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湖湘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湖湘文化；近代湖南；开端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4 — 0105 — 02
近代的史册上，记载了数不清从湖南走出的人才。正是湖湘文化从传统向近代实现转型，才为湖南近代的人才群体的成长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土壤。关于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的开始，学术界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起点，二是以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及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为开端，笔者更倾向于后者。近代化，应该是物质、制度、精神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时代与社会的近代化特色。而文化的近代化，应该是以西方文化的输入而产生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汇为标志，如果西方文化只有输入，而没有受到本土文化的接纳，就不能使本土文化表现出近代化的特征；只有当中西文化彼此产生冲突与融会，原来的文化发生了变异，朝着新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才能真正意味着近代文化的开始。
一、甲午战争前
甲午战争之前，湖湘文化对西方文化采取强烈的排斥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西洋教加以排斥。基督教文化是最早传入湖南的西方文化，从清朝雍正开始有天主教堂在湖南衡阳和湘潭的出现，到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传教士在湖南取得合法权，基督教在湖南的传播本应该是迅速增长，但湖南人焚烧教堂、驱逐教士等强烈抵抗的行为使得基督教在湖南一直都难以立足生根。当时比较有名的便是“周汉卫道”，他在狱中的供词中说：“忠诚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由此可以看出，他反洋教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的“圣道”。
二是对西方一切新事物和新观念一概排斥。最典型的例子是当时的湖南人对“制造轮船”的看法。湖南一些有识之士，如郭嵩焘曾创议在湖南与湖北之间筹建轮船，以分洋人之利，不料遭到大部分湖南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只要轮船一开，便会给外国人入侵内地提供方便，民船也会丧失优势。郭嵩焘还因此遭到了官员刘锡鸿的弹劾，其创议便被扼杀在摇篮之中；1872年同治中兴的贵官曾国藩病死在金陵，当他的灵柩由轮船送入长沙时，竟遭到官绅的大力抵制。当时的一个英国人评价得很精辟:“多年以来，湖南是大陆腹地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中国的保守主义，以及对于所有外国事业的反感，都在这儿集中起来了。因此，这里不仅产生了中国最好的官吏和军队，也出现对基督教最激烈的攻击。不管别的省份采取什么态度，湖南仍然毫不留情。”当时的《万国公报》是这样评价的：“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为天下之良法，更未知新法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见，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设立之电杆，竟敢拔而投诸火，种种乖僻，皆自困之道也。”以上等等，足以见得当时湖南的守旧风气所达到的深度。
当沿海的地区已经逐渐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湖南的各个层面都还是处于传统的状态，尤其是文化层面，更没有越出传统的氛围。曾国藩的“儒家之军”竟打败了太平天国，使得儒家传统得以保存和巩固，给了湖南人民带来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滋生出了“中国不能一日无湖南”的虚骄狂妄之气。在这种“自我为中心”的狂妄之气的作用之下，外界发生的种种变故，湖南人便不屑一顾。当时有人如此评价：“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之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激起些许涟漪，所以当洋务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而魏源、曾国藩等虽是湖南人，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前，他们的先进思想的产生与实践，却都与湖南没有关系，外界对他们的肯定与赞扬，也都是甲午之后的事情。
二、甲午战争后
关于甲午战争之后，湖南便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是古代湖湘文化的精神的影响，特别以王夫之、魏源等典型代表的思想为动力。笔者认为，古代的湖湘文化与近代的湖湘文化的传承关系不可磨灭，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这种思想背景就是引起湖湘文化突变的关键因素。湖南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日甲午战争湘军的溃败刺伤了湖南人的自尊心。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造就了湖南人自认为的湘军的“神话”，而中日甲午战争湘军的溃败使得昔日的荣耀和自我陶醉一扫而尽。当时，湖南人以日本人为榜样，兴起了“西学”的热潮，表现出一种崭新的姿态，“舍己从人取于人”。因此，甲午战争之后，一大批湖南人，从传统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在先进官吏如黄遵宪等的支持下和梁启超等康门弟子的帮助下，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推动着湖湘文化向近代化迈进。
第2篇：湖湘文化论文范文
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演变过程：从自我女性主体意识的发现，到主张“教育救国”，受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影响，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探寻妇女群体解放道路。从这一过程不难看出，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与她生活的湖湘大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使命意识、务实致用的实践品格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向警予的妇女解放理论和实践上，打下了明显的精神烙印。
一、心忧天下：“以社会人群全体的幸福做个目标”
心忧天下，对国家和民族命运有着强烈的使命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精神内容，这一传统一直在湖湘文化中得到传承。《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激荡在湘人心中，南宋胡安国、胡宏、张虻热嗽谏胶悠扑橹际，毅然投笔从戎抗金御侮，谱写了“长沙之陷，死者十九”的爱国壮举。王夫之早年举兵抗清，兵败后遁迹乡里，终生不蓄发，以表誓不降清之志，并毕生潜心治史治学，只为探讨重振汉民族的途径。面对鸦片战争后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民族危机，魏源表示了极大关注和忧虑，他在《〈海国图志〉序》中写道：“愤与患，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谭嗣同在甲午惨败后，痛心疾首地说：“使天下大局破裂至此、割心沉痛，如何可言！”[1]在戊戌维新失败后毅然选择就义。湖湘文化的心忧天下的使命意识对湖南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影响颇深。读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后，少年深有感触。他后来回忆说：“读了这些史实，觉得祖国的将来，非常可忧，我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个人的天职。[2]
向警予一直是成长在优秀的湖湘文化之中的。辛亥革命后的湖南有着浓郁的“指划天下，物议朝野”的文化氛围。当时长沙中学里有一批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教师，如朱剑凡、杨昌济、徐特立、李肖耽和方维夏等。向警予在年少求学阶段，就受到思想进步、倡导新学的老师的影响。她关心时事政局，痛感当时“国家陵夷、学绝道丧”“民风奄奄”“人存心亡”，为国家的衰败、人民的痛苦而焦虑。在向警予遗存的学生时代的作文、日记、书信中，多处载有“勿忘国耻”字样。她引用《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等语，勉励自己与同窗。向警予自信：“异日者又恶知夫湖南之果不为中国之普鲁士”。[3]而后来她与、蔡和森、蔡畅等人交往，加入了进步的湖南青年群体新民学会长期与良师益友的相处，时时聆听教诲，“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迈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去。湖湘文化已深深浸润了向警予的心田，并成为她后来从事一切妇女解放活动的思想基础。
受教育救国主张影响，向警予最初将教育作为争取妇女解放的突破口。“妇女救国救己，都要从教育始”，“教育是提高女子学识能力催促社会文化进步的唯一妙法”。[4]没有教育，女子就不可能觉醒。在周南学习期间，向警予就开始注意考察社会教育的状况，下定决心日后从事女子教育事业，以唤起女子的觉醒、探求妇女解放的途径为己任。1911年她与蒋胜眉、许友莲、翦万容、唐畹芬、胡善伦、余紫敏等女同学结成七姊妹团体，并且创作了《七姊妹誓词》，其中有言：“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之目的。”[5]不难看出女子、教育和国家这三者已被紧密联系在一起。
1916年夏，从周南女校毕业后，抱着“铸造适应于现时社会之人”的理想，向警予回到家乡接办淑浦女校，这是向警予向封建势力挑战的一次重要实践，也是向警予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开端。办学3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淑浦女校毕业的学生很多都升学于长沙、桃源两地的女子师范。向警予在办溆浦女校期间，以各种形式在学生中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宣传“堂堂中华，常受人欺，昂昂七尺，将为奴隶，安乐茶饭，恐难久吃，稍明时事，谁不忧惕”，[6]忧患意识跃然可见。
前后，对于妇女解放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建议。对于妇女解放的道路，向警予也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最初的“以教育求解放”思想和实践遭到挫折。1920年，向警予远渡重洋寻找真理。在赴法前夕，向警予在给陶毅的信中就提出，要把全国二分之一的黑暗女子从十八重地狱里提，但是正确道路是什么呢？
1920年5月28日，向警予写了《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提出“我们的女子解放改造观并不止专射于一部分中国女子的身上，不过，我们是中国人，应把中国女子的解放改造做个出发点。如果我国女子已进解放之域，即当进而谋世界女子的解放，同时为人类的大解放，此即所谓世界改造。”[7]她提出妇女解放问题是社会改造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的女子解放不是在代议制和寄生的遗产制中求得一个地位，也不是求得女子经济独立有一个好职业，更不是求得一个快乐的小家庭，而是应该在社会根本改造中，“以社会人群全体的幸福做个目标”，[8]这才是妇女运动的方向，才有价值。在这里，她把妇女鲜放与人类的解放，中国女子的解放改造与世界女子的解放改造连在一起，给我国当时妇女运动灌输了崭新的思想，从而突破了当时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藩篱。
1921年，向警予联络其他女生共12人组成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并发出致国内女界的公开信，指出“女子问题为社会主要问题之一，女子运动为社会主要运动之一”。[9]这一活动，说明向警予彻底抛弃了“教育求解放”的幻想，把教育改革同社会制度的改变、同整个社会的改造联系起来了。
在留学法国期间，向警予深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对妇女解放有了全新的认识。新民学会在蒙达尼会议之后，会员成员之间因思想上的分歧出现分化，最终向警予坚定地选择站在蔡和森和一起，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她毅然摒弃了之前的女权观念，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理解和解决中国的妇女问题，不同凡响地把妇女解放同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并从中华民族解放和整个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着眼，探求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
向警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2年当选为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她从一名激进的五四式的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阶级的方法分析中国的妇女问题，并且最终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引入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中，这不仅出于对个人理想人生的追求，更是对于广大妇女悲惨遭遇的同情和心忧天下的责任感。向警予自动成为广大妇女的代言人，将妇女问题视为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她的妇女解放思想突破了以来国内女权运动多关注女性个体意识觉醒的局限，将之上升到推动整体女性乃至全体国民意识觉醒的高度上来，充分彰显了湖湘英杰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结合在一起的开阔视野，以及担当天下的宽广胸怀。
二、求实致用：“政治革命是女性解放的前提”
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崇尚实学、提倡力行是湖湘文化的突出特点。从胡宏、张虻热舜戳⒑湘学派起，就十分留心经济之学，不尚空谈，注重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胡宏坚决反对空洞的心性之学，而把治学的立足点放在为现实服务上。张蚯康餍惺侵的来源，主张培育能“传道济民”的人才。王夫之则提出：“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10]陶澍主张“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的学风，[11]并兴修水利、创办海运、推广双季稻，都能从实际出发，否定陈规。魏源认为：“苟能满腹经纶却不能经世治国，则所学何益”、“经学若不能引向现实，对实际人生有所匡正，则不过是竖儒的章句之学，于世无补。”[12]曾国藩提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此四者缺一不可”;[13]主张“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14]强调学术要面对现实，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青年曾对王船山和曾国藩等湖湘先哲们经世致用的学风颇为崇拜。1918年4月，和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就以“真心实学，实意做事”作为入会宗旨。为了真正了解社会，、蔡和森等人曾利用假期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称之为“读无字书”。新民学会活动后期，随着蔡和森、等新民学会的发起人加入到中国共产党，出现从追求精神独立转向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明显倾向。他们强调调查研究，一切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并终于找到了解放中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同时不盲从，不生搬硬套，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
向警予成长的年代正是湖南革命斗争如火如荼、革命志士人才辈出、湖湘文化包括湖湘女性文化发出灼灼光辉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湖南这块热土上曾活跃着毛芷香、刘惠芳、周福贞、秋瑾等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牺牲的女英烈。而唐群英、陈撷芬、张汉英等湖湘杰出女性关于我国妇女解放特别是湖南妇女解放运动的言论，以及男性革命家等人的妇女思想，都对向警予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向警予与同时代的、蔡和森、蔡畅等交往密切，并加入和蔡和森等创办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一起研究学问，交流心得，探寻真理。湖湘文化“不尚空谈、勇于实践”的实学之风对她必然造成影响。在向警予的身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湖湘文化“求实”精神传统的印记。
向警予认为，研究妇女问题，“首宜认清时代，次宜认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再次，宜认清今日社会急切的需要”。[15]五四时期的中国，妇女解放的有关学说相当活跃且庞杂，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建议。对于妇女解放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向警予亦有一个摸索过程。最后她之所以毅然摒弃了改良主义，而选择政治革命一途，与她通过领导妇女运动的实践，加深了对中国当时的社会形势、对女性问题与政治革命之间密切联系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向警予领导的妇女运动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由于妇女部长的特殊身份和工作需要，向警予与广大劳动妇女特别是工厂女工的关系最为密切，她对中国妇女生活状况、妇女要求解放的决心，以及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派别的妇女运动情况了解得越来越透彻。这为她提出关于“政治革命是女性解放的前提”等重要观点，提供了充分的现实依据。
向警予认真分析了当时具体的国情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世界形势，认为中国已经是列强的一个殖民地，“北京军阀政府不过是东交民巷太上政府代管中国的机械”，“外国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狼狈为奸，早把光明灿烂的中国完全变成兵匪的世界”，[16]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妇女的生存境况：身受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封建残余三重压迫，处于一个既无民权又无人权的窘迫困境。“摧残女权的恶制度、恶势力，就是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帝国主义和军阀总是民权的死敌。民权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所以我们要争回女权只有在普遍的民权运动里面去争。”“我们的权到哪里去了？直截了当地说，完完全全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手里，所以我们要争女权也只有到军阀和帝国主义手里去争。”[17]国民革命运动变得不可避免，国人只有首先将国权和民权收回，才谈得上女权。在此基础上，向警予指出：中国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就是实行政治革命，时至今日，社会需要再没有比革命改造还急切的，若“政治问题不解决，妇女问题也永远不能解决”。[18]
20世纪初，西方的女权主义进入中国之后与其他社会思潮交织在一起，妇女解放运动一度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向警予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曾研究、探讨各种学说、思想，但从不盲从。她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分析，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妇女参政运动明确表明了她反对的立场。她认为，资产阶级妇女们以为“几十个人开开会、打打电报，上封书”就尽了女权运动的责任，而“对于受旧礼教高压――家庭社会高压――无处逃生、以病以死的妇女们，毫无实力的援助，甚至视如秦越，恬不加意”，“对于真正的政治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为完成女权及参政运动之先决条件的，他们反没有勇气参加;对于为女权及女子参政障碍的军阀政治――全国觉悟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喊打的――反而俯首将顺，妄想委曲求全”[19]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是在不进行革命，即不改变旧制度条件下谋求妇女的解放，将妇女运动孤立于社会革命之外，这势必导致妇女运动如昙花一现般，资产阶级妇女参政运动的组织者们没有深刻领悟到中国当时的政治现实。在没有人民政治的国家，妄图用小规模的参政运动来实现彻底的女性解放，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向警予明确指出了资产阶级妇女参政运动者的错误认识及其失败的问题根源，及时把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引导到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道路上来。妇女解放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合，广大妇女集合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获得了历史性突破，开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新局面。
向警予本身又是一名出色的宣传家。她深入到各阶层妇女中演讲、交流、发放小册子，组织创办女性刊物，亲自撰写文章发表，揭露女性问题，在《妇女日报》、《前锋》和《妇女杂志》等报刊杂志上进行妇女解放思想宣传。此外，她还深入妇女运动的第一线，为劳动妇女办夜校，组织罢工运动。据杨之华回忆：她（向警予）也是最早到女工群众中去实际工作的。[20]这些具体的工作使向警予的妇女解放理论得到全面实践。
向警予无论在发动组织女工罢工的实践上，还是在阐述劳动妇女问题的理论上，都表现出作为近代湖湘革命家鲜明的“求实致用”的实践品格。由于向警予的卓有成效的思想领导和实践发动组织，广大劳动妇女的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从而“建立起中国真正的妇女运动”。
三、民本思想：“劳动妇女是妇女解放的主力军”
在近代湖湘文化中，民本思想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把民心的好恶、向背看成是政治统治兴衰存亡的根本。胡宏认为：“国之有民，犹人之有腹心也;国之有兵，犹身之有手足也。手足虽病，心能保之;心腹苟病矣，四肢何有焉？”[21]张蚩隙ㄈ嗣穸跃主治国的重要性：“固国以得民为本”，“济大事必以人心为本”[22]。王夫之强调人君必须坚持重民思想，认为君民的关系是“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23]魏源充分肯定了民众的力量和智慧，他说：“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24]曾国藩曾以《备陈民间疾苦疏》上奏咸丰帝，奏疏的开篇即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25]提醒君王注意民心的重要性。谭嗣同亦认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26]
湖湘文化的这种“民本”思想通过多种途径，尤其通过杨昌济等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认识到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等文中，写到：“什么力量最强？民众的力量最强。”而新民学会会员最终“从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深层逻辑首先是与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认识相关的，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圣贤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换。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肯定，必然导致他们对创造物质生活本身的人民群众吃饭问题的重视，进一步的逻辑必然要求新民学会这些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民众历史主体地位的认识，深入底层民众的生活世界，完成辛亥革命先行者没有完成的与民众结合的历史任务”。[27]从而开启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
青年向警予读《项羽本纪・跋语》，看到项羽未做帝王，太史公“矜其才惜其未成”，把他列入了“本纪”，认为项羽失于暴政，太史公没有看到“彼其囊聚天下，以人民为刍狗”，实在可惜。她认为只有“力反前弊，重申生民立君之大义”，才是真正的英雄。[28]据此，向警予已认识到国家的主体是人民，所谓英雄是维护人民利益的人。而后来她与蔡和森、蔡畅他们的密切交往，并成为新民学会的会员，更是坚定了她对“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认识。而这一认识，成为向警予提出“劳动妇女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主力军’”这一观点的有力的思想基础，这一观点有效地解决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动力问题，赋予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以广泛的群众性，使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当时社会上繁杂的妇女运动思想中，颇具独创性的是，向警予高度评价了劳动妇女在妇女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主张知识妇女必须到劳动妇女中去。《中国最近妇女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基础》等文章，集中反映了向警予在这方面的论述。在《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中，她首次提出妇女运动要依靠最广大的劳动妇女，最早提出了“劳动妇女主力军问题”。她以饱满的热情讴歌劳动妇女，指出：“劳动妇女最有力量，最有奋斗革命的精神。”1922年上海丝厂女工同盟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她们的斗争是“中国劳动妇女运动的开端”，她们是妇女运动的“主力军”。[29]
在领导女工运动的过程中，向警予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劳动妇女才是妇女解放运动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她在《妇女运动的基础》一文中明确指出，“只有女工们要求解放最为迫切，也只有女工们富有解放的精神与魄力”。她对我国近代无产阶级妇女队伍的形成原因和她们所处的经济地位、特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她们具有强烈的革命性、顽强的斗争性和高度的团结性。她分析到：“劳动妇女寒苦的家庭已丧失了父与夫的靠山，环境逼着她们跳出经济的附属地位而与无产的男子一样卖力地经营独立的生活。她们是妇女中的大多数，她们的生活最痛苦，在客观条件上要求解放也最迫切，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此外，女工们还天然的易于组织和战斗，因为大工业的发展把她们都成千整万的聚在一块，女工们为了争自由争生存，常常集合在一起以罢工的手段与资本家作战，即使忍饥挨饿甚至牺牲工钱也在所不惜。因此，她们的觉悟与实力也就超出于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正是由于工厂女工的这种特殊地位和特殊素质，在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中，贫苦女工才是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这便最早地提到了妇女运动的主力军问题。她评价道：“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队伍，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国外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30]
她指出，“从民国纪元以来，吹吹打打做了十余年”的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会失败，就是因为不注意发动下层劳动妇女，害怕劳动妇女知识浅薄，衣服破烂，玷污了她们美丽的阵容而拒绝劳动妇女参加她们的队伍。女权运动脱离广大劳动妇女，从未有过千人以上的运动，力量始终非常软弱，是不可能实现妇女解放的。[31]向警予说：“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32]
杨之华回忆说：“她曾在1924年的文章和谈话中指示我们说：‘我们眼看成千累万的劳苦民众受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的生活像牛马，我们要为这些牛马谋解放，参加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我们女子应该有自救的决心，不做旧社会的奴隶’，‘我们的工作要从下层贫苦民众去着手，我们不但不应该效法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只求个人的地位与权利，而且我们应当领导群众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33]由此可见，向警予在领导妇女运动的实践中对下层劳动妇女的充分重视。她亲自带领妇女部的同志深入工厂，与女工打成一片，帮女工解决各种困难;筹办平民女校，帮助女工学习文化;组织以劳动妇女为主力，团结各界妇女的“妇女解放协会”;有效组织和领导了女工的罢工斗争：如1924年6月上海上万名丝厂女工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和同年9月爆发的南洋烟厂7000人的大罢工。
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与她生活的湖湘大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湖湘文化精神对她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向警予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结合起来的先行者之一，她把早期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融为一体，有效地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将妇女解放运动带入了一个新的篇章。
注释：
[1] 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M].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8页.
[2] 李锐.早期的革命活动[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 唐振南.论向警予的成长道路[J].怀化师专学报，1996（02）.
[4] 向警予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5] 向警予著，戴续恭、姚维斗编.向警予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6] 戴绪恭.向警予传[M].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7]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怀化市委编.向警予纪念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6页.
[8]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怀化市委编.向警予纪念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0页.
[9] 向警予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10] 王船山.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士文伯论日食篇[M].岳麓书社，1993版（见《船山全书》五）.
[11] 陶澍集（下册），[M].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99页.
[12] 朱汉民.湖湘学术与文化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244页.
[13] 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40页.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4页.
[15] 戴绪恭.向警予传[M].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16] 向警予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36页.
[17]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怀化市委编.向警予纪念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18] 向警予.上海女权运动今后应注意的三件事.向警予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
[19]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工运史料[M].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
[20] 刘茂舒主编.向警予传记・纪念与回忆・论述・资料[M].武汉出版社，1995年1版，第199页，200页.
[21] 胡宏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22] 张蛉集[M].吉林：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第668页.
[23] 船山全书（第一册）[M].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896页.
[24] 魏源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页.
[25]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9页.
[26] 谭嗣同全集[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54年版，第339页.
[27] 杨晓伟.从道德理想主义到政治现实主义――新民学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中的个案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2，博士论文.
[28] 唐振南.论向警予的成长道路[J].怀化师专学报，1996（02）.
[29]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怀化市委编.向警予纪念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66页.
[30] 李静之著.中国妇女运动研究文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
[31] 向警予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32]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怀化市委编.向警予纪念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第3篇：湖湘文化论文范文
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茶为国饮，湖南为先。陆羽《茶经》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炎帝神农在湖湘大地，尝遍百草，以茶解毒，是发现茶叶药用功能和饮用价值的先祖，长眠于茶陵。茶祖神农“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铸就了湖湘文化的灵魂。
湖湘楚文化蕴含了灵性和活性的文化基因，幽幽远远，薪火相传，绵延至今，是湖南人湘茶人激情行进的精神源头。湖南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历史和“厚商而利农”湖湘文化特色，为茶馆文化提供了生发土壤。当前，湘派茶馆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茶叶科技化，网络科技化的行业环境，使得现代的茶馆需要更高级的茶文化。“大智慧者成大业”，湘派茶馆战略需要有大智慧的茶文化人。
中华茶馆联盟副会长王文静说：“看三国古战场，论三湘茶道场。整个中国茶馆和茶界已经向专业化发展，茶产业蓬勃发展，更需要专业化；培训也在向专业化道路发展；产品让消费者的都要求越来越专业，茶馆的作用就是服务，尊重产品和培训，尊重客人的个性化需求。总之，作为湘派茶馆，开放、转型、创新指日可待。资源重新整合，结合发展趋势，江河汇流，各种互联，将有个更好的整体。”
“品中国茶，园中国梦。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振兴茶产业，打造湘派茶馆，做引导茶消费、传播茶文化的使者，更要做实践湘茶文化的先锋，让茶的精神文化在茶馆实践中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才能让湖湘茶文化成为湘茶产业的灵魂。
湘派茶人论道：
包小村 湖南茶馆协会会长：湘派茶馆，茶美天下。湘派茶馆的核心理念，我建议：科学做茶，科学管理；以人为本，湖湘茶道；湘派茶馆，湘茶品牌；学习创新，诚信合作。学习型组织，做创新型茶馆；以人为本，弘扬湘茶。
朱海燕 茶界知名文化专家、博士：茶饮的消费在近十年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咖啡，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茶馆在将来的推广中，有一点是一定要抓住的：喝茶是一种健康、自然、原汁原味的生活状态。现在我们的转型处在第三产业为主导，人们需求和对茶饮的消费不仅仅停留在一款好茶，而应该是怎么快乐舒服地喝下去，这个由消费者直接接触的茶馆来做，所以谁能让客人快乐轻松地喝下这杯茶，谁就是成功者。
古湘 古湘文创公司董事长：湖南茶馆如何把文化流通起来变成生产力。茶馆作为一个文化通路是有商业的使命，一个不赚钱的茶馆，一个仅仅提供悟道的茶馆，实际上是不道德的。要通过盈利来巩固文化体验，所以茶馆必须赚钱，而只有让文化流通起来，像货币一样，才能赚钱。我们要做国民茶馆，国民茶馆要多多益善，少空间低成本在黄金码头占一个点，就可以跟星巴克对着。如果总是贪大，做得成本高、做得慢，等你做起来，星巴克已经把你干掉了。
汤青峰 茶文化专家：湘派茶馆的提出说明我们湖南茶馆业进入了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阶段。如果要形成一个产业，要壮大没有一定的地域范围和品牌特征是形成不了强大的产业的。我今天发言的主题就是：用文化体系来引领湖南茶馆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是湘派茶馆的元素。我们湖南就要建立一种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又带有各自个性的茶馆文化体系。真正高深的文化不是表演给出来的，用心灵感受到的才是高深的文化。
杨贤华 大河茶馆总经理：通过前段时间我去云南这段经历的启发，我认为可以以长沙为中心，茶企、茶馆抱成团，可以组成很多旅游线路。“白沙沙水水无沙，常德家山山有德”，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一条线宣传湖南文化，各地区挖掘本土文化，以不一样的形式演示，把产品销出去。茶馆既是一个小茶馆，又是一个大社会，包罗万象，茶馆抱成团分成一条线，将湖南文化宣传带动整个湖南经济的发展。
第4篇：湖湘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湘军；近代湖湘文化 ；历史演变；当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 G12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6—0132—06
著名历史学家林增平在《近代湖湘文化试探》一文中写道：“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漫长的古代，在湖南没有出现过几桩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属于湖南籍的名人，寥若晨星。而跨入近代（1840年后），就迥然不同，在诸如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等重大事变中，湖南所产生的反映，着实引人瞩目；且人才辈出，为人们所称道，延续至现代，更呈现出鼎盛的局势。” ［1］从曾国藩、左宗棠兴起洋务运动，到谭嗣同、唐才常献身维新变法；从黄兴、宋教仁引领辛亥革命，到蔡锷首举反袁护国义旗；从、蔡和森宣传马克思主义，到“七一”建党、秋收起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近代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受湘军崛起所激发的湖湘文化及其载体近代湖南人都起到了“开风气之先”或“中流砥柱”的作用。正是在湖湘文化精神的激励下，一代又一代的近代湖南人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解放而上下求索，英勇奋斗，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
时至今日，随着区域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湘军与湖湘文化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尤其是作为湘军的诞生地湖南，“湘军热”更包含着湖南人的自豪情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如何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湖湘文化契合于当下湖南社会发展的精神内核，如何重塑湖南人的文化精神、价值观念，探讨湘军与湖湘文化内在关系的历史演变，实现湖湘文化和“湘军”精神价值的当代转换，这不仅对塑造当代湖南人的精神价值世界，而且对当代湖南如何有效地打造“湘军”这一历史文化“形象名片”，为党和政府制定符合本地区区情的经济、文化、社会政策，以开发和利用本地区的文化、旅游资源提供科学依据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湖湘文化与“湘军”的由来及其演变
湖湘文化是指依托于湖南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发源于楚文化并且在长期历史变迁过程中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演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系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事功化的价值取向是其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内核潜藏在每一个湖湘文化的承载主体亦即湖南人身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外在的具体表现，并决定了湖南人以何种方式投身于社会变迁的历史大潮之中，呈现出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及文化品性。
从湖湘文化精神内核的形成来看，屈原与贾谊所起的作用十分巨大。作为具有鲜明儒家知识分子性格的屈原和贾谊，不仅在文学上写就了流传千古的诗赋，更是以其忧国忧民、躬行实践的精神特质和关怀意识，将早期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注入到湖湘文化的孕育和发展过程之中，这也形成了湖湘士人独有的“屈、贾情结”。可以说，屈原、贾谊构成了湖湘文化精神的第一个标志。隋唐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开始南移，这一时期对湖湘文化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是谪居永州十年的柳宗元，他不仅在文学上继承了屈、贾二人的精神品质，更是力求突破革新，体现了知识分子自强不息的人格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政治理念。宋明理学的兴起，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一次大的整合，文化教育、思想学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周敦颐开创理学，其后胡安国、胡宏父子以及南宋张栻、朱熹都曾在岳麓书院讲学辩难，推动了理学在湖南的兴盛，并形成了“湖湘学派”。从此，理学与湖湘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契合，从而使湖湘文化具有了浓厚的理学色彩。明末清初，王夫之经历社会大动荡、思想大裂变之后，隐居山间，潜心学术，力图以学术来拯救天下危亡，恢复华夏衣冠，古代湖湘文化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传统在他的学术思想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同时，为医治明末心学泛滥所导致的士人空谈误国的流弊，他特别强调继承古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以及敢于和善于吸纳百家、综合创新的精神。这些都为近代以来湖湘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在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中，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社会存在的变迁必然会导致文化发生变迁，文化变迁反过来又会影响或制约社会变迁的方向和速度。尤其在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由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型，与之相适应，湖湘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也必然发生转型，这既包括构成要素的变化，也包含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变化，原有的一些构成要素和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消失了，产生了新的构成要素和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而内部构成要素的变化又会导致文化精神在每一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并且随着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出现艰难的蜕变。近代以来湖湘文化的发展变迁以甲午中日战争为界，与此相适应，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也以此为界发生了蜕变。甲午之前，近代湖南人以湘军集团为代表，其强烈的忧患意识表现为忠君和维护儒学道统，事功化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经世致用的儒学学风和关注经济实务。甲午之后，忧国忧民的精神特质由忠君转变为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主义，对儒学道统的维护也开始逐步转变为向西方学习，事功化的价值取向变得更为明显和强烈。当然，这其中也夹杂着甲午之后湖南人心理的深刻变化。
湘军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内涵指的是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在地方团练基础上创建的湖南地方武装，称为“湘勇”。1854年2月，这支军队正式成军。就招兵而言，这支军队从不招无根之兵，将领、营官凡欲招募士兵组建新营或增募士兵，都是回湖南原籍招募，而且利用同乡宗族、亲友关系吸纳士兵，一县或一族者编为同一营。其兵勇和将领主要是湘乡和宝庆人。正因为这支军队带有浓厚的地缘和血缘色彩，其兵勇和将领基本上都是湖南人，因而又被人们称作为湘军。
湖南的社会文化观念和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对湘军每个将领和士兵的个人气质、行为特征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使湘军表现出独特的精神面貌和性格气质。首先，湘军创建之初，士兵主要来自于湖南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山村。这些农民心地纯朴、憨直，性格可塑性很大。正如有学者指出，湘军之所以用这种原则招兵，主要是因为“山农有一种可塑造的本质，纯真的性格最易塑造，由此基本素质训练转化，所以作战能奋不顾身”［2］。通过训练和鼓动，即可成为呈凶悍但有纪律的士兵。其次，在尊崇程朱理学这一主流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湖南民间形成了讲气节的社会风尚。所谓气节，就是“忠孝节义”这种儒家文化观念的要求。湘军兴起的文化原因就是因为太平天国伪托西方基督教颠覆了湖南士人和民众对儒家文化观念的坚守，曾国藩等湖南士人起而创建湘军，目的是要捍卫“名教”，是一种卫道行为。同时，他们也把这种卫道的思想观念贯穿在湘军的宣传和教育中。“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讲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3］其结果使湘军形成了一种重节气的性格特征。正是这种性格特征使他们敢于拼搏，有一种敢于任事，勇于承担，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精神面貌。最后，湖南地处内陆，移民众多，民族杂处，社会矛盾尖锐，暴力冲突时有发生。因此，民众性格倔强，动辄用武。曾任湖南布政使的李榕就说过湖南人“气太强”。其后湖南巡抚陈宝箴也认为湖南人“好胜尚气”，“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湖南人的这种倔强、刚烈的性格特征对湘军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曾国藩本人就有着倔强、不屈不挠的个性，每于受挫之后，都是“吃一堑，长一智”。其他湘军将领和士兵，也同样是坚忍卓绝、强毅不屈。曾国藩还在湘军战术上采取“扎硬寨，打死仗”的方法，充分发挥了湖南人倔强、刚烈的性格特征。如曾国荃围攻天京四十余天，全军瘟疫流行，死伤无数，但都坚持到最后大功告成。这种鲜明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造就了湘军强悍的战斗力。
据统计，湘军全盛时有二三十万人之多（包括受曾国藩直接控制指挥的湘军和不受曾国藩直接控制指挥的湘军），如果再加上一些非湘军集团的督抚因羡慕湘军的能征善战、纷纷委任自己的湘籍部下到湖南招募的兵勇（如河南巡抚郑元善曾令李续焘募勇六营、继任张之万令葛承霖募勇四营，再继任吴昌寿也令人募勇四营），那么，其总数当在五十万人左右（参见龙盛运《湘军史稿》）。在1864年攻占南京、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为避免功高盖主，引起清廷的疑虑，又因湘军暮气日深，便开始大量裁撤受自己直接控制和指挥的湘军，加上李鸿章“淮军”的崛起，未被裁撤的湘军在平捻和中法战争中的失败，湘军从此走向衰落，尽管这一时期因曾国荃复出镇压捻军和左宗棠用兵西北的需要，湘军有所招募扩充，但人数十分有限，根本无法与全盛时期的湘军相提并论，而且随着局势的稳定，除刘锦棠军保留一部外，其余招募扩充的湘军几乎被裁撤殆尽。
到了清末新政时期，全国各省开始编练新军，人们有时也把湖南的新军称为湘军。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湖南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也是首先派出以新军和会党为主力的革命军队增援武汉的省份。这支援鄂军就被人们称为湘军。进入民国，湖南地方军阀组建的军队也被人们称之为湘军，主要有谭延闿系、程潜系、赵恒惕系、唐生智系、何键系等。所以，有研究者认为，作为历史概念，湘军应该包括两个历史时期的军队：一是晚清时期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组建者、指挥者的湖南地方军队；二是清末时期的湖南新军和民国时期湖南的地方军阀部队。但实际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湘军已经失去了此前湘军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基本上只是作为地方性军队的称号而已。
长期以来，至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之前，人们基本上还是在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内涵上使用湘军这一概念的，如清人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和今人罗尔纲的《湘军兵志》、龙盛运的《湘军史稿》等，它们所研究的都是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所组建和指挥的湘军。但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后，湘军的概念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有了极大的拓展，出现了许多以“湘军”冠名的行业团队，如“电视湘军”，“出版湘军”、“建筑湘军”、“创作湘军”、“文化湘军”、“科技湘军”等等。很显然，这些所谓的“什么什么湘军”，与历史上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所组建和指挥的湘军不是一回事。那为什么人们要用“什么什么湘军”来自称或他称这些并非是“军”的行业团队呢？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行业中的湖南人继承和阐发着曾孕育过湘军并为湘军兴起所发扬光大的诸如“敢为人先”、“自强不息”、“忧国忧民”、“通变求新”等湖湘文化精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因此才自冠或被冠以对近代湖南和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湘军”名号。所以说，当代社会上各行各业的“湘军”与历史上的“湘军”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之处。就相同的一面而言，他们都是湖湘文化的产物，是湖南人中或湖南行业中的杰出代表；从不同之处来看，历史上的湘军是实实在在的“军”，而当代的所谓的“什么什么湘军”并非是“军”，是一些非军事的行业团队。
二 如何实现“湘军”和“湖湘文化”
的当代转型
改革开放后，湖南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新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同时，文化的繁荣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持久的动力。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对湖湘文化的重新审读和“湘军热”的兴起，湖南社会开始重视对湖湘文化和湘军的再发掘，湘军现象成了湖南人津津乐道并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情结，如前所述，凡在改革开放中引领潮流、敢为人先、并取得骄人成绩的行业群体都自冠或被冠以“什么什么湘军”，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随着社会变迁开始焕发出新的活力。
一方面，湖湘文化忧国忧民的精神特质在近代反映出来的爱国精神，湘军兴起之后所表现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不仅没有被削弱，相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湖南人对国家、对民族的热忱，以及对国家富强的良好愿望表现得尤为强烈，这也是湘军以后湖南人奋发图强、以匡世济民为大志、力图承担社会大任之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在进入新世纪后，湖南曾经出版了几部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和争议的著作，如王开林的《纵横天下湖南人》和《敢为天下先——湖南人凭什么纵横中国》，周兴旺的《湖南人凭什么？》等等，这些著作尽管其中存在着许多为人所争议的东西，但不可否认，它们都反映了当代湖南人所秉承的湖湘文化中那种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再如湖南卫视以地方电视台的身份和角度推出了一系列以《新青年》、《千年论坛》为代表的具有强烈关怀意识的时政和学术评论节目，可以说是当代湖南人在继承湖湘文化精神基础上并与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相结合而孕育出的精品力作。思想的交流通过媒体广为传播，在给湖南文化产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提升了湖南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影响，为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4］
另一方面，湖湘文化精神中事功化的价值取向在当代有了新的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湖南作为一个内陆省份，与其他省份尤其是东部省份比较既无地理位置之优势，也无历史遗留之积累，那么，如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走出湖南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呢？当代湖南人继承了为湘军所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湖湘文化的躬行实践、开拓创新、注重实干、勇于任事等精神特质，不固步自封，不抱残守缺，既放眼世界，勇于探索，敢为天下先，又立足湖南，扎根于深厚的湖湘文化资源之中。如湖南电视节目的娱乐性在全国一枝独秀，影响甚大，其原因有二：一是节目制作者的新奇构思和对外来节目的大胆引进；二是湘楚民风对娱乐文化的持久认同。娱乐文化与湖湘文化中悠远的民间文化一脉相承，这是整个湖南人情感的基础，也是湖南电视娱乐类节目制作、形成、发展和广有市场的基石。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主体的多元性特征要求有多元并存的大众市民文化与之相适应。而这种大众市民文化以休闲消费文化为特征，娱乐是其本位，于是以《快乐大本营》、《音乐不断》、《超级女声》等为代表的娱乐、情感、音乐、益智综艺类、专业化电视栏目一出现就广受欢迎，这也促使文娱演艺业成为湖南改革开放以来成长最为迅速的文化产业。许多学者就指出了湖南文化产业的兴盛正是得益于湖湘文化的熏染，如刘健安认为传媒业的“湖南电视现象”便是“得益于湖湘文化的滋润而成为‘现象’，而‘现象’必将丰富‘湖湘文化’，这就是文化的辩证关系” ［5］。湖南电视媒体的领军人物魏文彬在其《湖湘文化与电视湘军》中也阐述了湖南电视现象与其地域文化的内在关联，认为“湖南电视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气质及其所创造的影响力”［6］，乃是源于湖南深厚的湖湘文化底蕴。郑大群更是指出：“新中国首家女性报纸和女性电视频道均诞生在湖南，并且在同行业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取得一系列优异成绩，究其原因，主要是具有‘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精神气质的湖湘文化所起的主导作用，以及逐渐觉醒的现代女性意识的影响。” ［7］
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还促使当代湖南人不断探索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路。近二十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大力提倡发展文化产业，省第九次党代会将“文化强省”作为富民强省战略之一纳入了发展蓝图，从而对长（沙）株（洲）潭（湘潭）城市群的建设有了新的定位。［8］此后，国家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作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试验区，更促使湖南文化“软实力”迅速提升。这都表明近代湖湘文化在当代湖南社会不仅没有衰弱下去，相反更加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诚然，进入21世纪后，社会急剧变化，呈现出加速度发展的新态势，近代由湘军兴起而发扬光大的湖湘文化也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因此，立足于湖南的社会实践，当代湖南社会应该培育什么样的湖湘文化？抑或是如何实现湖湘文化的当代转型？这是当代湖南人应该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
首先，作为深受“湘军”和湖湘文化历史传统和精神特质熏染的当代湖南人，必须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意识。所谓“文化自觉”，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9］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概念虽然是延续民国时期论争本位文化的立场所言，针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自醒，但对于湖湘文化的当代转型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湖湘文化的当代转型过程中，作为湖湘文化承载主体的当代湖南人，也应该具有这种“文化自觉”意识。一方面，“文化自觉”所需要的文化的自信力和凝聚力，对当代湖南人来说已经存在，如现在为全国所瞩目和争议的湖南人“湘军现象”的历史情结；但另一方面，当代湖南人所谓的“自知之明”又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湘军”和湖湘文化都有被庸俗化和滥用的趋势。当代湖南各种冠以“湘军”名号的现象层出不穷，这固然说明了当代湖南人对历史上的湘军与近代以来湖湘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但滥用“湘军”名号又是一种文化庸俗化的表现。作为湖湘文化发展载体的湖南人，必须对湖湘文化的起源、精神内核、学理支撑、历史流变有着清晰的认识，这也需要我们在构建湖湘文化当代转型过程中做好湖湘文化的教育、普及工作，只有真正做到“自知之明”，才能继而做到“文化自觉”，把自身融入到湖湘文化的血脉之中，从而使湖湘文化的精神理念、品格气质能在每一湖湘文化的载体亦即湖南人的身上得到真正的体现。
其次，湖湘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体系，因此，在构建湖湘文化当代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固步自封，而应该海纳百川，善于吸纳、继承和发扬中外一切先进文化、促进湖湘文化的与时俱进。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决定了湖湘文化兼容并蓄、敢于创新的优秀品质，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受到湖湘文化熏染的几代湖南人都顺应历史潮流而动，勇于吸纳新的文化因素，继而更加丰富和发展了湖湘文化的内容。我们以前对湖湘文化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湖湘文化在近代的发展导致了近代湖南人才主要集中于政治、军事方面，而经济、科技等其他方面的人才偏少。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出的是湖湘文化的缺点？还是它的优点或特点？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认为是前者。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前文已有论述，湖湘文化精神内核在于强烈忧患意识的精神特质和以事功第一的人生价值取向，经世致用、爱国主义等气质在近代湖南人才上表现得特别突出。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是反帝反封，近代中国人、湖南人首先要解决的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问题，因此，湖南人以其躬行实践、经世致用的人文品格集中于政治和军事，以求近代中国首要问题的解决。随着社会发展，当政治和社会制度问题已经不是首要问题之后，湖南人又投身于此时社会所最为急切和关注的其他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湖湘文化本身是一个随着社会历史发展不断丰富和与时俱进的文化体系，其兼容并蓄、敢于创新的精神品格使它具有很强的调适性和生命力。如改革开放之后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当代湖湘科技创新人才群体之所以在中国和世界上能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湖湘文化的创新品质在他们身上的突出表现是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必须辩证地看待湖湘文化当代转型过程中文化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避免功利化和现代化的迷思。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一方面，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者说，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或前提，另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应该说，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但认识归认识，在实践中，这“另一方面”又往往被人们无限地夸大和片面理解，从而在具体处理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庸俗化和功利化迷思。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地方开始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所谓“文化经济”，把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简单地理解和处理为能带来经济效益，文化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被严重地简单化、庸俗化和功利化了。同时，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现代化似乎成为了文化转型的唯一取向，只重视文化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文化的价值理性，没有尊重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能否创造经济效益，甚至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成了衡量文化转型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再加上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带来的社会理想信念迷失等问题，更加凸显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重建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因此，在实现湖湘文化当代转型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这种功利化和现代化迷思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毫无疑问，只要利用得法，文化确实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文化的作用又不仅仅表现或局限于经济方面，尤其是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理念提出以后，文化对于社会整体效应的推动作用可能更重要一些。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应是作为社会主体和文化载体的人，社会发展与文化进步的落脚点都在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幸福指数的提升。湖湘文化的当代转型，并不仅仅意味着湖湘文化能为湖南经济发展提供多大的经济效益，其核心还应该是湖湘文化能够塑造新时代符合社会进步趋势的湖南人的精神世界，能够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并进一步成为湖南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持久动力。
三 充分发掘和利用“湘军”
与“湖湘文化”资源
在湖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发掘和利用好湘军与湖湘文化资源，从而进一步为富民强省、四化两型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不断丰富和发展湘军和湖湘文化的时代内涵，使之与构建和谐湖南紧密结合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也要承认，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和冲击，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侵害，人们的物质生活虽然丰富了，但精神生活却出现了问题，人的素质没有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而同步提高。因此，构建和谐湖南，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快速增长，还有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构建具有新风尚、新道德的幸福湖南。要按照发展先进文化与构建和谐湖南的要求，找准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结合的着力点，发现、发掘和激活“湘军”和湖湘文化的精神价值，创造性地运用于湖南的现代化建设之中，使之与富民强省、构建和谐湖南紧密结合起来。具体而言，要发扬“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与爱国精神，积极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之中；弘扬“百折不挠”的可贵品质，排除万难，不断创新；秉承“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勇于实践，科学谋划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拓展“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善于吸纳、继承和发扬中外一切先进文化，创造性地发展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等新的内涵，促进湖湘文化实现形态、内涵的飞跃。发掘和利用湘军和湖湘文化资源必须使湘军和湖湘文化精神与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相契合，并参与到湖南人的性格塑造和精神铸就之中，以此来丰富湖南人的精神生活，增强湖南人的文化创造力，提升湖南人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从而使湖南人保持更加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更具凝聚力、创造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第二，实现从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产业强省的转变，打造具有鲜明湘军和湖湘文化特色的湖南文化产业。文化是一个城市和区域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和潜在财富，一个地方文化资源越丰富，利用和发掘得越充分，那么对这个地方发展的贡献就越大。从国际形势看，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代，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科技的发展全面交融，文化的经济化、科技化与经济的文化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化竞争力已成为全球竞争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据报道，美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已占到国内GDP的1/4，在国内产业结构中位居第二。未来的文化产业在保持其固有的精神文化创造力的同时，将会越来越多地表现出高技术和高智力含量的双重特征，由此将使文化产业发展在社会覆盖面和对公众的影响力等诸多方面，产生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从而形成广阔的市场空间。从国内来看，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恩格尔系数逐渐降低，文化消费在人们的生活消费上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最近几年中国居民的文化产品消费增长超过物质产品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城市，已将文化发展放到促进城市发展的基础地位上来优先考虑。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文化政策，也为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断探索和发展，湖南已建成具有鲜明竞争优势的文化产业体系，“电视湘军”、“出版湘军”等名号已成为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但我们在充分肯定已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诸如专门人才引进及培养机制的缺乏、文化资源比较分散、整合性较差等问题的存在。在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并出台诸多文化产业政策、以及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大好机遇之下，要更好地发掘和利用湘军与湖湘文化资源优势，在整合文化资源、引进和培养专门人才的基础上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湖湘文化产业。［10］
第三，整合湘军与湖湘文化资源，为湖南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内生型支撑。湘军与湖湘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湖南民间传统与日常生活方式，又涌现出了大量的湖湘历史名人和历史遗迹。这些都是湖南社会经济发展得天独厚的历史遗产，要科学地整合这些文化资源，以便为经济发展提供更深厚的内生型动力。具体来讲，一方面，从全省角度来看，有必要设置全省文化资源整合的指导性机构，为如何继承和创新民间传统提供全局性和科学性的指导意见，规划有着文化积淀和文化传承的城市文化形象特色，打造具有历史性、多样性的文化城市名片。如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之中，有必要将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不同的历史特色发掘出来，并与其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不同的城市功能定位相结合，从整体上构建既能保存湖南民间传统风俗，又能体现现代城市特色的文化资源整合平台，使文化资源不仅仅停留在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层面上，而是真正能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从发掘旅游文化资源的角度而言，有必要改变过去省内旅游业在发掘利用文化资源方面孤立分散的局面，发挥湖湘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优势，挖掘湖南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扩大湖南人文历史的影响，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要多渠道、多平台的整合各种文化资源，例如可以以民间节日为整合平台，集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资源，这样既可以在整体上鲜明地突出湖湘地域特色，又可以与现代都市文化的创新、发展结合在一起，既能发展旅游业，又能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又比如可以创立湘军文化园、湘军博物馆，开辟湘军将领、湖湘名人和湖湘文化旅游路线，湘军文化园和湘军博物馆可以设立在曾国藩墓葬的所在地长沙平塘镇，湘军将领旅游路线可以以双峰曾国藩故居为中心，以周边100公里以内的湘军将领故居为半径，打造一日或二日游的湘军将领故居旅游圈。创立湘军文化园、湘军博物馆和开辟湘军将领旅游路线，必然会对海外华侨产生较大影响，因为不少湘军将领的后裔都生活在海外，他们非常关心国内对他们祖辈的评价和家乡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整合旅游资源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内外的一些先进经验。
第四，加强文化资源发掘和利用的战略意识，构建适合湖南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文化资源品牌。文化既是一种精神力量，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地域的品位，一个城市的形象，也是一种物质力量，它能为湖南的经济振兴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源泉，提升湖南的文化品位和城市形象；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量。所以，为了更加有效地发挥湘军与湖湘文化这一文化资源对当代湖南社会和湖南人的精神作用，有必要从战略的角度来理性地继承和创新。当代湖南社会各种以“湘军”为旗号的现象层出不穷几近滥用，但绝大多数湖南人并不了解“湘军”和湖湘文化的由来和历史，不清楚什么是湘军和湖湘文化的内涵和特质，其后果，一方面是使得湖南在对外交往中无法形成文化资源的鲜明品牌；另外一方面也使得文化资源的精神力量无法落到实处，如果湖南人只是挂了这样一个招牌，湖湘文化的“敢为人先”、“自强不息”、“忧国忧民”、“通变求新”等精神特质就无法真正起到精神动力的效用。
那么如何构建适应湖南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文化资源品牌呢？首先，应加强对湘军与湖湘文化的学术研究，虽然湖南的许多科研机构和大学都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其成果也比较丰富，但研究机构比较分散，描述性的成果较多，真正深入研究的成果较少，单学科研究的成果较多，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成果较少，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的成果更少，这也是湘军和湖湘文化研究省内热而省外冷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由省有关单位牵头成立全省性的湘军研究中心和湖湘文化研究中心，集中全省各学科力量，展开联合攻关；同时，将现在三个互不统属的湖湘文化研究会（或研究协会）整合成一个，以减少内耗；其次，要充分利用媒体加强对湘军与湖湘文化的宣传，尽管湖南的电视媒体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湖南教育电视台的湖湘讲堂栏目等，但总的来看还不够，我们应该通过各种现代传媒手段，积极推行文化营销策略，宣传湘军和湖湘文化品牌，建议由湖南卫视、经视牵头，拍摄以湘军和湖湘文化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和历史政论片，开办湘军和湖湘文化网站，举办全省或全国的有关湘军和湖湘文化的知识竞赛（至少可以在省内大学生中进行），以扩大湘军和湖湘文化的知名度，让中国、让世界更好地认识湘军和湖湘文化、了解湘军和湖湘文化；再次，重视人才的精神特质，利用现有人才资源，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加大文化产业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在高校加强文化产业管理、文化创意等专业的建设，并与企业联合，重点培养高层次文化管理和文化经营方面的人才，努力造就一支高水平、结构合理、具有创新意识的文化人才队伍，从而为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积蓄人力资本，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气，把湘军和湖湘文化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11］最后，有必要成立湖南文化资源品牌研究机构，从品牌营销的角度来规划湘军和湖湘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利用，建立湘军和湖湘文化资源品牌使用的审批和准入、退出制度，改变过去湘军与湖湘文化滥用的状况，进一步整合优势文化资源，大力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渠道，加强策划和包装，鼓励、支持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动，扩大长株潭影视、出版、民间艺术、工艺美术、文化旅游等湖湘文化载体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份额，从而增强湘军和湖湘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条件成熟时，可在港、台地区举办湘军和湖湘文化展。
［参 考 文 献］
［1］ 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 ［J］.历史研究，1988，（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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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田中阳.通经欲以致用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互动研究解读之一［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147-150.
［5］ 刘健安.“湖南电视现象”与湖湘文化［J］.理论与创作，2001，（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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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第5篇：湖湘文化论文范文
《广义》着于清康熙二十年(1682) ,刊刻于清同治二年(1863),是王船山(王夫之晚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着书立说,故世称其为“船山先生”)晚年的着作。全书三卷共释731字,涉及湖湘地名的词语共20余条,在读者面前展现了湖湘地域风貌和民俗文化。
一、地名文化
《说文广义》中,多处训释关涉湖湘地名由来、读音及当地风俗文化。
(一)详细阐述湖湘地名的由来
(1)楚,方书谓之牡荆,俗呼黄荆,其本丛生,故本训云“木丛生者”。古以作杖,扑有罪者,或用榎,或用荆,曰夏楚。楚地多黄荆,故楚始入春秋曰荆,后曰楚,一也。[1](P152)
人们大多知道,“楚”是一个历史地域概念,春秋时楚国别称荆州,大体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为中心,却无法说出其命名理据。王夫之在此清楚地阐述了“荆楚、夏楚”等地得名之缘由:“楚”本是一种灌木的名称,也叫作“牡荆”,民间称黄荆,可用作薪柴等多种用途,是生活中的必备物品。古人杖责有罪之人时,常使用榎或荆。这两种植物由于在南方江汉流域的山林中极为常见,于是远自商代时,北方中原人就以荆楚来称呼江汉流域的南方地区和南方部族。比如《诗经·商颂》中说的“维女荆楚居国南方”。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西周至春秋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湖南一带在古代也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楚文化的奇葩——“楚辞”即诞生于此,故而湖湘文化又称为湘楚文化。此外,通过对这一词条的阐释,我们还可以知道古人常用荆条作为刑仗器具,从而对“荆楚大地”“负荆请罪”等成语有更深刻的认识。
(2)蒸,本训析麻中干也,从艹从烝,草之可供烝炊者也。借为众词,蒸蒸,繁多也,如小薪之丛积也。如湘之水名“蒸”者,水侧小木丛杂生焉,故名。[1](P256)
(3)衡,354,所以平轻重者,故借为“衡量”、“衡鉴”字。斗之平星为玉衡,天文家以南岳上应玉衡,故称衡岳。……[1](P354)
蒸水、衡岳均为衡阳地名。王夫之作为衡阳人,在训释词义时往往引衡阳地名为证,流露出深厚的家乡情结。“蒸”本为麻杆,供炊之柴草。而“蒸水”作为水名,不从“氵”而从“艹”,是因其侧旁小木丛杂生而得名;南岳之所以被称为“衡岳”,是因为衡山对应北斗七星之一的玉衡星,地处二十八宿的轸星之翼,号为称量天地的“衡星”,所以也就被命名为“衡山”。轸星旁边还有一颗主管人间寿命的“长沙”星,衡山古属长沙,故又有“寿岳”之称。《诗经》中“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南山”就以此山而来。这在后来的史料中也得到了印证:“清康熙四十六年(1705),南岳庙重新修缮后,康熙皇帝亲撰《重修南岳庙碑记》,碑文首句即为:“南岳为天南巨镇,上应北斗玉衡,亦名寿岳”再度御定南岳为寿岳。[2]
( 4 ) 梦, …… 故训云: “ 不明也” 。江南之泽为“梦”,水气山烟,迷历梦梦也。[1](P380)
王夫之认为,“梦”的本义为混沌不明,引江南之泽为“梦”作例证。人们自然会想到湖南北部的洞庭湖,古称“云梦泽”,尤其是孟浩然那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经典名句:“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正是“水气山烟,迷历梦梦”的绝佳写照。
此外,王夫之在注释地名时,对一些说法作了补充,弥补了《说文解字》的不足,也提到了不少湖南地名,其别提到了澧水。
(5)澧,澧水有二:一出南阳雉衡山,一出湖广施周卫入洞庭。今人但知湖广澧水,而南阳之澧谓之沙河;《说文》但记南阳之澧,而不纪《楚词》“沅芷澧兰”之澧,两失之。[1](P188)
在这一例证中, 自然又会勾起人们对《楚辞· 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的回忆,重温湖湘文学,体会湘楚文化。
(二)在批评流俗字音时多引湖湘地名为例来论证,激发人们对湖南地理民情的探究兴趣,也扩大了湖湘地域文化的影响。
《说文广义》以许慎的“六书”为准则,补脱漏,辨流俗,审字音,揭示词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探寻词义演变规律。王夫之在审定汉字读音时,提倡正音,对流俗字音字形多持批评态度。在论及字音时,他先指出该字的正确读音,然后列举俗读音并引用不同地域的方言读音作说明,表明自己的见解。其中有关湖南地名读音也不在少数,反映出湖湘方言的一些基本面貌。
(6)涟:本与澜同,大波也,音雒干切。徐铉曰:“俗音力延切。”宋有涟水军,及湘乡县之涟水,俗呼作“连”,皆失之。[1](P177)
(7)洮:本“洮洗”之洮,读如桃。《说文》音土刀切,乃西北人不辨语音不辨桃、韬也。……零陵有洮水,俗读如“道”,皆不知何据。[1](P178)
( 8 ) 沱, 江别流也。沱有二,一在四川, 一在湖广,……篆文“它”、“也”字相近,故传写作“池”字。 春秋黄池,今池州贵池,皆即沱字,俱音徒何切,而俗音“驰”者,其失久矣。今湖湘间呼潴水之大者作“讬”音,别立“坨”字,俗陋不成字,实即沱也。筑堤以遏水流者,为沱。[1](P179)
(9)浏:本训流清貌,音力久切,读如柳。长沙浏水与酃、渌同以水清得名,自如字读,今呼作“刘”音,非是。[1](P190)
在上述字例中,王夫之认为,“涟”应读如“澜”而非“连”“洮”应读为“桃”而非“道”;“黄池、贵池”系篆文“它”“也”字形相近而误,应读写为 “黄沱、贵沱” , 而非“ 驰” ; “ 浏” 应读如“ 柳” 而非“刘”,并以湖南湘乡涟水、江华之沱江、长沙浏阳河等地名读音为例,指出俗读音的错误,认为俗读音“失之”“非是”。
此外,他还引用湖湘地名来区分形似字的读音。如:(10)汩:从水,从曰。曰,与“聿”通,故音于笔切,……若汨罗之汨,从日月之日,音密。[1](P198)由于古今汉字形态和读音的演变等多种原因,在今天审定汉字字形时一般从简,审定读音则按照“名/地从主人”以及“从俗”的审音原则。上述汉字的规范字形、读音现在都已确定,多与王夫之的观点相反。读音的是是非非历来都有不同观点,在此笔者不多展开。值得肯定的是,回顾王夫之所处的历史年代,汉字的使用长期处于无序状态,流俗字书害人不浅;正是由于有王夫之这样的有识之士,提倡正音、辨析字形、探寻词义的发展和演变,才让我们了解到汉字汉语的源流,对华夏语言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明确了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还要肯定王夫之对湖湘地名的推介。通过阅读《说文广义》,人们对湖南的河流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并激发人们进一步了解湖湘地理常识的兴趣。例如,王夫之 关于“沱江”的叙述颇使人好奇。他说:“沱有二,一在四川,一在湖广”。查寻资料可知,湖南境内湘西凤凰、永州江华、岳阳华容均有沱江。王夫之是衡阳人,对湘南地理风俗了然于胸,并在书中多次提及零陵、永州、蓝山、深水、潇水等地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他所指的沱江为江华的沱江。类似语料还有:
(11)深,本水名,出今蓝山县,入于潇,乃古今通用为“深浅”字。[1](P182)
“潇湘”现已成为湖南的代名词,湖南人都知道潇水,而“深水”却鲜为人知。更不知潇水又名“深水”。东汉许慎在《说文》中将“深”列为水名:“水出桂阳南平,西入营道。”这里的桂阳,指桂阳郡(今郴州市);南平,即今之蓝山县,两汉时期属桂阳郡;营道,属零陵郡,辖今宁远、道县、江华部分地。而“潇,古名深水,又名营水,东晋以后改名潇水。潇水因其水流清绿幽深得名,《水经注·湘水》说:“潇者,水清深也。”[3]《广义》对“深”字的注解,体现了汉字源流文化,也使人们对湖南的地理人文有了新的了解。
(三)民俗文化
王夫之对于湖湘地名的阐释,不仅仅限于读音和由来问题。在其他词条的阐述中,王夫之也多次提及湖湘地名,让人们了解三湘大地民俗文化。如:
(12)浯,……元次山取以名祁阳之溪尔。[1](P174)王夫之关于“浯”字的阐述,让人们对湖南祁阳的碑林文化与元结的历史渊源有了更深的认识。查询资料可知,浯溪因元结而得名,而浯溪碑林文化也始于元结。公元763年,唐代着名散文家、诗人元结出任道州刺史时,乘舟逆湘江而上,路过此地,爱其胜异,将溪命名“吾溪”(意为:我的溪流),后才创建了“浯”字,将“吾溪”改为现在一直沿用的“浯溪”。浯溪不仅山奇水秀,在文学史和书法史上更为后世称道。公元764年,元结写下了《大唐中兴颂》,记述安史之乱。嗣后,由唐代着名书法家颜真卿书刻于摩崖之上。元文、颜字,加之天公造就的峭岩,文奇、字奇、石奇,世称摩崖三绝,被尊为国宝。历代文人学士到此游览,吟诗作赋,铭刻石上。自唐、宋、元、明、清以来,留下的诗、词、赋、文等摩崖石刻五百多方,形成了驰名中外的诗海碑林,为史学、文学、文字、书法的研究保存了珍贵的资料。[4]
(13)虚:有丘如、朽居二切,音异义同,皆训大丘也。……今岭南集市谓之虚,以虚场必居冈阜也。人求其义而不得,乃谓市散则空虚无人,亦迂谬矣……[1](P135)王夫之在这里批判了人们对“虚”的错误认识,虚本义是大土山,今人称集市为虚,是因为古代集市多在山丘之地。也体现出南方地区的集市文化。岭南,是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以及湖南及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赶虚(通墟,圩)是湖南多地的一种民间风俗,即赶集。
(14)迻:375“迁迻”之迻,从多从辵。好迁者不一而止,故从多。……其从禾从多之移,乃禾盛而相倚之谓。楚人谓多为夥,夥本移也,《史》作“夥颐”。经典“迁迻”字作移,经师口授之讹。[1](P375)
根据王夫之的介绍,湖南人“谓多为夥,夥本移也,《史》作“夥颐”。要了解“夥”与“移”的联系,可以从湖南人搬家的风俗得到答案。
夥颐:楚方言,叹词,多用以惊羡其多。“果”指植物的果实。果实就是“种子”,又同“火”。古兵制十人为火,同火的人互称火伴。俗作伙伴。[5]
这一词条把“迻”“夥”“火”有机联系起来,从湖南人搬家迁移的风俗可窥一斑。搬家者,把东西搬过去也。所谓入宅者,本人正式入住也。搬入新成屋者为“入宅”,搬入旧屋者为“移徒”。搬家那天“灶”一定要开火,不要冷灶。搬家要移火,称“薪旺”语意兴旺。
《广义》还有一些条目涉及湖湘方言,因时代变迁和语言变化等原因,这些字词的古义在现行方言中已不再保留,成为久远难得的记录。如:
(1 5)广:……楚人谓兵车为广,方言尔,实无取义。楚之南为岭徼,其地曰广,音楚语也。粤之东西,负山濒海,幅员狭隘,何广之有哉
“广”字含有兵车之意,且源于湘楚方言,一般不为常人所知。许慎《说文解字》中未作注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没有这一义项。倒是在《康熙字典》中有收录:“广,又车名。《周礼·春官·车仆》:“广车之萃”。《注》:“广车,横陈之车也。”《释文》:“ 广, 古旷反。” 《左传· 僖二十八年》: “ 西广东宫。”《疏》:“楚有左右广,盖兵车之名。”《宣二年》:“分为二广。”《注》:“十五乘为一广。”[6]
(16)余,本训语之舒也。自《楚词》始以为自称之词,世习用之,盖南楚之方言耳。[1](P364)
战国时期楚方言中,“余(予)”是最高频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始于《楚词》,为南楚方言,在战国时期最为通行。[7]而今已不用,只能从史籍中寻找蛛丝马迹。《说文广义》的记载,无疑也成为宝贵的记录,为学者探讨古汉语代词系统的演变提供了宝贵史料。
第6篇：湖湘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间体育，湖湘文化，湖南民族
1前言
随着人类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在文化延续的过程中，体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就民族民间体育和湖湘传统文化进行了归纳，旨在探索民族体育与湖湘文化的联系，为湖湘体育与文化发展提供合理依据。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湖南民族民间体育、湖湘文化、
2.2 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通过图书馆查阅有关湖湘文化、体育文化和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专著；了解湖湘民族体和湖湘文化的有关信息。
2.2.2逻辑分析法：研究体育对文化影响的内在逻辑性关联性。主要就是归纳总结法。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民族体育对文化影响的意义
民间体育战略研究意义非同寻常，我国民间体育的保护、继承与发展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学术理论广为关注的焦点。中国民间体育昔日在农耕文明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失落了，陷入了长时期的发展困境之中。同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深情的回忆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过去，又义无反顾的瞩望着现代体育文化的未来;深切地寻觅着世界体育先进文化的融合和共同语言，又谨慎地发展着本民族体育文化的个性，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自然淳朴、绵延世泽、眷恋乡土、理解情感、重道德、尚人伦、尊祖宗、崇礼教的民族品格和精神，从而也体现出“弘扬民族精神，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传统”的基本内涵，民族民间体育不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凝聚了各民族人民之间的感情，同时对外也弘扬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1】。
3.2湖南民间体育与湖南文化之间的影响
湖南民族民间体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受到传统文化的指导，另一方面又影响了传统文化，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民族意识，文化心理，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审美心理等。
3.2.1传统体育影响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
动态的体育活动影响了民族的文化艺术，如，苗族的芦笙舞，舞者边做快速旋转，矮步，翻滚，倒立等动作，没有一定的训练基础是很难完成的【5】。训练的难度也可想而知。但是它依然作为一种民间艺术传承下来，说明体育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让人百折不挠，坚持不懈，自强不息的精神。
3.2.2传统体育对民俗节日的影响
民俗节日往往作为民族体育的载体，民族体育则丰富了传统节日的内涵，丰富了每个传统节日的独特性厚重感。例如：苗族的赶秋节不仅要展示出具有民族风情的庆祝程序（祭奠盘瓠—祭仪—歌唱对歌—赶边边场等活动），更应该在这种庆祝程序中融入蕴涵的浓厚民族风情的苗鼓舞、舞龙狮、荡八人秋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使旅游者能在轻松的节日氛围中领略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这样不仅传承了民族的独特性，在强身健体之余，也使湖湘个民族文化活灵活现，惟妙惟肖。民族体育在民俗中的另一个体现就是在婚庆典礼中的娱乐作用，和恋爱中的媒介作用【3】。
3.2.3传统体育对民族湖湘经济文化的影响
所谓对湖湘经济文化的影响不一定要指在商品贸易中的影响，也可以指在农业生产生活上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因地域之广，各地的农业生产也不尽一样，同时也因为民族的差异也不尽一样。在生存面前，湖湘的苗族学会了射箭射弩，土家族则学会了打飞棒，攀藤。这些民族体育项目都是从物质生产方式过程中传承演变出来的，从而也反映了民族的物质经济文化。它不仅折射出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样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物质水平的发展程度。在劳动的实践中，湖南人民一边享受着劳动的乐趣，一边总结生产经验，以体育动作的形式传承下来，给后人的生产生活提供指导。这也是一种关于劳动的思考。这种基于现实的经验影响湖湘的经世致用的精神。任何的理论都从实践中得到，同时又要作用于现实，服从于社会【7】。务实的精神也一直传承到现在，成为湖湘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的表现方面。从湖南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特征上看,可以清晰的看出湖南传统体育活动大多仍与农耕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3.2.4传统体育对湖湘民族自信心的影响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存在的一种形式，一旦失去了，或者失传了，就丧失了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的元素，丧失了民族性的财富。从这个角度来讲，传统体育也使我们意思到了民族性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和一些政治的原因，我们的民间体育正在渐渐消失或者畸形发展，面对这样的现实，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意义上讲，民间体育急需要解决的是保护、继承与发展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但首要的，还是一个文化自信问题。对民间体育的发展保持充分的文化自信心，是振兴民间体育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4】。
3.3传统体育对文化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关于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的看法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体育对文化的影响也不另外。在传统的社会习俗中，也存在良俗与陋俗之分： 大部分传统体育文化张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塑造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维系了社会的健康与和谐发展，是为良俗; 但也有一些旧时代的习俗，不免带有封建迷信的时代烙印，是为陋俗。如一些祈福习俗、禁忌习俗等，虽然明显可以看出其社会时代的落后性与愚昧性，但对社会、对他人却并无危害。作为文化核心层面构成物的社会民风习俗，其转移变易并不是可以随着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只有当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进而导致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才能移其风而易其俗。湖湘民俗及民间宗教信仰亦是如此。在当今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我们除了要站在本民族的立场给民族体育予以认同，同时也要站在科学的立场对民族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封建性与迷信的方面予以批判。
4结论
4.1湖湘特有的民族体育文化与民族体育是分不开的，民族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地文化，而相当多的体育产生在生活文化当中。
4.2湖南民族体育的传承直接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传承，体育作为一种健身活动更容易使湖湘文化得到传承
4.3 湖南部分体育活动所表现的给湖湘文化带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封建迷信，祭祀活动尤为明显。
参考文献：
刘亚云 湖湘文化对湖南体育的影响2005.
第7篇：湖湘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湘剧；起源；高腔；弹腔；弋阳腔
中图分类号：I236.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8-0009-02
一
湖南地区的戏曲历史十分久远，湖湘文化更是在悠久的戏曲舞台上久演不衰。刘禹锡在其《竹枝词并引》一文中写到“昔屈原居湘、沅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文天祥《衡州上元记》中记载宋咸淳十年（1274）“岁正月十五，州民为百戏之舞”为至今所见衡阳戏剧活动的最早记录。元至正十五年，夏庭芝作《青楼集》，其间写道了张玉梅、马素卿、刘婆惜、帘前秀等曲艺人在湖湘之地的演出盛况。“张玉梅，刘子安之母也。刘之妻，曰蛮婆儿，皆擅美当时。其女关关，谓之小婆儿，七八岁已得名湖湘间。”至于其后的明清之际，本就是戏曲文化等民间艺术的繁荣时期，其文史记载颇多，且前人研究已颇为深刻，笔者于此文中便不再赘述。由此可见，在有文字可考的记述中，湖南地区的戏曲文明自应追溯到屈原时代，这应当是毋庸置疑的。
有学者认为这些元代杂剧演员在湖南地区演出的同时其《单刀会》等剧本对后世的湘剧同名剧本产生了直接继承关系，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存疑。以著名剧目《单刀会》为例：一者，元曲《单刀会》由关汉卿作于元代，且自元起至以后的数百年间，随历经明清朝代更迭，但这一剧本一直在戏曲舞台上久唱不衰。换言之如今大多戏曲中的《单刀会》等剧目曲牌均与元杂剧有继承关系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在此之前，未有文字提及过这些剧目。二者，至于湘剧部分剧目与元杂剧有直接师承关系的说法却着实应当存疑。如果仅仅比较曲牌名、内容、唱词，则根本不足以证实继承关系的直接性，因为大多拥有《单刀会》这一剧目的剧种都大同小异。湘剧的《单刀会》等剧目未必就不是通过学习融合其他剧种间接继承过来的。
声腔是一个剧种独特性的最大体现，同时也是一个剧种区别于其他剧种的主要标志。故而对于一个剧种的研究首先应当从其声腔着手。湘剧是湖南地区影响最为广泛的剧种，是湖南戏曲的代表性剧种。以长沙、湘潭两地为中心，湘剧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高腔、低牌子、昆腔、乱弹等多种声腔，高腔是湘剧最早成型的声腔毋庸置疑。而湘剧的主要剧目以高腔和乱弹为主，所以对于湘剧历史的起源探索不妨从其主要的高腔和乱弹追本溯源。
二
弋阳腔是南戏的主要声腔，是南戏流入江西之后结合当地方言小调，在以弋阳为中心的范围内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南戏始于宋光宗朝（1190～1195），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高腔是湘剧四大腔调里最先出现的，也正因此历来学者都将湘剧的历史追溯到高腔在湖南地区的形成时期。湘剧的高腔正是弋阳腔在湖南地区的传播过程中“错用乡语”、“只沿土俗”而逐渐形成的。对于这个说法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在此不再赘述，但谈到弋阳腔传入湖南的时间问题上，近年来学界多有争论。
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丘在其《江右民迁荆湖议》一书中讲到“江右之地，田少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既然江西人因战乱灾荒等缘故“大半侨寓于荆湖”，那么在江西地区盛行的戏曲腔调随着流民的逃亡迁徙而进行传播就是必然的。史书中明确的的记载弋阳腔在湖南地区流传的最早文字资料见于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书中讲到“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而《南词叙录》的最初版本刊刻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换言之，弋阳腔在嘉靖三十八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结合前文提到的丘之言，则弋阳腔在湖南地区的传播应是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并在其后的几百年间借用湘楚方言演化为湘剧的高腔。而湘剧的起步，也正是由高腔的发展开始的。
明朝魏良辅的《南词引正》中提到过“自徽州、江西、福建，俱作弋阳腔。永乐间，云、贵二省俱作之，会唱者颇入耳。”有学者认为弋阳腔在由江右地区传入云、贵之地必然要经过湖南，在这个过程中弋阳腔的影响力定会在在湖南有所展现。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尚有欠妥之处。首先，并没有明确的文字说明湖南地区在此时已“作弋阳腔”；其次，由江右地区到云贵的传播未必就一定经过湖南，只能说其传播的最短路线应当经过湖南；再次，假使当时弋阳腔真的在湖南广为传播了，那么魏良辅为什么在文字记载中唯独只提到云贵而恰恰跳过了“必经”的湖南？常德老郎庙藏古太平缸，有“大明永乐二年华胜班”字样，毁于民国八年（1919）。而华胜班是当时常德地区的高腔三大名班（华胜、华升、华庆）之首。按常理这足以说明永乐二年（1404）之前高腔已经在湖南流行，由此推之则弋阳腔更在之前。但是，据清朝同治年间编修的《武陵县志》记载，乾隆末年常德府九班集资建老郎庙。这就出现了两个疑点：其一，古太平缸修铸时间的真实性存疑，因为自永乐二年至乾隆末年前后相距300多年，这期间湖南地区历经战乱况且还有朝代更迭，如此大缸能否完整的保存是个问题。其二，假使其能够保存留世，那么在此之前的浩如烟海的古籍为何对这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传世之物只字不提？因此，我觉得关于弋阳腔传入湖南时间的第二种说法尚且存疑，有待进一步考证。
最后一种学界的观点认为《南词叙录》所记述的的四大声腔流播地区是清初何焯伪造的，并由此推断出明代弋阳腔根本就没有流播到湖南的结论[4]。私以为这种结论是错误的。首先，《南词叙录》中曾提到“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南词叙录》刊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也就是说弋阳腔的流传在嘉靖三十八年左右。汤显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讲到“江以西弋阳，其节以鼓，其调喧。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阳。”“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的理解应当结合元末明初的江西地区社会环境来进行分析。元末明初，江西等地战乱频出，灾荒连年，百姓流离。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袁州爆发响应“白莲教”起义。至正十二年（1352），“白莲教”组织的“红巾军”在饶州一带，展开反元战。“白莲教”的起义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江右最先被兵，列郡瓦解。”以至于“保其乡，复其盛，昌其后者，江乡甚不多见。”明代，“弋地兵燹频仍，官和庐舍荡为榛莽。”正德间“江西、广东、湖广之交，千余里皆乱。”等等。诸如此类描述，史籍中所涉甚广，笔者在此不再赘述。总之，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弋阳百姓流亡者甚多，那么随之弋阳地区由于缺乏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弋阳之调”也就顺理成章。但这里的“绝”，仅仅指弋阳腔在弋阳地区的短时间的式微，而恰恰反证了弋阳腔在此时的外传。这种说法本就与《南词叙录》相互佐证，不谋而合，恰恰证明了弋阳腔在嘉靖年间广为传播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再者，近来学者在《猥谈成于陆延枝，及南词叙录成于何焯考辨》等文中考辩《南词叙录》的真伪。且不论其书真伪，关于《南词叙录》最早成书于嘉靖年间的论断是大家公认的，何焯对此书进行过整理批注也是不争事实，争论在于何焯有无对书中内容进行改动。而对于这一点却没有实实在在的考据，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想象与推断，由此得出的结论未免武断，故而此种说法也尚存诸多疑点，不能作为定论。
三
湘剧的乱弹又被称作“弹腔”、“南北路”，属与皮黄系统的板腔体音乐。清代李斗在其《扬州画舫录》中提到“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这是关于乱弹的最早记载，但是乱弹一词的用法向来都无严格规范，它泛指康熙末年到道光末年新兴的地方声腔剧种。乱弹的北路（西皮）最早可以追溯到秦腔的形成时期，而北路（西皮）的形成也与秦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人说秦腔是“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广播于清，几经演变，蔚为大观”。由此可见秦腔的最初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朝。清代李调元在《雨村剧话》中有言“俗传钱氏缀百裘外集，有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蜀谓之乱弹。”说明秦腔的流传广泛，且对中国许多地方剧种的唱腔产生了深远影响，而秦腔的传播媒介则是当时的山陕商帮。乾隆四十五年（1780）上谕：“查昆腔以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盛行。”乾隆四十六年，江西巡抚曾奏皇帝：“臣查江西昆腔甚少，民间演唱，有高腔、梆子腔、乱弹等名目……九江、广信、饶州、赣州、南安等府，界连江广闽浙。如前项石牌腔、秦腔、楚腔，时来时往。”这就说明了四个问题：其一，秦腔在乾隆之前便已在湖北等地的戏曲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二，在1780年之前湖南的周边省份包括贵州、湖北、江西、广州等省份具已出现“乱弹等名目”，且各省之间是有戏曲交流的；其三，湖南的东南西北四面省份均已有乱弹的出现，湖南一省便不会在乱弹的影响范围之外了；其四，在康乾盛世的广泛戏曲交流中湖北汉剧中的“北路”和徽剧里的“南路”逐渐交融形成了乱弹，呈现出秦腔、乱弹同台献艺的情况。“北路”的形成则是秦腔在湖北地区，与当地的民间戏曲小调结合，逐渐在湖北汉剧中以西皮的形式出现的。而“南路”则是徽剧在中的二黄腔调在湖北湖南的传播形成的。清初刘献廷（1648-1695）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流寓湖南衡阳时曾作《广阳杂记》卷3载：“秦优新声，有名乱弹者，其声甚散而哀。”一来将乱弹（弹腔）在湖南的传播历史追溯到了1692年之前，二来进一步印证了秦陕戏曲对弹腔的深刻影响。
四
由于湘剧的主要剧目均为高腔与弹腔，所以本文着重从这两个湘剧腔调的形成论述了湘剧的历史起源。再者，低牌子和昆腔的历史均不会早于高腔，这在学界已有共识，因此不会对湘剧的历史上限起到决定性作用。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三：其一，虽然没有证据考证湘剧的剧目与元杂剧的直接继承关系，但二者具有传承关系是毋庸置疑的，这足以决定其戏曲内涵中的文化价值；其二，弋阳腔在湖南地区的传播应是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并在其后的短时间内借用湘楚方言演化为湘剧的高腔；其三，乱弹（弹腔）在湖南的传播历史的上限则应追溯到1692年之前，秦陕戏曲对弹腔的深刻影响。总之，湘剧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作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剧的传承与保护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
参考文献：
[1]刘禹锡.刘禹锡[M].中华书局，1990.
[2]文天祥.文山先生集.卷九文集[M].清同治七年景莱书室刊本.
第8篇：湖湘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湖湘文化；人文素质；远程开放教育
一、远程开放教育学员人文素质教育现状
1.学校教育观念转变的力度不大。近年来，各级电大领导对于文化建设在学校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已基本达成一致。但是对远程开放教育学员人文素质教育的理解和重视仍然不够。作为一所成人高校，电大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面向基层的应用型人才。因此，相比普通高校而言，电大往往更加强调对学员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关注。在电大传统的办学理念中一直缺少传播人文根基的价值与使命。学校管理者和教学人员都认为人文素质教育只是文化知识的补充教育，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对成人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2.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校园环境不够。相较于人文底蕴深厚、校园文化丰富的普通高校而言,电大校园缺乏人文积淀，文化氛围淡漠,人文素质教育活动也缺乏相应的载体,人文讲座、美育、生命教育活动等普遍较少,学生社团数量较少,活动单一[1]。3.学员接受人文素质教育的自觉性不高。由于远程开放教育学员多为成年人，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可塑性不如全日制在校学生。部分电大学员是抱着“混文凭”的态度,学习动力不强。这些学员将大量的时间花在休闲娱乐上,很少阅读课外书籍。一部分确有学习需求和学习动机的学员，也仅仅针对职业提升而专业知识的学习的和专业技能的提高，对人文素质的培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接受人文素质教育的自觉性。
二、如何将地域文化渗透到远程教育学员人文素质的培养中
1.融入湖湘文化精神，确立人文素质教育理念。专业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二者的关系，其实就是先成人还是先成材的问题。电大的远程教育是以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为目的,因此，应树立开放、全面的人才观，确立突出地域文化特色的人文素质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精神是一笔宝贵的教学资源，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去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而不是片面地追求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学校应在在课程设置、师资培养、经费投入等方面确保地域文化教育的开展，还应认识到人文素质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长期过程,要克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思想。2.突出湖湘文化特色，加强校园环境文化建设。环境的熏陶对人的身心成长起到重要作用,它有巨大的浸润和感染力,其人文教育的实效是不可低估的。人文环境是一个无形的教育资源[2]。要重视校园实物环境、人文景观、文化设施等环境文化建设。让湖湘文化资源成为电大校园环境文化建设的基础资源，将人文素质教育渗透于物质展示之中。以丰富的资源展示来激发学生对湖湘文化的探究兴趣，让湖湘文化与电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紧密结合，让湖湘文化中的英雄人物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激励学生学英雄、做英雄。将校园内的一景一物、一砖一瓦都赋予人文气息，用学校的各种文化载体宣传湖湘文化的精髓,使学生在浓厚的人文氛围中感悟人生、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健全人格。让湖湘文化成为打造电大特色校园环境文化的重要内容。3.挖掘湖湘文化底蕴，重视相关人文课程开设。首先要在教学计划中加大人文课程的比重。就近年的招生情况来看,远程开放教育人文学科萎缩甚至消亡的趋势十分明显。为了避免人文学科相关专业的萎缩带来的人文精神的流失,学校应树立正确的人文主义课程观,将人文课程应作为通识类课程在各专业普遍开设。开设人文课程还应大力挖掘地域文化资源。湖湘文化中蕴藏着大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也蕴藏着许多人文精神和艺术成果，这些都可以通过发掘、整理运用到课程建设上。其次，要把人文教育贯彻到每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之中。每门课程都有各自独特的人文内涵。不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课程，都可以结合课程教学来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人文学科的课程当然毋庸赘言，自然科学各科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需要我们认真挖掘。4.围绕湖湘文化精华，组织各类校园文化活动。除了课程教学，还要通过第二课堂这种主阵地开展以汲取湖湘文化精华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包括专题讲座介绍湖湘文化人文精神，知识竞赛丰富湖湘文化知识、培养竞争意识，专题报告会宣传典型人物事迹，座谈会听取人生经验和体会，辩论赛培养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演讲培养人的激情和严谨，志愿者活动提高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艺、体、美等各种活动小组、社团、沙龙让学生发挥特长、培养自信。这些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既可以纠正把人文素质教育单纯的等同于思想道德教育的做法,将湖湘文化人文精神的精华融入到校园文化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又能为电大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的舞台，也为其实践志趣、扩大交往开辟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他们学习知识和锻炼能力得以兼顾。5.整合湖湘文化资源，打造特色虚拟校园文化。作为远程开放大学，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加强基于网络的虚拟校园文化建设，实现人文素质教育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可开辟虚拟湖湘文化广场,以图、文、音、视等多种形式展现湖湘文化代表人物及艺术作品；开设湖湘文化网上论坛,通过文化渗透聚集人气，形成特色栏目；邀请湖南知名学者开设网上学术报告厅开拓学生知识视野、营造浓郁的网上校园学术文化氛围；建设学生自主文化社区等栏目[3]。将湖湘文化要素辐射到整个平台，形成和谐、浑然一体的风格，营造具有湖湘特色的远程教育网络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1]廖爱春.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问题和对策[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6).
[2]张一军.远程开放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远程教育杂志,2007(2):10.
第9篇：湖湘文化论文范文
一、对湖湘本土舞蹈文化文化的认识
湖湘文化是在湖南地区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湘文化对湖南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关湖湘文化的研究，早已为学术界所关注。湖湘文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广义的湖湘文化：是指自古以来陆续生息在湖南的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创造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之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等的总和；狭义的湖湘文化：则是指在此基础上所发展和积淀起来的文化精神。湖南舞蹈艺术，生长于楚文化和湖南原土着居民文化的艺术土壤，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风情独具的艺术风采。自古以来，在湖湘大地上便居住着苗族、土家族、瑶族等许多少数民族。1980年至1985年曾对湖南全省民族民间舞蹈进行了全面的普查。据调查统计，湖南有近30个民族，独特的民族习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构成了他们不同的舞蹈艺术，各民族的舞蹈都具有特色，丰富多样，异彩纷呈，共有400多个舞种，数以千计的舞蹈节目。湖湘民族民间舞蹈，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湖湘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结晶。在历史上，隋唐以来，《绿腰舞》等着名的盛唐宫廷舞蹈，流传到湖南。唐人李群玉曾在《长沙9日登东楼观舞》一诗中描述了在长沙看南国佳人的舞蹈的情景。特别是近代以来，这些外来歌舞与当地的楚舞和民间歌舞相融合，铸就了湖南民族民间歌舞艺术的独特风姿。
二、湖湘民族民间舞蹈的现代教育性表现
湖湘本土舞蹈文化教育具有鲜明的工具性。一是民间舞的排练过程与表现形式体现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与和谐；是国家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充分体现；也是国家繁荣昌盛的标志。可将这种表现变成思想性教育的工具。二是本土民间舞蹈进高校，起到了传承湖湘舞蹈文化的工具作用。
三、发挥民族舞蹈的育人功能
1、培养审美能力
民族民间舞蹈的表现，充分地体现美的各个形态。如舞蹈服装，间接地衬托了社会美中的劳动产品的美与仪表的美；服装色彩、线条的美与形体美体现了形式美。同时，人们在祥和愉悦的气氛中表演民间舞蹈体现了社会美中的生活环境美。随优美动人的旋律、生动地音乐形象、丰富多彩的音色组合与深远的意境和神韵感受了艺术的美。另外，民间舞还体现了舞者自身的纯自然的美和通过学习舞蹈后人为改造的自然美。由此可见，通过民间舞蹈来培养人们的审美能力是较好的途径。
2、培养多元文化价值观
各个民族的舞蹈及舞蹈教育自身是一个多元的系统结构。湖南有近30个民族，现有近400多个舞种，各民族的舞蹈都各具特色。因此，可利用民族民间舞蹈来培养人的开放型的思维方式，树立起平等多元文化价值观。
3、促使一般能力的提升
民族民间舞蹈的学习与表现能使紧张的情绪得到放松，使心情愉悦，在这种气氛中排练与表演，能提高人的观察力、肢体的协调能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能力与反应能力。
4、进行思想性教育
民族民间舞的排练与表现体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定团结与和谐的象征； 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标志。这在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由此联想，这是一部政治思想教科书，使人们间接地、隐性地接受了思想性教育。
四、湖南本土舞蹈引进校园对校园文化构建的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培养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与情商和谐校园文化。
湖湘本土舞蹈进校园，有利于活跃校园文化生活，有利于培养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与情商，稳定情绪，促进沟通与交往，和谐校园。柯达伊说：“有什么东西比合唱队更能表现社会的团结吗？笔者认为，民族民间舞蹈亦如是，民族民间舞蹈集体舞为主，集体舞要求全体舞蹈人员节奏、动作统一，强调分工合作。所以在集体舞的训练与表现中要培养队员们的合作精神、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自我内省能力、管理和控制情绪的能力、认知和理解他人的能力以及自我激励的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创建和谐、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有利于创建和谐校园。
（二）促进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
现代传媒、西方文化和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与消费习惯及娱乐方式转变，多管齐下的冲击着湖湘本土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近年来，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各部门纷纷对传承民间舞蹈文化予以重视，投身于民间舞蹈文化的保护和研究中，设立各种研究机构，以社会的力量对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进行传承。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也是湖湘本土舞蹈文化世代相传的继承人。将湖湘本土民间舞蹈引入校园秉承了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方式：环境传承、群众间的传承、社会传承。使学生们能在传承师者们的指导下，吸取更为广泛的知识，在传承中起补充作用。，既丰富了艺术教育的内容，又传承了湖湘本土民间舞蹈文化。可以提高学生的音乐能力，进行思想性教育、情商教育、集体主义精神与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培养；还可以强身健体，促进交往，和谐学习环境。通过湖湘本土民间舞蹈文化引入校园来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含艺术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和劳动素质，充分体了现素质教育的理念。
（三）有力补充素质教育
将湖南本土舞蹈引进校园，首先：学生的形象思维、艺术思维、审美能力、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培养都将得以提高。其次：舞蹈教学是用形象思维的教学方式传授，比文字记载更形象生动、感人愉悦、记忆深、教育效果好。将湖南本土舞蹈引进校园是传承“历史肢体语言艺术”的主窗口，既能使其舞蹈文化精髓得以传承与发扬。又丰富了教学形式与手段，完善了高校的文化建设，更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充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理念。素质教育就是要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它包括了思想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含艺术教育）、心理素质教育、身体素质教育、劳动素质教育等内涵。湖南本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既是湖湘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素质教育中的子系统。将湖南本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引进校园，不仅娱乐健体、社会交往、丰富文化生活，重要的是教育功能，学校是传承湖湘文化的主窗口与主阵地，也是文化建设的主干道。每一个人都是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由于湖南本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与自然学科、社会学科、姊妹学科有很大的联系性。我们把这种知识面广、综合性强的艺术引入校园，不仅是提高了学生的艺术素质，另外，学生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劳动素质等方面也能得到相应的提高。我们把这种知识面广、综合性强的艺术引入校园，不仅是提高了学生的艺术素质，也提高了学生的思想文化素质、心理生理素质。这样不仅培养了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甚至一个班级、一个学校乃至一代人的综合素质。
（四）、促进湖湘本土舞蹈文化地理学的发展
湖湘本土舞蹈的地理分布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现象，或从整体、或以某一特定品种进行有关地理―舞蹈―人三者关系的全面研究。是复杂的学术课题。根据乔建中先生在《音地关系论》中提出的看法，它们至少有三层关系，即地理地貌与体裁分布之间的“表层关系”；地理地貌与音乐风格区之间的“深层关系”；特定的地理环境与特定的音乐品种或风格之间的“储存关系”。其中，“深层关系”即音乐风格区的形成与划分问题，又进一步涉及到划分的依据、条件等，对此，以往学术界见仁见智，存在着一系列繁难的课题。本领域只有在不断地积累材料、把握整体、细致分析的前提下，才能发现一些接近科学的结论。
（五）、加强本民族性格的塑造
沈洽先生在他的《民族音乐学10年》中提出把一种音乐与其根植之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考察，是民族音乐学最重要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包含有文化地理学性质的”我认为舞蹈亦如是；文化―地理―人三者是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的，湖湘民间舞蹈中，舞系体现了八个民族的不同民族性格，作为小民族舞蹈的湖湘舞蹈亦如是；湖南本土民间舞蹈总是透露出湘学思想中湘人那种受到儒家道德精神修炼的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湖南南部的江永一带是原始野生稻产地。毗邻江永的道县玉蟾洞遗址发现的稻谷证明了，道县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满足人们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过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为人类燃起了开拓稻作文化的希望。湘南江永的瑶族长鼓舞就体现了湘人“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精神。
五、总结
综上所述，将湖湘文化以当代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舞蹈形式融入校园，并形成一种受众面广泛的校园文化，将有力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塑造更加完善民族性格。在当下以经济中心的社会结构中，新一代大学生应当有着正确并独立的审美观，立体的知识架构，良好的身心、道德素质，并在学习和工作中始终洋溢着湖南人--霸得蛮、耐得烦的务实精神。我们只有以艺术教育为途径，更进一步的发扬人文主意精神，培养一代新人的审美生存，才能适应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需要，也是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更是所有艺术教育工作者的共同追求。
参考文献：
[1] 惠颖. 民间舞教学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J]. 价值工程. 2013（35）
[2] 李霞. 舞蹈文化对民间舞蹈教学影响的研究[J]. 华章. 2010（33）
[3] 姜磊. 浅析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 知识经济. 20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