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中考总分精选(九篇)

第1篇：深圳中考总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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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深圳中考总分范文

关键词：碳排放;LMDI;驱动因素;深圳

一、 引言

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张，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大气CO2浓度升高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已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在2015年11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巴黎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以履行世界上最大排放国的责任。作为全国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之一，已作出承诺，力争于2022年达到碳排放峰值。近年来，深圳市的节能减排工作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单位GDP能耗均已处于全国和全省的较低水平，但深圳市能耗强度持续下降的空间有多大，碳排放是否会持续的增长，2022年达到峰值的约束条件在哪里，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而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深圳市过去影响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做出详细分析。

分析影响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的研究中，目前较为常见是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该方法其具有全分解、无残差、易使用以及乘法分解与加法分解的一致性、结果的唯一性、易理解等优点。B.W.Ang （2005）比较了不同的指数分解方法，认为LMDI指数分解法是最有效的方法，并对LMDI在能源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分析指导。Jiao和Qi等（2013）基于LMDI法，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方面构造情景，预测了中国2020年前的碳排放量，并针对中国的2020年减排目标进行了策略分析。本文将碳排放影响因素分为结构性因素和技术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包括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制造业结构，技术性因素包括低碳技术的应用、能源利用方式的转变和能源供给效率的提升等，基于LMDI法对2008年～2013年深圳市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深圳市制定碳减排政策、早日达到碳排放峰值提供科学参考。

二、 深圳市能源消费量及碳排放分析

1. 深圳市能源消费量分析。根据《深圳市统计年鉴》、《深圳市能源平衡表》以及我国国民经济现行的部门划分体系，按终端用能消费口径，2013年深圳市能源消费总量为4 131万吨标准煤，其中能源消费占比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生活消费3个部门，占比分别为32.31%、21.90%、16.59%。2008年～2013年，深圳市能源消费量总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历年各部门能源消费量中，能耗最大的部门为制造业，能源消费量年平均占比为36%，其次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1%，生活消费15%，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11%，其他第三产业11%。2013年较2008年相比，能源消费量处于上升趋势的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能源消费量年平均占比21%，其能源消费量累计上升了43%。在处于下降趋势的行业中，制造业虽然年平均能源消费量占36%，但其累计能源消费量却下降了10%。

2. 深圳市碳排放量现状分析。采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中化石燃料燃烧活动的参考法计算深圳市碳排放。核算范围为深圳市行政边界内能源燃烧产生的碳排放，以及因净调入电力而引起的间接碳排放。

根据计算，2013年深圳市碳排放总量为8 189万吨CO2，其中碳排放量占比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生活消费3个部门，分别为32.04%、22.77%和16.37%。2008年～2013年，深圳市碳排放量总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历年各部门碳排放量中，碳排最大的部门为制造业，碳排放量年平均占比为36%，其次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2%，生活消费14%，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11%，其他第三产业11%，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3%。由于深圳市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较小，农林牧渔业和采矿业年均能源消耗量仅占2%。2013年较2008年相比，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碳排放量年平均占比22%，其碳排放量累计上升了43%。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虽然年平均碳排放量36%，但其累计碳排放量下降了13%。

三、 深圳市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定量分析

1. 基于调整的LMDI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方法。本文参考Ang等（1998）的方法，利用LMDI从结构性因素及技术性因素两个层面，对影响深圳市2008年～2013年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

以上各部门化石能源消费、电力消费数及GDP等数据均取自历年《深圳市能源平衡表》及《深圳市统计年鉴》。化石燃料碳排放因子取自《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调入电碳排放因子（南方区域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取自国家发改委气候司2013年份的《2010年中国区域及省级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2. 驱动因素的总体影响分析。GDP增长对碳排放具有线性正向驱动作用，本文重点分析行业结构、能源结构（用单位能耗碳排放指标表征）、制造业内部结构性因素等驱动作用。图1表明， 2011年以来，行业结构、单位能耗碳排放及制造业内部结构等结构性因素正逐步成为重要的减缓深圳市碳排放的因素。其中，2011年～2013年结构因素占深圳市经济部门碳排放年均减缓量的51%（见图2），年均减缓量249万吨CO2;此外，技术性因素（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占年均减缓量的49%（见图2），年均减缓量237万吨CO2。

由于深圳市终端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制造业，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对这制造业碳排放进行定量分析。

3. 制造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依据2013年深圳市制造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将深圳市的制造业分为低、中、高能耗三大类。

（1）低、中、高能耗制造业碳排放减缓量比较。2008年至2013年，深圳市低、中、高能耗制造业单位增加值碳排放（碳强度）均呈下降趋势，分别累计下降41%、60%及9%（见图3）。由于中、低能耗制造业碳强度下降幅度较大，且合计增加值占制造业的94%，因此两者对制造业碳强度下降的影响最为显著。

（2）制造业内部各驱动因素对深圳市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制造业结构因素包括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低中高能耗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低中高能耗制造业能源结构。2008年～2013年，制造业结构因素对深圳市经济部门碳排放减缓量的累计贡献率为25%，低、中、高能耗制造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的累计贡献率为81%（见图4）。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运用LMDI法对深圳市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通过对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2008年～2013年减缓深圳市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来源于技术性因素，包括技术和管理等的改进与提升，但2011年后，结构性因素逐渐成为减缓深圳市碳排放的重要原因。2008年～2013年总体来看结构性因素减缓深圳市碳排放的年平均贡献率已超过由技术性因素对减缓深圳市碳排放的年平均贡献率，行业结构、能源结构、制造业内部结构贡献分别达到了28%、12%、11%，相信2013年以后结构性因素也会占主导地位。

2. 制造业结构性因素对深圳市减缓碳排放贡献总体上达到了11%，说明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内部结构调整已经卓有成效。制造业中高中低能耗产业的单位增加值碳排放也在不断下降，显示出制造业节能工作已经取得很好效果。

深圳市为早日达到碳排放峰值，需要继续重视碳减排的结构性因素，需要大力调整产业机构、能源消费结构特别是要持续推动制造业的优化升级，推进产业结构“退二进三”，优化制造业内部结构、进一步淘汰制造业中高能耗、低增加值的行业，如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同时深入挖掘以互联网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

深圳市在重视碳减排结构性因素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技术性减排因素，政府要出台要相应的政策规范，加大节能减排的强制性要求和提供适当的财政优惠，刺激引导和要求企业应用节能减排技术，逐步扩大覆盖范围;要大力推动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新能源技术的应用;充分利用深圳市碳交易体系，考虑将更多的制造业企业纳入深圳市碳交易体系，完善碳核查和交易体系，达到正向刺激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B W ANG， F Q ZHANG， KI-HONG CHOI. Factorizing changes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through decomposition[J].Energy，1998，23（6）：489-495.

[2] B W ANG. The LMDI approach to decomposition analysis： a practical guide[J]. Energy Policy，2005，33（7）：867-871.

[3] Jiao J L， Qi Y Y， Cao Q， et al.China's targets for reducing the intensity of CO2 emissions by 2020[J].Energy Strategy Reviews， 2013，2（2）：176-181.

第3篇：深圳中考总分范文

凝聚产生力量，以辛国胜会长为代表的众理事长们，不辞劳苦，甘做先锋

找政府、帮企业，提报告、给建议，促进交流，加强合作，SPCA将一如既往

任何行业的繁荣，都离不开行业内外所有人的贡献。深圳线路板行业也是如此，她的成就离不开所有深圳PCB企业家的辛苦创业，离不开相关政策的扶持，离不开广大技术人员的投身，离不开无数工人的付出。时至今日，深圳线路板行业依靠各方努力，受益于政府高度重视，在通信、数码等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深圳成为线路板产业中国发展最早、集约化成度最高的地区。

据统计，2010年中国线路板行业以1600亿元的产值位居全球第一，深圳地区产值约480亿元，占全国的30%左右，占全市GDP总产值9510亿元的5.04%。目前深圳市线路板制造企业约800多家，相关配套的设备材料企业约500家，从业人员超过60万人，为深圳支柱产业之一的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深圳的和谐、稳定发展作出很大贡献。取得这样的成绩，每一个深圳线路板人都感到自豪。

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产业，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又有一个庞大的企业家队伍的深圳线路板行业，当热需要拥有自己的协会。横向比较，台湾电路板协会，香港线路板协会均为其行业的发展、协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虽然1996年深圳线路板行业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行业协会，1996年当时成立的是“深圳电子行业协会（深港）印制电路专业委员会”，2001年7月更名为“深圳市电子行业协会表面贴装与印制电路专业委员会”，但由于这是行业协会下属的一个专委会，并不是市一级的独立社团法人，其能发挥的作用，逐渐无法满足深圳线路板行业日益蓬勃的发展需求。于是，在2008年3月，经过申请，协会升级为深圳市一级行业协会“深圳市线路板行业协会”简称“SPCA”。升级后的SPCA更加独立，服务意识更强，伴随着深圳PCB行业的发展，SPCA这几年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现在，谨以下文概述SPCA几年来所做出的努力。

凝聚行业力量 推动产业发展

每个行业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人：不满足于自己办企业，总想为行业做点事情，去为整个行业创造价值而不辞劳苦，这些人，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站出来的代表，一种是在幕后默默奉献的“隐形代表”。永捷电子辛国胜总经理、景旺电子刘绍柏总裁、崇达电路姜雪飞总经理、华祥荣正廖启发董事长、博敏电子徐缓总经理、五洲电路蔡志浩董事长、金百泽电路武守坤董事长、统信电路许良沛总裁、东方宇之光王玉梅总经理、杨兴全高工等企业代表及行业专家们，他们是站出来的代表，他们把办好协会当作自己热爱的事业，经过三年的努力，获得不少成绩，也赢得了业界的尊重。还有一些人，他们是“隐形代表”，他们把企业的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发展行业的进步作为使命，提高员工的待遇为目标，他们是深圳线路板行业协会的会员，也是深圳线路板行业最坚固的基石。这些企业家有力的支持了深圳线路板协会的顺利成立。目前，越来越多的线路板企业家正在加入到SPCA中来。

2007年12月，在深圳PCB发展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产业的危机在环保政策的高压下隐隐若现，PCB专委会的企业家代表在年终总结会议时纷纷表示，劳动法的实施、通胀、产业转移等问题给深圳PCB行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存在很多风险。需要一个更有执行力的协会为会员提供服务，达到协调企业问题以及与政府沟通的作用。为此，在2008年3月，由65家深圳线路板行业企业发起，向深圳市民政局申请成立“深圳市线路板行业协会”。2008年12月12日，深圳市线路板行业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深圳明华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在全体会员热烈的参与和支持下，会议审议通过了《协会章程》，同时，会议还产生了副会长单位、常务理事、理事单位及监事单位。由此，一个民主化、科学化、现代化的协会产生了，深圳线路板行业有了自己的协会！

至今为止，SPCA已经召开过多次会员大会、理事大会和组织相关活动，这些会议和活动的每一次成功举行，都加深了行业内部的交流。2009年12月，SPCA一届二次会员大会在深航国际酒店召开，通过选举产生增补副会长单位、常务理事、理事单位。2010年7月7日，SPCA召开了一届三次理事会，讨论了新一轮涨薪趋势下PCB行业的因应措施，并聘请张涛律师担任协会法律顾问。2011年1月，SPCA第一届三次全员大会，在深圳鹏翔阁酒店召开，通过选举产生增补常务理事、理事单位。为了进一步加强协会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方面的功能，此次大会还特别聘请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兴农先生担任SPCA副秘书长。陈兴农副秘书长在线路板的技术领域颇有造诣，由他出任副秘书长，意味着SPCA的领导班子注入了更为雄厚的技术力量。陈兴农副秘书长本人也表示，希望自己出任SPCA副秘书长后，以自己在技术领域多年来的心得，为线路板企业提供意见。至此，SPCA的队伍更加充足，力量更加强大，管理更加科学。

SPCA的组织成员包括：线路板生产、线路板专用设备及专用材料的研发、设计、生产的独资、合资企、事业单位。协会提供国内外线路板发展资料、会员间相互沟通交流及代表业界参加国内外线路板展览会及会议等，增进产业间共同利益，提高整体对外的竞争力。

SPCA会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羽毛球比赛、高尔夫球赛等会员联谊活动，以增进会员企业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形成同行业协作共进的良好意识。目前，SPCA已经与中国印制电路行业协会（CPCA）、上海印制电路行业协会（SEPCA）、梅州印制电路行业协会、广州赛宝实验室、深南电路等协会、团体、企业进行了羽毛球联谊赛。

加入SPCA的会员，更可以获得协会推介和政府各级主管部门进行对话交流，反映企业呼声。优先享受帮助企业落实各种政府基金、金融优惠政策。还可以获得协会法律顾问的各种法律事务咨询服务。通过协会的合作的金融机构获得银行授信、贷款、担保等，解决企业资金需求。

成立之后的SPCA，代表着珠三角线路板产业的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深圳的线路板企业将不再是孤军奋战，单打独斗，而是可以将各种资源做最充分的整合，以提升产业竞争力，进而带动珠三角线路板产业的发展。

有一种能力 让我们平稳前行

2008年到2011年这几年间，线路板行业大起大落。先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让大家人心惶惶，然后是2009年年底到2010年初PCB订单火爆的行情，业界集体狂欢，再到2011年的旺季不旺，令人困惑，深圳PCB的发展可谓波澜起伏，令人欣慰的是几年来鲜有倒闭的PCB厂家，而其他地区却陆续爆出PCB厂倒闭的消息。

2009年，针对PCB行业市场行情持续低迷。对此SPCA及时应对，于4月，由辛国胜会长提议，王玉梅秘书长向深圳市政府提交了《关于深圳市线路板行业振兴发展的建议》，为深圳市政府振兴发展线路板行业提供合理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提交之后，深圳市政府高度重视，深圳市科工贸信委对深圳PCB企业的技术改造提供扶持资金，为优质企业提供无息贷款，鼓励PCB企业出国拓展海外市场，透过协会申请可以补贴拓展资金，并为PCB企业在国内市场拓展提供资金，从而有力的支持了深圳PCB的快速恢复。同年5月，SPCA召开筹建SPCA“互保池”计划会议，就合作事项进行了协商，并向会员介绍了有关政府贴息代款、第三方担保代款及企业间相互建立互保池等内容和操作方式，为企业平安过冬而努力。

一直以来，线路板行业都被冠以高污染的帽子。在社会上形成这样的偏见既有历史原因，也有个别线路板企业偷排污水的不良行为，长久以来，技术含量很高的线路板企业被社会一直认为是高污染的行业。特别是政府对这一产业的偏见让企业发展受到很大制约。辛国胜会长及各位理事深知，这样的印象对于线路板的发展极为不利，政府部门在制定有关政策的时候，假若不能在客观、全面、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决策，这对PCB行业的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今年4月份，由辛国胜会长牵头成立了SPCA的“环保委员促进会”，成立的目的是针对深圳环保政策的日趋严厉，“环保委员促进会”组织专家讲解技术，发现优秀企业环保治理方案、管理方法，进行推广，来给各PCB企业一些参考。

SPCA承担着维护本行业利益的责任，有义务站在行业的角度向政府反映本行业的意愿和要求。从而促进行业的进步。于是一有机会，SPCA的理事们便在各种场合呼吁，并在媒体上给线路板行业正名。此外，辛国胜会长和王玉梅秘书长积极与政府沟通，通过上报材料，邀请深圳市政府相关领导到线路板企业实地考察，在实地看到线路板企业整洁的厂房和生产车间，先进的生产设备时，也改变了他们对PCB行业的一些偏见。

经过SPCA的不懈努力，在2009年，深圳政府出台有关政策，放开对线路板行业内部份高新企业的环保牌照的审批，并确定了线路板行业是深圳不可或缺的电子信息元器件产业，对线路板行业有了重新认识。

不仅向政府反映本行业的意愿和要求，也为本行业把握政府政策和决策。SPCA积极与深圳市人居委会环境监察大队联系，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如主管PCB企业的卫军副支队长经常对SPCA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今年4月份开始实施新的环保规定，对PCB企业废物排放指标中加了氨、氮等6项指标，并且计划关停100家小型的电镀厂和线路板厂。辛国胜会长得知此消息后，第一时间要求秘书处通知PCB企业，让企业重视环保，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确保达标排放，同时SPCA也积极与相关环保部门沟通，使得在环保法令上，企业有从容的余地。如经过SPCA的努力申请，PCB企业在环保设施改造过程中，可以向政府执法部门报批，在改造过程中，如有氨、氮指标超标情况，环保部门会给予PCB企业放宽污染排放标准，并免于处罚，有利于企业尽快完成工程改造。

努力推动线路板清洁生产、节能环保、产业转移和技术革新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引导线路板行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也是SPCA追求的一个目标。

为此，2010年10月，SPCA组织会员单位赴台北参加两岸清洁生产论坛，并考察台湾地区的PCB产业。2010年12月，为响应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坚持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导思想。SPCA积极倡议企业致力创新升级，以节能减排为重点，积极实施“打造绿色线路板产业”的发展战略。线路板企业积极响应号召，在绿色低碳、清洁生产方面，创造了许多值得借鉴和推广的技术和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SPCA发起的“2010绿色环保线路板企业”评选活动结果已出炉，在征求深圳市人居委、深圳市环保产业协会等部门的意见后，SPCA评选出“2010年度绿色环保线路板先进企业”，并对表现优异的24家线路板企业作出表彰。

欲建百年基业，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品牌。关于深圳PCB品牌的建设，SPCA组织会员企业参与评选“深圳知名品牌”，博敏、华祥、景旺、崇达、宇之光五家会员企业于今年1月顺利通过认定，并于4月份荣获第七届“深圳知名品牌”证书。在今年5月份启动的第八届“深圳知名品牌”评选活动中，SPCA已协助深联电路等企业参与评选，今后SPCA将继续关注和推动会员企业的品牌建设及提升。

有一种使命 为我们劳苦奔波

SPCA会经常组织企业参与国内外投资考察，协助企业开拓市场、产业转移和寻找合作伙伴，一方面加强行业内的沟通，一方面学习先进企业的成功经验。

2009年8月，SCPA组织了为期一周的东北考察活动。2009年9月，协会组织考察陕西。2010年3月，SPCA组织会员协办CPCA20周年庆典晚会，策划晚会的节目等内容，并为CPCA募集了20万元的庆典晚会活动经费；4月组团赴韩国考察并参观2010 KPCA SHOW；6月组团考察日本并参观东京2010 JPCA SHOW；10月组团参加台北两岸清洁生产论坛，并参观TPCA SHOW 2010；11月组团考察西南地区，并完成西南PCB产业考察报告，通过参观和考察重庆方正、航凌、四川超声等PCB企业，为深圳会员企业开拓视野、考察投资环境、推广产品和服务、加强技术交流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为应对劳动力成本增加、环保压力、原材料上涨等压力，产业转移逐渐被不少企业家提上日程。对于这些压力，SPCA同样忧心如焚，努力寻找合适的出路。在珠三角PCB企业考虑进行企业转移时，部分内陆城市也在积极打造地PCB产业园，为承接PCB企业转移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但具体情况如何？大多数企业还无法全面的了解。

2008年，铜陵产业园正全力打造“千亿元”部级开发区。当时，深圳PCB企业是铜陵经济开发区重点招商对象，所以铜陵市政府特别邀请SPCA到铜陵产业园进行实地考察，就铜陵产业园建设的一些问题进行咨询和交流。考虑到部分深圳PCB企业有转移的意向，以辛国胜会长为首SPCA一行人便风尘仆仆的来到铜陵，进行实地考察。

考察完园区基本情况后，SPCA一行与园区负责人进行深入交谈。辛国胜会长仔细询问了该产业园的税收、环保政策、优惠政策，了解当地的劳动力成本，并根据深圳产业发展的经验，提倡建立集中环保处理的PCB产业园的建议，以减少污染事故对环境的影响，随后，该建议被铜陵市政府采纳。之后，在铜陵PCB产业园建设的过程中，SPCA一直与产业园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园区建设等方方面面，根据深圳PCB转移的实际情况，对园区提供了大量的建议，并促进深圳企业顺利落户铜陵。

如今，铜陵产业园区专门配套建设了占地110亩的PCB环保中心，负责PCB污水及固废的处理。规划日处理PCB废水4.5万吨、年处理固废3000吨，处理能力居全国前列，PCB产业园环保中心的固废处理项目也将于年内配套建设。产业配套方面，铜陵PCB产业园依托铜资源优势，已吸引铜陵有色70万吨电解铜与2万吨磷铜球、华纳国际万吨电子铜箔、浩荣电子850万张覆铜板、超远电子72万平米印制线路板、豪能电子、苏州相城9+2PCB企业转移等十几个PCB项目，并形成了电解铜―电子铜箔―覆铜板―印制线路板在内的产业链条……目前，在铜陵产业园落户的PCB企业有超远电子为代表的十几家企业。铜陵产业园的成功在于形成了一个“建产一个业园，也建成一个完整的PCB产业链，并且环保由政府集中处理”的模式，这样的模式迅速的被国内部分地区复制，并开工建设。铜陵产业园的成功，也加速了不少深圳PCB企业的外迁步伐。

2009年，随着重庆宣布打造IT基地及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重庆地区的PCB需求逐渐加大。对此，同年10月，SPCA支持部分深圳企业随客户供应链的转移，在四川遂宁建立线路板产业基地，占地3000亩，如此将大大降低企业生产销售成本。

除了安徽铜陵产业园、四川遂宁产业园外，现阶段产业转移地点主要有广东梅州、江西赣州、九江、吉安、信丰等地。而每个适合深圳PCB企业转移的地区，SPCA总是走在前头，进行调研，为深圳PCB企业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此外，SPCA每年都在深圳举办一次产业发展论坛。每年的论坛都会有个主题，讨论当年行业内最为关注的话题，并邀请知名专家、企业家为与会者演讲。力图使参与者更能清楚的了解行业现状，由此做出准确判断。

刚刚过去的“2011线路板产业发展论坛”如往年一样备受好评。7月28～29日，论坛在深圳明华国际会议中心成功举办。论坛由深圳市线路板协会（SPCA）、台湾地区电路板协会（TPCA）、深圳市环保产业协会共同主办。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约220家企业共500人参加。线路板行业资深的技术大师白蓉生先生分别在“密垫细线与填铜之量产方面”和“压合工程”方面为业界技术工程学员授课。

来自知名企业的代表针对行业发展各自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市政府人居委领导表示，目前深圳市环境新政策：排污权交易政策正式通过，实施细节正在拟定中，为今后线路板排污权市场化、对高端线路板企业做大做强提供资源，对资源整合市场化提供平台。来自两岸的线路板五位企业家分别做了精彩的演讲。其中，湖南全创的陈明星董事长根据自身五年湖南发展经验，谈了产业转移战略思路，纠正了企业盲目转移的认识。

有一种平台 使我们彼此了解

“新闻媒体是什么，假如国家是一条船，新闻媒体就是站在船头上的守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印制电路资讯》一直以来承担的就是守望者的角色。当行业过热时，《资讯》会提醒人们该注意什么；当行业低迷时，《资讯》都会寻找行业的希望和市场亮点。《印制电路资讯》是线路板行业的媒体，同时也是SPCA的会刊。SPCA希望《印制电路资讯》成为一本公正客观的行业媒体，及时将协会的建议和声音，传递到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线路板行业中，SPCA也希望《印制电路资讯》是各企业和专家交流的平台，可以将企业自身和专家关于管理，关于技术，关于工作，关于绿色生产等等一切值得分享的东西，在《印制电路资讯》上进行交流互动，让大家彼此更加深入的了解，加强行业的学习与交流。

《印制电路资讯》以双月刊形式，关注PCB的制造工艺和管理，介绍和推广世界领先供应商的最新产品，探讨中国PCB制造业的发展和管理。每一期都会由编辑部针对行业热点或者困惑进行专题策划，走访调研，希望通过杂志，给予行业一些建议、一些思考。发行覆盖了珠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直接到达各企业的技术、管理、工程方面的优秀领导和人才手中。

每期《印制电路资讯》都有企业报道，SPCA希望通过杂志这个平台，让更多优秀的企业走到台上，既要脚踏实地的做企业，也要把企业的品牌和文化传播出去。

除了《印制电路资讯》，SPCA还有协会网站、《会讯》、企业名录和产业地图等资讯平台，为会员提供及时可靠的技术、市场、人力资源和管理资讯。

结语

立足于行业，SPCA从深圳PCB行业中来；服务于行业，就要求SPCA深入到深圳PCB行业中去。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一把筷子牢牢抱成团，大家团结一致才更容易共同进步。SPCA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单纯的连接政府和企业的纽带，而更像是一位家长式的顾问，高瞻远瞩，积极的发挥自己的所长。也像一个平台，深圳所有的PCB企业都是这个平台上的表演者，SPCA力争使所有的表演者都完美演出。

第4篇：深圳中考总分范文

何玉良在北京工作了几十年，但对深圳有着特别的情感。他从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退休后，夏季住在北京，冬天则南下深圳，不时与当年老友聚会。

最近，他和司徒怀、郑元亨在深圳见了一次面，商量一本书的出版。

20年前，他们创建了中国1949年后第一个期货交易所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被深圳市列入特区30年100件大事。郑元亨产生了出书纪念的想法。

当年的弄潮者们为此书欣然撰文。其中的最年轻者彭刚，当时还在中南工业大学读研究生，参与了金交所创建的理论研究。他这样形容与期货的初识：“人生若只如初见。”

但他们当年走得太快了。金交所的“准生证”是深圳市地方政府颁发的，成立3年后，中国证监会才将其列入了国家试点。令他们扼腕叹息的是，由于此后几年各地纷纷兴办期货交易所，经营水平良莠不齐，导致了证监会1998年对期货市场的整顿，金交所虽多方努力，还是被撤并。

1983年机构改革时，国务院成立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简称有色总公司），对全国有色金属的产供销、内外贸进行统一经营和管理。时任供销运输部主任的何玉良主管全国有色金属的物资调配。

其时，国内实行价格双轨制。如电解铜的调拨价7000元每吨，市场价格则可能是2到3倍。当资源配置同时受“钱”和“权”的支配时，市场供需关系不明，价格也暴涨暴跌。

何玉良开始思考，中国能不能有自己的期货交易所？他首先想到了老牌金融中心上海，设想在那里以有色总公司的名义办一个有色金属交易中心。“但当时浦东还没开放，政策不够，我们对期货也是一知半解，想法就搁置了。”

何玉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期货交易是1985年夏天。他出国考察后取道香港回国，有色总公司下属的深圳联合公司总经理司徒怀请他吃饭。

司徒怀在期货这一行被称为“师傅”。他研究国际期货市场，写了一本小册子《期货概论》，成为中国期货的启蒙读物。这一年，深圳联合公司设立了香港分公司，专营期货业务。

何玉良回到北京，便将成立有色金属交易中心的计划提上了议程。

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了深圳。这个被邓小平划了圈的地方，短短几年间，已经发展为中国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他就此事向总公司下属的生产企业的领导征求意见。他们持保留态度，提醒他：“国际上这一套风险太大，你可要考虑清楚。”

中国是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这样的大时代，不冒点风险不可能成事。何玉良思量着：“若是先汇报，风险将由总公司领导承担，顾忌就多了。我是技术出身，哪里都能有饭吃。找到人，先办起来。”

期货先行者齐聚深圳

何玉良首先找到的人，就是后来的金交所总经理郑元亨。

时任深圳联合公司下属贸易公司经理的郑元亨参观过慕名已久的伦敦金属交易所――全球最大的有色金属交易所。不足100平方米的交易厅，只有10多位交易员比划叫喊，每5分钟一轮，交易铜、铝、锌等7个品种，但这个小圈内形成的价格信息，却能即时传遍世界，影响整个国际市场的买卖。

“太精彩，太市场了！”郑元亨看罢这个场面，在笔记本上留下了一首小诗，“小小交易厅，围座经纪人。口喊手比划，生意即做成。价格传世界，管理极严明。期货风险高，操作要小心。”

何玉良与郑元亨一拍即合。他们计划，先筹建“深圳联营展销中心”，投石探路。

1986年8月，由30多家大中型有色金属企业投资并联营的深圳联营展销中心成立，何玉良担任董事长，郑元亨任经理。联营中心的目标很明确：第一，探索建立一个新型的有色金属交易市场；第二，传播、普及期货交易知识。

不久，时任西北地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供销公司副经理的管焱彬也来到深圳，加入了这个团队。

经过深圳联营展销中心两年的试水，何玉良在供销运输部召开的“物资体制改革研讨会”上，提出了建立深圳有色金属市场的设想。他说：“会后老同志反复提醒我，企业办市场要有主管单位，一定要取得国家部委的支持。”

当时，包括有色金属在内的生产资料的调配归物资部管。但物资部的态度并不明确，这也为后来的麻烦埋下了伏笔。

但建立交易所得到了深圳市领导的支持。1990年8月，联营中心举办了三场关于建立有色金属交易所的研讨会。会议纪要里写着深圳市参会领导的意见：“交易所可行，大胆尝试。”

交易所成立的时机到了。

其时，中国生产资料市场正在放开。1989年，国务院总理批复了关于发展期货试点的文件。1990年10月12日，由财政部、物资部和国家体改委等8部委联合发起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建立，以现货交易起步，试图在将来引进期货管理。

交易所成立

郑元亨的风格与何玉良如出一辙：干了再说。

1991年年初，筹备组向深圳市提出建立“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的请示，但没等批下来，郑元亨就紧锣密鼓地行动了。

为解决筹备资金的问题，何玉良从供销运输部调拨给郑元亨一批铜。郑以此赚了600万元，算是“搭了价格双轨制最后一班车”。

其中的300多万元用在了交易大厅的购置上。筹备组看中了华富路海外装饰大厦B座，买下了其中一层，共700多平方米，做交易大厅和办公室，当时的价格就已经是每平方米3250元。期货合约通常由出市代表在交易所场内公开喊价。筹备组原计划参照“伦敦腔”，口头喊价，无奈有的出市代表口音很重。很多广东人说普通话，分不清“买”和“卖”，极易造成混乱。尔后他们想出了“板书报价”的形式：出市代表依靠一面小黑板，报出买卖价格，再填单交易。

最伤脑筋的是交易规则、管理规定的起草。按照深圳市领导的说法：“先挖渠而后放水，水才能流畅。”

那时候还没有“证监会”，交易所的监察部门被定为深圳市贸易发展局。局长吴镝组织了答辩会，提出的基本问题有20多个，管焱彬等人一一作答。

当时深圳市各部门的认识并非一致。吴镝回忆，有些人提出，既然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由一些国家部委联合兴办的，我们也可以效仿，由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联合办。但占上风的看法是，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办的期货市场才有活力。

1991年5月23日，深圳市政府批复了申请。仅10天后，筹备组就在市工商局办妥登记注册，领到了“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的营业执照。

6月10日，金交所宣布成立。联营中心的30多家企业，都成了它的会员单位。经过16家理事单位的推选，时任有色总公司分管副总经理的沃廷枢出任理事长，何玉良任常务副理事长，司徒怀任副理事长，郑元亨被聘任为总经理，管焱彬等为副总经理。

开闸放水

金交所成立了，但还不能开业，因为水闸还没有开：上报的交易规则、管理规定等，深圳市还没有颁布。

老同志们的担心成了现实，金交所遇到了麻烦。“当时的物资部部长柳随年对企业办市场还是不太同意。”何玉良说，“金交所一直在争取物资部的支持，成立之前还预留了一个高管的位置。”

但物资部没有“领情”。在他们看来，由包括他们在内的8部委发起的试点，才是正道。1991年6月7日，国家物资部体改司正式致函深圳市政府，提出生产资料市场不能由企业来办，应该归属物资主管部门。

听到这个消息，何玉良在北京坐不住了。机缘巧合，彭刚提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对期货有研究，也对金交所有所耳闻，想听取一次正式汇报。

7月10日上午，何玉良向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司司长杜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流通部副部长乔刚和研究员常清汇报了金交所的情况。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机关食堂吃午饭时，何玉良提出：“深圳市也很支持我们，但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乔刚说：“那我们就到深圳去看一看。”

7月24日，乔刚和常清一行前往深圳，参观了金交所出市代表培训班。乔刚在培训班上讲话：“金交所办在特区，这样的新事物要普及知识，要消除自觉和不自觉的抵制。”隔天，郑元亨陪常清到市政府，与贸发局吴镝等部门领导协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这次考察，让深圳市吃下了一粒定心丸。

7月31日，深圳市副市长李广镇召开市政府会议，讨论金交所的开业问题。会上几经激烈争论：工商局提出，必须由他们派人进驻金交所进行管理，并对每个交易合同加盖公章，因为这是现行规定；物价部门则认为，如果价格要放开，和其他省份有差别，就必须同他们协商。

李广镇在会上拍板，要求相关部门“克服障碍”。工商局不必加盖公章，交易价格也完全放开。但考虑到上级单位物资部的意见，金交所新增深圳市物资总公司参股。

李广镇特别强调：“我们是特区，适合发展市场经济、适合社会利益和企业利益的事，就应该有突破，不能只考虑部门的利益。”

9月21日，深圳市政府下发了《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管理暂行规定》。这是中国第一个由地方政府颁发的期货市场管理行政法规。12月7日，《深圳市有色金属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颁布。

金交所终于可以正式开业了。

“别当了投机头子”

按照广东人的偏好，开业日期定在1992年1月18日，因为8就是“发”。

开业前一天，深圳市政府举行新闻会，李广镇主持。100多名媒体记者参加，问题都集中在“投机”这个焦点上。

会后，总公司一位部门领导在郑元亨耳边半开玩笑说：“要小心啊，别当了投机的头子。”

1月18日上午9点，开业典礼如期举行。

在“彩旗飘扬、气球升空、纸花遍地”中，穿着黑色西装、打着红色领带的郑元亨走进交易厅，和时任深圳市市长的郑良玉一起，敲响了金交所开业的第一槌。

在金交所上市的有8种金属：铜、铝、铅、锌、锡、镍、镁、锑。当天的交易采用了远期合约，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期货标准合约。几个月后，金交所推出了新中国第一张商品期货标准合约。

第5篇：深圳中考总分范文

市招考办提醒考生，要珍惜自己的权利，尽量多报志愿。不同批次的学校录取时间有先后，考生可在每一批都选填志愿，争取被理想的学校录取，切忌只报一个志愿。但考生及家长也要注意，若按所报志愿录取后，考生不去报到入学，将被取消今年的录取资格。已确定作为公办普高或中职学校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以及公办普高直升生，不填报中考志愿，也不再参加其他学校的录取。公办普高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和直升生仍要参加中考，中职学校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中考。

2016年，我市试点高中学校的指标生分配比例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和省教育厅的文件要求，结合我市试点学校的实际情况确定为40%，参加指标生分配的高中学校为34所。34所优质普高共安排指标生计划10925人。按照指标生分配方案规定的名额分配办法，经指标分配系统进行具体计算，34所试点高中学校实际分配到各初中学校的指标生名额，将通过“深圳招考网”和市招考办免费发放给全体中考考生的《考生报考指导手册》予以公布。

准备报名参加体育艺术特长生考核或报考深圳市体育学校、深圳艺术学校的考生，必须先上网在“提前批”填报志愿。“提前批”的志愿用于深圳市体育学校、深圳艺术学校或体育艺术特长生录取。已通过特长生报名资格审核的考生方可填报公办学校特长生志愿，且限报通过审核的招生学校及专业细项。“提前批”志愿只能报一个，且与深圳市体育学校、深圳艺术学校不兼报。

市招考办提醒，“提前批”的特长生志愿只用于特长生录取，不能作为同一学校在其他批次录取非特长生的志愿。因此，建议准备报考特长生、深圳市体育学校和深圳艺术学校的考生，除填报特长生学校或深圳市体育学校、深圳艺术学校志愿外，还应在其他批次填报非特长生学校志愿。

今年体育中考近半考生满分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姚卓文）记者昨日从市教育局获悉，在刚刚结束的今年体育中考里，我市超过3万名考生获得满分，满分率达到48.45%。全市中小学生体质平均合格率达到90%，反映学生体质健康的关键性指标有所提升。

据记者了解，2014年底，市教育局印发《深圳市中小学体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以增强学生体质为根本目标，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全面落实“校园体育一小时”，建立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机制，促进学校体育和学生体质明显提升。

第6篇：深圳中考总分范文

总策展人泰伦斯?瑞莱在闭幕式上宣布，本届双年展有十二个项目同意在深圳延长各件装置作品的时间，“这是一个更加长远的建筑师与2011―2012深圳双年展的合作计划。这12个项目将会在深圳各处重新组装，加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这位前迈阿密美术馆馆长和纽约现代艺术馆（MOMA）主策展人断言，这一过程对于本届双年展来说“十分独到，也是双年展盛事在深圳延续其生命的十分具有创新精神的方式。”

是的，联想到上一届双年展结束之时，斯洛文尼亚艺术家Marjetica Potrc等的五幅壁画最后不得不被覆盖的结局，今年的双年展堪称留下了一笔光辉的遗产。

除了看得见的，双年展“遗产”当然更包括通过展览延伸出来的观点及现象。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总规划师黄伟文认为：“其实每届发生过的展览，对城市都是一笔有待继续开发利用的矿藏资源。”

深圳双年展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激活功能得到了普遍认可。本届展览的重心回到了首届及第二届双年展主展场华侨城创意园，持续激活着产业升级转型的工业区，将区域内的旧厂房催生转化为设计和创意集中地。而市民广场上的《万花阵》开幕式上结合灯光、音乐及轮滑表演惊艳全场，该项目利用数千个橙色的安全锥激活了市民广场，这些“雪糕筒”展览期间成了市民在市民广场上最喜爱的玩具，“再创造”出各种图案，极大地延续和提高了这件广场公共艺术作品的价值。

第7篇：深圳中考总分范文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编号：70972064）。

摘要：金融市场的竞争关键在于人才。近些年来，深圳对金融人才的吸引力有所弱化。本文分析认为其吸引力弱化是由金融城市定位模糊且身份尴尬、金融人才交流平台缺乏、专业性培训资源不足、职业发展瓶颈、人才优惠政策力度不足等原因所致。依据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深圳市 金融人才 吸引力弱化 对策

2014年6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16）报告显示，在全球金融中心综合排名中，深圳排名第25；在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排名中，深圳位列第8名。这反映出，在国际上，深圳的金融影响力已颇具规模。作为全国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深圳的金融影响力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珠三角和华南地区，而是逐渐辐射至全国。

随着国内的大连、天津、广州等一批金融城市的崛起，深圳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冲击和挑战。而金融人才，特别是中高端金融人才，成为制约深圳在金融市场与金融城市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深圳当前面临着金融人才吸引力减弱的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一问题，对于深圳发展成为在国内外极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金融中心极为重要。

一、深圳市金融人才吸引力弱化原因分析

1.深圳金融城市的定位模糊且身份尴尬

上海，已被明确定位为国际性金融中心；北京，作为全国各种资源的集中地和政策发源地，聚集着一大批金融机构的总部，特别是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另外，深圳毗邻着当前在世界上稳居第三位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这些因素使得深圳的地位极度尴尬：如果将深圳定位为国际金融中心，则显得定位重复、功能相似、毫无特色；而如果将深圳定位成区域性金融中心与其实际影响力又不相符。在许多金融领域，深圳确实在全国都具有引领作用，如创业板就设在深圳。基于金融城市的长远发展，深圳需及时明确金融城市的定位。

2.金融人才交流平台缺乏

就目前而言，深圳市金融行业的人才交流平台，无论是在规模、数量，还是在影响力上，都存在着严重不足。但人才交流平台极其重要。通过人才交流平台，金融人才不仅可以获取相关的专业性信息以及就业机会，还可以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另外，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更能激发人才相互交流的兴趣，容易形成学科交叉和融合，促进知识和技术创新。因此，深圳迫切需要搭建更多金融行业的人才交流平台。

3.专业性培训资源不足

高校资源“贫瘠”是深圳金融培训资源不足的重要因素之一。部分大型金融机构为了提升企业内部人才的专业能力和管理水平，会自行建立培训中心，如招银大学、平安大学等。但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并没有这个能力，它们更多是通过与外部培训机构合作。然而，由于深圳这方面资源的匮乏，使得许多金融人才进行专业性学习的机会受限。

4.职业发展瓶颈

深圳的金融体系已相当完备，但在金融机构总部方面，深圳并不具有优势。除本土发展起来的一批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外，如平安、招商、国信证券等，深圳未能吸引更多的外部金融机构总部入驻。考虑到职业发展平台和未来职业发展空间，许多金融人才将深圳视为金融行业的“练兵场”，在深圳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后，纷纷前往北京、上海甚至是海外金融城市，以谋求更好的职业机会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5.金融人才优惠政策力度不足

各大金融城市为吸引金融人才出台了很多人才优惠政策。如上海，从市政府到浦东区政府，再到陆家嘴相关政府机构，每一级政府均设置了人才奖，给予符合条件的金融人才以相应的奖金补贴和政策优惠。其金融人才政策不仅惠及面广，且力度也比较大。

深圳虽然也设置了类似的人才奖，但是这一政策并非只是针对金融行业，还包括高科技、物流、文化等行业，而且为寻求各大产业之间的平衡，这一政策的奖励额度受到政府限制。由于这一政策和个人税收挂钩，与其他行业相比，金融行业的薪酬水平普遍偏高，政府相关部门就不得不针对金融行业对这一政策进行调整，使得该政策备受诟病。另外，引进高端金融人才时，在子女教育、住房等问题解决上，由于缺乏政府政策的支持，相关部门只能依靠私下解决。

二、强化深圳市金融人才吸引力的对策

1.明确深圳金融城市定位

深圳发展金融业有诸多优势：深圳拥有中国境内两大证券交易所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等高科技产业发达，实体经济基础良好，毗邻国际性金融中心香港，等等。

在互联网时代和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大背景下，深圳如果明确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定位，必能得到国内外众多金融人才的青睐。深圳可凭此契机，借助自身互联网产业优势，将互联网产业与金融业融合，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深圳也可基于实体经济，探求实体经济与金融业互助发展的模式。这样，深圳不仅可以实现产业间优势互补，推动深圳金融业的创新和发展，增强金融业发展活力，还可借助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以及金融发展模式的创新，为金融人才提供更为广阔的创业空间和发展空间。

2.创设人才交流平台，打造深圳金融“人才圈”

深圳金融行业及人才迫切需要建立基于金融行业的多层次、多形式、有特色、不同规格的平台进行交流，以满足人才和行业需求。作为政府部门，应牵头或协调创设深圳市金融业人才交流平台。比如，定期举办金融论坛，邀请国内外名家大师，或企业高管，或高端专业人才，分享前沿性金融知识、信息和理念；建立多种形式的金融人才俱乐部，以俱乐部为纽带，增强金融人才之间的联系；等等。深圳可通过搭建人才交流平台，打造深圳市金融人才圈，把“圈子”作为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重要方式。

3.推动专业化金融人才教育和培训的发展

虽然深圳在高校资源上存在着先天不足，但深圳可以利用内外部资源，通过推动专业化教育和培训，为金融人才提供更多的学习和提升机会。例如，作为国际性金融中心，香港高等教育发达，金融人才培养经验丰富，深圳可以通过深港合作，利用香港丰富的金融教育和培训资源，为深圳培养、输送金融人才；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出台相关政策，共同支持和资助培训。

4.提高对企业和人才政策的优惠力度，增强吸引力

企业方面来讲，深圳要强化对企业的政策支持：对本土中小型金融机构，为其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支持其做大做强；对于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从自身实际出发，为其提供足够的优惠政策，同时依靠深圳的市场化环境，吸引外资金融机构来深设置总部。

在人才政策方面，作为政府部门，深圳应该基于人才的实际需求，出台针对于金融人才的相关政策，在住房、奖金、教育、医疗、荣誉等多方面给予奖励或优惠，其中尤其要注意住房问题。如果深圳能够出台一些过渡性政策，帮助人才解决暂时的住房问题，定能吸引更多的金融人才来深。

第8篇：深圳中考总分范文

现在，人到中年的“辩证法”在福田一家地下商城经营茶饮店。小店面积不大，放在壁橱上的各色玻璃器皿擦拭得十分透亮。如果有客人点咖啡，他摆出虹吸壶，经过蒸煮和萃取，几分钟的时间，就端出一杯刚煮好的咖啡和冰水。刚开业两个月的小咖啡店，上午的生意还略显冷清。一旁的手提电脑上，QQ上的人头不断在闪烁，提示着小店主人的另一重身份——三年前，“辩证法”是深圳异地高考家长群的群主，讨论群被强制解散之后，他又建立了新群。

戴着黑框眼镜的“辩证法”看上去拘谨和内敛，作为一个父亲，他心中时刻高悬一把剑——他和两个孩子的户籍还在贵州省遵义市的农村里。正在深圳市区读高一的大女儿，尽管生在深圳长在深圳，却没有资格参加2014年在广东的高考。

两次失败的“购房入户”

游走在深圳市区，不论是户外广告，还是地铁和公交站牌，随处可见“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样的温馨话语。而深圳这座城，从小渔村到大都市的每一个转变，都凝聚了移民的青春。截至2011年，深圳的常住人口1046万人，户籍人口近268万人，仅占25.6%，非户籍人口778万人，占74.4%，深圳市的人口常年属于“倒挂”状态，在这个“本地人”一直是少数派的移民城市里，“户籍”这两个字一度显得没那么重要。孩子一路从幼儿园念到了高中，从没因为户籍问题失学，但高考对他们而言，却是一道硬生生的屏障。

自从五年前父亲在贵州老家过世，“辩证法”把母亲接到了深圳，从此再没回过老家，“孩子从小在深圳长大，都觉得自己是深圳人。”回到贵州探亲，女儿会水土不服浑身长疮，也听不懂贵州方言。

在入户这件事情上，“辩证法”显得气馁，“在深圳，孩子入学是呈金字塔状，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人数是递减的，极少外地孩子能在这里上高中。”绝大部分家长在孩子上高中前，已经把户口迁到了广东省内，即使不是深圳，“像我这种，孩子已经上高一了，户籍还没解决的，极少。”同时，上初一的小儿子也屡屡跟他提到，不少同学以后就不会跟着一起念书了，“因为要转回老家去念。”

全家生活在深圳、已经没有“老家”可以回的“辩证法”着急了。他是个体户，为了入户已经折腾了四五年。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深圳门槛很高，不少学历不高的家长找到了另一条捷径——“购房入户”。这在珠三角附近的地区一时成了香馍馍，只要可以落户广东省内，不论是惠州、中山还是肇庆，都是家长们的选择。对于在深圳工作的外地家长，毗邻的惠州成了购房入户的首选地。

看到不少朋友都在奔忙购房入户，“辩证法”也蠢蠢欲动。2008年，他卖掉了深圳的房子，在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买了房。但2009年6月，大亚湾暂停办理购房入户手续，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而时间节点更像一道铁幕一样将他挡在户籍的闸门之外。每当提起来这件事情，“辩证法”就很懊悔，他叹了口气，“我和我妻子的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在两边办手续很麻烦，来不及准备资料，入户的机会就这样错失了。”

等到2010年10月大亚湾重新启动购房入户，门槛只能用“苛刻”来形容。“在大亚湾区工作一年以上，所购商品房套内面积60平方米以上”，或者“其他购房人员，所购商品房套内120平方米以上”。不仅如此，重新开放的购房入户，还需要本地社保，“辩证法”放弃了，“我的社保一直在深圳，本来就在深圳工作，如果把社保迁到惠州去，我也找不到接收单位。”

2011年，为了入户广东的“辩证法”再接再厉，在惠州市淡水镇以不到20万买了一套小户型的二手房，“本想着大亚湾那边错过了，但是淡水没限制。”办理入户的时候，他和家人奔跑于自己和妻子的两个户籍地，不停地托人办材料，入户手续却卡在了淡水的街道办。这位疲于奔波的父亲愤怒了：“不知道他们要求的手续到底要怎么个办法，格式到底怎样，没有人说得清楚。”他跟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当场闹翻。

直到现在，他也说不清楚到底卡在哪里。有朋友提醒他，“你不懂啊，如果给个红包，基本都能办成。”这下，他承认自己较真了，“朋友告诉我，他们比我的情况更复杂，他们都弄好了。”最后，“钻牛角尖”的“辩证法”卖掉了淡水的房子，“不要了”，入户的事也搁置了下来。

一度活跃的家长QQ群

“‘异地高考’四个字听起来很刺耳啊，什么叫异地高考？孩子从生到学习一直在这里。”“辩证法”直言对“异地高考”这个提法不满。在各省异地高考政策出台前，各地家长们已经有了不少活动表达诉求，激烈如北京和上海，而在深圳，前几年也活跃着一群要求争取平等权利的家长。大家都通过QQ群互通有无，组织讨论和线下活动。

取消高考的户籍限制，这是“辩证法”和不少深圳家长的憧憬和梦想，而按照广东省异地高考政策，要在2014年考大学的女儿，只能回到户籍地贵州省参加高考。已经离家18年的“辩证法”认为这并不现实，“我们全家人都生活在深圳，在老家没人照顾女儿。她连那边的话都听不懂啊。”

高考是否应该和户籍挂钩，在取消高考报名户籍限制的大多数省份，已经不是舆论关注点。但在北京和上海，高门槛的高考“准入证”一直是舆论交锋的焦点，在这个话题上，已经有不少鲜明而活跃的形象站了出来：在北京拥有上海户籍的家长胡杨、反对“异闹”的“老北京人”、十五岁女生占海特、上海反派老崔、法学学者张千帆、律师许志永等。而同样为异地高考设置了“户籍限制”门槛的广东，看上去却显得波澜不惊。

事实上，几年以来，深圳的家长们一直在行动，最常见的表达意见的方式，就是去深圳市教育局办和征集签名。“辩证法”曾经是深圳家长QQ群的群主，群里还有不少北京的家长，“因为北京那边消息灵通。”QQ群很快突破了200人的限额。

群里的家长们一度活跃，多次去深圳市教育局表达意见。在2011年，“辩证法”曾经跟四个家长一起去教育局办，办的工作人员回复，“高考政策必须由广东省出台才行，我们只能向上汇报。”因为家长们造访的次数太多，到最后办索性不再接受预约，家长们连门都进不了。

除了去教育局，家长们还积极征集签名，“那时候大家几乎每个周末都去深圳书城，聚一下看看得到多少签名。”很多家长自愿跑到学校去，找学生和家长签名，“很多人做这样的努力，很有默契。”他回忆，“我们的要求是高考应当取消户籍限制。”最后，签名的传单都放在一起，“有好大一摞。”

为了放大声音，群里有几十个家长在深圳龙华的一个广场上征集签名，但立刻遭到了保安的制止。“辩证法”认为，从那时开始，QQ群里出现了异样，他不确定是激进的家长还是冒牌家长进群“捣乱”，发表过激言论，最终导致QQ群在后台被解散。

“大家也都在为了生存而狂奔，又受到了不少挫折，北京上海那边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在深圳，我们就对这个东西（取消高考对户籍限制）不抱希望，但都闷在心里。”“辩证法”开始心灰意懒。

如他所说，那些把不满闷在心里的家长们，不少人都加紧办理，陆续解决了入户问题。“辩证法”仍然记得去教育局办的时候，有个家长异常激动，“他的孩子下个学期马上要高考报名。”无望之下，这位家长最后选择了购房入户广东，“跟亲戚借了十几万，在惠州买了二手房办了入户。”

死水微澜的“梦想”

家长QQ群在2011年被解散之后，“辩证法”又建了个群，取名为“梦想”。但气氛显然与以前大为不同，“现在连找签名都没有了，大家都在观望。”尽管仍是群主，他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太太认为他在“耽搁时间”。相比很多在北京、上海的家长活跃在网络和行动上，他为自己的沉寂找到了理由，“不少家长在北京奋斗很多年，有比较好的经济基础，有这么多时间去做这些事，我的担子很重，很难抽时间去做。”经历四五年的折腾，“辩证法”已经激情不再。

小店时不时有客人过来买奶茶，地下商业区回荡着中国风民乐。“辩证法”皱着眉头说道：“广东有了孙志刚案件才取消了暂住证制度，重庆有了任建宇被劳教才改革了劳教制度。中国的任何改革都要做出牺牲，难道教育改革，也要有几个家长跳楼、几个学生为了这件事情死在哪个角落里才改革吗？”

回到现实，大女儿参加高考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不愿意让孩子去读广东的职校，又无力供孩子出国，却也不打算让她回户籍地贵州高考，他只得继续奔跑在“入户”的路上：“我打算抽空看看书考高级职称，考两个就可以入户了。”

2012年，深圳市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政策的准入分值是100分，拥有一个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可以拿到70分，如果考到了两个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入户深圳就不是问题。“我的朋友都考过了，我是学计算机的，考两个计算机类的高级证书，应该不难。”不过他也承认，广东的积分入户偏重于学历和职称，对学历和文化程度不高的家长来说，考职称并非那么容易。

QQ群里的其他人

除了为了孩子争取权利的家长，QQ群里还有其他热心群众，比如已经入户深圳的老黄和未婚青年“思维”。

1982年，老黄和同事们被一个火车皮拉到了当时的深圳，成了第一批建设特区的排头兵。从此，老黄和家人在这里落地、生根。直到2003年，老黄的儿子要参加高考，他们才清楚地明白，深圳这座城市依然遥不可及：“我们是国企员工，但是总部在北京，我在分公司，户口一直没有落实到本地。”在当时，通过考试来取得入户资格，对五十多岁的老黄来说，是个不低的门槛。

2003年，非典肆虐，念高三的儿子独自一人回到了户籍地成都参加高考。尽管已经是十年前，老黄回想起来仍然难以平静，“那时人员流动是被控制的，儿子一个人上了飞机，我们没法送他回去。”也因为非典时期的人流控制，儿子高考时，老黄和妻子没能在儿子身边陪伴。

“四川用的人民教育版教材，和广东版本不一样的，压力好大。”老黄的儿子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深圳念书，回到成都，他最终没能适应四川的考试。从成都一家三本院校毕业之后，孩子找了一份在深圳的工作，这时候，他终于与父母在一座城市里团聚。

2007年，老黄的太太终于通过劳动局的考试获得了深圳户口。在QQ群里其他家长看来，他们家的“问题”已经过去了。然而，“高考”和“户籍”这两个词一直是这家人迈不过去的一个坎儿，“我儿子一直有抱怨，他一直怪我们没有给他一个好的环境，当时没给他弄好户口。现在儿子还埋怨我——这种事情，一辈子都忘不了。”

时隔十年，老黄并没有忘记当时的无奈，快退休的他更多投入到QQ群里的讨论中，为“辩证法”这样的家长鸣不平，“像他这样，在深圳十几二十年了，在这里创业，也给深圳纳税，孩子为什么不能在这里考试呢？”

第9篇：深圳中考总分范文

一、直接向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权

“特区是中国的特区”，在中国设立经济特区，不是某一个省的行为，而是中央的行为。正如谷牧所说，“举办经济特区是小平同志倡议、中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国务院组织实施的一桩大事”。深圳作为中国最早建立的特区，不仅直接受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也受到了中央的直接指导。中央专门指定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负责经济特区的事务工作，并组建了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作为国务院管理特区工作的直属办事机构。这样，深圳经济特区在实践中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需要中央进一步放权时，就直接向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权。比如，深圳经济特区直接向中央要“立法权”。

建立特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同外商打交道，必须按照国际规则“打篮球”，必须有法可依，依法办事。1981年11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有关的法律、法令、政策规定的原则，按照该省各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开创了中央授权地方立法的先例。从1981年至1992年6月，在省人大获得立法权的十余年间，深圳市共起草上报有关经济法规30多项，经批准颁布实施的有23项，其中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布的19项，国务院批准颁布的4项。这远远不能适应特区发展的需要。为缓和法规之严重不足，深圳市政府先后颁布了500多个规范性“红头文件”。但在国际视野下，政府文件只是“土政策”，外商对这些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心存疑虑，担心投资权益不能得到保护，影响其投资的热情和信心。深圳特区的决策者和建设者清楚地意识到，只有自身拥有立法权，才能改变立法严重滞后的局面，建立外向型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1988年1月，深圳向国家提交了《关于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深圳市人民政府制定深圳经济特区行政法规的权力的报告》。中央对此十分支持，同意给深圳立法权。中央体改委派小组到香港考察，并到深圳与有关同志商量相关事宜，最后形成“授予深圳立法权”的议案，决定议案由国务院提交给全国人大。1989年3月17目，国务院向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国务院关于提请授权深圳市制定深圳经济特区法规和深圳经济特区规章的议案》。这项议案遭到上海市人大代表团和广东省人大代表团的强烈反对。上海方面认为广东已经有立法权，深圳又有很多优惠政策，如果再给深圳立法权，将进一步扩大政策差距。而且当时深圳还没有成立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户口”就先给“粮票”的做法是十分不妥的。广东省人大也认为这不利于法治的统一。后经过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深圳依法选举产生人大及其常委会后，再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1990年12月22日，深圳市依法选举产生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此后，为了继续争取立法权，深圳以市委的名义先后邀请了100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们到深圳考察，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1991年底，深圳再次以书面形式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1992年7月1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深圳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通过艰苦不懈的努力，深圳最终获得了立法权。

二、借中央领导到广东组织召开会议或者视察深圳经济特区的机会，向中央要权

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验田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是我国几个经济特区中建设最早的，也是发展最好的，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一方面，中央多次在广州、深圳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为经济特区的建设出谋划策。另一方面，自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它就成为国家领导人参观和视察最多的地方。深圳经济特区的领导善于把握一切时机，包括借中央领导到广东组织召开会议或者视察深圳的机会，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争取权力。他们在接待和汇报工作的过程中，可以跨越行政级别的限制把许多问题直接交给中央决策中心，而中央决策中心也可以对经济特区的工作给予及时的肯定和支持。正如著名学者傅高义所说：“他们在参观、询问地方官员并在特区的公民中出现之后，就会继续提供高层次的支持。”比如，袁庚借谷牧在广州开会以及视察深圳的机会，向谷牧和中央组织部争要人才招聘权，在全国统一招聘干部。

蛇口工业区开发初期面临的一个严重困难就是缺乏人才。为此，袁庚想在用人问题上进行一次改革，采取香港企业的用人办法――公开招聘。1980年3月24--30日，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谷牧主持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年50号文件的贯彻执行情况。借此机会，3月28日，袁庚就工业区罗致人才问题，亲自给谷牧写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关于蛇口工业区自营、合营企业所需之中方专家(包括董事长)、工程师、技师、懂外文的财务会计等专门人才的罗致问题，根据您3月26日讲话‘可以登报招聘、招考，不合格的不要：录用后违反劳动纪律、经教育不改，最后达不到要求的可以解雇。’我们对此完全拥护。这样做不仅可选真才，开风气之先，而且可杜绝后门，用人公允。此外是否要加上一条，即对各应聘应考专业人才，其所在单位在其本人自愿原则下应予以支持鼓励，不要加以为难。”当天，谷牧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并批示：“我同意。据此同有关方面交涉。各方均应支持你们。”袁庚拿到谷牧的批示，马上派员到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公开招聘人才。然而有的应聘者，原单位不放。于是，1982年3月29日，袁庚借谷牧视察深圳之际，再次向谷牧及中央组织部呈送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对专业人员的罗致，“建议由中组部主持，我区派人协助，在有关省、市、院校实行招考招聘。”谷牧立刻做出批示：“任穷同志：这是选人用人的一个新的路数，我看应当支持特区继续实行，

请酌。”有了谷牧和宋任穷的批示，中组部干部调配局最终同意了蛇口工业区的请求，支持蛇口从各地商调人才，除边远地区与贫困地区外，允许工业区在全国13个城市招兵买马，并为蛇口开具了13张组织介绍信。1982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明确指出要帮助特区解决所需的干部和专门人才。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一是允许特区在中央组织部的安排下，在内地招聘一些专门人才；二是请教育部选几个高等学校设立有关专业，培养一批人才：三是在每年分配大学生时多给特区一些名额；四是有些项目可与内地合办，由内地支援技术人才。”这样，就正式赋予了特区的人才招聘权，打破了“干部私有制”，丰富和壮大了特区的干部队伍，为特区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优势。

三、通过写《内参》清样，向中央“告状”的方法，获得中央的支持，争取到更多的权力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通过各种方式，给特区下放了很多权力，但在中央各部委掌握庞大资源的情况下，如果仅有中央或省向经济特区授权和赋权，地方官员不能充分利用体制资源进行有效操作，也无法实现预期目标。正如有位作者所说：“相当多的衙门和既得利益集团坚守计划经济的陈规陋习，束缚地方和企业的手脚，人为地割断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形成一段政令不通的肠梗阻。”为此，深圳经济特区的领导“胆大妄为”，通过写新华社《内参》清样，向中央“告状”的方法，打破了“肠梗阻”，获得了中央的支持，争取到更多的权力。例如，四分钱奖励风波。

1979年，交通部四航局承建蛇口工业区首项工程蛇口港。工业区指挥部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率先对四航局的码头工程建设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做法是每人每个工作日劳动定额为运泥55车，完成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过定额每超一车奖4分钱。新制度实行后，工人劳动积极性高涨，然而由于受传统的“左”的思想影响，这种讲求效益的做法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并被勒令禁止。国家劳动总局和交通部相继发出“红头文件”，指出：为了纠正滥发奖金，规定职工每年奖金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工资。甚至有人指责蛇口“奖金挂帅”是“倒退”。1980~4月，超额奖励取消，“大锅饭”重新开始，工业区基础工程建设计划第一次出现月季度未完成的现象。5月7日，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向交通部、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广东省委特区管理委员会递呈《关于蛇口工业区特区基本建设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定额付酬办法的请示报告》并附上相关调查报告，提出工业区应该坚持和推广定额超产奖励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加快蛇口工业区的建设。不到两周，一份《关于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误延工期，影响外商投资建厂》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0687号)，送到了的案头。7月30日，亲笔批示：“请谷牧同志过问一下此事。我记得中央讨论奖金时，中央并没有哪位同志同意奖金额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同志是坚决反对这种硬性规定的。我也赞成他的意见。为什么国家劳动总局能这么办，交通部也这么积极?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请你顺便在财经领导小组例会上提一提。”谷牧同日批示：“请剑南、泽民同志考虑，既实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劳动总局这些规定在蛇口完全可以不实行。如同意，请通知广东。”8月1日，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在蛇口工业区再次实行。这样，深圳特区通过写“内参”的方式，扩大了人事管理自。后来，在1982年12月关于赤湾问题的讨论会上，袁庚抱怨“蛇口危机四伏，层层卡，办事难，香港有些报纸批评我们效率低，弄不好，有可能垮的”，在座的广东省省长刘田夫就出主意说：“要多写点《内参》清样往上捅，中央同志看了《内参》清样，很有用。”是的，在制度建设不健全的情况下，下情上达要权力往往要通过越级汇报和写《内参》等多种途径，灵活处理。

四、向中央要权，中央暂时没有批复，深圳经济特区以“特区要特”为由，先试行某些新制度，最后通过实际绩效获得中央对新制度的肯定和认可

深圳和中央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二者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争取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等方面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各自也存在着自身的利益，两者之间的博弈也由此产生。深圳在博弈的过程中，善于灵活执行中央赋予的“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指示精神，敢闯敢试，在向中央要权、中央暂时没有批复的情况下，先试行某些新制度，最后通过实际绩效获得中央对新制度的肯定和认可。这一切既需要中央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也需要地方执政者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其他特区相比，深圳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初期无疑拥有极大的勇气，也为自己争取到了最大的权力，使深圳的经济建设和制度创新都走在其他特区前面。

以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深圳特区股份制改革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建立股票市场。到1990年初，深圳证券市场各方面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市委书记李灏等人多次进京向中央部门要权，请求中央主管部门尽快批准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但一直没有得到批复。此时，李灏等人认为特区不能坐等上面批准下来再建证券交易所，特区要体现在“特”字上，先干了再说。1990年11月22日，在中央尚无批准的情况下，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亲自拍板启动深圳汪券交易所。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市场试营业。1991年4月11日，在试运行5个多月后，深圳证交所正式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批文，对深交所的地位予以“追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深圳领导人的胆识和策略，在还没有批文的情况下，灵活解读运用特区“特事特办”的试验权，就没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那时，中央的态度是等上海试验成功了再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定在1990年12月19日开业，不可能上海证交所刚开业，中央就批准再搞个深交所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在外汇调剂方面，1985年12月，深圳在没有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建立了外汇调剂中心。深圳外汇调剂中心的成立在全国是首创，引起各种社会议论。值得欣慰的是，深圳外汇调剂中心正常运作，不仅极大地缓解了外汇的供求矛盾，打击了黑市交易，还调动了企业扩大出口的积极性，促进了特区的外贸发展。1988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下文批准设立深圳市外汇调剂中心，并颁发外汇调剂经营许可证，诞生两年之久的深圳外汇调剂中心，才得到合法的地位。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的建立，改变了我国外汇全部由中央统一调配和使用的管理体制，使得地方也具有了调配使用外汇的权力，是深圳经济特区通过自己的制度创新和实践绩效向中央要来的权力。

再如，在土地使用方面，深圳经济特区大胆创新，从

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到合作开发，再到土地拍卖，使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所有权分离，变土地使用从无偿、无期限、无流动为有偿、有期限、有流动，被称为新中国建立土地使用权制度后的“第一场革命”。1987年12月1日，深圳市政府在深圳会堂进行“新中国土地第一拍”，是我国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深圳经济特区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的一系列创新也引起了很大争议：收取“土地使用费”，被批评为收取地租，上海《文汇报》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特区的“土地出租”就是“租界”，土地拍卖被戴上“违宪”的“大帽子”。但深圳土地制度的改革加快了国有土地的有偿转让，促进了我国地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最终受到了中央的肯定。1988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修改为“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宪法的这一条款的修改，改变了土地全部由国家统一无偿调拨的旧体制，肯定了深圳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基本做法，赋予了地方政府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权力。

五、结语

1980年3月，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指出：“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谷牧曾多次说过：

“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驻深圳的‘总督’，这个・总督’的意思就是总的方面他必须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对中央负责、对省委负责，纯属特区内的行政、经济事务，他有权决断；中央统一管理某些业务，在深圳执行中发生了问题，他可以协调，必要时他可以一面裁决执行，一面向中央报告，如果裁决失误由他负责就是了。”可见，中央对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分权是非常宽泛的：深圳特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中国宪法和法律的情况下，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拥有“先行先试”的权力，其地方领导享有“总督”的权力，可以灵活变通执行中央的具体政策。在具体实践中，深圳特区的地方官员灵活执行中央的指示精神和赋予的经济管理权限，大胆创新，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包括向中央直接越级汇报工作、写内参、制度创新等方式，向中央要取更多的权力，使得深圳的改革和发展远远走在其他特区前列。

参考文献：

①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79年一1982年)。

②香港招商局编：

《广东省深圳特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文件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