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份主持稿精选(九篇)

第1篇：十月份主持稿范文

2004年9月19日15时11分。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经过充分讨论、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份《决定》，系统阐明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新世纪新阶段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的行动指南，是历经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自信、坚强的重要标志。

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决定》起草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

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台阶-

在先后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元的基础上，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

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和压力同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地区的发展历程昭示我们：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这一关键阶段，如果举措得当，经济社会发展将实现新的跨越；如果应对失误，很容易导致经济徘徊、社会动荡。

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新考验，摆在执政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面前-

放眼全球：国际局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

环顾国内：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长，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愿望日益强烈……

展望未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肩负着庄严的历史使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审视自身：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完善，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的执政能力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关键因素；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连结点。

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是全党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课题。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正式提到全党面前。随后，在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成效最终都应该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200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2004年秋天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讨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并作出相应决定。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会议同时决定，成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负责《决定》起草工作。起草组聚集了来自各地各部门的46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12月18日下午，起草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从寒冬岁月到春暖花开，从炎炎夏日到九月金秋，起草组成员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地投入紧张的起草工作。起草组驻地，经常灯火长明，热烈讨论。

讨论、研究、起草；再讨论、再研究、再修改……近10个月的时间里，起草组共召开12次全体会议，40多次工作班子会议，连同小组会议在内，各类会议总计100多场，对《决定》稿反复修改，先后正式改稿50多次。

系统的理论学习，是起草好《决定》的基础。起草组认真学习并整理、编印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核心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同志论党的建设等几十万字的学习资料。此外，还深入研究和借鉴了国外执政党建设的许多调研成果。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直接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党中央对《决定》的起草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先后3次召开会议，中央政治局先后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审议《决定》稿，作出重要指示，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

胡锦涛总书记为《决定》的起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多次对文件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基本框架以及起草工作方式等作出重要指示。起草组上报的每一稿，总书记都逐字逐句地认真审阅，提出指导性意见，并作出重要修改。

党的执政能力现状如何？55年执政有哪些主要经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核心是什么、关键在哪里、重点如何做？……今年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先后到河北、陕西、海南、江苏、吉林、上海、四川等地考察工作，围绕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在企业、社区、城镇、乡村……总书记与干部群众亲切交谈、坦诚交流，共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大计。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也分赴各地，在考察中深入探索和研究这个重要课题。

胡锦涛指出：十六大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任务，这是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紧密联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

他强调：要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的互相促进。要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建立健全常抓不懈的基层党建工作机制……

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成为《决定》起草的指导思想。起草组成员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在《决定》稿中较为全面地体现了这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一稿、二稿、三稿……《决定》稿在反复修改中不断成熟，起草工作顺利、有序地向前推进。

一次扩大党内民主的生动实践：第一次在文件起草前就全会议题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第一次将文件征求意见稿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征求意见。历时近10个月的起草工作，彰显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执政理念

“把四中全会文件的起草过程，作为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智慧、提高执政能力的过程。”-这是胡锦涛对《决定》起草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起草工作顺利展开指明方向。

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把《决定》起草同扩大党内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行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结合起来，成为起草工作自始至终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成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的一个鲜明特点。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更没有决策权。2004年1月5日至13日，起草组分成6个调研小组，分赴江西、江苏、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内蒙古等13个省区市，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专题调研。调研期间，起草组共召开各类座谈会55个，参加座谈和接受访谈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基层党员群众达450多人，其中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100多人。调研小组还深入乡村、企业、社区实地调研，走访了多位老同志，听取了大量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了加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起草组还委托10多个部委和研究单位进行专题研究，形成了20多份有分量、有见解的调研报告。

海不辞水，始成其大；山不辞石，故成其高。为了集中全党智慧起草好《决定》，根据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中央决定，就四中全会的议题在党内外广泛征求意见。

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向中央和地方党委，重要骨干企业、金融机构、高等学校、军队系统的党委，征求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议题的意见。起草组还采取不同方式征求了48位党内老同志的意见。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央统战部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的意见，中央组织部征求了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

就中央全会的议题，自上而下地征求意见，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民主作风和务实精神。大家一致赞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议题，认为这抓住了当前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

为更全面、更充分、更直接地了解情况，今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先后在南京、长春、北京召开3个座谈会，当面听取8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议题的意见和建议。

与此同时，起草组负责人曾庆红、贺国强同志分别在武汉、兰州、上海、郑州、成都召开片会，当面听取23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的意见。

发扬民主，凝聚的是智慧；广开言路，收获的是诤言。起草组共收到各地各部门书面意见126份。这些意见和各个片会提出的建议汇总之后，一并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为《决定》的顺利起草发挥了重要作用。

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讨论、审议了《决定》初稿，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7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二次讨论《决定》初稿。8天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决定》初稿进行了审议。

几上几下，反复推敲。起草组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对《决定》初稿作了比较大的修改，在7月底形成了《决定（征求意见稿）》。

形成征求意见稿，在党内外广泛征求意见，是党内文件起草工作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7月31日，中央办公厅下发通知，向各省区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及党外人士代表发出征求意见稿134份，向63位党内老同志发出征求意见稿。

引人注目的是，这次征求意见的范围扩大到党的十六大代表，在党内产生强烈反响，被认为是“积极探索党代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有益尝试”，是“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

收到征求意见稿，许多党代表的心情难以平静。党中央对党代表作用的高度重视，党中央推进党内民主的决心、行动和垂范，让大家由衷地振奋。代表们走进党员群众之中，通过各种方式听民声、问民意，再结合征求意见稿，坦陈直言。

有代表提出，征求意见稿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重要性、紧迫性的论述不够，特别是对党的建设目前存在的问题写得不够充分，应加大这方面的分量。有的代表提出，征求意见稿对党执政主要经验的概括不够全面，应当增加“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的表述。有的代表提出，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应该加上“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还有代表提出，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总体目标中，应增加“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内容……

一条条意见看法，一份份建言建议，如百川入海，源源不断汇集而来，为起草工作打开了新的视野。

8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对《决定（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党外人士各抒己见，胡锦涛认真记录。他诚恳地说，大家讲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对进一步修改好文件稿有很大帮助。

虚心征求意见，广纳各方良言，《决定》的起草，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各方面的支持。至8月18日，起草组共收回征求意见稿179份，收到修改意见2012条。经过汇总分析、慎重研究，起草组对《决定》稿作了286处改动，其中采纳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意见23条。

9月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再一次对《决定》稿进行讨论、审议。5天后，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听取《决定》稿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进行修改后，将《决定》稿提请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

经过又一轮比较大的修改，9月中旬，起草组拿出了《决定（讨论稿）》。

9月16日，备受瞩目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安排3个半天，对《决定（讨论稿）》进行讨论。

530多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对讨论稿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审议，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起草组根据全会讨论的情况，对《决定（讨论稿）》又作了58处修改。

千锤百炼出真金。9月19日下午3时，1.7万余字的《决定（草案）》摆在每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座席前。代表全党主张和意愿的《决定（草案）》，获得全会一致通过。

一部充满改革精神的历史文献：《决定》通篇贯穿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导全党担当起执政兴国历史使命的行动纲领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这是时代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课题，也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着力回答的历史命题。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立意高远，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内容丰富，通篇贯穿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满改革精神，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路和方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全面总结党的执政经验、指导全党担当起执政兴国历史使命的纲领性文献。

一个不懂得总结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善于吸取经验和教训的政党，不能说是一个成熟的政党。

《决定》浓墨重彩地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的角度，总结了55年来党执政的6条主要经验。这6条主要经验，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0条基本经验的坚持和发展，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的重要指导原则。

这是一份既富理论性、又具实践性的重要文献-

系统地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是《决定》的一大历史性贡献。

“指导”“核心”“关键”“重点”“基础”，《决定》紧紧抓住这5个关键词，通过“五个以”，明确指出执政能力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面：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与此相对应，《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党要重点加强5个方面的能力建设：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这是对党整体执政能力的全面阐述，更是《决定》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5个方面的能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以及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

5个方面能力的加强和提高，正是建设伟大事业、推进伟大工程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证。

这是一部与时俱进、锐意创新的政治宣言-

建设一个富足祥和，人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充满活力的社会，这是中华民族百年追寻的梦想。

党的十六大鲜明地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使社会更加和谐，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决定》坚持和发展十六大提出的这一重要思想，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突出强调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目标的新要求。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55年之后，更加关注社会建设，更加注重社会和谐、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

“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这两句话，曾让多少人激动不已。

这样的激动，人们在《决定》中再一次体会——

“坚决破除各种障碍，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

第2篇：十月份主持稿范文

《救亡日报》与广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一次复刊就是在广州，但相关记载史料不多，现存的描述也简单。近来在读《郭沫若选集》时，发现有当时经历的真切回忆，就是在广州筹备复刊的过程中，郭沫若先生找到心爱之人――于立群，所以记叙得很仔细。这对我们补充地方史料、充实文物档案有很大帮助，留传至今的《救亡日报》（图一）因而已经成为广州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

1937年上海沦陷后，在抗战初期的宣传工作上起过很大作用的《救亡日报》，首先被迫停刊。原在上海的文化工作者，有的北赴革命圣地――延安，有的则转移到大后方去继续工作。郭沫若先生就是在转移后方的过程中，决定在广州恢复《救亡日报》。

1937年11月27日，郭沫若离开上海往香港，准备到南洋向侨胞募集款项办报或搞其他文化工作。在香港期间，他接受劝告，索性把《救亡日报》恢复的根据地设在广州，希望让这份报刊成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离开香港后，他与林林、潜修、文津、郁风、立群同路来到广州，住进了曾养甫（时任广州市市长兼财政厅长）部属李先生在“梅村”的小洋楼家中。为了办报，郭沫若先生主动承担打通党政军各方面关系的工作。他寻机见了曾养甫市长、吴铁城主席，但都碰了软钉子。在他四处碰壁的时候，一位“军人”（郭沫若在文中如是称呼）建议他去见广东最高军事长官余幄奇（余汉谋），并主动引见。见面后，余汉谋表示愿意支持《救亡日报》，每月捐助毫洋一千元，按月支付，从当年12月便开始。《救亡日报》的复刊有了着落，同到广州的林林等人都决定暂时留在广州帮忙编辑，同时打电报到上海，请总编辑夏衍迅速赶来。这样，《救亡日报》在1938年元旦正式复刊，社址设在广州长寿东路50号（图二至图四）。早在12月28日，郭沫若就亲自写好了复刊词，重申“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救亡日报”四字为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图五）。夏衍于元月5日赶到广州，郭沫若和编辑们在广州新亚酒楼欢迎他人住，并交接工作后，前往武汉。

第3篇：十月份主持稿范文

二、大赛口号：各家方言 想说就说 秀出家乡情 秀出校园美

三、活动背景：众所周知，大学生活是愉快的、自由的，但也是紧张的，有压力的。在紧张的学习之余，给自己一点时间，而且这些时时间是属于你的，完完全全的属于你自己，做一些喜欢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课外娱乐活动在大学生活中也越来越重要。方言是语言的变体。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有的方言。在大学，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在这里我们都是说的普通话。假如你在路上偶然听到自己的方言，那是多么亲切。我们这次要举办一次方言比赛，来个方言大杂烩，给大家一个平台，秀出自己的方言。

四、活动目的：展现家乡文化特色，促进同学们接触不同地域文化，丰富大学生活，展现当代大学生风采，提高同学们语言表达能力，锻炼同学们的表演技巧，促进广大同学们的相互沟通与合作，创造富有活力的真、善、美的校园文化氛围。

五、活动时间：五月三十号下午两点。

六、活动地点：七教一二七

七、活动流程：

1、活动参与形式

本次活动主张形式多样、节目创新，秀出自己的方言特色。参与形式如方言演讲、方言朗诵、方言小品、方言相声、方言歌曲、方言快板、方言戏剧、方言话剧、方言情景剧等。活动对单个节目的人数和成员院系无具体限定。

注意：1）、单个节目应尽量控制在十分钟内。

2）、考虑到方言的地域差异，为了使节目内容能很好地被嘉宾和观众理解，节目负责人应该向活动组织方交一份节目台词打印稿，活动组织方将负责其复印并发放给嘉宾和观众。

3）、本次活动主张形式多样化,对节目内容无具体要求,但需思想健康,积极向上，用语文明，能体现家乡文化特色。本次活动采用大众评委投票评比方式，所有节目的参赛资格一律平等，评比标准相同，所以节目参与者应考虑节目的娱乐性和幽默性。

2、活动报名

活动参与采取民主自愿的方式，欢迎大家积极报名参与。我们届时会将报名表发放到自动化学院各班团支书，也会于5月16号在学生活动中心前设立报名咨询台，有意向参与的同学请领取报名表，自己和老乡联系、自由策划、组织、表演，并选出一个节目负责人，负责活动报名表的填写和节目排练及与活动组织方的相关沟通。

节目负责人请注意，在领到报名表到交表这一周期间请构思策划好节目，并打印一份节目台词稿附在节目报名表上，于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交于相关收表人员手中。

欢迎非本院的同学到报名咨询台了解活动流程和报名，展现自己的表演才华和家乡文化特色。节目负责人请及时联系其他参赛成员，保证节目顺利进行。

3、交报名表和台词打印稿

五月二十三号下午两点到四点期间，请节目负责人将节目报名表和台词打印稿（打印稿上请标明报名表上的报名序号）交到6#205活动组织方收表人员手中。

本院的报名表及节目台词打印稿会由各班团支书统一收集后交给活动组织方，非本院的报名表请统一按照前一种交表方式递交报名表和台词打印稿。在报名表上《备注栏》主要填写节目需要的一些基本道具和数量，请节目负责人认真填写。

收取报名表的人员在收表后，将报名表和台词打印稿分开并按报名序号顺序排列好。将台词稿交给新闻小组，由其负责台词稿的复印和分发。。

4、节目道具准备

活动组织方在参与者需要的情况下将向其提供基本道具如桌、椅、话筒、音响等，对于其他特殊道具如服装、配音磁带、光盘等请参与者自行准备。报名表的备注栏只需填写需要活动组织方提供的基本道具名称，数量等有关内容，以便组织方及时准备。如果有疑问请与活动相关负责人员联系咨询。

5、活动推行步骤

1）、节目组织方将在表演前一天以发短信或打电话的方式通知节目负责人其节目序号及道具准备情况，如果节目负责人发现有问题请及时与节目负责人联系解决。如果节目负责人未于5月29晚上8点以前收到通知，可能是相关人员疏忽漏掉，请及时与节目负责人联系解决。也欢迎同学们发短信或打电话给相关负责人员了解自己节目的相关详细情况。如果未能及时联系，相关后果由节目负责人承担。

2）、请节目参与者在活动开始前一个小时到达表演现场进行相关准备。节目负责人请及时联系节目其他成员，以防迟到和缺场。如果在节目开始前15分钟还未到场的，节目一律视为弃权。对节目道具和其他事项有疑问的请与后场小组负责人联系解决。后场人员要维持好后场秩序，认真及时地解决参与着提出的疑问。

3）、比赛开始前，演员请于备演席上等待。序号为001和002的两个节目的演员请于比赛前开始十五分钟到后台做好演出准备。以后每一个节目上台时，其后第二个节目的演员应到后台作好准备。如第一个节目上台时，第三个节目应到后台去做准备。后场人员请积极负责好后场的催场和协助演员准备等任务，出现问题及时联系活动总负责人解决。

4）、主持人在赛前应了解各个节目的特色，找好节目之间的串词。在第三个节目表演后主持人要公布第一个节目的得票情况，之后依次类推，在最后一个非比赛节目后宣布最后一个节目的得票情况。

5）、在比赛途中，主持人会穿插两个观众互动环节。由主持人提有关方言知识及文化的问题，观众自由抢答，回答正确后将获得一份精美小礼品。

6）、在最后一个节目表演完后，将根据得票数排出前三名“最具人气方言奖”。由主持人宣布获奖节目名单。

7）、届时将由相关人员给予获奖节目颁发奖品和证书，获奖节目负责人在听到主持人宣布上台领奖后请上台领奖和留照。

8）、在活动最后请全部参加活动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到前台留照以作纪恋。

9）、由前场人员负责观众和演员退场，确保观众人身安全，并清理好工作场地。

6、评审活动

本次比赛采用大众评委方式进行评比。

具体方式：

（方案一）（条件：当外院的参赛节目较少时，将主要从院内选拔主评委）：将从每班中抽取10名同学作为评委，依次坐于7教127教室内划分的评委区，在每排的最左边两名为活动组织班级的同学。

在每个节目表演完后，评委将对节目作出喜欢与不喜欢的选择并进行投票，并在选票上写明节目序号和名称，从左至右传到最左边两名同学手中，由这两名同学负责统计两种票数，再标明节目序号和名称后将统计结果到最前边两名同学手中，这两名同学将负责统计两种票数的全票，并将统计结果复制一份交于主持人手中，由主持人公布。

在最后一个节目期间，这两名同学将根据喜欢票数选出前三名，标明节目序号和名称，并将获奖名单交与主持人，由主持人宣布颁奖名单和颁奖嘉宾颁奖。

（方案二）（当外院参赛节目较多时，我们将5月24号至5月28期间在全校内选拔本次活动的评委，选拔方式报名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届时活动组织方要编写评委问察调卷，并从同学们填写后的调查问卷中抽取相应份优秀者作为这次活动的评委。选中的评委依次坐于7教127教室内划分的评委区，在每排的最左边两名为活动组织班级的同学。

在每个节目表演完后，评委将对节目作出喜欢与不喜欢的选择并进行投票，并在选票上写明节目序号和名称，从左至右传到最左边两名同学手中，由这两名同学负责统计两种票数，再标明节目序号和名称后将统计结果到最前边两名同学手中，这两名同学将负责统计两种票数的全票，并将统计结果复制一份交于主持人手中，由主持人公布。

在最后一个节目期间，这两名同学将根据喜欢票数选出前三名，标明节目序号和名称，并将获奖名单交与主持人，由主持人宣布颁奖名单和颁奖嘉宾颁奖。

七、活动宣传：

前期：

1、在学院各班发放活动倡议书，倡议大家积极参与。

2、由班级出海报在三号餐厅前的宣传栏和一号前张贴宣传活动有关内容。

3、在适宜的地方拉挂横幅宣传活动。

4、在自动化网页上宣传活动的内容和报名方式。

5、在活动中心设立报名咨询台，宣传活动，解答疑问，发放报名表。

后期：

在活动结束后，组织班级将开会总结活动举办的成功和不足，并写出总结书及一些感受发表到自动化网页上，并会提供一些精彩照片。活动后还会收集大家对此次活动的反映，以便为以后举办类似的活动收集经验。如果同学们放映较好，组织方将会建立方言“脱口秀”博客，让同学们发表见解和提出建议为以后此类活动收集经验。

八、活动前夕准备及详细分工：

1、班级内写出活动策划书，并向院分团委申请活动举办权。

2、讨论分工。

活动批准后，由活动总负责人负责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活动规划，公布活动流程，并组织小组分工。

3、设计海报。

由宣传小组负责设计出精彩海报和拉挂横幅，宣传活动的有关内容，并说明活动时间、地点、报名方式等重要信息。

4、网上信息发表。由新闻小组设计出活动通知并向夏老师申请在自动化网页上发表。

5、编写和发放活动倡议书到各班。

6、发放报名表。

本次活动主要面向全院，也可向全校开放。对于院内同学，可与各班团支书处领取报名表并由团支书把报名表交于活动组织方手中，也可在报名咨询台处领取，最后由参赛者或负责人自行把报名表和台词打印稿交于活动相关负责人处。非本院的同学在报名咨询台领取。本小组人员于5月16号在活动中心门前设立报名咨询台，发放报名表和解答同学提出的疑问。

7、收取报名表和台词打印稿件。

本组工作人员请在5月23好下午2点至4点在6#205认真收取报名表及台词打印稿件，并将表按照报名表序号排列。最后将所有的报名表和台词稿按报名序号排列好，并将台词稿交给新闻小组由其负责台词稿复印和发放。

8、场地及道具的准备

本小组负责申请场地，并同相关人员商量场地问题。在场地批准后，根据报名表上的备注栏准备相关道具，并将准备情况写在被报名表上统一交给宣传小组。比赛前一天，宣传小组人员要以发短信或打电话的方式通知节目负责人道具准备状况，以进行核对。

9、后场点名和催场

在比赛开始前45分钟，本组人员负责与节目负责人联系，了解人员到场情况，核对道具准备状况，对未到的人员应及时联系。在比赛开始后，要及时催场，以防空场现象，还应负责后场安全。

10、前场秩序维护

该组人员主要维持前场秩序。开场前当观众入场时要保证前场的安全，并带领嘉宾和评委到相应的座位就坐。在活动期间要维持前场秩序和安全。活动结束时，负责观众和嘉宾安全退场，并留下参赛选手有工作人员留照纪念。

11、撤换道具

本组人员根据节目要求，在道具需求时，应及时提供道具上场，在不需要时，及时将道具从舞台上撤出，以使节目顺利进行。

12、在活动结束时全体工作人员留下与参赛选手留影纪念。完后全班人员留下负责清理场地，并交还场地。

九、活动总结

活动结束后，活动负责人负责举行总结会议，总结本次活动的成功与不足，并在自动化网页上发表精彩照片供大家欣赏。收集大家对这次活动的反映，如果反应良好可考虑建立方言“脱口秀”博客，供大家发表意见，为下次继续举办积累经验。

第4篇：十月份主持稿范文

关键词：清末民初；文学传播；稿酬制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5-0083-04

清末民初，中国文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间出现的稿酬制是该时期文学传播的一个重要现象。本文拟对稿酬制出现的历程、稿酬制出现的原因以及稿酬制的确立对文学传播的影响诸方面做一些探析。

一

在中国古代社会，虽不乏作文受谢的记载，但从总体上讲，只是酬谢馈赠之意，且当时的文化传播者并不依赖创作传播文化产品而生存，故不可能形成相关规制，与近代意义上的稿酬制有明显不同。

关于报刊稿酬的发端，学术界一度认为始于《小说月报》。郑逸梅在《投稿酬金之起始》中说：“考投稿之定有酬金，自晚清宣统二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之《小说月报》始。”日本学者松井博光也说：“最早征稿时规定给予报酬的杂志是《小说月报》。”此说广为流传，其实是不确切的。后来，袁进提出，“为《点石斋画报》征稿”，“是近代报刊开始建立征稿制度。文学作品的稿酬制度比绘画晚得多，大约在九十年代末”。雷世文也持此说：“《申报》的稿酬制自画报开始。”他们的依据都是《点石斋画报》在1884年6月4日刊登于《申报》的《招请各处名手画新闻》之《启事》：“本斋印售画报，月凡数次，业已胜行。惟外埠所有奇怪之事，除已登《申报》者外，未能绘人图者，复指不胜屈。故本斋特告海内画家，如遇本处有可惊可喜之事，以洁白纸新鲜浓墨绘成画幅，另纸书明事之原委。如果惟妙惟肖，足以列入画报者，每幅笔资两元。”但这也是不确切的，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比它更早的1877年10月17日的《申报》征集小说广告之“有图求说”。即《申报》的稿酬制从小说开始：1877年10月17日《申报》刊载广告“有图求说”，即为图画求小说一部，广告云：“择其文理尤佳者一卷，愿送润笔洋20元，次卷送洋10元。便即装印成书出卖，余卷仍发还作者，决不有误，惟望赐教为幸。”虽然用的是“润笔”二字，但所指当近于近代意义上的稿酬。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出现突变始于《新小说》的创刊。

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小说》杂志，这是职业化作家诞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中国文学创作与传播进人了一个新阶段，“象征着文艺杂志时代的开始”。在《新小说》创刊前半个月，也就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一日，梁氏主编的另一家刊物《新民丛报》第19号刊登了一则《新小说社征文启》。 《新小说社征文启》是中国第一份近代小说杂志《新小说》向海内外广泛征求著译小说、戏曲、杂记及歌谣等文艺作品的一份征文广告。且又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刊出，题为《体社征文启》。它是我国小说杂志中第一份宗旨明确、内容详备的征文启事，在小说史上具有开创和示范意义。从这则征文广告中，可见《新小说》的稿酬范围只限于自著和翻译的十数回以上的小说及传奇，一般诗文不付稿酬。这是当时及此后多数刊物的常见做法。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谈及当时的稿酬情况时也指出：“当时报纸，除小说以外，别无稿酬，写稿的人，亦动于兴趣，并不索稿酬。”这也说明“写稿付酬”在当时毕竟是新鲜事物，为社会广泛接受尚需时日。但在《新小说》杂志的稿酬制度示范下，“写稿付酬”的风气渐开。1906年11月《月月小说》创刊，它在第二号上也刊出了《月月小说征文启》：“如有佳作小说，愿交本社刊行者，本社当报以相当之酬劳。……如有科学、理想、哲理、教育、家庭、政治、奇情诸小说，若有佳本寄交本社者，一经入选，润资从丰。”在此之后四个月(1907.2)创刊的《小说林》杂志更明确规定：凡小说入选者，“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三元，丙等每千字二元”。《小说林》自第2期开始每期刊登的“募集小说”启事，除了第4期“募集文艺杂著”声明“以图书代价卷酌量分赠”外，其余各期均有稿酬标准说明。1906年创刊的《月月小说》，在“征文启事”中，也有若文章被刊登则“润资从丰”的说明。1910年7月创刊的《小说月报》卷首“征文通告”第4款说：来稿“中选者当分四等酬谢，甲等每千字酬银五元，乙等每千字酬银四元，丙等每千字酬银三元，丁等每千字酬银二元”。此外，近代著名的小说杂志，如《小说时报》 (1909)、《中华小说界》(1914)、《礼拜六》(1914)、《小说丛报》(1914)、《小说海》(1915)、《小说大观》(1915)、《小说画报》(1916)等均明确表示付稿酬。

与此同时，一些出版机构也开始给作家(或译者)付稿酬与版税。1899年，严复写信给时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的张元济，要求得到被南洋公学购印的《原富》的版税，张元济同意给予严复二成版税，这大概是中国实行版税的初例。在中国出版史上，抽版税订合同者，也以严复为早，1903年，他翻译的甄克思《社会通诠》，与商务印书馆曾订立合同，内容共十条，版税率为40％(每部收净利墨洋五角)，立合同译书人严几道为一方，商务印书馆为另一方。稿费与版税的标准主要根据作者(译者)的知名度以及对作品畅销程度的判断。在近代，林纾与严复译作的稿酬与版税可能是最高的。关于林纾的稿费多寡说法不一，有说千字十元者，而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说是千字五元，据曾亲自计算过林纾稿费的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谢菊曾先生的回忆，林纾译稿的稿酬是千字六元。其实时间不同，译作的内容不同，又或是出版机构不同，作品销售的情况可能有别，稿酬自然不同。以千字六元计，林纾通常是每天译书4小时，一小时译1500字，计6000字，可得稿费36元。如按林纾一个月工作20天计算，月收入可达720元，除去分一部分给口译者，林纾的稿费月收入亦可相当于当时一般中学校长月收入的十倍。又如，吴趼人写《恨海》，“仅十日而脱稿，未尝自审一过，即持以付广智书局”。《恨海》全书约5万字，按中上等稿费千字3元计算，这部十天完成的小说可得稿费150元，相当于他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当雇员时18个月的薪金。包天笑译《三千里寻亲记》和《铁世界》，这两种小说约四五万字，卖给文明书局，共得稿费100元，就“当时的生活程度，除了到上海的旅费以外，我可以供几个月的家用”。林纾、吴趼人与包天笑是当时的名家，稿酬自然从丰。一般作者的稿费就很低。青年作家向恺然(1890-1957，别署平江不肖生)在日本写有小说《留东外史》，1915年回国时将稿子卖给出版商，因是处女作，书商只以每千字五角付酬。谁知此书出版后销路甚佳，书商因此赚了很多钱。但这笔稿费对刚出道的年仅25岁的作家来说却也是不小收入。

至此可见，稿费制观念已经为出版者、编者、作者普遍接受了。

二

文人在报刊上刊登诗词文稿，开始一如登广告，需要付费。文人请出版商将作品刻成文集，主要目的也只是用以在交际圈中交流，并非为社会读者而写作。《申报》创刊号的《本馆条例》：“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仿佛不收费而刊登已经是很大的优惠。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清末民初用稿付酬蔚为风气呢?

首先是出版者报刊经营的需要。其一，清末民初，中国报刊迎来了第一轮发展高潮，报刊种类、版面不断增加，报刊稿源的需求量日益扩大。由于当时新闻采写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版面需求，而小说诗文是一般读者最为关注的版面，于是刊登诗文小说也慢慢地开始实行不收费。这种情况随着报刊间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又渐渐变为收购文稿，按字计酬，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稿酬制度。其二，写稿计酬也能使出版者拥有一批稳定的作者群所提供的丰富稿源。其三，刊登小说诗文能给出版者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当时的文艺报刊几乎都是民营的，其资本回收方式大致说来有发行收入与广告收入两大块，刊登大量小说诗文在扩大了报刊的发行量增加了发行收入的同时，也意味着带来了广告收入的增加。因而，对出版者而言，发表文学作品所获得的报偿远远超过了稿酬。

其次是科举制度废除后，部分文人士子解决生活出路的需要。在稿酬制度刚刚出现时，为报馆写稿取酬仍被视为文人末路不得不做的低贱之事。众所周知，由于清政府公布废除科举，士子们只好寻求新的出路。或为生活计，或为“浇胸中之块垒”，或为改良群治，一批文人先后开始转向文学创作或编辑工作。李伯元、吴趼人、梁启超、黄小配、包天笑、罗孝高、徐枕亚、李涵秋、周瘦鹃、陈景韩、林纾、伍光建、周桂笙、徐念慈等人可为其中的代表。大量文人因仕途拥塞而谋生艰难之时，猛然发现能够通过作文而赚取稿费，对自己的生活稍有补贴，为报刊和书局写稿的积极性日益高涨。林琴南最初翻译小说不愿取酬，后来不仅取酬，且讨价还价，稿酬十分可观，他的老友陈衍曾与他开玩笑，说他的书房是造币厂，一动就来钱。若没有稿酬的激励，林琴南恐怕难有译著数百部的巨大成绩。从某种程度上说，稿酬制度激发了他们极大的创作热情。

到了五四以后，归国的留学生以及国内新式教育培养的知识分子日益增多，以文化传播为业的人员也随之增多。通俗文学的商业化情形并不复杂，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进。较为复杂的是，由于倡导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创办报刊在于“启蒙”与“救亡”，所创办的报刊也多是同人刊物，而且缺乏实力雄厚的出版机构的强力支持，办刊经费捉襟见肘，所以这部分报刊开始并不付稿酬的情况比较多见。比如，《新青年》因是志在“民族国家”的同人性质期刊，其编者与作者大都另有生活来源，从1918年到1922年之间该刊基本不付稿酬。司马长风大概据此认为，“这个时期(指1917年―1921年)，新文学还没有出现职业作家或半职业作家。”事实上，由于“发稿付酬”已是大势所趋，而且，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们也在积极地寻求民营出版业的支持，如商务印书馆之《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准机关刊物，泰东书局之于创造社等。这样，在出版业的支持下，在新文学读者数量不断增长的形势下，新文学的四大副刊也先后纷纷表示愿付“薄酬”：《京报副刊》发刊词告白：“撰稿者如果愿受薄酬的，请在稿尾声明，本报于月底寄奉薄酬。”又有稿约声明：“如果愿受薄酬的，请在稿尾注明，一定遵命奉送，否则亦当赠以本刊合订本，以表记者欢迎大作的诚意。”《晨报》对来稿的稿酬形式与等级有更为细致的说明，《晨报副镌投稿简章》规定，稿酬分“(甲)现金；(乙)书券(可以订报)；(丙)副镌合订本三种”。酬金标准“分按千字及按篇两种，均由学艺部酌定。”新文学创作队伍中，完全以写作为业者在20年代的数量并不大，教授兼作家的状况比较常见。至30年代由于出版业的高度发达，新文学作家中成为职业作家的人数猛然上升。

三

发表作品可以得到不菲的收入，甚至可以维持生计，成为一种职业，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稿酬制度的确立，不仅大大促进了小说创作与小说翻译的发展，也意味着作家已享受到应得的劳动报酬，体现了社会对著作人权利的承认和尊重，更重要的是，它为作家生活的独立提供了经济保障，对作家的职业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21年，文学研究会创立时就明确提出：“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工一样。”把文学视为一种“同劳工一样”的“于人生很切实的工作”在当时是一个创举。它既预示着新文学观念的诞生，也标志着作家生存方式的转变。既然文学同劳工一样是一种职业，那么，他们依仗手中的笔墨获取报酬当是一种正常不过的事情。叶圣陶表示“吾决非愿为文丐也”，并不是排斥稿酬，“为金钱计，日节一二小时为出卖之文，凡可以得酬的皆寄之”。而是不愿意混同于一般的仅仅为“钱”而作文者。鲁迅在最后十几年选择彻底弃绝官僚体制，进入报刊出版业，以写作为生。陈明远对鲁迅的收入情况作过计算，“鲁迅以他的脑力劳动所得，总收入相当于408万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间阶层’即社会中坚。他受之无愧。从‘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平均每年17万元、每月9000-2万元的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并认为，“从公务员到自由撰稿人，他完全依靠自己挣来足够的钱，超越了‘官’的威势、摆脱了‘商’的羁绊。”作家编辑的职业化，使从业人员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社会体制的严密掌控。当然，仅从职业与收入的角度谈鲁迅的自由思想与人格独立的形成是远远不够的，但较厚实的经济背景为鲁迅先生提供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创作空间应是确凿无疑的。

第5篇：十月份主持稿范文

混沌之初

有关发展投资基金的政策，最早可见诸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提出，要设立风险投资基金以支持高新技术开发工作。遗憾的是，《决定》后的很 长一段时间，真正的风险投资机制并未问世。

1991年10月，最初的一批老基金"武汉证券投资基金"和"深圳南山风险投资基金"宣告成 立。截至1996年底，全国范围内共有"老基金"78只，另有基金类受益券47只，分散在全国 23个省市。

新生的证券投资基金，很快引起了立法者的关注。

在起草《证券法》过程中，起草组就考虑对投资基金加以规定。在时任全国 人大财经委委员的董辅NFDA8教授的建议下，1993年6月提交一审的《证券法(草案)》中 曾专有 "投资基金"一章。但后来，有关方面认为，对投资基金的发展吃不准，把握不住，建议在 《证券法》中先不要加以规定。就这样，"投资基金"部分由一章变成了一个条款。到了19 98年12月《证券法》审议通过的时候，这一条关于"投资基金"的规定也被取消了。

提上日程

伴随着老基金整顿、新基金试点的顺利进行，投资基金立法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1997年11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证券委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19 97年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提出，要"研究制定中外合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和产业投资基金管 理办法，并积极稳妥地进行试点"。1998年1月，朱基总理作出了"请计委、人行抓紧制 订基金管理办法，经批准后可以试点"的重要批示。其后，国家计委开始起草《产业投资基 金试点管理办法》。

在九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上任之后，《投资基金法》作为一部重要的民商法律，很快被列 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1999年3月30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在人民大会堂内蒙古厅召开了《投资基金法》起草组成立 大会 ，确定了领导小组、顾问小组和工作小组的组成人员。厉以宁教授担任组长，张肖和周道炯 任副组长，成员包括王春正、邓楠等人。

观点交锋

从《投资基金法》起草开始，立法始终围绕着是统一立法还是分别立法的思路进行争论。

当时的主流意见是，凡称为投资基金的，都有类似属性，具备统一立法的基础。而且，如果 分别立法，也就是由各政府有关部门起草单行法或者部门法规，必然产生越权监管，不仅加 大立法成本，而且无端生出监管部门的冲突。反对意见认为，各种投资基金虽然有类似属性 ，但是如何定位以及各自的目的方式、投资对象、运作规则、政府干预程度都存在很大差异 ，很难在一部法律中作出规范。

当时正值制订"十五"规划期间，各部门都在大力提倡发展产业投资、风险投资，许多人强 调， 投资基金法不应当只适用证券投资基金，也应满足对产业基金、风险基金进行规范的要求。 因此《投资基金法》起草组所定的一稿内容，采用了主流思路进行统一立法。

但是，在2000年6月宁波会议之前，《投资基金法》的几次草拟稿都是按照基金目标方向不 同分 类，对这三种基金分别作出章节规定，其内容有交叉冲突，所以很多人反对统一立法。起草 工作遇到困难。

在宁波会议上，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先生出了个主意 ，可以从资金募集这个角度来规范。资金募集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公募 ，一种是面向特定对象的私募。投资证券市场的基金主要是公募基金，应受到严格监管；而 产业基金、风险创业基 金则是私募基金，监管可以相对宽松。

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关于"私募基金"的大讨论，波及了正在进行中的立法。正如有 人士所指出的，社会各界包括媒体对私募基金问题的过分渲染，引起了一些误解。

到了2002年1月，投资基金立法再起争端。有关方面认为，向特定对象募集没有提到 产业投资基金，也没有提到谁来审批，认为写得不具体不充分，没有体现产业投资基金的发 起审批前的主体等内容；而且也有人对将创业投资基金等放进法律中持有异议。〖BF〗

《投资基金法》领导小组担心，如果不能形成共识的话，即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也 可能被 搁置。在这种情况下，有专家提出，为了避免冲突，干脆一改主流思路，回到分别立法思路 。就这样，《投资基金法》更名为《证券投资基金法》。

艰难起步

2002年8月23日，《证券投资基金法(草案)》提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进行 第一次审议。

一审稿定义：证券投资基金是指通过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资金形成独立的基金财产， 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 管人托管，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其所持份额享受收益和承担风 险的投资组织。

一审稿草案对公司制基金作了原则规定，同时确定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既为其 今后发展留下了空间，也为资本市场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创新留下了余地。

为方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对草案的审议，2002年10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次会议在闭幕后专门举办了投资基金法律制度讲座。

当时，各方人士认为《证券投资基金法》的出台临近了。但没有想到的是，从一审走到二审 ，整整经过了十个月的时间，也从九届全国人大走到了十届全国人大。

2003年6月18日《证券投资基金法(草案)》提交二审。与一审稿相比，草案由十一章109条调 整成十二 章100条。其中，最为重大的修改是：不再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明确定义，而只是规定草 案对在境内通过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的证券投资活 动适用。

一帆风顺

从二审走向三审，似乎一切走得都很顺利。

2003年10月21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 干问题的决定》对外公布。《决定》关于资本市场发展的丰富论述，给关心资本市场发展的 人们坚定了信心。

第6篇：十月份主持稿范文

转载是媒体在处理异地新闻时经常采用的做法。稿件转载(本文主要针对纸媒)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刊登别的报刊已经公开发表的稿件,这种稿件通常称为“成品”,编辑直接从网站下载后,根据本报版面的大小,对稿件进行删改,改稿不会伤筋动骨,只去细枝末节;文末一般署为:据《×××报》。二是提前向其他媒体的采编部门约稿,稿件与受约媒体同步见报,由于这类稿件的时效性较强,往往成为同城媒体中的独家,不少媒体成立通联部门,由专人负责与各报(刊)实时保持联系,以期在第一时间拿到“最热门新闻”的稿件,在同城竞争中占得先机;这种稿件,已经当地编辑处理的称为“半成品”,否则称为“毛稿”,使用这类稿件时编辑的警惕性稍高,但与编辑本地稿件相比仍是放心许多;文末一般署为:《×××报》供稿。

转载稿件,一来省事,无需花费过多的人力物力,顶多付点稿费;有的连稿费也无需支付,因为有来有往,稿件是双方交换的。二来安全,如果稿件出现什么问题,一旦遭遇追责,自己可以金蝉脱壳,把责任推到“被转载”的媒体身上。

基于上述两点,编辑在编辑转载稿件时便会有意无意地 “放松警惕”,不做深究,抛却了质疑的精神。让一些稍加留意便能揪出的错误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过,造成以讹传讹。对于一些低级的错误,受众一般都可以主动过滤,一笑置之。但也有不少实在算不上高级的错误会潜移默化地对受众造成误导,对自身也形成伤害,不得不察。

“赵作海案”是近期备受瞩目的热点新闻之一,各家媒体无不使出浑身解数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当然这些报道属原创的凤毛麟角,多数是转载。翻阅见诸报端的多数稿件,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在提及赵作海的妻子赵晓齐时,使用频率最多的两个字眼是“前妻”“改嫁”。要知道,赵作海和赵晓齐并未办理离婚手续,从法律上讲,他们仍然是合法的夫妻。那么“前妻”“改嫁”又从何谈起呢?可能当地的老百姓就是这么说的,可作为文化人的记者人云亦云就太不应该了。遗憾的是,多数媒体转载该新闻时,亦未做推敲,以致以讹传讹了。

另有一例,去年一段时间很多媒体转载了关于安徽阜阳“白宫书记”张治安的报道,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图片中的所谓“白宫”建筑实际上是美国国会大厦――也即其国会山的建筑式样,而非美国总统的官邸――“白宫”的建筑式样。那么,“白宫书记”的称谓从何而来?好像最早见于2007年1月,颍泉区政府修建豪华办公楼“白宫”被《农村农业农民》杂志《要给地方政府建“白宫”立规矩》一文曝光。报道称,因为整个建筑呈白色,又和美国的“总统府”有些相似,当地的老百姓形象地称之为“白宫”。此后“白宫”一说见诸各类媒体,“白宫书记”也便随之叫开。当地群众称颍泉区政府办公楼为“白宫”,媒体随声附和虽然可以理解为顺应民意,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推波助澜,让更多的受众在意识深处埋下“白宫”的影子。当然,也可能是媒体觉得好像不加“白宫”二字就无以彰显其权势的嚣张。我们可以戏谑腐朽,张扬文字,但无论什么原因,都不应以“莫须有”的噱头加以挞伐。

再举一例,今年3月份国内一些地方下了几场大雪,众媒体纷纷以“桃花雪”为题报之。带有浪漫气息的“桃花雪”作为一种天气现象出现被人们津津乐道,自在情理之中。可在这里首先要理清一个概念:何谓“桃花雪”?从气象学上讲,并没有“桃花雪”的说法,而古诗文中常把三月飞雪称为“桃花雪”,多指农历的三四月份桃花盛开时下的雪。虽然其间也有媒体解释此“3月份”非彼“三月份”,“桃花雪”应以农历月份为准;但好像没能以正视听,“桃花雪”之说还是绵绵不绝地出现在整个“3月份”的报道中。而到了4月28日(农历三月十五)真正的“桃花雪”降临时,却又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因为,此时的媒体又绝口不提什么“桃花雪”了。

类似以讹传讹的事例还有很多,基本属于常识性问题,有些是粗心大意不求甚解,有些是传统文化的断层或缺失,在笔者看来,更多的还是媒体人自己的疏忽和浮躁,甚至是文化修养的短缺所造成的。

第7篇：十月份主持稿范文

共同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从开始起草到最后通过，不知经过多少次修改，但从其名称的变化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周恩来自始至终主持纲领的起草工作，为共同纲领的制定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共同纲领最初的名称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它酝酿和成稿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并取得巨大胜利后的1948年。

这年的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响亮地提出“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90页。）筹建新中国的序幕由此揭开。

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是拟订一个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即共同纲领。由于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的民主联合政府是一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府，因此制定这个共同纲领需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协商。这也是体现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政府的合法性所在。然而，当时大多数民主人士云集在香港和尚未解放的上海、南京等地。因此，能否把这些民主人士动员并安全地输送到解放区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重任落到了有着丰富统战经验和组织才能的周恩来肩上。

杨尚昆回忆说：“从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中央最大的工作是两件，一是打仗，一是统战，中心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统战工作，主要是把在香港和国统区的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把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的事，“由恩来同志亲自指挥，李克农和钱之光经办，先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联络，然后组织秘密交通护送，其中不乏传奇性的故事”。（注：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63、264页。）

其实，在此之前的7月底到8月初，周恩来已经对这项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他先后致电上海、香港党组织和中共中央华北局，要求准备安全护送上海、香港、北平、天津的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并指示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接送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注：关于受周恩来委派接送民主人士，钱之光的《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回忆》一文有详细叙述，载1983年8月14日《人民日报》。）他在给香港分局并钱之光和上海局刘晓、刘长胜的电报中指出，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做到万无一失。（注：童小鹏：《周恩来在召开新政协创建新中国中的业绩》，1996年1月8日《人民日报》。）

9月20日，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香港、上海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名单，包括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共77人。并把这份名单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局，指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合适”。“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人士如直进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页。）同一天，周恩来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并华北城市工作委员会的电报，提出为筹备召开新政协，除在香港、上海及长江以南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外，拟在北平、天津邀请张东荪、李烛尘、许德珩、张奚若、符定一、李锡九等24人。（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页。）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3月，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上海、北平、天津、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经秘密交通陆续被接送到西柏坡或哈尔滨。仅从香港就接送了4批民主人士安全到达解放区。钱之光回忆说：“第三批进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最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生，就是在这一批北上的。对此，党中央极为关心，周恩来同志的电示，更加具体、周密。”（注：钱之光：《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回忆》，1983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9月底，从香港来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到达哈尔滨。10月6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高岗并东北局：“新政协须通过共同纲领”，并指示他们向到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征询“对共同纲领的主要内容有何意见”。（注：1949年10月6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高岗并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这份文电，也是目前发现的正式使用“共同纲领”一词较早的文献。与此同时，周恩来在与到达西柏坡的民主人士符定一、胡愈之、吴晗、周建人等广泛协商的基础上，拟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这一草案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其中第四条为：“新政协所应讨论和实现的有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关于共同纲领，提议由新政协筹备会起草。目前可交换有关纲领的各方意见。中共中央已在准备一个草案。”10月8日，周恩来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电告高岗、李富春并东北局，要他们将这一“书面文件”转交给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告以这是中共中央委托你们与他们商谈的书面意见，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过细加以斟酌，以其结果电告”。（注：1949年10月8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高岗、李富春并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高岗、李富春与已到哈尔滨的6位民主人士“当面商谈”，这几位民主人士“表示完全同意，并很满意”。但他们鉴于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还在香港，要求中共将这一草案“送给在（香）港各有关党派、团体负责人阅看，并征求他们意见”（注：1948年10月30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香港分局并告上海局的电报。）。10月30日，周恩来又将这份草案电告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局，指示他们“即抄送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促马叙伦，致公党陈其尤，救国会李章达、沈志远，第三党彭泽民，民主建国会章乃器、孙起孟及无党派郭沫若等十一人，并由潘汉年、连贯分访他们或邀他们一起聚谈，征询他们意见”（注：1948年10月30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香港分局并告上海局的电报。）。从反馈回来的信息看，周恩来拟定的这份草案，基本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认可。

为了与各民主党派交换意见有一个可供讨论的文本，中共中央至迟在1948年10月上旬就开始起草共同纲领草案。这从上文周恩来所说的“中共中央已在准备一个草案”可以看出。这一起草工作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具体负责。到10月27日，写出了第一稿，名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周恩来将这一草稿分送刘少奇、朱德、陆定一、胡乔木、齐燕铭、李维汉等人审阅。这一稿分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社会政策、少数民族、华侨、外交等十部分，共46条，外加一个简短的序言。按照原来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时的设想，是由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年11月3日，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的给高岗、李富春的电报中说：“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15页。）这样一种变化及时地反映到共同纲领的起草中。到11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又形成了第二稿。第二稿不仅在结构上较第一稿有变化，而且对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也有新的规定。在结构上，它分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战时具体纲领三大部分。在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上，它明确规定：由新政协直接选举临时中央政府。周恩来在修改第二稿时，写得更明确，把第三十二条“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央临时政府”改为“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人民政府委员，组成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内主持国家大计”。同时在第三十三条中加了一句：“临时人民政府应任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各部总长、各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及若干不管部国务员组成国务院，处理国家事务。”（注：周恩来对《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第二稿的修改稿。）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及它的国家构成、政权构成、经济构成、文化教育、外交政策作出了相应规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但是，由于当时解放战争还在激烈进行，中共中央没有预料到胜利会来得那样迅速，因此，纲领的重点还是放在“人民民主革命”上，用周恩来后来的话说是“偏重动员各方力量”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注：1949年6月22日周恩来在新政协党组会议上的讲话。）纲领的名称也反映了这种主旨。

1949年2月，周恩来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同其他四份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材料一起汇编成册，命名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并批示：“印一百份。存。”

二

1949年，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显然，根据1948年对形势的预料所起草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共同纲领需要重新起草。

1948年11月，周恩来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共同纲领已在起草中，俟草好后，当不待筹备会召开，先送到哈（尔滨）各单位代表传阅并交换意见。任何单位均可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注：1948年11月3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高岗、李富春的电报。）

在各民主党派讨论共同纲领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分歧，主要是要不要以“新民主主义”作为建立新中国的指导原则。讨论中，大多数人赞成以“新民主主义”作为立国原则，但也有人主张用“革命的三民主义”或“人民民主主义”。个别人士还开出了与共产党讨价还价的“纲领”。（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56页。）由于对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的具体政策不甚了解，一些民主人士对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革命胜利后共产党还要不要民主党派等问题也提出了疑问。为了解除民主人士的疑虑，使他们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新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保证共同纲领制定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对民主人士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

首先，从政策上，教育各级干部要正确对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周恩来认为：必须让民主党派在实际的事实面前认识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他起草的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民主党派问题的指示》指出：“宣传只能起原则启示和一般的推动作用，最主要的还靠群众自己的切身经验来证明。如果空谈某某为君主立宪派”，而不去争取民主党派“走向进步”，“那么，群众的觉悟不但不会提高，甚至还会反对我们，以为是无的放矢。可以说，这种宣传有不如无”。对“民主党派，人民政治团体，应取积极态度，但不要一下子希望过高，期之过急”。（注：1948年11月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问题的指示》。）他修改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对待民主党派人士的指示》强调：我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对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和民主人士应“以坦白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同我党一道前进”。（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34页。）

其次，是安排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参观，让他们亲身感受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政策。1949年4月，中央统战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组织吴羹梅等各界民主人士59人的民主东北参观团赴东北参观。参观团用40多天的时间，走遍了东北所有重要城市和若干农村。他们参观后的感想是：“使我们感到最重要的是：向来被人看作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和锻炼，现在已经组织成并教育成钢铁一样的坚强的集体了。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已经充分发挥了效能——群众有发表意见的绝大自由，而中央的政策又能贯彻到最下层去。这样坚强的集体，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整个社会风气显然起了根本的变化。新生的朝气冲洗了旧社会的残渣，勤劳朴实的作风，代替了过去的奢侈颓废的病态，在这里，中共干部和党员的优良作风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注：1949年6月27日《人民日报》。）

第三，利用个别交谈、小型座谈、报告会等各种形式，广泛与民主人士接触，介绍情况，分析形势，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并对他们的思想疑虑作令人信服的解答。（注：关于这方面的事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为了开好新政协”一节有详细介绍。）党内其他领导同志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

经过艰苦的思想工作，到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正式开幕之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在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以新民主主义为原则建立新中国这两个基本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致。这就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1949年6月15日，由23个单位134人组成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毛泽东担任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主任，周恩来等5人为副主任。筹备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进行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筹备会根据新的形势，决定重新起草共同纲领，由第三小组负责。周恩来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许德珩任副组长，组员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章伯钧、章乃器、许广平、沈志远、黄鼎臣、李烛尘、邓初民等，有20余人。

6月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三小组成立会议。会上，周恩来有一说明：“我们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任务繁重。这个共同纲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去年在哈尔滨的各党派代表曾委托中共方面拟定一个草案，我们也曾两度起草。可是去年工作重心在动员一切力量参加和支援解放战争，现在重点却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及肃清反动残余。这是长期性的工作。因此，中共方面第二次的草稿也已不适用。”（注：1949年6月18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成立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决定，“委托中共方面负责草拟最初稿”。小组成员分工则按照“自由认定”原则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包括华侨、少数民族、群众团体、宗教等）五个分组进行讨论，提出意见报组长和副组长。

周恩来亲自承担了草拟共同纲领初稿的重任。首先是确定起草的指导方针。对此，周恩来在6月22日新政协党组会上说得很明确：“过去偏重在动员各方力量，现在重点在肃清反动势力，着重建设方面。方针是一个，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推翻国民党，建设新中国。此为各方同意的。”（注：  1949年6月22日周恩来在新政协党组会议上的讲话。）如果说，起草《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时的指导方针是重在革命，那么这次重新起草共同纲领的指导方针就是重在建设新中国。

当时筹备新中国的事情千头万绪，解放战争尚未结束，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还要协助毛泽东处理战事，要静下心来亲自起草共同纲领，实非易事。为此，周恩来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一个星期。从目前发现的手稿来看，周恩来从最初的提纲，到给毛泽东的送审稿，其间至少八易其稿。纲领标题最早拟为《新民主主义纲领》，后来改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对周恩来集中起草共同纲领的时间，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在6月下旬。目前发现的几个手稿都未标明时间。从他最后送毛泽东审阅稿的日期来推断，似应在7月下旬或8月上中旬。因为在给毛泽东的送审稿之前的四个稿子是连贯的，似乎是一气呵成。通常是周恩来写几段，秘书帮助抄正，然后他再修改，修改后接着再写。8月22日，周恩来将《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明：“主席，只印了50份，各人尚都未送。待你审阅后看可否能做修改的基础，然后再决定需否送政治局及有关各同志审阅。”（注：1949年8月2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

《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共12300多字，在结构上除前面一个简短的序言外，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两大部分。具体纲领部分，又分“解放全中国”、“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外交侨务”六个方面，共列45条。与上文所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相比较，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如一般纲领中规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要以“奉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中国现阶段“共同遵守、长期合作的政治基础”，“我们统一战线的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府，而应是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一个共同承认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之下从事工作的联合政府”。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份共同纲领草案，并对其中的一些段落作了修改，它构成了此后正式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重要基础。笔者核对过，后来正式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60条，其中44条与《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中的思想有联系，有的表述一模一样，有的表述比以前更全面、更丰富、更具体。

三

第8篇：十月份主持稿范文

一、加强领导，完善制度，确保广电事业规范发展

长期以来我镇党委政府的领导班子换了一届又一届，但都把广播电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把广电事业发展写进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并安排精干的领导来分管，每年有多次在党政会上研究广播电视工作，解决存在问题，逐步完善《值班制度》、《稿件登记制度》、《维护制度》，并根据创建要求增加了《首同责任制》、《办事限时制》和《服务承诺制》。明确了内勤人员、维护人员和站长职责，使我镇的广播电视事业向规范化管理方向发展。今年镇党委政府对文化广播电视站的人员和管理机制进行了优化，更明确了职责，充分调动了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提高了工作效率。今年我镇各项工作，特别是在创建工作、效能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帮扶脱贫中，通过广播电视的宣传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大力推进了工作进程。

二、加大事业建设，确保喉舌作用的发挥

发展广播电视事业，硬件设施建设是基础。如果没有坚

实的基础，广播电视的宣传就缺乏潜力和前景，扬溪镇党委政府充分认识到基础建设的重要性。

早在上个世纪末镇政府就拨出2万余元对机房设备按甲级站标准进行了改造，近年又多次投资更新了部分干线，把一些附挂线路换成了专杆专线，并对一些村民组广播支线和入户线作了整理。在镇、村、组区域变更和洪灾水毁的非常时期我镇的广播电视仍得到巩固和提高。九六年周边各地有线电视兴办对我镇的广电事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我们通过调查分析，向镇党委、政府提出走镇办、村办双管齐下开通有线电视的实施方案来解决开办所须大额资金的困难，得到领导的批准和支持，杜绝了一些个私经营者利用安装有线电视推销劣质产品的路子，为我镇的有线电视普及和健康发展明确了清晰的思路，2004年在上级广电部门的支持下，消除了我镇最后一个有线电视盲区，顺利地实现了广播电视“村村通”。2003年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用户的需求，我镇党委、政府一把手亲自过问，出面与绩溪安广分公司达成协议，于同年10月份成功的完成了城乡联网工程，2004年和2005年又对大部分趋于老化的主干线路做了光纤改造。到目前为止镇、村的光纤改造已完成18公里，达到了全镇电视干线的60%，使我镇有线电视用户能清晰的收看到包括县、市地方台在内的20多套电视节目。

目前我镇广播电视以镇广电机房前端为管理中心，确保了节目的安全播放和规范管理，通过近年的镇村联网、县镇联网和光纤改造，调频广播信号已入户1460户，为广播电视共缆传播开辟了发展空间，今年7月份我们拟出提高广播电视共缆传输覆盖率实施方案，在镇党委、政府和县局的大力支持下，投资5000余元于8月份完成了覆盖率300多户的街头调频喇叭安装工程。

通过长期的努力和近年来的发展，我站已形成了广播电视双渠道专业网络，能得心应手的服务于我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使之成为我镇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和服务窗口。从九八年开始我站就积极参与争创星级评选活动，逐步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努力，先后连续被省、市、县评为“四星级”、“五星级”、“十佳基层站所”和“先进乡镇标兵”。

三、围绕中心唱响主旋律，深入做好宣传工作

事业是基础，宣传是中心，领导重视是关键。较好的基

础设施，为准确及时地转播上级台站和开设自办节目创造了良好条件。镇党委、政府每年都要主持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年初布置宣传组稿任务，半年检查通报，年终总结评比，并且年年拟出宣传要点，将投稿任务层层分解到单位，落实到人，及时检查督促，进行补缺补差，还将投稿任务完成情况作为先进支部、创建单位的考核评比条件之一。多年来，我们严格执行稿件登记制度，杜绝低质量、低水平的稿件播出，促进自办节目达标上档次。

今年六月份镇党委研究出台了《加强我镇通讯员队伍建设的意见》，确定骨干通讯员26名，并按投稿情况给予一定奖励政策，加强了对宣传工作的领导，调动了通讯员的积极性，三年来我们自办节目主要围绕“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技兴农”等方面为主要内容开展工作，从形式和内容上力求办得贴近群众。每周播出《新闻通知》、《农民服务台》、《人口与健康》、《各类专题》、《校园新风》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并根据农村生产实际，将稿件写在季节前，播在季节中，充分发挥部门和行业特长，经常请有关单位的部门领导和科技人员上广播办专题。今年我们利用“庆国庆”为契机由党委发文，广电站主办，原创：以中、小学生为主体，突出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为主题的征文活动。由于我们的自办节目充满着时代活力，具有地方特色，在农民朋友中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通过广播电视窗口，我镇的宣传工作开展有声有色，政治工作深入人心，充分发挥了舆论导向优势，使群众进一步了解了扬溪，为我镇溶入苏、浙、沪的经济建设营建了发展氛围。

一、展望未来，更新观念，争创新业绩

回顾总结过去，我站虽有了长足发展，但还存在一些薄

弱环节，新的形势对我们广播电视事业有新的要求，我深感任重而道远，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向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1、继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以群众满意为标尺不断调整内内部机制。

第9篇：十月份主持稿范文

杭稚英的月份牌画，是我既熟悉又钟爱的，它们有印成年画、月份牌、产品包装、商标和香烟牌子的。那时，许多香烟里面都有一张香烟牌子，如水浒的一百零八将等，如果谁能集全还能换取大奖。南洋、华成等烟草公司还依此来推销自己的产品。记得儿时，经常用香烟牌子同邻居小朋友玩耍、游戏，父母亲在每年的新年，都会用年画来糊满自家的板壁。如今，看到这些月份牌画就使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孩童时代。所以这本印有杭稚英画作的挂历虽有缺失，我还是非常喜欢，花了不多的钱买了回来。后来，我还在北京的古玩市场上买回了杭稚英的旧作：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画“双美图”，和为上海中法大药房画的月份牌广告“泳装少女”。

勤奋敬业

自建事业基础

早在二十世纪初，上海的月份牌画就影响港、台及东南亚各国。当时香港画家关薏农，仿效上海的月份牌画，专门为香港的商户创作月份牌广告画。1925年香港的永发公司，还以高薪聘请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为香港商户创作设计月份牌画。更有台湾收藏爱好者，还收集出版了月份牌画册。

月份牌画，是海派文化发展的重要一页。如今，要反映老上海历史风情或营造老上海的环境氛围时，旧时的月份牌画成了不可缺少的重要装饰，也是广大收藏爱好者们孜孜以求的收藏品。一幅杭稚英的《彩配楼》月份牌画，拍卖价达三万八千元。

月份牌画是随着上海半殖民地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而盛行于市的。在那个年代里，上海的年画、广告、月份牌等文化产品充斥上海市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之中。杭稚英是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海派文化现象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他把月份牌画发展到极致，在上海曾有“月份牌半壁江山”的美誉。

杭稚英，名冠群，字稚英，别名杭坦。1901年5月3日生于浙江海宁盐官镇一户书香门第。父亲杭卓英曾是当地衙门内的钱粮文书，民国初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鲍咸昌处任中文秘书。杭稚英幼年在镇上的私塾读书，后进当地的达材学校，自幼爱好绘画，每每来回学校途中，喜欢在盐官镇上一间裱画铺前驻足观看店内陈列的名家书画。回家以后凭着默记的印象作画，久而久之有了长进。1914年杭稚英13岁时，遇商务印书馆图画部招收练习生，便随父亲来沪进入商务印书馆图画部习画。图画部的授课，有民国初年较有名望的画家何逸梅教授国画基础，还有德国、日本教师教授西洋画与广告装潢技法。三年学习期满，杭稚英因学习成绩优异，被留在商务印书馆河南路棋盘街的门市部服务，经手承接了大量的广告印刷业务，为客户设计样稿，得到了许多客户的信赖，熟悉了广告市场，也使他的经营业务能力得到了很好锻炼。期间，他经常参与画作，在门市部的第二年就出版了质量较好的月份牌广告画，在上海的月份牌广告画市场里也渐有影响。经过四年的服务期锻炼，他的绘画技巧有了长足的进步。杭稚英初到上海不久，还曾经在徐家汇土山湾学习过西洋画法，这为他后来自立门户，自创画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立门户

自创艺术风格

杭稚英在经过商务印书馆的习艺三年和服务四年后，于1920年离开商务印书馆自立门户，在虹口鼎元里创办了“稚英画室”。到1925年便邀集在商务印书馆的要好同学金雪尘来画室帮忙，承接月份牌、商品包装、产品商标，甚至是礼券等设计业务。在这同时，杭稚英也开始招收学生。由于画室人员增加到七、八人之多，虹口鼎元里的场所不敷使用，他便借用闸北山西路海宁路口的一所闲置的原江、浙、皖三省蚕茧公所大院。此地早年是前清一官员的府第，有中式庭院三进及花园洋房一栋。他们借了三分之二，这在当时的画室中是相当气派的。画室每年要创作八十余幅月份牌年画，还要设计两百多幅画稿，鼎盛时期每月的收入可以买一辆小轿车。当时，画室不但上海顾客盈门，还有许多香港、澳门、台湾及东南亚各地的客商，也到上海请杭稚英设计产品广告和商标。

杭稚英很注重对画室同仁的培养。画室的成员大多是从乡下出来跟杭稚英学画的，其中李慕白是在1928年15岁时来上海拜杭稚英为师的，由于他刻苦勤奋，进步很快，成了画室的骨干力量。后来，杭稚英见李慕白聪明能干，还将自己的小姨子介绍给他结为姻亲，李慕白因此感激不已，在画室尽心尽力，与金雪尘一起成了画室的主要骨干。

杭稚英不但注重对画室同仁的培养，还很注意增强画室集体的凝聚力。画室成员在独立完成任务后，就按能力发给他们酬金，画室骨干的酬劳更为丰厚。他还经常在家举行舞会，组织他们去杭州、海宁等地旅游，以此活跃画室成员的文化生活。抗战期间，即使画室歇业，他依然借债维持大家的生活。

所谓的“稚英画室”，在1947年杭稚英去世之前从未正式命名。画室前期，画稿的人物多由杭稚英创作，其模特大多脱胎于他的夫人王萝绥，而背景中的景物多由金雪尘配画，后来由李慕白画人物，金雪尘完稿。凡由画室出去的画稿必署“稚英”之名。“稚英画室”自此成为沪上著名的设计机构。只是在杭稚英早逝后才由其父亲杭卓英正式以“稚英画室”对外营业。

杭稚英的儿子杭鸣时由育才中学高中毕业后也人画室学习和工作。由金雪尘、李慕自主持日常工作，直到上海解放初，在金雪尘、李慕白的扶助下，杭鸣时能独立支撑画室之后，两人才离开画室各自另立门户，自己承接业务。

杭稚英一家可谓美术世家。儿子杭鸣时，1952年在上海考取东北鲁迅美术学院，现在是中国著名的水粉画家，国际水粉画协会会员，今苏州城建环保学院教授。其代表作有《苏州桃花坞》、《柯桥夕照》、《山城》等。女儿杭观华是雕塑家，1953年毕业于浙江美院华东分院，现在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代表作有《小憩》、《李时珍》及与杨士惠等人合作的雕塑作品《走遍全国》等。

在画室的经营过程中，杭稚英为华成烟草公司设计“美丽牌”香烟商标之事，还曾引发了一场涉及一出名剧《失足恨》中的女主角吕美玉的“肖像权”官司。原来，“美丽牌”商标中的美女形象是借鉴吕美玉的剧照，经过艺术再创作绘制出来的。吕美玉是法租界华董、

朱葆三的女婿魏廷荣的姨太太。“美丽牌”香烟在上海问世后，引起轰动，产品旺销，也引起了某些人的嫉恨。没多久，魏廷荣便通过法租界当局给华成烟草公司和杭稚英送达了传票，状告他们侵犯了吕美玉的肖像权。杭稚英亲自出庭，据理力争，申明“美丽牌”商标是艺术的再创作，与剧照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能因为形象传神，就断言侵犯了肖像权，驳得原告律师哑口无言，法庭宣判杭稚英无侵权行为。但华成烟草公司与吕家经法院调解达成协议，每售出一箱“美丽牌”香烟要付商标费10元。

爱国正义

伸张民族气节

国民政府在武汉时，杭稚英曾经参与由和郭沫若主持工作的三厅文化部门工作。杭稚英为人正直仗义，乐于助人，注重民族气节。如亲戚朋友中有相求者，总是慷慨解囊相助，甚至将有的弱者留在家中供养。

1938年上海滩大亨黄金荣做七十岁寿辰时，其徒弟上门要求杭稚英为送礼用的寿碗上绘制黄金荣的肖像，杭稚英婉言拒绝。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杭稚英做起了闭门谢客的寓公，天天在家画竹泄愤，或者以习米芾书法解闷。他不为金钱利诱所惑，拒绝与日伪合作。1941年冬，日军侵入上海租界。一天，一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找上门来，拿着二十根“大黄鱼”(金条)，很客气地用流利的中国话说，要杭稚英为他们开设的电台制作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月份牌广告画，杭以身患肺结核病咯血为由，申言自己已无力作画，婉言拒绝。为此，他等于自绝了在上海从事月份牌画的生路，就此搁笔歇业，带着全家老小回到浙江海宁老家，怀着郁闷的心情，靠借债维持着画室员工和全家四十余口人的生计，过着艰难的生活；夫人王萝绥还要经常去轧户口米。期间，他在乡间改学国画消闲度日，积极参与了由著名画家郑梅清发起的创作《木兰荣归》的年画，以明抗战必胜的信心。这幅画由杭稚英画花木兰，其他如吴稚厂、谢之光、金肇光、金梅生、李慕白等十二名画家配合，集体创作了一幅脍炙人口的杰作。之前，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杭稚英就创作过《梁夫人击鼓抗金兵》、《木兰从军》等月份牌年画，以传统故事来表达自己的心志，激发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

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杭稚英熬过了八年的艰难岁月，再回上海重操旧业。画室业务重有起色。在画室同仁夜以继日的努力下，到1947年，只用两年时间就还清了八年欠下的债务。

1947年9月，杭稚英破天荒地陪同老父和妻儿去杭州游玩十天，回沪后终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后英年早逝，终年46岁。因杭稚英艰苦创业、诚实守信，艺术创作上精益求精，为人处事克己奉公，不趋炎附势，品格高尚，出殡那天，竟有近千人前来吊唁，当时的上海各大报纸均刊登了葬礼的新闻。

丰硕成果

引领时代风流

杭稚英在二十多年的月份牌画艺术生涯中，其作品无论在艺术质量和创作数量上，都可以领衔沪上同行。多年来，以“稚英”署名的月份牌广告画有一千六百多幅。他为一些名牌产品设计的商标，有的至今还风行在全国或世界各地的商品市场上。在众多的产品商标设计中，有“美丽牌香烟”、“双妹牌花露水”、“雅霜”、“蝶霜”、“白猫花布”、“阴丹士林布染料”、“杏花楼月饼”等产品包装和品牌商标，当年几乎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其所作《牛郎织女》、《八仙过海》、《大观．园》等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年画真是人见人爱。他还将市民百姓非常熟悉的传统故事，画成月份牌年画，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二十四孝》、《封神演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