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故事精选(九篇)

第1篇：苏格拉底故事范文

先请听两个小故事。

故事一：一天,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课堂上拿出一个苹果对学生们说：“请大家闻闻空气中的味道。”一位学生很快便举手回答：“是苹果的香味”。苏格拉底走下讲台,举着苹果慢慢地从每位学生身边走过,并要求大家再仔细地闻一闻,空气是否又有苹果的气味。

这时已有半数的学生举起了手。苏格拉底回到讲台,又重复刚才的问题。这一次,除了一名学生外,其余的学生都举了手。苏格拉底问那位没举手的学生：“难道你真的什么味道也没有闻到吗？”那位学生肯定地说：“我真的什么气味也没有闻到。”这时,苏格拉底对大家宣布：“他是对的,因为这是一只假苹果。”这位学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柏拉图。

故事二：有位学生问苏格拉底,怎样才能修学到他那博大精深的学问,苏格拉底听后并未直接作答,只是说：“今天我们只做一件最简单也最容易的事,每人把胳膊尽量往后甩。”苏格拉底示范一遍后说：“从今天起,每天做300下,大家能做到吗？”

学生们都笑了,这么简单的事,有什么做不到的？过了一个月,苏格拉底问学生们：“每天甩300下,谁坚持了？”有九成的同学骄傲地举起了手。又过了一个月,苏格拉底又问,这回只有八成的学生举手。

一年后,苏格拉底再次问大家：“请告诉我,最简单的甩手动作,还有哪位坚持了？”这时,只有一位学生举了手,那位同学便是柏拉图。

柏拉图为什么能在苏格拉底众多的弟子中脱颖而出成为大哲学家？就在于他拥有过人的自信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对事物不为假象所迷惑,凡事认准了就坚持到底。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学好数学、考出好成绩、高考成功,并且希望走捷径,然而成功没有捷径。有些同学眼高手低,好高骛远,高三整年下来数学成绩都没有长进,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小猫钓鱼式”的人：学习累了想睡觉,朋友来了要应酬,数学课上思考问题嫌太累,独坐桌前做题又嫌枯燥、寂寞,而面对流言蜚语、轶闻趣事却是兴味无穷,像这样的同学,要学好数学也难,智商再高也是徒劳无益啊!

很多事情看似简单、容易,成功似乎就在眼前,唾手可得,可真正要坚持下去却难。许多时候,我们已经接近了成功,但终因缺乏自信和持之以恒的精神,不知不觉地离开了成功的轨道,实在可惜!通往成功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要经历许多的失败和挫折,需要我们坚持、坚持、再坚持,才有望到达成功的彼岸。可是,由于成功的路途漫长,使得许多人在成功的路上产生了动摇,最终未能到达成功的目的地。

第2篇：苏格拉底故事范文

柏拉图的写作老师经常讲一些故事给他听，有时让他模仿着写一些小故事出来。渐渐地，柏拉图对写作产生浓厚的兴趣。

柏拉图不仅热爱写作，在美术、音乐老师的培养下，他对美的东西的辨别能力也越来越强，后来他在美学上的见解，和他童年的启蒙有着很大的联系。

当时在雅典最有学问的人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经常在一些公开场合讲课。柏拉图20岁时，有一天他去听苏格拉底的演说，演说听完以后，他便立即下了决心，要拜苏格拉底为师。

他来到苏格拉底的住处，敲开了苏格拉底的门。

“尊敬的苏格拉底先生，我是柏拉图，我想成为你的学生。”

苏格拉底接见了他，坐下以后，苏格拉底问道：

“年经人，你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了，你已经是一个学识很渊博的人了，为什么还要拜我为师呢?”

“您有一句我记得很清楚，那就是‘认识自己’，如今我就是没有认识自己。”

“你既然知道我这一句话，那么你也应该知道我对自己的评价了――‘我知道我一无所知’。”

“神都认为您最聪明，可是您却这样评价自己，这正是我学习的地方。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才是双倍的无知呢!这也是我为什么来拜你为师的理由。”

经过这一次谈话以后，苏格拉底答应将柏拉图收为自己的学生。苏格拉底没有看错，柏拉图成了他最好的学生。柏拉图从公元前407年开始，在苏格拉底的身边学习了整整8年。

公元前399年初夏的一天，一个由五百人组成的审判团，在审判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当时柏拉图也忐忑不安地坐在法庭里。当柏拉图听到法庭宣布他尊敬的老师死刑的时候，他痛心疾首，他没有想到法庭竟然敢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那么一位伟大的人。

苏格拉底的死，使柏拉图对雅典政府非常不满，于是他决定去寻找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然后建立一个更理想的国家。为了建立这个理想国，他旅行了许多国家，每到一个国家他都要向那国的著名学者学习，然后与他们探讨理想的社会制度，研究深奥的哲学思想。经过长达12年的学习、访问，后来他写成了《理想国》一书，在书中他把他的理想国设计得非常的美好。

西西里岛上有一个国家名叫叙拉古，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狄奥尼一世的妻弟狄昂，是一个很好学的年轻人，他非常喜欢学识渊博的柏拉图。于是他向姐夫建议请柏拉图到叙拉古，帮助姐夫建立国家。狄奥尼这个暴君竟然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柏拉图接到了狄奥尼的邀请来到了叙拉古。

来到叙拉古的柏拉图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建立自己的“理想国”，狄奥尼会见了柏拉图，并询问了柏拉图帮他建立国家的一些主张。

“我想听一听，你是想以怎样的方式来治理这个国家。”

“是善，善就像太阳，是创造和推动一切的力量。”

“那你这个理想国谁是最高的统治者呢?”

“是哲学王，也就是最优秀的哲学家。”

“这么说来，也就是你这样的人喽?”

狄奥尼气得差点跳了起来，准备杀死他，在狄昂的劝说下柏拉图才免了死罪，但是他却被国王卖到了非洲去做奴隶，后来狄昂给他交了一笔巨款才使他获得了自由。

第3篇：苏格拉底故事范文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学习贵在持之以恒。

首先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记得有一次，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对学生说：“今天我们只学一件最简单也是最容易做的事：每人把胳膊尽量往前甩。”说着，苏格拉底示范了一遍，“从今天开始，每天做300下，大家能做到吗？”学生们都笑了，这么简单的事，有什么做不到的！过了一个月，苏格拉底问学生们：“每天甩300下，哪些同学坚持了？”有90%的同学骄傲地举起了手。又过了一个月，苏格拉底又问了，这回，坚持下来的学生只剩下八成。一年后，苏格拉底再一次问大家：“请告诉我，最简单的甩手运动，还有哪几位同学坚持了？”这时，整个教室里，只有一人举起了手。这个学生就是后来成为古希腊另一位大哲学家的柏拉图。这个小故事所蕴含的深刻含意是显而易见的。

“人贵有志，人贵有恒”，这个道理是千百年来人类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它深刻地阐明：人最可贵的是有志向，最难得的是持之以恒。

你可能羡慕那些成功者吧！但你知道在他们成功的背后付出了多少汗水吗？爱迪生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不要把精力放在羡慕别人之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别人羡慕吧！

第4篇：苏格拉底故事范文

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民法庭判处死刑之时，恰逢雅典派往提洛岛（Delos）祭祀阿波罗神（Apollo）的圣船扬帆启航之日。相传当初雅典王子提修斯（Theseus）自愿作为七对献给弥诺牛（Minotaur，一个半人半牛的怪物）的童男童女之一，前往克里特岛（Crete），坐的就是这条船。在克里特公主阿瑞安得妮（Ariadne）的帮助下，提修斯杀死了弥诺牛，带着公主和童男童女逃出了克里特的迷宫。之前，雅典人曾许愿说，若提修斯安然返回，将每年派员前往提洛岛祭祀阿波罗神。按照祖传礼法（nomos），祭神期间（包括圣船往返航期在内），城邦必须洁净，不得行刑，如遇风暴阻航，刑期可一缓再缓。（《斐多》，58A-C）正是这一个月的缓刑期，成全了柏拉图的多幕剧“苏格拉底之死”的第三幕“不朽的灵魂”——其中，第一场《克力同》（Criton）和第二场《斐多》（Phaidon）的发生时间相隔了两个白昼和两个黑夜。

第一场《克力同》中有名有姓的出场者只有两个人，苏格拉底和克力同；整场对白正如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说，是苏格拉底 “在最私密情况下、在他与其他人已经被监狱大墙隔离的情况下，与老朋友之间的叙话”。其实柏拉图还提示了第三位出场者，一个无名无姓的狱卒，克力同不仅与这位隐蔽的出场者混熟了脸，多少也给了他一点好处。（《克力同》，43A）但柏拉图并未提示，在狱室不远处梭巡或佇立的狱卒有无可能听到苏格拉底与克里同的对白；尤其未提示，万一狱卒听到克力同的越狱建议，应该表演为大惊失色、抑或表演为装聋作哑。

据施特劳斯的观察：苏格拉底与克力同对白开始的时候，天还相当黑，也许像《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中的苏格拉底与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对白开始时的天一样黑，并且无法确定曙光何时透入监狱大墙。柏拉图的确没有在《克力同》中提示，苏格拉底应该是坐、是卧、是立、是行，也没有提示，苏格拉底是否应该以身体姿态或眉目表情来增强道白效果。无论柏拉图把具体细节委诸导演的创造力、抑或委诸读者的想象力，总之有他的道理，因为“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没有什么是偶然的”（施特劳斯语）。但是，在所有能想到的道理中，惟独“天相当黑”是最不可能的道理，因为无论古今，狱政当局为防范越狱起见，绝不会为了节省能源、或为了怕囚徒失眠而舍不得燃庭燎、点蜡炬的。

对白是从静默中开场的，此时无声胜有声，静默是一种无声的对白。苏格拉底向壁而卧，克力同枯坐卧榻之傍，庭燎的火光将他俩的身姿投射在墙壁上。克力同一如柏拉图洞穴比喻中的囚徒，凝视着墙上的投影，发出若有似无的叹息。据克力同的可靠消息，祭神船当天进港，次日即是苏格拉底的刑期。据苏格拉底拂晓前的梦兆，他将在“今后第三天来到肥沃的弗底亚（Phthia）”，意即像史诗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us）一样两天之后魂返故乡（《克力同》，43C－44B）。于是，对读者来说是第一次，对苏格拉底来说是最后一次，听到了克力同的越狱建议——通盘计划的可行之处在于，它并非是明火执仗的公开劫狱、而是金钱铺路的秘密潜逃，并且暗合雅典人轻财重友的传统道义。（《克力同》，44C－45C）

苏格拉底认为，越狱计划具有可行性不等于它具有正当性。所谓“轻财重友”其实是一种大众的意见，但我们不必考虑大众的意见，因为大众既不能行大善，也不能作大恶，既无法令人聪明，也无法令人糊涂，大众行为无非是一种随机的骚动。（《克力同》，44C－D）这里的“大众”是谁？是否指多数雅典人？这里的“我们”又是谁？是否指少数哲人？克力同说：“随他们去。”（《克力同》，44E）这里的“他们” 无疑指大众，克里同显然不想把自己归于大众之列。那么，克力同应该归于哪一类人？施特劳斯晚年致力于研究色诺芬（Xenophon）笔下的苏格拉底，致力于研究“由色诺芬所开创的谦卑艺术之魅力”，或可勘破克力同的身位之謎，因为克力同不仅与苏格拉底“同年同区”，而且“也是个听苏格拉底讲学之人……并且不是为了做雄辩家或律师，而是为了做光荣可尊敬的好人，能够对他们的家庭、亲属、仆从、朋友以及他们的国家与同胞行事端正、无可指责”。（色诺芬，《回忆》，1.2.48）

克力同是个好人，好人即是义人。克力同之义即是保存生命、保护子女之义，即是做完美绅士（perfect gentleman）之义，也即是苏格拉底传授给克力同之子克利托布洛（Critobulus）的“齐家”之义（Oeconomicus）。换言之，克力同之义即是苏格拉底之义，即是苏格拉底的逻各斯（logos）——“应当选择君子和大丈夫的道路” 。（《克力同》，45D）吊诡的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反对克力同的逻各斯，亦即反对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之逻各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把克力同的逻各斯贬之为“多数人的意见”，而在它之上的逻各斯则是“最好的意见”、“慎思审虑者的意见”、“明辨是非邪正之人”的意见、亦即“真理本身” 。 （《克力同》，47A－48A）

由于克力同同意服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之逻各斯——“追求善好的生活远过于活着”，并且，“善好的生活即是高贵的生活、正当的生活”（《克力同》，48B），因此，苏格拉底和克力同的对白开始讨论的惟一主题是：越狱乃正义之举、抑或越狱乃非义之行。施特劳斯注意到世人必然面临的一个困境：正义一旦从阳光世界降至洞穴世界、从相论妙道（eidos）转为世说新语，必然化身为哲人的逻各斯——爱智之言（philosophia）、或化身为城邦的逻各斯——礼法之言（nomos）；如果哲人的逻各斯与城邦的逻各斯不和，那么，作为凡夫俗子该如何是好？施特劳斯认为，柏拉图不仅暗示了上述困境，还暗示了正义的逻各斯与灵魂（soul）不朽的知识相关联；苏格拉底在对白中故意避免使用“灵魂”这个词，以此暗示克力同欠缺这方面的知识。

事实上，在《克力同》的对白中，藉苏格拉底之口上场，宣示越狱是“以错还错、以恶报恶”的非义之举者，恰恰不是哲人的逻各斯、而是城邦的逻各斯——礼法之言。礼法（momos）的言说是独白式的、不容置辩的，故能抵制各种互相矛盾、互相抵牾、互相冲突的意见（doxa）而洁身自好。（《法篇》，957C－958A）由于立法的不是人、而是运气，但运气来自神的恩典（《法篇》，709A，710C），对礼法的虔敬即是对神的虔敬，因此，柏拉图藉克里特岛的雅典无名氏之口主张，对神的虔敬之知必须写入城邦礼法的序言，一如对历史铁律的虔敬之知必须写入国朝宪法的序言。（《法篇》，907C）问题是，雅典人对苏格拉底定谳的罪名之一不就是“慢神”吗？可见苏格拉底虔敬的神、也即柏拉图虔敬的神，确实不是雅典人虔敬的神。好人克力同是否因为无缘得闻异方人蒂迈欧（Timaeus）的《创世纪》，不幸铸成了事关虔敬哲人之神的知识欠缺，尤其铸成了事关灵魂不朽的知识欠缺呢？

施特劳斯注意到礼法的独白，既没有宣示自己具有超人的智慧，也没有强调自己具有神性的起源，却要求苏格拉底无条件地服从，其理由是不周全的。然而，宪法独白的智慧与神性是否恰恰在于，它深知克力同欠缺对哲人之神的虔敬知识，因而先后采用两种互相独立的修辞技艺来说服克力同？其一，礼法与大地一般古老，比苏格拉底的祖先和城邦更古老，它的高贵、庄严、神圣一如大地，为神和有识者所敬重，它世世代代哺育了包括苏格拉底在内的雅典人，哺育了他们的身心，因此苏格拉底无权报复礼法，一如儿女无权报复父母、奴隶无权报复主人。（《克力同》，51A－C）其二，礼法是雅典成年男性与雅典城邦的自由契约，凡长期居留雅典者即视为自动与城邦立约，既守城邦约束、亦受城邦保护；居留愈久，立约愈紧；况且礼法从未禁止雅典成年男性携带他的妻儿与财物移居他邦，换言之，七十年间，苏格拉底有足够的时间解约而未解约，却在法庭定谳之后越狱毁约，无疑是不义之举。（《克力同》，51D－53A）

礼法不等克力同答辩“是”或“否”，继续它的独白——苏格拉底的越狱之举不仅不义、而且不智；遑论朋友们将为之毁家破财、坐牢流放，苏格拉底本人也必惶惶若丧家之犬，有何意趣？他若遁至政法修明的忒贝（Thebes）或麦加拉（Megara），那里的执政者势将视其为寇雠、爱国者势将报其以白眼，举国上下都势将苏格拉底视作毁纲败纪的祸水。他若遁至乐崩礼坏的帖撒利（Thessaly），要么苟且偷生、晚景堪悲，要么积习难改、重蹈覆辙。（《克力同》，53B－E）礼法最后宣示，苏格拉底蒙受的不义并非礼法的不义、而是执法之人的不义，而冥界（Hades）的称义不仅来自冥界的礼法、而且来自它的执法者。（《克力同》，54B－D）。克力同最后表示自己完全信服了礼法的独白、亦即完全信服了城邦的逻各斯。施特劳斯强调，苏格拉底拒绝越狱的理由与克力同表示信服的理由并非同一个逻各斯，苏格拉底的结论无疑是一种暗示：“好啦，克力同，就这样罢，这正是神指引的路。”（《克力同》，54E）。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是否在暗示：哲人逻各斯与城邦逻各斯之间的紧张惟有在神的面前才能和解？

二

第二场《斐多》正式开演之前有一过场，通过苏格拉底的学生斐多（Phaidon）与异方人艾克格拉底（Echecrates）的对白，交待了《斐多》的出场人物，他们是：苏格拉底、斐多、阿波罗多洛（Apollodorus）、克利托布洛（Critobulus）及其父亲克力同（Criton）、赫谟根尼（Hermogenes）、艾庇肯（Epigenes）、埃斯基恩（Aeschines）、安提斯忒恩(Antisthenes)、帕伊昂（Paeania）的克特西普（Ctesippus）、曼内克森（Menexenus），以及其他一些雅典本地人；来自忒贝（Thebes）的西米亚（Simmias）、凯贝（Cebes）和斐多尼德（Phaidonides）；来自麦加拉（Megara）的欧几里德（Eucleides）和特尔普西翁（Terpsion）；苏格拉底的妻子珊蒂佩（Xanthippe）及其怀中的小儿子。（《斐多》，59B－C）可以想象，仅仅有名有姓的上场人物就达十八人之多，加上无名无姓的雅典本地人若干、克力同的随从若干、监刑官以及狱卒若干，舞台调度的难度应该不会小。幸好全场的主要对话人物只有苏格拉底、西米亚和凯贝三人，多少让导演或读者松了一口气。柏拉图还在过场中藉斐多之口说：“我想柏拉图是病了” （《斐多》，59B），特别点明自己是苏格拉底终末时刻的缺席者。柏拉图的意图让后世的解经者费尽了猜详，笔者在这里不妨多添一种臆解：柏拉图在写作《斐多》时，他的心是否已经飞向了叙拉古（Syracuse）？柏拉图在《斐多》中的缺席是否暗示了哲学之行动（in speech）终究不及行动之哲学（in deed）的诱惑来得大？

大幕拉开，天尚未拂晓，狱中庭燎通明，人声鼎沸；刚刚卸去镣铐的苏格拉底侧身而卧，妻子珊蒂佩坐在他身边，膝上坐着小儿子。看到众人鱼贯而入，珊蒂佩禁不住嚎啕大哭，拉着女人特有的长腔说：“苏格拉底啊！你和朋友们道别的辰光终究来了呀……”。苏格拉底目示克力同说：“派人送她回家吧。”克力同的随从们把珊蒂佩、连同她呼天抢地的哭声一起送出了监狱大墙。苏格拉底坐起身，曲起双腿，边搓揉脚腕、边自言自语：快乐与痛苦真是一对欢喜冤家，未尝过带蹽的痛苦、哪知道卸蹽的快乐。（《斐多》59E－60C）柏拉图与后世的解经者似乎都忘了曾经坐在珊蒂佩膝上的小儿子，看来应该是随她母亲一起被送回了家。确实，在古代希腊，哲人的逻各斯一向与女人无缘，但柏拉图是否在此暗示，无论哲人、还是僭主，都必须在女人身边才能成人、即必须在母亲、妻子或情人身边才能成人？

苏格拉底与西米亚、凯贝小哥俩的对白从谈论诗乐（music）和哲学起手，渐渐涉及哲人的死亡逻各斯。苏格拉底决定把双腿伸到地上，以便坐得舒服些（《斐多》61D），好为他的死亡逻各斯——哲学即是研习死亡——“作一番令人信服的申辩”，至少要比他在雅典法庭上的申辩更胜一筹（《斐多》63B）。同时，苏格拉底看出克力同有话要说，便示意他先说。克力同传达了监刑官的喋喋不休：要苏格拉底就刑前尽量少说话，否则全身发热，不利于鸩酒毒性的发挥，闹不好灌第二遍、甚至第三遍，就有得罪受了。不出克力同所料，苏格拉底回答说：“没关系，他尽他的本分，该灌几遍就灌几遍罢。”（《斐多》63E）柏拉图是否又一次暗示，哲人逻各斯与城邦逻各斯之间的争执，在终末时刻到来之前是永不会消声匿迹的？

何谓死亡？死亡就是灵魂（psyche）出离肉身（soma）。关于这一点，不仅苏格拉底与在场者之间没有歧义，而且哲人和大众之间似乎也无争执。问题是，哲人生前关心灵魂的洁净，大众生前关心肉身的享乐，难道哲人的活法一定比大众的活法要好？苏格拉底的回答是，因为绝对的正义、绝对的美和绝对的善存在着，亦即真理存在着，那是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的，肉身的其他官能更是连门都摸不着的；惟有纯粹的心智才能通达纯粹的真理，换言之，惟有哲人才能通达真理。（《斐多》66A）紧接着的问题是，哲人难道无能令灵魂和肉身各司其职、和谐共处吗？苏格拉底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肉身迫使哲人不得不日复一日地把时间花在谋食上；其次，种种疾病对肉身的侵袭也不时阻碍哲人探究真理；再者，肉身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嗜好、欲望、恐惧以及各色幻想和谵妄，甚至会使哲人丧失思考能力。正是肉身及其欲望催生了战争、革命和动乱，迫使哲人陷入其中、无暇钻研哲学。（《斐多》66C）因此，哲人在生前必须尽可能多接近知识、少迷恋肉身，使灵魂不受肉身牵累、保持纯净，以迎接神的恩典时刻、迎接灵魂真正出离身体的那一刻（《斐多》67A）。

至此，可以说苏格拉底已经证成了哲人的死亡逻各斯——哲人研习灵魂出离肉身的逻各斯，岂非意味着哲人研习死亡的逻各斯吗？真正的哲人一生爱的是智慧，并且深信只有在彼世才能找到纯粹的智慧，怎么可能临到头时反倒怕死呢？相反，一个临到头时怕死的人，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假爱智慧的伪哲人吗？不足证明他真正爱的是肉身、爱的是钱财和名望吗？（《斐多》68A－C）真正的德行，无论是勇敢、节制、还是正义，都必须与智慧相伴，而与肉身的“趋利避害”风马牛不相及，后者无非是一种冒牌的“德行”（a shadow of virtue）；所谓“净化”（purification），即是用真正的节制、正义、勇敢和智慧取代（exchange）冒牌的“德行”。（《斐多》69A－B）苏格拉底提到了古代的灵知人，后者认为：既不虔敬、又无知识的人，死后陷入泥沼；求知与净化兼修者，死后与神同在。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哲人之罕见，一如灵知人之喟叹——“世上进香者多，天下信神人少”。苏格拉底说：“我毕生努力追求的，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哲人；无论我的追求正确或是错误、成功或是失败，蒙神的恩典，时辰一到，在另一个世界就会见分晓。” （《斐多》69C－D）

苏格拉底并未自信他关于死亡逻各斯的申辩已经完全折服在场者。小哥俩中的凯贝率先道出了自己心中的疑团；由于苏格拉底的死亡逻各斯奠立在“灵魂不朽”的地基上，一如革命的死亡逻各斯奠立在“重于泰山”的地基上，如果大众的看法是真的——灵魂一旦出离肉身就会烟消云散、不知所终，那么苏格拉底的逻各斯就会忽喇喇似大厦倾。苏格拉底同意凯贝的看法，并通过三组不同的旋律——生死轮回说、知识回忆说和灵魂神性说，奏响了关于灵魂不朽的复调音诗，“因为哲学就是一种最伟大的音诗（music）”（《斐多》61A）。问题是，属神的（pine）、不朽的（immortal）、灵性的（intelligible）、齐一的（uniform）、不可解体不可变易（indissoluble and unchangeable）的灵魂，如何可能被属人的（human）， 速朽的（mortal）、冥顽的（unintelligible）、歧出的（multiform）、可解体可变易的（dissoluble　and changeable）肉身拖下水，成了肉身的伴侣、甚至成了肉身的奴仆？换言之，灵魂如何可能迷恋上肉身、迷恋上肉身的欲望和喜乐，以为摸得着、看得见、闻得到、能吃喝、能做爱的肉身就是一切，以为活着就是真理？这是灵魂成人前的定命所致、抑或是灵魂成人后的修为所致？柏拉图曾在异方人蒂迈欧（Timaeus）的《创世纪》中提示了创世神制造灵魂时所用材料的纯洁程度原是不等的。（《蒂迈欧》，41D－42D）但在《斐多》中，苏格拉底只是说，被肉身拖下水的灵魂会堕入轮回的恶道（《斐多》82A－B）；惟有像哲人一样让自己的灵魂听从哲学的引导，才能在有生之日摆脱肉身的囚禁，沉思智慧、神圣和不朽的东西，才能在死后抵达一个智慧、神圣和不朽的世界，或者说，与神同在。（《斐多》81A，82D，84A） 三

如果把柏拉图的《斐多》比做一阕交响音诗，那么其主部无疑是哲人的逻各斯、也是神的逻各斯，并展开为“真理永在”和“灵魂不朽”这两个主题旋律的交相呼应。灵魂与肉身之争作为副部，虽然呈现始终，但其调性是模糊的，因为神没有明示——何以哲人的灵魂必须成人。城邦的逻各斯作为插入的低音部时隐时显，其调性同样是模糊的，因为神也没有明示——何以哲人的灵魂必须在城邦中成人。苏格拉底在申辩之后的长时间沉默，西米亚和凯贝、以及少数在场者的窃窃私语好比复调音诗的过渡部。（《斐多》84C）小哥俩笃信“真理永在”，却对“灵魂不朽”依旧疑虑重重。西米亚认为，肉身如竖琴、灵魂如和弦；既然琴毁弦断、和声不再，那么，肉身死亡、灵魂灭失岂非顺理成章的事？凯贝则认为，即使灵魂如裁缝、肉身如衣衫，在多次生死轮回之后，难道灵魂不会在穿破最后一件衣衫的同时朽坏？小哥俩之所以不愿大声地说“不”，是因为担心苏格拉底的情绪——让老人带着失败、甚至绝望告别人世，岂非太残忍了吗？苏格拉底一眼看穿了小哥俩的心思，笑着说：“在两位看来，我的临终寄言还及不上一只天鹅啰？天鹅预知自己行将死去的时刻，唱得比它一生中任何时候更嘹亮、更动听，因为它高兴，为自己就要面觐所侍奉的神而高兴。”（《斐多》84D－E）小哥俩在苏格拉底的鼓励下，先后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置疑；大幕随着雅典人和异方人的一片叹息声而落下，同时，响起了艾克格拉底与斐多的旁白。（《斐多》88C－89A）

大幕再次升起时，苏格拉底依然坐在卧榻上；斐多紧靠卧榻，坐在苏格拉底右首的一张矮凳上；苏格拉底一边习惯性地抚弄着斐多的头发，一边说要削法明志，驳倒西米亚和凯贝的反调。苏格拉底对斐多说，最危险的敌人其实不是小哥俩的反调，而是反智主义（misologist），其危害性一如玩世不恭（misanthropist）。一个人因为交友不慎而屡屡上当受骗，久而久之，自以为世间无好人；其实玩世不恭者的病根在于对人性的无知——不懂得世上大忠大奸者少、微才小善者多。（《斐多》89D－90A）同样，一个人因为辩术不精（no skill in dialectics）而不善判别论辩双方观点真伪，久而久之，自以为论辩（Dialegesthai）即诡辩，各种观点在舌尖上打滚，就像欧利波海峡（Euripus）的潮水一般涨落不定、奔流不息；其实反智主义者的病根在于对真理的无知——不懂得论辩是真理的产婆。苏格拉底紧接着说：

“千万留神，别让反智主义侵蚀我们的灵魂，以为无论什么样的论辩都不会有真理、完满或稳靠可言；毋宁说，是我们自身存在着亏欠（no health），一个男子汉应有的气概就是要努力使自己变得完满（do our best to gain health）——对在座各位而言，今生可因此而活得踏实；对我自己而言，转眼可因此而死得踏实。我晓得自己这会儿的风度（temper）与其说像个哲人、毋宁说像个伶牙利齿的［达巷］党人（partisan）。对党人而言，参与论辩不是为了追问真理，而是为了折服听众；差别仅在于，眼下我要说服的听众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自己，说服在座各位原在其次。无论像哲人、还是像党人，对我来说都是包赚不赔的。如果我说得对，那么我就是被真理说服了，这就是最大的收获；如果我说得不对，死后遗骨尚存、万般皆空，那么，我的谎言至少在此刻打发了朋友们的哀伤，并且很快随我而逝，可说是毫无损失。西米亚和凯贝啊，这就是我要重开论战的真实心态。因此，我要求你们多考虑真理，少考虑苏格拉底。如果我的话接近真理，那么请你们表示同意；如果我的话有疑问，那么请你们全力批驳；总之，我不愿用属灵迷狂（enthousiasmos）来欺骗自己和欺骗你们，不愿像狂蜂一样临死前还在你们身上留下毒刺。”（《斐多》90E－91C）

苏格拉底的话暗示了《斐多》的主旋律其实是“真理永存”、而非“灵魂不朽”。苏格拉底回顾了自己年轻时曾追随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探究万物的自因，同时也急切地想知道什么最好、什么最坏；但他的希望破灭了，因为那些自然哲学家既不探究人类的心智、也不探究生活的秩序，既不能解释雅典人为何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也不能解释苏格拉底为何甘愿束手就刑，却大谈其大气、以太、原水以及其他莫名其妙的东西。于是，苏格拉底不得不重新起锚扬帆，在雅典城邦的大海中作“第二次远航”（《斐多》99D），寻找什么是好的人类生活秩序，那照耀他一路前行的太阳就是相（eidos）论——绝对善是存在的，一种可能的人类生活秩序之所以是好的，只因它分有（participate）了绝对善，尽管我们不一定晓得这种“分有”如何发生、通过何种路径发生。苏格拉底事实上暗示了任何一种可能的人类生活秩序都不是绝对善本身，从而暗示了哲人批评任何一种现存人类生活秩序的正当性。

然而，在苏格拉底“第二次远航”途中始终回响着灵魂不朽的旋律——因为灵魂分有生命之相、不分有死亡之相，他说：“我的朋友，如果灵魂真的不朽，就应该关心它，不仅关心它的今生，而且关心它的来世。从现有共识来看，忽视灵魂是危险的，甚至会万劫不复。如果死亡能摆脱一切，坏人就沾了大便宜，因为他们不仅轻松甩掉了他们的肉身、而且轻松甩掉了他们罪恶的灵魂。但是现在既然公认灵魂是不朽的，灵魂想摆脱罪责而得救就不那么容易了，除非它努力通达最高的德行和智慧。”（《斐多》107C）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关于灵魂不朽的陈述仍然是一个假言判断句，他紧接着讲述的关于大地和灵魂的故事更是一个不可证明的传说。苏格拉底在讲完了这个冗长的故事之后说：“我可没有断言我叙述的细节分毫不差，也没有断言灵魂的各类冥府寓所全是真的，有识之士也从不谈这些东西。我的意思是，既然大家公认灵魂是不朽的，那就值得冒险去相信这一类故事，相信它就是真的，毫无荒谬、可笑之处。”（《斐多》114D）柏拉图是否在暗示：《斐多》中确实回响着灵魂不朽的旋律，但它并非是一种逻各斯（logos）的旋律、而是一种密索思（mythos）的旋律；并非是一种理知（noesis）的旋律、而是一种灵知（gnosis）的旋律；并非是一种属人（human）的旋律、而是一种属神（pine）的旋律。国人通常把“Mythos”一词对译为“神话”——不是神对人说的话、而是人关于神的叙事。国人又把“logos”（逻各斯）对译为“道”——道可道、非常道，无论哲人之道、还是党人之道，其实都是人关于神的叙事。

紧接着苏格拉底的话，克力同问的是如何办理后事，因为克力同认为，灵魂不朽的苏格拉底与凡胎肉身的苏格拉底不是同一个人，他眼下要照料的是后一个苏格拉底。柏拉图是否在暗示：克力同早就晓得，所谓“灵魂不朽”是一个高贵的谎言；抑或克力同早就晓得，所谓“灵魂不朽”就是肉身成圣，因而不能亏待肉身？苏格拉底的临终沐浴是否暗示了克力同的想法是对头的——即使像苏格拉底这样一颗不朽的灵魂也需要一具肉身才能成圣？当苏格拉底举起鸩杯一饮而尽，一股凉气从脚底冒起、传到脐下时，仰面而卧的他费力揭开脸上的盖帕、说了一生中的最后一句话：“克力同，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亚（Asclepius）一只公鸡呢！记着，别忘了还呵！” （《斐多》，118A）莫非哲人的逻各斯最终与城邦的逻各斯达成了和解，因为无论哲人的灵魂抑或僭主的灵魂都必须在城邦中才能成人。据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约3世纪）说，苏格拉底离开人世不久，雅典人就后悔了——当然不是因为苏格拉底关于公鸡的遗言——在流放或处死原告的同时，给苏格拉底塑了一座铜像以缅怀一颗不朽的灵魂；雅典人善于后悔是出了名的。 参考文献

［1］柏拉图，《克力同》（Criton），严群译，《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商务印馆，1983年版。

［2］施特劳斯，《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和〈克力同〉》，应星译，贺少田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Plato， Phaito，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The Dialogues of Plato， London，1953.

［4］柏拉图，《裴洞》（Phaidon），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5］柏拉图，《斐多》（Phaido），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陈建洪，《克力同和苏格拉底——论〈斐多〉的文学特征及其哲学后遗症》，刘小枫、陈少明编，《柏拉图的哲学戏剧》，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第5篇：苏格拉底故事范文

同学们，当困难拌住你成功脚步的时候；当失败挫伤你进取雄心的时候；当负担压得你喘不过气的时候，不要退缩，不要放弃，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只有坚持不懈，才能通向成功！

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古希腊。开学第一天，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对学生说：“今天咱们只学一件最简单也是最容易做的事。每人把胳膊尽量往前甩。”说着，苏格拉底示范了一遍，“从今天开始，每天做300下，大家能做到吗？”学生们都笑了，这么简单的事，有什么做不到的！过了一个月，苏格拉底问学生们：“每天甩300下，哪些同学坚持了？”有90%的同学骄傲地举起了手。又过了一个月，苏格拉底又问，这回，坚持下来的学生只剩下八成。一年后，苏格拉底再一次问大家：“请告诉我，最简单的甩手运动，还有哪几位同学坚持了？”这时，整个教室里，只有一人举起了手。这个学生就是后来成为古希腊另一位大哲学家的柏拉图。这个小故事所蕴含的深刻含意是显而易见的。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布封曾经说过：“天才就是长期的坚持不懈。”我国着名的数学家华罗庚也曾说：“做学问，做研究工作，必须持之以恒。”的确，我们干什么事，要取得成功，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都是必不可少的。古今中外，有多少这样的例子不用枚举，只说说同学们非常熟悉和崇拜的追风少年、跨栏英雄刘翔吧。刘翔八岁开始优育运动生涯，开始练跳高，后来转入跨栏项目。在十几年的刻苦训练中，每天面对的就是奔跑、起跳、跨越；跨越、奔跑、起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对于热爱音乐、电脑的十几岁的少年刘翔来说，是何等的枯燥、乏味！但是，刘翔坚持下来了，十几年如一日的刻苦训练，成就了刘翔，雅典奥运会上，一个令西方世界惊诧不已的东方神话横空出世，刘翔带给全中国人民的是何等的荣耀和自豪。我想他也给我们每个人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那就是明确目标，坚持不懈，终能成功！世间最容易的事是坚持，最难的事也是坚持。说它容易，是因为只要愿意做，人人能做到，说它难，是因为真正能做到的，终究只是少数人。

成功在于坚持，这是一个并不神秘的秘诀。

第6篇：苏格拉底故事范文

按理说，米切尔已经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应该感到满足了，可事实却并非如此，没过多久，他便不顾别人的规劝，执意要用肉球一样的双手去学习驾驶飞机。结果，在助手的陪同下他升上天空后，飞机却突然发生故障，不幸坠落了下来。当人们在飞机坠落的地方找到米切尔时，发现他的脊椎已经粉碎性地骨折，并将面临终身瘫痪的现实。家人和朋友都为他感到难过，悲伤至极，可是米切尔却并没有感到绝望，他说：“既然我无法逃避这个残酷的现实，那么就必须乐观地接受，我想这其中或许还隐藏着好的事情呢。虽然我的身体不能行动，但我的大脑是健全的，我还有可以帮助别人的一张嘴。”从此，米切尔用自己的智慧和幽默向众人讲述那些能鼓励病友战胜疾病的故事。他走到哪里，笑声就回荡在哪里，他的乐观和勇气深深地影响了身边的每个人。

有一天，一位护士学院毕业的金发女郎受雇前来护理米切尔，米切尔第一眼看到这个美丽的姑娘，就断定她是自己的梦中情人。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家人和朋友，可每个人都劝告他不要轻举妄动，因为这是个不现实的想法。“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万一人家拒绝你，那会多么难堪呀。”但是米切尔却说：“不，你们错了，万一我成功了怎么办？万一她答应了怎么办？”后来，他勇敢地向那个女孩求爱，请求约会，果然用真心和爱意赢得了女孩的芳心。两年之后，那位漂亮的金发女郎嫁给了米切尔。再后来，米切尔成为了美国一位坐轮椅上班的国会议员，是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怎样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米切尔给出了一个最佳的答案：如果我们面对任何事情都畏首畏尾，裹足不前，那么即便是那些有可能实现的愿望也会渐渐远去，变成水中月、镜中花了。

苏格拉底的微笑

哲学家苏格拉底还是单身汉的时候，原本和几个朋友一起住在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房子里，干什么事情，大家都会挤作一团，非常不方便，可他一天到晚却总是乐呵呵的，没有任何的抱怨之词。

几年之后，苏格拉底娶妻成家，一家人搬进了一座大楼里。这座大楼共有七层，他的家在最底层。底层的居住条件很差，既不安静、也不安全、更不卫生，经常会遇到楼上的人往下面泼污水，丢死老鼠和破鞋子等脏东西的烦心事，小偷时而也会光顾他们家。可人们见到苏格拉底却仍是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有人好奇地问他：“你住在这样糟糕的房间里，也感到高兴吗？”

“是呀！”苏格拉底笑着说，“你不知道住一楼有多少妙处啊！比如，进门就是家，不用爬很高的楼梯；可以在空地养一丛花，种一畦菜。这些乐趣呀，没有亲身体会的人根本不会知道。”

又过了一年，苏格拉底把底层的房间让给了一位朋友，因为这位朋友家有一个偏瘫的老人，上下楼很不方便。而他自己则搬到了楼房的最高层――第七层，不但每天爬上爬下累得够呛，还饱受房屋漏水之苦，可苏格拉底仍旧每天满脸带笑，就好像没有任何坏事发生过一样。

第7篇：苏格拉底故事范文

苏格拉底佇立法庭，卷发如雪

三个公诉人的愤怒也不再年轻

可爱的斯科里亚（skolia）地方诗人迈雷托（meletus）

可怜半辈子默默无闻的修辞学教授赖肯（lykon）

可敬的硝皮匠兼不甚可敬的政客安尼托（anytus）

（他们的名字涉过忘川远播中国，失落了咝咝的尾音）

五百零一颗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头颅，在审判席上簇动

没有人勘破他们座位前后左右排序的秘密

究竟是按门第高低，还是按钱袋盈虚

惟有拿起陶片，决断哲人生死的一瞬间

每一个人的鼻子才会像娘儿们似地发酸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定谳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和旋涡”，标志着理知人（theoretical man）的生活方式曾经与雅典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后人对这一发生事件的了解，主要源自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xenophon）的《回忆》（memor）和柏拉图（plato）的《申辩》（apologia）。伯内特（john burnet）认为，色诺芬的心智属于退休陆军上校之辈，难免会有意或无意地把苏格拉底的爱智对话转述成乡村绅士的负暄闲谈；与此相反，施特劳斯（leo strauss）则说“让马儿打个滚，牵回家去”之类的隽语妙不可言。于是，人们转向柏拉图，一方面被他的悲愤所感染——“这个就是被你们谋杀的人，看看吧，听听他吧”，另一方面也对他的妙笔生疑虑——这是现场报道（reportage）、还是艺术再造（re-creation）？伏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认为，柏拉图确实亲耳听到了苏格拉底的生死之辩，并为之震惊，政治哲学很可能起源于柏拉图的震惊；多年之后，痛定思痛的柏拉图把回忆中的依“法”（nomos）申辩重构（re-creation）为思想中的正“义”（physis）诉求，并为他的同时代人所认可。除此之外，我们无权对柏拉图的《申辩》苛求更多的真实性（veracity）。

苏格拉底在踏上法庭的瞬间，就陷入了一个语言的困境——真正的存在论困境，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苏格拉底应该选择哪一种语言与在场者对话，确切地说，他应该选择哪一种对话技艺与雅典城邦对话？是选择说服（persuasion）的技艺，抑或选择辩证（dialectic）的技艺？为此，苏格拉底提出了一项在他看来不算过分的要求，即希望法庭不要在意他的说话方式，不管它是好是坏，只看它是否有理，因为讲道理是法官的美德，而说真话是辩方的本分（《申辩》，18a）。

在古代希腊的语汇中，peithein（说服）指一种与大众对话的特殊政治技艺，雅典为说服女神（peithô）立庙也证明了说服技艺在城邦政治生活中享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说服技艺也称之为修辞（rhetoric）技艺。毋庸讳言，说服有“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的一面，即说服很可能是一种 “高贵的谎言”。但说服更有“修辞立其诚”（《周易·乾文言》）的一面，即说服有可能强化主流意见（doxa），使之上升为正义（right）、上升为主义（creed）、上升为理义（ideology）。《尚书·洪范》中所谓治民“三德”之一的“高明柔克”，即是一种中土儒家的说服技艺。

与peithein（说服）对举的dialegesthai（辩证法）则指一种与精英对话的特殊理知(noetic)技艺，也径称为对话技艺，在苏格拉底式哲人生活中享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辩证法有可能引导中人以上的意见（doxa），使之上升为知识（knowledge）、上升为真理（truth）、上升为整全（the whole）。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是一种否定的辩证法、一种保持哲人出离（detachment）身位的辩证法。如果你说“a是z”，那么，苏格拉底会引导你在a中找到隐含的b、在b中找到隐含的c，然后指出c与z的矛盾之处。如果你因此而自我颠覆了“a是z”的命题，并陷入迷惘和痛苦之中，那么，苏格拉底会告诉你，这不是他的过错。由于苏格拉底从未肯定过“a中的任何部分都不是z”，因此，雅典城里的贵族愤青模仿辩证法的调调，否定一切存在者的名分、乃至否定城邦的正义，更不是苏格拉底的过错。

法庭上的苏格拉底必须当下决断——他若采用辩证的技艺、哲人的口吻为自己辩护，无异是用哲学的知识贬抑城邦的正义，势必冒犯全体对话者；他若采用说服的技艺、政治的腔调为自己辩护，无异是将哲学的知识降格为私人的意见，势必不敌城邦的正义。于是，苏格拉底选择了第三种对话方式、一种类似于先知弘道（gospel）的对话技艺。施特劳斯把苏格拉底的弘道称之为“离题之言”，因为严格意义上的申辩分别针对“初始原告”的指控和迈雷托（meletus）的指控。苏格拉底为什么要在法庭上反驳并不在场的“初始原告”？他们既无名姓、也无诉状，既不能出面指控、也不能当庭对质，是名副其实的影子原告。根据施特劳斯的说法，色诺芬是“确定苏格拉底学说特征的最可靠来源”，因此，色诺芬在《回忆》中谈到苏格拉底攻击雅典民主政体的话是可信的，所谓“初始原告”很可能是指民主党人。苏格拉底莫非在暗示，根据西元前404年的大赦令（act of oblivion），以安尼托（anytus）为代表的雅典民主党人对他的指控是一场非法的“政治审判”。

根据柏拉图的文本，人们宁可将苏格拉底的申辩看作是一种对哲人生活方式的辩护，因而所谓的“初始原告”似乎是某些反对哲人生活方式的群体，他们中间有一个诗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是喜剧《云》的作者。被施特劳斯誉为 “最伟大的心灵”的黑格尔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读出了主体性（subjectivity）对城邦、家庭、道德和诸神的胜利。施特劳斯则在喜剧《云》中读出了青年苏格拉底既不懂爱欲、也不懂政治，相反，《王制》（politeia）中的苏格拉底才真正懂得僭主（tyrant）乃“爱欲之化身”。施特劳斯认为，与其说喜剧《云》是对苏格拉底的指控，毋宁说是“传递给苏格拉底的一个朋友式警告、一个混合了羡慕和嫉妒的警告”。警告什么？警告苏格拉底及早放弃哲人的出离身位，放弃关于神性自然（physis）的学问？或者是警告苏格拉底及早放弃政治哲学，即放弃让哲学进入城邦，放弃追问什么是好或坏？

我以为，喜剧《云》中的苏格拉底，坐在悬空的吊篮里、衣衫褴褛的苏格拉底，观天测地、传授狭义修辞（即巧言令色）术的苏格拉底，虽无益于城邦、亦无害于城邦，根本不可能与城邦发生冲突。剧中主角斯瑞西阿德（strepsiades）为了赖债，送儿子到苏格拉底的思想所学修辞术，既无增、亦无损于苏格拉底的声誉；一如赚足昧心钱的老板进北大读mba，既无增、亦无损于北大的声誉。瑞西阿德因为儿子的堕落而迁怒于苏格拉底，一把火（刘小枫称之为“秦火”）烧了思想所，纯属泄私愤的犯罪行为、而非爱城邦的革命举措。换言之，诗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与其说是对苏格拉底的指控或警告，毋宁说是对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掩护。苏格拉底之所以搞笑似地在法庭上反驳“初始原告”的影子指控、反驳剧中人斯瑞西阿德的指控，并把自命为爱国志士的迈雷托（meletus）等人的正式指控，统统归结为斯瑞西阿德式的指控，无疑对诗人的掩护不仅心领、而且神会。柏拉图在最好的城邦、即哲人为王的城邦中放逐了诗人，但由于最好的城邦是不可能的，因此，哲人始终需要诗人的掩护，时至现代，甚至发生了哲学（尤其是伪哲学）的“诗性”转向。

吊诡的是，法庭既不在乎、也未追究苏格拉底的搞笑，尽管搞笑（play）很可能意味着彬彬有礼的敌意（politesse）。苏格拉底知道，城邦也知道，自己“第一个将哲学从天上唤到尘世，甚至引入寻常百姓家，迫使哲学追问生与死、好与坏”（西塞罗语），那么，他必须当庭为这种新异的哲人生活作出辩护。由于苏格拉底式的哲人生活冒犯了城邦的政治生活，因此，他的申辩无法诉诸城邦的习传礼法（nomos）。苏格拉底也不能公开诉诸自然的神性（physis），以免坐实“轻慢诸神”的罪名。因此，严格地说，苏格拉底的正式申辩应从引证德尔斐（delphi）神谕的故事开始；据施特劳斯说，这是一个审判团“闻所未闻”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凯勒丰（chairephon）既与苏格拉底有总角之交，又与民主党人有生死之谊。某日，凯勒丰前往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apollo’s oracle）求谶，问的竟是：“有谁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皮提亚（pythia）的解谶更是干脆：“没有。”苏格拉底本人对德尔斐神谕半信半疑：一方面，他相信神决不可能说谎，另一方面，他确信自己并无智慧，即确信自己尚未掌握关于生与死、好与坏的知识或真理。为了证明或证伪神谕，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找到比自己更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苦苦访求的结果发现，所有被访问者，从政要到匠人，无不认为自己有智慧，他终于明白：神谕是真的，因为比起这些人来，自知其无知实在是一种智慧。苏格拉底还给出了对神谕的深层解读：比起神的智慧来，人的智慧微不足道，甚至毫无价值。苏格拉底由此也意识到，自己两袖清风、四方奔波、八面树敌，只为不懈地省察每一个以智慧著称的雅典人和异方人，无意之中践履了神差遣的使命。（《申辩》，20e－23c）

与施特劳斯的看法相反，苏格拉底与迈雷托（meletus）的唇枪舌剑（24d－27e），既缺乏激情，也缺乏机锋，相对于全篇的弘道风格而言是真正的“离题之言”。苏格拉底迅即抛开迈雷托（meletus），面向全体法官、亦即面向雅典城邦继续他的申辩。苏格拉底谈到了海洋女神忒提斯（thetis）的儿子阿喀琉斯（achilleus），他不顾母亲的警告——他若为军中腻友帕特洛克罗斯（patroklos）复仇而杀死赫克托耳（hektor），则命定夭亡——宁愿复仇而死、不愿忍辱而生。但苏格拉底没有提及阿喀琉斯的自我谴责，因为他与阿伽门农（agamemnon）的不和而导致腻友的牺牲。苏格拉底说：

雅典人啊，真理是：一个人的职守既然定了，不管是自愿的选择，还是在上者的差遣，他都应该坚持职守，不辞危险，不惧生死，不虑杂念，因为令誉高于苟活。雅典人啊，你们从前派来指挥我的将官差我奔赴波提狄亚（potidea）、安菲波利（amphipolis）和代立昂（delium）各地，我尚且能与战友同生死、共进退；如今，因为相信、所以懂得，这是神对我的差遣，他要我终生从事爱智之学，省察自己，也省察他人；如果我贪生怕死、患得患失，从而擅离职守，这才荒谬，真正值得把我押到法庭，告我慢神，因我不遵神谕，怕死，无知而自命有知。（《申辩》，28d－29a）

苏格拉底在申辩中第一次讨论了“死亡”，这是冥王哈得斯（hades）管辖的世界、一个真正的洞穴世界；人们却惧怕这个未知的地下世界，胜过惧怕已知的人世恶行。面临闭嘴而生、还是弘道（gospel）而死的抉择，苏格拉底选择了后者，这一选择本身即是哲学的行动（indeed）、而非纯粹的言说（speech）：

雅典人啊，我敬爱你们，但是我要服从神、先于服从你们；只要我一息尚存、力所能及，就不会放弃爱智生活，不会放弃劝告你们，不会放弃劝告每一个我偶然遇见的雅典人，并且以我习惯的腔调劝告：“高贵的雅典人啊，你们生活在一个最伟大、最富强、尤其以她的智慧闻名于世的城邦里，但你们却一门心思地聚敛钱财、追逐荣誉，既不在乎智慧和真理，也不关心灵魂的提升，难道你们不觉得羞愧吗？”如果你们中间有人反唇相讥说：“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不会轻易放过他，我会盯着他，反复盘问他；如果他自称有德而实际无德，那么，我会指责他视美玉为顽石、视羹豆为三牲。我逢人就要这样做，不管他是年轻还是年长，不管他是雅典人还是异方人；尤其是对雅典人，因为他们是我的同胞。你们应该知道，这是神对我的差遣。我相信，我受神的差遣，实在是城邦的大幸。我四处奔波，无非为了劝谕各位，劝谕年轻者和年长者，不要只关心自己的肉体和钱财，却忽视灵魂的提升；我告诉你们，美德并非出自钱财，相反，钱财以及一切公私福祉都是出自美德。如果说我弘扬上述道理会“毒害青年”，那么，是上述道理“有毒”；如果断言我弘扬的不是上述道理，那么，断言者是在说谎。因此，雅典人啊，我要说：你们听信迈雷托（meletus）的话也好、不听他的话也罢，释放我也好、不放我也罢，总之我行我素，虽九死犹无悔。（《申辩》，29d－30c）

苏格拉底的弘道似乎是先知式的，他自称是神赐给雅典城邦的礼物，神让他来到这个城邦，就像一只马虻附在马身上，而城邦就像一匹又懒惰又迟钝的肥马，需要不断地刺激。一个悖论是：一方面苏格拉底不认为自己曾经参与过政治活动，不认为自己与雅典人的马虻式对话是一种政治行为，理由是他的守护神（daimon）阻止他从政，以免招来杀身之祸；另一方面，他又回顾了他的两次从政经历，一次在民主政体下，另一次在寡头政体下，他扮演的都是反对派角色，只为恪守正义。另一个悖论是：苏格拉底弘道的核心思想是“提升你的灵魂”，而提升灵魂的惟一途径是求知，因为“知识就是美德”；然而，苏格拉底求证德尔斐神谕的结果却发现，从政要到匠人，他们所谓的“知识”比无知还要糟糕，几乎不可救药。难怪有人说，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苏格拉底却不会为雅典流泪，虽然他不忘劝谕、警告、甚至责备雅典。

苏格拉底预期法庭会判他有罪，因此选择了以先知弘道的方式与全体法官对话、与整个城邦对话，事实上281票对220票的定谳结果也表明了苏格拉底的申辩策略是成功的，虽然他未能避免有罪判决。施特劳斯为此扼腕叹息，隐隐责怪苏格拉底不该选择如此激烈的对话方式。苏格拉底却全然不顾2000年后私淑弟子们的感受，继续搞笑似地提议，应以普吕坦内安（prytaneion）国宴厅的免费就餐劵取代刑事判决书，因为他对城邦的贡献远远大于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s）上的赛车手。苏格拉底既不愿“闭嘴”，也不愿“到他该去的地方”——坐牢或流放，只愿支付一个银币（mina）作罚款，当时智者叶文诺（evenus）的讲座尚且收费五个银币。末了，苏格拉底搞笑似地出价三十银币，那还是听从在场朋友们的劝导，并由后者担保筹资。（《申辩》，36c－38c）

苏格拉底的著名论断：“未经省察（unexamined）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申辩》，38a）导致了第三个悖论——当他说这话时似乎肯定了每一个雅典人都具有同等的责任和能力，有权自由选择值得过的生活，但他在更多的场合要求雅典人把这种选择权利让渡给半神半人（demigod）的哲人，因为只有后者才拥有关于整全的知识，只有后者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伏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认为：除非一个人要求自己私人的道德判断的权力，否则无法理解一个人如何达到人性的高度；如果他要求这种权力的话，他必定要接受那种隐含错误判断的选择作为一种适当的冒险；这只是他自己为了自由而必须付出的代价——问题是，城邦是否承受得起这种代价可能引发的蝴蝶效应。

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之后再次发言，并且在第二次讨论死亡时，提出了死后的二境界说：其一，死后万般皆空，死者无知无识；其二，如世俗所传，死后灵魂进入冥界，一如出国移民。第一种境界犹如无梦酣眠之夜，无论国王、还是平民，他一生度过的、数不胜数的日日夜夜，有哪一个白天、哪一个夜晚比得上这个无梦之夜的睡眠更好、更酣畅？况且死后的绵绵岁月对死者而言，无非一夜。由于如此美好的夜晚人人有份，不必争夺，那么，生前提升灵魂依然是值得的，生前省察生活秩序的好与坏依然是值得的。

就第二种境界而言，如果死亡意味着离家出走，辞世远行，如果所有亡者都聚集一乡，那么，不仅能遇见刚直不阿的冥界法官如米诺（minos）等人，还能遇见英名永存的作古诗人如荷马（homer）等人，岂非妙不可言。尤其是苏格拉底在冥乡再作冯妇，省察那些以智慧著称的灵魂，他们中间有征讨特洛伊（troy）的统帅阿伽门农（agamemnon）、有名扬四海的英雄奥德修（odysseus）、有滾石上山的苦人西绪弗（sisyphus）、以及许多史诗上有名的人物，岂非其乐无穷。

苏格拉底没有肯定哪一种死后的境界是真的，但他的灵魂必须与城邦告别却是真的：“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惟有神知道。”（《申辩》，42）苏格拉底虽然坚持爱智生活的德性高于政治生活的德性，但他毕竟不是先知，不能引导雅典人走出城邦、不能引导他的三个儿子走出城邦（相反，他把儿子托给了城邦）、甚至不能引导他的肉身走出城邦，一如先知摩西引导以色列人走出埃及。苏格拉底的神也不能让雅典人民分有他的恩典，不能让爱智生活的德性充满城邦。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ia），严群译，《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3］施特劳斯，《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和〈克力同〉》，应星译，贺少田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第8篇：苏格拉底故事范文

身份与暴力

阿马蒂亚・森著,李风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近年来,“文化研究”导致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谁的文化?”这样一个问题,代表了“文化研究”的核心思维方式: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亦称“认同政治”。它集中表现为考察文化形构过程中的主体身份(阶级、种族、性别),以达成社会个体自我身份的觉醒,它受到了新左派、女性主义、后殖民等诸多派别的青睐。学者们汲汲于确立各自独特身份表述,进而谋求一种激进文化政治。西方各种女权的、同性恋的、宗教的、族群的实践行动如星火燎原,虽唤醒了某种权利意识,但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群体纷争,甚至灾难。

面对因身份冲突而引发的各种暴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裔美籍学者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中展开了独特思考。他承认身份认同感可以给人带来骄傲、力量与信心,但又指出“身份认同可以杀人”。很多时候,某种强烈的群体归属感会对其他群体造成疏远和背离,发展为群体间的不和。这样,森就看到了身份政治的两面性:身份认同既可形成人类生活丰富性和友爱的源泉,同时,它也能带来暴力与恐怖。森指出,这是一种“单一身份”幻象的灾难,森则认为每个人其实都有多重身份属性,人性才会如此丰富。他坚决反对抹杀多元群体和多重身份,反对按照狭隘公式界定单一身份群体。

森对待身份政治十分微妙,既否定群体间单一的绝对身份差异,又主张个体自身多元的相对身份差异,更呼唤群体间的团结政治。但是问题在于,身份认同的差异仅仅是性别、种族、阶级的吗?我们仅仅从社会学、文化理论的视野来理解身份政治,会不会遗漏了它的某些更重要层面呢?

当下汉语学界的身份政治研究日益趋强,但却往往在诸般启蒙式的洞见中隐现出某种视域的盲目。学界往往将身份政治缘起追溯到二战结束:学生运动、女权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造成了现实生活政治的主体身份自我觉醒;同时,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兴起,使得身份政治开始渗透文学文化研究。此外,也有学者从长远视野来观测其起源,概括出“三次大的裂变”及“三种模式”:以主体为中心的启蒙身份认同,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后现代去中心身份认同。现有理解仅仅构建了漫长西方思想史中的一段身份政治问题史,并且只是属于现代和后现代时段。或许,将目光投放到现代之前的历史中去,身份政治的复杂意涵能够得到全新敞开。

根本上说,身份政治是一个启蒙问题。这一启蒙,并非仅仅从18世纪的康德开始,或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女权、种族运动开始。我们完全可以追溯到一个截然不同层面的“启蒙”,它所意味的东西或许刚好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反视当下文化研究的绝好视点。这一视点其实就是苏格拉底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身份政治最早起源于柏拉图的《王制》(旧译《理想国》)。在这部经典之作中,苏格拉底同一群爱智慧的雅典青年一道,围绕正义问题展开讨论,集中展现了古典爱智者在言辞中建立一个理想城邦的努力。在《王制》卷3中,为了向好学青年格劳孔说明怎样可以调和城邦中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和谐相处,苏格拉底运用“高贵的谎言”讲述了两个关于城邦公民起源的神话。这两个神话可被视为西方思想史上身份政治的第一次露面。

神话一:苏格拉底认为,城邦公民孕育于大地深处,甚至武器和装备也来源于大地,大地就是他们的母亲。因此,公民们一定会将他们出生的土地看做母亲,念念不忘,保家卫国,抵抗外敌,团结一致,有如亲生兄弟。神话二:苏格拉底认为,尽管这些城邦公民是一土所生,彼此皆兄弟,但是上天在铸造他们时,却在不同人身上掺入了不同金属,有人是黄金,有人是白银,有人是铁和铜。身上有黄金者,自然最宝贵,就是统治者;身上有白银者,则是辅助者(军人);身上有铁铜者,则是农民和技工。

这两个神话自然纯属苏格拉底虚构,但是关键在于这种诗之文学形式的背后隐藏着的问题,即对人类身份政治的辩证思考。

第一个故事中,苏格拉底探讨了公民身份的共通性问题。他认为城邦公民来源于大地,每人都是土生土长,虽各有不同,但都拥有共同的母亲,即脚下的土地。由此,苏格拉底完成了对人类身份共通性的确证:土地是人之诞生与存在的母体,尽管人的成长历程会有贫富、性别、工种等诸多分化,亦即“差异”。但如果我们不那么健忘,应该可以记起在“前差异”的时代,我们曾经诞生自同一方水土,这种对于先天“自然”(Physis)根源的回忆可以平衡后天“习俗”(Nomos)差异的不等,从而凝聚成共同的城邦意识,型塑积极的公民身份。正如布鲁姆所说:“由于一个普遍国家的缺乏,只有这样一个故事才能够使个人和很多现存城邦中的一个产生自然的关联。”依靠神话叙事,第一个故事解决公民身份的共通性问题,采用的方式是诉诸自然性(naturalness),一种经由神话形式展现的血缘纽带,使我们能在历史沧桑的差异分化之后还能彼此达成某种认同和沟通,尤其是在重大政治时刻还能积极参与、彼此扶助、共同度过。

第二个故事中,苏格拉底探讨了公民身份的差异性问题。他认为尽管人类来自大地,但又被上天赋予了不同品质,这一品质的形象比喻便是著名的“金银铜铁”说。这一论证是为了阐释正义在于使相应品质的人从事相应工作、处于相应等级。这可以视为西方思想史上对身份政治的第一次原初表述,如果不抱任何偏见,我们会发现,“金银铜铁”说远远不是替某个阶级辩护,也不同于当下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它显得意涵更为复杂,思虑更为幽深。

问题可分三层来看:首先,“金银铜铁”是源于“上天”所赐,表现于不同品质的人担任不同的等级职业,这是一种自然论基调,强调身份差异源于先天,这一层仿佛还和当代身份政治类似,性别、种族、阶级都或多或少与这种差异的先天/后天根源密切相关。其次,苏格拉底进一步说,虽然父子可以天赋相承,但有时也会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这就使得第一层的等级制变得不那么稳定,有了上下交流的渠道,这一渠道本身仍然是自然论的。它以自然的偶在性撼动了传统习俗中看似僵硬的等级制度,因为传统习俗是以生理血缘、金银财富来界定人之身份的,而苏格拉底则巧妙地对这些传统习俗的身份政治因素作了一个决定性的置换。这就涉及了问题的第三层,即决定身份差异的根本因素“金银铜铁”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无疑,在苏格拉底看来,这并不是外在的财富、声名、权势,而是一个人对“善好”(good)的追求与渴望程度。与金银铜铁这些人的品质相对应,在《理想国》卷9中,苏格拉底进一步鉴定了五种类型的人:王者型、贪图名誉型、寡头型、民主型、僭主型,以及与之相应的五种政制:王制(哲人王)、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

由此可以理解,苏格拉底所言的“身份”并非当今文化研究的“身份”。“金银铜铁”和“种族、性别、阶级”的差别在于:前者关注人的灵魂本性,它是那种永远目光向上并向善的追求,它包括苏格拉底所言的理智、节制、勇敢、正义四项美德。占有美德品质越多的人在属性上越是位于上层等级,占有美德最多的人理应成为城邦社会的统治者,占有美德较少的人理应安分处于属己位置;后者关注人的社会身体,肤色、性别、阶级,均从身体着眼,进行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从而确证独特身份意识,以此为依凭去争取属于自我身份的平等权利。准确而言,对于身份政治,古典哲人的思考根基在于自然灵魂的善好层面,而现代/后现代哲人的思考着力却在于社会身体的权利层面。无怪乎,美的事物在苏格拉底那里统统都是殊相,哲人追寻的始终是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美本身”,而现代美学则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美本身”有关一种美且好的整全知识与秩序理解,而“肉体话语”则完全有关属人身体的片面把握,如感性、激情乃至欲望。这种人之界定的根本不同,亦即“感性学”的现代美学不同于“整全知识”的古典美学的根本所在。

当然,现代和古代的身份政治,某种意义上都属于“身份启蒙”,但它们启蒙的问题意识完全不同。苏格拉底代表的古典哲人,试图引导以格劳孔为代表富有天资的雅典青年走向一种以追求善好为己任,提防各种多余、非法的激情、欲望侵蚀灵魂,同时又不离弃城邦共同体而自觉肩负公共利益担当的责任,即下降至洞穴承担“哲人王”这样一种理想。而康德代表的现代哲人,从喊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一启蒙运动的经典口号开始,一方面的确催醒了现代人的自我身份感与权利意识,为18世纪以来整个社会公义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思想贡献,苏格拉底的理智、勇敢、正义都能在康德以降的各种身份政治中找到;另一方面,现代哲人却遗漏掉了古典哲学中最可宝贵的“节制”意识。体现在身份政治中,则是苏格拉底对于人之内在灵魂秩序的看重,理智始终应该对激情和欲望居于统治地位,就像在外在政制中,属金的哲人王应该始终是对属银的战士阶层、属铜和铁的农民、技工阶层处于统治地位。人与社会,在古典哲学中,都应该既各处其位、各安其份,又戮力同心、同仇敌忾。而现代以降的文化思潮,固然在自然权利方面使所谓“人性”得到了极度伸张,私人利益获得了高扬。但是,相应地却涌现出了两大重要问题:其一,启蒙“理智”由于丧失了节制而走向启蒙“欲望”,消费社会正是这一现代欲望启蒙的严重后果。拥有理智德性的主体颇为稀少,无所敬畏、算计心思的消费主体却高扬理智、勇敢的旗号成为了当下时代的风景。其二,在性别、种族乃至同性恋等身份政治权利得到弘扬的同时,社会共同体却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小群体的利益之争,而丧失了更为博大崇高的社会共同体诉求。

借助古典政治哲学视野,我们看到,身份政治问题既联系又区分了古今启蒙。联系在于它们共同有着启蒙人性的诉求,区分在于古典身份政治强调人的内在品性,弘扬属人的理智对激情、欲望的节制,从而达到一种个体的私人美德与城邦的公共政治相和谐的境界,现代身份政治则强调人的外在权利,追求源自现性却泛滥于激情、欲望的盲目自信与私人狂欢。

第9篇：苏格拉底故事范文

岳红是曾经的影后，她演的《野山》在当时红遍全国。后来她不幸患了恶性肿瘤，当她拿着化验单去准备做手术时，大夫问她，病人呢？岳红面带微笑说：“我就是啊。”大夫说：“你？你得了绝症怎么还这样若无其事？”她说：“不这样，我还哭丧着脸，好像我就不该患癌症，患了癌症就要寻死，绝望地让全世界都来同情和怜悯我啊……与其那样，还不如快乐地活着呢。这样多好啊，起码心里是快乐的。”

住院了，她的乐观带动着所有人。她喜欢听收音机，每天早晨起来打开收音机，听北京新闻，听一些歌曲，每天还要哼上几首。床头有最新的《大众电视》和《大众电影》，了解一些影视圈的最新信息，准备再出“江湖”。闲下来，她给病友们讲一些影视圈的奇闻趣事，让病友们忘记了这是在病房。每天岳红还要精心地化妆，就好像要参加什么大型活动似的。

她的乐观，最后成功地战胜了病魔。她超越了生死线，更感觉到生命的珍贵和美丽。岳红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一直是幽默的、乐观的，仿佛在说别人的一件非常有趣的故事。

这样达观的人让人喜欢，让人振奋，使人感到鼓舞。岳红让人明白，活着时，就要让自己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

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有一个人在森林中，突然遇见了一只饥饿的老虎，他撒腿便跑，老虎紧追不舍，最后他被老虎逼到了断崖边上。不得已，他纵身跳下悬崖，却非常幸运地卡在一棵树上。正在庆幸的时候，他听到断崖深处传来巨大的吼声，往崖底望去，原来有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抬头看着他。他先是一阵惊慌，接着情绪平静下来，发现挂着他的是梅树，树上结满了梅子。他想：既然迟早都要死，不如好好品尝一下梅子！他觉得一辈子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梅子，吃完后，干脆找到一个三角形的枝丫休息。睡醒之后，他发现老虎、狮子都不见了。他顺着树枝，小心翼翼地攀上悬崖，终于脱离险境。

这个故事非常有蕴义：我们从诞生那一刻开始，苦难就像饥饿的老虎，一直追赶着我们，死亡就像一头凶猛的狮子，时刻盯着我们。既然知道了生命中最坏的情境是死亡，惟一的路，就是安然地享受树上甜美的果子，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人生才能更加快乐和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