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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愚人节精选(九篇)

第1篇:恐怖愚人节范文

关键词:泰国恐怖电影;佛教文化;上座部佛教;佛教教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9-0133-02

一、泰国独特的宗教文化

在东南亚乃至世界,泰国素以佛教圣地著称。泰国自立国以来,历经七百多年,都以佛教为国教,成为传统的习惯。

泰国所信仰的佛教即南传上部座佛教。上座部佛教,巴利语 Theravàda。Thera,意为长老,上座;vàda,意为说,论,学说,学派,宗派,部派。又称巴利语系佛教、南传佛教、巴利佛教,与大乘佛教并列现存,是佛教最基本的两大派别。

上座部佛教认为:只有佛陀才有资格制定戒律。因为佛陀具有一切知智和大悲智。唯有同时具足一切知智与大悲智者,才有资格制定戒律。但是除了佛陀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同时具足这两种智慧而拥有这样的资格,因此我们就只有遵守的份。正因如此,坚持这三项原则的僧团就称为上座部。

现在泰国佛教徒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5%,僧团约有29万人,其中比丘约18万,沙弥10万。佛教文化是泰国文化的脊梁,佛教对泰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说不论是传统文化还是风俗习惯都与佛教息息相关

二、恐怖电影的界定及泰国恐怖电影概况

恐怖电影,又名恐怖片、惊悚片。以电影叙事使观众感受恐怖。以恐怖气氛和恐怖情节贯穿全片,多以神鬼妖异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发生纠葛的离奇怪诞情节结构故事,以刺激观众的恐怖感。在《电影艺术词典》中这样定义恐怖片:“恐怖片,专门以离奇怪诞的情节,阴森恐怖的场景或音响吸引观众好奇心的故事片。”

恐怖电影以其独特的拍摄手法,震撼人心的视听效果引起了越来越多观众的关注。欧美恐怖电影以其高科技制作的震撼效果,强烈的视觉刺激,追求血淋淋的画面为主,如《德州电锯杀人狂》(The Teas Chain Saw Massacre 1974)、《闪灵》(The Shinning 1980 )、《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1991)。日韩恐怖电影则主要追求诡秘的气氛,惊悚的情节,如《午夜凶铃》系列、《咒怨》系列。而泰国恐怖电影则以强列的本土化意识,宗教观念异军突起,在市场取得了不少成绩,并逐渐成为亚洲恐怖电影的代表,如《幽魂娜娜1》(1999)、《鬼影》(2004)、《鬼鼓》(2007)等。

三、佛教在电影中的体现

泰国是个一全民信教的国家,其风俗习惯、传统文化、文学艺术、建筑等几乎都和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浓厚的佛教气息使得泰国恐怖电影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电影片名

仔细研究电影片名不难发现,不少电影片名与佛教也有着不可分的联系。如《鬼债》(2003)、《鬼影》(2004)、《鬼宿舍》(2006)、《鬼鼓》(2007)、《鬼肢解》(2007)、《厉鬼将映》(2008)、《鬼乱5》(2009)、《怨鬼之家》(2011)等,电影片名中都包含了“鬼”字。大部分泰国恐怖电影都以鬼片作为其代表,鬼这一形象成了泰国恐怖电影的代表。鬼在恐怖电影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人和鬼之间的恩怨纠葛使得恐怖电影突破了仅靠画面造型取得惊吓效果的弊端,同时丰富了影片的故事性。在恐怖电影塑造的种种令人战栗的形象中,“鬼”起到了十分重要得作用。

鬼的形象大多与佛教有关。一般人认为,人死之后,魂魄转世为鬼。而佛教的定义并不是这样,佛教世界里一切众生,在生来死往之间,会依据业力,分别居住在六种不同的生活情境之中,这六种情境称作为“六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善业成熟者生于天道及人间,恶业者沦落地狱、畜生、饿鬼三途恶道。在这六种情境中,我们一般所称的鬼,就是位处于饿鬼道和地狱道里的众生。佛教定义中的鬼,就是过去生多植恶因而去往地狱道和饿鬼道尝受苦果的众生。这不同于民间传说狰狞恐怖的“鬼形象:,佛教中的鬼,是多苦多难的有情众生,在六道轮回之中,随业所牵,尝受恶果。人死随其在生所为而轮回六道,坠日鬼道,只有六分之一的机会。

正是这样,使得泰国恐怖电影不同其他国家的恐怖电影,欧美恐怖电影中大多都是精神病患者形象,心理恐怖片的主角。总体来说都是具有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

(二)电影场景

泰国恐怖电影在场景设置上不同于其他恐怖片之处只要体现在其独特的建筑风格上。泰国建筑物深受佛教的影响。在泰国恐怖电影中时常出现与佛教有关的生活场景,如佛教节日,相关是仪式等,使整个电影充满了佛教的气息。电影中随处都能见到金碧辉煌的佛寺,多层层顶以及高耸的塔尖,用彩色的玻璃、木雕、金箔等镶嵌装饰,门口多有身着金缕衣的佛像。

泰国是一个佛教历史十分悠久的国家,泰国寺院约有2.5万座、佛塔10万座,基本上每个乡就有一座寺院。

大多数恐怖电影中均出现寺院佛塔,从《幽魂娜娜Ⅰ》(1999)、《鬼债》(2003)、《鬼鼓》(2007)等片中的各种佛教礼仪祭祀,伴随着节日、仪式的过程。电影中时常会营造佛家吟唱经文的气氛,渐渐出现佛教音乐。

除此之外,泰国居民的住宅也极具佛教色彩,大多采用木制或竹制结构的干栏式建筑,居住在密林深处或者水边,房顶也是类似于庙宇的重叠式三角顶。人走在这种独特风格的建筑中,地板常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为影片添加了恐怖氛围。如《幽魂娜娜Ⅰ》(1999)、《香颂鬼屋》(2007)、《恶魔的艺术》系列影片中出现这样的建筑。

常见的元素

影片中时常出现佛龛、佛像、法器、兰花、纹身、舞蹈、鼓、木琴、传统服饰等元素,大部分和佛有关。

对于许多虔诚佛教的泰国民众来说,纹身也直接体现着宗教精神和自己的信仰,在全民信仰佛教的泰国,纹身也赋予了一层神秘的宗教意义,由僧人在寺庙内为信徒纹上的经文和特殊的佛教图案更是被泰国人奉为保佑平安,驱除霉运的护身符。与普通的仅出于美观的纹身不同,佛教纹身只能在寺庙由僧侣和特别的师傅刺上。

泰国恐怖电影由始至终充斥着寺庙、祭祀等意象,电影中总会出现主人公双收合十的镜头,这也与当地的佛教风俗习惯有关,成为恐怖电影中不可缺少的细节。正是由于这些细节元素的描写,使得泰国恐怖电影充满着一种神秘的宗教力量。

(三)色彩

日韩恐怖电影从光线上看,影片大多都是阴郁、幽暗的。从色调上看,影片是冷色调的。如《午夜凶铃》系列、《咒怨》系列。故事大多都发生在室内,光线昏暗。因此往往会给人压抑的感觉。而泰国恐怖片在色调上打破了日韩恐怖片黑白灰冷色调的传统,将极具本民族特色的色彩搬上银幕。佛教的密教中强调五种颜色,亦即白黄红蓝绿五种。

在泰国朱红和赤黄分别象征着积极与华丽,寺庙建筑、佛像雕塑等都是以这种颜色为主的。红色的权利的象征和斗志旺盛的颜色,它与肃穆的寺庙宗教相联系,灵塔殿、护法殿、佛殿等重要殿堂的外墙一般都使用红色。在大片红色墙面上会装点着青绿色和金彩也是其佛教艺术的标志。除了建筑上的华丽,还以兰绿为主营造出神秘的气息,将两种色调完美结合。《人肉米粉》(2009)则以回忆和现实相互交织开来叙事,回忆中场景使用抑郁阴暗色调来处理,现实中的段落则以深蓝为主调,配以明绿、鲜红等亮色来表现主人公小莲现在的生活。

色彩的别具一格使得泰国恐怖电影打破以往沉闷的暗色调,给人眼前一亮。

(四)声音

声音是营造恐怖气氛最好的方法,恐怖电影经常需要突如其来的声音配合画面以达到刺激观众神经的效果。寂静也是恐怖电影中时常运用的声音,这种寂静营造了恐怖的气氛。

根植于本土的创作特色的泰国恐怖电影,其音乐的运用,也带有本民族的特色,由于泰国的传统音乐与佛教文化关系密切,所以很多音乐的曲调和乐器都与佛事典礼仪式有关。充满佛教色彩的声音运用让观众感受到了不同的文化特色。

由此可见,泰国佛教文化深刻的影响着泰国恐怖电影,使得泰国恐怖电影散发着浓浓的宗教色彩。

四、佛教教义对电影主题的影响

恐怖电影所展现的是在现实世界里很难见识到的扭曲、颠倒、变态的世界和内心。泰国恐怖电影以其独特的宗教文化为背景,融合了自身的以及民族风俗,说教意味更浓于单纯寻求恐怖电影的日韩恐怖电影。除了带给人恐怖刺激的感受外,泰国恐怖电影更注重于说教。它突出论理教化“因果报应、几世轮回、人性善恶”等作为基本功能,构成了传统泰式恐怖片的特质。电影中的鬼复仇、杀人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总有它的原因,因果报应正是大多是大多影片索要表达的主题。泰国恐怖片善于阐释佛教学观,教化世人。如《13骇人游戏》(2005)中探讨人性贪婪的一面,影片中人性的恶劣与阴暗暴露无遗,通过影片意在教化世人,切勿贪婪。《鬼影》的故事则是告诫人们,善恶有报。佛教教义渗透其中,告诫着我们深刻的道理。

(一)善恶因果与业报轮回

泰国恐怖片善于阐释佛学观,教化世人。佛教信奉因果报应,相信人有生缘(来世之生)与死缘(来世之老死),人死后可以投胎重生。佛教“轮回”观点认为,世间众生处于六道轮回之中不得解脱,根本原因在于未能从源头上熄灯贪、嗔、痴三毒。“要知前世因,今生受着是,要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佛说四谛、十二因缘法门,也就是具体的说明三世因果的道理。

(二)“三障”—贪、嗔、痴

“三障”是佛教用语,贪是贪爱五欲,色、声、香、味、触等五欲。嗔是嗔 无忍,指仇视、怨恨和损害他人的心理。嗔的产生与作用与贪正好相反。贪是由事物的喜好而产生无厌足地追求、占有的心理欲望,嗔却是由对众生或事物的喜好而产生愤恨、恼怒的心理和情绪。痴是愚痴无明,因贪、嗔、痴能毒害人们的身命和慧命,佛教认为,众生因无始以来所具之无明,致心性愚昧,迷于事理,因此而有“人”、“我”之分。于是产生执、法执,人生的种种烦恼,世事之纷纷扰扰,均由此而起。贪、嗔、痴故称“三毒”,它是世间一切烦恼的根本。

快乐为束缚,喜悦亦短促;乏味生痛苦,智者知诱钩。贪欲是全世界的敌人,给众生带来一切一切罪恶和灾难。人往往被愉快的外境所吸引,“他寻求快乐跟着五种外境驰求,对知道的意境就执着。他不知道色、声、香、味触、法诸境,永远不会满足眼、耳、鼻、舌、身、意的欲求。众生强烈要求拥有的欲望,成为生死轮回的领域,使众生在苦恼中受折磨。”

泰国恐怖电影以其显著的佛教文化元素在世界恐怖电影中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受到人们对关注,更以其出人意料的结局震撼人心。泰国恐怖片总是在最后才揭开悬念,当我们以为一切都结束时候,悬念才娓娓道来,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恐怖,更是心灵上的震撼。传统的泰国恐怖片注重剧情的完整性,逻辑性以其伦理教化。在好莱坞电影的同化下,在片面追求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将血淋淋的恐怖镜头组成搬上荧幕影,,忽视情节发展的起承转合与逻辑性,往往让人感到不知所云。如《疯魔美女》(2007)故事的内容乏味,用血腥来加以掩饰,已达到视觉冲击的效果,全片充斥着血淋淋的镜头,以血腥场景作卖点,仅仅是达到感官上的刺激。

五、结语

泰国电影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远远不及日韩和欧美恐怖电影流行,近些年来,泰国恐怖电影逐步崛起,它以其民族神秘的宗教艺术异军突起,以其独特的宗教文化为背景,融合了自身的以及民族风俗习情的背景,说教意味更浓郁于单纯寻求恐怖刺激的日韩恐怖系列。南传上座部佛教让泰国恐怖电影有了蓬勃的生命力。

通过研究佛教文化与泰国恐怖电影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我们对于泰国恐怖电影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根植于本土,值得我们借鉴与运用。他一独特的风格越来越受人们的关注,但在片面追求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一味追求感官上的刺激,传统泰国恐怖片的特质渐渐丧失,走向迷失。

参考文献:

[1]万益杰.“新时期”泰国电影研究所(1997-2007).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

[3]贾选凝.热带丛林的“幽灵”与“鬼魂”-泰国新进恐怖片三大母题表述.北京电影学院报,2010年.

[4]那烂陀长老(Nahathera)著.学愚法师译.觉悟之路.

[5]林槟苹.佛与魔的艺术-解读泰国恐怖电影.东南传播,2008年第8期.

[6]卢兴.全球化进程中的本土文化危机-以泰国恐怖片《鬼鼓》为例.东南传播,2010年第5期.

[7]王晶.恐怖电影的价值论说.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8]姜雪.佛教文化与泰国恐怖电影.

第2篇:恐怖愚人节范文

一年一度的愚人节就在眼前了,郑州世界秘书网版权所有,一些商家就顺势推出了各种古怪的“整人工具箱”——看似普通的口香糖,一拆包装竟会遭遇电击;骷髅头门铃,只要轻轻一按,骷髅头就飞快地伸出舌头,“痛击”你的手指;甚至商家连“出气包”都准备好了——穿着“狼心狗肺”背心的狗玩偶,你可以任意对它“施暴”,而它则随之用各种幽默的语言叫喊着向你求饶。

作为调味品,愚人节能为现代紧张生活带来狂欢和轻松,释放紧张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据报道,多数美国家庭要在这天举办鱼宴,主人往往在宴会上给客人们做假菜:最先一道是“色拉”,但拿开莴苣叶,露出来的却是牡蛎鸡尾酒。糖果不是放在果盘中,而是放在药盒里等等。愚人节虽然也有恶作剧,但这种恶作剧只是“娱人节”,文化,幽默,滑稽,是谎言,有情调。为了不给当事人造成预想不到的恶果,“娱人节”考虑到了愚弄游戏的暴力成分、愚弄等级和愚弄程度以及被愚弄者的承受能力,给予被愚弄者必要的精神尊重和健康生命保障。既能达到情感欢腾,又能收到愚弄效果,“愚弄度”放到了“玩乐”和“幽默”平台上,放到了玩笑而不失庄重的背景中。

愚人节只是娱乐开心与人为善的载体和形式,大智若愚和大愚若智的弄欢寻乐才是目的、内容,所以不能太过分。相对而言,我们的愚人节就非常奢侈了。用刺眼夸张的动作将愚人节的情调忽悠到没有边际的视界,所有的含蓄顾忌和涵养规则都忽略了,用粗俗、恐怖的玩具制造刺激,这已经不是一种愚弄玩乐,而是一种“整人节”和“精神施暴节”了。人们只是考虑到了自我,而没有考虑到会给当事人带来精神伤害;只考虑到了狂欢,而淡忘了应该保持的君子风度和绅士风度;只照顾了自我情感发泄,而忽略了社会规则、道德秩序和法制威严,当这种“整人节”带给人们更多的只是愤怒、恐惧和不快的时候,很显然就会伤人自尊,让朋友失和,亲人不睦,危害工作,影响社会安定,这是应该避免的。

据报道,这种“整人玩具”在青少年中很流行,这就更让人担心。这种涉嫌“精神污染”的另类玩具大都没有厂址、厂名和商标,没有警示标志,此世界秘书网版权所有,类“三无产品”不仅给消费者带来健康威胁,更会向他们传达粗俗的审美倾向。清理“整人玩具”除了依靠职能部门的专项治理,更要进行文化整顿。

第3篇:恐怖愚人节范文

起源一

1564年,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决定采用新改革的纪年法——格里高利历(即目前通用的阳历),以1月1日为一年的开始,改变了过去以4月1日为新年的的开端。但一些守旧派反对这种改革,依然按照旧的历法在4月1日这天送新年礼,庆祝新年。主张改革的人把守旧派这些做法大加嘲弄,在4月1日给他们送假礼物,邀请他们参加假的聚会.从此,4月1日捉弄人便流传开来。当人上当受骗的时候,捉弄他的人会大声叫:"四月之鱼"("POISSOND'AVRIL"),意为"四月恶作剧"。这句成语的由来与原来之意义已不清楚。

起源二

据英国历史学家的考证:“愚人节”愚人节视力考验的起源乃是出于印度佛教那句“到达彼岸”的话。而英人百科全书里面则是记载着:“愚人节”乃是公元十五世纪宗教革命之后始出现的一个说谎节日。那时西班牙王腓力二世曾经建立一个“异端裁判所”,只要不是天主教徒就被视为异端,在每年四月一日处以极刑,也就是死刑。臣民们感到非常恐怖,于是每天以说谎取笑为乐,来冲淡对统治者之恐惧与憎恨。其后,沿用日久,演变为今日之“愚人节”。

起源三

相传距人类始祖亚当之后约一千六百五十年间,上帝以洪水来毁灭世界,但仅留下亚当的第三个儿子慧德的后代挪亚,他以一条人造的大船保全了一家大小的生命。洪水稍退之后,挪亚便放出一只白鸽,想探求一块洪水消退之后的陆地,因为这一天正好是四月一日。所以后人认为,在这一天去做一种毫无意义的事,就好像一只白鸽做了白工一样,行为愚蠢。为“愚人节”之起源。

起源四

据古罗马残籍记载:罗马在每年四月初举行“蔓姜会”,某年“蔓姜会”,主宰之神雪丽丝之女白洛赛苹娜在极乐园采摘水仙花时,遇见冥府王菩拉多,两人一见钟情,互相示爱,菩拉多便娶白洛赛苹娜为冥府王后,当他们两个返回地府时,菩拉多乃差使地府中之鬼怪发出吃吃之笑声,以愚弄雪丽丝,而雪丽丝果被愚弄,她乃循着声音的来源寻觅。因此,他们便以每年之“蔓姜`会”为“愚人节”。

起源五

根据基督教徒的说法是:“愚人节”是为了纪念耶稣受难的日子,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愚人节小丑架之前,被迫到处奔走,后人以四月一日这一天来纪念他此种无辜地被人活活钉死,其实含有警惕之意义。

第4篇:恐怖愚人节范文

2.电梯大家上班基本上都会坐的,因此也有人在电梯上动脑筋。当你坐电梯时,某人伸手去按电梯操作面板按钮时,装着受电击的模样;深夜坐电梯时只有你一个人,门开了某人探探头,然后装着看到很多人挤在里面的样子,镇定地说,“这么多人坐下一趟吧!”没被吓到吧?呵呵,既然是愚人节,那么即使是在电梯这样的公共场合也可能挨整。所以最好提前做好思想准备,在坐电梯时如果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就当什么也没发生,保持镇静熟视无睹,那整盅者自己都会觉得无趣了。

3.整人当然也少不了玩具。常见的就是突然从箱子里弹出来的怪物娃娃、造型逼真的老鼠、蜈蚣、蜘蛛玩具、沾满“鲜血”的“断手”,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恐怖玩具会把你吓一大跳。愚人节这天整蛊玩具将成为重要的“道具”,要是不想被吓出一身冷汗就得对任何拿到你面前的物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接受或者触碰未知的玩具模样的东西。如果有人突然从背后拍你肩膀,最好别着急回头,否则很可能迎面过来的就是吓人的整蛊玩具。这个整人的对象一般都是胆小的女生,你的尖叫声是男生最喜欢的饿。呵呵,女生可要提高警惕了。

4.当然自制的道具整人更有成就感。早上刷牙时发现牙膏突然变成了绿芥末;吃一块同事递过来的饼干却好像有牙膏味;喝一口“可乐”却喝出油盐酱醋的味道。贪吃的人这天最好忌口啊,不然可要惨了。这一天任何人给的美食在吃之前都要看仔细了,先闻闻,再看看,检查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再吃。连矿泉水也不要放过,因为里面可能有二锅头、肥皂水。

第5篇:恐怖愚人节范文

现在,我们知道了群集的自闭实际上有这样几个过程,一、在空间上把内部个体和其他群集隔绝开来,二、在精神上把内部个体和他者敌对起来,三、对内部个体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的监控,把个体成员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全部纳入群集的控制范围之内。

但这还不是群集恐怖的全部,集群制造的最大恐怖是对恐怖的恐怖:集群总是不让其内部成员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遭遇监视,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对监视所产生的恐怖的恐怖,因为害怕那个监视,却又不知道那个监视会出现在什么地方,由什么人来承担,便只能时刻提防被监视,就此大洋国的公民实际上生活在无时不有的恐怖之中。有形的监视――如电幕――所造成的恐怖还是有限的,真正的恐怖是由无形的监视带来的――你不知道正在监视着你的人是谁,奥威尔告诉我们,大洋国恐怖的最可怕方面是全民的恐怖,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恐怖――它让人们彼此监视,它不断地对着你的耳朵强化,“监视的人就在你的亲人、朋友,在你的身边,你做什么都逃不过老大哥的眼镜”。禁果这种强化,这种恐怖变成了一种内在状态,大洋国的人因为时刻都处于对监视的提心吊胆之中,最终这种提心吊胆变成了内在于其生存状态的东西,它在时刻提醒着大洋国的公民不要越雷池半布,这样实际上这个监视者被内化了,真正的监视者变成了被监视者自己,那个作为监视者的“自己”比那个假想中无处不在的监视者(他人)还要严酷;最终,大洋国的公民造成了这样一种状态,他们无论做什么都会想:“老大哥对此会满意吗?”“老大哥希望我这样做吗?”同上这样的提问,被监视者自动地开始了自我监视,他们成了自己的狱卒,在自己的监视下他们同时也成了模范囚徒――他们彻底被驯服了,他们把对“老大哥”的屈从转变成了对“自己”的屈从,从此,因循和屈从成了他们生活方式的全部内含[2]。就此我们可以给恐怖统治定出一个公式:

恐怖统治=(高压+隔绝+监视)×屈从

下面是《一九八四》中的一段:

“你有罪吗?”温斯顿问。

“我当然有罪!”帕森斯惭愧地看了一眼电幕。“你认为党不会逮捕一个无辜的人,是不是?”他的青蛙脸平静品一些,甚至有了一种稍带伪善的表情。“思想罪可是件可怕的事,老兄。”他故作庄重地说,“它是暗中进行的。你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它就抓住了你。你知道它怎样抓住我的吗?在睡眠中!是的,事实就是如此。你想,像我这样的人,不停地工作,竭尽全力,从来就不知道我的头脑里有过什么坏念头。可是我开始说梦话。你知道他们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他压低了声音,好像有人为了医学上的原因而不得不说淫话一样。

“‘打倒老大哥!’真的,我说了这个!看来说了还不止一遍。老兄,这话 只对你说头们没有等这再进一步就逮住了我,我倒感到高兴。你知道我到法庭上去要对他们说什么吗?我要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及时挽救了我。’”

“那谁揭发你的呢?”温斯顿问。

“我的小女儿。”帕森斯答道,申请有些悲哀,又有些骄傲。“她从钥匙孔里偷听。一听到我说的话,第二天就去报告了巡逻队。一个七岁的小孩儿,够聪明的,是不是?我一点也不怨恨她。我反而为她自豪。无论如何,这都说明我把她教育得不错。”

什么因素决定了帕森斯的话是如此说,而不是反过来说呢?什么东西让他说“谢谢你们及时挽救了我”、“我反而为她自豪”呢?

恐怖只能在封闭群集中流通。在封闭集群中,因为生活空间狭小、精神空间更小,人们的视野受到极大的限制,交际圈封闭,生活闭塞,人们终年生活在熟人、熟物之中。封闭的生活产生了惰性:因循守旧,老人统治、道德主义、人情社会。因为封闭,人们只能生活在同类型的人之中,和异类交往困难,接触他者障碍重重,成天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就如同从自我中复制出来的他人,这种被迫生活在封闭之中的人,渐渐地习惯于在圈内解决一切问题──进而人们被这些圈子所主宰,起先是不得不生活在这个圈子中,渐渐地是离不开这个圈子了,甚至在精神上会为这个圈子所操控,以为这个圈子就是生活的全部。

由于目光狭窄(生活范围狭窄的结果)人们对外界的兴趣也狭窄化了,自我意识变得模糊,生活在封闭圈子里(一个没有陌生人、陌生事,一天一天没有任何新鲜色彩)的人总是缺乏真实的自我体验。首先是缺乏相异之人的对照(周围都是熟人,相互间缺乏对比──熟人在这里意味着遵守相同的生活风俗、习惯、方式),没有异己事物的激发,没有新鲜事物的激励,人们无法发现自身中的创造性(个性力量),寻求个人感的冲动被压抑了,熟人社会是重人情、重归属感的群体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代替了竞争,守旧代替了创新,从众代替了独特。在这种封闭的生活处境中,因为无法逃离哪里,一个小小的过失都将是致命的。因为那些看过你犯那个错误的眼睛将永远盯着你,你无法摆脱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观之所以成为令人压抑的威胁,是因为到处都熟人的眼光、监视的眼睛。冒险被禁止,任何逾越常规的企图都被扼杀在摇篮里。“熟人”组成的社会圈子,四处都充斥着叫做世交、老朋友、亲戚人,而这些人也是最好的监视者,人们办事首先想到的是这些人会怎么看,或者这些人是否能帮忙,他人的眼睛成了办事标准,人情成了办事的通行证甚至成了办事的前提,社会中各项事物的法则都归结为人情交换法则──这从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封闭性(外人难以进入这样的圈子就是因为他总是因缺乏人情关系而被拒绝),人们办事不是靠个人奋斗,发展个人的能力以及与众不同的独立个性在公平的公开的竞争中争取到待遇、机会、成功,而首先想到的是人情、找熟人、找依附成为封闭型社会的典型特征。封闭群集扼杀的是人的个体意识、创造冲动,鼓励的是依附、监视、攀比和屈从。

群集为了维护自生存,不仅要将恐怖不断地施加于其内部的个体之上,以便维护其内部统一性,同时它也必须将恐怖不断地施加给异族群集,以便在群集与群集的竞争中获得最大可能的生存空间。因此群集之间存在彼此施加恐怖的关系。这种情形下,为了克服恐怖,一个群集就有可能把“将恐怖施加于别的群集之上”作为一种生存手段使用。这样,恐怖就自然而然地转换成了暴力。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就是群集之间恐怖关系的最有力的证明:一方的安全感必须以对另一方的武力威慑为前提,也即群集双方各自的安全感以彼此互相施加恐怖感以及这种恐怖感的平衡为前提。

群集的暴力至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乌合型群集暴力。一种是集合型群集暴力。

关于乌合型暴力。蒙森这样描述发生在公园7世纪中下叶(681年)罗马的暴力事件:

“至此为止,我们已经描述了苏拉重建的元老院是如何守卫马其顿的便捷,如何为小亚细亚诸属国的国王们制定秩序,入伙最终在海上运用警察力量。任何一方面的后果都无法令人感到愉悦。政府在另一项或许是更为紧迫的事件中亦未取得更好的成果,即监管各个行省的无产者,其中尤其是意大利的无产者。奴隶无产者这一癌肿咬啮着每个古代国家的脊髓,一个国家越是繁荣强大,这一咬啮就越是厉害……当奴隶和无产者们受显贵阶层之命去掠夺和谋杀时,他们很容易产生一个念头,为自己去干相似的勾当。只需要一点火星,就能够将这可怕的干柴变成熊熊烈焰,将无产者变成一支暴动的大军。”[3]

色累斯人斯巴达克斯率领的奴隶起义就在这种情形下发生,起先他们只有74个人,但是很快,便由于周围地区众人争先恐后地投奔而迅速地壮大了。

不过在接下来的描述中蒙森不无遗憾地写道:

“这场暴动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仍旧是一场强盗的暴动,它的困境更多地是来自自身的分歧和毫无目的,而不是源于对手的强大”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起义集群为什么会很快变成单纯的暴力集群,原因是他们没有统一的计划和目的,没有一个“精神”可以把他们整合起来,蒙森的分析认为,斯巴达克斯暴动的失败应当归咎于迅速发生于暴动者内部的分裂和争吵,毫无目的的群集在一起的犷悍之徒只愿意在被占城市中粗野地放纵狂欢,他们漫无目的地洗劫和掠夺,“随着胜利的取得,斯巴达克斯在作战中见到的顺从已经从那些部下身上消失了”,他们身上突然露出了桀骜不驯的本质,这种本质把他们带向了暴力的深渊。胜利的骄矜会使他们如此,那么失败呢?失败也是如此,当失败的阴影笼罩了起义者,他们又开始因为绝望而杀戮。

斯巴达克斯起义的动机:决斗士、奴隶对死亡的恐惧,这是罗马贵族施加在他们头上的恐怖,为了克服这种恐怖,在反抗和顺从之间他们选择了反抗;斯巴达可斯起义的结果:决斗士、奴隶对恐怖的反抗变成了另一场几乎一模一样的恐怖,他们试图把罗马贵族施加在他们头上的恐怖原样不变地回敬给那些贵族们。

每一个人都是有理性的,但有理性的个人聚合一处的时候,这种理性可能就会变成它的反面非理性。原因是聚合一处的群集趋向于消灭个体的个性,个体掩藏在群集之中,个性也掩藏在共性之中,这使个人不再感觉到自我的存在,只有拥有个性的个体才会自我负责,没有个性的个体只是纯粹地作为群集的一部分――一个零件――而存在,在他的感觉中他额定任何行动都不能单独导致某个结果,任何结果都是群集的结果,因而他感觉不到自己的责任,因为他觉得他的任何行动都是没有个人结果的。

乌合型群集更多地倾向于挑起人类身上的原始本性。我们会看到乌合只是在激情的层面上活动,并不能在理性的层面上活动,乌合内部众多的理性互相抵牾,乌合无法理出头绪,这时候哪一个理性都不能占据上风,因而乌合只能被外在于它的理性牵着狂乱的行走,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行为。乌合是一个巨大的激情,拥有狂暴的力量,但却并不清楚这激情要指向何处,因而它具有巨大的毁灭性,用它毁灭上是可以的,但是用他在建设上是不可以的。

乌合为什么是一个没有方向的激情?弗洛姆在分析纳粹主义心理学时提出:“个人为了逃避孤独无助的感受阿放弃自由的心理倾向”之说[4],此说解释了由个人而转化为乌合的心理学动因。勒庞在《大众心理研究》[5]中也讲到“进入了群体的个人”在潜意识之集体机制作用下,心理上会产生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一样,这样的个人会不由自主的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勒庞认为这种转变有如下机制(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教条主义、偏执、人多势众不可战胜的感觉、责任意识的放弃,只能接受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意见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一概拒绝,等等。

勒庞的下述描述非常有意思:“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集群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是轻微的反驳,都会立刻招致愤怒的吼叫和粗野的叫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乌合型群集中,个人放弃了责任感,他可以行动,但却认为自己不必为这行动负责――责任可以推给乌合,他掩藏在乌合之中,把自己变成了“无名氏”,因为他是无名的,他感到自己既不会受到奖赏也不会受到惩罚,他变得有恃无恐,而作为“个人”时的卑微无能的感觉彻底消失了,他感到自己作为乌合的能量――此时他是一个激昂着的“群情”。

乌合总是被某种“群情”激昂着,表现出偏执狂性格,勒庞说:“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那种偏执狂色彩,它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

正是这种“群情”使乌合不仅把自己的死亡也把别人的死亡看得轻如鸿毛。乌合的狂热和偏执使乌合对异己的态度绝对不像“个人”面对异己时那样克制,乌合不愿容忍异己的心态被偏执和狂热催化,又得到了虚妄了自我膨胀感的支撑(乌合总是感到自己强大无比),这个时候乌合已经不愿意通过容忍异己(在自身中包含异己,使自己本身就带上矛盾的质素),或者是和异己协商的方法(通过说服对方让异己融入到自身之中)来面对异己,乌合不愿意让自己的内部出现矛盾,也不能接受自身内部有矛盾的现实,它宁愿自身是纯粹的、如一的、绝对的、纯净的。在这种情势之下,乌合总是试图通过暴力手段从肉体上消灭异己来达到自身对纯净、绝对的追求,这个时候“生命”的价值和“幸福”的问题都已经排斥在了乌合考虑的界限之外,因为乌合自认它已经超越了“个体”,而“生命价值”和“人生幸福”被认为都是“个体”范围内才要考虑的问题,作为集群乌合考虑的只是集群的总体目标。

臣服和施暴分头传染,一立即臣服于某个威权、独夫的愿望,一是对异己的暴力征服;卑微和自大的性格同时发挥效力,学乌合身上驯服于某个强势独夫的倾向和用暴力摧毁某个敌手的倾向就这样奇妙地混合在了一起。

如果说,人类文明始于对暴力倾向的克服,那么,显然乌合的这种状况恰恰是让人类又回到了童年的状态,回到了通过施暴、征服、消灭来压倒对方,以便达到统一的时代。幼年的未开化的人类,总是倾向于通过消灭对手来获得统一意识,暴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人类野蛮时代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成了人类野蛮时代的象征,但是摆脱了幼年状态的人类,克服了对自身同一性的狭隘认识的人类,其最重要的特点便是学会“说理”,说理的各种方式(理性的、思维的、辩证的)被发展了出来,通过“说理”达到统一意识,而不是通过消灭异己而达到统一意识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它也标志着人类理性认识水平、思维水平达到了一个相应的高层次,人类在这个意义上才真正学会了和异己之物相处甚至交融,不是通过暴力征服异己而是通过理性调和异己,和异己相处一处。

乌合的这种暴力倾向反应在语言上,就是呼口号――,这是乌合说话的最重要的方式,乌合并不试图和异己对话,而是试图用提高音量,在音量、气势上压倒对方。[6]

三、现代恐怖

乌合的无产者因为缺乏统一的目的,因为分歧,因为骄矜和绝望而倾向于暴力。那么,有产生呢?他们有组织地聚合一处,是否情况会比较好一些?现在让让我们来看一看集合型群集暴力,我们可以结合萨特对资产阶级暴力的研究来讨论这一问题。

萨特很好地分析了“作为资产阶级暴力的殖民行为”。[7]他写道:“暴力和破坏是被追求的目标的组成部分。这涉及三个层次的行动:第一,从肉体上清除某个数量的穆斯林并瓦解他们的机构,而绝不让他们‘享受’我们的机构;第二,剥夺一切土著团体的土地所有权,随即一厢情愿地、过于迅速的通过民法把所有权交给新来者;第三,在对土著进行系统的超剥削基础上建立殖民只和宗主国之间的真正联系(以最低价销售殖民地产品,以而高价购买宗主国的手工艺产品)。换句话说,对殖民者的儿子来说,暴力是由情势本身造成的,这是一种由社会力量造成的情势;殖民者的儿子和穆斯林的儿子毫无例外,都把制度本身确定为实践──惰性地狱的客观暴力。但是,如果说这个暴力客体造就了他们,如果说他们因为自己的惰性而部分地接受了它,这是因为当时在建立制度的时候,暴力──惰性还只是暴力──实践。正是人把自己的暴力铭刻在作为人与人之间被动中介的永久统一性中。”

“暴力作为资产阶级的存在,作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派生关系,存在于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之中;作为与资产阶级同一代的实践的暴力也存在于殖民之中。……在剥削必须首先依靠压迫的新条件下,这种暴力随着自身的变化而翻新;可能发展到大规模的屠杀和刑罚。因此,它必须自我创造以便维持自己,必须改变自己以便一如既往。反过来,殖民战争停止,它将作为需要立刻使用的实践暴力返回到宗主国,去反对被剥削大众。”

萨特非常清晰地论证了这种暴力的精神依据,资产阶级倾向于把本国被剥削大众认定为次人,而把殖民地人认定为非人,也就是说阶级暴力是建立在人的等级制认识之上的。资产阶级针对本土的宣传是种族主义的,以便为自己在殖民地所做的一切辩护,而在本土,对被剥削阶级的压迫,则通过矿场、竞争、市场等一系列物质结构和精神结构组织起来。有组织的暴力就是这样被合法化并且成了支撑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定结构。

在上述集合型群集暴力中,我们可以看到暴力变得更加符合理性,它以理性的面目出现,披上了合法外衣,这个外衣不仅仅使暴力变得符合资产阶级伦理学,甚至也符合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伦理学,它不仅仅说服资产阶级本身对这种暴力状况心安理得,而且也说服了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使他们觉得这种暴力不是暴力,而是不可缺少的他们必须借助于此才能生活的甜蜜抚摸。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受虐者对施暴者感恩戴德,便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了。

现代社会,集合型群集暴力是以产业关系组织起来的,产业革命为建立起近代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这样一些产业群集关系铺平了道路,也为这种暴力提供了温床,从此以后,暴力不在以流血的面目出现,而是以流汗的面目出现,如果说过去时代,乌合型暴力是以流血为特征的,现在暴力变成了一种自觉自愿的披着市场外衣的行为,无产者自愿地走向了资产者的工厂,被殖民者自愿地投身于殖民者的怀抱。当这种(对劳动进行暴力盘剥的)汗水的暴力不能进行的时候,不是资产者对此感到痛不欲生,相反是受虐者――无产者、被殖民者――对此感到深深地自责:他感到自己是作为一个无用的人而被排斥在了这个四处都在追求有用,追求对这种有用进行市场交换的社会之外。

对于这种暴力,马克思非常好地进行了分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化了的分析模式。当资产阶级来到这个世界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时候,它排斥了一切中间群集,而把社会简化为它自己和无产阶级两个群集,这种简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暴力性的,如资本主义化早期英国社会出现的“羊吃人”现象,手工业制造者、小作坊主、自耕农民等等纷纷破产,这些破产者逼迫来到资产者主导的社会关系之中,――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暴力剥削使除了它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加入到了它的对立面“无产者”群集之中,资产者所组织起来的社会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呢?马克思的分析证明这种社会关系是基于两个群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间通过金钱关系而组织起来的暴力体系。不过,马克思对这种暴力的性质的理解依然是简化的,他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现代社会不仅仅资产阶级群集的存在依赖于这种暴力,同时无产阶级群集也对这种暴力具有依赖性,正是这种双向依赖性维护了这种暴力关系的存续,使它不仅仅没有因为其暴力的本质而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趋向破裂,反而它的结构和方式都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大大地发展和改善了,作为一种暴力形式,它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暴力,它如此极端却又如此温文尔雅,它如此野蛮却又如此符合理性,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理性的暴力。[8]

它对自由的强调使人们常常会误解地以为,它作为群集只是出于维护个体自由的目的而诞生的,除此它的另外的目的便微乎其微了,的确,作为一种群集形式,没有另外的形式比它在保护资产者人身自由和财产累积之权益方面做得更好,也没有另外的群集形式在集群的为所欲为与集群内部各个个体之欲望的满足之间平衡得更好,以至于大多数处于其内部的个体(甚至包括绝大多数无产者群集中的个体)都会觉得服从它也就是服从自己,服从它不仅不会丧失自由,反而会得到自由,在这样的逻辑中,服从不仅不是自由的对立面相反倒是自由的保护神了。资产阶级所造就的群集关系,其暴力本性因为契约主义的外衣,得到了尽可能的遮掩,无产者群集在整体上处于如下状况之中:他们感到自己的权益通过契约得到了保护。的确,没个单个无产者的权力之被保护的程度,从人类历史上看从来没有这样高过,无论是他们的人身自由(他们获得了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甚至身体的自由)还是财产权力(他们的财产同资产阶级的财产一样获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都得到了保障,对于每一个无产者个体来说,这种保障的确是切实的、有效的,从这个角度说,每一个加入资产者群集游戏的无产者都获得了一份公平的契约,他们的上述权力得到了倾力保护,这使无产者产生了和资产者平等的幻觉,进而这种幻觉鼓励了无产者对于通过勤劳和智慧加入资产者群集,令自己成为资产者群集之一员的盲目激情。也正是这种激情掩盖了无产者群集在整体上和资产者群集之间存在的残酷的被虐和施虐关系――一种极端不平等关系。

这种盲目的激情一方面催发了无产者积累财富加入资产者集群的欲望,另一方面当这种尝试失败的时候,它又造成了明显的绝望情绪,这种情绪在无产者中蔓延,像瘟疫一样。这种情绪倾向于把贫穷、困苦归结为无产者自身的懒惰、愚蠢、浪荡、堕落等品质,而资产者的富有完全是因为其勤劳、智慧、节俭、创造。这里的逻辑是这样的:低贱之所以低贱是因为它本身就低贱,而高贵之所以高贵是因为它本身就高贵,这是一种典型的用结果来论证原因的逻辑。在上述逻辑的诱导之下,无产者越是趋向于赤贫便越是趋向于自我否定,他们不是被赤贫的面貌吓坏了,被生活的重担压垮了,而是被自己内心深处的绝望情绪深深地埋葬了――资产阶级群集正是通过上述形式埋葬了无产者群集的反抗和希望。

第6篇:恐怖愚人节范文

【摘 要】暴恐事件产生的伤害不仅仅作用于无辜受害者,它更大的伤害,在于产生的民族隔阂、恐怖效应与社会恐慌。例如昆明“3·01”事件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一些媒体提到暴徒的时候冠以“来自新疆的恐怖分子”,新疆的形象、新疆人的形象再一次受到损害。因此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成了当务之急。

关键词 民族团结 民族认同 暴恐事件

当今我国正面临着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恐怖活动,如 “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等,严重地威胁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在2014年,3月1日21时许,昆明火车站广场发生蒙面暴徒砍人事件。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损失。对此,新闻媒体也进行了各方面综合报道,但是,有些媒体将“暴力、恐怖事件”贴上特定群体标签,将恐怖主义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混为一谈,将恐怖分子绑定在特定的民族、地域身份之上。如在昆明事件中,很多媒体的新闻标题多为“幕后黑手是新疆分裂势力”、“新疆暴力分子”、“暴恐分子遭维族同胞谴责”等,引起新疆和维吾尔族普通人士的反感。有网友发现,昆明事件之后,一些人乘坐地铁时看到两位维族模样的人士,都远远躲开了。

暴恐事件本身是不幸的,但更值得防范的危机是其产生的后续反应。这些符号化的信息造成了日益加重的民族隔阂。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对此高度重视,促进民族团结,粉碎恐怖分子分裂祖国的阴谋。本文就促进民族团结及融合,形成“民族认同感”的途径作一探讨。

一、以物质文化促进民族融合

在昆明事件中出现女性暴恐分子,她们因为文化程度低,被绝对服从男性的愚昧观念所控制,才犯下弥天大错。而近年来男性暴恐分子,尤其是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亦多是受到极端宗教主义迷信言说的蛊惑。

文化水平低,与外界沟通少,单一地深受极端宗教文化影响是这些恐怖分子的共同特征。由此,尝试通过文化的交流,让少数民族地区的同胞与外界增进了解,避免被愚昧无知所操控,不失为一种可以促进民族融合,增强社会稳定的策略。

文化的结构有三种,分别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指的是物质生产过程,物质生产器物性、实体性的成果,它凝结着人的精神因素,主要体现着物的特性。精神文化指的是人类精神生产过程及精神生产成果。制度文化指的是规定人与人,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产物。

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以物质文化为载体,就像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的融合,首先会是物质文化的碰撞,正如大多数人看过美国大片,才知道美国的英雄主义情节是什么。而互联网的诞生,西方用它把世界连在一起,同时人们也不知不觉开始了解西方文明。不管叫做文化霸权主义或是文化侵略,我们都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计算机及计算机技术的诞生,使得我们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碰撞与融合。对自身的文化进行了完善,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互联网的作用无可辩驳。

信息是21世纪与物质和能量同等重要,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资源。以史为鉴,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首先就要让少数民族地区的同胞享有更多信息资源。

但现状是,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地处偏远,各种信息物质载体匮乏,以互联网的使用为例。在2009年7月到2010年3月,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做了一次以“少数民族网络使用情况”的调查。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176个自治村中,平均网络普及率为13.2%,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个别自治村甚至没有一台联网电脑,少数村民只能通过手机上网。

我们找到了问题所在,也就可以设计相应的策略。由网络普及率低,手机上网人数多,年轻人、打工者和学生网民较多等调查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手机等新型网络设备大大降低了少数民族地区同胞接触网络的成本,这是外界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得以和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交融的物质基础,而且这个基础随着科技的进步将越来越坚实。

2、年轻人接受网络的意愿与能力强,他们无论是以外出打工,还是上学的形式,都比上一辈有着更强烈的沟通欲望,这是一个趋势,为物质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奠定了群众基础。

3、我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质文化建设投入还需加强。在有的自治村没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说明这些地区还比较贫困,我们需要在对其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促进文化领域的交融,促进团结与稳定。

4、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先行,是潜移默化地促进民族融合,完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民族共识的策略。少数民族文化与外界文化接洽,可以防止少数民族地区同胞受到极端宗教势力的蛊惑,增进民族间的了解,促进和谐,共同繁荣。

二、“整合——发展——整合”促进中华民族认同感

亨廷顿曾说过:“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中华民族的概念从1840年到1949年建国,其内涵不断扩展,发展成为今天包括我国各个民族的民族国家概念。时至今日,随着改革开放,世界格局激烈变化的国内外现状,我们需要协调不同利益团体,需要凝聚人心继续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建设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促进中华民族认同感有了新的历史使命,成为当下紧迫且重要的一项任务。

消解冲突,促进文化融合,民族融合是关键。这种融合不是说丧失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性,而是增加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让彼此优秀的成果互相借鉴学习,形成共识,一同进步。如果不允许自己民族吸收先进文化,而一味强调保持传统,实则是客观上进行文化的专制。以保护“民族多样性”的旗帜而实际消灭了族内的“文化多样性”和民族间的文化共享性。

我们首先得承认少数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或多或少的差异性,文化冲突,既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转型的内在机制,也是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是落后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推动力。

借鉴学者刘敏提出的落后山村的社会发展“二源动力聚合转换理论”:我国农村社区发展有三个阶段:由外动力嵌入发展型,到内外源动力聚合型发展,再到内源动力扩张型发展。这种理论也适用于让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健康发展,促进汉族和少数民族同胞文化的交融和互相了解。

第一阶段:外源动力的输入,激发内源动力,以提升整合民族地区内部文化,留精华,去糟粕。这里的内源动力指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外源动力指外来文化,包括汉族文化和外族外国文化。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还处于由第一种类型的发展向第二种类型的发展过度的阶段。我们要做的就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第二个阶段的发展,和向第三个阶段发展。

第二个阶段:内外源动力合流,少数民族文化开始吸收外来文化,并判断其中适合本民族发展的部分和与本民族价值观相左部分,借鉴并吸收。最后一个阶段,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得到全面的发展与扬弃,产生了强大的内源动力,并有进行生长和扩张的强大欲望。

第三个阶段:少数民族文化已经是发展过的文化,它与外界有着许多的共识与联系,在这个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吸引力增强的基础上,民族整合才是健康和有效的,整合带来的认同感也就越强。最终形成一个“整合——发展——整合”的良性互动循环机制。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不到10%,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散落在我国60%的区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以互联网技术日益兴盛为背景的信息社会中,更加便利的与外来文化相冲击,也在冲击中相融合。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矛盾使得矛盾的各个方面取得进步。和谐与冲突从来都是循环上升,正如王希恩所说:“一个族群在它的早期历史中与其他群体发生的冲突越多,它在现代社会中的认同感就越高。”

历史给今天的我们创造了良好的技术条件,也具备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无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我们只要把握好当下的机遇,就一定能够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指日可待。

【本文为《基于现代传播学视阈下的西北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研究》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项目批号:GS[2013]GHB0906】

参考文献

①岳广鹏:《冲击·适应·重塑——网络与少数民族文化》[M].中央民族出版社,2010:113

②马戎:《中华民族的文化建构》,《文化蓝皮书——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8

③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第7篇:恐怖愚人节范文

[关键词]《呼啸山庄》;哥特式;写作手法

提到哥特式小说的代表作品,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当之无愧。哥特式写作手法在她姐姐夏洛特?勃朗特举世闻名的作品《简?爱》中也有所运用。勃朗特姐妹所在的维多利亚时期,已经不是哥特式小说的黄金时代了,其在文学上以现实主义为主要潮流。令全世界震惊的是,这一时期生活在英国约克郡的一个偏僻村庄里的艾米莉?勃朗特竟然创作出了最经典的哥特式小说。

在出版初期,《呼啸山庄》饱受非议。许多评论家认为作者创造出的男主人公希斯克利夫简直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怪物,就连夏洛特在给妹妹的遗作写序时也这样说:“只有希斯克利夫才是真正无药可救的,他走向沉沦的道路是笔直的。”近年来,《呼啸山庄》却掀起了阵阵研究热潮,人们发现,其实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哥特式的写作手法在小说的主题、情节、环境等方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一、主题的哥特式

“哥特”一词最早源于居住在北欧、属于条顿民族的哥特部落,它在5世纪摧毁了强大的西罗马帝国。后来,意大利人法萨里用哥特一词指称中世纪的一种建筑风格:高耸的尖顶,厚重的石壁,狭窄的窗户,染色的玻璃,幽暗的内部,阴森的地道等。在文艺复兴思想家们的影响之下,哥特一词逐渐被赋予了野蛮、恐怖、落后、神秘、黑暗时代、中世纪等多重含义。1

《呼啸山庄》的主题涉及哥特式小说中常见的复仇、阴谋和继承权的争夺。从希斯克利夫被呼啸山庄的老主人恩肖先生带回家来收养,恩肖的儿子亨德雷就与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为他觉得希斯克利夫抢走了父亲对他的宠爱。作者这样描述希斯克利夫的出场:“他黑黝黝的,简直就像是从魔鬼那儿来的,……瞥见一个肮脏的、穿得破破烂烂、长着一头黑发的孩子,这孩子不小了,该是能走会说了。看脸蛋,甚至比凯瑟琳还大些。谁知把他一放到地上,他只顾瞪着眼四下张望,嘴里老在叽里咕噜的,谁也听不懂说些什么。”2就这样,这可怜的吉普赛黑孩子在呼啸山庄被居高临下的亨德雷百般折磨,就连女佣也采取“不光彩的手段”折磨他,愚弄他。而希斯克利夫的反应却平静得出奇,他默默地接受这一切。“看样子,他是个闷闷不乐、能够忍耐的孩子,也许是受惯了欺凌,变得无所谓了。亨德雷一拳拳向他打来,他能不眨一下眼,不掉一滴泪。我一把把地拧他,他只是吸口气,睁大两眼,仿佛他偶然伤了自己,谁也不怪似的。”3亨德雷千方百计地阻止希斯克利夫与他妹妹凯瑟琳接触,破坏他们青梅竹马的感情。虽然他表面上默不作声,但内心里早已埋下了仇恨的种子。长期的虐待使得他的性格严重扭曲,仇恨和复仇的情绪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与日俱增。后来凯瑟琳由于种种原因嫁给了埃德加・林顿,希斯克利夫受了刺激,便背井离乡,消失了。三年后,已经成为一位有钱的绅士的希斯克利夫带着唯一的目的――复仇,回到了呼啸山庄。他一步步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他鼓励和引导亨德雷酗酒和,把整个呼啸山庄都输给了他,且断送了性命;他把亨德雷的儿子哈里顿变成一个愚昧无知、粗俗不堪的人,以此来报复亨德雷;他引诱埃德加的妹妹伊莎贝拉爱上了他并与他私奔,在她怀孕后又无情地抛弃了她,以此来报复埃德加抢走了他心爱的凯瑟琳;最后,他甚至魔鬼般地使埃德加与凯瑟琳的女儿凯茜嫁给自己将死的儿子小林顿,在埃德加死后,凯茜应得的所有财产都落入了希斯克利夫手中。最终,他不仅报复了所有伤害过他的人――亨德雷,凯瑟琳,埃德加……还得到了整个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可是胜利后的他并没有感觉到丝毫的快乐,反而感到更加空虚,并时常神志恍惚。后来他开始作践自己,绝食至死。这种复仇与继承权争夺的主题即属于传统的哥特式主题。

二、环境的哥特式

哥特小说通常以古堡、废墟、荒野等为背景,气氛阴森、神秘、恐怖,甚至常有鬼怪精灵或者其他超自然现象出现,充满悬念。4

作者在小说的第一章有这样一段环境描写:“‘呼啸’是当地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字眼,形容这地方在狂风暴雨的天气里,大气如何喧嚣。的确,这里一年到头都流通着清新纯净的空气。人们只要看看房头几棵矮小的枞树那过度倾斜的样子,看看一排瘦削的荆棘都朝一个方向伸展枝条,仿佛在乞求太阳的施舍,便可猜想到北风吹过山巅的威力。幸而建筑师有先见之明,把房子盖得结结实实:狭窄的窗子深深嵌在墙壁内,墙角都用凸出的大石块保护着。大门周围有奇形怪状的雕刻,大门上方有‘一五’这个年份”5而最为奇特的是凯瑟琳小时候睡的床:一个大橡木箱,靠近箱顶开了几个方洞,像是马车的窗子。洛克伍德把嵌板门拉开,睡进去,就像一口棺材一样。而小说的最后,希斯克利夫也死在这里面,床这个意象便显得更加神秘和恐怖。房间的内部气氛阴森,“椅子都是高背式的,结构简陋,漆成绿色;有一两把笨重的黑椅子躲在暗处。在碗橱底下的圆拱里,躺着一条巨大的酱色的母猎狗,身边围着一窝唧唧哇哇的狗崽子,还有几条待在别的暗角里。” 6这种哥特式的环境、天气、建筑等的描写,使全书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恐怖气氛,产生出动人心魄的力量。

英国评论家塞西尔曾经称赞艾米莉・勃朗特的景物描写是所有英国小说里“最具特色的”。作者善于用细腻的自然环境描写来表现人物的强烈情感,揭示其内心世界,用以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和情节。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环境描写也越来越生动传神。例如希斯克利夫出走的那个夜晚:“外面风暴大作,在山庄上空狂啸怒吼。又是狂风,又是惊雷,不知是风还是雷,咔嚓一声,把房角的一棵树劈成两截,一根大树枝掉下来压在房顶上,将东边烟囱敲下来一块,呼啦一下往灶火里灌进一堆砖石和煤灰。”7又如洛克伍德走进呼啸山庄的那个夜晚风雪交加,凯瑟琳下葬之时电闪雷鸣,希斯克利夫死的时候暴雨如注。这种哥特式的天气使整个故事始终笼罩在阴霾和恐怖的氛围中,起到极强的渲染作用。

三、情节的哥特式

在情节构造上,《呼啸山庄》也属于哥特模式。哥特小说的一个特点就是故事情节恐怖,充斥着暴力、死亡、变态、复仇等内容。《呼啸山庄》也充满着死亡、暴力、谋杀和变态等内容。如小说中最著名的一个哥特式情节:画眉山庄的客人洛克伍德先生造访呼啸山庄的时候,一天夜里,他被窗外树枝的声响弄得睡不着,于是他决定“不管怎么样,我非要让它静下来不可!就用指节骨敲碎了玻璃,伸出手臂去抓那捣乱的树枝。怎料我的手没抓住树枝,却握住了一只冰冷的小手的手指头!我感到梦魇的极度恐怖。我想把手臂抽回来,可是那只手却紧抓住不放,只听一个极其凄惨的声音呜呜咽咽地说到‘放我进去吧,放我进去吧!’”他看到凯瑟琳苍白的小脸出现在窗前“我把她的手腕拉到碎玻璃口上,蹭来蹭去,直蹭得鲜血淋漓,浸透了被褥。可那声音还在哀泣‘放我进去吧’……‘二十年啦,我流浪了二十年啦!’”8这一幕被拉尔夫・福克斯称为“整个英国文学中最动人的场面”,这也大概是小说中最为残忍的一个场面。作者通过这样阴森恐怖、超自然的描写,将细节渲染到了极致,令人读来触目惊心、毛骨悚然,与其哥特式的主题和环境融为一体。

而后来凯瑟琳嫁给林顿后,一度精神错乱,对她的这段心理冲突的描写也是全书的一个抒情高潮。她用牙咬开枕头,从里面抽出一片片羽毛“这是火鸡的,这是野鸡的……这根羽毛是从荒原上捡来的,那只鸟儿没给打死……我让他答应,从此再也不打乌头麦鸡,他倒真没打过。瞧,这里还有呢!”一会儿神志清醒之后,又意识到她是林顿太太,画眉山庄的女主人。她叹息道:“我还以为我躺在呼啸山庄的卧房里。我因为身体虚弱,脑袋糊涂了,不知不觉地叫起来了。什么话也别说,就陪我待着。我不敢睡觉,做起梦来简直吓死人。” 9神志不清的幻觉也是哥特式小说的重要元素,因为哥特小说家认为,神志不清的幻觉能揭示人物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这里,作者巧妙地运用对这种幻觉的描写,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凯瑟琳所受的心理煎熬,增加了故事的哥特色彩。

综上所述,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将哥特式小说演绎到了极致,从主题到环境描写到情节布置,无一不体现着其娴熟的哥特式写作手法。她高超的创作技艺将环境描写对于展现主题的作用诠释得淋漓尽致,《呼啸山庄》确实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注释]

[1]蒲若茜. 《呼啸山庄》与哥特传统[J]外国文学评论,2002,(1).

[2]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参考文献]

第8篇:恐怖愚人节范文

对于封建礼教横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进行过不间断地挣扎与抗争,可还是一步步走向了毁灭。

不幸的婚姻、丈夫早死、小叔年幼、婆婆严厉,所以她暗中出逃,一进鲁家:在鲁家她食物不论、力气不惜、准备祭祀、一人担当。可见她是希望凭借辛勤的劳动来换取起码的生活,寻求一条挣扎下来的活路。她的这种反抗与挣扎,是想求得起码的做人的权利。

小叔要娶亲,缺少财礼,所以就得把她捆卖山?ィ??宦泛柯睢⒑砹??搿⒉话萏斓亍⑼纷蚕惆浮K?遣桓世β簦??皇亲??幕跷铮???笞鋈耍??运?磺??诿?说陌诓肌=?辛似疵?恼踉?肟拐?

祥林嫂的挣扎与抗争,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浓重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迷信色彩。捐门槛本是为了“赎罪”以解脱苦难。说明支持她挣扎的精神支柱。又恰恰是她对封建神权的迷信。作为她反抗精神的来源和动力正是不断摧残、毒害,最后吞没她的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她的奋斗目标又恰恰是为了祈求天地神灵对她的“宽恕”。这样不但平平安安地做人的权利没有争得,就是完完整整地保全自身的希望也已破灭,多么悲哀。

从某种意义上说,祥林嫂的反抗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悲剧性。

祥林嫂的悲哀还在于凶狠愚妄的人,愚昧冷漠的人拒绝她、排斥她、委弃她,她走投无路,必死无疑。

鲁四老爷轻视祥林嫂,厌恶祥林嫂是个寡妇,支持他婆家把她抢回,他冷酷地打击丧夫失子的祥林嫂,说她“败坏风俗”、“不干不净”,他无情地摧残祥林嫂,祝福时不让她沾手,摧垮她的精神,然后赶出鲁家,甚至祥林嫂死了,还骂她是“谬种”。他以顽固、虚伪、自私、冷酷的一系列表现,迫使祥林嫂一步步走向死亡。鲁四老爷是导致祥林嫂悲剧的元凶。

还有镇上人的冷冷的笑容,嘲笑的嘴脸,烦厌唾弃的表情,尖酸刻薄的语言,都像一把把杀人的刀,都同样使她希望破灭、精神崩溃。所以,在鲁镇这样的迷信守旧的特定环境中,她被拒之于千里之外。家家户户福礼丰盛之极,可祥林嫂竹篮里的破碗却是空的,真是衷莫大极。

祥林嫂的悲哀还在于同情她、想帮想救她的人,也把她推向痛苦的深渊,这更显出悲剧之可悲。

柳妈和祥林嫂一样是旧社会的受害者,也是一个受压迫的劳动妇女。但是,由于她受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毒害很深,相信天堂、地狱之类的邪说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信条,所以她要救祥林嫂跳出苦海,寻求“赎罪”的办法,只能是“劝捐门槛”。可是她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适得其反。这说明柳妈是以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思想为指导,来寻求解救祥林嫂的“药方”的,这不但不会产生“疗救”的效果,反而给自己的同胞造成了难以支持的精神重压,把祥林嫂推向了更恐怖的深渊之中。柳妈就是因同情祥林嫂并想救她反而却给她“增加痛苦”的一个。

作品中的“我”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同情祥林嫂,但对她临死前提出的问题却只作了含糊的回答。

“也许有”——在“我”自以为是慰藉的话,“不忍心”增添末路人的苦恼:而在祥林嫂却觉得这对灵魂的有无,却是一个似疑实断的答案。这对她“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的疑惑无疑是一个冲击。

“也未必”——在“我”意识到前面的回答己给对方增添了苦恼,只好吞吞吐吐地支吾其辞:而在祥林嫂却惊魂未定,由地狱想到死后的痛苦,使她的苦恼更增添了一层。

“说不清”——在“我”是怕“负若干责任”的含混之辞;然而,这些答话却在祥林嫂死寂的心灵上掀起了不平静的波澜,多少也加速着祥林嫂悲剧结局的到来,促使祥林嫂带着对死后的恐惧离开了人间。

第9篇:恐怖愚人节范文

人类疾病,不仅表现为机体的生理机能障碍,同时,也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心理反应,即精神状态:如痛苦体验、内心矛盾、对疾病的忧虑、对周围环境的猜疑等。这些反应必须借助精神疗法,通过语言和词的作用,予以解释、说服、开导劝慰,才能得以消除。因此,精神疗法不仅是精神疾病的基本疗法之一,同时也是躯体疾病的一项重要的辅助措施。祖国医学自古以来就极为重视精神治疗。《景岳全书》指出:“若思郁不解致病者,非得情舒愿遂,多难取效。”《内经》提出说理开导式的精神疗法,主张以“告之以其败,语之与其善,寻之与其便,开之与其苦”的方式进行精神治疗。在临床医疗实践及现实生活中,人们都知道精神因素与身心健康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事实证明,不仅有害的物质因素能造成各种各样的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有害的精神因素同样也可以导致疾病;不仅药物能治疗疾病,良好的精神因素和积极的心理状态对于躯体的或精神的疾病常常也能起到治疗或有助于康复的作用。俗话说:“三分病,七分养。”其中就包含精神调养的内容。

疾病发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生物、物理、化学等致病因素;还有精神因素。精神因素对以上几种致病因素产生的病理过程发生影响:或促使病情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好转迅速,或转机缓慢,或日趋恶化。祖国医学之病因学,其中就有七情致病,即:喜、怒、忧、思、悲、惊、恐。指出这些情志的过激或不遂可导致人体气机失调而发生疾病。喜怒哀乐的变化,也即神经精神活动的变化;高级神经中枢的功能活动(大脑皮质)产生精神活动,精神活动不仅能够改造自然,适应社会,而且反过来又调节人体各脏器的功能活动。

在日常治疗活动中,不论各科医生愿意或不愿意,无疑地他们在与病人的接触中都已应用了心理疗法,进行了精神治疗。如对病情的解释,开导性的交谈,安慰剂的使用等都属之。从广义而言,医务人员亲切和蔼的服务态度,精心细致的诊断治疗,良好的医疗环境都具有心理治疗的意义。忽视和轻视心理疗法的作用,不相信精神因素对疾病过程的影响,对疾病的治疗都将事倍功半。

由于一些患者缺乏医药卫生常识,更不懂得心理学及心理治疗学,往往盲目地听信他人的谈论,加重思想负担,使疾病难以治愈。也有医务人员出言不慎,态度粗暴,作风轻率,给病人带来精神上的压力,使病情恶化,或导致医源性疾病事例也并非罕见;或有部分患者及其亲属,信巫不信医,上当受骗致使疾病的恶化甚至丧生者也屡见不鲜。也有把精神作用使疾病好转的结果误认为是“神灵大仙”的作用,给一些骗子造成可乘之机。

心理学及心理治疗学并非深奥难懂,它是存在于我们的临床实践和社会生活中的。只要我们去接触它,认识它,是完全可以掌握它的。

常用的心理疗法有:

1、精神支持疗法:是通过医生对病人的指导、保证、劝解,培植兴趣、调整环境等方式,帮助病人认识发病的原因,解除思想顾虑及紧张情绪,增强治疗信心,减轻或消除疾病的痛苦,促进健康恢复的一种治疗方法,适用于各种身心疾病、神经官能症及重型精神病的恢复期。

2、暗示疗法:是医生通过语言诱导病人的思想活动,使其接受医生的治疗性意见达到治疗目的(巫医实际上是利用了病人的迷信心理,采用骗术来治病的,由于病人和病人家属的愚昧无知,相信巫医,有意或无意的接受了这种暗示,故也可使一些非器质性疾病和部分癔病患者获得治愈,实质上是心理疗法的结果,只是被巫婆神汉利用了,并加上了迷信的色彩)。暗示疗法有语言行为暗示,药物效应暗示和催眠术暗示。但暗示疗法必须在病人对施治者和医疗方法确信无疑的情况下方能奏效。主要用于各种癔病的转换症状,如癔瘫、癔哑、癔聋、癔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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