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精选(九篇)

第1篇：湖湘文化范文

在历史的长河中却熠熠闪光。

在湖湘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山奇水复，钟灵毓秀，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湖湘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相当重要地位。千年来，她以甘甜源泉哺育着湖湘儿女，造就了“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局面，为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什么是湖湘文化？对湖湘文化的理解及其“源头”问题，是近百年来史学界争论话题之一，说法不一。其一，自古在湖湘土地上产生传延直至今天的哲学思想体系。其二，许多学者认为周敦颐开其统绪，胡安国、胡宏父子、朱熹、张颉⑼醴蛑等湖湘学派传延发展、近代魏源、曾国藩、潭嗣同等进一步扩展，及当代哲学家论述的哲学思想体系。其三，是南宋胡安国胡宏父子所创立，并为朱熹、张虻却承发扬的湖湘学派的哲学思想。追寻历史，晚清经学家皮锡瑞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南宋以后，人才辈出”，可见南宋胡安国父子建立碧泉书院，创立湘学派更为贴近实际。笔者认为碧泉书院是湖湘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源头。

碧泉书院遗址座落在湘潭县锦石乡碧泉村，距湘潭市城区约40公里、衡山30公里。书院旁有一碧泉潭，潭宽10米，深3余米，涌泉之处、深不见底。泉水涌溢，川流不息。泉水清澈，常年温度为18～22度之间，每秒流量为0.7～0.8立方米，石潭自古闻名，称作“龙潭”。传说大禹治水到衡山求仙访贤，曾来此处查看水情、开山凿石。自唐代以来，石潭更是远近闻名，清嘉庆《湘潭县志》记载：唐元宝年间，龙潭山（也有人称龙腾山）的石岩中泉水忽涌出，色如靛蓝，投物水中，皆成碧色，碧泉潭之名始此。泉水流经之处禾苗挺拔健壮、稻谷籽粒饱满，鱼虾色鲜味美。清乾隆皇帝游江南时曾指定碧泉潭附近1000亩稻田所产的稻米为贡米。

1130年春，湖、广、江、浙等地发生瘟疫致使许多民众死亡。南宋文学家、理学家胡安国从福建举家南迁，乘舟穿越云梦泽，转道宁乡，在其弟子的恳引下来湘，暂居潭城（现湘潭市城正街湘江边）。北宋著名哲学家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曾在附近的隐山隐居。同年初夏胡安国父子来此考究，龙潭山云雾缭绕，一跃千里，碧泉潭被群山环抱，泉水清澈见底，阳光之下水草碧绿，锦鳞翻滚，涌泉之处，开水沸漾，汩汩有声，捧饮山泉，甘甜可口，疲劳顿消。石潭西500米处的“慈竹庵”和“老安寺”巍巍耸立，一寺一庵b相呼应，金碧辉煌、雕梁画栋。晨钟暮鼓，香火鼎盛。

遇此风水宝地，胡氏父子毅然于1130年冬率全家筑室于潭旁隐居。并以诗记之《移居碧泉》：“灵山固是为深幽，况有名泉洌可求，知梦正须依白石，渗情好与结清流，庭栽疏竹客训鹤，月满前川寺补楼，十里乡邻渐相识，醉歌田舍即丹兵”。1131年他又诗一首向友人倾诉，称自己寻得一好山好水的圣地，期待好友来湘潭碧泉相聚，品尝甘泉。胡氏父子遂蛰居潭旁潜心研究学术达三十余载，终集儒、释、道之大成，提出了以“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内圣外王，修身养性”为要旨的湖湘文化精义，著述《胡氏春秋传》，名动一时，被奉为国学经典。两个儿子深得父亲学说的精髓，推陈出新。胡氏父子被尊崇为湖湘文化的始祖。

绍兴八年，胡安国去世，其子胡宏、胡寅子承父业，传其湖湘学，将书院修缮扩大，并作《碧泉书院上梁文》，以纪其事，绍兴十年（1141年），胡宏、胡寅有感于“人希探本”而创立了他的“性本论”儒学观，在碧泉潭上建“有本亭”（原亭毁于战火，2011年重建）。碧泉书院虽然地处偏远，但因有一代鸿儒隐居其中，便“寓在深山多客人”了。许多官员和士子纷纷造访，遂形成了“远邦朋至，近地风从”的繁荣景象。胡安国、胡宏、胡寅父子在此辛勤耕耘了三十一载。

胡氏父子等在研究传授周敦颐“二程”的学说的基础上，开创理学湖湘学派，碧泉书院遂成为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后延续发展了衡阳“石鼓书院”、宁乡“通山书院”、长沙“岳麓书院”等。胡宏逝世后，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4年）随着湖湘学子的群体北迁长沙岳麓书院，碧泉书院方渐趋冷落。

南宋末年，书院在战乱中被焚，元代又由里人衡氏修复，元末又毁于兵火，明万历四年（1577），乡绅周之屏（湘潭县射埠人）又予以重修，并读书讲道其中，明崇祯年间，县人唐斋君再次重修，清顺治五年（1649）书院不幸又毁于战火，不久，唐世征避兵乱来碧泉定居，他有感书院的荒废，与胡宏后裔商议复修，待唐世征于顺治十八年（1662）考中进士，做了山西玉县知县时，至康熙初书院方修饰完毕，并依《碧泉书院记》以志纪念。晚清名臣左宗堂在书院附近桂花堂蛰居十二年，曾在碧泉书院讲学授徒。大革命时期，同志考察农民运动期间，多次赴碧泉、白果、衡山等地调研。

解放后，在1958年和1966年至1976年的中书院遭到彻底毁坏，1982年最后被拆除，成为民宅基地。只有书院门前的大碑石，因为太过“沉重”，才幸免于难，作为书院的千年历史见证。

在村民的指引下，我们拜访了曾在碧泉书院就读的特级教师郭老，郭老幼年时在书院就读了三年，曾有幸聆听同志的讲课。书院的正门篆刻“武夷道脉、湘楚名家”两旁石碑上刻有“皆有所衿式，受命于先师”，“将以斯道觉民也，乐得英才而教之”，先生教育十分严格，每天卯时晨读，辰、已、午时先生讲学，未、申时练习书法，酉时耕种、手工，老先生说书院的一些教学方法至今都十分科学，三年就读对他来说终生受益。郭老一生献身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退休以后，积极推崇湖湘文化，曾多次呼吁重建书院，保护古潭，在他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努力下，2010年市政府拨款修缮了碧泉潭，重修了“有本亭”，八十高龄的郭老还挥毫撰写了碧泉潭志。老人说：他经常梦见书院重修，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书院重建，还要为书院重建奔走呼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千年来湖湘仕子是在湖湘文化熏陶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晚清经学家皮锡瑞说，“南宋以后，元欧阳原劲、明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宗诸人，VV始盛”。可见湘学之与湖南人物的关系，特别是近当现代，涌现出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陈天华、黄兴、、刘少奇、、、黄公略、陈赓、谭政、齐白石、沈从文、周立波、田汉等人，正是这些人物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永标史册的印记，推动了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成就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岁月磨砺青春的容颜，但书院流淌出来的厚重人文在历史的长河中却熠熠闪光。

第2篇：湖湘文化范文

摘 要 高校体育文化是高校校园文化不可分割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湖南地区的高校校园体育文化长期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其影响主要有：社会环境与地理环境丰富了高校体育运动项目；湘籍伟人的体育思想促进了高校体育文化的发展；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促进了高校体育的发展。

关键词 湖湘文化 高校校园 体育文化

湖湘文化以其历史悠久的精神实质对湖南地区的各方面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而湖南籍伟人的体育思想则对湖南体育事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时刻激励着湘籍体育健儿为湖南体育事业的辉煌而奋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求新变异的创新精神推动湖南体育船业的发展，以其独特的精神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影响着湖南体育事业。

高校体育文化对于发展高校体育以及学生的身心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深入概述高校校园体育文化与湖湘文化内涵与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提出带有湖湘文化色彩的校园体育文化是湖南高校里的一种亚文化，分析出湖湘文化对于湖南高校校园文化的深刻影响。

一、湖湘文化的内涵

湖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院万里先生在湖湘文化论坛“朱张会讲”提出：湖湘文化是对湖南这一特定地区文化现象的称呼，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从广义来讲实质自古以来陆续生息在湖南的各民族人民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创造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之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的总和；从狭义看，则是指在某些基础上所发展和沉淀起来的精神。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来源于湖湘大地民族文化、学术思想和社会阶层。

先秦、两汉的楚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对于两宋之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岳麓书院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凸显出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湖湘文化的形成及发展，是经过集百家之所长和不断积累完善的过程。但作为观念形态的湖湘文化，它和其它传统文化一样，是历史的积累，是存在的反应。学术界对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大部分学者都赞同“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因为这更能体现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更能反映出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二、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内涵

（一）高校体育文化的内涵

高校体育文化是指在高校这一特定的环境和氛围里，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以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以身体锻炼为手段和各种体育知识为主要内容，在体育教学、科研和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一种有着深刻内涵和丰富外延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广义的高校体育文化指所有的学校师生员工在体育教学、健身活动、运动竞赛、体育设施建设等活动中形成并拥有的全部物质和精神财富；狭义的高校体育文化则是指学校师生员工们的体育观念和体育意识[1]。

（二）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内涵

从内容上看，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可分为三个层面：（1）物质文化，即高校体育教学的器材、场馆、设施等，是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2）是实践层次的体育文化，它包含了高校体育文化的制度和行为文化。（3）精神文化，它包括了体育情感、体育意识、体育价值观等，是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核心。

三、湖湘文化对湖南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影响

（一）湖南籍伟人体育思想促进了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发展

于1952年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导思想，对湖南乃至全国的体育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把健身、富民、强国联系在一起，将体育视为意志磨练与文明进化的手段和阶梯。湖湘文化以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湖南体育事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以互相文化的精神实质来推动湖南的体育事业发展、湖南高校校园体育文化乃至湖南社会的全方面发展，因此我们要继续传承和发展湖湘文化。

湖南高校体育在湖南籍为人的体育思想的影响下，注重于校园竞技体育的发展，借力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推动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从而达到以点带面的发展对策。“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在学校体育的宣传下，已经深入了高校学生的意识中，学生既通过体育强健了机体，同时又使得学生具备了顽强拼搏与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提高了学生公平竞争的意识；增强了学生的创新意识；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发展了学生的自信心和社会适应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取得了尤为显著的成效[2]。

（二）地理环境丰富了高校校园体育文化

湖南省的传统体育文化受到了湖南的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复杂多样的地理因素造就了如今多彩多样的湖南传统体育文化。在湖南这一特定地区的环境特点，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湖湘传统体育文化的萌生与发展，还决定着湖湘体育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湖南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各民族不同的风俗相互影响渗透着，从而形成了种类繁多的集休闲、娱乐、健身于一体的体育运动内容，形成了多种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3]。但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却在湖南高校开展得比较少，只有舞龙舞狮以及武术在高校开展的比较好。

（三）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促进湖南高校竞技体育的发展

湖湘文化精神自古以来与政治、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为湖南体育健儿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创造辉煌历史奠定了夯实的思想基础。体育文化的核心是竞技体育，竞技体育运动项目作为我国学校体育教学内容由来已久，已然成为校园体育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竞技体育能够培养竞争意识，激发超越自我的实现；培养优良的品格，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和平精神，加强友好观念。但不可避免地给高校体育文化带来盲目追求个人名利，暴力行为等负面影响[4]。现在很多高校进行了高水平运动员的招生，更进一步提高了高校经济体育水平。湖湘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湖南省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发展，弥补了竞技体育给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正是由于湖湘文化的精神，湖南籍运动员在国内外体育舞台所展示出来的风采，为他们赢得了“体育湘军”的美誉，湖南高校也为“体育湘军”培养输送了很多人才，提高了湖南体育竞技水平，推动了湖南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发展[5]。

湖湘文化虽然促进了湖南高校经济体育的发展，但是民族传统体育在湖南高校还没有得到良好的开展。当每一个运动项目都得到了学校的重视和支持，激发其他体育竞技项目的进取拼搏精神，形成高校竞技体育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最终完整了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吸引更多学生加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提升整个学校的凝聚力，实现湖湘文化与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在良性互动中共同发展。

四、结论

湖湘文化对湖南省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意识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上。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武术与舞龙舞狮等体育项目已经在湖南高校中开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深受学生喜爱，湖湘文化促进着湖南高校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使得学生提高了身体素质，增长了道德品质。

参考文献：

[1] 梁永桥，李英春，徐东岩.新视角洞察高校体育文化[J].体育文化导刊.2007（1）：68-69.

[2]刘亚云.湖湘文化对湖南体育的影响[J].体育学刊.2005.12（6）：36-38.

[3]黄欣加.高校体育文化与社会化关系的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6（10）：61-63.

[4]刘亚云，李可兴.湖南地理环境与湖湘传统体育文化[J].体育学刊.2007.14（1）：79-81.

第3篇：湖湘文化范文

《广义》着于清康熙二十年(1682) ,刊刻于清同治二年(1863),是王船山(王夫之晚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着书立说,故世称其为“船山先生”)晚年的着作。全书三卷共释731字,涉及湖湘地名的词语共20余条,在读者面前展现了湖湘地域风貌和民俗文化。

一、地名文化

《说文广义》中,多处训释关涉湖湘地名由来、读音及当地风俗文化。

(一)详细阐述湖湘地名的由来

(1)楚,方书谓之牡荆,俗呼黄荆,其本丛生,故本训云“木丛生者”。古以作杖,扑有罪者,或用榎,或用荆,曰夏楚。楚地多黄荆,故楚始入春秋曰荆,后曰楚,一也。[1](P152)

人们大多知道,“楚”是一个历史地域概念,春秋时楚国别称荆州,大体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为中心,却无法说出其命名理据。王夫之在此清楚地阐述了“荆楚、夏楚”等地得名之缘由:“楚”本是一种灌木的名称,也叫作“牡荆”,民间称黄荆,可用作薪柴等多种用途,是生活中的必备物品。古人杖责有罪之人时,常使用榎或荆。这两种植物由于在南方江汉流域的山林中极为常见,于是远自商代时,北方中原人就以荆楚来称呼江汉流域的南方地区和南方部族。比如《诗经·商颂》中说的“维女荆楚居国南方”。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西周至春秋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湖南一带在古代也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楚文化的奇葩——“楚辞”即诞生于此,故而湖湘文化又称为湘楚文化。此外,通过对这一词条的阐释,我们还可以知道古人常用荆条作为刑仗器具,从而对“荆楚大地”“负荆请罪”等成语有更深刻的认识。

(2)蒸,本训析麻中干也,从艹从烝,草之可供烝炊者也。借为众词,蒸蒸,繁多也,如小薪之丛积也。如湘之水名“蒸”者,水侧小木丛杂生焉,故名。[1](P256)

(3)衡,354,所以平轻重者,故借为“衡量”、“衡鉴”字。斗之平星为玉衡,天文家以南岳上应玉衡,故称衡岳。……[1](P354)

蒸水、衡岳均为衡阳地名。王夫之作为衡阳人,在训释词义时往往引衡阳地名为证,流露出深厚的家乡情结。“蒸”本为麻杆,供炊之柴草。而“蒸水”作为水名,不从“氵”而从“艹”,是因其侧旁小木丛杂生而得名;南岳之所以被称为“衡岳”,是因为衡山对应北斗七星之一的玉衡星,地处二十八宿的轸星之翼,号为称量天地的“衡星”,所以也就被命名为“衡山”。轸星旁边还有一颗主管人间寿命的“长沙”星,衡山古属长沙,故又有“寿岳”之称。《诗经》中“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南山”就以此山而来。这在后来的史料中也得到了印证:“清康熙四十六年(1705),南岳庙重新修缮后,康熙皇帝亲撰《重修南岳庙碑记》,碑文首句即为:“南岳为天南巨镇,上应北斗玉衡,亦名寿岳”再度御定南岳为寿岳。[2]

( 4 ) 梦, …… 故训云: “ 不明也” 。江南之泽为“梦”,水气山烟,迷历梦梦也。[1](P380)

王夫之认为,“梦”的本义为混沌不明,引江南之泽为“梦”作例证。人们自然会想到湖南北部的洞庭湖,古称“云梦泽”,尤其是孟浩然那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经典名句:“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正是“水气山烟,迷历梦梦”的绝佳写照。

此外,王夫之在注释地名时,对一些说法作了补充,弥补了《说文解字》的不足,也提到了不少湖南地名,其别提到了澧水。

(5)澧,澧水有二:一出南阳雉衡山,一出湖广施周卫入洞庭。今人但知湖广澧水,而南阳之澧谓之沙河;《说文》但记南阳之澧,而不纪《楚词》“沅芷澧兰”之澧,两失之。[1](P188)

在这一例证中, 自然又会勾起人们对《楚辞· 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的回忆,重温湖湘文学,体会湘楚文化。

(二)在批评流俗字音时多引湖湘地名为例来论证,激发人们对湖南地理民情的探究兴趣,也扩大了湖湘地域文化的影响。

《说文广义》以许慎的“六书”为准则,补脱漏,辨流俗,审字音,揭示词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探寻词义演变规律。王夫之在审定汉字读音时,提倡正音,对流俗字音字形多持批评态度。在论及字音时,他先指出该字的正确读音,然后列举俗读音并引用不同地域的方言读音作说明,表明自己的见解。其中有关湖南地名读音也不在少数,反映出湖湘方言的一些基本面貌。

(6)涟:本与澜同,大波也,音雒干切。徐铉曰:“俗音力延切。”宋有涟水军,及湘乡县之涟水,俗呼作“连”,皆失之。[1](P177)

(7)洮:本“洮洗”之洮,读如桃。《说文》音土刀切,乃西北人不辨语音不辨桃、韬也。……零陵有洮水,俗读如“道”,皆不知何据。[1](P178)

( 8 ) 沱, 江别流也。沱有二,一在四川, 一在湖广,……篆文“它”、“也”字相近,故传写作“池”字。 春秋黄池,今池州贵池,皆即沱字,俱音徒何切,而俗音“驰”者,其失久矣。今湖湘间呼潴水之大者作“讬”音,别立“坨”字,俗陋不成字,实即沱也。筑堤以遏水流者,为沱。[1](P179)

(9)浏:本训流清貌,音力久切,读如柳。长沙浏水与酃、渌同以水清得名,自如字读,今呼作“刘”音,非是。[1](P190)

在上述字例中,王夫之认为,“涟”应读如“澜”而非“连”“洮”应读为“桃”而非“道”;“黄池、贵池”系篆文“它”“也”字形相近而误,应读写为 “黄沱、贵沱” , 而非“ 驰” ; “ 浏” 应读如“ 柳” 而非“刘”,并以湖南湘乡涟水、江华之沱江、长沙浏阳河等地名读音为例,指出俗读音的错误,认为俗读音“失之”“非是”。

此外,他还引用湖湘地名来区分形似字的读音。如:(10)汩:从水,从曰。曰,与“聿”通,故音于笔切,……若汨罗之汨,从日月之日,音密。[1](P198)由于古今汉字形态和读音的演变等多种原因,在今天审定汉字字形时一般从简,审定读音则按照“名/地从主人”以及“从俗”的审音原则。上述汉字的规范字形、读音现在都已确定,多与王夫之的观点相反。读音的是是非非历来都有不同观点,在此笔者不多展开。值得肯定的是,回顾王夫之所处的历史年代,汉字的使用长期处于无序状态,流俗字书害人不浅;正是由于有王夫之这样的有识之士,提倡正音、辨析字形、探寻词义的发展和演变,才让我们了解到汉字汉语的源流,对华夏语言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明确了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还要肯定王夫之对湖湘地名的推介。通过阅读《说文广义》,人们对湖南的河流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并激发人们进一步了解湖湘地理常识的兴趣。例如,王夫之 关于“沱江”的叙述颇使人好奇。他说:“沱有二,一在四川,一在湖广”。查寻资料可知,湖南境内湘西凤凰、永州江华、岳阳华容均有沱江。王夫之是衡阳人,对湘南地理风俗了然于胸,并在书中多次提及零陵、永州、蓝山、深水、潇水等地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他所指的沱江为江华的沱江。类似语料还有:

(11)深,本水名,出今蓝山县,入于潇,乃古今通用为“深浅”字。[1](P182)

“潇湘”现已成为湖南的代名词,湖南人都知道潇水,而“深水”却鲜为人知。更不知潇水又名“深水”。东汉许慎在《说文》中将“深”列为水名:“水出桂阳南平,西入营道。”这里的桂阳,指桂阳郡(今郴州市);南平,即今之蓝山县,两汉时期属桂阳郡;营道,属零陵郡,辖今宁远、道县、江华部分地。而“潇,古名深水,又名营水,东晋以后改名潇水。潇水因其水流清绿幽深得名,《水经注·湘水》说:“潇者,水清深也。”[3]《广义》对“深”字的注解,体现了汉字源流文化,也使人们对湖南的地理人文有了新的了解。

(三)民俗文化

王夫之对于湖湘地名的阐释,不仅仅限于读音和由来问题。在其他词条的阐述中,王夫之也多次提及湖湘地名,让人们了解三湘大地民俗文化。如:

(12)浯,……元次山取以名祁阳之溪尔。[1](P174)王夫之关于“浯”字的阐述,让人们对湖南祁阳的碑林文化与元结的历史渊源有了更深的认识。查询资料可知,浯溪因元结而得名,而浯溪碑林文化也始于元结。公元763年,唐代着名散文家、诗人元结出任道州刺史时,乘舟逆湘江而上,路过此地,爱其胜异,将溪命名“吾溪”(意为:我的溪流),后才创建了“浯”字,将“吾溪”改为现在一直沿用的“浯溪”。浯溪不仅山奇水秀,在文学史和书法史上更为后世称道。公元764年,元结写下了《大唐中兴颂》,记述安史之乱。嗣后,由唐代着名书法家颜真卿书刻于摩崖之上。元文、颜字,加之天公造就的峭岩,文奇、字奇、石奇,世称摩崖三绝,被尊为国宝。历代文人学士到此游览,吟诗作赋,铭刻石上。自唐、宋、元、明、清以来,留下的诗、词、赋、文等摩崖石刻五百多方,形成了驰名中外的诗海碑林,为史学、文学、文字、书法的研究保存了珍贵的资料。[4]

(13)虚:有丘如、朽居二切,音异义同,皆训大丘也。……今岭南集市谓之虚,以虚场必居冈阜也。人求其义而不得,乃谓市散则空虚无人,亦迂谬矣……[1](P135)王夫之在这里批判了人们对“虚”的错误认识,虚本义是大土山,今人称集市为虚,是因为古代集市多在山丘之地。也体现出南方地区的集市文化。岭南,是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以及湖南及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赶虚(通墟,圩)是湖南多地的一种民间风俗,即赶集。

(14)迻:375“迁迻”之迻,从多从辵。好迁者不一而止,故从多。……其从禾从多之移,乃禾盛而相倚之谓。楚人谓多为夥,夥本移也,《史》作“夥颐”。经典“迁迻”字作移,经师口授之讹。[1](P375)

根据王夫之的介绍,湖南人“谓多为夥,夥本移也,《史》作“夥颐”。要了解“夥”与“移”的联系,可以从湖南人搬家的风俗得到答案。

夥颐:楚方言,叹词,多用以惊羡其多。“果”指植物的果实。果实就是“种子”,又同“火”。古兵制十人为火,同火的人互称火伴。俗作伙伴。[5]

这一词条把“迻”“夥”“火”有机联系起来,从湖南人搬家迁移的风俗可窥一斑。搬家者,把东西搬过去也。所谓入宅者,本人正式入住也。搬入新成屋者为“入宅”,搬入旧屋者为“移徒”。搬家那天“灶”一定要开火,不要冷灶。搬家要移火,称“薪旺”语意兴旺。

《广义》还有一些条目涉及湖湘方言,因时代变迁和语言变化等原因,这些字词的古义在现行方言中已不再保留,成为久远难得的记录。如:

(1 5)广:……楚人谓兵车为广,方言尔,实无取义。楚之南为岭徼,其地曰广,音楚语也。粤之东西,负山濒海,幅员狭隘,何广之有哉

“广”字含有兵车之意,且源于湘楚方言,一般不为常人所知。许慎《说文解字》中未作注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没有这一义项。倒是在《康熙字典》中有收录:“广,又车名。《周礼·春官·车仆》:“广车之萃”。《注》:“广车,横陈之车也。”《释文》:“ 广, 古旷反。” 《左传· 僖二十八年》: “ 西广东宫。”《疏》:“楚有左右广,盖兵车之名。”《宣二年》:“分为二广。”《注》:“十五乘为一广。”[6]

(16)余,本训语之舒也。自《楚词》始以为自称之词,世习用之,盖南楚之方言耳。[1](P364)

战国时期楚方言中,“余(予)”是最高频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始于《楚词》,为南楚方言,在战国时期最为通行。[7]而今已不用,只能从史籍中寻找蛛丝马迹。《说文广义》的记载,无疑也成为宝贵的记录,为学者探讨古汉语代词系统的演变提供了宝贵史料。

第4篇：湖湘文化范文

湖湘文化是湖南地区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域文化 [1 ]。“湖”指洞庭湖，“湘”指的是湘江。湖湘文化的精髓可以概括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激励湖湘人继往开来、奋斗向前，塑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湖湘精神，同时以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音乐人才。然而，作为传承历史文化、彰显民族精神的民族音乐教育，受各种社会思潮和音乐形态多样化的影响，使得立足本土文化的地域音乐课程尚处于边缘状态，民族音乐教育尚未完全发挥应有的时代使命。虽然在“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观点的引领下，许多课程中设立了本土音乐学习部分，但这些本土音乐学习内容仅停留在对某一歌曲、某一乐种的学习方面，很少将这些音乐植入文化脉络中进行学习和阐释，涉及本土音乐中的文化部分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学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学习及音乐文化的理解大多是流于形式，没有真正从内心深处和基本概念上理解这些本土音乐的精髓 [2 ]。当前，在课程改革背景下，音乐课程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大变化，音乐课程不只是强调传授知识和技能，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念和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精神品质和价值取向 [3 ]。因此，把具有独特精神内涵的湖湘文化融入高校音乐课程，是音乐课程改革的有效环节，对于传承地方民族文化，彰显民族音乐文化功能，推动民族音乐教育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

一、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民族音乐课程的重要性研究

湖湘文化作为优秀的中华民族地域文化，植根于民族文化、学术思想和社会阶层，既是历史的积淀，也是现实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民族精神、积极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艺术元素，把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民族音乐课程，有助于彰显民族音乐的精神气概，滋养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丰富民族音乐的艺术元素。

1. 有助于彰显民族音乐的精神气概

民族的性格，决定其发展潜力和内在动力，决定了国家的战斗力和抗压能力，决定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从文化思想性来分析，湖湘文化具有深入骨髓的“爱国情怀、忧患意识”。屈原所作《离骚》《楚辞》等不朽诗篇，以身报国感人肺腑；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铭刻于云梦泽畔，激励湖湘子弟投身报国；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把中国民主改革牺牲第一人的光辉永远定格。湖湘子弟的战斗精神体现在其文学、艺术作品各个方面。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湖湘子弟浴血牺牲敢教日月换新天，黄兴、蔡锷、陈天华等为民主制度出生入死，毛泽东、彭德怀等为新中国的建立浴血奋战，这些都是近代湖湘文化“百折不回”的最好诠释 [4 ]。湖湘文化具有的内在思想性、民族性，可以融入民族音乐课程，加以弘扬、传承和发展，展示民族优秀文化的艺术魅力和无穷生命力，使之成为凝神聚气、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2. 有助于滋养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

湖湘文化包括科学、艺术、伦理、音乐、哲学等方面的观念传统，既是一种精神之沉淀，也是一个智慧之结晶。敢为人先，意味着开拓创新、求新求变，是勇敢精神和创新精神的统一；勇于担当，意味着接受并承担责任。湖湘文化始终彰显通变求新、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王船山针对“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的思想，提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和“趋时更新”的主张，毛泽东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影响了一代代主张因时因势进行变革的湖湘人士。湖南仁人志士依靠“敢为人先”的精神品质，创造了众多奇迹，使湖南成为开全国风气之先、风云际会之地，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伟大进程，以至有俗话说：“半部中国近代史，竟由湖南血写就。”在西学纷至沓来，中西文化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湖湘人以其高度的思想自觉、文化自信和兼容并包的清醒意识，积极汲取外来文明成果，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同时又反过来浸润着影响者，展现出“有容乃大”的鲜明特性。如魏源“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突破“夷夏之大防”，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国藩筹办洋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选派幼童赴美留学；郭嵩焘传播西学，推动中国近代化；谭嗣同著《仁学》熔铸古今，萃取中西，等等 [5 ]，都是湖湘文化开放包容特性的体现。这一切表明，湖湘文化的积极内涵，可以在音乐课程中承载和体现，可以进一步滋养和丰富音乐课程的文化内涵。

3. 有助于丰富民族音乐的艺术元素

湖湘文化资源丰富，内容上主要包括湖湘哲学思想、湖湘文学艺术、湖湘历史学说、湖湘教育发展、湖湘宗教文化、湖湘民俗民风、湖湘饮食文化、湖湘广播电视、湖湘新闻出版、湖湘科学技术，等等；类别上主要包括历史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革命文物资源、饮食文化资源、湖湘旅游资源、文化品牌资源、物资设备资源、人事人才资源，等等。因此，湖湘文化资源既有历史的也有现代的，既有自然的也有人工的，既有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既有具体的也有抽象的，既有可视的也有可听的，可供选择和使用的湖湘文化元素种类繁多。比如具有风俗性的民歌和娱神歌舞，是湖南早期的歌舞形式，可以透射出楚人的古朴遗风；包括长沙花鼓戏、衡阳湘剧、邵阳花鼓戏等在内的湘剧，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湖南舞蹈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魅力。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进一步挖掘、寻访和利用湖湘文化宝贵的艺术资源，把湖湘文化艺术元素融入音乐课程，使之成为演绎民族音乐的灵感、载体和符号，让湖湘文化的艺术焕发出光彩夺目、璀璨亮丽的光芒。

纵观湖湘文化的时代特征，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具有特点鲜明、耳熟能详、接受度广、积极奋进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民族精神、积极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艺术元素，是民族文化重要的情感表达和物质资源 [6 ]。时空的移动，意味着传统文化的非凡物质性将受到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它们也是很少完美的。传统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人们要改变它们。”当前民族音乐发展还面临精神内涵不足、外延表达单一、艺术元素缺失等方面的危机，当时展改变，民族音乐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反而应当顺势而变、不断发展 [7 ]。鉴于湖湘文化的时代价值和民族音乐教育的现实困境，高校可以把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民族音乐课程，在民族音乐教育中传承湖湘文化，在传承湖湘文化中创新民族音乐教育。

二、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民族音乐课程的关键性研判

民族音乐教育是强化大学生民族精神、增强大学生爱国情怀、提升大学生审美观念、传承民族音乐文化及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在课程改革背景下，音乐课程正在实施包括课程功能、课程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评价方式、课程管理体制在内的综合改革，更加强调音乐的民族特色、价值导向和实践环节 [3 ]。如何挖掘湖湘文化在精神品质、艺术元素和表现形式等方面的时代价值，融入高校民族音乐课程，以便更好地适应和推进音乐课程改革，是迫切需要探索的新课题。

1. 汲取特有的精神品质，改善民族音乐课程功能

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不同于西方音乐的复调，它偏重于思想性、写实性，即“歌以咏志，言为心声”。民族音乐的海洋中既有耳熟能详、传承不朽的经典，如《梁祝》《春江花月夜》等曲目，旋律优美，深入祖祖辈辈的血脉；又有《满江红》《黄河》等激昂奋进、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救亡篇章，来源于历史的积淀与民族精神的传承，具有文化族群无法割舍的情缘，具有巨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湖湘文化具有鲜明化、个性化的精神内涵，它所包含的丰富思想价值与深邃精神内容，既是历史的积淀，也是现实的反映 [8 ]。如何发掘、展现和提炼民族音乐内涵中的精神实质与精髓，是发展属于中华民族音乐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精神展示的需要。因此，高校可以把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民族音乐课程，汲取特有的精神品质，帮助广大学生了解湖湘文化、探寻湖湘文化、品读湖湘文化。这样既能在音乐教育中研究和弘扬湖湘文化，又能增强民族音乐课程的育人功能，更能在精神层面、价值取向、知识构建等方面帮助学生培养更加亲切的教育情感 [6 ]，帮助学生补足“精神之钙”。

2. 融入丰富的艺术元素，改善民族音乐课程内容

曾经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民族音乐从产生之初就植根于人民，历经时间锤炼，拥有广泛民众基础，特别是民歌、地方戏曲等艺术形式，既是人民生活的反映，也是思想变迁的体现，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具有本民族文化族群无与伦比的亲和力与认同度。当前，对于湖湘文化及其精髓有很多种概括，湖湘文化中的艺术也像一座宝藏，有的登入艺术殿堂，得到深化认同，有的隐匿民间，等待深耕不辍 [6 ]。以湖南民歌《采茶调》《补锅》为例，创造于田间、地头，传唱流传广泛，记载了源远流长的民俗渊源，它们广受人民群众喜爱，是传统语言、风俗、艺术、发展与传播的丰沃土壤；还有湖湘的传统剧目如花鼓戏、巴陵剧等，传统曲艺如长沙弹词、常德丝弦等，传统舞蹈如土家族摆手舞、衡南七巧龙舞等，传统民歌如桑植民歌、湘西苗族民歌等 [6 ]。可见，湖湘文化的艺术元素非常丰富，把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民族音乐课程，在音乐教育中深度开发和发掘湖湘文化，既能丰富民族音乐课程的艺术内涵，又能让湖湘文化的艺术焕发出光彩夺目的光芒，释放出璀璨亮丽的魅力。

3. 运用多样的表现形式，改善民族音乐课程结构

民族音乐具有兼容并蓄的本质，借助民族文化和现代手段演绎传统音乐，是音乐的宝库，也是文化的精髓。当前，作为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高校民族音乐教育现状堪忧、处境尴尬。依附于以西方音乐理论为主导的教学体系的高校民族音乐教学，处于补充、从属地位，既缺乏外部的主流艺术、文化的亲睐，也缺乏自身内在创新动力。民族音乐教育面临教学内容单一、文化特点与当代流行文化渐行渐远、教学形式偏重音乐形态描述、音乐作品缺乏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教学目标唯洋是举、教学方式忽视民族音?诽氐愕任侍? [9 ]。因此，高校把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民族音乐课程，促进湖湘文化与民族音乐教育互融互通，一方面，湖湘文化可以为高校民族音乐课程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高校可以在民族音乐课程中突破原本音乐形式的禁锢，立足区域文化，做好结合文章，运用湖湘文化的理论源泉、实践平台和表现形式，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升艺术表现力和成熟性，永葆高校民族音乐教育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三、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民族音乐课程的实践性探索

湖湘文化，是在千百年的历史过程中，在湖南境内逐渐形成、不断发展的特殊文化形态，是湖湘人永不磨灭的集体DNA，为高校民族音乐教育提高了丰富的资源和宝贵的素材。因此，高校可以创新性地将湖湘文化有机地融入到高校民族音乐课程中，推进音乐教育健康向上，推动湖湘文化繁荣发展。

1. 深化文化认同，弘扬民族音乐

《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中提出：“音乐是一种文化的普遍现象，所有的文化都拥有音乐，每一个社会都有着一种与该社会原则上相联系的音乐体系。” “在所有国家正规音乐教育标准中，尽可能多地使用本土的各种音乐、西文艺术音乐和外国音乐成为课程内容。同时，要特别注意加强本国各民族和各社会群体的音乐。” [3 ]从地域角度分析，湖湘文化所蕴含的丰富诗歌、曲艺、哲学、历史、民歌等一大批文化意识形态，影响较为广泛。高校开设民族音乐课程，可以加大对湖湘文化的研究力度，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整合资源，搭建研究平台，深入挖掘湖湘文化及其特有的文化基因。要充分发扬湖湘文化的悠久历史积淀，结合湖湘哲学、历史、民俗学等课程讲授，介绍民族音乐发生、发展和魅力，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比如在学习《浏阳河》这首曲子时，从介绍家乡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着手，以讲述歌曲创造背景、歌曲表达特征、歌颂美好生活为铺垫，开展多种器乐演奏训练，结合乐曲鉴赏、戏曲欣赏，辅以情景式介绍和表演，以增强学生学习效果 [9 ]。要按照《音乐课程标准》提出的“弘扬民族音乐，理解多元文化”的理念，精准策划、合理安排、统筹协调，定期举办贴近音乐教育选题的“湖湘文化”主题报告，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引导学生感受和体会湖湘文化的特质与魅力，同时让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在民族音乐文化的学习过程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主义教育。

2. 创新课堂模式，注重体验探究

《音乐课程标准》中，把教师定位为 “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 “教师是沟通学生与音乐的桥梁”。因此，音乐教学模式改革，更加强调学生自主感受、自行探索、自我创作为主，强调合作学习、体验学习和探究式学习。音乐教学不是一个简单传授知识的过程，而是一个以学生为主体，以参与艺术体验、艺术实践和艺术探索为手段，以培养学生自主创新和实践能力为目标的互动过程，教师搭建好舞台和平台，真正把课堂交给学生 [3 ]。高校民族音乐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结合省情社情民情教育，构建具有民族特色、地域风格的音乐教育教学新模式，推动“湖湘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提升学生的艺术品格与理论修养 [10 ]。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可以选取优秀的湖湘特色音乐作品，比如《一根竹竿容易弯》《浏阳河》等具有湖南风情的音乐作品，引导学生了解该作品的演绎方式和编排技巧，加强学生对音乐的现场感受和体验。其次，在教学手段上，可以积极融入湖湘文化的元素，通过湖湘特色乐曲的演奏、演唱和欣赏，突出湖湘文化的时代内涵。再次，在教学方式上，可采用互动性提问、情境式教学等方式，将传统的民族音乐情境全景式展现在课堂教学中。比如学习《潇湘水云》，从古筝曲演奏、历史故事介绍到作者生平和构曲特点，将音乐教学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有机融合，在学习曲目特点、古筝演奏方式等民族音乐知识的同时，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音乐课程标准》提出的“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的基本理念，更大程度地提升学生的审美观点和审美能力，让学生在美感中启真、储美、辅智、怡情、益德。

3. 开展田野调查，拓展外延空间

湖湘文化，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记录着历史变迁，反映着生活态度，存在于现实生活。比如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以及楚文化代表人物谭盾认可的傩戏、哭唱、木叶、打溜子、唢呐、飞歌、石鼓、舌歌、芦笙，都是保存在我国民族地区的艺术文化资源。比如岳阳洞庭渔歌文化、浏阳山歌、宁乡锣鼓文化等，都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开展民族音乐教育要积极开展田野调查，以师生互动、社会观察等形式，开展实地采风活动，比如开展民俗、民风、民曲的调查收集，传统曲目的抢救性保护，民间艺术家的采访和交流，通过田野调查，进行采风、录音、录像等活动，打造“采、编、训、 演、录”五位一体的教学模式，拓展学习湖湘文化的外延空间，突出培养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采”即“采风”，是组织学生在民间搜集和挖掘民间、民族音乐，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编”即“编创”，是学生将采风所得的资料整理、改编或创编成湖湘文化艺术作品。“训”和“演”即“排练表演”，是组织学生对编制的作品进行学习、排练和演出，特别是前往民间或少数民族地区表演。“录”即“录制”，是利用现有的先进录音、录像条件对表演作品进行录音或录像，制成音像作品，加以固化和保存 [11 ]。我??要把田野调查作为音乐教育的第二课堂，让学生记录湖湘文化的客观存在和现实描述 [12 ]，感受湖湘文化的物质反映和发展脉络，建立学生民族音乐发展的思想基础，巩固和提升民族音乐教育的现场感染力和现实针对性。

4. 重视音乐实践，培养创造能力

第5篇：湖湘文化范文

[论文关键词]湖湘文化；服刑人员；改造

文化是生产力，是一个国家、地区乃至行业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在监狱文化建设的大背景的推动下，所创造出来的民俗文化改造的创意性文化改造模式，在坚持常态性文化改造模式的同时，已成为监狱文化改造罪犯的新颖手段。湖湘文化以其鲜明的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存在于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在了解罪犯改造的特征基础上，将犯罪人这个特殊的群体置身于湖湘特色文化中，进而突出民俗文化的改造作用，从而有效提高监狱改造质量。

一、湖湘文化的渊源

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

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

二、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对服刑人员改造的有益启迪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淳朴重义”

“淳朴”，即敦厚雄浑、未加修饰、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重义”，即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淳朴重义”更加凸显了湖南地域特色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等外向关系处理的准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儒家为基准，儒家的核心范畴是“仁”。儒家劝诫人们奉行忠恕之道，营造出一种将心比心、关心他人、互相宽恕、忍让谅解的社会和谐气氛，这对于正确处理民警与服刑人员之间的矛盾，服刑人员与服刑人员之间的矛盾，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的第四条（明礼诚信、互助友善、勤俭自强）与上述的理念不谋而合，充分体现了行为规范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勇敢尚武”

即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与“淳朴重义”融贯，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强力特色，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也就是钱基博先生所说的：“湖南人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可以理解为：服刑人员在日常改造中，要不畏困难，迎难而上，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抵制内心的不良改造情绪，改恶向善；明辨是非，在面对监狱的反动势力要勇于和其作斗争；不畏生死，在自然灾害事故中，为挽救他人的生命和财产能挺身而出等等。

（三）“经世致用”

即重视实践的务实精神，是实践理性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一普遍性范畴一旦与英雄主义相结合，就成为—种“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给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作为在监服刑的罪犯来说，最务实的莫过于积极配合监管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和家庭。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来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将这种湖南人特有的精神品质得以充分发挥。

（四）“自强不息”

是“天行健”的宇宙精神的基本形态，而在湖湘文化中，则将它列为“人极”的范畴，视为文化的“极则”。这就赋予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哲学依据。正是由于这点，湖湘文化具有了“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在率先发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传统中，还蕴含着一种惯于发扬主观能动性，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和精神，一脉传承迄今，成为湖湘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形成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指向以及个人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监管工作中，要鼓励服刑人员自觉地努力向上，永不松懈。全面地审视自己，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获得从宽待遇，进而获得行政或刑事奖励。

三、湖湘文化建设在改造服刑人员中的作用

（一）湖湘文化建设在服刑人员集体教育中的效应

在监狱开展的各种宣传教育活动中，营造弘扬传统文化美德的大环境，进而突出湖湘文化的特殊作用和共鸣启示。比如在监舍墙上挂贴湖湘文化中的一些精髓故事、名言、格言，引导服刑人员学习优秀的湖湘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美德。举办湖湘文化经典名篇的背诵比赛，如《楚辞》之作，忧愁幽思，奏出湖湘大地古老而悲壮的爱国乐章；贾谊伤怀，《鹏鸟》抒志，与屈原一脉相承，奠定湖南文化心怀天下，爱国忧民之精髓，陶冶一代代湖南志士之情操，让服刑人员从中领略到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观念和优秀的伦理文化。将这些知识内化为理性的人生，持之以恒地实施教育，在服刑人员的群体中极易形成辐射和整合的效应，这种精神一旦固化，将大力推动监区的文化建设和改造氛围，对服刑人员的改造起到积极良性循环作用。

（二）湖湘文化建设可以进一步促进服刑人员的教化

以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促进服刑人员的教化，以传统文化中的“亲情”促进服刑人员的教化。湖湘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地域性文化，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家庭、重视家庭中的人伦亲情美德。现在我国监狱中的所谓“亲情帮教”，正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情作为奖励，运用监狱外的多种社会资源，形成社会与监狱共同矫治的教育感化体系，对罪犯起到良好感化教育作用。以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促进服刑人员教化，这种人道观念对服刑人员的教育和反省起着积极的创新作用。

四、湖湘文化建设促进监管改造工作创新和发展

（一）湖湘文化建设可以提高民警的个人素养和创新改造理念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乡土文化，地域性非常强，基层监狱司法工作人员大多来自省内，湖南作为家乡，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和亲切感，那么自然而然地对于湖湘文化有着更深的理解和领悟。湖湘哲学思想，以宋代胡安国为开创者，历胡宏、张拭、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以至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这种学术文化的特色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史上湖南人才辈出，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可能很不相同，但其讲理想、重经世的学术文化风格却是—致的。”监狱民警要以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服刑人员。现在社会节奏越来越快，竞争愈来愈激烈，矛盾愈来愈复杂。作为一个监狱民警，不仅要有丰富的法律知识，而且要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监狱民警经常面对的是一群心理扭曲的犯罪群体，自身的心态非常重要，所以民警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新营养，化解服刑人员中存在的矛盾，化解民警与服刑人员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监狱民警要从“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这个角度切入服刑人员的改造切点之中，将服刑人员引向善的方向、美的方向，从而有利于服刑人员的积极改造。

（二）湖湘文化中丰富教育改造的理论内涵，对于创新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刑人员教育感化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湖湘文化的教育理念：“重视学思并重与知行统一，重视独立思考与理性批判。”《监狱法》明确规定，监狱的首要任务是将服刑人员改造成为守法的公民。鉴于此，基于传统文化的存在，监狱的亲情电话、亲情帮教活动等方式，容易被服刑人员所接受，从而使服刑人员改造过程充满了人道主义和谐。同时，监狱在服刑人员中用《弟子规》等传统文化作教材，对服刑人员进行心灵洗礼，用传统文化重建服刑人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监狱的本质是国家法定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具有惩罚和改造双重作用，应当理性看待传统文化建设中的各种感化手段实施，应该把握适度的原则，防止极端化。

第6篇：湖湘文化范文

关键词：服饰文化；建筑文化；民间文化；美食文化

中图分类号：G6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20X（2016）17-0053-01收稿日期：2016-04-28

作者简介：赵成光（1979―），湖南株洲人，株洲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班主任，研究方向：美术教育、班主任工作。

湖湘文化美不胜数，在中华文化宝库中是一块瑰宝。湖湘文化种类繁多，有湘西苗族的织染、现代园林式的神龙城、典雅的湘绣、酸辣的湘菜等，这些都是湖湘文化的象征。如何更好地让湖湘文化与中职美术教学相遇呢？

一、服饰文化融入中职美术教学

早在5000年前，就有炎帝在株洲“治麻为布，制作衣裳”的传说，开创了华夏服饰之源。今天，居住在湘西地区的苗族人民其服饰色彩和纹样尤为独特，其还较完整地保留了织染技术，他们采集和种植蓝草作为染料，把布浸入大染缸用温火煮，染过的布料及时捞出，洗净晒干，让它呈现出深蓝色，印染之布，正反分明，光洁平整。在人物素描和速写的教学中，教师可灵活地把湘西服饰融入教学中。模特穿上苗族服饰，佩戴银制头饰、项圈和胸挂，再加上自制的绣花鞋彰显民族服饰的精髓，体现了湘西人的聪明与智慧，还给作品增添了不少的文化底蕴。

二、建筑文化融入中职美术教学

在众多景观中，湖湘建筑就像一幅立体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中职美术教育紧密结合当地的建筑文化，让建筑、自然和人的认知天然合一。在《风景写生》教学中，我们选择株洲市政府打造的神农城为案例，它是神农像、神农广场、神农湖等一批标志性建筑和生态水系景观，又是神农文化展示和传播基地，还是中南地区优秀的旅游景点，是市民休闲、购物、健身、娱乐的首选。走进神农城，除了卓越的建筑与自然的完美结合，还突出未来之城的低碳理念。设计者将每一个细节，小到一棵植物，大到整个水系统都鲜活地体现了低碳理念。城内采用太阳能、地热等新能源；建筑构建上多采用隔热、保温等国家倡导的技术；在水资源利用上采用循环利用和污水处理相结合，实现新能源、新技术的有效融合。中职美术教师通过户外写生，让学生亲身体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三、民间文化融入中职美术教学

湘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以湖南长沙为中心，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馥郁芳香的湘楚文化气息。湘绣是用真丝在织物上绣制纹样，绣品主要有屏风、被面、枕套、床罩、桌布、手帕等，纹样有风景、花鸟、人物等。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学习湘绣，我将湘绣与绘画、书法融为一体，在配色上运用素雅的色彩，适当增强明暗对比，彰显立体感，结构上高低错落、虚实相生，空白处突出主题，形成水墨画般的典雅品质。我还教会了学生掺针掺色的技法“以针为笔，以纤素为纸，以丝线为色”，充分发挥针色的变化，巧妙地运用相近色、对比色、补色关系，将不同的色彩巧妙地搭配，生动地体现地域文化与艺术结合。湘绣活动丰富了学生的生活，开阔了学生视野，增长了知识，更提升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四、美食文化融入中职美术教学

众所周知，一桌好菜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可见颜色的搭配、形状的摆设对菜是多么的重要。在中职“颜色的搭配与图形的运用”课程中，我把湖湘美食酸辣鱼头制作方法融入美术教学中。先将鱼头去鳞去鳃洗净，到劈开、撒盐、腌制，再将剁辣椒、野山椒涂抹在鱼头上。那一红一白的颜色对比真是精美绝伦，天然形成的一种无辣胜有辣，无醋胜有醋的风味，直击心扉，摄人心魄，这正是湘菜烹饪技法的至尚境界。酸辣鱼头制作的视频放映后，让学生们找出食物颜色搭配的奥妙，运用橡皮泥捏一盘食物。在制作中让我感触颇多，学生们用手“按一按”“压一压”一道道精美的荷包蛋、鸡腿、牛排、烤全羊等出现在面前，看着学生们一张张童真的笑脸，也感受到学生对美术的那份喜爱，也渐渐明白我的追求所在。

参考文献：

第7篇：湖湘文化范文

潇湘文化“走出去”的现状

――平台多元。湖南借助自身的文化品牌与文化特色，积极打造多种平台。连续多年与国家汉办联合组织“汉语桥”中文大赛；参与国家层面的“欢乐春节”“四海同春”“亲情中华”等演出活动；在港、澳、台、深、沪等地分别举办专题活动；在泰国曼谷、澳大利亚悉尼举办“湖南文化走出去”活动，等等。通过演出、展览、文化交流、爱心公益、体育赛事、文化艺术节等形式，积极向海内外推介湖南优秀的文化艺术。

――品牌响亮。湖南积极培育具有“潇湘特色、中国风格、国际气派”的外向型文化品牌。中南传媒集团是一家集报纸和十余家经营公司于一体的现代企业集团，通过开辟欧美主流出版市场和阿拉伯国家市场，把生意做到全世界。全年输出版权152种，获得“全国最受尊重的上市公司”称号，被评为“世界传媒50强”；青苹果公司成为美国亚马逊公司亚洲合作伙伴，公司的创新产品曾多次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湖南卫视在境外录制的《花儿与少年》节目，受到英、法、德等国观众的亲睐。湖南卫视和香港电讯盈科、IDG资本合作成立“天娱国际”；山猫卡通在美国、欧盟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国际商标，产品累计出口创汇超过4500万美元；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四分之三的烟花由浏阳制造；与美国合拍的《飞虎队》纪念电影，获得美国最佳纪录片奖；《天天向上》栏目演播人员在海外做节目时，受到丹麦首相、捷克总统和多国元首的接见。

――呈现全方位“走出去”势。潇湘文化作为湖南一张响亮名片，除演艺湘军外，出版湘军、电视湘军、动漫湘军等也都走出了国门。数据显示，2012年，中南传媒等17家湘字号企业被评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2013年，把新闻出版、影视节目、文艺演出、动漫游戏、工艺美术等文化艺术推出国门，让世界充分领略潇湘文化的魅力。

――对经济增长贡献大。湖南文化产业共有3个上市公司，其中2个国有公司，一家民营企业。2006年到2012年，湖南文化产业年均增长2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成为湖南国民经济支柱产业。2014年湖南文化出口增幅居全国第一；2015年湖南文化产业创造的产值占全省增加值的5.9%，达到1700亿元。

潇湘文化“走出去”的主要经验

潇湘文化何以走出三湘，走向世界？主要经验有五：

第一，靠理念引领，打造文化“走出去”的开放高地。湖南作为内陆省份，却往往引领风气之先。早在上世纪80年代，湖南省委省政府就明确了文化产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地位，提出把文化作为朝阳产业加快发展，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建设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1997年，湖南省委发文推广新闻出版走出去的经验，要求全省借鉴学习。2009年以后，相继出台了《关于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意见》和《湖南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从顶层设计上进一步明确了文化“走出去”战略目标与重点，并要求湖南卫视率先走出全国，走向世界。省统计局每年文化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进度。文化各部门和企业向省政府要求的相关政策基本能得到落实。真正做到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四个维度的全面投入，用好了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贸易三种方式，凝聚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四种力量，成就了湖南文化“走出去”的天时、地利、人和，赢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走出去”全新局面。

第二，靠政策推动，壮大“走出去”实力。完善“走出去”、助推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体系，是湖南锲而不舍、紧抓不放的措施。湖南省委宣传部联合省商务厅出台《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意见》，出口扶持文化出口的“十项措施”，简化文化出口出境、结汇手续，保障文化出口享受货物出口的支持政策，完善金融，落实税收优惠。湖南各文化主管部门积极建立“走出去”扶持机制，在制度、人才等各方面保驾护航。省文产办将文化“走出去”纳入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重点板块，切块安排扶持资金；省新闻出版局筹备设立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出口项目予以奖励，成立省文化旅游担保公司，2014年为外向型中小微文化企业提供信贷支持1.5亿元，出台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相关政策措施，制定和《湖南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

第三，靠机制创新，助推“走出去”文化企业借船出海。一是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组织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开展点对点推荐项目洽谈，加强与国内外一流企业合资合作；鼓励和组织企业参加深圳文博会等大型展会和活动。二是加强与中央、文化贸易发达省份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进行对口合作，借助其已有的网络和资源，为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走出去”疏通渠道、搭建平台、“抱团”发展。三是加强行业内合作。积极依托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在湖南建立联络部，帮助指导优化对外文化传播理念和方式，精心策划和量身定做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湖南特色的文化品牌活动，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推介独具湖南特色的湘绣、陶瓷、湘菜等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鼓励企业加入国际文化行业协会，成立湖南文化出口商会，建立分布在世界范围内的商会网络，为政府部门完善文化产业出口政策和战略规划提供行业参考与咨询服务，提升传播的“软实力”。

第四，靠团队载体，开拓“走出去”的市场。“走出去”才能产生国际影响力，而走出去必须要有载体。湖南立足推进外向型选择开发，瞄准国际市场需求，开展战略性国际合作。2013年12月成立的湖南省演艺集团，就以杂技和歌舞为重点，加大境外演出市场营销力度，并确定了奥地利、土耳其、泰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演出，还到美国的纽约、华盛顿、洛杉矶等地巡演。为让湘绣湘瓷尽快走出湖南、扩大影响，实现真正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湖南在香港举办“湘绣湘瓷艺术精品展示拍卖活动”，从征集的350余件（套）湘绣、湘瓷作品中遴选出100个拍品赴港进行拍卖，成交率达69%，成交额2600万元人民币，还获得400多万元湘绣的后续订单。在深圳，湖南组团参加第九届文博会，举办三大主题活动推介湖南文化，现场签约28个文化项目，总金额达329亿元。在台湾，举办“2013湖南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周”。在澳门，组团参加首届“国际文化艺术交易会”。与此同时，湖南注重吸取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通过开展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架起了一座座潇湘文化融入国际、走向世界的桥梁。据介绍，2016年，湖南的文艺院团将前往美国、南非、突尼斯等多个国家，参与“欢乐春节”活动；省文化厅将与巴基斯坦中国文化中心开展年度合作；举办第四届张家界国际乡村音乐周等。

第五，靠科技、人才支撑，提升“走出去”竞争力。建设文化科技贸易复合型人才队伍、女人当作男人用、男人当作超人用，是湖南早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就响亮提出的口号。在吸引国内外掌握核心关键技术的科技人才和文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同时，长期坚持每年派员到美国、英国等国学习，抓好自身文化科技复合型人才培养。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等领域，培养一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引领文化科技创新的专门人才；在高校加强设计、软件、艺术等专业学科建设，培育创意、策划、管理等方面人才，培养通晓国际惯例及熟悉国外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的复合型高级人才。湖南曾派出3名“85后”记者走出去看世界，到土耳其的安卡拉，意大利的米兰、罗马、威尼斯等多个欧洲城市，以独特的年轻视角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发现，促成了湖南南车集团与土耳其城市地铁建设项目的合作。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大力推动多媒体市场的转型，促进广播影视、出版发行、演艺娱乐等传统优势文化企业与新媒体、新业态、新平台的融合，构建全媒体、全产业链的现代传播体系，打造立体化、全媒体运营模式的文化航母，推动相关产业在区域上的集聚发展。让教材走出去合作是湖南人的得意之作。他们把全国的教材编写专家请到湖南创作指导，实现了中小学教材走出国门的突破。《历史》教材到韩国，《海外学中文》教材走向欧美市场，与南苏丹合作帮助该国开发600多万元的教材项目，仅教材项目就实现生产总值93亿美元。正如湖南的同志所说：潇湘文化走出国门，既有有心栽花花更发的自豪，也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收获。

启示与借鉴

近年来，湖北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入国际文化市场步伐不断加快，全方位展现了荆楚文化的绚烂多彩。省博物馆走出国门，编钟乐团、越王勾践剑等精品曾让无数人领略了珍宝的旷世风采；“互联网+”展品展现荆楚风貌亮相第11届深圳文博会，给海内外观众带来神奇的创意体验；长江传媒走出国门开展出版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洪湖水》等戏曲在境外巡演受到欢迎。尤其是湖北省开展的国际产能合作和宣传文化战线举办的“2016马来西亚・湖北传媒周”活动，为荆楚文化走出去搭建了新的平台。但与湖南相比，无论是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是走出去的速度依然脆弱，文化产业“走出去”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

借鉴潇湘文化“走出去”的经验，可启示湖北省从以下方面探索推进路径：

1.抢抓“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

指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湖北作为荆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先民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精神和“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顽强毅力，著称于世。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2500年前，神奇瑰丽的楚文化就远播中外。在当下，促进荆楚文化“走出去”对于提高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推动湖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文化强省意义重大。从发达国家在推动文化产业走出去的过程看，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政府高度注重文化服务贸易立法和管理体制的建设，澳大利亚积极促进政府机构应用信息技术改善公共服务，韩国政府主导打造的年产量将近两万集的韩剧风靡中国大陆。借鉴发达国家和湖南省的成功经验：

一是可建立专门的文化贸易管理机构，提供文化服务贸易统计分析、战略制定、日常管理、出口促进等具体服务。二是强化文化、商务、教育、外宣、外办、金融等部门的统筹协调，通过建立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加快各文化市场的整合，形成走出去合力。三是创新体制机制。有研究指出，文化体制和文化产业政策是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培育的首要因素。要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机遇，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确立有效的文化产业政策和文化外贸战略，为加快文化走出去步伐提供载体保证。

2.打造湖北特色文化品牌。

品牌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文化贸易竞争的核心实质是文化品牌的竞争。要深度参与国际文化产业分工，占领产业价值链高端，离不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骨干企业和品牌的龙头作用。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惊采绝艳的辞赋、翘袖折腰的舞蹈，都是宝贵的文化富矿。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弥足珍贵的历史积淀，又不乏时代价值和意义，在湖北探寻文化强省的道路上，必将迸发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是荆楚文化品牌开发与创新的源泉。要认真研究国外受众消费需求的关注点、兴趣点、共鸣点，深入挖掘荆楚文化的深厚内涵，弘扬文化个性，凸显人文价值，在文化产品和服务中注入多样化的审美情趣，使之能传递出更多的文化信息，赢取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的认同。湖北作为教育大省，要借鉴湖南教材走出国门的经验，把教材作为走出去的重要品牌做大做强。此外，政府与企业都应提升文化品牌的保护意识。政府应加大制止和打假的力度，文化企业则要注重提升文化品牌依法运营和依法维权的能力。

3.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针对湖北实际，综合运用体制机制改革、文化贸易、扩大企业自、出口奖励、资本市场融资、产品服务等政策支撑体系。一是减少对文化产品服务出口的行政审批事项，简化手续，缩短时限，提高出口便利化水平；二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集资金补助、税收优惠、出口奖励于一体的文化贸易扶持政策体系；三是进一步扩大企业自，支持文化企业面向国外资本市场融资，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集团。四是借鉴上海、北京、浙江、深圳等省市的经验，让文化产品率先搭建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文化部规划将逐步建立一批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湖北要考虑利用东湖高新和沌口保税区的两大有利平台建立文化保税区，打造文化产业贸易服务平台，争取部级文化贸易基地落户。推动湖北文化企业和产品真正走出去。

4.运用新媒体支撑荆楚文化“走出去”。

进一步完善省内文化贸易信息服务体系，尤其是在当今国内外竞相发展大数据的时期，构建专门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信息的收集、研究和机制，完善境内外投资环境信息系统，畅通文化贸易信息交流渠道，打破政府各部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孤岛”。要充分发挥万物互联的优势，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网络化，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大力推动多媒体市场的转型，促进广播影视、出版发行、演艺娱乐等传统优势文化企业与新媒体、新业态、新平台的融合，构建全媒体、全产业链的现代传播体系。培植一批依托互信息化促进文化“走出去”的现代企业。

第8篇：湖湘文化范文

【关键词】湖湘文化；交互文化；本土文化；楚文化；苗蛮文化

multi-dimensional source exploring of hu-xiang local culture

zhu han-min

( yuelu academy, hunanuniversity, changsha410082, china)

[abstract] hu-xiang local culture is an interactive culture from dual influence of local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 hu-xiang local culture is not an independently-produced existing culture, but a result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various regional cultures.from this point, a local culture which is depart frominteractive cultures cannot exist independently. so , the source exploring of hu-xiang local culture would conduct a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from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regional cultures.

[key words] hu-xiang culture; interactive culture; local culture; chu culture; miao-man culture

我们在论述湖湘文化的来源时，强调其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双重来源及交互文化结构。 为了进一步证明湖湘文化来源的多维性及交互文化结构，我们还可以对所谓的湖湘“本土文化”作一步探索。我们会发现，如果往前溯源，所谓湖湘“本土文化”并非完全是土生土长的文化，而同样也是这种区域文化之间交流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离开交互文化而独立存在的“本土文化”。

一

首先从楚文化说起。人们在讨论湖南政区内湖湘文化的形成及源头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楚文化。作为春秋战国时代最重要的地域文化之一，楚文化确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或者从广义的湖湘文化来说，楚文化是湖湘文化历史演变的早期形态。楚文化的空间范围很大，正如史书所载：“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 早在春秋中晚期，楚人已经进入湖南地区，但是，将洞庭、苍梧列入楚国的行政区，则是到了战国时期。

但是，楚文化本来是一种交互文化的产物，是来之于黄河流域 姓楚族文化与长江流域中游苗蛮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张正明先生认为：“ 姓楚族人源于黄河下游的祝融部落集团，庶姓楚族人源于长江中游的三苗部落集团，彼此由联结而融合，实为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相涵化。” 所以，楚文化的探源，一方面，可以追溯到黄河流域下游的祝融部落的文化源头，那是楚文化的主要源头。到了西周早期，“楚之祖封于周”，使得楚的先祖熊绎正式纳入西周的政治体系之中。楚人经过“筚路蓝缕，以处草莽”的经营开拓，逐渐发展成为比较强盛的封国，并且创建、发展出了辉煌的楚文化。另一方面，楚文化的源头存在于南方土著的苗蛮文化之中，作为北方方国之一的楚国在其南迁的过程中，不断汲收、融合南蛮之地的土著文化，这样，使得楚文化建构出一种“西周时非夏非夷，春秋时亦夏亦夷” 的特殊的区域文化。楚王熊渠甚至还以“我蛮夷也”自居，更是由于楚文化确是大量融汇了南方蛮夷文化。由于楚国将湖南纳入其版图更晚一些，故而湖南地区所形成的楚文化，包含着更多的湖南土著的苗蛮文化。

由此可见，作为建构湖湘文化的本土资源的楚文化，其实本身亦是春秋战国时代区域文化交流、互动的产物，楚文化本身就包含着北方的中原文化与南方的苗蛮文化的双重文化源头。或许，人们会进一步追问，在楚文化系统中，哪一种文化占主导地位呢？或者说哪一种文化是源而另一种文化则只是流呢？一些学者主张从楚族的源流说明楚文化的源流，认为楚文化“有介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之间的主源，即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风的原始农业文化，它左右着楚文化的发展方向”，故而主张“楚文化的主源可推到祝融，楚文化的干流是华夏文化，楚文化的支流是蛮夷文化，三者交汇合流，就成为楚文化了。” 亦有一些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南方地区源远流长的三苗、南蛮、百越文化才是楚

化的源头，而楚族的部族文化则只是流。特别是讨论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地区的地域文化时，坚持外来的楚族文化是支流，而湖湘地区本土的三苗文化、南蛮文化、扬越文化才是主流文化。 我们认为，从“交互文化圈”的理论框架来看，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应该均是楚文化的源头，至于哪一种文化是主流、哪一种是支流则取决于对楚文化结构中哪一层面、哪个角度来看。在楚文化体系中，可以分为以楚贵族、精英人物为主体的文化群体与以楚庶族、普通民众为主体的文化群体。前者的文化主流受中原文化影响很深，因为无论是从族裔血脉，还是从文化传统来看，他们更多地受到祝融部落文化、西周文化的深刻影响；而后者则受本土文化影响更深，因为他们的族裔血脉、文化传统主要来之于本土的苗蛮部族。

二

其实，不仅仅是作为本土文化的楚文化是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之间交流、互动的结果，我们进一步探究还会发现，在楚文化系统中作为本土文化之流的苗蛮文化本身，亦不可能置身于“交互文化圈”之外，即也是区域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

在楚文化南下之前，湖南地区的本土文化是苗蛮文化。但从现存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追述来看，苗蛮文化亦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文化，其文化源头仍然可以追溯到湖南以外的地区，或者说，也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所谓苗蛮文化，是三苗文化、南蛮文化的简称。“三苗”又称“有苗”，是尧舜时代居住于中国南方的氏族部落，据《战国策·魏策》所引吴起语：“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水在其南，衡山在其北。”《通典》亦载：“潭州古三苗之地。” 可见，湖南与湖北、江西等省一样，均是古三苗部落居住之地。三苗曾受到舜帝的征伐，古代文献早有“舜征有苗而死” 的记载。另如《史记》所载，舜“南巡守，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继“三苗”之后的夏商周时期，湖南的本土文化又称之为南蛮文化。当时，中原王朝将南方各种部族统称之为南蛮，故而有“南蛮、东夷、北狄、西戎” 之说，其实，南蛮部族就是三苗部族的后人。由于三苗在受到尧、舜、禹的征伐而瓦解，其后人重新聚集并形成为南方强大的部落联盟时，又称之为“荆蛮”、“南蛮”。可见，三苗与南蛮有着族裔关系与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故而可以统称之为“苗蛮文化”。

苗蛮文化也不是湖南地区自然生长的文化，它同时也是上古时期因战争及经济原因引发部族大规模迁徙而产生的交互文化。三苗部落的族裔关系与文化传统来之于黄河流域下游的九黎部落，九黎部落的首领就是炎、黄二帝时代的蚩尤。据《尚书·吕刑》载：“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孔安国传云：“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孔颖达“疏”引郑玄语：“苗民，即九黎之后。” 另外，《尚书正义》引《国语·楚语》亦云：“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 这些历史文献记载了上古重要的史实：一方面，湖南、湖北等地的三苗部落系以蚩尤为代表的九黎部落之后；另一方面，三苗部落继承了九黎部落的文化传统，即所谓“习蚩尤之恶”、“复九黎之德”。这一点，正如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所说，“九黎乱德，家为巫史，民神同位”，而又说“三苗乱德，民神杂扰”，反映九黎、三苗在文化上的传承关系。由于九黎部落及相关的文化均不是湖湘地域的本土特产，而是来之于黄河流域下游一带，故而对湖湘之地而言，苗蛮文化的源头也是外来的。据史料记载，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最初主要活动于以少昊为首的东夷部落的区域，即今日的山东乃至河南一带。蚩尤的九黎部落还与炎帝部落之间发生战争，大败炎帝。但是，蚩尤的九黎部落在以后与黄帝部落的战争中却失败。《史记·五帝本纪》云：“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蚩尤的九黎部落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开始向南方大规模迁徙，并成为三苗部落的主体。这就是所谓“苗民即九黎之后”的由来。三苗是由蚩尤部落的族裔组合而成，这一点，在三苗后代的苗族的传说、习俗及古歌中还能得到充分体现。譬如，一些地方的苗族传说就是以蚩尤为古苗民的首领，湘西苗族祭祀的古苗首领名“剖尤”其实就是蚩尤。

黄河下游的九黎文化因迁徙而演变为长江中游的苗蛮文化，一方面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南方文化的交流、传播，“三苗复九黎之德”即体现出这种部族文化的传

承关系；另一方面亦体现出南下的九黎文化在迁徙后与南方其他部族文化的交互作用，从而产生文化的演变。事实上，南下的九黎部落演变为后来的三苗部落，再演变成南蛮部落，就是一个在“交互文化”作用下不断汲收南方本土文化的演变过程。三苗文化、南蛮文化是一个不同于原来九黎文化的新的文化类型，夏商周时期将东夷、南蛮并列，显然是因为它们已经是不同的部族文化类型。当然，九黎部落南下时，地处长江流域中游的湖南原居民文化状况如何，不可能在文献上有确切的记载。但是，从距今5000年到2000多年前之间，关于湖湘地域中所发生的由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因交流互动而形成的地域文化的演变，却在大量的考古学材料中获得证实。

三

文献记载的蚩尤、炎帝、黄帝、三苗、南蛮、舜帝的相互交战及文化交流等只是一种历史传说，但这些传说应该是以真实的历史为依据的。所以，区域之间发生的交互文化不仅发生在上述文献记载的传说中，亦存在于当代考古学所建构的知识谱系之中。受考古材料、研究程度的限制，我们还不能将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部族文化作出具体的对应比较，但是从大的文化历史脉络中则可以明显发现，区域文化交互作用是如何制约着湖湘地域上古时期文化的建构。我们可以从楚文化期、苗蛮文化期的时间序列寻求考古文化的对应关系，从考古文化系谱中说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二重文化源头对湖湘地域文化的建构。

首先我们从考古学文化中考察湖南地区楚文化的形成。楚文化开始进入湖南地区是春秋中后期，而将湖南地区完全纳入楚文化区则是战国时期。在楚文化进入到洞庭湖以南的地域之前，这里早就存在着年代久远的本土部族传统。譬如，有考古学者在研究商周时期湘江流域考古学文化时指出：“地方文化传统在楚文化进驻本地之前一直是湘江流域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主体因素，在樟树塘类遗存、山门脚类遗存、费家河文化、炭河里文化和春秋墓葬遗存中，地方传统完全起主导作用。”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后期，由于楚人大规模南下，从而引起湖南地区文化形态的重大变化。所以，湖南地区所出土的战国时期墓葬所体现的文化均为典型的楚文化。值得指出的是，湖南地区的战国楚墓，一方面非常典型体现出楚文化的形态与风貌，从出土的楚简帛文献到工艺美术，从其表达的宗教观念到艺术精神，均达到楚文化中思想、艺术的高峰。但是，另一方面，湖南出土的战国楚墓及楚文物中，又一直有着自己的本土传统，正如前引之书所说：“即使是在楚文化控制的战国时期，地方文化传统仍以一定的形式存在，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许多湖南的楚墓既是楚文化的主导，但又参杂着本土蛮越的风俗传统。甚至到了秦汉时期，许多墓葬中仍然保留着先秦时期蛮夷文化传统，其实它们就是“楚文化入驻之前湘江流域的土著文化传统在秦汉时期的延续情况” 。

其次，我们再看看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前期，在时间上大约是距今5000年到2000多年前，也就是苗蛮文化时期，这段时期湖南的考古文化仍然体现出不同区域部族文化交流互动的特点。苗蛮文化并非许多人所想像的那样是一种土生土长的草根文化，它同样是多种文化不断交汇、融合的结果。特别是在洞庭湖东岸区、湘资流域的下游区，这些地方由于方便与其他区域的文化交流，故而有多种考古学文化类型同时存在于此，体现出不同文化传统交流、融汇的特点。学者们在研究了商周时期湘江流域不同的考古文化遗址时就发现：“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的相互交流、影响和制约关系是考古学文化存在的前提与发展动力。从文化因素分析的结果来看，湘江流域整个商周时期诸考古学文化中主要存在以下三大类不同的文化传统，即：本地文化传统、中原文化传统及周边地区传统。其中中原文化传统包含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周文化等，周边地区文化传统主要有湘西北及鄂西地区、鄂东及赣北地区、赣南及岭南地区同时期文化和楚文化、吴越文化等。” 由于地理条件不同，故而各种文化传统的分布也不一样。位于北区的湘江流域考古文化比南区更易于接受中原文化，故而与中原地区同期的商周文化有较强的相似性；同时，北区的考古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的演变节奏同步，而位于南区的湘江流域考古文化虽然也在不断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是相对而言其接受的时间要晚、慢一些，而且其本地文化传统体

现得更为突出。这些考古文化的分析证明了所谓的苗蛮文化期的湖南亦是深刻受到中原文化及其他地域文化影响的事实，表现了交互文化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其三，如果我们要再进一步追溯湖南地区考古文化，将时间追溯到距今1万年至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证明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湖南地区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文化遗址，如澧县彭头山文化遗址、石门皂市下层文化遗址、长沙南托大塘遗址、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安乡汤家岗遗址等等，均是新石器文化遗址，时间跨度为距今9000~5000年。考古学家对这些考古文化作谱系结构分析时发现，“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即以两湖平原西南侧为中心的南方系统和以汉水东侧为中心的北方系统。” 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均属南方系统，它们与北方文化系统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响，但是，大约在距今5000前后，这种二元谱系被打破，“北方系统的屈家岭文化逐步向西南扩展，基本上取代了南方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尽管如此，南方系统的文化传统仍有部分保留，成为北方系统的不同地方类型。” 到了距今4400左右，出现了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湖南已经挖掘出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100多处，从考古文化谱系来看，它们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关系更为密切，体现出北方考古文化的强势影响。所以，考古学家认为，湖南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演变，均“不是湘江流域自身文化传统的自然演进，相反，来自外部的因素很大程度上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 湖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与文献记载上古时期源于黄河流域的蚩尤九黎部落南下，并成为南方苗蛮文化的主体这一说法相互映证。

第9篇：湖湘文化范文

关键词：湘西苗族银饰 银饰文化

一、苗族银饰简述

苗族是个有着悠久历史和自身独特文化和习俗的民族。在很秦汉时期苗族人民就使用银料制作各种器皿，虽然此时的文献并未详细记载作为饰品的银饰，但可以肯定从远古时期苗族就有用金属来进行装饰物品的习俗。到了隋唐时期史书便有记载关于苗蛮“喜饰银器”的穿戴打扮，直至如今苗族银饰已经成为了一道独特的民族风景和民族文化。

苗族银饰制作工艺复杂且繁琐，有的饰品甚至需要二十多道工序才能完成。而制作的银饰几乎从头到尾遍布全身，有头饰、肩饰、胸饰、背饰、腰饰、手饰、脚饰等，可见苗族对银饰的喜爱程度非同一般。在银饰中苗族人民赋予它的不仅仅只是装饰和审美，更是对信仰和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苗族人民智慧的象征。

二、湘西苗族银饰的文化

（一）财产的便于携带及呈富

在漫长的战乱岁月中苗族先人不断南迁，，为便于迁徙，苗族人便将贵重的物品随身携带，带在自己身边。逐渐变成了饰品穿戴于身上，从头上的头饰、胸颈饰、手饰、衣饰、银背饰、腰坠饰、脚饰等等，先人们致力于将财物以便携的方式戴在身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审美的需求，这些银饰逐渐由最初简单的财物携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习惯，苗族的手工艺制作多是由女性来完成，在银饰佩戴上明显呈现出重女轻男的特色。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一件衣服，一个饰品都来之不易。由于银饰得来不易价格昂贵，所以称为了呈富的一种手段。每当重大节日，湘西苗族的姑娘们便将平时里小心保存的银饰拿出来并穿戴于身上。有的家中一套银饰品重达几十斤重。从头到脚玲琅满目，有的银饰小巧轻盈，有的银饰厚重沉稳，有的银饰美丽动人，有的银饰面目狰狞，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民族之美。整体呈现出一种头重脚轻的特点。湘西苗族的姑娘们穿戴载歌载舞，银制响铃之声络绎不绝。而男性的银饰明显就少于女性。他们装束简洁，退居一旁欣赏姑娘们的表演。

（二）身份和不同部落的区分

随着战乱苗族不断南迁，其间沿途都留下了部分苗族在当地居住，其中逐渐被同化、汉化的苗族人们称之为熟苗，自成村寨拒绝同化、汉化的苗族被称之为生苗，迁徙和同化导致有多少个支系旁族已经无法考究。在清代有《百苗图》。该图有四十幅图片，其中三十六幅附有文字说明，反映了当时贵州各民族的生活、生产活动和民族信仰。久而久之开始出现了各种的纹饰和图案。所有封建氏族一样。苗族的银饰纹样中包含了阶级的象征。从身份最为高贵的苗族可以佩戴龙纹样的银饰，到兽纹、战马、战鼓、飞鸟表现了地位逐渐的降低。湖南湘西苗族被由于身份较低，所以在银饰文案的选择上只能是飞鸟。但是在同样的氏族中无论身份的高低其佩戴的苗族银饰的纹样是相同的。在湘西吉首德夯这个苗族村寨中，无论是村长或是居民都是可以佩戴相同纹样的银饰，可见苗族人民在族内更为包容和平等的民族特性，只有巫师佩戴的银饰略有不同。在湖南湘西的苗族可以通过对方身上的银饰纹样来区分对方来自什么村寨是什么氏族的成员。

（三）对于图腾的崇拜

图腾崇拜是比自然崇拜更为高级的，一般表现为对某种动物的敬仰和敬畏。在一个氏族中图腾的形象往往会出现在旗帜、族徽、衣物和饰品上。在贵州的苗族崇拜蝴蝶。传说枫树孕育的蝴蝶妈妈诞下十二个卵。当这些卵孵化，便变成了苗族的十二位祖先。在湘西苗族中，图腾的概念和形象已经渐渐远去，湘西苗族将对于蝴蝶的敬仰和敬畏表现在银饰纹样上和衣着服饰上。在头饰、胸颈饰、手饰、衣饰、服饰、银背饰、腰坠饰、脚饰等方面都可以镶嵌出蝴蝶的纹样。湘西苗族的图腾崇拜中常见的有狗、牛、鱼、蝴蝶、龙等动物，他们的形象也广泛出现在银饰中。湘西苗族妇女胸前的银项圈中就经常出现鱼的图形纹样，鱼的造型优美，线条流畅，随着银项圈的走向而变化不同造型，有的银项圈为了将这些纹样的线条更好的展现出来会做出镂空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流逝，湘西苗族对于氏族的区分、对苗寨等级的划定的概念已经越发单薄。脱离了封建思想的束缚使得湘西苗族银饰的纹样越发多样和随意。湘西苗族的银饰上不再是图腾和氏族的纹样。越来越多的纹样出现在湘西苗族的银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