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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纳发言稿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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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纳发言稿

第1篇:出纳发言稿范文

关键词: 纳博科夫 《文学讲稿》 俄国形式主义 英美“新批评”

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1899-1977)是一位目光独特、文风犀利的作家、文学评论家,他在《文学讲稿》中精选多部文学作品,进行了精彩、独到的解读。其评论表现出一种对于艺术独立性的追求,醉心于艺术风格的精微解读与鉴赏,他在艺术的自足领域内构建出一个诗意的世界,抵抗着外部世界的平庸,其评论理念呈现出现代性特征的审美倾向。本文将纳博科夫的批评方法与现代性批评语境中的俄国现实主义、英美“新批评”进行比较,探寻纳博科夫与这两种批评思潮的相似之处,同时在比较中发掘纳博科夫批评观的独特之处。

纳博科夫1899年出生于俄国,在国内近20年的时间正值俄罗斯诗歌复兴的“白银时代”,他说:“诗歌从没有如此普及,甚至普希金的时代也无法与之相比。我是那个阶段的产物,我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①1919年流亡国外后,他仍对俄国文学保持关注:“有年龄和才能各不相同的独立作家,有作家的小团体和派系,里面一些年轻的或年少的作家,有的很有天分”②。与此同时俄国出现俄国形式主义一派,影响巨大:“如果人们想为本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确定一个开始的时间,最好是定在1917年。这一年,年轻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他的拓荒性的论文《艺术即手法》”③“欧洲各种新流派的文学理论中,几乎每一流派都从这一‘形式主义’传统中得到启示,都在强调俄国形式主义传统中的不同趋向,并竭力把自己对它的解释,说成唯一正确的看法。”④如此重要的批评流派,对俄国文坛保持密切关注的纳博科夫不会没有接触,也很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英美“新批评”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20世纪中叶成为美国批评界的主流,纳博科夫就是在这样的文学批评氛围中完成《文学讲稿》,约翰・厄普代克写道:“较之以后的六七十年代,五十年代对于纳博科夫的思想来说,是一个更为情趣相投的活动场所。”⑤“新批评”与纳博科夫的主张有所共通。当我们比较考察纳博科夫与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在文学观念上和批评实践方面的联系,会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发现。

在文学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三者都强调文学是以艺术的方式对现实的加工,具有独立性。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艺术独立于社会生活和各种意识形态之外:“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⑥从创作过程来看:“任何艺术都使用取自自然界的某种材料。艺术用其特有的程序对这一材料进行特殊的加工;结果是自然事实(材料)被提升到美事实的地位,形成艺术作品。”⑦纳博科夫则以“大魔法师”的比喻十分形象地说明了文学的加工方式及其与现实的距离:“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材料当然是很真实的,但却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认的整体,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作家对这摊杂乱无章的东西大喝一声:‘开始!’霎时只见整个世界开始发光、熔化,又重新组合,不仅仅是外表,就连每一粒原子都经过了重新组合。”(《文学讲稿》,第2页)“新批评”代表人物韦勒克也表达了相似观点:“即使看起来是最现实主义的一部小说,甚至就是自然主义人生的片段,都不过是根据某些艺术成规而虚构成的。”⑧

在研究方法上,俄国形式主义与纳博科夫、“新批评”都主张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不赞成外部研究。雅克布森指出文学研究的对象应是作品的“文学性”,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我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⑨纳博科夫也认为,“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文学讲稿》,第1页),“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件同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没有任何明显联系的崭新的东西来对待。”(《文学讲稿》,第1页)他对《包法利夫人》研究时保持着对其结构和风格的内部关注,他还指出是作者在指挥影响主人公性格形成的一些外部因素:“小说中的每件事都发生在福楼拜的头脑中。”故而反对在女主角“受到客观社会环境影响的论题上纠缠不休”(《文学讲稿》,第114页)。他拒绝从现实社会对人的影响角度分析作品人物,只是把人物作为作家作品世界中的独特设计,因为“这世界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规律和自己的例外”(《文学讲稿》,第128页)。《文学理论》也指出诸种外部研究无法“很恰当地分析、描述和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第110页),“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文学理论》,第154页),并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表示赞赏。

在研究对象上,三者都主张将作品内容和形式的研究相统一。形式主义主张研究文学内部的“形式因素”,但也注意到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性:“形式与内容的约定对立,在科学研究中总是融合于审美对象。”⑩纳博科夫也说:“我很反对将内容与形式区分对待”(《文学讲稿》,第6页),他的批评实践也是如此,例如在《包法利夫人》讲稿中,他将小说文体特征“and”结构与形成的意象效果联系起来分析,在阐述叙事转换手法的同时把内容解读融入其中。韦勒克也认为,文学的外部研究像“知识社会学”一样,有同样的问题:“应用到文学上时,也因无法把‘内容’和‘形式’ 结合起来而暴露了它的缺陷”(《文学理论》,第110页),并对俄国形式主义者反对内容、形式二分法表示支持,认为“这种分法把一件艺术品分割成两半:粗糙的内容和附加于其上的、纯粹的外在形式”(《文学理论》,第146页)。

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与纳博科夫都使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研究文学。日尔蒙斯基认为:“诗的材料不是形象,也不是激情,而是词。”{11}他们主要从语言学角度、从微观层面研究诗的音韵、词的形式、句法和词的语义。“新批评”代表之一瑞恰兹提倡“细读法”,认为“诗歌的优点不存在于强加给它的某种东西,而是它自己的结构、构造和语言声音的集合。”{12}纳博科夫也说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应该注意和欣赏细节。”(《文学讲稿》,第1页)他在批评实践中更是身体力行,如《包法利夫人》讲稿中提到的郝麦温度计算的错误、几处蓝色的意象以及讲稿最后对文体和意象的分析等,都能看出他细致入微的品读过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者都将文学作为独立的艺术品,在文学研究的方式、对象的认识上具有一致性。文学之外,纳博科夫还是位蝴蝶爱好者和研究专家,科学理性的思维对其文学观影响深远:“我认为一件艺术品中存在着两种东西的融合:诗的激情和纯科学的精确。”{13}“俄国形式主义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使文学研究科学化”{14},它与英美“新批评”同属于20世纪科学主义思潮中的重要批评流派,其文学批评主张与纳博科夫的批评方法都体现着一种客观、理性的思维。

在文学与作者意图、读者的审美感知之间关系的阐释上,纳博科夫与“新批评”的主张较为接近,同时在其批评实践中又与之有所差异。

俄国形式主义认为读者审美体验对于文学艺术性特征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其“反常化”理论认为“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15}艺术手法的运用旨在唤起、延长或增加接受者的审美体验,换言之,读者的感受是文学性产生的原因,文学性要在与读者之前的阅读、生活经验的对比中实现。此外什克洛夫斯基还认为读者的感知影响了艺术性的完成:“作品可能有下述情形:一、作为散文被创造,而被感受为诗;二、作为诗被创造,而被感受为散文。这表明取决于该作品所具诗意的艺术性,乃是我们感受方式所产生的结果;……这些手法的目的就是要使作品尽可能被感受为艺术作品。”{16}

“新批评”与纳博科夫则都认为,优秀作品的价值客观存在,不以读者的感受为转移。韦勒克说道:“体验与诗永不相当”(《文学理论》,第153页),研究读者的心理学的结果“就是造成对诗歌价值认识的莫衷一是、怀疑和完全迷惘”(《文学理论》,第154页)。纳博科夫则认为读者的不同阅读体验源于读者自身的情况,因而对读者有所要求,以更好地领略艺术的魅力,也即艺术价值不以读者感受为转移。他在创作中亦坚守此道:“我想一个艺术家不该去管读者(观众)是谁。他最好的观众是每天早上刮胡镜里看见的那个人。”{17}

纳博科夫在文学与作者、读者的关系上没有陷入“新批评”相对主义的误区,他并不否定“恰当的读者”,也没有像《意见谬误》那样认为不必探究作者意图,而是充分肯定优秀的作家与优秀的读者,认为二者相互独立,在艺术领域共同努力。他把文学比作山峰:“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是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文学讲稿》,第2页)读者的目标是充分理解作者的艺术技巧,“文学巨匠当初运用想象写出了一本书,后来读这本书的人也要运用想象体会他的书才是。”(《文学讲稿》,第3页)在《包法利夫人》的讲稿中,他说道:“我们对《包法利夫人》的分析应当与福楼拜本人的创作意图相符。”(《文学讲稿》,第113页)

俄国形式主义与“新批评”都割裂了作品与外部因素的关联,其研究对象限于文学本身的性质。而纳博科夫虽然重视艺术本身,但还是将社会历史、作家的意图等外部因素纳入分析的背景,并不孤立地进行解读。《包法利夫人》讲稿中,纳博科夫一开始便点出故事的时间、政治背景和作者的创作进度,并与同时期作家比照,这与他总结出的小说大事年表一起,成深入研究的认知背景。他还多次结合福楼拜的信件,印证或辅助对艺术手法的解读。

纳博科夫在文学研究的基本观念上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十分接近,在《文学讲稿》中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批评实践范本,同时又避免了两种批评的弊端,以一种更为全面的方式研究作品,将被“新批评”所怀疑与否定的作品与作者、读者之间的桥梁重新架起,提供了一套符合艺术规律的优秀读者、作者的客观标准。

注释:

①[新西兰]布赖恩・博伊德,著,刘佳林,译.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6.

②[美国]纳博科夫,著,王家湘,译.说吧,记忆[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339.

③[英国]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前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2.

④{15}[荷兰]佛克玛,易步思,著.林书武,等,译.二十世纪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8:13-14.

⑤[美国]约翰・厄普代克,申慧辉,等,译.文学讲稿・前言[M].上海:三联书店,2005:24-25.本文以下凡引用此论著,均引自这一版本,不另加注,仅在引文后注明作品名称和页码。

⑥转引自方珊,等,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C].北京:三联书店,1989:11.

⑦[俄国]维克托・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见.方珊,等,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C].北京:三联书店,1989:213.

⑧[美国]韦勒克,沃伦,著. 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14.。本文以下凡引用此论著,均引自这一版本,不另加注,仅在引文后注明作品名称和页码。

⑨转引自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67.

⑩{11}{12} [俄国]维克托・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见方珊,等,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C].北京:三联书店,1989:211-217.

{11}{18} [美国]纳博科夫,著.潘小松,译.固执己见[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12-19.

{12}{17} [俄国]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见方珊,等,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C].北京:三联书店,1989:3-6.

参考文献:

[1] I. A. Richards. Practical Criticism[M].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8.

[2] [新西兰]布赖恩・博伊德,著,刘佳林,译.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6.纳博科夫,著,王家湘,译.说吧,记忆[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3] [荷兰]佛克玛,易步思,著.林书武,等,译.二十世纪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8.

[4]方珊,等,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C].北京:三联书店,1989.

[5]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6] [美国]纳博科夫,著.潘小松,译.固执己见[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第2篇:出纳发言稿范文

一、选定报道主题,编写策划提纲

1)首先由编辑部根据本月公司内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会议、大型活动、领导参访、调研指导等),结合时政动态,选出本期报道策划主题草案。

2)将修改后的策划主题草案提交集团办领导审核、修订后,编写本期策划提纲,并根据策划提纲,部署本期采编工作安排。

1)组稿

主要针对二版、三版内容的落实问题。二版内容暂定为公司内部新闻,主要定位于通讯员所采写的命题和自拟题人物通讯、事件通讯,以及时效性稍弱的短讯等。由编辑将本期报道主题通知给通讯组成员,并组织通讯员采写稿件。

2)约稿

集团公司及下属各公司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而编辑未能做现场采访的,获悉后应及时安排到场通讯员采写相关事件报道。

3)集纳

根据本期既定提纲,搜集与主题相关的理论、行业、市场等文章。按照党建、工会、管理、投资、人事、员工素养、CIS、行业动态、行业知识、市场动向等诸方面资料,结合我公司实际情况,进行摘编集纳,目的是开阔员工眼界,倡导见贤思齐的进取精神。

4)处理常规性自然来稿

为鼓励广大员工踊跃投稿,凡员工投稿,编辑应认真处理。有修改刊发价值的,应该认真修改,包括修改错别字、病句、语法、逻辑错误及语言加工、润色、制作标题,大篇幅主题文章应加配导语、编者按语、前言等。

三、选配照片

1)自行拍摄的照片要求优中选优。拍摄角度、构图要讲求技巧,突出主题。

2)集纳和常规性自然来稿配图,图片质量和大小应符合刊发标准,切合主题。

3)图片处理要求清晰,亮度适中,裁切合理、得当,避免草率。

四、版面统筹,拼版、画版

1)稿件全部到齐后,按照策划提纲,进行版面的统筹策划安排,根据具体情况对现有文稿进行增删,必要时可配新闻短评,预留版面不足者,对相应的文章挤掉水分。文稿全部敲定后,开始进行栏目设置。

2)画版要按照稿件的重要程度,主次安排得体。照片搭配合理,总体版面轻重协调,整齐划一,清新疏朗,错落有致,切忌版面呆板,缺乏生机。

1)拼版、画版结束后,应及时拿发排公司排版。排版期间,编辑应在场专守,以便传达编辑本人版面安排思路,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返工和重复劳动,为按时出刊争得时间。

2)排版全部结束后,及时出样。出大样、小样各一份。小样及时送呈本报主编、总编审查;同时,责任编辑也应抓紧时间进行第一次校对,包括版式修订。

六、修订、清样、定稿、印刷

第3篇:出纳发言稿范文

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和市地税局的正确领导下,地税局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一手抓税收中心工作,一手抓机关思想作风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塑造了地税局精神状态良好、工作作风严谨、服务意识到位的干部队伍,实现了宣传思想工作与税收中心工作的“双丰收”。

一、推进地税文化建设,营造干部良好精神状态

确立地税文化理念。在确立我局愿景、价值观和使命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绿港金税”的地税品牌,并先后开展了征集科训、所训、个人格言,创作地税局歌等文化建设活动。我们还分别组织局领导、中层干部、一般干部开展了学习型组织理论知识更新培训,将学习型地税创建工作引向了深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充分展示了干部的良好精神风貌,也引导全局树立了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追求。

举办青年辩论赛。去年,我局成功举办了第二届青年辩论赛。共12支参赛队50余人参赛。比赛题目设置参考了“抗震救灾”、“共迎奥运”、“建党87周年”等时事主题。在组织安排上,我们与税收工作实际紧密结合。既弘扬了地税文化,又促进了青年团员的互动,还进一步锻炼了广大地税干部的口才,提高了他们的应变能力、辨证思考的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二、开展业务技能培训竞赛,培养干部严谨工作作风

组织全员脱产会计培训。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联系,认真研讨教学方案,开设了会计知识基础班和提高班,分四批组织全局330名干部进行了脱产培训。在培训过程中,我们改变了传统的“老师授课+结业考试”的教学模式,采取了课堂知识学习向实际成果转化延伸的全新形式,在脱产会计培训结束后,我们又以“全员评估”和记账操作等形式为载体,开展了系列“成果转化”活动,使广大学员所学知识得到了充分的巩固和运用,全局干部的业务素质和会计知识运用能力得到了切实的增强和提高,为我们做好全年的各项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开展“业务技能大比拼”活动。在全局范围内开展了“业务技能大比拼”活动,为广大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一批优秀的人才在这次活动中脱颖而出。最终,我们比拼出了优秀税收管理员、纳税服务标兵、稽查工作能手、纳税评估能手、税收政策业务能手和计算机操作能手。切实提高了广大地税干部的业务素质,在全局营造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促进了全局比业务、比作风、比贡献、比管理良好风气的形成,为更好地服务纳税人练就了过硬的本领。

三、强化税收政策法规宣传,增强干部纳税服务意识

强化日常税收宣传。充分发挥广播、电视受众面广以及平面媒体直观性强的优势,广泛营造税收法治环境,同时,增强干部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我局共在《中国税务报》等主流媒体上发表稿件60余篇,其中北京电视台《税务周刊》栏目上稿3次,北京广播电台上稿12次,《中国青年报》上稿1次,《北京日报》上稿2次,在区区级媒体上稿10余篇,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目前,我局已经同区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联合创办了《地税之窗》栏目,并播出了9期专题节目,加大了税法知识的普及力度。另外,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应税行为制作了税收宣传卡,已先后推出“个人出租房屋”等六期宣传卡,印制了30万张,正陆续发放到全区各乡镇、住宅小区和商业区。下一步,我局还将同区电视台合作,制作税收宣传动漫;同区委主办的报刊——《时讯》合作,专栏刊登税收知识。按照“始于纳税人的需求,终于纳税人的满意”的要求,完善和改进税务宣传工作。

第4篇:出纳发言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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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证了归纳推理虽不具有逻辑推理的充分有效性,但由于逻辑方法的有效性与推理结果的正确性可以分开考量,所以并不影响法律推理结果的正确性。

【关键词】论证了归纳推理 虽不具有逻辑推理的充分有效性 但由于逻辑方法的有效性与推理结果的正确性 可以分开考量

【本页关键词】自然科学 工程 财会

【正文】

105正由于不完全归纳在形式论证上的或然特点,所以判例主义的法官都面临着更大的论证负担,而且常常借助价值、目的与经验等实质论证方法。〔13〕29这就不难理解霍姆斯法官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的用意了。如果接着追问,既然在判例主义的法律推理中必然涉及不完全归纳,而不完全归纳在逻辑上又仅仅具有相对的有效性,那么不完全归纳又如何能够满足人们对推理结果正确性的期望呢? 对这一追问的解答,只能求证于以下两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正确性结论? 二、保证正确性的途径有那些?从第一部分已经论述的关于判例主义的法律推理模式中可知,在判例主义中适用不完全归纳是为了获得法律规则,所以此处需要论证什么是正确性结论,也就是要论证什么是正确性法律规则。而法律规则的内容都是以法律结果为中心的,此时的法律推理仅仅是揭示法律规定的实际效果以及了解所能达到的既定目标的一种方法而已。

〔14〕20 也就是说对法律规则的正确性的考量最终转化为对待决案件判决的考量上了。而衡量这一正确性的主要标准就是遵循先例原则,也就是只要与先例保持一致就是正确的。当然,任何先例都可能与待决案件有一定的差异,于是就产生了区分规则,就是说作出不同于先例的判决需要提供充分的论证。由此可见,不完全归纳推理因仅仅具有相对有效性所存在的缺陷,通过在遵循先例的原则以及通过相似点的比较与差异点的区分(technology of distinguishing) 两个机制获得了有效的补偿或矫正。即判例推理的结论正确性有赖于先例的相似性,换句话说,对于判例主义推理的最有效的攻击来自于对先例与当前案件的区分。这样做的重要程度就像攻击演绎推理过程中的大前提,因为大前提的错误将毫无疑问地导致结论的错误。为了否定对方的推理,一个普通法律师往往有几个途径可以选择,他可以论证对方从提出的先例中获得的规则是不现实的或者是根本错误的;他可以论证先例和当前案件在实质性的事实上是不同的;他还可以论证先例中的规则的外延太窄,以至于不能适用于当前的案件,等等。这样,在普通法的司法实践中,对先例的尊重与区分同样重要,因为“先例的背后是一些更基本的司法审判观念,它们是司法推理的一些先决条件,而更后面的是生活习惯、社会制度,那些概念正是在它们之中才得以生成。”〔4〕8正是通过遵循先例原则、比较相似与区分差异技术( technology of distinguish2ing) ,使法官将先例所具有的正义理念以及先例背后的司法审判观念都折射到当前的案件判决之中,保证了判决结果的正确性,也同时保证了以结果为中心的法律规则的正确性。因此,尽管不完全归纳在逻辑上缺乏足够的有效性,但并没有阻碍使用不完全归纳所带来的结果的正确性,因为逻辑推理的结果正确性和方法有效性是可以分别来界定的。其实,正确性的标准还与判例主义的司法目的更看重纠纷的消解有关。〔7〕120因为在以纠纷的消解作为主要追求时,对正确性的价值追求才具有司法属性,否则法律中的正确性追求就会变成自然科学中的探求真理,孜孜不倦、永不停息,导致冲突与纠纷无法及时解决,破坏的社会秩序也难以及时恢复。所以,可以认为法律中正确性(真相) 本身的生命来源于我们理性的可允许性标准即可,法律中的正确性标准没有必要将独立于主观之外的遥不可及的客观真相作为追求目标。在法律领域中,共识虽然不是真理但却可以较好地衡量真理,在判例主义法律体系中也不例外,十分注重在达成一致(coherence) 意见(普通法的标准包括社会一致性、体系一致性与双重模式一致性〔5〕63) 的情况下解决纠纷,并确立规则与类推两种手段作为促进多元化社会消解纠纷目标的实现:在必须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使一致意见成为可能;在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形下,使一致意见成为不必要。〔14〕7由此可见,对于不完全归纳而言,由于仅仅具有相对的逻辑推理有效性,即无法由形式来保证所归纳的规则的正确性,但如果所归纳的法则与其他人依据同样的方法获得的法则具有一致性,那么至少在诉讼中能够获得合意,仍不失其为正确的法则。即使对于一致性而言也不是必须要达到绝对的一致,在判例主义中的一致性要求也不高,并不需要达到“既接受某个一般理论,又接受连接这一理论与具体结论的一系列步骤”,而能够在某个一般原则上达成未完全理论化的协议即可。〔14〕35这一部分论证了归纳推理虽不具有逻辑推理的充分有效性,但由于逻辑方法的有效性与推理结果的正确性可以分开考量,所以并不影响法律推理结果的正确性。但法律推理毕竟是揭示法律规定的实际效果以及了解所能达到的既定目标的一种方法,因此人们也需要从归纳推理中获得必要的预见,为了使归纳推理具有预见功效,所以在使用归纳推理时需要对其法律有效性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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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出纳发言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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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要求:

一、征文内容:紧扣纪念建党__周年主题,反映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的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光辉历程,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丰功伟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昂首阔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学作品。

二、应征作品在突出共产党及共产党人的基础上以自身的视角记事、写人、抒怀,情感真挚动人,内容健康向上,注重文学品位。

三、征文分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文体。小说原则上不超过12000字,报告文学原则上不超过6000字,散文原则上不超过5000字,诗歌原则上不超过60行。

四、征文时间从即日起至__年5月30日止。来稿须投《青春__》杂志电子稿件一份,并注明“国庆征稿”字样及作者真实姓名、通讯地址、电话号码。

五、征文截稿后,由组委会聘请有关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按照公正、公平、择优的原则,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名,给予奖励。获奖作品及部分优秀应征作品将由《青春__》杂志发表。

六、投稿地址:__

邮政编码4__

电子信箱:__

欢迎广大作家及文学爱好者认真创作,踊跃来稿。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__周年”征文委员会

__年1月25日

__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为庆祝建党__周年,弘扬和谐社会新风尚,团结更多的散文作者、发现和培养有潜力的散文新人,全面展示散文力作, 特举办__年和谐杯“中国当代散文创作大赛”,现面向海内外征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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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获优秀奖以上的作品,将在北京《散文世界》杂志分期公开发表并结集公开出版,向获奖者专函寄发喜报。欢迎各省市散文作家、散好者踊跃报名投稿。诚邀各省市文学艺术协会联办本次大赛,欢迎相关企业、单位冠名协办,共襄盛举。

截稿日期:__年3月20日(以邮戳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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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出纳发言稿范文

【关键词】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比较; 完善建议

一、引言

2008年以来,由结构性金融产品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了巨大灾难。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正因为缺乏对结构化主体和表外主体的披露而遭受众多批判和指责。因此加强结构化主体的披露工作成为应对金融危机迫在眉睫的任务之一。2010年1月,IASB即决定在IAS 39和IFRS 9之外,单独一项关于报告主体参与其他主体活动的披露准则。2011年5月,IASB正式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2号(IFRS 12)“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规定了与主体在子公司、合营安排、联营企业和未予合并的结构化主体的权益相关的广泛披露。一年半后,2012年11月,我国也了《企业会计准则第×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征求意见稿)》及修订说明,及时反映了国际准则的最新进展。本文将详细比较IFRS 12与我国相关准则征求意见稿的异同,并对我国相关准则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二、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准则的国际发展与我国制定该准则的背景

2011年5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0号(IFRS 10)“合并财务报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IFRS 11)“合营安排”、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2号(IFRS 12)“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国际会计准则第27号(IAS 27)“单独财务报表”(2011年修订)及国际会计准则第28号(IAS 28)“合营和联营中的投资”(2011年修订)。此“一套五项”准则为合并、合营的会计处理及涉及其他主体的跨级披露制定了标准。其中,IFRS 12规定了与主体在子公司、合营安排、联营企业和未予合并的结构化主体的权益相关的广泛披露。它规定主体必须披露有助于财务报表使用者评价该主体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性质和相关风险以及此类权益对其财务报表的影响信息。IFRS 12统一和改进了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被投资主体具有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披露要求,并新增了未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的披露要求。通过表1列示了IFRS 12的发展进程。

而我国,在《企业会计准则第X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征求意见稿)》之前,有关企业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散见于“长期股权投资”和“合并财务报表”之中,不仅披露范围有限,而且披露内容不全面,不利于财务报表使用者全面了解并评估企业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风险及其对本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影响。我国在国际上“一套五项”准则后,即着手立项研究合并财务报表、合营安排、长期股权投资及在结构化主体中的权益等及相关披露要求,根据研究成果,起草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X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草稿)》,并广泛征求部分中央国有企业、商业银行、会计师事务所等的意见,数次修改,几易其稿,形成讨论稿并征求了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意见,根据委员反馈意见修改后形成该征求意见稿。

三、我国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准则(征求意见稿)与IFRS 12的比较

我国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征求意见稿)以法规条文的形式,共分为6章24条,包括总则、重大判断和假设的披露、在子公司中权益的披露、在合营安排或联营企业中权益的披露、在未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和附则等。IFRS 12除引言和4个附录以及结论基础外,分为目标、范围、重大判断和假设、在子公司中的权益、在合营安排和联营企业中的权益和未予合并的结构化主体中的权益6个部分共31段。附录也是IFRS 12不可分割的内容,分为:(1)名词定义;(2)应用指南;(3)生效日期与过渡性规定;(4)对其他IFRS的修订。

总体而言,IFRS 12的内容比我国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征求意见稿)更为丰富,以下通过表2将两者进行详细比较,以期找出它们的区别及联系。

四、完善我国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征求意见稿)的建议

我国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征求意见稿)是建立在与IFRS 12趋同的基础上的,通过以上逐项对比可以看到,我国准则与IFRS 12之间已实现了高度一致,差异较少且不显著。但是从进一步提高我国准则的质量和国际认可度出发,笔者仍提出以下改进 建议。

首先,关于准则结构的完善。IFRS 12在第1段就列示了本准则的目标,并在每一部分开端就对该部分的内容进行了概述,这将方便使用者阅读理解和更有效地把握准则的内容。而相比之下,我国准则的内容显得比较散乱,且条理不够清晰。建议我国准则借鉴国际准则的方式,加强表述的逻辑性。此外,对于关键名词的定义,国际准则除了在准则正文中作出解释外,还将其集中在附录一中统一定义,以方便检索和理解。而我国准则征求意见稿将各关键名词的定义穿插在准则条文中,建议参照国际准则的做法,通过适当的方式(如在附录或应用指南中)将各关键定义集中列示。

其次,关于准则内容的完善。我国准则统一了分散于“长期股权投资”、“合并财务报表”中的有关披露内容,对披露要求进行了充分的优化,并涵盖了有关结构化主体和表外主体的风险,完善了准则的内容。但在起草时,由于我国准则以集团作为披露主体,将子公司视为披露主体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没有拥有重要少数股东权益的重要子公司,没有要求披露重要子公司的相关信息。这一点也是和IFRS 12一致的。但在征求有关方面意见时,有意见认为,没有拥有重要少数股东权益的重要子公司的名称、主要经营地、注册国家等相关信息对于报表使用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因此建议予以披露。考虑到我国现行“长期股权投资”、“合并财务报表”准则中有相应的披露要求,为保持与上述准则要求的连续性,本征求意见稿采纳了该建议,即决定披露没有拥有重要少数股东权益的重要子公司的相关信息。

再次,关于有关名词的定义问题。IFRS 12已用“非控制权益”代替了“少数股东权益”的称谓,而我国准则尚未跟上国际准则的变革步伐。建议我国准则采用国际上的称谓,进一步向国际准则趋同。

最后,关于名词翻译的改进和统一。principal意为“委托人、当事人”,此词出现时作为“与人形成对立面的投资方角色”。我国准则中将其译为“主要责任人”。考虑到其与人形成对立面的角色以及该词在法律意义上的释义,笔者建议,直接将principal译为“委托人”。

总之,虽然我国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征求意见稿)还有待完善,但其实质已与IFRS 12实现了高度趋同。这一准则的制定,让我们坚信在我国相关部门的努力下,我国会计准则会与国际准则持续趋同,最终向全球高质量的统一会计准则迈进。

【主要参考文献】

[1] IASB, IFRS 12“Disclosure of Interests in Other Entities”,May 2011.

[2] 财政部会计司制度二处.《企业会计准则第X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征求意见稿)》及起草说明[S].2012(11).

第7篇:出纳发言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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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与我们同行尊敬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演讲的题目是诚信与我们同行。站在国旗下,举目仰望那高高飘扬的红旗,眼前顿时展现出一幅雄鸡傲立的画面我们伟大祖国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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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建筑企业诚信建设座谈会发言稿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仁:大家上午好!今天能参加这个座谈会我深感荣幸,在此,也借机会向长期关心和支持武建公司发展的各位领导、同仁表示衷心感谢。

第8篇:出纳发言稿范文

清开史局修《明史》,虽始于顺治二年,但进入实质性修撰阶段,实始于康熙十八年。自此,由徐元文总裁,众史臣分工撰写,万斯同负责审定;“历十二年,而史稿粗就,凡四百一十六卷”[1](p287)。其中,《选举志》八卷,分别为:科目分上、下二卷,其中,上卷记乡试;下卷记会试、殿试,附载武科举。学校分上、中、下三卷,其中,上卷记贡途,即国子监生之来源,包括岁贡、选贡、恩贡和纳贡;中卷记国子监;下卷记府、州、县、都司、卫、所儒学,附载宗学、社学和武学。荐举一卷,附载保举。铨选分上、下二卷,上卷记文官选任和考核制度;下卷记武官袭替、升授和选任之制,附载文官任子和宗室中举任职之制。全《志》共计四万一千余字,是为《明史·选举志》的第一稿;概括起来,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其一,开创了《明史·选举志》的基本规模,表现有二:一是初步确定了该《志》的内容框架;二是收载了有关明代选举制度各方面的基本史料,具有奠基之功。

其二,所收史料,主要取材于《明实录》、《明会典》等在当时看来已是第一手的明史文献,另有黄佐《南雍志》、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王圻《续文献通考》、张朝瑞《皇明贡举考》等多种重要明史文献。史料来源可靠而广泛,为保证该《志》的撰写质量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其三,总体上仍属草创之作.主要表现有三:一是结构设计尚不够合理,最明显的,是学校部分把“贡途”从府、州、县儒学和国子监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一卷记述。而事实上,“贡途”既是府、州、县儒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子监生来源的主体;包括岁贡、选贡等在内的“贡途”状况,始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后二者的办学状况;故分开记述不利于充分表现这种内在的有机联系。其它部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情况。二是各卷质量参差不齐。八卷中,荐举一卷和铨选两卷较为成熟,不仅对相关制度做了初步的分类记述,而且对制度和史事的演变特点及原因也有所分析,如荐举卷指出洪武荐举与此后荐举之差异:“大抵明初重荐举人才,而自洪武以降,尤重举官之法。”铨选上卷指出政治败坏对人才的影响:“盖明之人材,一坏于毅宗之荡佚,再坏于神宗之废弛,迨门户起,其害相纠结者三十余年,至于国家丧亡而后止,皆万历间所酿成也。”都能给人一种有益的启示。但在内容归类上仍存在明显不妥之处,如“庶吉士”并非官职,却载于文官铨选卷;文官任子和宗室中举任职,皆非武职任职,却附载于武职铨选卷。而科目两卷和学校三卷,还基本处于按年代顺序编排胪列相关史料的阶段,对所载内容基本未予归类、分析和提炼,带有明显的史料长编性质。三是多有漏载、误载和记述不准确之处。故整体说来,万《志》仍属草创之作。

万氏《明史》成稿后,王鸿绪等人在此基础上,又经多年修改、润色和加工,于雍正元年,最终由王氏勒成《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并以“光禄大夫经筵讲官明史总裁户部尚书加七级臣王鸿绪”的个人名义进呈于清世宗。[1](p288)其中,《选举志》三卷,即科目一卷,学校一卷,荐举、铨选合为一卷,字数约为二万二千左右,是为《选举志》的第二稿。此稿在《明史·选举志》成稿过程中起着转折性的关键作用,此后的定稿几乎完全承袭该稿而来。过去,人们往往忽视了该稿的地位,甚至有不少学者对王氏大张挞伐,指责其“攘窃”和对万氏《明史》妄加删削篡改。其实,从总体上看,王《志》与万《志》相比,不仅不是妄加删篡,而且在质量上有了很大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结构精练而近于完善。适应全书减少卷帙的需要,王氏对《志》文的结构进行了重新调整,即在基本遵从万《志》大框架的前提下,把科目上、下两卷合为一卷,学校上、中、下三卷合为一卷,荐举一卷和铨选上、下两卷合为一卷,尽管这种合并仍有不尽合理之处,如荐举作为官员来源途径之一,似应与科举、学校等人仕途径并列,而不宜与专述官员选任及其考核黜陟制度的铨选合为一卷。但总体来说,上述调整还是合理的,从而使其结构精练而近于完善。如科举制的各级考试乃一有机整体,尤其是乡试、会试,在考试规定上许多内容完全相同,故合为一卷记述,更便于表现科举制度内在的有机联系;中央国子监和地方府、州、县儒学,在明代已形成联系空前紧密的官办教育体系,故合为一卷记述,也更便于表现明代教育发展的这一显著特点。另外,“庶吉士之选”和“宗室中举任职”,调到了科目卷,“文官任子”也调到了学校卷,真正做到了各归其类。特别是“文官任子”未入铨选卷的文官铨选部分,而入学校卷的国子监部分叙述,反映了王《志》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不同于前代,明代中后期文官荫叙制度,已从前代的直接荫职而改为以荫子入监为主,“荫监”已成为国子监生的重要来源和类别之一,故归人国子监部分叙述更为适宜。

其二,“事益详而文益简”[2](p721)。这是赵翼用来评价《明史》的,但这一特点实为《明史稿》所开创。具体到《选举志》,说其“事益详”,主要表现有二:

一是对万《志》所载史料依其所述内容不同,进行了分类归纳和提炼;并在此基础上对各方面的制度及相关史事沿革,分别进行了集中的记述,从而使其叙事更加富有系统、层次和条理.如科目一卷,依次分为“规制概述”、“诸制沿革”、“辅臣子弟登第”、“科场弊窦”、“历科事迹稍异者”、“武科”等六大部分;而“诸制沿革”下,又细分为“太祖设罢、恢复科举与创制”,“乡试额数”,“会试额数及南、北、中卷”,“乡试考官”,“会试考官”,“庶吉士”等六个具体问题(这些类目皆由笔者根据《志》文内容而拟,多取自文中原句)。在对上述内容的分别叙述中,间有对其发展特点或诸制相互关系的简要评述。如在指出明代翰林之盛的主要表现时说:“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3](《选举志》)“正确指出了明代翰林盛于往代的突出表现就是翰林官成为明代宰辅来源的主体。在说明科举与荐举的关系时指出:“洪武十七年,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而荐举渐轻,久且废不用矣。”尽管洪武十七年所定科举之式在此后仍有所修改;但其所言科举与荐举之盛衰关系还是比较准确的。在说明文举与武举的关系时说:“终明之世,右文左武;然亦尝设武科以收之。”准确指出了明代虽设武举,但始终处于文举之下,并揭示了形成这一格局的主要原因。所有这些,既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经过梳理和提炼的有关明代科举制度的系统资料,也便于读者从中获得对明代选举制度的整体认识。

二是王《志》在主要以万《志》史料为基础的同时,也对若干史实做了重要补充,如万《志》未载洪武时期军队学校设置情况,而王《志》学校卷则补载为:“武学之设,自洪武时置大宁等卫儒学,教武官子弟。”万《志》未载应试举子连中“三元”的情况,而王《志》科目卷则补载为:“正统十年乙丑,会试、廷试第一,皆商辂。辂,淳安人,宣宗末年乙卯,浙榜第一人。三试皆第一,士子艳称为‘三元’,明代惟辂一人而已。”万《志》未载官员任职回避制度,而王《志》铨选卷则补载为:“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万《志》未载科道官设置及明初进士、监生选授科道官的情况,而王《志》铨选卷则补载为:“给事中、御史,谓之科道。明初至天顺、成化间,进士、举贡监生,皆得选补。”而且补充万历时由于神宗怠政而致科道缺员不补、台省空虚、百度废弛的史料二百余字。类似例子还有不少。尽管所补史料在《志》文总篇幅中只占少量,且有记述不确甚至错误之处,但总体说来,其价值还是很高的,对于尽可能反映明代选举制度的全貌具有重要意义。

说其“文简”,主要指其语言简练、叙事概括。如《铨选》卷指出出身资格对铨选影响的变化:“初,太祖尝御奉天门选官,且谕毋拘资格。选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监、司最多,进士、监生及荐举者,参错互用。给事、御史,亦初授、升迁各半。永、宣以后,渐循资格,而台省尚多初授。至弘、正后,资格始拘,举、贡虽与进士并称正途,而轩轾低昂,不啻霄壤。”不足百字,即把有明一代铨选由“不拘资格”到“渐循资格”,再到“拘于资格”的变化过程及其主要表现勾画出来。又如同卷,言官员“考满”与“考察”之区别:“考满、考察,二者相辅而行。考满,论一身所历之俸,其目有三:曰称职,日平常,曰不称职,为上、中、下三等。考察,通天下内外官计之,其目有八: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短短七十余宇,即把官员“考满”与“考察”的相互关系及其主要区别概括出来。正因王《志》语言简练,高度概括,故其在叙事“益详”的同时,比万《志》卷数减少了八分之五,字数减少了近一半,以三卷二万余字的篇幅记述了有明一代近三百年选举制度的确立、发展和演变.而能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两方面的前提条件,一是对明代选举制度在全面认识和系统把握基础上的高度提炼;二是需要具备相当的文字工夫。

其三,对明代选举制度的认识更加全面和透彻。这从万、王二《志》各自序文的对比中,就可明显表现出来,为便于比较,分别征引如下:

万《志》之首《选举志叙》云:

夫驭天下之大法,取人与用人二者而已矣!明初,欲以网罗天下之士,屡有变更。迨典章一定,迭为遵守,行之既久,虽诈伪萌生,弊以踵至,然自立法以来,一代人材政治于是乎出;而其后之补偏救弊,规条寖多,卒亦无能少有加益。乃知致治以人不以法,法不能经久而无弊,亦不能因其弊而人即以变法,是在观时善守之而已。

今以有明选举条分缕次,大约有四:一曰科目,以乡、会试统于文而武系之;一曰学校,凡贡人太学及生徒之隶于太学者,详其考校、登用之制,而次及于郡县学;一曰荐举,诸以辟召及为大臣推荐者得备书;一曰铨选,文与武各叙其大小授职之宜而所考课者附记焉。凡以之四者厘然具载其本末,而二百七十余年其为人材盛衰、政治得失之故稍稍可睹矣。

王《志》未专列《叙》,但《志》文起始一段,实即其序,文曰:

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科目,曰学校,曰荐举,曰铨选。科目以汇征之,学校以教育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明以科目为盛典,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其径由学校起家者,亦科目之亚也,匪是则杂流矣。然进士、举贡、杂流三途并用,虽有畸重,无偏废也。荐举盛于国初,后因专用科目而罢。铨选则入官之始,舍此蔑由焉。是四者厘然具载其本末,而二百七十年间取士得失之故可睹已。

相互比较,不难看出二者史识之高下。万《叙》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指出了选举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即“驭天下之大法,取人与用人二者而已矣”!应该说这是十分正确的。但其又从明初以后对选举制度进行“补偏救弊,规条寖多,卒亦无能少有加益”的认识中,得出“致治以人不以法”的结论,并进而否定对制度进行适时改革的必要性,则是有失偏颇的。固然,在人治社会里,法在事实上经常成为当权者个人营私舞弊的工具,故当权者的素质如何,确实对执法的状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可忽视的,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即使在人治环境下,制度仍在相当程度上对官员的履职行为起着规范和制约作用;因这里的“人治”,在理论和制度上都不是说官员个人可随意而治,而是仅指皇帝个人掌握着国家的最高立法权和对政事的最终裁决权;与此相应的,恰恰是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必须不折不扣地按皇帝钦准的制度和章法办事,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受到相应的惩罚。就明代选举而言,当权者除直接受到选举制度本身的规范和制约外,发达的监察制度和其他相关法律也对其依法照章办事起着有力的制约作用。故在此情况下,选举制度本身是否合理、严密和完备,必然会对选举状况产生重要影响,怎么能得出“致治以人不以法”的结论呢?若果真如此,那撰写专记选举制度并总结其利弊得失的《选举志》还有多少意义呢?法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防弊,由于人的私欲的普遍存在和新情况的不断出现,其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漏洞是必然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法久弊生”的内在原因;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只能通过对既有制度的有效改革才能堵漏防弊,又怎能得出“法不能经久而无弊,亦不能因其弊而人即以变法”的结论呢?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变法”即如何“改革”的问题,而非改不改的问题,不能因“卒亦无能少有加益”,而因噎废食地否定改革本身.显然,这是万《叙》史识的局限之处;正因如此,其第一部分皆被王《志》所弃。但王《志》连其强调选举制度重要性的首句也予舍弃,似也不妥。

万《叙》第二部分说明了该《志》所述科目、学校、荐举、铨选四大部分的主要内容.而王《志》序文则不仅简要揭明了明代选举制度的主要内容,而且还概括出各部分在选举中的功能、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也即道出了作者对明代选举制度内在联系的整体认识。尽管其中仍有偏颇或不尽周全之处,但所言大致还是符合实际的;特别是这种试图揭示事物发展特点及内在联系的努力,更是应予充分肯定。因这不仅对其在万《志》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撰写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便于读者获得和深化对明代选举制度的整体认识。

另外,王《志》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也多有高于万《志》之处。如,万《志》科目上卷在总述明代科举时说:“明取士之法,科目为最重,三岁以提学所取之士试之各直、省,曰乡试。”其中,概言明代乡试是“三岁以提学所取之士试之各直、省”,不确。因提学官至正统元年才开始设立,[4](p453)正统九年才“奏准各处应试生儒人等从提学官考送”[5](p450)。王《志》科目卷则改为“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同时,补充了追溯科举渊源的内容,即“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不仅表述更加简明、准确,而且大大拓展了提供信息的广度。又如,万《志》学校下卷在追溯学校的渊源时说:“学校,自汉武时始兴太学,唐始立郡县学,宋始置诸路州学官,代有增设而法未之具也。”其中,言“唐始立郡县学”,显误,因郡学早在西汉就已设立。[5]王《志》学校卷则改为“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不仅改正了万《志》的错误,而且正确地揭示了郡县学与中央官学在制度上建立起联系始于唐代,表述也更为简练。

经上述王《志》对万《志》大幅度的删润、提炼和加工,遂使该《志》无论在史识、结构,还是在行文、表述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简洁、系统地反映了有明一代选举制度的沿革、发展特点及其实际状况。

当然,说王《志》比万《志》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只是从总体而言;事实上,王《志》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所以,就在王氏进呈《明史稿》的同年,清世宗下令再开史局对该《稿》进行修订,以使其“归于尽善”[1](p215)。又经史臣十余年的努力,至乾隆四年,三百三十二卷的《明史》终于完成,并由总裁官张廷玉领衔上呈。[6](p8629)其中《选举志》仍为三卷,是为定稿。

相比于王《志》,定稿变动不大,内容几乎一仍其旧,字数也与之大体相埒。对此,张廷玉在其《上明史表》中作了明确交代:“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苟是非之不谬,讵因袭之为嫌?爰即成编,用为初稿。”[6](p8630)这虽是针对全书而言,但也完全适用于《选举志》。

不过,定稿在基本承袭王《志》的基础上,也做了以下两方面的改进:

一是对王《志》结构顺序有所调整,即学校卷和科举卷互换位次,使学校居首,科举次之。这样调整,决非否认科举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而是基于“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铨选以布列之”的人才培养、选拔与任用的自然顺序,也更便于表现明代教育在制度和实际上已完全成为科举之深厚基础的时代特点,从而使其结构更近于完善。

二是对王《志》个别词语作了删改、调整和润色。仍以《志》序为例,如适应学校卷和科举卷的互换位次,《志》序首句中的“曰学校”也调到“曰科举”之前;另,“科目以汇征之”,改为“科目以登进之”;“明以科目为盛典”,改为“明制,科目为盛”;“其径由学校起家者”,改为“其径由学校通籍者”。通过这样的“细部加工”,使《志》文表述更趋合理与准确.但总体来说,类似的改进在全《志》中只是个别的。

以上改进,虽使定稿质量比王《志》有所提高,但因其内容几乎完全承袭王《志》,故王《志》的不足也几乎完全承袭下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首先,忽视了明代文官由学校人仕的数量远远超过由科目入仕(进士)的特点。在学校与科举的关系上,王稿和定稿序文强调了“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的特点,也注意到由学校直接人仕是文官队伍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从数量上看,由学校“通籍”者,也决非序文所言为“科目之亚也”,而是远远超过科目出身者的数量。[7](卷二)洪武以后,包括举人监生在内的各类国子监生已成为明代文官队伍的最主要来源;若再考虑到景泰后岁贡生员经廷试直接充任教官并逐渐成为府、州、县儒学教官主体的情况,那么,文官队伍中由学校人仕者所占比例就会更高。忽视了这一特点,必然影响到对明代教育的作用及其特点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其二,武职选举制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明代选举分为文选、武选两大部分,分别由吏、兵二部负责。虽说有明一代重文轻武,文官的培养、选拔和铨选对政局和吏治的影响相对于武官更为重要;但武官的素质如何,其选举制度是否能使各级武官才当其职,人尽其用,对于军队的战斗力和国防实力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整个社会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武职选举制度决非无足轻重.万《志》中,有关武举、武学和武官袭替、升授、选任之制的记载共五千余字,占总字数的八分之一强,文、武记载篇幅已经失衡;而王稿和定稿就更过之,相关记载的字数仅二千余字,不足总字数的十分之一;有关内容不仅遗漏甚多,而且即使涉及到的内容也多语焉不详。

其三,对富有特色的实行于洪武至成化间的民众乞留地方官员制度完全缺载。前代虽然已有民众乞留为政廉能地方官的例子,如东汉末,成都令董和迁巴东属国都尉,“吏民老弱相携乞留和者数千人,益州牧刘璋听留”[8](p979);此后历代也都有这样的例子。但只有到明代民众乞留官员才形成常制。这既有对前代的继承,又由于明太祖特殊的出身和经历,使其认定评价地方官为政优劣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看其能否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他把这一观念运用到选官制度建设中,于是就形成了民众乞留地方官员的制度,即每当官员离任甚至因事被逮之时,若有所辖民众集体诣阙乞留,则即命该官留任并予奖赏。此后,该制又在乞留程序、核实真伪、留任升级等方面得到不断完善,对明初近百年地方吏治的改善发挥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且其实行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皆为中国古代历史所仅见,极富时代特色。但《明史·选举志》自初稿到定稿对此都未做任何记载,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其四,吏员选举制度未得到应有的反映。吏员选举制度就是关于吏员选拔、拨用、考核及人仕的制度,是明代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和前代一样,自中央到地方,各文、武衙门,在堂官、属官和首领官之下,都设有一定数量的吏员,负责承办本衙门的具体事务。正德年间,全国共有吏员五万五千余人,是当时文官的二点七倍![9](p107)故其素质和履职状况如何,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吏治状况。而且,吏员人仕作为文官的重要来源之一,有明一代,一直得到制度的保障,在文官队伍中始终占有相当的比例,正德、万历两部《会典》,皆对吏员选举制度有专门记载;在明初用人不拘资格的情况下,有的吏员甚至被擢为六部卿贰等高级官员。万《志》在文官铨选卷对吏员选举尚有简略附载;但至王稿,这部分内容几乎删削殆尽,定稿也一仍其旧,而未做任何改进。这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选举志》的完整性。

其五,所载史实多有语焉不详和不准确之处。本来,叙事简洁是王稿和定稿的显著优点之一,但就像任何事情都有度的规定性一样,若刻意追求简洁,就不可避免地会舍弃一些在今天看来仍然很有价值的史料,而致语焉不详或言之不确,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二:

一是行文过简而致所述史实不明或不准确,如王稿和定稿学校卷记述明代始设武学云:“武学之设,自洪武时置大宁等卫儒学,教武官子弟。”至于武学与卫儒学二者之关系,则没有说明。事实上,武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武学泛指所有的军队子弟学校,包括都司、卫、所儒学和正统时始设的京卫武学。而狭义的武学,则仅指京卫儒学,只是军官及其子弟学校。况且,若以大宁等卫儒学的设置作为始设武学之标志,也不准确。因据《太祖实录》载,大宁等卫儒学始设于洪武二十三年九月,而在此之前,自洪武十七年四月开始,就已先后有岷州卫、辽东都司和北平行都司等儒学之设立。又如,铨选卷对不同出身的推官、知县在科道官考选中的录取比例,仅载为“举贡推、知,例得与进士同考选,大抵仅四之一”。意为举人和岁贡出身的推官、知县,依例可与进士出身的推官、知县一同参加科道官考选,但录取数只能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若对明代科道官考选制度没有相当了解,仅凭《志》文此句,是很难正确理解其意的;又据万历《会典》卷五《铨选》,可知该例奏准于万历五年,而《志》文略去这一时间,也极易使人误解为早在明中叶开始实行科道官考选之时就已通行此例了。

二是把某种情况扩大化和绝对化。如王稿和定稿序云:明以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其实,这只是明中后期的情况,而明初尤其是洪武时期,卿相不仅不是“皆由此出”,而且主要出自非科目出身者。[10](p833~844,879~985)“二稿皆以明中后期的情况概称有明一代的情况,显然不妥。又如,王稿和定稿在学校卷述府、州、县学和国学诸生之差别时,说“府、州、县学诸生人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可事实上,府、州、县学诸生不入国学,直接通过乡试、会试、殿试而中进士,不仅可以得官,而且仕途通达,怎么能说不入国学就不能得官呢?如果说府、州、县学诸生能走通此途者,还只是极少数;那么,景泰间开始的府、州、县学岁贡生员廷试中式后,即可直接充任府、州、县学教官,就使更多的府、州、县学诸生不入国学而可得官了。府、州、县学诸生只是在既不能直接从科举出身,景泰后又不愿以岁贡直接充任教官的情况下,才是“人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

当然,王稿和定稿有些史事语焉不详,乃是承袭万《志》而来,如天顺之前,各地乡试对应试生儒名数尚无限制;而随着应试生儒的不断增加,考务负担日趋严重;于是,成化时开始对应试生儒名数予以限制,如规定应天府乡试应试生儒不得超过二千二百人;[11](p4606)后又把定额限制改为比率限制,如嘉靖末规定各地乡试每录取举人一名,只允许生儒二十五人应试;[12](p8648)万历初年,又奏准每举人一名,许三十人应试。[4](p455)而对此,万《志》只是在其学校下卷述万历三年提学《敕谕》时,有“生儒应试,每举人一名,以科举三十名为率”的简单记载;至王稿和定稿,不仅一仍其简,而且连“万历三年”也给略去了。有些语焉不详则是由于时代差异造成的,即在撰《志》时,尚属文简事明,而随着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巨大变迁,在今天看来就成为“语焉不详”了。

其六,史实错误也较为常见。就其来源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因袭万《志》而来。如万《志》学校中卷载例监之始云:“景泰元年,以边圉事殷,令天下纳粟纳马者许入监读书,限千人而止;至四年七月,始罢不行。开例纳监自此始。”此说之误有二:其一,明代开例纳监,始于景泰四年四月,而非景泰元年;其二,纳监开始仅限于许生员纳粟人监,而非一开始就没有任何限制地“令天下纳粟马者,许入监读书”[13](p4993,5061)。万《志》同卷又云:“永乐元年,吏部尚书蹇义疏请在内文职七品以上及县正官各举所知一人,吏部考验,如果贤能量才擢用。”据《太宗实录》载,可知其中“永乐元年”,当为“永乐九年”之误。[14](p1543~1544)对以上讹误,王稿和定稿皆一仍万《志》之旧,而未做任何订正。

有的错误是王稿在增补资料时产生的。如其科目卷述“科场弊窦”时言:“万历四年,顺天主考高汝愚中张居正子嗣修、懋修及居正党吏部侍郎王篆子之衡、之鼎。”此句之误有四:其一,万历四年,顺天主考是右中允兼编修何雒文、右赞善兼检讨许国,而无高汝愚。其二,高汝愚应为“高启愚”,万历七年七月,其以右中允兼编修被任为应天主考官。其三,张居正子懋修于万历七年中湖广乡试,而非四年中顺天乡试;嗣修虽于万历四年中顺天乡试,但与高启愚无关。其四,王篆子之衡、之鼎,皆于万历十年中举:之衡中湖广乡试,之鼎中应天乡试,而非四年中顺天乡试,也皆与高启愚无关。由上可知,短短一句话,有误竟至八处之多!这在正史中是很少见的。对此,定稿也是一仍其旧,而未做任何订正。

有的错误则是万《志》本正,而王稿改错。如万《志》学校中卷云:“太祖于乙巳岁置国子学,以元集庆路学为之。”而王《志》学校卷却误为“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又如,万《志》云“府学每岁贡一人、州学三岁贡二人、县学间岁贡一人”的贡例,自正统六年“颁为定例”;而王《志》学校卷却误为“弘治、嘉靖间,仍定府学岁二人,州学二岁三人,县学岁一人,遂为永制”。再如,万《志》科目下卷载:“洪武二十年,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太祖不从。”而王《志》科目卷却载为:“洪武二十年,俞礼部请,立武学、用武举。”类似的纪年、史实等错误,王《志》还有不少,定稿也皆仍其旧。另外,在史实编排上,王《志》和定稿也时有失序之处,此不赘述。

明代选举制度是明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集前代选举制度之大成,对当时政治和社会面貌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又奠定了清代选举制度的基本规模,在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相比之下,学术界对明代选举制度的研究却显得相对薄弱,而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缺乏对《明史·选举志》的系统考订和研究。由于该《志》是今人了解和研究明代选举制度最为常见的专《志》和主要文献之一,其影响之广泛也非迄今任何一部相关专著所能比拟,故其存在的上述问题必然给今人造成诸多障碍和误导,不少论著因引用其中错误或不准确的记述而致误,除上文已述外,常见的还有,如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虽始定于洪武十六年,但该制实际上是定而未行,明中叶后,才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以阁臣荫叙为核心、以三品京官考满荫子人监为主体的文官荫叙制度体系;而该《志》学校卷却载为:“明初因前代荫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荫一子以世其禄。”又如,明代应试举子虽主要来源于学校诸生,但除此外,还有少量的“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人流者”参加科举考试;而《志》学校卷却载为“科举必由学校”。类似错误或不准确的记载,迄今仍被相关的研究成果所广泛引用,甚至公认为代表了建国以来历史工具书最高编纂水平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相关辞条也不免其累。[15](p345~346)

由上可知,加强对《明史·选举志》的考订和研究,已成为明史研究工作者急迫任务之一,因这不仅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而且对于促进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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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明太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

[15]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编委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

第9篇:出纳发言稿范文

各国外交官对他们自己的主要职责是非常清楚的,即会场就是阵地,必须坚守阵地。联合国的会议是不间断的,因此,往往需要整天在会议厅内“蹲坑”。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定“坐功”的外交官是顶不下来的。

联合国多边领域的各类会议五花八门,多如繁星。近年来,面对文山会海,联合国各机构也倡导“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对会议的各项安排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长稿VS短稿

联合国各种大型会议通常都汇聚了千里迢迢赶来赴会的各国政要和达官贵人。以前,各国领导人大都西装革履,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地走上讲坛,先是向场下挥手致意,然后当众朗诵洋洋万言的讲稿。这种做法很有气派,但却非常费时,听众也容易分神。对此,联合国决定进一步深化改革,从2000年起将各国领导人的正式发言时间一律限为5分钟。在许多时候,会议主席既不看佛面,也不看僧面,更不讲情面,敲槌提醒和打断超时者。这种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措施,确实起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现在,各国头头脑脑们在会上通常都采用浓缩后的5分钟短稿。稿子虽短,却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各自国家政府的立场,又展示了领导人自身的风采和魅力。政治家们是“地球人”,都知道上了镜、读了稿,对历史、对将来、对世界、对国家、对百姓、对妻儿、对自己都有了交代。

当然,发言时间缩短了,对发言者稿子的要求自然就提高了。用词过于深奥生僻,听众恐怕当场来不及查字典,也理解不了;太口语化了,又怕成了下里巴人,失了“阁下、殿下、陛下”的身份。时间缩短了,对发言者口才的要求也相对提高了。说快了,翻译跟不上,听众只能听个大概。说慢了,时间不够用,耽误下一个。好在事在人为,许多领导人都有自知之明,行前都私下进行过“彩排”,多数都取得预期效果。

2000年9月,联合国在纽约总部举行了千年首脑会议。当时,中国领导人乘专机前往纽约参加会议。我也有幸随同代表团乘坐同一架飞机。在飞行途中,我国领导人抓紧时间,在头等仓内反复朗诵演讲稿。看到这种情况,我和其他随行的同事都深受感动。结果不出所料,我国领导人的这次纽约之行取得了圆满成功。

正如俗语所说:“黄瓜白菜,各有所爱。”为了照顾不同国家的不同需要,国际会议同时亦允许各国事先准备不限篇幅的长稿,并允许在场内外散发。这样一来,当时看不完发言稿的其他国家与会代表,便可以在会后“兜着走”,捎回去慢慢“品尝”和解读。这一措施果然顺应了时代潮流。现在,会场内打呼噜或漫不经心进行“校对”讲稿的代表少了,打起精神、竖起耳朵听会和动手做笔记的人多了。

■讲坛VS圆桌

原来联合国的会议大多是“一言堂”,即领导人在讲坛上一番慷慨陈词后,便可一拍屁股或一甩袖子离场了事。

现在,会议的议题增多了,内容也包罗万象。大家要求“彼此对话”和“互动式讨论”的呼声也随之高涨。联合国为此每次都特意安排了不同专题和不同规模的圆桌讨论会,任君选择。这一举措不但供言犹未尽的领导人即兴发挥,更重要的是供大家面对面地交谈或交锋,通过彼此的碰撞,寻求思想火花和解决棘手问题的良方。2000年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就安排了三次圆桌讨论会,分别讨论“联合国作用”、“发展经济”和“促进人权”三项议题。我国领导人对此都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种场合通常不读讲稿,不搞记录。大家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想什么,讲什么,你问我答,有来有往,有时还需要“脑筋急转弯儿”什么的,会议气氛常常高过室外的气温,室内也常常塞满各类“看门道”和“看热闹”的代表。

在今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期间,各国首脑亦不例外,在圆桌周围“排排坐、来唠嗑”,共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有人甚至预言,联合国此类圆桌会议将愈来愈走俏,影响也将愈来愈大。

■民间VS官方

在联合国,上至秘书长本人,下至各个专门机构,近年来都在推动一项主张,即鼓励民间团体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因此,每当联合国举行重要的大型会议时,往往有民间社会或非政府组织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就同一议题举行会议。

由于非政府组织代表都不是“正规军”,既有专家学者,也有“三教九流”,会议往往搞得声势浩大、热闹非常,有时甚至喧宾夺主。

非政府组织成员一般可以分为“左中右”,有怀旧的,有新潮的,有穿奇装异服的“新新人类”,也有“膀爷”和“三点式”女郎。与会代表有真心实意为联合国出谋划策的,有向各自政府发泄私愤的,也有在国际场合哗众取宠的,更有纯属“到此一游”的。可谓“不来白不来,来了等于自来,白来还是要来”!

这些民间社会组织的会议通常都会发表会议宣言,通过决议等,以表达其对国际和地区问题的关切,对联合国会议施加影响。

近年来,联合国秘书长和其他高官都逐渐知道“鱼儿离不开水”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道理,或出于重视,或出于礼貌,届时都会到现场“露个面”、“握个手”或“说几句”。当然,最忙碌的永远是负责维持会场秩序的男女警察和打扫环境卫生的“工人阶级”了!

■便服VS西装

以前,凡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代表们都非常注重衣着。男的通常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女的则穿红戴绿、浓妆艳抹。开会就犹如参加一次隆重的社交活动。不少女性代表甚至将到会露面视作为“时装表演”或“选美比赛”。

但时代不同了,现在联合国的会议日益趋向务实,不太计较形式,而是重在成果。与会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三观也随之发生变化。由于重大会议通常包括大大小小的各类磋商和碰头会,有时磋商是前脚接后踵,从早熬到晚,甚至常常就在会议厅走廊、咖啡厅角落等“战略要塞”进行,代表们衣着太讲究反而显得彼此拘束,甚至还会碍事。

我参加过许多次安理会的专家磋商。每次都听到会议主席主动招呼大家“放下大架子、不顾薄面子、张开嘴皮子、备好笔杆子”,先将西装外衣脱掉,然后才开始讨论实质性的议题。讨论时还经常提醒大家务必言简意赅、言之有物。到后来,只要是一般性的内部磋商或碰头会,不少人干脆就穿件衬衣出场。

遇到圆桌会议等场合,主席还专门在通知上要求大家“穿着随便”,重

在实效。这样一来,大家反而觉得彼此亲切,去了原来担忧衣帽取人的一块心病,在讨论中还真的做到了“互不设防”和坦诚相见!

■电脑VS纸张

联合国是一个生产文件的“大户”。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在纽约的各国代表团平均每个工作日收到30份不同内容的文件,一年收到的文件达87500页。为了精简文件量,联合国秘书长曾做过自我约束,规定他向联合国各机构提交的一份报告不得超过16页,或超过7200字,其他负责人提交的报告最多也不能超过20页。

联合国文件多并不可怕,大不了随手一扔。但每次会议必有名目繁多的案文磋商却使人头痛万分。以前,各国代表全都是纸上谈兵,靠笔纸修改宣言稿或决议草案。遇到各国代表团意见分歧时,常常是一稿未定,另一稿修改案文又新鲜“出炉”,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影响了谈判效率。

随着世界进入数码时代,一些联合国会议已开始喜新厌旧,启用多媒体投影设备。如联合国安理会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就在磋商室内安装了投影机。这两年又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托管理事会两个大会议厅内安装投影设备,并考虑在翻译厢内配置同步收看的小屏幕。

在联合国主办的一些会议上,不少到会发言的代表为了加强说服力和感染力,越来越借助手提电脑的投影功能,发表图文并茂的发言。这样做有许多好处。说者开门见山、简明扼要,听者眼耳并用、兴致盎然,收到了好的效果。

联合国秘书处或会议主席团有时干脆在会场内架起了巨大的屏幕,逐段用英文与各方商定案文。这时,各国代表就必须“拼”个人综合素质了。政策水平、应变能力、英文功底、眼睛视力等等,少一样都不可。稍不留意,案文讨论就会“轻舟已过万重山”。

有一次,我国有一位退休后返聘的年迈大使去参加一次重要的磋商。当时,会议就采取了这种同步式的案文磋商。只见主席当场吆喝一声:“对这个词谁还有什么意见?”然后抬头向四周一转,两眼往场内一溜,手中木槌使劲一敲,就算全体接受了。

这位从小就投身革命的大使,从未见过这种急风骤雨式的磋商。幸亏坐在他身后的中方助手眼明手快,及时帮他出招,才使会议的最后文件妥善地反映了我国的合理关切。

■表演VS讲演

常言道:“好事”传千里。联合国这些讲究实效的做法,逐渐成了样板。一些地区性的多边会议亦不甘落后,不但对联合国会议的新套路照葫芦画瓢,还能青出于蓝。如近几年来,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性会议的东道国敢想敢干,特意将会议日程中的最后一个晚上空出来,组织一场专门的文艺演出,由各国代表自行上台献艺。

不同文明、不同性别、不同肤色、不同血型、不同宗教、不同身材、不同级别、不同收入的不同国家代表,在同一个舞台上自编自演不同的节目。

在会议的庄严讲台上,各国代表讲演时通常都会目不斜视、一本正经。但在轻松愉快的娱乐之夜,大家却忽然变得肆无忌惮、“亲密”无间。许多国家的代表一专多能,综合素质高,在演出时纷纷拿出“绝活儿”,结果博得满场喝彩。大家在紧张激烈的磋商中结下的“恩恩怨怨”,都在这载歌载舞当中化为乌有。

如在2002年10月的亚太组织合作会议高官会期间,我国与美国的高官相互反串了一台《缉拿本・拉登》的闹剧,让在场的观众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开会VS用餐

举办国际会议本是一件耗时、耗力、耗财、耗人的事情,许多主办部门和人员都为此感到头痛。但凡到过联合国总部开会的代表,都切身理解到这样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联合国安排会议大都因繁就简,有自己的优点,即:只管办会,不管吃饭!

联合国有两个大餐厅,一个在四层,一个在一层。四层属于“高档消费”,可以自助,也可以点菜。自助餐每人30美元左右起,高级外交官多在此用膳。一层属于“大排档”食堂,全是西式“家常菜”套餐。那里常年供应汉堡包、牛排配土豆条等,每份5美元到8美元不等。联合国一般职员、工勤人员和各国中低级外交官多在此“凑合”。由于菜谱长年不变,常在那里用餐的人都能对菜单倒背如流。

如果是联合国与别的国家合办会议,情况则有所不同。通常而言,举办会议的东道国都会为全体与会代表举办一次欢迎招待会,象征性地尽一下地主之“礼”。对于代表们在会议期间的“温饱问题”,财大气粗一点的主办部门,会“赏赐”几顿自助餐;手紧一点的组织者,则只能意思意思,提供几块三明治之类的快餐。

与会代表在会议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开会、讨论、研拟文件,因此,在餐厅内各取所需、自由交谈的经济实用餐饮方式很受欢迎。而每晚举行正式宴会,一道一道大菜不停地上,将客人撑得打嗝,或灌得半醉的做法,只能误了大家的“好事”。

现在,许多与联合国合办会议的东道主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采取多开会,少管饭的办法。结果,会议的时间缩短了,效率反而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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