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户籍制度论文范文

关键词：户籍改革迁徙自由宪法司法化平等

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严重违反1954年《宪法》的公民有迁徙自由的原则。《条例》颁布后的二三十年里，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的户籍管理的政策规定不断有更详细的内容补充，最终形成了城乡差别，附加各种不平等的福利待遇的严重畸形的户籍制度。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91．7％的人认为户籍改革“太有必要了”，户口的最大作用是“方便孩子上学”（57.5％）和“能提供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切实保障”（35.9％）。附加在户籍上的社会保障、就业、医疗、教育以及行政管理中名目繁多的对农民工和其他非当地户籍公民的不平等待遇，使得户籍改革的呼声日涨。

一、官方改革思路

“公安部的有关人士认为，全面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要着力从4个方面着手，其中：要严密户口登记，强化户籍管理基础性工作。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在全面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础上，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及综合承受能力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人口发展规划，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保持人口的适度机械增长，对其周边地区和卫星城镇，要制定相应的鼓励措施，以吸纳城区人口和本市农村人口为重点，促进其人口规模的形成和逐渐扩展。”(廖卫华著：《公安部等14个部委正协商户籍改革》,成都商报，2008年3月4日)

上述改革，一是有落户条件，二是地域有别，根本上还是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二、地方改革

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因为相关配套没有跟上，无力承担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福利而紧急叫停。广东省2001年10月出台政策，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但不到半年即宣布暂缓执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关内容。继上海市开始研究居住证与户口对接问题之后，从7月8日开始，湖北在全省范围内正式开始全面尊重与承认外来人口权利的户籍改革之旅，符合准入条件者已正式开始准入登记。“除武汉中心城区外”和“暂不涉及外省在湖北务工的农民”明显的地域差别。“符合准入条件者”，还是有条件限制。无论是湖北还是上海，都是逐步减少限制，逐步给予外来务工人员平等的权利。

三、本文的改革探索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改革都不是系统推进，注定不可能取得有效进展。笔者期待民主，坚决拥护宪法。提出修改宪法，是为了尊重原则，实现民主、自由、平等。本文以宪法的修改，带动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进而推进户籍制度的系统改革。

（一）在宪法上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宪法司法化

我国1954年宪法曾经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但是由于没有专门机关进行违宪审查，使得许多法律虽然违反宪法，但是有效实施。1958年的《条例》规定了严格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的制度，这显然是违反当时宪法的规定。但是由于没有机关受理违宪审查，《条例》直到现在仍然有效实施。

宪法第五条第三款“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四款“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立法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了对法规和规章违反上位法的审查制度，那么，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或国家政策“同宪法相抵触”了，怎么办？英国法谚“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因为没有违宪审查制度，不可以提起违宪审查或提起违宪诉讼。使宪法上规定的权利成为纸上的权利。所以，建议修改宪法，使宪法司法化，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成为公民能真正享有的权利。使公民可以通过司法救济，来保障自己的自由和权利。

第一是建议设立一个独立的宪法委员会(或)。宪法委员会成员由全国人民在各省级行政区按选民比例，直接选举产生，宪法委员会独立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只对宪法和全国人民负责。宪法委员会依据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通过的和已通过的法律进行审查。依据宪法，专门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违宪审查和违宪诉讼，追究违宪者的违宪责任。专门违宪审查机关的成立，将有力维护原则，保护全民的民主、平等、自由。

第二是平等的选举权。《宪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这一规定与中国国情不符!以致选举法使城乡居民的选举权严重不公。如果加上“不分城乡、地域……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赋予公民平等的选举权。《宪法》第三十四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城乡、地域、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三是在保证宪法贯彻实施的前提下，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有违宪审查机关这样的救济渠道，“迁徙自由”才不会成为纸上的权利，对于任何违反宪法“迁徙自由”的规定或行为，公民都可以提起违宪审查或诉讼。

(二)系统修改城乡差别的不公正的法律

《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规定过窄。在海南有大量的橡胶园，香蕉园等农业雇工，其他农村的西瓜地、菜地等，也有农业雇工，这样农业雇工是否是属于《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如果不属于，他们的利益谁来保护？《劳动法》颁布后，当时的劳动部曾规定，农业雇工、家庭保姆不属于《劳动法》的适用范围，那么，现在他们是否属于《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应将他们纳入适用范围，平等保护全体劳动者。

《就业促进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等不同而受歧视”这一规定不合中国国情。在中国，所谓种族歧视非常罕见，几乎没有。但是城乡歧视，地域歧视很常见。建议修改为“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城乡、地域、性别、等不同而受歧视”。该条第一款“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也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该法第四十三条是关于劳动力调查统计制度和就业登记，失业登记制度。表面看本条规定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们看到统计部门和劳动行政部门每年每月公布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人口多数的人农村人呢？“农村登记失业率”呢？外来务工人员的失业情况在哪登记，户籍地还是就业地？谁来保障他们重新就业？从平等就业来看，笔者认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失业登记、失业保险、重新就业应当由就业地的劳动行政部门保障。登记失业率和居民收入的统计基数应当是在就业当地的所有就业人员，包括外来务工人员，也包括农民。

从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利出发，制定《全民社会保险法》和《全民医疗保险法》等法律法规，赋予全体公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

《社会保险法》现在的立法思路很好，以居民身份证号码为社会保险号，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险转续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城市政府及其各种违法的规章政策，是导致户籍制度的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保险法》应当规定严格法律责任，尤其是对政府，用人单位等强势群体的法律责任。这个《社会保险法》应当是“全民”的《社会保险法》，“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要赋予全民，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限制公民平等社会保障权利的行为，该法改为《全民社会保险法》。

现行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镇医保”）和所谓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城乡有别，缴费不同，待遇也不公。福建厦门的城乡两个医疗保险成功合二为一，成为全民医疗保险，城乡享受平等待遇。农民长年在外务工，既享受不了“新农合”，因为远在外地，不可能回到家乡去就医；也享受不了“城镇医保”因为是外来务工人员。现在的“医改”，改了十年，农民却没有得到平等的医疗保障权。“医改”方案都提到了全国人大，为何不制定一部《全民医疗保障法》？建议将城镇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整合。制定《全民医疗保险法》或者称为《全民健康保险法》。平等保护城乡居民的身体健康。

《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违反这一规定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起不到“违法必究”作用。后一句“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使得这条规定大打折扣。外来务工人员期待的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利将因各地“具体办法”不同而不平等。因为地方保护主义存在，考虑到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像北京、上海、广东等外来务工人员的输入地的“具体办法”会规定大量的限制措施来限制“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何不多规定一些有操作性的规定呢？

高等教育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公，主要体现在高考和高校的分布上。高校招生应当适用地域平等原则。高校的分布应当是各个地区均衡发展，建议将北京、上海等的集中的高校均衡到中西部。《高等教育法》在高校招生上，应当规定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并作出可操作的规定。比如在全国招生应当有一统一的招生比例，除优先招收各少数民族学生外，全国一致。比如某校在江苏的招生比例是考生（是考生，而不是户籍学生）的1%，那么在甘肃的招生比例也是1%。或者某校根据全国考生成绩，确定一个“全国统一”（而不是全省统一或全市统一）的分数线（或能力、素质等）标准，所有达到标准的考生都可以平等地报考，第一志愿没录取只能再次报未招到学生的学校。这样的招生制度让所有报考同一学校的考生在同一标准下平等竞争。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条显然和第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以及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相抵触。“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理应交回其承包地，或者由发包方收回其承包地。

修改《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城市房地产法》，就像2005年完善《公司法》和《证券法》等企业产权制度那样，建议系统地修改这三部法律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像《城乡规划法》一样，制定《城乡住宅法》，废止《城市房地产法》，将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等住房保障制度纳入该法，平等保护城乡居民“居者有其屋”。在严格保护耕地草原林地等农用地的基础上，允许除农用地外的农村土地开发建设住宅。允许农村住宅和城市住宅一样，可以自由交易。实现城乡平等的财产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二条“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规定违反《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该违宪规定应予废止。农民和城市居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理应平等。形式要平等，实体也要平等！但为什么只选民只能直接选举县乡人大代表，建议全面修改《选举法》，规定选民直接选举省市县乡长，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国家主席。

（三）全面修改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制定户籍法

《居民身份证法》和《护照法》属于广义上的户籍法。在《居民身份证法》方面，建议参照台湾地区户籍法，规定“公民申请居民身份证，应捺指纹并录存。”从粘贴相片到捺印指纹，形成了科学、严密的身份证制度。”(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6页)建议规定“建立全国身份证管理系统，专门管理个人身份信息。身份证管理系统内信息按机密等级分层级、分类别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参考胡星斗教授的观点，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把现行的个人居民身份证信息、档案信息、信用纪录、犯罪纪录、就业失业情况、收入情况、纳税情况、申领低保、经济适用房情况，以及做义工、慈善等方面的纪录纳入身份证管理系统。身份证电子化，在各个城市乡村的机场码头、火车站汽车站安装类似银行取款机的身份证识别系统，公民每到一个地方，在身份证识别系统一刷，公安部门就知道你到哪里了，所以不用担心治安问题。这个系统也有助于解决收入申报、假身份证泛滥等问题。其它的对他人有影响的个人信息也可纳入其中。《护照法》方面，现在由于反恐的需要，各国入境管理处相继要求入境者采取指纹。建议在《护照法》上也规定“公民申请护照，应捺指纹并录存。”各国入境管理处在入境时可以直接提取护照的指纹，公安等侦查机关在公民涉嫌犯罪时也可以直接提取该指纹比对。

1．户籍法的体系结构。

日本的户籍法，分为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户籍簿，第三章户籍记载，第四章的申报分十六节，包括通则；出生；认领；收养；收养终止；结婚；离婚；亲权及监护；死亡及失踪；生存配偶恢复姓氏及姻亲关系终止；推定继承人的废除；入籍；分籍；国籍的取得与丧失；姓名变更；转籍及就籍。第五章户籍订正，第五章之二关于采用电子信息处理系统处理户籍户籍事务的特例，第六章杂则，附则。中国台湾地区户籍法的体系分为第一章总则，第二章登记之类别，第三章登记之变更、更正、撤销及注销，第四章登记之申请，第五章户口调查及统计，第六章罚则，第七章附则。

结合日本户籍法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户籍法，我国的户籍法应当整合收养法、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继承法、国籍法和户口登记条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登记事项，统一由户籍法规定。我国的户籍法体系结构可以这样安排：第一章总则，规定户籍登记原则和户籍户籍管理的机构等总则性事项；第二章户籍簿，规定户籍薄的编制、样式、记载事项、顺序、程序；第三章户籍记载，规定户籍记载事项、顺序、程序及各种情形的户籍记载和编制。第四章申报，参照上述日本户籍法第四章的十六节，十五种申报事项，规定户籍申请的类别、原则及各种申请的详细规定，形成严密完整的申报登记制度。第五章户籍订正，规定登记的变更、更正、撤销及注销；第五章户口调查及统计，第六章法律责任，第七章附则，共七章。

2．户籍登记的原则

（1）保障公民自由迁徙权利的原则

“许可国民自由迁徙，从乡村到城镇，从城镇到城镇，从国内到国外，国民可以双向地、自由地流动。”(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2页)

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非因刑事法律限制外，不受其他法律法规及各种规范性文件的限制。

任何国家机关、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非因前款规定不得限制公民自由迁徙权利。

(2)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户籍登记机构办理户籍登记，应当遵守法律，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3)一人一籍原则

如现行的户口登记条例第五条和第六条融合。台湾地区的户籍法的第三条

可规定为“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在一家，或同一处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或经营共同事业者为一户，以家长或主管人为户主。单身居住的自立一户，以本人为户主。一人同时不得有两户籍。”

(4)实行公民在居住地登记户籍的原则

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申报户籍登记

(5)明确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

以反映人口基本信息为核心，不得附载其他行政管理和社会功能。“户籍登记事项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父母姓名、与父母关系、本籍、住所等。发生出生、认领、收养、婚姻、亲权、监护、国籍取得与丧失、姓名变更等户籍事件，应当依照规定申报和登记，以确认和证明个人身份、亲属关系及其变动状况。在市镇村的区域内确定或者变更住所的，则应当申报迁入、迁出或者迁居，以确认和证明居民的居住关系，以及作为居民地位的变更，由此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包括选举权的行使，国民健康保险、退休金及儿童津贴的给付等。”(王新华译：《日本户籍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前言)

3．确定户籍管理的机构

修改居民身份证法、护照法、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收养法、继承法、计划生育法等法律法规，有关人口、户籍、身份等的主管部门，中央统一为民政部门，地方由各省市县长负责。户籍登记由各级民政部门办理，以乡(镇、市、区)为管辖区域。规定户籍负责人的亲属回避制度。

4．“户籍登记以人为本，摒弃社会因素”(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0页)

“户籍登记的内容主要反映当事人个人信息，如出生地、迁徙、婚姻、监护、死亡等基本状况，不记载有反映社会角色、可作社会评判的信息，如职业、教育程度等，体现比较纯粹的人本精神。”(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0页)

迁出迁入户籍管辖区域三个月以上，应当办理迁出迁入登记，不得设定迁出迁入条件。军人、武装警察等不因服兵役而迁出注销户口，取消军籍，统一为普通户籍。军人、武装警察等只作为职业存在。学生不因升学而迁出，罪犯不因监所收容而迁出注销户口。“迁出户籍管辖区域三个月以上，应当办理迁出登记。但是因服兵役、国内上学、监所收容及随本国籍远洋渔船出海作业，不办理迁出登记。”

5．“完善的户籍登记及变更登记程序”(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3页)

参照日本户籍法第四章“申报”，申报第一节通则十五项申报分别规定、申报时间、申报书记载事项、申报地、申报义务人等及其他事项。

6．“规定严密、科学的居民民身份证、户口名簿、户口调查及统计制度”(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6页)

7．法律责任

赋予公民对政府限制自由迁徙权的权，政府限制自由迁徙权的赔偿责任。

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对申报义务人、不实申报者，拒绝接受调查者，国家机关及其他违反本法者严厉惩罚。并规定相应的救济途径。

附则

为了保障公民迁徙自由，兼顾社会现实。在附则中规定:

（一）本法颁布后施行前，户籍资料从公安部门转移到民政部门。

（二）本法颁布后施行前，废止或修改与本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各种政策措施。

参考书目

[1]童大焕著：《期待湖北户籍改革的“破冰效应”》，新京报，2008年7月12日；

[2]宋雪莲著：《中国户籍制度改革难以为继大城市纷纷叫停》，《中国经济周刊》2008年第12期；

[3]台湾地区法源法律网修正「户籍法；

[4]胡星斗著：《废除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管理系统的呼吁书》

[5]王新华译：《日本户籍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6]杨云善、时明德著：《中国农民工问题分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

[6]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

试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答辩提纲

关键词：户籍改革迁徙自由宪法司法化平等

户籍：

以反映人口基本信息为核心，不得附载其他行政管理和社会功能。“户籍登记事项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父母姓名、与父母关系、本籍、住所等。发生出生、认领、收养、婚姻、亲权、监护、国籍取得与丧失、姓名变更等户籍事件，应当依照规定申报和登记，以确认和证明个人身份、亲属关系及其变动状况。

改革：

公安部方面认为，全面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要着力从4个方面着手：要严密户口登记，强化户籍管理基础性工作。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其改革，一是有落户条件，二是地域有别，根本上还是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地方改革：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因为相关配套没有跟上，无力承担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福利而紧急叫停。广东、郑州等地即是如此。上海、湖北的改革是一步一个脚印。但是，“除武汉中心城区外”和“暂不涉及外省在湖北务工的农民”明显的地域差别。“符合准入条件者”,还是有条件限制。

本文提出的改革

一、原则是

(一)、保障公民自由迁徙权利的原则

(二)、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户籍登记机构办理户籍登记，应当遵守法律，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三)、一人一籍原则

“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在一家，或同一处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或经营共同事业者为一户，以家长或主管人为户主。单身居住的自立一户，以本人为户主。一人同时不得有两户籍。”

(四)、实行公民在居住地登记户籍的原则

二、确定户籍管理的机构。

有关人口、户籍、身份等的主管部门,中央统一为民政部门,地方由各省市县长负责。户籍登记由各级民政部门办理,以乡(镇、市、区)为管辖区域。

三、户籍登记以人为本，摒弃社会因素

迁出迁入户籍管辖区域三个月以上，应当办理迁出迁入登记，不得设定迁出迁入条件。军人、武装警察等不因服兵役而迁出注销户口，取消军籍，统一为普通户籍。军人、武装警察等只作为职业存在。学生不因升学而迁出，罪犯不因监所收容而迁出注销户口。

四、完善的户籍登记及变更登记程序

参照日本户籍法第四章“申报”，申报第一节通则十五项申报分别规定、申报时间、申报书记载事项、申报地、申报义务人等及其他事项。

五、规定严密、科学的居民民身份证、户口名簿、户口调查及统计制度

法律责任

赋予公民对政府限制自由迁徙权的权，政府限制自由迁徙权的赔偿责任。

迁徙自由：首先在宪法上恢复1954年宪法曾规定的公民的“公迁徙自由权”。

许可国民自由迁徙，从乡村到城镇，从城镇到城镇，从国内到国外，国民可以双向地、自由地流动。

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非因刑事法律限制外，不受其他法律法规及各种规范性文件的限制。

宪法司法化：

英国法谚“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建议修改宪法，使宪法司法化，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成为公民能真正享有的权利。使公民可以通过司法救济，来保障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建议设立一个独立的宪法委员会(或)。宪法委员会依据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通过的和已通过的法律进行审查。依据宪法，专门受理国家机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违宪审查和违宪诉讼，追究违宪者的违宪责任。

平等：

在户籍以外，修改宪法、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居住、财产权以及民主选举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实现“全民平等”为改革的原则。

建议在《宪法》第三十四条加上“不分城乡、地域……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赋予公民平等的选举权。该条建议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城乡、地域、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笔者注意到，2008年10月29日全国人大网上公布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任期中内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中,包括修改各类选举法,修改城市房地产法、土地管理法。制定社会保险法、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法、社会救助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法。研究起草，条件成熟时安排审议的法律草案包括住房保障法。户籍法放在最后，由有关方面继续开展研究论证，视情况作出相应安排。

第2篇：户籍制度论文范文

引言

现象一：据《南方周末》报道，1999年年初，河南、山东四位打工妹去深圳打工，被挤死在105次列车上。幸存者回忆车上的情形，“像被压扁的带鱼”。权威专家估计，1997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了1亿。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我国人户分离已达7073万人。

现象二：1999年高校毕业生的留京名额严格控制在15%以内。外企的进京名额异常有限，绝大多数在京外企只好招收北京生源。有人惊呼：“北京是北京市的首都”。据有关报道，到1994年上半年，全国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此项收入高达250亿！这还不包括那些未登记在案的以及黑箱操作的部分。

户籍管理是我国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的一项主要职能，它直接关系到政治经济生活秩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现行户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全面发展的需要，其弊端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出现了诸如本文开始列举的种种怪现象。有人甚至认为，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在社会生活里的最集中表现，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座堡垒。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户籍制度已经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

系统研究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牵涉行政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本文试图从多学科的角度，对户籍制度改革方略进行综合探讨。

本文的结构大体如下：

第一部分：界定了狭义和广义的户籍制度，并从狭义的角度简单回顾了建国后我国户籍制度的演变。

第二部分：根据定义提出两种户籍制度改革方略，分别从公民权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三个价值取向出发，分析两种方略的优势、劣势。

第三部分：引进渐进决策模型，从社会稳定的价值取向出发，阐述了两种方略的渐进模式，具体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方略的选择。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局部改革

当今中国的户籍制度，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户籍制度是指以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核心的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以及配套的具体措施。广义的户籍制度还要加上定量商品粮油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辅措施，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又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它们构成了一个利益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围绕这一制度行使职能。

从狭义的角度分析，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建国初―1958年）、发展（1958年―1978年）、初步改革（1978年至今）等三个阶段，其间颁布的主要法规、制度简列如下：

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建国以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使全国城市户口管理制度基本得到统一。

1955年6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从而统一了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户籍管理的宗旨、户口登记的范围、主管户口登记的机关、户口簿的作用、户口申报与注销、户口迁移及手续、常住人口与暂住登记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

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该文件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该规定进一步强调要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稍后，公安部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的意见》中，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198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准落常住户口，口粮自理。

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这些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关于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口要办理迁移手续或动员其返回常住地的条款，作了实质性的变动。

198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规定凡16岁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须申领居民身份证，为人口管理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1992年8月，公安部发出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以解决要求进入城镇落户的农民过多与全国统一的计划进城指标过少之间的矛盾。

80年代开始，“农转非”政策发生变化。“农转非”对象逐渐扩大，控制指标有所调整，控制办法得到改变。

1986年，安徽滁州市天水县秦栏镇实行“绿卡户籍制”。1992年，浙江温州推行“绿卡制”。1993年，上海推行“蓝印户口制”。1995年，广东深圳施行“蓝印户口制”。以此为代表，部分地区实行投资入户、购房入户或蓝印户口等政策，以吸引人才和资金。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根据此方案，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主要规定：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志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落户。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动。

经过以上演变的户籍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具体的社会功能，但其基本的社会功能概括起来主要有四项：证明公民身份；维护社会治安；控制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户籍部门掌握着准确的户口资料。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逐步确立，相对户籍制度的功能而言，户籍制度的弊端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等级身份效应；死水效应；怪圈效应；马太效应（请参阅二元制改革方略弊端）。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二、户籍制度改革方略

不少地区和部门以及一部分学者均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笔者认为，尽管这些改革方案林林总总，千差万别，但从理性分类的角度看，其改革方略不外乎两种：一元制和二元制。所谓一元制是指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两种户口类型，实行全国城乡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切断社会待遇与户籍之间的联系，恢复户籍的本来面目。所谓二元制，是指保留两类户口，放宽户口迁移的限制，通过设置高低不等的门槛条件（经济、人口素质等）来控制农村人口的流向、流量和流速。这样划分的依据，表面上是户口种类的多少，实质上是隐藏在不同种类户口内部的利益差别。从上文对户籍制度的定义可知，一元制改革方略与广义的户籍制度相对应，二元制改革方略与狭义的户籍制度相对应。因此，本文第一部分所叙述的狭义户籍制度的局部改革，无论是自理口粮户口，还是有效城镇户口；无论是小城镇改革，还是投资落户、购房落户、蓝印户口，都属于二元制改革方略的范畴。有些地区实行的蓝印户口，表面上是独立于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第三类，但其利益较接近于非农业户口，根本还是要保留户籍制度所引起的利益差别，因而只不过是二元制的一种变形。

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两种改革方略哪个更可取呢？下面，笔者从户籍制度需要兼顾的公民权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这三个价值取向逐一对两种改革方略进行分析。

首先，从公民权益的维度来看，一元制优于二元制。

1．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国际人权两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是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的两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2条第1款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1997年10月，我国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代表国家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此公约第二条规定“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意即缔约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不是“渐进性”的，而是“即刻性”的。但是，我国目前的宪法并没有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条款。1949年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写有公民享有迁徙自由的条款。1975年通过的《宪法》以及后来历次修改的《宪法》取消了这一条款，这是户籍制度在国家根本大法中的体现。尽管这种安排避免了户籍制度与宪法之间的冲突，但在我国已正式签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现状既有损于宪法的权威，在法理上也是一种欠缺。为了承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我国政府当然会有所行动。一元制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其特点之一就是实行迁徙自由，它要由人口流动来决定户口迁移，而不是由户口迁移决定人口流动。相对于传统的户籍制度而言，二元制在自由迁徙方面有一定的进步，但它只能使一小部分有经济基础、素质基础的优势群体获益，对于广大农民这一弱势群体来说，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迁徙仍有漫长的路程要走。

2．社会主义社会追求人们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但是，二元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户籍制度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两类户口的划分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二元户籍制与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福利、社会保障、甚至部分商品的供应等一系列的待遇具有制度化的联系。在这种利益分配的差距上，一方面，非农业户口明显优于农业户口。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保守估计，城镇每安排一个人的就业和生活需花费3―4万元，2亿多人就需要6万多亿元。另一方面，在两类户口的内部，仍有不同的等级，比如非农业户口内部就有大城市户口、中等城市户口、小城市户口、城镇户口等区别。不同级别的户口享有不同的待遇，有的甚至差别很大。

二是两类户口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具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二元户籍制在利益分配上的城市偏向，造成了不同等级的利益金字塔，也随之造成了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金字塔。长期以来，城里人歧视农村人，北京人、上海人排斥外地人，都不能不说是二元户籍制的流弊之一。

三是在金字塔的等级结构中，户口自下而上的垂直迁移非常困难。而户口又具有世袭性，一定终身，世代相传。每个人的社会身份、所受待遇从投胎开始就已基本确定，除了招工、招干、升学等几条有限的途径外，再无例外。这种起点的不平等，势必引起结果的不平等。

四是投资、购房落户等条件过于苛刻，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户口的商品化。这些附加的人口迁移的门槛条件，表面上不同于直接买卖户口，实质上却没有什么差别，反而使户口买卖合法化、公开化。户口具有商品价值不但有损于户籍管理的严肃性，也是不合理、不公平的。这是因为：农民已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交纳了巨额的建城费，让他们重交不公平；现有市民入城时并未交建城费，让以后进城者交费不合理。

与二元制不同，一元制则实现了户口面前人人平等。人们获取利益的大小，不再取决于户口的等级，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

其次，从经济发展的维度来看，一元制同样优于二元制。

1．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都是人造成的，最基本的生产力是人，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劳动力素质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决定作用。而如果在户籍改革中奉行二元制方略则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流动。

第一，从人才的培养上看。二元制下的人口迁移受到限制，绝大多数农村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画地为牢”，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愚昧、迷信、落后、保守的思想意识在封闭的农村得以蔓延，城市文明很少能辐射到农村，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远远高于城市，农村人口素质无法提高。同时，在缺少竞争的城市，城市人口也易养成不思进取、贪图安逸的观念，不利于于其素质的提高。

第二，从人才的流动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基本条件。社会学的研究证明，社会流动的速度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快慢。发达国家的人口年迁移率，一般均在10%以上，美国更高达25%左右。而我国人口年迁移率只在0.5%―3%之间。可见，二元制在迁移条件上设置的重重障碍，已经严重制约了人才的有效配置，尤其对农村的优秀人才来说，要想脱颖而出难度是很大的。

2．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银行的报告《城镇化：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前景》中曾指出，人均收入与一个国家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重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传统的户籍制度由于限制人口的流动，导致城市人口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人口的自然增长，较少依赖于人口的机械增长，大大减缓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固然要走自己的城市化道路，不能盲目发展，但户籍制度不解禁，必然减缓正常的发展步伐。请见下表：

人口城镇化的国际比较

1950年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

中国美国日本印度东欧亚洲拉美11%64%50%17%39%17%42%19%70%63%18%48%22%50%17%74%71%20%56%23%57%20%74%76%23%63%27%65%26%75%77%26%68%32%71%35%78%78%29%73%38%77%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1994年）

从上表可见，从国与国的横向对比中，我国城镇化滞后的现象相当明显。尽管国情有别，但城镇化发展水平之低已经达到反常规的程度。例如，199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只有26%，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预计到200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5%，增幅较大，但仍然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在两种改革方略中，二元制仅仅对一小部分符合一定条件的人网开一面，本质上还是没有动摇传统的户籍制度，城镇化进程也不会因此而有较大的提高。由于城镇化的滞后，城镇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大量损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3．二元制一方面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这是因为：

其一，二元户籍制的城市偏向，削弱了农业自身积累能力和再生产能力。据统计，1959―1978年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一项就“掠夺性”地转移农业积累407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21.3%。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继续为工业输血，1991―1997年农村就有20873亿元通过财政、金融和“剪刀差”流向城市。

其二，二元户籍制使9亿农民依附于有限的土地上，农业的规模经营难以实现，集约化程度很低，农业的边际生产力低下。作为原因之一，造成了“世界40%的农民仅仅养活了世界7%的非农民”的怪现象。

4．二元制设置的户口迁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沿海开放城市等发达地区采取这类政策，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和资金，使“孔雀越发东南飞”，而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缺乏人才和资金的情况则将更趋严重，从而加剧了两极分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构成危害。

最后，从社会稳定的维度来看，二元制则优于一元制。

1．二元制有利于抑制不稳定因素的产生。传统户籍制的长期实行，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两类户口的分离与差异是天经地义的。一元制完全取消了利益分配的差距，既得利益群体――市民必然一时无法理解，从而产生不稳定因素。而二元制则基本上不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避免了社会的剧烈动荡。2．二元制尤其有利于维护城市的稳定。发展经济学的著名理论――达托罗人口流动模型（TheTodaroMigrationModel）指出，促进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利益与成本的理性经济考虑。预期的城乡工资差异，使人们作出移入城市的决策。这种预期因素包括：工资水平与就业概率。我国户籍制度的城市偏向，造成城乡之间的经济势差与社会势差巨大。据统计，1984年以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连续十年超过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1984―1994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差从1.7:1扩大到2.6:1。1995年，1996年虽分别下降为2.5:1，2.3:1，但差距仍然巨大。城乡之间除了货币差异之外，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非货币差异。根据达托罗人口流动模型可知，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是巨大的。按照一元制，不对人口流动进行有序化引导，势必造成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中出现就业困难、环境污染、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公用基础设施不足、犯罪增加等现象。例如，尽管80年代乡镇企业已经吸纳了近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长期阻碍，我国农村仍滞留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97年底达到1.4亿。而城市失业问题也愈发严重，1997年底城镇累计下岗职工达到2000万，占国有与城镇集体职工总数的20%。在这种严峻的条件下，按照一元制方略放开人口流动，必然给城市带来沉重的就业压力。再拿犯罪来说，北京近年来，外来人口刑事犯罪的比例直线上升，1990年为22.5%，1993年则高达43.6%。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现行户籍制度使大量流动人口无法溶入到所在城市的管理体制中，使体制外生存的流动人口犯罪成本与收益具有极大的不对称性，这是流动人口给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巨大隐患的重要原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大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更大，引力也更大。这一点已被现实所证明。北京、上海的日流动人口已超过300万，不少大城市也在100万以上。而大城市的“过度城市化”已相当严重，城市病已相当突出。若不对人口流动方向加以控制，大量流动人口将集中流向大城市，城市病会愈发严重。

当然，二元制的稳定作用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二元制也存在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二元制加剧了两极分化，两极分化达到一定限度时，将危及社会稳定。此外，二元制也不利于农村的稳定。1亿多的剩余人口流向城市纵然会给城市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但同样的，若使其滞留在农村，无法安置，也会带来难题，必将危及农村的发展。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上，一元制和二元制各有各的优势、劣势。那么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如何确定三种价值取向之间的权数？在难以兼顾的情况下，哪种价值取向应该放在首要位置？

三、户籍制度改革方略选择

笔者认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方略的选择要以社会稳定为主导价值取向，户籍制度改革要采用渐进的方式。下面引进渐进决策模型。

最早提出渐进决策模型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渐进决策模型是对理性优化模型的批判，它把公共政策看作是对以往政策的不断修正。它有以下一些内涵：

1．渐进模型要求决策者必须保留对以往政策的承诺。

2．决策者不必过多的分析与评估新的备选方案，只着意于现存政策的修改和补充。

3．渐进决策主义着意于目标与备选方案之间的相互调适，使问题较易处理，而并不关心基础的变革。

4．渐进主义在面对同一社会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时，只着意减少现行政策的缺陷，不注重目标的重新改进，也不注重手段和方案的重新选择。

决策者采用渐进模型的原因如下：

1．决策者没有时间、情报(intelligence)或资金去调查所有的备选方案。

2．由于新政策结果的不确定性，决策者接受了原来政策的合法化。

3．对现存政策已经进行了巨大的投资（沉淀成本），如资金投入、组织结构、心理定势、行政实践等。

4．政治上的权宜考虑。

5．决策者自身的特点。决策者很少寻找“最好的方案”（onebestway），当他们发现“有效的方案”（awaythatwillwork）时，他们就结束了寻找。

6．在缺少公认的社会目标和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的时候，多元社会中的决策者不会进行针对特定目标的政策变革。

可见，渐进决策模型认为，现实政策的制定对既有政策具有路径依赖。这一模型把稳定作为追求的目标，以量变为主，注重修修补补，而不是动大手术。

社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由于种种原因的存在，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中国的改革基本上采用了渐进的方式，要“摸着石头过河”。作为系统改革的一部分，特别是其中关涉面宽、影响大、敏感性强的一部分，在相同原因以及其他一些特有原因的作用之下，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同样需要选择渐进的方式。户籍制度改革直接涉及城乡两大社会体系，是较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改革更深层的改革，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更应以社会稳定为价值取向。中国有12亿人口，相当于全球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人口大国如果靠自发调节，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人口问题。”仅此一点就决定了采用渐进模式，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正确选择。

一元制与二元制的划分只是一种理性的分类，具体的方略选择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阶段，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也可以考虑两种方略的不同组合。正确的户籍制度渐进模式选择，既不是简单、绝对的二元，也不是一元，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总的呈渐进，局部、个别可以快一些，多数慢一些。不过，由于二元制改革方略是相对于狭义户籍制度而言的，缺乏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沟通，因而本身具有局限性。当二元制改革方略施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势必需要突破其本身的局限，向一元户口制过渡。因此，一元户籍制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

二元制改革方略的主要做法是：在坚持传统的二元户籍的前提下，采取“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迁移政策。一方面，逐步降低人口迁移的门槛条件，促进人才的适量、合理的流动，把户籍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减到最小。另一方面，加强小城镇改革，让5万多个小城镇向农民打开门户，积极发展小城镇，然后再逐步开放中等城市、大城市，呈阶梯状向前逐步推进。目前中国户籍制度本身的各种改革，都属于这一方略的范围。

一元制改革方略主要做法是：首先要逐步淡化城市偏向，逐步取消城乡之间利益分配的差距，先改内容后改形式，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户口簿、身份证、出生证为主要证件的户口管理办法。户口簿具有证明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法律效力。身份证是16周岁以上公民的身份证明，出生证是16周岁以下公民的身份证明。把以户管理为重点，转向以人管理为重点，最终实现开放、动态的户籍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早已进行。定量商品粮供应制度已基本取消，双向选择的劳动就业制度已基本建立，医疗保健制度改革也已起步，住房制度改革刚刚开始，为一元制的推行创造着条件。当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户籍制度改革所面对的条件也不同。因此，强求步伐一致，搞“一刀切”，并不可取。要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允许各地实行不同的改革方略。大体来说，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城乡差距不大的地区，可以考虑试行一元制改革方略，其他地区则主要加快推行二元制改革方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二元制户籍制度逐步向一元制户籍制度过渡，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

第3篇：户籍制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迁，户籍制度在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其弊端主要表现为“黑人黑户”、“常住城市里的暂住人口问题”等；前者直接损害了户籍制度的人口统计功能，后者则造成社会不平等而损害了户籍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从经济法学视角考察我国户籍制度弊端产生的根源，首先是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相联系而使户口负担了过多的附加价值而成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其次是户籍管理中的户口审批模式导致“户口供需市场”的产生；这两者相结合就产生了户籍制度中的种种弊端。为适应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在选择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时，可以考虑：一是去掉寄存在户口上附加价值；二是改革政府的户口管理方式，变户口审批制为户口登记注册制。论文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化；户口管理模式正文：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步形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基本定型、并一直实行至今；虽然户籍制度在制度设计上以人口信息采集与社会控制为取向，并没有以限制社会成员的迁徙自由与社会福利为目的，但是当前户籍制度所引发或与户籍制度相伴生的种种弊端已经凸显，社会上要求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的呼声高涨。近年来警察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政府部门研究人员都开始针对户籍制度改革这一课题开展研究，推动了社会公众对现行户籍制度所引发社会问题的关注，但对于户籍制度改革之路径尚未取得共识；这也证明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复杂程度与户籍制度改革的困难程度之大。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经济法学的视野来考察现行户籍制度、审视现行户籍制度所引发的弊端，能够拓宽对现行户籍制度的认识；借鉴经济法学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探索现行户籍制度改革路径也不无裨益。 一、我国户籍制度形成及其实施情况的概述 我国户籍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步形成，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基本定型；直到今天，户籍制度仍然是我国人口管理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对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探寻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路径，不但要考察户籍制度在实施中出现的弊端，更需要了解我国户籍制度设计的目的与运行情况。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过程。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主要形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居民身份证制度与暂住人口制度成为我国户籍制度基本定型的重要标志。上世纪五十年代是现行户籍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中的一些基本操作规范，都可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台的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中找到渊源。 关于上世纪50年代户籍制度形成过程，详见表1. 1．户口管理成为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1950年公安部制定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奠定了现行户籍制度的雏形。虽然1958年1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凭借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程序而成为现行户籍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但公安部在1950年制定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却是现行户籍制度形成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与《居民身份证条例》（在上世纪80年代）、《暂住人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构成了现行户籍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 2.户口统计成为国家掌握人口资源、分配社会福利的依据。1953年的《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以及1954年的《内政部、公安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通告》等 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户口制度开始与社会福利制度挂钩；特别是1955年的《市镇粮食供应暂行办法》的出台，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口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只是一种统计学上的不同标识，而是成为享受不同社会福利的依据；例如，城镇户口（非农业户口）的人可以凭借其户口簿办理粮油供应证、购买政府补贴的粮油。此外，城镇户口的人在招工、招干、就业等个人发展方面较农业户口的人机会更多。 3．1954年的《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1955年的《关于城乡户口划分标准的规定》这两个文件成为户口管理中户口审批的最早依据；虽然当前户口审批成为许多弊端的根源；自此以后，公民申报户口登记必须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通过了户口审批的人，便拥有户口登记；而没有通过户口审批的人，则无法获得户口登记、并被排除在户口登记机关的户口统计之外。户口审批是一种政府行政行为，而且这种行政行为的最初法律依据主要是国务院（政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与公安机关内部制度的规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务院许多其他部门的规章也成为户口审批的依据，如新生儿进行户口登记时必须持有准生证，就是计生部门的规章在户口审批中的体现。 （二）经济法视野中的我国户籍制度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我国户籍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今天的户口登记、户口调查与审批、不同类别户口的人享受不同的社会福利等都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1.国家制定、实施户籍制度的目的。户籍制度在形成之初就具有社会控制与人口统计的功能；这两种功能也正是政府制定、实施户籍制度的目的。国家制定、实施户籍制度，期望一方面能够通过户口管理部门日常的户口调查、一年一度的户口统计，来及时掌握其居民的家庭数量与结构、人口数量与人类学结构等资料，从而为制定其他发展规划与分配社会福利、以及其他管理制度（教育、就业等）提供依据；另一方面通过户口对居民进行不同分类（常住人口与暂住人口、重点人口与非重点人口、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并进一步实施不同的管理措施，实现社会秩序稳定的目标。国家实施户籍制度的目的在《居民身份证法》、《户口登记条例》等法规中均有体现。 2.户口在户籍制度设计之初就存在着内在的定位冲突。户籍制度在制定之初就被赋予了两种功能，也即国家制定与实施户籍管理的两个目的；正是这两个目的造成了户口的内在冲突。 一方面，户籍制度被赋予人口统计的职能，国家期望通过户口调查与统计来实现人口统计，因而户口被定位为不具备任何价值的居民身份与居民家庭证明或凭证；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又被赋予社会管理控制的职能，国家期望通过户口将居民分成不同的种类，并将户口作为分配社会福利、发展机会的依据，因而户口被定位为具有附加价值的凭证。户口定位的内在冲突，为日后户籍制度实施中产生的种种弊端埋下了祸根。 3.户口管理中的冲突。户籍制度具有社会管理（即社会控制）的功能，而户口分类对于分类管理户口的前提，例如对社会有潜在威胁的重点人口，当然要采取严厉的管理措施；对于城镇户口，由于在五十年代历史条件下，城镇人口的文化程度通常较农村人口高，而当时社会发展需要高素质人口，因而城镇户口的人在社会福利、就业等方面享有较多的机会。明确不同种类的户口，对于社会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户口进行分类，是户口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户籍制度中，为了确定户口的类别，需要户籍管理部门进行审查甄别。 前面论述过，由于不同类别的户口与社会福利、个人发展机相连接，导致城镇户口 、特别是大城市的城镇户口成为一种有着巨大附加价值的资源。因此，对进入城镇户口、尤 其是大城市城镇户口的户口调查与审批就有了特别的意义。如果说户口定位的内在冲突是日后户籍制度实施中种种弊端产生的根源，那么户口审批则就是户籍制度弊端显现的导火索；这一切都是户籍制度实施之初就存在的。 二、我国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弊端 我国户籍制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实施以来，在降低人口统计成本、控制社会实现稳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户籍制度在实施中所引发的问题与弊端逐渐显现出来。 （一）“黑人黑户”问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户籍制度在实施中基本上没有出现突出的弊端或问题；但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并实行《准生证》制度，要求对新出生人口进行户口登记时要审查其是否具有《准生证》以后，以及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出现了人员大流动以后，“黑人黑户”问题就出现了、并逐渐为广大社会公众所关注。 所谓“黑人”，就是指那些由于没有被登记在户口档案中的人。“黑人”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在计划生育制度实施后没有获得《准生证》的超生婴儿；二是由于其他原因而失去了户口管理档案中户籍登记的人。由“黑人”组成的家庭，就是“黑户”。 我国社会中的“黑人黑户”究竟有多少，由于缺少相关统计资料，难以提供精确数据。据《工人日报》在2005年的一则新闻披露，“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超生情况和公安机关、统计部门及人口计生部门的统计差别来看，我国大概有1000万左右没有户口的'黑人'.” “黑人黑户”现象的存在，首先是直接导致以户口登记资料为依据的人口统计数据失灵。为了解“决黑人黑户”所引发的户口统计数据不准的问题，户籍部门不得不在全国人口普查期间采取“赦免”的方式，对“黑人黑户”进行补登。其次，由于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个人发展等相交炽，没有被户口部门登记的黑人黑户不能办理身份证与户口簿，从而在接受教育、就业、办理保险、购车购房、结婚登记等方面受到影响，不能享受正当情况下的相关社会福利和个人发展机会，现行户籍制度成为“黑人黑户”受损的重要原因。 （二）“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问题。暂住人口，本来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在非户籍所在地短暂居住的人。所谓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就是指长期在某一城市里工作、经商，却不能拥有该城市户籍的人。 根据相关资料，在我国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都拥有大量的“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 “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主要包括两类人，第一类是在大城市里务工、经商却没有该城市户籍的人。如果没有通过该城市户籍部门的审批，即使这些人在所居住的城市里拥有了自己购买的房子，拥有了自己的企业，生了自己的后代，居住了很多年，仍然只能算作是暂住人口。第二类就是第一类人的后代，他们由于父辈在大城市里务工、经商而长年生活在大城市，与大城市的孩子一起生活、一起成长，除了不拥有大城市户籍外，几乎没任何区别。 “户籍身份的界定与转变的限制，使公民的初始机会不平等，并影响人的发展。”“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是现行户籍制度中的户籍审批所造成的社会现象。由于我国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其他管理制度互为前提与条件，“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及其后代在入学教育、就业、个人发展方面受到限制或遇到不利条件；造成“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的平等权被剥夺、甚至滋生一种“相对剥夺”的情绪。 随着社会的发展，“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长期处于“人户分离”状态——被排除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不但造成户口统计资料失真，而且成为城市（流入地）社会稳定的长远隐患。 3.城乡对立、分裂。“乡——城户口划分奠立了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使城市和乡村在利益格局上形成巨大反差，助长了地缘群体和地方保护意识，阻碍了社会整合和良性运行。” 在户口的分类中，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是两种基本的分类；而我国的居民也相应地归属到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大阵营。 如果说在户口分类之初这种户口分类法还有积极意义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已经成为“鸡肋”了——城乡社会的对立与分裂，在相当程度上应当归咎于这种户口分类管理模式。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为了发展工业，制定了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作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的执行，在相当程度上与户籍制度实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户籍制度制定实施之初，农村与城市的差异不是太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城乡差距已经越来越大——其中，户籍制度限制了农业户口的农村居民向城市的迁移，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 在改革开放后，虽然政策允许农村富余劳力进城务工，但由于户口分类管理与城市户口迁入的限制，导致了庞大农民工群体群体——在城里务工、却入了不了城市的户籍；一旦经济发展遭遇挫折，这个群体容易形成危及社会稳定的流民阶层。 另外， 户籍制度所引发的违法犯罪问题也是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存在不足或弊端的体现。户籍制度所引发的违法犯罪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户籍管理机构的权力寻租而而引发的渎职犯罪问题，二是不法人员利用人们渴望获得户籍登记心理而实施的伪造、欺诈犯罪问题。前者会损害户籍管理机构作为政府部门的廉洁性，进而提高户籍管理的行政成本；后者则可能催生伪造户籍管理证件的地下产业链，给社会造成的更大、更长远的危害。 三、经济法视野下户籍制度弊端产生原因的分析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开始实施户籍制度以来，我国户籍制度就对所有居民的生活与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每个人的出生、迁入、迁出、死亡都需要到户籍管理部门进行登记；不同类型的户口在进行户口登记时，户籍登记部门对其审批时所掌握的标准与控制尺度不一样；其中，由农村向城镇迁移、由小城镇向大城市迁移、由普通城市向首都迁移时，控制的严厉程度也随之加大。但是，户籍制度的种种弊端，只有在近十年来日益突出、并成为社会问题的；而且几乎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出现、并日趋严峻的。因此，在分析户籍制度之种种弊端时，应当将户籍制度置于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当中。 （一）经济法学理论认为，身份管理对应于传统社会，自由、平等是现代社会管理的价值。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前期，我国社会属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当时人、财、物的流动的频率与数量都比较小，社会成员间的财富差距不大，因而当时的社会几乎是一个静态的社会；在传统社会的静态背景下，户籍制度虽然也对每个居民的生活与工作也发生影响，但并不很显著。因此，我国户籍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前期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其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为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功能，同时其作为一种人口统计手段为政府其他决策提供了重要帮助。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形成与分配制度改革以后，人、财、物流动的频率与数量加快，我国已经由传统的静态社会转为流动的社会，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在现代社会的开放背景下，自由、平等、权利等成为社会成员的主 流价值观念，要求社会控制从“从身份走向契约”。而户籍管理制度却仍然依靠那种几乎静止的户口分类来管制社会成员进而实现社会稳定，已经不合城市化发展的需要，甚至成为开放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力。 （二）根据经济法学理论，审批式的政府管制模式需要重新审视。 在户籍制度中，户籍审批是一项重要 的管理制度。人们在申报户口登记过程中，都需要户籍管理机构的审批。例如，在出生登记中，户籍登记部门要在登记前要对申请人是否有出生证、准生证、父母的户籍类别等内容予以审核，通过了审核才予以登记；在迁入登记中，户籍登记部门首先要审核申请人的户籍类别与迁入理由，申请人只有通过了迁入地户籍管理机构的审批才可能获得《准迁证》；申请人凭《准迁证》回原户籍地办理《迁移证》时还得再次接受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甚至居民办理死亡登记时还得接受户籍管理机构的审批。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范围并不限于户口登记，户口管理机构还审批居民的身份证明、品行证明等。在社会生活中，居民经常需要到户口管理机构办理身份证明、亲友关系证明、无犯罪记录的品行证明等身份证明；也需要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户口管理机构对户籍登记审批的依据，主要是户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如《户口登记条例》、《居民身份证法》、《居民身份证法实施细则》等；但不限于这些法律法规。如在办理婴儿出生登记时，户口登记机构在审批中还要审查该婴儿的出生是否符合《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即是否有计划生育部门的《准生证》）；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户口管理机构在办理迁入登记中的审批时，还适用当地的地方性法律法规。 当户口成为分配社会福利的一种依据的时候，户口管理机构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因而人们有理由期待其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但是，由于户口管理机构办事的模式主要是审批制；而审批制作为政府管制的一种模式，本身是有缺陷的。 根据经济法理论，审批制是传统政府管制模式的核心。“管制理论的维护者认为管制的出发点是公共利益”，但“以施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首先对其目标表示怀疑”，施蒂格勒运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方法分析了管制的产生机制，即政府管制的利益机制。“施蒂格勒把政府管制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管制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供给者是政府官员，需求者是某种社会阶层”；根据市场价值规律，“管制的购买者和供给者都按效用最大化目标行事、并按成本——收益比较原则进行选择”. 在户口管理制度中，户口与社会福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户口成为分配社会福利的主要依据，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制则是政府管制社会福利的一种主要模式。根据经济法理论中政府管制理论的基本观点，户口管理由于政府管制模式而形成了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里，供给者是户口管理机构，需求者是想获得户籍登记的社会阶层（或社会成员）；在这个“户口市场”里，供给者与需求者都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选择自己的行为。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者——户口管理机构的权力寻租、户口需求者为获得户口登记而穷尽一切方法的现象就都产生了。 户籍制度的最初功能设计是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但由于将户口分成为同的类别、并与有差别的社会福利分配制度联系在一起、加上采取了户口审批的政府管制模式，最终使得户籍制度的种种缺陷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 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思考 由于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与不足，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在关于选择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方面至今仍未达成共识，甚至有学者建议“取消户籍制度”。 （一）消除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端不以取消户籍制度为前提。首先，户籍制度的目的也即其核心功能，是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设置或保留人口统计的机构或智能，也需要基于人口管理的社会控制机构或职能。如果因为户籍制度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就取消户籍制度，那么国家还得建立其他的制度来替代户籍制度的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一方面导致国家原先为施行户籍制度而作的投入成为沉淀成本，另一方面国家还得为建立、施行新的人口统计制度再花费更多的成本。 其次，由于户籍制度已经实施多年，在我国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而稳定的“社会生态”。如果贸然取消现行的户籍制度，则可能给居民的生活与工作造成极大的不方便，甚至影响社会的和 谐与稳定。 第三，消除户籍制度在施行中暴露出来种种弊端的根源，并不是以必须以取消户籍制度为前提的。即消除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之各种问题与弊端的目标，是可以在保留现行户籍制度的前提下实现的。 （二）在选择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时，应当坚持“保留户籍制度的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功能，消去影响户籍制度统计失灵、阻碍社会公平进而危及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原则。在改革的措施方面，可以考虑为户口减负，即去掉寄存在户口上附加价值，还户口的身份凭证之本色；就能够消除户籍制度所引发的“黑人黑户”、“常住城市的暂住人口”等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而为“户口减负”的措施，只需要改革现行户口管理中的政府管制模式——用注册备案制代替现行审批制。 所谓注册备案制，就是指在户口管理制度中，户口管理机构对于居民申报户口登记的，只作形式上的审查，如果申请人所提交的材料在形式上符合相关要求，即予以登记。户口注册备案制与户口审批制的最大区别，就是后者对户口登记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如要求出生登记申请人提供准生证、入户登记申请人提供政府其他部门的许可证件等），要求户口管理机构在办理户口登记过程中对于需要户口登记者进行严格的审查；而前者对户口登记不再规定严格的限制条件，户口登记机构对于申请户口登记的人不作严格的条件审查，只需要简单核实申请人的身份，即予登记。 采用注册备案制的户口管理模式，能够消除现行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同时，也能够促进户口与寄托在户口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的分离。当然，采用注册备案制取代审批制的户口制度改革，可能在改革初期会对现行社会福利分配制度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平等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终将实现。 【注释】 【美】诺思著 陈郁等译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4. 转引陆益龙. 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结构与变迁 【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王芳，户籍改革的思考[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5（1），02. 王金海，1000万黑户的荒诞[N]，工人日报，2005-03-13. 陆益龙，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结构与变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29. 同上。 徐士英，竞争法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48页。

第4篇：户籍制度论文范文

关键词：户籍制度；迁徙自由；改革

一、导论

2012年国务院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引起了公众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广泛讨论；2013年又提出《居住证管理办法》即将出台，可谓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与户籍制度涉及人口之多、牵扯利益之深是息息相关的。

我国的户籍制度由来已久，几经变迁，在计划经济时期曾起到了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国的户籍制度逐渐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因加剧了城乡二元分化、激化了“三农”问题，有歧视农民身份、人格之嫌，更因引起了户籍管理腐败、权力寻租等现象，尤其是存在侵犯人权中的迁徙自由的疑惑而广为诟病。近年来，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愈来愈响，国务院积极出台了相关文件，各地政府也响应号召作出了一些尝试性的改革，中国户籍改革在全国逐步展开。然而在一片欢欣鼓舞之中，却有不少人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着隐隐的担忧，认为户籍改革条件不成熟或不适宜，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事实上，这是一种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迷思，其实中国不论是在时机上还是条件上，进行户籍制度改革都已成熟，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且需“雷厉风行”。

二、我国户籍制度与迁徙自由

（一）户籍制度

当今世界各国通行的户籍制度主要是国家为统计人口的需要，根据公民的常驻地址，而编户入籍的人口管理制度，主要是为了普查人口、了解国情，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的。①中国的户籍制度却不仅仅具有普查人口的功能，还与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等紧紧相连，是农民向市民转化难以逾越的一道“龙门”。

中国户籍制度的变迁，简而言之是“自由迁徙――严格限制――半开放”的历程。在1949年被誉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明确规定了公民具有迁徙自由，这一阶段，中国户籍制度较为宽松，公民可以自由迁徙。分水岭在1958年，这一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首次把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村户口”，开始严格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后，我国的户籍制度又开始呈现半开放的状态。其中，国务院分别在1984年、1997年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为户籍制度再次开放做出了尝试和铺垫；在具体户籍制度改革实践过程中，近20个省、市陆续取消了“农”、“非”的户籍划分标准，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遍地开花”。

（二）迁徙自由

所谓“迁徙自由权”，就是指根据人之本性，为更好地满足人性的各种合理需要而享有的一种可以离开自己居所以及变换居所的资格；在法治社会中，“迁徙自由权”则意味着是一种被法律所保障的由公民所享有的离开以及变换居所的资格。②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但如此重要的权利却被排除在我国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之外，虽然于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对迁徙自由权有所规定，但这种“承认”对重要人权之一的迁徙自由权来说，未免有法律位阶不高之嫌。

迁徙自由不仅仅是一种人身自由权利，因为是否享有迁徙自由权往往与公民能否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经济利益、政治权利、社会保障等挂钩，所以性质具有复合性，所以我们在考虑迁徙自由权时常常要将其与相关社会保障权利联系起来。

（三）户籍制度与迁徙自由之间的关系

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③说明任何权利都需要设限，没有限制的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迁徙自由权作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应不例外地受到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合法合理。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已然成为公民迁徙自由的最大限制和障碍。于法，对我国公民迁徙自由的限制依据多为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要数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了，但这种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明显有违法理且与宪法精神不甚契合。于理，我国的户籍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已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信息管理制度，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如今仍未完全把其他的附加功能剥离开去，对公民的各项权利都存在一定的干涉和侵害。

由此可见，迁徙自由和我国的户籍制度密不可分，二者互为前提因果。

三、破除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迷思

如前面所提到的，我国想实现迁徙自由，必经户籍改革，公民对此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打破滞后的传统城乡二元户籍模式，实行统筹城乡的户籍管理体制。然而户籍制度改革是不是像少数人想的那样阻碍重重还没到推行的时候呢？下面笔者就来破解四种常见的迷思：

（一）会不会形成大规模、混乱的“入城潮”？

这个问题的逻辑是这样的：一旦开放户籍制度，压抑已久的农民必将纷纷涌入城市，这种“入城潮”范围广、规模大、人数多，必将造成混乱无序的人口流动，对社会稳定十分不利？

实际上，且不说户籍制度改革本着“从一般到特殊，再从特殊到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一直遵循以地区试点为“先锋”、逐步向全国全面铺开的改革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安身立命才是农民入城的首要目的。户籍制度一旦“松绑”，它自身也得到了“瘦身”，户籍不再与特权和其他利益相挂钩，重新回归单纯的身份证明。这时候，大家的户口都变为了统一的居民户口，不再有“农”和“非农”的差别，那么进城对农民来说，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这时候农民进城，是为了安身立命，那么就得有安身立命的本钱，城市的就业要求相对较高，若没有明确的就业目标，不会选择进城；就业机会是有限的，一旦农民发现在城市待不下去，也自然会返乡。

得出结论，改革户籍制度、实现迁徙自由并不会形成大规模、混乱的“入城潮”，因为人群都是以利益为第一导向，公民会理智选择自己的生活栖息地。

（二）城市能不能容纳如此多的“新市民”？

即使没有那么多农民进城，还是会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想享受城市环境和便利生活，那么城市有那么多资源可以“匀给”这些新市民吗？

从最基本的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交通、住房等基础设施容纳能力够吗？笔者认为同样依据破解第一个迷思的原理，容纳不下了自然有人会走，居民都是流动的，尤其是对处于尝试阶段的农民来说。第二，有那么多就业岗位提供给他们吗？其实与平时我们感受到的“就业难”的压力不同，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其实是很旺盛的。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在中国不断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至今已有大约1.5亿农村人口通过农转非、城市扩展等方式进入城镇定居或就业。④说明城市是可以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且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已经这样就业了。这是因为我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资源也是市场资源配置的一个部分，市场可以自主调节劳动力的流向。

（三）户籍制度改革是不是损“城”利“乡”？

这里也从两个基本方面进行分析：治安和经济。

治安是大家关注又担心的一点，因为确实城市流动人口的犯罪率要远高于常住人口。但是我们不仅要看到表象，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城市居民经常将农民视为“拖累”和“包袱”，认为其抢占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活资源，常常有瞧不起农民的表现。而政府也没有赋予外来人在城市里的正式居民身份，只是从利用其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着眼，对他们合法权益的保护则不太关注。⑤这么恶劣的生活环境，少部分人思想一偏激，就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经济方面，农民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市民却常常忽略了他们的这一重要作用。农民工在城市里干最苦最累的活，拿最单薄的工资，一边为城市经济发展做贡献一边接受市民的白眼，这样的待遇可谓不公平。

所以，一方面要从形式上取消市民和村民的界限，实现迁徙自由，另一方面大家应当相互理解尊重，市民应改变对村民“脏”、“乱”、“差”、“没文化”的旧观念和旧印象，给这些“准市民”公平发展的机会。

（四）配套制度、公共服务体系行不行？

虽然户籍制度改革在逐步打破“农”与“非农”的藩篱，使大家变为一样的居民，但城市还有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比农村更好的配套制度在吸引着农民入城。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行不行？会不会使公共服务体系不堪重负，使“新市民”无法得到期望中的福利，又使“老市民”的福利水平下降呢？

我认为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产生，其根源在我们的财政体制。地区的公共服务体系是由国家财政拨款支持的，然而拨款的依据是通过当地的人口数量来计算的，外来人口的户籍没有计入这个数量之中，所以造成了这种不公平。只有改革我国财政体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国家对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应该全国一盘棋，全面规划和统筹。中央财政应改变目前侧重大城市的政策，转而向地方倾斜，尽量平衡公共服务的地方差别。⑥户籍制度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全盘考虑、逐步推进，进而达到城乡和谐一元化。（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陈娟：《论迁徙自由――与户籍制度相关联》，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2] 李铮：《论迁徙自由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河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3] 王剑：《迁徙自由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探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1期。

[4] 郭芹：《我国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改革的伦理探究》，重庆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5] 黄仁宗：《城镇化抑或迁徙自由――反思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求实》2002年5月。

[6] 张萌：《从迁徙自由权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7] 谢锐勤、谢俊平：《迁徙自由：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7年8月第17卷第4期。

注解：

① 马福云：《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9页。

② 赵小鸣：《迁徙自山权研究》，山东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3页。

③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54页。

④ 季林农：《民工就业问题》，载《农民日报》2007年3月2日。

第5篇：户籍制度论文范文

【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城乡统筹；公民权

【中图分类号】C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4—0086—06

城乡户籍制度是目前在我国被普遍批评的一种具有福利身份区隔和歧视性的制度。如何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如何破解这一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难题是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能回避、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文通过梳理户籍改革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具体分析当前户籍改革的路径、方式和方法以及所取得经验，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户籍制度改革的误区与进展状况

户籍制度因其弊端日益凸现,已成为当今改革的焦点，在理论上对于户籍制度应该改革，大多并无异议。但户籍制度改革所以进展不大和动力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对户籍制度改革在如何改革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对如何推进户籍改革仍然无法形成共识。一旦涉及到实践层面如何改革和改革的方案，如改革的重点放在哪里？改革的瓶颈、阻力和路径在哪里？改革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如何选择户籍改革的策略工具等一系列问题时，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管理体制、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在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思维下，使得户籍制度改革很难取得最终突破。

户籍制度改革所以进展不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在户籍制度改革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存在一定的误区。什么是户籍制度中的核心内容？为什么户籍制度改革会这么难？这不仅涉及到一个地方政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激励问题，也涉及到对现阶段“城市户口”到底包含什么内容的认识问题。户籍制度改革是仅仅改革户口登记和居住登记管理制度，还是要改附着在其背后的福利保障制度和财政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到底是按照目前的政策以中小城市（镇）为主，还是应该大中小城市都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应该让地方自主探索，还是需要中央的介入？是在给予流动人口户口的同时，要求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放弃其承包地甚至是宅基地，还是不提出这类要求？对这些问题，无论是既有的户籍改革探索，还是目前的一些认识，都存在不小的误区。

实际上，户口本只是城市的“门卫”,而后面的利益才是掌舵人。人们几十年都把户籍制度改革的矛头对准公安部，而即使公安部把门完全打开,人们发现门后的问题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最突出地集中在教育、住房和就业领域。未来5年改革快慢与否，民众是否满意就看这几块。还有社会保障也是最艰难最慢的一块。户籍改革不能就事论事单线直进地改革，需要系统设计协同一致才能够得到有效解决。许多改革收效甚微的原因就在于改革缺乏全局性和系统性。

虽然早在1992年开始, 国家就成立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 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 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 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 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 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户籍体制改革仍然停留在主要依靠地方政府采取局部改革的阶段。一些中小城市（镇）虽然改革进展最快，但由于其就业机会有限、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偏低，并没有得到很大响应。近年来，中国在城市基本社会救助体系（如最低生活保障）和住房保障体系（如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上取得了较快进展，但这些保障体系只面对具有本地户口的城市居民。虽然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就学问题，但并没有为此提供相应的财政资源，而地方政府也缺乏积极性去全面执行中央的政策。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生活消费品都已市场化。而随着就业市场化和非国有企业成为城市就业的主要创造者，就业也逐渐与城市户口脱钩。即使是一些城市政府提供的就业岗位，比如环保、卫生之类的低端职位，也开始招纳外地人口。城市户口与就业的逐渐脱钩也就意味着户口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险（即所谓的“五险一金”，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脱钩，这些保险是由作为雇主的企业和作为雇员的个人（单独或共同）缴纳。因此，如果劳动者就业单位为其雇员上了这些社会保险，则不管该雇员是否有本地城市户口，都可以享受这些保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阶段某地城市户口主要意味着那些由该地城市政府所提供的、与城市户口相关的、具有排他性的三项公共服务：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为主的社会救助服务，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实物或租金补贴为主的政府补贴性住房安排，以及迁移人口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平等就学的机会。其中最困难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中成本最高的流动人口居住问题。这里所指的“低收入住房”，是指广义上由各种主体提供的，可以解决低收入人群基本居住问题的住房，既不意味着一定要由政府来提供保障，也不意味着福利社会，而是“居者有其所”。

第6篇：户籍制度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户籍制度；显性户籍墙；隐性户籍墙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包括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四个层面的转变。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来看，它包含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与城市融合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时间跨度还是从速率来讲，农民工农村退出与城市进入时间跨度较短，速率一直上升，且呈边际递增趋势，而城市融合阶段则显得时间跨度较长，速率虽然在上升，但却表现为边际递减态势。也就是说，目前，农民工从农村退出基本上已无实质阻力，进入城市务工也没太大障碍，但他们要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市民却任重道远。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民工市民化“城市融合”过程如此艰难，它对农民工市民化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又是如何形成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把户籍制度再次引入研究的视线。

户籍制度已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研究及相关政策制定中的焦点问题。本文把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户籍制度及其抑制功能形象地称之为“户籍墙”，并根据其对市民化影响的不同层面，划分为“显性户籍墙”与“隐性户籍墙”，进而探讨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本原制度障碍：户籍制度分析框架

农民工市民化的四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其中生存职业与社会身份两个层面主要取决于宏观体制改革和相关的制度创新，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自身素质与意识行为两个层面则主要取决于农民工的个人因素。这里我们重点考察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有关制度安排。图2显示出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框架。

图2显示，农民若想进入城市、需冲破户籍制度I的羁绊，而一旦进城务工若想进一步成为市民，又要突破户籍制度Ⅱ的障碍。这两种户籍制度安排类似于堵在农民工面前的两面墙，高大坚固而又难以逾越，我们形象地称之为“户籍墙”。基于两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的不同，我们把由农民变成农民工需穿越的户籍制度I称为“显性户籍墙”，而由农民工变为市民需要穿越的户籍制度Ⅱ称为“隐性户籍墙”。据此，图2就可以简单表示为图3所示的情形。由图3可直观地看出，经过“显性户籍墙”与“隐性户籍墙”双重“过滤”，最后能够成为市民少之又少。

户籍制度自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以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开始变得不断松动。就目前，“显性户籍墙”对乡－城劳动力流动的制约作用在逐步减弱，已不再是乡－城人口流动的主要障碍，而“隐性户籍墙”构成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二、农民工市民化所面临的“显性户籍墙”与“隐性户籍墙”

(一)“农民农民工”：成功跨越“显性户籍墙”

“显性户籍墙”指的是我国城乡严重对立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以户口登记与管理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套社会管理制度，包括人口登记和上报制度、居民户口或身份登记管理制度以及与户口相关的就业、教育、保障和迁徙等方面的社会经济管理制度。作为一项登记和管理人口的体制与措施，我国的户籍制度将我国公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身份，并对异地间户口迁移实行严格的行政控制，对我国社会城乡二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显性户籍墙”的本质

“显性户籍墙”是一种“原生墙”，指的是建立在城乡严重对立基础之上的户籍制度，它体现为二元户籍制度对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的一种制度抑止。

“显性户籍墙”具有刚性身份证属性，即以“户籍”为标准，严格地把我国的人口分成了“城里人”与“乡下人”，并为两个群体分别贴上了对应其身份的标签，界限十分鲜明。对于“乡下人”来说，由于这一身份，决定了他们与城市市民存在着严格的差别：第一，在社会认同方面，表现为“农民”与“市民”的区别；第二，在社会关系整合方面，由于社会认同不同，引发了“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地缘区分；第三，在社会分配体系中，又被延伸为“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

2，“显性户籍墙”抑止功能弱化与户籍制度改革

梳理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脉络，1953年4月颁布的《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5年6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等级制度的指示》、1958年1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9年出台的《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通知》以及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这些规定推动了我国严格户籍制度的建立。1975年，我国的第二部宪法直接取消了公民迁徙自由的规定。1977年11月，国务院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全国城乡严格对立的户籍制度形成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从此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要求劳动力通畅流动，乡－城劳动力流动本身也对户籍制度形成了冲击，越来越多的农民有了进城务工的机会，户籍制度原有的抑止乡－城劳动力流动的功能在逐步弱化，对户籍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势在必行。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部分城市开始了较低层面上的户籍制度改革。

198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开始允许办理农民进镇常住户口。至此，“农转非”政策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户籍制度限制乡－城劳动力流动的功能进一步弱化，一些城市推出了“蓝印户口”等政策，户籍制度改革也呈现出了多元化倾向。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表明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动。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

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要求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落户条件。作为对中央政治性号召与政策要求的回应，部分省份与大中城市加大了户籍制度改革力度，相继在不同程度上放开了常住户口的准入条件，有的甚至直接取消了 “农业户口”，打破了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的分割状态。这一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从制度安排上消除了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所遭受的户籍制度歧视，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实现。

3，户籍制度改革的遗产效应

从国家户籍制度演变的轨迹可以明显地看出，户籍制度在限制乡－城劳动力流动的功能在逐步减弱，但功能的减弱并不意味着完全失去了功效，它一直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影响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这一结论完全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的运作效果得到证明。从各地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结果来看，仅对有特殊贡献的农民工解决了落户问题，对于大部分进程农民工而言，进入门槛较高，农民工把户籍迁入城市所占的比例仍然很低。

户籍制度遗产效应与农民基于户籍所形成的对自身身份定位这一心理惯性的双重作用，决定了他们的迁移预期只能是暂时性的或流动的，原有户籍制度所塑造的农民工的生活预期与生活目标，并没有因为户籍制度的少许改革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二)“隐性户籍墙”：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

虽然现有的制度允许乡－城流动，即从“农民－农民工”这一过程已基本无障碍，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加快发展势必要求农民工成为市民，因此从农民工市民化角度看，这种流动充其量是一种半自由、有限度的劳动力流动体制，它背后所折射出的是更深层次的与户籍制度紧密联系的体制性障碍，主要体现为在“显性户籍墙”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农民工歧视与权利剥夺的种种相关制度安排，文中将它们统称为“隐性户籍墙”。

1，“隐性户籍墙”的内涵与外延

“隐性户籍墙”是一种衍生墙，是“显性户籍墙”制度抑止功能的进一步延伸与拓展，具有韧性身份证属性，其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

因为它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甚至是全方位的。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隐性户籍墙”具体表现在就业机会不平等且稳定性差、劳动报酬不公平、缺少社会福利、权益缺乏保障、社会保障无着落、子女教育及自身培训缺失、城市住房无保障等方面，其核心是基于户籍制度的种种制度安排把农民工排斥在城市资源配置体系之外，它更多地反映了对农民工的歧视与剥夺。

2，“隐性户籍墙”存在的长期性

在乡一城劳动力流动频繁、城市承受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城市市民因为拥有城市户籍，享受着相对较高的就业、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他们是城市户籍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愿放弃眼前的利益，而城市政府作为城市的管理者，也不希望城市内既有的社会资源被不属于“城市区域”的外来人所分享，便采取了与城市居民利益趋向一致的本位主义政策导向，通常不为农民工提供或有效提供诸如社会保障、教育、公共资源及其他方面的社会服务。

“隐性户籍墙”不但把农民工排斥在现有体制之外，使他们很难获得体制内的资源，而且对农民工本人也形成了一种惯性与心理约束，造成了农民工群体普遍的自我身份认同——把自己仅仅作为城市的“局外人”与“过客”。反过来，这种身份的自我认同又进一步固化了“隐形户籍墙”，即面对这些不公平的制度安排，农民工大多数采取“默认”态度，因此陷入了“自我身份认同强化——‘隐形户籍墙’固化”的循环之中，不但强化了身份的不平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不平等的分配，形成了“隐性户籍墙”的惯性与利益刚性，进而决定了“隐性户籍墙”将会长期存在于我国的经济社会体制之中。

三、“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

(一)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既有市民化意愿又有市民化能力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过程，农民工向市民转变，必须具有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

1，市民化意愿

从市民化意愿角度看，目前大部分农民工愿意市民化。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课题2007年的调查显示，在条件或政策许可的情况下，67.8％的农民工希望脱离农村，成为真正的市民。其原因主要是城乡在收入、生活水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然而，他们的市民化意愿受到了现有种种制度安排的考验。在影响成为市民的因素中，92.3％的农民工认为主要的因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城市住房购房制度。本质上，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城市住房购房制度是建立在我国严格户籍制度之上的制度安排，因此，对农民工来说他们的美好意愿在双重“户籍墙”面前只能使他们望而却步。

2，市民化能力

市民化能力是指农民工在城市中生存和生活的能力。一般来说，农民工实现向市民的转变至少要承担城市最低生存成本、转移成本与对更好生活预期的补偿成本，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基础，而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能力又是由其所具有的城市生活资本所决定的，城市生活资本主要包括权利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农民工的农村户籍身份明显地减少了权利资本与受教育获得的机会，限制了农民工社会资本网络空间拓展。

首先，农民工的权利资本严重缺失。拥有城市户口的市民比拥有农村户口的农民工拥有更多的权利资本。目前，农民工虽然获得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权利，但与城市职工与市民对比，可以发现他们的权利资本严重缺失：(1)农民工的经济权利不完整，主要体现在工资收入上；(2)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几乎空白。农民工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参与到城市的政治生活中去，致使农民工成为政治权利的贫困者。(3)农民工的“权利实现资本”也比较匮乏。目前，无论是通过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制，都没能够为农民工权利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其次，基于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限制了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拓展，影响了社会资本的数量、质量与结构。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主要集中在以亲缘、地缘和血缘这种“三缘关系网络”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有研究表明，从规模上，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关系网络远远低于城市职工；社会资本质量较低，社会资本网络的同质性强，主要限于内群体，即网络中多是“老乡”、“熟人”。另一方面，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污名化”也相当普遍，他们以自身优势排斥外来农民工，堵塞了农民工和他们交往的渠道，限制了农民工社会资本网络的拓展。

第三，户籍制度降低了农民工的预期收入和实际收入，弱化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一般而言，受过较好教育的人通常会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由于其具备足够的人力资本存量，易接受和掌握新技术和新知识，因而在社会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教育水平不仅是流动人口获得职业的重要资本，也是其获得市民资格的重要资本。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相比，他们却属于低知识阶层。调查显示，2006年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仅占0.7％，高中与中专占18.8％，小学以下学历占了16.6％，仍有3.3％的农民工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收入是最能反映人力资本的指标，从农民工收入与城镇职工的对比，可以间接看出两者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别。农民工的工资占城镇户口职工工资的比例最低只有42％，最高的也只是82.8％。而且，在同一项研究中，小时工资差异要大于月工资差异。

农民工的收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别充分反映了两者之间教育回报率的差异，城市工的教育回报率明显高于农民工。教育回报率的城乡差异是由歧视性人力资本投资造成的。有研究已经证实中国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确实低于城镇基础教育投入，农村教育投入不足的直接后果是农村教育质量的降低，低质量的教育其回报必然低于较高质量教育的回报。

总之，如果说“显性户籍墙”建构了农民工的身份，“隐性户籍墙”强化了其农民身份与弱势地位，那么两者的共同作用则成功地固化了农民工对自身身份的进一步认同。农民工“农民”身份的固化，又进一步影响着农民工的行为选择，使得他们不约而同地被动接受着自己在城市所处的现实的生活状况与权利状况，提高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无法真正融合城市成为市民。

(二)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户籍墙”可以归纳为三种制度壁垒：户口控制体制壁垒、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体制壁垒、城市资源配置体制壁垒。就其影响路径而言，第一种壁垒表现为“显性户籍墙”，目前它已不构成乡－城劳动力转移的阻力，但制度遗产效应仍发挥作用；后两种属于“隐性户籍墙”范畴，不但阻碍了农民工职业地位中向上流动与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且剥夺了社会保障等权益，并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获得与市民化预期，进而严重影响着市民化进程。

所有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等面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对待，都根源于我国的户籍制度。我们借用经济社会学的“歧视”概念来探讨基于户籍制度的差别对农民工造成的歧视，即“隐性户籍墙”所体现出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机制。

1，劳动力就业市场工资的户籍歧视

研究表明，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的经济地位获得有显著影响，即在相同文化程度与工作年限下，有城镇户口的劳动者其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农业户口劳动者。具体的工资差异已有的研究通过把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工与城镇户籍职工之间的工资差异分解为两部分，其中不能被劳动力人力资本禀赋与相关个人特征差异解释的部分归结为由户籍歧视因素所造成的。王美艳的研究把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劳动者工资差异中的76％归结于户籍制度，而姚先国等人的研究结果只有30％，Knight等人得出了44％的结论。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存在着较大差别，但从中不难看出农民工工资的户籍歧视是非常明显的。

2，非工资福利的户籍歧视

采用与工资户籍歧视类似的方法，姚先国、赖普清研究了农民工在非工资福利如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以及劳动合同签订方面所受到的歧视。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方面同样受到了非常明显的户籍歧视，分别有31％、26％与21％的部分可以归结于户籍歧视。这一结果有力地表明，农民工在享有社会保险福利方面确实存在较为严重的户籍歧视问题。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户籍制度对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起到的巨大阻碍作用主要体现为面临着双重“户籍墙”，即“显性户籍墙”与“隐性户籍墙”。后者构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因此，“隐性户籍墙”是“显性户籍墙”制度抑止功能的进一步延伸与拓展，它包涵了诸多方面的制度安排，其集中体现反映在城市资源配置体系农民工被排斥在外，从其本质来看，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

“显性户籍墙”的存在造成了农民工群体的“工人”职业与“农民”身份的矛盾，“隐性户籍墙”则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工的弱势地位，那么两者的共同作用则成功地固化了农民工的自身身份认同。从市民化意愿来看，户籍墙所形成的制度障碍弱化了农民工的市民化预期，从市民化能力来看，“隐形户籍墙”的存在堵塞了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获得的正常渠道。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必须进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拆除“隐性户籍墙”。改革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的行政性限制和控制，逐步剥离户籍制度上所粘贴的各种权利和资源分配功能，不断消除户口的物质化因素，消减户籍制度的利益分配功能，消除户籍制度的粘附性，剥离“隐性户籍墙”存在的载体。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中心任务就是消除乡－城户口身份划分和户口迁移的行政限制，实行一元化的公民身份制。从最近几年各地户籍制度改革实践来看，改革的重点也正是逐步剥离户籍制度上所粘贴的各种权利和资源分配功能，即剥离在户口上附加的劳动就业、教育培训、住房待遇、生活福利以及社会保障权益等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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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陆益龙，超越户口——解读中国户籍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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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彭希哲等，权利回归与制度重构——对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创新的思考[J]，人口研究，200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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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姚先国，赖普清，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J]，经济研究，2004，(7)：82—90。

第7篇：户籍制度论文范文

相关资料：

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户口登记制度。规定城市和农村人口实行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入、迁出、变更等7项内容的户口登记制度。二是户口迁移制度。我国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在常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公民常住地发生变化后，应将户口迁移到现住地，即进行户口迁移。三是居民身份证制度。为16周岁以上的公民颁发身份证，16周岁以下的公民可自愿申领身份证。

这套制度直接肇始于1958年1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就这一条例草案所做的说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条例，特别是理解我国户口制度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必要性。罗瑞卿部长讲：“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无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规划和计划进行。因此，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都应当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进行统一的有计划的安排，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户籍制度改革在各地方不断有序推进。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农民工大军形成了。这种自发形成的大规模流动或转移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助推力，而过去那种通过户籍登记和管理对农村人口流动进行严格限制的制度显得不合时宜。对此，中央和地方的政策不得不进行一系列调整，由限制逐渐变得宽松。

在中央层面，全面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在地方层面，各地的改革也颇具开创性且富有成效。很多地方实行“绿卡户籍制”，一些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还普遍实行了“蓝印户口”，以吸引人才和资金。到2014年，全国许多省市都宣布城乡居民粮油关系与户口脱钩。

随着粮票与定量供给早已取消，持异地户口者在本地务工、缴纳社会保险、购买商品房等方面的放开，户籍对人口迁移的整体影响日渐衰弱。在次情况下，如何解决户籍制度与其伴生的福利制度均等化，如何破解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关系成为推进改革必须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也成为公安教育卫生等户籍相关部门必须予以充分重视统筹协调科学论证的主要议题。

2014年，计生委官员表示为解决流动人口问题，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但这种改革应当是有序的、渐进的。公安部称正抓紧《户口法》立法调研。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2014年，包括河北、辽宁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内的地区相继出台了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2014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招收非本地户籍的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各地城市应取消落户限制(直辖市按有关规定执行)。9月10日，针对官员关于“中国取消户籍制度已是历史必然”的说法，国家统计局网站10日晚间声明称，该言论纯属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家统计局。

申论要求：请针对给定资料中统计局的声明，谈谈你的看法。

作答参考：

户籍制度改革必须拒绝取消论

面对官员的户籍制度“取消”的“历史必然”论，国家统计局的表现是恰当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户籍制度一直都在发生渐变。户籍制度改革，实际上需要的是统筹规划，完善配套，稳步推进，而不是简单取消。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推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体制创新。”这为我们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

第8篇：户籍制度论文范文

尴尬的社会身份和艰难复杂的生存境况，学界已有所关注，但以往有关无户籍公民宪法权利实现问题的学术研究甚为少见，归结起来主要有：陆益龙博士“治理归责”式的原因探索；武汉大学研究团队“国家—公民”关联式的事实探究与制度建构。陆益龙博士从户籍制度安排与制度运作两个角度对无户籍公民宪法权利实现状况及其形成原因展开了阐释：从户籍制度安排来看，衍生无户籍公民生存困境的症结在于户口这一公民身份符号的缺失。作为一种“虚拟资源”[1]，户口的有无直接关涉到公民能否参与社会利益的分配、实现自身应有的基本权利，而无户籍人群正是在“不一致”的户籍制度安排下承受不公平社会待遇的一类弱势群体；[2]从户籍制度运作来看，无户籍公民产生于国家户籍机关“条块分割”格局下的非制度化治理逻辑，集中以户籍管理机关为追求“政绩”而人为控制公民入户登记环节的运作模式为现实表现。[3]有理由认为，陆益龙博士意在将无户籍问题的产生归咎于积弊甚深的户籍管理制度。武汉大学研究团队则从国家与公民二元关系的“断裂”与“弥合”两个层面切入，对无户籍公民宪法权利实现状况进行事实阐释与制度改革构想：就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断裂”层面而言，无户籍问题存在的核心原因在于户籍管理机关与公民双方“合作机制出现问题”，例如，“信息沟通渠道不畅”导致“政策落实不到位”，“户口办理程序复杂，涉及部门较多”，公民自身对入户的“重视程度不够”等；[4]而就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弥合”层面而言，可以从公民权利保障与相关制度理论创设角度理解，希图以建构“国家主导”和“公众参与”的二元互动样态作为解决无户籍问题的理想制度模式与价值期许，以此呼吁国家机关应在制度设置与运行方式上积极作出创新与改革，同时也对公众的维权意识与能力的提升作出颇富理想意味的倡导。[5]

不可否认，以上两项研究成果为无户籍问题的开掘与深化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经验依据，也对加快相关立法、推动制度改革与整合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两项研究成果存在一个共同现象——仅将无户籍公民宪法权利实现问题的研究视域框定于国家治理层面，并以此作为问题展开单一分析，②而此种独执“唯治理”的研究理路分析路径恰恰缺乏对现实中无户籍人群权利实现状况与执政党政治决断关系的应有关注与深入思考。比如，陆益龙博士在其论述中已对计划生育政策与无户籍公民关系有所揭示，也对以计划生育政策为目标的户籍管理机关运作逻辑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可问题是，在论及无户籍公民权利实现过程中却将问题的症结径直对准治理机关的运作模式，而未能将具有政治特性的计划生育政策纳入无户籍问题的研究范围。由此或可认为，既有无户籍公民宪法权利的学术讨论往往带有“去政治化”的研究倾向。无户籍公民宪法权利研究政治性因素的缺失或许会导致如下明显后果：其一，研究视域局狭于国家治理领域而分析无户籍公民权利实现与保障问题，必然孤立地将运作逻辑复杂无序的户籍管理制度视为批判的重点；其二，批判对象的锁定使得治理层面的制度建构与改革成为应对无户籍问题的切近路径与当然面向；其三，制度改革方向的认定恰恰阻隔了对无户籍公民权利实现问题深层原因的探究，以致限缩相关学术研究与制度实践的问题追索空间，进而使得关于无户籍公民宪法权利实现问题的讨论湮没于悬而不决且老生常谈的户籍制度改革论调之中。为此，笔者将基于现实治理实践所面临的户籍制度改革困局，以我国宪法权利二重属性为基本理论依托，深刻反思无户籍公民存在之根源，进而对宪法权利实践中的无户籍公民宪法权利实现困境的形成过程予以二元动态解析。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无户籍公民困境形成的根本原因为阶层宪法权利的“去政治化”。

二、无户籍公民宪法权利制度保障实践的困局

欲对无户籍公民宪法权利进行讨论，须对其权利实现状况作出必要的描述与说明。我国无户籍人群可以“原因类别”与“人群类别”为标准予以类型化展示（见表一）。①无户籍人群可分为四类：由国家治理因素而产生的无户籍未成年人群（婴儿、儿童）；由公民能动因素而产生的无户籍未成年人群（婴儿、儿童）；由国家治理因素而产生的无户籍成年人群；由公民能动因素而产生的无户籍成年人群。其中，前两种类型是无户籍人群构成主体中的核心人群类别，社会上称之为“黑娃”，在我国农村地区甚为常见。②在类型划分标准中，“原因类别”分为国家治理因素和公民能动因素两类。国家治理因素是指与户籍管理相关联的治理规范与制度约束。以无户口的计划外生育人群为例，其不能取得户口的因素在于“缺少出生证明”、“未缴纳社会抚养费”等入户程序要件的缺失或不符；[6]又如，收养和领养人群入户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不符合收养法的具体规定。[7]

公民能动因素是指公民基于自主选择在争取户口过程中的作为与不作为。比如，在农村地区部分农民主动放弃上报或登记户口主要有两种情形：其一，部分农户由于对计划外生育儿童、被收养儿童办理户口的重视程度不够，认为没有户口也不会影响国家惠农政策与儿童的实际利益，基于此种考虑而不予上报或延迟上报户口；[8]其二，在某种情况下，自主选择行为作出的动因并非完全出于个人意志，与其说部分无户籍现象的产生是基于公民个人选择，不如说此种“选择”是对国家治理因素的被动妥协而不得不为之的表现。由此，一些农民迫于农业负担、社会抚养费的压力而放弃了子女户口上报的机会。笔者发现，致使无户籍人群享受应有公民待遇之艰难的共有因素凸显在户籍管理中的入户环节上，由此将户籍管理的具体制度运作视为无户籍病痛之所在似乎无可厚非，然而问题强烈彰显之处未必就是病症之根源。在治理实践中，“唯治理”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研究模式，却无法对现实户籍制度调整与改革所面临的困局作出合理回应。

围绕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展开的户口整顿似乎为“黑人”们带来了希望，但终因无法摆脱政治性因素的牵绊而陷入改革与治理的困局。为将无户籍人群纳入人口普查统计范围，国家户籍机关针对无户籍问题采取了相应治理措施，其中，公安部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户口整顿工作方案》尤为值得关注：人口普查期间，“对户口待定人员，要依据相关规定经调查核实后给予落户或恢复户口，对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及时登记落户。”户籍管理机关对待“黑户”态度的积极转变，意味着长期以来游离于国家制度保障之外的“黑户口”群体将浮出水面。户籍管理放宽了原有的制度限制，无户籍公民可借人口普查之便利略过复杂繁琐的户口登记程序而直接取得户口，进而享有公民应有的权利与待遇。然在为无户籍人员回归公民身份、摆脱生存困境感到庆幸与欣喜之余，笔者认为，无户籍问题是绝非因此次暂时的漏户清理而能得到实质性遏制的，对无户籍人群的权利实现与保障的现实质疑与追问更不会就此彻底终结：其一，既然同是“黑户”，在此次户口整顿中超生人员亦应与其他户口待定人员一样拥有相同的入户机会，但其为何仍须以额外缴纳社会抚养费作为入户的必要前提？[9][10]其二，如果说“‘黑户’落户不意味计生政策的放宽”，只要“计划生育政策不改，超生现象就没法遏制”[11]，逻辑地推知，人口普查结束后，在原有计划生育政策框架下势必又会出现一批新生“黑娃”，户籍管理机关对此后果预期又将作网上何解释？难道无户籍人群又要苦苦企盼下一次人口普查的漏户“大清理”才可摆脱“黑人”的身份轮回？①

可以看出，户籍制度改革并非仅为制度层面的弊端所困，致使其举步维艰的恰恰是潜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政治性牵制。在国家的治理实践中，作为执政党政治决断的计划生育政策，其贯彻落实离不开户籍管理制度整体运作模式的有力配合与支持，而计划生育政策与“黑娃”在户籍管理运作中形成的微妙关系正是无户籍问题研究所不容回避的事实。于此，“唯治理”论“去政治化”观念之悖谬在遭遇改革的困局时显露无余。然追究此种固步自封的分析模式形成的学理原因，则在于研究者对中国宪法权利基本常识的忽视，②因而不假思索地“将西方宪法权利的原理与制度模式替代为中国宪法权利研究的当然标准”[12]，依此无条件地将公民基本权利奉为宪法权利研究的逻辑起点，遂将研究视野执迷于治理领域，因而在事实上排斥了权利实现与其他多元性因素的关联性与有机分析。若仍旧因循“唯治理”论寻找无户籍问题的解决之道无异于画地为牢，这就使得有关无户籍问题研究路径的转变有了切实理由。为此，笔者将以阶层宪法权利与公民宪法权利的关系为分析视角，对无户籍人群产生的深层原因作重新审视与审慎反思。

三、无户籍公民宪法权利实现困境形成原因之反思

如果说计划生育政策与无户籍公民的产生存在事实上的关联性，那么，此种关联缘何产生？又与户籍管理运作存在何种关联？计划生育政策又因何与无户籍公民宪法权利实现发生勾连？欲探明上述问题，就应以中国特有的宪法权利保障与实现方式为事实背景，析出无户籍人群的权利实现困境形成的根源所在。由韩秀义教授的“中国宪法权利二重属性”理论可知，中国宪法权利是“以阶层宪法权利为核心，以政治为主导的政治化保障与实现方式”。[13]在中国结构中，宪法权利分为阶层宪法权利和公民宪法权利两种类型，且分属于政治系统与治理系统。在政治系统中，阶层宪法权利以分属各个社会界别的阶层团体为主体，其特性体现于意涵上的政治决断性、功能定位上的整体性以及运作机制上的代表性，此种权利的享有与实现取决于执政党对国家整体形势的政治识别与政治判断；与之对应，存在于治理系统的公民宪法权利则具有意涵上的治理性、指向上的整体性与局部性、运作机制上的直接性与代表性，此种权利的享有与实现并非简单取决于国家治理制度对权利保障的范围与程度，而受“执政党”、“以人大为核心的‘一府两院’”、“公民自身的能力与偏好”等多元因素的存在秩序及其排列状况的制约与影响。基于执政党以行政绩效的实现为当前基本执政理念的“去政治化”执政方式，使得两种宪法权利属性的动态制度联接与运作机理表现为阶层宪法权利与公民宪法权利交错缠绕于治理领域，于此情况下，阶层宪法权利表现为“去政治化”的实现方式而使公民宪法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③

若以上述论断为理论前提，或许可以对无户籍公民宪法权利实现困境的形成作出合理解答。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执政党的政治决断，其出台着眼于对时下中国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宏观把握与调和，以确保各阶层人民根本利益在极度膨胀的人口增长势态下得以普遍实现、稳定存续。然而，就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政治性意旨惠及各阶层的事实背后，却在国家治理领域遗留着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缺失的真空。由于政治领域内缺乏有机的阶层权利实现与保障的制度性通道，因而政治决断的意涵不能直接有效地注入社会各阶层，只有借助微观多元的治理性渠道才能实现对阶层利益的维护，而治理领域中的公民权利保障与实现的制度化渠道却由此受到阻塞。就计划生育政策而言，其部分贯彻落实任务即是由户籍管理制度的具体运作承担的，以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为核心目标，户籍管理制度运作逻辑便受到其政治性意旨的主导，在此情形下，公民权利实现方式貌似是治理性的，实质上却夹杂着政治色彩。由此可知，当公民个人权利的实现需求与政治性治理目标相违背时，公民权利的治理性在逻辑与事实上为政治性所排斥却不失为一种必然——超生人员因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要求，户籍管理机关迫于行政指标和政绩考核，不得不对超生人员设置重重限制条件。正是基于计划生育政策对户籍管理运作的根本性牵制，使得计划外生育人群丧失取得户口的机会，因而无法证明自己的公民身份和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资格，最终成为游离在国家治理范围之外，徘徊于社会保障制度边缘的“黑人”。由此可以看出，无户籍公民的境遇正是自身权利政治性与治理性博弈、政治性排斥治理性、阶层宪法权利“去政治化”的真实写照。

基于对无户籍人群权利实现困境根源的学理挖掘与阐释，下文欲以宪法权利实践层面为切入口，在政治与治理二元系统中，对无户籍公民宪法权利实现困境予以动态解析。通过描述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历史背景和相关治理制度的安排与运作对无户籍公民的产生与权利实现的影响状况，在政治领域与治理领域中具体分析和阐释作为一类政治决断的计划生育政策与无户籍公民权利实现的根源性关系，以事实证成政治权利的“去政治化”这一学理论断。

四、无户籍公民宪法权利实现困境的二元解析

（一）政治系统中的历史描述：政治决断的作出与阶层宪法权利的实现

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及落实工作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进程中“符合国情的战略决策”与“造福于民的社会事业”。所谓“符合国情的战略决策”，即作为政治代表的执政党基于中国基本国情所作出的重大决定、决议、决策与相关规定等理性选择和政治决断。①对于一类政治决断的计划生育政策来说，其政策内涵之“符合国情”体现于中共中央全体对时下中国人口状况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整体秩序的考量与整合构想之中：七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基于“人口增长过快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利”的全局性判断而将计划生育政策纳入国家发展日程；而“战略决策”则表现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中国国情所作的审慎洞悉与理性判断，其为代表执政党总体意志的政治决断的作出提供了意识形态层面的核心导向与指引：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揭示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必须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认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目标必须“把人口问题放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来考察和处理”，由此“明确提出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重大政策”[14]。因此，在政治系统中，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及其政治意义的实现使得以国家整体秩序为目标指向的各个社会阶层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与保障自身的宪法权利成为可能。此时，具体的计划生育工作便成为了“造福于民的社会事业”，而在这个意义上，“造福于民”的“民”是划分于不同社会阶层中政治意义上的全体人民，“造福于民”则可以理解为分享政策成果于各个阶层并使其宪法权利得以享有与保障实现的政治过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成就，为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创造了有利的人口环境。”[15]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不断演进，中共中央会阶段性地对国家人口状况作出相应的总体性的判断，相继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2007年）等重要文件。如果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以“控制”人口增长作为国家应对人口问题的主导意识形态，那么，以实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及其相关工作的展开便成为制约国家以及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主导性依据，具体表现为相关立法工作、制度安排与运作均以“控制”为国家政治目标的实现手段在治理领域相继展开，由此，政治决断以合法的形态深入到治理中。户籍管理制度正是达成计划生育政策意旨的国家治理手段之一，为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和控制人口数量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无户籍现象的产生与无户籍公民权利实现问题的出现，又使得户籍管理制度的治理权能在和同以公民权利实现与保障为核心目标的应然人权保障制度理论进行对比时显得不尽人意。在漏户清理过程中不难发现，计划生育政策似乎始终与户籍制度运作纠结缠绕，使得超生子女落户工作的展开无法摸清头绪。既然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公民入户的重要因素，那么，计划生育政策与户籍管理制度存在何种制度关系样态，两者又是如何在治理领域中交相运作的？在户籍管理中，计划生育政策又是怎样与无户籍公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下文将视角进一步移入治理系统，在户籍管理制度具体的安排与运作层面详细分析计划生育政策与无户籍现象的根源关系。

（二）治理系统中的微观切面：制度实践与公民权利的实现困境

基于描述与分析户籍管理在制度运作中的便利考虑，笔者将选取无户籍未成年人（婴儿、儿童）作为具体分析实例；基于描述的简明与直观的考虑，将以列表的形式列举展示导致“黑娃”出现的相关因素。根据表二②所展示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求”、“户籍管理方式”及与之对应的无户籍公民类型，可以通过对该表内容的逐层描述与判定，透析无户籍公民产生的根本原因。

第一，户籍管理制度以计划生育政策为户籍管理机关治理权能实现的根本目标，因此，户籍管理工作表现为治理方式政治化。执政党政策贯彻落实于治理领域，要依靠国家机关依职权将政策的原则性、灵活性内容细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运作标准，与此同时实现抽象政策内涵的具体化。③在这个意义上，户籍管理制度充任计划生育政策意涵在治理领域发挥作用的重要手段这一判断，即可作为对以上论断在逻辑上的现实表达：户籍管理部门通过户口登记、户口管理、保证公民取得户口等工作的开展，了解和掌握辖区内人口信息情况、履行户籍管理职责之外，还须协助计划生育部门搞好当地计划生育工作，在居民入户环节把握当地人口动态，即便在身兼多重治理任务的情况下，户籍管理部门权能的行使也不应偏离其基本治理目标。然而在治理实践中，户籍管理机关恰恰本末倒置地将计生工作当作权能实现的核心指向，而将户籍管理当作计生工作的辅手段，此种局面的形成是由计划生育工作考核政策的客观约束所致。如表二所示，计划生育政策要求计划外生育的人员缴纳社会抚养费，且户籍管理机关的行政管理和行政任务的考核指标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相挂钩。①为了完成计划生育工作硬性任务指标，于是在户籍管理过程中便形成了“如果不控制登记户口这一环节，是罚不到款的”这一荒谬户籍管理观念，②试图以控制户口登记来实现与计划生育工作相关的行政化指标，以掩盖超生的事实。再如，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增长率和婴儿出生率为计划生育工作要求，“出生率和增长率越低就被认为计划生育工作做得越好”，于是就导致户籍管理机关不如实上报户口或设置各种规则限制和约束户口上报的现象接连发生。[16]由此可见，户籍管理机关在权能行使中并未以户籍管理为实际工作目标，而是将落实政策、实现具体的政绩指标视为户籍制度存在与运行的目的。因此，户籍管理制度未能与制度设置的原初目标相契合，自身的治理也受到政策目的政治特性的削弱而在具体运作中呈现出治理方式政治化的特征。

第二，无户籍未成年人（婴儿、儿童）的产生直观显现于受户籍管理者观念支配的治理性制度运作逻辑之中，但其存在与权利实现的困境根源实为计划生育政策政治性选择的结果。既然判定户籍管理工作以政策的落实为实际目标，并以政绩反映相关政策的行政性指标完成情况，那么，在户籍管理者看来，追求政绩才是实现其切身利益的唯一途径，这就使得户籍管理方式以计划生育政策为根本目标带有客观的政治必然性。以此为前提，户籍管理者对公民户口登记环节的控制正是完成行政管理指标、实现政绩的有效手段。如此一来，作为户籍管理制度服务对象的公民，其户口取得与否以及户口附带的相关权益、资源能否享有与实现就成了户籍管理者眼中衡量政绩达标、政策落实甚至谋取个人私利的便利途径或工具。表二中户籍管理机关以控制和限制户口登记的治理举措来确保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符合取得政绩所要达到的标准，然而，以无户籍“弃婴”为例，倘若轻易让其按照规定程序取得户口，就很可能影响到出生率指标，有碍户籍管理机关自身政绩的实现[17]。因此，表中无户籍公民的产生是户籍管理机关对户口登记施以控制的结果，在此情况下，公民自身利益实现的选择权不在于公民个人，而在于户籍管理者个人观念的恣意支配，即为追求政绩而控制户口。③

由此可知，以往相关研究将这一类无户籍公民产生及其所面临的权利实现困境归咎于户籍管理制度运作的合理性无可厚非，所提出的户籍管理制度的调整与改革也是理所当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导致户籍管理者“控制”观念形成的因素是作为户籍管理机关治理根本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实对应。户籍管理机关实现治理权能的根本目标的政治绝对性是不可动摇的，是户籍管理制度运作模式形成的决定因素。因此，由微观制度运作层面上升到宏观政策层面可以判断，公民未能取得户籍的根源在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政治性特质在政策实践过程中的间接政治性选择。藉由对计划生育政策在政治系统和治理系统发挥的政治性作用的诠释，可以断定，无户籍公民权利实现问题的发生与存在确是以阶层权利统摄公民权利这一关联性规律为根本前提的，是阶层宪法权利与公民宪法权利交错在国家治理领域中动态博弈的表现。由此可知，无户籍公民的产生及其权利实现的困境是由计划生育政策主导下的阶层宪法权利的“去政治化”导致的。五、无户籍公民权利实现与保障之改革构想基于对无户籍公民宪法权利实现困境的分析，可以将现实户籍制度改革在解决无户籍问题过程中所遭遇的治理困局生成的冲突核心概括为“黑娃”入户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利益碰撞与纠葛。笔者拟从解决无户籍现实问题入手，为寻找应对无户籍问题的制度突破口提出合理的改革建议。

第9篇：户籍制度论文范文

户籍管理是我国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刚性户籍制度的软化是大势所趋。本文首先界定了狭义和广义的户籍制度，并从狭义的角度简单回顾了建国后我国户籍制度的演变。然后，根据定义提出两种户籍制度改革方略：一元制和二元制，分别从公民权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三个价值取向出发，分析两种方略的优势、劣势。最后，引进渐进决策模型，从社会稳定的价值取向出发，具体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方略的选择。

引言

现象一：据《南方周末》报道，1999年年初，河南、山东四位打工妹去深圳打工，被挤死在105次列车上。幸存者回忆车上的情形，“像被压扁的带鱼”。权威专家估计，1997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了1亿。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我国人户分离已达7073万人。

现象二：1999年高校毕业生的留京名额严格控制在15%以内。外企的进京名额异常有限，绝大多数在京外企只好招收北京生源。有人惊呼：“北京是北京市的首都”。据有关报道，到1994年上半年，全国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此项收入高达250亿！这还不包括那些未登记在案的以及黑箱操作的部分。

户籍管理是我国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的一项主要职能，它直接关系到政治经济生活秩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现行户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全面发展的需要，其弊端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出现了诸如本文开始列举的种种怪现象。有人甚至认为，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在社会生活里的最集中表现，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座堡垒。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户籍制度已经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

系统研究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牵涉行政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本文试图从多学科的角度，对户籍制度改革方略进行综合探讨。

本文的结构大体如下：

第一部分：界定了狭义和广义的户籍制度，并从狭义的角度简单回顾了建国后我国户籍制度的演变。

第二部分：根据定义提出两种户籍制度改革方略，分别从公民权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三个价值取向出发，分析两种方略的优势、劣势。

第三部分：引进渐进决策模型，从社会稳定的价值取向出发，阐述了两种方略的渐进模式，具体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方略的选择。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局部改革

当今中国的户籍制度，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户籍制度是指以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核心的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以及配套的具体措施。广义的户籍制度还要加上定量商品粮油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辅措施，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又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它们构成了一个利益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围绕这一制度行使职能。

从狭义的角度分析，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建国初?1958年）、发展（1958年?1978年）、初步改革（1978年至今）等三个阶段，其间颁布的主要法规、制度简列如下：

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建国以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使全国城市户口管理制度基本得到统一。

1955年6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从而统一了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户籍管理的宗旨、户口登记的范围、主管户口登记的机关、户口簿的作用、户口申报与注销、户口迁移及手续、常住人口与暂住登记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

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该文件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该规定进一步强调要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稍后，公安部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的意见》中，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198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准落常住户口，口粮自理。

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这些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关于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口要办理迁移手续或动员其返回常住地的条款，作了实质性的变动。

198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规定凡16岁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须申领居民身份证，为人口管理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1992年8月，公安部发出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以解决要求进入城镇落户的农民过多与全国统一的计划进城指标过少之间的矛盾。

80年代开始，“农转非”政策发生变化。“农转非”对象逐渐扩大，控制指标有所调整，控制办法得到改变。

1986年，安徽滁州市天水县秦栏镇实行“绿卡户籍制”。1992年，浙江温州推行“绿卡制”。1993年，上海推行“蓝印户口制”。1995年，广东深圳施行“蓝印户口制”。以此为代表，部分地区实行投资入户、购房入户或蓝印户口等政策，以吸引人才和资金。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根据此方案，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主要规定：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志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落户。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动。

经过以上演变的户籍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具体的社会功能，但其基本的社会功能概括起来主要有四项：证明公民身份；维护社会治安；控制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户籍部门掌握着准确的户口资料。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逐步确立，相对户籍制度的功能而言，户籍制度的弊端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等级身份效应；死水效应；怪圈效应；马太效应（请参阅二元制改革方略弊端）。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二、户籍制度改革方略

不少地区和部门以及一部分学者均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笔者认为，尽管这些改革方案林林总总，千差万别，但从理性分类的角度看，其改革方略不外乎两种：一元制和二元制。所谓一元制是指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两种户口类型，实行全国城乡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切断社会待遇与户籍之间的联系，恢复户籍的本来面目。所谓二元制，是指保留两类户口，放宽户口迁移的限制，通过设置高低不等的门槛条件（经济、人口素质等）来控制农村人口的流向、流量和流速。这样划分的依据，表面上是户口种类的多少，实质上是隐藏在不同种类户口内部的利益差别。从上文对户籍制度的定义可知，一元制改革方略与广义的户籍制度相对应，二元制改革方略与狭义的户籍制度相对应。因此，本文第一部分所叙述的狭义户籍制度的局部改革，无论是自理口粮户口，还是有效城镇户口；无论是小城镇改革，还是投资落户、购房落户、蓝印户口，都属于二元制改革方略的范畴。有些地区实行的蓝印户口，表面上是独立于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第三类，但其利益较接近于非农业户口，根本还是要保留户籍制度所引起的利益差别，因而只不过是二元制的一种变形。

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两种改革方略哪个更可取呢？下面，笔者从户籍制度需要兼顾的公民权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这三个价值取向逐一对两种改革方略进行分析。

首先，从公民权益的维度来看，一元制优于二元制。

1．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国际人权两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是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的两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2条第1款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1997年10月，我国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代表国家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此公约第二条规定“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意即缔约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不是“渐进性”的，而是“即刻性”的。但是，我国目前的宪法并没有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条款。1949年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写有公民享有迁徙自由的条款。1975年通过的《宪法》以及后来历次修改的《宪法》取消了这一条款，这是户籍制度在国家根本大法中的体现。尽管这种安排避免了户籍制度与宪法之间的冲突，但在我国已正式签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现状既有损于宪法的权威，在法理上也是一种欠缺。为了承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我国政府当然会有所行动。一元制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其特点之一就是实行迁徙自由，它要由人口流动来决定户口迁移，而不是由户口迁移决定人口流动。相对于传统的户籍制度而言，二元制在自由迁徙方面有一定的进步，但它只能使一小部分有经济基础、素质基础的优势群体获益，对于广大农民这一弱势群体来说，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迁徙仍有漫长的路程要走。

2．社会主义社会追求人们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但是，二元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户籍制度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两类户口的划分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二元户籍制与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福利、社会保障、甚至部分商品的供应等一系列的待遇具有制度化的联系。在这种利益分配的差距上，一方面，非农业户口明显优于农业户口。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保守估计，城镇每安排一个人的就业和生活需花费3?4万元，2亿多人就需要6万多亿元。 另一方面，在两类户口的内部，仍有不同的等级，比如非农业户口内部就有大城市户口、中等城市户口、小城市户口、城镇户口等区别。不同级别的户口享有不同的待遇，有的甚至差别很大。

二是两类户口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具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二元户籍制在利益分配上的城市偏向，造成了不同等级的利益金字塔，也随之造成了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金字塔。长期以来，城里人歧视农村人，北京人、上海人排斥外地人，都不能不说是二元户籍制的流弊之一。

三是在金字塔的等级结构中，户口自下而上的垂直迁移非常困难。而户口又具有世袭性，一定终身，世代相传。每个人的社会身份、所受待遇从投胎开始就已基本确定，除了招工、招干、升学等几条有限的途径外，再无例外。这种起点的不平等，势必引起结果的不平等。

四是投资、购房落户等条件过于苛刻，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户口的商品化。这些附加的人口迁移的门槛条件，表面上不同于直接买卖户口，实质上却没有什么差别，反而使户口买卖合法化、公开化。户口具有商品价值不但有损于户籍管理的严肃性，也是不合理、不公平的。这是因为：农民已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交纳了巨额的建城费，让他们重交不公平；现有市民入城时并未交建城费，让以后进城者交费不合理。

与二元制不同，一元制则实现了户口面前人人平等。人们获取利益的大小，不再取决于户口的等级，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

其次，从经济发展的维度来看，一元制同样优于二元制。

1．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都是人造成的，最基本的生产力是人，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劳动力素质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决定作用。而如果在户籍改革中奉行二元制方略则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流动。

第一，从人才的培养上看。二元制下的人口迁移受到限制，绝大多数农村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画地为牢”，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愚昧、迷信、落后、保守的思想意识在封闭的农村得以蔓延，城市文明很少能辐射到农村，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远远高于城市，农村人口素质无法提高。同时，在缺少竞争的城市，城市人口也易养成不思进取、贪图安逸的观念，不利于于其素质的提高。

第二，从人才的流动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基本条件。社会学的研究证明，社会流动的速度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快慢。发达国家的人口年迁移率，一般均在10%以上，美国更高达25%左右。而我国人口年迁移率只在0.5%?3%之间。可见，二元制在迁移条件上设置的重重障碍，已经严重制约了人才的有效配置，尤其对农村的优秀人才来说，要想脱颖而出难度是很大的。

2．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银行的报告《城镇化：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前景》中曾指出，人均收入与一个国家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重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传统的户籍制度由于限制人口的流动，导致城市人口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人口的自然增长，较少依赖于人口的机械增长，大大减缓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固然要走自己的城市化道路，不能盲目发展，但户籍制度不解禁，必然减缓正常的发展步伐。请见下表：

人口城镇化的国际比较

1950年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中国美国日本印度东欧亚洲拉美 11%64%50%17%39%17%42% 19%70%63%18%48%22%50% 17%74%71%20%56%23%57% 20%74%76%23%63%27%65% 26%75%77%26%68%32%71% 35%78%78%29%73%38%77%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1994年）

从上表可见，从国与国的横向对比中，我国城镇化滞后的现象相当明显。尽管国情有别，但城镇化发展水平之低已经达到反常规的程度。例如，199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只有26%，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预计到200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5%，增幅较大，但仍然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在两种改革方略中，二元制仅仅对一小部分符合一定条件的人网开一面，本质上还是没有动摇传统的户籍制度，城镇化进程也不会因此而有较大的提高。由于城镇化的滞后，城镇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大量损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3．二元制一方面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这是因为：

其一，二元户籍制的城市偏向，削弱了农业自身积累能力和再生产能力。据统计，1959?1978年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一项就“掠夺性”地转移农业积累407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21.3%。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继续为工业输血，1991?1997年农村就有20873亿元通过财政、金融和“剪刀差”流向城市 。

其二，二元户籍制使9亿农民依附于有限的土地上，农业的规模经营难以实现，集约化程度很低，农业的边际生产力低下。作为原因之一，造成了“世界40%的农民仅仅养活了世界7%的非农民”的怪现象。

4．二元制设置的户口迁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沿海开放城市等发达地区采取这类政策，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和资金，使“孔雀越发东南飞”，而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缺乏人才和资金的情况则将更趋严重，从而加剧了两极分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构成危害。

最后，从社会稳定的维度来看，二元制则优于一元制。

1．二元制有利于抑制不稳定因素的产生。传统户籍制的长期实行，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两类户口的分离与差异是天经地义的。一元制完全取消了利益分配的差距，既得利益群体??市民必然一时无法理解，从而产生不稳定因素。而二元制则基本上不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避免了社会的剧烈动荡。

2．二元制尤其有利于维护城市的稳定。发展经济学的著名理论??达托罗人口流动模型（thetodaromigrationmodel）指出，促进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利益与成本的理性经济考虑。预期的城乡工资差异，使人们作出移入城市的决策。这种预期因素包括：工资水平与就业概率。我国户籍制度的城市偏向，造成城乡之间的经济势差与社会势差巨大。据统计，1984年以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连续十年超过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1984?1994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差从1.7:1扩大到2.6:1。1995年，1996年虽分别下降为2.5:1，2.3:1 ，但差距仍然巨大。城乡之间除了货币差异之外，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非货币差异。根据达托罗人口流动模型可知，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是巨大的。按照一元制，不对人口流动进行有序化引导，势必造成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中出现就业困难、环境污染、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公用基础设施不足、犯罪增加等现象。例如，尽管80年代乡镇企业已经吸纳了近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长期阻碍，我国农村仍滞留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97年底达到1.4亿。而城市失业问题也愈发严重，1997年底城镇累计下岗职工达到2000万，占国有与城镇集体职工总数的20% 。在这种严峻的条件下，按照一元制方略放开人口流动，必然给城市带来沉重的就业压力。再拿犯罪来说，北京近年来，外来人口刑事犯罪的比例直线上升，1990年为22.5%，1993年则高达43.6%。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现行户籍制度使大量流动人口无法溶入到所在城市的管理体制中，使体制外生存的流动人口犯罪成本与收益具有极大的不对称性，这是流动人口给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巨大隐患的重要原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大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更大，引力也更大。这一点已被现实所证明。北京、上海的日流动人口已超过300万，不少大城市也在100万以上。而大城市的“过度城市化”已相当严重，城市病已相当突出。若不对人口流动方向加以控制，大量流动人口将集中流向大城市，城市病会愈发严重。

当然，二元制的稳定作用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二元制也存在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二元制加剧了两极分化，两极分化达到一定限度时，将危及社会稳定。此外，二元制也不利于农村的稳定。1亿多的剩余人口流向城市纵然会给城市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但同样的，若使其滞留在农村，无法安置，也会带来难题，必将危及农村的发展。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上，一元制和二元制各有各的优势、劣势。那么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如何确定三种价值取向之间的权数？在难以兼顾的情况下，哪种价值取向应该放在首要位置？

三、户籍制度改革方略选择

笔者认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方略的选择要以社会稳定为主导价值取向，户籍制度改革要采用渐进的方式。下面引进渐进决策模型。

最早提出渐进决策模型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渐进决策模型是对理性优化模型的批判，它把公共政策看作是对以往政策的不断修正。它有以下一些内涵：

1．渐进模型要求决策者必须保留对以往政策的承诺。

2．决策者不必过多的分析与评估新的备选方案，只着意于现存政策的修改和补充。

3．渐进决策主义着意于目标与备选方案之间的相互调适，使问题较易处理，而并不关心基础的变革。

4．渐进主义在面对同一社会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时，只着意减少现行政策的缺陷，不注重目标的重新改进，也不注重手段和方案的重新选择。

决策者采用渐进模型的原因如下：

1．决策者没有时间、情报(intelligence)或资金去调查所有的备选方案。

2．由于新政策结果的不确定性，决策者接受了原来政策的合法化。

3．对现存政策已经进行了巨大的投资（沉淀成本），如资金投入、组织结构、心理定势、行政实践等。

4．政治上的权宜考虑。

5．决策者自身的特点。决策者很少寻找“最好的方案”（onebestway），当他们发现“有效的方案”（awaythatwillwork）时，他们就结束了寻找。

6．在缺少公认的社会目标和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的时候，多元社会中的决策者不会进行针对特定目标的政策变革。

可见，渐进决策模型认为，现实政策的制定对既有政策具有路径依赖。这一模型把稳定作为追求的目标，以量变为主，注重修修补补，而不是动大手术。

社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由于种种原因的存在，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中国的改革基本上采用了渐进的方式，要“摸着石头过河”。作为系统改革的一部分，特别是其中关涉面宽、影响大、敏感性强的一部分，在相同原因以及其他一些特有原因的作用之下，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同样需要选择渐进的方式。户籍制度改革直接涉及城乡两大社会体系，是较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改革更深层的改革，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更应以社会稳定为价值取向。中国有12亿人口，相当于全球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人口大国如果靠自发调节，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人口问题。” 仅此一点就决定了采用渐进模式，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正确选择。

一元制与二元制的划分只是一种理性的分类，具体的方略选择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阶段，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也可以考虑两种方略的不同组合。正确的户籍制度渐进模式选择，既不是简单、绝对的二元，也不是一元，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总的呈渐进，局部、个别可以快一些，多数慢一些。不过，由于二元制改革方略是相对于狭义户籍制度而言的，缺乏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沟通，因而本身具有局限性。当二元制改革方略施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势必需要突破其本身的局限，向一元户口制过渡。因此，一元户籍制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

二元制改革方略的主要做法是：在坚持传统的二元户籍的前提下，采取“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迁移政策。一方面，逐步降低人口迁移的门槛条件，促进人才的适量、合理的流动，把户籍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减到最小。另一方面，加强小城镇改革，让5万多个小城镇向农民打开门户，积极发展小城镇，然后再逐步开放中等城市、大城市，呈阶梯状向前逐步推进。目前中国户籍制度本身的各种改革，都属于这一方略的范围。

一元制改革方略主要做法是：首先要逐步淡化城市偏向，逐步取消城乡之间利益分配的差距，先改内容后改形式，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户口簿、身份证、出生证为主要证件的户口管理办法。户口簿具有证明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法律效力。身份证是16周岁以上公民的身份证明，出生证是16周岁以下公民的身份证明。把以户管理为重点，转向以人管理为重点，最终实现开放、动态的户籍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早已进行。定量商品粮供应制度已基本取消，双向选择的劳动就业制度已基本建立，医疗保健制度改革也已起步，住房制度改革刚刚开始，为一元制的推行创造着条件。当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户籍制度改革所面对的条件也不同。因此，强求步伐一致，搞“一刀切”，并不可取。要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允许各地实行不同的改革方略。大体来说，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城乡差距不大的地区，可以考虑试行一元制改革方略，其他地区则主要加快推行二元制改革方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二元制户籍制度逐步向一元制户籍制度过渡，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

后语

以上三个部分是笔者对户籍制度改革方略及其选择的部分思考。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朝鲜、贝宁三国对公民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变严格的户籍管理为宽松的户籍管理是大势所趋。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关系重大，应以稳定为前提，逐步创造条件，把握时机，循序渐进，从而早日实现兼顾公民权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三种价值趋向的户籍制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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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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