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镇化精选(九篇)

第1篇：新城镇化范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1月15日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调研时指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也就是说，未来担负创造中国改革红利的城镇化，必须是摒弃过去弊端丛生的“物的城镇化”短视狭隘思维，改走“人的城镇化”注重质量的新型道路。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特征

专家认为，相对于传统城镇化而言，新型城镇化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依托，是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进城镇化，要充分发挥工业化的引领作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作用，实现“三化”有机融合。注重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时代文明向农村扩散，让城镇化的进程成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过程，以形成城乡互补、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新型城镇化是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要努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节能减排，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推动城市与自然、人与城市环境和谐相处，建设生态城市。保障城镇化的质量、效益和福利，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推进。

新型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功能配套完善为原则，合理控制大城市过度扩张，加快健全中小城市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注重产业的合理布局与配套集群发展；注重做大做强新型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注重生产工艺流程创新升级，推动城镇向数字域、信息域、智能域、知识域方向发展，引导人口和产业集中集聚，形成大、中、小

城市合理有序发展格局。

新型城镇化是人口积聚、“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没有生活质量的提升、人居环境的改善也称不上高质量的城镇化。要改革城镇人口社会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居住地登记体制，让外来常住人口在医疗、教育、养老、失业救济等方面与城市人口享受平等的权利，赋予外来落户人口以完全的“市民权”。

推进城镇化具有重大意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城镇化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正面临扩大内需的艰巨任务。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很多路径，其中一个具有很大潜力的路径就是推进城镇化。因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到城市，其收入水平、消费能力就会随之大幅提高。

第二，推进城镇化是广大农民共享现代城市文明的必然途径。根据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大多数农民要逐步进入到城市，共享现代城市文明。这个过程就是广大农民不断共享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也是我国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以及我国国民素质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第2篇：新城镇化范文

新型城镇化要闯过深水区

在这样一个近乎面壁修佛的过程中，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回归常识，努力把真相和全貌搞清楚，把本质和规律弄准确，把思路和对策想透彻。我注意到这样一件事，早在十多年前，、等领导人就反复强调要搞“城镇化”，要搞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但具体操作层面的官员更喜欢推行自己的“城市化”，而且是特大城市、国际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之类的“城市化”。一字之差，后果完全不同。于是大家就看到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新型城镇化要“趋利避害”。但究竟避什么害？为什么避害？害到了什么程度？

2012年12月17日晚，我应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之邀，解读当天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当时说，所谓“避害”，就是要避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三沙市属特殊情况）新一轮扩张之害，要重点改造这些城市的老城区、棚户区和城中村，把累积的历史遗留问题清理干净，提升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从面上看，这些城市都在透支国家的土地、水资源承载能力，三次产业结构中二产占大头，二产中又以钢铁、石化和建材为代表的资源型落后产能占大头，并同时陷入交通、环境和就业等多重困境。这就意味着，必须有针对性的举措闯过深水区，不宜一拖再拖直至没有退路。

新型城镇化敢碰真问题

当代中国，恐怕没有一个词像“城镇化”这样歧义百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多人都在似是而非的概念上绕圈子，有时甚至脱离了公认的普遍规律。调子高到天上去了，就是不着边际，不敢面对已经存在的尖锐矛盾。、克强同志都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但一些人却自有另一类的空话、套话，前几年的“城市化”发言也居然拿到现在用。如此没有针对性，新型城镇化还怎么深入讨论下去？在我看来，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要敢于谈真问题，要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劲头，要有把自己的见识、主张，尤其是逆耳忠言说出来的勇气。

既然叫新型城镇化，那就是与当前正在推进的城镇化不同，而且这个城镇化一定是撞到南墙了，否则就没必要提什么“新型”的。其实，2010年就有专家对我说，当前的城镇化是“伪城镇化”、“半截子城镇化”或“不完全的城镇化”，过激的观点甚至认为是“病态城镇化”或“畸形城镇化”。我一直注意倾听这方面的批评意见，从中学习、借鉴和体会了很多真知灼见。我把这些意见综合起来，可以大体上梳理出当前城镇化的十大积弊：

一、制造了城镇化率的数字泡沫；二、放大了户籍壁垒的制度缺陷；三、暗藏了土地财政的隐性风险；四、侵蚀了耕地资源的保护红线；五、引发了攀比冒进的失控开发；六、催生了商业贿赂的高发多发；七、扭曲了干部考核的评价导向；八、漠视了城市自身的弱势群体；九、割裂了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十、恶化了生存发展的环境空间。

新型城镇化要先调研后决策

记得小时候种地，长辈总是先把地里的石头、树根和杂草清理干净，然后再播种。我想，治国与种地是一个道理。新型城镇化能不能成为未来30年的经济主载，关键在于能不能把这些批评意见暴露的问题一一加以解决，以苦干续写中国辉煌，用实干托起中国梦想。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正本清源，就能矫枉纠偏。我建议在全党、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调研，对当前的城镇化进行全面彻底反思，采取不破不立、边破边立和先破后立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看准了的就下决心干，明摆着是错的就赶快改，不能总是在深水区里“摸石头”。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度过当时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全党就一些重大问题同时开展调研，很快就形成了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正确决策。我听到消息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已基本定稿，今年上半年可能正式出台。从我个人角度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个规划应经过深入调研、反复论证后再公布，特别要增加对新型城镇化的最新理解和认识。包括破解新型城镇化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和地向哪里用三大难题，拿出几条看得见、摸得着和感受得到的可操作性实施意见。

新型城镇化要盘活三农全局

从国际经验看，很多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都出现过农民贫困、农业凋敝和农村没落的现象。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呼吁，农民富则国家盛，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村稳则社会安。新型城镇化不应当造成新一轮农村环境的大破坏，农民更不应当成为整个社会最底层的贱民，成为往返于城乡之间的流民群体。如果新型城镇化以牺牲农民、农业和农村为代价，就会成为经济风险的重要根源，成为社会稳定的主要引爆点。一个国家的城镇化走向，对农民保持应有的尊重，必须对农业保持应有的敬畏，对农村保持应有的清醒。

我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大量耕地被抛荒，很多村庄的房屋常年无人居住，断壁残垣，荒草丛生，拆又不能拆，卖又卖不出，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山东省乳山市樗树崖村约有600处宅基地，其中荒废多年的房子有200多处。除了正常生育之外，村里的人口几乎只出不进逐年减少，加上人口自然死亡，空置的房子越来越多。湖北省阳新县姜福村现有耕地3，169亩，人均耕地不足1亩，村民用打工挣来的钱建新房，每年减少耕地十几亩。2002-2005年，这个村减少耕地170多亩，相当于一个村民小组的耕地面积。

这种由人口空心化演变的涉及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农村地域空心化现象，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难点，但也是希望所在，承载着13亿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蕴涵着这个国家一步步走向梦想的信心与能力。我的综合测算表明，按照分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情景，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潜力1.5亿～3亿亩。再加上打谷场、村边林、取土坑塘等村庄附属用地，保守估计可有效利用耕地4.5亿亩以上。这本帐算清楚了，就可以找到新型城镇化开门的钥匙，形成农村宅基地的退出与盘活机制，破解建设农村新型社区的土地供需矛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要有时间表和路线图

按照我的理解，新型城镇化是未来30年的一次制度革命。为什么这样讲呢？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当时的人口分配耕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造成了3.5亿农民从一出生就没有土地，其中2.5亿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大迁徙大流动。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触及农村产权制度，占人口总数65%以上的农民不是自己宅基地和承包地（林地、牧场）的所有者。新型城镇化所承接的，是过去30年留下的最难啃的硬骨头，“老百姓越来越难管”，“维稳成本高”，所有的改革议题都充满着分歧甚至严重对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实现一种革命性的超越，并以这种超越体现历史进步。

过去十年，我始终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相信新型城镇化一定是一个可持续的国家战略，能够把国家的梦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就业梦”、“上学梦”和“安居梦”……但我也时时刻刻地感受到，当前城镇化的推动者与改革的对象多数情况下是同一个主体，他们在城镇化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并已经从容地掌握了话语权。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早就暴露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制度积弊，为什么一直推不动、改不了？新型城镇化所呼唤的所有改革内容，既得利益者在经历短暂的观望后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面对他们的集体阻挠又该如何破局？

比如特别敏感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100年前孙中山先生已经想到了“平均地权、涨价归公”，有些人是装傻还是真不知道呢？日本、韩国实行土地私有制，但增值部分都要拿出来分享，我们国有、集体土地的增值怎么被少数人装进腰包了呢？今天的矛盾，有一多半都是土地带来的，也有一多半是因为土地纠纷导致的，贪腐也大多跟土地连在一起。我主张，新型城镇化先从土地制度入手，现在就动手下狠刀，逼地方政府下决心放弃倒卖土地的财政。当然，大家都会觉得疼，但现在不动，越晚动越疼。农村土地增值的主要收益，从道义上必须归进城的农民工和外来人口。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突破了，农民进城的信心就有了，既得利益者就不得不让步。没有这一条，新型城镇化就是白扯。

从人类历史长河俯瞰，类似于新型城镇化这样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是由最早感受到危机的知识分子首先表达诉求，最终由明智而有能力的执政者下决心形成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样一个上下呼应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阻断革命的过程。我最近看到许多反对革命的文章。但问题是，没有革命的压力，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从何而来？谁愿意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推动新型城镇化？关键的问题是，、克强同志在获得应有的权力后，如何把可能的革命压力变成现实的改革动力，从而引领历史走向代价较小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有人说，新型城镇化一旦推进，就会触动既得利益的守护者，这种情况下还有可能达成共识吗？但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些人超越自己的既得利益，否则城乡两极分化到最后就是社会撕裂，谁的既得利益也保不住。

第3篇：新城镇化范文

2013年8月初，一场名为“中小城市发展：新动力、新机遇”的城市发展论坛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的滑雪胜地崇礼举行。全国各地有数十位城市政府负责人参加，地方政府对于给予中小城市更多财权、增加土地指标呼声的热情，正与举办地崇礼炎炎夏季24摄氏度的低温构成反比。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党组成员陈明捷“中小城市有土地、没指标，形成了地方刚性发展的瓶颈”一番话，得到了贵州省龙里县县长罗俊更多对大城市垄断资源不满的回应。

2013年8月中旬，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法治记者陈宝成，因征地拆迁冲突，被山东平度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的理由刑事拘留。这位“80后”的记者用汽油瓶对抗推土机，牵引了众多目光。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在内的法学界人士组成的律师顾问团力挺陈宝成，再度引发了关于地方政府和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在农村土地产权利益分配方面的巨大争议。而这一事件，不过是最近几年各类农地拆迁博弈中较近的一例。

2013年8月下旬，在历经将近半年的征集意见及修改后，被视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总纲的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已经接近“完稿”。按照国家发改委设定的工作程序，在完成相关14个部委的会签之后，将报请国务院讨论批准，并最终上报中央政治局审议。但在部委会签中，这份事关未来十年经济发展动力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将会以何种形式定调，目前尚不明确。

上述种种也意味着，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已然成为下一个十年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于被拆迁的农民来说，农地征收的成本与收益，关乎农民能否分享到改革红利的果实；对于进城农民工来说，关乎是否能够通过户籍制度等配套改革，实现真正融入城市和成为城市的居民；对于学者来说，如何平衡法律与现实，并寻找到制度的公平与正义，都胶着在“城镇化”一词上。而在现实的演化中，这一切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各方彼此的让渡和妥协，按照市场和现实演进的逻辑，做出必要的制度修正和产权让渡。

《财经》记者获悉，虽然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已经接近完稿，但由于相关利益各方在户籍制度等方面争议的存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总体发展思路后，此一规划最终定稿的可能性较大。 政府的逻辑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2013年1月15日，国务院总理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所说的这番话，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核心。而这一核心的确定，与过去十多年以地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为发展主导模式的失序状态有关。

政府现有的土地开发模式，显然弊端重重。

3月30日，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在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表示，中国土地的城镇化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最近20年来尤为明显。

胡存智给出的数据是，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大了90%，但是人口仅仅增长了52%、53%，土地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的1.71倍。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情况仍然如此，城市土地的城镇化扩张了83.41%，人的城镇化仅仅增长了45%。

由此测算，2000年以来的十多年时间，中国的土地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的1.85倍，而国际公认的标准是1.12倍。

扭转土地城镇化速度过快的弊端，出路只有两个：一是需要控制城镇用地速度的过快扩张，二是加速进行人口的城镇化，使更多城市发挥人口集聚作用，并成为城镇化持续吸引投资，增加消费的动力。

这两者对于各级政府来说，皆非易事。

在现行财政分税制度和土地制度下，土地出让金收入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地价上升，则意味着政府出让土地收益的猛增。2013年7月2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中粮地产以23.6亿元、配建公租房3.3万平方米的条件竞得该区域的HIJ地块，楼面单价超过4.4万元/平方米，即每平方厘米4元多，成为北京楼面单价最高的地块，可谓“寸土寸金”。

空头基金尼克斯掌门人詹姆斯·查诺斯日前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称，中国当下的房地产热，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非常相像，巨大的房产泡沫规模会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在未来产生巨大隐患。

据查诺斯测算，从建设成本来看，中国房产市场的价值已升至GDP的300%-400%，而1989年日本的这一比例为375%。

急剧升高的地价将进一步推高房价，并累积更多的风险。但在新一轮城镇化中，地方政府继续依赖现有的卖地模式很难改变。这就带来了对城市政府职能的疑问，政府的主要服务目标，究竟是赚钱，还是提供制度规则和公共用品服务？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给出的解救之道，似乎可以将继续赚钱、实现制度公平和提供均等化服务三者的利好统一起来。

李铁在回答《财经》记者的提问时说：“我们国家所有的有关城镇化约束性的政策，都是中国独有的。在改革过程中，解铃还需系铃人。政府应主动地去把制约城镇化发展的障碍，如户籍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行政等级化的管理体制，包括融资问题等等拔掉，更多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当政府把‘套’解了，限制因素取消了，市场作用就会自动地发挥出来了。”

在李铁的描述中，首先，如果能够将大城市现在享有的更多财权、土地利用指标和城市发展条件下放给中小城市，那么，中小城市过去没有得到充分释放的发展机会，本身就可以形成新的发展动力。

“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6月听取国家发改委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城镇化发展的报告，关于城镇化发展的路径，认识不完全一致。”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在崇礼的城市发展论坛上说。他反问，“行政管理体制不更新，中小城市没有发展空间。大城市的极化效应还在集聚，但大城市不吐血，小城市能发展吗？”

但这种给中小地方城市更多地权和财权的主张，频频遭到各方的质疑。主要原因除了如果全国性开发导致中西部生态资源破坏，导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所言的“洗脚水原来在东部的下游，现在倒浇到头上来”的生态灾难之外，地方债务累积的风险也成为考量因素之一。在崇礼参加城市发展论坛的中国建设银行投行部总经理黄曦，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地方债务这一项。

事实是，地方政府城镇化开发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这种热情与上级政府垄断资源的现实相激，难免会让下级政府牢骚满腹，甚至不惜违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论坛上表示，“现在几乎所有的城市所有的省份，城市化过程当中，土地供求都非常紧张”，“城镇化需要土地，基础设施、工业都需要土地，但用地指标如此紧张，导致矛盾很大”。

韩俊称，到去年11月底，全国新增建设用地面积821万亩，占用耕地接近500万亩，其中，基础设施占地360万-370万亩，工矿用地260万地，商业用地210万亩，也就是说，基础设施占地成为用地第一大户。

“去年我国某大省建设用地供地面积1.5万公顷，需求是4.5万公顷。而江苏省和浙江省在上世纪90年代工业化最快的时期，一年占地只有2万公顷。”韩俊说。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党组成员、现代产业基地总指挥陈明捷在参加崇礼的城市发展论坛时则抱怨说，中央政府应当把整个税收的分成比例做出向下级政府的让渡，并尽快明确下来，使得地方政府减少一点卖地的冲动。“有一个南方电网的项目在我们区里面，我们给了100亩地给它，后来凡是省属的企业税收全部归省一级政府，那我们地方就一分钱都没有了。”

贵州省龙里县县长罗俊，因为“求发展”而成为被国土资源部处分了三次的“专业户”。中铁建要在龙里建一个综合性的生态城，爆发性的土地需求与紧张的土地利用指标之间，就容易发生尖锐冲突。“我增值税的85%都上收了，不卖地怎么办？”罗俊面临土地指标紧张的困惑，与中央政府试图降低土地的城镇化比例、提高人的城镇化比例、控制城镇用地速度过快扩张的意图之间，出现了极大的张力。

与遏制土地的城镇化比起来，人的城镇化，对地方政府现有财政支撑能力也构成了不小的挑战。

中国社科院的《城市蓝皮书》谈及中国城镇化成本时指出，在2030年前，中国还有3.9亿农民需要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13.1万元，粗略计算，市民化所需公共成本约51万亿元。

但在李铁的账本中，致力于人的城镇化，政府为新移民提供公共用品服务，负担并不重，甚至可以成为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

农民工进城之后，衣食住行都会增加在城市的消费。但如果户籍制度不改革，附着在户口上面的公共品如教育、医疗、保险等不能实现，则会对城市投资与消费形成双重抑制。“所以如果实行户籍改革，长远来看可以吸引更多投资，增加消费，对城市发展有利，是有钱赚的。”李铁说。

在杨保军看来，人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要注重人口结构，人口数量应该排在第二位。要重视现有的具有80%意愿留在城市的农民工二代，这批人据他测算有6000万人口左右。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无非就是生产和消费。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年轻人都能比老年人更加助推经济的发展，也优化大城市的人口老龄化趋势。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的研究，按照现有城镇化速度，未来五年的城市新增消费需求，将从2011年的16万亿元提升到2016年的30万亿元左右；同时，城镇化本身也将拉动基础设施、房地产等行业的投资需求，未来十年近4亿城镇化人口，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标准计算，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所以，如果政策得当，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宏观效应”，这是一笔“收入”的大账。

“政府财力其实是可支撑的。按农民工进城的成本来算，财政投入并不大。”李铁告诉《财经》记者，根据重庆户改经验，财政投入在每个城市新移民身上的钱约有12万元左右。这其中，三分之一是属于政府要拿的钱，三分之二属于社保，社保里面的有二分之一是企业要拿的，二分之一是农民要拿的。

“政府要投入的这一部分，第一个要修建一些学校，会增加一些预算支出；第二就是农民进城以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所有的这些成本至少要十年，平均每年一个农民工1万元。每年1万元钱，70%是要农民和企业自己出钱， 剩下的部分由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方政府共同负担，所以也不完全是由某一级财政负担，压力可以减少很多。”李铁说。

“长时段综合来看，每人差不多统共需要的政府补贴有3万-4万元。”重庆市綦江区委常委、副区长赵文先给《财经》记者算账说。但他认为，这笔钱对于中小城市来说不是不成问题，而是很成问题。

出路似乎仍然是从土地中生钱。不过赵文先谋求的土地生钱模式，是一种硬化集体土地产权带来的收益由农民和城市政府共享的机制设计，并在其间，引入市场的力量。 市场的逻辑

借助市场与社会的力量而非由政府来全盘主导中国新一轮的城镇化，已经渐渐成为各方的主流声音。

“要把政府主导这个历史形成的模式做一点修订，要一部分钱还给市场，一部分权一部分控制机制还给社会，因为市场和社会的机制有更大的弹性，更适合处理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事物，更有弹性地驾驭城市化的发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呼吁让市场和社会力量更多参与中国的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的市场具体参与者也提出了同样的诉求。“我们最担心的是，你不管人家就业，也不管人家住宿，你非得把人家拉到城市里来，这样绝对不可以，也不可能。政府能不能从制度和法律的改变来执行，去进行宏观经济的指导，千万不要去微观指导，越微观，越不可行；越具体，越难办。”王志纲工作室的总经理任国刚也对《财经》记者说。

王志纲工作室是一家专门为城镇化提供智库服务的房地产咨询企业，在全国有六家分公司。从2001年开始，这家公司先后与碧桂园、龙湖地产、华夏幸福基业等全国知名的房地产商合作，现在正在参与“顺德再造”等多个新型城镇化项目。在任国刚眼中，由于政府掌控资源过多，手伸得太长，包括“鬼城”现象在内的城镇化质量不高、效率不高等问题，政府要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

据报道，在辽宁铁岭新城，商品房的入住率不足四成。晚间除了最有人气的楼盘平均每两层有一户亮灯外，其余的住宅楼基本每栋只有两三户亮灯。铁岭新城的楼盘均价在3000元-4000元每平方米之间，价格并非高昂，却也出现了类似鄂尔多斯一样的“鬼城”现象。

在任国刚眼中，类似铁岭新城这样的鬼城，恰恰很可能是政府主导的结果。他以北京的卫星城市燕郊为例，2000年初，“当地政府本来按照工业园区去做，但后来因为北京周边地价飙升，燕郊甚至把原来的工业用地，又变成了住宅用地”，所以就变成了如今功能单一的“卧城”。而与燕郊同属廊坊市的固安，则由于“城市运营商”华夏幸福基业来与政府共同主导开发，政府只做规划，严格限定固安的开发过程中，必须有工业园区的配套引入，从而走出了一条与燕郊迥异的“产城一体化”发展路径。

“政府来做，很容易全部做成房地产，因为钱是装到他自己腰包里的。而企业不做工业项目，政府就不会同意。你说这两种模式哪一种更优？”任国刚说。

任国刚所言的导因于市场需求、市场化操作模式而带来的“产城一体化”城市发展模式，也恰恰符合中央“以产业化带动就业，实现‘人的城镇化’”这一核心。

《财经》记者获悉，产业化与城镇化相结合的思路，已成为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主导路径的“共识”。参与规划调研的调研组，提出了“与城镇化同步甚至先导实现产业化，以持续稳定的就业机会增长，带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平稳、持续发展”的想法。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在今年3月举行的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也表示，当前一个时期是中国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将致力于以提高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

由企业主导开发的模式，显然在质量和效率上比政府更优。比如同样是工业园区的招商，华夏幸福基业公司有专业的600人在招商，而一个区县级政府的招商人员，不过10人左右，在效率和集约化优势方面，政府工作的差距显然明显。

“新一轮城镇化，要市场主导，政府引领，公民自愿。市场可以参与前期开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采取政府购买、特许经营的办法。包括这块土地用不用开发、开发时序、投资强度，这都可以由市场来决定，交给企业，企业比我们政府要敏感得多。”重庆市綦江区区委常委、副区长赵文先对《财经》记者说。

市场主导的好处，除了事关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率外，还可以平息城镇化发展以大城市还是以中等城市或中小城镇为主要发展模式的争议。

在过去十年的城市开发中，由大城市带动的发展战略导致的城市建设支撑能力等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现行体制下，大量的资源通过行政手段集中在高等级城市了。”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回答《财经》记者的提问时说，“比如土地资源，所有的土地计划分配指标是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方式向下分配的，哪个城市能获得更多的优质资源？基本都截留在高等级城市。”

在李铁看来，财政分税制的上缴机制和土地指标的小城市歧视政策，是中小城市发展不力的重要原因。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浙江、江苏、广东进行调查发现，大量中小城市的税、小城镇的税基本给上缴给上级政府，只能留给自身可怜的10%。小城市把财政资源上缴给上级城市，上级城市既能拿到土地指标，又能拿到下级政府的财政资源，就造成了地级以上大城市发展快，中小城市越发萎靡不振的状况。而当大城市获得了更多发展机会时，也就能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对城市包括交通等多方面的支撑能力形成挑战。

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看来，已有的大城市集群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和下一步应当以县域为主体的小城镇发展战略，却既是国际分工体系竞争分工和既有市场化本身的结果，也是下一步国家应当着力的方向。

大型城市群人口、资金、经济密度高，单位面积产出大，既是人才集聚、智力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也是最有活力的地方。杨保军在研究中发现，在全球竞争格局中，任何一个地方的发明创造和革新，基本上都是从大型城市群中创造出来。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国际竞争与合作使得中国的京津、珠三角、长三角等城市集群效应越发明显。因此，大城市的扩张是必然趋势，中央政府应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使上述地区进一步发挥其集聚效应和城市带动功能。

“产业集聚、人口集聚，才能有城市的集聚，产业都没有，都是一些房地产商炒作的概念，把房子推销出去、卖出去，成本就转嫁到银行和老百姓了。有多大产业带来的能量，你才能支撑多大的城市。”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国家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增城市委常委刘棕会也如此判断。他反对不论条件地发展一窝蜂式的城市化，“宁可慢一点，做对的事情”。

刘棕会任职的增城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增城市，作为与广州市功能互补的一个配套卫星城市而存在，在其北部注重生态型建设，保留了青山绿水、温泉瀑布，成为珠三角的翡翠；而在增城中部，则承担起了为珠三角地区输送劳动技术人才的任务。

刘棕会现在主推的园区项目之一，是增城中部建立的职教城。他认为，现在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产业要转型形升级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劳动大军要脱胎换骨。所以干脆园区自己搞职业教育培训。第一批已有职业院校31所入驻。这可以为珠三角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服务，同时也为园区招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国家发展到现在，投资边际效益在递减，所以下一步必须是创新推动。创新来源于两块，一是制度创新，一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需要人才，中小城市没有多少人才。全球竞争格局下，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竞争，竞争单元就改成城市群了，或者说包含以核心城市为核心的周边地区。”杨保军说，从国家技术创新竞争的角度，也必须重视大城市发展战略。

除了大城市集群发展战略外，以县域为核心的中小城镇发展战略，也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认可。

杨保军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的打工人群有2.6亿人，这其中，50岁以上的打工者中，有80%的人有意愿返乡。但是这些人群并不返回原来的村庄，而是大多将打工的钱攒下来，在县城买房，或者投资设厂、开店铺。他所在的家乡江西吉水县，县城房屋的平均价格在每平方米5000元左右，甚至略高于吉水县所属的地级市吉安市。

巧合的是，任国刚也发现，中国城镇化的真实发展路径，基本符合杨保军所描述的市场结果。

任国刚描述了他参与的三种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

一种是完全由市场主导的“浙江模式”。主要指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工业化带动、以农民自发为主体的、服务于工业发展的城镇化模式。在这种较为粗放的发展模式中，工业化超前于城市化，市场强、政府弱。典型城市是浙江的温州、义乌，广东的顺德和东莞等。在这些区域的城镇化中，工业区、物流区、商贸市场，建设主体、运营主体都是村办或者农民自发结合的组织。而新型城镇化，则是在这些已经自发的、较为粗放的城市化基础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再造。

第二种就是杨保军和刘棕会提倡的大都市周边发展模式，这源于真实的大城市集群发展需要。如北京周边的燕郊、固安等卫星城市，就是由北京向外疏解一些产业，如汽车零配件产业、IT制造业的辐射和带动而来；增城市属于广州的后花园和职业培训基地，江苏省的昆山和苏州工业园，则发轫于长三角都市群的集聚效应。这些大城市群的发展，本身既是国家政策资源倾斜的结果，又与市场资源的自发汇聚相融合。参与市场的各方以利润为主导，自然是哪里有钱赚去哪里。因此，尽管对于大城市发展有很多不同声音，但任国刚坚持认为，大城市的进一步扩张是挡不住的。

第三种，则完全属于中西部等偏远山区的小城市，除了发展特色旅游和历史文化项目以外，很难靠市场去发展。这一部分，应该“政府反哺农业，农民自己造血”。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在8月2日举行的“中小城市发展：新动力、新机遇”城市发展论坛上说，“我的建议，就是首先全国性的政策一定不要再搞了，一定要出台针对性的，因地制宜的政策”。

他认为，针对西部一些风景优美的地区，人们更需要一个“新鲜空气，美味佳肴，青山绿水”的低碳型、绿色型小城镇，最不缺的就是“工业城市、煤炭城市、石油城市”。但一则西部不可能都每个城市按照这种模式发展，二则这一部分小城镇即便开发，投资发展的钱从哪里来？ 产权的逻辑

钱从哪里来？这也是重庆市綦江区委常委、副区长赵文先思考的问题。赵文先是中组部和团中央第13批赴渝博士服务团的成员之一。他此前的身份，是国家粮食局监督检查司副司长。

曾自以为熟悉三农的赵文先来到地方之前，认为中央政府部门的决策往往是对的，到了地方才发现，“全错了”，“地方实践走在了制度变革的前头，政策制定往往是落后的”。

面积2748平方公里、人口122万人的綦江区，是重庆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成渝城市群的组成部分之一。綦江区目前正在申报国家发改委的“新型城镇化部级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但目前还没有下文。

赵文先认为，“人的城镇化，路径怎么走”，“关键问题还在土地上，土地政策必须改革”。

赵文先说，这次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应该是，是一次“以解决农民进城的土地收益分配问题为结构核心的改革”。

綦江区在过去的重庆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中，已有的地票设计虽然使农村集体受益不少，但赵文先认为改革的步子还可以迈得更大一点。具体说来，綦江区申请中小城市综合改革先行先试的诉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探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将农村集体资产量化确权到人，硬化农民对农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财产权。在农村所有土地确权到人的基础上，开展“农村承包地换股换租增加进城农民保障，推动农业集约化经营；宅基地换房换地方，实行城镇化集中居住”。

二、打通农村建设用地到城市国有建设用地的制度通道，开展土地利用和综合改革试点，深化地票、增减挂钩试点成果，“引导工业和城镇建设使用低丘缓坡地和未利用土地，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节约指标实行区域内有偿调剂”。

三、探索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允许宅基地及地上房屋向集体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有偿转让。将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的地租级差收入，主要用于农民工进城的基本公共用品供给。

在綦江区的这番产权设计中，农民分享的权益，要远远高于此前未硬化之前的设计。而城市政府，也因此获益匪浅。最重要的是，城市政府可以拿到农民手中的建设用地，直接在管辖区域内实行调剂。

而据《财经》记者了解，重庆市此前城市设施投入巨大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各个区的建设用地指标，可以调剂到主城区使用。由于主城区的土地溢价比非主城区高，所以重庆市政府获益巨大。

綦江区之所以想出如此创新，与受到的土地指标约束有关。“第一个是政府没钱去拆迁，拆迁一亩的成本大概是35万元，政府没钱拆迁，地供不上去；第二个就是土地利用规划的指标已经没有多少了，这也就把地方政府困住了。”赵文先说。

早在重庆申请之前，成都的蛟龙工业港工业园区、江苏省昆山市就已经开始了“租用”农地进行工业开发等的诸多尝试。浙江省的嘉兴市，2008年启动了以增减挂钩为核心的“两分两换”（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换股换租换保障、以宅基地换钱换房换地方）试点，宁波市也开展了土地换股试验。这些试点，与重庆綦江区的改革想法多有异曲同工之处。

产权安排决定着收入及财富归属。中国现有的农村集体土地，分为集体农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两种。要想成为城镇化的建设用地，两者都须经国家征用，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这种残缺的产权，使得农民在获取城市化的收益中份额占比较小，而城市政府获取份额较大。

但成渝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中，对农民土地权利进行的确权和更多硬化措施，带来的是农民更多分享了城市化的收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对成都试验的研究中发现，2003年-2008年间，全国各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变动趋势中，10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更难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五年之内，五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中，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城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有扩大，而只有开展了统筹城乡综合改革实验的成都和重庆两地，在缩小中。重庆由3.654下降到3.482，成都由2.637下降到2.614。

尽管如此，这样的产权硬化，仍难尽善尽美。

制度和产权的改变，导源于现实需求的刺激和紧张。2013年8月发生在山东平度的拆迁事件，其实是农民的土地产权硬化需求与政府的级差地租收益之间的一种博弈。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多达数万起甚至10余万起。而其中，因征地拆迁引发的占一半左右。

而一位接近国土资源部的人士称，国土资源部在2013年制定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规范”“开展农村宅基地试点”等改革工作，在“人的城镇化”方面多有着力。

当《财经》记者问赵文先，为何农民不能直接在集体建设用地上盖商品房，或者在符合政府规划的详规前提下自己进行自主开发时，赵文先摇摇头，“我们还没走到那一步”。

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对成都实验进行研究形成的《还权赋能：奠定长期发展的基础》报告中指出，“农民问题的根本解决离不开城镇化加速，可在征地基础上推进城镇化，却又不断地侵害着农民的财产权利和收入。这是一个棘手的，历史性的两难挑战。”

而解决的方案，无非是“还权赋能”，“积极寻找增加农村和农民分享城市化收益的实际途经”，加大政府征地所得对农民的返还，可谓其径之一。

第4篇：新城镇化范文

关键词：城乡规划；新型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自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2013年“两会”召开以来，如何提高城镇化质量，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成为越来越热的话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出台，集中阐述了国家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规划，全面涵盖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等主体措施。可以肯定，《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基于中国国情、提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是未来长期指导中国城乡建设及各行业领域发展的一整套完备战略系统。根据《规划》的指导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应该概括为以人为本，公平共享；四化同步，统筹城乡；优化布局，集约高效；生态文明，绿色低碳；文化传承，彰显特色；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统筹规划，分类指导。以内涵为基础，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特征可解读为以下四点：即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协调有序的城镇化、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和城乡一体的城镇化。

一、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国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城乡二元分割依然存在；农民工进城仍面临着住房、社保、教育等问题；城市房价过高；城乡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严重，等等。

第一，户籍制度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形成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享有不同的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资源。通常而言，城市户口有着较高的“含金量”，承载着较多的社会福利和教育资源，有着较多的就业机会和完善的社会保障；而广大农民身处社会底层，就业机会少，收入水平低，教育医疗差。这种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影响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二，城乡发展不均衡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由于农村发展滞后、生产效率低下，以及收入分配扭曲、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据有关部门统计，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0，远高于世界平均比值1.5。其次，城乡生产力发展不均衡，城市以服务业、工业等为主，有着较高的产业附加值；农村以农业为主，现代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低。再次，城乡人口素质差异大，农村人口多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占1%；城市人口以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主，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异。最后，城乡之间的公共资源配置差别很大，城市的教育、医疗、通讯、交通、文化等方面普遍高于农村，这种公共资源投入上的差异，导致了农村发展滞后。

第三，农民主体地位缺失

城镇居民和农民身份的地位不平等、待遇不一样，农民的主体地位缺失，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障。例如，农民进城务工常面临着医保、子女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之中；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权限不清，农民无法合理支配和处置土地，在土地征用中农民无法得到合理补偿；在农村集体事物管理中，农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等得不到保障，等等。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方法策略

第一，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制度根源，要缩小城乡差距就必须破除不合理的户籍制度。首先，应逐步放宽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中小城镇要取消农民工落户的障碍，大城市应降低落户标准，有秩序、有条件地引导农民工到城市落户。其次，应减少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社会福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农民工进城所面临的子女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一系列问题，使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益。

第二，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应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和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应积极推进农产品深加工，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实现“产、供、销”、“贸、工、农”相结合，提高农业生产力，提升农民的经济收入。同时，应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进农民收入多元化。例如，可以引导农民外出务工，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引导农民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等，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此外，应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实现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应理顺农产品价格机制，适时提高农产品价格，不断缩小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健全农业补贴机制，加大良种补贴、种粮补贴等补贴力度，为农民增收创造基础。

第三，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体制下，广大农民面临着户籍身份、福利待遇、社会就业等诸多歧视，这使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逐步消除各种社会不平等，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例如，应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登记制度，用法律明确农民的土地权利；应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使农民在土地征用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再如，应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充分保障广大农民的知情权、选举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让农民管理农村事务。

三、建立增收保障措施分析

1、政策保障

统筹城乡改革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一定难题，为了达到增收致富的目的，首先应该建立一套长效的保障机制，而这样的机制离不开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所以应该建立相关的监理政策保障。由于我国财力不足，统筹城乡发展首先应该在政策上享有一定的优势，使发展的手脚不再被束缚。利用政策优势在实践中针对金融法规、土地使用等政策等方面，活学活用，领悟精神所在，从而掌握产业扶持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特色开发等经济活动程序。同时可以利用政策保障在示范区内，发挥资源优势，结合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打造示范样板。针对农民进城打工变为市民的路径继续进行完善，提出可行性建议。优质平价中小型企业的创业精神，纠正错误，反思问题，规范运作，把遗留问题处理好，出台一批土地信托流转的制度。要体现政府支持农村的力度，落实惠农措施，把握财政杠杆，通过产业扶持的优惠措施吸引城市的资金要素倾向于农村发展，给予创业的农民以风险保障金鼓励，积极鼓励农民自我创业，使得创业渠道在政策保障下拓宽。

2、组织保障

所谓的统筹离不开主导者和组织者，所以统筹城乡要有组织保障做依托。综合改革推动统筹发展，完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规定统筹要求和具体内容，完善啊协调机制，成立组织领导，全力开展城乡统筹。整合力量，明确发展方向，突破重点领域的样板配套综合改革工程，在此基础上，积累成功经验，把城乡范围内的统筹领导小组进行整合，建立统筹办，明确其职责，职责分工深入开展统筹工作。为了细致开展工作，也要建立园区、街道、部门联动机制，结对帮扶，依托城市资源开展统筹城乡工作，借助社会力量，为确保城市资本和工商资本能够顺利进入农村领域开通渠道。

四、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

1、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这是中国城镇化的本质特征。《规划》立足我国人口多、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明确指出：以人为本，公平共享，不是把城镇化简单等同于城市建设，而是围绕人的城镇化这一核心，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转变。

（1）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逐步解决长期进城的农民落户问题，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高校和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城镇间异地就业人员和城区城郊农业人口。优先考虑“化人”，而不是“造城”，按照尊重意愿、自主选择、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

（2）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参与机制，推进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积极引导农民工参加党组织、工会和社团组织，创新条件组织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参政议政和参加社会管理。

（3）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强化企业缴费责任，推进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衔接合作，开办各类补充性养老、医疗、健康保险。

二、协调有序的城镇化

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是立足于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有序发展的城镇化。规划中明确阐明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构建“两横三纵”城镇化发展战略格局。在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基础上，强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功能、服务功能和居住功能，把有条件的县城、重点镇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1、主攻中小城市，把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作为优化城镇规模结构的主攻方向

鼓励引导产业项目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中小城市和县城布局，依托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向中小城市和县城倾斜，引导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在中小城市布局、优质教育和医疗机构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增强集聚要素的吸引力。

2、培育中西部城市群，使之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重要增长极

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引导有市场、有效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向中西部转移，吸纳东部返乡和就近转移的农民工。通过国家在中西部地区重点建设的一批开发区，有序推进这些区域的城镇化建设，注重培育区域性中心城市，着力提升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使之成为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形成经济充满活力、生活品质优良、生态环境优美的新型城市群。

3、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和区际交通骨干网络，推动区域合作与交流

大力推进普通铁路网、快速铁路网、普通国道、高速公路、民用航空网络的覆盖范围，强化城市群之间交通联系，加快城市通一体化规划建设，改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外交通，发挥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对城镇化格局的支撑和引导作用。

三、持续发展的城镇化

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是以绿色集约、健康理性、智慧人文、科学规划为鲜明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为确保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此次规划突出城镇化要体现生态文明、绿色、低碳、节约集约等要求，提出要让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成为城市经济生活的主流，将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城镇化的进程，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创新城市管理方式，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水平，推进创新城市、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内在品质。

1、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

调整优化城市产业布局和结构，促进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改善营商环境，增强经济活力，扩大就业容量，把城市打造成为创业乐园和创新摇篮。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增强对人口集聚和服务的支持能力。强化城市产业支撑，营造良好创业环境，增强城市经济活力和竞争力。

2、推动城市绿色发展，提高智能化水平，将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市发展

统筹城市发展的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利用，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实现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让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成为城市经济生活的主流，发掘城市文化资源，强化文化传承创新，把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

3、提高城市规划科学性，改善城市人居环境

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提高城市规划科学性，加强空间开发管制，健全规划管理体制机制，严格建筑规范和质量管理，强化实施监督，提高城市规划管理水平和建筑质量。按照统一规划、协调推进、集约紧凑、疏密有致、环境优先的原则，统筹中心城区改造和新城新区建设，提高城市空间利用效率，全面提升城市生活质量。

四、城乡一体的城镇化

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是要最终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让广大农民平等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城镇化。规划中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点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通过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1、改革规划体制，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障碍

健全城乡一体化的规划实施管理体制，实行统一审批、统一管理，关键是各类规划的统筹协调相互衔接、多规融合，促进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和空间布局，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2、统筹安排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坚持遵循自然规律和城乡空间差异化发展原则，科学规划县域村镇体系，在提升自然村落功能的基础上，保持乡村风貌、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合理配置教育、卫生、文化资源，建立健全新型职业化农民教育，向农民提供安全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全面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

结束语

针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影响力，大力宣传农村改革和统筹信息，利用要素搭建城乡桥梁，建设好农村基层组织，提高党的凝聚力，让党的力量带动农民发展致结束语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是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战略举措，因而，应深入分析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不断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杨保军,陈鹏,吕晓蓓.转型中的城乡规划――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谈起[J].城市规划,2014,(z2).

第5篇：新城镇化范文

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撬动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支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把“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件最深刻的事情。

总理指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我们推进城镇化，是要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路子，要保证粮食安全，中国的粮食要立足自身，不可能靠世界市场解决，要更加注重绿色发展，加强环保节能，还要深化改革，加强社会建设，推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等。这些都需要国际视野和世界经验，这有利于我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对忽视进城农民权益、制造“城市边缘人”的做法说不，让农业转移人口顺利转化为市民；应该维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让土地在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财富成为进城农民生存发展的长久支撑；应该大力拓展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发展之路，让新老城镇居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农民市民化：变“边缘人”为“主体人”

不少人认为城镇化对农民来说就是一种身份的转化，事实上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面对的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如何拆除各类政策“屏障”，使其享受到住房、医疗、社保、教育等方面的市民化待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指出，农业转移人口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农业转移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已遍布全国各个地区和各个行业，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农业转移人口虽已进城务工经商，但农民身份没有变，未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农业转移人口家分两地，长期奔波于城乡之间，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这种不彻底的转移方式，起不到减少农民、促进土地向务农劳动力稳定流转和集中的作用。农业转移人口长期处在城市的边缘，融不进城市社会，定会累积很多矛盾。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不仅直接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解决好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合理分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三个关键问题。

土地权益市场化：开启城乡之间的财富之门

土地问题是新型城镇化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不少专家呼吁，应加快推进我国土地制度改革，通过统一的土地市场确定价格补偿，实现城镇化过程中利益分配关系的平衡。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土地征用过程中，可允许农民以土地和房产出租、入股，使他们得到足够的补偿，让土地成为为失地农民提供生存发展、增收致富的长久支撑。新型城镇化，应该用土地为农民开启一扇财富之门。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林坚指出，提高城镇建设用地效率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涉及的重点内容，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若干重大问题之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按照严守底线、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思路，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

在提高城镇建设用地效率中，要严守底线，强化耕地资源保护；要调整结构，提高城镇建设用地效率；要深化改革，推进节约集约用地；要让失地农民成为获益主体。

融资平台多样化：需拧紧土地融资阀门

要想新型城镇化不再走“经营土地”的老路，就必须转换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权威研究报告表明，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机构都承担了融资功能，以贷款方式取得的土地储备资金用于股权投资、出借和市政设施建设等。虽然这种模式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但这种模式既不合规，更存在风险。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副主任汪德华指出，土地财政加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机制，是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魔法杖”。这种融资机制是“成就”与“争议”的结合体，它既给城镇建设飞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也使得以房价高企为代表的社会问题越来越难以承受。

汪德华表示，发展市政债将成为化解城镇化融资难的突破口。市政债是国际通行且公平的筹资手段，它是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把城镇化建设未来收益平移到目前来使用，将来再逐步偿还。这将有利于缓解土地财政模式的收入冲动，解决地方融资过程中平台公司隐性负债问题。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指出，资金是新型城镇化保障的关键一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要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需求大、期限长，社会外部效益强但商业效益不高，需要以改革创新思维，推动建立市场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有效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和促进作用，避免地方政府债务无序扩张，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平稳释放城镇化潜力。

新型城镇化：集约、智能、绿色、低碳之路

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到底应该遵循一条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指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走集约用地之路，保障资源长久支撑。

由于中国的耕地资源有限，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业内专家表示，过度消耗和低效利用土地资源的粗放方式必须得到改变。在节约集约用地过程中，加强规划、提高产业聚集度和用地强度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还需注意防止走偏。一些地方将推动农民转为高层、多层居住作为集约利用土地的主要手段之一，却忽视了农业的产业特点和农民的就业问题，结果影响了农民的生存发展。必须清楚，土地是农民的核心权益，在集约发展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重视保障农民的权益，才能为城镇化利用土地资源提供长久支撑。

走绿色低碳城镇化之路，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城镇化的绿色低碳发展趋势，将为绿色人居、建筑节能产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李佐军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一定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道路，这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推动建筑的低碳化、节能化，建设生态城市。

实现低碳、绿色的城镇化发展之路还需注意成本问题。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一些地方发展低碳城镇的模式存在成本太高、不易推广的问题，并且容易被形式化。单纯追求视觉方面的绿色、低碳效果，不能从根本上降低能耗、节约资源。国外经验表明，实现低碳发展要把握三个因素：政府引导、市场作用、正确的消费观念。

走智能城镇化之路，让人们生活更加便利。

智能化发展被确定为新型城镇化的路径之一，这一面向未来的提法激发了人们对于智慧城市的想象空间。

据专家介绍，智慧城市可以使人们工作更加方便快捷，城市运转更高效、更敏捷、更低碳，涉及面包括智能楼宇、智能家居、路网监控、智能医院、城市生命线管理、食品药品管理、票证管理、家庭护理、个人健康与数字生活等诸多领域。人们可以用手机移动接收和发送关于城市生活的一切信息，看病、上班、出差、休闲都变得轻松愉快，而城市也随之更加智能、绿色、高效、美丽。

从长期来看，智慧城市建设在政府投入支撑下将保持高速增长，智能交通、数字城市管理、城市安防、医疗信息化等领域前景广阔。据业内人士估算，随着我国更多城市启动智慧城市建设，在“十二五”期间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将会带来2万亿元的产业发展机会。

近10年来城镇化是啥样？

2000年

城市用水普及率（%）63.9

城市燃气普及率（%）44.6

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6.1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平方米）20.3

污水处理率（%）34.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3.7

普通中学（所）14473

病床数（万张）142.6

2012年

城市用水普及率（%）97.2

城市燃气普及率（%）93.6

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14.4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平方米）32.9

污水处理率（%）87.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12.3

普通中学（所）17333

病床数（万张）273.3

未来8年城镇化要干成啥样？

2012年

城镇化水平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2.6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5.3

基本公共服务

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比例（%）

城镇失业人员、农民工、新成长劳动力免费接受基本职业技能培训覆盖率（%）

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66.9

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95

城镇常住人口保障性住房覆盖率（%）12.5

基础设施

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公共交通占及动化出行比例（%）45

城镇公共供水普及率（%）81.7

城市污水处理率（%）87.3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84.8

城市家庭宽带接入能力（Mbps）4

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72.5

资源环境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平方米）

城镇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8.7

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2

城市建成区绿化率（%）35.7

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标准的比例（%）40.9

2020年

城镇化水平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左右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左右

基本公共服务

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比例（%）≥99

城镇失业人员、农民工、新成长劳动力免费接受基本职业技能培训覆盖率（%）≥95

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90

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98

城镇常住人口保障性住房覆盖率（%）≥23

基础设施

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公共交通占及动化出行比例（%）60

城镇公共供水普及率（%）90

城市污水处理率（%）95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95

城市家庭宽带接入能力（Mbps）≥50

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100

资源环境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平方米）≤100

城镇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13

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50

第6篇：新城镇化范文

上证指数上期收于1980.12点，本周末收于2061.79点，上涨4.12%；股市动态30指数上期报收652.12点，本周末收于673.15点，上涨3.22%；其中股票组合上涨4.3%。

股市动态30指数自2008年1月1日设立以来，下跌32.69%，同期上证指数下跌60.81%。本周股市动态30指数跑输、股票组合跑赢上证指数。

城镇化是本周最大热点，先有副总理对城镇化是未来发展重要方向的表态、接着是政治局再提，12月中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三次提及的概率相当大，因此城镇化应是近期最大热点。大基建板块属于政策面、技术面和基本面的联合共振，如此高级别的政治关注将使城镇化成为持续关注主题，大主题有大故事，一定要特别重视。市场全周中小板指数上涨4.03%，创业板指数上涨5.06%，中小板指弱于、创业板指强于大盘指数。

中国平安（601318），中国平安集团的大股东汇丰控股宣布将其所持有的全部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以总对价727.36亿港元（约合93.85亿美元）转让给泰国正大集团。汇丰控股出售后的税后利润约为26亿美元。

南方航空（600029）公告，公司与空客公司签订了购买10架A330-300飞机的合同，每架飞机约为1.88亿美元。该批飞机的交付时间为2014年至2016年，该交易将使集团运力增长约5.7%。

泸州老窖（000568）转让湖南武陵酒股权进展公告，已收到转让湖南武陵酒有限公司股权款项16，537.5万元，经测算，该笔交易将为公司2012年增加净利润5，672.35万元。该笔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湖南武陵酒有限公司股份。

二、股市动态30指数

本周暂不调整30成分指数。

指数维护：《股市动态分析》杂志社研究部

深圳市南方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指数：股市动态网（）

《股市动态分析》

三、最新评论

近期国家领导人在多个场合不断提到新型城镇化，强调新型城镇化是“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城镇化”，要“推进农村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近期政治局会议也重点提及城镇化，相信接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城镇化也是提及的重点。十报告具有承上启下的特征，是两代领导集体治国思路的体现。在十七大报告全篇提及城镇化仅为两次，而十报告全篇提及城镇化多达七次，更重要的是其两次主要出现的位置：第一次出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目标的相关章节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第二次出现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章节中。从局限“区域协调发展”一隅，到上升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体，上升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哪怕用最挑剔的眼光，依然可以看出城镇化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地产建设角度来看：从历史经验上看，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几乎就是城市大兴土木、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房地产的过程。至少在新一届政府推进城镇化的初期，基建和地产建设还是重头戏之一。即使从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屋现状来看，政府继续进行投入也有一定的必要性，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当前的城镇住宅中，有22%住宅为1989年以前建造，42%住宅没有独立抽水式厕所，仅35%住宅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在主要基建投资大类中，水利、保障房、电力等在“十二五”内增速较快，而在交通网细分类别中，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增速明显快于其他类别。再考虑标的的受益程度，基建领域最为受益的是水利和城市轨道交通的相关标的。

对于钢铁水泥等投资品整体来看，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其基本面高歌猛进的时代已经过去，很难指望其在未来十年走出波澜壮阔的大行情。但在目前基本面接近谷底，而城镇化持续推进对市场情绪有所抬升的情况下，中短期看或有估值小幅修复的行情。

对于房地产，虽然其仍是城镇化推进的重要推手，但保障房供给的增加、政府对市场的持续调控都对行业构成压制，加上预计其市场增速本身在未来10年将有所下行，这一板块虽受益城镇化，但可能受益程度有限，但可关注在城镇化重点扶持城市拥有土地/项目的地产。

“智慧城市”将明显受益于城镇化。城镇化硬件设施投资不仅包含规模建设，也包括“智慧城市”为代表的质量建设，“智慧城市”是指通过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知识管理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不断提高城市状态感知和智能运行水平，同时推进城市系统间的信息共享和应用协同。近年来，国内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大规模的城市信息化升级正拉开帷幕。与之相关的物联网、云计算、智能楼宇、节能建材、绿色照明等板块有望长期受益。

从经济转型和消费崛起角度来看，新型城镇化中消费的崛起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消费下沉。在2012年2月《求是》中撰文称：“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说的就是消费下沉。第二大类为消费升级。经济转型的一项主要任务在于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随着占消费者人数大部分人群收入水平的显著提升，社会主流的消费产品可能会发生升级。

第7篇：新城镇化范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镇园林；规划设计；原则

新型城镇化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城镇化建设；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发展城镇园林绿化是坚持以人为本，以统筹兼顾为原则地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建设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生态文明的城镇化的必然要求。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城镇园林绿化水平事关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因此，如何做出以人为本的、因地制宜的、科学的园林绿化设计规划关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效益。

1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镇园林绿化面临的机遇

新型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在以往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由于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致使城市文化不清晰、公共服务发展滞后，园林绿化水平较低，人居环境适宜度不高。

在当前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建设中，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发展部署；国务院也在积极制定《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各级政府积极投身制定本地区城镇化建设发展规划，城镇园林绿化作为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在推进城镇园林绿化中政府政策、财政支持、规划起点等都将是积极的、高标准的。另外，国家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政策扶持也将为城镇园林绿化建设和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需求和创新理念。

2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镇园林绿化设计原则

2.1因地制宜，科学制定园林绿化规划

城镇园林绿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充分发挥城镇功能、展示城镇化建设实效的重要环节。在制定园林绿化规划的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一方面要兼顾城镇发展规划，坚持因地制宜，充分结合地区的生产、区位、生态实际，兼顾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充分借鉴先进城市的园林绿化经验，积极与相关高校合作，充分考虑民意，以制定出起点高、适宜、科学的城镇园林绿化设计规划。

2.2坚持以人为本，以服务居民为目标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园林绿化工作事关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理需求，因而要坚持以服务居民为目标。城镇建设的规划中居住区、产业集聚区、商业区、公共服务区等功能区域划分明确，因此，要加强居住区的绿地设计，满足人们对室外环境的需要；完善居住区与产业集聚区间防护绿地林地建设，避免因企业污染导致居民权益受到侵害；积极拓展公共服务区生态环境，改善景观环境，根据老年人及青少年活动需要配备设施；另外，要适时增建公共服务区，努力建设宜居城镇。

2.3结合现有生态环境，拓宽园林绿化范围

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地区虽然已经在园林绿化工作中做出了一些的努力，但与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人民群众的需求不相适应，滞后现象严重。因而，在推进城镇园林绿化工作中，要根据已有的市政设施布局，结合现有的生态环境，以及具体的环境条件进行园林绿化设计：针对已有的市政绿化园地要尽力增扩覆盖面积，扩大物种范围；由于居住区内的绿地多是人为建设，对于园林景观的需求只能通过规划、新建距离居住区适中的公共服务园林景观；另外，要积极引入适合地区生长的新树种，满足人们对绿化植物多样化的需求。

2.4合理布局，打造特色园林绿化空间

人口的集聚形成城镇，城镇的发展又离不开人民群众。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新型城镇的建设发展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而当前城镇居民对于区内园林景观、绿化景观的需求增长快速，不合理的绿化布局难以满足群众的需求。因而，在城镇园林绿化设计中要合理布局、远近结合，充分满足群众需求，努力结合地区实际。另外，在条件允许的城镇，可充分结合城镇文化特质，打造特色的园林绿化空间，发展乡镇旅游经济。

第8篇：新城镇化范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核心；人的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4-0063-06

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新科技被视作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的最主要的两件大事。近期，新型城镇化成为热门词语，从中央政府的政策文件到学界的热烈争论，再到民间的热切期盼，都指向新型城镇化这个焦点。新型城镇化这个“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作为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引擎已得到了公认，但对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却有多种不同的解读[1]。本文试就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做一探讨。

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人由“乡”到“城”的转变

城市化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内容的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解读。人口学认为城市化主要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和集中及其带来的城市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经济学认为主要是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化的过程，社会学认为主要是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产生、发展和扩散的过程，地理学认为城市化主要是人口、产业等由乡村地域景观向城市地域景观的转化和集中过程。综之，城市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实现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城市化，是人的生存空间、发展空间城市化。

“城镇化”一词出现要晚于“城市化”，这是中国学者创造的一个新词汇，很多学者主张使用“城镇化”一词。党的第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正式采用了“城镇化”一词。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城镇化就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包括四个方面：（1）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2）城镇化是第二、三产业向城镇聚集发展的过程；（3）城镇化是地域性质和景观转化的过程；（4）城镇化包括城市文明、城市意识在内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和传播过程。概括起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演变；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城镇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城镇规模的扩大以及城镇经济社会、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集中到一点，城镇化就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内容的包括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

新型城镇化目前尚未有标准定义。有学者根据党的十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思想，把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内涵和特征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内容：（1）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互动，通过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推动产城融合，实现城镇带动的统筹城乡发展和农村文明延续的城镇化；（2）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倡导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城镇化；（3）构建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的城市格局，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市承载能力，展现中国文化、文明自信的城镇化；（4）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包容性、和谐式城镇，体现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协调发展，致力于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的城镇化[2]。

这四方面内容归纳起来涉及两个方面问题：（1）城镇化的产业支撑和权益保障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农民进城后的安居乐业与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问题，实现职业上从农业到非农业、地域上从农村到城镇、身份上从农民到市民的转换；（2）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和路径问题，即如何以人为主体，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和协调的可持续的城镇化之路。归结到一点，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实现人由“乡”到“城”的转变。

实现人由“乡”到“城”的转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不仅要提高人口构成中城镇人口所占比例，更要实现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空间、发展空间的城镇化，是一种心理认同和融入的过程。（2）必须以人为本，让广大农民能够享受教育的城镇化、医疗的城镇化、社会保障的城镇化、公共服务的城镇化等，是要让广大农民能够享受到城镇化所带来的资源变迁、向上流通渠道的扩张以及对市场经济适应能力的提升。（3）更注重质的提高，亦即让城乡居民过上更加健康幸福的生活。城镇化进程实质上就是让更多居民成为享受幸福生活的市民化的过程，即不仅城镇市民更加幸福，而且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后也能获得同样的幸福感受，这就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最终体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也凸显了城镇化的核心――人的发展。

二、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人本、公正与和谐

人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反思传统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就会发现它们都犯了同一个毛病，即忽视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存在。与之迥然不同的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的、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城镇化，是“质量型”的城镇化，是追求创新驱动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之“新”就在于强调人本、公正与和谐，并在推进过程中力求实现三大转变[3]。

一是从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看，要从“物本”转向“人本”。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而不是“物”，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服从于人的发展。经济理性驱使下的传统发展模式，把“人”这个主体驱逐出了发展的中心，使城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人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回归尊重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的“人本”城镇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在传统城镇化中，由于偏离了以人为本的方向，从而产生诸多异化现象。（1）产城发展呈现结构失衡。产业和城镇的盲目发展导致工业化与城镇化协同关系的破坏：或者是城镇没有产业支撑，居民难以就业，成为“穷城”、“睡城”、“空城”；或者是进驻企业因为没有高质量城镇化基础的支撑，留不住人才，产业既不能扎根于此，也无力攀登技术制高点；或者是城镇的包容性差，外来人口长期无法融入，利益矛盾突出。因而产业和城镇看似在发展，但结构和质量均处于低水平。（2）实现集聚却变得很不便利。人口向城镇的集中原本是为了便于生产和生活，提高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但是，无序的人口集聚和不善的城镇管理却使生产和生活越来越不便利。由于生活成本提高过快，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供应不足且水平低下，城市内部以及与其他城市之间的人流物流不畅，因而人们生产和生活充斥着无尽的麻烦，居民感觉办事难、出行难、就医难、处处难。（3）规避风险却变得危情四伏。人口进入城镇原本是为了减少灾难和风险，“城”的本意是对人和财产的护卫和防止祸害冲击。但是，由于城镇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不善，却使城市生活的安全缺乏保障，反而成为高风险地区。例如犯罪、车祸、工伤、火险、环境污染、疾病传染、安全事故以及饮食不卫生、等，居民感觉生活在高度风险的环境中，农村居民进城更觉缺乏安全感。（4）吸纳人口却变得阻碍融合。城镇化原本是一个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城镇具有吸纳更多人口的吸引力和包容性，但由于种种物质上和制度上的缺陷，城镇化反而阻碍了社会一体化，导致人口社会性分裂和城乡差距扩大，等级压抑、制度歧视、贫富不均现象严重，由于公平公正的缺失而引发民众不满。（5）创造财富却变得失去幸福。工业化和城镇化原本是人类创造财富的伟大创举，但低质量的城镇生活却并没有让更多的居民更加幸福，甚至反而感觉不如乡村生活，尽管那里没有城市的繁华，但也不像城市生活那样使人抑郁、焦虑甚至愤懑[4]。因此，为了消除城镇化的诸种异化现象，必须尽快回归尊重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的“人本”城镇化中来。

二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要从“效率”转向“公平”。新型城镇化不能再一味注重追求速度，而要更加注重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公平优先原则，充分尊重居民的需求和发展权，实施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化解社会不公，实现公民身份权利平等。改革开放前，我国选择和推行的是重工业及城市优先发展战略。这一战略通过吸收农业剩余，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和对城市的市民进行补贴，意图迅速达到工业化。这种主要靠农业供给建立起来的资本集约型工业化模式，不仅对资金有着持久的巨大需求，更为严重的是其运行机制不能形成对积累源泉的保护和培养。当工业化、城市建设资金需求与农业积累能力之间的矛盾扩大后，国家就强化对农业提取积累的力量，并采取一系列强制措施，限制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流动，用压低劳动机会成本的方式来保证这种机制的运行，从而形成了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包括二元就业制度、福利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公共事业投入制度在内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尽管我们对这种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动摇其根基，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局面仍然存在。这种分割式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二元经济结构与二元社会结构及二元管理体制的复合体，既非农民自主选择的制度性结果，也非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市场化结果，而是行政强制的伴生物，是为了有效阻止农民进入城市分享城市文明成果而人为设计并赋予行政强制力的历史产物，更是优先发展城市经济或工商业产业政策的必然结果。以公民身份平等而论，上述制度严重违背平等原则，存在偏向性、世袭性、依赖性、强制性特征，农民事实上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实现城乡公民身份权利的一体化，让农民享有与市民一样的权利、地位、利益，真正获得《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给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建立以公平、平等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城乡关系。

三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要从“征服”转向“和谐”。实践表明，只有和谐发展，才能可持续发展。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注重追求规模、经济、速度，不顾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对自然一味改造、征服与攫取，最终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反过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应以“和谐”为导向，对之进行改进。“和谐”城镇化就是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所谓“集约”式发展道路，主要是推动城镇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走布局集中、城镇密集、用地节约的城镇化之路。所谓“智能”式发展道路，主要是把通信、计算机网络等方面的先进技术相互融合、集成为最优化的整体，使其成为具有信息管理科学、服务优质高效、使用灵活方便和环境安全舒适等优势，并能适应信息化社会发展需要的智能化城镇。所谓“绿色”式发展道路，主要是让绿色农业、绿色经济、绿色科技、绿色规划、绿色教育、绿色市场等蓬勃兴起，让绿色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和城镇化的驱动力。所谓“低碳”式发展道路，主要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典型特征的新型发展模式，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必经之路。只有低碳规划先行、高扬低碳发展理念、发展低碳产业、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才能保证我国新型城镇化高起点驶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三、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十分繁重的艰巨任务。庞大的人口压力与城镇化同步、紧迫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同步，合理的城镇布局与城镇化同步，科学的城镇管理与城镇化同步，显现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特色性和复杂性、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新型城镇化要由过去偏重速度向质量和效益提高转变，进入以推进深度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任务的、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52.6%，而按城镇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35.3%，之间存在着17.3个百分点的差距。这说明2.5亿农民工和约7500万城镇间流动人口在城市还没有享受到与城镇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福利。如果按照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意味着我国的城镇人口将会达到8亿人左右。进城的农民工将会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1亿人。如果不及时解决他们的公共服务和进城落户定居、就业问题，我国城镇化的质量将不会得到根本改善，反而会加剧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类社会矛盾。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求，就是要实现城镇化从数量型增长到质量型提升的转变，也就是说要解决农民工进城后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定居落户难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当前城镇化的重点任务是如何实现人的城镇化，如何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一是尽量降低农民工城镇化门槛和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只有降低进城务工、落户条件和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将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转化为城镇人口，才能不断改变我国城镇化滞后、半城镇化和贵族化城镇化状况。（1）大幅降低农民工落户条件，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可根据城市规模和综合承载能力，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和城镇社会保险参加年限为基准，制定各类城市公平、公正的农民工落户标准，不仅要放开小城镇的落户条件，也要放宽大中型城市的落户条件。现在有3000万举家迁徙农民和7000万城市间流动人口，这类人在城市举家迁徙十几年、已经不是农民的所谓农村人口，已经具备了在城镇生活的一切条件，放开他们在城镇的落户限制对城市不会产生任何冲击，反而会促进他们在城镇的长期消费。（2）将农民工住房问题与城镇居民住房问题一并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住房建设规划，支持农民工通过租、购、集体宿舍等多种方式解决住房问题；同时建立和完善保障性住房体系，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覆盖范围，完善覆盖农民工的住房公积金制度，鼓励招用农民工数量较多的企业在依法取得的企业用地范围内建设农民工集体宿舍。（3）逐步实现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同市民同等待遇，将农民工随迁子女学前教育纳入输入地城镇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将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纳入各地教育发展规划予以统筹安排，把包含农民工子女在内的常住人口全部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发展经费全部纳入财政保障范畴；创造条件允许农民工子女异地参加中考、高考。（4）坚持输入地管理，以农民工需求为导向优化卫生资源配置，方便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就近就医和及时补偿，确保农民工同步与其他居民享受大体一致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5）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首先解决广大农民工“参得起”保险的问题，然后才是提高参保率水平和提高享受待遇标准的问题[5]。

二是努力建设包容性城镇和大力实施“三融合”工程。“社会包容”是新型城镇化的前提和保障，只有做到所有的社会成员一起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消除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裂隙，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包容到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城镇化[6]。建设包容性城镇将有助于解决城镇内部由区域要素快速流动带来的社会“碎片化”问题。大力实施“员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三融合工程是当前建设包容性城镇的有效途径。（1）企业要适应农民工市民化的大趋势，适应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的新形势，合理承担市民化成本，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其敬业爱岗的精神。同时强化和谐企业机制建设，健全工资协商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推动和规范农民工加入工会工作，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在劳动合同、劳动工资、劳动条件和职业安全卫生方面的监督检查作用。（2）学校要将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统一管理、统一编班、学、统一安排活动，在评优奖励、入队入团、课外活动等方面与城市学生一视同仁。注重因材施教，加强对农民工子女良好学习、生活习惯的养成教育。（3）构建以城市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让农民工家庭融入社区。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向农民工平等开放，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发挥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逐步完善相关法律，保障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农民工的利益有制度化的表达渠道[7]。

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难题是调整农民市民化的利益格局

党的十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城镇化发展的目标更加明确、方向更加坚定，但这其中确实面临着一些重要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就会带来原有市民和新市民利益关系、农民工与企业利益关系、流出地与流入地利益关系、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调整。

新型城镇化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也是中央政府力图推进的政策目标。但现实的城乡利益格局却把城镇化的道路限制得很紧，因为我们很难改变既得利益者城镇居民的愿望和呼声。更要注意到，所有的决策者、媒体、占有绝对优势的网民以及县级以上两会的大多数代表都是城镇居民，他们对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有着绝对的优势权力，正是这样的一种固化的利益格局和群体优势，使所有可能要出台的城镇化政策都要面临严峻的考验。换句话说，城镇既得利益者大多不愿意自己的小区增加外来农民工的集中居住者，不愿意和农民工共同享受城镇的医疗卫生、公园交通等公共资源，城镇居民家长更不愿意自己孩子的学校和幼儿园增加一批农民工的孩子。从上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工农产品剪刀差、土地增值收益（据测算，上述价值为46万亿～61.5万亿和30万亿元左右[8]）已经转化为工业投入、基础设施投入，转化为城市居民的一种公共福利，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利益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城镇居民是主要的受益方。改革涉及调整城乡居民群体在利益分配上的格局，调整这种利益关系面临非常大的阻力[9]。

对企业来说，农民工的存在带来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企业不愿承担农民工医疗、工伤、住房等方面的保险支出，不少企业对由农民工转化而来的新产业工人缺乏起码的尊重和保护，导致农民工收入长期被拖欠。而给予农民工平等的市民权则意味着企业要提高劳动成本，产品将失去市场竞争力。

虽然农民工已在城镇就业，却只能分享城镇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社会治安等非排他性公共服务，不能享有与城镇户籍捆绑在一起的政府补住房、子女在公立学校就学等排他性公共服务。农业转移人口要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排他性公共服务，就必将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随着农业转移人口规模的扩大，非排他性公共服务供给也必然大幅增加，但由于城镇公共服务经费依现有户籍人数而定，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很多地方政府也没有多大财力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公共服务。根据初步测算，实现一个农民工完全市民化，解决好包括住房、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需要投入10万～20万元。目前，这些成本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这也是地方政府改革动力不足甚至“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的主要原因。在现行模式下，要“人手”不要“人口”仍是地方政府最现实的选择。

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难题是调整农民市民化的利益格局，其中最现实的就是要解决“钱从哪里来”和“人到哪里去”的问题。即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由谁承担；如何处理农民工市民化与原有城镇居民的利益冲突以及地的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中央与地方等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好“钱”与“人”的问题，根本出路仍在于加快相关制度的改革，发挥改革的红利。

一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必须以城乡一体化、迁徙自由化为目标和方向，在中央的统一规划下加快剥离户口所附着的福利功能，恢复户籍制度的本真功能，同时改革嵌入户籍制度中的其他二元制度，分类整体推进。（1）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恢复其本身的管理功能。要打破城乡分割的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管理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制度。（2）建立健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配套制度。这也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所在。要继续弱化直至最后消解城市户口的附加利益，必须同时解决土地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配套改革问题。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实行与自由迁徙相适应的、开放性的、城乡统一的以身份证为准的“一卡通”式管理模式，彻底打破所谓“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界限，消除依附在户籍上的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最大限度地削弱户籍制度的限制，使户籍恢复其只承担单纯人口基本信息统计功能的“庐山真面目”，最终形成中国公民在境内享有同等待遇的统一的户口信息登记制度。

二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维持生计的最基本保障，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最大资本。必须以土地物权化为重点，以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为核心，深化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要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确权到户，颁发证件。应通过市场化手段，将农民在农村占有和支配的各种资源转变为资产，并将这种资产变现为可交易、能抵押的资本，让农民带着资产进城；应规范公用地征用程序，保障农民在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谈判权，规范土地转让价格的形成机制，真正按照土地的市场价值对被征地的农民进行补偿，让农民带着资本进城，作为他们进城定居的部分资金来源。

三是建立比较合理的财政分摊机制。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要发挥中央政府的资金引领作用，并以此为契机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建立以常住人口作为财政分成依据来调整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解决城市人口增加所需的公共支出增大问题；设立农民工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分摊机制，通过按常住人口安排财政转移支付和增加直接税等改革措施，形成地方政府吸纳外来人口的激励机制，对吸纳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补助建设资金，支持城市建设更多面向流动人口的社区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设施[10]。鉴于地方政府解决跨省流动农民工的积极性不高，中央政府应重点支持跨省农民工集中流入的地区。以专项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并将目前教育等领域的“以奖代补”方式改为“增量调整、奖补并用”，从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专项补助的增加额中，将一定比例转移于农民工集中流入地区，并在此基础上对成绩突出的城市给予一定的奖励。

四是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和税制改革。（1）政府尽快转换职能，最大限度地精简机构，尽可能把“三公消费”等各类应该压缩的行政支出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民生支出。（2）在整体减税的基础上进行税收结构调整，通过强力征收房产税、遗产税、资源税等有利于收入调节的税种来增加财政资金来源。（3）逐步实现从生产型增值税到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改变现行发展模式，促进生产型税收向消费型税收的转变，逐步使消费税成为主体税种，改变地方政府要“人手”不要“人口”的倾向。基本方向是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减少来自于企业缴纳的税，增加来自于居民缴纳的税收等，鼓励地方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并吸纳更多人口。

五是实施人地“挂钩”政策。当前城镇化中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脱节，土地城镇化速度大幅快于人口城镇化，这与近些年来推行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直接相关，因为这只在土地上做文章。本来不是要拿土地与土地挂钩，而是要拿土地与农民进城取得户籍落户挂钩，要明确土地制度改革受益的主体应该是宜居城镇的外来人口，因为他们是城镇化的主力军，其中首先是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土地制度改革不是给城中村和城郊已经很好的农民继续锦上添花，土地制度改革受益主体应该是农民工和家属。因此，在可控的基础上，可根据各城市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数量，在每年的用地指标上增加一部分指标，用于解决农民工的住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用地问题；实行地区之间人地挂钩“政策”，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规模要与吸纳外来人口定居的规模“挂钩”。“挂钩”指标收益在确保农民工市民化有稳定可靠保障和居住条件的基础上，收益剩余部分全部用于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用于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容量。对于外来人口多的城市，可以给外来人口解决户籍等相关福利，让外来人口拥有住房，而他们在原籍的土地由国家有偿收回。同时，中央根据收回土地的指标，给解决农民户籍的城市一定的建设用地指标。这样，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改革也就联动起来了。

参考文献：

[1].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J].行政管理改革，2012，（11）.

[2]张占斌.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

[3]刘兴云.新型城镇化顶层设计的思路[N].光明日报，2013-02-07.

[4]金 培.坚持以人为本，才能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N].中国经营报，2013-03-02.

[5]社保部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的“中国路径”[N].经济参考报，2013-02-07.

[6]唐 钧.城镇化的精神内核是社会包容[N].金融博览，2013-04-03.

[7]金三林.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及政策取向[N].学习时报，2011-09-07.

[8]储著胜.以承担市民经济成本来补偿农民历史性贡献[N].证券时报，2013-03-28.

第9篇：新城镇化范文

随着我国城乡统筹一体化的逐步深入，在城镇化视阈下，如何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已迫在眉睫。因此，本文就如何做好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问题展开了分析探讨，论述中结合具体城市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实际工作，就其存在的问题，如何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为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城镇化新型城镇以人为本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从嘉兴市城镇化推进现况来看，我们在深入推进嘉兴市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及嘉兴市现代化网络型田园城市建设的需要，如何统筹城乡一体化，兼顾三化同步进行，则是评判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嘉兴市城镇化建设现状及制约瓶颈

嘉兴自获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以来，联动推进“多规合一”，现代化网络型田园城市发展格局进一步完善。省、市级小城市培育试点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进展良好，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列全省首位，已进入全面融合A段。尽管如此，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认识不统一，缺乏协作发展。对现代化网络型田园城市建设的认识还不统一，中心城市的首位度不高，产业的空间布局散，缺乏整体规划。我市网络型结构体系虽然清晰，但系统有机性较差，各行政主体限于自身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没有形成有效的分工联系和相互衔接。

2.工业化体系仍待完善，园区科技能力有待提高。园区科技优势并不明显，没有很好的利用嘉兴市的区位和科教优势，加之各园区自主创新能力意识不够，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工业化体系的建设；另外还有部分城镇工业园区建成后只注重招商引资成绩，对于工业园区的保障机制建设不完善，造成政策监管、劳动力、污染治理、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漏洞和管理偏差。

3.农业产业化尚未具规模，产业竞争力不强。产业集群基本上处于低层次的企业集中状态，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集群效应尚未体现，产业竞争力不强。尽管近些年嘉兴市在畜牧养殖、高端花卉苗木、食品农副产品加工、家庭农场等方面有所突破，但县域产业结构失衡，同质化严重，农业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不足，新的特色产品、优势产业不多。

4.城镇化水平依旧不高，城区发展品牌亮点不够突出。城镇化水平不高反映在“半城镇化”等问题上。嘉兴市在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仍然存在“半城镇化”现象，也就是农民、农民工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城市户籍人口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农民工与市民还没有融为一体。市域城镇规模偏小，乡镇企业布局分散，规模效益差，竞争力弱，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城镇的建设和发展。

二、加快嘉兴市现代城镇化建设的相关建议

1.构建工业化产业体系，支撑城乡经济的崛起

第一，力主“谁投资、谁建设、谁受益”招商引资的原则，不断完善园区投资，多渠道为园区筹募启动资金，为园区建设提供充分的资金保障；第二，完善园区配套设施服务能力，如加固工业园区生产车间、大棚等硬件设施，确保园区投入生产的安全性等；第三、借鉴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在嘉兴市城镇化建设中，选择有条件的区域进行低碳经济发展的示范试点，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尽快实施一批低碳经济重点开发项目，并从资金、技术、税收和服务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2.打造城镇化文化品牌，赋予城乡统筹新内涵

其一，完善城镇规划建设机制。一是要注重规划引领，坚持城镇化发展方向。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以全面推进“多规合一”为契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土地利用、城乡建设、环境功能等规划，构建区域发展“一张图”；二是实施特色小镇培育机制，规划建设一批聚焦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和历史经典产业，具有独特文化内涵和旅游功能的特色小镇，以优势特色产业吸引人口集聚；三是强化公共服务的水平。力争更加全面的发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建立起城乡统筹的财政体制，不断扩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进而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能力。

其二，落实富民惠民政策。一是当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如解决农民实现身份转型后的就业、定居、社保及子女入学等方面的问题；二是应建立完善的保障体制。努力探寻最佳的绩效评价及监督机制，将这些机制的指标全面纳入到绩效考核中去，从而形成现代城镇化建设的有利机制；三是需强化公共服务的水平，如建立起城乡统筹的财政体制，扩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能力。

3.推动特色农业经济，谱写现代城镇化新篇章

首先，培育乡镇龙头企业。作为蔬菜产业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农业生产加工龙头企业的发展，是带动当地农业发展，带领农民生产致富的关键要素。创造性利用“龙头企业+基地联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带动农户规范生产。

其次，发展模式创新。根据各镇特色农业基础，推动“万元千斤”农作模式“扩容”升级，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培育职业农民，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生产模式更加丰富。

再次，整合旅游资源。协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广度”和“精度”。集中攻坚，结合“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中心工作，巩固提升美丽乡村建设已有成果。用好政策，建设一批具有特色和示范作用的美丽乡村“精品点”，持续推进“整洁型”美丽乡村建设。

三、结束语

总之，建设现代城镇化是一场长久的工作，也具有深远而广泛的意义。为此，我们不能只为了加快农村发展，提升农民收入，却忽视城镇化建设中的生态等相关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应该努力把握好时代赋予的发展使命和机遇，朝着“三化同步”的道路努力前进，为嘉兴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最终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宏观目标。

参考文献：

[1]孙娜，刘政永.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浅议[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24）.

[2]郑明.浙西南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认识误区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