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精选(九篇)
第1篇：河洛文化范文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頊；《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頊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頊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頊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頊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頊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著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著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銚”、“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銚、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超级秘书网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鬹，鸟形鬹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磒。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著”）。（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④《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第2篇：河洛文化范文
[关键词] 嵩阳书院；河洛文化；精神契合；现代性转换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嵩阳书院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存在，它是历史久远、丰富复杂的河洛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地域上河洛文化指古代黄河、洛水交汇地区的文化；时间上指鸦片战争以前河洛地区的传统文化。河洛地区“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1]《河图》、《洛书》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第一经《周易》源于河洛地区；河洛地区是道家文化生成与发展的重要源地。[2]
1 嵩阳书院文化的特质与河洛文化精神的契合
河洛地区是河洛文化的起源地，儒学、佛学、道学三者均起源于此地。《易经・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相传伏羲氏根据“河图”、“洛书”做八卦，即为后人所说《周易》。后有周文王做卦辞，共同构成了《易经》。《周易》为周代重要典籍，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载周公曾营建雒邑，周公在雒邑地区“制礼作乐”，洛邑地区成为中国最早的礼乐文化发源地，春秋时期有孔子“入周问礼”之说。周公制礼，辅国理政，为一代楷模，成为后世儒家奉尊的“元圣”。道家元老老子曾长久居住洛阳地区，做过周朝“守藏书史”，即管理图书的官吏，《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金德建也认为：“老聃学说的来历，大约是因为做周史的缘故。”[3]
历史上的嵩阳书院曾经是佛教、道教场所，又是新儒教重要发源地之一，儒、佛、道三教合流、交汇一体的特点，正是河洛文化精神的缩影。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境内嵩山南面，位列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公元48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始建成嵩阳书院，当时名为嵩阳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寺庙建造蔚然成风，嵩阳寺为生禅师所建，是一个佛教活动的场所。据记载：“大德沙门生禅师，以此山，先来未有塔庙，禅师将欲接引四生，卜兹福地，创立神场。北背高峰，南临广陌，西带浚涧，东接修林。于太和八年岁次甲子创造伽蓝（寺院），筑立塔殿。”[4]嵩山寺碑文记载了嵩阳寺的初建情况：“禅师构千善灵塔一十五层，始就七层，沙门统伦、艳二僧成之。”[5]嵩阳寺建成之后，佛事活动频繁，寺庙香火繁盛，“梵宇之胜，甲于中土”[6]是对当年嵩阳寺盛况的生动描述。“北魏司空裴衍隐居嵩山，继生禅师之后主持建造嵩阳寺，曾为寺主，僧徒多至数百人。”[7]唐代道人韦善俊曾在嵩阳观修道，《唐书本传》记载：韦善俊“京兆人，在嵩阳观。事黄元颐，参佩道法。”[8]
公元255年后周世宗柴荣将嵩阳观改名为太乙书院，并建有藏书楼、斋房等，成为文人读书讲学之所，一批文人聚集于此，读书授课，如郑遨、种放曾授学于此，吕蒙正、滕子京则受学于此。此时太乙书院兼容并包，既有倾向佛道的人士，又有肩负儒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治国之士。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曾讲学于此，此处成为新儒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除了“二程”在此讲授理学、著书立说之外，司马光与范仲淹等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亦讲学于此，司马光曾隐于此修著《资治通鉴》，可见嵩阳书院文化积淀之深厚。
此外，嵩阳书院居中原之中部的“五岳”之一的嵩山之阳，紧邻多代洛阳，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优越性，曾被道教称为“第六小洞天”，受到名士们的青睐。《说嵩》中记载：“室之为言，藏也。嵩当土中，天地所合，阴阳所会，四时所交，风雨所和，故称室焉”。[9]又载：“少室。亦嵩也，一名季室。与太室接趾。有十八叠，周百里，高十六里。胜在西南。望之如莲花亭亭，唐人石淙序，有少室若莲之句。又若忠靖冠，宋人谓之冠子山，元杨奂有‘方若植巍冠，森若削寒玉’之句。汝阳道上瞻视，峰峦层叠，如千叶舒萼，两肩削直，耸出云表，华秀之色目不暇给。”[10]
2 嵩阳书院的儒学承创为河洛文化注入了新质
宋学大师程颢、程颐二兄弟曾在嵩阳书院著书讲学十年，入其门的求学者最多，成名者亦很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11]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各派学说、各方观点的包容互鉴，丰富充实了各自的学术见解与学术思想，对于新儒学的形成与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来此听讲学者佛道人士亦有不少，这为程颢和程颐研究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修正、丰富、改造儒学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以后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程门弟子杨时，曾两番求教于程氏兄弟，杨时回到福建后潜心研究与传播程学，对于闽中理学兴起功不可没。
程颢、程颐传承了儒家文化，并加以改造，对于佛教与道教进行了批判式吸收，将佛教中的“心性”学说与“道教”中的“宇宙本源”理论加以改造利用，融入自己的理学体系之中，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二程理学”，即宋代新儒学，为河洛文化增添了新质，促进了河洛文化向前发展。
程颢、程颐二人曾师从周敦颐。《宋史・道学传序》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13]周敦颐融道于儒学的作风，对于程颢、程颐的思想有重要的影响，如程颢提出“有理而后有气，有气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二程集・经说》卷一）之说，正是对于周敦颐“无极而太极”之说的变通，又与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之说相通。程氏的“理气说”是理学的宇宙观之说，“理”即“天理”，是天地自然万物之理。“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二程遗书》卷二）“气”即阴阳之气，《周易・系辞上》中说“精气为物”，是构成万物的原始因子。与世界本源的状态“无极”与构成万物的“太极”相对，是对宇宙本体的阐述。
理学本身的产生、发展及与佛、道的融合都契合了河洛文化的包容与融合精神。程颢、程颐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与佛教的“世界别无法，唯是一心作”（《法华玄义》卷二）有相同旨意。“理学所要去除的‘人欲’并非像现代文学家过敏地理解的那样特指，更不是指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因此把理学叫做禁欲主义是完全不恰当的。”[14]《河南程氏粹言・论道篇》中记载了关于程氏原话：“子曰：天下之害，皆以远本而末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伐。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王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人欲以复天理，圣人之教也。”这段话可以清楚看到程颢、程颐二人要灭的人欲是后代君王们热衷的“峻宇雕墙、酒池肉林”、“淫酷残忍”、“穷兵黩武”等浮糜奢华的欲望和人性中的残暴欲望，存的天理是崇尚质朴、远离浮华、固本去末、不穷兵黩武、远离淫酷残忍的“理”。可见“损人欲”，“复天理”是对君主的劝诫，是让君主遵循的有利于平民百姓的道德法则，是儒家思想“仁”的一种具体体现。这种道德法则的实现是靠“心性”来完成的，“只心便是天，尽之便是性”，“能尽心，则自然知性知天矣。”（《遗书》卷2上）程氏不是引导人们对社会进行客观分析认识，认识社会的根本性质，掌握社会的规律，而是把人们引向内心，面对社会进行内心的自我调整，做出适合社会道德人伦的价值观调适，进行内心的精心修炼，即所谓的“明理”，和佛教中的“明心见性”有相同的旨归。禅宗六祖惠能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义。”[15]与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巧妙暗合。二程在先秦儒学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提出了“诚敬”，程颢说：“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二程集》）即要做到真实无妄，不欺人，不自欺，诚信乃做人之根本，“不信不立，不诚不行。”（《明道语录》卷一）程颢又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二程集》）“诚者天道，敬者人事支之本，敬则诚。”（《明道语录》卷一）这些是对于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创新。
理学与以往儒学所不同的是由儒家的三纲五常之说，转而到太极与无极等哲学本体论上来，由汉儒的“神意”转变到了“天理”，把儒学由汉代的谶纬神学转到了哲学化的儒学上来，这是对于两汉儒学拨乱反正，同时也发展超越了先秦儒学。理学由过去的神是一切的主宰变为理是万物的主宰，是无神论的。它摆脱敬神的愚昧落后状态。
嵩阳书院所坚持的知识分子独立自主的治学精神、民主自由的学术气氛，也为河洛文化精神注入新风，这种精神至今仍是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
3 嵩阳书院与河洛文化转型发展
以嵩阳书院观照河洛文化，一方面是对于河洛文化的深情回顾，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河洛文化的无情审视。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取狭义中原文化，指河南地区文化）内核，研究河洛文化有解剖麻雀以代整体之义。通过对河洛文化的深度剖析，探讨其生成规律及发展变化的原因，进而把握中原文化的内质，发现中原文化之美，也观察中原文化的积弊，找出其新的生长点，使它在这个不断变幻的时代面前焕发新的生机，这是研究河洛文化的重要价值之一。
任何地域的文化都是经过了继承与变革的过程，后代人总是在前代人创造的文化基础上有所取舍，有所增减，这是文化的变革。而前代的文化无论做出多大动作的变革，总是有主导因素遗留下来，传之后代，这是文化的承继。河洛地区文化悠久是不争的事实，但河洛地区的发展在中国并不处于前列，也有目共睹，原因何在？河洛文化是中原人民与自然发生关联的产物，反之，河洛文化又深深影响着中原人民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行为特点等。这些在河洛作家刘震云、阎连科与张宇等人的创作中都有所揭示，如刘震云在《故乡相处流传》里，对于河洛地区人民的坚韧的生活态度与顽强的生命力都有所描述，而对于河洛地区人们的从众心理、唯上心里则又描述得入木三分。阎连科的瑶沟系列作品与耙耧山系列作品，对于洛阳地区的人们那种在日常生活中顺天安命、在灾难面前又自强不息的性格描述得也比较充分，同时对于人们那种官本位心理、奴性心理也刻画得入木三分。可见，地域文化对于一个地区人们的文化性格影响深远。
河洛文化因其源远流长而积淀深厚，却也因此积累了更多的尘垢，这正是事物发展的两面性。重塑河洛人的文化人格，重树河洛人在全国人面前的形象是中原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因为文化性格，对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从文化上寻根溯源，找出文化性格形成的关键因素，利于采取针对性措施。嵩阳书院凝聚了河洛文化精神，儒、佛、道相交织，儒家文化中的积极进取精神，佛教文化中的宽恕忍耐精神、道家文化中的天人和谐精神给了河洛人深厚的精神滋养，同时，这些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性格发展。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佛教文化中的无限度忍耐、道家的消极无为思想容易造成人的精神麻痹，从而形成封闭、惰性、缺乏变革力等消极性格，这种性格往往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因此，今天我们需要对河洛文化精神进一步挖掘整理，根据时代需要对河洛文化做出清理与审视，并进行现代性转换，去除其消极因素，大力弘扬与激发这种文化中富有活力的东西，清除阻碍文化发展的东西，坚持开拓、开放精神，坚持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为中原地区文化进一步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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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陈来.宋明理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2.
第3篇：河洛文化范文
关键词：洛阳 诗都 文化旅游 中国诗都园
近年来，文化旅游持续升温。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结晶的古典诗词，就是秉承着深远文化内涵的文化旅游资源。目前，学界对旅游诗词已开始重视，李扬等（2009）、张捷等（2007）、尹向东（2004）都有所探讨，但针对旅游开发和规划过程中古典诗词的应用及旅游产品的设计等研究仍被忽视。洛阳对诗词的研究应用，更多的是文献的整理校注，如：李献奇选注的《洛阳龙门诗选》，陈长安选注的《洛阳名胜诗选》，樵客编著的《洛阳古代山水诗选》等，古诗词文化在洛阳旅游开发规划过程中的应用研究几乎空白。通过对洛阳诗词资源的优势、现状以及诗都旅游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打造洛阳诗都文化旅游的建设性对策，希望为洛阳旅游业的发展谋求新的契机。
洛阳打造诗都文化旅游的现状
洛阳以“千年”、“牡丹花城”著称，作为十三朝古都，声显于世。历代文人墨客为洛阳留下来的不朽诗篇，也是洛阳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都曾集聚洛阳；左思的杰作《三都赋》使洛阳纸贵；“诗仙”李白赴洛阳与“诗圣”杜甫相会，珠联璧合，成为诗坛史上一段佳话；白居易幽居履道里，刘禹锡闲住铜驼陌，二人在洛中唱和，再续诗坛佳话……这些才华横溢的诗坛巨匠，都是洛阳的骄傲。其中，描写洛阳景观的诗词旅游资源有以下六类：
都兴废篇。曹植的五言诗《名都篇》，谱写东汉都城洛阳少年斗鸡走马、射猎游戏、饮宴的生活；宋代司马光有感于洛阳经历的人间沧桑，在《过故洛阳城二首》中发出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的感慨；唐人钱起的《过故洛城》“故城门外春日斜，故城门里无人家。市朝欲认不知处，漠漠野田空草花”描绘了故都洛阳衰败的景象。
洛轶事篇。西晋文学家张载《七哀诗二首》，回顾洛阳北邙山汉陵被掘的历史事件，描写汉陵荒败之现状，“昔为万乘君，今为丘中土”，抒发盛衰无常的感伤之情；白居易的《魏王堤》“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行到日西”描绘了唐洛阳著名景点魏王堤冬去春来，仍春寒料峭，百花争艳、莺声燕语的春日繁华景象还未出现的画面；唐太宗李世民、宋代张末、明代邱起风曾作诗描写洛水景象。
古览胜篇。唐代骆宾王、孟郊、白居易等人描绘了天津桥的美景，如孟郊的《洛桥晚望》写出了“明月照积雪”的壮丽景象；杜甫、白居易、欧阳修、沈应时等人也曾诗写龙门风景，龙门山色被称为龙门八景之首；吕法曾、范廷弼、吕谦恒、张汉等人作诗对关林进行了描绘，明朝范延弼曾写《谒关帝君墓祠》描写关林翠柏的景色“洛阳城外汉侯林，桧老松风带汉阴”。
寺院宫观篇。唐代张继、清代释如琇及唐太宗等赋诗白马寺，明代沈应时有诗云：“白马归何处？禅宫尚尔存。栋梁仍夙昔，钟梵送晨昏”。孟浩然、韦应物。蔡襄、刘伦等人描写了香山寺的胜景，韦应物的《游龙门香山泉》抒发了诗人“山水本自佳，游人已忘虑”的情感。
园宅地篇。晋代潘岳、唐人杜牧、元代杨维桢等人曾作诗描绘金谷园，杜牧在《金谷怀古》中，描写金谷园今昔对比，发出了“往年人事伤心外，今日风光属梦中”的感叹；描写白居易履道里宅园有白居易的《闲居自题》、《池上闲咏》、《舟中夜坐》等；描写邵雍安乐窝有宋代邵雍的《天津幽居》、《闲适吟》，司马光的《和邵尧夫安乐窝中职事吟》等。
牡丹篇。“洛阳牡丹甲天下”，唐代刘禹锡通过与芍药、芙蕖的对比，发出了“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由衷赞美。徐凝的《牡丹》诗：“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盛唐诗人李正封描写牡丹“国色朝酣洒，天香夜染色。”白居易诗“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将洛阳城花如海、人如潮的盛况描绘得淋漓尽致。
洛阳诗都文化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归属模糊，重视不足。近年来，旅游界越来越重视对非物质文化的研究，但是与当地文脉紧密联系的古诗词并没有被包含在非物质文化类型中。非景观文化资源（如古诗词文化等）由于归属模糊反而有更加被忽视的倾向（张捷等，2007）。这种情况也直接导致诗词文化旅游被忽视。另外，洛阳市委、市政府没有将诗词文化旅游列入洛阳市旅游规划中，没有将诗都文化旅游提到战略的高度，忽视了洛阳有“中国诗都”这张素雅的名片。
昔日诗都气象难寻。中国诗词在唐宋时期，经历了发展的最高峰，之后便一步步走向衰落。洛阳的诗词文化也未能摆脱衰落的命运，新一代的年轻人对古诗词的欣赏创作缺乏兴趣，今人学诗词、诵诗词、作诗词的氛围不浓厚。诗词文化未能得到普及，昔日诗都气象难寻。
诗词景观有待修复。部分诗词景观被湮没。昔日刘希夷称赞道“马声回合青云外，人影动摇绿波里”，雍陶则感叹“津桥春水浸红霞，烟柳风丝拂岸斜”，许多诗人游览洛滨，漫步天津桥，写下了颇多赞美诗篇。如今，繁华美丽的天津桥消失了，留下的只是清波荡漾的洛河水面。不见昔日古人吟咏的天津桥美景，确实是不小的遗憾。同时一些诗词景点故址存在争议。洛阳金谷园内，昔日“清泉茂树，众果竹柏，药草蔽翳”，石崇与当时名士左思、潘岳等二十四人在此结成诗社，称“金谷二十四友”。但如今对金谷园的位置所在众说纷纭，尚无定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金谷园景观的复原保护。
诗都品牌宣传欠缺。洛阳有着得天独厚的诗词资源优势，却因宣传力度欠缺，影响力不够，导致洛阳诗都品牌至今尚未打响，没有被大众所熟知。再加上扬州、西安等地争先抢占“全国诗词之市”、“诗词之乡”等称号，这在客观上对洛阳诗都品牌的打造和宣传构成一定威胁，影响洛阳诗词文化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诗词景点开发不当。盲目开发不仅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也会对景点产生一定的破坏。如20世纪90年代，洛阳市曾投资修建过白居易纪念馆，并已经将地基打好，但由于当时开发项目多、政策顾及不到、资金不足等多方面的原因，中途停建，被撂荒了十多年，境况惨淡。
诗词旅游缺乏创新。洛阳的诗词旅游没有跟上创新的步伐，以白园、香山寺为代表的诗词景观仍以传统的观赏游览方式为主，通过文化性游览，游客仅了解了诗人的生平事迹、学术作品等知识，参与性、体验性不强，没有将娱乐性与文化性相结合，缺乏旅游乐趣。
洛阳打造诗都文化旅游的对策
（一）重视诗词文化旅游
首先，洛阳市委市政府应充分利用“中国诗都”这张素雅的名片，将诗都文化旅游纳入洛阳旅游发展的整体规划中，从“弘扬中国诗词文化，促进洛阳旅游发展”的战略角度出发，加强对诗词文化旅游的重视。其次，要注重对诗词的深入分析和价值研究。
（二）普及诗词文化知识
从长远来说，洛阳要打造诗都文化旅游品牌，最主要是依赖于广大的社会群众，需要从提高市民的诗词文化修养入手，普及人们的诗词文化知识。具体措施：把诗词文化知识的普及与学校教育结合；鼓励诗词文化进入居民社区；将诗词文化贯穿到导游的培训和导游词的设计中。
（三）修复诗词旅游景观
修复遭到破坏的诗词景点，如修复建设白居易故居等诗词旅游景观。同时发掘新的景观，诠释古诗词中所描写的景观意境，积极建设洛阳诗都旅游的美好形象。
（四）宣传诗都旅游品牌
旅游宣传是旅游规划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建议以“河洛之窗，诗都再现”作为洛阳诗词文化旅游的宣传口号，打响诗都文化旅游品牌，并以诗都文化旅游品牌辐射中原及全国地区，促进洛阳文化旅游新的发展。可以举办“吟诵经典·陶冶心灵”古诗词诵读活动；推出《我爱唱诗词》文化娱乐节目；以洛阳古典诗词为背景，创作洛阳本土原创动画片等。
（五）开发特色旅游项目
古典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但对于游客来说，仅仅欣赏和学习诗词的内涵，难以满足游客体验的需求。所以，在开发诗词旅游产品时，要充分考虑游客的参与性和体验性。
1.诗会。每年召开大型规模的诗会，邀请著名的现代诗人或者对诗词颇有研究的学者来洛阳诗会吟诗作赋，挥毫泼墨。每年举办几次诗词竞赛活动、诗词鉴赏大会等，营造诗都文化氛围。
2.诗书。举办诗词书法会展，喜爱诗词或者书法的游客可以现场执笔或吟诵，彰显才华。还可以邀请中国顶级书法家来此挥毫，题写与洛阳有关的名诗美句，这也是对洛阳的一种无形的宣传。
3.诗酒。杜康酒是洛阳本土酒，利用“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耳熟能详的诗句作为宣传语，打造“中国诗酒”品牌。
4.诗菜。水席是洛阳的招牌菜，可以用古诗词来给水席的每一道菜命名。打造诗都特色水席，让游客在餐桌上也能感受到中国诗都的文化底蕴。
（六）创新诗都旅游模式
1.诗乐茶社。“乐以诗为本，诗以乐为用”，音乐和古诗词有着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酒壮英雄胆，茶引文人思”，茶是中国古典诗词的重要载体和题材。将诗词文化、音乐艺术和茶文化相结合，建立诗乐茶社，使品茶、赏诗、听乐融为一体，可谓相得益彰。诗乐茶社应散布在洛阳知名旅游景点附近，便于游客旅游过程中疲劳时，在此歇脚。同时，诗乐茶社可以吸引更多的对诗词感兴趣、对音乐有激情、对茶艺有研究的人们赴洛旅游，或写诗，或谱曲，或饮茶，亲身体验诗乐茶社的乐趣和悠闲。
2.中国诗都园。可以在龙门的香山寺、白园这个区域，打造“中国诗都园”。香山寺和白园有着丰厚的诗词文化底蕴，白园则是以白居易墓地为基础开发的文化性公园。洛阳要打造诗都文化旅游品牌，可以以香山寺和白园为依托，创建“中国诗都园”，将文化性与娱乐性紧密结合。创建诗人诗词学术中心、诗歌展览馆的同时，建设诗词文化游乐园。使游客在凭吊诗人的生平事迹以及欣赏诗人诗词作品的同时，可以到诗词游乐园去体验和参与诗词文化活动，学习传统诗词文化的同时，感受到诗都游的乐趣。
3.诗都文化村。建立以村为载体来呈现诗都洛阳诗词文化的诗词文化村。诗词文化村的选址应该在文化氛围浓厚、客源丰富、交通便利的地方。今洛阳桥南的安乐窝南望关林和龙门石窟，北依洛河，是“安乐居士”邵雍的旧居。这里还有一所省属普通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洛阳师范学院，可谓文脉传承，底蕴丰厚。如今洛阳师范学院要进行整体搬迁。可以考虑以师范学院这块土地为诗都文化村根据地，并辐射着整个安乐窝，利用便利的交通和浓厚的文化氛围，打造安乐窝诗都文化村。
总之，古诗词秉承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彰显了城市的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古典诗词是洛阳文化的灵脉，将其服务于城市旅游业，能够陶冶游人的心灵，丰富文化内涵。同时，以“中国诗都”作为洛阳城市宣传的一张素雅而有内涵的名片，可以提升洛阳高雅的城市形象。打造诗都文化旅游定能促使洛阳文化旅游焕发新的活力，推动洛阳旅游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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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捷，程章灿，刘泽华.作为地方文脉的古典诗词的旅游规划模式—以江苏省吴江市江南水乡古诗词文化旅游产品规划为例[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3.尹向东.诗词旅游探微[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
第4篇：河洛文化范文
美国的两位人类学学者ClaekWissler和克鲁勃提出了“文化区”的概念,属于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概念,其中的“区”指的就是地域。因此,文化区也就是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区域[4]。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开创了体育地理学研究这门学科,为区域体育文化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洛河体育文化,就隶属于区域体育文化的范畴。从地理范围上来说,洛河体育文化的中心为洛阳,北跨黄河地域,南到月伏牛山,东至郑州、荥阳、西至华阴、潼关,是指这一区域内的体育文化。视角不同,对体育文化产业的定义也不同,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体育文化产业应当是指为社会提供体育文化产品的经济活动,以及其同类经济部门的统称,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体育用品;另一部分是体育服务[5]。比如城市中的健身中心即属于体育服务,为市民提供体育服务的场所。而洛河体育文化产业是指中国古代洛河体育文化产业及其衍生产业的集合。
2牡丹国际文化节背景下的洛河体育文化
河南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包括经贸合作、观赏花灯和文化交流等,同时还融入了休闲娱乐、旅游观光及文化体育等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相关内容。在第23届牡丹花会中,举行了民俗文化庙会、大型嘉年华游园晚会等丰富多彩的节目,促进了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第26届牡丹国际文化节上,更是举办了广场文化狂欢月活动,并承办了中朝女足邀请赛等,以及灵山文化旅游节、体育舞蹈公开赛、荆紫山道教文化旅游节等等;第28届牡丹国际文化节上,举办了国际舞公开赛、全国门球邀请赛、广场文化狂欢月活动等。这些独具特色的互动,与河洛地区的体育文化密切相关,比如抖空竹、踢毽子和扭秧歌等,河洛体育文化就融于这些体育活动中,这些活动共同展现出牡丹国际文化节的独特魅力,同时也让四海宾朋品味到了独特的河洛体育文化。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的举办,毫无疑问带动和促进了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花会搭台,经贸唱戏”,牡丹国际文化节自创办以来,吸纳了来自国内外数以万计的游客,由于牡丹花开富贵,寓意吉祥,具有很高的观赏性,促进了本地旅游业的发展,使得经济文化之花竞相绽放。洛河地区通过牡丹国际文化节这一平台,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的经贸活动,每次经贸活动的参展商家超过了400家,合同资金超过了8亿美元,对于河洛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非常显著。同时,在花会期间举办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也带动和促进了旅游链条的延伸,餐饮、住宿、购物等活动异彩纷呈,人才交流、劳务输出和体育文化发展等取得了重大进步[6]。在牡丹国际文化节的带动下,河洛体育文化产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而第31届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上,与体育文化、旅游有关的项目非常多,比如建立了洛神文化产业园、着力打造了丝绸之路伊斯兰风情街,以及建立了道教文化产业园等。而与体育文化产业相关的项目,比如开发成集老子、老子官场,以及集休闲、娱乐和文化体育为一体的特色文化产业园区等等。洛河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研究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为构建河洛体育文化产业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广阔的平台,可促进洛阳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而河洛体育文化产业园的打造,可有助于传承和弘扬河洛文化及牡丹文化[7]。众所周知,牡丹文化及河洛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为洛阳,同时这两种文化也是我国文化的重要基础,促进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对民族文化的肯定,以及继承和发展。而推动河洛体育文化产的发展,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2.1政府大力支持,进行整体规划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为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给河洛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应给予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极大的政策支持,主要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下放和取消各种审批权,进一步释放地区的市场活力,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吸纳社会资金进入到体育文化产业中;二是为减轻企业的税负,提高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竞争力、抗风险能力,促进中小型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三是保持适当的市场监管力度,维持体育文化产业的公平竞争,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优化的市场环境,促进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给予河洛体育文化产业政策倾斜和支持的同时,为了更好促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还需要对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做整体规划,对于河洛广场体育文化、龙门石窟和白马寺在内的体育产业旅游文化,做一个整体规划研究,加强项目论证,保证投资收益,提高河洛体育文化项目的经济效益。
2.2构建河洛体育文化活动提升工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洛阳牡丹文化节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娱乐性和创新性,洛阳牡丹文化节的影响力将不断上升。因此,在河洛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可将货样牡丹国际文化节作为媒介,进一步突出文化节的特色、文化性,并注重牡丹的市场性、创新性,打造独树一帜的品牌体育文化活动,提升广场文化、龙狮文化和太极拳文化活动的整体水平,而河洛体育文化活动提升工程的构建,首先需要加大资金投入,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各种文化活动的规模、影响力和吸引力,提升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品牌;其次加大体育文化活动的宣传力度,通过网络媒体、电视和手册宣传等形式,扩大各种体育文化活动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使人们耳熟能详,乐于参与进来,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人民体质;最后对体育文化活动设施,要加大保护和管理力度,制定完善的管理标准和损坏赔偿制度,提高民众的保护公物的意识,确保龙狮文化活动、太极拳文化活动和民俗庙会等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8]。
2.3河洛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河南作为中西部省份,旅游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但是众所周知,中原地区作为古代的文化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独特的文化资源,对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十分有利。因此,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将旅游产业作为重要的一环,加强体育文化产业旅游品牌的宣传,全面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以牡丹国际文化节为契机,在文化节期间,广泛宣传河洛地区的人文景观游、自然景区游、民俗庙会游和民族体育游,并举办具有地区特色的体育赛事,不断提升河洛民间体育文化产业的知名度和品牌。同时,在大力宣传的同时,积极引导群众的体育消费,以带动河洛体育文化产业、体育文化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2.4加大对河洛体育文化的宣传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注重品牌营销的今天,应积极转变营销观念,加大对河洛体育文化的宣传,主要是宣传河洛体育文化的独特性、时代性,大力宣传河洛体育文化的现代意义。为了更好宣传,可邀请主流媒体、知名主持人和文化名人等参与到河洛体育文化产业园的建设中,通过建立专门的网站,提升网民对于河洛文化产业的关注度,为河洛文化点赞。
3结语
第5篇：河洛文化范文
关键词：区位择优律城市空间城市规划洛阳市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中心，作为城市的物质载体，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社会经济生活在城市空间上的反映。城市空间发展的过程和现象有着隐藏的秩序和成长的规律。不同的区位条件，形成不同的空间关系。如何合理地选择区位，这是人们在进行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城市建设时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城市规划通过开拓区位，可以较好地引导城市健康发展。
洛阳市位于河南省西部，地处亚欧大陆桥东段，横跨黄河中游南北两岸。北依郎山，南望伊阙；西控函谷，东有虎牢；四面群山环绕，中为冲积平原。其为中国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早、建都时间最长的都城。新中国成立后，洛阳市共进行了四次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以指导城市的空间发展，而区位择优律在洛阳城市空间发展中占据重要作用。
1 洛阳第一期城市总体规划（1956-1976）
洛阳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应该说是始于建国初期，国家把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的7项放在洛阳，将洛阳定位于新兴工业城市，从而奠定了现代洛阳城市的框架、规模、结构、形态等。
洛阳的第一期城市总体规划，围绕统筹安排国家五个重点建设项目的生产、职工生活及对外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内容，并结合洛阳市的地方工业、交通、金融等自身发展状况，采用了离开老城八公里建设涧西工业区，逐渐再与老城区连接成一个完整城市的跳跃式发展模式，变消费城市为工业生产城市；结合洛阳市区地形特点，由西向东、从北至南进行功能分区，布置了生产区、生活区、仓库区和文教科研区，形成以涧河为界的涧西工业区与涧东区共同发展的城市格局；并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副中心，北靠邙山、南邻洛河、顺山就势的多中心元宝形带状城市空间结构 。
2 洛阳第二期城市总体规划（1981-2000）
洛阳市于1981年制定了二期城市总体规划，这一期的城市规划，洛阳开始关注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和地理区位优势，规划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概括和分析了洛阳市的历史和发展现状，为城市指明了今后发展的重点与方向。但受规划编制的时代背景所限，第二期规划重点是对一期城市总体规划的“填空补充”，没有大的突破和开拓性的思路。
3 洛阳第三期城市总体规划（2001-2010）
为适应洛阳市区发展的客观要求，科学确定城市的规模和性质，寻求新的发展空间，洛阳市于1994年开始组织编制第三期城市总体规划（2001~2010年）。 洛阳市第三期城市总体规划突破了 “就城市论城市”的狭溢观念，着眼于未来城市发展的空间与环境，提出了建设洛阳都市区的设想。规划将洛阳市区向南推过洛河、隋唐东都城，与关林镇连为一体；向北推过陇海线递上亡山。城市总体布局结构由20世纪80年代单一的带状城市改变为现代化的多组团、圈层式都市结构和形态。城市总体布局结构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强化中心城，发展卫星城，建立城市圈，形成都市区。
4 洛阳第四期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
2008年编制实施的洛阳第四期城市总体规划立足周边，向北、向西适度扩展，延伸洛南新区，远期跨河（伊河），开拓新的城市发展方向，避免围合遗址，空间集约发展，整体构建，整合洛北，充实洛南，引导控制伊南。
第四期城市总体规划更加突出综合性，突出了洛阳城市性质为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河南省副中心城市，中国先进制造业名城，国际旅游城市。在强调城市生产职能的同时，特别突出了展现历史，传承文化的规划理念。
而洛阳在此08版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修编，为《洛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继承了原有的“一心、两轴、三区”的城镇体系结构，形成“三五二”的旅游格局，明确提出伊河以东是未来城市中心城区的主要发展方向，使洛阳跨过伊河向南、向东发展，洛阳城市发展从洛河时代进入伊河时代。
5 洛阳现代城市空间发展区位择优律的运用
（1）积极开拓新区位
洛阳的城市空间演变经历了跳跃、连片、再跳跃、再集聚的发展过程，自“一五时期”洛阳模式诞生，即“避开老城建新城”的跨越式发展建设模式，实现了洛阳城市空间发展的第一次跳跃。1960年代―1980年代，洛阳市处于较为缓慢的发展时期，市区建设主要集中在西工中心区，进一步填充了初具规模的带状城市空间格局，使老城与新城之间不再空白，连片发展。1980年代―2000年，城市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建成区逐渐向外部周边蔓延，洛河以南地区出现零散的建设用地斑块。2002年以来，洛阳市区扩展迅速有序，跨过洛河的洛南新区高速建设发展，洛河以北的老城区面貌也焕然一新，逐步形成以洛河为轴线，洛阳城市空间再一次实现跳跃，形成南北对称发展的城市空间新格局。2009年，河南省政府要求全面推进洛阳新区建设，洛阳市规划建设洛偃新区，实现洛偃一体化发展，同时城市拓展区跨过伊河，再次形成偃师新区。洛阳从洛河时代迈入了伊河时代，在区位择优律的作用下使洛阳城市从点轴走向区域网络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城市空间发展格局。
（2）综合择优
洛阳城市空间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注重了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同时注重了历史文脉的延续，“一五”期间，洛阳市为建设“新兴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制定的第一期城市规划方案。放弃了以老城为中心向四周福射的“摊大饼”模式，在洛河以北至邙山山南麓之间形成了东西长15km的“四路五带”的城区结构，妥善处理了建设新的工业基地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关系。在二期城市总体规划中洛阳开始关注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充分利用和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古都，大力利用交通优势发展旅游业。在第三期城市总体规划中，洛阳积极开拓新区，保护古城风貌。在第四期城市总体规划中其内容包含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特别突出了展现历史，传承文化的规划理念。洛阳市每次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其空间发展规划都是在综合择优作用下的选择，并且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
结语
区位是一个城市成长与发展的基础，是其获取基本资源的依托。良好区位的选择是一个城市能够发展壮大的基础与前提，是其发展潜能的重大激发者。良好的城市规划可根据区域宏观规划，对大型基础设施和投资进行考察，寻找新的城市发展区位，并运用区位理论对其进行分析，预测未来的兴衰，经过整体的规划控制不良区位的发展，可以从区域的空间格局上推动城市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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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小梅.转型期洛阳城市空间结构重构研究[D].河南：河南大学.2011
第6篇：河洛文化范文
“富矿”造就品牌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地域文化资源显然是“富矿”。但《洛阳晚报》在一段时间内身在矿中不去发掘，偶尔刊载一些历代遗存、历代人物、历史事件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给人印象不深，形不成气候。此时，省级都市报《大河报》发展势头迅猛，其品牌之一《厚重河南》专版称“用新闻的眼光打捞河南远逝的历史之作”，十分受人追捧。受《厚重河南》启发，《洛阳晚报》办起《经典洛阳》。
灵宝曾是全国著名的黄金产地，如今成了“资源枯竭”城市。《洛阳晚报》以此为鉴认识到。洛阳虽然是历史文化的富矿。但乱挖滥采，也终有枯竭之时。经过充分调查论证，《经典洛阳》制订出近远期报道规划，共分历史遗存、历代名人、佛寺文化、河洛文化等系列，每个系列又包含多个分系列。如历代名人，包括“建安七子”、“金谷二十四友”、盛唐诗人等。纵线反映即从时间跨度上写，如“三皇五帝”，从伏羲、炎帝、黄帝写到尧、舜；如“河洛文化”，从“河图”、“洛书”写到“仰韶”、“二里头”。横线反映即并列写。如“佛寺文化”中推出不同朝代的寺庙永宁寺、白马寺、香山寺、灵山寺等。武则天是在洛阳登基的中国唯一女皇帝，其功过是非褒贬不一，《经典洛阳》推出《武家有女初长成》等9篇文章，浓墨重彩地记述了她的一生。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经典洛阳》是历史，但不板着面孔说“子乎者也”，而尽可能以生动活泼甚至诙谐的笔调，让读者感兴趣。如“竹林七贤”，说刘伶：是“酒海里的一条船”；说嵇康，是“拄着一根傲骨上路”；说阮咸，是“一把带着哭音的琵琶”；说山涛，是“一盆晃晃悠悠的温水”。这些形象的比喻恰恰是人物的典型特点，大受读者认同。《经典洛阳》专版开辟后，不少读者先睹为快。再把专版收藏。在读者的强烈要求下，《经典洛阳》由每周的1个版扩为3个版。很快，《经典洛阳》成为《洛阳晚报》的一个品牌。
品牌的反作用力
地域文化的优势能造就报纸品牌。反过来，报纸品牌又会传播、影响地域文化，放大优势，形成良性循环。《经典洛阳》就是这种反作用力的成功范例。
“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这是西安长期的旅游宣传名片之一。2006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在新疆吐鲁番召开丝绸之路跨国申遗会明确，丝绸之路中国段源于汉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也就是说，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起点之一。据此，《经典洛阳》刊发了《大漠黄沙说缘起》、《抛向西域的红丝带》等多篇文章，特别论证东周(都城洛阳)的“北方草原之路”即是丝绸之路的雏形，东汉(都城洛阳)班超出使西域，不仅留下“投笔从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著名典故，更使丝绸之路拓展到欧洲。文章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并一度引发市民到洛阳邙山拜谒班(超)墓热。
中国大运河申遗也是这样。过去。许多人包括许多洛阳人只知大运河北至北京，南至杭州，并不知道洛阳与大运河的关系。《经典洛阳》发表《洛河：中国大运河的中枢》等文章，详细叙述了隋炀帝从洛阳至杭州开凿南运河。又从洛阳至北京开凿北运河，最后形成中国大运河的过程，并一一介绍了洛阳运河遗存、名胜。如洛河大码头、洛口仓、孝义堡、“洛浦秋风”、“天津晓月”等。
洛阳近年的一些考古新发现澄清了历史的谜团，《经典洛阳》都积极参与报道，引起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的强烈反响。如唐代“三绝”大师郑虔的墓地过去被认为是在浙江台州，当地建有墓园，还年年举办祭典活动。但是，2007年，郑虔在洛阳李屯安葬的墓志铭被发现，纠正了历史的讹传。目前，郑虔墓志铭被存放在中国唯一的墓志铭博物馆――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唐代边塞诗人王之涣的墓志铭也是近年在洛阳邙山发现的，至此，他与孟郊、李虚中、狄仁杰、李承休等一同组成北邙唐代名人圈。
品牌的拓展
品牌是内涵，品牌是文化，品牌是竞争力，品牌又是一个新的平台，如果运筹得当，品牌当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洛阳晚报》十分注重《经典洛阳》品牌的拓展，2008年5月以后，又陆续增添4个栏目，赋予《经典洛阳》新的内容，使版面始终保持生机盎然。
《匾额背后的故事》。洛阳匾额众多，它们饱含历代沧桑，反映世风民俗，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如清康熙皇帝御笔“学达性天”匾额，是赐予二程祠的。二程，即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据说。康熙当年书写同样匾额共12块，分送岳麓书院等全国12个地方，洛阳除二程祠外。邵雍祠也得到了1块，可见洛阳文化底蕴之深厚。《经典洛阳》将此写出，当然引人关注。
《洛阳地名探源》。洛阳为十三朝古都，其周边地名许多与大人物、大事件有关。如偃师，是周武王灭商归来“偃戎息师”之意；又如陆浑，是春秋战国之时一个小民族“陆浑戎”之迁居地。
《洛阳成语典故》。中国成语约1万多条，源于洛阳或与洛阳有关的成语至少有数百条。《经典洛阳》已发100多条。如“洛阳纸贵”、“乐不思蜀”、“自惭形秽”、“车载斗量”、“河东狮吼”、“请君入瓮”、“口若悬河”、“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等。
第7篇：河洛文化范文
关键词：洛阳市 地下水 动态特征 多元回归 水面工程 地下水开采
第四章 洛阳市地下水动态分析
地下水动态指含水层各要素（如水位、水量、水化学成分、水温等）随时间的变化。也是地下水含水层收支不平衡的直接反映，受各项补给与排泄因素的控制，所以它是一个复杂的自然过程在一特定的环境中多种影响因素下的外观表现。地下水动态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气象、开采、径流、灌溉中的一个或几个。
根据对洛阳市48个水位观测点（其中8个长期观测孔）资料的分析，分别从年际动态和年内动态加以分析。
第一节 洛阳市地下水年际动态特征
通过8个长期观测孔资料，作出1984－2005年之间洛河附近水位年际变化特征。（见图4-1）由此我们发现，区域水位的多年变化特征是先降低，然后上升，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分界大约在1999年。
4.1.1、1984－1999年段的变化
据1984～1999 年历年地下长观资料浅层地下水动态年内变化随季节变化明显,变幅2.11～10.165 m ，从多年动态变化特征看,水位总趋势呈逐年下降趋势,降幅在3.137～6.161 m 不等 (图4－2)。并且水源地的集中开采部位形成大的降落漏斗。漏斗中心最大水位降深达15m。只有个别年份水位埋深有所变小,如1996 年属丰水年,全市地下水位普遍回0.101～2.110 m。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洛阳市1957年以来集中开采地下水，随着工农业生产及城市的不断发展，供水量不断增加，开采规模不断扩大。1984 年为2.104 亿m3 ,1990 年为2.182 亿m3 ,1997 年为3.112 亿m3 (均包括农业开采量)。
洛阳盆地由于水文地质条件差异，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也不同。在伊洛河谷区工农业用水多以开采浅层地下水为主，开采量相对较大。工业开采及城市供水多为集中开采伊洛河两岸的浅层地下水为主，中深层地下水水源地开采仅在后李水源地有少量开采。农业用水以分散开采为主。农业开采主要分布在伊洛河阶地上，多开采浅层地下水。
洛阳市目前已形成地下水多水源环状管网供水的规模。自来水公司现有8个集中开采地下水水源地，三个加压站，供水井97眼，综合供水能力达60万m3/d；集中开采水源地多集中于伊、洛河两岸及河间地块。现状条件下洛阳市区共有集中供水水源地8个，水源地分布及开采动态如下。（图4－3、表4－1）
表4－1 集中供水水源地开采情况一览表 单位：万m3/d
水源地名称
设计供水
实际供水
水位下降
地貌位置
洛南水源地
13
15.8
5－7
伊洛河间地块
李楼水源地
16
12.86
无
伊洛河间地块
张庄水源地
4.5
4.9
复合漏斗
洛河北岸
王府庄水源地
1.0
1.18
洛河北岸
后李水源地
1.0
停开
洛河北岸
下池水源地
3.7
4.0
洛河北岸
五里堡水源地
2.8
3.39
洛河北岸
东郊水源地
4
4
洛河北岸
临涧水源地
4.5
4.69
复合漏斗
洛河北岸、涧河旁
－3 地下水位与地表水位标高关系对照表 单位：m
编号
一
三
五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备注
lg57
129.21
128.95
129.51
128.27
127.95
128.39
128.93
129.45
129.14
地下水
lg14
130.67
130.79
130.95
128.04
128.59
127.93
130.86
130.89
130.64
河水
lg4
122.56
122.33
122.30
122.80
123.18
123.98
123.49
122.6
122.46
地下水
lg8
121.28
121.26
120.38
121.28
121.53
122.33
121.84
121.37
121.23
河水
市区部分地段人防工程涌水，基坑开挖出现冒水现象，影响范围达70.5km2，影响最大地段地下水位平均上升了3.6m。但是水面工程暂时没有对地质环境产生大的影响，大部分地区地下水的埋深依然大于5米，区域地下水系统会形成新的水均衡。
根据水位对比资料，作出了洛河水面工程等水位线图及水位变化图，供有关部门参考。（如图4－9）
第二节 地下水水位年际变化的空间分布变化特点 地下水水位多年地理位置的变化主要受气象、水文因素及人工开采的影响。
随着地下水开采量的不断增加，地下水位不断下降。由1990年的地下流场图（图4-10）可以看出，地下水总体由西南向北东方向径流，由两侧向中心径流，除聂湾至安乐附近在水源地的集中开采部位形成降落漏斗外，全区浅层地下水多补给地表水，基本未有漏斗出现。西南部延秋街水位标高在176m左右，东部桐公庄水位在118m左右；而从2003年6月15日流场图（图4-11）可以看到，西部延秋街水位标高为172m，东部桐公庄水位在114m左右，地下水位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且在白马寺、辛店附近产生漏斗，局部地段表现为河水补给地下水。
洛河水面工程的蓄水对两岸地下水流场亦具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洛河水面工程建设前聂湾至安乐一带，地下水由于长期开采，一直处于下降状态，洛河水位与地下水位脱节，水位标高126—128m，并在水源地的集中开采部位形成大的降落漏斗，漏斗中心最大水位降深达15m；洛河水面工程建成蓄水后，安乐——聂湾一带地下水位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从2003年6月15日流场图（图4-11）可以看到，地下水位标高在130—132m左右，地下水与洛河地表水位标高已基本一致，沿洛河地下水降落漏斗已全部填平。
第三节 洛阳市地下水年内动态特征 根据影响地下水水位动态变化的主要因素，区内地下水动态可划分如下几个类型。
1、水文型及气象水文型
该类型主要分布在洛河、伊河、伊洛河漫滩及一级阶地前缘地带，区内一般无开采，浅层水地下水动态主要受河流及气象因素制约，距河边较近地段为水文型，稍远的地段为气象水文型。地下水位年变幅为7－8m，地下水位的升降与河水位涨落同步。该区年最高水位出现在河流行洪期和较大集中降水期，最低水位则出现在河水流量小，降水量少、蒸发量大的时期。如图4－13可以看出，25号井比24号井离河流远，故25号井受气象因素影响明显一些。24号井受河流影响明显一些。同样的道理，图4－14中的80号井有明显的气象周期性，基本上不受河流的影响。而71号井受到了河流的影响。
如图4－15、4－16可知，lg4号井水位在1997年受降雨影响明显，为气象型，呈单峰曲线，峰值在5月；2000年受降雨、河水位影响，为气象水文型，呈不明显的双峰曲线；2003年受河水位影响强烈，为水文型，呈单峰曲线，峰值在9月。
2、降水入渗径流??开采型
分布在张庄——?e河入河口之间近洛河漫滩两侧，以及洛南、张庄、临涧水源地。地下水补给以降水和袭取洛河侧向径流补给为主。地下水排泄以人工开采为主。从动态曲线（图4—17、4—18）可以看出年内最低水位在2－3及12月，最高水位在5月底6月初。今年平均水位与历年平均水位相比回升了3.35－5.19m。
3、气象??径流开采型
分布于区内一、二阶地及洪积扇的广大区域。地下水补给以降水入渗为主，以开采和径流为主要排泄途径。因该类型分布面积较大，地下水动态类型也有差异，现分区述之：
①洛河南岸区
从动态曲线（图4—19、4—20）可以看出，年内最低水位在3－4月份，最高水位在9－10月，年度平均水位与历年平均水位相比都有回升，幅度为1.21－1.63m
②洛河北岸东部区
如图4－21、4－22，从动态曲线可以看出，年内最低水位在5月下旬至6月底，最高水位在年底。这一现象有别于其它地区，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该区农业灌溉几乎全部采用机井灌溉。农灌开采地下水是产生该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2004年度平均水位与历年平均水位相比略有上升。
③洛河北岸中部区
从动态曲线可以看出，年内最低水位在4月份，最高水位在10下旬至12月底。年度平均水位与历年相比大部分地区都有回升，幅度为3.26－3.97m左右。（如图4－23）
4、径流——开采型
主要分布于洛河北岸西部涧西的几个大企业工业区及生活区一带，由于各大厂矿企业大量开采地下水，同时也因地面硬化程度较高，不利于降水补给。从动态曲线（图4－24）可以看出，年内最低水位4月份至7月中旬，最高水位出现在11月初至12月底。
5、降水入渗－径流－灌溉型
主要分布各个灌区，多用地表水或浅井进行灌溉。水位动态比较稳定，年内没有重大的变化，曲线没有明显的波峰。依据灌溉的作物的不同，水位在灌溉时期有所下降。（如图4－25、4－26、4－27、4－28）
第8篇：河洛文化范文
关键词 新石器时代；伊洛地区；农业
作者简介 韩香花(1970－)，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郑州 450001)
伊洛河是伊河和南洛河的合称。伊河古称伊水，源于熊耳山，流经今栾川、嵩县、伊川、洛阳；南洛河古称洛水，亦作雒水，发源于陕西省东南部洛南县境内的华山东南麓，向东南流入河南省的崤山和熊耳山之间，于卢氏县折向东北经洛宁、宜阳，在洛阳市附近有支流涧水汇入，在偃师县杨村附近接纳支流伊河后称为伊洛河，到巩县洛口以北流入黄河。伊洛河流域面积约1.9万平方公里。本文伊洛地区是指伊洛文化区，其范围大概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达郑州、北抵黄河、南至伏牛山一带的豫西地区。文献记载伊洛地区与夏文明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史记・周本纪》曰：“自洛I延于伊I，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国语・周语上》亦曰：“昔伊洛竭而夏亡。”考古调查和发掘也表明，伊洛地区是夏文明起源、发展的中心地区。夏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与世界其它古代文明一样，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欲探讨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必须对夏代之前也就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综合的考察和研究。但是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经过大面积考古发掘的遗址又相对较少，所以目前专门就伊洛地区史前原始农业有关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还非常少见。本文主要根据已有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伊洛地区的原始农业及其发展条件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新石器时代伊洛地区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伊洛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尚未发现，中晚期先后经历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三个发展阶段，考古调查与发掘为我们研究该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实物资料。
“原始农业的耕作，就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点耕、锄耕和犁耕三个阶段。”裴李岗文化时期伊洛地区已经进入锄耕农业阶段，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目前所知的裴李岗文化遗址有百余处，其中以嵩山周围为中心的伊洛地区是其主要的分布区。伊洛地区经过调查和发掘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主要有登封双庙、偃师高崖和宫家窑、巩义瓦窑嘴和铁生沟、渑池班村、新安寨根等。出土的农业劳动工具有石斧、石铲、石镰、石锄和石磨盘、石磨棒，这些劳动工具按其用途来分，石斧是开辟农地的砍伐工具，石锄、石铲是耕作农地时的翻土松土工具，石镰是收割谷物时的收割工具，石磨盘磨棒是对谷物去皮脱壳的加工工具。农业从生产到粮食加工所需要的工具，基本俱全，充分说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裴李岗文化时期伊洛地区的原始农业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体上看，农业并不发达，主要表现在：从生产工具来看，生产工具的种类和数量并不丰富，制作技术还比较原始，生产工具有钻孔者很少。聚居村落分布稀疏并且规模小，如巩义铁生沟遗址面积估计仅1万平方米左右，较大的瓦窑嘴遗址面积也只有17万平方米。遗址文化层堆积较薄，一般厚仅0.05--0.5米，遗迹遗物并不丰富，大多数遗址仅发现有灰坑，房基很少发现。由于农业不发达，粮食产量低，并不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因此，渔猎采集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在渑池县“班村遗址裴李岗文化层灰坑中发现的栎、朴、山茱萸炭化果实及紫苏和野大豆等草本植物的果实或种子，可以推测遗址周围附近的山地或丘陵当时尚覆盖着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栎、朴、山茱萸则是林中的主要乔灌木树种。在河岸湿地有紫苏和野大豆生长。遗址附近呈现森林、灌从、草地和湿地的自然景观。当时的先民则依赖大自然的恩赐，采集植物、猎获动物(主要是鹿科)，捕捉鱼类”。仰韶文化时期伊洛地区的原始农业在裴李岗文化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首先，农业生产工具较裴李岗文化时期有所增加和改进。在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中，耒、耜、铫、镰、之类是农业生产必需的农具，这些农具在仰韶文化时期的伊洛地区都已经具备。来是“原始的掘土农具，最初就是一根尖头木棒。后来，先民在棒下部加一横木，便于脚踏。为了减少掘土时向下压木柄的俯身角度，先民逐渐将木棒的直尖改为斜尖，这就是单齿耒。其后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变为双齿耒，一是变为板状刃一耜”。汝州洪山庙遗址陶缸上绘有木耜的图案，在各遗址中均出土有不同质料的铲、刀、镰等农具。如在庙底沟遗址出土的“石铲有宽大的心形和长方形，这种石铲上端平直和微凹，并留有系木柄的磨痕”，这些大石铲安装上长柄后就是石质的耜。该遗址中还“发掘出100件长方形有孔石刀和100件长方形两侧打有缺口的陶刀，这种刀具锋利，并用绳系于手背使用，大大提高收割速度。”这些刀具在中国古书上称为。另外大多遗址中都发现有小型的石铲、骨铲、蚌铲，可能是古书上记载的“钱”、“铫”之类的锄草工具。更为重要的是，仰韶文化时期，在伊洛地区的农业生产工具中已经出现了石犁。在临汝大张遗址出土石犁4件，有柄带肩，下端呈弧形，刃部有使用磨痕。其中一件长19，最宽14，柄宽6.5厘米。犁具的使用，会大大提高农业耕作的效率。仰韶文化时期，伊洛地区可能已经进入犁耕农业阶段。
其次，粮食作物品种有所增多，除主要种植传统的耐旱作物粟外，在水源充足之地也开始了水稻的种植。粟作为该地区主要的农作物，不少遗址都有出土。在孙旗屯仰韶一期的灰坑中发现有成堆的植物茎和谷壳(即粟的外壳)，在王湾遗址一期房屋内的居住面上发现了一件夹砂小罐(F15:1)，内附着有粟的痕迹。其它遗址也有类似的发现。稻作遗存也有发现，在洛阳西高崖遗址一期文化的灰坑中发现一件草拌泥制成的杯坯(T2H18:18)上有稻壳的痕迹。在矬李遗址中发现的草拌泥墙内也见有稻秆的痕迹。在三门峡交口遗址发现有仰韶文化时期的水稻籽实与粟同时被浮选出来。
大型聚落和聚落群的形成是农业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表现。仰韶文化时期伊洛地区出现了数量众多、分布密集的聚落遗址。据许顺湛先生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的研究，今洛阳市辖区有仰韶文化聚落167处，三门峡辖区有仰韶文化聚落153处，郑州市辖区有仰韶文化聚落80处，其中3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达20余处，最大的灵宝北阳平遗址更是面积达95万平方米。这些聚落绝大多数分布于伊洛河地区，相邻的聚落又形成不
同的聚落群。规模巨大的聚落与聚落群的出现，说明此时人口的急剧增加，而人口的急剧增加则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因为只有深厚的农业经济基础才能支撑起庞大的人口规模。
龙山文化时期伊洛地区的农业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首先，农业生产工具较前又有了极大的改进，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开始出现。若对伊洛地区“各遗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等加以排比分析，则发现不同地点的出土物有着惊人的相似，宛若出于一人之手而输送到各个村落，由此可知在当时存在着制石、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如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内发现的制石作坊，“出土了许多石器，其中有石料、废石块、废品、半成品和成品。石器的种类有铲(耜)、锛、斧、镰、刀、锥、凿、矛、镞、研磨器、装饰品和砺石等。这种专门的石器制作场所的存在，说明当时除了将石器制造作为家庭手工业的一部分外，也存在由某些家族承担的石器的专业化生产。”专门的手工业作坊的出现，无疑会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效率和制作技术。第二，铸铜业开始出现。如登封王城岗四期H617内出土了青铜容器片，汝州煤山遗址出土有铜坩埚，有的上面还保存有冶铜的痕迹，这些资料证明，龙山文化时期伊洛地区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冶铜技术。冶铜技术出现后，是否即用来制作农具，广泛用于农业生产，学术界的意见尚存分歧。从青铜生产工具的出土情况看，手工业工具出土较早、数量也相对较多，说明冶铜技术出现以后，青铜手工业工具即得以使用，青铜手工业工具的使用，必然提高石、骨和蚌等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技术，从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三，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更加齐全，石、骨、蚌器都有一定数量的出土。石质的除石犁外，还有斧、铲、镰、刀、杵等，数量丰富，制作技术先进，这些工具的刃部较薄，器身常见钻孔。例如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内出土的大型石铲，铲身为竖长方形，平肩弧刃，单面刃，长度在25－30厘米之间，宽8－13厘米，厚1－2厘米。这些大型石铲均钻有圆孔，刃口有在生产过程中磨损的痕迹，呈锯形或凹窝形，与之相对应的背面均有磨槽，显示了这些钻孔石铲的装柄方式和使用情况。骨器和蚌器，种类有铲、镰、刀、锥、杵等，亦制作精工，灵巧耐用。
其次，农作物品种进一步增加，粮食产量提高。根据考古工作者对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植硅石分析，在龙山文化层发现有发育自小麦颖片的植硅石类型，说明该地区麦类作物的生产至迟在龙山文化晚期时已经出现。该时期遗址中出土了一些大型的盛粮器具，如王湾遗址出土的大瓮，器体特大，如标本H79:15，通高73、口径40、腹径66、底径16.5厘米，估计可容数百斤粮食。矬李等遗址还发现有可容数千斤粮食的窖穴。由于粮食产量的提高，不仅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还有了一定的剩余，于是酿酒业应运而生，澄滤器(刻槽盆)、涯、等酒具在不少遗址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出土。农业的发展又促进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如河南庙底沟二期文化中26个灰坑内发现的家畜骨骼，远远超过同地点仰韶文化时期168个灰坑出土的数量。在王湾遗址，根据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三期文化第V、Ⅵ段四个灰坑的统计，家畜骨骼中猪骨有13个个体，狗骨3个，牛骨11个，马牙1个，其种类比仰韶文化时期增多，数量也有显著的增加。
二、新石器时代伊洛地区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因素
自古以来，人类的活动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时代愈久远，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愈低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就愈强。新石器时代伊洛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自然与当时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和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包括地貌、土壤、水文、气候等要素，伊洛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因素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据地理学者研究，包括伊洛地区在内的豫西地区地势的基本轮廓，“早在距今1.5亿年前后的燕山运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经过第三纪中期的喜马拉雅运动和第四纪新构造运动的强烈影响，奠定了今日地貌的基础。第四纪冰期以后，在伏牛山以北至太行山一带，堆积了大量黄土，构成史前时期本区地表的基本形态。进入全新世以后，即人类社会的新石器时代以来，本区地势、地形的基本轮廓没有突出的变化。”从地貌上看，伊洛地区“位于华北地台西南隅和昆仑－秦岭纬向构选带和新华夏系得华北沉降带、太行山隆起带的交接复合、联合部位，故这里成为我国低平原一级台地向高原二级台地转变陡坎中的一条孔道，成谷地发育、盆地罗列、低丘连绵的函谷地形。此处属黄土高原，又非典型黄土高原。之所以属黄土高原，因皆有黄土分布，并与黄土高原相连。而又非典型黄土高原，是因海拔仅100－300米，黄土堆积一般在50米上下。故黄土高原南部受季风雨带和秦岭、中条山等纬向山脉影响，大体呈纬向分布。其中最南部的水分特征量线几乎与热量特征线相重合。这说明，这一区域的水热匹配非常一致，形成一个完全独立的气候区。正是在这一黄土高原的盆地与河谷之区，有关中、灵宝、渑池、洛阳等盆地水热匹配，水丰土沃，既高亢爽快，又低平不沮洳，为古今人类聚居地乐土”。
从土壤分布来看，该地区皆有黄土分布，黄土“在结构上均匀、细小、疏松、易碎，很利于石铲木耒之类的掘土农具翻地。所以，随着大石铲(石耜)磨制的愈来愈规整锋利，翻地的效率亦会愈益增高。在已垦辟的田地里，由于土质疏松，用耜起土翻地可以根据需要而进行适当的深耕；在新垦荒地中，火烧之后，用耜刺地翻土的同时也斩断了杂草荆棘的根系，可以翻起大而硬实的土块。此外，黄土保持着大部分矿物成分，是非常肥沃的土地。同时，黄土由于结构疏松，具有垂直的纹理，有利于毛细现象的形成，这不但能使下部的肥力吸收到地表，形成黄土的自肥特点，而且使黄土具有良好的保水和供水性能，而北方的各类作物又具有很好的耐旱性。这样，只要不是连年大旱，即使雨水较少的情况下，粮食作物亦可获得不错的收成。而若是风调雨顺，耜耕再加上作物生长过程中的除草等精耕细作，即可获得相当好的收成。因而，中国北方可以在犁耕和灌溉之前就实现集约农业，并保持相当稳定的水平。”
从水文条件看，伊洛地区河流密布，水网纵横。伊洛河是该地区两条最为著名的河流，自古就有记载。《山海经》的创作年代，历来都认为比较早，大多数人认为是夏代的作品”根据《山海经》的记载，伊水全长二百四十公里，洛水全长四百二十公里。“这两条河流密迩相邻，自西南平行地向东北流，堪称中国古代的‘两河流域’。”除伊洛两条大河之外，中小型河流众多，仅《山海经》中谈到流入伊水的河流就达八条之多。流入洛水的河流更达十八条。伊洛地区流入黄河的水十三条，流入谷水的五条，流入门水、役水的五条，包括河、洛二水在内，共五十一条。
从气候条件看，今天的伊洛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无霜期为7个月左右，1月平均温度为－20℃－－20℃，7月平均温度为24℃－－27℃，年平均温度为12.2℃－14.6℃。新石器时代伊洛地区的气候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新石器时代大致相当于第四纪地质学上的冰后期，随着末次冰期的结束，气候总的特点是由寒冷干燥向温暖湿润过度。“据众多的孢粉分析结果表明，在大约距今7500年至2500年间的全新世中期，总的趋势是气候温暖。”竺可桢先生根据考古资料和历史记载，研究了我国冰后期后半期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亦指出“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份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另据孢粉分析，在距今7500－5000年间，我国降雨量也比现在多600毫米。
三、新石器时代伊洛地区农业发展的人文因素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伊洛地区农业的发展，除了得益于地貌、土壤、水文、气候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因素之外，与当地居民重视农业、注重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等人文因素也有十分紧密的联系。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伊洛地区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该地区曾是上古时期黄帝部族活动的主要区域。《吕氏春秋・季夏纪》日：“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淮南子・天文训》亦日：“中央土也，其帝黄帝。”黄帝被称为中央之帝，“中央”即“天下之中”，而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地区正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1965年陕西宝鸡县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V民。”何尊为西周初年一件有确切纪年的青铜器，该器作于周成王五年，可以看出，这里的“中国”，“是指天下四方的中心地区，也就是伊、洛之间的洛邑。”
黄帝作为杰出的部族首领，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五气”，《集解》引王肃日：“五行之气。”《索隐》谓：“春甲乙木气，夏丙丁火气之属，是五气也。”“艺五种”，《集解》驷案：“艺，树也。诗云‘艺之荏菽’。周礼曰‘谷宜五种’。郑玄曰‘五种，黍、稷、菽、麦、稻也。’《索隐》曰：“艺，种也，树也。五种即五谷也”。《史记・五帝本纪》又云：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可见，黄帝时已经开始注意观察四时季节的变化，谨守农时，广种各种粮食作物。黄帝还发明了粮食加工工具，《周易・系辞下》记载黄帝“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土地，重视农业的发展必然重视土地、尊崇土地，黄帝名号的由来正与黄帝重视土地、尊崇土地有一定的关系。《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索隐》案：“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正义》云：“以土德王，故曰黄帝。”《吕氏春秋・应同》亦云：“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古史传说中黄帝开拓进取，积极推广农业种植，创造发明农业工具，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的形象，正是上古时期伊洛地区先民们重视农业、发展农业形象的缩影。由于重视农业，所以伊洛地区先民不但能不断改进农业生产工具，适应劳作之需，还打造水井，修建水渠，发展灌溉农业。洛阳矬李遗址发现有水井一眼，井口呈圆形，直径1.6米，深6.1米见水，未清理到底。井口中部较粗大，到4.75米深时，井径变小，井径收为0.8米。井壁较直，壁硬而光滑。煤山遗址也发现水井2眼。在洛阳矬李遗址中还发现一段水渠，水渠宽2－3米，深1米。河南孟津小潘沟遗址也发现了灌溉农田的渠道遗迹，由于水井和水渠的开凿和使用，古代的先民解除了对江河湖泊的依赖，可远离江河湖泊到广阔的平原腹地、广大的丘陵地区去开发和从事农业生产，从而推动整个农业的发展。
第9篇：河洛文化范文
关键词：洛阳学；地方学；河洛文化；文明源头；包容文化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133-05
在国外，地方学被称作“地区学”（regionalscience），是20世纪60年代才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美国学者马纳斯・查特杰认为，地区学是“研究人与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形态以及人适应物质环境的方式和能力的学科”①。地区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该地区从古至今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包。国外的汉城学、伦敦学、罗马学等地方学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在我国，敦煌学、徽州学等地方学研究虽然早已有之，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学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兴起，并迅速形成研究热潮。洛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有着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而且在中原城市群建设和构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总结洛阳城市的发展演变规律还是推进洛阳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都完全有必要开展洛阳学研究。
一、我国地方学研究的兴盛
从中国知网2015年年底以前的统计结果来看，出现在以“篇名”作为搜索项中的以城市名称冠名的地方学，有北京学、上海学、天津学、长安学（一名西安学）、重庆学、成都学、温州学、泉州学、潮州学、徽州学、吐鲁番学、敦煌学、邯郸学、武汉学、鄂尔多斯学、玉门学等十几种。
从文献基础来看，徽州学、吐鲁番学、敦煌学等地方学研究起步较早，且都以新发现的大批文献及其他研究资料作为学科基础。以徽学为例，徽学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学术基础是那些不少于40万件的徽州文书档案。徽州文书档案，被称为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之后的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五大发现”②。当然，徽州学的文献基础还有着大量的徽州典籍，它包括丰富的徽人著述，齐全的徽州府志县志；众多的徽州谱谍；众多的以非文字形式保留下来的文化遗存和馆藏文物；以口述和演唱形式保留下来的徽州无形文化遗产。
除徽州学、吐鲁番学、敦煌学以外的多数地方学，大都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才逐渐出现。从这些城市的文化底蕴来看，也可细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古代文化较为兴盛，如西安学、邯郸学等；二是在近现代城市地位非常突出，如上海学、武汉学等；三是特色较为明显，如泉州学、潮州学等。此外，北京学因其古代文化的兴盛和现代化的高度发展可归为复合类。
1980年，上海历史所和上海史研究会举行了多次会议，征询各界人士对于上海研究的意见。7月份的会议上，上海学术界讨论成立上海史研究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特约研究员江闻道先生提出上海学的问题，并从西语“学”的字源，称之为Shanghaiology。他认为，上海史研究是一门“上海学”（Shanghaiology），很值得下功夫把它搞好。③1986年，在唐培吉教授主持下，上海大学成立上海学研究所，并举行了“首届上海学研讨会”④。几十年来，上海史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如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等，特别是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5卷本《上海通史》，将上海学与上海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全书600多万字，是迄今海内外有关上海史的著述中规模最大者，涵盖考古资料、文献档案资料、政府文件、方志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1994年，北京研究学者陈平原提醒学界要注意“北京学”，并“预感到‘北京’作为学术课题的‘伟大意义’”。⑤1998年1月，北京联合大学成立北京学研究所，并在1998年6月30日召开了成立大会。2005年4月，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学研究基地举行的揭牌仪式上，北京学研究所与北京学研究基地合为一体，成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委领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十几年来，该基地共开展了100多项研究课题，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清史》图录・北京及周边地区清代建筑遗址图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首都宗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部级课题，以及“支撑北京郊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产业与环境战略研究”“北京宗教文化研究”“北京名人故居调研”等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⑥
2000年春，在《人文杂志》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有专家学者提出“长安学”的概念。2007年，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在“西安碑林与碑刻研究的历史与文化空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建立“长安学”的构想与期望。2008年11月，受教育部“211”重点学校工程重大项目委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设计和实施的“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课题，在西安市召开了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全国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就“长安学”“长安文化”的学术界定、内涵、外延、研究方法及发展前景等问题的讨论，标志着长安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⑦
以城市名称命名地方学往往是以省、市级行政区划作为研究坐标。因而从理论上讲，有多少个城市就可能有多少个地方学，而且其数量也会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而发生变化。然而，地方学研究的可持续性主要是以这些地方学研究能否持久开展作为重要参考指标，因而我们提出一种地方学，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其能不能持续地存在下去，而是对这种学问的研究能不能持续深入下去。否则，这种地方学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对这个城市的文化发展也很难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二、洛阳可以有“学”
1.洛阳是中国文明的重要源头
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也就是说，从《史记》所称的黄帝时代，中国就进入了文明社会。黄帝时代包括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前期。而仰韶文化则是位于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文化，因1921年首先发现于古洛阳辖域内渑池县的仰韶村而得名，它由裴李岗等文化发展而来。仰韶文化已经是一种定居的农业文化，其时已处于父系氏族社会。仰韶文化历时2000年之久，被视为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对后来的华夏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沿洛水之北自东向西30公里内，现存城址有夏都斟二里头遗址、商都西亳偃师商城遗址、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及隋唐洛阳城遗址，人称“五都荟洛”。⑧都城遗址分布之密集，联系之密切，时间跨度之大，均为世上所罕见。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代的夏文化，而夏代是中国国家的开端。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里头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洛阳是中国文化的多重根脉
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是河图洛书，而河图洛书出现于洛阳。伏羲依据河图画八卦，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和河洛文化的滥觞。相传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绎八卦，后成为《周易》的源头。又相传，大禹时，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易・系辞上》所说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周易》和《洪范》两书，在汉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在民间流布广泛的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学，皆可追源至此。
“中国”一词的出现与洛阳城的营建密切相关。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西周早期成王时的青铜器何尊。其内底铸铭文记载了成王在其亲政五年时，于新建成的东都洛邑对其下属“宗小子”的训诰，其中提到周武王在世时决定迁都于洛邑，即“余其宅兹中国，自之V民”⑨，与《尚书・周书・梓材》《逸周书・度邑》《诗・大雅・民劳》等文献中关于“中国”的记载相互印证，起到了证实补史的作用，为西周历史的研究和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⑩同时，“中国”两字作为词组，首次在何尊铭文中出现，意义重大。
周公制礼作乐，是在洛阳完成的，这奠定了儒家学说的基础。后来孔子不远千里，从鲁国到洛阳“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B11，并在老子及其弟子的接待和陪同下，参观了东周图书馆，参观了王城的王宫殿堂，对老子产生了深深的崇敬，赞美老子的学问像龙一样高深莫测。《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论礼之语，其中有四处皆说闻诸老聃。不言而喻，孔子在周公思想的基础了发展的儒家学说，受到了老子思想的重大影响。
佛家学说首传于洛阳。东汉永平七年（64），汉明帝刘庄夜宿南宫，梦见金人，遂派大臣蔡音、秦景等10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于永平十年（67），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还洛阳”。B12次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白马寺也成为中国佛教的“祖庭”“中国第一古刹”。北魏迁都洛阳前后，开始开凿龙门石窟，并大建寺院。北魏太和二十年（496），西域沙门跋陀首创少林寺。神龟元年（518），“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B13。这些佛教建筑雄伟华丽，诚如《洛阳伽蓝记》序中所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都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争写天上水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永初年，洛阳佛寺达到1367所，其中最为壮观者为永宁寺。永末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迁都邺城，洛阳的寺院虽有不少迁往邺城，但洛阳在战祸之余仍有寺院421所。B14
道家学说诞生于洛阳，纵横学家的代表人物苏秦是洛阳人，魏晋玄学兴盛于洛阳，宋明理学初创于洛阳，等等，这些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再赘述。
3.洛阳是中国早期对外交流的核心地区
东汉时洛阳广阳门外有胡桃宫，另有蛮夷“置邸以居”的“蛮夷邸”，B15中外交流十分频繁。北魏时，又在城南地区新辟四夷馆、四夷里，以接待四方来客：“永桥以南，圜邱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B16
东汉末年，朝鲜半岛北部先后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其时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由于受到东汉的强烈影响，这几个国家并没有向奴隶社会发展，而是模仿东汉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早在西汉时，居住在日本岛上的倭人就通过朝鲜半岛与汉朝有了交往。东汉时双方关系更为密切，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派遣使臣与汉通好，刘秀遂以“汉委奴国王”金印相赠。B17这颗于1784年在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崎村出土的金印，成为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后汉书・安帝记》载：“（永初元年）冬十月，倭国遣使奉献。”永初元年即公元107年，这是倭国使者第二次进入洛阳。后倭国发生内乱。大约至二世纪末，卑弥呼为王，又称为“大倭王”。曹魏统治时期，卑弥呼于景初三年（239）六月遣使入洛，魏王朝十分重视，特发诏书，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授予倭国使者官职，赐予他们厚礼。并在倭国使者回国时，由带方郡太守遣建中校尉梯y回访倭国。这是史载中国使者第一次访问日本。《晋书・惠帝纪》记载“东夷十七国、南夷二十四部并诣校尉内附”，可知日本许多小国都曾到洛阳朝贡。隋唐时期，日本使者亦多次入洛，其中大业三年（607）日本著名使者小野妹子“入洛”，在其所呈倭王致隋炀帝的国书开头即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B18，这表明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又开新篇章。
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汉朝与中亚、欧洲建立了经常的贸易关系。东汉时，联系更为密切。西域诸国于“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于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B19。明帝时，以征伐北匈奴，始置西域都护。和帝永元三年（91年），班超平定西域，并于永元九年（97），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穷临西海而还”B20，即一直到达条支海（波斯湾）。甘英这次出使，虽然没有直接开辟与大秦通商的道路，但也反映出东汉要与欧洲建立关系的愿望。延熹九年（166），大秦商人来到中国，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赠送汉桓帝一些礼物。此后汉与罗马的贸易关系更为频繁。东汉时期，印度、缅甸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据记载，和帝永元六年（94），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遣使者来访，“译献犀牛、大象”B21。永元九年（97），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向汉王朝赠送珍宝。东汉政府则回赠以金印。安帝永初元年（120），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并“献乐及幻人”B22，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在当时深受欢迎。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汉与印度的联系就日趋密切。特别是汉明帝派人去印度取经以后，印度的僧侣大量来到中国，译佛经，传佛学，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4.洛阳在中国民族史和移民史上地位独特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的永嘉之乱，五胡进入中原，晋室南迁。中州士民随之南下者甚众。《晋书・王导传》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B23其后，唐代安史之乱、唐末与五代乱世、宋室南迁之时，黄河流域都有大批汉人南迁，并与南方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了汉民族的一支特殊民系――客家民系。今天，客家人仍自称为“河洛郎”，从福建迁往台湾的闽南人称自己所说的方言为“河洛话”。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穿汉服，改用汉姓，使洛阳所在的河南郡成为中国多个姓氏的著名郡望。这在中国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中意义重大，在中国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5.洛阳文化具有鲜明的包容性特征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B24。夏商周三代，洛阳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三代的都城也多次设在洛阳及其附近。
西汉文帝时始建太学，汉武帝时大兴太学，但直到王莽执政时，始“为学者筑舍万区”B25。东汉光武帝刘秀为太学生出身，深知太学的重要性，所以在天下干戈未休、宫室未饰之时，便先建太学，置博士祭酒等职，并经常亲临太学，使太学成为有校舍有组织有教师有领导的教育机构。太学所学经学，西汉武帝时只设有五经博士，到东汉时则立有十四博士。因而清代学者皮锡瑞称东汉为“经学的极盛时代”。B26
东汉以后，佛教进入中原，西域商人纷至沓来，洛阳成为商业兴盛之地。洛阳的胡人聚落亦所在多有。北魏迁都洛阳后，洛阳人口迅速增加。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到北魏进入中原的西域商贩：“自葱蛞盐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B27仅洛阳的胡商即有3000余家。
洛阳文化的先进性促成了洛阳文化的包容性。《洛阳伽蓝记》卷二记载了南朝萧梁使者陈庆之出使北魏回国后的感受：“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复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从中可知，在西域佛家文化和儒家文化等的相互激荡下，各色人等在洛阳交错而居，呈现出一派和谐共处的局面。
三、叫响“洛阳学”正当其时
洛阳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巩固提升洛阳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地位，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洛阳的知名度，而叫响“洛阳学”就是一项重要举措。
“中华圣地，千年，丝路起点，牡丹花城”是对洛阳历史文化特色的高度概括，而“中华圣地”则是对洛阳最本质、最核心的定位。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而河洛文化又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因此，中华文化的复兴，首先是河洛文化的复兴，而开展洛阳学研究，无疑是传承弘扬河洛文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多元文化矛盾和冲突的背景下，需要各参与方的包容，要达到和谐共赢，洛阳的包容文化可资借鉴。从包容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这个意义上来说，迫切需要倡导和建立“洛阳学”。
近些年来，洛阳市有关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都非常重视并积极推动洛阳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在洛阳市有关部门的筹划下，多次商讨成立洛阳学筹备会。与此同时，基于洛阳在河洛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河洛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多次在洛阳召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洛阳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洛阳师范学院、河南理工学院、河南科技大学等研究单位和高校都有一批研究洛阳的学者，为洛阳学的筹建和洛阳学相关机构的成立提供了人才基础。前几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和洛阳市的有关研究人员，一并对洛阳的相关研究资料进行了整理，为洛阳学的筹建准备了丰厚的学术基础。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洛阳，在建设“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开展“洛阳学”研究，可以说是适逢其时。
注释
①张广照、吴其同：《当代西方新兴学科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58页。
②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③《上海文化界人士谈上海史研究（发言摘要）》，《上海史研究通讯》1980年第1辑。
④曾军：《上海作为方法――探索一种反思性上海学的可能性》，《学术界》2011年第12期。
⑤陈平原：《蓄意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⑥张妙弟：《北京学研究十年回顾与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⑦李强：《源远流长的长安文化与长安学》，《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⑧安锋：《中原“之根”文化体系的重构――以洛阳为例》，《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
⑨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
⑩如：《尚书・周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B11《孔子家语》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B12《郝氏续后汉书》卷八十三（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B13《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3049页。
B14杨f之：《洛阳伽蓝记》序，见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B15《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2928页。
B16《钦定历代职官表》卷十七，《洛阳伽蓝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B17后藤守一：《古坟文化》，《日本考古史讲座》第5卷，河出书坊，1955年，第8页。
B18《隋书》卷八十一《东夷・倭国传》，中华书局，2010年，第1226页。
B19《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2910页。
B20《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2910页。
B21《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传送京师，县蛮夷邸。”李贤注：“蛮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鸿胪寺也。”中华书局，2006年，第2851页。
B22《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2851页。
B23《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中华书局，2012年，第1746页。
B24《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中华书局，1985年，第1371页。
B25《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40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