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社会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人口与社会论文范文

1.农村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状况的人口社会学因素分析

2.呼唤学术自觉:人口社会学本土化思考

3.人口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再探讨

4.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初探

5.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大陆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的社会学思考 

7.人口社会学浅谈

8.人口社会学因素对老年糖调节受损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9.人口社会学的理论特点及其实践功用

10.外出务工人员人口社会学特征和艾滋病KAB调查

11.人口社会学的课题

12.新疆高校大学生“五观”的人口社会学差异分析

13.SARS对人口社会学的挑战

14.关于人口社会学发展的思考

15.人口社会学浅谈

16.人口社会学因素对护士离职意愿的影响

17.面向现代化的人口社会学

18.人口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和理论体系初探

19.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

20.对《人口社会学》构成体系的初步设想

21.流动人口犯罪的社会学思考 

22.网络社会的群体参与——以人口社会学为视角

23.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关联初探

24.高职护理专业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学生人际容纳状况的差异性研究

25.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前景

26.人口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27.人口社会学的个理论问题

28.第三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29.流动人口犯罪原因的社会学分析及对策 

30.“人口社会学”探究式学习教学法的应用

31.试论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结构

32.深入探讨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国第四届人口社会学年会综述

33.第三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34.全国第二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35.县城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社会学特征及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调查

36.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研讨会综述

37.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及特征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38.人口社会学的基本框架结构初探

39.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

40.第一讲:人口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

41.当前人口社会学研究中的热点与难点——全国第三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2.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的老年糖调节受损者应对方式分析

43.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44.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委员会驻华顾问默顿斯在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讲授人口社会学

45.理论联系实际,探索深化创新——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6.探讨·开拓·创新——全国首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7.农村流动人口研究的再思考——以身体社会学为视角

48.英国穆斯林移民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49.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

51.人口社会学的对象和方法50.人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52.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现状的社会学分析与控制对策

53.创建幸福家庭——人口社会学的一个视角 

54.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及特征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55.创建幸福家庭——人口社会学的一个视角

56.全面认识社会与发展中的人口——评《人口社会学》

57.不同等级医院门诊患者就医原因及其人口社会学特征

58.全国首届人口社会学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59.老年人口养老意愿的社会学分析

60.农村体育人口“二元性”分化趋势的社会学研究

61.自愿不育的人口社会学视角

62.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3.春运问题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4.一部有创见的《人口社会学》

65.人口社会学研究内容探析

66.全国第二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67.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界定

68.一部有创见的《人口社会学》

69.对加入WTO后流动人口犯罪的社会学分析

70.民族宗教流动人口社会学调查——广州市化隆拉面从业群体的基本特征调查报告

71.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侧记

72.对“溺婴”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73.辽宁流动人口犯罪社会学分析及控制对策

74.基于社会学视角的人口就业理论探讨

75.我国体育人口性别结构的社会学分析

76.试论人口社会学的研究

77.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法律社会学思考

78.知识社会学与1950年代中国人口控制论间的竞争

79.农村流动人口的文化社会学研究 

80.公安机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研究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81.中国人口与中国体育人口比较的社会学分析

82.影响大学生体育人口形成的多因素社会学分析

83.当代中国体育人口结构的社会学分析

84.农村人口控制的社会学思考

85.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定向历程

86.社会学与人口问题

87.海宁市外来务工人员人口社会学特征及麻风病认知情况调查

88.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定向历程(续)

89.我国当代人口流动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90.外国人在德国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91.从民族社会学视角看中国人口文化素质中的性别因素——兼论提高女性文化素质对和谐社会构建的意义

92.流动妇女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93.我国老龄人口健康评价指标的社会学初步研究

94.2015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95.流动人口犯罪的犯罪社会学分析及其社会性防治对策

96.试论社会学研究人口问题的内容和方法

97.流动人口聚居区形成过程的社会学考察——一个城市空间转型的个案研究

98.“义庄”:创建现代农村家族邻里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参鉴——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99.湖北地区革命伤残军人健康状况抽样研究Ⅰ.伤残及人口社会学特征

100.人口控制与社会学  

101.中国社会学2013学术年会“流动人口与城市融合”分论坛成功举办

102.影响体育人口因素的社会学分析

103.山东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健身观念的社会学分析

104.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对“生男偏好”的影响

105.农村流动人口“回流”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106.人口控制与社会学

107.大型社区的人口、住房、活力与公平 上海大型社区规划理念与策略的社会学思考

108.论人口、贫困与幸福——从《人口原理》谈起

109.人口结构与生育意愿变迁的社会学分析——以改革开放为背景

110.试从社会学角度谈人口增长

111.劳动就业和社会学——讨论人口普查中“在业人口划分标准”的一些想法

112.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系——基于社会学的视角

113.人口老龄化与赡养问题的医学社会学分析

第2篇：人口与社会论文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社区参与 影响因素

一、问题的背景及视角

“新四化”作为未来战略部署，又会促进人口流动，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在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中为建设与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他们一直处于“边缘化”。而促进他们社区参与却能体现以人为本，促进“市民化”和创造社区和谐局面的重要意义。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其理论中指出“场域”为一种冲突的社会空间和网络关系，里部存在着资本与权力，其中的行动者利用它们交换与竞争，并形成各种支配关系以从中获利。美国学者帕特南在其理论中强调，“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并只有在实际参与中才能构建社会性组织、网络与信任等资本，且在其中获取资源与维护公共利益。

二、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参与的因素分析

笔者在兰州市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社区通过问卷和访谈收取了116份有效问卷，样本以回族和东乡族、男性、青壮年、已婚与文化程度较低为主要特征。

（一）接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参与的因素

1.参与空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于流入地居民来说，则是一个“外来群体”。因此，要让他们进行社区参与，则需要流入地社区创造“参与空间”。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考量流入地社区，流入地社区实际为一个小场域，其最重要的资本为“权力”。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空间也是个小场域，而“权利”是这个场域中最重要资本。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实质为权力与权利的统一，即如何构建参与空间则是流入地社区行使“权力”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利”的本质出发点。

为了了解社区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权利的具体因素及问题，则对社区负责流动人口的人员进行了访谈。并根据访谈内容总结了如下因素及问题：一是社区是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以及工作人员的管控观念与思维；二是社区参与相关组织系统缺位；三是组织与服务人才缺乏；四是社会组织赋能缺失；五是财力保障不足。上述这些因素与问题是不利于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社区事务与活动的。此外，“义务”也是“特殊资本”，是流入地社区需要提供空间的，而在本文不予重点论述。

2.资格接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区进行社区参与，也需要一定的资格接纳。通过调查发现主要有两大方面资格要求：一是制度接纳；二是文化接纳。

在制度接纳上，主要是户籍制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受户籍限制，则制约了在社区各方面的参与。为了打破二元体制，社区里已经开始实施“居住证”制度。可虽然已经实行，但在其中仍然有很多具体问题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住证申请就很困难。

在文化接纳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传统民族文化的适应问题。笔者了解社区居住很多信仰伊斯兰文化的居民，并且有清真寺等宗教文化活动设施，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很大部分是信仰伊斯兰的民族，且在调查中94%的人口表示能够“适应流入地的语言和习俗文化”。二是现代城市社区文化的接纳问题。为此，笔者访谈了一位社区负责文化宣传的工作人员，她说：

“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应现代城市社区的文明规范、市民精神与先进网络文化很难，原因主要是他们的文化素质不高以及观念和思想认识不到位，形成的习惯难改啊；再就是社区宣传教育不够；和缺乏必需的条件以及问题的复杂性造成的。”

（二）发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参与的因素

在发展因素方面，主要考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状况，并从下列变量进行研究。

1.社区认同。“社区认同”主要是指社区成员的归属感；并觉得能够对社区事务有控制和参与感以及影响力，是一种很强的感情联系状态。[1]

在分析中则以“参与意愿”为因变量，并进行相关分析。通过萨默斯dy系数分析法得出结果：社区认同与参与意愿的相关系数为0.286，显著性水平sig为0.004，则分析是有意义的。可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认同与参与意愿是正相关，但为弱相关。从调查中显示，他们的社区认同度较高的占86.2%，并且参与意愿较高的占94.8%，可见绝大多数人是认同社区并愿意参与的。

2.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主要是指通过投资而建构起来的并能从中获取有价值信息或实质性利益的社会关系。[2]同样以“参与意愿”为因变量，用萨默斯dy系数分析法进行相关分析并得出结果：两者相关系数为0.178，sig为0.033，分析有意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与参与意愿也是正相关，但也为弱相关。从调查中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网络较大的占了68.1%，可知多半人社会网络是较大的。

3.参与能力和参与认知

在参与能力方面，主要结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社区的实际情况从“政治能力”、“思维能力”、“互动能力”、“关注能力”等四个维度进行了量表测量。通过统计，政治能力较强的占了调查总人数的53.4%，思维能力占了93.1%，互动能力占了60.3%，而关注能力只占了43.1%。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关注能力和政治能力较弱；其次为互动能力，而这些是妨碍社区参与的具体因素。

从中得知三点：一是他们缺乏“参与时间”，这是个重要因素及问题，尤其对全天工作的人；二是文化水平的限制；三是“参与动力”，即参与价值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促使他们社区参与的重要推动力。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实质为流入地社区“权力”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利”两种场域中最重要资本的优化结合问题。在接纳因素上，社区传统行政体制的束缚和现代社区建设能力的不足是致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空间不足的主要因素。在资格接纳上，化解居住证实施的具体问题和促进适应现代城市社区文化为重要方面。在发展因素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认同和社会网络等因素对参与意愿具有影响作用。但在参与能力上，他们缺乏专门的社区参与能力，并在认知上表示缺乏价值导向和合理的时间供给。

为此建议：第一、增加制度文化供给，加强社区参与的引导。第二、搭建参与平台，并合理赋予价值与参与时间。第三、健全相关组织系统，多方保障财力、人才和社会组织等能力要素。第四、创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教育平台。第五、建立自治组织，培育社会资本，探索与流入地居民的共同参与。

注释：研究由“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研究生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ycx13051。

参考文献：

[1]朱颖.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9.

第3篇：人口与社会论文范文

【关键词】口述史；口述史学；口碑史学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4-0037-04

一、国外口述史学回顾

20世纪40年代，一门新兴学科悄然兴起，“口述史”在史学学科范畴崭露头角，历经1/4个世纪后，这门学科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各国流行开来。时光铭刻于1948年，@一年，阿兰・内文斯作为“口述史”灵魂的赋予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砥砺前行。随后，阿兰・内文斯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这是现代意义上口述史诞生的标志，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独特的风景之一，这座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口述史研究中心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阿兰・内文斯提出“口述史”并非偶然，而是一名学者磨砺十年时光甚至更久得出的智慧成果。早在1938年，在《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中，阿兰・内文斯就写道“希望创立一个组织，系统地搜集和记录口头传说和近60年内参加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著名人士的回忆”，从最初的灵感乍现到最后的概念成型，三千余个日夜无时无刻不在记录学者治学的严谨与理论追求之路的艰辛。

20世纪60年代，仅美国一国口述史学研究机构就达近百个，《口述史学评论》（曾用名为《口述史学通讯》）专门用于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到20世纪80年代，口述史学已在美国大部分领域普遍应用，而协会会员也高达一千五百余人。21世纪后，美国的口述史研究开始转向普通底层人民，使得该研究最大限度地反应人们在历史上的社会生活情况。在美国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如英、法、德等国也建立了相应机构和团体，相关书籍和期刊也陆续出版。关于口述史实践及理论研究，英美两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出版的著作数量巨大，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百姓都成为口述史的研究对象。

英国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是口述史理论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这本书体现了早期英国口述史的特色，集中反映了口述史学的特征、立场与口述的对象。因该著作具有极高的口述史学理论水平，因此也成为口述史学科的入门之作。美国口述史学著作繁多，内容不仅包括了显赫人物和军政要事，还包括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英国口述史学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是1973年英国口述历史学会的成立。该学会的刊物是《口述历史》，其宗旨是记录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人们的感悟和记忆。他们在关于普通人的口述记录调查方面有显著的成果，如乔治・伊文特・埃文斯的《犁沟上的马》《农场和农村》，杰里・怀特的《罗思柴尔德大厦：东区廉价住宅区的生活，1887―1920》、罗纳德・布莱恩的《阿肯菲尔德：一个英国村庄的肖像》、拉斐尔・塞谬尔的《乡村生活与劳动》、克里斯托弗・斯托姆―克拉克的《矿工，1870―1970，检验口述史的一个实例》[1]等都是采用口述的调查方法以普通劳动者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是普通人物的真实写照。

其他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也有不同程度发展，且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但在研究对象与主题上，与当代口述史学仍有趋同之势，即越来越多地关注对下层人民生活的研究。这一特点与早期的口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第三世界国家例如非洲、拉丁美洲等也开始对口头传说进行分析研究。1965年，国际非洲史学家大会通过了决议，承认口头传说是研究非洲历史的主要史料之一。[3]首位将口头传说资料运用到非洲历史研究中的史学家是西非历史学家肯・温迪克，他的《1830―1885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大量地运用当地的口头传说资料，该书在研究非洲史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1974年和1987年分别在加拿大和英国牛津成立口述历史协会。

二、中国口述史学回顾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口述史历史悠久，最初主要以收集资料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有关于用口述调查的方法收集人物和事件的记载，大体上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70年代，主要集中对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和党政要人口述资料的调查和收集，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像《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当时规模最大的要属在总理指示下，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持的关于60岁以上政协委员写自传的号召。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文史资料馆收集资料，涉及范围很广，有关军事、政治和外交的资料；有关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的资料；其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物。[4]

唐德刚教授是这一时期做中国口述历史的典型代表，他以现代口述历史研究闻名于史学界，是最早对国内重要人物口述史进行研究的史学家。20世纪50年代，唐德刚教授与胡适先生一起做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二人共同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留下了唐德刚教授的工作痕迹。1964年，唐德刚教授协助顾维钧先生撰写完成了《顾维钧回忆录》，并出版了《李宗仁回忆录》，这些口述历史的典范佳作无疑至今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唐德刚教授认为：“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5]然而，在那风雨交加的十年“”中，众多学科的理论和实践都受到了影响，停步不前，口述史学也未能幸免。

第二阶段：20世纪70―80年代，这一时期的口述史学逐渐向国际口述史学靠拢，发展成向文化取向过渡的一种方法和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口述史学，各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了自己对口述历史的认识。钟少华先生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6]J・福克斯在《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中简要论述了口述史学相关问题，并指出“自从美国独立200周年以来，口述历史确已成为记录‘人民的历史’的工具。”[7]

“翻译+述评”成为80年代中国史学的一大特征。“口碑史学”曾是“口述史学”的另一种称呼。在《美国口碑史料学三十年》（《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中侯成德先生梳理了美国口述史学三十年间从诞生到成长的渐变历程，能够掌握国外口述史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无疑对于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有所裨益，也使我国的专家学者的眼界得到了极大的开阔。1986年，《西北大学学报》第三期发表了箐舜所著的《口碑史学方法评析》，这篇文章论述了口碑史学的重要价值“口碑史学除具有搜集史料、研究历史的功能外，还是一种新的历史教育方法”[8]，并指出口碑史学方法在应用过程中需经历“搜集口述资料――对资料进行加工――口述资料的运用”三个步骤，以及口碑史学未来面临的困境，这是国内史学界较早介绍现代口碑史学的文章，达到了当时人们对口述史学认识的全新高度。在《口碑史学略述》（《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中孟庆顺对口述资料的可信度给予了肯定，并对现代西方口述史学进行介绍。《史学理论》于1987年刊登了《口述的历史》，这是英国口述史学家约翰・托什的理论成果，西方口述史学最新、最前延的理论研究在中国出现。《口述的历史》一文对口述史的特质进行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分析，并明确地阐述了西方口述史的发展现状，并对于其前景展开了论述。20世纪80年代末，钟少华的论文《中国口述史学刍议》充分地论证了研究口述史学的必要性极其对于史学的重大意义，提出“发展中国口述史学，已经势在必行了”，指出要重视口述史学的实践，并提出新见解“口述史重视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口述历史不是历史学中一门分支，而是一种新方法”。口述史学理论开始受到部分历史研究者的关注，而口述史学也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

该时期的口述史学研究虽然多是对西方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引进、借鉴居多，但为90年代及其以后国内口述史学发展打下了基础。80年代的学者在这一方面无疑起了关键性作用，他们的多数观点也被后来学者采纳，促进中国口述史学研究开始走向深化。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国口述史学研究从简单的翻译介绍和将西方口述史学理论方法引进，转变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关注中国口述史学自身发展，并开始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王庆祥研究员关于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口述记录课题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他先后采访了包括溥杰、李淑贤、杜聿明在内的跟溥仪有关的家人、族亲、同事等，不仅记录了大量的口述资料，同时还收集了相关的照片和手稿等，根据李淑贤的口述，撰写了《末代皇帝溥仪与我》，将溥仪后半生工作、生活的场景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同年改编为电影《火龙》。

与此同时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应进展。1992年由李小江主持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立项，下辖30余个已趋成熟的子课题，参与者达1 000余人，整理成册的“访问个案”有500余份。[9]200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该课题最终成果《让女人自己说话――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共包括四册，分别是《让女人自己说话：文化寻踪》《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和《让女人自己说话：民族叙事》，使妇女史与口述史紧密结合，从女性的视角记录女人的历史记忆，取得很好的反响。另外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是一部典型的人类学著作，她将妇女口述史作为切入点，以黔东南西江苗族聚落为研究个案，对特定的妇女群体展开研究，为研究妇女文化提供标本。定宜庄于1999年出版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为我们了解辛亥革命前后旗人妇女生活状况提供了详细的资料，作者共选择了包括北京和东北的旗人妇女共16位作为研究对象，传递了在历史转折时期旗人妇女的生活信息。

在这一阶段，关于文化事件和文化人物的口述史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以“口述传记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最为有名，丛书系列中的《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由朱晓整理。该书记录了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朱正坎坷经历。通过他个人的遭遇从侧面折射了在那个错乱的年代世事沧桑，以及知识分子的刚正不阿。《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中以口述形式，详实地记录了萧乾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该书由何满子夫人吴仲华整理，通过对何老生平饱受坎坷经历的记载，反映了在极“左”专制集权下，他对自由的渴求和坚毅的性格。还有《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兵口述回忆录》和《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这些著作用文化人物口述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其蕴含的社会背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第四阶段：21世纪至今，口述史研究理论和实践日趋规范化。国外的部分口述史学著作被翻译成汉语出版，国内学者也更加关注口述史研究理论，开始撰文出版，相关成果颇丰。2003年齐小新著《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鹘淌俊芬皇橛杀本笱С霭嫔绯霭妫该书以美国传教士留下的口述资料为研究素材，深入探讨传教活动逐渐走向衰败的原因以及传教活动对中国的影响。2004年杨祥银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研究口述史学典型的理论著作。书中系统梳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口述史学的发展脉络，阐述了口述史学中的道德和相关法律问题，并将口述历史项目作业程序表法律授权书附在文后，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还有2005年由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2010年陈旭清著《口述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2010年李向平、魏杨波著《口述史研究方法》等。

《季羡林口述史》《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山西抗战口述史》《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等口述史研究的代表作均体现出我国传统口述史对重大历史事件衍生以及精英人物生命历程的关注。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又将口述史的对象关注于社会下层人物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由精英走向大众，从领袖人物转向到普通民众。如2006年胡明刚等著的《北漂者心声：中国第一部文化北漂口述实录》，记录了从事各个领域的文化北漂人士的情感故事，展现出这一群体独特的生命史。2009年出版的吕国光的《农民工口述史》，作者对27位农民工进行访谈记录，细致描述了他们外出务工的过程和自己的真实想法。

关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领域。2005年出版的《日军侵华集中营》从独特的视角描写了中国战俘，为研究日军侵华历史事件提供重要口述资料，是国内首本反映日军侵华集中营的专著。2010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完成，共72卷，近4 000万字，全面收集南京大屠杀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是对日本在南京地区残酷暴行的完整记录。

21世纪后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知青”这一特殊群体，相关著作相继出版。其中，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刘小萌著）一书中，论述了13位当年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历练与成长。他们都是知青大军中的一员，或普通，或典型，通过他们真实的口述记录，我们看到了大时代背景下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

另外，还有2015年陈墨著的《口述史学研究――多学科视角》从档案学、心理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视角阐述口述史学问题，指出口述历史应与其他学科互相借鉴，并为上述学科研究提供新思路。

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专业化口述史研究机构诞生，代表着学者们的思想与智慧的理论文章不断发表。科技手段的不断升级也对口述史的研究手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突破传统的单一笔录方式，结合录像、录音等手段的运用让访谈内容更为真实生动。我国的口述史学发展在新世纪又继续前行，迈出更为坚实的一步。

与此同时，口述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关联性进一步增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认为“人类学家是一群将当地人的口述史转化为文字史的人。也因为这，可以说，人类学的研究等同于口述史。”[10]在“如何开展口述史调查”讲座中，王铭铭谈到“通过研究个人的生命历程，将之理解为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从而反映社会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将个体的生命历程放大为一个历史的整体，以此作为一个纵向的线索；同时将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横向的线索，来牵扯出不同的个人的命\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人类学口述史有了真正的意义和价值。”[11]

孙庆忠博士在《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中写道“口述史研究技术的发展得益于社会学、人类学的进步，它们丰富了历史学家记录和收集史料的方法；另一方面，口述史的进展使得人类学的实验民族志为社会生活史的建构，为反思已有的研究模式，提供了审视‘历史真实’的一种尺度。”[12]很好地诠释了口述史对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社会学口述史近年成绩显著，发表学术著作和论文数量如雨后春笋，学者们从社会学的视角，用口述史的方法研究农村社会生活，进一步分析挖掘隐藏的时代问题。例如2001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进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一书中，作者余未人借助侗乡乡民的口述和其直观的感悟与论道，将侗乡最为壮美的历史文化画卷徐徐展开。孙立平、郭于华的《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作者运用在西村和骥村取得的口述资料辅以文献资料，探讨农民对于国家的感受和认知。

近些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力开展，口述史调查随之成为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冯骥才先生首次将口述史理论与方法应用到这一研究领域，他认为：“口述史面对的是活着的人，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角就是活着的传承人。口述史是挖掘个人的记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保存在传承人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中。”对民间艺术传承人的口述史相关研究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出版。其中有两套丛书最有代表性：一是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先生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这套丛书是我国第一套民间艺术口述历史丛书，从口述史学科的视角，对美善唐卡、剪纸、年画、皮影戏、泥人、西兰卡普、陶瓷、风筝、木偶、雕漆等民间艺术和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口述史研究，将民间艺术活的记忆和技艺进行提炼，记录传承人在实践中创造的智慧。二是冯骥才先生领衔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该丛书共有12册，在全国每个年画产地选择一至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作为研究对象，内容包括地域文化背景、个人的从艺史、家庭年画史以及个人擅长题材。两套丛书都偏文学形式，侧重于客观记录，反映了对口述内容的一般认识。这两套丛书开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研究的先河，这些口述理论和实践成果将给研究人员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口述历史问世70年来，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领域都取得了较高成就，这种方法可以说既古老又年轻：广义概念范畴所说的“古老”，源于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的远古时期，历史就这样口口相传得以传承；年轻是从狭义上说的，它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而它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是近年来才得到较快发展的。口述史与其他文献记载相比有它独特的优势：口述史料具有直接性，对想要了解的对象有更为直观、亲切的认识，使其研究更接近真实，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口述史具有价值中立性，它只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如实的录制、拍摄等，研究者的价值预设不会出现，也不会影响读者的价值判断；口述史料包含的内容要远远多于文献，它既包括叙事者也包括访谈者自己的主观性说明；口述史不像文字史那样的强势，它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传播，它的“市场”取决于读者。总之，口述历史拥有其他文献不拥有的独特价值，是各学科都值得借鉴的重要研究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口述历史更体现出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视角在实践中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张海坤.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D].福建师范 大学，2008.

[2]张广智，陈垣.口述史学[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 份有限公司，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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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福克斯、黄育馥.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J]. 国外社会科学，1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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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姚力.谈一谈眼下的口述史著作[N].北京日报， 2010-01-04.

[10]王铭铭.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J].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2008，（2）.

第4篇：人口与社会论文范文

20 世纪40 年代，一门新兴学科悄然兴起，口述史在史学学科范畴崭露头角，历经1/4 个世纪后，这门学科在20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各国流行开来。时光铭刻于1948 年，这一年，阿兰内文斯作为口述史灵魂的赋予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砥砺前行。随后，阿兰内文斯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这是现代意义上口述史诞生的标志，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独特的风景之一，这座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口述史研究中心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阿兰内文斯提出口述史并非偶然，而是一名学者磨砺十年时光甚至更久得出的智慧成果。早在1938 年，在《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中，阿兰内文斯就写道希望创立一个组织，系统地搜集和记录口头传说和近60 年内参加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著名人士的回忆，从最初的灵感乍现到最后的概念成型，三千余个日夜无时无刻不在记录学者治学的严谨与理论追求之路的艰辛。

20 世纪60 年代，仅美国一国口述史学研究机构就达近百个，《口述史学评论》(曾用名为《口述史学通讯》)专门用于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到20 世纪80年代，口述史学已在美国大部分领域普遍应用，而协会会员也高达一千五百余人。21 世纪后，美国的口述史研究开始转向普通底层人民，使得该研究最大限度地反应人们在历史上的社会生活情况。在美国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如英、法、德等国也建立了相应机构和团体，相关书籍和期刊也陆续出版。关于口述史实践及理论研究，英美两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出版的著作数量巨大，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百姓都成为口述史的研究对象。

英国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是口述史理论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这本书体现了早期英国口述史的特色，集中反映了口述史学的特征、立场与口述的对象。因该著作具有极高的口述史学理论水平，因此也成为口述史学科的入门之作。美国口述史学著作繁多，内容不仅包括了显赫人物和军政要事，还包括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英国口述史学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是1973 年英国口述历史学会的成立。该学会的刊物是《口述历史》，其宗旨是记录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人们的感悟和记忆。他们在关于普通人的口述记录调查方面有显著的成果，如乔治伊文特埃文斯的《犁沟上的马》《农场和农村》，杰里怀特的《罗思柴尔德大厦：东区廉价住宅区的生活，18871920》、罗纳德布莱恩的《阿肯菲尔德：一个英国村庄的肖像》、拉斐尔 塞谬尔的《乡村生活与劳动》、克里斯托弗斯托姆克拉克的《矿工，18701970，检验口述史的一个实例》等都是采用口述的调查方法以普通劳动者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是普通人物的真实写照。

其他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也有不同程度发展，且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但在研究对象与主题上，与当代口述史学仍有趋同之势，即越来越多地关注对下层人民生活的研究。这一特点与早期的口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三世界国家例如非洲、拉丁美洲等也开始对口头传说进行分析研究。1965 年，国际非洲史学家大会通过了决议，承认口头传说是研究非洲历史的主要史料之一。

首位将口头传说资料运用到非洲历史研究中的史学家是西非历史学家肯温迪克，他的《18301885 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大量地运用当地的口头传说资料，该书在研究非洲史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1974 年和1987 年分别在加拿大和英国牛津成立口述历史协会。

二、中国口述史学回顾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口述史历史悠久，最初主要以收集资料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有关于用口述调查的方法收集人物和事件的记载，大体上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 世纪5070 年代，主要集中对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和党政要人口述资料的调查和收集，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像《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当时规模最大的要属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持的关于60 岁以上政协委员写自传的号召。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文史资料馆收集资料，涉及范围很广，有关军事、政治和外交的资料;有关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的资料;其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物。

唐德刚教授是这一时期做中国口述历史的典型代表，他以现代口述历史研究闻名于史学界，是最早对国内重要人物口述史进行研究的史学家。20 世纪50 年代，唐德刚教授与胡适先生一起做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二人共同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留下了唐德刚教授的工作痕迹。1964 年，唐德刚教授协助顾维钧先生撰写完成了《顾维钧回忆录》，并出版了《李宗仁回忆录》，这些口述历史的典范佳作无疑至今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唐德刚教授认为：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

然而，在那风雨交加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众多学科的理论和实践都受到了影响，停步不前，口述史学也未能幸免。第二阶段：20 世纪7080 年代，这一时期的口述史学逐渐向国际口述史学靠拢，发展成向文化取向过渡的一种方法和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口述史学，各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了自己对口述历史的认识。钟少华先生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 J福克斯在《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中简要论述了口述史学相关问题，并指出自从美国独立200 周年以来，口述历史确已成为记录人民的历史的工具。 翻译+述评成为80 年代中国史学的一大特征。

口碑史学曾是口述史学的另一种称呼。在《美国口碑史料学三十年》(《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 年第9期)中侯成德先生梳理了美国口述史学三十年间从诞生到成长的渐变历程，能够掌握国外口述史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无疑对于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有所裨益，也使我国的专家学者的眼界得到了极大的开阔。1986年，《西北大学学报》第三期发表了箐舜所著的《口碑史学方法评析》，这篇文章论述了口碑史学的重要价值口碑史学除具有搜集史料、研究历史的功能外，还是一种新的历史教育方法，并指出口碑史学方法在应用过程中需经历搜集口述资料对资料进行加工口述资料的运用三个步骤，以及口碑史学未来面临的困境，这是国内史学界较早介绍现代口碑史学的文章，达到了当时人们对口述史学认识的全新高度。在《口碑史学略述》(《国外社会科学》，1987 年第1 期)中孟庆顺对口述资料的可信度给予了肯定，并对现代西方口述史学进行介绍。《史学理论》于1987 年刊登了《口述的历史》，这是英国口述史学家约翰托什的理论成果，西方口述史学最新、最前延的理论研究在中国出现。《口述的历史》一文对口述史的特质进行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分析，并明确地阐述了西方口述史的发展现状，并对于其前景展开了论述。20 世纪80 年代末，钟少华的论文《中国口述史学刍议》充分地论证了研究口述史学的必要性极其对于史学的重大意义，提出发展中国口述史学，已经势在必行了，指出要重视口述史学的实践，并提出新见解口述史重视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口述历史不是历史学中一门分支，而是一种新方法。口述史学理论开始受到部分历史研究者的关注，而口述史学也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

该时期的口述史学研究虽然多是对西方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引进、借鉴居多，但为90 年代及其以后国内口述史学发展打下了基础。80 年代的学者在这一方面无疑起了关键性作用，他们的多数观点也被后来学者采纳，促进中国口述史学研究开始走向深化。第三阶段：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口述史学研究从简单的翻译介绍和将西方口述史学理论方法引进，转变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关注中国口述史学自身发展，并开始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王庆祥研究员关于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口述记录课题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他先后采访了包括溥杰、李淑贤、杜聿明在内的跟溥仪有关的家人、族亲、同事等，不仅记录了大量的口述资料，同时还收集了相关的照片和手稿等，根据李淑贤的口述，撰写了《末代皇帝溥仪与我》，将溥仪后半生工作、生活的场景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同年改编为电影《火龙》。

与此同时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应进展。1992 年由李小江主持的20 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立项，下辖30 余个已趋成熟的子课题，参与者达1 000 余人，整理成册的访问个案有500 余份。2003 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该课题最终成果《让女人自己说话20 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共包括四册，分别是《让女人自己说话：文化寻踪》《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和《让女人自己说话：民族叙事》，使妇女史与口述史紧密结合，从女性的视角记录女人的历史记忆，取得很好的反响。另外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是一部典型的人类学著作，她将妇女口述史作为切入点，以黔东南西江苗族聚落为研究个案，对特定的妇女群体展开研究，为研究妇女文化提供标本。定宜庄于1999 年出版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为我们了解辛亥革命前后旗人妇女生活状况提供了详细的资料，作者共选择了包括北京和东北的旗人妇女共16 位作为研究对象，传递了在历史转折时期旗人妇女的生活信息。

在这一阶段，关于文化事件和文化人物的口述史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以口述传记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最为有名，丛书系列中的《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由朱晓整理。该书记录了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朱正坎坷经历。通过他个人的遭遇从侧面折射了在那个错乱的年代世事沧桑，以及知识分子的刚正不阿。《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中以口述形式，详实地记录了萧乾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该书由何满子夫人吴仲华整理，通过对何老生平饱受坎坷经历的记载，反映了在极左专制集权下，他对自由的渴求和坚毅的性格。还有《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兵口述回忆录》和《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这些著作用文化人物口述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其蕴含的社会背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第四阶段：21 世纪至今，口述史研究理论和实践日趋规范化。国外的部分口述史学著作被翻译成汉语出版，国内学者也更加关注口述史研究理论，开始撰文出版，相关成果颇丰。2003 年齐小新著《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美国传教士留下的口述资料为研究素材，深入探讨传教活动逐渐走向衰败的原因以及传教活动对中国的影响。2004 年杨祥银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研究口述史学典型的理论著作。书中系统梳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4 个国家口述史学的发展脉络，阐述了口述史学中的道德和相关法律问题，并将口述历史项目作业程序表法律授权书附在文后，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还有2005 年由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2010 年陈旭清著《口述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2010 年李向平、魏杨波著《口述史研究方法》等。

《季羡林口述史》《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山西抗战口述史》《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等口述史研究的代表作均体现出我国传统口述史对重大历史事件衍生以及精英人物生命历程的关注。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又将口述史的对象关注于社会下层人物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由精英走向大众，从领袖人物转向到普通民众。如2006 年胡明刚等著的《北漂者心声：中国第一部文化北漂口述实录》，记录了从事各个领域的文化北漂人士的情感故事，展现出这一群体独特的生命史。2009 年出版的吕国光的《农民工口述史》，作者对27 位农民工进行访谈记录，细致描述了他们外出务工的过程和自己的真实想法。

关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领域。2005 年出版的《日军侵华集中营》从独特的视角描写了中国战俘，为研究日军侵华历史事件提供重要口述资料，是国内首本反映日军侵华集中营的专著。2010 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完成，共72 卷，近4 000 万字，全面收集南京大屠杀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是对日本在南京地区残酷暴行的完整记录。21 世纪后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知青这一特殊群体，相关著作相继出版。其中，2004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刘小萌著)一书中，论述了13 位当年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历练与成长。他们都是知青大军中的一员，或普通，或典型，通过他们真实的口述记录，我们看到了大时代背景下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

另外，还有2015 年陈墨著的《口述史学研究多学科视角》从档案学、心理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视角阐述口述史学问题，指出口述历史应与其他学科互相借鉴，并为上述学科研究提供新思路。

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专业化口述史研究机构诞生，代表着学者们的思想与智慧的理论文章不断发表。科技手段的不断升级也对口述史的研究手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突破传统的单一笔录方式，结合录像、录音等手段的运用让访谈内容更为真实生动。我国的口述史学发展在新世纪又继续前行，迈出更为坚实的一步。

与此同时，口述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关联性进一步增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认为人类学家是一群将当地人的口述史转化为文字史的人。也因为这，可以说，人类学的研究等同于口述史。在如何开展口述史调查讲座中，王铭铭谈到通过研究个人的生命历程，将之理解为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从而反映社会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将个体的生命历程放大为一个历史的整体，以此作为一个纵向的线索;同时将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横向的线索，来牵扯出不同的个人的命运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人类学口述史有了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孙庆忠博士在《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中写道口述史研究技术的发展得益于社会学、人类学的进步，它们丰富了历史学家记录和收集史料的方法;另一方面，口述史的进展使得人类学的实验民族志为社会生活史的建构，为反思已有的研究模式，提供了审视历史真实的一种尺度。

很好地诠释了口述史对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口述史近年成绩显著，发表学术著作和论文数量如雨后春笋，学者们从社会学的视角，用口述史的方法研究农村社会生活，进一步分析挖掘隐藏的时代问题。例如2001 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进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一书中，作者余未人借助侗乡乡民的口述和其直观的感悟与论道，将侗乡最为壮美的历史文化画卷徐徐展开。孙立平、郭于华的《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作者运用在西村和骥村取得的口述资料辅以文献资料，探讨农民对于国家的感受和认知。

第5篇：人口与社会论文范文

关键词： 社区口译 口译研究 口译服务

一、引言

当前口译研究主流多以口译教学与理论或现象的探讨为主（王东志，2007），研究者的注意力及兴趣仍不脱离教学及实务两大主轴，能够从口译活动其他层面进行研究者，到目前为止仍为少数。然而，口译活动所涉及面当然不仅止于教学及实务，口译员发挥作用的场合也不限于国际会议。口译活动的多重面及多重功能长期以来一直都有学者关注（Wadensj ，1998； Mikkelson，1996；P chhacker，2002）。Garzone与Viezzi（2002）更主张2000年召开的第一届口译研究大会（1st ForlìConference on Interpreting Studies），这是口译研究突破会议口译局限范围的重要里程碑。

在众多教学及实务之外的其他研究领域之中，社区口译应该可以算得上是许多研究者关心的议题之一。若依出现时间先后排序，社区口译曾有多种不同名称，包括“临时口译”（ad hoc interpreting）（Roberts，1995）、“社区口译”（Community Interpreting）（Mikkelson，1996）、“双边口译”（Liaison Interpreting）（Gentile et al.，1996）、“文化口译”（cultural interpreting）（Carr，1997）、“对话口译”（Dialogue Interpreting）（Wadensj ，1998）及“公共服务口译”（Public Service Interpreting）（Corsellis，2005）。上述各种名称显示不同学者对于社区口译诠释之差异，而名称分歧的状况直到 2004年的Critical Links国际研讨会才大致达成共识，“社区口译” 成为多数研究者使用的名称。

无论名称差异多大，大部分研究者所描述的社区口译内容都可以由下列两种定义涵盖：专门为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必要所提供的口译服务（Mikkelson，1996）；主流社会与次文化社群间的口译服务（P.chhacker，1999）。而其主要工作之内容则是为移民事务、医疗、司法，以及其他公共事务。由此二项定义可知社区口译与目前各大学教学研究所着重的会议口译差异很大，不只是提供服务的人员不同，两者还有许多重大差别，由下段逐项说明。

二、社区口译与会议口译之不同

社区口译与会议口议之不同可以由几个不同方面说明，Angelelli（2000）提出交互方式、语言组合产出比例、语域、对谈者背景差异、沟通事件掌控能力等方面。社区口译的交流方式多半是面对面交谈，而且双方互动频率十分频繁。而会议口译除了问答时间之外，大部分都是演讲人对听众的单向沟通。

在译文比例方面，会议口译听众母语比例较高，讲者母语只出现在问答阶段。社区口译的状况则明显不同，对话双方母语的译文比例比较接近，口译员必须在两种语言间不断来回。针对这种原文译文不断反复的状况，目前各学校都没有相关课程或训练。根据笔者调查，目前国内各大学口译课程多半以语言方向划分，并没有任何课程采取两种语言交互使用之的训练方式。

一个重要差异是在语域差异方面，会议口译因为讲者与听众同构型相对较高，或因为讲题范围明确，所以语域变化较小。社区口译则不同，对话双方可能因为背景差异很大，例如移民事务官员与新移民或者是医生与非本国母语的病人，所以语域变化也较大。

另一个重要差异是对沟通事件的掌控，会议口译状态之下口译员较无法掌控沟通事件之节奏与进度，尤其在同声传译时，口译员与讲者沟通困难，讲者完全不知口译员翻译的进度，口译员也无法直接与讲者对话。即便在逐步口译的情境下，会议口译员通常也以话筒自居，鲜少介入沟通流程打断讲者。社区口译中的口译员则经常掌握沟通事件的进度，除翻译双方的对话之外，还要扮演多重角色，包括文化沟通、信息整合甚至协助医疗行为顺利进行等（Rosenberg，2008），多重角色也造成口译员掌控沟通流程的现象。

三、国外文献举隅

如前所述，社区口译可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本节将国外文献大略分类，并举例说明，以供参考。国外社区口译文献十分丰富，因篇幅考量，无法逐一列举。

就涵盖社区口译概况的文献来说，Gentile，Ozolins，Vasilakakos（1996）从历史回顾开始，接着就社区口译之原则、专业理论及不同场合的应用逐一说明，或可作为社区口译的入门导读。若需对各个国家或地区进行探讨，则可以参考Townsley（2007），文章检视了英国公共服务口译之整体面貌，说明了其起源、制度、重要里程碑及现况，非常适合协助研究者认识国外制度。Leanza（2005）及Hsieh（2008）的研究议题则是口译员的多重角色，其中提出口译员在医疗场合中除了提供语言服务外，还会担任文化桥梁及相关团体权利的捍卫者（advocate）。另外，在医疗情境中，因为医护人员、医疗机构、病人及家属及口译员的各自目标及利益皆有不同，所以口译会因状况不同而调整因应策略，变换角色；此系列研究或许与翻译研究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议题有共同之处。Angelelli（2008）则将一项研究完整呈现，有助于研究者了解社区口译研究之实际实施过程。

在法庭口译方面，González等人（1991）一书已经为学者广泛引用，其中对法庭口译各层面皆有详细探讨，适合作为研究法庭口译的基础。此外，Berk-Seligson（2002）进一步详细探讨法庭通译的语言特征及涵义，适合具有语言学背景之研究者参考。

若纯粹由语篇（discourse）方面进行研究，则Roy（2000）的文章适合研究者增进对于社区口译实际语篇的认识。Hale（2004）更选定法庭口译为场景，对于法庭中出现之语篇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

社区口译的专业道德亦为研究者重视之议题，Hale（2007）可说是集大成之作。书中汇整世界各国社区口译专业道德规范进行分析，将所有内容分类，并且进行详细分析与检讨。

四、社区口译在中国

近年来，许多政府机构都设立了社区口译的相关机制，但都由于成立时间尚短，评估成效恐嫌过早，长期绩效仍待观察。各级司法机关、卫生部门及地方政府亦提供各类型社区口译服务，其实施方式多由政府委托民间团体办理。主管机关依职务需要对于各项业务均有相关统计，但详细资料及分析仍未见公布出版。

为数庞大的外籍人士自然引起学者关切，其中研究结果涉及翻译者亦不少。举例而言，邓春、文军（2012）以来自美国、法国、波兰、意大利、德国、南非、澳大利亚、俄罗斯等20个国家的42位外籍人士为研究对象，对国内公共机构的社区口译服务现状进行了调查。侯阗（2011）从美国医疗口译角度出发，为我国的医疗口译发展提出了借鉴方法。苏伟（2009）是近年唯一由社区口译特点角度探讨社区口译的研究人员，该研究介绍了社区口译在中国的发展，总结了目前社区口译面临的各种问题，并相应提出了其解决途径。

整体而言，虽然目前我国的社区口译已经开始发展，但是政府和民间的投入仍在整合的过程。实务界对于目前的整体环境及制度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赞成与批评的意见都十分踊跃；政府制定政策之时，也需要了解实务界的实况及需求。因此各界未来还需要持续进行沟通，才能对于将来社区口译之发展有共识。也唯有先达成共识，才能整合资源，社区口译才能顺利发展。

五、研究者的挑战

有意从事社区口译研究者，将来实际从事研究工作时，可能遭遇下列几项挑战。首先是议题背景知识不足。当前国内研究社区口译之口译学者极少，国内口译相关期刊迄今还没有出现任何社区口译研究论文。2003年至2013年5月底十年期间，相关研究仅见于三篇硕士论文及散见于杂志及研讨会之短文。三篇硕士论文为：杨小志（2011）、尚晓磊（2010）、杨沫（2010）。尚晓磊及杨沫两篇论文以社区口译译员为研究议题，杨小志从语用学的语境顺应问题出发。三篇论文皆提到当前我国社区口译基本研究缺乏。在此状况下，研究者开始进行社区口译相关研究时，将会立即面临基本资料缺乏的挑战。纵使国外研究资料相对丰富，但限于语种及时空资源的限制，研究国外状况仍十分困难。因此，研究我国社区口译的第一项挑战就是现况数据不足；如果这种现象无法妥善解决，则后续研究将无法顺利进行。短期之内的可行方案宜考虑由初探性的研究起步，依照国外社区口译文献，将社区口译加以分类，逐项进行调查，以建立基本资料，厘清我国社区口译的大致状况。唯有逐步了解现况，才能带动后续长期研究。

语种限制也是待解决的挑战。目前我国各大翻译院校多半以英文及中文语言组合为主，仅有少数翻译研究所提供中英文以外的语种。但是，目前我国社区口译需求的语种涵盖多种语言，而目前此类语言人才缺乏，恐怕无法充分满足相关社区口译研究的需求。研究者自行学习其他外语，若非已有一定基础，否则也需要时间才能掌握。在无法完全掌握对话语言的状况下，研究方法可能受到大幅限制，许多如访谈或调查等研究方法会因为语言因素而无法进行，最后，研究场地限制也使社区口译研究面临困难。社区口译进行的场域，除部分如教堂等公开场合之外，许多皆属非公开对话。医疗口译翻译的对象是医护人员及病人和家属，病人隐私权依法必须受适当保护，社区口译研究人员能否取得医护人员、病人及家属之同意于现场观察医疗口译流程恐怕必须依个案而定。司法口译亦面临类似的问题，社区口译研究人员能否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取得当事人及相关部门同意观察侦察过程及审理过程，可能也会因个案而异。纵使能顺利观察相关过程，研究人员能否因研究需要进行书面、录音或录像纪录，又是一项待研究的课题。

六、结语

社区口译是新兴的口译研究课题，其理论背景、研究方法及实质内容均与现今我国各大翻译院校的主流思潮有明显不同。然而，我国非中文母语之人口数量大幅增加，因此社区口译的需求量很大。为顺应此新趋势，政府及民间团体已逐步投入人力物力，以促进社会健全发展。学术界也应正视此一大趋势，由不同层面探讨社区口译的各项课题，以研究成果与社会各界互动；进而协助新移民突破语言障碍，充分发挥个人潜力，共同营造和谐安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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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人口与社会论文范文

参考文献的写作是将作者的论文观点和引用文献资料的关于进行区分，是列在论文的最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时政论文参考文献，给大家在写作当中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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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人口与社会论文范文

[中图分类号]R-05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3-7210（2008）03（c）-149-02

依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特点：一是人口数量多。全国总人口数达12.95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5以上。二是人口素质有待提高。人口普查粗文盲率(15岁及以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重)仍有6.72%，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4 571万人[1]，所以，对于我国来说，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人口控制社会化应当成为今后人口控制的主要方式。要想使人口控制社会化很好的实施，需要生育控制的协助。

1人口控制社会化是当前人口控制的必然选择

人口控制社会化是指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人把社会生育规范内化为自己的生育观，并自觉承担社会生育义务和责任的人口控制方式，是一种自律为主的柔性控制方式[2] 。

1．1从人口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出发，我们应当选择人口控制社会化

人口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要求人口增长速度和素质能够朝良性的、稳定的、积极的方向发展，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也就是说如何使个人认识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统一，怎样才能使人们把人口控制的需求变成自觉自愿的选择呢? 那就是通过社会化过程，使社会生育伦理规范和生育责任内化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生育意愿。

1．2 生育模式多样化的现实与生育文化主流导向需求之间的矛盾，需要我们选择人口控制社会化

在自我中心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丁克家庭、同性恋家庭、无子女家庭也相继出现。社会开放使生育状况变得难以琢磨。另一方面，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使婚育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3]。这些变化都使生育模式呈现多样化和难以控制的局面。社会变化与生育模式多样化之间的中介因素，是人们对生育的自主选择。人们对生育的自主选择是否应当绝对自由呢? 当然不能。从社会发展的需求看，社会应当对人们的生育施加影响，应当适度限制生育选择的自由。因此，社会主流文化只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引导人们的生育意愿，引导人们的“自主”选择。引导的最佳方式不是“堵”和“禁”，而是通过教育潜移默化，即社会化。

2人口控制社会化的主要途径

社会化是个人由自然人成长发展成为社会人的过程，是个人同他人交往，接受社会影响，学习掌握社会角色和行为规范，形成适应社会环境的人格、社会心理、行为方式和生活技能的过程。把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信念、习惯和人格，是人们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社会化涉及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化是社会对个人进行教化的过程。从个人的角度看，社会化是个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互动，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过程[4]。社会要想使人口得到适当的控制，实施教化的主要途径有哪些呢?

2．1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对孩子成长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父母对于人口控制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孩子的观念。比如：一对有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和“女子终究是人家的人，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等思想的父母，不难想象出他的孩子思想也会受到影响。学校教育除教授他们所需要的技能外，还教授对待事物的态度和如何应用自己知识辩证地看待事物。对于人口控制来说，加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至关重要。

2．2规范媒体的宣传

大众传媒通过筛选信息、舆论导向等方式，对当今青少年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要推行人口控制社会化，就必须规范大众传媒，使他们的宣传为主流文化服务，对人类社会负责。

通过对社会大众进行人口控制的社会化实施以后个体把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的生育观，即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而在现实生活中，就需要生育控制协助完成。

3生育控制的伦理问题

生育控制是对人的生育权利的限制，包括对正常人生育权利的限制和对异常特定人的生育权利的限制，前者往往是一个国家为控制人口数量而制定的一种普遍的政策和法令，如计划生育政策，后者往往是着眼于提高人口质量，对一些严重影响后代生命质量的特定的育龄夫妇实行生育限制。生育控制方法主要包括避孕、人工流产、绝育等。其中涉及的许多伦理问题历来是生命伦理学关注的焦点。

3.1避孕是生育控制在人口控制过程中的主要手段之一

尽管避孕在今天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成为许多国家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有效手段，但在伦理学中，避孕还存在或需要解决以下的认识问题：

3.1.1 越来越先进的避孕技术推广使用后是否会引起性关系的混乱这种可能性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避孕使同生育过程可以完全分离开来，人们可以享受纯粹的性快乐，而不必顾虑意外受孕及其带来的后果，这就减轻了对后担心的心理压力， 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性观念，使婚前性关系和非婚前性关系会有所增加。那么，我们怎样解决这种伦理问题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教育，以道德和法律来约束和控制人们的。

3.1.2会使人们放弃生育的义务避孕在一定意义上的确是把婚姻与生育分离开来了，这种分离会不会使人们放弃生育的义务， 最终导致社会的利益与人种的延续受影响。

3.2人工流产

它是避孕失败的一种补救措施。人工流产伦理争论的矛盾焦点主要集中在胎儿是不是人，有没有出生权利的问题上。其他问题的解决，例如妇女对于其自身的权利和社会对更自由的人工流产法的利益，首先依赖于胎儿是不是人，是否是一个能够要求拥有权利的实体[5]。

人工流产在我国另一个伦理问题就是性别选择，造成我国男女比例失衡以及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3.3绝育

在当今我国人口控制主要应用于：一是避孕，或出于夫妇个人的考虑，或由于社会控制人口数量的需要，绝育可达到不再生育的目的；二是优生，如果夫妇一方或双方有严重遗传病，绝育可保证遗传病不再传递到下一代，也可改善人类基因库质量。绝育伦理争论的矛盾焦点主要集中在严重遗传性疾病患者尤其是智力严重低下者的非自愿性绝育上。在伦理上，我们可以从有利、尊重、公正和互助等原则组成的伦理框架来分析和评价对严重遗传性疾病和智力严重低下者的绝育[6]。

21世纪，人类最大的威胁不是战争和疾病，而是“人炸”，加之在现实生活中，先天性、遗传性疾病也威胁着不少家庭和人群，如何解决呢？需要进行人口控制的社会化和生育控制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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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人口与社会论文范文

1 社会融合理论与心理融合

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Park提出了“同化理论”，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将会放弃其原有的文化与认同，与流入地的主流社会融入为一体，最终实现完全的社会同化[4]。后来出现了多元文化主义流派。社会融合理论从转移人口群体适应的角度有力的解释了转移人口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行为适应、文化融合、心理融合等逐层次上升的过程。按照社会融合理论，社会融合主要包括经济融合、文化融合、身份融合以及心理融合。心理融合是转移人口社会融合的高阶融合，也是社会融合中最重要的过程，主要包括转移人口的认同感受和接纳感受[5]。

2 农业转移人口心理融合现状调研及问题

四川省农业转移人口心理融合现状主要通过实地调研进行。通过随机和定向的方式在四川省部分转移人口聚集的小区进行问卷发放和深度访谈，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71份，问卷有效回收率达到94.2%。通过调研，基本获取了转移人口心理融合的状况。首先是认同感受的调查，调查中25.35%的转移人口较为关心所在城市的发展情况，31.33%的转移人口能较好的适应城市生活的节奏，35.13%的转移人口比较关心所在社区的决议。满意度调查中27.82%的转移人口对自己经济融合的满意度较低，35.14%的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的满意度较低；二是接纳感受状况，调查中46%的转移人口对农转非政策较为满意，约40%的转移人口对所在居民委员会较为满意，31%的转移人口对社区服务的满意度较高，32%的转移人口对所在社区民主决议程度较为满意。

通过调研结果来看，四川省农业转移人口心理融合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心理融合缺乏经济基础支撑。转移人口进入城镇后，由于教育程度等的制约，再就业较为困难，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大，并且由于政府补偿机制等的不合理，直接导致了转移人口在生活上相对消费能力的减弱。经济基础的薄弱也相应的也带来了转移人口在心理融合的过程中缺乏自信，缺失了与城镇居民平等交流的意愿。

2、心理融合过程中缺乏居民意识。转移人口普遍缺乏城市居民意识，始终以农民自居，心理方面群体分化较为严重，没有形成群体中的有效认同。当社区举办某些集体活动时，转移人口很少有人主动参与其中，也不愿意关心城市发展走向与社区事务等。这种居民意识的缺失，导致转移人口不能适应自己的新身份，无法在心理融合的过程中实现心理认同。

3、心理融合过程中缺乏沟通渠道。社区没有专门面向转移人口的具体工作和活动，缺乏沟通交流的渠道，导致彼此的接纳程度偏低。对于社区的民主化决议以及公共服务情况，转移人多表现出不关心、不理会的态度，意见没有表达渠道，加剧了转移人口在心理融合方面的困难程度，无法有效的进行政治参与。

3 农业转移人口心理融合对策设计

为有效提升转移人口心理融合程度，四川省政府应逐步增强转移人口接纳融入，经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心理交融。

首先，在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合中做好顶层设计。四川省农业转移人口良好的心理融合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必要的资金支持和公共服务建设投入。在资金投入方面，扩大转移人口心理融合方面的资金投入规模，多种渠道募集资金，保障心理融合实现的经济基础。在公共服务建设方面，四川省政府要加大转移人口公共服务建设投入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对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进行倾斜和帮助。

其次，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强化居民意识。政府应该保证舆论的正确导向，形成有利于转移人口心理融合的良好舆论氛围。借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宣传媒介，加强舆论宣传，强化转移人口的居民意识，从心理上认同自己的身份。在此基础上，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让广大转移人口养成文明规范，使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认识城市生活和工作，提高转移人口对城市生活的心理适应水平。

最后，畅通沟通，加快转移人口心理融合。一方面，了解转移人口对当前融合现状的想法。建立新的转移人口沟通渠道。通过建立信箱，短信，微信等新的沟通渠道，结合传统的面谈，信件沟通渠道，重视转移人口的参与性，提高沟通效果。另一方面，通过沟通，传达政府信息。改善沟通环境，注重信息公开，设身处地，在思想和情感上实现真正的沟通。

第9篇：人口与社会论文范文

摘 要 人的现代化概念已为人们广为接受，但目前国内外对人的现代化的阐释基本局限在人的思想素质方面，其原因与人这一概念的高度抽象性和整体性有关。人口是表现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状况的一个较为具体的概念，人口现代化研究既是对人的现代化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也是可操作层面上的人的现代化研究。

关键词 人 人口 人口现代化

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一次提到了有关人口工作的内容：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全面做好人口工作。人口工作又一次成为理论界的热点。因此，做好对人口现代化理论的理解与再认识，对于更好的贯彻五中全会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人口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

人口现代化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刘铮教授首先提出的，对指导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人口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并不统一，甚至对人口现代化概念是否成立存有疑义。有的提出，人口现代化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提人的现代化可以，提人口现代化不好理解。下面笔者通过比较人的现代化和人口现代化的概念内涵，对人口现代化理论进行探析。

现代化是受人们的价值观念指导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涉及到文化各个层面的人类文化的进步运动。在有关现代化的理论界定中，不再仅仅把它同现代物质文明等同起来，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被作为一个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中国学者参考国外现代化问题专家的意见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的标准：（1）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能力；（2）具有高度的法治精神；（3）具有开放的头脑；（4）具有合作精神和竞争观念；（5）具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

我们要进行现代化建设，人自身的现代化是关键，必须超前于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什么是人自身的现代化？如何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这是非常抽象的问题。而若没有人口的现代化，则很难想象会有人自身的现代化。比如人口盲目生育、无节制膨胀，人口身体、文化、思想素质低下，人口大都分布在封闭的乡村，劳动人口大都在第一产业工作等等，人的现代化便无从谈起。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口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具体化；或者说，人口现代化研究是在可操作层面上对人的现代化的研究，人的现代化程度可以通过人口现代化水平得到基本反映；人口现代化研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很有必要，很有价值，不仅会对世界人口科学理论发展作出贡献，而且会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发展作出贡献。

二、人口现代化的内涵

人口现代化指的是人口类型或人口变量自传统向现代的演进、转化过程。这里讲的人口类型和人口变量，不单单是与人口数量、规模直接相关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及有关变量，除此之外，它还包括人口素质类型、人口结构类型、人口分布类型及有关变量。人口现代化所要探讨的，是一个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人口发展状态，一方面要研究人口发展如何与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问题，同时还要研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如何实现人口的优化发展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问题。

人口现代化包含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而没有生育现代化，就没有现代人口转变的完成及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也就不会出现建立在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基础上的趋于稳定的人口低增长，或零增长，或低负增长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所以，生育现代化是人口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生育现代化首先表现为由高生育到低生育的转变。

人口素质现代化是人口现代化的核心，包括人口身体健康素质现代化、教育科技素质现代化和思想道德素质现代化三个方面。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经济面貌和人类生活。其所带来的时代变迁、社会变革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极大的震撼和影响。当今发达国家正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过渡，一种与信息时代相伴随的知识时代正在悄然到来并成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在此以前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几百年的工业社会，知识作为经济增长的资源之一，虽然也对社会发展发生影响，但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迅速改变着我们周围的世界，包括生产方式、经营方式、服务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新的知识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样的形势下，人口素质现代化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社会制度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没有具有现代化素质的人口，很难设想会有现代化的国家。

人口结构现代化是人口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年龄结构现代化，人口城乡结构现代化，人口产业结构现代化。低年龄组人口比重逐渐下降，高年龄组人口比重逐渐升高，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向垂直型转化是人口年龄结构现代化的基本趋势。人口城乡结构现代化即人口城市化。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人口增长呈S型曲线运动：城市化初期，城市人口增长较为缓慢；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20%时，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趋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城市人口比重超过70%；城市化后期，城市人口比重在70%以上的高水平上出现停滞或略有下降的趋势。

三、结语

人口现代化是在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中人口的发展进程及结果的表现形式。它包括人口各要素的现代化，诸如人口增长模式现代化，人口素质的现代化，人口结构的现代化，人口分布的现代化等。深入了解人口现代化的内涵，扎实做好人口工作，对于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