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年中总结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金融年中总结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金融年中总结范文

关键词：长三角；金融资产：金融结构；金融发展

JEL分类号：G12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9-0027-04

一、引言

金融资产结构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中具有显著的重要性。金融结构研究的先驱Goldsmith(1969)比较了不同国家的历史数，创造性地指出金融发展是金融结构变化等结论，形成了著名的“金融结构理论”，并得出金融相关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平行相关的结论。Shaw(1973)及Mekinnon(1973)从金融资产、金融机构规模与结构等角度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此判断该国处于金融深化或是金融抑制状态。Levine(1997)系统地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谢平(1992)、易纲(1996)等系统地分析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变化情况，并指出中国金融深化进程及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易纲、宋旺(2008)在考虑国际金融资产的前提下重新度量了中国金融资产总量，深入分析了中国1991年到2007年之间的金融资产结构的演进过程，指出继续加大开放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重要性。

但是，当前对省域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研究不足。一方面，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有必要从金融差异的角度研究区域差异(王元凯，2010)。另一方面，衡量国家的金融资产指标与衡量一国之内省区的金融资产指标不同。本文试图建立计量省域金融资产的指标体系，此研究安徽、江苏、浙江、上海金融资产结构变化情况，评价长三角四省市金融发展水平，为中西部地区发展金融与经济提供政策建议。

二、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金融资产总量统计

准确测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资产总量是比较困难的，主要在于金融资产界定及其测度指标存在差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中，流通中的通货、存款、非股票证券、贷款、保险准备金、股票和其他股权、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金融衍生品和其他应收账款等，均属于金融资产的范畴(IMF,2002)。在金融发展学领域中Gddsmith(1969)对特定国家的金融资产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分类统计，将全部金融资产划分为股权和债权两类。并且把债权又细分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和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前者包括存款，后者包括贷款。易纲(1996)较早地给出了统计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的指标体系，包括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存贷款、财政向银行借款、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股票市值、国内保险费等十多项指标。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进程中，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金融领域开放度得到提高，易纲、宋旺(2008)进一步考虑了我国国际投资头寸对统计金融资产总量的作用，将国外金融资产纳入到金融资产总量范畴中。由此可见，准确地测度一个地区的金融资产是相当复杂的，不仅涉及到金融资产的权益说明，还涉及到地区范围。鉴于当前研究并测度中国国内地区金融资产总量的成果较少的情况，本文根金融资产的重要性及其地区之间的可比性，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用于测度长三角地区的金融资产总量(见表1)。

根金融资产的权益属性等特征，这里选择四大指标衡量省域金融资产总量，涉及到债权、股权、保险等，其中债权又细分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和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全部金融机构贷款)。需要说明的是，IMF等研究中的金融资产范围比较宽，比如包含通货、金融衍生品等。考虑到数的可得性等因素，本文中的金融资产范围相对比较窄。在本文中，以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本外币)衡量省域地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忽略了通货、金融债券等资产：以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本外币)衡量省域地区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没有计算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以国内A股在省域地区的托管市值衡量该地区股权金融资产，不采用省域地区上市公司股权资产指标；以中外资保险总收入衡量保险准备金。与国内外已有研究保持一致，本文采用金融相关率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即为金融总资产与GDP比值(以％为单位)，其中金融总资产为年末存量，忽略了存量平减问题。

建立省域金融资产统计指标之后，可以初步衡量省域金融资产总量及金融相关率。根表1数，比较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1)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金融资产在“十一五”期间呈现上升趋势。对比2006年和2009年数，安徽、江苏、浙江及上海四省市的金融资产总量均上升一倍左右，但是呈现出三个阶梯，依次为上海属于第一层级、浙江和江苏属于第二层级、安徽属于第三层级。(2)金融资产总量与经济总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地区层面看，对比安徽、江苏、浙江三地的金融资产总量和经济总量，呈现出二者正相关趋势。在时间层面上，对比2006年和2009年四地的金融资产总量和经济总量，也呈现出二者正相关关系。但是，上海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2009年上海GDP为14900亿元，低于同期的江苏34601亿元和浙江22832亿元，但其金融资产总量却高于同期的江苏和浙江两省。2006年数也说明了上海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特点。(3)上海是长三角地区金融最为发达的地区。金融相关率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是金融资产与经济总量的比值，金融相关率高则表明该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2009年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的金融相关率分别为779.7、400.2、269.4、253.3，其中上海是长三角地区金融相关率最高的地区，也是金融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2006年数也表明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金融相关率最高。(4)江苏具有发展省域金融的巨大潜力。从时间序列看，长三角四省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均处于提高态势，从2006年到2009年均提高到1倍左右。从金融相关率看，按照金融发展水平分类，长三角地区可划分为三个层级，上海、浙江分别属于第一、二层级，江苏和安徽近年来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差不大，同属于第三层级。

三、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金融资产结构分析

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含义。一方面，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反映了各类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如信贷市场、股权市场等之间的相对关系。同时，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也深刻地反映了特定地区经济发展变化(Goldsmith，1969)。另一方面，金融资产总量与经济总量的比值即金融相关率的变化，不仅标志着

金融结构的变化，更深刻地体现了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在构建一系列计量省域金融资产指标之后，从时间、省域两个维度比较长三角地区金融结构及其发展水平。

1、金融资产结构分析。

比较金融资产结构可以得出有意义的结果。从时间角度看，长三角四省市的金融资产总量及各分项金融资产的绝对量均呈现增长态势，单纯地研究金融资产总量意义不大。这里以金融资产总量为分母，把债权、股权、保险及其子项目换算成占比(％)，选取了“十一五”期间2006年和2009年两个时间点。从时间和地区维度比较金融资产结构变化(见表2)。

(1)债权资产比重相对下降，股权资产比重相对上升。比较2006年和2009年数，长三角四省市对金融机构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的比重均相对下降，如安徽从2006年到2009年对金融机构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的比重分别从55％、39.9％下降到52.6％、37.1％，江苏、浙江、上海股权资产比重分别从2006年的2.7％、3.5％、20％提高到2009年的5.8％、7％、35.5％。

(2)债权资产因地区差异存在结构性变化。从2006年到2009年，长三角地区居民储蓄存款比重在不断下降，安徽等四省市居民储蓄存款比重分别从31.5％、26.0％、22.6％、16.7％下降到26.1％、21.8％、19.9％、12.4％。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企业存款比重趋于上升，而上海则从2006年的23.3％下降到2009年的19.6％。四省市短期贷款比重、票融资比重均趋于下降，如上海短期贷款比重、票融资比重分别从2006年的11.2％、1.9％下降到2009年的7.3％、1.6％。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中长期贷款比重趋于上升，但是上海中长期贷款比重从2006年的18.7％下降到2009年的15.4％。

(3)不同地区金融资产结构存在差异。从2006年到2009年，尽管股权资产及保险在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重在上升，但是江浙皖沪对金融机构债权及对非金融机构债权资产比重均占绝对优势。在债权资产方面，以2009年为例，安徽和江苏的存款比重高于浙江和上海，安徽和上海的贷款比重低于江苏和浙江。在对金融机构债权方面，2006年和2009年，安徽和江苏居民存款比重均高于浙江、上海，安徽和浙江企业存款比重均低于江苏和上海。在对非金融机构债权方面，以2009年为例，安徽和江苏短期贷款比重低于浙江和上海，安徽和江苏中长期贷款比重、票融资比重均高于浙江和上海。

2、金融相关率分析。

金融相关率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是金融资产与GDP的比值，以百分数为单位(见表3)。前面研究已经说明，从金融资产总量的金融相关率看，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分为上海、浙江、江苏及安徽三个层次。从单项看，无论是债权、股权还是保险，长三角四省市各子项目的金融相关率均逐步提高，如安徽的债权、股权及保险的四个子项目的金融相关率分别从2006年的116.9、84.7、8.3、2.7提高到2009年的133.3、93.9、22.5、3.6。各地区在不同资产的金融相关率上存在差异。2006年和2009年，安徽和江苏的债权资产的金融相关率均低于浙江和上海。上海在股权资产的金融相关率上具有显著优势从2006年的110.4提高到2009年的276.5。安徽和上海在保险上的花费均高于江苏和浙江，其中安徽相对而言偏好于保险支出。

3、债权资产相关率分析。

债权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量中仍占绝对重要地位。在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占金融资产总量比重在65％-90％之间(见表2)。这里以债权资产与GDP的比重衡量债权资产相关率。在时间维度上，四省区金融机构存贷款资产相关率均处于上升趋势，但是存在差异。在居民储蓄存款资产相关率方面，在2009年中安徽高于江苏居于第三位，从2006年到2009年安徽趋于下降、其他地区上升(见表4)。在企业存款资产相关率方面，2009年安徽为43.5，居于第四位，相对于2006年四省市均得到提高。在短期贷款资产相关率方面，2009年安徽为35.4，居于第四位，相对于2006年，安徽、江苏、上海均下降，但是，浙江则从76.4提高到95。在中长期贷款资产相关率方面，从2006年到2009年四省市均得到提高，其中安徽一直居于末位。在票融资方面，安徽和江苏有所下降，上海从2006年到2009年均居首位，从10.4提高到12.5。

在长三角地区中，安徽与其他地区的债权资产相关率差异较大，其原因涉及到金融机构行为和金融市场结构。一方面，安徽贷款比较低，2009年安徽贷存比为70.4％，低于江苏的73.6％和浙江的86.9％。并且，从2006年到2009年安徽贷存比在下降，而江苏，和浙江的贷存比在提高。另一方面，上海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存贷及贷款的相关率均较高，但是其金融机构贷存比较低，其深层次因素是上海资本市场的发达及服务业发展较快。

四、结语

第2篇：金融年中总结范文

    [关键词] 金融结构;经济增长;金融相关率;非货币金融资产

    金融是现代经济社会的核心,经济金融化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美国经济学家约翰·G·格利(John·G·Gerley)和爱德华·G·肖(Eduard·S·Shaw)分别在1955年和1956年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和各种金融中介机构在储蓄、投资中的作用等问题。之后,1969年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随着西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逐渐引入中国,中国学者也开始研究金融结构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王兆星(1991)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研究和分析了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探讨了中国金融结构的优化原则和目标模式。王维安(2000)从西方金融发展理论出发,得出衡量一国金融结构的六大指标。王广谦(2002)则以金融资产结构为切入点,采用分层次的结构比率分析法来考察中国金融结构的现状和变化。李健(2003)从多角度对金融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布、存在、相对规模、相互关系与配合状态,并认为金融结构由构成金融各业的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等组成。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金融结构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虽然各国学者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大量地研究,但至今对金融结构的内涵及其衡量的指标也没有达成共识,在分析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也并非是一种思路。

    为了考察中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笔者将选择反映金融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情况的指标,通过建立回归模型的方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从回归结果出发进一步分析中国金融结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指标选取及模型建立

    (一)指标选取

    由于目前尚无一个统一的分析金融结构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指标体系,笔者从研究目的及指标的可获取性考虑,选取金融相关率(FIR)、金融结构比率(FS)及GDP三个主要指标,以1978年至2002年为检验指标的样本区间,对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

    1. 金融相关率(FIR)。金融相关率是度量金融发展的综合指标,指的是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之比。戈德史密斯认为,用金融相关比率可以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的水平,但是推导计算公式非常繁琐,计算起来也很困难,因此在实证检验中通常采用狭义金融资产与当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代替。

    2. 金融结构比率(FS)。由于FIR主要是从金融总量上来衡量金融发展的程度,为了从结构上对金融发展进行考察,笔者选取了金融结构比率指标(FS)。在计算过程中,FS以非货币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量中所占比例来代替,等于债券和股票这两类非货币金融资产在狭义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重。它可以反映金融市场在全社会资本资源配置中的相对地位的上升,还可以反映金融体系内部分工的细化和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

    (二)数据处理及模型建立

    由于物价波动会同时对名义金融变量和经济变量产生冲击,受到同一冲击而发生的同步变化并不代表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了避免由这一因素引起的变量之间相关性的提高,笔者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100)作为物价指标,把名义GDP和名义总投资额折算成实际GDP和实际总投资额。金融相关率和非货币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量中所占比重由于是名义值的比率,通过相互抵消已直接消除了物价因素,故不再调整。各项指标的具体数据见表1。

    因为目前尚无统一的评价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为了度量中国金融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笔者选用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通过在自变量中加入反映金融结构变化的指标后,成为以下模型:

    Yt=AKtαLtβFIRtγFStδ ……(1)

    模型(1)中,Yt代表第t期产出(以实际GDP来衡量);Kt代表第t期资本投入量(以实际总投资来衡量);Lt代表第t期劳动力投入(以年末就业人口代替);FIRt为第t期金融相关率;FSt为第t期金融结构比率。A为常数项;α、β、γ和δ分别为K、L、FIR和FS的产出贡献率。

    对模型(1)两边取对数后形成多元线形回归模型:

    lnYt=lnA+αlnKt+βlnLt+γlnFIRt+δlnFSt……(2)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回归结果及检验

    将表1中的数据代入模型(2),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后,我们得到了如下结果:

    lnYt=-2903.128+0.583lnKt+0.160lnLt+0.069lnFIRt+0.211lnFSt……(3)

    (-3.438) (7.11) (5.972)(0.615) (3.14)

    F=1452.732;R2=0.997;调整后的R2=0.996;D—W=1.677

    从各项检验结果看,方程拟合情况很好,各回归系数除γ外都很显着,且D—W值也通过检验,说明不存在自相关,方程有较好地解释力。

    (二)对中国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的分析

    从以上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金融相关率,还是非货币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例的变化都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两者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比较起来,非银行金融资产对经济增长有更大的推动作用。非银行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量中比重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0.211,甚至超过了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金融相关率的回归系数值不是很显着,且数值较小,说明金融资产总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金融发展更应考虑结构的调整。结合中国当前金融结构变化的情况看,中国的金融发展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1. 金融资产数量增长较快,但资产结构不合理。中国20多年金融发展最显着的成就就体现在数量的快速扩张上。从1978年到2002年,中国狭义金融资产总值从1 174.1亿元增加到262 541.55亿元。相应的FIR从1978年的31.98%上升到2002年的256.39%,平均每年提高9.1%。但在金融资产总量增长的同时,金融资产的结构并不合理,突出的表现就是货币性金融资产比重过大。截至2002年底,中国金融资产总量中,货币性金融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92.71%;即使股票按市值计算,货币性金融资产的占比也达到了70.47%。这种货币性金融资产占比过大会导致:(1)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中央银行。资产结构是信用形式结构的反映,货币性金融资产占比过大表明中国目前仍然是银行信用占绝大比重,而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等基础信用形式不发达,导致信用基础比较单薄,银行信用也因缺乏雄厚的信用根基而隐含了诸多风险。由于企业信用(包括商业信用、企业债务信用和股份信用)、基金信用、国家信用等信用形式比银行信用更具约束力,因而证券性金融资产较货币性金融资产的稳定性更强。同时,因证券的持有者是广大投资者而可以使金融风险相对分散。目前的金融资产结构中,货币性金融资产比重过高,不仅使中国金融资产的稳定性较差,而且使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不利于金融发展。(2)资金分配效率不高。在货币性金融资产占主体的情况下,资金分配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的,而超过70%的银行贷款又主要集中于四家国有独资银行,渠道单一,权力过于集中,容易导致资金配置的低效率。并且,中国国有银行贷款主要发放于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经营不景气,造成不良贷款问题严重。目前因国企相互拖欠,导致国家银行应收而未收的利息高达2 000多亿元。这种资金配置的低效率使得金融资产总量的增长并未产生应有的效果,在模型中反映为FIR对产出的较小的影响。

    2. 资本市场不完善,融资结构失衡。从定量分析的结果中可以看出,非货币性金融资产(主要是债券和股票)的产出效率较高,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较大。但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育很不完善,无论是债券市场还是股票市场都存在着很多问题,使得企业融资主要还是依赖于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方式,资本市场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过去,在“大一统”的金融体制下,中国的融资结构中基本上全部为间接融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10年来,随着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比例逐渐增加,但间接融资仍占有绝对优势,1995年为89%,2000年为65.51%,2001年为68.72%,2002年仍占70.47%。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结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在资本市场中重股票市场而轻债券市场;在股票市场中重流通市场而轻发行市场;在债券市场中重国债市场而轻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券市场。这三个方面,无论哪方面都扭曲了融资结构,阻碍了金融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债券市场发展缓慢,种类结构不合理。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1990年以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开始快速增长,非货币金融资产占狭义金融资产的比重由1978年的1.28%上升到2002年的29.53%。非货币金融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股票资产的迅速增加,股票资产占名义GDP的比重由1992年的3.93%上升到2002年的37.43%。相比之下,国家债券和金融债券占名义GDP的比重仅仅分别由10.01%(1981年)和4.14%(1978年)上升到2002年的23.9%和12.92%。而企业债券占名义GDP的比重却由1993年的2.43%下降到2002年的1.4%。仅从债券市场内部考察,债券市场的结构也很不合理。国债占比过高,1996年以来,一直在60%左右;政策性金融债券占比也过高,近年来大多数年份都在30%以上。由于政策性金融债券具有国债的性质,两者合计占到90%以上,而企业债券长期以来占比一直很低,2002年仅占3.48%,地方政府债券更是缺位。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对企业债券发行实行审批制、额度控制、行业选择和流通限制等,使企业难以利用债券融资。在发达国家,企业外源融资结构中,股票占20%以内,债券占80%以上,但近年来,中国企业债券的筹资比例占证券筹资的比重都没有超过15%。在这种债券结构下,企业无法有效地通过市场融资,只能更加依赖银行。这不仅加重了银行的风险集中度,而且无法利用市场融资的机制提升企业绩效。(2)股票市场的结构也不合理。中国股票市场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缺乏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当前,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歧视性、排他性的特征,企业上市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能上市的公司数量很有限。截至2002年底,在几十万家股份公司中,只有1 224家股份公司的股票(A、B股)能够上市流通,而且能上市的又几乎都是大企业。可以说,中国目前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大企业的市场,几乎始终没有向中小企业敞开。同时,中小企业由于资金少、规模小,难以提供银行需要的担保和抵押,因此,在间接融资的渠道上也很难筹集到资金。再加上发行债券的严格的审批制,使得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严重的问题。然而在目前中国的经济构成中,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最具活力,对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贡献也较大,如果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将受到影响。

    三、政策建议

    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目前的金融发展仍主要是一种总量上的增长,金融结构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为了推动金融结构向更深层次发展,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增长,笔者认为至少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3篇：金融年中总结范文

关键词:金融结构 经济增长 主成分分析 回归分析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总量一直处于全国的前列。能够取得这样的地位，广东省的金融业功不可没。反过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与巨大的经济总量，又进一步为金融业的深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空间与环境。

学术界对如何理解金融体系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存在着较多的争议。各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表明，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其金融结构形成、调整并向高级化演变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当金融体系的原有结构已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需要时，由金融结构内部所显现出来的各种矛盾或不合理现象就会制约经济发展，此时就有必要对金融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杨柳勇等，2011）。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有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尚未被满足的这些要求又以各种类型的矛盾或问题突出表现出来。例如，经济运行中的结构失衡、区域分化和非集约性发展等现象。具体到广东省，这类问题又表现为金融增长速度缓慢、产业竞争力弱、金融风险隐患大、金融中心地位不突出、金融开放程度滞后和金融结构失衡等（姜永宏，廖毅芳，2006）。为了更好的研究金融结构安排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深入剖析金融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提供合理而有效的金融结构调整方向，本文以广东省为例，利用15年的金融与经济增长数据，实证地探索广东省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存在何种相互关系。

一、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相关文献回顾

金融结构通常被定义为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总和。王广谦（2002）认为，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总体（或总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规模、运作、组成与配合的状态，是金融发展过程中由内在机制决定的、自然的、客观的结果或金融发展状况的现实体现，在金融总量或总体发展的同时，金融结构也随之变动。

杨柳勇等（2011）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以往研究进行了总结。他们认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金融抑制观”，一种是“金融结构观”。前一种观点的学者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样本，发现它们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因而主张金融自由化，即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利用市场机制来调配金融资源。但由于此类措施过于依赖市场，容易导致金融混乱。所以，一些学者认为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强调政府适度干预的作用。后一种观点的学者关注于“究竟是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还是市场主导的金融结构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议题。例如，Allen和Gale（1997）从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了金融结构之间的比较优势，认为在成熟技术和产业为主的经济中，金融中介主导型的金融结构是相对有效的，而对处于技术前沿从而技术创新尤其重要的发达经济而言，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很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证实了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帕特里克首次阐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及主次关系，并区分了“供给引导型”和“需求尾随型”的金融发展路径。Goldsmith利用金融中介资产与国民产值的比值表示金融发展水平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King 和Levine ，1993）。国内关于此类的研究比较多见。主要的研究范围包括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金融体系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互最优匹配以及金融结构安排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

二、广东省金融结构指标体系的设计

本文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所选择的多个金融结构衡量指标进行综合，以构建出能够大致反映广东省金融结构全貌的综合性指标。

(一)指标设计

参照杨柳勇等（2011）的研究，并且根据广东省经济发展实际及其金融系统的状况和内在构成，构建了如表1 所示的金融结构指标体系：X1（金融相关率，金融资产总量/GDP）、 X2（经济货币化程度，广义货币M2/GDP）、X3（每亿元贷款支持的GDP，GDP/各项贷款总额）、X4（银行媒介功能，银行存贷款总额/GDP）、X5（非银行金融机构能力，非银行资产/金融总资产）以及X6（金融效率，银行贷款余额/存款余额），具体数据见表1。

(二)指标数据的统计特征

表1表明，广东省的金融相关率从2005年起呈现强烈持续上升的态势，经济货币化程度保持平稳上升的趋势，每亿元贷款支持的GDP呈现出逐步下降的势头，银行媒介功能在波动中稳步上升，非银行金融机构能力在经历1995-2000年的连续低潮期后，从2001年起开始不断增强，并从2007年开始保持高位态势。但是，金融效率却表现出连续的持续下降状态。

第4篇：金融年中总结范文

债券占金融资产的比重稳步提高。中国债券市场起步于1985年，当时主要是国债和企业债。在1998年以后，由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金融债券、政府债券占国内金融资产的比率明显上升。金融债券占国内金融总资产比率在1991年只有0.3%，而2008年所占比率已经增加到4%，之后有所下降但都保持在3%以上。政府债券占国内金融资产的比率先增加后减少，由最初1991年的2.3%增加到4.9%，以后出现下降趋势，但基本维持在4%以上。企业债券在国内金融资产的比率在2007年之前几乎没有变化，并且所占比率要比金融债券、政府债券低。1991-2001年企业债券没有上升，反而由3%下降到7%，2002-2007年才恢复到7%的水平，最近几年已经开始增加，到2010年企业债券占国内金融资产的比率增加到2.1%。

从非金融企业部门直接融资的构成看，直接融资主要以股票为主。股票在国内金融资产中的份额存在波动,但增长非常明显。1991年股票在国内金融资产中的比率仅1%, 2001年上升到12.7%, 2005年回落到5.4%,但2006年、2007年又快速上升,分别达到12.0%、30.5%。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10年回落至16.3%，但远远高于1991年的水平。

在非金融机构的负债中,贷款明显减少。1991年到2007年, 贷款占国内金融资产的比率从46.6%下降到24.4%，而2008年到2010年贷款占国内金融资产的比率有所回升，到2010年达到29.4%。

保险费在国内金融资产中的比重明显上升, 但规模仍然较小。最近几年虽然发展很快，但整体所占比率增长不是很大。1991到2010年由0.5%增加到0.9%。

流通中现金占国内金融总资产的比率明显下降，并且下降幅度较大，从1991年到2010年由6.9%下降到2.7%。主要是因为日益现代化支付结算系统大大的推动了非现金支付情况，非现金支付的发展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支付效率。

从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看，中国银行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截至2011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13.3万亿元，证券公司总资产为1.57万亿元，保险行业资产总额达到6.01万亿元。证券、保险等市场规模较小。以保险公司为例，中国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从2006年的707.37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146.26亿美元，增加了3倍多，同比2002年增长接近5.8倍；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保险密度只有158.4美元，居世界第61位；保险深度仅3.8%，居世界第39位。

直接融资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直接融资额占总融资额的比率从1990年的1.3%上升至2011年的38.5%，但是间接融资仍居主导地位。

债券相对规模较小。首先，总体上看企业债券发展快，但是规模仍然很小。1991年中国的企业债券是331.1亿元，到2010年已经增加至34671.75亿元，仅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8%。其次，相对于股票，中国各类债券规模都偏小，2010年底，中国股票与国民总收入的比率为65.8%，占国内金融资产的比率为16.3%；而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三者之和与国民总收入的比率为38.4%，占国内金融资产的比率为9.5%。

第5篇：金融年中总结范文

此前一些研究认为，过去几年中国非金融部门的总债务规模快速膨胀，余额已超过100万亿元（不同的报告估计结果在105万亿元至120万亿元之间），与此同时，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从2008年的124%迅速上涨到200%左右（不同的报告估计结果在190%至220%之间）。

有些研究还估算了各部门的债务负担情况。其计算逻辑是先分别估算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债务规模，然后从总量中扣除，最后得到企业部门负债总额。按此估算，居民部门、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债务余额，分别为18万亿元，30万亿元和60万亿元左右，与GDP之比分别为35%、65%和125%左右（不同研究的估算结果有差异，不过结论大体相同）。

研究者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其一，在总量上中国债务与GDP比重偏高。信贷投放所带来的GDP增长渐趋微弱，意味着债务偿付能力有恶化的迹象。其二，抛开地方政府债务不论，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水平也远高于一般国家，已达到不可持续的程度，具有相当的脆弱性。有鉴于此，金融风险预期上升，“唱空中国”再次甚嚣尘上。 风险严重程度被高估

上述研究关注到了近几年中国债务迅速膨胀的事实，并及时进行了风险警示。但由于其侧重债务负担的分析方法存在局限，很可能高估了风险的严重程度，进而做出了不恰当的前景判断。

第一，仅凭债务估算来进行风险判断是片面的。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部门层面的研究，资产负债分析应同时涉及资产和负债两端，仅考虑债务总量，显然不能准确评估真实的偿付风险。

第二，相关研究也缺乏对期限错配状况和资金供给面的分析。从现有的理论文献来看，高负债引发金融风险的路径大致包括期限错配、货币错配以及资本结构错配等几个方面，其中，期限错配最为重要。

资源跨期配置本是金融的基本功能，所以期限错配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错配的程度与经济主体的承受能力是否一致。如果经济主体的盈利足以覆盖到期债务本息，抑或即使经济主体盈利能力下滑，但仍可以较容易地进行债务展期，那么，较高的债务规模，甚至较大的期限错配敞口都不一定会引发风险。在后一种情形中，资金供给面状况至关重要。从目前看，内部较高的储蓄率以及对外的净债权，是中国有别于当前债务危机国最根本的差异，这也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第三，现有债务总量估算方法本身存在缺陷，估算结果与风险程度不存在密切关联，进而也无法提供明确的政策建议。目前，有关负债总量的计算方法，多是将不同债务工具直接加总得到，并未区分这些债务工具的发行主体，以及这些主体相互之间存在金融交易的可能。不难看出，一国债务总量会高度依赖其金融结构（部门债务结构则与经济发展模式高度相关），一般说来，金融交易越复杂，估算出的债务规模会越大。而也正因为此，作为国家资产、负债分析开创者之一的Goldsmith，曾将基于这种总量估算得出的金融相关比率，作为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当然，该指标的有效性存在争议）。

从实际来看，不同国家的债务规模（无论是总体层面还是部门结构层面）有很大的差异。根据OECD的统计，用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数据简单比较可以发现，三个发展程度相似的国家，债务总量和结构有明显的不同。

从总量看，2012年末，非金融部门债务（不含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股票和权益）与GDP之比最高的是日本，为468%；最低的是德国，为253%；美国居中，为306%。分部门看，美国的非金融部门中，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债务规模比较接近，与GDP的比重分别为110%、110%和85.7%；日本分别为238%、151%和78%；德国则为89%、105%和59%。如此明显数据差异，使我们很难推断出能反映债务可持续性的临界水平，是债务总量还是分部门的结构均是如此。

第四，具体到中国债务估测的各种研究，除总量估算方法的缺陷外，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强调。

其一，由于严格的金融管制（包括金融许可监管与2010年以后的贷款额度管控，等等），中国的融资过程比一般国家要更为复杂。

比如，金融管制禁止一般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直接借贷活动，而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金融中介；贷款额度限制，使银行需要借助某些“通道”，通过多次交易，方能完成一笔融资；融资便利的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融入资金，然后再通过委托贷款或其他方式，以更高的利率向其他企业融出进行套利，等等。伴随融资过程的复杂化，简单加总的债务规模会比实体经济总量扩张得更快。但显然，这种相对更快的扩张不必然意味着债务风险的增大，因为债务总量估算中包含有大量重复计算部分。

其二，一些研究的估算中还包含了不恰当的项目，如权益性融资（包括股票发行和PE投资等），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其他一些银行表外项目，等等。

具体来说，权益性融资与偿付风险往往呈反向变化关系（因其可改善企业资本结构的错配），将其纳入债务总量考察显然不合情理。而至于未贴现承兑票据等表外工具的迅速膨胀，很多是因为银行利用票据“空转”来改善其监管指标，与实体经济无直接关联，且也不构成企业真实的债务偿付负担。这些交易，在总量上虽然导致了债务规模的扩张，但却并未新增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投入，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债务总量与GDP比重过快上升，单位信贷规模所带来的GDP下降等现象。

现有基于总量估算的研究，由于视角和方法所存在的局限，很有可能高估了中国目前债务的总量。而且，在没有充分考虑债务总量和结构与一国金融、经济结构的关联性的情况下，做出了过度悲观的判断，无论从理论还是各国的实践，都难得到有力支持。 基于企业数据的微观分析

鉴于总量估算可能存在的种种缺陷，我们试图从相对微观的角度来考察债务风险的情况，并选取非金融企业部门作为考察对象。

因为目前有关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讨论已很充分，考虑到其较强的资源控制和债务重组能力，中短期内应不会有太严重的风险暴露。之前的一些研究特别指出，“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是成熟经济体的2倍以上（该结论与OECD统计的实际数据不符），考虑到其较低的利润率，其债务负担率将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到4倍，已然面临不可持续的风险。”

我们将债务风险分析的重点集中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并因数据可得性问题，主要分析上市企业的情况。利用2000年至2012年的非金融上市企业数据，可以看到几点基本事实。

第一，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水平总体不高，近年来呈现稳步下降趋势。

对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分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在40%至50%的区间内波动，平均资产负债率最高值仅为54%，绝大多数年度中平均资产负债率低于50%。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较低水平。2012年底，非金融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仅为42%，为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

第二，从债务种类看，银行借款在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中比重不断降低，企业债务资金来源多元化程度提高。

以非金融上市公司为例，2000年至2005年间，银行借款在债务中平均占比超过50%。2005年以后，银行借款在债务中平均占比降至50%以下。至2012年底，银行借款在非金融上市公司债务中平均占比仅为39%。这与近年来我国债务工具不断增多的发展态势相吻合，特别是债券市场的迅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渠道。债务融资渠道的多元化降低了企业对特定债务融资工具的依赖程度，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企业的债务风险。

第三，从期限结构上看，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呈现长期化趋势，短期偿债风险有所降低。

2000年至2008年间，非金融上市公司平均流动负债比率维持在86%以上的高水平，2008年达到88%。但是，自2009年开始，非金融上市公司平均流动负债比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降至85%，至2012年进一步下降至83%。

从企业借款的期限结构来看，情况同样如此。2000年至2012年间，非金融上市公司短期借款在借款总额中平均比重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在2006年达到68%的高点，自2007年开始不断下降。至2012年底，非金融上市公司短期借款在借款总额中平均占比为63%。与短期债务相比，长期债务使得企业能够在较长时间内使用资金，避免了短期经营波动可能对企业偿债产生的影响，从而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短期偿债风险。从这个角度来看，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的长期化对于降低其债务风险具有积极作用。

第四，分行业来看，不同行业的债务特征存在一定差异，但多数行业债务风险并不高，且近年来有所下降。

对于资产负债率而言，建筑业、房地产业、电力煤气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但也不到70%，信息技术业、传播和文化产业、社会服务业等行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相对较低；在时间趋势上，2000年以来，除房地产业、建筑业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在近年来有所上升以外，其他绝大多数行业均呈现下降趋势。

对于债务种类而言，2012年底，电力煤气业的借款在债务中平均比重接近60%，其他行业这一比重均在50%以下，而且所有行业的借款在债务中平均比重近年来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从债务期限结构上看，信息技术业、批发零售业、农林牧渔业、传播文化业等行业流动负债比率相对较高，2012年底，这些行业平均流动负债比率超过或接近90%，且近年来下降趋势不明显，短期偿债风险相对较高；除此之外的其他行业的流动负债比率近年来下降趋势则比较明显。

第五，从债务偿付能力考虑，企业的盈利能力没有系统恶化趋势，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2000年以来，上市公司平均ROA达到7.3%，盈利状况良好。2007年以后上市公司平均ROA明显高于前期，2012年达到9.1%，维持在较高水平。从ROE来看，2000年以来，上市公司平均ROE达到9.7%，同样维持在较高水平。

上市公司平均ROE自2007年以来有明显下降，2012年为6.7%，与2011年的11.5%相比大幅下降，不及2007年的一半，与ROA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这种背离可能与近年来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的下降有关。

总体上看，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并不严重，也无显著恶化的迹象。这种风险还不足以上升到系统性程度，不宜过度夸张。较之日本企业部门曾经发生的“资产负债表式衰退”，中国或许还有很远的距离。 债务风险控制建议

根据目前可得的数据，还很难推断出中国债务风险即将大规模爆发的结论。从所处发展阶段看，只要应对得当，潜在的问题仍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得到妥善解决。

第一，不应过度夸大目前的债务风险。

对债务总量短期内的迅速膨胀及其可能产生的风险，应保持高度警惕，并应采取及时的措施防范资产泡沫的扩大。但也不宜过度悲观，以致在关键时期做出错误的政策判断。在我们看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展开，部分企业盈利能力下滑、部分行业和地区金融风险上升等，都属于正常现象，不能与系统性债务风险混为一谈。

在发展仍有空间、改革和结构调整仍需深入的阶段，未来的重点不应在过于严格的债务紧缩和限制，而在于根据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优化资金使用的结构与效率，合理调整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长期来看，债务资金使用效率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债务规模本身并非至关重要。

第二，加快金融市场发展，推动金融结构优化。

债务的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债务主体的偿付能力，在很多时候还取决于资金的持续供给情况。从目前看，中国经济高储蓄的特征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这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债务可持续的基础条件依然存在。

当然，由于中国金融结构过度依赖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导致在资金供求的结构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期性资金需求与相对短期的银行信贷资金之间存在较严重的期限错配。对此，需要在未来逐步化解，这其中，加快金融市场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发展长期债务工具以及股权融资市场，来优化金融结构，以降低期限和资本结构错配的风险。

第三，优化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效率。

前文述及，债务规模的高低与一国金融的复杂程度有较大关系，过去几年中快速膨胀的债务，有相当部分是因为融资过程的复杂化所致。这种复杂化，并非金融需求的多元化使然，更多是因为中国金融监管的扭曲所致。

这些看似复杂的套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金融层面的“自循环”，削弱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联系，甚至可能给实体经济造成相当负面的影响，如抽离了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存在引发资产泡沫的隐患，等等，需要加以重视。

核心的举措，在于有序优化现有的监管体系，一是尽量简化监管举措，避免不同监管指标之间的冲突，形成监管套利空间；二是加强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建立和完善跨部门的监管机制，以统一监管标准，弥补监管空白；三是应稳步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放松对数量方面的管制，为金融市场化深入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四是应继续强化资本监管，推动银行风险管理体制的完善，继续提高风险抵补能力。

最后，应适度提高风险容忍度，在促进融资效率的同时，提高金融体系自身的弹性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第6篇：金融年中总结范文

一、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比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对金融资产的分类，金融资产的类型主要有通货和存款、非股票证券、贷款、股票和其他股权、保险技术准备金、金融衍生产品、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以及其他应收／应付账款。按照IMF的分类，从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角度出发，各国一般将家庭金融资产分为通货和存款、非股票证券(主要是各类债券)、股票和其他股权、保险储备金(人寿养老储备和养老基金储备)等主要大类。

(一)各国家庭金融资产的结构

1　美国

1999年，美国家庭持有金融资产35.3万亿美元，其中：通货和存款占9.6％；各类债券占9.5％；信托投资占10.9％；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37.3％；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30.5％：其他占2.2％。2008年，美国家庭持有金融资产40.8万亿美元，其中：通货和存款占15％；各类债券占9.2％；信托投资占11.8％l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31.9％；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28％；其他占4％(数据来源：FRB.Flow Of Funds Account1999，2008)。

可见，无论是1999年，还是2008年，股票和股权都是美国家庭最重要的金融资产，这充分显示了美国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的特点。在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系统中，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着重要的作用，金融创新加强了金融系统的市场导向，市场比银行更重要。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股票和股权在美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的比例有所下降，2008年比1999年下降了5.4个百分点。在美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排在第二位的是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这显示了美国家庭对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其他政府退休计划将不足以支付他们退休后的消费的担心。养老金的缴费和资产收益免税也是其在美国家庭金融资产中比例很高的原因。通货及存款在美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的排位由1999年的第四位上升到2008年的第三位，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通货及存款在美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的比例有所上升，2008年比1999年上升了5.4个百分点。

2　英国

1999年，英国家庭持有金融资产2.9万亿英镑，其中：通货和存款占20.7％；各类债券占1.5％；信托投资占5.O％；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17.2％；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52.3％；其他占3.3％。2008年，英国家庭持有金融资产3.7万亿英镑，其中：通货和存款占32.2％；各类债券占1.1％；信托投资占3.6％；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8.4％；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51.3％；其他占3.7％(数据来源：ONS，United Kingdom EconomicAccounts 1999，2008)。

可见，无论是1999年，还是2008年，在英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个人养老基金在英国非常普遍。与美国一样，英国养老基金的缴费和资产收益也是免税的，因而其在英国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例很高。通货及存款在英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的排在第二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发生后，通货及存款在英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的比例有所上升，2008年比1999年上升了11.5个百分点。股票和股权在英国家庭中排在第三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发生后，股票和股权在英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的比例有所下降，2008年比1999年下降了8.8个百分点。与美国一样，英国的金融系统同样是市场主导型的。在英国，金融市场历史悠久，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与美国相比，英国国内的银行业是高度集中的。因此，英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通货及存款所占的比例远远大于美国家庭，2008年英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通货及存款所占的比例为32.2％，而美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通货及存款所占的比例仅为15％。在英国，养老基金与保险公司比其他国家更为重要，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大量资金投资于股票。英国家庭直接持股的比例虽然不高，但通过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的间接持股的比例非常高。

3.日本

1999年，日本家庭持有金融资产1438万亿日元，其中：通货和存款占54％；各类债券占5.3％；信托投资占213％；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8.1％；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26.4％；其他占3.9％。2008年，日本家庭持有金融资产1433.5万亿日元，其中：通货和存款占55_2％；各类债券占3.1％；信托投资占3.3％；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6.1％；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28.0％；其他占4.3％(数据来源：Bank Of Japan.Flow Of Funds1999，2008)。

与美国和英国相比，日本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结构大不相同。通货及存款占到家庭全部金融资产的50％以上，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股票和股权排在第三位。这充分显示了日本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特点。日本虽有成熟的金融市场，但集中性的银行系统一直控制着资源的配置。

4　德国

1999年，德国家庭持有金融资产7.0万亿德国马克(合3.58万亿欧元)，其中：通货和存款占35.2％；各类债券占1.1％；信托投资占10.5％；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16.8％；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26.4％；其他占1.1％。2008年，德国家庭持有金融资产4.4万亿欧元，其中：通货和存款占39.5％；各类债券占6.9％；信托投资占11.3％；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7.8％；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28.6％；其他占5.9％。

德国家庭金融资产的结构与日本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结构有相似之处。通货及存款占到家庭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排在第一位，但低于日本；排在第二位的是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股票和股权在1999年排在第三位，而2008年则排在了第四位。与日本一样，德国的金融系统也属于银行主导型；但与日本不同的是，德国的金融市场并不发达，家庭很少直接参与金融市场的交易。

5.法国

1999年，法国家庭持有金融

资产21.5万亿法国法郎(合3.28万亿欧元)，其中：通货和存款占25.3％；各类债券占1.8％；信托投资占8.7％；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39.7％；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20.6％；其他占3.9％。2008年，法国家庭持有金融资产3.5万亿欧元，其中：通货和存款占31％；各类债券占1.8％；信托投资占7.8％；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14.3％；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39.8％；其他占5.2％(Banque de France，Financial Ac-Counts 1999，2008)。

与1999年相比，2008年法国家庭金融资产的结构变化很大。1999年，法国家庭金融资产构成中，股票和股权排在第一位，通货及存款排在第二位，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排在第三位；而2008年，法国家庭金融资产构成中，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排在第一位，通货及存款排在第二位，股票和股权排在第三位。法国与德国的情况非常相似，法国的银行在历史上处于主宰地位，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政府由于在不同时期内直接拥有主要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所有权，因而在金融系统中的地位较其他几个国家的政府重要的多。但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主动改革金融系统并大力发展金融市场，1999年股票和股权占家庭金融资产的39.7％。而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发生后，股票和股权在法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的比例大幅下降，2008年比1999年下降了25.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在法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的排位由1999年的第三位上升到2008年的第一位，2008年比1999年上升了19.2个百分点；通货及存款在法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的比例有所上升，2008年比1999年上升了5.7个百分点。

(二)各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特点和变化

第一，以上数据显示，各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呈现多样化。在各国家庭金融资产的构成中，既包括了风险低、期限短的资产，如存款、政府债券等；也包括了风险高、期限长的资产，如股票和股权等。以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为特点的美国和英国，家庭金融资产中高风险金融资产的占比相对较高；而以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为特点的日本、德国和法国，家庭金融资产中低风险金融资产的占比相对较高。 第二，金融市场越发达，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越大。如果以家庭金融资产与GDP的比值度量家庭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各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与GDP的比值如表1所示。表1中显示，美国与日本的家庭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高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导致各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有所下降，与1999年相比，2008年法国和美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下降较大，而德国、日本和英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下降较小。可见，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的大小与一国的金融系统的类型相关性不大，但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

第三，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对低风险金融资产的选择。2008年与1999年相比，上述各国家庭持有金融资产构成中，通货及存款这样的低风险资产在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其中：美国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9.6％上升到2008年的15％；日本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54％上升到2008年的55.2％；英国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20.7％上升到2008年的322％；德国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35.2％A：升到2008年的39.5％；法国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25.3％上升到2008年的31％。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对低风险金融资产的选择。

第四，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对高风险金融资产的选择。股票和股权这样的高风险金融资产在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下降幅度较大。其中：美国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37.3％下降到2008年的31.9％：日本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8.1％下降到2008年的6.1％；英国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17.2％下降到2008年的8.4％；德国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16.8％下降到2008年的7.8％；法国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39.7％下降到2008年的14.3％。从这组数据也可以看出，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高风险金融资产的占比下降幅度小。

第五，在这些国家的家庭金融资产中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资产都占有较高的比重。1999年，英国家庭的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例排在第一位，高达52.3％；美国、日本、德国家庭的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例都排在第二位，分别为30.5％、26.4％和26.4％；法国家庭的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例排在第三位，达到20.6％。2008年，英国和法国家庭的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例都排在第一位，分别为51.2％和39.8％；美国、日本、德国家庭的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例都排在第二位，分别为28％、28％和28.6％。

二、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的结构

中国家庭各类金融资产的存量和总量如表2所示。表2中数据显示，到2006年末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总量已达到243385.1亿元，其中，通货和存款余额为198025.6亿元，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81.36％；债券余额为6944亿元，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2.85％；股票余额为13675.5亿元，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5.62％；保险准备金余额为22679.9亿元，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9.32％。[在《中国居民金融资产增长和金融结构》(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6月)一文。)

根据宋光辉、柴曼莹(2003)估算，1978年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总量为384.4亿元，从1978年起到1988年，平均每年增长约33％，十年增长了16倍；1988年家庭金融资产总量达到6600.4亿元，从1988年起到1996年，八年增长了近7倍，平均每年增长约30％，1996年家庭金融资产总量达到52427.8亿元。根据本文的估算，1997年家庭金融资产总量达到66226.59亿元，从1997年起到2006年，九年增长了近14倍，平均每年增长约15.58

％，其中：通货和存款增长了14.48％，债券增长了48.60％，股票增长了12.19％，保险准备金增长了33.37％。可见，从1978年起到1988年，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总量高速增长；从1988年起到1996年，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总量依然保持了高速增长；但1997年之后，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总量的增长速度较之前有明显的下降。

表2中数据显示出，其一是中国家庭金融资产中，通货和存款位列第一，1997年到2006年通货和存款余额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均高于80％，年均达到了83.94％，其中2004年和2005年存款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比例均为72％(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查统计司)。存款仍然是我国家庭最主要的金融资产。其二，1997年到2006年保险资产余额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逐年上升，年均占比5.44％。2003年之后，保险资产余额在中国家庭金融资产中排在第二，超过了股票在中国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占比。其三，家庭股票余额在中国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占比波动较大，2003年之前排在第二，2003年之后排在第三，年均占比6.97％。其四，债券在中国家庭金融资产中排在第四，年均占比3.35％，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比例最低。

三、我国与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比较

表3中显示了各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占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与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相比，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通货和存款的占比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从通货和存款的占比看，日本最高，2008年为55.2％。尽管我国家庭持有的通货和存款占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逐年下降，但2006年仍然高达81.36％。

第二，保险准备金的占比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从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的占比看，2008年日本、美国、德国相对英国和法国较低，但也接近30％。尽管我国家庭持有的保险准备金占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逐年上升，但2006年只达到9.32％，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三，股票和股权的占比偏低。从股票和股权的占比看，日本最低，2008年为6.1％。1997年至2006年，我国家庭持有的股票和股权占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最高为7.98％。最低为5.49，与日本接近。

第四，债券的占比较低。从债券的占比看，英国最低，2008年为1.1％。1997年至2006年，我国家庭持有的债券占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最高为4.33％，最低为0.76，平均为3.35％，低于美国和德国，高于英国和法国，与日本接近。

四、对改善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启示及建议

(一)藏富于民，提高我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

1997年至2006年，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量逐年上升，从1997年的66226.59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243385.1亿元，年均增长15.57％；GDP从1997年的78973.00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211923.50亿元，年均增长11.62％；家庭金融资产占GDP的比值从1997年的0.84上升到2006年的1.15，年平均值为1.06(家庭金融资产数据来自表1，GDP为名义GDP，GDP数据来自国研网数据库)。同期美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量从1997年的27537.7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48024.8亿元，年均增长6.71％，；GDP从1997年的8332.35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13398.93亿美元，年均增长5.43％；家庭金融资产占GDP的比值1997年至2006年的年平均值为3.34(家庭金融资产数据来自FRB，Flow of FundsAccount 2003，2009，GDP为名义GDP，GDP数据来自国研网数据库)。

可见，美国家庭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远远高于我国。通过对美、日、英、法、德这五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的比较分析发现，德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最小，1999年和2008年分别为1.79倍和1.76倍，但也高于我国。虽然随着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程度日益增加，但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仍然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67万亿元人民币，从世界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德国、英国和法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三位，显示了我国经济实力的巨大提升。1998年到2007年，政府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6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37％，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7.57％(数据来源：根据国研网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计算而来)。政府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GDP的增幅，也远高于居民收入增幅，可见家庭收入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因此，虽然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但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富民穷”的迹象。在这种国民收入分配的状况下，加之我国金融发展的水平低、金融系统不完善、金融市场不发达，使得我国家庭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不仅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也低于英国、法国和德国。提高我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一方面必须还富于民，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工作目标，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必须提高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完善金融系统、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从而提高家庭的财产性收入。

(二)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降低家庭持有的通货和存款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

金融资产结构的演进反映了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既是金融系统选择的结果，也是金融市场发展的结果。美国、英国的金融系统是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系统，在这种金融系统中，金融市场非常发达，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等金融工具进行直接融资的比率很高。因而家庭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债券的比例相对较高。日本、德国的金融系统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在这种金融系统中，通过商业银行进行间接融资的比率很高，家庭持有的存款的比例相对较高。我国的金融系统为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金融市场不发达，间接融资的比例非常高。1978年以前，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基本上是通货和存款。根据宋光辉、柴曼莹(2003)估算，1978年我国家庭金融资产中，通

货比重为45.2％，存款比重为54.8％。1981年财政部首次发行了48.66亿元无记名国库券，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开始了多元化发展的步伐。之后，随着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的种类不断丰富，通货、存款、债券、股票及保险产品为家庭提供了多元化的金融资产选择。然而，家庭持有的通货和存款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却依然高达80％以上，尽管通货比重已经大幅下降，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10.1％和9.7％，但存款比重仍高达72％。金融体制改革三十年来，银行系统依然绝对控制着我国的资金配置，2008年我国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的融资中，贷款融资83.1％，股票融资6.1％，企业债券融资9.1％，国债融资1.7％，间接融资比重过大，家庭投资受到约束，银行系统面临巨大的风险(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只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系统结构，大力发展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提升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度，才能降低我国家庭持有的通货和存款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真正实现家庭金融资产的多元化配置，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

以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为特点的日本、德国和法国，家庭金融资产中低风险金融资产的占比比美国和英国高，我国的金融系统与日本、德国和法国一样，都属于银行主导型，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中低风险金融资产占比非常高。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家庭可以选择的低风险金融资产很少，投资低风险资产的渠道匮乏，常出现国债发行时居民半夜排队购买国债的现象，信托产品的抢购现象时有发生。在金融市场上缺乏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匹配较好的金融产品的情况下，家庭在对利率水平认可度有所降低的前提下仍然选择储蓄存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低风险的金融资产难以满足家庭的投资需求，家庭苦于缺乏投资渠道，只好被动储蓄，导致我国家庭金融资产中存款的比重居高不下。进行金融产品的创新是改善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结构的必要条件。只有金融市场上能够提供符合中国国情、品种多样的金融产品，才能使不同的家庭通过金融市场获得适合自身的金融资产。

(三)推动保险产品的创新，提高家庭金融资产中保险资产所占的比重

由于保险不仅具有风险保障功能，同时具有储蓄、投资等功能，因而成为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英国和法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最高的是保险资产，美国、日本、德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保险资产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家庭金融资产中，保险资产所占的比重大大低于上述发达国家。参照发达国家的情况，我国家庭金融资产中保险资产的比重仍有巨大的上升空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家庭面临着未来收人与支出的不确定性。保险公司要以家庭对保险产品的需求为导向，不断拓宽保险产品和保险服务的发展空间，推出满足各类家庭的需求的保险产品，满足家庭购买保险产品的不同偏好。

(四)保持股票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系统性风险指处于同一市场中的所有证券共同面临的、由整个经济或政治形势的变化所造成的风险。对于系统性风险，家庭是无法规避的。统计数据显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全球主要股指年跌幅均超过30％。在全球主要股市涨跌排名中，中国以超过60％的跌幅排名全球第三。可见，我国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大大超过了金融市场发达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投资者面临的系统性风险非常高。

居民的储蓄意愿与存款利率的相关性不大，即使存款利率很低，居民的储蓄意愿依然强烈。居民投资股票和基金等风险资产的意愿受股票市场的行情的影响较大。在股票市场行情高涨的时候，居民的储蓄意愿降低，而在在股票市场行情低迷的时候，居民的储蓄意愿增强。2003年第三季度，上证综合指数1220.58，1年期存款利率1.98％，从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看，有67.7％的储户认为“储蓄存款”是其最主要的金融资产；有5.9％的储户认为“股票”是其最主要的金融资产，创历史新低；有3.1％的储户认为“基金”是其最主要的金融资产。2006年第四季度上证综合指数2900.85，1年期存款利率2.52％，居民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结构发生变化，选择“储蓄存款”为最主要金融资产的居民人数占比为65.8％。选择“基金”的人数占比升至10％，并成为居民家庭除储蓄存款外拥有最多的金融资产。2007年第三季度上证综合指数4315.53，1年期存款利率3.87％，城镇居民基金投资热情连续六个季度刷新历史记录，第三季度居民对基金的投资偏好明显高于股票。反映储蓄存款为家庭拥有最主要金融资产的居民占比一降再降，从2006年1季度的70.4％降至本季度的50.4％，短短两年下降20个百分点，而股票和基金占比同期却提高27.5个百分点。2008年第三季度上证综合指数2062.36点，1年期存款利率4.14％，股市持续低迷，居民投资意愿下降，银行储蓄再次成为居民的首选。

可见，我国股票市场的波动对居民风险资产的投资意愿影响很大。而高系统风险的存在使我国家庭遭受巨大的系统风险，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损失，导致我国家庭股票余额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占比波动较大，不利于提高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我国股票市场仍然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投资者结构以中小投资者为主，投资者缺少系统的证券投资知识和经验，风险意识不强，承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必须保持股票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完善股票市场的机制，加强对中小投资者保护和对市场的监管，降低系统风险，使我国家庭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分享到我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投资回报。同时，应该大力发展机构证券投资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像英国、美国等国家一样，家庭可以通过持有基金和保险产品间接持有股票。

(五)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增加家庭参与债券市场的机会

我国的债券市场主要由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组成。债券交易品种主要是国债和金融债，还有少量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公司债、可转换公司债、可分离交易公司债和资产支持证券。2007年我国债券市场各类债券发行总额为39336.8亿元，其中：新增国债21883.2亿元，占新发行债券总额的55.63％；新增金融债11904.6亿元，占新发行债券总额的30.26％；新增其他债共占新发行债券总额的14.1 1％。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证券投资基金、信用社等。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参与者主要包括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证券投资基金、信托投资公司、其他非金融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交易所债券市场交易品种主要是国债和企业债，还有少量可转换公司债和资产证券化产品。虽然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商业银行的柜台(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延伸)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从事债券买卖，但个人投资者债券持有量很少，且可参与交易的债券品种有限。2006年我国债券市场各类债券发行总额为25789.4亿元，家庭持有债券新增410亿元，只占新发行债券总额的1.59％。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相比，我国家庭债券市场的参与度较低。家庭金融资产的合理配置离不开债券市场的发展，必须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增加家庭参与债券市场的机会。

第7篇：金融年中总结范文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实证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四川是西部大省，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的经济增长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84.61亿元的增长到2010年的16898.6亿元，增长了约91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金融也在快速发展，金融体系逐渐完善，金融工具日渐丰富。在中央启动第二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设立成渝经济区的战略规划后，四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发挥金融的作用，推动四川经济进一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国学术界从上世纪90年代起，逐渐开始了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但研究视角多集中于全国范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鉴于我国处于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格局，针对单一省份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将针对四川省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展开研究，以期能为促进四川经济增长及金融发展提出适当的政策措施建议。

二、现有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逐渐得到重视，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格利和箫、戈德史密斯等的金融发展理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理论，赫尔曼和斯蒂格利茨等的金融约束理论等；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实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热潮，代表人物是King和Lvine（1993）、Singh（1997）以及Rousseau和Wachtel（1998）等；这些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出现，既丰富了经济学的内容，又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借鉴。

1969年，现代比较金融学之父戈德史密斯运用统计数据，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作了横向的国际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其主要结论为：从长期看，各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大多存在着平行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某些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也许会给经济带来消极影响，所以，从理论上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难以确定的。麦金农和肖（1973）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提出了金融压抑与金融深化理论，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纳入研究体系之中，他们认为金融深化既可促进经济增长，也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卢卡斯（1988）认为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被夸大了。King和Lvine（1993）在戈德斯密斯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更多的数据和指标进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结论表明，金融发展决定经济增长，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开始了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谈儒勇（1999）选取了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季度资料，分别对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金融中介发展与股票市场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其结论为：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金融中介(特别是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我国股票市场和金融中介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

王志强、孙刚（2003）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角度分别选取了指标来衡量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并加入了三个控制变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和物价水平，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其检验结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结构比率和储蓄与贷款之比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以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结构比率和储蓄与贷款之比衡量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同时，经济增长又推动了金融的全面发展。

王志虎（2010）年利用1991—2009年间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发展单向引起经济增长，且金融发展显著地正向影响经济增长率，但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显著为负，总体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显著；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效率过低，不利于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冉光和、李敬、熊德平和温涛（2006）选择各省国有银行贷款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衡量经济增长，引入各省资本形成总额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各省通货膨胀率指标作为控制标量，实证研究西部和东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得出如下结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水平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而无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水平既有双向长期因果关系，也有双向短期因果关系。

赵新伟（2010）用选择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FAE（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作为衡量金融中介效率的指标、FMD（乡镇企业、私营部门和个体经营户所得信贷之和与总信贷之比）作为衡量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指标，选取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对陕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金融相关比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金融中介效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二者并不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金融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其中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后两者。

第8篇：金融年中总结范文

[关键词]农村财政；农村金融；农村劳动力结构；农村经济；向量自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80（2011）10-

一、总量快速上涨与增长率稳步下降的现实矛盾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国家财政支农总额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4899.5亿元，增长了32倍，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从1981年的250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30678.4亿元，增长了122倍。而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从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9年的5153元，增长了38倍。随着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村信贷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农村贷款总额从1978年的181.81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30652亿元，增长了168倍。从绝对数来看，政府支农力度、农村信贷资金投入不断加大，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取得大幅增长。但从增长率来看（如图1），自1981年以来，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基本维持在8%～10%左右，只有1991、1992、1998年突破了10%；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1984年最高值30%下降到2000年的20%，一直降到2010年的13%，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而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也呈现阶段性下降的趋势，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增长面临一定的困难。

图1 1978-2010年我国政府支农比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增长率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是1978—1984年，年均增长率为17.7%；1985年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开始放缓，增长率由1985年的7.8%下降到1989年的-1.6%；1990—2000年的十年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倒U”型增长率曲线，增长率由1990年的2%上升到1996年时的9%，此后又下降到2000年的2.1%；随着近年来中央对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出现持续性增长，增长率稳定上升，由2001年的4.2%上升到2010年的10.9%。从图1也可以看出，政府支农行为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阶段性背离”趋势，在政府支农比重不断下降的年份（1990年以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在上升，而在政府支农比重较大的年份（1990年以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却激剧下降。那么，政府支农力度到底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农村信贷资金到底以何种途径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基于这些疑问，本文试图探讨政府支农力度和农村金融发展与我国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为了全面分析我国农村政府支农力度、金融发展状况和劳动力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选用下面4组指标进行深入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78-2010）》和《中国金融年鉴（1989-2010）》：

1.反映政府财政支农力度的指标。政府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将金融资产财政化或者通过政策支持让金融资产向农村产业倾斜，从而影响金融绩效；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出、转移支付力度和固定资产投资等途径直接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通过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Finance,%)、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之比(记为Invest,%)两个指标来反映政府行为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

1.反映农村金融发展的指标。（1）农村金融规模指标（Scale）。反映金融体系发展规模的指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率指标（FIR），一个是麦金农提出的货币存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常简化为存款余额与贷款余额之和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但由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不发达、农村金融数据的缺乏等原因致使金融相关率指标无法得以体现，所以我们选用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之比来反映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之所以没有选用农村存款余额与贷款余额之和，主要是因为农村贷款余额更能体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2）农村金融结构指标(Structure)。随着我国农村及城镇工业化迅速发展，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用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村贷款余额之比反映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3）农村金融效率指标(Efficiency)。贷款与储蓄之比描述了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可以显示农村金融机构服务农村经济的效率，因此用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村存款余额之比表示农村金融的效率指标。其中农村存款余额为农户储藏存款余额与农业存款余额之和，农村贷款余额为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业贷款余额之和，单位均为亿元。

3.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农村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刻画，分别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Income，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Production，亿元）和粮食总产量（Grain,万吨）。

4.劳动力结构指标。农村结构的变化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用非农从业人员(万人)与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万人)之比（Labor,%）来反映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三、实证分析及结论

本文所有的实证分析均借助于时间序列分析软件Eviews6.0完成。由于变量的对数化处理不影响变量的平稳性和协整分析，而且对数化一方面可以变指数趋势为线性趋势，另一方面可减少数据的激剧波动，减小数据的异方差的影响，因此，本文的所有数据均取其对数值，分别记为lnincome、lnproduction、lngrain、lnfinance、lninvest、lnlabor、lnscale、lnstructure、lnefficiency。然后再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如表1：

表1 基于最大特征值统计量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注：①迹检验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5个协整方程②*表示迹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基于最大特征值统计量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反映农村金融发展、政府支农行为与农村经济增长的九个变量的一阶单整序列之间存在5个协整向量，他们之间可以建立VAR模型。

3.建立VAR模型

（1）VAR模型定阶。VAR模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滞后阶数的确定，因此必须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滞后长度准则给出了五种判断方法，五种评价准则给出了各自的最优滞后阶数，并以*表示，各种准则不一致时，以多数较为合理。

注： * 表示该准则选择的最优滞后期

表2检验结果显示，5个评价统计量都认为滞后阶数为2的VAR模型较为合理，因此建立VAR（2）模型。

（2）VAR模型构建与稳定性检验。确定了VAR模型的阶数之后，可以建立如下九维向量自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政府支农行为、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与农村经济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VAR(2)模型表达式如下：

为了进一步检验VAR（2）模型的稳定性，可以运用VAR根图来检验。如果被估计的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则模型是稳定的。VAR根图来检验结果如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18个特征方程根的倒数值明显在单位圆内部，表明VAR（2）模型具有稳定性，说明我们所建立的由政府支农力度、农村金融发展、农村劳动力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所构成的经济系统具有稳定性。

图2 VAR(2)模型的根图稳定性检验

（3）实证结论分析。根据所建立的VAR(2)模型，可以得到如下一些结论：

①政府财政支农行为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的滞后1期值和滞后2期值lnfinance（t-1)、lnfinance（t-2)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粮食总产量Lngrain均产生负向影响，但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产生正向影响。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的滞后1期值lninvest（-1）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粮食总产量Lngrain均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1420、0.3471、0.1664；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的滞后2期值lninvest（-2）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粮食总产量Lngrain均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2637、0.3351、0.3183。

②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农村金融规模指标的滞后1期值lnscale(t-1)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粮食总产量Lngrain均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837、0.5291、0.2035；农村金融规模指标的滞后2期值对lnscale(t-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粮食总产量Lngrain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2538、0.1434、0.2990。农村金融结构指标的滞后1期值lnstructure(t-1)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0395、0.2853，对粮食总产量Lngrain产生负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1795；农村金融结构指标的滞后2期值lnstructure(t-2)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1222、0.1652，对粮食总产量Lngrain产生负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1362；农村金融效率指标的滞后1期值lnefficiency(t-1)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粮食总产量Lngrain均产生负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3070、-0.8064、-0.2993；农村金融效率指标的滞后2期值lnefficiency(t-2)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粮食总产量Lngrain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3046、0.1816、0.4328。

③农村劳动力结构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劳动力结构的滞后1期值Lnlabor(t-1)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产生正向影响、对粮食总产量Lngrain产生负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723、0.2030、-0.2105。劳动力结构的滞后2期值Lnlabor(t-2)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粮食总产量Lngrain均产生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都很小。可以得出农村劳动力结构对农村经济影响是：对粮食总产量产生最大的负向影响，表明农村劳动力结构中非农从业人员越多越不利于粮食产量的提高；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产生较大的正向影响、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产生较小的正向影响，表明非农从业人员的增多有利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

四、结论与建议

从国家财政支农力度来看，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在逐步减弱。因此，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直接投资，特别是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引导循环经济、低碳农业经济等产业的发展，加强对农村产业结构的引导，创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应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政府应对农村金融系统实施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扶持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应对信用危机；建立农业贷款收益补偿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以调动农村金融机构放贷的积极性；建立合理的农村信贷管理激励与约束制度，引导农村资金回流。

从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来看，农村金融仍停留于规模水平和结构效应上，农村金融配置效率依然低下，表明我国金融机构在将农村储蓄就地转化为农村产业投资的效率上过于低下，农村资金的外流使得农村金融得到抑制。因此，我国应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形成一个以政策性金融为主导、合作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为主体、民间金融和外资金融为补充的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解决金融抑制问题，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创新农村金融制度，大力发展农村小额信贷、村镇银行、合作银行等微型金融，提高信贷资源的到达率与配置效率；提高农户融资效率，通过农户资金互助组织、农民贷款担保协会、小额信贷小组联保、农民合作组织、龙头企业与农户贷款担保协议等形式，提高农户的信贷需求满足率，降低农村金融风险。

从研究结论来看，尽管我国农村劳动力结构中非农从业人员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并没有促进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快速增长。因此，我国农村劳动力不应该只是向大城市转移，而应该将农村金融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相结合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应该更好地支持符合产业支撑、绿色环保、规划科学、可持续发展标准的县城和中心镇建设，更好地支持县域内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好地支持农村农业技能与培训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更好地支持信用好经营能力强的农民生产和消费活动，一方面发挥农村金融创造就业机会与提高就业人员素质的作用，另一方面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再就业。

[参考文献]

[1]张元红.当代农村金融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2]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温涛,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经济研究, 2005 (9):30-43.

[4]朱喜,李子奈.改革以来我国农村信贷的效率分析[J].管理世界,2006（7）:68-76.

第9篇：金融年中总结范文

一、中国货币宽松的背景近年来，为了应对经济增长乏力和缓解国内就业压力，欧美发达经济体周期性地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高速增长之后，处于潜在增速下行的阶段。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长期的高速增长且一次次避免经济危机，与中国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密不可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GDP)从21世纪初的35%左右上升到2015年的83%左右，伴随而来的是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发放年均约17%的货币增长率。由于中国的利率自由化是逐步推进的，因而货币供应量是衡量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重要指标。从图一1可以看出中国的货币供应量(M2)一直快速增长，1996年以来，其增长速度在大部分年份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占GDP的比例不断提高。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总体上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还将持续，流动性相对过剩是常态。

二、中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结构的数据特征   

(一)家庭金融资产总量整体偏低，非金融资产比重过大  

 2013年CHFS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平均而言，中国家庭总资产构成中住房资产占比最高，达到总资产的61.5%;  2015年中国家庭总资产中，房产占比高达69.2%，是美国的两倍多。这和人们对拥有房产的传统意识有关，也反映出中国家庭资产的流动性非常弱。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城市家庭资产配置中非金融资产的房地产分配不合理，按揭购房的付款机制使得房地产具有一定的杠杆效应，成为一种准金融产品被用来投资交易，远高于其本身的成本价格。住房贷款是我国城市居民家庭的一大负担，占据了绝大多数可支配收入，使得非金融资产比重过大，家庭金融资产总量整体偏低。蒲明}2010}、代艳花(2014) ,樊纲治(2015)考察了家庭住房投资的动机与保险动机之间的关系。正如企业一样，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家庭也面临着选择预防性措施来管理和规避家庭风险的问题。他们提出在家庭财产组合中投资住房可能像家庭储蓄一样是当前中国家庭防范风险自我保险的主要方式之一，其作用也类似于购买商业寿险以应对家庭面临的长期风险。   

(二)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的构成特征   

2013-2015年中国居民金融资产的构成如图一2所示，目前居民投资理财仍以储蓄存款、银行理财等传统金融产品为主，储蓄占比呈现出下滑的趋势。2005年光大银行发行理财产品以来，理财产品已经成为居民投资的首选，占居民金融资产的巧%以上，且近年来银行理财产品数量增幅远超过居民储蓄存款增幅。在刚性兑付潜规则打破前，投资银行理财产品风险相对较小，本金安全度较高。与此同时，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要高于存款利率，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银行理财产品是存款的一种替代。  

 (三)互联网时代家庭金融资产的变化   

2005年以来各种互联网金融产品相继问世，极大地丰富了居民可供投资的金融产品种类。为了考察互联网时代家庭金融资产的变化，本文用在线调查公司(问卷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数据收集。问卷调查的时间范围为2015年6}9月，总共发放问卷480份，排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样本总量为252份。在本次调查中，受访居民投资到互联网金融中的资金总值较低，投资到互联网金融中的总资金1万一5万元以下的占比最高，为32.96%，投资总资金5000元以下的占30.08%，投资总资金5万一10万元以下的居民占16.98%，投资总资金0.5万一1万元以下的占13.38%，投资总资金10万一50万元以下的居民占5.62%，投资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仅为0.96%。此外，对居民投入到互联网金融中的资金占总金融投资比例调查结果显示，居民投入到互联网金融中的资金占总金融投资的比例都偏低。居民参与到互联网金融投资中的资金在总金融投资中占比大多在40%以下。其中，投入到互联网金融中的资金占总金融投资比例5%以下的占32.08%。调查数据说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时间不长，居民对互联网金融持谨慎态度，这导致互联网金融理财只能作为银行理财产品的补充。  

 三、中国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存在的障碍和不足   

合理的资产配置能够使家庭投资者逐步实现财富自由，然而目前中国金融市场还难以使居民根据个人的流动性和风险偏好选择合适的资产配置方式。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受到抑制、投资渠道比较狭窄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方面。W货币宽松和流动性过剩增加了居民家庭资产保值增值的难度。(2)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抑制了中国居民投资多元化，使家庭储蓄比重过高，风险金融资产占比偏低。(3)中国金融市场起步晚，金融工具创新在深度和广度上还远远不够;部分金融产品门槛高，制约了居民根据自身的理财期望、风险承受能力等条件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进行资产配置;投资渠道的不畅限制了中国城市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优化和调整。(4)金融中介创新能力较弱，金融服务水平有待提高。(s)互联网金融时代家庭投资行为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更加严重，并且缺乏正确的宣传和引导。  

四、优化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路径选择  

 (一)完善包括住房、教育、养老、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网络  

 影响居民储蓄倾向的因素很多，如教育支出、物价上涨、房价上涨以及医疗体制不健全等。为改变居民储蓄存款过快增长的问题，促进消费和投资，必须从降低居民不稳定预期入手。  

 (二)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加强中国金融机构建设  

 中国金融体制创新的重点在于金融机构的大力创新，不断调整存款、股票、基金等投资组合，优化居民资产结构，满足客户全方位、多角度的投资需求。此外，应深化证券市场改革，不断完善债券市场建设，加快保险市场发展进程;提供具有市场吸引力的产品。   

(三)鼓励金融工具创新  

 中国金融机构应逐步引入市场细分理念，确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模式，根据客户需求开发新的服务产品。传统金融行业需要更加积极地拥抱互联网，进一步打破墨守成规的现状，提供更高效、迅速、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四)完善互联网金融机制，加强行业自律建设   

 第一，建立科学的准入、退出机制，优化市场环境，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第二，引导和督促互联网金融企业建立风险控制机制，构建风险防火墙，防止风险扩散;第三，加强资金安全监管及个人信息保护，及时保证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第四，加强信用体系建设，逐步将互联网金融纳入征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