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女性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在我国，“穿耳”从产生伊始到整个封建社会的结束，无论是象征意义还是人们对其的看法，抑或是在社会中盛行的程度，都经历过了数度演变。这些演变是由于不同时期社会文化尤其是礼教发展程度所决定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我国传统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

“穿耳”习俗发展至今，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世界共通的妆饰行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明社会或是未开化民族，在穿耳戴耳饰上，都有着惊人的默契。但殊不知，“穿耳”习俗源远流长，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其象征意义以及在人们生活所处的地位，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我国历史上，“穿耳”从产生伊始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完结，也经历过了数度演变，如若稍加考证，便可发现，这些演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传统女性地位的变迁。以下笔者就此略作简要探讨(本文仅以华夏族为主的中国主体社会中的女性为研究对象，不包含边疆少数民族)。

1.“穿耳”在性别间的分化与性别制度的形成

根据山顶洞遗址所发现的各种隧石石器、石珠和穿孔兽牙等饰品，在男女少长间无大差别，表明氏族成员的同等关系和血亲感情，也大致意味着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男子不仅盛行装饰，出于某种原因还可能在装饰品的数量方面高于妇女。据此，便可以发觉“穿耳”之风初始时与性别无关，甚至出于某些原始宗教的用途，“穿耳”在男性之中更为盛行。那么，“穿耳”之风何时开始在性别间分化，转向女性?这种转向和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有什么关系?

在上古社会无所谓家族也。人类之生，同于禽兽，男女无别，亦无别称。所以，“穿耳”在性别间的分化，必定是男女分工确立之后的事。我国公认的文明史始于夏代，要考证确切的“穿耳”习俗，便必须得从此时开始。

在夏商时代的考古成果中，“穿耳”习俗屡有体现。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蔚县古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一枚铜质耳环，这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耳环实物，这个遗址的年代，相当于历史上的夏朝，距今约有4000多年。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穿耳戴耳饰的习俗已经和后世差不多。而“穿耳”在殷商就更为常见。如在陕西清涧解沟寺嫣一墓出土过6件金耳饵，与之隔黄河相望的山西永和下辛角一墓出土一对，与永和相邻的山西石楼县后兰家沟、桃花庄及洪洞县上村商代墓中，都曾出现过。而且，佩戴耳饰的男女都有。但是夏商时期，“穿耳”习俗却并没有达到普遍的地步，它存在着地域性。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石头玉人就没有穿耳，也没有耳环耳坠之类的实物出土。阎从以上考古成果也表示，在夏商时期，穿耳戴耳饰为特定区域的贵族风俗。并且“穿耳”之风却仍旧没有在性别之间有明显的体现，大致是因为夏商时期虽已进入父系社会，却仍旧留有母系时代的残影。在夏商时期，女性地位尤其是贵族女性，在社会生活这种仍旧有着重要位置。据考，武丁之妻妇好曾率军南征北战，为武丁政权的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时候，女性间的等级是阶级和血缘等级形成的，不是性别等级的划分。

而进人两周时期，“穿耳”之风逐渐开始倾向于女性。《战国策·齐策》之《赵威后问齐使》“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填，至老不嫁，以养父母”就是说的女性穿耳戴耳饰的习俗。而在周代，“穿耳”渐渐从之前贵族阶级中盛行的风俗转为了一种为礼教所看轻的行为。在当时影响极大的儒家思想对于“穿耳”就十分不赞同，这可以从儒家经典《孝经·开宗明义章》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种思想看出。除此，在《庄子·德充符》中“为天子之诸御，不爪剪，不穿耳”更是揭示了当时人们对于“穿耳”的轻蔑态度。而值得一提的是，周灭商建立的以“周礼”为标志的父权制，确定了华夏族性拐制度的基本内核，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和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制度。阴从此，女h}地位较之商代之前可谓是一落千丈。《礼貌·交特牲》“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便是后世整个建社会妇女纲常信条的“三从”的理论源头。由此，地位较高的男性渐渐摈弃“穿耳”习俗也就不足为奇，“穿耳”成为两性分化的标志之一。

2.“穿耳”象征，义的转变与女性地位的降低

到了封建社会的开端秦汉时期，“穿耳”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女性专有的妆饰行为。当时“穿耳”的习俗是:皇后、殡妃、命妇皆不穿耳，而士庶女子则须穿耳，穿耳与否，在当时是区分贵贱的标志。从前文所引《释文·释首饰》对琪挡的解释中所包含的轻蔑之态，可以看出此时的“穿耳”真正演变成为了后世所说的“贱者之事”，比起西周对于“穿耳”的态度，更加被排斥在了上层阶级之外。而与奴隶社会的夏商时期，贵族盛行“穿耳”之风相比，意义显然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秦汉开始，穿耳戴耳饰成为了一种封建社会女性的珠玉枷锁，是女性地位低下的侧续见。

作为封建社会开始的两个朝代，性别制度已经十分牢固，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尤其是下层阶级的女性，地位更加卑贱。秦代在周礼的基础上，更加增重了礼法。秦始皇重视贞节，几次刻石头都曾提及。泰山刻石有云: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也就是说，秦朝开始，女性已经完全被排斥在公事或者政事之外，妇道成为女性生存标准。汉代，由于“罢黝百家，独尊儒术”，是封建丰哪形成的重要时期，儒学对于女性平哪陀常更加重视。其中最为代表的体现便是刘向的《烈女传》和班昭所作《女诫》。尤其是《女诫》，更是封建社会女训书的典范，全书七章系统池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伦理道德。

但是，在秦汉时期，女性地位的低下又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上层阶级女性在很多方面又有着相对的特权。最为著名的例子便是才女蔡文姬，其最初为卫仲道妻，卫死后在与平之乱中被匈奴掳走嫁给左贤王为妾并生有二子，后又被曹操赎回再嫁给董祀。蔡文姬一生三嫁却并未遭到社会贱视，而且最后与董祀十分恩爱。可见，当时的贞节观念其实还未到达后世封建社会的严苛程度，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从宽泛到严格的过渡阶段。而这种宽泛却大致又仅仅只是存在于上层女性之中。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秦汉时期，“穿耳”只盛行于士庶女子之中，而贵族妇女皆不穿耳的原因了。

3.“穿耳”的没落与女性地位的回归

“穿耳”习俗自秦汉之后，反反复复。如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的贵族妇女不见穿耳戴耳饰，但是在乐府诗《日出东南隅行》中“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头上楼堕譬，耳中明月珠”却表现出了“穿耳”习俗。这大概与当时人们对“穿耳”的看法有所转变有关。《三国志》“母之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聆仁?”就是这种缓和的体现。此外，魏晋南北朝朝时，汉风和胡风渗人明显，也是“穿耳”得以存在的原因。但总体上，“穿耳”在这几个朝代确实是呈没落之势。这大致与魏晋至隋朝之间，因为战争连连，礼制较为松散，对女性的栓桔有缓和之态。

而“穿耳”真正没落则是在唐朝。从现存的唐朝敦煌壁画中，女性皆不穿耳。在当时，几乎只有娟妓名伶穿耳戴耳饰。在唐朝，从很多记载中可以看出，“穿耳”是被视为一种异俗的，如诗篇《全唐诗》中的《昆仑儿》“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蛮中》及“铜柱南边毒草春，行人几日到金麟。玉镶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都是描述的少数民族的穿耳戴耳饰的习俗。唐代废止“穿耳”，大致与思想开放，不甘受旧的礼教约束有关。

在唐代，女性地位较之前确实有很大的提高。不仅在服饰上有所体现，女性甚至从“男外女内”走出来，女性不再局限于妻媳这种角色之中，有不少女性开始参与到公事政事之中。《唐律》中对官品封号的妇女犯罪中说道“若不因夫、子，别加邑号者，同封爵之例。”意思是说如果妇女的品位并不因丈夫，儿子取得，而是另外加封邑号的，就同男子享有封爵的待遇一样庇荫亲属。据此可以看出，唐代女性可以做官加品。此外，唐代的贞节观念也趋于淡薄。据记载，仅公主再嫁者就高达二十三人。如果说公主再嫁是因为其势位，那么韩愈之女再嫁的例子则充分说明了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女子再嫁。在《唐律》中关于离婚的条件也有明文规定，其中就包括了女子可以请离即请求离婚的条件。

自此可以看出，“穿耳”的没落，在唐代是与女子地位的回归有着必不可分的关系的。

4.“穿耳”的全面盛行与女性地位的彻底沦陷

晚唐开始，“穿耳”习俗又渐渐复苏，五代十国时，大概是受少数民族影响，“穿耳”比较盛行。而根据宋代之后出土的大量耳饰及其文献记载，“穿耳”自宋代之后广泛盛行。宋代开始，上至皇后殡妃，下至普通民女都要穿耳。宋代穿耳戴耳饰的盛行程度，从《武林旧事》卷二“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细坠饵，往往得之。亦东都遗风也”可以看出，而《宋史·舆服志五》“非命妇之家，毋得以真珠装缀首饰、衣服，及项珠、缨络、耳坠、头须(下有个巾)、抹子之类。”明清之盛则更无须赘述，只要从《金瓶梅词话》及《红楼梦》等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女性装扮中就可以看出“穿耳”之盛。

而与此相应的是，宋代女性地位的一落千丈。宋代是中国学术思想以至风俗制度的一个转变时代，由于礼教的提升，宋代的妇女地位再次陷人了水深火热之中。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缠足”这种对女性压迫的封建毒瘤。“缠足”起源众说纷纭，但是在宋朝盛行却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可见宋代妇女被礼教束缚的程度。宋代还有女子禁步风俗，按儒家礼仪规定，妇女笑不得露齿，行不得露足。此外，对于女性贞节的观念在宋朝也开始严苛。当然，从表面上看，宋代女性地位的低下又是相对的。在当时，随着商品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发展，青楼林立，瓦舍勾栏遍地，越来越多的妇女走上社会，从事包括一般市民在内为服务对象的文化娱乐业。此外，宋代是大夫阶层押妓蓄姬妾成风，宋代一些地区甚至出现过不重生男重生女的现象。但这种重女轻男实则是建立在将女性作为商品，为其家庭带来经济利益基础上的，文天祥有诗云“京人薄生男，生女即不贫。东家从王侯，西家侍公卿。”超级秘书网

如果说宋朝女子地位跌落，还尚有一定余地，那么到了明清时代，封建女性地剑更是完全沦陷。从宋代后期开始，由于提倡封建伦理纲常，强调闺范礼教，到明代，女性地位渐渐跌人力劫不复的深渊。这可以从流传下来的大量女诫书看出，无论是明仁孝文皇后所作的《内训》，还是广为流传的《女儿经》，以及清朝《妇女必读书》等等，无一不是对女性压制的体现。如《女儿经》中“父母骂，莫做声，哥嫂前，请教训…出嫁后，公姑敬……夫君话，京御项应”等。可以看出，当时，女性几乎完全没有了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

“穿耳”在宋代之后的全面盛行，正是折射出了这几个封建时期女性地位的彻底沦陷。

第2篇：女性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女性;文化工作者;职业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8-0270-02

2014年是赵清阁女士的百年诞辰。在2014年出版的《河南新闻出版年鉴》中，赵清阁作为的名字作为河南新闻出版界的知名人物中为数不多的女性赫然在列。词典上的介绍是：“著名女作家、编辑家、画家”①。她长期活跃在新闻出版界一线，曾担任多份报刊的主编，并与洪深、老舍、邓颖超等知名人士过从甚密。

一、家庭背景与时代背景

赵青阁于1914年出生在河南信阳，其祖父为当地学官，早年母丧，寄养在身为前清进士舅舅家中，有比较深厚的学养。初中毕业时因反对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在开封艺术高中半工半读，学习音乐和绘画。就读期间曾向《河南民报》、黄心勉夫妇主办的《女子月刊》投稿，并在平民小学执教。②

1933年，她考入上海美专，就读期间任天一公司电影编辑、参演校园剧、撰写小说，并在此期间结识洪深、欧阳予倩等进步电影、戏剧家与鲁迅先生。毕业后，回家乡短暂任教，因发表揭露性文章入狱半年，经师友营救重返上海，进入女子书店任总编辑，自此正式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化工作。

二、早年职业选择

根据赵青阁文艺生涯年谱记载，在职业生涯初期，赵青阁从事的工作大多是“为稻粱谋”。比如求学期间在河南救济院贫民小学执教、为姚明达夫妇主持的《女子月刊》撰稿，都有补贴学费的成分。毕业后也曾短暂（两个月）任职于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但这些工作都没有持续太久。

与求学期间的辗转谋生形成鲜明对比，赵青阁出于个人兴趣和社会责任感所选择的文艺创作工作贯穿了她的一生。根据赵青阁自己回忆，“基于对黑暗现实生活的不满”是驱使她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所写诗文，不只抒发个人感悟，也有裸抨击旧社会黑暗，抨击封建罪恶的。”

1936年8月，赵青阁加入南京中电制片厂，抗战又后转战后方从事“文艺抗敌”工作，同时从事小说、散文、戏剧创作。她认为，“文艺的各部门无论新的或是旧的形式，只要有益于抗战，都可以利用”。抗战期间，赵青阁除了撰写《女杰》、《生死恋》等抗战剧，还与老舍合作了教育题材的《桃李春风》、改编剧本《红楼梦》。赵从事的其它主要工作有：编辑抗战刊物《弹花文艺月刊》、出版理论专著《抗战戏剧概论》、《编剧方法论》、在戏剧培训班执教编剧法。这些工作，都是围绕着写作工作展开的。此外，在开封沦陷前后，赵接到《郑州日报》记者聘书，因体弱未去。

抗战结束后，赵青阁从后方返回上海，先是主持《神州日报》副刊，后又经戏剧家洪深推荐，进入上海戏剧专科学校，自此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其间因为白色恐怖，生活变得动荡，但从不辍笔。这种状况持续到全国解放。

三、中年职业选择

解放后，赵青阁留在大陆从事电影剧本创作，陆续写出了《几番风雨》、《蝶恋花》、《女儿春》。1951年进入国营联合电影厂，任艺术处干部，后被安排在资料室工作四年，在此期间，她利用业余期间整理和改写了一些古典作品和民间传说。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6年。直到许广平到上海视察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她才在电影厂重返创作岗位，1957年到1962年，赵青阁创作了剧本《向阳花开》、《林巧稚大夫》、以及一些由古典作品改编的小说。

1962年至1964年，赵青阁患肝炎，卧病许久，1966年至1972年又患脑血栓，偏瘫数年。十余年间，她的文艺创作几乎中断，仅在1964年有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话剧《鬼域花殃》问世。在这一阶段，赵青阁的职业选择显得比较被动，主要受到健康状况和政治局势的影响。

四、晚年的职业选择

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赵青阁并不寂寞。她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却“兴了文事，废了画事”，久病初愈后，就开始绘画自娱，并参加一些专业活动。她向上海市博物馆捐献画作，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被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与茅盾、邓颖超、谢冰莹等老朋友恢复了联系，并以七十一岁高龄入了党。

赵青阁在日记里写，“演员要死在舞台上，作家应死在书桌上。”粉碎后，她撰写了大量文章。有追忆老友、记述日常的散文，也有小说、杂文面世。与此同时，她的旧作也得以再版。老友凋零，健康欠佳，赵青阁逐渐淡出写作，但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文学生涯应当结束了，建国前的作品都完成了历史使命，可以付之一炬了，今后我将轻松地在晚下的光辉里，养息身心，安度余年。”

以上就是赵青阁的职业经历。总结她的每一次职业选择不难发现，她是一个有才并且敢为有为的女性。她选择职业所考虑的因素一是能否对社会有益，二是个人兴趣和身体条件，经济状况在早年也是一个次要因素。至于工作稳定性、专业对口，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除了以上的主观因素，还两点客观因素尤为引人注目。第一点是广泛的社会交往带来的新契机，第二点是政治因素带来的变动。下文重点考察这两点。

五、广泛的社会交往

田汉曾在1940年盛赞赵青阁“从来燕赵多奇女，清阁翩翩似健男。侧帽更无脂粉气，倾杯能作甲兵谈。”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性格，使她在职业生涯中，不断得到师友的帮助和指引。1935年，她触怒政府被捕入狱，却被师友保释出狱并担任女子书店总编辑;1942年，她迁居重庆，情绪低落，受冰心鼓励开始研究改编《红楼梦》;1943年，她与老舍合作四幕话剧《桃李春风》;1945年疾病缠身，生活困难，王莹赠她金项链解燃眉之急;1947年，她经洪深推荐，进入上海戏专;1956年，又在许广平的帮助下重返编剧岗位，在赵青阁年谱中，也记述大量回顾与文化界人士交往的细节，其中不乏温馨感人的真挚情感。可以说，赵青阁的职业发展，既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也离不开师友的坦诚相待。

但是，合作关系会起负面作用。这种负面作用体现在她和老舍的关系之中。戏剧家杜宣曾议论“看到赵清阁的结局，大受刺激。独身可以，但不要因为一个男人。好的女子一定要有好的感情呵护着，不能给予她们这种保障的男人，不配去接近她们。”③这里的一个男人，指的就是老舍。赵青阁在重庆与老舍合作剧本桃李春风，感情深厚，但当老舍的妻子胡e青带着三个孩子辗转到了重庆后，赵青阁选择离场。可见，在男女合作伙伴各自年富力强的时候，异性之间的工作合作，尺度并不容易把握。这对工作有时候是正面的促进，也很有可能是负面的。赵青阁临终之前，将老舍给她的七十多封书信付之一炬。

六、政治带来的变动

文化工作不同于其它行业，它天然具有某些附属性，因而也更容易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信念显得至关重要。

赵青阁自从入行，便受到政治压力，几次中断工作，除了健康原因外，均与政治有关。1935年，她因为针砭时弊的杂文被抄家;1936年，她因为在女子月刊上发表左派作家文章被解雇，同年创办《妇女文化》杂志，因不愿与机关合作出版而停刊;1940年，她任教育部特别编辑，却拒绝加入受到批评而辞职，乃至1981年，《文学报》创刊，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赵青阁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判断。

七、结语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年。社会环境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社会文化对女性的歧视一直存在，缺少机遇，缺少支持系统，女性往往难以获得和男性平等的机会。在编辑记者职业中，这种倾向尤为明显。“……这既体现在以男性为逻辑的市场化所带来的不公正的就业合同与薪酬制度、女性和工会组织的式微等方面，更体现在日常的性别化编辑部文化中。”④

本文围绕赵青阁这样一个文化界的杰出女性，以时间为线索，考察了看她的工作经历，也重点关注了她的合作关系、工作变动，分析了影响她职业选择的主客观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兴趣、健康、社会责任、社会关系和政治影响。而关注社会、专注创作的工作态度，广阔的社会交往、坚韧独立的个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作风，是赵青阁能够坚持理想的重要基石。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工作合作，则为她带来了伟大友谊和终身遗憾。

赵青阁的案例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虽然社会现实对女性有多重限制（这种限制在赵青阁身上主要既表现在原生家庭上的），但是自我道路选择也异常关键。随着成绩积累，赵青阁的职业生涯后期，已经看不到太多源自性别的限制因素。这可以得到一个推测性的结论：女界精英寥寥，不仅源于社会压力，更来自于女性的自我设限。这也说明，女性文艺工作者通过自身努力，也能够和男性一样，通过社会工作实现自身价值。

由于资料和精力的限制，本文还有很多缺陷。首先是研究方法单一，其次是有许多话题未能深入探讨。如：

1.工作成就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2.工作地点与工作成就的关系;

3.赵青阁的个人情感与政治思想变迁，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深入。

“使那些后来的女性的道路宽松一些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⑤。望本文够激励热爱文化事业的女性，以兴趣和社会责任为指引，努力突破现实的局限，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河南新闻出版年鉴编委会.河南新闻出版年鉴2013[M].河南：郑州大学出版社，2014：468.

②除特殊标注，本文参考资料均来源于高天星等所著《赵青阁文艺生涯年谱》，《赵青阁文艺生涯年谱（续）》.

③商羊.怀念一个人和他的女朋友们[A].杜宣纪念集[C].中国会议，2014.

④王海燕.对媒体商业化环境下“新闻业女性化”的质疑[J].新闻记者，2012（12）.

⑤美国女物理学家耶洛（Rosalyn Yalow）在1977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后的演讲.

参考文献：

[1]陆建民.高学历女性职业发展中被放大的性别负效应及寻策研究――以上海的系列调查为例[J].中国妇运，2011（03）.

第3篇：女性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 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李大钊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第4篇：女性文化论文范文

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演变过程：从自我女性主体意识的发现，到主张“教育救国”，受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影响，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探寻妇女群体解放道路。从这一过程不难看出，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与她生活的湖湘大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使命意识、务实致用的实践品格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向警予的妇女解放理论和实践上，打下了明显的精神烙印。

一、心忧天下：“以社会人群全体的幸福做个目标”

心忧天下，对国家和民族命运有着强烈的使命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精神内容，这一传统一直在湖湘文化中得到传承。《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激荡在湘人心中，南宋胡安国、胡宏、张虻热嗽谏胶悠扑橹际，毅然投笔从戎抗金御侮，谱写了“长沙之陷，死者十九”的爱国壮举。王夫之早年举兵抗清，兵败后遁迹乡里，终生不蓄发，以表誓不降清之志，并毕生潜心治史治学，只为探讨重振汉民族的途径。面对鸦片战争后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民族危机，魏源表示了极大关注和忧虑，他在《〈海国图志〉序》中写道：“愤与患，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谭嗣同在甲午惨败后，痛心疾首地说：“使天下大局破裂至此、割心沉痛，如何可言！”[1]在戊戌维新失败后毅然选择就义。湖湘文化的心忧天下的使命意识对湖南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影响颇深。读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后，少年深有感触。他后来回忆说：“读了这些史实，觉得祖国的将来，非常可忧，我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个人的天职。[2]

向警予一直是成长在优秀的湖湘文化之中的。辛亥革命后的湖南有着浓郁的“指划天下，物议朝野”的文化氛围。当时长沙中学里有一批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教师，如朱剑凡、杨昌济、徐特立、李肖耽和方维夏等。向警予在年少求学阶段，就受到思想进步、倡导新学的老师的影响。她关心时事政局，痛感当时“国家陵夷、学绝道丧”“民风奄奄”“人存心亡”，为国家的衰败、人民的痛苦而焦虑。在向警予遗存的学生时代的作文、日记、书信中，多处载有“勿忘国耻”字样。她引用《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等语，勉励自己与同窗。向警予自信：“异日者又恶知夫湖南之果不为中国之普鲁士”。[3]而后来她与、蔡和森、蔡畅等人交往，加入了进步的湖南青年群体新民学会长期与良师益友的相处，时时聆听教诲，“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迈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去。湖湘文化已深深浸润了向警予的心田，并成为她后来从事一切妇女解放活动的思想基础。

受教育救国主张影响，向警予最初将教育作为争取妇女解放的突破口。“妇女救国救己，都要从教育始”，“教育是提高女子学识能力催促社会文化进步的唯一妙法”。[4]没有教育，女子就不可能觉醒。在周南学习期间，向警予就开始注意考察社会教育的状况，下定决心日后从事女子教育事业，以唤起女子的觉醒、探求妇女解放的途径为己任。1911年她与蒋胜眉、许友莲、翦万容、唐畹芬、胡善伦、余紫敏等女同学结成七姊妹团体，并且创作了《七姊妹誓词》，其中有言：“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之目的。”[5]不难看出女子、教育和国家这三者已被紧密联系在一起。

1916年夏，从周南女校毕业后，抱着“铸造适应于现时社会之人”的理想，向警予回到家乡接办淑浦女校，这是向警予向封建势力挑战的一次重要实践，也是向警予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开端。办学3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淑浦女校毕业的学生很多都升学于长沙、桃源两地的女子师范。向警予在办溆浦女校期间，以各种形式在学生中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宣传“堂堂中华，常受人欺，昂昂七尺，将为奴隶，安乐茶饭，恐难久吃，稍明时事，谁不忧惕”，[6]忧患意识跃然可见。

前后，对于妇女解放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建议。对于妇女解放的道路，向警予也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最初的“以教育求解放”思想和实践遭到挫折。1920年，向警予远渡重洋寻找真理。在赴法前夕，向警予在给陶毅的信中就提出，要把全国二分之一的黑暗女子从十八重地狱里提，但是正确道路是什么呢？

1920年5月28日，向警予写了《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提出“我们的女子解放改造观并不止专射于一部分中国女子的身上，不过，我们是中国人，应把中国女子的解放改造做个出发点。如果我国女子已进解放之域，即当进而谋世界女子的解放，同时为人类的大解放，此即所谓世界改造。”[7]她提出妇女解放问题是社会改造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的女子解放不是在代议制和寄生的遗产制中求得一个地位，也不是求得女子经济独立有一个好职业，更不是求得一个快乐的小家庭，而是应该在社会根本改造中，“以社会人群全体的幸福做个目标”，[8]这才是妇女运动的方向，才有价值。在这里，她把妇女鲜放与人类的解放，中国女子的解放改造与世界女子的解放改造连在一起，给我国当时妇女运动灌输了崭新的思想，从而突破了当时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藩篱。

1921年，向警予联络其他女生共12人组成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并发出致国内女界的公开信，指出“女子问题为社会主要问题之一，女子运动为社会主要运动之一”。[9]这一活动，说明向警予彻底抛弃了“教育求解放”的幻想，把教育改革同社会制度的改变、同整个社会的改造联系起来了。

在留学法国期间，向警予深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对妇女解放有了全新的认识。新民学会在蒙达尼会议之后，会员成员之间因思想上的分歧出现分化，最终向警予坚定地选择站在蔡和森和一起，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她毅然摒弃了之前的女权观念，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理解和解决中国的妇女问题，不同凡响地把妇女解放同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并从中华民族解放和整个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着眼，探求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

向警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2年当选为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她从一名激进的五四式的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阶级的方法分析中国的妇女问题，并且最终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引入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中，这不仅出于对个人理想人生的追求，更是对于广大妇女悲惨遭遇的同情和心忧天下的责任感。向警予自动成为广大妇女的代言人，将妇女问题视为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她的妇女解放思想突破了以来国内女权运动多关注女性个体意识觉醒的局限，将之上升到推动整体女性乃至全体国民意识觉醒的高度上来，充分彰显了湖湘英杰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结合在一起的开阔视野，以及担当天下的宽广胸怀。

二、求实致用：“政治革命是女性解放的前提”

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崇尚实学、提倡力行是湖湘文化的突出特点。从胡宏、张虻热舜戳⒑湘学派起，就十分留心经济之学，不尚空谈，注重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胡宏坚决反对空洞的心性之学，而把治学的立足点放在为现实服务上。张蚯康餍惺侵的来源，主张培育能“传道济民”的人才。王夫之则提出：“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10]陶澍主张“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的学风，[11]并兴修水利、创办海运、推广双季稻，都能从实际出发，否定陈规。魏源认为：“苟能满腹经纶却不能经世治国，则所学何益”、“经学若不能引向现实，对实际人生有所匡正，则不过是竖儒的章句之学，于世无补。”[12]曾国藩提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此四者缺一不可”;[13]主张“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14]强调学术要面对现实，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青年曾对王船山和曾国藩等湖湘先哲们经世致用的学风颇为崇拜。1918年4月，和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就以“真心实学，实意做事”作为入会宗旨。为了真正了解社会，、蔡和森等人曾利用假期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称之为“读无字书”。新民学会活动后期，随着蔡和森、等新民学会的发起人加入到中国共产党，出现从追求精神独立转向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明显倾向。他们强调调查研究，一切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并终于找到了解放中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同时不盲从，不生搬硬套，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

向警予成长的年代正是湖南革命斗争如火如荼、革命志士人才辈出、湖湘文化包括湖湘女性文化发出灼灼光辉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湖南这块热土上曾活跃着毛芷香、刘惠芳、周福贞、秋瑾等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牺牲的女英烈。而唐群英、陈撷芬、张汉英等湖湘杰出女性关于我国妇女解放特别是湖南妇女解放运动的言论，以及男性革命家等人的妇女思想，都对向警予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向警予与同时代的、蔡和森、蔡畅等交往密切，并加入和蔡和森等创办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一起研究学问，交流心得，探寻真理。湖湘文化“不尚空谈、勇于实践”的实学之风对她必然造成影响。在向警予的身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湖湘文化“求实”精神传统的印记。

向警予认为，研究妇女问题，“首宜认清时代，次宜认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再次，宜认清今日社会急切的需要”。[15]五四时期的中国，妇女解放的有关学说相当活跃且庞杂，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建议。对于妇女解放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向警予亦有一个摸索过程。最后她之所以毅然摒弃了改良主义，而选择政治革命一途，与她通过领导妇女运动的实践，加深了对中国当时的社会形势、对女性问题与政治革命之间密切联系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向警予领导的妇女运动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由于妇女部长的特殊身份和工作需要，向警予与广大劳动妇女特别是工厂女工的关系最为密切，她对中国妇女生活状况、妇女要求解放的决心，以及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派别的妇女运动情况了解得越来越透彻。这为她提出关于“政治革命是女性解放的前提”等重要观点，提供了充分的现实依据。

向警予认真分析了当时具体的国情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世界形势，认为中国已经是列强的一个殖民地，“北京军阀政府不过是东交民巷太上政府代管中国的机械”，“外国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狼狈为奸，早把光明灿烂的中国完全变成兵匪的世界”，[16]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妇女的生存境况：身受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封建残余三重压迫，处于一个既无民权又无人权的窘迫困境。“摧残女权的恶制度、恶势力，就是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帝国主义和军阀总是民权的死敌。民权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所以我们要争回女权只有在普遍的民权运动里面去争。”“我们的权到哪里去了？直截了当地说，完完全全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手里，所以我们要争女权也只有到军阀和帝国主义手里去争。”[17]国民革命运动变得不可避免，国人只有首先将国权和民权收回，才谈得上女权。在此基础上，向警予指出：中国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就是实行政治革命，时至今日，社会需要再没有比革命改造还急切的，若“政治问题不解决，妇女问题也永远不能解决”。[18]

20世纪初，西方的女权主义进入中国之后与其他社会思潮交织在一起，妇女解放运动一度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向警予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曾研究、探讨各种学说、思想，但从不盲从。她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分析，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妇女参政运动明确表明了她反对的立场。她认为，资产阶级妇女们以为“几十个人开开会、打打电报，上封书”就尽了女权运动的责任，而“对于受旧礼教高压――家庭社会高压――无处逃生、以病以死的妇女们，毫无实力的援助，甚至视如秦越，恬不加意”，“对于真正的政治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为完成女权及参政运动之先决条件的，他们反没有勇气参加;对于为女权及女子参政障碍的军阀政治――全国觉悟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喊打的――反而俯首将顺，妄想委曲求全”[19]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是在不进行革命，即不改变旧制度条件下谋求妇女的解放，将妇女运动孤立于社会革命之外，这势必导致妇女运动如昙花一现般，资产阶级妇女参政运动的组织者们没有深刻领悟到中国当时的政治现实。在没有人民政治的国家，妄图用小规模的参政运动来实现彻底的女性解放，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向警予明确指出了资产阶级妇女参政运动者的错误认识及其失败的问题根源，及时把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引导到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道路上来。妇女解放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合，广大妇女集合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获得了历史性突破，开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新局面。

向警予本身又是一名出色的宣传家。她深入到各阶层妇女中演讲、交流、发放小册子，组织创办女性刊物，亲自撰写文章发表，揭露女性问题，在《妇女日报》、《前锋》和《妇女杂志》等报刊杂志上进行妇女解放思想宣传。此外，她还深入妇女运动的第一线，为劳动妇女办夜校，组织罢工运动。据杨之华回忆：她（向警予）也是最早到女工群众中去实际工作的。[20]这些具体的工作使向警予的妇女解放理论得到全面实践。

向警予无论在发动组织女工罢工的实践上，还是在阐述劳动妇女问题的理论上，都表现出作为近代湖湘革命家鲜明的“求实致用”的实践品格。由于向警予的卓有成效的思想领导和实践发动组织，广大劳动妇女的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从而“建立起中国真正的妇女运动”。

三、民本思想：“劳动妇女是妇女解放的主力军”

在近代湖湘文化中，民本思想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把民心的好恶、向背看成是政治统治兴衰存亡的根本。胡宏认为：“国之有民，犹人之有腹心也;国之有兵，犹身之有手足也。手足虽病，心能保之;心腹苟病矣，四肢何有焉？”[21]张蚩隙ㄈ嗣穸跃主治国的重要性：“固国以得民为本”，“济大事必以人心为本”[22]。王夫之强调人君必须坚持重民思想，认为君民的关系是“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23]魏源充分肯定了民众的力量和智慧，他说：“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24]曾国藩曾以《备陈民间疾苦疏》上奏咸丰帝，奏疏的开篇即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25]提醒君王注意民心的重要性。谭嗣同亦认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26]

湖湘文化的这种“民本”思想通过多种途径，尤其通过杨昌济等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认识到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等文中，写到：“什么力量最强？民众的力量最强。”而新民学会会员最终“从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深层逻辑首先是与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认识相关的，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圣贤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换。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肯定，必然导致他们对创造物质生活本身的人民群众吃饭问题的重视，进一步的逻辑必然要求新民学会这些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民众历史主体地位的认识，深入底层民众的生活世界，完成辛亥革命先行者没有完成的与民众结合的历史任务”。[27]从而开启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

青年向警予读《项羽本纪・跋语》，看到项羽未做帝王，太史公“矜其才惜其未成”，把他列入了“本纪”，认为项羽失于暴政，太史公没有看到“彼其囊聚天下，以人民为刍狗”，实在可惜。她认为只有“力反前弊，重申生民立君之大义”，才是真正的英雄。[28]据此，向警予已认识到国家的主体是人民，所谓英雄是维护人民利益的人。而后来她与蔡和森、蔡畅他们的密切交往，并成为新民学会的会员，更是坚定了她对“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认识。而这一认识，成为向警予提出“劳动妇女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主力军’”这一观点的有力的思想基础，这一观点有效地解决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动力问题，赋予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以广泛的群众性，使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当时社会上繁杂的妇女运动思想中，颇具独创性的是，向警予高度评价了劳动妇女在妇女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主张知识妇女必须到劳动妇女中去。《中国最近妇女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基础》等文章，集中反映了向警予在这方面的论述。在《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中，她首次提出妇女运动要依靠最广大的劳动妇女，最早提出了“劳动妇女主力军问题”。她以饱满的热情讴歌劳动妇女，指出：“劳动妇女最有力量，最有奋斗革命的精神。”1922年上海丝厂女工同盟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她们的斗争是“中国劳动妇女运动的开端”，她们是妇女运动的“主力军”。[29]

在领导女工运动的过程中，向警予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劳动妇女才是妇女解放运动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她在《妇女运动的基础》一文中明确指出，“只有女工们要求解放最为迫切，也只有女工们富有解放的精神与魄力”。她对我国近代无产阶级妇女队伍的形成原因和她们所处的经济地位、特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她们具有强烈的革命性、顽强的斗争性和高度的团结性。她分析到：“劳动妇女寒苦的家庭已丧失了父与夫的靠山，环境逼着她们跳出经济的附属地位而与无产的男子一样卖力地经营独立的生活。她们是妇女中的大多数，她们的生活最痛苦，在客观条件上要求解放也最迫切，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此外，女工们还天然的易于组织和战斗，因为大工业的发展把她们都成千整万的聚在一块，女工们为了争自由争生存，常常集合在一起以罢工的手段与资本家作战，即使忍饥挨饿甚至牺牲工钱也在所不惜。因此，她们的觉悟与实力也就超出于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正是由于工厂女工的这种特殊地位和特殊素质，在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中，贫苦女工才是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这便最早地提到了妇女运动的主力军问题。她评价道：“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队伍，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国外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30]

她指出，“从民国纪元以来，吹吹打打做了十余年”的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会失败，就是因为不注意发动下层劳动妇女，害怕劳动妇女知识浅薄，衣服破烂，玷污了她们美丽的阵容而拒绝劳动妇女参加她们的队伍。女权运动脱离广大劳动妇女，从未有过千人以上的运动，力量始终非常软弱，是不可能实现妇女解放的。[31]向警予说：“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32]

杨之华回忆说：“她曾在1924年的文章和谈话中指示我们说：‘我们眼看成千累万的劳苦民众受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的生活像牛马，我们要为这些牛马谋解放，参加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我们女子应该有自救的决心，不做旧社会的奴隶’，‘我们的工作要从下层贫苦民众去着手，我们不但不应该效法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只求个人的地位与权利，而且我们应当领导群众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33]由此可见，向警予在领导妇女运动的实践中对下层劳动妇女的充分重视。她亲自带领妇女部的同志深入工厂，与女工打成一片，帮女工解决各种困难;筹办平民女校，帮助女工学习文化;组织以劳动妇女为主力，团结各界妇女的“妇女解放协会”;有效组织和领导了女工的罢工斗争：如1924年6月上海上万名丝厂女工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和同年9月爆发的南洋烟厂7000人的大罢工。

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与她生活的湖湘大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湖湘文化精神对她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向警予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结合起来的先行者之一，她把早期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融为一体，有效地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将妇女解放运动带入了一个新的篇章。

注释：

[1] 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M].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8页.

[2] 李锐.早期的革命活动[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 唐振南.论向警予的成长道路[J].怀化师专学报，1996（02）.

[4] 向警予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5] 向警予著，戴续恭、姚维斗编.向警予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6] 戴绪恭.向警予传[M].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7]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怀化市委编.向警予纪念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6页.

[8]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怀化市委编.向警予纪念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0页.

[9] 向警予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10] 王船山.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士文伯论日食篇[M].岳麓书社，1993版（见《船山全书》五）.

[11] 陶澍集（下册），[M].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99页.

[12] 朱汉民.湖湘学术与文化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244页.

[13] 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40页.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4页.

[15] 戴绪恭.向警予传[M].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16] 向警予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36页.

[17]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怀化市委编.向警予纪念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18] 向警予.上海女权运动今后应注意的三件事.向警予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

[19]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工运史料[M].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

[20] 刘茂舒主编.向警予传记・纪念与回忆・论述・资料[M].武汉出版社，1995年1版，第199页，200页.

[21] 胡宏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22] 张蛉集[M].吉林：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第668页.

[23] 船山全书（第一册）[M].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896页.

[24] 魏源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页.

[25]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9页.

[26] 谭嗣同全集[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54年版，第339页.

[27] 杨晓伟.从道德理想主义到政治现实主义――新民学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中的个案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2，博士论文.

[28] 唐振南.论向警予的成长道路[J].怀化师专学报，1996（02）.

[29]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怀化市委编.向警予纪念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66页.

[30] 李静之著.中国妇女运动研究文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

[31] 向警予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32]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怀化市委编.向警予纪念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第5篇：女性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社会性别 儒家文化 妇女思想

作为在中国运行两千多年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部分，它既作为上层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也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行为准则。建构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社会性别制度规定了套“最合法”的两性行为模式。这套理论的推行对两性中的女性造成了心灵和身体上的双重创伤。了解女性在这些压迫中的根源，才能够为拜托这些压迫而进行努力的抗争。

一、社会性别理论的介绍

社会性别理论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中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天津开展的“妇女与发展”的研讨班，知道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召开后，社会性别理论才广泛被为人们所接受。

性别即是男女之间的差异，分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生理性别是与生俱来的，不因年龄、种族、财富、地域的影响而改变。而社会性别确是与生理性别是相对的，它是受后天的影响，经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男性与女性的差异。美国心理分析学家罗伯特·斯托勒（robertstoller）在1978年出版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中说：“人可以谈论男性或女性，也可以谈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而与解剖学或生理学无关；虽然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在现实中像是一回事，在日常生活中也密不可分地纠结在一起。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确认下列的事实，即这两个领域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并不一定像一对一的关系那样紧密相连，而是各自有其独立的内容。” 例如人们会认为男人应该有男人气概或者说男人味，女人应该有女人的气质。男人应该是刚强的有泪不轻弹的，女人应该是温柔软弱的。社会性别理论把两性的关系视为社会关系，通过分析两性的关系，可以发现社会关系形成的根源。

二、儒家文化对妇女思想禁锢的现状

儒家文化主张的仁政以治天下的思想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儒家文化当中也存在着影响我国妇女的思想的进步。造成了古代妇女地位的地下，形成男尊女卑的局面。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

战国末期，我国渐入封建社会，封建的礼教开始慢慢的形成，封建礼教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形成的，是统治阶级用来束缚广大人民思想的封建礼仪和伦理道德。。《周易》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三纲五常”的秩序由此而来，“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和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等关系的人伦行为准则。在这套伦理当中，性别因素是基本因素之一。“三从”最早见于《仪礼.丧服.子夏撰》“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夫，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 “四德”语出《周礼.天官》：“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从中可以发现其核心的内容就是男尊女悲的思想，女性要服从于男性的统治。

（二）孔子曰“唯女子难养与小人难养也”和“天尊地卑”与“阴阳和合”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进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矣，其终也已。” 孔子把女子与小人列为同一类人，走进这类人你都会不顺眼，远离这类人你还是会满腹怨言。在孔子的眼里，女性竟是如此的不堪入目，明显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周易》将男女比作天地乾坤：“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天地作为大自然的物质存在，本没有太大的尊卑含义。但是在儒家语境中，通过赋予天地不同的地位和价值观并将其与男女关系联系一起，从而构建了男尊女卑，天地之道，抬高了男性的地位，贬低了女性的地位。《汉书》称：“阳为尊阴为卑，卑者随尊，尊者兼卑，天地之道也。是以男虽贱，各为其家阳；女虽贵，犹为其国阴。故礼明三从之义，虽有文木之的，必系于子。” 实则是在“阴阳和合”的招牌下掩盖男女不平等的实质。

（三）男子休妻的“七出”之条

古代男子娶妻娶贤，可以千挑万选，可以休妻。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古代男子休妻的“七出”纸条。“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 丈夫可以因为妻子不顺从父母休掉，妻子不能生一儿半女的休掉，淫荡的休掉，身上有疾病的休掉，多嘴背后说别人坏话的休掉，偷窃东西的休掉。可见，妇女不得不顺从丈夫，小心翼翼的生存着，恐出半点纰漏。然而在古代妇女却不能无故离去，更有殉夫想象，这都体现了古代男尊女卑思想。

（四）妇女“缠足”为变态美

关于缠足的起始，起源于南唐，南唐后主李煜宠爱坹娘，坹娘能歌善舞，生得十分纤丽，后主“乃命作金莲，高六尺，饰以珍宝，网带璎珞，中作品色瑞莲，令坹娘以帛缠足，居上作新月状，着素袜行舞莲中，回旋有凌云之态。” 坹娘为追求一时的美而裹足，然而由于男子普遍把女子脚小视为一种美，缠足便由时尚变为一种社会风俗，由个别女子对时尚的追求变为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到了明清两代，对于女子缠足的陋习愈演愈烈。清初诗人李笠翁说：“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柔弱无骨，愈亲愈耐抚摩”，在潮州汕头一带，纳妾必须是小脚，才能做姨娘，否则只能做奴婢。缠足现象加强了对女性的精神和身体上的摧残，使其甘于被奴役的命运，《女儿经》上说“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足，恐她请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束缚”。

三、儒家文化对妇女思想禁锢产生的不良影响

在以儒家思想为首的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女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不管是精神还是肉体都是受到极为严重的摧残。女性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根本命运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被禁锢在家庭之中，禁锢在封建礼教的习俗和思想压迫之中。

（一）女性产生严重的自卑心理

由于生活环境的压迫，社会习俗的大力渲染，封建礼教中的以“三从四德”为核心的思想的灌输，女性慢慢的就接受了男尊女卑的思想。男性在外赚钱养家，有能力，有人格，有地位，而女性却在家照看小孩和父母及备酒食待宾客。女性开始接受妇女应当是柔弱的、无能的、无知识的，形成了一种以柔为美的心理。长久的积攒，女性就甘心沦为男性奴役而不吭声，甘为被弱，听凭男性的摆布，甚至充当男性压迫的工具。

（二）女子丧失独立的人格

在封建社会中，男子的地位是绝对肯定的，即使存在不平等，但是却视为是合法的不平等。男子休妻的“七出”之条，明显对女性地位造成了不平等。但是女子出嫁从夫，男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依靠。为何古代的女性对“七出”之条都不反抗呢？主要是她们在社会中缺乏独立的人格，她们顺从封建礼教的习俗，服从男性的统治。她们的一生都是依赖男性，取悦于男性，以男性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悲欢，以男性的是非善恶标准为自己取舍。女性为了捍卫自己的婚姻，不得不去遵守男子休妻的“七出”纸条，不得不压抑自己去遵从男性的需求。造成了女子在婚姻当中处于被动的、劣势的地位，不能拥有话语权。

（三）摧残女性的肉体

“缠足”是以男性为本体的男尊女卑的产物，将男尊女卑的思想推到了极致。 女性为了取悦于男性，不得不裹足，甚至男性娶妻都要以小脚为标准。这实在是严重的摧残女性的身体健康。缠足不仅是遵守习俗的，还是关系到婚姻的成败，甚至影响自己一生的命运。故古代女性不得不接受裹脚，不得不损害自己的身体去讨男人的欢心。故“露出马脚”这句成语就是根源于对小脚的崇拜。缠足使得妇女的脚受到严重的束缚，走路不方便，也增加了劳动的强度。更甚是遇到兵祸，小脚女性跑不快，又为了保住贞洁，不得不自杀保住名节。

四、解放妇女受儒家思想禁锢对当代女性思想的启示

（一）树立正确的社会性别意识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人人生而平等”，人和人之间的区别不应该是以尊卑为标准，更不应该是男尊女卑。男人和女人都是社会上存在的人，是平等的两个主题。消除儒家语境中的“男尊女卑”和“阴阳和合”之说，树立一个正确的男女自由平等的社会性别意识。男人能参与到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当中，女人也是可以像男人一样参与到实践活动中。在教育上，男人可以接受高等的教育，女人也应该一样平等的拥有知识的权利。作为占全国人口一半人数的女性，应该肩负起兴国的重任，否则就不能说这个社会是民主的。树立争取的社会性别意识，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加大宣传，把男女自由平等的意识慢慢的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内化为自己行为的标准。这样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平等社会的氛围。

（二）妇女保持经济独立

马克思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明了经济基础处于决定性位置。古代女性被圈禁在家庭里，因而缺少经济的独立的条件，为男尊女卑模式提供了建立的条件。当代女性只有走出家庭，拥有自己的工作，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不依赖于男性，才能够摆脱男性的控制。女性能够拥有自己的职业，就会有时间去寻思自己生存的价值。在工作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树立起强大的自信心。如此一来在保持了经济独立的同时，也消除了古代妇女依赖男性而产生的严重自卑心理。

（三）妇女保持独立的人格

个体的缺失是古代社会中的典型现象，女性不能作为个体而存在于这个社会中，必须在成立“家庭”之后，才有一个明确的身份。现代女性应该打破传统的以男人为自己全部依靠的局面，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在婚姻当中，自己能够自主的决定自己的幸福，打破传统父母操控的婚姻。女性要去除以男性的是非善恶为自己的行为取舍，要拥有自己的明辨是非观念。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作为一个群体的女性，在受到传统思想的约束时，要有自己的主见，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

第6篇：女性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罗可可宫廷贵族艺术女性化

18世纪的法国是启蒙运动的时代，由于国家对工商业与文化实行奖励政策，促使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文学艺术也随之蓬勃与兴盛。经历了男性理性时代的法国人开始渴望柔和暧昧的女性化情感，尤其是没落的封建贵族们，他们从路易十四时期的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之后，开始追求奢侈享乐的生活，崇尚轻浮华丽的艺术，罗可可艺术便应运而生，并且迅速成为法国乃至欧洲的主流艺术和社会风尚。

“罗可可”一词意为“贝壳工艺”，指用贝壳、石子等做假山，或以旋涡纹、花饰为主的装饰形象，后来引申为一种纤巧、华美、富丽的艺术风格。罗可可艺术强调浪漫情调，它从东方、中世纪和古罗马的装饰风格之中得到启发，还吸收了中国清代丝绸、瓷器、漆器等工艺所特有的精致细腻的纹样，以及镶金嵌银的装饰风格。罗可可艺术崇尚自然，多以贝壳、山石、花草作为装饰题材，用富于女性化象征的S形、C形或旋涡状曲线夸张地伸展和缠绵卷曲，因此优雅、柔媚、华丽与繁缛成为罗可可艺术的典型特性。如果巴洛克艺术是男性化艺术象征，那么罗可可艺术则是典型的女性化艺术。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不仅是罗可可艺术的保护人和倡导者，又是罗可可艺术的象征性人物，她引领了整个法国的艺术潮流，在她的推波助澜下，罗可可艺术成为压倒一切的艺术风尚，因此罗可可艺术又称“蓬巴杜风格”。

罗可可艺术风格几乎侵袭了宫廷贵族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在18世纪，罗可可趣味是随处可见的，贝壳、草茎和花朵是罗可可样式最常采用的装饰母题；即便是一件日用器皿，也能感到是罗可可时代的一个缩影。”①可以说，罗可可风格渗透到法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它不仅体现在绘画与建筑上，还涉及到音乐、文学等多个艺术领域。

罗可可建筑与室内装饰

罗可可建筑是在巴洛克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由巴洛克式的富丽堂皇、气魄宏伟的宫殿转变为优雅别致的别墅与私邸，而且还处处体现了女性化的安逸、亲切和舒适的装饰风格，如室内的柱子与楼梯修长而小巧；天花与墙面间以弧面婉转相连；房间的角落砌成柔和的圆形。罗可可式室内装饰总体倾向自然主义，它将草叶、贝壳、石子、蔷薇和棕榈作为装饰题材，不仅用在墙面和天花板上，还用在栏杆、窗台、壁炉、镜框、门窗等一系列装饰构件上。此外，还在室内张挂绸缎的幔帐和晶体玻璃吊灯，陈设瓷器古玩，以显示主人的豪华与高雅。罗可可建筑与室内装饰多采用娇嫩明快的色调和富有光泽的色彩，并且尽量避免强烈的对比，如墙面粉刷，多用白色、粉红色、嫩绿色、淡黄色等浅色调，线脚多用金色，使室内闪烁着迷人的光泽。由于在装饰上过于繁缛花

巧，罗可可建筑与室内装饰的格调显示出过浓的脂粉气。

罗可可家具

罗可可家具由其装饰形式的新思想出发，整个家具设计都由富有节奏感的曲线或曲面构成，可以说，女性化的柔美与纤巧的格调在罗可可家具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设计师从妩媚修长的女人体得到启发，创造出秀气、高雅、轻巧的家具，以芭蕾舞为原型的椅子腿最为典型。沙发靠背、扶手、画框大都采用细致典雅的雕花，椅背的顶梁有玲珑起伏的“C”形和“S”形的旋涡纹的精巧结合。罗可可家具在制作工艺上采用了青镀金、雕刻描金、线条着色，或镶嵌花线与雕刻相结合的装饰手法，讲究精致繁琐，这种富于想象力的细线纹饰使得家具显得愈加轻盈纤柔。所有这些致力于追求外形特点的家具，构成了罗可可风格时代的贵族们浮华绚丽的生活场景的不可缺少的元素。

罗可可绘画

“罗可可”以一种轻松优雅的风格使绘画彻底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教化思想，此时的艺术理想由雄伟转向了愉悦，享乐的世俗生活和欢愉的爱情是罗可可绘画的主题。特别是青年男女爱情的风流韵事成为广泛的题材，罗可可绘画讲求细腻入微的感官享受，甚至追求形象肉感和性感描写，即使是男人肖像也带有女性化的纤柔。画家华多以轻柔的笔触和淡雅的色彩，在画面中渲染出一种如梦的境界，以此来衬托动作优雅、绮罗遍身的男女们。这些男女们虽在远离尘世的仙境中野餐，谈情说爱，尽情地安逸享乐，然而甜美中却浸有淡淡的忧郁。正是这种“夕阳无限好”的意味，使华多避免了浅薄的思想而超越了其他罗可可画家。罗可可风格在布歇和弗拉戈纳尔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对感官之美真实大胆，富于情调效果的追求，成为了那个无忧无虑、奢华萎靡时代的诠释者。

罗可可服饰

罗可可时代是女人的时代，女性浪漫而华贵的服饰把那个时代渲染得无比精彩。突出妇女的体形美是罗可可女装最大的特点，罗可可女装流行内穿束身紧身胸衣，胸衣领口开口很低，并以褶裥、荷叶边和蕾丝花边装饰领口，以衬托女性丰满的胸部。受东方文化影响，女装裙子面料流行飘逸温软、高雅而精致的丝织物，内以鲸骨做撑架，这种裙撑越来越大，犹如盛开的花朵，裙撑外的多层衬裙要将外裙前摆卷起至后臀处打褶垂放，目的是为了使臀部更突出，腰肢更纤细。罗可可女装经常在局部饰有精巧的刺绣工艺、蝴蝶结、玫瑰花，再配上独特而夸张的假发和帽子，显尽了女人的华丽与娇柔。男子服饰没有领子，领口有一排长而密的扣子，将前襟去掉，就形成了日后的燕尾服，而颈前的蝴蝶结，就是今天的领结。

结语

风靡一时的罗可可风格随着蓬巴杜夫人的亡故逐渐被新古典主义取代。由于罗可可艺术一直被禁锢在高雅文化中，只为上流社会苍白、颓废、娇弱的思想生活服务，不免显得过于娇媚浮华，缺少了精神内涵的深刻性。但是，罗可可艺术夸张的手法和独特的表现形式则使它具有了超时代艺术生命力，甚至至今还为艺术家们提供着创作思路。

第7篇：女性文化论文范文

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的一些批评学界的学者将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翻译和引进到中国。针对我国当时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十分繁荣，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文学作品的批评文章数量多却因为没有理论体系支撑而发展进程缓慢的问题。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进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引进传播阶段和深化理解阶段。

（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进传播阶段

引进传播阶段主要是由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的，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就是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思潮通过我国的国外文学研究学者的翻译进入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界。可以说，1981年朱虹在其文章《<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中，首先将美国妇女文学引进中国。并于1983年出版《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书中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和理论知识进行翻译和介绍。中国由此真正意义上的感知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其理论。这一时期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章和书籍也随着理论的引进传入中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玛丽伊格尔顿编辑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该文章可以说是引领了中国读者对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了解和学习，纠正了当时因为社会思想层面误导下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想。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翻译出版之后，中国批评学界通过这部极具原创性、体系性的书籍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和研究，也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入中国后的一个标志性转折。接下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贝蒂费里丹的《女性的奥秘》、肖沃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和米利特的《性政治》等文章，为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带来了一股新的风潮，对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的几年间，中国的文学界逐渐加快了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和借鉴，这一时期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性文章大批量地引进至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和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等文章，将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作为一种批评范式，引进到中国，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产生和奠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深化理解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深化理解阶段的开始时间为1988年，这一时期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进和学习进入了一个系统化和专业化的阶段，国内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将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学习侧重在了对批评理论的学科性和操作性的学习和研究。当时的一些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许多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文章的介绍和评论性的文章，主要有《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这些文章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系统的研究，充分的丰富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一些学者也通过自身的理解和编译，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学术著作引进中国，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翻译著作，都将国外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新研究成果及研究动态进行研究和分析，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行反思，并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为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推陈革新的作用。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

二、性别诗学的萌芽以及发展

第8篇：女性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困境及原因思考

人所共知，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所以能在20世纪九十年代呈蓬勃之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大量引进了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中国自己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独立的女权运动，也没有独立的女性主义理论，包括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它很自然地要向“西”看，其在理论资源、理论框架、话语形式上都是对西方各种理论流派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双重借鉴。

一、困境之表现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女性主义批评传入中国已20多年。作为一种外来理论，它已在这片土壤中扎根，获得了合法的话语权并成为一门显学。然而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处境是尴尬的，始终处在不断陷落的困境当中。这种困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也是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具体批评中生搬硬套概念术语，缺乏理论深度，从而出现“理论预设”的毛病。很多的女性主义写作者在其文本中，不是从具体文本出发，而是主题先行，预先设定女性必然遭受男性压迫的历史处境，然后在这个意图之下，使文本成为了女性历史与文化宿命的佐证。然而事实上，从事理论研究和批评工作的人都清楚，理论本身旨在服务于具体的批评，但在女性主义批评中出现的却是用文本去应证理论的众多实例，从而使得人们对女性主义批评所赖以生存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产生了质疑。批评的概念先行直接带来了批评视点及方法的单一化，忽略了作品内部的复杂因素，导致批评“文学性”品格的缺失。

对这个问题看得最透彻的是崔卫平，她对那些以“主义”之名出现的批评表示怀疑：“尽管‘主义’号称自己对历史和现状的一种新的解释，是重新并真正客观地认识这个世界，但实际上往往是在它的认识活动开始之前，它就已经结束了这种认识：它的结论早已准备好，正是原先的那个前提、立场。他(她)们自己把它放进去又掏了出来。比如带着‘男人是压迫者，是削弱女人的力量’这种眼光去扫描历史与现实，所得出的结果不会比这更多，无非是再加上一些血迹斑斑的佐证，给人添油加醋的感觉。” 这是目前对女性主义批评之困境一针见血的文章。

第二个方面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批评在本土进程中逐渐丧失了对话性和兼容性。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展到全球，就在于它与西方文艺思潮中最富活力的结构主义、文学阐释学、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批评有着不同程度的融合。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却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忽略了理论的对话性，使得女性主义始终无法跨越学术的屏障，缺乏理论生机。由于批评阐释的简单化、机械化，本土女性主义批评往往难以获得作家的认同，很多作家甚至表现出抵制、拒绝的态度，这就使女性主义批评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批评与创作成为两套似乎毫不相干的话语系统，此种尴尬与困境，从李小江主编的《文学、艺术与性别》中大量的女作家与批评家的对话中可以得到印证。

第三个是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资源借鉴的问题，也就是大量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更关注西方资源，但对本土性别研究、资源的继承和挖掘十分缺乏，这就使“异域性”在与“本土化”对接、碰撞的过程中产生脱节，造成水土不服。 这亦是女性主义批评在本土化语境中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与困境。

二、困境之原因探究

造成当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面临的上述困境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对于其原因，大体可分为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由于理论上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任何一种批评之所以会陷入困境其原因主要还是来自理论本身。而对于理论上主要是横向移植西方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来说，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首先，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阶段性与多元性导致了中国批评家“译介”的不确定性和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差异性。理论上，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是一种纵向的历史过程，又是一种横向的理论过程。从纵向看，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初期阶段，主要是揭露文学实践中的‘厌女现象’，第二阶段，在于发现了女作家拥有一个她们自己的文学，其历史和主题的连贯性以及艺术的重要性一直被那些主宰我们文化的父权价值观所淹没着。而第三个发展阶段，不再只是要求人们承认妇女作品，而是号召从根本上思考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重新修正完全基于男性文学经历的有关阅读和写作的现存的理论假定。这是一个批判“建构”修正的三段式，而且每个阶段的重点不同。

从横向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是多个派别共存，并各有特点，如，作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阵营两大主力的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虽然都打着共同的女性主义旗帜，但在这面大旗下两者却是各行其道，她们在张扬女性特点的同时，对女性主义的内涵理解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次，理论自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是它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许多阐释模式中的一种，女性主义批评与它同时期的许多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样的身份为文学批评带来了多重关心的问题，创造了多元化的批评角度，然而也造成了理论上的自相矛盾。

二是在理论本土化建构上存在的不足。本土化建构的不足是导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陷入困境的最直接原因。众所周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在矛盾中行进的理论。它不断为自己设置理论上的难题，不断陷入困境，也正是由于难题和矛盾的存在，才促使这一理论不断地寻找走出困境的可能。

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较少有这种理论上的追问。不难看出，我们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章很多都是美国批评的回声，至少在观点上是如此。可以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致命的一点就是缺乏立足本土的自我建构。作为一种以“拿来”为主的批评，“实践前行，理论滞后”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大特征。理论建构的不足必然会促使批评家们在批评实践中言说的多样性甚至混乱性。没有稳定的理论、没有相对统一的标准，所有的批评都是以具体文本作为出发点。为了文本阐释的需要，对同一个命题，不同的批评家针对不同的文本有其不同的界定。

总之，中国的女性主义在其本土化努力中呈现出困惑和尴尬，直接地影响了其走向深化。只有打破男女性别对立的壁垒，加强女性批评家和男性学者的良性对话，在这个基础上共建开放的、符合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女性主义批评才可能真正健康的成为一种指导创作和现实的理论话语。

参考资料：

［1］崔卫平.“我是女性，但不主义”［J］ .《文艺争鸣》，1998(6).

［2］ 李小江.《文学、艺术与性别》［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第9篇：女性文化论文范文

一、女性主义翻译观

20世纪60年代，由知识女性为主体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猛烈地冲击着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社会各个层面，也间接催生了女性主义在学术界的形成与发展。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跨文化交际传统媒介———翻译及翻译理论。翻译是跨文化交际行为，与人有直接的关系，与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应。索绪尔在19世纪曾十分重视外部因素即广义的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影响，他认为语言具有社会属性，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语言反映社会现象、社会观念并促进社会的发展，除非人们能掌握储存在每个人脑里所有的词语和语法[1]，但在任何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语言只有在社会性集体运用中才能完全存在[2]。所以，语言的存在规律就是只能凭借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一种约定俗成而存在。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手段，语言与世界存在着镜象效应，彼此反映对方，如果没有两者中的任一方，也就缺失了另一方，语言与社会现实或现实世界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因此，闭门造车的语言，不能反映社会或世界的现实；反映社会或世界的语言，如果不能积极地，能动地把握社会现实和世界的本质，当然只能是文字游戏[3]。因此，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明确论证了物质存在决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又具有对存在能动的反作用。语言作为表达思维意识的物质外壳，能更深地影响社会存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与此同时，语言学家推崇备至的“萨皮尔一沃尔附假说”同样认为，语言不仅仅是社会的产物，语言还能够反过来作用于人思维与精神的构建”。这样，许多语言表达的存在以及语言本身形成机制的衍生和利用，会积累式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女性首当其冲，因为女性有着对语言的敏感和应当的天然。在我们潜意识里固化、石化、前景化的所有由语言所指和能指的所有观念，会以约定俗成的语词、语音、语句或修辞方式表现出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处事观念、态度、行为、以及方式，当然也包括翻译行为和结果，女性主义翻译行为和结果。多年来，人们司空见惯地常常将性别隐喻中，因为归化或异化翻译手段遇到的文本系翻译不确定性归纳为“不忠的美人”。结果，翻译活动喻体，成为与女性社会地位等同的比喻，女性社会地位受到的歧视不知不觉迁移进入语言，语言的这种属性亦至于此。原作文本具有的唯一性使原文文本具有权威性，并且形成与译文文本的主体性和附属性关系。传统文化中以父权、男权、子权占中心制统治地位的观念，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道德会下意识地直接移植进翻译活动，使翻译的跨文化交际的语言活动也被纳入相同思想意识形态范畴，视为依附的、次生的成分，进而被碎片化和女性化。女性的性别歧视与翻译潜意识中的处理在共同的历史纵向和横向节点上有了同一性，从而开辟了结合两者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5]。当女性主义成为社会主导思潮之后，必然在女性话语或语言里，也就是在同语交际或异语跨文化交际中表现出来。这样，研究人员从中找到了女性主义对翻译行为和结果影响的作用力，指明严重的性别歧视存在于传统翻译理论和实践之中[6]，并具体地表现在语言文字或词汇上，从而引起人们质疑暗含男性中心论的传统译论是否还可以为继。

二、女性主义:传统译论的叛逆与发展

女性主义和翻译都是对语言的一种解构性或批判性理解。女性主义与翻译结合起来则形成了一种新的翻译理论研究体系、视角和途径。女性主义翻译观意识到社会女权的发展也为自身从事社会跨文化交际活动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从隐性或无形、从后台或辅助，变为显性或有形、前台或主体。女性主义翻译观声索的主体地位日益明显，女性主义主体性倾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女性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否定，然后再加以建设性阐释，从而丰富并发展了独特的女性主义翻译观。

（一）叛逆传统译论，发展标准新内涵自从人类产生翻译行为那一天起，也许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翻译标准设定为“忠实”。传统翻译理论关于翻译标准的核心只能首先是“信”、“忠实”或“精确”,认为译文必须忠实于原作,以原作作者写作思想意识和写作主旨为核心,重视译者对原作和作者的服从，不得越雷池半步，将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固化为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并且在翻译行为和意识形态里，用语言来表述和维护这种关系。显然，外表上看，这种“忠实”似乎是翻译的一种必然，人们对此也深信不疑，但古今中外共性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表现为男女性别的差异导致社会政治地位的差异，从而导致了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不平等。这些意识形态同样充斥在作品，即原作的字里行间，如果以“忠实”为翻译理论的核心标准，完全与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不相适应。此时的传统译论“忠实”只能为逝去的性别歧视或男女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做垂死的挣扎。正是基于这个观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坚决实现对传统译论的“忠实”观的叛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倡导者认为,语言中既然充满了性别歧视,反映着性别不平等的观念与文化，并且翻译的“忠实”理论标准正试图将这种文化“弘扬”下去，这与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背道而驰。更何况，所谓翻译的“忠实”标准，与其说通常是意味着全面剥夺女性的话语权[7]，倒不如说是将不公平、不平等的被动话语权、话语思维方式和话语文化强加给女性读者。因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在翻译中要求回归性别的公平和正义，要在原文文本向译文文本转换中实现女性翻译活动的主体性，从自在变成自立，再变成自为，在实践中大胆履行自己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宗旨创新与变革、颠覆与叛逆[8]。从女性社会政治视角、以女性的平等权力方法进行翻译操纵,是社会层面上广义的“忠实”，远远大于翻译技术层面上的“忠实”。广义的“忠实”是建立于正在、已经或将要变化的女性社会地位和平等政治权利之上。简言之，从这一点分析，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确是当代能够起到促进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新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历史作用力，也客观上揭示了翻译新理论标准形成的规律，即翻译标准应与社会发展同步，并反映社会文化形态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新变化，显然，这对传统译论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发展。

（二）叛逆传统译论，前景化译者主体性当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传统译论的“作者/原作-译者/译文”对立统一模式决裂，同时，也摒弃了译者忠实于原作的主仆从属模式，创新提出原作与译文与时俱进的翻译标准，使译文对新时代女权运动的成绩负责、对女性主义运动成果负责、对性别公平权力的实现负责，实际上是对整个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负责。要实现如此多的责任，必须保证原作的翻译需要，以女性主义翻译时空观来表现社会时空的进步。以语言文化来固化这种进步，共享时代的共生共荣。翻译是跨文化交际行为，必定要延伸原作的生命周期，拓展原作的生命时空,使原作以另一种或几种形式在另一个社会语言文化时间与空间里发挥原作应有的影响。这种作用与女性翻译理论倡导者主张的女性主义译作主体性相关，尽可能从原作剔除存在于文化意识形态的性别差异、性别不平等或性别歧视，是女性主义主体性翻译行为的目的和过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提出的全新的“性别译者”术语，但该概念也只是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引起的对原文文本意义阐释的不同学术意见，可见，主张译者的性别主体性是有意义的。同时，译者性别主体性理论丰富并发展了对原文文本内涵的理解与发掘。以前只有一个“忠实”的层面，现在可以有一个“创新”的层面。可以输入与时俱进的社会认知和进步，这无疑增加了社会和谐性和认可度。译者主体性或者说女性翻译行为主体性，以否定“忠实”译论理论为斗争的形式，支持了传统翻译理论的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与内涵的实现，以不容否认的方式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现的创造性给予了肯定。许久以来,传统翻译理论界以“忠实”和“等值”为基础,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剥夺了译者的社会责任心和创造的原动力，翻译行为的阶段性成果只能是阶段性的，译文被认为是原作的附庸。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仅仅是派生的、附属性、做嫁衣的、或非创造性的。

现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把译者的主体性与原作的客观性并置，共同推向现代化，使之成为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这对于女性主义译者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强化女性主义译者性别角色的同时，也重新界定了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丰富了原作与译作关系内涵，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及主体性作用，对于消除性别歧视、主张性别的社会政治平等、发展先进翻译理论有现实意义。（三）叛逆传统译论，消弥译语性别歧视就翻译的策略和技巧等微观层面而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进行了大量丰富的翻译实践活动，希望从中获取相关的原则或社会学理论依据，借以彻底消除翻译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首先从经典作品的翻译着手，强调使用女性主义语言及两性兼容的语言的策略和技巧，展开了翻译理论创新的篇章。在对《圣经》、《论语》、《红楼梦》等作品的翻译推介过程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关于用女性主义语言和两性兼容的语言的阐释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和争论，其意义是深远的。女性主义语言或两性兼容的语言不仅让人们注意到性别化语言带来的冲突，是对传统译论的背反，也是传统译论内涵的拓展与外延的丰富；同时还创新了人们对翻译作为内容丰富的阐释活动的理解，这同样是对传统译论的发展。世界上事物并非绝对的对立统一，相反，有时会共轭相处，相得益彰。女性主义翻译者宣称,在翻译过程中可以使用相应的、既成的各种翻译策略和技巧表现女性在文本中的主体性地位,让译作的多声中含有女性的声音，让多声中的女性声音从隐性转化为语言中的“可视”、“可听”和“可信”。在这一翻译理论的实践中,很多女性主义译者大胆采用新词、新拼法、新语法结构,以及运用一些文字游戏,目的在于超越男权语言的成规,为女性话语开辟新空间，也让一些新的表达丰富了今天的生活，如人们津津乐道的“女汉子”、“女爷们”等,不但是女性话语男性化的表现,也是女性主义翻译观性别抗争的阶段性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实践只是建立在相应的词汇表达、结构、翻译策略与技巧之上，是远远不够的。

三、叛逆与发展传统译论:策略与技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实，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总是要先行的。有先进的理论才会有先进的行动，中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以创新女性主义翻译观为担当，以开创女性翻译观的全新历史为己任，为自己设定了翻译理论发展和创新的任务，即不但从理论上要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所提高，而且在具体的理论实践表现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策略和技巧也必须要有科学性和实用性。这些行之有效的策略和方法具体表现:增补、前言和脚注和操纵或劫持[1]。

（一）增补的策略人们对增补的翻译策略并不陌生。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策略视线内的增补策略，是旨在通过增补策略，消除两种语言差异的性别歧视，而实现译文文本平衡或顺应的创造性的翻译行为，这与传统译论理论工作者说的补偿有点相似，但立意完全不同。增补是指译者基于自己的立场，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文本进行创造性改写或转换，如“fe-Male”或“huMan”中的大写字母“M”，喻指原文隐含的男性中心主义意图，是直截了当地表现对性别歧视的挟抨击，这种翻译方法体现了女性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有意识的警觉与干预。

（二）前注与脚注的策略加写前言和脚注也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实践中的重要策略与技巧。前注与脚注是翻译过程文本设计的重要结构要素，也可以成为突显女性译者翻译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时空表现形式和场所，突出女性译者翻译主体性与传统译论被动性和从属性之间存在的广泛差异性。女性译者翻译主体性以及加写前言和脚注的策略和技巧策略已经成为女性主义翻译中的常用方法，可以更加广阔的领域解释原文文化背景、创作背景、创作意图、创作效果，以及译者自身的翻译策略。可以使读者更好地参与现实社会、进入译者心理世界，与作者、作者心声、人物、人物心声、读者和读者心声，实现多声相互交汇，从而突出译者译作的发力点和指向，让读者们关注译者的身份。女性译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呼声、平等权力呼吁，在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上，阐明了女性译者为纯理论的或具有政治幻觉的想象而巧妙利用语言文本性别资源的意义和目的。

（三）诗学操纵理论的谋略操纵的谋略又称之为劫持或把控策略。操纵策略是诗学的基本理论，也是翻译活动里，指女性译者依据自身观点、根据自身观察视角、基于自身兴趣爱好，对原本非女性主义认知观点做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观念的操纵，通常表现为以下方面的操纵。首先，对原作风格的操纵。原作风格是指译者在翻译原文文本过程中从原文文本中发掘出的作者创作的个人风格，即作者的创作个性；而原作风格的改变取决于译者自身的风格。译者风格具体表现为译者对所选作品题材风格、口味、或文体的改换或操纵。具体操纵的内容包括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工作者倡导要遵循的翻译标准、使用的翻译方法和译文语言运用的诸多技巧等。原作作者风格和译者风格的具体结构要素由作者和译者智商、情商和趣商组成，也就是传统的世界观、创作天赋和个人喜好,并在翻译实践中形成和石化，成为固定模式。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影响下的译者乐于探索，驾轻就熟，为女性的平等语言地位奋斗，常常有意识地收集其他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作家的作品、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当然也不会放弃男性作家的作品，然后把这些作品译成译者所在的母语，进入译者母语文化体系，以创作新词、新语、新表现从根本上改变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或文化的叙述程式，扩大意义表现，推出自身主张，亦即借题发挥，因势导利。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在众多的女性主义作家的作品中,词汇成了社会政治主张的砖块，也成了女性主义者的武器，成了主张政治色彩和政治目的的手段，通过对词语折衷化、变性化、中性化、性别色彩消解、无性化或直接女性化来创作文章，女性主义译者也同样以这些手段或另类手段操纵，使翻译作品具有女性主义的特质、特色、特点，以此声称自己的女性权利和女性社会地位，借以巩固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其次，女性主义翻译者在实践上主张译者的操给性，要求对译文进行女性主义为指向的再创造。主张女性主义译者对翻译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修饰、涂抹、改写或迁移，重建女性主义专用词汇,在语言运用上突显女性主义译者风格和性别的政治主张。当然，不满足中性化或无性化词语使用的女性主义译者,更乐意探索一些极有意义的阴性专用词汇,如早先的“chairwoman”、“postwoman”以及今天极有时代气息意义的常用词“conductress”、“presidentress”和“translatress”，显然，这是一条必然之路，会越来越趋势明显。女性主义话语表现的操纵可以有细微的调节，如：Noair-conditioner,itisfuckingcold。当然，由于女性主义流派众多,众说纷纭，观点有时会有极左、偏执、情绪化的现象出现，如果不暇思索地从根本上否认以结构主义或语法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就必然会陷入误把非理性作为理性、主客作为客观、融合作为对立，将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引向歧途。因为过于强调翻译的“操纵”和译者的“干预”,必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偏离甚至，甚至歪曲翻译活动的本质，这是需要引起警惕的。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