提醒、医生移动查房、远程会诊、大数据智能辅助决策、护士移动护理等，甚至未来在5G技术的帮助下，极为精密复杂的远程手术也可以实现。移动医疗深刻改变了医疗服务模式，优化了医疗资源配置，大幅提升了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

4.2药械监管系统

药械管理是医院日常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乎患者与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由于我国药械监管的安全意识淡薄和有关部门的监管还并未到位，传统的药械监管系统普遍只是以企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停留在物流与财务层面，忽视了药械安全质量的重要性[11]。新型药械监管系统可以采用分布数据库、实时通讯、动态监控等技术，结合人工智能构建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药械质控综合监管信息系统。对药械产品的生产过程与市场流动过程进行全过程监督，实时对可疑过程与人员进行监控并向相关人员报警，将适合的信息面向大众公布，从根本上消除药械在生产过程中的质量隐患。

4.3医疗设备管理

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医院越来越注重于采购现代化医疗设备，先进的大型医疗设备也能一定程度上代表医院的诊疗水平。但是传统的医疗设备无法实现实时监测使用期间的数据与损耗，预测其故障率，对故障即时警报等功能。具有设备维护成本高、维护周期不精准、故障机器闲置时间长等缺陷。未来可以通过医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得到各医疗设备的年开机率、故障率等，实现医疗设备维护维保预警的智能化。

4.4绩效考核体系

绩效考核作为医院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医院运营效率、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确保医院日常管理与医院整体战略发展目标一致的关键环节。为了在保证医疗服务质量和医院公益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节约患者的费用和医院资源的消耗，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有必要建立公平、高效的绩效考核体系。可以将医疗大数据应用于医院绩效管理，根据医院的社会效益、医疗护理质量、经营效率等方面的指标构建绩效评价体系，力图实现医院精细化管理、并使医院绩效管理服务于医院整体战略规划[12]。

5、结语

随着大数据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医疗运作管理领域的应用也必然越来越广泛。数据挖掘技术在医疗管理中的应用，对智慧医院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大数据分析技术相较于传统数据分析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捕捉到非结构化数据。它不仅能够辅助优化医院日常管理的方方面面，还能分析理解疾病预测与预防、公共卫生决策等健康方面的数据，进而建设大数据健康信息平台。目前，我国在医疗健康领域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研究仍然较为贫乏，传统的数据分析处理方法依然占据主流。未来，可以专注于复杂算法在医疗运作管理的进一步应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对医院数据挖掘等方面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吴东东,黄昊,赵平,周林.大数据医疗与移动医疗对未来医疗体制的影响[J].重庆医学,2016,45(34):4866-4867

[2]王忠庆,邵尉,彭程,田新平,何苗.医疗大数据时代对医院统计工作的新思考[J].中国卫生统计,2015,32(03):542-543.

[3]虞铭明,张迺英,李月娥.医疗健康大数据分析的关键技术与决策支持[J].中国科技论坛,2018(11):53-62.

[4]徐曼,沈江,余海燕.数据驱动的医疗与健康决策支持研究综述[J].工业工程与管理,2017,22(01):1-13.

[5]王若佳,魏思仪,赵怡然,王继民.数据挖掘在健康医疗领域中的应用研究综述[J].图书情报知识,2018(05):114-123+9.

[6]李伟,刘光明,孟祥飞,张真发.并行化的Apriori算法在海量医疗文档数据挖掘中的应用及优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52(04):420-424.

[7]薛允莲.logistic回归结合决策树技术在冠心病患者住院费用组合分析中的应用[J].中国卫生统计,2015,32(06):988-989+992.

[8]王明高,孟生旺.医疗费用预测的贝叶斯多项式混合效应模型[J].统计研究,2016,33(02):75-78.

[9]魏志杰,金涛,王建民.基于临床数据挖掘的医疗过程异常发现方法及应用[J].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18,24(07):1631-1641.

[10]马强.模糊综合评价法用于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的理论架构[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03):145-152.

[11]田建军,申月波,焦雄飞,王亮,韩凤田.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药械质控综合监管信息系统设计[J].中国医药工业杂志,2019,50(01):122-124.

第9篇：智能医疗市场规模范文

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智利健康保险制度改革后的基本框架，分析了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指出无论是从公平还是从效率的角度看，智利的模式都很难说是成功的。从全球范围来看，面对实践的挑战，健康保险的理论研究仍旧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智利，健康保险，制度改革

一、历史背景与发展进程

智利的健康保险是国家整个健康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52年确立的综合健康保险制度规定，不仅健康保险的有关政策由国家制定，而且具体业务也主要由政府部门经办，国家免费提供大部分医疗服务，公共部门承担医院费用的90%，承担病人治疗费用的85%以上，这种体制一直持续了近30年。像其他由政府包办健康保险的国家一样，在1970年代末，智利健康保险制度出现了深刻的效率危机，包括医疗保险支出持续增加、国家财政负担过重等等，健康保险制度不仅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成为了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潜在因素，健康保险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1980年代初智利的政权更替为健康保险制度的根本转型提供了契机，在当时全球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支配下，智利健康保险的改革采取了节约成本、消除浪费、充分挖掘潜力、改善医疗卫生状况、减少不平等等方面的目标取向，实现了健康保险制度由政府主办向私营化、市场化方向的转变。与此同时，智利还调整了健康保险的管理体制和具体的政策措施，1981年，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和雇员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重组为国家卫生基金会(公营健康保险机构)和国家健康保险服务局(SNSS)，作为公共部门履行政府对健康保险事业的责任。同时，中央政府下放部分卫生事业管理权利，初级健康保险交由市级管理。但是，智利健康保险的市场化并不彻底，健康保险也只是实行了部分私有化经营，从而确立了智利公共健康保险和私营健康保险同时并存的二元健康保险体制。

智利健康保险改革之初，虽然社会公众留恋社会医疗，排斥私营健康保险，但是由于政府在政策上遵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具有社会政策特色的公共医疗保险基金还是出现了普遍缩水和持续递减，健康保险部分私有化导致了私营保险机构的持续扩张，私营保险机构发展成为了智利最盈利的经济部门。1990年11月至1996年期间，私营健康保险机构的数量虽然没有变化，但是私营健康保险机构中的受益人却从1990年的210万人增加到1996年的380万人，强制健康保险制度中由私营健康保险机构承保的人数比例从1990年的19%上升到了1996年的32%。1990—1996年，私营健康保险机构平均对每位受益人的医疗费用支出上升了18%。然而1990年代后期，经济衰退加上私营健康保险机构创新能力不足，私营健康保险机构无力提供新产品来增加市场份额，使得智利私营保险没有出现大的发展，1999年后，参加私营健康保险机构人的数量几乎没有增长(SapelliandTorehe，2001)。

私营保险公司的进入，使得整个健康保险部门成本意识增强，公营健康保险机构的运作似乎也获得了明显的成功。1981年的健康保险制度改革导致了公营保险体系的普遍重构，包括剥离部分功能和坚持消费者需求导向，在公营保险部门中引入了市场机制，使得制度效率大大提高，同时，促进了诊断和医疗需求的提高，并因此而提高了医疗保险的总支出。

二、智利健康保险制度的体制框架

智利虽然倡导健康保险运作的市场化，允许私营保险企业经营健康保险，但是对于投保人而言，健康保险却是强制性的，即政策范围内的所有人必须参加健康保险，只是具体参加公营还是私营保险人的保险，投保人可以自由选择。但是智利强制性的健康保险对象仅仅限制为在岗工人和退休工人，并未包括其他社会成员，受益人除了投保人本人之外还包括其家属。

(一)公营健康保险机构与私营健康保险机构的政策差别

公营健康保险机构与私营健康保险机构的主要政策差别之一是保险费与保险费率的不同。私营健康保险机构的保险费依据每个社区的费率确定，各个社区的费率大小是不一样的，具体到一个投保人，保险费又根据投保人的年龄、性别和家庭人数而有所差别。公营保险费率仅与受益人的收入有关，而与其年龄、受益人数和健康状况无关，每位购买公营保险的投保人交纳收入的7%作为保险费。

公营保险部门与私营保险差别之二是保障水平的不同，在公营健康保险机构(FOIVASA)中，每个人都交纳7%的健康保险税，获得相同的一揽子最低医疗服务。私营保险的保障水平取决于交纳的保险费的多少，交纳的保险费越多，获得的保障程度越高，反之则反是，即保险费和健康保险保障服务水平呈对等性。

(二)公营保险机构中投保人的分类

智利的公营健康保险机构根据投保人月收入由低到高分为A、B、C、D、E五个等级，A级属于法定的贫困人口，按照1995年12月确定的收入标准，B级月收入低于144美元，C级月收入为145—225美元之间，D级为月收入225美元以上的人，E级是极少数月收入特别高的人群，A、B、C、D四级分别占总人口的41.2%、31.5%、12.8%、13.9%。

公营健康保险机构为所有人提供预防、初级和二、三级卫生保健服务，投保人因病请假也给予补助。对受益人是妇女的，提供5个月的产前和产后假期津贴。对高收入者发给津贴证，在公立医院就诊时享受降价优惠，鼓励高收入者参加公营机构的健康保险。对于穷人公营健康保险机构规定可以免缴7%的保险税，在公立医院就医时自己也不需要付费，但在产前、产后因病缺工不享受津贴，并且不能到私营医院就诊。一般而言，A、B两类人在就医时个人不承担任何费用，C类人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约为总费用的10%，D类人约为20%。

(三)共付制(co—pay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