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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期文学研究

一、诗格创新

唐代前期的诗歌创作是我国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明珠,是最能代表唐代文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文学样式。此期极具诗歌的雍容华贵与富丽堂皇的“盛唐气象”,就诗体的发展而言,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古体诗,而且创造了格律性极强的近体诗。古风、绝句、律诗无所不用其极,五言、七言、长短句均已齐备。诗歌的意境高远,语言优美,讲究押韵、对仗关系等写作技巧,艺术水平高,并且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格”是法式、标准的意思,“诗格”即作诗的标准。唐代前期诗格类著作较多,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皎然的《诗式》、王昌龄的《诗格》、李峤的《评诗格》等,这些著作主要探索诗的创作与标准式样等问题。

1.王昌龄与《诗格》

王昌龄(698-756),字少伯,江宁人。“进士登第,补秘书省校书郎。又以博学宏词登科。昌龄为文,绪微而思清。有集五卷。”《唐才子传》卷二《王昌龄》:“有诗集五卷,又述作诗格律、境思、体例,共十四篇,为《诗格》一卷。”王昌龄《诗格》是第一部以“格”“式”“法”为题,具体论述诗歌创作的论诗专著。从玄宗朝开始,进士科加试诗赋,为了不“犯韵”,符合诗歌的格律要求,考试的举子们必须要掌握诗歌创作的基本技巧和法则。《诗格》应运而生,强调了诗歌创作必须在意与境密切结合的情况下进行构思。意必须与外境融为一体,方能弛骋神思,产生有艺术价值的好作品,如“境思不来,不可作也”。其云:“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属于直接意义上的浅层审美,有赖于形来体现神;“情境”属于更高层次的审美,神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开始了对形的超越;“意境”则是神的自由展开,完全属于主体内心世界的凝神关照。“物境”、“情境”及“意境”的提法应该是受佛教讲究意境影响的结果。三种境界是逐级递增的艺术效果,而尤以意境美为最高艺术追求,这种审美标准后来逐渐影响到文章、绘画等审美方面,被大家所普遍接受。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进一步阐发:“能写出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境界。”强调一个“真”字,突出和强调作家作品中真挚感情抒发的重要。此外,王昌龄还认为这种心与物的结合又须在创作主体“安神净虑”,亦即“虚静”的条件下方能顺利实现。他指出:“凡神不安,令人不畅无兴。无兴即任睡。睡大养神。常须夜停灯任自觉,不须强起。强起即昏迷,所览无益。”这是王昌龄坚持的神怡心畅的先决条件,也是他文艺美学思想的一个基本因素。要做到这一点,作者的精神必须无所牵挂,而后能超越自身,透澈外物,并融合大千世界,最终实现“心通其物,物通即言”的理想与追求。王昌龄任江宁丞时曾接收生徒,讲授诗法,《诗格》正是这一诗法传授的记录,因此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诗格》较深入地探讨了作诗的格调、立意、意境等诗歌创作技巧、意境及相关问题。《诗格》所涉及问题的重要程度和论述深度均有明显升级,更系统化、理论化。“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司空图对王昌龄及其诗作地位做了高度肯定。

2.皎然与《诗式》

皎然(720-795?),湖州僧人,俗姓谢,字清昼,谢灵运的后人。皎然天宝初于润州长干寺为僧,擅长作诗,被称为唐代诗僧之冠,著作颇丰,《唐国史补》卷下载:“吴僧皎然著《诗评》三卷。”皎然诗格类著作还有《诗式》五卷,《诗议》一卷等。其中《诗式》《诗议》这两部书涉及的内容广泛,除声律、对偶外,还谈及取境、谋篇、沿变、风格等问题。《诗式》是皎然的系列诗歌理论著作,论述了诗歌的创作方法,最重要的是提倡诗歌的意境问题和作诗要归于自然的理论,为学诗之人指点作诗的门径与范式。《诗式》序云:“夫诗者,众妙之华宝,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彼天地日月、元化之渊奥、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须险,定句须难,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授。”这是对于诗的地位与价值的总体概括,以及如何用“象”来表达“意”的问题。他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皆可入诗,所谓“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但是运思的过程则非常艰难,需要诗人去苦心经营。《诗式》包含的内容宏富,涵盖了作诗方方面面的问题。提倡“真于情性,尚于作用,可以说总结了唐以前诗歌创作的范式,开启晚唐、宋人诗歌创作的蹊径”,颇有独到的见解。《诗式》在诗论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文学史来看,“皎然诗论的中心,它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在论诗歌的意境创造和已经透露出诗境与禅境合一端倪的诗歌美学理想方面。皎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诗歌的情与境是不可分离的,境中含情,情由境发”。他毕竟出身释门,《高僧传》称赞他“文章隽丽,当时号为释门伟器”,佛教理论对其诗歌理论难免产生影响。皎然强调诗中之情是蕴藏于境中的,是由诗人所创造的诗境来体现的。诗与禅之间是可以互相促进、统于一体的,禅境促进了诗境的含蓄深远,如《五言苕溪草堂》云:“境静万象真”,这是一种诗禅结合的审美理论,在唐代前期的诗歌创作中被较多的诗家所接受和运用,如王维创作了大量诗境与禅境和谐融合的诗作,丰富了诗歌创作,促进了诗学审美的进一步发展。

二、散文文体创新

唐代前期的散文虽不及诗歌成就绚丽,但也有新的突破。就形式而言,此期是散文由骈体逐渐向散体转型的过渡时期,为后来的“古文运动”开启了序幕。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还是适应于文化上的世俗化趋势,大胆通俗化的散文革新代表了大批庶族地主的文化需要。就散文的内容来讲,更多地向世俗生活下移,拓展了散文的题材范围,文体的表现力也更丰富灵活。唐人散文并不拒绝文采,而是注重文质相得益彰。一方面,重视文章的内容,言之有物。另一方面,他们的文章重气势,讲真情实感。罗宗强指出:“这‘气势’,其实不仅仅是指真实的感情,而且是指一种壮大昂扬的感情。”散文家们身体力行,积极探索散文的功能、创作等。他们最为推崇的是文质并重,达到“天然壮丽”的艺术境界。然而,形式上的浮靡轻艳又极大地阻碍着文章的说理和叙事。文体的变革最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散体应用范围扩大,二是骈体形式受到改造。散体应用范围扩大,主要指用散体文写作由奏议扩展到各种文体。这些散体文,一开始只是论及时政的实用文字。尽管唐初“江左余风”尚存,但贞观“致治”的政论文已出现变化。如魏徵的奏议就颇具代表性,李翱曾表示:“假令传魏徵,但记其谏诤之词,自足以为正直矣。”《唐书•魏徵传》载录了他的五篇最有代表性的奏议,认为“匡过弼违”,“可为万代万者法”。就散体应用范围的扩大而言,不得不提及碑志铭文。碑志铭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散文形式,在唐代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对碑、墓主歌功颂德。但此期也有新的突破,文体日渐灵活自由,虽以骈体文为主,又能出于骈体,不拘一格,并逐渐摆脱格律的限制,笔调清新自然、爽朗明快,文学性大大增强。骈体形式的不断改造,主要指某些散文虽然采用骈体,但其用典繁赘晦涩与辞采华丽之弊则不断减少,而代之以言事恳切,说理严密,散体形式渐渐增加。唐初,贞观君臣把着眼点放在“文”与“治”的关系上。太宗强调:“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魏徵等文臣也多注意文学与治政的关系,如其评论陈后主亡国时所说:“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文风由浮华转向质实,使文章内容渐渐有稗政理。风气影响之下,散文的体式不断完备,内容逐渐丰富,艺术造诣更为高深。就其体裁而言,有政论、史论、文论、奏议、序跋、碑志、游记、杂说、笔记等,多种多样,独具特色。整体来看,唐代前期的散文大都气势磅礴,文笔雄健,注重布局的纵横捭阖和波澜起伏。统治者更重视文章的社会教化功能,同时散文的艺术审美也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自觉体认,从而实现了散文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实用与审美的完美结合

三、《文选》学的影响

唐人尚文学,“学者必精熟《文选》”[6]521。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作为一种优秀的文学选本,在当时曾被士人当作学习的典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唐代前期,这种影响表现得特别强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选》所体现的文学观念在文坛上仍占统治地位,在以后也有着深远影响;而科举考试,要求士子文艺优良,精于辞藻事典,《文选》所选注重事出沉思、义归翰藻,提供了简洁的学习范本;加之其中所选作品确乎具有艺术价值,多是值得传诵的名篇佳作。因此,《文选》的注释与研究就形成了一门学问。特别是当科举考试在唐代前期加试诗赋开始,文人士子们为了追名逐利,莫不认真研习《文选》,所谓“文选烂,秀才半”,《文选》还曾作为士大夫家庭教授子弟的教材,与儒家经典并列。如杜甫有诗云:“续儿诵《文选》”,即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曹宪是文选学的开山祖师,“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他在江淮间收徒讲学,每次开门讲学学生经常数百人,多有高徒出于门下,带动了文选学的兴盛,其中成就最大的就是李善。李善(?-689),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人;学问淹贯古今,博闻强记,有“书簏”之号。显庆三年(658),累擢集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为《文选注》,敷析渊洽,表上之。后以罪流岭外,以赦还,因寓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李善《文选注》六十卷行于唐代,奠定了文选学的基础,而且历代流传,至今仍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李善的《文选注》释音训义,事、义兼释,体例谨严,引证赅博;凡有旧注可据者均用旧注,如《二京赋》取薛综注,《屈原赋》取王逸注,又以“善曰”标示自己的意见,引书达一千七百余种,多有佚失旧籍,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颇为学术界所珍重。据李匡义《资暇录》载,李氏《文选注》有初注成者,有复注、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可见其著述之用心与作品广受欢迎的程度。其书是一代《文选》研究的总结性著作,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新唐书•艺文志》还著录有李善《文选辨惑》十卷,已佚。李善注侧重在阐释语义和疏解典故,而略于文义的解说。开元六年(718),有吕延祚、吕延济、张诜、吕向、李周翰五人共为《文选集注》,上之朝廷,俗称“五臣注”。吕延祚在其进书表章中严诋李书(即李善《文选注》),说它“忽发章句,是征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使复精核注引,则陷于末学,质访指趣,则岿然旧文”,又说自著书是“周知秘旨,一贯于理,杳测澄怀,目无全文,心无留义,作者为志,森乎可观”。可知他们在努力疏通文意,然而空疏臆见为多,注解又多窃据李书,割裂颠倒,水平不可与李书同日而语,为学者所诟病。

四、小结

唐初六朝绮靡文风尚有一定留存,宫廷应制诗和游宴诗依然是众多重臣文人的压轴之作。然而其中也开始出现了文章要讲求实际,注重文章的社会功用和价值的文坛新风,特别是以文化天下的教化作用,更是备受推崇。这一时期的诗歌在消除宫体诗的影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近体诗的格律化进一步定型。随着诗歌的不断普及与创作水平的持续提高,研究诗歌、散文创作的专门论作也应运而生。诗僧皎然的《诗格》和王昌龄的《诗式》,专门研究作诗的门径,影响深远,特别在“取境”与“心境”、内容和形式,景与情等问题上多有创见。散文在文体创新上有一定的探索,散体文的应用也进一步扩大。以李善为代表的文选学发展迅速,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冯敏 单位:宁夏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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