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驿站精选(九篇)
第1篇：心情驿站范文
温馨的家园
所谓“阳光驿站”，就是依托社区远教终端站点建立起来的一个功能更完备、更强大的综合服务平台。这一点从其设置就可见一斑。“阳光驿站”设置有“一场、两站、三室”，即健身活动场，远程教育工作站、流动党员管理站，远程教育（网络）培训室、党建图书室和党员谈心室。为了充分体现“一把手工程”，驿站的站长由社区党组织书记兼任，而远教管理员和社区党组织委员则担当起了“服务员”的角色。对于“服务员”，远程办还提出了“高标准”和“严要求”。“高标准”是指服务员必须达到“三具备”，首先是要具备中共正式党员身份；其次是要具备为党员群众服务的意识；最后还要具备综合服务的能力。而社区党组织建立健全起来的“阳光驿站”服务流程、服务项目、领导接待日等相关管理制度，更是把“严要求”落到了实处。“阳光驿站”在运行机制上的一系列改变，也使得社区逐渐成为了党员群众“温馨的家园”。
在珠山街道烽台路社区，远教终端站点的建设任务很早就完成了。但若问效果如何，管理员陈宝霞却总重复四个字――差强人意。其中原因自然与站点功能单一、不能为党员群众提供全方位服务有很大关系。“阳光驿站”成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明显转变。运行的三个月中，驿站每天都要接待二十多名党员群众来咨询、查阅信息，而接听的咨询电话就更多了。陈宝霞还自定了“三用心”原则，即“用心管理，用心服务，用心交流”。不论是工作方面的或是生活方面的需求，管理员都尽力给予其切实的帮助，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党员群众开始相信驿站、走进驿站。
服务的窗口
一直以来，“流动党员难管理、先锋作用难发挥”是社区党建工作中的突出问题。“阳光驿站”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首先，驿站按流动党员的不同情况和实际需求，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对社区内的私营企业流动党员进行了调查摸底，并把掌握的流动情况及党员需求信息进行了归纳整理，建立起流动党员日常管理台账和各类服务档案。其次，每回接受驿站的服务后，都要在党员服务登记本上记录具体服务情况和对服务情况的反馈意见，这样就增强了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和连续性。最后，各驿站还统一制作发放了印有驿站地址、电话等信息的流动党员联系卡、服务卡，使这些重点服务对象在有临时服务需求时，直接通过电话联系就能得到驿站的及时帮助。
王惠是在胶南商城从事个体经营的一名流动党员，她曾为找不到党组织而失落和抱怨。当她第一次看到“阳光驿站流动党员服务点”的牌子时，她兴奋地拉着两位党员在第一时间找到党组织。短短三天，有十多位党员到邻近的驿站登记。现在她有时间就到驿站上网、读书、听课，参加驿站组织的文体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等。像王惠一样的许多党员，凭手中的党员联系卡或服务卡，随时可以参加“阳光驿站”的各种活动，党员还可以自由选择组织生活的内容和方式。
就业的桥梁
下岗失业人员的安置问题是社区遇到的另一大难题。其难点在于需要安置的人员多，且普遍年龄偏大、缺乏就业技能。针对这种情况，社区党支部利用“阳光驿站”的资源优势，下载了大量有关职业技能的远教课件，对社区下岗人员免费开展再就业培训。同时，驿站还利用远教网络的信息渠道，为这些再就业人员了求职信息，并收集了大量招工、招生、招考信息，为下岗失业人员搭建起了一个高效的信息桥梁。此外，社区还利用远教平台成立了“老年远程教育学校”、“计生远程学校”、“法制教育基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驿站的综合服务效能。
华山街道社区的朱红两年前下岗了，由于只懂简单的管理知识而缺乏技术，所以一直没找到工作。驿站管理员得知这一情况后，在网上为其查阅了大量的用工信息。在管理员的指导下，朱红参加了驿站组织的服装营销知识培训。因为适应了市场的用工需求，朱红不仅很快找到了工作，而且现在还成了他所供职的那家企业里的业务骨干。朱红只是一个代表，今年以来，胶南市的21个“阳光驿站”了这样的就业信息共300余条，还举办了4场人才供需见面会，同11个用工单位建立了信息档案，并为160名再就业人员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岗位。
招商的引擎
为了能让驿站在社区建设中发挥出更多作用，驿站还主动与社区内的企业实现了对接。驿站按照“内容各取所需，时间自行安排，站点随时开放”的原则，为企业提供了员工培训平台，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随意安排培训时间。而党员和中青年骨干如有个性化学习需求，还可以同驿站管理员联系，随时到站点学习或查看资料。
第2篇：心情驿站范文
作为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无疑是全方位的，包括创作的主题思想、表现手法、语言风格，等等。本文以同是描写“小人物”命运的经典作品??鲁迅的《祝福》和普希金的《驿站长》为例，来探讨鲁迅对现实主义创作叙事结构艺术的继承与重大发展。
叙事结构是小说布局谋篇的重要脉络和纲领，选择什么样的叙事结构，直接影响到小说情节的展开方式、思想主题的表达效果。普希金崇尚自然平易的叙事，《驿站长》以叙事主人公亲身经历的叙事方式结构全篇。小说开篇议论，讨论驿站长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将驿站长在当时社会卑微而可敬的整体形象展现给读者，然后进入小说主体事件的叙述。作品通过叙事主人公三次来到驿站的所见所闻叙述了驿站长和女儿冬尼娅的遭遇，呈现一种双层的叙事结构。叙事主人公的亲身经历采取顺叙的方式，而小说主体事件即驿站长和女儿的遭遇采取倒叙的方式。为了引出主体事件，作者设计了“我”第一次来到驿站，结识驿站长，其女儿冬尼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令我十分牵挂，由此促使“我”在几年后第二次来到驿站，驿站长向我道出冬尼娅如何受骠骑兵引诱离开父亲，父亲如何去彼得堡寻她回家未果的悲伤往事。为了展现主体事件的结局，作者又安排了若干年后“我”第三次来到驿站发现驿站易主，并被告知驿站长已死以及冬尼娅前来哀悼的过程。三次经过驿站串联起驿站长父女的悲惨经历。如果冬尼娅被拐的事件由驿站长一人叙述出来，整个小说就是一个完整单一的顺叙结构。而驿站长在“冬尼娅被拐”事件中却是一个拟叙述者，真正的叙述者仍然是叙事主人公。在父亲对冬尼娅一段简短的感叹后，作者以“接着，他把他的痛苦详详细细告诉了我”做为过渡直接转入倒叙模式，以叙事主人公的视角和口吻“转述”了驿站长的故事，并以第三人称详细再现了冬尼娅被诱拐、驿站长寻女儿的全过程，而且在结束倒叙的部分仍以驿站长的感叹话语和“以上便是我的老朋友老站长所说的故事。”为过渡回到顺叙的模式中。
对比鲁迅的《祝福》，两者在整体叙事结构上是非常相似的。《祝福》以叙事主人公回到故乡鲁镇，因经历祥林嫂的死引发对她生命片断的回忆，从而将小说的主体事件一一展现出来。小说开篇写“我”回到鲁镇，对祥林嫂的巨大变化感到诧异，不久又获悉她的死，且在“祝福”这样特殊的时间背景下。“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连成一片了。”由此开始对祥林嫂一生的回溯。这也是一个双层的叙事结构：“我”回到鲁镇的所见所闻都是以顺叙的方式展现，虽然在叙述“决计要走”的原因时有一段对“昨天遇到祥林嫂”的回顾，但这并不影响整体的顺叙模式；而祥林嫂从第一次到鲁家做女工，被婆婆掠走再嫁，丧夫丧子后第二次到鲁家做女工，直至沦为乞丐的过程都是以倒叙的模式呈现的。与《驿站长》有所不同的是，叙事主人公在倒叙部分中不是事件的转述者，却是事件的主体叙述者：“我”亲身经历主体事件的片断，祥林嫂两次做女工，“我”都在场。而《驿站长》主体事件发生的时候，叙事主人公是不在场的；“我”虽然属于主体事件的一部分，却没有亲自参与主体事件，是主体事件的旁观者，而做为拟事件叙述者的驿站长亲身经历女儿被诱拐又亲自参与追寻女儿的过程，是事件的当事人。所以《祝福》叙事主人公与主体事件的距离比驿站长与主体事件的距离远，又比《驿站长》中的“我”与主体事件的距离近。还应该提到的是：《驿站长》中的叙事主人公虽然没有经历主体事件，但是却在主体事件的叙述中加入了自己的评论，对主体事件的发生发展有所交代和反馈；而《祝福》中叙事主人公自始至终都没有对事件做出任何判断或评价。如果《驿站长》中的叙事主人公是事件的广义旁观者（实际上没有旁观，只是聆听），那么《祝福》中的“我”就是事件隐形的旁观者，是更为客观和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真实存在。叙事主人公虽然从属于主体事件，但“我”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主体事件的原始形态，与主体事件是相互独立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情节内容的需要，另一方面却是对现实主义叙事手法的新拓展。
《驿站长》和《祝福》都采用叙事主人公和相关人物多语叙事的方式。《驿站长》叙事主人公通过驿站长的叙述了解父女二人的遭遇。在“我”第三次来到驿站，发现驿站已经易主，对驿站长的下落进行追问时，驿站长死去和冬尼娅前来哀悼的事件是由“酿酒师傅娘子”和“红头发独眼龙小孩”叙述出来的。作者没有安排他们成为拟叙述者，而是以与叙事主人公对话的方式直接完成叙述。这就构成一个多语叙事的模式。叙事主人公不是全知全能的存在，而是连缀每一段叙事的线索，对整个事件起到组织和引导的作用。这是普希金叙事自然风格的重要体现。事件的片断不是刻意拼凑在一起，而是通过叙事主人公的所见所闻自然结构而成，叙事主人公牵挂冬尼娅的情感同时也是读者想要了解冬尼娅归宿的情感，叙事主人公询问驿站长的下落也自然问出了读者心中的疑虑，从而使读者与文本之间达成一种共鸣和认同。转贴于
第3篇：心情驿站范文
关键词：元代邮驿史；区域性；通史性；邮驿驿路；邮驿专项职能；牌符；出土文书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6004908
邮驿是封建统治者控制的一种交通机构，历朝都十分重视。元代作为第一个非汉族大一统的政权，其邮驿有自己独特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与元代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化、法律以及交通密不可分，一直作为蒙元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关注。其研究涉及元代通史性邮驿、元代区域性邮驿、元代邮驿驿路、元代邮驿专项职能、元代牌符、黑城出土文书等方面。为了使研究者更好地合理利用这些研究成果，本文对相关邮驿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归纳总结， 希望能促进元代邮驿史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一、元代邮驿史研究状况回顾
（一）元代通史性邮驿研究
元代邮驿不仅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而且其兴衰与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联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元代邮驿的研究首推日本的羽田亨，他在1907年发表了《蒙古驿传考》（《东洋协会调查部学术报告》第1册补正版），1937年由何健民翻译后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6卷的3期和4期刊出，连载发表了其中《元代驿传杂考》抽印本。该文对永乐大典收录的站赤资料、元代驿站的管理以及站官、递铺和海青牌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一直是研究元代邮驿必备的资料。
我国关于元代驿站设立与管理的研究和介绍性文章，较早的是李梦瑛《元站及站赤考释》，发表于1944年5月《东方杂志》第40卷第9号，对站及站赤的意义进行了详尽的考释。建国后研究元代邮驿较早的有潘念慈《关于元代的驿传》[1]、黄才庚《元朝驿传初探》[2]和陈高华《元代的驿站（站赤）》[3]，这几篇文章主要是对元代的驿站和急递铺作了全面的介绍。陈得芝、施一揆《“关于元代的驿传”一文的资料问题》[4]，则针对潘念慈的文章在引用资料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孙志平《规模宏大的元代邮驿》[5]，通过对成吉思汗与蒙古站赤、元代驿站的规模、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介绍，描述了元代邮驿的宏大规模。
默书民博士论文《蒙元邮驿研究》[6]，上篇对于元代驿站的职能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并重点论及驿站的使用和管理，对急递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下篇则对一些驿站路线进行了具体的考释，较为清晰。沈乾芳硕士论文《元代站赤研究》[7]，通过对蒙元时期站赤的概况、分布，中央政府对站赤及站户的职能管理、对站户的影响及站户的最终消亡，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探讨了元代站赤的整个发展历程。
叶新民《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的驿传制度》[8]，认为成吉思汗时期的驿传制度还处于草创阶段，到了窝阔台时期，才得到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并对这一时期驿站使用牌符、驿马以及饮食饲料的规定作了具体的论述。默书民《大蒙古国驿传探源》[9]，对大蒙古国驿传在成吉思汗时期的建立进行了推测和研究，指出大蒙古国驿传是在草原游牧民族生活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窝阔台时期得到规范。党宝海《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10]，从察合台汗国驿站交通的创立、使用情况入手，以畏兀儿地区为中心，介绍了元朝在当地的驿站建设，并以乘驿公文为中心，分析了察合台汗国驿站的运行特点。党宝海《蒙古钦察汗国的驿站交通――古代草原制度传播的个案研究》[11]，对钦察汗国驿站的建立、建设、饮食、住宿等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与钦察汗国有比较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默书民《大蒙古国驿传研究二题》[12]，则研究了其驿传制度的建立和使用，指出蒙元站赤建立中蒙古游牧民族生活传统因素所起的作用，并对大蒙古国时期新汗即位后对驿站的整饬和商人乘驿问题作了讨论。
（二）元代区域性邮驿研究
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关注程度、地区自然环境、人口生活习惯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以及元代行省制度的划分，决定了元代邮驿有自己独特的区域特点，也决定了元代邮驿史区域性研究的必然。目前所见研究区域主要以西部各省多见，其他地区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贾洲杰《河南元代站赤交通及意义》[13]，对元代站赤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河南省在元代时所设的驿站驿路进行了描述，对其兴衰变化和路线进行了研究。白晓清《浅谈元代黑龙江地区的站赤》[14]，对元代黑龙江地区站赤的设置及五条驿道和沿途驿站进行了研究，并对站户及其作用、乘驿的牌符也作了介绍。吴小红《元代江西驿站及站户考》[15]，从地方史研究的角度，对元代江西驿站的设立、分布以及站户的数量等情况进行了论述。瞿大风《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站赤交通》[16]，对河东山西的元代站赤设置、驿道路线、驿站管理及其运行困境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尤其对漠北及西北诸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和对后世的交通影响进行了探讨；该文也被作者作为一个章节，收入2004年南开大学博士论文《元朝统治下的山西地区》中。李之勤《熊梦祥〈析津志・天下站名〉江西、江浙行省部分站名考》[17]，由于《析津志・天下站名》一书，站道次序紊乱、前后不连接、或缺首少尾，又因传抄中诸多文字讹误和积时日久、地名更迭，因此特将该书中江西、江浙行省部分站名进行考订，以备《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时期》入图使用。
李之勤《元代陕西行省的驿道和驿站》[18]，介绍了元代陕西行省驿道的分布和发展情况，指出除东通中原和北通河套的路线外，西南联系四川、云南的主要驿道，不取以往褒斜、子午、傥路的故道，而选用连云栈道；向西北联系河西、青海的主要驿道不取南北两道，而选用宋金以来新兴的长安、平凉、兰州一线，为现今西兰、川陕公路所沿用。蓝勇《元代四川驿站汇释》[19]，在作者实地考察的情况下，对《经世大典・站赤》和《析津志・天下站名》二书中，元代四川盆地及对外交通驿道上的沿途驿站做了考证，以补史志之不明。
涉及西北驿站交通的有田卫疆《元代新疆“站赤”研究》[20]，该文对元代新疆地区驿站的设置背景、职责和作用以及其沉重的经济负担作了概述，并作为一个章节收入作者1995年出版的《蒙古时代维吾尔人的社会生活》一书中。地区在元代设置的站赤，有多位学者撰文考述，洛桑群英、陈庆英《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驿站》[21]，蔡志纯《元代吐蕃驿站略述》[22]，均认为元代在吐蕃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和设置驿站，对于加强和巩固国家的统一以及在政治、军事上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也起到良好的作用。祝启源、陈庆英《元代地方驿站考释》[23]，通过元代在设置驿站的政治背景、驿站的方位和特点，说明元代中央政府总是把加强对的地方管理与治理地方驿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关于云南地区的邮驿，方铁作了系列的研究，《元代云南驿传的特点及作用试探》、《元代云南驿传的特点及其作用》[24]，对元代云南驿传的特点及其在云南设置驿传的作用进行了介绍，探讨了元朝的驿传制度和元代的社会情况。《元代云南站赤设置考》[25]，则根据《析津志》、《经世大典》古籍，对云南行省八条重要驿道及沿途驿站进行了考证。
（三）元代邮驿驿路研究
虽然邮驿驿路研究与交通学的研究密不可分，但是本文只选取专门的驿路研究进行分析。
关于元代邮驿驿路的研究，国内学者较早的研究成果是岑仲勉《天山南路元代设驿之今地》，发表于194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现在20世纪后半期，并对元代的邮驿驿路考释，有了数量可观的成果问世。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26]，对联结中原与漠北的帖里干、木邻两道进行了考述，并论及和林通往吉利吉思和西域的站道。李云泉《蒙元时期驿站的设立与中西陆路交通的发展》[27]，根据现有资料，对该时期驿站的设立，特别是中西陆路交往的几条主要通道及其发展变化作了概括性分析和论述。
80年代以后对元代驿站交通路线的研究考释更加深入具体。叶新民《元上都的驿站》[28]，考察了大都至上都，上都至辽阳行省，上都至岭北行省的驿路并论及驿站的管理和站户的情况。台湾学者袁冀《元王恽驿赴上都行程考释》[29]，对王恽赴上都的行程进行了考释。此外，很多元代研究书籍也都涉及到了元上都驿站这一内容，如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30]，书中的第二章，就两京之间的三条交通路线考察和路线的维护作了研究。
王、祝培坤《元湖广行省站道考略》[31]，对元代湖广行省的陆路和水路驿道驿站作了考释。李之勤《元代川陕间的驿道和驿馆》[32]，根据《经世大典》《析津志》等古籍，对元代川陕间的驿站名称和驿路里程进行了具体的研究。胡小鹏《元代甘肃行省诸驿道考》[33]，对于元代在甘肃行省设置而史料记载又较模糊的驿道，进行了考释，该文在2004年被作者胡小鹏收入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一书中。庞琳《元代入藏驿道考述》[34]，就元代在地区设置驿站的起点及驿站的设置、管理以及入藏驿路的走向作了阐释和考订。邵星《蒙元时期内蒙古阴山地区站赤交通概述》[35]，对蒙元时期内蒙古阴山地区的站赤交通进行了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阴山地区站赤的分布及驿路交通进行了分析研究。
方铁《元代云南至中南半岛北部的通道和驿站》[36]，通过有关资料，对元代云南至中南半岛和不缅国、安南、占城、老挝、八百媳妇国的道路及所设置的驿站情况，做了初步的探讨。王《元云南行省站道考略》[37]，对云南行省的驿道进行了详尽的探讨。陈庆江《元代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的变迁》[38]，对元初数十年间，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的较大变迁进行了介绍，当时乌蒙道、建安道、普安道并行，改变了云南以至西南地区的交通格局，有利于加强云南与中央政府及内地的联系与交流。
对于东北地区的驿站和驿路的考述，有郭毅生《元代辽阳省驿道考略》[39]，对部分驿站的遗址进行了实际的踏勘，并采用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其考述详尽，另参考明代通往奴尔干都指挥使司的驿路，对于元代没有留下确切地点记载的“狗站”进行了复原。
颜广文的《元代粤西驿站驿道考略》[40]，对元代广东西部的驿道、驿站加以详细考证，勾略了元代塔刺海哈驿路开辟的图景，并对元代各任官员修补粤西驿道、驿站的线路设置、规模和里程做了总结梳理，分析了其开辟的历史背景。《元代隆兴至潮州新驿道的开辟及对赣闽粤三省省界开发的影响》[41]，在详细考证了新驿道的线路设置、规模和里程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驿道开辟的原因以及开辟后对潮州区域中心形成的影响，并评价了新元代网络的地位。而陈泽芳《南宋蒙元时期潮州古驿道建设的政治功能》[42]，除回顾宋代以前和宋代潮州古驿道外，还介绍了蒙元时期中央政府通过潮州古驿道的建设，加强了对偏处岭东一隅的潮州的统治，也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统治这一历史事件。
（四）元代邮驿专项职能研究
元代驿站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后人对其在传递公文、提供驿马驿船以及供应首思和相关的邮驿法律都有研究涉及，对于站户生活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李云泉《略论元代驿站的职能》[43]，对元代驿站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作用与影响做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述。陈朝云、淮检利《试论元代官员的乘驿接待制度》[44]，对驿站在乘驿官员提供食宿条件、提供驿马驿船等交通工具、乘驿符牌，通过严明的纪律加以约束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亚东・达瓦次仁《浅论元代藏区的茶马互市与驿站》[45]，探讨了元代藏区的驿站制度及其对中外文明通道――茶马古道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包桂芹《元朝文书驿传机构简述》[46]，对驿传组织从性质上分为三类的普通驿站、急递铺、海青站等分别加以介绍叙述。丁忱《元代文书驿传制度述略》[47]，对元朝文书驿传机构站赤、急递铺进行了介绍，研究了其公文封装形式、使用、牌符标记、收况等。邱树森、默书民《元代官府公文传输的几个问题》[48]，考察了元代急递铺设置的目的、过程，揭示了它与宋、金国旧制的关系，指出道路的选择以方便文书传递为依据，与驿路并不统一，在不通驿的州县也有传输公文的急递铺这一设置。
关于站户的研究有陈高华《论元代的站户》[49]，作者对作为亓代诸色户计之一的站户，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该文论及站户设立的时间、站户的签发、应役，站户、站官的封建义务以及驿站泛滥造成的严重后果等诸多方面，指出站户的管理和站赤的管理有所不同。另外还有叶新民的《元代统治者对站户的剥削和压迫》[50]，通过介绍站户的一般情况、封建义务――供应首思、提供和补买铺马，繁重的站役和杂泛的差役而日渐贫困的社会现实，探讨了对站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五）元代牌符研究
对元代牌符研究较早的文章应该是日本箭内亘的《元朝牌符考》[51]，洋洋洒洒对元朝以前的牌符和元朝的牌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引经据典，尤其对元朝牌符的种类、牌面文字、牌符的佩用以及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同时，对元朝牌符与以前各朝牌符的异同也进行了分析总结，成为研究元朝牌符必读之作。
我国论及牌符问题的论文较早的应该是丁毅博《元代牌符考》（《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郝苏民《对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圆牌的译释兼论其意义》[52]，对1973年甘肃省博物馆在废旧铜器中发现的一枚元代八思巴蒙古字圆牌进行了介绍、译释，并将前人对此类牌符的记述与研究进行了比较观察，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蔡美彪《元代圆牌两种考释》[53]，对于60年代扬州、兰州发现的二枚圆牌种类、形制、文字、行用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并将做为官底的牌子和遣使的牌子做了区分，同时还根据《元典章》的记载指出遣使的海青牌在至元七年以后，已改为蒙古字虎头圆牌。郝苏民、刘文性《扬州出土元代圆牌之八思巴文和波斯文再释读》[54]，在蔡美彪一文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从语言和古文字本身对扬州出土元代圆牌进行再释读。
史树青《成吉思汗圣旨金牌考》[55]，对1999年12月河北廊坊发现的一枚成吉思汗圣旨金牌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论述。包祥《新近在内蒙古发现的元代八思巴蒙古语金质圣牌》[56]，对已发现的元代牌符进行了回顾说明，并对新发现的索伦金牌，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对其牌面文字进行了蒙古文转写并作了汉译，同时将其与此前发现的元代牌符进行了比较。李晓菲《元代牌符文献探微》[57]，论述了因为牌符的使用涉及了元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语言文字资料等诸多层面，所以牌符文献已经成为今天研究元史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史料。李晓菲《新发现元代金牌及元代牌符文献研究》[58]，对2000年4月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索伦镇发现的元代八思巴金牌及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元代牌符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并对元代的牌符制度、功用、管理等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陈永志《蒙元时期的牌符》[59]，对目前国内外发现的17枚牌符的行使职权范围、管理机构、牌符渊源及牌符上的文字等进行了具体研究，指出其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是构成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宝海《蒙古帝国的牌符――以实物为中心》[60]，介绍了在中国、俄国、乌克兰等国境内陆续发现的13至14世纪蒙古牌符共20面。根据文献资料，对这些牌符的制作年代和实际用途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牌符分属乘驿牌、职官牌、夜禁牌和民间私造牌。照那斯图《内蒙古科右中旗元代夜巡牌考释》[61]，对1985年内蒙古科盟右旗发现的一枚元代夜巡牌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并将其与同类的几个牌子进行比较，探讨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共同特征。照那斯图《释蒙元时期长方形圣旨牌文字》[62]，对已发现的四面回鹘式蒙古文银质长牌、三面八思巴蒙古语银质长牌、两面八思巴蒙古语金质长牌上的文字进行了综合研究，提出了与以往研究的不同看法。
门岿《论元代的符牌系列――兼论“圣旨金牌”上的汉字之谜》[63]，对符牌系列――长形牌、圆形牌以及牌面上的文字、符牌的功能做了具体介绍，并对发现的元代牌符做了总结，同时还对符牌上汉字编号的来源和意义进行了探讨。蔡美彪《叶尼塞州蒙古长牌再释》[64]，对1846年俄国叶尼塞州发现的蒙古字长牌考察源流，对其使用和佩戴进行了探讨，并对牌面蒙古字重加译释。齐木德道尔吉《西南大学历史博物馆藏元代蒙古语八思巴文牌符释读及其他》[65]，在介绍首次发现的西南大学博物馆藏元代八思巴文长牌及圆牌的同时， 对所载八思巴了全面细致的语文学解读， 重点对元代语词aldaqu 提出了新的解释， 进而对元代刑罚专有名词“按答奚”的音义发表了新的看法， 最后对西南大学八思巴文铜质长牌和圆牌谈了自己的认识。
（六）黑城出土文书研究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3年和1984年在黑城进行了两次发掘， 所得文书3 000余件， 其中汉文文书数量达到2 200件， 经过初步整理， 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其中收录汉文文书760余件，涉及军政、农政、驿站等事务，详尽地勾勒出了元代及北元初期亦集乃路的历史概貌， 具体而又全面地反映了亦集乃路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状况， 也成为研究元代站赤必备的参考书之一。
李逸友《黑城文书所见的元代纳怜道站赤》[66]，利用黑城出土的当时有关驿站使用和供应等记载的文书碎片，对经过该地的纳怜道站赤作了考释。陈高华《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67]，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元代两件文书进行研讨，从而探讨元代站赤应情况及河西蒙古宗王的史料，并考证其产生于元代后期。宁夏大学王亚莉先后《黑城文书所见元代两份整点站赤文书考释》[68]和《元代亦集乃路“蒙古八站”考释》[69]，前者通过对黑水城发掘的《至正二十四年整点站赤文卷》中的F116：W578和F116：W570两件文书进行释读，对官员在落卜站整点时采取的措施、背景和文书中存在的很多疑问，作了初步的研究；后者根据黑城出土文书，对元代纳怜道上亦集乃路八个蒙古站赤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设置状况及构成和地理分布进行了探讨。王亚莉在宁夏大学毕业的硕士论文为《黑城出土元代站赤文书研究》[70]针对亦集乃路提调站赤、签补站户和整点站赤三大问题进行研究，肯定了该路未设急递铺这一事实，对站赤反映的民族问题等也有所论及。
杜立晖《黑水城F116：W434元末签补站户文书释疑》[71]，对《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F116：W434文书进行了研讨，研究了元末站赤管理机关的运行、站户签补和替下站户、复业站户的处理等内容。许伟伟《黑城所出收付契文书Y1：W201考释》[72]，对收付契文书Y1：W201中的铺马制度、铺马出借行为进行分析，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甘肃行省站赤消乏状况及相关社会面貌。
（七）其他元代邮驿研究文章
上述文字主要是探讨邮驿与文化之间研究的联系，相对来说，这些研究要弱于唐宋和明清时期。后代对唐宋诗词与邮驿的研究已经形成规模，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值得元代邮驿研究者探索学习。
关春明硕士论文《蒙元驿站信息传播研究》[73]，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蒙古汗国时期驿站的基本建设和信息传播情况，剖析了驿站系统的传播要素、属性和特点及社会控制，论述了驿站信息传播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张俊硕士论文《蒙元驿站与信息传播》[74]，研讨了蒙元驿站信息网络的逐步建立与分布、信息职能及其管理强化和影响因素，以及信息网络的作用和影响，并对信息网络的补充――急递铺也有所论及。闫俊丽《漫谈元代戏曲中的邮驿》[75]，指出元代戏曲反映了元代邮驿的种类、建制、功能以及驿吏的生活等种种状况，反之驿站对于元代戏曲的创作，尤其是情节的开展、矛盾的激化、内心世界的展示也有重要的作用。王永梅硕士论文《蒙元时期驿站习俗研究》[76]，由导论、蒙元时期驿站概况、驿站习俗与规则、驿站社会功能、结论构成，其中驿站组织、驿站信息传达、骑用驿马等构成了其特有的文化习俗；可惜本文由蒙文写成，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只能是望文兴叹了。 默书民《塞外元代驿道及其当代旅游开发刍议》[77]， 指出由于元代皇帝多次往返上都和大都之间，而塞外蒙元驿道又地处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交接地带，自然风光雄奇秀美，同时又处于政治中心地带，因而具有历史遗迹众多，名胜古迹遍布，文人墨客题咏丰富等优势，并就如何把这些优势和旅游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良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值得关注。
二、元代邮驿研究之不足与展望
以上分析介绍了元代邮驿史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其研究不仅涵盖了邮驿研究的诸多方面，而且有学者对元代邮驿的个别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钻研，甚至进行实地考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结论，这些都是元代邮驿研究值得肯定的。
成果固然令人欣喜，但是受到主观、客观条件的限制，元代邮驿史的研究与唐宋、明清邮驿史研究而言，相对滞后，有些研究领域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
其一，元代邮驿史的研究并不平衡。从时间上来说，虽然有叶新民《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的驿传制度》、默书民《大蒙古国驿传探源》、党宝海《蒙古钦察汗国的驿站交通》等专家对于早期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以及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进行了研究，但聊聊几篇，相对应洋洋大观的元代邮驿研究来说，实在有点杯水车薪，这与史料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仍然需要大家多做探讨。从空间上来说，无论是对驿站进行研究，还是对各地区之间的驿路交通进行探讨，都偏重于西部各省以及新疆、蒙古等地，而河北、海南、安徽、福建等省份的研究文章很少，这都需要有志于元代邮驿史研究的同好进行不断的努力。
其二，元代邮驿史的研究，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说缺乏统一性。具体而言就是各地区邮驿史研究缺乏有效的链接，导致了区域性和时间上的割裂，人们很难在阅读时，从整体上认知到元代各地区驿站的继承、发展和各自的特点。如白晓清《浅谈元代黑龙江地区的站赤》，对元代黑龙江地区站赤的设置及五条驿道和沿途驿站进行了研究，并对站户及其作用、乘驿的牌符也作了介绍，虽然系统全面，但相对而言，每一项内容都有待进一步深入，这也是值得学者注意的。
其三，元代邮驿史的研究，与所有古代邮驿史研究一样，着重于叙述，以古籍中的史料或者某些原始资料堆砌，而缺乏对这些资料的考证、整理和分析，因此难以通过引述的资料线索来归纳总结，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知。而李之勤《熊梦祥〈析津志・天下站名〉江西、江浙行省部分站名考》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作者对《析津志・天下站名》一书中，江西、江浙行省因为站道次序紊乱、前后不连接、缺首少尾，以及传抄中诸多文字讹误和地名更迭等原因造成的站名错漏进行了具体的考订，十分难得。
其四，对元代邮驿史的研究，一些细节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考证和斟酌。元代邮驿研究应以真实为原则，征引的史料必须真实可信，行文的逻辑要严谨，得出的结论要科学。综观整个元代邮驿史的研究，尤其是区域性研究，地域观念和乡土情节等主观色彩比较浓厚，对于史料理解的准确性有待商榷。蓝勇《元代四川驿站汇释》，作者在实地考察的情况下，对《经世大典・站赤》和《析津志・天下站名》二书中，元代四川盆地及对外交通驿道上的沿途驿站做了考证，以补史志之不明。
其五，在元代邮驿的研究中，一些邮驿研究的领域始终没有或者较少涉及，亟待开拓。比如：元代邮驿物资的运送、驿馆的建设等问题还没有专门的论述；在对区域通路线和驿站的研究中，多注重对驿路和驿站的考释，而对驿站路线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中的作用论述较少，对于驿路交通的变迁也较少论及；对于元代的邮驿制度也没有充分利用史料进行系统研究，尤其对于元代的急递铺制度，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
针对以上不足，笔者作为一个古代邮驿史研究的爱好者，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以求有助于元代邮驿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发展。不当之处，也请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同好批评指正。
第一， 研究内容需要继续深入和扩展。元代邮驿史的研究是一项综合性强、系统性高的学术工程， 从现阶段的研究来看， 蒙元各时期以及各区域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未触及的领域，或者可进行更深一层的开拓，即便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有值得继续深入的空间。只有在横向和纵向上进行比较联系并深入扩展， 才能在元代邮驿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上保持和谐统一。如研究较为深入的四川，可以进行探讨的内容仍然有很多，比如当地驿馆的建设、接待以及和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等。
第二， 研究资料需要继续追寻和剖析。邮驿史的研究不应只是史实的陈述和罗列以及现象的简单描述， 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从纷杂的现象中发现线索和规律，从而向高层次的史论发展。诸如前述的“黑城出土文书”的相关邮驿研究，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研究体系，其实这样可供研究的古籍史料还有很多，需要各位学者进行相关挖掘，使其成为研究的“臂膀”。
第三， 研究思维需要不断进行创新。元代邮驿史研究要打破单一型的思维模式， 应从多角度、多层面、多重关系进行创新，以虔诚的史学态度和创新的史学思维，从多个角度提出设想， 继而通过科学论证得出新结论、产生新成果，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如默书民《塞外元代驿道及其当代旅游开发刍议》，就将古代邮驿与当前的旅游开发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视角独特。
三、结语
对于元代邮驿史的研究，由于各地、各人的研究视角、侧重点不尽相同，其研究成果也各有所异，甚至有时还会有相悖之处，但只要不断进行阅读、比较、借鉴，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合理运用古籍图书、文牍史料，元代邮驿史的研究一定会达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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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心情驿站范文
[关键词]丝路驿站；汉唐时期；交通枢纽
[中图分类号]K92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2-0041-05
一、驿站的由来与发展
驿站在世界古代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通讯手段十分原始的情况下，驿站担负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也是物流运输的重要承载者，是一种特定的网络传递与网络运输形式。封建君主依靠驿站维持信息采集、指令与反馈，以达到封建统治控制目标的实现，其组织的严密程度。运输信息系统的覆盖水平不亚于现代通讯运输，当时驿站的成就是现代信息、物流文明的基础。
历代驿站有以下三个特点：官办、官管、官用，是历代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以“传命”为主旨，融通信、交通、馆舍三位于一体；以人力或人力与物力相结合的方式，接力传递，逐程更替。
许多国家历史上都曾设过驿站。公元前6世纪时的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以京城苏撒为中心，开辟了一个四通八达的驿道网，沿途设有驿站，随时有信差备马以待，把国王的命令传达到帝国各省，各地的消息也以同样途径源源不断呈送到国王面前。从苏撒到小亚细亚西端的萨底斯，全程3000公里，信息只用七天就到达，可见其效率之高。所以，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形容当时波斯驿站的效能：“不管雨雪纷飞，不管炎热难当，不管黑夜的朦胧，信差们都要以最迅速的方式完成任务，把文件投递到所指定的地方。”我国史书《后汉书・西域传》里，曾提到古罗马“列置邮亭”的情况，那里“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即驿)”，各国使者进入其境，都可直接乘驿达其王都。据统计，公元2世纪时，罗马境内驰道共有372条，总长度达8万公里。这些大道也是驿道，通过这些道路各地的信息将及时地传送到罗马城。
驿馆的数量庞大、星罗棋布，在辽阔的中国疆域上组成了一个系统有效的交通信息网络。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成为贯通中国文明体系的经络。
我国最早的驿站类设置形成于商代。商代时期，都城外大道纵横交错，大道沿线设立了许多据点和止宿之处，这就是我国最初的驿站形制，称为“堞”，50里设置一处；随后发展成为“次”，即可以暂住的旅舍之类；再后，正式建立“羁”，是商王朝专为商王、贵族建筑的道边旅舍，不仅供止宿，而且供应饮食。
西周时期的驿站，称作“委”、“馆”或“市”。《周礼》记载，当时国家大道沿途，10里设庐，庐有饮食；30里有宿处，称之为委；50里设市，市有候馆，接待来往信使宾客。有一些讲究的馆、市，是为来往的各地高级信使准备的。这些馆、市设备考究，有楼厅、浴室，过往行人可以在这里充分休息，解除旅途的劳累。
春秋时期，驿传制度的完善与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的尺度。鲁国在庄公、襄公时候几次修筑“王姬之馆”和“诸侯之馆”。齐国“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若有使者来，“遽”的负责人就立刻派人卸下行李，饲马并准备饮食。楚驿称“马丑”，配置大批R车和R马，常常R车相望于路，颇有声势。燕国境内大道沿途庐室林立，“夜可以寝，昼可以憩，有井以备饮食，有舍以为藩蔽”。晋文公不修宫室台榭，却花大钱整治各国信使的驿馆马厩，使得道路平坦，灯火通明，仆役随时服务。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交往更是空前频繁，以东周王都洛阳为中心，东至齐鲁，西到关中，北抵燕赵，南达吴楚，都有驿道相通，四通八达。各诸侯国的说客谋士，也往来于各国间游说，谋划。此时出现了两种通行凭证“符”与“节”。“符”大半是军事凭信，也可作为国家治安所规定的通行证件：“节”供使者或商人在路途中使用。持凭证者途经各驿站，可以免费食宿。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贵族私人兴建的驿馆传舍，既作为私人的驿传设施，也用来聚养为他们出谋划策的宾客。其中最上等的称“代舍”。中等的称“幸舍”，下等的称“传舍”。春秋战国时也出现了一般商贾开的旅舍，称“逆旅”。战国时期的史料记载了许多名人曾居住在邮驿、馆舍、逆旅的事。
秦朝时期，修建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十分壮观。秦朝驿道沿途，驿站、离宫、馆舍和军事设施遍布。步递停留处称为“亭”，马递站称为“驿”。秦朝还有“传舍”的称呼。秦制30里一传，10里一亭。在今陕西旬邑县子午岭秦道曾发现一座40亩左右的大平台，很可能是当时的驿站。
二、汉唐时期的丝路驿站
汉高祖刘邦深知驿传对王朝统治的重要性，在汉政建立初期便抓紧恢复战争时被破坏的驿站设施。
汉代，以马骑为主的传递方式被正式命名为“驿”，加上专门迎送过往官员、提供饮食车马的场所“传舍”，往往合称为“驿传”或“驿置”。汉朝的紧急和重要公文都经它来传运。驿置之间的距离一般为30里。驿置有预先备好的车马。随时供兼程来往的驿使使用。例如，汉宫中常年要求南海向长安进贡荔枝，也是通过快马速递。
而短途的步行传书方式称“邮”。通常是接力运递。管理机构称“邮亭”，也作为步传信使的转运、休息站。《汉旧仪》谓“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秦汉大部分的亭是地方基层行政单位职权较多，还负责征丁收税及治安捕盗之事。交通沿线的亭，则兼有运寄政府公文、军事书信的任务。
199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悬泉置是汉武帝时丝路交通的重要驿置，因东侧山谷中一处泉水得名。其主体部分是50*50米见方的坞院，门东向。坞墙用0.45*0.28*0.2米的土坯砌成，墙体内外用草拌泥涂抹数层。墙基宽1.5～2米，残高0.8米。坞院内现存房屋残址27间，主要集中在西坞墙和北坞墙内侧。房屋有长方形、正方形两种，个别有套间。长方形房屋面积23平方米，正方形房屋面积9平方米。有套间的面积为36平方米。北坞墙内侧的上层房址为东汉时期的建筑。马厩分布在坞院外的西南角，有小门与坞院相通，墙基宽0.5米，残高1米。内部有规律地分布着数排木桩。据悬泉置汉简《驿置道里簿》记录，悬泉置当时全称为“敦煌郡效谷悬泉置”。敦煌郡具体道里不明，“置”总共有九个，即悬泉置、鱼离置、遮要置、龙勒置、广至置、效谷置、冥安置、渊泉置等。还有12个驿，即万年驿、悬泉驿、临泉驿、平望驿、龙勒驿、甘井驿、田圣驿、遮要驿、效谷驿、鱼离驿、常和驿、毋穷驿等。置的管理范围之内，规模较小的称“骑置”，效谷县有四个骑置，比骑置再小一些的是亭。敦煌郡 所设亭，由简文中可知名者近60个。悬泉置地处中西交通必经之地，负责接待朝廷官吏和各国使者，因而保留了大量西域各国使者途经悬泉置的有关记录，是研究丝路贸易和汉与西域关系的珍贵资料。同一时期的酒泉郡交通线路全长694汉里，类似悬泉置的“置”共有11个。
东汉时，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班超和甘英出使西域和大秦，使丝绸之路更加畅通。汉政府在西北的驿置十分发达，出现了“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华局面。当时西方的罗马也正处于繁荣时期，那里也是邮驿畅通，沿途“列置邮亭”，所以，中间诸国的商人和使者，可以从东汉边境通过邮驿一直驰骋到罗马首都。
丝绸之路的开通加强了汉朝同周边国家的物质、文化交流，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生活，并成为后世中国与中亚、西亚。以及非洲、欧洲国家人民加强联系和发展友谊的桥梁。
汉朝之后，丝绸之路上的驿站日渐繁荣。在连接中原和新疆的驿道上，有完善的驿传机构，驿道沿途各站有专人负责。
魏晋时期的前凉国在今罗布泊附近设了传递文书的重要驿站――西域长史府。前秦和北魏统治时期，北方驿路更为畅通，“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晋书》卷113《苻坚载记》)载：“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北魏的驿道四通八达，往西可一直通到西域，与波斯的驿路连接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驿”成为驿路上的惟一机构，独立承担公文传送，供应车马和食宿，同时兼管交通线上送往官员、专使和宾客的任务。这一时期，私营客舍大大发展起来，称为“逆旅”。晋朝境内“近畿辐辏，客舍亦稠”(《晋书・潘岳传》)。首都洛阳附近，逆旅分布很密，冬夏各有温凉设备，粮草充足，行止日用方便，条件很好。民间私营“逆旅”事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驿站的兴盛。
隋唐时期，通过关中平原、河西走廊直达西域和欧亚非三洲的陆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达到了鼎盛时期，而驿路沿途馆驿的设置则是保证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当时，驿站既负责传递国家公文、军事情报，还兼管接送官员、怀柔少数民族、平息内乱、追捕罪犯、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各种事务，有时还管理贡品运输和其他小件物品的运输。据唐代高适《陈留郡上源新驿记》载：“自京师四级，经启十道。道列于亭。亭实以驷。而亭惟三十里，驷有上、中、下……”推出唐代驿站每30里一驿。唐政府在各驿站还设有防兵，有效地保障驿传的正常进行。
据著名散文家柳宗元《馆驿使壁记》及地理学家贾耽《记四夷入贡道里》中的记载，丝绸之路是唐时七条国际交往线最繁华、最完备的一条。其从长安到西域的西北驿路，自长安经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北)、兰州、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瓜州(治所在今甘肃安西东南)、沙州(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安西(今库车)都护府直达西域。其驿道、沿途的驿站，在《唐书・地理志》和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中都有具体的记述，丝毫没有夸张成分。在宽敞的驿路上，则是“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
由于史籍阙如，丝路上所设的馆驿名称、具置在现存的唐代文献中都无完整记录。就散现与各种史籍和诗文中有关这条丝路的驿馆资料分析，西行的丝路驿道上，所列驿站共有75所。由长安向西大致有都亭驿、临皋驿、磁门驿、管城驿、杜邮馆、陶化驿、咸阳县驿、望贤驿、醴泉驿、骆驿、奉天驿、麻亭驿、阴盘驿、枣社驿、乌氏驿、温泉驿、槐里驿、娄馆、兴平县驿、马嵬驿、望苑驿、武功驿、龙尾驿、石猪驿、凤翔驿、太平馆、分水驿、秦州驿、武阶驿、金称临河驿、凉州馆、巩笔驿、玉关驿、常乐驿、阶亭驿、甘草驿、长亭驿、白亭驿、横涧驿、清泉驿、州城驿、鱼泉驿、悬泉驿、其头驿、东泉驿、黄谷驿、空谷驿、无穷驿、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双泉驿、第五驿、冷泉驿、胡桐驿、赤崖驿、避风驿、赤亭驿、柳中驿、北馆、达匪驿、狼泉驿、柳谷驿、安西馆、宁戎驿、交河驿、龙泉馆、天山驿、吕山驿、新城馆、东碛馆、银山馆、银山碛西馆、铁关西馆、盏茨河畔古驿舍等等。这与唐代丝路上设置驿馆的实际数目相比相差较大。
唐朝的驿舍形制比较壮观，有些可谓华屋连片。唐朝文人诗家经常在驿中居住，便出现了许多关于馆驿的诗篇，对驿馆里的景观与建筑有生动的描绘。中唐诗人刘禹锡《管城新驿记》诗中：“门周道，墙荫行栗，境胜于外也。远购名材，旁延世工，既涂宣皙，瓴甓刚滑，求精于内也。庐有甲乙，床帐有冬夏……内庖外厩，高仓邃库，积薪就阳……主吏有第，役夫有区，师行者有飨亭，行者有别邸。周以高墉，乃楼其门，劳迎展蠲洁之敬，饯别起登临之思。”可见，唐代驿馆傍依大道，围以高墙，入口是门楼，内部既有供驿丞住的邸，有给驿夫住的房舍，有给使者住的厅堂，还有厨房、马厩及仓库，建筑外观雄伟，内部装修精致。
唐代驿馆有门楼、驿楼、厅堂、回廊、轩、围墙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驿楼。在唐代，驿楼可能作为住宿的居所及宴会场所，如元稹《使东川・江楼月》：“嘉陵江岸驿楼中，江在楼前月在空。月色满床兼满地，江声如鼓复如风。”李群玉《广江驿饯筵留别》：“别筵欲尽秋，一醉海西楼。”如刘长卿《登松江驿楼北望故园》、李德裕《盘陀岭驿楼》：“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层楼望故关。”这些诗句生动地描述了驿楼在周围环境中高耸的形态。在唐代描写驿站的诗文中常有“朱楼”、“赤阑”等字眼，驿楼的墙面与门窗栏杆似乎应是红色的。而从诗文中的“南楼”、“西楼”等词中印证，一个驿馆中可能不止一座驿楼。另外，驿楼有可能就是门楼，《管城新驿记》中讲得很明确，修建的门楼。能让宾客来时感受到主人的欢迎之意，别时能登高望远。叙别离之情。
驿馆中驿丞用于日常的事务管理、呈报通信、物资转运及接待来宾等的堂与供宾客、使者住宿、休息用的厅，是驿馆中的主要建筑。厅堂作为办公之所与宾客下榻之处是很讲究的。陈鸿在《庐州同食馆记》中记载：“丰宾堂。峨前轩。怒桷虬虬，层栌牙牙。中回洞深，高檐腾掀。阶间容揖让，楹间容宾盘。柱间容乐工，屏间容将吏，左右为寝食更衣之所。”庐州同食馆的厅堂有弩张挺拔的飞檐，有重叠交错的斗，有宽敞的室内空间，说明其规格很高，气势雄伟。关于滑亭新驿，崔佑甫在《滑亭新驿碑阴记》中是这样描述的：“博敞高明，倬然其闳，沈深奥密，杳然其堂室。”杜甫在唐兴县的县馆中看到，厅堂“崇高广大，越传舍。通梁直走，嵬将坠压。素柱上乘，安若泰山”。(《唐兴县客馆记》)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王朝，等级森严。驿馆就是官方招待所，接待来往的大小官员，驿馆中的诸种设施的使用也是有等级制度的。例如，作为住所的厅，有上厅、下厅、正厅、别厅、东厅、西厅等等。(《御史书使节》)根据《唐会要》卷61“馆驿使”中 的记载，当职别相当的官员在同一驿馆里相遇时，驿馆是这样安排的：“御使到馆，已于上厅下了，有中使后到，即就别厅：如有中使先到上厅，御使亦就别厅。”
为了取悦、奉承来往官员。很多驿馆建有亭台楼阁，或因山就水。或凿池植树，营建有四时美景的内部景观。唐代著名驿站褒城驿(今陕西境内)，内有沼、有舟、有飞鹤、有戏鱼。池沼能容舟船，可见其游苑之大。关于褒城驿的美好环境，羊士谔在《褒城驿池塘玩月》中写道：“夜长秋始半，圆景丽银河。北渚清光溢。西山爽气多。鹤飞闻坠露，鱼戏见增波。千里家林望，凉飙换绿萝。”元稹亦在《褒城驿》中写道：“严秦修此驿，兼涨驿前池。已种千竿竹，又栽千树梨。”千里奔波的行旅之人，到达驿馆，可以在驿馆的丛林绿树、水光爽气之中得到休整，一洗风尘，有宾至如归之感。
多数的驿站都是一座建筑华丽、风景幽美的园林。杜甫还有另一首赞颂秦州(今甘肃秦安)驿舍美景的诗：“临池好驿亭，丛篁低竹碧，高柳半边天。”这个驿舍面临一汪清沏的池塘，一片低低的碧绿的竹林子，池边高高的柳树遮了半边天。管城驿布局有条不紊，厨房设在馆舍建筑之间，马厩设在馆舍建筑之外；粮仓高敞，库房深密。柴火放在向阳之处，草料堆在干燥的地方。庐州同食馆“厩屋宏大，中敞作南门，容旌旗驷马”。马嵬驿还设有佛堂。
唐时“馆”为地方政府设置。其规模也不小，有的豪华程度不亚于驿。驿馆也分为前、后院落，前院的主要建筑为堂，堂前为前院入口。左、右为两厢。前院是办理接待、通信、运输等事务的场所；后院为宾客下榻之处，其主要建筑为上厅，周围环绕着别厅。院落也是廊院式布局，如唐兴县客馆“廊南注，又为复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馆，制度小劣。直左阶而东，封殖修竹茂树。挟右阶而南，环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风雨”，(杜甫《唐兴县客馆记》)可见廊子环绕了整个客馆，行走时可蔽风雨。
综上所述，驿站作为官方建筑，性质与平民的住宅不同。由于具有官方招待所的功能，驿馆的布局与官署的布局也有所不同。根据对文献的分析，典型的唐代驿馆的布局应与大官员的宅第布局相似。唐代的大宅第一般分为外宅和内宅，外宅为男主人的活动场所，内宅则处以女眷。外宅的最主要建筑为堂，内宅的主要建筑为寝，堂和寝通过廊院式布置形成前、后两进大院落。一些唐代宅第的布局在敦煌壁画中有所体现。
驿丞是末品的低微小吏，在唐制中其第是很简陋的。刘禹锡在《管城新驿记》中写道：“主吏有第。役夫有区。”由此可知，一般驿丞自己单独的宅第，与驿夫们的住所是分开的。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驿馆。驿夫有数十甚至百来个人。同时，考虑到驿夫随时可能驰驿。驿夫住所的院落安排在靠近大门之处；考虑到马匹的来往频繁。马厩安排在大门之旁；考虑到转运物资的仓库使用的方便，不宜太深入驿馆之中，仓库安排在马厩的旁边；考虑到厨房与粮食库房的位置要靠近宾客宴饮之处，此院落安排在后院旁，这也符合《管城新驿记》中所说的“内庖外厩，高仓邃库”。为了美化驿内景观，为行旅之人提供一个清凉的环境，驿馆还设有一个凿池植树的游苑。游苑位于后院的后面与侧面，方便宾客游赏。在后院与游苑之间，设有一座驿楼。供宾客登临眺望。整个驿馆筑一道夯土围墙。在正对前院入口处辟一门。
据《大唐六典》载，唐代最大的驿称为都亭驿，是国都长安的驿站，它既是丝绸之路西行的起点，也是东来的终点。据《通鉴》卷260“昭宗乾宁二年五月甲子”条胡三省注云：“都城驿，在朱雀门外西街。含光门北来第二坊。”即长安内殖业坊。宋人程大昌在《雍录》卷8“职官”条亦云：“唐都城驿即蛮夷邸矣，在朱雀街西，与宏胪寺近。”所说位置与胡注大致相似。惟《长安志》卷9《唐京城》中说：朱雀街东第五街，即皇城东之第三街东“(敦化坊)东门之北，都城驿”。与上列所记颇有差异。最近，有人又经过考证认为，都亭驿设在被《长安志》漏载的唐长安朱雀门西第一街、皇城南第二坊即通化坊内。
唐代丝绸之路的吐鲁番一带北达庭州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南到沙州，东抵伊州(治所在今哈密)，西至安西，都有宽敞的驿路相通。敦煌遗书《沙州图经》一共记载了20个驿站。值得注意的是，这20个驿集中在今敦煌县一个县境内。可见当时敦煌地区驿路相当发达，管理也十分严格。著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从敦煌西行到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jE破城子)时，描写沿途的驿站设施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出土的当年马料收支账，其中列出唐时驿名有交河、天山、神泉、达匪、银山、柳谷、柳中、赤亭等10多个。《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政府在今新疆地区还设有许多驿馆，如在焉耆设有吕光馆、新城馆，在交河设有龙泉馆，在碎叶、疏勒沿途设有谒者馆、羯饭馆等等。有些驿馆很明显是为了接待少数民族和外国客商的。从敦煌到新疆驿路沿途，行进着大批马、牛车队，驼群。敦煌莫高窟302窟所保留的隋朝《驼车过桥》壁画，生动地反映了当年驿路的繁荣。
第5篇：心情驿站范文
生前，他曾抱怨“诸臣误朕”，死后请李自成起义军“勿伤百姓”。然而，当他的遗体被抬出紫禁城时，“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
这样的场景，想必胜利者李自成也会唏嘘不已。他一定在想：如果你真的怜悯百姓，为什么我会造反？如果你真的知人善任，为什么会抱怨“诸臣误朕”？如果你真的深得人心，为什么多数人对你的遗体“拜而不哭”或“睥睨过之”呢？
崇祯生前是个改革家，励精图治，致力于革除弊政，重振大明。然而，他至死都不清楚明朝灭亡跟他的改革特别是驿站改革之间的关系。
崇祯为什么要拿驿站开刀？明朝的驿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明朝灭亡与驿站裁员又有怎样的联系？
节约开支的尝试
驿站，是古代的中转接待场所。传递官方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员，以及往来路过的官员，凭有效函件可享受食宿、换马的服务。功能类似今天的邮局、招待所、兵站。在历史上，驿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拓展国家疆域，实现政令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朝后期，有些驿站非常奢华，成了拉关系、求升官的场所；更多驿站则年久失修，管理混乱。正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一份诏书所说，“近年以来，驿递疲惫太甚，良由差役浩繁，加以包揽之徒，倚公侵费。”决策层意识到，驿站非改不可。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官员海瑞发现，驿站的最大难题是耗费太巨，地方官府苦不堪言。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竟然是明朝的财政支出科目里没有“差旅费”一项。
驿站名义上隶属于兵部。过境官员凭兵部开具的文书，就可享受驿站提供的相应待遇。不过，兵部只开单子不拨款，驿站的招待费都是所在州县衙门自行承担。
明初，官僚机构较小，朱元璋管得很严，据说一品官出门，随行不超过10人，行李不超过200斤。因此，这方面的开支不算多。到嘉靖年间，官僚机构膨胀，繁文缛节增多，官员出差频繁，接待开支骤增。有些官员出行，排场很大，车马随从成群结队，驿站苦不堪言。一旦州县衙门接济不上，驿站就会难以维系，甚至逐渐荒废。
摆清问题后，海瑞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案：
上策是“一切裁其不合法例者”，“复国初五马三驴之法”。明初，每个驿站只配五匹马、三头驴。路过的官员和信使，长途的骑马，短途的骑驴，够用即可。海瑞借恢复祖宗之法，简化问题，减轻州县负担。
中策是制订对过境官员的接待标准。凭证入住驿站，一切按规矩来，否则恕不接待。
下策是接待过境官员不搞迎送仪式，管好必要的吃住即可。
海瑞的建议，核心精神就是节约开支。然而，这三个方案都冲击了官僚集团“公物私用”的便利，而被长期束之高阁。
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在海瑞建议的基础上，对驿站体系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革。他首先从限制特权入手，下令禁止非公滥用，禁止加派人手，禁止多吃多占，禁止摊派私费等。驿站的额外负担大幅减轻，送信效率显著提高，经费开支压缩了1/3，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清驿递以恤民劳”，“小民欢呼歌诵”。
遗憾的是，张居正改革只推行了10年，便在他去世后被废止。保守派借口“裁削过当”、“累民贫民”，呼吁“宽驿站之禁”。禁令解除了，开支浩大的问题依旧困扰着各地的驿站。
“包二奶”引发的闹剧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官场黑暗，朝政日非。
监察御史毛羽健为人正直，弹劾奸臣，得罪了魏忠贤，不仅丢官，还被除籍（开除公职）。他非常泄气，灰溜溜地回了老家。
几年后，天启驾崩，崇祯继位。魏忠贤，原先被魏忠贤打击陷害的官员纷纷重出江湖，毛羽健也不例外。他复任监察御史，得意洋洋地从老家回到京城。或许是自我感觉太好，他趁糟糠之妻不在身边之机，包养了一个年轻女子，出双入对，如胶似漆。
突然有一天，糟糠之妻找上门来，对“二奶”拳打脚踢。毛羽健自知理亏，跪了一天一夜，祈求老婆大人高抬贵手。
挨过这一关，毛羽健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总也想不明白：老婆怎会知道我在京城包了“二奶”，又靠什么从湖北老家迅速赶到千里之外的京城呢？显然，唯有驿站能帮她。红颜美事被毁，都怪驿站！毛羽健恨得咬牙切齿，决心奏请裁撤驿站。
毛羽健把驿站狠批了一通：“兵部勘合有发出，无缴入。士绅递相假，一纸洗补数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话说得在理，但崇祯还是不敢说裁就裁。毛羽健的奏疏算是白写了。
正巧，毛羽健有亲戚叫刘懋，在刑部当官，觉得毛羽健的建议有道理，便也奏请朝廷裁撤驿站，说裁掉的驿站可以省出100万两银子，足以弥补军费亏空，保障对后金战争所需。
这话说到了崇祯的心坎上。关外后金崛起，被崇祯视为心腹之患。然而万历以来，由于朝廷连年征战，花销巨大，财政吃紧，加上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粮食减产，时有饥荒，加剧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恶化。任何一个可以省钱的主意，都会被视为救命稻草。
对于崇祯来说，解决财政困难，最简便易行的办法就是在自家一亩三分地做打算，裁掉吃皇粮的冗员和机构。既然裁撤驿站不仅能缓解钱荒，还能根治自身积弊，还等什么？那就裁吧！决策层对驿站改革的着力点，就从银子转向了人员。
崇祯的驿站裁员，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裁撤驿站逼反李自成
崇祯上台的头一年，就找出万历钦定的《给驿条例》，按照“俱裁十分之六”的标准进行修订。于是，原先51条的条例被压缩到12条，官员在驿站享受的特权和待遇大幅缩水。
崇祯颁布的新条例规定，只有三品以上京官才有资格使用驿站，四品以下跟驿站绝缘。虽充满了“官本位”色彩，但毕竟三品以上京官人数较少，如能实施，驿站的负担将大为减轻。即便如此，崇祯还觉得“裁酌尚滥”，要求继续删改。主管大臣只好哭丧着脸说，已经删到超出“俱裁十分之六”的标准了，再删下去，还不如把条例废了。崇祯这才作罢，将新条例签字认可，颁行全国。
有时候，矫枉过正不见得是好事，用力过猛会适得其反。有官员认为，“驿道之设，贫民不得自食者赖之，裁之太过，将铤而走险”。可崇祯根本听不进这些提醒，他的如意算盘是：“苏驿递，足国用”。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过度“裁驿”省下来的银子，全都变成了军费。老百姓没有感受到改革红利，负担依旧。反倒是许多驿夫、驿卒甚至驿官供职数十年的驿站被撤，让他们丢了饭碗，只剩三条出路：要么坐地等死，要么逃亡异地，要么揭竿造反。
陕西米脂人李自成就是个驿卒。他当过兵，退伍后托关系进入银川驿站，做起了这份薪水不高但旱涝保收的工作。有时承接迎来送往，还能吃点回扣，默默无闻，过得不差。
正是毛羽健和刘懋的奏请，改变了李自成的命运。崇祯元年（1628年），朝廷宣布裁撤驿站。同年，李自成工作失误，丢了公文，上级以此为借口，把他裁了。
铁饭碗没了，李自成只好回老家谋生。更麻烦的是，他还欠了一屁股债。被债主艾诏告到了米脂县衙。知县直接把他“械而游于市”。李自成命大，被亲戚保释，捡了一条命。
出狱后，李自成认为自己身上的一切倒霉事都是艾诏惹的，就把他杀了。不久，李自成发现老婆跟人通奸，又把老婆杀了。两桩命案，震惊全县，倘若落网，定死无疑。李自成只好离开米脂。
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李自成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很快提拔为把总。军队行至榆中（今兰州榆中县），由于欠发饷银，他就发动兵变，杀死参将和知县，揭竿造反。一年后，李自成投靠了农民军里实力最强的“闯王”高迎祥。又过了6年，高迎祥阵亡，李自成被推为新的“闯王”，率军席卷中原。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埋葬了明王朝。
至于毛羽健，并没有因奏请裁撤驿站而得宠升官。不久，名将袁崇焕被诬陷处死，毛羽健替他求情，被视同党羽，再次丢官，郁郁而终。
有人说，如果不包二奶，或者没被，毛羽健或许没必要提议裁撤驿站，也就不会抢走李自成的饭碗，逼他造反。有人说，即便李自成不反，也会有别的失业驿卒造反。正如左都御史唐世济所说，“流寇有四，一乱民，一驿卒，一饥黎，一难民”。
第6篇：心情驿站范文
关键词：科技档案；创新驿站；服务驿站模式
基金项目：河北省档案局2014年度档案科技项目计划“需求导向下的科技档案服务驿站模式研究”（编号：2014-R-07）
中图分类号：G275.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9月21日
科技档案是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活动过程中保存下来的重要技术文件资料，是人类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一种重要的科技信息资源。随着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重要地位的日益凸显，以及科技档案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奠基、启迪和激励作用，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对科技档案的强烈需求。但科技档案的专业性、保密性，传统档案管理模式的被动服务性，满足用户需求的技术手段落后等因素影响，导致科技档案的服务范围较窄，利用率偏低，功能和价值远未得到充分发挥。本文即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标，将“创新驿站”与科技档案服务模式相结合，构建科技档案服务驿站模式，以提高科技档案的社会价值功效。
一、科技档案功能及传统档案服务模式转变必要性分析
科技档案是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从事生产、科研、基建及管理活动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应当归档保存的科技文件材料。科技档案是随着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逐渐形成并积累起来的。科技档案的功能主要表现在：第一，科技信息的档案化管理承担了重要的保管功能。企业及具有创新功能的相关组织是科技信息产生的主体，但科技创新活动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动态性导致科技信息的形式、载体等多样化明显，及时准确地对相关信息收集、整理和保存，便于创新主体的查找和应用；第二，科技信息档案化管理的资料累积功能。持续、动态地收集科技信息并形成科技档案，可为相关组织开展二次创新积累原始资料和技术支撑，节省二次创新的资料收集和处理时间；同时，在资料累积过程中，多种处理技术的应用会激发创新人员的灵感，为二次创新提供契机；第三，科技信息档案化管理的社会应用。科技创新过程中形成的科技档案不仅可以应用于相关组织内部，其价值性和可复制性等因素影响，科技档案还可以通过出售、转让、咨询、拍卖、租赁和入股等方式满足社会其他组织的需求，进一步发挥和挖掘科技信息的潜在价值。
科技档案价值性及进一步开放利用的可行性已经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同，但科技档案的价值远未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是受科技信息自身的特点影响。科技信息的来源主体数量多、信息生成的随机性、内容和形式多样性、对科技信息主观认知差异性等因素，使得相关组织难以及时准确地分辨信息的价值性，收集和存储困难导致大量有价值的科技信息不能及时归档；另一方面受传统的档案管理和服务模式影响。自1988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来，档案的管理工作长期由各地档案局承担，模式行政化一直制约着档案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虽然近几年档案局实行权限下放，但市场化程度依然较低。工作中还存在着重收集保管、轻开发应用的现象，以及相关档案管理规范等制度建设滞后，使档案的科学化管理成为诟病。同时，各地档案管理组织虽然积极地开展数字化和网络化档案管理工作，以提高档案服务水平和利用率，但目前相关工作还没有完全成熟，档案服务仍以被动查阅、复制为主，缺少主动服务的积极性。随着科技创新作用的不断显现，社会各界组织对承载重要科技信息的科技档案的需求愈加强烈。因此，科技档案管理和服务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二、科技档案服务驿站模式构建框架
（一）创新驿站运作模式及其与科技档案服务融合的可行性。创新驿站的概念起源于欧洲创新驿站网络（IRC）。该网络是欧盟研发信息服务委员会于1995年根据“创新和中小企业计划”资助而建立的，旨在促进欧盟各国中小企业技术合作和技术转移，是一个跨区域的科技中介网络，由各国协调机构、创新驿站和内部商业公告板系统（BBS）组成。其运行主要通过IRC工作人员，技术需求方和技术供应方围绕一个由技术需求库、技术供应库、企业信息库和合同范本库组成的核心数据网络平台展开。IRC工作人员通过主动走访企业进行供需洽谈，并将相关信息在网络平台上和获取；技术需求方和供应方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检索供需信息，发现合适的信息后，向IRC工作人员寻求帮助进行供需洽谈，以完成技术转移。该创新驿站网络目前运行良好，截至2009年4月至少促成了12，500个技术转移协议。目前我国也在上海、青岛等地建立创新驿站，对当地中小企业发展的贡献呈上升趋势。
创新驿站的本质是一个依托于强大数据库的信息网络中介机构，目的是通过三方的共同努力使技术从供方向需方转移，这与我国各级科技档案管理部门从各创新主体中收集、整理科技信息并将其提供给社会相关组织，满足他们对科技信息需求的角色定位不谋而合。创新驿站的主动服务和技术信息市场化理念能打破我国科技档案的被动服务模式，提高科技档案的市场化水平和服务质量。同时，创新驿站的网络服务模式与我国档案部门开展的数字化档案和网络化管理工作模式相一致。因此，在科技档案面临强大社会需求的背景下，引入创新驿站服务模式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可行性。
（二）科技档案服务驿站模式。在目前用户需求急剧增加和科技档案重要性提升的背景下，科技档案的服务模式必须在现有行政化管理模式基础上向市场化服务模式转变。鉴于欧盟创新驿站的成功经验，科技档案服务驿站的组织框架如图1所示。（图1）
我们从图1可以看出，档案总局、馆将部分权力下放给服务驿站联盟，并在档案收集、整理和规范制定等方面进行监督和管理。服务驿站联盟是由按产业特征划分成立的各服务驿站中选取经验丰富、技术能力较强的人员组成，其对档案总局、馆负责并定期报告工作，并负责协调、规范和指导各产业科技档案服务驿站的工作。同时，在各产业服务驿站无法帮助供需方进行科技信息的转移时进行协调。各产业科技档案服务驿站不仅包含相关企业组织，还包括与该产业科技方面相关的机关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组织。其主要是在服务驿站联盟的领导下由相关工作人员对科技档案需求方和供应方的走访洽谈，并对相关供需信息进行审核，维护网络平台建设和管理，顺利实现供需对接，同时接受本地区档案局、馆的监督并报告工作。供需双方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检索信息，并可与适合的对方达成合作协议，实现科技信息的供应与获取。
实质上，该模式强调在各地档案局、馆的规范指导下，充分发挥各产业服务驿站自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的转变，以满足社会对相关产业科技信息的需求。同时，该模式的核心是搭建服务驿站网络平台。服务驿站网络平台的搭建必须在供需双方初始规模较大的条件下，具备较强大的数据存储和交互中心才能充分发挥功能。在借鉴张帅的科技档案资源服务平台设计的基础上，将科技档案服务驿站网络平台的设计如图2所示。（图2）
该网络平台主要分为门户和后台数据库两个部分。门户由公共服务模块和专业服务模块组成。公共服务模块向供需双方和驿站管理人员提供注册登录、信息检索讨论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查询，以帮助用户及时了解当前科技信息。专业服务模块主要是为了在公共服务模块难以解决自身需求的前提下，由用户针对某项专业科技信息与专家、供应企业等做深层次沟通与交流，最终实现科技档案的再次利用。而后台主要由各产业服务驿站负责管理，由信息服务管理系统和数据库两大模块组成。信息服务管理系统主要提供对用户的审核，及时的信息等。而数据库主要存储相关数据，以便用户针对提请的需求做到反馈。
该网络平台的核心是数据库的建设。各产业科技档案服务驿站必须在确保技术信息保密和充分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及时对数据库进行填补。同时，尤其对科技档案的采、编、研等制定统一规范，及时提醒相关供方进行科技信息的保存、处理、上传和更新操作，以维持科技档案数据库的及时动态更新。
三、科技档案服务驿站模式运行机制
科技档案服务驿站模式实质是依托信息网络技术将科技档案的管理工作推向市场，需要多方位的保障手段和措施来维持其正常运行。
（一）着手顶层设计，规范服务驿站的构建与管理。科技档案的价值性以及利用率低的现状要求服务模式向市场化转变，但转变过程中必须重视顶层设计。各地档案局必须转变管理理念，充分认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重要性，敢于下放权力。出台相应服务驿站组织构建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在充分调动各服务驿站积极性的同时，做好监督管理，以指导服务驿站模式的创建和运行。
（二）尽快搭建服务驿站网络平台，并加以充分利用。政府或第三方组织在项目资金和信息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及时构建服务网络平台，并研究平台模块的细化问题，使整个平台功能丰富，界面友好。在网络平台搭建后，各地档案局、馆必须主动监管各产业服务驿站，引导其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手段，缩短用户的需求满足时间。同时，网络平台的充分利用还需要依靠各产业服务驿站的市场化操作，使产业内企事业单位及需求方认识到该网络平台的便利性，以使网络平台得以全面推广并得到实际利用。
（三）以产业为依据，规范科技档案的采编研。科技档案的源头多、内容杂乱、载体多样及产业技术相关性等，决定着服务驿站的构建必须依托某个产业组建产业服务驿站。同时，以各产业中心，出台产业相关科技档案的采集、编写及研究处理规范，以确保上传至网络平台数据库的相关档案的规范性、统一性。
（四）制定激励政策，调动供方企事业单位和服务驿站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该服务模式的成功运作需要企事业单位的密切配合，将自身的科技信息及时上传共享，并进行供需协调。同时，也需要各产业服务驿站人员提高自身素养，进行主动走访以使供需对接成功率提高。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及服务驿站联盟需出台相应奖励措施，切实提高企事业单位和驿站工作人员的思想意识，调动其积极性。
四、结论
本文在研究欧盟创新驿站运行模式，以及该模式与科技档案服务社会需求一致性的基础上，构建了科技档案服务驿站模式。该模式是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标，依托信息网络技术和服务驿站功能，充分挖掘和提升科技档案的潜在价值。但本文仅给出了服务驿站模式构建框架，并没有考虑科技档案信息授权等安全性问题，这将是下一个阶段的研究重点。
主要参考文献：
[1]杨力.论科技档案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J].科技管理研究，2004.5.
[2]陈峰.科技档案资源对科技创新企业的竞争情报功能[J].兰台论坛，2012.12.
[3]刘捷.开发科技档案资源，服务企业科技创新[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34.12.
[4]叶淑芳，李园欣.科技档案信息进入市场探讨[J].兰台内外，2003.4.
第7篇：心情驿站范文
一、科学合理定位，确保工作目标准确
为促进城乡青少年群体健康成长，团市委本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党政分忧解难，搭建公益服务平台、关注青少年弱势群体，发挥共青团服务职能、更好地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原则，秉承“真情关爱、幸福成长”的服务理念，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导，以实现对城乡青少年全覆盖管理服务为目标，以具体服务项目、多样服务方式、多元建设思路，逐步形成网络健全、功能完善、管理规范、服务优良的城乡青少年管理服务阵地。在城市社区，建立青少年社区启航驿站，对基本职能、建设模式、工作机制等提出明确要求，拟用1年时间在全市建起50家青少年社区启航驿站，现在中心城区的奎文东关街道工福街社区、潍城城关街道曹家巷社区等近10家青少年启航驿站已经建成，初步建立了面向社区青少年提供就业、教育、帮扶、维权、娱乐等一体化服务的工作体系。在农村，以小学为重点，实施“爱与希望同行——希望乐园”社会公益项目，主要针对弱势青少年群体面临的生活缺助、学业缺辅、情感缺慰等实际问题，开展希望课堂、真情相伴、自护指导、感恩教育、温馨呵护等经常活动，打造了社会各界关心关爱弱势青少年群体健康成长的服务阵地。
二、制定统一标准，确保项目规范推进
青少年启航驿站和希望乐园作为对城乡青少年实施全覆盖管理服务的重要阵地，其设计施工完全采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要求。一是场地建设标准化。社区青少年启航驿站一般依托社区现有的工作场所、服务平台和设施来建设，结合本地区青少年实际需求，建立健全青少年活动室、四点半学校、爱心超市及希望工程爱心募集点、12355青少年维权与心理咨询处等阵地，并向社区青少年开放。希望乐园在地点选择上，主要是农村贫困青少年、农民工子女和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学校，能够提供50-100平方的场地和桌椅，能够开放开展希望课堂、真情相伴、小小才艺、自护指导、感恩教育、温馨呵护等经常，并能负责“希望乐园”的日常运转。二是办公条件标准化。启航驿站使用统一图标标示和醒目的橙绿色代表色，突出青少年事务社工职业特点，统一配备了电脑、电话、桌椅以及健身器材等设施；希望乐园在设计规范上，统一命名为真情关爱、幸福成长“希望乐园”，统一形象，提高了两大项目在服务对象中的知晓率。三是服务项目标准化。启航驿站建成伊始，就确立了“五个有”原则，即有必要的硬件设施，有常态的志愿服务队伍，有专人负责启航驿站的运作，有工作服务指南，有完善的运作制度等。希望乐园在资金配套上，是采取统一上级资金支持、镇级配套与合理引入市场机制、吸引更多社会爱心力量赞助相结合的方式，每个“希望乐园”项目经费3万元。同时，项目配备专人做好接待、咨询、联络、协调及相关管理服务工作，并出台实施方案、政策支持、宣传引导等相关文件，从制度、人员、阵地等方面保障了服务规范性，也进一步促进了两大项目的标准化建设。
三、落实制度保障，确保服务扎实有效
青少年启航驿站和希望乐园项目得以顺利实施，完善的规章制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各社区青少年启航驿站和希望乐园均建立了各自的团队管理架构，同级团组织对本辖区的项目负总责，进行具体的业务指导和督查考评，本地团组织主要负责人对社区青少年启航驿站工作和希望乐园工作承担主要责任。各项目均建立了完善相关服务制度和工作制度，健全完善青少年求助登记、服务活动记录、服务活动纪实照片、媒体宣传资料等文献档案，做好自护指导、感恩教育、三下乡活动记录，确保项目管理规范、运转有序、优质高效。完善考核机制，团市委把青少年启航驿站和希望乐园建设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内容，根据建成的数量、不同的星级和运转的质量、活动开展情况等在年底考核时给予累计加分，对表现突出的项目及工作人员进行表彰奖励。
四、加强组织领导，夯实项目工作基础
第8篇：心情驿站范文
一、《清史编年》记载：平定“三藩之乱”，清廷有明确的招抚政策
在吴三桂起兵叛清之后，清廷在平叛的过程中，康熙帝始终采取“剿抚并用”的政策。从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平息叛乱，康熙帝对吴藩部下官兵的招抚谕旨几乎每年都有（1）。这些谕旨均明确了对投诚人员“优加恩赍”，论功叙录，量才录用，加恩安插等招抚政策。
清军在进剿的过程中，遵照康熙帝的谕旨实施了招抚政策。对投诚的吴藩部下官兵（即所谓“降卒”）均采取录用、收编和解散为民的政策措施。例如：（一）康熙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吴三桂部下亲军水师右翼将军林兴珠于安亲王岳乐军前投降。康熙帝“授林兴珠为建义将军，封侯爵。”其所属官兵均收编为清军。（二）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日，康熙帝谕赵良栋：从投诚总兵官内选六名，各辖兵五百名，进剿云贵，其余解散为民。（三）驻云南昆明城的伪将军线、何进忠、吴国柱等三人，于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起义投诚后，授为三品官，编入上三旗。
二、三藩平定后，康熙皇帝颁诏全国，实行赦免
诏内“恩款”四十五条，除“十恶”大罪及修造陵墓工程不固、失陷城池、发掘坟墓、监守自盗者及有关河道、漕运之犯罪不赦罪外，自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前之犯罪均予赦免（2）。
据《清史编年》记载：从康熙十四年至二十年不完全统计，接管吴三桂（其孙吴世）部下投诚（降）官兵计411 591人，其中：官11 421人；兵400 170人。按此诏说明，对吴藩部下投诚（降）的官兵均予赦免无罪。并非像有人说的，清朝为惩罚政敌（指吴三桂部下官兵）就把该杀的杀，该处死的处死，主要的人都给处死了。另外还有一部分因为杀不净，太多了，就把一部分人，降一等罪行的人都给“流放”了。因为这些投诚（降）的官兵并非是“十恶”不赦之人。按清廷的招抚政策，不能按“发配”、“流放”、“发遣”、“囚犯”等罪犯对待。
三、云南昆明城不是清军攻破的，是和平收复的
据亲自参加和平收复昆明城的清军下级军官曾寿（满族）所写的《随军纪行》如实记述了和平收复昆明城和投诚官兵及家属北迁的经过（3），证实了昆明城不是清军攻破的，而是和平收复的。把守昆明城的吴藩官兵，不是清军攻破城池被俘的，而是起义投诚的。所以说康熙二十年清军攻下昆明、降俘的士兵及其家属“发配”之说是不成立的。
四、吉林乌拉至爱辉驿站的站丁是经过清廷甄别后的吴藩部下投诚的官兵，是清廷遣散政策的安插对象
从云南北迁的吴藩部下投诚官兵，清廷采取分地安插的政策措施。康熙二十一年，诏移（北迁）吴三桂亲属，家口及将军、总兵、副将以上随清军分批进京。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令分发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四省安插（4）。分发四省安插这一点，不但清朝正史有明确的记载，更有据可证的是，站丁先祖留给后人的家谱记载他们先祖的迁居史，可以证实。例如肇源县《头台站张姓宗谱》世代源流记载：原系云南遣民遣到山东省济南府德平县张家庄，后又移住黑龙江卜魁所属塔哈尔站又经将军驳站移住头台站。还有茂兴站的赵姓：祖籍云南省祥云县（原地名云南县，即小云南）迁至山东省菜州府平度县马各庄。古鲁站的陈姓：祖籍云南省大理府太和县迁至山东省青州府榆莱县。他们都是从云南迁到山东，而后又从山东分别迁到茂兴镇和古龙镇的。
从云南北迁的昆明起义投诚的吴藩部下官兵，清廷只是实行了分散各地安插，并不是按清廷律条以叛逆罪流徒“发配”的，二者有质的区别。
五、站丁驻驿是清廷为抗击沙俄入侵，根据军事需要选调的
清廷在平叛“三藩之乱”之后清廷立即着手建立黑龙江军事基地和驿站，进军东北。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二月初五日，两次议兵部题投诚伪将军线等三人授为三品官时，并谕其同来投诚官兵，分散安插各处，应戍边陲，镇守地方（5）。
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档记载：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熙帝正式批准在吉林乌拉至爱辉建立25个驿站。由户部从山东等内地原安插的吴藩部下投诚的官兵中选调部分年富力强的健丁，于康熙二十五年正月二十日起，分批（以六十人为一队，共编十队）调到吉林乌拉至伯都讷6站和黑龙江的茂兴至墨尔根14个驿站充当站丁。其中肇源县境内，有茂兴站（今茂兴镇）、古鲁站（今古龙镇）。雍正五年增设乌兰诺尔站（今新站镇）。乾隆元年又增设新站至呼兰6个台站，肇源境内有头台站、二站、三站3个驿站。后设的台站是从宁年站至茂兴站（称下十站）中选调部分站丁，转迁到头台站至呼兰的6个台站当站丁。
六、驿站的职能和站丁的职责也充分证明站丁不是发配的罪犯
清廷在黑龙江设置驿站是为了驱逐沙俄入侵，为战事服务的。驿站是兵部直辖的军事通讯机构。据《康熙起居注》（1139页）记载：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在筹建黑龙江驿站时，康熙帝谕旨：“此乃创立驿站之始，关系紧要……必须从长计议，使其久远可行”。即要建立永久性的驿站。在建站之前康熙帝就曾谕旨兵部，驿站的职能：“以速邮传、诘奸宄、防诈伪”。当时的驿站领催官职责，不仅管理站上事务，还要管理本站及附近村屯的户籍、兵籍、治安、学堂、田宅、民讼等民事。驿站既是驿传组织，又是当地的基层行政单位。站丁的主要任务是：1、负责递送皇帝的谕旨和封疆大吏的奏折；2、传送中央各部院与督抚提镇，驻防大臣之间的机要快件公文；3、运送朝觐、赴任的重要官员、蒙藏贵族（6）。
在反击沙俄的第二次雅克萨战役中，战争需要的物资源源不断的通过驿站运往雅克萨前线，保证了运饷进兵的畅通。尤其是站丁递送朝廷的谕令和军情奏报的迅速，为驱逐沙俄反击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试想：康熙帝怎能用朝廷的“罪犯”来担此重任呢？
七、朝廷已明确了站丁的身份
①站丁被分配到驿站后便被编入汉军八旗。站丁为军籍，家属为旗籍，皆为“旗人”。
②站丁皆为官差（官丁）。设驿之初，康熙帝就批准了户部认定的“而此项驿丁（站丁）皆为官差，不可无妻”，给无妻站丁每人发给30两银买妻的奏请（7）。
至今还没有发现，清廷皇帝谕旨、政令、刑律例，把发配的罪犯发遣到黑龙江各驿站做站丁的史料记载。
试想：发配的罪犯还能收编为军籍，旗人吗？还能称为官差吗？还能当站官吗？还能发银给买妻吗？康熙帝既明令驿站要诘奸究，防诈伪，又把“罪犯”发配到这里当站丁递送“军情战报”、“圣旨”，这可能吗？不用说誉称大帝的康熙，就是任何一个统治者也不能如此。因此说肇源县境内的清代驿站的站丁，根本不是发配的罪犯。
八、引文不确切，牵强的错误认定历史问题
有的文章为了证明黑龙江驿站的站丁是罪犯的身份引文四个，做为四条根据：
一是引文《奉天通志》载：“台丁、站丁等项旗人，均系清初‘三藩’降卒。当时由云南拨来八百八十四户，分布边台挑壕，驿站传递文书，每户出一壮丁叫站丁。”
二是引文《黑龙江志稿》载：“站丁，皆云南产。以吴三桂叛，故谪充出海关外，旋由关外调拨来江。”据《黑龙江志稿》统计，“康熙年间命盗重犯，减等发往黑龙江，分别当兵为奴，至数千人”。
三是引文《黑龙江古代简史》载：“站丁来源主要为吴三桂属下，免死发遣者”。
四是引文“京师督捕衙门押送发往黑龙江减等的命盗重犯。”
我们可以剖析一下这四个引文的内容。
①引《奉天通志》的内容：其一《奉天通志》载：“台丁、站丁等项旗人，均系清初‘三藩’降卒”。并没有说台丁、站丁是发配的罪犯。其二，当时由云南拨来884户分布边台挑壕，驿站传递文书。这已说明从云南拨来的884户分布到边台（奉天境内的柳条边，又称边台。）和所属的36个驿站传递文书去了。以上二点说明，引《奉天通志》来证明黑龙江站丁是罪犯的身份是属于引文不当。
②引《黑龙江志稿》有两段内容：一是“站丁，皆云南产，以吴三桂叛”说的是站丁来自云南，是顺从吴三桂叛变的；“故谪充山海关外，旋由关外调拨来江”，说的是责罚到山海关外，后又调拨到黑龙江。并没有说是判流刑的罪犯被发遣到黑龙江的。二是据《黑龙江志稿》统计，“康熙年间命盗重犯，减等发往黑龙江，分别当兵为奴，至数千人”。这段引文所说的“命盗重犯”是发往黑龙江给披甲兵为奴的与黑龙江站丁没有任何关系。引此文来证明黑龙江站丁身份，岂不是太牵强了吗？
③《黑龙江古代简史》内容是“站丁来源主要为吴三桂属下免死发遣者”。经查《黑龙江古代简史》一书320页上数第2行记载：“传闻站丁始于康熙，系藩逆吴三桂属下，免死发遣”。可见是来自“传闻”。写正史把来自“传闻”的资料，也做为依据来认定历史问题，是错误的。引此文来证明黑龙江站丁是“免死发遣者”，更是不成立的。
④引“京师督捕衙门押送发往黑龙江减等的命盗重犯”。引此条文说明站丁的来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此条文没有提出任何依据说明这些“命盗重犯”押送到黑龙江哪些地方？更没有证据记载这数千名“命盗重犯”就是发往黑龙江各驿站当站丁的。此条构不成证据，纯属牵强。
通过上述四个引文内容的剖析，没有一个可以证实黑龙江站丁是发配的罪犯。
九、“三不准”之说，不是历史事实，应予勘正
有的文章称：“清朝时对站丁及其后代规定‘三不准’。
一不准当官。站丁最大的出息只能在本站当个‘笔贴式’或者当个‘领催’。二不准应试。茂兴站七十多岁的老人张志强，其祖辈来驿站时被编入汉镶蓝旗。老人的叔伯三爷练就一身好武艺，枪也打得准，光绪年间他曾进入考场，中了武举，后来发现他是站人，便取消了武举资格。三不准离开驿站百里。站丁不经允许不准离开站地，越百里者即为叛逃，违者杀罪”。
上述条文称清朝时对站丁及其后代规定“三不准”，没有注明资料来源出处。清朝从顺治元年至清末共有十朝皇帝，是哪个朝政时段做出的规定？没有“脚注”说明根据。
“三不准”之一不准当官。其根据是站丁最大的出息只能在本站当个笔帖式或者当个领催。“最大的出息”是什么含意？是说当个领催不算官？还是说领催只是小官呢？如果说不算官，究竟哪个标准级别的官算官？没有例举出来，如果是个官，岂不是与你认定的“不准当官”相悖了吗？官有大小，品级高低之分，但都是官，不能说大官是官，小官就不算官。肇源站人文化“茂兴杯”全国楹联大赛启事中，站人文化简介称“站丁最大的官职是本站的领催（千总）”。据《历代官制名词解释》记载：千总官职为正六品官员。难道这还不算官吗？据吉林省档案馆编《吉林驿站》146页记载：光绪三十一年伯都讷站笔帖式，六品衔巴彦布、署领催委官六品顶戴杨育春。
康熙二十四年七月，康熙帝谕旨：“每驿设壮丁（站丁）并拨什库（汉名为领催）三十名”。此谕旨给驿站定了人员编制及确定了领催的官位。各驿站均设领催官一名。领催由站丁中选优良者担任。据肇源县境内实地考证，三站站丁韩德祥曾任过三站的领催官。茂兴站站丁赵广华于同治年间曾任过茂兴站的领催官。古鲁站站丁陈代先在康熙年间曾任过古鲁站的领催官。据茂兴站张姓后裔证实，茂兴站人张宗钦曾任过六品骁骑校。
上述事实说明上有皇帝的谕旨，下有站丁为官的实倒，可以证实该条文中所说的“不准当官”是不符合历史事实。
“三不准”之二，不准应试。据清代科举制度规定“不准越级考试”。报考武举人必须是武生员（武秀才）否则不准报考。其一，张志强的叔伯三爷进入考场，中了武举，可以证明他在报考武举之前，肯定是武生员。也是报考取得的，怎能说不准站人应试呢？其二，在光绪年间哪个时段，在哪个地方考的武举，是何部门取消他的武举资格的？就连张志强的叔伯三爷叫什么名字也说不出来。哪一样都说不清楚。更令人费解的是茂兴站无有张志强其人。这样一个出处不明的事例，怎能作为证据呢？
据《清史编年》第三卷131页记载：康熙帝谕：“从石文晟疏言，吴三桂等三逆及孙延龄属下脱逃人员，或潜匿山谷，或在土司地方藏形改姓，或逃入鲁魁山内，缉之愈严，畏罪思脱，相聚为匪。应将其中情罪可恶，法不容恕者指明姓名遍行严拿，其余全予宽免，可开垦荒地，输纳钱粮，子弟准其一体应试”。以上是康熙年间准许吴三桂、孙延龄属下子弟应试的例证之一。
据《黑龙江省志》第十五卷（教育志）第69页记载：乾隆二十年乾隆帝谕旨：东三省之新满洲，乌拉齐（站丁）等，自应娴习骑射、清语以备任用，承受国恩，非必考试始能为官也”。说的是非必考试始能当官，并没有说不准应试。
据《清实录》第三十一册，仁宗实录：卷297、1080页。嘉庆帝“又谕：礼部议驳书敏奏请站丁考试一折，所驳甚是。前此书敏奏到时，并未将站丁原委奏明，复据和宁等查明具奏，此项站丁系从前吴三桂名下逃丁家人，及伪官子孙，与盛京户工两部所属官丁由撤藩时安插者不同，岂容滥与考试？书敏并未详查，率行陈请，殊属冒昧，著交部议处”。嘉庆帝的上述谕旨说明，除了“从前吴三桂名下逃丁家人及伪官子孙”这二种人不准应试外，其他所有站丁是准许参加考试的，否则清廷也不会举办“站丁考试”。
清代确有站丁后代应试。据《肇源县教育志》拾遗录记载：光绪三年（1877年）九月我县新站站人陈希夔赴吉林参加乡试，并获准附生。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有新站站人刘景武参加吉林乡试，获准附生。
“三不准”之三，不准离开驿站百里。站丁不经允许不准离开站地，越百里者即为判逃，违者杀罪。
这不准离开驿站百里之说，没有举出任何史据。按兵部的“驿律”规定，驿站的驿务管理是十分严格的，建有各项管理制度。站丁不经批准不得擅自离开驿站地。这本是站丁职责所应执行的规章制度。但这种制度性的“约束”与罪犯受“管制”，显然不是一个概念。
经查阅当年（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熙帝批准）在吉林乌拉（今吉林市）至爱辉建立25个驿站，其中在黑龙江设置19个驿站，分布在如今黑龙江省的一市七县中，即齐齐哈尔市、肇源县、杜蒙自治县、泰来县、富裕县、讷河县、嫩江县、爱辉县。目前，其他一市六县的市、县志中都没有“三不准”的记载。
十、额设驿站站丁的生活状况
凡分配到驿站的站丁及家属皆被编入旗籍，称为“旗人”。每户由国家发给银十两，以制做穿戴及修造房屋。还发给耕牛一头、车一辆、农具、口粮、种子等。同时发给“旗地”五垧，“以地抵俸”，拥有“永世为业”的使用权，收益归已，不纳租税，自给自足，作为效力朝廷的报酬，代替俸饷，为赡养家口之需。
同治十二年同治帝下诏抚恤黑龙江站丁，每人每月发给驿贴京钱一吊。光绪十五年四月又增至京钱三吊，对无妻的站丁，每人由国家发给30两银买妻。站丁因送公文殒命者，发给恤赏银十五两。
站丁后裔数以万计，他们都想知道自己的先人的真实身份。如今我们这代人在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中，应对站丁名分给予澄清正名，要排除野史讹传的干扰。还其历史真面目，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1）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命吏部、兵部通行晓谕在各省任职或闲住之原属吴三桂藩下文武官员：不必心怀疑畏，致陷法网。“伊等原系朕之官民，叛逆之事与伊等并无干涉，虽有父子兄弟现在云南，亦概不株连治罪。自今以后，各宜安心守职，无怀疑虑。”十二月二十七日，削吴三桂爵，诏谕云贵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各宜安分自保，无听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悔罪归诚，悉赦以往，不复究治”。“其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以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
（2）康熙十三年（1674年）一月二十七日谕兵部：各省投诚官兵有能效力者，准入督抚标下量材录用。四月二十日，命兵部通行晓谕：原镇守地方文武各官迫于不得已而附从吴三桂者，凡能自悔前罪，或献城池，或率兵卒，或斩敌头目来归者，均予免罪，并论功议叙。
（3）康熙十五年（1676年）六月二十八日，升投诚之云南土司总兵陆道清为左都督兼太子太保。命往湖南招抚吴军。
（4）康熙十六年（1677年）六月十六日，帝谕统兵诸将帅及督抚等：“今特颁敕谕，概示招徕。凡在贼中文武官兵民人等悔罪归正，前事悉赦下问，仍照常加恩，或有擒杀贼首投献军前，及以城池兵马来归者，仍论功优叙。尔等即宣布晓谕。”
（5）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二十八日，因吴三桂死，谕统兵将帅等：“元凶即服天诛，胁从宜施宽典。凡在贼中文武官员兵民人等，皆朕赤子，素受国家恩养，必非甘心从逆。或志存忠义，不能自拔；或势被迫驱，怀疑畏罪，陷身逆党，朕其悯焉。其各体朕好生之心，翻然悔悟，争先来归，朕必优加恩赍，论功叙录。尔等即宣布德意，广示招徕。”
⑥康熙十八年（1679年）四月二十一日，康熙帝敕谕云贵吴部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当时倡叛，罪止吴三桂一人，所属人员均系胁从，情可矜恕。今特颁敕谕，再行招抚。尔等其各体朕宽大好生之心，翻然悔悟，争先来归，于各路大将军、将军等军前投诚，皆赦其前罪，论功叙录，加恩安插。”
（7）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二十日，谕赵良栋：从投诚总兵官内选六名，各辖兵五百名，进剿云贵，其余解散为民。
（8）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二十二日，清军急攻云南省城，吴军余从龙、吴成鳌出城降。并令余从龙入城招抚。
（9）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二月七日，从御史钱珏疏言，命各省确查平三藩时投诚者之安置情形，使各得其所。愿在他乡入籍者，写明作何生理；愿屯田者，编入保甲，官给牛种，派给田亩开垦；愿为兵者，补入营伍。
参考文献：
[1]《清史编年》第二卷康熙朝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2]《清史编年》第二卷408、409页
[3]曾寿《随军纪行》（第四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4]《清圣祖实录》卷102、4页
[5]《康熙起居注》（第二册）948、952页中华书局出版
第9篇：心情驿站范文
此剧本保留了原作者批判男尊女卑封建思想及抨击强迫女孩儿家缠足穿耳陈旧习俗的出发点，并将该传奇故事经喜剧化处理成一出闹剧。
女儿国所有出场人物，由身材娇小的女演员扮演国中男性，而人高马大的男演员扮演国中女性。这强烈对比本身就富有极为趣味的喜剧性。
同时，按照原著精神，女儿国的女子用男性本嗓道白演唱而女儿国的男子用女性本嗓道白演唱。这也势必造成满台的阴错阳差。男演员着女装唱男腔女演员着男装唱女腔原先只是个别的舞台形象——比如孟丽君冯素珍周文宾，但是在这个轻喜剧剧本里，却成了极为普遍性的舞台现象。
这是剧作者第一次尝试创作的无场次剧本，也是送出的第一个轻喜剧剧本。（之前完成的各种神话古装外国近代现代戏曲剧本均分场次且都是正剧或悲剧。）
出场人物（以出场先后为序）
唐敖，则天女皇时代的一个落魄秀才，简称唐
林之洋，唐敖的妹夫，专事海外贸易贩运的客商，简称林
多九公，林之洋的伴当兼朋友，资深水手，简称多
女儿国驿丞，简称驿
女儿国驿站人员若干，简称员
女儿国丞相，亦为女儿国国舅，简称相
女儿国丞相家丁若干，简称丁
女儿国宫女若干，简称女
女儿国国王，简称王
女儿国西宫贵妃，简称妃
白须宫女一名，简称白
黑须宫女一名，简称黑
女儿国东宫世子阴若花，简称花
备注：女儿国所有出场人物凡称男性者均实为女性；反之，凡称女性者均实为男性。并注意到女儿国宫内不存在太监这一类角色。
又：场景中出现珠帘，是为了将有些场面比如小解缠足打肉同床等情节隐匿在珠帘之后。类似越剧“玉卿嫂”中玉卿嫂用木盆给她情人洗脚的情节，就安排在一幅帘子后面。
幕后合唱：
西游曾到女儿国，
害得唐僧心胆惊。
唐敖又经女儿国，
喜剧一出传至今。
合唱声中大幕拉开。
幕内传来唐敖的道白：走啊！
唐敖领头，林之洋尾随，多九公殿后，三人一并上场。
唐唱：
女皇登基敬业反，
（我）革去探花受株连。
仕途无望心意灰，
游历海外作消遣。
林唱：
不求俸禄图发财，
海船生发赚利钱。
恰逢舅兄穷途日，
结伴同行好悠闲。
多唱：
踏波冲浪是谋生，
历国周游赛神仙。
顺风顺水一路来，
女儿之国在眼前。
（接白）啊，两位，前面就是女儿国，待我等准备上岸。
唐（紧张地）：啊呀，这女儿国我们如何去得？
林（打趣地）：哎，舅兄为何如此胆小，难道也怕那女儿国王把你唐敖当成唐僧招了女婿？！
唐唱（反击）：
落魄秀才一唐敖，
那女儿国王怎会将我招。
倒是你眉清目秀细皮面白无须——
上门女婿算头挑！
多：唉，两位切莫打趣。这个女儿国不是那个西游记里的女儿国。那唐僧西天取经走的是陆路，经由那纯阴之地女儿国只生女儿没有男性。所以连得那猪八戒也想要在那里招亲。（唐林两人对视发笑。）我们走的是水路，眼前这个女儿国一样有男有女，阴阳相配生儿育女。就是唐僧来到此地呵，也没有哪个人会要他上门当女婿的啊！
唐敖林之洋两人捧腹大笑。
唐：既然这样，那末又为什么要叫女儿国呢？
林：让我来告诉你吧。虽然我此番也是初次登岸，但常在海船上来去，听得人家言说，
（接唱）
这女儿国是男作女来女作男，
——只是把阴阳来对调，
可说是男扮女装女扮男装，
也就是阴颠阳倒！
唐（疑惑地对多九公）：真的？！
多：确是如此。她们国内与我们正好相反，男子穿了女子衣衫，在家主内；女子穿着男儿服饰，出外谋生。
唐：那末，我们三个男子，到了女儿国就都成了女人？！
林：那个自然。在她们看来，我们都是女扮男装啊。
唐敖和林之洋面面相对，左右打量，转过一圈后相互仿效女子万福行礼。
唐（同时）：弟妹，愚姐这厢有礼。
林（同时）：大姑，弟媳这厢有礼。
唐：哇，你这妹夫竟成了弟媳妇了？！
林：嗨，你这舅兄不也变作大姑子啦？！
唐敖林之洋两人再次捧腹大笑。
多（上前制止）好啦好啦，我们还是上岸投馆，做生意要紧。船东，喏，这儿是准备好的两张单子。
多九公摸出货单欲递给林之洋，中途被唐敖一把夺去。
唐：让我先来看看，
（边看货单边唱）
胭脂花粉薄荷脑，
七彩丝线配得巧。
蛾儿雪柳黄金缕，
林林总总都是宝！
（接白）怎么都是些妇人用品？！
多：此地向来风俗，诸事俭朴；就只有一个毛病，最喜打扮妇人。无论贫富，若要讲到妇人穿戴，莫不兴致勃勃，那怕手头拮据，也要设法买来。这个货单拿到大户人家，不过三两日就可批完，至少也有两三倍利息。
林：今日大清早就有两只喜鹊，只管朝我吵闹；刚才又有一对喜蛛，恰巧落在脚上，恐怕还不止两三倍利润呢！
唐：看来还是女人的钱好赚。那末，这大小两张货单又是什么意思啊？
林：天机不可泄漏，舅兄到时便知。
唐（摇头）：难道还是头等机密啊。
三人鱼贯下场。
女儿国驿丞上场，驿站人员若干随之上场。
驿唱：
四海之中独一家，
胡子阿姨女娇娃。
那顶天立地男子汉，
十月怀胎当爸爸。
（接白）我乃女儿国驿丞是也，官职不高权柄不小，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啊，驿站开正门，广迎天下客。都记住了？
员：刀要磨得快，客要斩得狠！都记住啦！
女儿国驿丞下场，驿站人员若干随之下场。
在以下一段唐敖林之洋多久公三人对白唱词过程中设想舞台上不断有女儿国男民众若干陆续上场过场并下场。另有女儿国女民众坐在家门口做针线活计。这些女儿国民均未实际出场，仅在需要时以画外音的方式体现。
唐敖林之洋多久公三人上场。
唐唱：
想哪里能够得见，
这许多抛头露面娘儿行？
林唱：
今日里大饱眼福，
看不尽莺莺燕燕好风景！
唐唱：
莫不是元宵放灯来买市？
多：不是。
林唱：
莫非是菩萨开光闹盈盈？
多：也不是。
（接唱）
她们可真不容易，
辛勤劳作养家糊口忙不停。
唐：九公，你看他们原是好好妇人，却要装作男人，可谓矫揉造作了。
多：唐兄你是这等样说。只怕他们看见我们，也说我们放著好好的妇人不做，却偏要矫揉造作，充作男人呢。
唐（点头）：九公此话不错。俗话说的好——习惯成自然。我们看她们虽觉异样，她们却是历来如此；他们看见我们，自然也以我们为非。此地男子如此，不知妇人又是怎样？
三人再转一圈后，多九公用眼神示意。
唐唱：
这壁厢胡子阿姨坐在门口纳鞋底，
（一个喉咙很粗的画外音）：你东张西望偷看我们女眷干什么？！
唐敖吓得赶紧躲开。
林唱：
那边儿粗大喉结戴着耳环绣花巾。
（同样一个男腔的画外音）：喂，你们这三个妇人，怎么女扮男装？想要出门偷会情郎？好不害羞！
林之洋同样赶紧躲开。
多唱：
劝两位见怪不怪办正事，
去驿站报关通行心方定。
林和唐：对对对！办正事，办正事要紧！
三人圆场，作见到驿站然后进门状。
多：驿丞老爷哪里？
（幕内）：来了，来了！
女儿国驿丞上场，驿站人员若干随之上场。
多：驿丞老爷，多时不见，一向安好？
驿（话里有话）：好不好嘛，要看你们啦。
多（熟门熟路）：老规矩，老规矩。
驿站人员作势要验货，被驿丞示意不必。
多九公示意林之洋把两张货单一并递上。
林之洋照办不误。
驿丞把两张货单接过，只看一张小的。看过后随手交给身旁的一个驿站人员。
驿：好啦好啦，没有问题，过关放行！
驿丞把一张大的货单签字盖章之后交还给林之洋。
唐敖在一旁看得发傻。
多：多谢驿丞老爷，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驿：走好走好，再来再来。
女儿国丞相家丁前导，女儿国丞相上场。
相唱：
说什么丞相肚里好行船，
这船儿偏遇顶头风。
姐姐病故归天后，
国舅名号实落空。
更有那掩袖工馋狐媚种，
欲害这世子甥儿居东宫。
我虽是一人之下万人上，
只怕地位也摇动。
内忧尚且难调停，
外患越加患无穷。
连年水灾决堤岸，
苦无良策缚苍龙。
巡查已近入海口，
（林之洋一行三人正步出驿站，恰好照面后掉头下场。）
啊呀——驿站前竟有如此美娇容！
食色性也自古说，
欲念滚滚如潮涌。
脑门发亮心计运，
安排这莲花君子替代那柳绿桃红。
女儿国丞相作赶紧进驿站状，家丁随同进内。
驿丞赶紧上前迎接，驿站人员也跟上前来。
驿：卑职见过相爷！（驿站人员一并跪见。）
相：罢了，赶快给我把方才出门的那个人叫回来！
驿：哪一个？到底是哪一个啊？！（一时间手忙脚乱）
相：笨蛋！还管哪一个？！三个人都给我抓——都给我请回来！
驿站人员急忙在驿丞带领下扑出门冲下场去。
驿丞点头哈腰地把唐林多三人请上场来。驿站人员随同上场。
唐（疑惑地）：那个机密并不管用？！
驿：没有机密，根本就没有机密。是我们相爷要见你们三位。
林：相爷要见我们？
多：驿丞老爷，我们多次来往。一直是规规矩矩做生意的啊。
驿：当然当然，规矩规矩。（作引领进门状，一干人等进门。）相爷，人嘛，全都给你请回来啦。
相（迫不及待地）：你们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