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精选(九篇)

第1篇：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范文

环境是人的生存之本、发展之基。让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是关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大事。现阶段，环境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发展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民生问题。

环境污染为何更趋严重

前两年，有一部灾难片《2012》用虚构的“世界末日”景象，向人们警示了破坏环境必将受到大自然惩罚的道理。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在加强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部分流域区域污染治理取得初步成效，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工业产品污染排放强度有所下降。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在不断产生。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出现。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当前，到底是什么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呢？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方式粗放。我国经济总量虽位列世界第二，但产业水平总体上较低，污染排放多，对环境破坏大。据统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每增加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废水排放量要高出4倍，一些单位产品污染物排放量要高出10倍以上。这种粗放的发展方式若不改变，环境污染就难以得到根本遏制。

经济利益驱动。一些地方在推动发展中，重经济轻环保，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只顾当前，不计长远，考虑局部利益多，着眼全局利益少，有的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利益。

执法问责不严。虽然近年来环境法制建设得到加强，环境监管力度加大，但是环境保护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时有发生，对环境违法处罚力度不够，导致企业违法成本低，助长了环境污染行为的发生。

体制机制弊病。目前，环境管理职能分散交叉在多个部门，环境保护的统筹协调、统一监督职能仍需加强。地方环保部门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不利于地方环保部门独立执法。地方政府的环保责任只限于本行政区，转嫁污染屡禁不止，跨界跨区域流域污染加剧。

环境问题错综复杂，污染行为往往是短期的，但带来的危害是长期的，其解决必然付出高昂代价。国内外发展实践告诉我们，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从源头上防治污染怎么着力

人们常说，治污要治本，治本先清源。因此，防治环境污染，必须从源头上抓起，才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从源头上防治污染，也是对国际治理污染经验的借鉴。考察世界许多国家治理环境问题的历史，都经历过一个从“末端治理”、“生产过程控制”到“源头防治”的过程。

环境问题，涉及诸多方面，但究其实质而言，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发展道路问题。因此，从源头上防治污染，必须从发展方式上找根源，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切实改变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增长模式，全面控制污染物产生。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充分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淘汰落后产能。“十一五”期间，我国共关停小火电机组7210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12000万吨、炼钢产能7200万吨、水泥产能3.7亿吨，大大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但必须看到，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还很繁重，环境污染防治压力还很大。从根本上遏制环境污染，要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产品的循环利用。严格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国际经验表明，保持或改善环境质量，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已经把发展环境保护相关技术放在优先位置。必须加快落实防治水、气、重金属污染等重大环境科技专项，力争在共性技术、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加大环保技术装备研发力度，提升国产化水平，不断降低治理成本。

“十二五”期间，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都制定了削减指标。现在关键是真抓实干，把工作落到实处。严格落实总量减排目标责任制，以削减氨氮等四项主要污染物为中心，以减排项目为依托，大力推进结构减排、工程减排和管理减排，坚决完成总量削减任务。

此外，还要发挥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作用，把好“入口关”。要严格项目环评，从严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项目，以及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建设项目。大力推进战略环评，加强流域、水利水电等领域的规划环评，推广应用环渤海沿海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等五大区域战略环评成果，促进区域重点产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环境执法力度怎么加大

在浙江某地，当环保部门检查一家企业时，企业主当场拿出120万元，对执法人员说：“我把一年的罚款都给你，今年就不要来查了！”这样的尴尬场面，各地环境执法人员经常遇到。对环境违法处罚力度不够，违法成本低，客观上造成了“企业无赖，环保无奈”的现象。

当前，我国已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环境执法体系，环境执法能力和水平正在不断提高，但是从现实看，受各种因素制约，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有待进一步理顺，环境执法制度、机制、程序还不完善，执法能力相对薄弱，“环境执法难”在全国普遍存在。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通过实行最严格的环保制度，以完善保护环境的各项法律法规为重点，用“铁腕”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切实加大对污染者的处罚力度，决不允许环境违法者逍遥法外。

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颁布实施了20多年，一些内容已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在现行法律中又没有明确规定，一些领域存在着无法可依的情况。当前，《环境保护法》正在进行修改，必须以此为契机，构建覆盖环保工作各个方面，门类齐全、功能完备、措施有力的环境法规标准体系，从根本上解决“无法可依”的问题，切实把环境保护纳入法治化轨道。

严格执法是依法保护环境的手段，是环境保护法律落实的关键。要加强重点流域、区域、行业的执法监管，加强城市和重点工业污染源的执法监管，持续深入开展环保专项行动。实施跨行政区执法合作和部门联动执法，敢于碰硬，做到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

环境污染事件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律惩罚力度疲软，没有让污染环境者付出更大成本。比如，四川沱江特大污染事故造成经济损失高达2亿多元，但肇事企业仅被罚款100万元。当前，必须加重罚则，使罚款额与治污成本、污染物排放量、违法行为持续时间、污染造成的损失等因素挂钩，震慑违法行为。对于拒不改正的企业，可以依法责令停产或取缔。对造成重大污染损失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突出环境问题怎么破解

近年来，由水、空气、重金属、化学品污染引发的突发环境事故时有发生，一些地区污染排放大大超过环境容量，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我国目前尚有部分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大量的城市人口呼吸着受到污染的空气。我们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也是最大的制约因素之一就是生态环境。

2012年1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应贯彻落实好意见精神，以水资源配置、节约和保护为重点，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现在一些地区中小河流和沟渠有水皆污，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水系治理，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 “十二五”期末全国城市要平均达到85%以上，东部发达地区城市要超过90%。

近年我国城市空气环境质量令人忧虑，区域性阴霾问题越来越突出。要完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实施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打响一场以降低PM2.5浓度为重点、提升空气质量的攻坚战。积极推广清洁能源，大力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提升车用燃油品质。按照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抓好监测，“十二五”期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将分阶段形成PM2.5、一氧化碳和臭氧等新增指标的监测能力，及时信息，满足公众的环境知情权。

近年来，重金属污染事件呈高发态势。仅2011年，全国就发生11起重金属污染事件，其中9起为血铅事件，对人们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当前，应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对重点防控区域、行业和企业采取综合措施，严禁新增重金属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对造成污染的重金属企业，实行限期治理、停产治理和限产限排等。

此外，农村环境保护、化学品和危险废物处理、垃圾围城和城市噪声等突出环境问题，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生活，老百姓反映比较强烈，也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环保长效机制怎么构建

在一些地方，环境保护面临尴尬境地：虽然花了很大力气去治理环境污染，但污染问题依然照旧，甚至还有加重趋势。归根结底是没有形成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

我国环境保护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环境保护的很多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必须探索建立有利于保护环境的长效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相关部门各负其责、环保部门统一监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走出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保新道路。

地方政府要对环境质量负总责，把环境保护摆上议事日程。建立环境保护目标管理责任制，制定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指标体系，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评价范围和干部政绩考核，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对于因决策失误、监管不力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完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民族自治地方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税收、贸易、信贷、土地和政府采购等政策体系。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污染治理不能单纯依靠法律和行政力量推动，积极发挥市场作用是长久之计。坚持“污染者负担、治理者受益”的原则，全面实施城市污水、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建立国家排污权交易中心，发展排污权交易市场。

第2篇：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范文

关键词：畜牧养殖；针对；环境污染；对策

中图分类号：X7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1233198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畜牧业由原来的个体散养逐渐走向集约化的大型养殖，越来越多的规模养殖户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畜禽养殖量的增大，还意味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商人逐利这是古往今来不变的定理，但是在获得利益的同时，注意保护环境，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就现在我国的畜牧养殖业来看，大多数的养殖户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畜牧业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依旧严重，如何改善这种现状已成了现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作者经过多年的调查，结合我国的国情，翻阅的大量的中外文献，现做出以下总结。

1 畜牧养殖业带来的环境污染现状

管理力度不足，污染治理得不到落实。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和思想共同进步，我国政府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为此，我国已在全国各地设立的相关部门对养殖业的污水处理进行监督以及管理，但是这些地方政府机关监督力度往往不够强，使环境污水排放问题得不到解决，助长了当地养殖户不治理粪污的气焰，使他们在排放污水时更无所顾忌，更加加重了环境污染问题，同时，还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给社会造成了负担。

养殖人员缺乏环保意识。畜牧养殖业的环境污染问题，主要就是养殖人员缺乏环保意识造成的，在养殖过程中，如果养殖人员知道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就会加强对污水及牲畜代谢废物的处理，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而养殖人员缺乏环保意识，就会只注意怎么获得利益，对污水粪便随意排放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视而不见，不仅给环境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还给附近的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2 针对畜牧养殖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制定措施

加强对畜牧养殖业环境污染问题的监督及管理。国家已在各地设立了相关的监督部门，现在要做的就是加强这些部门的监督管理作用，加强相关部门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切实做好畜牧养殖业环境污染的管理问题，落实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运用科学的手段，指导各大养殖企业怎么处理这些污染问题，做好各养殖企业的管理问题。各级政府要把养殖业污染治理工作纳入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明确责任，兑现措施。

做好治理畜牧养殖业环境污染问题的指导工作。要有效的治理畜牧养殖业的环境污染问题，只靠监督是不够的，还要进行定期的工作指导，教给养殖人员如何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才能更好的解决畜牧养殖业的环境污染问题，相关部门需结合当地养殖企业的内情，遵循防治结合的理念，为其提供合理的技术指导，引导当地的畜牧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制定合理的污水排放措施。畜牧业的环境污染问题主要就是体现在不合理的排污上，污水的任意排放及牲畜代谢废物的不合理处理造成了环境污染，所以，制定合理的排污措施是解决畜牧业环境污染的根本问题。在处理畜牧业的环境污染问题时，合理利用现代化技术，对污水及牲畜粪便采用沉淀池、沼气池等低成本方法，同时，采用栅栏厌氧等工艺，使污水及牲畜粪便的处理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同时还实现了废物再利用。另外，还可以根据养殖地的特点，推广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方面的科研成果，合理的设一些生态池种植绿狐尾藻，生物发酵床养殖技术推广，生物有机肥研制应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3 结论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步的不仅只有经济，还有人们的思想。经济的发展给环境造成的伤害也会逐渐被人们所注意并重视。近些年来，我国的畜牧业发展迅速，不仅给养殖户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收入，所带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很严峻，幸而我国政府较早的发现了此问题，并及时设立了相关的处理部门，并出台了相关的治理政策，使畜牧业的环境污染问题及时得到的控制。

参考文献

第3篇：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范文

[关键词]环境化学 研究成果 污染控制 前进动向

中图分类号：X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0-0320-01

环境化学是人类科学环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分支，但是它始终与其他学科专业知识相互联系、涉及，所以在发展环境化学中一定要在以其他相关学科的支持下进行，才能得到良好的纵向的发展。从环境化学物质、化学品、化学污染物的研究发展来看，并在生态毒理研究的技术支持下已经发展到分子水平，且支持了化学物质活性以及毒性的预测工作。目前国际环境化学研究领域已经对化学品的“源”以及释放表征、迁移归宿做出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对于化学品的安全评测也已经从单一化学物质发展到复杂化学物质，并且开始有进入生态系统的研究。

一、环境化学的发展

不可否认，环境化学的研究发展为大气、水、土壤环境等的污染防治提供了使用价值，其初步形成了新型的学科体系，为我国的环境污染防治和环境的保护做出了贡献。

（一）发展历程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对于环境化学的研究就已经从各个方面着手，其大致包含为污染源的普查、污染控制、环境容量等，其中工业“三废”的污染涉及面较广，投入精力相对较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近年来酸雨的形成、水体富营养化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问题将其的发展推向了高潮，并且在环境化学方面还包含了形态分析、采样技术等多个方面，着重于对大气污染物的表征、迁移、转化以及有机物的水环境化学等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发展也在实际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推动了我国环保事业的前进，促进了学科的发展。现阶段，其向纵深发展，逐步形成体系和特色，真正实现了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我国环境化学的迅速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相互交错，使得环境化学的内容得到了丰富和提高，已经加快了迈向国际化的脚步。

（二）可持续发展对其的影响

环境科学的研究是与国际水平存在差距的。根据国情和环境问题的发展，结合全球发展的趋势，可持续发展越来越成为环境化学发展的重点。其对立足本国国情、着眼于未来等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对于国家及时竞争也是挑战。从目前的情况看来，环境化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一定的标准，但是其能够模拟实验深入研究的少，与客观现实联系不密切，独创方式缺乏，与“科学发展观”的联系还存在差距。应当放在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且能够改善目前环境污染状况的重大问题上来，发挥出巨大的潜力。同时还应该将独创性、系统性、完整性合理地结合起来，结合发展过程的形态结构进行研究，取得关键性的突破。

二、各方面的环境化学研究

环境化学对于不同方面的化学研究物质有着不同的深入研究特点，并且物质之间的互相关联使得研究内容与研究手段十分丰富，目前有着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一）大气环境化学

为保护大气环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大气环境化学保护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1995年这几位化学家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近年来在大气环境化学研究中，对于平流层和对流层的研究一直成为重点，非均相大气化学反应的研究也受到相当的重视。如今臭氧空洞的形成以及臭氧消耗问题已成为世界性的环境大气问题，对于臭氧层问题的研究也在一直深入，通过研究大气中冰晶气溶胶上的非均相反应以及平流层和对流层中气溶胶表面吸附特性与催化作用等非均相表面化学过程寻找调控臭氧的最佳条件。同时环境化学领域还研究从室内排放出来的有毒有害气体，现今人们生活中由于取暖、燃气、抽烟以及建筑材料慢性挥发出来的有毒有害气体也一直受到国内外环境化学研究的重视。我国燃煤大气污染一直很严重，加之现在城市汽车尾气问题也相当严重，两类污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但是尚无明确定论，在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大气污染治理中是一个值得继续努力研究的领域。

（二）土壤环境化学

由于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大气污染所导致的酸雨，各种工矿企业固体废弃物的堆积掩埋，大量生活垃圾的掩埋处理，废气污染土壤的再利用等因素，加剧了土壤中各种有毒有害的化学元素、重金属农药残留的残留含量，从而可能引起大规模的食物链污染现象。近年来对于环境化学中的土壤化学污染治理主要研究重金属在土壤中的行为模式，多种化学组合物在多介质中的化学行为及其模型以及农药等有机物在土壤污染中的作用。同时近年来对于土壤中的各类化学物质、农药等有机物的降解处理工作也得到了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以及根据不同的土质环境下的化学污染物降解工作方法。这些研究对于保护土壤的安全以及利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操作指南。

（三）水环境化学

水环境化学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以化学平衡原理为根本，在水环境化学的反应过程以及反应速率以及相应机制方面做出了深远的研究，对天然水环境化学研究已经进入到了定量化的研究阶段。在固体-水表面接触的化学研究不论是在实验以及概念方面都得到了大力的研究与发展，特别是对固体表面与溶剂之间的相互吸附原理以及工程的研究已经很深入细致了。

近年来对于有机物在水中的化学行为研究一直是环境化学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的研究成果已经可以在分子水平上定量研究吸附以及化学有机物的降解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另外，结合实际环境污染问题研究水体河、湖中有机污染物在污染水体中的动态过程和对特定污染源之间的污染分析以及在水体中的化学状态分析研究，将环境有机化学与生物地球化学、环境工程等相关领域技术配合起来，使有机环境化学研究更加具体完善，并且实际问题的处理解决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近年来在与水环境化学密切相关的大气、土壤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的研究也受到了相当大的重视，在大气中水以云雾的形式存在，在连接土壤与大气之间的研究将是未来发展的新趋向。

三、 结语

环境化学与我们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涉及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在今天这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环境化学也会朝着更新、更加深入的领域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第4篇：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范文

1.引言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在取得了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国经济主要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尤其是一些依靠丰富的资源发展起来的地区。目前我国主要以煤炭作为工业的能源基础，煤炭工业是经济发展的能源支柱，煤炭资源的过度利用和不合理开发等问题对我国的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危害。在环境与资源的约束日渐严峻的今天，这种增长方式与资源和环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1]。因此，在目前资源环境的约束下，转变资源型地区经济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是资源型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

 

1.1.2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对大同市绿色GDP的核算，可以看出环境污染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分析主要的污染物是什么以及污染物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以期对我们进一步减少污染和遏制资源浪费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1.2研究方法

 

本文对大同市2007～2012年绿色GD进行实证分析，统计和分析大同市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并且利用恢复费用法对污染物进行货币化的核算，从而得出这些污染物的损失占GDP总量的比例。

 

2.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经济与环境现状

 

目前，我国煤炭资源型城市有64个，大多分布在我国的北方城市，山西省的煤炭资源性城市分布最多，其次是河南、山东、内蒙古等地。据统计得出，我国煤炭资源型城市2012年原煤开采总量为38.96亿吨，2011年的原煤开采总量为45.7亿吨，原煤开采总量呈减少状态，煤炭资源逐渐减少。我国煤炭资源型城市综合能耗消费总量为23.5亿吨标准煤，占全国综合能耗消费量的近2/3。而且近些年来，经济发展对煤炭的需求稳步增加，煤炭资源大省的煤炭产量还在上升。

 

2012年，我国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生产总值为42902.86亿元，我国总的生产总值为471564亿元，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近1/10，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较大的作用。

 

2012年，我国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生产总值和为42902.86亿元，其中，煤炭工业生产总值的和为18315.75亿元，占煤炭城市生产总值和的1/3多。可见，煤炭资源型的经济发展对煤炭产业的依赖性很大[4]。

 

煤炭型资源城市，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空气质量大多处于轻度污染与重度污染之间，各地雾霾现象时有发生，我国煤炭型资源城市环境污染严重，改善环境问题刻不容缓。大同市是我国最大产煤地区之一，由于丰富的煤炭资源，因此有“煤海”之称。

 

大同市多年来由于煤炭的大量开采，以及现代化采煤技术的综合利用，使得采空区面积迅速增加，地面裂缝加速形成，严重影响了地下水水质。大同市的大气污染属于煤烟型污染，其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硫、烟尘、粉尘等。

 

3.大同市绿色GDP的实证分析

 

3.1绿色GDP的内涵

 

绿色GDP能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水平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可以显示出一个国家的综合福利水平和外部经济效益的高低[7]。

 

3.2选取污染物排放量并对污染损失进行货币化

 

根据大同市是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具体特点，选取了大同市典型的污染物，对环境污染中部分污染物：二氧化硫、烟尘、粉尘、废水、固体废弃物(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值进行了统计和计算。并利用间接的方法对环境污染损失的货币化，具体采用的是恢复费用法，通过计算这些污染物的治理费用来计算环境污染损失。本文参阅国家统计局国际中心王磊《中国绿色GDP的核算方法与应用》一文，固体废弃物、废水、烟(粉)尘、二氧化硫的治理成本分别为每吨225.78、2.44、2248.08、4219.73元。计算出大同市2007～2012年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治理成本，计算结果如下表

 

3.3具体分析

 

通过计算各项治理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可以清晰的看出各项污染物从2007年到2012年对城市污染的影响，从图一中可以看出：

 

(1)大同市在2007～2012年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含硫煤燃烧是大同市二氧化硫排放的主要来源。

 

(2)废水的排放量虽然总体上比较低，但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是由于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的建设，用水量也在不断增加，同时由于开采造成地表破裂，废水的排放严重影响了地下水的水质。

 

(3)粉尘排放在污染物中的排放比例居于第二而且总体上居于逐年下降的状态。说明大同市对粉尘、烟尘的排放进行了有效的控制。

 

(4)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在污染物中所占的比例最小，同时在2007～2012年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这说明大同市在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2011年新建的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

 

为了更形象的反应污染物对经济造成的损失，可计算得出大同市2007～2012年需要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环境污染损失)占GDP的比例。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环境污染损失占大同市GDP总值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说明大同市在2007～2012年在治理环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与近些年国家和大同市不断倡导煤炭行业的清洁生产与是分不开的。

 

4.实现大同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对策

 

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解决环境问题的本质就是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

 

4.1构建市场运作制度

 

将环境保护纳入市场竞争的范畴中，构建一个环境保护的市场交易平台，将环境保护转换为一种竞争优势;企业作为主体，在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考虑环境治理成本，政府监管部门构建环境准入机制，保证企业能够真正得到投入环境保护中的市场回报，以此来鼓励企业进行更多的环保投资。

 

4.2构建财税政策

 

企业要承担环境污染，这种公共物品的外部性所带来的损失，对环境污染大的企业，采取关闭和征收高额的环境治理费用，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以此来限制企业为了盈利，对环境所造成的无节制的破坏。

 

4.3提高人民的环境思想保护意识

 

人们和企业还是普遍的“经济人”，看重经济利益，忽略了社会环境利益。一方面，积极宣传环境保护，增加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为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营造较好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指导企业对环境保护采用实际行动，不仅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还有效提高了企业竞争力。

第5篇：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范文

一是严重的空气污染。自从2013年1月份以来，中国连续出现覆盖面积近半个中国国土、连月出现的“历史上最强”的雾霾天，中科院的专家更发现，北京的雾霾中含有可致癌的有机氮氧化物。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只有不足1%的中国大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世卫组织的合格标准。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报告指，北京、上海、广州及西安等四市，去年有超过8500人因PM2.5引发疾病而过早死亡。

二是水污染日益严重。今年春节期间，国内爆出部分地方的企业向地下水系排污，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国土资源部专家曾披露，全国90%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只有3%的城市地下水基本清洁。环保部今年首次承认，中国个别地区出现癌症村。实际上，中国的癌症村远不止“个别地区”。民间人士公布的“癌症村”地图显示，全国有247个村落因水源污染，村民患癌率奇高，部分地方甚至出现“天天有人出殡”的情况。

三是土壤污染。土壤污染比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更容易被忽视，但污染损害的持续时间更长。环保部曾监测国内30万公顷农田，发现12.1%的样本出现重金属超标，全国每年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专家指工业等污染使全国粮食每年减产100亿公斤。环保部门曾经耗费巨资在国内进行土壤污染情况调查，但至今以“国家机密”的原因未公布结果。按中国的惯例，这意味着中国土壤污染相当严重，环保部害怕公布以后引发“不稳定”。

四是海洋污染。近年来，随着对海洋水域污染排放加剧，以及沿海地区大规模的填海造地，中国的海洋污染已经十分严重。据中国官方的调查，全国有200多个污染严重的沿海区域，海洋生物和海产品大量减少，恍如“死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已经将长江和珠江口列为“海洋荒漠区”。

在我们看来，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不仅完全重复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而且比工业化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环境保护史上的著名事件如伦敦雾、洛杉矶光化学烟雾、日本水俣病等等，在中国全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从环境污染影响的领域以及对生态破坏的程度来看，过去30多年来中国在“唯GDP”发展模式下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后遗症。这清楚地表明，中国已经处于某种程度的“生态灾难”之中！

第6篇：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范文

环境治理这个议题突出而且生动地反映了现代社会治理形态的一种深刻变迁：现代国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为国家的功能在三个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说，国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种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现（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体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来地方或者国家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更高一层级或者跨区域的组织和机构所承接。同时，重大议题也越来越超越地方国家甚或民族国家的界限，变得具有地区性或国际性的意义；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们开始把视线从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转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识到地方层面的权力、关系、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地方层面的审议、协力而达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应性的一种治理。这主要体现在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民间企业和公民逐渐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维度，不仅指治理过程从国家机器更多地向社会开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辖边界层面的外移。环境问题通常是跨空间区域和时间边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关行动者之间找到一个环境治理的合作模式。这种多层次的治理不仅强调水平的跨地理空间的联结，也强调垂直的跨空间层级和组织层级的联系，强调多层级政府之间的知识、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对话。同时，这一治理体系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地位，而是着重于国家在各种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能够很好地涵盖今天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反过来，空气污染这个议题也十分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变迁的趋势和特征。首先，空气污染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性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而言，空气污染问题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辖区加以区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将空气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对空气质量问题负责，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府际合作以实现区域污染的治理，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迁。同时，空气污染属于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风险社会的来临呼唤更加开放、透明的民主机制的运行。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与民众利益的高度相关性决定了空气污染这类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围，而需要地方性知识、日常性知识的进入，需要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更广泛的参与，来共同化解其管理风险。这些也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化。

（一）发展型地方政府与空气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认为，中国现今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体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治理两者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困境一样（BaiXuemei，2007：15－29），把类似空气污染的环境问题整合进地方政治面临着两个基本困境：首先，在紧迫度方面，发展中的地方面临着更加紧迫的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其次，在尺度方面，环境议题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关注范围，地方政府处理环境问题在空间、时间和制度三个维度都是困难的。空间维度的困难是指，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环境问题超出了其管辖范围，应该交由全国性政府去完成；时间维度的困难是，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处理环境问题超出了其任期范围。环境问题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因此，政府官员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应对环境问题；制度维度的困难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纵向上要受到更高层级政府的约束，在横向上要面对地方经济社会组织的压力，因此环境治理对于它们而言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职责范围。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和其在治理污染问题上的激励缺乏当然也反应在空气污染上。如果浏览中国近30年空气污染治理的历程，就会发现，空气污染的防控和治理总是在“疲惫地追赶”高速发展和变迁的经济状况。20世纪70年代，空气污染治理的主要对象是烟尘；到了80年代，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入以酸雨治理为核心的第二阶段，重点转移为对硫等污染物进行集中控制。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一个中心，温室气体的减排使得中国如何在能源消费方面采取节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调整工业结构成为新的问题。最近10年左右，中国大气污染的复合型特征日益增强，高浓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存在，城市灰霾天气不断增多。这种新的空气污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特别是从近两三年起，二次污染、复合污染、区域污染等这些名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环境绩效构成了较大的社会压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被列入空气污染物指标体系，因为一旦列入则意味着中国七成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环保部门近30年来的空气污染治理又将面临一份“满纸黯然的成绩单”。总体而言，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应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倒逼”机制始终太过滞后和低效。因此，要从目前的总量控制真正转向质量改善，真正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众的健康出发进行污染治理，把空气污染的议题维持在公共议程中，就需要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的议题变成国家性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发挥首要作用。

（二）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形态和治理体制的困境中国近30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种空气污染问题在30年内集中出现。这些污染问题并不是国外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污染状况。因此，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和“区域性”①两种特征。首先在“复合型”特征方面，中国现今的空气污染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集中出现。其次在“区域性”特征方面，关于空气污染这个议题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还是更具区域型特征，其实在国外就早有争论（Switzer，1998：191－192）。空气污染在其源头上可能更多地来自固定点源污染，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但是空气污染物会随着气象条件而长距离传输，因而经常呈现出跨行政辖区界限的区域性特征。然而，相较于复合型和区域型的污染形势，中国现行的大气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体制却暴露出严重的弊端。首先，现行的空气污染控制是一种量化控制。在现行官员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时也被认为最便捷高效的办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难以测度的指标往往无法被采用②。在这种指挥棒下，地方官员的目标是对上负责，完成指标、做足数字。就空气污染而言，政府关注的始终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气质量”。这也就是说，目前的空气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级政府对现下有明确规定的某种污染物进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减排量。而这些污染物的选取并未见得反映空气污染的真实状况，真正的空气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人负责的。这种单一总量的考核机制很难用以应对复杂的污染现状，因此空气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国的空气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辖区区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进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间难以进行真正的协调治理。空气污染监测数据表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地区空气污染一体化现象日趋明显，各城市的大气污染正逐渐从局地污染向区域污染演变。尽管大气污染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但是现行的环境管理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行政辖区区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几年，虽然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大气污染的试验，比如中国的四大城市在近几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联防联控”，通过联合相邻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气质量。但是，这种区域性空气污染治理目前还远远没能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目前，面对空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中国现有的制度架构和政府体制中还没有一种相对常态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决这一问题。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治理尺度怎样的变化？它们对于现行空气污染治理体制，乃至整个治理体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首先，复合性的空气污染形态意味着以“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将面临“失败”的局面。诸如PM2．5这种二次污染指标无法用单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来控制，如果说原来的污染治理尚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的情况则是连这一点都难以为继了。也就是说，传统的通过指标、配额方式进行治理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低效；其次，区域性的空气污染也意味着以行政辖区为区隔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试图在现有的考核体制下去解决辖区间的交互影响问题③，但是这种努力可以期待的绩效和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遭遇更复杂议题的情况下，这种区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尽头。空气污染就是这样一个议题：一个辖区的污染源可能对诸多其他地方带来污染，同时，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视其他地区的污染为于己无关。各地之间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这种交互影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强过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环境问题。

（三）风险社会及其民主意涵空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生态风险。风险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个社会和集体建构的过程。虽然风险必定部分地来自于事实，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众通过社会的公共交流对风险进行阐释、界定和认知的过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为如此，空气污染对思考当今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现阶段的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现了一种“民意已过河，政策摸石头”的现象，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为例，民众是促使政府将这项污染物纳入污染评估指标体系的直接推动力。早在政府作出反应之前，民间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空气质量调查，公众、环保NGO和媒体持续关注PM2．5数值变动，甚至走上街头自主去监测PM2．5数据；一些活跃的民间环保人士通过社会媒体引导公民参与空气污染的测量，推动政府的污染数据公开以及空气污染立法进程。环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发起关于空气质量立法的动议，倡议应该对清洁空气立法。社会的压力最终促使环保部拿出了空气污染治理的时间表，拟定在2016年前分阶段地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体系。为什么空气污染这个议题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传统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及其对话语的垄断，来阻止污染等风险事实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于政府而言，总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风险”，对民众的风险意识进行引导，通过专家垄断技术知识的定义和解释，进行“安全叙述”（郭巍青、陈晓运，2011：95－122）。但是，在面对空气污染这样的新型治理问题时，民众却并不会一味受制于国家对风险的管理，民众作为环境风险的直接感受者，能够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识，也就是“社会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来对抗国家对于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垄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这种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公民表达的行政压制、体制运作中的协商不足等等，都更进一步地导致了公民对政府不信任的累积和发酵。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类似空气污染这样环境风险议题的出现赋予了人们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推动人们去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公开讨论和民主协商，理性面对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的风险，增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于自然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发言权，争取公共决策者、技术专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间更加平衡的权力－责任的关系。

二、保障型国家———国家角色再认识

治理的尺度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意涵。通过尺度的讨论，这一概念将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协力治理等多种治理的趋势整合起来。同时，这一概念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在面临诸如空气污染这类新的议题时，怎样在新的治理实践中对尺度和空间进行新的定义，治理的边界怎样被实体地和社会性地重构？而这些又为我们改进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样的启示？更重要的是，面对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变迁，国家需要在治理的实践中怎样做出回应和应变？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本文认为，事实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国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经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国家”囊括了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我们所需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三个维度的思考，即：国家独立于利益集团来倡导环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对于环境政策的贯彻力以及在环境议题上国家与社会的有序互动问题。“保障型国家”是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气候变暖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谈，但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为与气候变暖的问题联系起来”———吉登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主要由两个概念构成：“政治敛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经济敛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认为，如果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就会系统性地推动气候问题的解决。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国家的概念———“保障型国家”。他认为，国家应该在应对环境问题时扮演“催化剂”、“协调员”的角色，鼓励和支持多元的社会团体共同推动好的政策，同时确保环境治理的切实成效。为此，国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经济敛合度，比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就是两个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公共议题，是寻求政治经济敛合的一个典型例子；二是要让气候变化的关切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三是要避免让政治资本流出这个政策领域。因为对抗气候变化需要长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关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锁定在政治议程中。

保障型国家对于我们讨论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环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吉登斯悖论的一种表现。保障型国家应该在这种矛盾中担当起环境议题倡导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事实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议题变成国家性议题也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吉登斯在其语境下思考保障型国家的出发点是希望国家改变“去监管化”的态度，加强实质性的国家调节。对于中国而言，保障型国家首先是确保国家公共政策相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利益、产业部门以及能源行业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别提到的，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试图加强“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的各项政策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是中国环境治理中关键的一环。在中国，量化考核和目标责任制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国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从而确保国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执行以及地方官员对上级政府的忠诚。但事实上，现有方式并不能适应环境治理中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环境指标很多时候是复杂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为了达到考核目标往往操纵和扭曲真实的环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参与以矫正这些信息扭曲的情况下，重大的治理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化管理和目标责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实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家的能力（Gao，2009：21－31）。这也正是“保障型国家”的第二个意义向度。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议题为我们重新检视国家治理能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场域。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寻求环境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敛合，使得环境意识和环境政策能很好地与国家其他政治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保障环境政策的实现。

最后，保障型国家区别于早期环境主义以及环保运动中“对抗国家”的思想，认为应该从现有的体制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对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思考空气污染等环境治理问题有着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社会运动、抗争政治似乎是一个古老的政治话题，现有学术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关注环境抗争，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反映问题的全貌，尤其在诸如空气污染这类的环境问题上，公民的相关行动很多时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诉求的并不是挑战现有政治制度的权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帮助国家、也从国家那里寻求帮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社会和国家在这类议题上的关系更接近于合作主义或者协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国家的框架下，国家寻求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互强，通过理性的协商和审议以共同推动高效的环境政策的产出和执行是解决环境治理问题的应然路径。这也是现有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环境治理的应然方向。

三、结论

第7篇：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范文

浙江中小企业众多，曾有“家家点火，村村冒烟”工业发展方式，这些家庭作坊式的中小企业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农村环境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污染问题。而这些农村地区的工业污染治理，却常因地理区位、历史遗留等原因被人遗忘。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环保部门着重排查的还是工业园区等高污企业集中的区域，而农村工业分散、分布范围广等特点都不利于环保排查。相关环保专家则认为，农村频频曝出工业污染事件的根源是“政府不作为”，最核心的治理方案也要从政府监管下手。

强酸、重金属超标污水长期直排酿出“黄河”

近一年来，浙江省农村工业污染的投诉较往年多了许多。最近的一次投诉来自杭州市萧山区闻堰镇长安村，据村民反应，该村的一条河道因长期被企业直排进强酸、重金属超标污水，变成了一条有毒“黄河”。

记者在探访长安村时发现，这条“毒河”的周围便是村民住宅区，村民、企业均“傍河而生”。

对此，长安村村委会主任赵建平说，该河的污染是沿河的5家企业排污造成的，属于铁离子超标。“环保部门始终查不出污染者是谁。”

针对污染顽疾，赵建平也曾向闻堰镇建议整治措施。“这条河道的治理方案分别是集污纳管、关停或拆迁。但就目前来看，这三种方式的可操作性都不大。”

“相对来说，关停一家农村企业很难，其中涉及民工安置、赔偿等问题，镇政府要有能力承担。”赵建平表示。

赵建平说，凭借他多年的地方工作经验，这种零散分布于农村的工业污染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一个共性问题。

“近年来，农村企业的环保意识也在慢慢建立，它们大多都补齐了环评手续，并置办了一套自己的环保设备。”赵建平表示，但是，企业究竟有没有使用这套设备，或有没有按照规定使用，这就是个问题了。

农村工业污染的管制成难题

正如赵建平所言，长安村面临的农村工业污染管制、治理问题并不是个例。

日前，发生在温州市乐清北白象镇一小学的“流鼻血事件”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农村工业污染的可怕。据媒体报道称，官方认定该事故是学校周边工厂排放含有害物质气体所致。

无独有偶，萧山长安村也被癌症乌云笼罩着。记者查阅资料显示，早于2011年，长安村便因化工企业常年排放“毒气”，致其空气重污，据媒体报道称，当年该村有10位村民因空气污染患上癌症。

然而，杭州市萧山区坞里村、绍兴三江村、绍兴新二村等地，近几年因工业污染，被媒体盖上“癌症村”的帽子。

不仅如此，仅2013年，浙江省就频频被曝农村工业污染事件。

3月22日，平湖市一个村庄被曝空气污染严重。据媒体报道称，经调查，该异味主要来自距离该村不远的上海金山第二工业区。

4月16日，金华市浦江县岩头镇朝阳村被曝出一条受污严重的“牛奶溪”，据官方介绍，该污染主要来自附近的工业企业。

4月18日，嘉兴秀洲区王江泾镇的万兴桥河，受喷水织机污水直排影响的整条河道污染严重，无法灌溉农作物。

农村工业污染的治理如今已迫在眉睫。有多年环保工作经验的萧山区环保局副局长朱海斌告诉记者，高污企业被统一规划进入工业园区，拥有良好的监管机制及完善的环保配套设施。“而对于一些零散分布在农村、未被纳入工业园区的企业，其治理的根本方法是搬迁企业，但这需要逐步完成，耗时很长。”

“事实上，环保部门在排查工业污染时，着重点还是在工业园区等高污企业相对集中的区域。”朱海斌表示，相对来说，农村工业分布范围广、企业分散等特点都不利于环保排查。

专家称政府完善监管是治污根本

监管困难、环保力量薄弱……浙江省农村工业污染的治理屡陷重围，而如何根治也成为不少环保专家共同探讨的话题。

“农村工业污染的监管相对薄弱，甚至存在盲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表示，很多时候，政府的主导角色是经济发展者，却并非一个合格的环境监管者。

针对农村工业污染产生的原因，贺雪峰认为，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早年间，浙江的国有、集体、私营等企业纷纷进入全面发展阶段。“那时，人们大多都没有考虑过环境污染的问题。”

贺雪峰说，目前与农村环保相关的环保、水利、国土、农业等部门都在城市，农村还没有这样的监管机构常驻，很难对这些工业园区或者工矿企业形成常态化的监管。

而针对农村工业污染的监管问题，南京大学农村问题与环境问题研究专家张玉林则认为，农村工业污染的防治并不仅是在村里安置政府监管机构就可以解决的，这主要得看地方环保部门的治理态度。

张玉林表示，从根本上说，环保就是“小部分人发财致富”和“大环境”间的博弈，农村发展容易顾此失彼。

“在小县城、乡镇、农村，群众环保意识和维权意识尚不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对一些偷排企业‘睁只眼闭只眼’。”张玉林称。

最后，张玉林总结道，农村工业污染的始作俑者就是“政府不作为”。其最核心的治理方案也要从政府监管下手，只有政府硬起手腕来，环境污染的问题才能得到妥善解决。

环保专家纷纷将矛头指向政府。政府对治理又有何回应？

记者遂向杭州市环保局了解情况，据介绍，目前该局并未统计零散分布在农村的工业致污的相关数据，政府大多还是将关注力集中在工业园区的污染问题上。该局表示，一般情况下，杭州市各农村零散工业的污染还是由各个村镇自行处理。

记者从浙江省环保厅了解到，浙江一些农村工业企业的数量，目前尚无确切的统计数据。浙江省环保厅表示，农村工业较为隐蔽，具有一定流动性，执法和监管较为困难。所以，在农村工业的监管方面，社会监督和百姓举报也是加强环境执法监管的重要渠道。

谈及农村工业污染的治理措施，浙江省环保厅表示，浙江省于2011年启动了省级重污染高耗能行业的整治提升工作，要求在“十二五”期间全面完成铅蓄电池、电镀、制革、造纸、印染、化工等六大行业的整治提升工作；按照“关停淘汰一批、整治提升一批、搬迁入园一批”三个一批的基本思路，严格淘汰落后产能并关停一批低小散企业。

第8篇：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 城市规划 可持续发展 环境污染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city changes a process to be accelerated ceaselessly. However, in the city in the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n not be ignored. Our country city due to improper handling, infrastructure is not perfect wait caus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is paper from the city planning of China current situation proceed, analyzes current our country cit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China's cit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Key words: city to change process; city plann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城市规划要关注环境保护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们看到了飞速发展的经济和越来越光鲜亮丽的城市建设，但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城市规划事业比较薄弱，首先，城市规划起步晚，意识淡薄。其次，规划人才匮乏，管理人才的数量、质量和知识结构不合理，素质偏低的现象长期存在，在中小城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整体水平的提高。还有，规划科学性不强，缺乏长远性。最后，城市规划编制时目标不够完善，在分析确定城市发展目标时缺乏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导致了有些城市规划本身的先天不足。这些因素都制约了城市的发展，使得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城市建设不能随着更加完善，造成城市基础设施规划滞后于经济增长；没有科学有效地分区规划，使整个城市功能布局、用地平衡、资源配置等都处在模糊的状态；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不能合理解决等等现实问题。因此城市规划势在必行。

由于我国的各种城市建设不断增加，城市在不断的升级和更新，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更为凸显，威胁到城市的发展与城市发展规划，更威胁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解决城市中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城市规划中不可缺少的问题之一。城市规划工作做不好就会加剧城市建设中的各种环境污染，水污染越来越严重、空气污染增强、噪声污染更加明显。当环境问题发生了恶化再想怎么去解决城市问题，则就需要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这也不是国家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此，如何在城市规划初期就把城市中的环境问题纳入考虑的范围内，成为了城市建设的重点。将实现城市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的目标作为城市规划的首要环节，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城市发展中面临的环境问题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城市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下形成的产物。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高速发展，人均GDP保持着8％的增长速度，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改善，近几十年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起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固体污染、噪音污染等等，严重危害城市居民的生命健康。

首先，水污染问题严重。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而直接排入水体，致使水环境遭到严重的破球。据调查显示，我国的水体污染近期呈上升趋势，全国有监测资料的1200多条河流中，850多条受到污染。全国范围内78％的河段不适宜作饮用水水源，50％的地下水受到污染。据估计，我国每年因污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400亿元。

其次，大气污染日趋恶化。城市化进程中，工业、交通、燃料等产生的有害气体，一些粉尘、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碳氧化物、臭氧等物质排入大气层，使大气质量严重恶化。这些有害气体不仅对建筑物有腐蚀性，损害农作物，更严重影响人体的健康。全球来看，大气污染引起的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更是直接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再次，固体废弃物的泛滥。由于城市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产生了大量的固体废物泛滥成灾，不能及时的处理，不仅不利于城市环境卫生，侵占土地，更加剧的传染疾病的机率。从整个生态系统看，也将加剧水体和大气土壤的污染。目前我国每年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为6.6亿吨，其中有害废物为3000-4000万吨，累积量超过64亿吨，侵占5亿多平方米土地；每年的生活垃圾量为1吨并以每年7－8％的速度增长。由此可见，固体废弃物的污染已泛滥成灾。

最后，城市中还有一种容易被忽视的污染，那就是噪声污染问题。城市越来越发达，其中的工业、交通、娱乐等各项事业比较健全，噪声也成为困扰人们生活的不可不说的问题。据44个国控网络城市监测，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噪声超标的环境中。

三、如何做好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工作

城市规划是一定时期内城市发展的目标和计划，是城市建设的综合间署，也是城市建设的管理依据，城市规划对城市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近年来，由于环境保护规划没有与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同步落实，使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城市发展进入一种恶性循环的轨道。因此，如何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发展道路，如何做好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工作成为我们接下来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一）城市规划中环境保护工作的前期考虑

城市的合理发展，首先必须通过科学地预测和规划，明确城市的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发展格局，在规划的指导和调控下，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城市的发展目标。在规划工作开始之前，就应总体了解城市环境实况，考虑具体城市的具体环境保护工作。从城市的自然环境资料，例如，地理位置、生态环境、气象、水文等，到社会环境，例如，城市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如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还有城市的污染产生与治理状况等，这是都是城市规划必须要研究的资料。

第9篇：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范文

  

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三类环境污染问题

   根据近10年来的全国的环境统计年报、农业部环境监测中心农业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库资料及有关普查，可以将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污染问题总结为以下三类  

首先是现代化农业生产造成的各类污染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加之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的蔬菜生产发展迅猛，使得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大的国家。化肥年使用量4637万吨，按播种面积计算，化肥使用量达40吨／平方公里，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的22.5吨／平方公里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还存在各种肥之间结构不合理等现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目前，东部已有许多地区面源污染占污染负荷比例超过工业污染，对太湖、杭州湾富营养化的成因分析表明，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污染源主要来自生活污水和农田的氮、磷流失。其中太湖面源污染物对TN的贡献率已超过1／3，对TP的贡献率接近1／3。农药年使用量约130万吨，只有约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使全国9.3万平方公里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胁到人群健康。2002年对16个省会城市蔬菜批发市场的监测表明，农药总检出率为20％～60％，总超标率为20％～45％，远远超出发达国家的相应检出率。这两类污染在很多地区还直接破坏农业伴随型生态系统，对鱼类、两栖类、水禽、兽类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胁。化肥和农药已经使我国东部地区的水环境污染从常规的点源污染物转向面源与点源结合的复合污染。

   因为大棚农业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剧。近20年来，我国的地膜用量和覆盖面积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过60万吨，在发达地区尤甚。据浙江省环保局的调查，被调查区地膜平均残留量为3.78吨／平方公里，造成减产损失达到产值的1／5左右。随着中西部农业现代化的进展，这类污染也在中西部粮食主产区普遍出现。

  

其次是由于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规模迅速扩大。但在“新镇、新村、新房”建设中，规划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未能跟上：大部分城镇只重视编制城镇总体建设规划，忽视了与土地、环境、产业发展等规划的有机联系，规划之间缺位或不协调，农村聚居点则缺少规划，使城镇和农村聚居点或者沿公路发展，形成马路和带状集镇，或者与工业区混杂。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则因为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例如，每年产生量约为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 每年产生量超过2500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浙江省环保局2002年进行的调查表明，农村聚居点的环境质量除了大气污染指标外，其余已经显着劣于城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较快的地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象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对人群健康的威胁在与日俱增。

  

第三是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

   农村工业化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县域经济发达的浙江、江苏等东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这种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 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显着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与乡镇企业存在类似污染问题的是近些年来在人口密集地区尤其发达地区蓬勃发展起来的集约化畜禽养殖。居民消费能力强和农牧业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而必须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率，使集约化畜禽养殖场快速发展。如对环境影响比较大的大中型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有80％分布在人口比较集中、水系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诸多大城市周围，而整个西部地区仅占总量的1％左右，据国家环保总局2002 年对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的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污染情况调查。因为这些地区可资利用的环境容量小（没有足够的耕地消纳畜禽粪便，生产地点离人的聚居点近或者处于同一个水资源循环体系中），加之其规模和布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没有注意避开人口聚居区和生态功能区，造成畜禽粪便还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时，在污染排放强度上并不低于工业企业的集约化养殖场，其污染危害更加严重：不仅会带来地表水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以及大气的恶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粪便中所含病原体也对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   另外，农村由于污水灌溉和堆置固体废弃物，大量承受了工业污染的转移，导致了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以及延伸的食品污染。

   由于我国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不仅将迅速“小污”变“大污”，而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着的负面影响：中国农村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 ％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中国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从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对于基本排除在医疗保障制度之外的农民，这是极大的威胁。

   总之，在农村现代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对农村环境污染，如果没有及时采取相应对策，将严重阻碍农村的社会发展和农民的福利改善。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本质和成因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里，明显并存着比较现代化的和相对非现代化的两种社会形态，这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在中国，由于长期存在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以及“剪刀差”经济发展战略，二元社会结构的表现更为突出。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的环境保护长期受到忽视，环保政策、环保机构、环保人员以及环保基础设施均供给不足。现代化进程中污染问题的加重，一方面是由于发展方式不当：过于注重经济目标，因此在农业集约化生产、乡镇企业发展之初基本不考虑环境约束；另一方面是由于经济与社会未能协调发展：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而农村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供给制度缺失，导致农村极易“小污成大污”和“小污成大害”。

   具体来说，可以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农村现代化的特点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导致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以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为例，其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排放主体的分散性和隐蔽性。与点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随流域内土地利用状况、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气候、天气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间异质性和时间上的不均匀性。二是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农作物的生产会受到自然的影响（天气等），因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温度、湿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化学制品（农药、化肥等）对水体的污染情况。三是不易监测性。这是指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等情况。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须注意到，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导致在农村聚居点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上存在一种悖论：根据亚当·斯密的“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理论，可以推出“市场大小决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基础设施市场化建设和运营的最小规模”。农村聚居点和小城镇由于单体市场规模小，其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难以进行市场化运作，因而必须依赖财政资金。而乡镇和村一级行政组织普遍财源不够，连应付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都不够，更难以估计污染治理基础设施。这种悖论造成了农村聚居点污染日趋严重并将继续严重。

  

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我国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还使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时征地低价或无偿、运行中免税免排污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还可以申请用财政资金对贷款贴息等。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政策。由于农村污染治理的资金本来就匮乏，建立收费机制困难，又缺少扶持政策，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