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运动精选(九篇)

第1篇：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关键词：汉唐古典舞；古典艺术；教学体系

中图分类号： J7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7）06-130-2

1 汉唐古典舞的风格分析

汉唐古典舞教学需要运用完整性和系统性两种因素，将教学内容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从而达到对舞蹈技术的掌握。汉唐古典舞是中国最古典的舞蹈，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汉唐古典舞从精神风格上讲究的是气韵生动、行云流水的舞蹈动韵律。在舞蹈风格上注重轻重缓急、点线分明、柔中带刚。在华夏五千历史的长河中汉唐文化蕴含生动的艺术气息，为汉唐古典舞提供了更多的艺术渠道。

汉唐古典舞将诗、乐、舞三为一体的形态展现的淋漓尽致，更是古代乐舞文化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于许多种原因，汉唐古典舞没有将全部的艺术气息传承到现在，多年来汉唐古典舞成了古典舞研究人员的一个重大研究内容，他们研究汉唐古典舞的决心和重任坚不可摧，对我国汉唐古典舞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汉唐古典舞的健康快速发展。

2 汉唐古典舞教学的文化特点

汉唐古典舞教学是建立在人民文化的需求上，具有时代政治的文化特征。在实际的教学中汉唐古典舞以古代戏曲以及武术作为主要的表演框架，同时吸收芭蕾舞中一些技法，使得有效保持我国古典文化和民族精神，为汉唐古典舞的教W提供了更多的渠道。汉唐古典舞的教学实现了乐舞文化与汉唐文化的结合。古典舞的教学形式与戏曲派古典舞的训练体系相结合，对半个世纪的古典舞蹈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也逐步形成了古典舞的文化内容。汉唐古典舞是古典舞教学的重要形态内容，涵盖了更多的历史渊源，逐渐形成了古典艺术文化珍宝。实际的教学中，汉唐古典舞展现了经典的汉唐文化，谱写了新一代的乐章，充分的体现了古典文化的形态。

汉唐古典舞教学走过了十多年的历史，从古典文化体系出发，笔者发现，汉唐古典舞更多的展现了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所以在教学中，以多学科的形式构建教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汉唐古典舞教学体系，使其具有古典文化特色。

3 汉唐古典舞教学体系分析

汉唐古典舞教学体系的形成与构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它的产生不仅具有着当今中国民族舞蹈艺术的独特风格，而且也蕴含了历史文化特色。中国舞蹈家们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过程探索，才形成可具有艺术特色的教学文化体系。汉唐古典舞教学中，以轻重缓急、点线分明、柔中带刚，将汉唐文化中的诗、乐、舞联系在一起，涌现出一批丰硕的教学成果。

由于在较长时间内，我国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汉唐古典舞教学机制，因此各个舞种的表演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教学模式的构建。

舞蹈家的前辈们在这基础之上对戏曲的训练体系进行了调查，发现，汉唐舞蹈与戏曲联系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训练体系。舞蹈与戏曲结合的艺术体系创建出新的古典舞形式，适应自己的汉唐古典舞的艺术特点，也标志着古典舞在历史的舞台上展现出新的篇章。

汉唐古典舞在专业在学科的建设上，取得了最大的成果，例如，以戏曲与武术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身韵课，不再过分重视学员动作技巧，而是有意识的引导学生进行汉唐古典舞本质的探究，更向注重了汉唐文化的应用。将古典舞与武术表演进行了有益的区分，从而在保证汉唐古典舞曲观赏性的同时，最大程度上的提升了其专业性，也形成了具有一定艺术特色的教学形式。

汉唐古典舞教学体系，注重了系统化、科学化的结合。以汉唐古典舞的教学作为核心内容，加强汉唐古典舞教学体系的应用，更注重了文化艺术的结合。例如，汉唐古典舞教学中将芭蕾舞的教学应用到其中，注重了不同体系的结合。在实际的教学中，汉唐古典舞教学落实了舞台实践的内容，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是汉唐古典舞教学更具艺术特色，也开创了汉唐古典舞的新的发展领域，使得汉唐古典舞曲有了自己独特的舞蹈语言，促进了其健康快速发展。汉唐古典舞教学体系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如《木兰归》、《梁祝》等等现阶段我国汉唐古典舞曲的代表作品，《身韵课》的出现，作为我国古典舞蹈体系的基础，为后来汉唐舞曲的发展以及教学活动的有序进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4 加强汉唐古典舞教学的策略

4.1 以静态为核心运用由静而动的运动规律

加强汉唐古典舞的教学，需要认清汉唐古典舞的教学体系，就像构建语言体系一样，要找出规律―语法。舞蹈的教学首先要确立一个舞姿，然后将舞姿联系在一起，形成动态的舞蹈，这样就标称了静为核心的舞蹈体系。汉唐古典舞教学的舞姿并不是凭空想象的，是以古代的笔画舞姿作为核心，从中揣摩出舞蹈动作。汉唐古典舞教学中，还需要当代的诗歌文化结合在一起，使其可以呈现出更多的艺术特色。从静变动的舞蹈特色，依靠舞姿变化，以静转动为核心，使汉唐舞蹈的整合更具艺术特色，为汉唐古典舞蹈的教学提供更多的依据，为后期的汉唐舞蹈教学的发展也提供了更多的渠道。汉唐舞蹈教学是以起身的各个部位为基本动作要领，从静态的舞姿入手，以起始舞姿、盘腿舞姿、靠腿舞姿、拉腿舞姿、吸腿舞姿、抬腿舞姿、端腿舞姿、弓步、弓箭步、蹲裆步舞姿、点脚舞姿、半月舞姿、斜塔舞姿、跪式舞姿、坐式舞姿、卧式舞姿等作为基础舞姿，采用流动连接的方式，以运用规律为核心，使其舞姿的形式艺术性更强。汉唐古典舞舞姿单一动作以移、斜线、变面、回旋、提沉、斜塔动势为主，在舞姿的二次发力方面则有下肢、肩胸、腰胯二次发力；其主要连接方式有以上肢、下肢、腰胯、跳转翻动作为连接的基本方式，将上述动作全面应用到古典舞教学中，能够从根本上提升古典舞教学的效果。

4.2 以心态和神态为主体的教学形式延伸更多汉唐文化底蕴

民族心态是历史风情的一种表现，汉唐古典舞教学中，舞姿与心态、神态风格联系在一起，舞蹈灵活性更强，也丰富了汉唐舞蹈的历史背景，正是这样汉唐古典舞教学将汉唐舞蹈文化艺术气息应用到其中，最终形成了具有汉唐艺术特色的舞蹈形式。乐舞是汉唐舞蹈的一个分支形式，汉唐舞蹈注重乐舞与心态的结合，才能将艺术特色展现的淋漓尽致。汉唐古典舞教学中运用心态与神态的两种元素，更重跳出韵味，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更能理解到汉唐文化形式，使舞蹈形式更具艺术特色。汉唐古典舞蹈的教学同样也需要将眼神和呼吸结合在一起，由情境、性格组合进行归一训练，让学生在情绪、情境类别化的组合训练中日趋准确地把握其心态，掌握不同的神韵特点，展现不同的艺术气质，对汉唐古典舞蹈教学也有很大的帮助。

4.3 以技术和技巧为核心将其运用到教学中

汉唐古典舞蹈教学同样也需要注重技术和技巧的应用，在应用过程中同样需要结合文化汉唐文化底蕴，才能将技术和技巧自然融合到其中，是汉唐古典舞蹈教学的艺术教学可以达到水融的程度。在实际的应用中，不能单纯的注重技术与技巧的应用，更多的需要追求文化体系，注重文化形象，使汉唐文化可以作为舞蹈的底蕴展现出来。汉唐古典舞蹈教学中技术和技巧的教学也同样传达了艺术思想精髓，所以灵活运用教学体系才能使古典汉唐舞蹈教学更具艺术特色。

5 结束语

古典汉唐舞蹈教学，从历史的过程中来看，在中国汉唐古典舞发展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充当着舞蹈汉唐教学课堂教学体系的核心，直接对教学成果产生影响。客观地讲，古典汉唐舞蹈教学的发展代表了古典舞对于整个社会的成就以及发展，因此逐步的完善汉唐古典舞教学的体系，对舞姿突出艺术特色突出，舞蹈文化完善，以及发扬民族的特色和文化传统更为重要，未来汉唐古典舞将会越走越宽阔。

参 考 文 献

[1] 于平.中外舞蹈思想概论[J].舞蹈，2002（10）：43.

[2] 田.中国古典舞之“古典”刍议[J].民族艺术研究，2013，26（03）：13-21.

第2篇：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马球运动发展概况

我国马球运动的起源 历史文献记载，我国古代的马球运动称为“打”“击”“击鞠”，最早的文献记载是三国时期曹植写的《名都篇》中有诗曰：“连骑击鞠壤，巧捷推万端。”说明至少在汉末马球已经存在了。当然关于马球的起源问题，有两种说法，即唐初波斯传入说和吐蕃传入说。其中，波斯起源说认为，马球运动始于公元前525年，后在唐朝初年传入我国，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我国至少在汉朝就已经有马球运动了，汉代比唐代早几百年，唐初由波斯传入的说法就有些让人思考了。当然有人会认为，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也是发生在公元前的事情，会不会是张骞出使西域时把马球运动带入我国的呢？这些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张骞出使西域在我国古代的正史《史记》和《汉书》中均有详细记载，特别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张骞是同时代的人，对张骞出使西域的记载更是详细入微，但是只字未提马球或者击鞠从波斯传入的说法。从我国古代的字形上来看，汉代的马球运动“击鞠”极有可能是从古代的足球运动“蹴鞠”演变过来的。汉代的蹴鞠在汉朝被列入军事训练的内容。由于汉朝特别是西汉饱受北方匈奴骑兵的骚扰，从汉武帝时期起，就特别注意骑兵的训练，把骑兵训练结合以前的蹴鞠训练就顺理成章了，所以马球运动起源于我国是勿容置疑的，当然在唐代把从波斯传入的马球和我国的“击鞠”进行糅合和改进是有可能的。至于马球运动从吐蕃传入说法更是不可信，在汉代，“吐蕃”是不存在的，其所属地归羌人部落，根本没有吐蕃国，所以此说法不可取。

马球运动的发展和鼎盛 马球运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时期，在正史的文献中仅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到了唐朝，出现大量的记载，这与统治者爱好马球运动是分不开的，在整个唐王朝300年间的22个皇帝中，居然有18个是马球运动的爱好者。特别是唐玄宗李隆基擅长打马球，在一次与吐蕃的比赛中，以一人之力扭转了败局，从此得到父皇的青睐，后来继承了皇位，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大好局面。唐代的马球运动不仅有男子参与，也有很多女子参与，马球的普及不限于男子，有许多女子打球的记载。王建在《又送裴相公上太原诗》中有“十队红妆伎打”、在《宫词》有“寒食宫人步打”之句。当然，在唐代由于马球运动的盛行，消耗了大量的财力，也让唐后期统治阶级沉湎于其中；到了唐末年，唐昭宗也因马球而失国。据《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本纪》载：“[天复三年（公元903年）九月]辛巳，汴州护驾都将朱友伦击鞠坠马卒，全忠怒，杀同鞠将校数人。……[天元年（公元904年）闰四月]丁酉，车驾发陕州。壬寅，次谷水行。时崔胤所募六军兵士，胤死后亡散并尽，从上东迁者，唯诸王、小黄门十数，打供奉内园小儿共二百余人。”唐昭宗沉湎于马球运动，被迫东迁时还带上他心爱的马球及球友。朱温因侄子朱友伦击鞠坠马身亡而找到了灭亡唐朝的理由，后来斩杀李氏皇族于黄河，自己取而代之建立后梁朝。可以说唐朝因马球而兴盛，因马球而灭亡。唐代因马球而失国的教训在五代十国时期统治者是看到了，他们不再沉湎于其中，而是逐步将其规范和仪式化，很多球场被作为庆功或者阅兵的场所，马球也被用作训练军队的工具。到了宋辽金元时期，马球运动在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重大节日中进行。朝廷还将马球运动作为隆重的“军礼”之一，甚至为此制定了详细的仪式与规则。可惜的是有关马球的规则失传了。宋朝还出现了“打球乐”舞队，从侧面说明了马球运动在广大群众中的流行程度。

马球运动的衰落 到了明朝，由于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喜欢马球运动，马球运动在明初的统治阶级中的影响力便一落千丈。明成祖朱棣喜欢马球运动，在《续文献通考・乐考》记载明成祖曾数次往东苑击球、射柳。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绘有宣宗赏马球之场面。明代的王直写端午日观打球的诗：“玉勒千金马，雕文七宝球。飞惊电掣，伏奋觉星流。炎页过成三捷，欢传第一筹。庆云随逸足，缭绕殿东头。”明后期的诸多皇帝不太喜欢马球，马球运动在明后期就真正转入了民间。到了清朝，便彻底在统治阶级中的体育项目中消失了。于是很多学者认为，马球在清代就消亡了，其实这种说法不科学；在清代，马球运动是衰落了，但并未消亡，它依然在民间流传，特别是在蒙古地区。据老人们介绍，到了解放初期，内蒙古还有部分群众会打马球，党和国家也重视马球和马术运动，组建了多支马球队，还举办了马球训练班，并把马球作为第一届全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这大大推动了我国马球运动的发展和提高，无论就其规模还是水平，都是旧中国所无法比拟的。但当时的马球比赛大部分以表演为主，即使是在全运会上也是由少数的几个参赛队进行比赛，跟外界交流比赛极少。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和10年的“”，马球队也纷纷下马，连马球队也未能幸免，这无疑对中国马球运动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打击。

古今马球运动的对比

相同点 古今马球运动都是骑在马上用球杖击球的运动，参赛者都是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身着统一的球服参加比赛，都有统一的球场和比赛用球，都有一定的竞技性和观赏性，参赛者在比赛中都有坠马受伤乃至死亡的风险。马球的大小古今大致相同；颜色上，古代马球也有白色的，现代马球则统一是白色的。

不同点 一是球具的形制不同。古代马球形如拳头，用质轻而又坚韧的木材制成，中间镂空，外面涂上各种颜色，有的还加上雕饰，被称为“彩”“七宝”等，当然也有白色的素球。其杖长数尺，顶端像偃月，形状有点像今天的冰球杆，杖身雕上精美纹彩，被称为“画杖”“月杖”等。而现代马球为柳木制成，球槌为木制，柄长1.2至1.4米，厚1.9厘米。槌头成雪茄状，长22.8厘米，直径5.1厘米。相比较而言，球体大小古今基本一致，但球体的外形和颜色不同：古代马球中间镂空，颜色丰富多彩，有的还加以雕饰，材质选用质轻而又坚韧的木材；现代马球为统一的白色，不加雕饰，材质选用柳木。球杖也不同，现代马球的球杖叫做球槌，垂头成雪茄状，杆头用有韧性的木制，与杆成77.5度。

二是比赛的用马不同。古代马球比赛所用的马匹均为战马，对没有做太多的保护；而现代马球运动所用马匹为比赛专用马匹，大多是经过多年培育和训练的马匹，比赛前马球马要做严格的保护措施。如为马腿缠上马腿绷带，那是比赛中最容易被击中的地方；飞散的马尾可能影响挥杆，要把马尾如同编麻花辫那样编起，一折为二，并拧起扎紧。现代马球比赛所用马球马的装扮不仅是为了漂亮，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激烈对抗下马匹和骑手的安全。

三是参赛者及数量不同。由于缺少对我国古代马球详细规则的描写，我们只能从历史文献、出土的古画和文物上考究，比如：史载唐中宗景龙三年，吐蕃派遣使者尚赞咄（官名）来长安迎接金城公主。唐中宗邀吐蕃使者观看汉人比赛马球，尚赞咄见汉人打球技术一般，便上前禀奏唐中宗，要与唐朝马球队比赛。唐中宗答应了吐蕃与汉人交锋的要求。结果。经过几局的较量，“吐蕃皆胜”。唐中宗见吐蕃人球技高超，又派皇室中的马球高手临淄王李隆基（就是后来的唐玄宗）、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出战吐蕃十人。开赛之后，李隆基往来奔驰如风回电激，挥动球杖，所向无敌，连连洞穿对手大门，并大获全胜。唐中宗大喜，赏赐了优胜者。另外，陕西省西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中发现的打马球壁画，也充分表现了唐代马球运动的场景，这说明唐代比赛人数没有具体的人员限制。唐章怀太子墓壁画中也有马球图，全图高130至240厘米、宽600厘米；画面人物众多、背景宽阔，生动形象；参与击球者20余人，皆着各色窄袖袍，足登黑靴，头戴幞头。古代马球运动在比赛中有统一的行头“窄袖袍、黑靴和幞头”，但没有具体的保护性的服饰。比赛人数也可以不等：唐玄宗等人4对10；章怀太子李贤墓中发现的打马球壁画上又画了20余人，从打扮上可以看出两队人数均在10人以上。而现代马球比赛每队仅有4名球员，根据号码不同，而负责不同区域――1号为前锋，2号和3号为中锋，4号为后卫，场上没有守门员。

四是马球的功用不同。我国古代的政治性较为突出，竞技性相对较弱，比如说唐朝和吐蕃之间的马球交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原因，为了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荣誉，唐与吐蕃之间的马球比赛胜败就显得很重要了。而现代马球所体现的多为竞技性，其政治性较弱。古代马球运动有军事训练的目的，还有古代马球有观礼的作用。

马球运动的流变思考

现代马球运动是我国古代的马球进化和延续 从现代马球的特点来看，现代马球是和我国古代马球一脉相承的，仅在一些比赛细节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上是一致的。无论是球的大小、形制，还是球具的形制上，和现代马球很多相似之处。从文献记载来看，现代马球起源于印度，被引进到英国加以改造便成成了现代的形制，而印度马球是从传入的，马球在唐代就和内地的马球进行了融合，所以说现代马球是我国古代马球的进化和延续。

现代马球运动沿承了我国马球走贵族路线的传统 古代马球基本上走的是贵族路线，打马球的人员大多数是皇族贵胄。从马球的配备来看，普通百姓很难拥有这样的装备；而且打马球的场地比较大，只有身处统治阶层的官僚贵族才能建造这样的场地。现代马球运动虽然在很多国家盛行，全球目前共有600多个马球会，但马球仍是欧洲王室贵族、各国领袖的挚爱，醉心马球的名人包括英国王储查尔斯及其两位王子、苏丹王子以及诸多国际影视明星。相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打马球同样是一种奢侈。所以说，现代马球运动还是沿袭了古代的贵族化的路线传统。

中国现代马球运动发展前景暗淡的原因 目前，中国对马球这一项目和产业的发展，在学术和理论上，都尚缺乏系统、全面、深入地分析研究。中国马球产业的发展也正是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理论指导，缺乏完整的产业发展政策、产业发展规划等，导致了部分马球场无序发展、占用良田耕地、违规违建、资源浪费、投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不断发生，引起了社会的争议甚至部分人的反对，使得政府不得不采取限制性政策。可以说，理论研究的空白和规划的缺失是造成中国马球产业面临困境、难以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主观因素。另外，马球适合人群是那些高收入、高消费的贵族人群，而中国在现阶段的国情上不适合马球运动的发展。

结束语

第3篇：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何谓“文体意识”？按照陶东风先生的解释，即“一个人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对于文体特征的或明确或朦胧的心理把握。”　应当明确的是，此处的“文体特征”实际上指的是既定的文体规范，本文中所谓的文体意识的“强弱”用来指称人们对于文体规范认同或遵守程度的大小。众所周知，唐代古文运动和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复古运动，骈体文和台阁体诗及八股文的盛行是两次复古运动的发起者要分别面对的文坛现实，以复古求新变是他们的共同选择。然而，相同的初衷却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前者以革新取胜，后者则以拟古而告终。原因何在？抛开已有的各种答案，仅从文体学角度来看，文体意识的强弱导致了唐、明两代的复古者在文体的创新与守成上各居一端，特色分明。大致说来，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们文体意识相对较弱，他们重视学习典范的文体，但更重视打破典范以开创新文体，而明七子派的文体意识过于强烈，循规蹈矩，难于出新。

一般而言，文体意识比较强的人们最热衷于确证规范、辨析源流，而韩愈并不擅长此道。为了跟俗下流行的骈体文相对抗，韩愈大力倡导三代两汉的散体单行的文体，称之为“古文”。可以说，作为文体范畴的“古文”一词的发明专利应归之于韩愈，在他之前尚未有人使用过。按理，作为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应当对这个具有标志性的语词详加解析，并对古文与骈文的关系、自己所学习？quot；古文“与所创作的”古文“之间的区别多加阐释。然而，《韩昌黎文集》中仅有四篇文章提到”古文“一词，均比较简略，没有一处作过特别的说明，可见他的辨体观念之淡薄。实际上，韩愈重视的是创作，他的许多古文理论都是围绕创作而发的。

与此相对照的是明七子派文人。他们的文学复古运动以诗歌见长，在散文方面出于对抗时文的需要，虽然提出了”文必先秦两汉“的口号，但真正能够落实到创作实践中并自成一家的只有康海一人。然而，他们关于”古文“的论议却比比皆是。基本上是以时代先后品评取舍，一味地追求高古，而无视秦汉以后散文的存在价值。如李攀龙”秦汉以后无文矣“（《答冯通府》，《沧溟先生集》卷28）、李梦阳”西京之后作者无闻矣“（《论学》上篇，《空同集》卷61）、王世贞”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艺苑卮言》卷3）等等。这些偏激的说法和目空一切的作风即源于他们对经典文体的过分推崇。

在诗歌方面，七子派受严羽、高棅等人”取法乎上“的心理影响，在追求具有”第一义“的作品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中，辨析诗歌体式流变、严格维护其规范性始终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提出的许多主张和口号，？quot；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潜虬山人记》，《空同集》卷47）；“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明史·李攀龙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明史·王世贞传》）等等，听起来“霸气”十足，大都遭到了人们的诟病，被视为“退化论”的典型。如果暂不考虑其他原因，单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他们文体意识过于强烈，狂热追求古之高义（最高范式）的必然结果。追求古之高格、正格的观念，使他们往往从诗歌体裁流变角度来确定师法对象，即使对于向来所推崇的诗圣杜甫也多有非议。在《明月篇序》中，何景明更是明确指出了杜甫诗？quot；辞固沉著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大复集》卷14），并认为”其调反在初唐四杰之下“。在自成一家与遵章守体的选择中，他们竟出人意料地更看重后者，可见其在对待文体时”伸正绌变“观念之顽固。

说到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复古的过程中，韩愈与七子派文人文体意识的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待古人语言的态度上。古文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古道，复兴儒学，但韩愈并未放弃对文辞的追求。它曾声称自己虽然”志在古道，又甚好其文？quot；。（《答刘正夫书》，《韩昌黎全集》卷18）在语言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上，他强调“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昌黎全集》卷34），主张“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韩昌黎全集》卷16），决“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不仅如此，在古文创作中，他还能够积极吸收当时的口语和骈文的语言的菁华，从而使他的古文具备了“文从字顺”、个性鲜明的特征，促使了新文体的诞生。

与韩、柳等人不同，明七子派在诗文的语言体式上一味地追求高古，以古为雅，对古人经典性的文章顶礼膜拜，亦步亦趋，从而形成了以革新为目的，又以拟古为能事的奇怪现象。众所周知，明代七子派复古运动中最大的弊端是摹拟，他们自己也深知摹拟的危害，可还是热衷于摹拟，颇为费解，个中原因，从文体学中我们可以找到了答案。李梦阳曾公开向追随者宣称：“学不的古，苦心无益”（《答周子书》，《空同集》卷61）。他作诗为文好用古词古语，以致“割缀古语，用文已露，痕迹宛然”（《艺苑卮言》卷4）的现象在所难免。其诗因体裁所限所用古语弊病还不甚严重，其文则“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空同集》）李攀龙有过之而无不及。王世贞曾说他的文？quot；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艺苑卮言》卷7）总之，七子派的文章之所以令人难以卒读，就是因为他们一味地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以至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如王世贞竟然不无伤感地认为：”呜呼！子长不绝也，其书绝矣。千古而有子长也，亦不能为《史记》，何也？西京以还，封建、宫殿、官师、郡邑，其名不雅驯，不称书矣，一也；其诏令、辞命、奏疏、赋诵鲜古文，不称书矣，二也……“（《艺苑卮言》卷3）即使司马迁再生，也写不出象《史记》那样古雅的文章，就是因为当今标示典章、名物的词语已经不如西汉时那么古雅了。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世易时移，语言也在发展，古语今言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可在七子派文人的心目中，古代语言具有无比神圣的地位，不可代替。这种落后的观念必然导致创作的贫乏，他们的散文多是追古逐雅的摹拟之作，缺乏反映时代风貌和表现个人内在情感的鲜活气息，而且晦涩难读。作为秦汉派，他们在明代文坛上最终难与唐宋派相抗衡，仅从语言体式方面来看，这也是命定的结局。　 受复古特点的影响，复古者都重视”法“，且重视的程度与复古者的文体意识成正比。七子派文体意识强，对古法就格外看重，几乎人人都讲法，实际上是在示人以摹拟之门径。当然，李、何以及王世贞、李攀龙等七子派成员在对？quot；法”时也主张“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强调“拟议以成变化”，但因为他们对法过于着重，所讲之法也不外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一必虚，叠景者意必二”的“顿挫倒插之法”（李梦阳）或“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何景明）的遣词造句之法，缺乏对创作主体的真切关注以及对文体多样化的积极追求，以致“我”成了经典文体的奴隶，“变化”成了一句空话，摹拟现象的流行与泛滥也就不可避免了。

与七子派相比，韩愈关于“法”的观念就比较灵活。他讲的“法”总是“师其意不师其辞”、“务去陈言”、“文从字顺各识职”、（文？quot；无难易，宜其是尔“等大原则，而不是具体的规则技巧。这些都体现了韩愈对创造力的重视，或者说，对文体成规的漠视。

韩愈与七子派文体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待文类融合现象的看法。文类是指文学作品的类别形式，亦即狭义的”文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导致了文学作品表现内容的变化，从而也决定了其表现形式（文类）的变化。这就是说，无论何种文类，它的生成、演变、融合、消亡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在古文运动中，韩愈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能够打破文类界限，广泛地汲取其它文体的优长，把它们巧妙地融合进自己的古文创作中，如碑志文多有史传特色，序记文常穿插议论成分（类似杂文）。尤为可贵的是，他还能够吸账炊缘”骈文“的菁华，融骈入散，从而使文章读来音调优美、节奏明快，句式错落有致。

与此相应的是七子派与八股文的关系。八股文可以说是明清两代对文人和文学影响最大的一种文体。无论是它”代圣人立言“的体制还是”八股“的程式都极大地抑制了士人的创造性，限制了思想的自由发挥。反对八股文风始终是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在他们看来，古文与”时文“（八股文）势同水火。然而，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八股文可以说是古代许多文体的综合，如金克木先生就曾指出？quot；分析八股文体若追溯本源就差不多要涉及全部汉文文体传统。”

实际上，在当时就有人尝试打通二者的界限，唐宋派唐顺之、归有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既是时文名家，又是古文圣手。尽管黄宗羲等人认为归有光的古文受到了时文的不良影响，“时文境界，间或阑入”（《明文案序上》），但不可否认，时文关于起转承合的讲究也对归有光古文的结构体制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可见，唐宋派在对待不同甚至相对的文类时能象他们的祖师韩愈一样，具有比较开阔的胸襟，七子派则显得过于拘谨了。

“以文为诗”是韩愈在诗歌创作领域的大胆实践，也是他文类观念开放的明证。历来的诗论家对此看法不一，或以“诗文相乱”指责他，或以“诗文相生”肯定他。这些不同的评价也反映出了评价者文类观念保守与开放的程度。对韩愈的“以文为诗”我们固然不能盲目推崇，但更不能全盘否定，正是由于他在文类融合的问题上具有开放的态度，他才能够在盛唐这一诗国高潮之后别具手眼，另树诗风，从而在唐诗发展史上写下了极具个性的一笔。

第4篇：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社会的全面发展、信息的快速更新,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前提、大背景。作为直接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教师,我们深深感到在教学中仅仅以课本为依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本学期我们尝试着对教本进行一些重组和突破。以人教版《中国历史》第二册为例,在这里谈谈不太成熟的思路和做法,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我们现在使用的人教版教材应该说主要以朝代顺序来叙史,这样的安排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容易明了史事发生和发展的前后顺序和具体因果关系。但不利于学生对知识专题和板块的把握,在能力培养上有一定欠缺。《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中,中国古代史的学习内容共分为九大学习主题,前七个学习主题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上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相一致,但又不完全相同。因为,每个主题既反映了中国古代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历史特征,又表现了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时期社会的若干重要侧面,这符合中国古代历史的内在逻辑。第八、第九两个学习主题的内容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时期,内容标准也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来编排的,目的依然是要从历史发展的历史性和学习主题内容划分两个方面,展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和重要特点。对《新标准》中国古代史学习主题的确定,我很赞许,依此在教学中将教本进行了一些重组。

    例如:在学习中国古代史的过程中,以中华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史作为学习内容和基本线索,主要强调历史连续性、人性化、整体性并贴近生活。《中国历史》第二册开篇即讲隋唐,那么要思考如何理解“繁荣与开放的社会”为唐朝的特点?隋唐时期也有经济发达、政治清明、文化辉煌的成就,但它与其他历史时期区别最大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繁荣和开放这两个方面。什么是“繁荣”?如果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比作一棵大树,唐朝就是它的鲜花繁盛的时期,也是它上升的顶点。转变虽然已经开始,但表现在文化上,仍然让人感到它的繁盛和强大。中国古代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以唐朝为最,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有充分表现。阅读这部分内容要充分体会“繁荣”的含义。什么是“开放”?“开放”与“繁荣”是一体的,唐朝的“开放”是全面的开放,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文学艺术,莫不如此。这是特别要注意的。

    缘此,我们将第1课至第6课打乱调整为第1课《隋唐统一》,主要讲了隋唐的更替、隋唐的疆域;第2课《隋朝大运河与扬州》,主要讲了隋炀帝与隋朝大运河、大运河与扬州,这一课我们让学生自己去大运河边考察,研究大运河的历史、调研扬州在隋唐时的繁盛与大运河的关系,还了解了大运河的环境、水质、目前营运状况及存在问题等等,并提出自己的整改建议,从而使学生能够在理论上有所思考,并能够在生活中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第3课《隋唐政治家》,主要讲了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前期)和两项主要的政治制度──科举制与三省六部制,其中“科举制”这项内容与“开放”的学习主题相联系。科举制度是隋唐时期中国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辉煌成就之一,也是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渊源所在。可以说,这是政治的开放,是入仕之途的开放;第4课《盛唐时的生活》,主要讲了日常生活(分衣饰篇、饮食篇、生活器皿篇)和城市的繁荣,做到贴近生活,学习生活化、感性化;第5课《唐朝的民族关系》,主要讲唐与突厥、回纥、吐蕃等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第6课《唐朝对外关系》,主要讲当时的世界贸易路线、唐和东亚、西亚、南亚及欧洲国家的主要往来;第7课《唐朝扬州的城市生活》,主要讲了扬州的城市布局和规模、扬州的城市经济、扬州的文化及对外交往、扬州的岁时风情。开设这一专题之前,我们给学生提出了一项活动建议,即“搜集有关社区(或家乡)的历史材料,考察文化遗址和名胜古迹”。活动的设计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考察自己所在社区的文化遗址和名胜古迹,了解社区或家乡的历史,熟悉社区或家乡的变迁过程,理解社区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从纵向角度进一步认识社区的基本功能,并为深入理解社区对人的影响和作用奠定实践基础。通过对本专题的研究、讨论和学习,学生了解了家乡的发展历史,使他们从更广阔的视野上观察社区,剖析社会,并预测社区的未来发展趋势,实现青少年社会化;第8课《唐朝的衰亡》,讲了天宝危机、安史之乱、唐朝后期的社会问题及黄巢起义。

    又例如,关于民族关系的发展这一主题,我们将教材第10课《辽、西夏和北宋的并立》和第11课《金与南宋的对峙》调整为第12课《辽、西夏和金的建立》和第13课《辽、西夏和金与两宋的对峙》。前一课主要讲了辽、西夏和金的政权建立情况。在这里要了解辽、宋、西夏、金等政权是“并立”的,而非“分立”的。“并立”与“分立”是有区别的,“分立”的含义中有一种分化、分离的倾向,与三国两晋南北朝特别是这个时期的前半段的历史情况相符,而且虽然有隋唐的统一,但隋唐的统一中仍包含着相当严重的“分立”倾向,所以才有藩镇割据,才有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辽、宋、西夏、金乘五代十国而来,开元、明、清三个巨大的统一王朝的蝉联局面,虽然是分庭抗礼,但实际上已处于更大的统一发展的过程了。这几个王朝终究没有分出高下,几乎都是被新兴的蒙古势力削平的,同时又没有继续分裂的趋势。因此在最后一课中主要学习分列辽、西夏、金与两宋的战与和,理解“并立”对民族关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使学生认识:(l)中原政权同少数民族政权战争频繁,但最终以双方相互妥协(宋朝让步更大一些)而结束战争,并维持了相对持久的和平局面,促进了民族交往和相互的沟通与了解,随之而来的是中原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逐步向边疆地区扩展,使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2)在边界设置榷场,一般采取物物交换的方式,如用北宋的丝织品、稻米、茶叶等换取少数民族的羊、马、骆驼等,同时中原的制瓷技术和印刷技术也传播到了周边地区。(3)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不断深化,辽、宋、西夏、金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极大地缩小了民族间的差距,推动了民族的融合,加之少数民族大量南下移民,更是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第5篇：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期以及宋朝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除唐代的韩愈、 柳宗元外，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也是其中的代表。

（来源：文章屋网 ）

第6篇：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一

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有影响的文学流派和文论家都对经典问题有过表述。最早对经典问题做出系统论述的是荀子。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非常强调人的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并指出君子、圣人并非天生，而是通过学习经典使自我得到提高。他在《劝学》中指出: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又在《儒效》中云: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毕是矣。他认为，经典是记载圣人言行、举动、事迹及情志的，而圣人又是天下之道的体现与承载者，因此，要想成为君子、圣人，就必须学习经典。荀子的这种推崇儒家经典的观念成为后世宗经、征圣、明道说的先声。

汉代大儒扬雄也表达出同样宗经、征圣的主张。他高度推崇儒家圣人的言论和著述，认为其是道及是非标准的体现。其云: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又云: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可见，在大儒扬雄看来，儒家经典除了思想上的权威性和典范意义之外，在文辞方面也是后世学习的楷模，这种推崇经书文辞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主流推崇古代经典的文化风气之下，也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最有代表性的是东汉的王充，他对世俗崇古抑今的观念进行猛烈抨击。王充在《论衡案书》中言: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当然，王充是从思想的角度进行论说的，他所重视的是直接服务于政事的应用文及学术著作，所以，其所说的书并非是指文学作品。

可以看出，在先秦两汉时期，经典主要是儒家典范著作，还没有独立的文学经典的概念，思想性是人们判断著作价值高低的最高标准。即使偶尔谈到儒家经典的文学性，也是以其思想上的典范性作为基础。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不仅文学创作丰富，而且文学批评繁荣，文学逐渐摆脱功利的束缚，不再仅仅强调文学服务于政教，而是开始慢慢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并通过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逐渐摆脱儒家经典的束缚，形成独立的文学经典观。魏晋时期，思想活跃，儒学式微，道家、佛学等各派宗教盛行，这样宽松的思想环境为文学观念的解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为文学摆脱经学的束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时对于经典的观念，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此时期文学理论最高成就的体现，其对于经典的看法也最系统和深入。《文心雕龙》在前人基础之上，将原道、征圣和宗经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发挥，在中国古代经典问题的讨论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前人一样，刘勰依然是首先从思想上肯定儒家经典的思想价值，他认为，文章是道的表现，而道是文的本源，古代圣人创作文章是为了表现道，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用于教化、治理国家。其在《文心雕龙原道》中云: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同时，刘勰又认为，经典不但是后世文章的渊源，而且还在思想及艺术上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了标准，是后世文学作品的典范，将经典的文学意义提到了比较高的位置。其在《宗经》中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又云: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可以看出，刘勰不仅详细地剖析了后世各体文章与经书渊源，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创作审美角度的六标准，即其所谓的六义之美:感情深诚而不虚假，风格清朗而不繁杂，记事信实而不荒诞，思想正直而不回曲，体制要约而不芜秽，文采美丽而不淫滥。因此，可以说文学意义上的经典及明确的艺术标准始于《文心雕龙》。

钟嵘《诗品》为南朝文论又一力作。此书是中国文论史第一部诗学专论，总共评述了汉魏至齐梁的122位诗人，且将这些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对诗人的品评，树立良好的准则，对当时的诗歌创作起指导作用。钟嵘对所评诗人进行品第的区分本身便体现了一种文学经典意识，被其列为上品的诗人如曹植、陆机、谢灵运等，都是钟嵘心中经典诗人的代表。钟嵘秉持的是文质兼备的文学经典原则，因此，在推崇他心目中经典诗人的同时，依据这一原则，对他们表现出的艺术风格进行了总结和评价，无形中也就树立了他的文学经典标准。如他赞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真正做到了思想和文辞的完美统一，是经典诗人的最高成就代表。另外，《诗品》还突破了儒家经典的束缚，站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正视并高度评价五言诗的成就，其云: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这无疑是对以往论诗以《诗经》为标准、重四言的传统诗学观的修正和挑战。可以说《诗品》是第一部以文学经典的视角分析诗歌的著作，在古代文学经典及经典观的形成与独立中意义非凡。

魏晋六朝时期崇尚古代经典虽然是主流，但也同样有别调。代表性人物是东晋葛洪，葛洪继王充之后，又对崇古抑今的风气进行强烈批判。其《抱朴子尚博》云:

又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黩贱同时虽有超群之人，犹谓之不及竹帛之所载也;虽有益世之书，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是以仲尼不见重于当时，《太玄》见蚩薄于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所患矣。

他甚至认为今胜于古，其《抱朴子钧世》云: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他觉得《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在文辞方面逊于两汉魏晋时期辞赋。一方面抨击了贵古贱今的传统，对古代经典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对文辞的重视，从文学的角度对著作进行评判，颇具进步色彩。

三

隋唐至宋，经历了三次比较大规模的文学复古运动，其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以往经典的问题。在这几次文学复古运动中，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识更加深入，自觉性也更强，而传统儒家经典的文学经典地位，也得以凸现和巩固。

第一次大规模的复古运动发生在诗歌领域。经历六朝诗风和文风的浮华之后，初唐陈子昂首先举起复古大旗，其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言: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这里，陈子昂表达了对晋宋以来，尤其是齐梁颓靡不振诗风的不满，大力提倡风雅、风骨与兴寄，要求保持《诗经》的风雅传统，学习汉魏诗歌刚健、质朴的风格。很明显，他是将《诗经》、汉魏诗歌当成诗歌创作的楷模，即他心目中不可动摇的文学经典。他的矛头是对准初唐盛行的片面强调文采的浮靡诗风，因此，经典不仅成为文学创作的典范和法则，同时也成为一种革新的手段。陈子昂大力提倡复古对唐诗的风格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以后，复古与革新便交织在一起，对唐诗创作高峰的到来产生了积极影响，很多盛唐名家都主动从传统中寻求汲取创作营养，如李白就是陈子昂复古论的直接继承者，他一生钟情古风，而且也是其诗歌创作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其他诗人也是从传统中找到了创作的突破口，由此一来，诗坛为之一振，尽扫齐梁余风，这不得不说是复古运动带来的积极影响。

第二次复古浪潮在中唐开始席卷，这一次是在散文领域展开，矛头指向了六朝以来产生的一种新文体骈文。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质朴，内容充实，而且极富思想性，为后世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并且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然而，六朝时期，随着骈文这种片面追求语言形式美的新文体的产生和兴盛，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丧失殆尽，这种不良文风一直延续到中唐。面对社会的矛盾、文风的凋敝，韩愈、柳宗元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反对浮华艳丽的骈文，提倡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韩愈首先吹向复古号角，他在《答李秀才书》明确表达了他的主张: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其辞;通其辞，本志乎古道者也。很明显，韩愈提倡古文，不仅仅是学习古文的文辞和表达方式，更要学习古文之道，即里面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尤其是指儒家思想。韩愈十分推崇先秦两汉古文，在《答李翊书》中提到自己开始学习文章时，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同时他还在《进学解》中，对他认为的前代经典有更为具体的说明:沈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很显然，韩愈主张的学习面很广，不仅限于儒家的《五经》，还提倡学习《庄子》、楚辞、《史记》、扬雄等作家作品。以先秦两汉经典古文为标准，对文学思想性和艺术规范双重要求是古文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此次文学复古运动开创了一种新的雄奇瑰丽的艺术风格，为后世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的典范。

第三次大规模复古运动是发生在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此次运动贯穿整个北宋，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代表人物是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姚铉、孙复等人，中期以欧阳修为领袖，响应者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及王安石、曾巩等人，是此次运动的高潮。后期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完成阶段，以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为代表。此次运动以复古为旗号，以革新为目的，他们最初反对的目标就是盛行于宋初诗坛的西昆体和晚唐五代延续下来的颓靡文风。为了达到革新目的，他们主张学习古代经典:散文领域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及韩柳古文，诗歌方面则以《诗经》、《离骚》、两汉乐府、建安诗歌及李白、杜甫等杰出诗人诗作为标杆，主张以复兴古道改革文风与世风。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动机和背景与韩柳的古文运动颇为相似。以欧阳修为例，他非常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提倡从前代经典中追寻古道，《答吴充秀才书》云: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很显然，对文学思想性的强调与韩愈是一致。因此，欧阳修对韩愈古文极为推崇，他在《记旧本韩文后》中叙述自己读韩文的经历和感受: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都如此，其他人对道与古文的重视可想而知，因此诗文革新运动可以说是韩柳古文运动精神的延续。

四

明清时期的复古运动尤盛，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当中最具复古色彩的时代。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封建社会发展到末期，一方面，人们对古代文化有一种本能的依恋;另一方面，文学发展到了明清时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和历次复古一样，文坛的领导者们也想利用倡导古风反对不良文风，从古代经典中找到创新的突破口，然而，明清时代的复古运动，并没有像前几次那样取得骄人的成绩，相反渐渐走上了因袭和模拟的死胡同，从而也招来了强烈反对的声音。在流派众多、新旧思想交织、争论不休的明清文坛，围绕经典与反经典、复古与革新呈现出一道热闹非凡的风景线，从而也为古代文学经典的创作拉开了帷幕。

明清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要数明代中叶以后前后七子及唐宋派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主张散文学先秦两汉，古诗学汉魏，近体则学习盛唐。而唐宋派则主要是在散文领域，主张散文创作应该学习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唐宋名家，虽说学习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目的是趋同的，即反对明初以来粉饰太平的台阁体及陈腐的八股文，从扭转文风的角度讲，此次文学复古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前后七子及唐宋派都没有能够处理好复古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是一味循古，极少创新，因此，创新成就乏善可陈。如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在《答周子书》中说:仆少壮时，振翮云路，尝周旋鹓鸾之末，谓学不的古，苦心无益。又谓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可见，他将古人的作品看成是最高法则，认为这些经典之作无论是在结构还是在语言、修辞等方面都有一成不变的法式，必须严格遵守。这种匍匐于经典的脚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做法终究使得这次复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因一味拟古，层层相因，遭到了明代后期力求抒写性灵的公安派、竟陵派等的强烈反对。如公安派的主将袁宏道就对当时盲目复古进行了猛烈批判: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

第7篇：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一、唐代女子体育活动的种类介绍

（一）球类

蹴鞠，在古的时候也叫做“白打”，特点是对抗性弱，娱乐性强。蹴鞠在唐代女子中比较普及，不论是在宫中还是街头都可以看到女子蹴鞠的身姿。《剧录谈》里就描述了街头一位少女玩蹴鞠的故事：京兆府的小官吏王超，有一天走过长安城胜业坊北街，“时春雨初霁，有一三鬟女子，年方十六八，衣装褴褛，穿木屐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由此可以看出蹴鞠在唐代女子中的流行程度。

马球在唐代风行一时，不仅成为帝王和贵族健身强体的体育运动，而且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马球对抗比较激烈，观赏起来很刺激。唐代长安，有宽大的球场，玄宗、敬宗等皇帝均喜马球。骑马击鞠的运动是唐代时从传入的。据史料记载，在唐朝的宫中女伎们大多都受过打马球的训练，她们主要的任务就是陪皇帝和贵族们打马球娱乐消遣。

步打球，又称“步打”，是一种徒步以杖击球的球类运动，类似于今天的曲棍球。步打是从马球活动演变发展而来的，除了不骑马之外、跟马球运动大体相似。唐代女诗人鱼玄机，十分爱好步打球，在她所做的《打球作》一文中就描绘了女子参加步打球的精彩场景①。

（二）百戏类

根据《辞海》的定义，所谓“百戏”是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包含了各种杂技幻术（如寻植、扛鼎、吐火、吞刀等）、装扮动物的鱼龙曼延、装扮人物的乐舞和带有简单故事情节的《东海黄公》等。唐代在长安的寺院里设“戏场”，作为百戏一类技艺的表演场所。百戏是一种以杂技为中心，汇集各种表演于一堂的艺术，千奇百怪、种类繁多。

（三）户外休闲类

根据《大唐六典》和唐文宗时期的《郑氏书仪》的记载，旬假和节假最多的时候加起来能有一百多天，这都占了全年的三分之一的时间了。因此唐代女子便有充足的时间来参加的各种户外休闲活动。户外活动的形式也是非常的丰富有趣，有踏青登高、冰戏、骑射畋猎、秋千、弹射（打弹弓）、水上活动等等。

（四）游戏娱乐类

唐代宫女们的游戏多种多样，这些游戏既能健身又能益智同时还能打发时间具有娱乐性，如捉迷藏、采莲、樗蒲、握槊、扑萤、叶子戏、钓鱼、藏钩、长行、投壶、簸钱、棋奕等②。

二、唐代女子体育活动盛行的原因浅析

（一）审美观念的改变

从唐朝开始，女子由于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胡人）的影响，因此审美观念也发生改变。唐代人逐渐开始认为壮实丰满的是女性美的象征。同时因为宫廷女子的生活水平比较高，她们追求时尚的条件也更为充裕。于是她们为了迎合权贵们的审美标准，选择那些能够显现自己形体健壮和力健之美的体育活动，这也可以说是唐代宫廷女子体育活动的一种特色③。

（二）女子参与体育活动的渴望程度提升

由于唐太宗、武则天以及唐玄宗早期在政治上的成就，使社会稳定的发展。特别是在武则天称帝的时期，女子的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也使得封建社会那种男尊女卑的观念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女子拥有了很多权力，活动也更为自由。这些为她们在追求自我方面以及享受生活的乐趣提供了条件，能让她们能够积极大胆地参加到各种体育活动中。

（三）唐代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开放的社会风气

唐代国家长期统一，社会相对安定，从李世民开始，休养生息，利国爱民恢复生产出现了贞观之治。唐玄宗时又出现了开元盛世。唐朝前中期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由于政治开明，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所以唐朝的周边民族都归附于唐。由于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又于西域往来密切，所以双方有许多交流，各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文学的发展也由于诗歌的传播而发展迅速，文明创造也很丰富，这些为女子体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另外，少数民族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唐政权在风俗习惯上有较多的鲜卑时尚。唐朝是一个民族融合的时代。其一，当时的周边少数民族与国家，无论是鲜卑族，还是突厥、契丹、党项等等，婚姻关系比较原始，女性地位较高而所受到的约束相对较少，比较自由放纵。唐代妇女贞洁观念的淡薄和审美观念的特殊，各种文化的大融合导致唐代妇女思想的开放性。就拿进入中原的鲜卑族来说，这个民族有女子当家的传统，因此男女平等的观念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影响，使女子体育的发展更为顺利。其二，隋唐北部少数民族突厥人在公元629年归属唐朝，其中有大量移居到了长安城。同时，突厥族女子喜爱踏鞠，从而推动了唐代女子蹴鞠活动的兴起。这就是体育史上所谓的“惟有大唐三百年是中国古代体育最辉煌的时期”。

（四）民间节日娱乐化的需要

中国古代就有很多的民间节日，很多节日的活动内容就与体育有关。如清明节的荡秋千，上已节（三月三）的水滨游春，重阳节的登山望远等。在节日里，女子们就可以放下家里面事情，走出家门，在户外尽情的玩耍嬉戏。

三、结论

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居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但隋朝毕竟短暂，唐朝历时近三百年，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因此，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唐朝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们争相与唐朝交往，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显著重要的作用。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正是因为唐代社会的繁荣昌盛以及与西方有经济文化的频繁来往，以及唐代妇女地位的提升和统治者娱乐消遣的需要，使唐代女子体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唐代女子的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的行为大大促进了中国古代体育的快速发展，这在中国古代体育文化长河中留下了丰富的内容。（作者单位：成都体育学院）

注解：

①张如安.唐代的女弈[J].体育文史，1993，（3）：30-32.

第8篇：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关键词：丝绸之路；文化产业；产业链；大唐西市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2003305

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以特定文化遗迹为核心， 借助文化遗迹进行新兴文化产业塑造并与原有产业整合，形成特定区域产业链组合的开发模式逐步得到了社会与学者的认可，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使中国产业结构更加趋于合理。当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优化文化产业链结构，改变目前以文化遗迹为核心的单一、浅层次、以旅游项目为主开发运营的模式，科学合理地规划产业项目，形成自身特有的产业链和产业链组合，以及高水平、深层次、产业化的开发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西安大唐西市是西安市人民政府为向世人展示西安“人文之都”的无限魅力，于2005年启动实施的“皇城复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年来国内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开发项目。该项目以丝绸之路文明的历史文化传承为核心，以不断优化其产业链质量为发展方向，在十余年的运营发展过程中已实现了其大部分预定目标，但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和部分项目的转型问题。梳理分析西安大唐西市文化产业运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对未来产业链模式转型方向进行研究，对中国历史文化遗迹资源开发、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具有一定的引导与借鉴意义。

一、大唐西市产业开发的

历史与现实背景作为世界之冠，唐都长安以其丰富的文化创造力和开放包容的姿态在东西方文明史上占重要地位，曾经是与雅典、罗马、开罗齐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历史上东方和西方商业文化交流的重要汇集地。1 300年前，中国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中设有东、西两大市场。东市是国内商品贸易市场，西市则是包括西域、日本、高丽（今韩国和朝鲜）等客商在内的国际性大市场。唐代诗人李白“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中的“金市”即大唐西市。西市位于唐长安皇城的西南方，始建于隋，兴盛于唐，繁华程度盛极一时，是当时规模最为宏大、国际贸易最为繁荣、辐射面最广的世界经济贸易中心、时尚娱乐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西市以其繁荣的市场体系、坚实的经济基础支撑着整个丝绸之路的贸易体系，是丝绸之路真正意义上的起点。西市既是外部世界了解长安乃至中国的一个窗口，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重要平台。唐代长安城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宫殿金碧辉煌，佛寺宝塔高耸，东、西两市十分繁荣，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唐代诗人岑参所作的“天门街西闻捣帛，一夜愁杀湘南客。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就是对唐长安人口众多、繁荣富足的真实写照。

西市位于唐长安城西南方位，其建筑布局与唐长安城中的里坊十分相似，都采用了封闭式的建筑方式，用市墙将内部彻底包围，形成一个对外密闭的空间。市墙之中每墙各开两门，市门皆有门吏管理，早晚随街鼓声而定时启闭。在长安城四周城墙高筑的情况下，拥有独立市墙的大唐西市俨然就是一座“城中之城”。

西市内部南北向与东西向各有两条均宽16米的街道，四街纵横交错成‘井’字形，将市内划分为9个长方形区域。其中东西向二街相距327米，南北向二街距离309米。此外，西市的9个区域侧面均为街道，这使得每个区域的周边都与街相邻，十分便于交易[1]。

西市的建立对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空前的融合与推动作用。它的出现使得来自世界上不同地域、国家的人将本国所特有的商品与文化传入当时的中国。唐长安城时期西市的区位职能体现在经济、文化、政治3个层面。

第一，促进本国商品与外国商品的流通。西市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市场，往来于其中的商人来自东亚、东南亚、中亚，以及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来自中亚与东欧地区的客商在当时的贸易活动中尤为突出，这些客商所销售的商品包括本国特有的药材、香料、珠宝，当本国的商品售罄时，再用赚取的资金回购中国特有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这些客商的出现加大了中国与当时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促进了商品流通，也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内地市场。

第二，促进本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随着唐王朝的日益兴盛与西市的不断繁荣，进驻长安经商的客商数量越来越多，而其中以来自西域的客商占比最大。大量的客商在带来丰富西域物资及特产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传播了自身的西域文化，文化传播的范围覆盖了整个长安，从而影响到全国。文化的交流融合使得“兼容并包”的唐王朝帝国更加兴盛、繁荣。

第三，强化中国“世界中心”的政治地位。自公元681年唐王朝正式建立起，日益兴盛的唐都长安逐渐成为了西方与东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汇中心。作为当时国际市场的大唐西市，其规模之宏大，国际交易之繁荣，无论是在商业交易或是文化交流方面，都从实体上印证了唐王朝的强盛与发达。而西市的繁荣与发展对巩固、强化唐王朝作为世界中心的政治地位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 100多年前，汉代的张骞肩负和平友好使命，从汉长安起步，两次出使中亚，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这条路成为中西交流的主要通道，世界由此知道并了解了中国。1 300多年前，唐朝僧人玄奘经丝绸之路到达天竺，又一次开启了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之旅，丝绸之路在中国与中亚、欧洲之间建起了一座商贸与文化的桥梁。进入21世纪，当中国人民又一次进入辉煌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融、经济的联系和依存更为紧密，重构丝绸之路文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开放、包容、交流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成了每一个中国人伟大的责任和梦想。挖掘、开发、利用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有重要影响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丝绸之路起点――大唐西市，成为西安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壮举。

二、大唐西市开发建设原则2005年2月西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新审视西安的地位和优势，提出国际化、市场化、人文化、生态化的发展理念。结合第四次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明确了把西安建设成为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的发展目标，形成了保护古城风貌、彰显西安特色、打造“人文之都”的城市建设思路。西安市政府于当年启动“皇城复兴计划”，加大对文物古迹、历史街区和传统民居的保护力度，使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古城区与新城区各展风采，人文资源与生态资源相互依托，向世人展示西安“人文之都”的无限魅力。2005年4月，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文化主题公园――大唐芙蓉园开园；2010年4月7日，国内首座由民间资本投资建设的遗址类博物馆――大唐西市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大唐西市是在西安市政府“皇城复兴计划”的推动下，形成的一个以商业为主线，以丝绸之路风情和唐文化为特色的综合性商业项目，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在原址上重建的项目。与国内其他纯粹的商业项目进行比较，大唐西市最大的优势在于不可复制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对唐文化魅力的展现。大唐西市所具备的历史人文资源与传承、发展唐文化对其作为商业项目的影响力度使得该项目成了国内同类项目开发的典范。为了使大唐西市的开发更具科学性和时代性，本文提出大唐西市开发建设的3点原则。

（一）在原址重建的原则

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均能证实唐长安城时期西市的具置即今大唐西市的位置。史料记载唐长安城时期西市四面各开二门，市内有4条大街，把该市分成9个长方形区域。街宽各百步，两侧有衣肆、药材肆、坟典肆、G辔行、绢行、秤行、麸行、帛行、寄附铺，经营各种商品交易的商家近千家。大街四周又设有很多旅舍、旗亭酒肆及饮食摊点。通过丝绸之路来到长安经商的西域及中亚、西亚等地的客商也多聚集该市，经营金银珠宝并购买有中国特色的丝绸、瓷器等运回国去转卖。基于对历史文化传承的考虑，重建大唐西市时，其建筑布局仍然模仿了唐代原貌，建筑风格沿袭唐代风韵，强调与同时期丝绸之路各国建筑风格相结合的原则。建筑功能突出唐文化，传承唐人“一行一市”的理念[2]。

（二）与城市环境相融合的原则

作为文化产业项目，大唐西市首先需要与城市的发展相契合。这其中包括：对土地的使用方式与增长趋势、经济结构的转变与扩大、城市自身所具备的文化底蕴及意义、城市交通与开放空间的体系。

（三）突出公益性的原则

大唐西市重建时的一条基本原则是突出公益性，主要体现在部分运营产业在不产生经济效益或者经济效益并不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对文化事业的促进与推广。通过公益性产业的发展，从多个角度推动唐文化的宣传力与影响力，加强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文化的共融与交流，在公益性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推动影响经营性产业的发展。

在唐长安城西市遗址上重建的大唐西市，在继承了唐长安城时期西市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对周边地区的各种文化和商业需求起到了支撑和带动作用。第一，新开发的大唐西市的商业职能，一方面是纯粹意义上的现代化商业活动项目，包括餐饮、服装、住宿、文体娱乐活动；另一方面依托唐长安城时期西市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的展览、旅游、表演活动，如大唐西市博物馆、丝路风情街、国际古玩城、不定期的国内外文化商演活动等等。第二，所承载的文化职能，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大唐西市作为商旅文化项目，自身所具备的文化内涵与影响力同样极其深远。通过唐代建筑文化、丝绸之路文化、集会庙会文化等多样化的人文活动的展示与结合，营造出独特的人文环境[25]。

三、大唐西市产业链开发

优势与劣势大唐西市从规划实施运营至今已有十余年时间，该项目的运行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但在运营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分析该项目运营及其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对该项目改造和产业发展模式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唐西市产业链开发优势

1.以传播唐文化作为产业链开发内核

唐文化作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文明中传播范围较广、延续时间较长、受推崇程度较高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最灿烂的文化之一。西安大唐西市文化产业的整体运营皆以对唐文化的开发和运用为基石，是唯一可以用丝绸之路起点命名的项目。以优秀的唐文化作为产业链开发内核，是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极具竞争力的优势之一。

2.不可复制的历史遗迹资源基础

大唐西市是国内唯一在唐长安城历史遗存原址上再建的以盛唐文化、丝路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商旅文化产业项目。大唐西市拥有确切的历史遗迹，这是许多现代化仿古建筑群落无法比拟的，也成为大唐西市产业发展独一无二的优势。

3.产业链内部的良好整合能力

大唐西市的产业链运营通过盛唐商业文化和市井文化的项目融合，涵盖了以大唐西市博物馆、丝路风情街为主题的旅游项目；以大唐西市酒店、多个以唐文化与丝绸之路文化为主题的餐饮项目以及其他购物、演出多个环节。这些环节在以传播唐文化为基础的前提下形成了良好的组合与资源互补，各环节逐步获得了稳定的盈利，使得大唐西市整体产业链的竞争力进一步加强。

4.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大力扶持

大唐西市文化产业项目的开发与形成，正是在顺应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进行的。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大力扶持，既为大唐西市产业投融资提供了保障，也使大唐西市拥有了广阔的市场需求与发展前景[67]。

（二）大唐西市产业链开发劣势

1.文化产业集聚效应弱

大唐西市作为一项在原址上重建的文化产业项目，在原址重建的确定性也成了产业扩张的局限性。大唐西市文化产业项目的开发带动了周边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但大唐西市本身淹没在高楼耸立的住宅丛林中；另外，大唐西市周边缺少其他文化产业园区以及相应的文化企业，未能够形成大唐盛世的连锁效应。

2.产业运营优惠政策不到位

大唐西市项目作为2005年西安市“皇城复兴计划”中的重要启动项目，地方政府在人力、物力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但建成运营后支持扶助政策较少，未能体现为其文化遗迹保护的公益性事业特性，制约了大唐西市建成后的运营发展。

3.开发相应文化衍生品能力弱

衍生产品的开发是文化产业发展与扩大的重要环节，也是文化产业链得以延伸的主要方法。当一种文化形式或创意得到群众的认可后，产业运作者会以该文化为核心，开发出不同的搭载该文化内涵的载体，以此实现商业价值的最大化。大唐西市丝路风情街商铺冷清、商品单一，古玩城内的商品并没有着重凸显唐文化和丰富多彩的丝路文化，整个产业链还没有形成层次化发展，盈利窗口单一、不确定，这些都影响了大唐西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四、大唐西市产业链发展

转型的建议文化遗迹产业链是指通过对文化遗迹的开发与重建，使其获得新的文化与商业价值，在对其新价值使用的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系列商业化项目和产品。针对大唐西市文化产业运营十余年的相关因素分析，其产业链组成模式转型应重点关注以下5个方面，以确保该项目的可持续运营和发展[811]。

第一，运用资源优势强化产业链效应。长安是古代东西方交往的大门，大唐西市是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要充分发挥大唐西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品牌效应：在纵向发展中，要形成“研发―生产―品牌营销”的文化产业链；在横向发展中，要将自身特色与旅游、餐饮、演艺、现代制造、影视、新闻出版多个产业紧密结合，积极开拓新兴产业链；在区域化发展中，应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带”字效应，不局限于周边资源，要延伸至“带”的广角，借助商业运作、品牌传播、资源重组等手段，打造跨行业、跨地域、跨国际的“品牌价值―销售推广―整合营销―战略联盟”的产业生态链。

第二，推动大唐西市文化产业园区内不同产业间的联动与融合。文化产业的核心是文化创意。这一特点决定了文化产业园区与依靠技术、能源的传统工业园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该园区内多条文化产业链的集聚过程。以唐文化与丝绸之路文化作为产业开发内核的大唐西市，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在强化一般产业链的同时着重发展内在产业链与协同产业链，并进一步宣传、包装唐文化，将其作为自身商品的特有印记。

第三，“以商养文，以文促商”带动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持续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有效提供就业岗位、增加财政收入和投资者收益，并源源不断地为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永续保护提供资金，从而走出一条“以商养文，以文促商”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路子。真正实现以资源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发展并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资源。

第四，吸引客商投资，建成国际化“金市”。在全面落实发展文化产业相关优惠支持政策的同时，争取大唐西市文化产业园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吸引本区域及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客商投资，将其建成如盛唐时期的国际化“金市”。

大唐西市博物馆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由民营企业投资建设的遗址博物馆，具有保护、展示西市遗址和反映丝绸之路文化、盛唐商业文化、市井文化的功能，已成为西安重要的公益性文化基础设施，其“民营资本投资模式”被列为陕西大遗址保护五大模式之一。大唐西市的其他相关设施、景区都是围绕此核心建设起来的。还应考虑对民营博物馆予以相应的财政补贴和收益补偿，鼓励其免费开放，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和公众进入西市文化产业区，拓展消费能力，为丝路风情街等商业街区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对进入西市文化产业区的投资者予以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文化产业区，使得大唐西市能够真正展现盛世大唐的无限魅力。

第五，重组大唐西市文化产业链，提升园区品质。以唐长安城时期西市遗址为建设背景，显著突出唐文化主题的大唐西市属于典型的资源依托型产业链组成模式。按照规划，大唐西市文化产业园核心产业链在于以保存较完好的唐长安城时期西市遗址与出土文物为主题成立的历史博物馆以及仿照唐长安城西市原景风貌建设的九宫格街坊；支撑产业链在于以突显唐文化为主题的丝路风情街及西域特产、餐饮酒店、珍奇古玩等；产业链在于影视娱乐、商业展览、演出等。这种产业链布局在园区建设运营初期是十分有效的运作模式，但当园区发展到一定规模，园区内各种主题及其建设规模已经确定而其彰显度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应当调整其产业链结构，确保园区的健康可持续运行。就大唐西市产业园区而言，应将更多的关注从核心产业链调整到支撑产业链，特别是丝路风情园和珍奇古玩城的招商引资上，应当先行一步，走出国门，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吸引客商，把上述支撑产业链上的园区建成像新疆国际大巴扎、西安鼓楼回民坊等有世界影响力的园区，使得支撑产业链真正起到对整个大唐西市文化产业链的支撑作用。

五、结语丝绸之路是中国与沿途各国人民互利互惠、友好往来的见证。以传承丝绸之路文明为核心，在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大唐西市原址上重现昔日的辉煌，既是对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更是为丝绸之路起点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涵。及时梳理和总结大唐西市文化产业园运营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问题，从调整文化产业内部结构和产业链方向入手，大唐西市文化产业园必将得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成为新时期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参考文献：

[1]西安大唐西市置业有限公司.历史的延伸――大唐西市的规划概要[J].建筑与文化，2008（7）：6669.

[2]和红星.西安“唐皇城”复兴中的大唐西市[J].建筑与文化，2008（7）：5859.

[3]丁静，都红刚.大唐西市引争议：城市建设和城市文化复兴能否兼得[N].中国社会报，20070910（3）.

[4]毕景龙，王慧.大唐西市的空间形态与文化特质解析[J].建筑文化，2011（2）：146148.

[5]靳薇，宋鑫.大唐西市遗址复兴研究的初探[J].山西建筑，2008，34（5）：6870.

[6]冯华，温岳中.产业链视角下的我国文化产业发展[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5）：8286.

[7]张立波.文化产业园的产业链构建[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8（4）：9295.

[8]李魁.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研究――以西安大唐西市项目为例[D].西安：西北大学，2009.

[9]贺嵘，毕景龙.城市更新中的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西安大唐西市保护与规划[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12，38（6）：283286.

[10]王彬.新丝绸之路城市符号传播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4.

[11]王彬.民办博物馆发展相关文化产业的探索――以大唐西市博物馆为例[J].中国博物馆，2014（1）：5459.

Industry chain development of Xian Tang West MarketXIE Yuyang

第9篇：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一、政治史

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的研究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重要部分。

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有关原始史料作了较全面的梳理，考述了六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原与西域关系，并就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崔明德著《隋唐民族关系探索》(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4年)从不同的角度对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进行了探讨。

论文以探讨唐朝时期的有关问题为主。杨圣敏《论回纥与唐朝的关系》(《中亚学刊》第4辑)认为，745年以前，回纥与唐之间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之后，回纥控制漠北，双方关系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这种关系依双方力量的消长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唐朝的属国时期(745-756年)、平等抗衡时期(756-787年)、父子国时期(787-840年)。楼劲《汉唐的外事体制与丝路古道上的外交模式》(《敦煌学刊》1期)认为，汉唐的外事体制表现为一套渊源流长的大一统世界秩序观的实践和发挥。它是以内政为本，外事为末;以羁縻不绝式控驭为主要方略，辅以攻守战备;通过内外体同用异的行政建制和礼法规范来具体处理外事的体制。汉唐在丝路上展开的外交活动，是上述外事体制逐渐充实和定型的关键及其具体运作的一个最重要领域。朝聘往来之制，是汉唐王朝规范和衡量丝绸之路中外关系邦交的基本模式。李大龙《回纥派往唐朝使者述论》(《西域研究》4期)、陈国灿《唐开元西州曹符帖目中的西域“警固”事》(《西域研究》1期)等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王思治、吕元聪(香港)《18世纪前夜西北边疆局势述论》(《清史研究》1期)，则论述了康熙皇帝处理西北边疆复杂局势的举措和平定噶尔丹民族分裂势力的乌兰布通战役。

这方面的研究，本年度从职官制度和行政机构、建置角度论述的文章也较多。韩香《试论“使匈奴中郎将”的来源及演变》(《新疆大学学报》1期)认为，该官职起源于秦。东汉时正式设置，魏晋时演变为“护匈奴中郎将”。郑炳林、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的使头一职》(《敦煌学辑刊》1期)指出，使头是归义军政权派出通使周边的使团最高首领，是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为处理错综复杂的周边关系而专门设置的官职。

田卫疆《蒙元时期新疆建置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指出，蒙古时期的军政管理机构和职官设立，体现了内地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统治，是汉代以后历代中央王朝对天山南北各地进行管辖统治的延续。吴福环《我国边疆治理制度近代化的重要举措——论新疆建省》(《新疆大学学报》4期)认为，1884年新疆建省，将边疆与内地划一治理，是国家统治方式近代化的标志之一。这对其后建立台湾行省和东北三省及议设蒙古行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辽史是中亚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方面的论文有，拜合提亚尔·吐尔逊《耶律大石与喀喇契丹帝国的建立》(《历史论集》，厉声、安尼瓦尔·阿布里米提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论集》)，对耶律大石西行前的经历及其创建喀喇契丹帝国时，在政治、军事、外交等诸方面所起的作用和表现出的非凡才能进行了论述。纪宗安《耶律大石治西辽国策述论》(《西北民族研究》2期)认为，耶律大石建西辽帝国，在行政军事方面执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经济上薄赋轻税。对各属国因具体情况而治，并给予一定的自治权，从而使西辽中央政权的统治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较高的军队素质和赋有特色的战略战术，使西辽军队成为12至13世纪之间，中亚地区最完整强大的军队。

关于新疆建省后的有关问题的探讨，陈国光、徐晓光《清代新疆地区的法制与伊斯兰教法》(《西北民族研究》1期)认为，新疆地区作为清朝政府行政辖区的一部分，行政体制管理方式由清政府专门规定。因维吾尔社会普遍信奉伊斯兰教，在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关系方面基本运用伊斯兰教法和维族习惯法。司法审理方面，严重者由国家司法机关管辖。王东平《清代新疆马政述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晚清新疆马政述论》(《西北民族研究》2期)，系统阐述了清代新疆的马政。前者认为，清统一新疆后，出于军事、屯政、交通、邮驿的需要，对新疆的马政很重视。一方面同哈萨克等游牧诸部进行绢马贸易;另方面在新疆的伊犁、巴里坤、塔尔巴哈台等地创办了官营马厂。这对新疆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指出，晚清新疆马政处在近代社会的变革时期，是清代新疆马政演变的重要阶段。对新疆现代史的研究，侧重抗战时期。论文有朱培民《抗日战争在新疆》、陈超《新疆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贡献》、纪大椿《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时局与新疆和平的实现》(《西域研究》2期、3期)、魏长洪《辛亥塔城和谈钩沉》(《论集》)、罗绍文《杨增新、冯玉祥之间的矛盾和新疆“三七”政变》(《西北史地》4期)等。 转贴于

二、军　事

与以往相比，本年度这方面的论文较多。杨铭《吐蕃时期河陇军政机构设置考》(《中亚学刊》第4辑)指出，节度使制是吐蕃统治河、陇地区的最重要、根本的制度。吐蕃先后设置了青海、鄯州、河州、凉州和瓜州五节度使，并以大臣驻跸河州等地，指挥河、陇五节度使。杨铭、何宁生《曹(Tsar)——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西域研究》4期)认为，本世纪以来在敦煌、若羌、和田等地出土的大量吐蕃文书中的藏语术语Tsar，源于汉文的“曹”。它反映了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此兵制乃吐蕃占据这些地区后，对唐兵制“曹”的承袭。张国庆《辽朝军队的军事训练和后勤制度述论》(《内蒙古大学学报》4期)指出，辽军以狩猎代军训，增加了物质又训练了军卒的射杀技能;以畜牧渔猎经济为主，造就了以骑射为特色的、强大而颇具战斗力的军事武装力量。辽军前中期的军队出征，不备粮草，实行现行抄掠的军事后勤制度，有利有弊。13世纪蒙古的崛起、成吉思汗的西征，对中亚乃至世界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巴音图《关于成吉思汗的战争观》(《内蒙古社会科学》4期)认为，以战止战，以战强国，以战扩疆，以战养战的战争观贯穿其整个战争生涯。王劲、苏培新《试论西北诸马军阀的几个特点》(《兰州大学学报》4期)认为，西北诸马军阀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三、经济史

殷晴主编《新疆经济开发史研究》(下册)(新疆人民出版)，收录了关于新疆牧业、水利、纺织、种植、石油、交通、贸易等方面的20多篇论文。

从宏观上探讨的文章有:李清凌《魏晋十六国各民族政权竞争下的西北经济》(《甘肃社会科学》5期)指出，私家地主所有制与小自耕农所有制兼并与反兼并、强夺与反强夺的矛盾斗争，和它们要求国家政权保护其经济、政治利益的一致性，是当时历史运动的本质。魏晋南北朝包括西北的我国社会动荡的根源是有巨大经济、武装实力的世族地主所有制发展的结果。刘迎胜《蒙古时代中亚社会经济研究》(《中亚学刊》第4辑)认为，从西辽时代至元末的二百余年，中亚处于以游牧、农耕混合类型经济为主导的统一政权控制下。整个中亚东西部之间经济上有明显的差异，不具备形成统一市场的条件。这种经济上的差异，以及地理上的距离是最终造成察合台汗国分裂的根本原因。蒙古的统治对中亚经济文化的破坏极为严重。潘志平《清季俄英殖民主义势力对新疆的经济侵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指出，在殖民主义特别是沙俄殖民主义侵略下，清末新疆的中心市场基本上为俄商垄断资本把持。总体上，新疆商业贸易已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有关论文还有管守新《刘锦棠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的重大措施》(《西域研究》4期)、魏长洪、孙波辛《试论新疆三区革命后期的经济建设》(《新疆大学学报》3期)等。

关于农业经济。樊志民《秦霸西戎的农史学观察》(《敦煌学辑刊》1期)认为，秦霸西戎是初秦农业发展的重要时期。秦与诸戎的斗争，对保卫关中农区先进农业传统具有重要意义;而秦与诸戎的融合，为调整周秦传统生产结构，建立新的富国强兵体制创造了条件。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的管理方式》(《唐研究》第1卷)探讨了唐平高昌，立西州后，力图把西州田制纳入“均田”轨道的问题，指出唐代西州部田授受数处分布与当地的土质、水利有关。荣新江《〈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西域研究》1期)，对出土而未公布的户籍文书进行了初步整理，认为该文书为研究西州田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资料。伊力哈木·托合提《维吾尔族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期)则指出了维吾尔社会经济落后的诸因素:地理区位和交通条件不利;体制与政策的原因;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且布局不合理;人文、文教、卫生落后等。并提出发展维吾尔社会经济的对策与建议。 转贴于

关于商业贸易。姚继荣《明代西北马市述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期)指出，明初对蒙古族的封锁政策是导致蒙古族对明朝沿边“寇抄不已”的重要原因。明隆庆以来开设马市，其初衷在于维护边防，控制蒙古。客观上促进了区域间和民族间的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缓解了明蒙之间长期尖锐对立的矛盾。潘志平《清季新疆商业贸易》(《西域研究》3期)，依据乡土志资料，从商业城镇的发展和私商的崛起、商贸活动特点和市场结构几方面，探讨了清季新疆的商业贸易。此外，还有杜常顺《清代丹噶尔民族贸易的兴起和发展》(《民族研究》1期)、庄鸿铸《新中国初期中苏三大合营公司始末》(《新疆大学学报》2期)等文章。

关于货币经济，专著有穆渊《清代新疆货币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论文有张新革《试论王树鰓的货币思想及造货活动》(《新疆大学学报》1期)和陈延其《新疆三区政府货币的历史考察》(《西域研究》3期)等。

四、民族史

本年度这方面的专著颇多。主要有吴景山著《突厥社会性质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民族性格、政治制度、婚姻形态等方面入手，对突厥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分析。杨富学、牛汝极著《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利用新发现的回鹘文书，结合汉籍史料的记载与敦煌壁画，对沙州回鹘史进行了新的研究。拓和提著《维吾尔族历史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就维吾尔族史研究中，族称、族源、历史上所建国家及地方性政权的性质、特征和文学艺术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西仁·库尔班、马达力汗、段石羽著《中国塔吉克》(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全面论述并介绍了我国塔吉克族的历史、生活环境、民俗、信仰、语言、文学艺术和其它一些文化现象。樊保良著《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中国北方、西北少数民族对于开发、经营、维护丝绸之路，沟通中西经济文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以丝路为纽带所形成的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

论文方面，综合研究的有:魏良《关于加深西北民族史研究的几点具体意见》(《民族研究动态》1期)认为，少数民族古籍的汉译、出版是民族史研究的基础。其中三部书应先译出，即沙·马合木·楚剌思的《编年史》、《15至18世纪哈萨克史料》、《吉尔吉斯史料》。王宗维《秦汉及其以前我国西北民族活动的特点》(《西域研究》3期)认为，西北区域诸民族绝大部分属于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蒙古人种。先秦时期，阿尔泰语系民族占优势。周秦建立后，汉藏语系民族占优势。在原始社会，其生产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大。奴隶社会时期，特别是中原王朝统治力量加强时，其迁移活动往往与中原的兴衰相联系。续建宜《中世纪早期游牧民族社会发展规律》(《西北师范大学学报》4期)，通过对7-8世纪中亚和东欧草原游牧民族社会发展史的综合考察，指出游牧民族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从没有土地和定居的全游牧到有相对固定营地和道路的半游牧，再到农耕与定居并行发展的半游牧。于是具有统一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统一的政治机构和正规军队以及统一文化的草原帝国的出现。钱伯泉《从血红蛋白病基因，看西北民族的渊源及迁徙》(《西北民族研究》1期)，对西北汉、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蒙古等民族的历史渊源和变迁从遗传基因角度进行了探讨。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种所属纷论不一。郑晓瑛《西北地区古代居民人种成分研究》(《考古与研究》3期)对本世纪以来我国西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在敦煌以东的河西地区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至秦汉以前的各种古代文化类型的居民，都属蒙古人种支系类型。而在新疆境内，秦汉以前的已知属高加索人种居民的古代文化遗址则向东分布到现在的哈密地区，未越过新疆甘肃的交界区，指出西北地区人种成分的研究至今仍处在资料积累和初步研究阶段。

族别史研究丰富多彩。1.中亚古代民族史的研究。王宗维《卢水胡和小月氏》(《西北民族研究》2期)，探讨了二者的族属及其相互关系，认为二者最初是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民族，直至十六国时期仍有各自的名号。两族后来融合于汉族，其过程是同步的。月氏由北狄变成西戎， 而卢水胡属西戎。卢水胡与小月氏为匈奴说、西羌说或同族说均不能成立。李志敏《支胡考——兼谈秦胡在史册消失问题》(《西北民族研究》1期)认为，“支胡”即“秦胡”之异称，指塔里木盆地土人，与大小月氏无关，与塞种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余太山《第一贵霜考》(《中亚学刊》第4辑)考述了第一贵霜王朝的建立及其存在的时间。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4期)，考述了9世纪后半叶、10世纪初次登上历史舞台的龙家部族的渊源、形成及其兴衰，并就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

5世纪称霸大漠南北的游牧奴隶制国家柔然汗国重视西域经营，大量西徙原居漠北的高车、丁零、铁勒部落。薛宗正《柔然汗国的兴亡——兼论丁零、铁勒系族群的西迁与崛起》(《西域研究》3期)认为，柔然汗国的西域经营和统治是丁零、铁勒系族群主宰西域的历史序曲。关于吐谷浑。杨茂盛、郭红卫《试论宗族部族汗国吐谷浑》(《民族研究》4期)认为，吐谷浑部族的形成和国家的建立，并未经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途径，而是走了一条宗族——部族的发展路子。杨茂盛《试论吐谷浑长期存在的原因》(《北方文物》3期)则探讨了吐谷浑汗国长期存在的诸因素。

关于粟特人。刘波《敦煌所出粟特语古信札与西晋之际敦煌姑藏的粟特人》(《新疆文物》3期)讨论了4世纪前后粟特人在敦煌一带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情况。王尚达《唐代粟特人与中原商业贸易产生的社会作用和影响》(《西北民族研究》1期)认为，粟特人与唐朝内地的商业贸易由于各自生产力的发展，及唐朝强大的政治统一和军事保障，便利的交通和友善的民族政策而达到高度繁荣。这对当时中原及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作用和影响。

关于突厥的论文较多:许序雅《突厥人在萨曼王朝中的地位和作用》(《中亚学刊》第4辑)结合9至10世纪中亚整个历史形势，论述了突厥人在萨曼王朝不同时期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及其原因，以及突厥人在政治上战胜伊朗族人的进程。揭示了10世纪中亚突厥化广泛开展的原因及特点。本文对萨曼王朝的历史分期，在史学界尚属首次。吴玉贵《贞观年间西突厥历史考述》(《中亚学刊》第4辑)认为，贞观年间的西突厥历史，实为西突厥内部各派系之间及西突厥与其属部之间混战的历史。西突厥的长期动乱，严重破坏了西突厥及西域各国的经济发展，妨碍了东西之间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唐太宗平定西域，结束了西域的混战局面，为唐高宗进一步经营西域打下了基础。为盛唐繁荣的东西交通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同时对我国多民族的国家形成，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刘锡淦《关于西突厥“十姓部落”演变之我见》(《新疆大学学报》3期)认为，西突厥十姓部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有其演变过程。这种演变体现了部落的社会地位。护雅夫《突厥之君主观》(朱悦梅、白牛译《西北民族研究》2期)认为，鄂尔浑碑铭中的qut一词为“天神赐予人类，特别是君主们的神力”之意，而非学界所云“君王之运”、“好运”、“命运”等意。qutlu一词为“天神所赐神力”。进一步得出结论:突厥人相信他们的君主(可汗)身怀上天的神力(qut)，突厥人之君权神授观点在匈奴人中早有反映。

2.维吾尔(回鹘)史。薛宗正《回纥汗国的创建及其盛世的形成——兼论回纥对唐关系的历史推移》(《新疆大学学报》2期)认为，回纥汗国狂飙式的崛起是8世纪中叶漠北、中原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历史产物。骨力裴罗称汗建国乃乘后东突厥汗国覆亡之机;葛勒可汗武功盛世的形成则恰值唐朝内乱、国势中衰。回纥三次遣兵助唐平叛，并与唐建立了马绢互市关系，开创了游牧民族政权与农业民族政权之间互补关系的先例。但随两国强弱的变易，这种邦交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位序颠倒。牛汝极《英国和土耳其所藏维吾尔文献及其研究》(《新疆文物》3期)、拓和提《日本对我国维吾尔历史的研究》(《民族研究》3期)介绍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情况。

3.塔塔尔族。周泓《我国塔塔尔族历史来源略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5期)认为，塔塔尔族是中国古代突厥汗国的塔塔儿部，即鞑靼本部，经与蒙古及金帐内的钦察人、保加尔人等融合而成。塔塔尔人迁徙新疆始于19世纪20、30年代。主要从喀山、乌法、斋桑、突曼、斜米列齐、西伯利亚等地，经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北部的塔城、霍城、吉木乃等地。只有少数经中亚过塔什库尔干至新疆南部。

4.土库曼人。许涛《关于土库曼人的历史性大迁徙》(《新疆大学学报》2期)，论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至19世纪的土库曼斯坦北部的土库曼族向南部的大规模迁徙及其原因，认为这对近现代土库曼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何星亮《哈萨克族的制度文化》(《甘肃民族研究》2期)、《柯尔克孜族的制度文化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期)，从社会组织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婚姻制度和亲属制度等方面探讨了两个民族的制度文化。

6.裕固族史、阿富汗族。高自厚《论裕固族源流的两大支系》(《西北民族研究》1期)指出，研究一个民族的族源，不应有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的定式，应从一个民族的历史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裕固族全部历史和今日状况，有力说明裕固族源流中的两大支系:古代回鹘和古代蒙古。二者相互融合构成了新的民族特征。黄民兴《阿富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抵抗运动》(《西域研究》1期)，分析了50年代的阿富汗政局，认为当时阿富汗知识分子建立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组织，以反对王室的现代化政策。亲苏势力上台后，尤其是苏联入侵后，上述组织开始了抵抗运动，同时内部也出现了意识形态、种族及宗教上的分化，加上支持前王室的伊斯兰传统力量加入抵抗运动，派别分歧愈演愈烈。因此，苏联撤军及纳吉布拉垮台后，抵抗运动各派开始了内战，给阿富汗国家的重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五、考　古

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为深入研究该地区古代历史文化、探析东西方文明交流，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资料。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新疆人民出版社)，汇集了1979-1989年间新疆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重要成果，收入田野考古报告66篇，涉及新疆地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唐时期乃至喀喇汗王朝等不同阶段的各个领域。孟凡人著《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系统地梳理了简牍群，探讨了?卢文简牍的年代，为学者们研究西域有关问题，正确使用简牍文书创造了便利条件。

陈光祖(美)《新疆金属时代》(《新疆文物》1期)认为，新疆金属时代的十个文化分期有其空间上、年代上和文化内涵上的界限，大致相当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文章还探讨了中国中亚地区各考古文化之间及这些考古文化与邻近地区考古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王炳华《近年新疆考古所见唐代重要史迹》(《唐研究》第1卷)，通过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对新疆地区存留至今的一些古迹进行了考证，认为，位于哈密地区巴里坤县东北的大河古城实为唐伊吾军地。塔什库尔干石头城是古揭磐陀国都城，亦是唐葱岭守捉之所在，其历史文化价值不容轻估。察吾呼文化是近年来新疆地区发现的一支考古文化，它的发现为研究天山南麓一线的考古文化谱系提供了重要资料。周金铃、刘学堂《察吾呼文化的物质生活之探索》(《新疆文物》3期)指出，察吾呼文化是亦牧亦农的双重“混合型”经济形态的民族创造。另外，《察布查尔县索布墩布拉克古墓群》和《阿克奇县库兰萨日克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新疆文物》2期)等都反映了与塞人有关的考古文化遗存。

铜?是从欧洲多瑙河流域一直到我国黄河流域的古代草原居民使用的炊器和祭祀用具，是草原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王博《亚欧草原青铜?及其相关问题》(《新疆大学学报》4期)，介绍了鄂尔多斯、南西伯利亚、塞人、斯基泰和萨尔马特的青铜?特征及其相关年代，认为青铜?存在地域性差异，并构成了地域内的器物特征，推测它的族属很有意义。李肖、党彤《准噶尔盆地周缘地区出土铜器初探》(《新疆文物》2期)认为，准噶尔盆地周缘的青铜文化，早期受南西伯利亚青铜文化的影响较深，发展到中期才开始同鄂尔多斯、中亚地区发生较密切的联系。这些联系同盆地周缘的民族迁徙，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贸易分不开。

近几年，学者们试图从不同角度揭示岩画所反映的历史内涵。魏良 《岩石浅雕绝非原始社会作品》(《西域研究》3期)指出，在研究中不能轻率地将岩石浅雕命名为“岩画”，并把它视为原始社会的作品，当作史料来解说和证实人类远古的历史活动及其心理状态。要使岩石浅雕的研究真正科学化，应先正其名。

新疆考古学是我国考古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恩国《论新疆考古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新疆文物》2期)对新疆几十年的考古研究进行了总结。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认为新疆至今未发现象样的石器时代遗址的原因是:客观上，新疆处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石器时代的遗存表现形式是细石器文化，这种文化难以形成地层，更谈不上聚落形态。故虽在新疆发现很多，分布较广，但多是采集品，没有绝对依据，因此时代上无把握。主观上，缺少规划，没有系统的调查和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