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精选(九篇)
第1篇：史学和文学的关系范文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457―6241(2012)09―0022―05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下称修订稿)的课程设计，从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内容的选择与呈现方式以及实施建议，在实验稿的基础上都有了较大的改进。特别是初中历史学科课程性质和课程理念的明确提出和阐述，体现了我国中学历史课程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一、初中历史学科的课程性质
课程定位是课程设计的首要问题。只有了解一门课程的属性、特点以及功能和作用才能把握它的基本面貌，也才能在此基础上确定课程的目标，并据此精选和组织学习内容。
实验稿虽然也有课程性质的专门论述，但由于观点不明确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深，修订稿对此作了较大的调整。
实验稿的表述：
历史(7～9年级)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学生获得历史基本知识和技能，初步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逐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初步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学习和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修订稿的表述：
历史课程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基础课程，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义务教育阶段7～9年级的历史课程在基础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具有以下特性：
思想性 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使学生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拓展国际视野，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基础性 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以普及历史常识为主，引领学生掌握基本的、重要的历史知识和技能，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为学生进一步的学习与发展打下基础。
人文性 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文素养，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综合性 注重人类历史不同领域发展的关联性，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使学生逐步学会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对历史和社会进行全面的认识。
对某一门学科课程性质的说明，一般要从其在学校课程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对学生成长发展的独特作用，以及课程实施的特点等方面展开。最好以特点相标识，以便于实施者把握。实验稿所表述的，只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方面的任务，而不是历史课的性质。这样的定位，实际上没有明确历史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区别，没有说清楚历史学科的独特价值。有关“历史(7―9年级)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的定义也不甚妥当，因为“必修课”不能说明历史课程性质的本质问题。
修订稿对相关内容作了新的表述。首先将历史课定义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基础课程”。并在说明其地位和设置意义的基础上，从“思想性”“基础性”“人文性”和“综合性”四个方面分别阐述了历史课程的基本特点。
1.思想性
历史课是一门思想性很强的学科。通过学习历史，尤其是本国史，能够较全面具体地了解自己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并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本国的国情和政策。在现代国家，由于公民对形成国策的影响日益增大，而对史实的考虑又影响到公民对国家政策的态度，所以没有哪一个国家会不关心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正是从这个意义说，“公民的历史意识对未来具有政治上的意义”。1996年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5~12年级)的开篇就明确地指明了这一点：
历史知识是一个人在政治方面具有明智才能的前提。没有历史，一个人无法明智地研究社会中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道德问题。而且，没有历史知识以及它所支持的历史研究，一个人无法成长为见多识广、独特的公民。这些恰恰是有效参与民主制管理与我们所有公民履行国家民主制理念时所必需的。
近代“国民意识”的形成，无不以公民们对其民族、国家和历史所具有的认同感、尊严感为基础。因此，培育对国家的忠诚一直是历史课程的主旨。即使在倡导多元文化视角和营造世界公民氛围的今天，任何国家的学校历史教育都未在这一点有所松懈。著名史学家吴晗早在1934年就说过：“我们不希望每一个学生将来都是史学家，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将来都是社会上的健全公民。但在中学或大学时期应当给他们以充分的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常识。”
2.综合性
历史知识包罗万象，既有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内容，也有中国和外国的内容，并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历史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其特性就是在联系中确定的。历史现象的相互联系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纵向的联系，如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历史发展的线索和基本进程等；一种是横向联系，如同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通过纵向与横向的联系，可以总结出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规律。历史分析的方法是历史学习和历史研究中最为常用的方法，历史的因果联系分析则是其主要的方式。因为历史的产生与发展、延续与变化、渐进与突进，都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受到时代、环境、条件的制约，又受到阶级、集团以及个人利益的左右，还受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习惯等方面的影响。因果联系有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和互为因果等多种形式。只有认识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3.基础性
从学校系统的地位而言，初中历史课程与其他学科一样承担着基础教育的任务。从课程系统的地位而言，历史课程不仅以其知识的综合性为其他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也以其思想性和人文性为学生的社会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17和18世纪，许多教育先驱者都强调历史学科的重要性，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认识到了历史教育对提高人的基本素养的价值。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强调，“熟悉历史是整个人生的教育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他终身的眼目”。洛克认为历史是“持重与公民知识的主宰”。卢梭则把历史作为“爱弥儿”的第四期，即教育的最后一个时期(15岁以后)的最重要的学科。
4.人文性
与自然科学相比，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课以具有独立个体的人和人类社会为认识对象，关注的是人的思想境界建设，主要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从这一属性出发，修订稿提出了历史课程在增长学生的社会见识方面的作用。“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的关系”，以达到“提高人文素养”的目的。历史课程在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杜威认为历史学科是形成人的道德品性的最优良‘的学科。在他所设计的课程中，历史是“作为间接的社会学和实验的伦理学来予以重视的”。他坚信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都可以从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中找到典范，并由此作出结论说，“历史是永恒的建设性的道德遗产”，历史教学“将发挥最自然的伦理价值”。
二、初中历史学科的课程理念
课程理念是课程设计者蕴含于课程之中，需要课程实施者付诸实践的教育教学的信念，是课程的灵魂。与实验稿相比较，修订稿对历史课程理念的阐述更为清晰而准确，凸显了历史学科的特点和价值。
1.普及历史常识的理念
蕴含着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历史常识的传承，无论对个人、民族还是国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历史常识的普及，关系到一代新人的知识底蕴是否丰厚，中华民族的文化能否传承，关系到未来民族发展的前途。
所谓“普及”，一是规定历史课程作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以此达到普及的目的；二是指有关课程内容和要求的确定面向全体学生，能让学习这门课的所有学生都达到课程目标的要求。课程标准的制定，既考虑了我国不同地区学生的学习需要和条件，也考虑到了初中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内容标准的设计，体现了统一要求与灵活处理相结合的原则。如多数学习要点只是“对学习内容和基本目标提出了原则性要求”，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具体状况酌情处理。
“历史常识”是相对而言的。与高中和大学相比，初中的学习内容只是常识性的历史知识。即知识相对浅显通俗，课程难度较小，初中学生都能认知和理解。修订稿课程内容的选择充分考虑了初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生活经验，使相关的内容贴近现代社会、贴近学生的生活，避免了抽象历史概念和理性知识的堆积。与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的内容相比，初中课程的历史知识有_定的系统性，修订稿在实验稿的基础上补充了必要的框架性知识和主干知识，使初中历史课程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知识系统。
与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相比，初中的“历史常识”无论是知识的范围还是内容都有较大的扩展。从知识范围看，《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六大板块的内容，展示了不同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以及“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历史内容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相对较广，学生能够在此基础上“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从内容上看，既有与政治制度、战争和改革有关的政治史，也有与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有关的思想文化史，还有经济史、科技史和社会史，涉及的领域较广。同时，历史常识不单指与基本的历史事实和评价有关的历史知识，还包括与收集、利用历史知识的程序有关的基本技能，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的历史意识。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修订稿提出了“以普及历史常识为基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课程理念。
2.公民教育的理念
修订稿从时展和社会前进的需求出发，将“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作为初中历史课程改革的前提，将培养“良好综合素质的合格公民”作为基本目标，并从培育学生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国际意识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
首先，在培养民族意识方面，通过小学的《品德与社会》课，学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初中的历史课则进一步告诉学生：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有哪些?具有怎样的特点?它们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它们为人类作出了哪些贡献?通过本民族及其文化传统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及其对世界文明贡献的学习，可以使学生生成并强化民族意识，振奋起民族的精神，进而提高捍卫民族利益的责任心。修订稿安排了相关的课程内容，并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中提出了明确的学习任务。一方面要求在学习中国文明史内容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具体国情，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求在了解我国民族关系史内容的基础上，“认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认识到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相影响与融合的重要性。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在当代中国，爱社会主义与爱祖国本质上是一致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修订稿通过中国史内容的组织，呈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和爱国主义的传统。其中，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反映了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和特点。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则反映了民族精神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与特点，通过学习，“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决定作用，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初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增强历史的责任感”。
拓展国际视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要求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共同维护、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各国的历史课程都强调有关国际意识的培养问题。国际意识的培养，首先要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意识两者之间的关系。修订稿既关注民族认同感的培育，也关注其他异质文化；既注重在全球化时代表现民族自豪感，彰显自身的民族特色，也注意“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学习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
3.育人为本的理念
修订稿在提出历史课程人文性特点的基础上，阐述了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人格教育、增长历史见识和增强历史思考力则是其基本内容。
健康的人格，一般包括自信、友善、有责任感、有抗挫折能力和善于自我管理等几个因素。这些因素在历史课程中有大量鲜活的事例，学生可以在了解和体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完善健康的人格。修订稿在课程性质、课程理念和课程目标几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提示。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上，指出了相关的学习要求：“初步理解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高对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识别判断力，逐步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品质。”历史课程中的人格教育，是一个以相关历史现象的情感体验、历史思维的发展和主体意识的成长综合而成的过程，也是学生的社会性生成和完善的过程。
第2篇：史学和文学的关系范文
系个体,而历史则由客观的事实变成了同样需要阐释理解的“镜像物”,成为“镜中的历史”,文学文本和其他的社会“事实”,如报纸、杂志、教科书、日记乃至法院、教会、政府、家庭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话语-权力”的表现形式,是意义深远的社会调节行为。在新历史主义者眼中,艺术作品不是历史经验在上面留下印记的被动的外表,而是历史经验形成和再形成的创造性动因之一。这样,文学不仅仅成为与历史并列的“学问”,而且对历史研究有着自己的能动作用,文学与历史呈现出一种“互为文本”的状态。
一、文学研究的历史回归:新历史主义与20世纪文论思潮
纵观西方文论发展史,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可以粗略地分为非历史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两种。非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割断文学与作者、读者以及它所反映的世界的确切关系,抓住文学的语言特性展开理论和批评实践。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则强调文学是外在于它的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对文学的理解依赖于对产生它的整个“大语境”的理解。
20世纪初期,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西方文论发生了重要转向。以俄国形式主义及布拉格学派为代表,文学的研究对象从作家或作家的心理、社会、历史等方面转移集中到文学作品本身的形式、语言、语义等方面的“内部研究”,在研究中突出科学性和客观性。结构主义、符号学直接借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把本文视为能指和所指的完整统一体,却忽略了其中的个性、差异、非中心化以及社会历史具体性;阐释学的“本文”虽具有基于个体自我阐释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重视读者的地位和作用,但对文学与具体历史如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关系仍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和巴尔特从否定文本结构中心和终极意义入手把本文视为能指游戏和能指碎片、认定文本中别无一物,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强调阐释的权利和自由。但在否定作品意义和作者权威的同时,实际上也斩断了作品与作者、时代、以及历史之间的联系,将文本仅仅看成一种符号的游戏。
“新历史主义”是作为一系列非历史主义文论和后结构主义的挑战者应运而生的。新历史主义将解构主义颠倒的传统再颠倒过来,重新注重艺术与人生、本文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它致力于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强调文学与其语境之间的相互塑造。在文艺复兴领域的一系列批评实践过程中,新历史主义的倡导者格林布拉特始终将文学作为文化和历史语境的一部分,一反各种非历史主义批评把文学艺术作品看作是与社会生活无关的实体、看作是语言游戏等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以特有的方式回归了“历史”。在莎士比亚的戏剧解读中,新历史主义不是封闭地深究戏剧语言本身的含义,而是不断地联系与之相关的各种历史情境、历史文本、以及现代语境,作出开放性的理解和阐释。由此看来,新历史主义重新关注“历史”,在西方批评史上是向传统历史主义的一种“根”的回归。但是它已经走过了“反历史主义的历程”,打上了反历史主义的深刻烙印,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彻底地回到过去,而是一种“螺旋上升运动”,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即超越。在对文学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上新历史主义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语义学、符号学及结构主义等批评话语的封闭性,体现了“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但它所回归的“历史”又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着力考察的以政治、经济制度为主的社会状况,而是一种“文化性”的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和马歇雷“发现”了本文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联系,但对于新历史主义研究中极为关注的权力、性等因素的支配作用却极少涉猎。在强调文学和社会生活的互相渗透、以及重建什么样的历史问题上,新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相通中又存在着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将文学艺术作为离经济基础较远的意识形态,除受经济基础的最终制约外,更直接地受到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相当的自主性。由之而发展出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将文学作为整个社会历史的产物,他们要重建的作为文学背景的‘历史’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和作家的阶级立场、思想状况、审美趣味等。而新历史主义回归的‘历史’则更关注一些文化碎片构筑起来的偏重精神文化性的‘历史’,这种历史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新历史主义在强调‘文本的历史性’的同时深入地挖掘了‘历史的文本性’,显示出与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差异,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它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历史纬度输入到后结构主义批评当中。”“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而不是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二、新历史主义研究对象的形成原因:
新历史主义在研究对象上的与众不同是高扬其理论大旗的重要保证。在文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种文论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传统历史主义对研究对象的主张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观念和哲学思潮;20世纪文论研究对象的转向是基于一系列语言学和文学观念的革新;新历史主义则受到了新史学精神、喻说理论、以及文化思潮转型的诸多影响,才得以对文学的研究对象作出自己的回答。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2]徐润拓.《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
[3]杨正润.《文学的“颠覆”和“抑制”――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论和意识形态论述评》.《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第3篇：史学和文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 唯物吏观 历史理论 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2－0115－0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长足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和史学实际。着眼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逐步形成了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综观史学界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理论成就值得关注。
一、对唯物史观内涵和外延的新阐发
史学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并不相同，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学术创新历程。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90年代的学术创新以及21世纪以来的学术反思和展望等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把唯物史观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克服了教条主义、公式化的理解，恢复了唯物史观的生机和活力。由从过去主要关注阶级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从关注阶级斗争史发展到更加关注社会生产力、关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充分肯定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者以及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从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开始。史学界出现了编写历史学概论的热潮，其实质乃是主张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历史研究工作自身理论进行探索，主要表现形式则是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认识和解读。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比较典型地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对历史理论的探索情况，可视为这一阶段代表性的著作。前者着重历史科学理论的探讨，强调社会矛盾运动、阶级分析法、历史主义、民族关系等历史科学的理论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普遍指导作用；后者则从中国史学史的角度。立足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梳理总结出中国史学的基本范畴。在同样强调唯物史观指导作用的同时，更强调了史观、史料、文献学、目录学、史书编纂、历史文学等颇有中国色彩的基本史学理论范畴，其实质同样是探索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从过去过分关注阶级和阶级斗争，转向重视考察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改变。但是，对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方法并未见根本改变，在克服教条主义的同时。仍不免存留着“左”倾思潮的痕迹。冰河已经解冻，史流继续向前涌动，史学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等文献作出了新的诠释和解读，主要提法有：1、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论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关系的历史一元论。2、人类历史始终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推动下前进的；这种矛盾运动在原始公社解体以后，则表现为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3、尽管人类历史的内容和现象纷繁复杂，但它却是按照其固有的规律曲折地向前发展的；4、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理论，不仅指明了研究历史的唯一正确途径，而且提供了研究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1984年9月，全国唯物史观形成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安徽黄山市举行，该会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理论探讨的热烈情景。吕振羽、谢本书、蒋大椿、叶汝贤、郑观卫、苏凤捷等人的观点值得关注。
在第二阶段的认识过程中，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五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问题、人民群众、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问题等，这些学术问题的热烈争鸣，反映出学术界对唯物史观丰富内涵的深入挖掘，新见频出。蒋大椿在《唯物史观与史学》一书中对唯物史观及其与史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将唯物史观的核心归纳为：1、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2、人类社会及其构成部分均以总体的体系的方式存在；3、在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中，一切社会历史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4、人类社会是运动的、发展的，显现为历史过程。构成历史过程的各种社会现象，也是运动的、发展的；5、社会历史事物的发展变化，有进化的和革命的两种形式；6、社会历史事物发展的根源，在于它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7、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环境创造了人，人又创造了环境；8、社会历史研究不是一个消极的反映过程，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此外，宁可、林甘泉、漆侠等学者均对唯物史观及其具体内容进行了再认识。强调社会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已成学术界的共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被放在一个较为恰当的位置，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也不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而是作为一个体系，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系统地、全面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运动变化过程，成为此期理论创新的亮点。
第三阶段唯物史观研究的主要特色是反思和展望。步入新世纪以来，史学家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理性化。已不再局限于经典文献的个别章句及其诠释，也不再引经据典地打经典仗，而是把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问题。更体现出了一种发展和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自觉意识。如李文海考察了唯物史观给史学带来的巨大转变：1、把历史从过去主要描述政治兴衰、王朝更替的所谓“相斫书”，转变成把社会作为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历史过程；2、把历史发展从过去看作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过程，转变成看作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3、把历史从过去的“帝王将相的家谱”，转变成以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主体，同时也充分重视杰出人物的作用和各种社会合力共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4、对于思想、文化等精神活动和精神成果，改变了过去从观念到观念、就精神论精神的研究方法，把社会意识看作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把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同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紧紧地联系起来。瞿林东认为人们坚持唯物史观是因为它的真理性优势，并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怎样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整体历史；(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历史是个有序的自然发展过程，而对历史规律的探讨才成为可能；(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
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于沛在《21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中指出：“加强唯物史观的研究，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对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同的历史观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认识路线，直接关系到历史学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实现的程度。重视历史资源的开发，认真研究和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是时代的呼唤。这是和加强民族的凝聚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保持民族的自信心和文化的独立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其前提是这种学习和研究都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否则，一切就都会走向反面。”朱佳木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是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中则指出了唯物史观研究的趋势和方向。蒋大椿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上发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提出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问题，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存在严重理论缺陷，必须被超越，这一观点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2001年11月，“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2002年4月，“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2007年10月，“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学术对话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开掘。既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和多重含义。把握唯物史观的精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研究实际相结合，并进行创造性地发挥，使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这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态度。
二、历史理论的探讨深化了对中国历史特点的认识
随着史学界对唯物史观认识的深入，人们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理论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把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区别开来是历史研究的一大进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建国后到‘’结束这段时间内，史学界(含史学理论界)存在着一个认识的严重误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等于史学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史学理论，核心就是阶级的观点斗争的观点，把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等同于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其在地位上低格化、理解上简单化、运用上教条化。”这种认识上的自觉直接促进了理论研究的发展。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及其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理论方面探讨的主要问题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问题大部分承续了1949－1966年间史学界的老问题，但都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进行了新的阐发，推动了对中国历史进程中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深化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特点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依据。
自1983年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先后出版以来，至1999年陈启能等所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出版，其间出版的同类著作或教材近20种。这些著作几乎涉及到史学领域的所有理论问题，史学理论大有形成一门学科的趋势。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一股“史学概论”热潮。质言之，此期有关史学理论的探讨大都集中在对客观历史发展中所涉及到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理论问题，而对历史认识、历史研究过程中涌现的以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理论，则是下一阶段的主要课题。教材建设和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又进一步促进了历史理论的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新问题不断涌现，“史学概论”概论什么，成为学界争论最多的问题。这说明历史学理论体系需要不断完善和系统构建，而史学理论与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是长期交错的问题，实际上成为历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区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系统构建历史学科自身理论体系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新时期以来，历史理论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提出许多新论点、新命题，拓宽了研究领域，对中国历史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认识、把握更加深化。在古代史方面，白钢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龚书铎任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8卷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写的多卷本《中国社会生活史》、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晁福林的《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等，涉及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等诸多新领域，视野开阔、结构新颖、方法创新构成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在近代史方面，如罗尔纲、黎澍、陈旭麓、金冲及、胡绳武等人对太平天国史、维新派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进步意义、辛亥革命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和革命党人中不同政治倾向人物的分析，胡绳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中间力量”及其思想文化上代表人物作用的分析，刘大年关于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分析等，都是大手笔之作，给人厚重的历史感，启入以深沉的历史智慧。革命与改良、洋务运动与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都因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困惑而备受关注。在中国通史研究领域，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誉为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压轴之作，其《导论卷》所探讨的历史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对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水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㈣则被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探索。
三、以历史认识论研究为重点构建史学理论体系
新时期以来，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推动史学理论的整体建设，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特色。1986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天津召开，对史学理论的体系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意见：1、把史学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历史哲学、史学专业基础理论和历史学的技术学科或辅助学科所涉及到的各种理论。2、把历史认识分为三个层次：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3、认为广义的史学可包括历史哲学、具体历史过程的理论概括、历史辩证发展问题、史学流派研究、史学认识论、史学评论理论和史学编纂的理论等七个问题。4、认为史学理论应包括客体论、主体论、主客体关系论、方法论四部分。这些观点和分歧促使史学界对“史学理论”问题作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的热点问题主要有：历史、历史科学和历史学的概念的认识、历史学科的属性、结构、研究对象、历史认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史学的功用、史家修养等等。这些都为史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是取得较大突破的领域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历史认识论问题成为研讨热点。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历史认识主体、客体、中介及其相互关系，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与过程，历史认识的认知结构，历史思维的特点，历史认识的方法与检验等问题。张帆、刘泽华、张国刚、姚志安等人较早对历史认识论进行研究。史学界对这场关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和讨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有的学者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论研究看作是“最能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此期，陈启能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阐发具有典型性，该书作为中国社科院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包括历史规律问题、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社会形态理论、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观、从直觉到科学、辩证的历史思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与展望、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该书都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思考。关于历史认识问题。张耕华将历史认识论分成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两部分。张剑平指出：“新时期在历史认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少史学家对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历史认识的特点和过程以及历史真理的检验等认识论问题的理论探讨；二是对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流派作了较为深入的评述，如对兰克学派年鉴学派，西方人文和科学主义思潮，以及柯林武德、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等的研究；三是对如何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认识论的思考。有的学者在对西方历史认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的任务；也有学者根据西方历史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较为深入地论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思维的特征，提出较为深人地阐发了科学的辩证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的基本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的研究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理论色彩，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澄清了一些错误的史学观念，活跃了史学家的历史思维，规范了历史研究的过程，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但是，众多史学家亦坦然吐露心声，写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著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四、史学方法的更新和多样使历史研究更具魅力
史学方法的研究历来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新时期以来，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运用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日渐兴起。值得一提的是，运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三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特别是金观涛、刘青峰的代表作《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曾经掀起了史学方法热的滚滚浪潮，也使历史研究更具魅力，吸引了众多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学家的加盟。史学方法的多样化和系统化一方面得益于史学内部的积累，这包括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阐扬；另一方面也受惠于中外史学交流的深入发展。
关于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方法的总结和发掘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有上百篇之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瞿林东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由于是连载文章的结集，故其文短小精悍、文笔隽永，不少中青年学者由此产生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浓厚兴趣。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极而言之，是否可以认为，没有评论或批评，也就没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换言之，不能脱离史学批评问题而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为“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理论提供借鉴”，史学批评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史学范畴提了出来。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总结和继承，充分体现出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特色，主要有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主义方法等问题的研究。对于历史主义的总结，王学典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一书值得关注。乔治忠指出：“在历史研究与史学批评中，历史主义应当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令思维方式具备深刻、准确的逻辑性，唯物辩证法还具有从客观实际出发，主张事物发展的前进性、阶段性，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法则等等思想原则，从而使历史主义具备完整的历史观、方法论和鲜明的立场。”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比较”作为一种古老的方法被史学家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史学界关于比较史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著作约有20部。庞卓恒的《比较史学》、范达人的《当代比较史学》、范达人、易孟醇的《比较史学》、刘家和的《史学、经学与思想》等著作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杜维运在对人类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中这样看待比较的研究方法：“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只有在历史全球化以后，整个世界人类进入历史之中，才有出现的可能。所以比较历史与比较史学在走向全球化的路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更有学者相信比较方法将引导中西史学走向更高的层次。这种比较研究的发展，无疑将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推动世界各国史学走向新的境界。有的学者还把比较方法看作是学科发展的研究方法之一。史学对系统方法、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俗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等的运用也是值得注意的。程洪、霍俊江、赵吉惠、赵轶峰提出了重视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观点。
五、对历史学功能的新探索
人们对史学价值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个古老的课题。新时期以来。史学价值问题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以关注现实著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对史学价值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期，由于“影射史学”等极“左”思潮的影响，使人们对史学价值的认识日趋狭隘。“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观点，这也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在“拨乱反正”思潮和“史学危机”思潮中重点反思的问题之一。80年代初期史学界重新兴起的“古”、“今”关系、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的讨论把史学价值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刘大年、黎澍、苏双碧、孙思白、田昌五等学者对这个问题用力颇多。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后期，随着自由化思潮和思潮的泛滥。学术界对历史学价值的认识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史学无用论”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也促使学者对历史学这一古老学科的价值作更深入的思考。白寿彝就历史教育功能阐发尤多。进入21世纪以来，史学价值论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有的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些史学价值观点加以总结，王斯德指出：“历史是一部社会教科书，它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教化和思想滋养功能，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改造世界、超越自我的强大武器，其核心是启迪心智、智慧人生，使人变得清醒、理智和成熟。以史为鉴，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知社会兴替之道……学习历史可以使我们掌握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增强历史洞察力，以历史的纵深感和深远的历史眼光去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领悟历史的真谛，
认清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和发展大趋势，确立科学的理想和信念。”吴怀祺则指出了在全球化浪潮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以正确的历史知识、历史思维方式总结历史，认识借鉴国内外的经验，以安邦兴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史学更广泛更深刻的价值体现于民众之中。因为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精神与民众素质的主要组成部分，历史与文化能否高扬，直接关系民众自身素质的提高、民族自身凝聚力的增强。”史学价值是历史学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将随着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而继续发展下去。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的重要理论成就之一，史学价值论的探讨仍将继续得到史学界的关注。
六、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对于在史学研究中如何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戴逸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把革命导师说的话都当作可以信手滥用的套语和标签，不是任意去裁减历史事实使之适合于某种理论图式，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占有大量材料，进行新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的革命导师的某些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常青的。它永远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从事建设、观察问题、研究学问的强大武器。”
其二，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考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具有全球视野。在这方面，有学者集数十年的心血，致力于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和多重背景下观察与思考，还把它们置于同外部世界的比较与联系中进行探索。”《古代中国与世界》是刘家和这方面的代表作。2005年，“《经济一社会史评论》首发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侯建新、马克、刘新成、齐世荣、于沛、李文海、龚书铎等学者畅谈了中外历史研究的结合问题。在他们看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的考察，如果在世界历史的大的坐标系内进行的话，就有可能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同时，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历史的角度，去寻找对某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的答案，将会更加有助于接近真理。”
其三，突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对于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白寿彝进行过长期思考，他说：“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瞿林东谈到如何建设2l世纪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历史学时指出：“我们不仅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历史观指导下的史学，还要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可以用来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也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封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有一种信念，吸收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使自己变得更加丰富、厚重。”
其四，强调了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和发展规律，完善了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从学科建设的进程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的史学史研究，实为“”破坏以后的恢复和充实阶段，90年代以后，现代史学史研究形成全面铺开之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涉及到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对重大问题的探讨和开创性的研究等三个方面。具体在如下领域有所进展：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全面深入研究史学的社会作用、从时代特点把握史学面貌、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关于传统史学在当代史学建设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关于易学与中国史学之关系的研究、史学史对历史教育的意义、关于史学批评的研究、关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研究、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从文化视角研究中国史学等。蒋大椿则把1984年以来连续召开的十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及其取得的成果作为史学理论学科取得整体建设进展的重要标志。
其五，强调了史家的主体意识和史学的独立品格。论及史家的主体意识，瞿林东指出：“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来看，史学家们的世界眼光，虽有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但总的说来都是在‘以我为主’的历史视野下发生和发展的。而20世纪的中国史学，尽管面向世界的规模扩大了。但‘以我为主’的视野却发生了变化，太多以他人为主，即以我们自己的史学去适应他人史学的模式。”正是认识到了问题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学者提出研究中注重史家的主体意识和史学独立品格。陈启能指出：“史学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而不受到损害。所谓独立品格，就是求真，就是对于历史真实的执著的追求。一旦失去这种品格，史学就不成其为科学，没有真理和尊严可言。”历史学的根本成就是“对自己学科特性的回归，并努力探索和按照自身的规律和特性进行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章开沅则主张史学应该走自己的路。侯云灏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新时期史学思潮》一文中提出史学要走向自我。田昌五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于沛则提出了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设想。
第4篇：史学和文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人地关系;地理环境;研究方法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关注,历史地理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和丰富,研究专题和范围迅速扩展。不仅如此,历史地理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也被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其他学科借鉴运用,成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一、对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的争论
历史地理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科,它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一直存在着争论。虽然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在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至于在人类历史以前的一切变化——或更进一步说,在人类活动还没有能够在大地表面上引起显著的改变,或留下显明的痕迹以前的一切变化,则应当属于‘古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但仍有不同的补充意见。史念海先生在强调“
1932年初,(英国)历史学会与(英国)地
理学会(历史学与地理学教学科研人员的专业
学会)的一个联合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
的问题是:“什么是历史地理学?”而会议对该
问题并没有给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答复。此
后为寻求解答这一问题,又尝试了许多努力。
在那次会议上就该问题提交的各种各样的
论文中,e.w.吉尔伯特(e.w.gilbert,1932)寻
求“区分目前包含在历史地理学科范畴内的两
门不同学科,试图为这门已经存在的学科下定
义”。他认为,“历史地理学”至少有五个不同
的含义,但只是其中之一“恰当地”阐述了这门
学科。吉尔伯特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不
再适合的历史地理学的四个较早期概念是:作为
政治疆域沿革史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发现与
探索史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学思想与方法史
的历史地理学;以及作为研究地理环境影响历史
过程的历史地理学。吉尔伯特认为,历史地理学
的“实际功能”是“复原往日的区域地理”。“历
史地理学应该限定于历史时期区域地理的研究,
而不应该致力于将历史事件的研究作为学科的
主要目标”,吉尔伯特的这一观点,将地理学与历
史学、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同时作了区别。如同
许多这类定义那样,这种观点是有意识地造成分
裂而不是综合。……
虽然这种将历史地理学视为往日时期(或
往日各个时期)地理研究的观点,被20世纪30
年代的历史学者与地理学者广泛地接受,但不
久(甚至当时)就受到新一代学者的质疑,在英
国尤其引人注目地受到达比的质疑,他们不仅
寻求扩大“历史地理学”的涵义,而且寻求将历
史地理学公认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达比开始
审慎地反思当时视为历史地理学为复原往日地
理的保守观点,逐渐地建立起一个新传统。这个
新传统如同关注景观变化与区域变化那样。关
注重要历史时期内不同地点的断代研究。迭比
促使历史地理学成为一门分支学科:他以传教
般的热情工作,目的就是将历史地理学建立为
一门具有自我意识的显学,既与人文地理学相
区别,又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
最后贝克教授强调:
在此我要谈一谈不同的观点。历史地理学
没有必要监管自己的“领域”,研究历史地理也
没有必要逻辑证明。不存在历史地理学独有的
研究专题与研究领域;相反,历史地理学与历史
(及史前)研究共享其探讨的方法,而同时与地
理学研究共享其探讨的问题。因此,对历史地
理学科的任何整理(或甚至讨论)通常应以地
理学的话语作为其后盾。地理学与历史学都是
观察问题的观点;它们是观察世界的不同
方法。
存在这种争论并不奇怪,它实际上反映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或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特点,是历史地理学自身不断发展和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的必然体 现。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特征极为明显的学科,其研究的内容虽然是地理的,但在时间上却是过去的,资料来源是历史的,历史学的文献处理和解读方法是历史地理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因而同时具有地理学和历史学的特征,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主题出发,自然会得出不同的观点。
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与其他学科不完全相同,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
现在有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要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最重要的任务是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葛剑雄先生认为:“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 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葛全胜、何凡能等认为:“我们也应该看到,与其他相邻学科相比,我国历史地理学在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由于条件限制,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还停滞在定性描述之中,从而造成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因缺乏量化指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因此,积极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提高研究结果的定量化程度与精确性,已成为学科发展当务之急。”这是就历史地理学的地理学属性而言,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如前所述,“复原”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只是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历史地理学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运用本学科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从哲学或文化层面回答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由于人类思想意识和人类社会活动行为的复杂性,计量化未必是最好、最准确、最科学的表达方式,而历史地理学因为其研究时段和研究资料的限制,也几乎没有可能提供一套系统、精确、符合历史实际的量化资料,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强自为之可能会弄巧成拙。因此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前途还在于后者,应着重从文化层面和哲学层面去思考人地关系问题。
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一方面,许多历史地理研究者开始涉足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等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些研究主题给予历史地理学的解释;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也纷纷涉足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试图从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的角度来阐释相关的研究主题。历史地理学已经不仅是一门学科,同时也已成为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诸问题的方法论。
历史地理学成为分析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论,受当代科学研究发展潮流的影响,是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科划分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科学研究越来越综合化、系统化。无论是回答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问题,还是回答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都不能无视相互作用的另一面。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问题,认识问题的角度是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表述问题的方法是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过程。这三点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都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人地关系问题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长期命题,是探讨环境变化和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主题,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关注,目前也是诸多学科争相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人与地的关系由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而产生,通过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制度的演化而不断发展。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地理环境和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人类社会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人地关系应从动态角度考察才能深刻认识。历史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讨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因此在人地关系问题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邹逸麟先生指出:“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大部分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同时自然环境的变迁,又反过来给人类活动带来有利和不利的影响。如何科学地处理好人地关系,则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也可以说历史地理学就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人地关系问题成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历史地理学较早的重视人地关系的研究,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也早已走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只不过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舞台这样的认识误区,自觉地认识到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并将之运用于具体的问题分析中;同时,历史地理学也因其研究时段的关系,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表述问题的方法,即通过“复原”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变化来表达人地关系的过程。这些都是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具优势的认识理论和研究方法,正如阿兰·r.h.贝克教授所说,“历史地理学的长处在于交叉学科的研究项目,对往日的人类、地点与时期给予了大量的独特研究”。
如同当代许多其他学科一样,各学科都有独特的研究领域、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又在不断借鉴和融合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研究中重视人地关系,把人地关系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注意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变化,这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研究理论,现在也越来越成为相关学科研究问题的认识和方法,成为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和地理环境变化相互关系的一个方法论。
第5篇：史学和文学的关系范文
从相关研究发现，早期时候，国学与古代文学没有比较明显的进行区分，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才有了比较明确的区分，通过学科史、研究史和学术史三个方面，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特点、思想等进行分析，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从而推动国学与古代文学不断发展。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从学科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解，需要先从学科属性方面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以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区分和识别。一般情况下，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联系，会给学科带来一定影响。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国学最早是在文化转型时期产生的，与西学有着一定区别，因此，在众多文人学者发挥相关谈论之后，这次国学思潮成为我国文学不断发展的重要开端。但是，在众多研究和各种学说中，国学仍没有明确的定义。随着对国学各种解释的不断发展，它给文学研究者带来极大影响，在探讨相关原理、寻求相关解决方法等情况下，出现了学术，因此，相关探讨和理论都被称作是国学。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五四运动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
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第6篇：史学和文学的关系范文
关注社会现实
2016 年，为满足社会各界的现实需求，世界史研究进一步发挥经世致用功能，为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社会转型等问题提供历史镜鉴。例如，7 月2324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齐齐哈尔大学承办的第六届全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联席研讨会，围绕社会现实问题的历史发展进程、一带一路建设等史学前沿和动态话题，积极探寻其历史渊源和脉络。9 月2425 日，由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主办、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学术年会在兰州召开，就近代历史与当今的世界、一带一路与近代国际关系等主题进行探讨。
2016 年，世界史领域有4 项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资助，王旭主持的20 世纪世界城市化转型研究、陈晓律主持的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构建的历史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以及沐涛主持的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整理与研究，均是对现实问题的探索和回应。诸多学者立足中国现实问题，追索西方世界类似问题的历史进程足迹。较为突出的是国际关系史论题研究，相关学者围绕东亚、欧美、中美关系等课题，利用新材料、新理论、新视角，不断推动这些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和决策性研究。
与国外史学界展开对话
近年来，由于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语言和原始资料等限制，世界史研究逐步增强了与国外学者交流对话的能力。2016 年，中国学者在努力构建自身世界史话语体系方面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其一，运用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批判借鉴式的对话。9 月9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在京举行，与会学者围绕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进行研讨。11 月46 日，第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重点学科主办，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中国史与世界史高原学科承办，与会代表就机遇与挑战：新世纪以来的中西方史学研究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其二，对国外史学界的知名学术命题作出回应，与国外学者展开平等对话。例如，李剑鸣的《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一书，引发历史学界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学如何介入公共生活，历史学家的身份定位等问题的思考。钱乘旦领衔的学术团队编著出版了6 卷本《英国通史》，堪称中国学者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英国史研究话语体系和方式的重要成果。其三，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宽，中外比较的研究方法突破各种中心论的藩篱，增强了世界史的学术创新力。10 月31 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承办的第二届全球城市史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以欲望、城市记忆与历史书写为主题，倡导将全球史和城市史结合起来，从跨学科、跨领域的全球视角进行开放式、多元化的学术探索，从中外城市比较入手拓展城市史研究。
新生代正在崛起
随着国内学术研究环境的改善和学术研究平台的扩展，中青年学人正在成长为世界史研究的新生代研究群体。各高校和研究机构都非常关注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梯队的培养。例如，为加强中青年学者的学术交流，8 月1314 日，《世界历史》编辑部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举办第一届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中青年学者在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文化史、环境史、国际关系史、海洋史等领域全面展示了新生代力量的研究水平和风貌。
第7篇：史学和文学的关系范文
历史剧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发展变化，其间也经历了困顿与迷茫，但始终没有停止探索的步伐，在新的时代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关于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的研究一直是戏剧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长期以来，学术界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历史剧创作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借古讽今、历史剧的类型等问题，而对于历史剧中涉及的文学性问题，常常关注不够或没有深入展开论述，而文学性恰恰是历史剧的核心内涵，文学性的优劣决定着一部历史剧的成败，因此，对中国现当代历史剧进行文学特性的研究，应成为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历史剧中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载体作用、历史剧的戏剧情境和历史剧的个性与社会性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考察，论述了中国现当代历史剧在漫长的百年发展历程中文学本体性特征的缺失和回归。关于中国现当代历史剧文学性的研究将对中国当代历史剧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载体
回顾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的发展历程，历史剧在不断探索中发展更新，由创建时期的独幕剧为主的格局发展到抗战时期的多幕剧历史剧，戏剧的主题内涵、历史人物的塑造、戏剧情境的设置以及戏剧结构等各种戏剧因素也由简约发展为繁复复杂的戏剧构成因素，史剧观念也由早期单一直白的时代主题的宣传发展到对历史剧多方位的探索，到抗战时期，围绕历史剧的创作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论争直接推进了历史剧的发展，历史剧的创作和在创作实践中形成的史剧观念也呈现出成熟与繁荣的局面，郭沫若、阳翰笙、阿英、陈白尘等历史剧大家的创作为抗战史剧和中国现当代史剧的发展成熟做出了卓越贡献，与此同时，郭沫若提出的“失事求似”的史剧理论成为中国现当代史剧理论的重要收获。
尽管中国现当代历史剧在史剧观、历史观和艺术表现手法上趋向成熟，但中国现当代历史剧从创建时期便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为中国现当代话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剧和现实剧担任着同样的历史使命。中国现当代历史剧在创建之初，便借戏剧文学解读历史题材，直接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爱情婚姻等社会问题植入历史题材，出现了王昭君、卓文君、杨贵妃、貂婵等历史美人喊革命口号，传达现代革命思想的现代历史剧，这就使历史剧呈现出戏剧文学和历史的双重载体，借戏剧文学和历史两者的结合共同承载民众启蒙和社会宣传的教化功能。戏剧文学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历史故事的文化底蕴与历史厚度都非常符合人民大众传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心理，这是历史剧能够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文学便崇尚“文以载道”，这种重视社会功用的文学传统直接制约和影响着戏剧文学的发展，到“五四”时期，新文学尽管以浩大的声势批判旧文学，但新文学毫无疑问地是在批判旧道德，宣扬新道德，文学在社会功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学价值观念却直接继承了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只不过是文以载道的内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由旧道变成了具有现代思想的新道，文学承载着现代思想和新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功能得以强化，而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使作为文学自身艺术规律的文学的本质特征仍然处于服膺于新思想、新道德的地位。因此，作为中国现当代戏剧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当代历史剧长期以戏剧文学和历史的双重载体承载着宣传教化功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抗战时期，历史剧创作更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历史剧的创作和演出都是为了配合斗争的需要。正是现实严酷的斗争生活促成了抗战史剧的繁荣，写于皖南事变之后的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以及其他史剧作家创作的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阿英的《洪宣娇》、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和陈白尘的《大渡河》，都是谴责同室操戈的罪行的，此内容研究界已多有论及，在此不再赘述。抗战时期，《屈原》《天国春秋》等历史剧轰动整个山城，“一首《雷电颂》，使雾中的山城咆哮了！到处听到‘你们滚下云头来！爆炸了吧！爆炸了吧！’许多观众带着行李卷睡在戏院前等候买票，沙坪坝的学生看完戏步行回去已经天明，有的就在戏院里过夜。演戏是斗争，看戏也是斗争，台上台下都把这演出当作反对对外卖国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的大示威来看待。”①《天国春秋》在重庆上演，“戏剧由中华剧艺社首演于重庆，当扮演洪宣娇的舒绣文在台上悔恨地喊道：‘大敌当前，我们不能自相残杀’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②从中我们看到历史剧在抗战时期发挥的巨大的抗战宣传作用以及山城人民的政治热情和斗争热情。历史剧的文学性和历史性所共同承载的革命宣传和教育民众的意图发挥到最佳程度，这在特定的战争环境里强化历史剧的社会功用以争取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抗战史剧由此对后来历史剧的发展带来的政治和史剧观念的规约也是引人深思的。
二、趋向成熟的史剧情境
在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的发展进程中，众多优秀的史剧作品，其动人的艺术魅力是来源于政治热情和对传统审美力量的继承？还是合理的史剧情境所产生的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先从概括史剧作品的具体情境入手吧。
首先来熟悉情境这一重要概念。情境作为戏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于探究戏剧的奥秘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戏剧界的重视。但对于情境这一概念的阐释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界定。情境这一概念的提出和运用最早始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理论家狄德罗，他把情境看作作品的基础。而在黑格尔那里，情境被认为是“总的世界情况经过特殊化而具有定性，另一方面它既具有这种定性，就是一种推动力，使艺术所要表现的那种内容得到有定性的外现。”③黑格尔在此强调了情境作为一种推动力的意义。谭霈生则从情境与冲突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来解释其意义：“戏剧情境是促使人物产生特有动作的客观条件，是戏剧冲突爆发和发展的契机，是戏剧情节的基础。”④邹红将情境概括为“情境是戏剧冲突的基础，是戏剧动作的前提，是戏剧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情境才真正是戏剧之本体，而我们通常认为是戏剧之本质的冲突或动作，其实不过是情境的某种外化或表现形式。”⑤从理论家们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情境是一种内驱力，是推动戏剧动作产生变化和戏剧冲突爆发的内在力量，是冲突爆发前的各种复杂因素的总和。因此，剧作家对戏剧情境的设置直接影响到戏剧艺术的成败。
优秀的剧作家善于巧妙地设置戏剧的情境，具体体现在复杂的人物关系的安排上，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是矛盾爆发的前提，是促使人物产生动作的直接动因，因此，复杂微妙的人物关系是情境的重要构成要素。如果人物关系过分单一，就很难形成戏剧冲突爆发的推动力，也就很难构成复杂的情境，戏剧性也就冲淡了。正如“五四”时期的历史剧，大多以独幕剧为主，戏剧缺少复杂微妙的人物关系，例如郭沫若的《卓文君》中卓文君与父亲卓王孙的关系缺少独特的个性化表现，主要是代表着觉醒的青年和封建专制家庭的关系，尽管卓文君身上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解放精神，但类型化的性格特征削弱了戏剧的艺术感染力。相比而言，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在表现时代精神的同时，独特的个性特征赋予人物更强烈的艺术魅力。剧中营造了较为复杂的情境，让潘金莲在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揭示其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及其反抗的合理性。潘金莲与张大户的关系，潘金莲与武大的关系，潘金莲与武松的关系，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关系以及潘金莲与王婆的关系，并让潘金莲在与诸多人物的关系中揭示潘金莲强烈的个性特征，她的受损害的地位，她对爱与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她的反叛精神中迸发出的强悍的生命力。正是欧阳予倩的《潘金莲》中情境的安排，有助于塑造潘金莲的特殊的性格特征，使这一女性形象获得了心理深度，使她的形象有别于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善良贤淑、逆来顺受的性格特征，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的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具有一种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对中国现代话剧中的女性形象产生了巨大影响。
史剧发展到抗战时期，呈现出成熟与繁荣的景象。历史剧情境的安排也趋向于繁复与多变。有的历史剧中，一系列情节构成了尖锐复杂的情境。情境与情节的不同之处在于，情节是组成剧情的一系列的故事，也可以称为事件；而情境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其一，情境体现为一系列事件的总和，不仅成为剧情发展的内驱力，也起到塑造人物性格的作用。例如，郭沫若的《虎符》中安排如姬窃取兵符是在一种紧张激烈的情境中展开的。在如姬窃取兵符之前，剧作安排了一系列的情节：秦国军队兵临赵国城下，赵国派平原君夫人到魏国求援，魏安王却规劝赵国投降，赵国危如累卵，信陵君决定带三千门客前往赵国，但却无异与“以肉投馁虎”，这一系列的情节构成了尖锐紧张的情境，如姬在这种紧张的情境中成功窃得兵符，凸现了如姬为理想为正义献身的高洁品格。其二，情境又体现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总和，如上文对于欧阳予倩的《潘金莲》的分析。到抗战时期，史剧情境对于人物复杂关系的揭示更为成熟。
无可否认，情境的设置制约着戏剧艺术的成败，历史剧对于情境的安排影响着剧中历史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心理深度的表现，从而影响到对历史剧主题的体现。如果情节或人物关系过于单一，那么就无法创造出引人入胜的史剧情境。因此，史剧情境在体现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同时，也受到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制约。史剧情境除了受到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制约外，也受到史剧作家创作意图的制约。在抗战时期，为表现民族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剧作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身上，希望通过他们的精神鼓舞、激发全民族的抗战热情，这种充满政治旨意的创作意图势必影响和制约着史剧情境的设置，让我们看到抗战史剧在艺术上趋向成熟的同时，政治的指向性也规约着史剧艺术的发展走向。抗战史剧情境的设置尽管也注重复杂的矛盾关系的体现，但大都处于政治或军事斗争的漩涡中，历史事件的选择也倾向于重大历史事件，重在表现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尖锐复杂，对于史剧情境凸现人物的心理深度的作用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但更多的是人物的政治生活和军事生活的情感特征，对于复杂微妙的人物心理没有能够进一步深入探究，对于戏剧应重点表现的人性深度也没有能够进一步充分展开。
三、社会性与个性的偏离
中国现当代历史剧长期受到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的制约，在历史剧的主题表现、情境安排方面都立足于社会现实的需要，或服膺于战争年代的需要，史剧中的历史人物也重在表现其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观念。社会学角度考量下的史剧艺术开创了历史剧开阔恢宏的审美风范，史剧主题和史剧人物都表现出崇高与壮美的气势。这是注重社会价值的史剧观念对于中国现当代史剧艺术的突出贡献，我们不能因为其创作意图的政治指向性而否定其取得的艺术成就。当然，我们在客观地评价中国现当代史剧艺术的利弊得失时，势必会注意到史剧艺术因单一地强调社会功用而在人物的个性特征方面呈现出的缺憾。
不可否认，中国现当代史剧艺术塑造了丰富复杂的史剧人物群象，例如，在黑夜里吟诵着《雷电颂》的屈原、主张合纵抗秦的信陵君、冒着生命危险窃取兵符的如姬、充满韧性战斗精神的郑成功、咬舌喷敌的葛嫩娘、胸怀国仇家恨抗击吴三桂的杨娥、出塞和亲的王昭君、忍辱复国的勾践……他们成为中国百年史剧艺术中性格各异而富有光彩的艺术形象，共同丰富着现当代历史剧的艺术世界。这些艺术形象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朝代，有着迥异的个性特征，他们或嫉恶如仇、或深明大义，或舍生取义，或百折不回，在他们身上更多地集中了民族的传统美德，史剧作家的意图也是有明显的指向性的，在民族精神的传承上达到古为今用的创作意图。因此，史剧艺术中无可回避的事实便是这些历史人物形象身上都肩负着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的社会属性被强化了，而作为生命本体的个人属性却被遮蔽了。
那么，怎样实现史剧艺术的持久生命力呢？是不是表现个体意识的史剧就一定会有所超越？人物形象的社会性与个性怎样实现统一呢？回答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解决史剧艺术的发展方向问题。史剧艺术应该继承和借鉴中外历史剧的艺术精华，同时借鉴经典现实剧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博采众长，实现史剧艺术向更高品格的戏剧方向发展。现代戏剧大家曹禺的经典话剧，对历史剧也是有启发的。曹禺的经典话剧之所以具备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达到世界戏剧水平，不仅仅在于其丰富复杂的主题内涵和成熟的表现技巧，更在于其戏剧作品中人物塑造的深度。而曹禺的历史剧没有达到其经典现实剧的水平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曹禺在史学方面的限制，却恰恰是其历史剧中人物的塑造没有按照人物自身的性格规律去发展，而是成为观念的传声筒的原因。因此，史剧艺术作为戏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也是人学的艺术，应该重点表现人物的心理深度和思想深度。历史人物心理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表现出来了，历史剧主题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也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此外，历史剧中历史人物应该实现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真正清醒自觉的主体意识应该是在自己的意识中将自我的存在与时代生活环境联系起来，将自我的生存发展要求与民族群体的发展要求统一起来。在这种充分的个体意识和清醒的时代、民族意识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主体性，就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从而获得了更为丰富博大的内涵。”⑥新时期历史剧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历史剧在整个文学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型中，逐步回归戏剧本体特征，以人学观念作为历史剧的核心内容，注重个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创作出了具有鲜活艺术生命的史剧艺术。历史剧应实现人物的个性和社会性、民族性、历史性的统一，才能创作出更高品位的史剧艺术。
注释：
①陈白尘.《和中央实验话剧院〈大风歌〉剧组谈话摘
要》，董建编.《陈白尘论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
年版第230页
②田本相/胡志毅主编.《中国话剧艺术通史》卷一，山
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页
③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2008年版第254页
④谭霈生.《论戏剧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
117页
⑤邹红.《作家•导演•评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
第69页
第8篇：史学和文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社会文化史；新视角；学科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继文化史和社会史复兴之后而被大陆学者关注渐次兴起的。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被学界视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如果从这一年算起，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24年的研究历程。在24年的时间里，社会文化史从无到有，从微弱到繁荣发展，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跟二十多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一开始是对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反思和反动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是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出现的。那么，作为当时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而出现社会文化史领域，有没有经过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呢？这是这次讨论要阐明的问题。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晰学科这个概念。学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学研究领域，它反映公认的科学概念、基本原理、规律和事实，并反映本学科最新成果。它是随着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分化而出现的。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选取不同的角度对事物加以分析，力图使所得到的认识更加深入。这样便形成了今天的学科分类体系。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第一、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第二、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知识系统。第三、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研究员曾说：“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现在说它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看来为时尚早。”[2]那么十年之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有没有向学科转化的迹象，或者已经转化为独立的学科了呢？下面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变化。
一、研究对象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大椿曾说，社会文化史的概念虽然模糊，但必须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社会文化史重点研究大众文化和大众生活，但这样的研究范围是否等同于研究对象，还值得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研究范围不等同于研究对象，具体的研究对象包含于研究范围之内，而又小于研究范围。历史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简单的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其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其学术关怀和现实关怀。因此，并不是这个范围内所有的事项都需要事无巨细的展开研究和论证，用李长莉研究员的观点来说：“治史者在选择研究题目时，须有历史关怀、时代眼光、整体观念与问题意识，如此才能选择具有历史价值的论题”[3]也就说，历史研究者的选题是有一定功利性的，只有那些与历史主题关联度比较高的才会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人类历史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这一点决定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多样性的。从社会文化史的产生来看，它是在文化史和社会史互补的基础上产生而来，因此从对象的角度来说原先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清晰的。但站在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我们关注这些对象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了，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比如精英思想，我们要关怀的不是这种思想怎样来，我们关注的是它是怎么样影响社会的，思想与社会的有没有互动，这种互动达到了哪种程度；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社会制度、组织、教育、法律、风俗等研究对象我们要把握的是其背后折射的共性，隐藏在其后的精神因素。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并不具备“独特的、不可替代”性，从构成学科要素的特点之一来讲，社会文化史也许不构成学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意识的更新以及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于学科属性认定的标准是不是也要更改呢？
二、理论体系
构成学科要素特点之二是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
社会文化史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其发展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对于在文化史和社会史基础上产生的领域，必须要界定自己与其它两个领域研究的关系，那么对于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必须搞清楚。
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提出了社会文化的概念，之后李长莉、梁景和、左玉河等学者相继对“社会文化史”做了概念性界定。李长莉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结合形式，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后来，李长莉又提出：“凡是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或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文化史问题，把社会生活现象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文化史。”[4]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是通过民众外在的社会生活来研究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及其思想观念”，后来又提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5]左玉河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关注社会下层，打通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上述三位学者，对社会文化史的界定表述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集中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论对象是什么，必须以体现“思想、观念与社会互动”为主旨，以揭示社会运动背后的文化演进规律为终极目的，因为“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须在历史之整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6]
在现代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命题是指一个判断的语义，而不是判断句本身。当不同的判断句具有相同的语义的时候，它们表达相同的命题。如果我们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三位学者所给出的判断句本身并不相同，但命题都是相同：社会文化史是关于社会生活及社会有机体运作规律的文化解释。
综上所述，无论从概念、命题还是从规律来看，社会文化史基本已经具备学科的轮廓。
三、方法论
这里讲的方法论，主要探讨社会文化史有哪些理论方法，以及方法的产生方式。
梁景和教授在《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7]下面简要介绍这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这里主要包括历史意识、关于书法、和信史的理论、关于采撰和历史事实的理论、关于史论艺术和历史见识的理论、关于史文表达和审美要求的理论、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关于史学批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的理论等七个方面。
第二，对其它学科理论的借鉴。生活是折射社会的多棱镜。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观察视角的多样性。单一的视角，必然导致历史还原的平面化，使历史本身丧失了应有的精彩。多样化的视角，必须要有多样的方法来对应，如与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不同的视角来切入，以综合的方法来论证，这样展现的历史必然是丰富多彩的。
第三，创新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不仅需要继承古代先贤和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更需要根据研究领域的特殊性进行本土化、领域化的创新来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在2002年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诸多学者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学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刘志琴研究员在会上提出，应该依据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中国学者完全有希望构建自己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8]在2012年9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再次提出了要从泰州学派那里寻求思想火花，创建史学理论的问题。这个过程可能是比较艰难的，虽有发展但尚无成型的系统理论的出现。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发展，在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上虽然有了较大发展，已经脱离了起初的新视角、新方法的初级阶段但离独立学科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这必然会激励后辈学人不断推陈出新，以推动社会文化史学的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2]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3] 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7]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
[8]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第9篇：史学和文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台湾 科学史学 建制
1981年7月台湾“中研院科学史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台湾科学史学界终于有了正式的学术组织。自此之后,台湾科学史学界每年都有相应的学术活动,开始出版科学史研究的专门性刊物,并且逐步出现一批与科学史研究相关的机构和团体。在这些建制活动的推动下,台湾地区的科学史学事业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台湾科学史学的建制
(一)台湾“中研院科学史委员会”的成立
台湾的“中研院科学史委员会”成立于1981年7月。它的成立是台湾科学史学发展的大势所趋。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台湾科学史学事业已经初具规模,在科学史研究与教学等方面都取得较大的发展。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正式的机构或是团体来组织和领导学者们的科学史研究。正是由于这种状况使学者觉得有组织起来的必要。1981年成立时,共有委员22人,选王萍为主任委员。
“科学史委员会”成立后,极大地推动了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发展。首先,在成立大会上,该委员会就明确规定每年要举行委员会议及学术演讲两次,出版“科学史通讯”等重要的措施,这是台湾科学史学建制的发端,是台湾科学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次,该委员会成立后,积极筹划和组织台湾科学史学者参与各项学术交流活动,这对整合和凝聚台湾科学史的研究力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它的组织下,台湾科学史学才真正地作为一股学术力量步入正轨而得到健康发展。
(二)台湾地区的科学史研究的相关机构和团体
台湾地区至今没有拥有像中国大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这样的专门性科学史研究机构,除了依靠“中研院科学史委员会”进行学术活动外,学者们的科学史研究活动多是依托自己的工作单位得以进行的,其中在中研院各所以及各高校进行科学史研究的学者居多,其湾清华大学的科学史研究最为着名。
1、台湾地区科学史研究的重镇——台湾清华大学(新竹)
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历来对科技史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孙方铎、沈君山、陈良佐、杨翠华等台湾知名的科学史学者都曾在这里工作过,而该校的学报从台湾科学史学开创时期至今都时有刊载科学史学方面的文章。就该校科技史的研究范畴而言,早期的研究包括数学史、农业史、天文记录、天文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术数等;近期的研究还包括科学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科学史教育、西方科学史以及中外科学交流史等方面。
该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科技史专业的教授一位、副教授二位、硕士班学生约十位”,①并在该校的历史研究所设“科技史组”——台湾地区第一个以科技与社会互动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术机构。该机构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为推动台湾科学史事业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从2000年10月起,历史研究所增设“科技与社会组”,并将原有的“科技史组”更名为“科技史与科技传播组”。在这两个学术机构进行授课的师资力量在整个台湾地区乃至世界上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其专职教师有傅大为、黄一农、徐光台、雷祥麟等;兼职教师有张嘉凤、林崇熙等。②
另外,该校的科技史资料中心,藏有台湾甚至亚洲各大图书馆均罕见的科学史原着、已绝版的二手研究论着以及最新的相关出版物,可以为台湾地区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三个领域的学者提供研究和教学所需的基本的书籍、期刊与文献。该资料中心,不仅收藏各类书籍、期刊与文献资料,而且还建设网站为相关学者提供丰富的动态资讯。该资料中心已经日益成为科学史学者的多功能的服务中心。
2、其他与科学史研究的有关机构
(1)台湾中研院的各个研究所,尤其是数学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对科学史的研究和探讨颇多。此外,其他各所也曾有过数位与生物学史和医学史研究有关的研究员。万家保、陈良佐、王萍等着名学者都曾在中研院工作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