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门的世界英语影评精选(九篇)

第1篇：楚门的世界英语影评范文

[关键词]接受理论;电影;《楚门的世界》

接受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德国出现的一种文学评论思潮，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是这个理论的代表人物。自1967年姚斯提出接受理论之日起，该理论便迅速被人们所接受，并被运用到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中，为文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的同时，也为美学的发展拓宽了领域。实际上，接受理论即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能动性。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出发，接受美学把读者的作用与地位看得尤为重要，认为如果没有读者的审美参与，那么作品的艺术价值将无法体现。

目前，学术界对于接受理论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涉及从接受理论分析文学作品的翻译、接受美学的主要理论观点、从接受理论角度下谈创作等方面。事实上，随着大众媒体的迅速发展，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载体，其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在接受美学的理论下分析优秀的电影作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实际上，许多研究者早就注意到接受理论除了可以分析文学作品外，还可以对电影进行分析，如“从接受视角看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从接受视角看电影《阿凡达》在中国的接受”“从接受视角看电影《傲慢与偏见》”等等。虽然学者对于接受美学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但是在接受理论的视角下对电影作品进行分析还是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的。本文就是在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影片《楚门的世界》为个案研究对象，拟从接受理论下影片的叙事特色、影片中观众的期待视野及空白的艺术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一、接受理论下《楚门的世界》的叙事特色

从接受美学的视角研究电影的叙事特色、主题思想、审美价值等方面的问题，是当代电影理论的发展趋势，也是接受理论在电影欣赏方面的美学拓展与深化，观众成为电影生产的核心影响因素。1998年由派拉蒙影业出品、彼得・威尔执导的一部名叫《楚门的世界》的影片，在播出后受到了观众的追捧，相关的影评也纷至沓来。从接受理论的研究视角中，我们可以发现《楚门的世界》的叙事十分独特。在接受美学的理论下充分考虑观众的感受，以此调动观众的兴趣，电影的叙事特色就成为评论影片成功的重要因素。

从接受理论的视角看《楚门的世界》的叙事特点，首先表现为影片的倒叙、插叙的叙述特色。叙事是电影的表达方式，直接影响着电影故事情节讲述的生动性及主题讲述的深刻性。在《楚门的世界》这部影片中，导演充分考虑到观众的地位，为了吸引观众的观看欲望，导演在故事讲述的方法上可谓别出心裁，独具匠心：倒叙、插叙的运用得心应手，故事在张弛有度的情况下，高潮迭起，一波三折。倒叙、插叙的手法在影片中被多次运用。其一，影片一开始就借助制片人克里斯托弗的代风靡全球30年的娱乐节目“楚门的世界”，并交代了故事的男主角：楚门;其二，当楚门拿出Lauren遗落的红色围巾，此时影片插叙了楚门与她的相遇过程;其三，由楚门怕水不敢坐船这件事，插叙楚门父亲去世的情节;其四，楚门设计逃跑，电影在之前做了许多的铺垫，并没有直接描写楚门的逃跑过程，而是从楚门成功逃跑后开始讲述，设置了悬念。在有张有弛的情节讲述中，故事环环相扣，吸引观众的目光，这样的例子在影片中数不胜数。这是电影在叙事上的突出特点。

其次，《楚门的世界》的叙事特色表现为叙述重复，这是该部影片在叙事上的又一大特色。这种重复造成了一种独特的黑色幽默，使得本片在某些情节的反复出现中达到了一种幽默的效果，这也是影片吸引人的另一个原因所在。在有限的103分钟的电影中，导演之所以会选择重复楚门生活中的一些类似情节，这是有多重意义的。一方面，在影片中，楚门每天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回家，这其实也是现代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这种刻意的重复也能收到喜剧的效果。每天说着一样的话，每天和一样的人打招呼，每天从你身边经过一样的车辆……这样的幽默不是为了让你开怀大笑，而是一种另类的喜剧幽默，可以说是“黑色幽默”，即是一种含泪的笑。楚门，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地重复类似的事情，这种幽默在悄无声息之间震撼着观众的心灵世界。

二、《楚门的世界》中观众的期待视野

接受美学改变了传统观念下的“作家中心论”“文本中心论”的看法，主张关注读者的主体地位。于是在接受理论的倡导下，影片的创作、评论与欣赏等也要考虑观众的作用与意义。姚斯认为“期待视野”是接受理论的核心，突出强调读者或者是观众的地位与作用，这为文学研究以及影视作品的欣赏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但是人们的期待视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政治、个人经历等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观众需要什么，我们又以何种方式呈现，以此来满足观众的需求，这就是从观众的期待视野出发所做出的思考。

首先，《楚门的世界》中的期待视野表现为情节的设计满足观众的期待视野，符合受众的审美接受。对于不同类型的影片，观众的期待视野也会不同。观众的审美过程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结合自身的审美经验对影片进行再创造的过程，因此，观众的期待视野是导演在拍摄影片时应该注重考虑的一个影响因素：在影片的叙述中不断进行改进，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观众的身上，以此来满足观众的期待视野，这是电影获得良好票房的重要保证。《楚门的世界》以一档电视节目为载体，展现一个名叫楚门的男青年的生活。他在制片人的精心设计下全然不知实情地在众人的关注下生活了30多年的故事。这样的故事题材十分新颖，这也是该片的剧本之所以能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的原因。正是在这样有新意的故事引导下，观众猎奇的心理得到满足。观众在看过了众多类型化的、毫无新意的电影故事之后，平淡无奇的故事题材根本无法从根本上吸引受众的兴趣，于是这样一个充满了大胆想象、故事高潮迭起的电影自然就能刺激观众的味蕾，这是该片大获赞誉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楚门的世界》中的期待视野表现为独特的“三重观看”。电影作为一种开放的艺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关注观众的期待视野，保持电影、观众、导演三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以此来呈现电影的审美特色。影片中的三重观看主要指“楚门的世界”的制片人的观看、电影中看“楚门的世界”的观众的观看、电影外的现实世界的观众看《楚门的世界》的观看，这三个观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推进故事的发展，揭示电影的主题。其一，作为“楚门的世界”这个肥皂剧的制片人来讲，他看楚门这是一层观看。在影片中他的地位崇高，在多数情况下，作为制片人的克里斯托弗，他的命令决定着这部肥皂剧的走向和主人公楚门的命运。例如，在影片中，为了不让楚门离开桃源岛，他百般阻挠，先是让其父亲溺水而亡，后又强行把楚门的初恋带走，最后又让逃离的楚门在海上险些遇难……他的观看是一种作为先知式的观看;其二，电影中观看“楚门的世界”这档节目的观众的观看是影片的第二层观看，如酒保、老太太、浴缸里的男人等等。他们之所以观看“楚门的世界”，一方面是出于对主人公命运的关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偷窥欲，而无须背负道德指责。楚门的人生十分可怜，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他的人生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丝毫没有隐私可言，身边所有人都是“假”的，自己的人生也只是别人茶余饭后消遣的娱乐“甜点”。这里的观众俨然已成为导演或是制片人的木偶：随着别人的思路引领自己的思考，在浑然不觉中陷入了“楚门的世界”中;其三，作为影片外的观众属于第三层的观看。在这里，现实世界中的观众处于更高的一个层面的观看，不仅可以看第一层的观看，而且可以看到第二层观众的喜怒哀乐，是一种无功利性的审美观看：对影片从整体上感知、把握，并调动自己的审美经验来欣赏影片，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审美需求。

三、《楚门的世界》中空白的艺术

接受理论自姚斯提出后，又有许多人对该理论进行补充、完善，以便更好地运用到文学艺术的研究中，其中“意义的空白”和“意义的不确定性”就是接受理论在后来的发展中产生出的新的概念。其实“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的空白”就是要读者自己通过阅读文本发现作品中新的意义，可以说是文学再创造的一个过程。由于人的知识、阅历、职业、年龄等方面的不同，会导致不同人读同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感受，这也是“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原因所在。好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会经久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每个人从自己认为的角度出发，都可以在作品中读出自己的感受，阐释出自己的价值理念，所以文学作品留有空白是为了调动读者的想象力，这才是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价值实现。以此类推，作为电影艺术影片在创作的时候也要考虑到“空白”的保留，这是优秀电影的魅力所在。

《楚门的世界》中的空白艺术首先表现在影片的多重象征意味。象征手法的使用可以使影视作品在有限的时间里表达更多的内容，丰富电影的意义，加深影片思想的深度。例如，从影片的片名的翻译来看这部影片：英文片名为The Truman Show的这部电影其实有多个译名，如《真人SHOW》《真人戏》《真人世界》《楚门的世界》等等。在众多的翻译中“楚门的世界”这一译名最为流行，究其原因是其他翻译太过直白、浅层，无法将影片的含蓄美表达出来。 Truman 既是男主角的名字，也是true man的象征，在形式上就有一种极强的讽刺意味：在这个看似真实的人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虚假的，这难道不是一种对楚门30年荒诞人生的无声控诉吗？再比如影片中那个与世隔绝的桃源岛，是在制片人的设计下存在的一个虚假的城镇，这和上帝为亚当、夏娃创造的伊甸园是何其相似。正是在这些充满象征的隐喻中，影片留给观众大片的解读空白。

其次，《楚门的世界》的空白艺术表现在深刻的主题上。“空白”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呼吁影片无论是在主题的表达，还是在思想的揭示方面都力求含蓄，避免简单、直接，一览无余，《楚门的世界》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在影片的结尾处，楚门打开背景板的门时，制片人的声音在天空中飘来，这时影片中把制片人的角色描绘得如上帝一般，他俯视着楚门，同样也俯视着这个世界，这种隐含的主题寓意需要影迷通过自己的观看，并结合自身的知识才能领会到的影片主题的设计意图;再比如，楚门离开了这个虚假的世界后，他的生活又会是怎样？影片没有一点的交代，但是观众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去想象楚门今后的生活; 总之，正是因为影片的大量留白，才使得《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有值得回味的价值。

《楚门的世界》在剧情上离奇、荒诞，但是在虚假的故事背后呈现的却是现实世界中人的悲哀。将接受美学与电影赏评相结合无疑会为电影剧本的构思、电影的拍摄、叙事视角等方面提供新的研究思路。楚门的那句经典台词：早上好。假如再也见不到你，就再祝你下午好，晚上好，晚安。观众在听到这句话后最初感到幽默，但是在观赏过整部影片之后，我们会为楚门的命运唏嘘不已，同时又为主人公执著、勇敢地选择离开而鼓掌呐喊，这就是电影的魅力，也是《楚门的世界》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段丽丽.论姚斯的接受理论[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05.

[2] 李有兵.“接受理论”的美学阐释[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04）.

第2篇：楚门的世界英语影评范文

[关键词] 大众电影 “囚笼”原型 审美现代性

没有现代科技，就不会有电影的诞生。电影，这一20世纪最为光彩夺目的新兴艺术门类，正是在声、光、电、化各种现代科技高速发展并高度综合的前提之下诞生的。因此，电影本身是现代性的产物。然而，电影也诞生于西方的现代性危机逐步显现、弊端逐渐明显的时代语境之中，并且，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在其他艺术门类中方兴未艾。电影早期的发展过程，就是在不断思考时代、思考世界、思考人、思考电影本身中，在向其他艺术门类的学习和借鉴中逐渐发展的。因此，与其他艺术门类不同，电影先天就带有审美现代性的气质便不难理解了。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欧洲，在这种群体性创作特点最为突出的艺术门类中，在“作者已死”的呼声高涨的时代语境中，电影创作者们擎起了“作者电影”的大旗。他们以极具个性化的视听语言反思着现代性给人造成的“异化”现实。于是，我们看到了《野草莓》中没有指针的钟表，《红色沙漠》中支离破碎的工业世界、肮脏的天空和精神崩溃的女人，《八部半》中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世界斑驳交织的银幕呈现。

但是，电影本身也是一种大众文化，因为它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观众群给予它生存的保证，时代文化在变迁，人们逐渐倦于现代主义艺术的精英气质，开始主动拥抱消费社会的轻松与闲适。凡此种种，使现代主义电影那晦涩、精英化的深邃思考和个性化、间离性极强的视听语言显得那么不合时宜。结果是，欧洲现代主义电影被好莱坞为代表的大众电影所吸纳、同化，并裹挟于消费主义的大潮之中。

现代主义电影运动落潮不代表电影中的现代性反思就从此消失了，因为现代性的问题依然存在，现代人依然会感受到刻板、机械、“合理化”的世界烙在人们潜意识中的焦虑，依然能够体会到工具理性给人们带来的异化感。优秀的大众艺术作品需要给人带来抚慰，需要给处于文化困境的人们带来想象性的解决方案，让人们感觉到希望和温暖。这一点直接决定大众艺术作品在激烈的文化市场竞争中的长远发展甚至生死存亡。作为极其依赖票房回报的电影显然无法无视这一事实。但是与典型的现代主义电影的反思性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电影由于“作者化”倾向的淡化，作品的个性化减弱。又由于大众文化受市场和受众趣味的取向影响较大，使电影更可看作创作者和受众“对话”的结果，这样，便使文本负载了双方共同的深层焦虑和潜在诉求，并和政府、各种观众的趣味相博弈，最终形成整个社会和时代文化的银幕显影。文本内部因此呈现出的矛盾性、暧昧性的价值取向很多时候就是和现代性的复杂性、暧昧性同形同构的。这样，电影极强的“症候性”便浮出水面了，而且这一点非常突出。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许多多次重复的意象，这些重复的意象便可作为我们思考上述问题的起点，本文探讨的“囚笼”意象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一

弗莱认为“原型即那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1]荣格认为，原型跟原始意象有关，他认为原型“是一种从难以计数的千百亿年来人类祖先经验的沉积物，一种每一世纪仅增加极小变化和差异的史前社会生活经历的回声”。[2]艺术作品的产生归因于创作者和接受者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不是歌德创作了《浮士德》，而是德意志的民族精神造就了歌德。荣格在对原始意象形成的解释有些语焉不详，集体无意识虽然很稳固，但是如果在具体的理论应用中将其完全理解成固定不变的反而更不合适。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理解成一种变化的过程，是在社会文化不断发展中逐渐形塑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并且在艺术作品中得以呈现，“……其实，它并不神秘，它正是这种积淀、溶化在形式、感受中的特定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感情。”[3]

如果说原型批评的问题在于把艺术作品的解释简单归结于创作者个体身上逐渐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对艺术作品的主观性、独创性、个体性缺乏关注的话，那么说，这种批评和研究思路更适合于研究大众艺术。在大众文化的范围内应用原型批评，或者说在原型批评的视阈内审视大众文化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思路。这样既可以规避原型批评本身自在的注意力盲区，又可以防止因空泛探讨大众艺术的审美价值而陷入独创性与大众性无法得兼的泥沼。大众文化的存在是一种事实，我们要做的，是透过它来为整体的文化形貌把脉，进而反过来为文化和社会心理的病灶开方。

优秀的大众电影，也就是被大众影迷奉为经典的电影时常出现弗莱口中的“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比如《海上钢琴师》里的航海船，《肖申克的救赎》与《绿里奇迹》里的监狱，《飞越疯人院》里面的疯人院，乃至恐怖片《电锯惊魂》里仓库式的小屋和《闪灵》里面的乡间别墅，甚至还有《楚门的世界》里面虚拟的生存小世界……这些大名鼎鼎的影片无不是创造票房奇迹的作品，也是许多影迷收藏碟片的首选。然而在这些类似的影片都不约而同地在文本中设计了一个封闭的环境，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此，我将这种封闭环境的设计称之为“囚笼”原型。它既是人类原初集体无意识中对困境的感受与理解的部分，又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尤其是作品所处的时代给人带来的新的无意识积淀的结果。

上文已论述，由于时代语境的转变，现代主义式微，电影的独创性、个性化倾向逐渐减弱。然而大众文化并非像精英主义者口中的那样，“文化工业为了追逐利润和文化的同质性，不惜剥夺‘本真’文化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协商方式，使其丧失了‘说不的勇气’”。[4]只遵循快乐原则，与时代问题无涉，因为如果大众电影与观众“深层集体心理”相隔膜，无视观众心理的深层焦虑与潜在欲望，那么这些电影在理论上讲是无法“大众”化的，即使能够短暂的形成观影热潮，也是不符合电影长期发展规律的，比如中国电影2004年由《英雄》掀起的武侠大片热潮、近年来蜂拥而上质量低劣的低成本喜剧片就是典型例证。其次，不管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多么波澜壮阔，也没能阻挡社会继续向现代性推进，工具理性的膨胀趋势有增无减，身居都市的现代人体会到的异化感虽不再是“盛现代性”[5]时期那样明显的切肤之痛，却也在后现代狂欢的皮相之下对自己深层的困惑讳莫如深，在颠覆一切，消费至上的幌子下告诉内心自己很快乐，价值虚无的幽灵却悄悄浇铸成牢固的铁笼，囚禁住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韦伯把工具理性称作铁笼，不仅可以理解为世俗化与“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祛魅，工具理性征服了社会，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工具理性囚禁了内心。而电影，尤其作为世俗神话的大众电影，看似不期然关注了这些问题，实际上有着很深的社会、文化、深层集体心理乃至市场缘由，它们通过叙事营构一个个现世寓言，给深处文化困境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想象性的突围之路，对社会理论难以解决的现代性悖论发言，提供一种诗意的光影理解。再次，较之于其他艺术形式来说，电影一般投资巨大，而观众的喜好总是难以琢磨，为了为市场化运作保驾护航，大众电影有必要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摸索出一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票房的叙事模式。而这种叙事模式又是创作者研究人们文化心理结构的同时和各方观众、政府主导意识形态等进行博弈的结果。这就是人们熟悉的类型电影的运作原理，“制片厂对标准化技巧和故事公式——确立成规系统的依靠，并不仅是生产的物质方面经济化的手段，而且还是对观众集体价值和信仰的应答手段”。[6]虽然“囚笼”原型的电影能否看作一种电影类型还有待商榷，但是类型电影的原理在这里是适用的。由此，这些经典的大众电影中意象的重复便可以理解了，其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和“可预见性”，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的分析在这里同样可以理解电影“一旦某种音乐或歌词风格受到欢迎，那么这种风格就会遭到商业的滥用，造成的结果就是‘标准的结晶化’”[7]当然，我们应该扬弃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排斥态度。另外，对于封闭环境的营造还有其文本内部原因，即封闭的环境易于展开尖锐集中的矛盾冲突，形成紧凑的叙事和鲜明的戏剧性效果。封闭的空间能把人物置于极端的情境，展开对人性的拷问，采取这种形式讲出来的故事往往具有极大的震撼力，能使悲观的价值取向更加浓重，也能使救赎的力量更加光芒万丈，典型的例子便是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

因此，我们看到了上面提到的那么多优秀的大众电影热衷于营造封闭的“囚笼”意象，并且具有较强的隐喻色彩。《肖申克的救赎》中的监狱使囚犯们习惯了残忍、单调、机械的、令人找不到生存意义的世界，并且借主角之口说出了“体制化”一词，但被规训者口中的“体制化”在规训者那里则认为是合理的，是“合理化”的，而这些大多没有犯过罪的囚徒正是经过作为理性产物的司法程序走进监狱的，而现代监狱本身，也是现代性的、理性的产物，电影追问救赎之路的同时也是在追问现代社会的前途，同为监狱题材的《绿里奇迹》也颇为类似；在《飞越疯人院》中，以医生、护士为代表所形成的理性“囚笼”是十分刻板、僵化、没有人情味的，他们和疯人院一起构成了对现代性的社会机器的讽喻，而非理性的精神病人身上却体现出真实、自由的生命特质；《电锯惊魂》系列也是将人置于极端的封闭环境，“竖锯”制造出一套套精密的杀人机器，既充当了理性社会大机器的隐喻物，也充当了把现代人从“沉沦”状态唤醒的恐怖工具；《楚门的世界》则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媒介的“囚笼”，楚门一直生活的环境其实也是现代人生活的环境，那就是大众媒介掌控了一切，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铁笼。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著名电影创造出各种形形的“囚笼”意象，另外前段时间风靡一时的美剧《越狱》也体现出后现代的美国大众对“囚笼”原型的迷恋。韦伯关于“铁笼”的经典比喻在银幕上一次次得到感性显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艺术家和思想家对现代性共同的理解深度。

这类影片受到热烈欢迎绝非偶然，现代主义落潮后，囚笼意象的反复出现作为一种“症候”，表明现代性潜在的危机感依然根植于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逐渐形塑成一种新的集体无意识，而作为市场成绩卓越的文化消费品，这些电影中囚笼意象在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的反复出现也表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那种剪不断的关联。在这些电影中，欧洲现代主义电影那种浓重的审美现代性诉求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保留，同时，与大众距离的缩短也使现代主义艺术革命性借助大众文化在广度上的渗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

二

现代性本身具有极强的复杂性、暧昧性，马克思说“一切固定的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8]，追溯到现代性精神源头的启蒙运动，更能看到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启蒙现代性既是审美现代性之成因，又是导致审美现代性反过来与之对抗的结果”[9] “资本主义经济冲动与现代文化发展从一开始就有着共同根源，即有关自由与解放的思想，它在经济活动中体现为‘粗犷朴实型个人主义’，在文化上体现为‘不受约束的自我’，尽管两者在批判传统和权威方面如出一辙，他们之间却迅速生成一种敌对关系”[10]，而审美现代性自身也形成了内在的矛盾性，因为审美现代性生成的条件本身就源自启蒙现代性，所有这些矛盾性直接体现在电影叙事安排和价值诉求的选择之上，具体到沾染些许后现代性的大众电影来说，其“囚笼”原型便显现出更为驳杂的面影，而这些，无疑又有涉文本所处的时代、社会与文化。

与其说《海上钢琴师》中的航海船是社会现代性的“囚笼”隐喻，不如说它想象出了一个超拔现代性铁笼的审美乌托邦。“对我来说，外面的世界过于复杂，远不如钢琴的黑白琴键简单明了”。1900在船上快乐地、诗意地生存着。他在大风暴中放开了钢琴的轮子，随着风暴肆意地挥洒着流动的音符，这个画面正是其活在审美乌托邦的感性显现。反过来说，与社会现代性一样，这种审美乌托邦依然是钢琴师走不出去的囚笼，审美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其实是现代性的共同“铁笼”的一体两面，“自律性从表面上，只是艺术拜托非艺术的社会征用而获得自在和自为的独立地位，但如果我们深入到自律性内部，便会发现，自律性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结构。”[11]这样，审美现代性内在矛盾性便凸显出来了。他站在舷梯上久久难以决定是去是留，内心的延宕与矛盾充溢着整个镜头的大远景……老船早晚要拆除，意味着这种乌托邦难以久存，也象征着现代性大潮难容任何躲避风暴的角落。钢琴师选择与老船共存亡，也正是其悲壮又无奈的诗意坚守。审美，究竟是真正的救赎之路还是只是社会现代性潮头中的作茧自缚？这一追问成为了这一影片最为深长的意味之所在。类似的延宕也体现在《楚门的世界》中，为楚门建造这一虚假的媒介世界的christof声称这个世界比真实的世界更美好。这是因为媒介塑造的真实是一种比现实更真实的“超真实”。最终楚门还是经过了思忖片刻以后，幽默地谢幕，果断地跨出虚拟媒介世界的大门。如果上述两部影片的价值诉求相对较为明朗的话，那么《飞越疯人院》则更多的是对工具理性的铁笼中难觅出路的直接呈现。疯人院类似于杰里米·边沁提到的“全景敞视监狱”，精神病人们被理性世界视作“他者”并进行规训，无时不刻接受着权利的凝视。影片的深刻与冷峻集中体现在酋长这一角色中，酋长一开始并不理会麦克默非的逃亡计划，他和他父亲的遭遇让他深刻明白外面的世界和院长、护士、保安他们制造的世界一样刻板机械，精神病院或许还能作为非理性的负隅顽抗之地。所以，他的悲观使他变成了一株没有知觉的植物，装作听不到所有人的话。而麦克默非则充当了唤醒他的人。最后，酋长独自一人“飞越”了疯人院，最后一个镜头中，他越走越远，消失在外面的世界中，然而，走出去之后又怎样呢？创作者只是告诉我们他走出去了，没有刻意渲染什么，反而具有更强的反思性。

与以上三个例子不同，更多的电影的价值取向是将希望寄托在极端环境中的人性神话。《肖申克的救赎》，包括新近很火的《越狱》将问题的解决导向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绿里奇迹》则将希望寄托在人性中的牺牲、悲悯、博爱、克制的清教精神；《电锯惊魂》则提供一种用杀人机器净化人性以获得救赎的想象……这些作品以人性神话的简单纯净置换了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暧昧，同时如果我们深入思考，不难发现其对人性的叙述并非是完全抽象的，而是深深植入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人性的理解，这些作品对现代性难题进行想象性解决的同时也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规训工具。而上述置换的过程正是有赖好莱坞精湛的叙事水平和文化消费元素的植入而获得可能。典型的例子就是《电锯惊魂》，影片中酷刑的展示不仅发挥叙事层面上的人性救赎工具的作用，同时发挥的作用更多的体现在用血腥的画面迎合观众潜意识中施虐/受虐的心理投射，《肖申克的救赎》对于主人公英雄式的形象塑造和逃亡的传奇性渲染，甚至包括《楚门的世界》最后楚门和风浪搏斗、《海上钢琴师》里面的钢琴师斗琴段落，都是以某种意义上的奇观来呈现的，以期增强影片的可消费性。

第3篇：楚门的世界英语影评范文

由中国最高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CET4/6），从1987开始至今，成为世界上考生人数最多的考试。一方面，四六级考试的普及，促进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和改革，调动了大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他们英语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某些学校和部分学生盲目追求通过率，忽略了语言的实用性和应用性。目前，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共有四种题型，即写作、听力、阅读理解、翻译。近年来，各方面都有改革，笔者将侧重大学英语四级翻译考试的改革和应对。

二、翻译题型的发展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自1987年首考，到引入翻译题型是在1996年，此后，翻译题型进行了两次比较大的改革。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大学英语四级翻译题从无到有；从最初的英译汉到现在的汉译英；从单句的翻译到段落的翻译；答题时间由最初的5分钟到现在的30分钟；分值比例由5%到15%，充分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对学生英语翻译能力的要求。从2013年的翻译改革可以看出，翻译内容侧重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等，目的在于考查学生对英汉两种语言知识的应用，以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内容为载体，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要求学生能够用英语表达与中国发展有关的内容，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学生语言输出能力有了更高要求。

三、翻译题型评分标准

根据新东方网四六级考试情况分析，2015年12月份，四级考试翻译部分均分只有7分，只有总分值的一半不到，通过下面的表格，可以清楚地看到翻译评分标准。满分为15分，成绩分为六个档次：

如果是均分为7分，学生只是勉强表达了原文的意思，用词欠准确，语言错误相当多，其中有严重的语法错误。下面，笔者将对如何在日常英语教学中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和实际使用英语能力，并提高翻译分值提出建议。

四、翻译考试应对技巧

（一）翻译基本理论和基本技巧讲解

听说读写译，翻译不仅仅是英语学习的五大技能之一，还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信、达、雅”，翻译不仅仅是传递信息，还传递着两种语言之间的优美性。由于汉语和英语的表达习惯和词语搭配的不同，同一个汉语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其英文的译词会用到不同的词语来表达。因此，在日常教学中，可以开展对学生翻译的基本理论和技巧的教学，如词语选择法、增译法、省译等技巧，通过不断练习，培养学生的翻译意识和语感。

例如词语选择法，必须根据词汇的搭配关系和在句子中充当的成分确定译文所选择的用词：

雨下得很大。It is raining very heavily.

你的上衣太大了。Your coat is too large.

我比你大。I am older than you.

我觉得头大。It’s so tough.

（二）英语基本语法的讲解

随着英语考试改革和教育目标的变迁，有些学生和老师把学习中心转向听力和阅读部分，而忽视了对枯燥的英语语法的进一步学习。2013年改革后的段落翻译恰恰是着重考查学生在运用正确的词汇的基础上，如何利用语法结构将汉语按英语习惯表达出来的能力。因此，英语语法的学习不可或缺，对我们增强翻译能力，提高分值有着很大的帮助。

例如2016年6月份的四级翻译考试“乌镇”。

“在过去的一千年里，乌镇的水系和生活方式并未经历多少变化，是一座展现了古代文明的博物馆。”，简单明了的中文句子，我们需要注意两点，首先是时态。“在过去的一千年”，强调的是对现在的影响，因此要翻作“over the past one thousand years”，用现在完成时，而不是过去时：“Over the past one thousand years，the water system and lifestyle of Wuzhen has not experienced many changes.”其次是定语从句，我们可以把后半句话重新组合，找出主谓宾，乌镇是博物馆，展现了古代文明，可以翻作：“which is a museum showing/displaying ancient civilizations.”

（三）中国特色词汇的积累

从2013年12月开始，翻译考试涉及了中国古文化、古镇、科技、快递、经济发展，以及外国人汉语演讲比赛等与社会和时事紧密相关的内容。这方面的词汇正是学生们平时忽略的，因此，在英语课堂上，适当地引入“China Daily News”的泛读，对增加学生们的词汇量和加深对时事新闻的了解有很大的帮助。如2016年峰会提出了的“4个I”主题，推动各方共同构建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的世界经济。

五、结语

翻译大家许渊冲先生说：“21世纪要建设世界文化，不能仅关注一个国家的文化；但要建设世界文化，中国文化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中国梦”的提出，中国文化逐渐复兴，而要实现“中国梦”，就要大力复兴中国文化，作为祖国的未来，大学生有责任有义务了解中国文化、传承中国文化。四级翻译考试为学生提供了契机，从简简单单的四级证书到能用英文介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广中国，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郭著章，李庆生.英汉互译实用教程.修订本[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第4篇：楚门的世界英语影评范文

关键词:摄影;《挟尸要价》;主流媒体;评价标准

中图分类号:J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0-0055-02

8月18日晚,代表中国新闻摄影界最具学术性和权威性的年度赛事――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年度新闻图片评选,把本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奖颁给了一幅揭露社会公德缺失的作品《挟尸要价》。隔日,湖北长江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李玉泉发文质疑《挟尸要价》照片的真实性,要求还原事实真相,撤销该照片的获奖资格。一石惊起千层浪,围绕该事件的讨论再次在网络、媒体上爆发。支持李玉泉的一方认为:部分媒体误读了照片场景,误导了社会大众;反对李的一方则认为:媒体既然宣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那么不仅需要讴歌真善美的作品,也需要揭露社会假恶丑的作品;而中立者则认为,若再轮番进行报道和“舌战”,无论孰是孰非,皆是对英雄的“巨大伤害”。显然,民众对此事件的关注,直接追溯到作为媒体自身的“责任担当”问题,这也是每一家号称“主流化转型”的媒体不可回避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主流媒体又有哪些外在的评价标准?本文试图结合《楚天都市报》的主流化转型实践,对主流媒体评价标准进行一番解构。

一、主流媒体需担当什么样的社会责任

2009年10月9日,出席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当今社会,媒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辐射日益加强,对人们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入。正因为如此,对各类媒体来说,树立和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我们认为,媒体的社会责任包含两大方面,即媒体的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媒体的政治责任是与它作为“”的角色相关联的,必须为党和国家的利益服务。媒体的道德责任则是,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新闻职业道德,真实、及时、客观、准确、全面地报道国家政策和建设成果,为百姓分忧解难,禁止和抵制有偿新闻。在今年7月中旬中国记协举办的“楚天都市报主流化转型学术研讨会”上,罗以澄教授说:“主流化转型可以定位成五句话: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责任担当为使命,传播主流价值观,影响最广泛人群,做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核心词就是‘责任担当’这四个字。”[1]那么,什么样的“责任担当”是主流媒体所必须具备的呢?笔者认为,党性原则仍然是每一名媒体从业人员所需具备的最基本要求,“要政治家办报”(语),即媒体从业人员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握舆论导向,维护大局;从讲政治的高度区分事物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敏锐地抓住事物的核心问题;从讲政治的高度反映社会众生相,表达民生疾苦,弘扬主旋律。由此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李玉泉发文质疑《挟尸要价》照片的真实性。我们可以回顾作为2009年“长江大学10•24英雄群体”首发报道的媒体――《楚天都市报》对于同一事件的新闻切入点。

综合其他各家媒体的报道,我们不难发现以下事实:一是该出事地点经常会发生溺水事件,几乎年年有类似悲剧发生;二是由于该江段频发溺水事故,导致专门有人成立了打捞公司,取得合法的营运手续,靠捞尸发财;三是事发当日有俩小孩落水,十余名90后大学生见义勇为,联手救人,其中三位大学生光荣牺牲;四是打捞公司和学校老师谈好了价钱并打捞遇难大学生的尸体,之前长江大学发生过类似的溺水事件,也是该打捞公司收费打捞上来的。

这样一起突发事件,《楚天都市报》在第一时间拿到了相关资料和图片。那么,新闻切入是从正面讴歌“90后大学生结梯救人”的英雄壮举,还是揭露打捞公司漫天要价、提出高额“捞尸费”等人性的丑恶呢?这两个新闻切入角度均可以实现新闻价值的迅速放大,均具有轰动一时的新闻效应。

经过权衡,作为正在主流化转型道路上跋涉前行的《楚天都市报》,综合了事件背景和前因后果之后,选择了不遗余力地弘扬“英雄群体”舍己救人的“人梯精神”与民族大义――“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为切入点,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后来,“见义勇为大学生群体”被湖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湖北省见义勇为英雄群体”荣誉称号,并荣膺“2009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特别奖。“他们纵身一跃,划出了人生最壮丽的弧线,他们奋力一举,绽放出生命最高尚的光芒。他们用青春传承了见义勇为,用无畏谱写了一曲英雄的赞歌。”[2] 这样的新闻切入点选择,反映了作为一个主流化媒体的“责任担当”,即在突发事件报道中,以大局为重,“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积极塑造典型形象,着力树起时代需要的道德标杆。”[3] 随后发生的事实也证明,《楚天都市报》的选择是正确的。且不说“挟尸要价”是否“真实、及时、客观、准确、全面”地报道了事实真相,单就对英雄壮举不遗余力的讴歌与宣传,不仅起到了抚慰英雄的在天之灵,让英雄美名得以流传的作用,而且没有让英雄壮举湮没于对“挟尸要价”等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和“挖掘”中,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可以从中受到深刻的人生观、世界观教育。

二、主流媒体(报纸)的评价标准

客观地讲,一家媒体究竟应满足怎样的标准才能算作主流媒体,即为主流媒体建构起一套具有普遍适用性、又能凸显其特性的标准,是一个复杂的课题。这是因为不同类型媒体的特性并不相同,而即使是同一媒体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其特征也有所区别。我们认为,对于我国传媒的评估至少需要从两个视角切入: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市场经营属性,即作为党、国家和人民的“喉舌”,我国传媒承载着监测社会舆情、保障社会信息安全的重要使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同时,传媒作为参与市场竞争、自主经营的实体,可以将其视作企业,而传媒业则形成了一个产业。

结合现有对我国传媒评估的相关研究成果,兼顾我国传媒的双重属性,笔者将主流媒体评价指标分为实现性标准和功能性标准两种类型。由于不同类型的媒体特性具有较大差异,同时,结合本文讨论的重点,在分析主流媒体标准时,本文以报纸为例证。

(一)实现性标准

实现性标准主要指媒体在市场竞争中对竞争资源的占有数量和份额,这些资源既包括显在的资源、也包括潜在的资源,但都会对媒体的经营目标及在市场中的表现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对主流媒体而言,每一项指标必须达到相应的标准。

受众规模标准。受众规模按照大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特定国家或地区内能够接触到媒介信息的总人口,这是最大规模的受众;二是对特定媒介或特定信息内容保持定期接触的人;三是不但接触了媒介内容而且也在态度和行动上实际接受了媒介影响的人。影响某一媒体受众规模的因素主要包括媒体覆盖范围、接触率(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对于主流报纸而言,在受众规模上至少应达到以下几点:报纸覆盖(发行)范围原则上应全国(至少跨省跨地区)发行,日发行量在50万份以上(国际上公认的主流报纸发行量一般都在50万份以上)、传阅率平均在4人/份以上。

质量标准。质量指标包括媒体传播的内容质量和媒体所倚重的受众质量两个方面。在内容方面,主流媒体必须定位于传播主流信息、力图触及并解决影响社会发展核心问题的“问题单”;资讯信息能充分满足核心受众的需求,给予受众以信息安全感;每期基本都有一定数量的新闻被其它媒体转载。在受众方面,核心受众应该是社会行动能力最强的那群人,即掌握决策话语权、知识话语权、时尚话语权、消费话语权的主流受众。

传播效果标准。传播效果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给受传者带来的心理、态度和行为上的变化,即媒体的传播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传播者的意图。二是媒体的传播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和。对主流媒体而言,读者对其内容诉求的认同度应达到较高水平,同时它应成为读者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及制定决策的主要参考依据。

经济实力标准。媒体的经济实力是决定其市场影响力的重要因素。衡量媒体经济实力强弱的因素包括发行收入、经营收入、广告收入、媒体净资产等等。主流媒体必须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其自身实力、收入、盈利能力都应处于同类型媒体的前列;具备较强的化解市场经营风险的能力。我们认为,在我国内地,目前主流媒体的广告年收入应达到3亿元以上。

可持续发展标准。一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媒体,应该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媒体,即具有成长性。在外部环境(传媒生态环境、国家政策)相对稳定的格局下,仅就媒体内部环境而言,拥有核心竞争力是其获得持续性优势的关键。媒体的核心竞争力由浅入深,一般分布于五个领域:产品与服务质量、软件系统与技术、员工业务知识与技能、组织与管理能力、企业文化与核心价值观。[4]由此,结合自身特性,主流媒体必须在以上五个领域中至少拥有1～2项优于其它媒体的竞争能力。

(二)功能性标准

媒体影响力作用发挥的大小,不仅体现出一个媒体存在的权威性、公信力及在社会中的美誉度等,而且还决定着其社会职能的发挥。而衡量媒体社会影响力功能发挥的因素即成为媒体的功能性标准,具体概括为:

指导性标准。指导性是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的体现。对于我国的主流媒体而言,自觉坚守社会责任、发挥社会职能更是其不可或缺的职业操守,这种职业操守和追求表现为传递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监测社会舆情动向;倡导社会主流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等。

公信力标准。媒介公信力就是媒介所具有的赢得公众信赖的职业品质与能力。而媒介公信力的来源主要是公众通过社会体验所形成的,对于媒介作为社会公共产品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能信用程度的感知、认同基础上的评价。根据以上定义得出影响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的三个基本维度:专业主义特质,社会角色期待的中心指向,社会的感知与认同。

权威性标准。权威性一般是指人或事物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的特性。权威性作为主流媒体的最核心构成要素,是由其在履行社会职能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影响力、公信力等特质综合作用下的集中体现。一家具有较高权威性的媒体,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持续而深入的推动力,其新闻报道往往能成为所关注领域的风向标。而主流媒体具有较高权威性的具体表现,则是恪守建设性和指导性的理性报道理念,成为其所关注领域内的舆论领袖,成为社会发展动向的检测者和引领者。

参考文献:

[1] 罗以澄.媒体人应该以责任担当为使命[J].新闻前哨,2010(9).

[2] “2009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辞.

第5篇：楚门的世界英语影评范文

新中国成立以后，英国文学史研究与整体外国文学史研究都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1956年，教育部参照苏联高等院校同类教学大纲，制定了英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教科书则采纳了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该书1959年初版，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可见影响之大。尽管《美国文学简史》(上册)和《法国文学史》(上册)已于1978、1979年相继问世，中国学者用中文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本文首先回顾陈嘉、范存忠先生出版于80年代初的两部影响深远的英文版英国文学史，随后介绍王佐良先生领衔编撰的中文版英国文学通史，最后评述杨周翰先生撰写的断代史，总结前辈学者既有的学术贡献与成就，展望英国文学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陈嘉和范存忠先生的贡献

陈嘉、范存忠教授是国内英国文学研究的老前辈。20世纪30年代，两人在耶鲁和哈佛大学分获博士学位，是最早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回国后他们长期在南京大学任教，研究、教授英国文学，并在80年代初分别推出两部英国文学史，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嘉著《英国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四册，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英国文学史教材。由于编写量大，四册教材全部出版历经了五年时间:1981年10月出版第二册，1982年7月出版第一册，1986年1月和2月出版第三、第四册。从1986年开始，陈氏文学史一直作为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国文学史教材，已多次再版，声誉卓著、影响广泛。陈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他在著作前言中提出:“根据作家及其作品在社会和文学史的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否健康来确定其地位。”①陈著文学史采用了编年史的结构和体例，第一册分为四章: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文学、中世纪英国文学、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资产阶级革命与王朝复辟时期英国文学;第二册不分章，标题为“18世纪英国文学”;第三册分为三章:19世纪初期英国文学、19世纪中期英国文学、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第四册也不分章，标题为“20世纪初英国文学”。

本书内容丰富，学术性强是陈嘉先生多年研究讲授英国文学史的结晶，对于英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本书是在结束后不久编写的，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即“首先综述时代背景，然后介绍作家生平，再次分析主题思想，最后略及艺术特征”，②也就是说作品的艺术特点被摆在末位。但值得强调的是，著者在叙述和分析重要作家时，不是简单陈述其社会背景和创作经历、罗列作品，而是对其主要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以及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全面介绍、分析。该书以其完整的知识体系和严谨的分析方法具备了教材和学术著作的双重特点，是国内用英语写作出版的篇幅最长、质量最高的英国文学史，是不少高校指定的英国文学教材。全书1986年2月出齐，而陈嘉先生数月后即辞世，令人扼腕叹息。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的陈嘉、宋文林合著《大学英国文学史》(上、下册)，这是弟子宋文林教授在陈先生指导下缩编的两卷本。1983年范存忠教授编著的《英国文学史提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范先生在“后记”中写道:“这份材料是1954年度和1955年度南京大学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四年级‘英国文学史’课程的讲授提纲。同志们认为仍有参考作用，有些高等院校还翻印流传。这次承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希望它在较大的范围内能起到更多的参考作用。”③

《英国文学史提纲》是英文稿，但“为了读者便利起见”，由张月超等翻译成中文作为“附录”，这份中文附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建国后在大陆出版的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文版英国文学史。全书共12章，末章标题为“一些现代作家”，介绍了哈代、高尔斯华绥、威尔斯、萧伯纳等隶属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却没有提及现代派作家，真实反映出那个时代对于现代派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该书1983出版后，许多高校的英语专业将其当作教材，受到普遍欢迎。关于这部书的编写目的，范存忠在“后记”中写道:“一方面对于并行的‘文学选读’提供必要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扩大文学视野，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④范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英美文学、比较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等方面均造诣深厚、著述丰硕。他渊博的学识通过本书的三个特点得以体现:其一是将英国文学置于欧洲文学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叙述。例如，第三章谈到英国人文主义者时，介绍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代表作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对英国作家的影响;介绍伊丽莎白时代时则指出，此时文学翻译相当繁荣，众多翻译作品极大地促进了英国文学的发展，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作包括廷德尔和科弗代尔的《圣经》以及托马斯•诺斯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等。其二是将英国文学发展史与英语发展史相联系，使读者既掌握英国文学的概貌，又了解英语的演变。例如，谈到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的区别时著者指出，古英语重音多，辅音多，词尾屈折变化大，语言的变化自然会在文学作品中体现，从头韵体诗到双韵体诗的变化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三是在叙述作家和分析作品时，结合提出独到的、精辟的评论。例如，前人关于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评论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威尼斯商人》是一部反犹主义的作品，范存忠对此并不认同，相反，他指出莎士比亚对受到迫害的犹太民族表示同情，夏洛克对基督教商人的愤懑是有其原因的。又如，对笛福的《鲁宾逊飘流记》，范存忠没有从阶级或意识形态方面去评论，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作品表达了普通人处于逆境时克服困难的拼搏精神。

二、以王佐良先生为代表的英国文学史写作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用中文撰写的英国文学通史方才出现。最先出版的乃是王佐良、周珏良主编的《英国20世纪文学史》(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五卷)。王佐良先生是我国英国文学研究的前辈，著作等身的学界泰斗。60年代开始，他便与周珏良、李赋宁等老友共同编写《英国文学活页文选》，其实已在为英国文学史编写做准备。李赋宁先生在《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中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之间的友谊:“我和当时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的王佐良和许国璋学长，以及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的周珏良学长通信相约，将来学成回到清华外文系教书。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以诗歌为主)。这时杨周翰学长也在牛津留学，夫人王还学长在剑桥教中文。适逢吴达元老师休假，来美访学、游历。我向吴先生谈到我们将来企图办好清华外文系的设想，并建议清华聘请周翰来清华教书。”⑤这是40年代末李先生在耶鲁大学读博士时的设想。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被改造成理工科大学，这几位老友分别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但是他们共同推动英国文学教学研究事业的志向没有变，因此才有60年代初的《英国文学活页文选》。1982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在活页文选基础上编写而成，影响很大。其中为名篇所作的详尽注释凝聚了编者的学术探索与心血。在某种意义上，通读《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就相当于回顾了一遍英国文学史。1984年底，王佐良和周珏良先生开始携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在项目进程中，王佐良先生首先于1988年出版了《英国诗选》。他准备在此基础上编写多卷本英国诗歌史，并在199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长达350多页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连续出版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英国诗史》和《英国散文的流变》之后，王佐良先生独立撰写了单卷本《英国文学史》(下称王氏文学史)，长达686页。遗憾的是他在1995年去世，未能亲眼看到《英国文学史》在次年的出版。在宁波大学段汉武教授看来，该书的出版在中国学者叙述和研究英国文学史的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叙述与研究英国文学史的中国学派开始形成，其学术价值是每一个研究文学的人都不应低估的。⑥#p#分页标题#e#

王氏文学史是单卷本，在有限的篇幅之内，既要把英国文学史的演变过程交待清楚，又要对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作出独到评介，实属不易。著述的过程无疑也是一个学术探索的过程。王佐良在“序言”里谈到:“没有纲则文学史不过是若干作家论的串联，有了纲才足以言史。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我感到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以几个主要文学品种(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的演化为经，以大的文流(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为纬，重要作家则用‘特写镜头’突出起来，这样文学本身的发展可以说得比较具体，也有大的线索可寻。”⑦正如著者所言，王氏文学史采用编年史的结构、体例，而且按照文学品种来编排。全书共分20章，除了第一章“引论”、第二章“中古文学”、第十五章“二十世纪文学:总图景;新戏剧”、第二十章“英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其余16章的标题均为文学品种:第三章叙述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与诗剧，以马洛、莎士比亚等作家为特写镜头;第四章叙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以培根为特写镜头;第五章叙述17世纪诗歌，特写镜头推向弥尔顿;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分别叙述18世纪的小说、诗歌、散文，小说的崛起无疑是18世纪英国文学的亮点，因此著者用大量篇幅论述小说的兴起与发展;第九章、第十章叙述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彭斯、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兹等著名诗人成为这一时期的特写;第十一章叙述浪漫主义期的散文;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分别叙述19世纪的小说、散文、诗歌，重点论述了司各特、狄更斯、奥斯丁、萨克雷、哈代、丁尼生等作家;第十六章叙述20世纪诗歌;第十七章叙述地区文学中的诗歌;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叙述20世纪小说和散文，现代主义曾一度占据20世纪英国小说的主流，著者用相当的篇幅评介了詹姆斯、康拉德、乔伊斯、吴尔夫等现代主义小说家，并以《尤利西斯》为例，对乔伊斯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作者指出，一方面，直接模仿《尤利西斯》的小说家极少，也许因为它是无法模仿的;另一方面，学乔伊斯的样子自由、大胆地运用英语的则大有人在……把小说从传统的模式里解放出来，乔伊斯的最终功绩也许是在这里。⑧王氏《英国文学史》用了八章讨论诗歌、五章讨论散文、三章讨论小说，而对于戏剧，除第三章论文艺复兴时期“诗与诗剧”外，只有第十五章讨论20世纪爱尔兰“新戏剧”。

这一方面反映了英国戏剧在文艺复兴黄金时期最为辉煌，另一方面则是显示出作者对诗歌和散文的偏爱。在本书中复辟时期的喜剧只得到这样一句话:“颇有一些成功之作，其中如康格里夫的《世风》和韦丘里(威克利)的《乡下老婆》，是至今还常上演，叫座不衰的。”⑨对18世纪喜剧则只在第六章最后有“戏剧一瞥”，简单提及盖伊、哥尔斯密斯和谢里立丹的创作。王先生引用了萧伯纳论菲尔丁离开戏剧舞台导致戏剧衰弱的话，然后说:“这话有一定道理，只是抹杀了18世纪80年代哥尔斯密斯和谢里立丹的贡献。”⑩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王先生对18世纪戏剧的简单处理也是一种抹杀，因为他的文学史竟然没有给这些剧作家展示的机会。但是，作为个人独著的《英国文学史》，本书不求面面俱到，只求保持特色，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欣赏英国文学的特殊视角。“五卷本英国文学史”项目从《英国20世纪文学史》(1994年出版)开始着手，1996年又出版了王佐良与何其莘合著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但是，其他三卷的编写进展缓慢。按照最初设想，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由李赋宁先生撰写，但是由于年事已高，他只撰写了古英语部分，接近全书一半篇幅，剩余部分则由何其莘教授负责组织几位学者合著。18世纪卷吴景荣先生只参与拟定了大纲，还未开始撰写就去世，因此整卷实际由刘意青教授负责完成。这个大项目从1984年启动，直到2006年五卷出齐，历时20多年，共有33位学者参与编写工作。这套英国文学史从总体上看是通史，但每卷作为断代史又自成体系，可为研究具体某一时期的英国文学史提供较完备的材料。在最先出版的《英国20世纪文学史》“序”中，王佐良先生谈到了编写模式的问题。他认为，英国文学史编写有两种模式，一是英美模式，一是苏联模式。

英美模式注重学术考证和作品欣赏，有可读性，但缺乏系统性;苏联模式虽然系统性强，但史的根据不足，叙述空泛、刻板，政治色彩过于浓重。瑏瑡?显然这两种模式都不尽人意，有严重缺陷，因此他提出要运用中国模式来编写英国文学史，并确定了总的指导思想。刘意青教授在《英国18世纪文学史》的序言里将王佐良先生的指导思想归纳为五条:“1.体现中国学者为中国读者撰写的特点，面向大学高年级程度的青年人和文学爱好者;2.以叙述文学事实为主，交代清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和主要的评论意见;3.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编纂的指导思想，也同时介绍一些西方其它观点和说法，作为参照;4.着重作品文本讨论，从中摘选加以翻译与阐释，使读者能体味作品的风貌;5.写法要有点文学格调，注意文字清楚、简洁和趣味性。”瑏瑢?这五条原则里，第一条最为重要:“即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来审视和解读英文学的发展。”瑏瑣?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是按照王佐良制定的总体框架来编写的，即以文学品种为经，文流为纬，重要作家为特写镜头。这就是中国模式。因为英美学者和苏联学者在编写英国文学史的过程中也会论述文学品种和评介作家，但不会以此方法统领文学史。王佐良指出，中国有探讨文学演变、文学体裁的兴衰、品评古今作家作品的深远传统，文学史的中国模式就在此传统中。瑏瑤?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是中国模式在英国文学史编写中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学者的创新。例如，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就是以“文学品种的演化为经”来展开的，论述了诗歌、散文、头韵诗、韵文传奇的演化，以乔叟、高尔、朗格兰等主要作家为特写镜头;第二卷《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则如王佐良所言，“突出文学品种的演进，诗剧的兴衰一连用八章叙述，使其有首有尾，发展的轨迹明显。”瑏瑥?除了诗剧，这一时期的玄学派诗歌、培根的散文、随意文体等其他文学品种也得到论述和评介，特写镜头给予了莎士比亚、莫尔、锡德尼、斯宾塞、马洛、琼森、多恩、弥尔顿等重要作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卷甚至用了整整一章(共30页)评价地位并不高的两位剧作家鲍蒙特和弗莱彻，与评述莎士比亚的篇幅(33页)差不多。西方评论家对鲍蒙特和弗莱彻的评论大多是负面的，例如，柯尔律治认为“鲍蒙特和弗莱彻的剧作仅仅是松散的聚合”，艾略特甚至把鲍蒙特和弗莱彻剧中的比喻手法称作是“插在沙地上的死花”。瑏瑦?但王佐良并未囿于西方学者的观点，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并在深入研究作品的基础上，对鲍蒙特和弗莱彻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他指出，“如果仅用20世纪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鲍蒙特和弗莱彻的戏剧，那么就很难看到他们的剧作对现代读者有什么积极意义……道德标准并不是评论戏剧的唯一准则，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要避免生搬硬套现代的标准———包括艺术、美学、道德等标准———来评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戏剧作品。因为不同于小说和诗歌，戏剧更多地依赖于当时观众的反响，因此也留下了更深的历史烙印。”#p#分页标题#e#

在鲍蒙特和弗莱彻生活的时代，他们深受观众欢迎，甚至可与莎士比亚、琼森比肩。给这两位剧作家书写浓重的一笔是理所当然的。第三卷《英国18世纪文学史》共16章，涉及的文学品种有宗教寓言、戏剧、英雄双韵体诗歌、报刊小品、书信日记、小说，介绍的重要文学作家多达18位。第十五章“英国小说的兴起和早期繁荣”篇幅达70页，标题本身就显示了体裁演化的轨迹。第四卷《英国19世纪文学史》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浪漫主义文学，第二部分为维多利亚文学。虽然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主要文学品种在全卷都涉及到，但浪漫主义文学侧重的是诗歌，维多利亚文学侧重的是小说。第一部分中近乎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论述诗歌，特写镜头给了六位重要诗人:彭斯、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济慈。司各特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但著者将小说家司各特纳入特写镜头，用了长达十页的篇幅介绍其生平和作品，对其诗歌创作仅作了三页简短介绍，并强调司各特由于拜伦的崛起而放弃诗作，转向历史小说。这一改变使他成为近代历史小说的鼻祖，创立了一个新的文学品种。瑏?瑨第二部分将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小说，特写镜头给了九名重要作家: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勃朗特三姐妹、特罗洛普、乔治•艾略特、哈代。显而易见，从浪漫主义诗歌到维多利亚小说构成了19世纪文学品种的演化轨迹。第五卷《英国20世纪文学史》共有22章，内容丰富，视野广阔，不仅涵盖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主要文学品种，还与时俱进地涉及广播和电视文学;既关注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等地区文学，又将英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充分显示了编著者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养。尽管20世纪展现了纷繁复杂的文学场面，但依然可以看到文学品种的演化这条主线。例如，著者在论述哈代时指出，“在哈代的小说中可以看到由19世纪传统的现实主义向现代派小说发展的倾向……当今西方许多大学的文学课之所以把《德伯家的苔丝》列为现代小说，与苔丝这个现代女性的塑造不无关系。”

三、杨周翰先生的断代史研究与学术展望

除了上述英国文学通史之外，改革开放以来还出版了为数可观的英国文学文类史和断代史，早期代表作正是杨周翰先生所著《17世纪英国文学》，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杨先生在“小引”的最后一段写道:“本书不打算全面系统地介绍17世纪英国文学，这不太可能，也无必要。全面的论述可检阅本书所附参考书目。国内通行的英国文学通史对这一时期则又比较简略，只介绍一下主要作家，本书的目的只是想起一点拾遗补阙的作用，可能对专业研究者有所助益，对一般读者也可以增广见闻吧。”瑐瑠?虽然有杨先生的自谦在前，但是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断代文学史。当时尚未有中国学者撰写英国文学通史，流行的主要还是苏联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纲》。杨著《17世纪英国文学》没有介绍读者比较熟悉的弥尔顿史诗和班扬，而是着力介绍一些读者比较陌生的作品。本书不分章节，可以看作是14篇文章的合集，从培根开始，到皮普斯的日记结束，涉及的作家包括邓约翰(多恩)、伯顿、布朗、马伏尔、弥尔顿、泰勒、塞尔登、霍布斯、沃尔顿等十来人。看完这本书，读者的知识不再局限于《失乐园》和《天路历程》，将对17世纪英国文学增添更加丰富、鲜活的印象。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把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加以联系，譬如比较弥尔顿悼亡诗与中国悼亡诗歌传统的异同。《17世纪英国文学》出版以后受到广泛欢迎，读者反响热烈。杨先生于是在1987年《读书》杂志第七期发表了《〈17世纪英国文学〉书后》，介绍本书的来历，并就文学史写作问题发表了一些新见解。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北大名家名著文丛”，将《17世纪英国文学》再版，收入了杨先生发表在《读书》上的这篇文章。杨先生在文中写道:“1982年秋，我在复旦大学外文系为研究生开了一门17世纪英国文学的课，第二年春天又为北京大学英语系研究生重复了一遍。两次讲完之后，我想何妨把它写出来，可以作为学生学习这段文学史的参考。”

?他还写道:“我不敢把我这本小书叫做‘史’，因为它没有系统，讲作家也不是每个作家都全面讲，有的只讲他一部作品，有时还做些中外比较，我本来想把它叫做《拾遗集》，给英国文学的讲授填补些空阙。”瑐瑢?虽然杨先生如此自谦，但他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阐释却是后来许多文学史著难以企及的。实际上这应该算作一部17世纪英国文学断代史，它是老先生多年研究思考的结晶，是结合中国文学或文化背景从比较角度研究英国文学的重要成果。可惜杨先生在1989年去世，未能在文学史研究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他离世后，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也由故友李赋宁先生代为领衔修订。有关上述文学史著的学术价值与影响，学界专家同仁一致给予了肯定。王治国在《深入浅出、抉幽阐微———读范存忠的〈英国文学史提纲〉》一文中认为，范著《英国文学史提纲》要言不烦，提纲挈领，以少胜多，使人读后有纲举目张之感。他同时为该书归纳出五种特点:一是详简适当，对一定历史时期的作家及其作品和有影响的流派，有的阐述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有的分析其艺术特色，有的则剖明其思想意义或指出其局限性，视具体情况而定;二是史论结合，脉络清楚，有系统性，以不多的篇幅阐述了英国文学发展的线索和历代文学的相互继承和影响的关系，同时，著者注意书证和引述并重，为进一步阐述作家、作品以及文学史上的一些理论问题，著者不是仅凭单方面叙述，而是援引一些重要的书证和中肯的评论;三是观点鲜明，不囿成说，如对有争议的作家奥斯丁，《史纲》指出她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于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具体的社会中实际存在着的各种有关行为和感情的问题，她写她所熟悉的和理解的，谁也不能指望一个小说家做比这更多的事;四是思想和艺术交相辉映，范先生在分析作品时，既探讨作品的思想性又剖解其艺术特色，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为例，他不仅挖掘莎翁的创作思想，也对莎翁驾驭语言的纯熟技巧和生动的人物刻画进行分析和评论;五是结构严谨，文字畅达。该书用英文写成，夹叙夹议，理论、史实和观点紧密结合，条理清楚，概念明确，文字简洁、流畅，毫无斧凿之痕。王治国最后指出，这部简明扼要、内容精深的力作，是著者多年心血的结晶，是建立在长期潜心研究、细加钩沉爬梳的基础上的。#p#分页标题#e#

?王佐良和周珏良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是我国英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最新成就，它突破了此前英国文学史的撰写范式，是一部具有中国观点和中国风格的英国文学史。自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出版以来，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评论，对该书作了非常有见地的分析。区鉷在《关于英国文学史编撰的思考》的评论文章中用“本土意识”来概括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的特点。对于“本土意识”的含义，区鉷专门作出了解释:“历史有两种。第一种是遵循传统史学观编写的，尽量去贴近真相的历史。这种历史以研究对象，即历史资料本身为中心。另一种是有个性的、研究型的历史。这种历史以研究者为中心，包括他或她的各种文化身份、世界观、思想意识、伦理道德标准甚至个人喜恶，凡此种种，我用‘本土意识’这个概念来概括，都会反映有所编撰的历史之中。(本土意识的核心是民族文化意识，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个人身上又会表现为不同的时代意识和个体意识，包括体现在个体意识中的阶级意识。这是一个把时间、空间和人结合起来的概念。)”一般认为，由于第二种历史避免了雷同化，往往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并流传后世。通过分析，他得出结论: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体现了著者的本土意识。哈旭娴指出，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受新批评理论的影响，注重文本内部的阐释。新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韦勒克提出了新的文学史观点，即透视主义。他认为文学作品的结构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的，要研究作品就必须指出文学作品在它那个时代以及其后时代的价值，文学作品要经过一代又一代读者、批评家的阅读和解析，这是一个无限延续的变化的过程，文学史就是要描述这个过程。从透视主义方法出发，韦勒克提出了文学史编撰的重要工作是找出作品的渊源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作家之间的文学关系，确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地位。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全面体现了韦勒克的这一观点。

第6篇：楚门的世界英语影评范文

作为对国家间交往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的机关，海关在边境交往中承担着维护国家利益的神圣使命。深刻认识和把握海关发展的动态和本质规律并始终遵循规律来谋划海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国际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国家正全力谋求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时刻，海关的职能、战略政策、行为方式随之也会发生深刻变化（姚永超、王晓刚，2014）。例如，“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是中国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这对中国海关与其他国家海关的合作机制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沿线各国海关有何动态？又如，信息化、网络化带来了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和社会组织的多样化，海关如何把握这些变化，如何对哪些活动需要监管、哪些不需要监管，监管的目的是什么、方式方法是什么做到未雨绸缪，紧跟时代的步伐？对此类问题的思考，离不开收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权威性、世界性的新闻报道，因为新闻报道最能描绘出反应国际关系格局变化、国际社会变迁的详细轨迹，相关语料库的建设及应用研究将为海关研究提供丰富的语言宝藏。通过建设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报道语料库并结合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进行高频词汇研究、主题词历时变化研究、语义韵研究、主题词语义网络的构建等，将对梳理世界海关组织及世界各国海关在职能和行为方式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调整提供来自文本的实证基础，进而为海关战略和政策的制定者和研究者提供更为客观、理性的借鉴。

二、语料库的建设及相关研究简介

语料库的建立及研究是20世纪中后期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一大发展特点，迄今为止已有近50年的历史。语言使用千差万别，并非凭研究者的个人的语言本能所能判断。观察语言差异必须依赖大量的文本分析，而以语料库为基础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手段，能同时处理大量语言数据和保持它的许多语境因素的联系（桂诗春，2009）。

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语料库的功能及其对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价值在不断地被人们挖掘和发现，并已逐步成为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独立分支，即语料库语言学。纵观语料库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以下特征：第一，库容量大。语料库的建立与研究在不断完善、不断更新。新一代的语料库容量大，如BNC（英国国家语料库）已达到2亿词次。21世纪初已实现通过互联网检索的在线语料库（WEBCORP）更是达到了10亿-50亿词次（何安平，2004）。第二，种类多样化。例如，原始语料库按照一定规则（语域、语体、历时或共时等）收集现实中使用的口、笔语资料。赋码语料库对原始语料库进行词性、语法、语音、语义或语篇进行标记。平行语料库在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在句子或短语层面上实现同步对译。学习者语料库收集非母语学习者的口、笔语料。专门用途语料库收集关于特定主题的语料，常在术语提取、培训特定领域的译员以及社会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中作为辅助工具（潘[，2012）。第三，语料库的建立为探究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规律提供了宝贵的数据。通过语料库研究可以探究：1）特定词汇在特定领域中的实际使用频数；2）反复出现的习语或搭配模式；3）特定词汇与特定语法结构的同现倾向；4）与某种语义场相关联的词汇或语法结构；4）与某类语篇相关联的语法结构和语篇结构的使用特征等（何安平，2004）。第四，语料库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从语言教学和研究扩展到社会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为多领域的研究提供定量分析的依据和定性分析的基础（卫乃兴，2007）。

虽然语料库能够提供语言事实，却不能给出语言知识，主要是由于“语料库中展现的语言形式很可能是脱离语境的，研究者要清楚地说明所观察到的语言证据和据此作出的解释之间的步骤”（Huston，2002）。与此相反，批评话语分析一直以来由于在解释层面缺乏客观、充分和系统的语言实证而遭受诸多质疑。因此语料库研究中的定量方法和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定性方法相结合有助于对语料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分析和阐述解释，从而能够以一种技术的手段揭示话语中的“潜在意义”（张淑晶，2014）。

近几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语料库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趋势。一方面，语料库主题词、搭配以及检索分析有助于认识文本的话语信息，另一方面，批评话语分析则揭示意识形态对语言和社会的影响（辛斌、高小丽，2013）。

三、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

20世纪的哲学研究出现了语言学转向，致使西方学者开始对传统的科学思维进行反思，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就是推动这一反思的重要前沿学科之一。批评话语分析最早由英国语言学家Roger Fowler和Gunther Kress在1979年提出，是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的一个分支，为“研究话语与不同领域的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和方法”（Fairclough，1995： 30）。批评话语分析以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通过话语（文本）的语言学分析来探索语言与社会的辩证关系（钱毓芳，田海龙， 2011）。话语不仅在社会实践中产生，而且反作用于社会，这种反作用的明显标志就是话语参与社会实践，再现并构建社会事实。例如，新闻文本作为反映社会实践的重要话语，对构建社会事实起到重要作用。批评话语分析把语言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直接联系起来，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提供文本为实证基础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对于语言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认识。

但是传统的批评话语分析存在一些问题：数据的分析往往受到研究者先入之见的影响；定性语言分析手段存在着弊端；数据选取的任意性使得数据的代表性以及结论的可靠性遭到质疑。对此，批评话语分析呈现出的最新动态就是语料库语言学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Hardt Mautner是第一位倡导将批评话语分析和语料库技术结合的学者，他认为语料库强大的技术能够支持对大量语篇进行定性研究（Mautner，1995）。批评话语分析与语料库语言学结合起来，在大量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归纳出关于典型的语言使用情况的一般性结论。例如，Stubbs（1996）、Baker（2008）和Salama（2011）等将语料库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用于分析具体政治新闻语篇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强调语料库方法对于揭示语言和权力关系的重要意义。语料库方法强调真实语言数据的频数概率特征，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能够克服传统批评话语分析自上而下定性分析的瓶颈，对语言规律性特征的描述可以为解读命题背后的立场、态度和暗藏意义提供可靠的证据（甄凤超，2010）。

近几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语料库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趋势，正如卫乃兴（2007）所言，“如果语料库的方法和数据大量进入话语分析以及近几年兴起的批评话语分析等领域，极有可能引起相关学科形态的改变，成果的规模、数量和影响都有可能提升”。语料库语言学与有关学科交叉，拓宽自身的研究领域，势在必然。又如，钱毓芳和田海龙（2011） 在《话语与中国社会变迁： 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例》一文中对1999-2008年间两届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分析，讨论工作报告话语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表明政府工作报告能够影响接受者的行为及引发和促进社会变革。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将语料库方法和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的优势，一方面语料库主题词、搭配、语义韵分析有助于分析文本的话语信息，另一方面，分析的对象不再是由分析者选择的个别语篇，而是从大量的语篇中提取出那些具有典型或代表性的“语言模式（linguistic pattern）”，有助于人们探究语言使用过程中所蕴含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变迁。

四、建立“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报道语料库” 的独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1.国内外还没有专门收录海关领域英文报道的语料库

国内外已建立了不少法律、财经、农林、医学、旅游等专门用途型语料库。专门用途英语语料库在特殊用途的英语变体语料的规模和代表性方面都比通用语料库高，特定的话语类型在通用语料库中不宜收集或并无涉及。目前国内已建成或在建的一些专门用途英语语料库，如外国语学院的“军事英语语料库”，河南师范大学的“中国英语（China Eng lish）语料库”等。这些语料库已呈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甄凤超，2010）。

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专门收录海关领域新闻报道的语料库，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报道语料库的建设及应用研究将对海关领域专门用途英语研究和掌握海关动态及战略制定提供强有力的语料支持和宝贵的启示。

2.国内基于新闻语料库和批评话语分析对战略决策进行支持的研究鲜见

国内基于新闻语料库和批评话语分析对战略决策进行支持的研究鲜见。基于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报道语料库可以深入挖掘相关文本的语言特征及这些语言特征所反映的世界各国海关职能和行为方式的重大调整，将为海关主动把握自身发展规律、科学分析国家和社会发展规律、国家间交往活动发展趋势提供坚实的文本支撑，有助于对国际海关的动态发展给出令人信服的诠释，有助于中国海关主动应对新的困难和挑战。

例如，2001年的“911”事件以来，各国政府海关的工作重心呈现出从传统的经济职能转向国土安全保护等非传统职能的趋势，隶属于美国财政部的美国海关署就调整成为了隶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又如，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不仅引发了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内涵以及发展道路的大调整，更是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大调整，这些调整对国家的存在状态产生深远的影响，欧元区各国海关发展呈现出很多新的动向。再如，当前在访问东盟期间首次提出的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也已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中国海关的监管机制、同其他政府部门的合作机制及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海关的合作机制都提出了新的课题。这些重大事件以何种语言模式反映在世界海关组织的新闻报道中？这些语言模式又反映出世界海关组织和世界各国海关的什么样的动态轨迹？这些动态和发展规律对中国海关的战略、政策的制定和研究有何种借鉴意义？对于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语料库中有文本支撑的实证语料进行批评语言学分析。

3.促进海关领域的数据驱动型培训和翻译

“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报道语料库”拟收集的语料将包括《世界海关组织新闻》（WCO NEWS）杂志和通过互联网推送技术获得的相关新闻文本。世界海关组织是唯一世界范围的专门研究海关事务的国际政府间组织，以加强各成员海关工作效益和提高海关工作效率，促进各成员在海关执法领域的合作为使命。 《世界海关组织新闻》（WCO NEWS）是世界海关组织面向全球公开出版的关于世界海关组织、国际海关动态的新闻报道类杂志，是研究海关专门用途英语的极其宝贵的权威资料。该语料库所采集的语料和提取出的关键词汇对海关专门用途英语的数据驱动式教学及海关翻译、海关英语词典、教材的编撰也是很宝贵的资料。

五、“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报道语料库”的语料来源及主要目标

1.语料来源

主要语料来源是《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杂志和通过互联网推送技术获得的相关新闻文本。《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是世界海关组织面向全球公开出版的关于世界海关组织及世界各国海关最新动态的新闻报道类杂志。有英语和法语两个版本。拟采集英语版本。从2004年10月起`，每年2月、6月、10月出刊，迄今为止（2014年12月）已出30期，每期约1万5千字。每期设有“要闻简报”、“档案资料”、“聚焦报道”、“深度访谈”、“要情动态”等栏目，每期的字数约为1万5千字。此外，“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报道语料库”的研究人员已通过互联网推送技术已对世界各国海关的最新新闻动态进行历时约2年的追踪，积累了大量的语料。

2.主要目标

首先，提取出世界海关组织新闻中的高频词汇、主题词及它们的使用规律和语境特征。第二，透过世界海关组织新闻语料库中的的词汇特征等语言模式，探究世界海关组织新闻历年的重点内容及世界各国海关职能、行为方式及在国家政权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轨迹和发展规律。第三，通过把握世界海关组织和世界各国海关的发展动态，为更主动地把握我国海关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借鉴。第四，基于世界海关组织新闻语料库的文本分析和提取出的关键词汇为海关英语词典及教材的编撰提供语言材料并支撑海关专门用途英语的数据驱动式教学和翻译。

六、“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报道语料库”的建设方法

通过采集《世界海关组织新闻》的文本，建立《世界海关组织新闻》语料库，利用语料库软件对语料进行定量分析，提取高频词汇和历年主题词汇，通过高频词汇和历年主题词汇的搭配、共现规律及语义韵分析，挖掘文本特征所暗含的意识形态意义，把握世界海关组织及世界各国海关的职能及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的发展趋势。具体为：

1.语料采集和整理

《世界海关组织新闻》从2004年起至今（2014年12月）每年3期，已出30期，2015年待出3期，拟全部采集。对于通过互联网推送技术获得的文本，整理已采集的文本，并继续追踪采集。采集到的语料全部采用UTF-8编码格式保存文本。采用软件和人工结合的方式获得清洁文本。拟采用的文本清洁软件为；“文本整理器”和“ABBYY FineReader”。

2.语料分析

1） 高频词统计

通过显著性和概率的运用，直观地观察语料的显著特征，有效弥补话语批判中的主体性泛滥和结论置信度缺失的不足。

2） 主题词提取

拟采用英国国家语料库作为参照语料库，用语料库软件Word Smith Tools生成主题词数据库，进而生成主题词、关键主题词和联想词。

3） 语义韵研究

通过索引分析，观察关键主题词的三字或四字词从，研究与单个关键主题词购成聚合关系的搭配词和联想词。

4） 构建语义网络

在统计分析和索引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各个主题词所属的语义范畴，以及主题词间的联想关系，构建语义网络，为研究抽象的社会变迁提供具体的语言事实依据。

3.批评话语分析

不同语义范畴的主题词将反映世界海关组织和各国海关历年关注的重点和发展变化轨迹，对这一发展规律的把握将为中国海关战略、政策的制定和研究提供客观、系统、翔实的依据。

七、结语

“世界海关组织新闻报道语料库”将弥补国内还没有海关专门用途领域语料库建设及研究这一空白。首先，通过系统、客观、高效地文本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世界海关组织的发展动态及世界各国海关职能、行为方式及在国家政权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和发展规律。第二，通过把握世界海关组织和世界各国海关的发展动态，能够为更主动地把握中国海关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借鉴。第三，《世界海关组织新闻》语料库所采集的文本和提取出的关键词汇为海关英语词典及教材的编撰提供语言材料，为海关翻译和培训提供数据化驱动。

[参考文献]

[1]Salama， Amir H. Y. Ideological collocation and the recontexualization of Wahhabi-Saudi Islam post-9/11： A synergy of corpus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 2011， 22（3）： 315-342.

[2]Baker P. Useful methodological synergy？ Comb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rpus linguistics to examine discourse of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n the UK press[J]. Discourse and Society. 2008（3）： 273-306.

[3]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95.

[4]Hardt-Mautner G. “Only Connect.”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rpus Linguistics[Z]. 1995： 2014.

[5]Huston S. Corpora in Applied Linguis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6]Stubbs M. Text and corpus analysis： computer-assisted studie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M]. Oxford： Blackwell， 1996.

[7]桂诗春.基于语料库的英语语言学语体分析[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8]何安平.语料库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理论与实践[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9]潘[.基于语料库的语言研究与教学应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0]钱毓芳，田海龙.话语与中国社会变迁：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例[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03）：40-43.

[11]世界海关组织.《世界海关组织新闻》[Z].2014：2014.

[12]卫乃兴.JohnSinclair的语言学遗产――其思想与方法评述[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04）：14-19.

[13]辛斌，高小丽.批评话语分析：目标、方法与动态[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04）：1-5.

[14]姚永超，王晓刚.中国海关史十六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15]张淑静.语料库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应用[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130-133.

第7篇：楚门的世界英语影评范文

【关 键 词】分析哲学/现代逻辑/分析方法/形而上学

国内学界分析哲学的研究尽管从未轰轰烈烈，成为主流，却倒也扎扎实实。既有一般性的研究著作，也有对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奎因等人的专门研究。①最近又出版了两部分析哲学著作：江怡主编的《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上下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下简称主编名字，引文只注页码）；张庆熊主编的《二十世纪英美哲学》 （人民出版社，2005年，简称引文方式同上）。这两部著作在内容取舍、论述重点的详略上各有不同，但都是以史的面貌出现，分别属于两套不同的多卷本西方哲学史中的一卷。当一门学科可以撰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大概可以说明它成熟，有了自己的传统。而一部哲学史专门以分析哲学为一卷，则显示出作者对分析哲学的充分重视。当然，这两部著作的厚重本身似乎也直接说明了分析哲学的重要性。下面我想结合这两部著作谈一谈目前对分析哲学的一些看法。

一、“语言转向”与“终结论”

关于分析哲学，今天常常可以听到两种说法。一种是谈论“语言转向”，另一种是说分析哲学已经“终结了”，或者说“过时了”、“衰落了”。前者阐述了分析哲学所取得的成就，后者似乎描述了它眼下的状态或境地，往往也是一种批评，或者至少暗含着一种批评，二者天壤之别。“语言转向”无论是不是已经成为历史，无疑是一个确凿的事实。这一点，即使是持后一种说法的人也是承认的。但是“终结”或“过时”之说却不是普遍的看法。张庆熊认为，“时至今日，分析哲学依然是英美哲学课堂上讲授的主要哲学，并且在哲学杂志上分析哲学的文章依然络绎不绝。分析哲学可能太专业化而偏离大众的兴趣，但分析哲学的方法和对待哲学问题的态度已经牢固地融入到英美哲学的传统中去了”。（张庆熊，第7页）江怡则认为，类似终结论“这些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在当代哲学中占主导地位，因为事实上分析哲学并没有终结或‘消失’，而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江怡，下卷，第928页）显然，张江二人是反对“终结论”的。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

分析哲学“终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语言转向”之说有很大关系的。所谓语言转向，不仅指分析哲学使哲学的研究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指分析哲学由此也成为当代哲学的主流，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影响最大的思潮。②而“终结论”首先就是针对这种哲学思潮，当然也是针对分析哲学本身。从今天的哲学界来看，不仅有分析哲学，而且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哲学，比如语言哲学、现象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还有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哲学，等等，可以说五花八门，各领风骚。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语言哲学就是分析哲学，或者是分析哲学的核心，而科学哲学和心灵哲学则是从分析哲学发展起来的或派生出来的，但是不论怎样看，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分析哲学不再是唯一的哲学。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似乎不能说“终结论”完全没有道理。

我认为，看到语言转向这种现象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更为重要的还应该看到语言转向赖以形成的基础，这就是张江著作反复强调的，也是许多著名哲学家一直强调的分析哲学的方法。看到这一点，可见现代逻辑是分析哲学中最重要的方法。但是在分析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初期，现代逻辑还未普及，只是少数哲学家手中的工具。这种工具技术性很强，虽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但是它的新颖和锐利，使用它所取得的成就，如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维特根斯坦关于事实与世界的解释，卡尔纳普关于世界的逻辑构造，等等，却令绝大多数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人感到欢欣鼓舞。因此，努力学习和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哲学，并且像这些分析哲学前辈那样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似乎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当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现代逻辑不仅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而且已经是哲学系学生的基础课之一，也就是说，当现代逻辑成为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的知识结构的一部分之后，它的使用就成为常识，它也就失去了它最初所拥有的新颖。这时，人们依然可以像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那样进行语言分析，但是同样也可以从事其他方面的分析。因此，分析哲学不再是唯一的哲学，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分析哲学就完结了，就不再有人研究了。实际的情况只是，有些人不再研究分析哲学了，但是分析哲学依然是主流，至少是最主要的哲学之一，仍然有许多人在从事分析哲学的研究，而且许多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仍然是分析哲学家。特别应该看到的是，分析哲学的方法已经不仅仅限于分析哲学本身，而是成为哲学领域的共同方法和基本方法。因此我不仅赞成张庆熊的上述看法，“分析哲学的方法和对待哲学问题的态度已经牢固地融入到英美哲学的传统中去了”，而且赞同江怡的看法，即评价分析哲学是不是终结或衰落，“关键就是要看分析的方法在如今的英美哲学中仍然是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江怡，下卷，第969页）只是我还认为，这样的方法如今不仅在英美分析哲学，而且在欧陆哲学中，也是非常常见的。

二、逻辑方法与零敲碎打

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一种对分析哲学的批评，说它分析的方式是零敲碎打，分析得越来越繁琐，只是在一些枝微末节的小问题上花功夫，缺乏对对象的整体说明，缺乏对哲学大问题的思考。③应该说，这样的批评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在分析哲学中，尤其是在自然语言学派中，确实有一些人对一些语词进行分析，而且分析得确实有些繁琐。但是他们并不是分析哲学的主体，并不代表分析哲学的主流。④在我看来，从整体上看，这种批评实际上是对分析哲学的一种误解，特别是对分析哲学的方法的一种误解。只要读一读戴维森、达米特等人的著作，我们就会明白，分析哲学所讨论的问题，比如真与意义，绝不是小问题，而且他们分析的方式也不是零敲碎打的，而是有理论体系的。

分析哲学的方法来源于现代逻辑，来源于它的创始人弗雷格。因此，理解弗雷格的思想，特别是理解他的逻辑，对于理解分析哲学的方法至关重要。江怡用一节讲述弗雷格，题目是“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张庆熊则用一章讲弗雷格，题目是“弗雷格：现代逻辑之父”。从这两个题目就可以看出，他们不仅专门论述了弗雷格，而且首先突出的是他的逻辑思想。特别是，张庆熊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弗雷格的《概念文字》的主要内容，包括具体的技术内容。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无疑是逻辑，而不是哲学。在撰写分析哲学史的著作中，尤其是在一阶逻辑非常普及的今天，如此详细地介绍弗雷格的逻辑思想，似乎有些离题。但是张庆熊认为，没有弗雷格的逻辑，“就谈不上当代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批判的方法”。他还认为，弗雷格“对现代逻辑的构想是建立在他对逻辑和语言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深刻思考的基础之上的”。 （张庆熊，第13页）这里显然体现了一种对弗雷格逻辑的认识，并且隐含着一种对这种逻辑应用于哲学所起的作用的认识。在这一论述的基础上，到了陈述弗雷格的一些最主要的语言哲学思想的时候，比如“语言运用的基本单位是句子”，“区别概念的对象以及概念的等级”，“区分涵义和所指”，（张庆熊，第37-39页）它们背后的逻辑思想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由此可以看出，张庆熊这样论述是有所考虑的。江怡关于弗雷格逻辑虽然介绍得简单（这里无疑有体例的考虑），但是他同样说明，根据弗雷格的逻辑，“把判断提升为逻辑的核心地位，就意味着把句子而不是把名称作为思维活动的出发点，这一思想对哲学的后来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江怡，上卷，第106页）在我看来，这些介绍和认识是正确而恰当的，它们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逻辑分析绝不是零敲碎打，而是有其自身的系统性。

“零敲碎打”这种批评常常伴随或隐含着另一些批评，这就是分析哲学方法的局限性，它解决不了哲学的重大问题或根本问题。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分析哲学的方法是如何给哲学带来进步和发展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维特根斯坦关于世界和事实的解释，奎因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别，等等。下面我们仅围绕弗雷格关于涵义和意谓的区别来考虑。

根据弗雷格，一个句子分为专名和谓词；句子有涵义和意谓（所指）；句子的涵义是思想，而句子的意谓是真值；专名的意谓是对象，而谓词的意谓是概念。今天看来，这种区别很简单，它使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语言层面的东西和语言所表达的层面的东西。但是，人们在接受弗雷格这一思想的同时，也对它提出了批评。罗素认为，弗雷格没有区别专名与摹状词，而专名与摹状词的逻辑作用是不同的。所以罗素提出了摹状词理论，详细探讨指称的问题。他的这一理论则被称为“哲学的典范”，得到人们的普遍称赞。虽然如此，施特劳森却对罗素探讨摹状词的一个例子“当今法国国王是秃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由于使用的“当今”这个词使得“法国国王”的指称是空的，因此这句话的真假出了问题，由此他提出了“使用和提及”的区别。后来人们不断探讨了这些问题，发展出不同理论和看法。比如，达米特认为，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是他的意义理论，这个理论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意义的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力量的理论；而关于意义的理论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所指的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涵义的理论，其中前者是内核，是基础。而戴维斯则认为，弗雷格的方法使我们可以认识句子的真和句子中对象的关系，这一思想方式“具有鲜明的简易性”。⑤这显然给予弗雷格极高的评价。因此他从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出发，用真来解释意义，并不是抛弃弗雷格的思想，而是基于他的思想继续发展。以上这些内容在江张著作中都有介绍，其中不难看出分析哲学的发展，而这一发展的源头就是弗雷格关于涵义和意谓的区别。难怪江怡称这一区别是“弗雷格对当代分析哲学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历史贡献，是分析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石”，（江怡，上卷，第111页）而张庆熊则认为弗雷格探讨这个问题的文章在“语言哲学的历史上意义重大”。 （张庆熊，第42页）

通过以上这个例子，我想说的是，阅读分析哲学的文献，无疑可以看到关于涵义和意谓的区别以及意义理论的产生和不断发展，但是由此其实还可以看出这一理论发展过程背后的方法的使用和考虑。比如，弗雷格从自己建立的一阶逻辑系统出发，为分析语言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这就是区别涵义和意谓，但是由于它首先是对句子的区分，因此他必须形成对句子的句法分析。专名和谓词的区别恰恰就是基于一阶逻辑对句子作出的句法区分，而真值以及相应的对象和概念则是语义区分。罗素批评弗雷格没有区别专名和摹状词，则是基于他自己的逻辑系统，而他的系统有对摹状词的处理。后来人们讨论像“当今”这样的时间副词，以及“我”、“你”这样的人称代词和“这里”、“昨天”等这样的时间副词，则是基于对句子中一些所谓的索引词的考虑。由于含有这些词的句子的真假取决于这些词的涵义和说出这些句子的人和情景，因此牵涉到内涵语境的问题。弗雷格实际上也探讨了这些问题，但是他的逻辑只是外延的、二值的，因此他只对句子一般的真值情况有明确的说明，而对这些涉及内涵语境的问题的说明只是满足于不使前一种说明出问题。相比之下，戴维森和达米特的理论中则大量借用了内涵逻辑的研究成果。因此，分析哲学的一条主线不仅反映出围绕指称问题而产生和形成的理论及其发展，而且也反映出它的背后所使用的逻辑理论和方法的产生和发展。⑥而且，这个理论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基本上是围绕着真与意义的问题进行的。因此，它使用的方法是系统的，它的分析是系统的，而且它所关注的问题始终是哲学中的重大问题。

三、回归传统

江怡认为，“当今的英美分析哲学中出现了明显回归传统的倾向”。（江怡，下卷，第972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二是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讨论形而上学的基础问题。“回归传统”是一种常常可以听到的说法，也有一些与此相应的说法，比如“分析哲学走向它的反面”。⑦江怡的评价显然是正面和积极的，但是有些人这样说则含有批评。折中一下，我们可以把回归传统看作是一种对分析哲学中立的描述。

回归传统这种看法可能有一个历史原因，这就是分析哲学一开始表现出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句话可以说是这种立场的典型体现。相比之下，今天的分析哲学显然在讨论形而上学的问题，比如关于存在、关于真、关于意义、关于必然与可能，等等。因此人们认为，分析哲学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但是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江张著作都在论述卡尔纳普的章节比较详细地谈到了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比如，逻辑实证主义区分出两类哲学，一类是传统的形而上学，一类是澄清语言意义的哲学；一个命题有意义，必须是要么可以由经验证实，要么可以由逻辑证明；传统形而上学的命题既不能由经验证实，也不能由逻辑证明，因此是没有意义的；为了解决意义标准和证实原则，因此构造人工语言；如此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们关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论述，我们看到的是对心理主义的拒斥、对唯心主义的拒斥，却看不到对形而上学的拒斥。而且，同样谈到形而上学，意思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江怡认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形而上学主体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体概念”，（江怡，上卷，第173页）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形而上学“这种看法实际上已经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确切的”。（江怡，上卷，第71页）此外，人工语言学派充其量也只是分析哲学的一个学派，至少还有日常语言学派，因而构造人工语言并不是全部分析哲学。所以，（不考虑科学背景的影响以及后来所形成的科学哲学，这部分内容张江著作有充分的介绍）即使维也纳学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的影响非常大，似乎也不能说拒斥形而上学就是所有分析哲学哲学家和流派的观点。我认为，这里的区别一定要搞清楚，一定不要简单地以为分析哲学开始的时候反对形而上学，试图拒斥、抛弃、脱离形而上学，而今天又回归形而上学了。最初一些分析哲学家确实为逻辑分析的方法欢欣鼓舞，从中看到了发展哲学的前景，以致说了一些非常绝对的话，包括宣布哲学终结。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第一，这不是分析哲学的全部；第二，这也不是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第三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分析哲学的方法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确实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分析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依然延续了形而上学的传统，而且是在形而上学的主线上。比如，意义标准和证实原则的建立与讨论，实际上利用和延续了传统的分析与综合的区别，后来奎因对这一区别的批判不仅是对意义标准和证实原则的批判，而且是对这一传统区别的批判，因此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这一区别的认识。又比如，澄清意义是拒斥形而上学的一个主要目的，但是它也是分析哲学自身的一个主要目的，无论是弗雷格关于涵义和意谓的论述，还是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以及达米特和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实际上都是这一方向的努力。我们能说达米特和戴维森的意义理论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研究，而弗雷格和罗素的理论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研究吗？而且，我们都知道，这里贯穿始终的是与真相关的考虑，而真恰恰是传统哲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就曾明确地指出，“把哲学称为关于真的知识也是正确的”。⑧由此难道不是可以说明，分析哲学从一开始就是站在形而上学的主线上吗？在我看来，这里不仅存在着对分析哲学的理解，而且也存在着对形而上学的理解。

四、清晰与含糊

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分析哲学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努力把问题说清楚。这种看法是对分析哲学的赞誉。与此相对的是对传统哲学的批评，说它含糊，缺乏分析或逻辑分析，等等。此外，以分析与综合相对，也分别形成了对分析哲学和传统哲学（或其他哲学）的褒贬。张庆熊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分析哲学家重视分析，而其他哲学家不重视分析，分析和综合始终结合在一起，在哲学史上，有些人着重于使用综合的方法，有些人着重于使用分析的方法。此外，他还认为，分析哲学家重视分析，不仅在于他们有现代逻辑，而且早期分析哲学家还认为分析乃是哲学的基本任务。 （张庆熊，第4页）这无疑暗含着对上述后一种看法的批评，我认为他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⑨但是在我看来，前一种看法也是有问题的。

分析哲学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努力把问题说清楚，这肯定是分析哲学的一个主要优点或主要特征。以此为鉴，可以针对前面的看法提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传统哲学含糊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传统哲学是不是不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因而是不是不想或不能把问题说清楚？

在我看来，哲学是智慧之学，是对世界和与人相关的问题的思考，在这一点上，传统哲学与分析哲学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想把问题说清楚。这一点，只要看一看柏拉图的对话就足够了。今天读柏拉图的对话，我们可能会感到冗赘，为了一个概念，可以会讨论几页甚至几十页。但是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把问题说清楚吗？其中所用的比较主要的方法，比如划分和定义，不都是体现了分析吗？在柏拉图时代，逻辑还没有成为一门科学，因此我们无法说他有意识地运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但是难道这里没有包含着向着逻辑方向的努力吗？即使这里只能得出否定的回答，⑩但是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当逻辑成为一门学科的时候，难道还能得到同样的回答吗？再举一个例子。黑格尔大概可以算是哲学史上思想含糊的著名代表。但是读一读他的《逻辑学》，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试图从逻辑中寻找出发点和初始概念，由此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11)无论他的结果怎样，他至少努力从逻辑出发，利用逻辑的成果，这说明他希望把问题说清楚，而且他想使自己的哲学体系具有科学性。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传统哲学绝不是不想把问题说清楚，也绝不是不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事实上，传统哲学确实说清楚了许多问题。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认识有不同的层次，最高的层次是说明一事物是什么；我们可以认识一事物有什么样的质，有什么样的量，一事物与其他事物有什么样的关系，一事物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只有当我们认识了一事物是什么，我们才真正认识了这个事物。这所谓的是什么，就是事物的本质。当然，后来关于本质人们又有了不同的看法，罗素就认为本质是哲学史上最含糊的概念之一。但是含糊归含糊，有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明，我们对认识的看法难道不比没有这种说明的时候更清楚了吗？

我认为，在西方哲学中，逻辑分析是贯彻始终的，含糊只是相对的。关键在于，当现代逻辑产生之后，哲学中所产生的结果较之传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因为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有了根本的不同，因此同样是逻辑分析，所得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应用现代逻辑的方法，人们看到了运用传统逻辑所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因此看到了传统哲学中的许多含糊之处。但是，这并不是说，经过现代逻辑的分析之后，所有哲学问题都是清楚的，再也没有含糊之处，当然更不能说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比如，维特根斯坦提出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这一著名主张。在他的论述中使用了“图像说”，与此相应，人们可以联想到“镜像说”和“反映论”。维特根斯坦试图以此说明事实与思想的关系，进而说明事实与句子的关系，从而可以通过对句子的分析来说明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事实所显示出来的世界结构。那么他的“图像说”完全清楚吗？或者，他的“图像说”就没有含糊之处吗？又比如，塔尔斯基的真之语义学为我们探讨真这个概念提供了基础，也成为戴维森意义理论的依据，由此还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如紧缩论、极小论、去引号论，等等。有些人认为它们与传统的符合论不同，也有人认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是符合论的翻版或变形。这些理论和探讨无疑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真这个概念的认识，但是能够说关于真这个概念的认识完全清楚了吗？能够说围绕它的认识丝毫也没有含糊之处了吗？

在我看来，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是值得重视的。第一，我们应该看到，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我们在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上取得了进步。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认识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知道，现有的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成果，我们在哪些问题上比以前更清楚了，为什么更清楚了。第二，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为什么传统哲学讨论得不是那样清楚，而分析哲学讨论得比较清楚。这两个问题或多或少会牵涉到传统哲学与分析哲学的比较，因而牵涉到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比较。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认识到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的区别，尤其是认识到现代逻辑的性质和意义，不仅对于理解什么是逻辑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对于理解分析哲学的方法及其主要特征是有意义的，而且对于理解整个西方哲学，包括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也是至关重要的。理解了这一点，才会明白逻辑对于哲学的重要性，才会明白逻辑在哲学的发展和进步中所起的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说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分析。

江张著作梳理了分析哲学的一些主要思想脉络，阐述了分析哲学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可以说，它们展示了分析哲学丰富的内容并提出了各自一些有见地的观点。除此之外，我还认为，这两部著作还阐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分析哲学是形而上学的当代形式；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相比是清晰的，这种清晰不仅是分析哲学的特征，而且是哲学本身的进步。

注释：

①一般性研究有，涂纪亮：《英美语言哲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王路：《走进分析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等。专人研究有，王路：《弗雷格思想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江怡：《维特根斯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韩林合：《〈逻辑哲学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陈波：《奎因哲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陈亚军；《从分析哲学走向实用主义——普特南哲学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等。

②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上卷，第1-2页。

③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第36-38页；奥康诺主编：《批评的西方哲学史》，洪汉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008页。

④我曾比较详细地探讨过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一些语言分析属于“泛语言哲学”，与真正分析哲学的核心的语言哲学是有区别的。参见王路：《走进分析哲学》。

⑤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牟博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页。

⑥这里我们只简要说明了从弗雷格的思想到意义理论的发展，而没有论述克里普克的历史的因果命名理论。如果谈到后一方向的发展，则看到可能世界语义学的运用，因此可以看到从一阶逻辑到模态逻辑的使用的发展。

⑦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第1卷，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8页。

⑧aristoteles. aristoteles' metaphysik. buecher i(a)-vi(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82.

⑨我曾经讨论过分析与综合的问题，参见王路：《走进分析哲学》。

第8篇：楚门的世界英语影评范文

[关键词]口语测试 评分标准 分析

一、引言

TOEFL(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ETS ,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在全世界举办,是一种专门针对母语为非英语的人进行的英语水平考试。一般国内依照其发音,音译为“托福”。 2005年9月,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在全球推出了一种全新的综合英语测试方法,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综合考量考生的大学课堂英语能力。即能够反映在一流大专院校教学和校园生活中对语言实际需求的新托福考试TOEFL IBT(Internet Based Test)。首先,参照详实的托福评分标准细则,学生可以对自己的语言能力进行评估,更加清楚地了解应考的语言点、知识点和能力的要求,从而有针对性地备考。对于那些希望再提高分数的考生,可以把条文变成具体的办法,在单项或多项上进行有效练习,找到突破口。其次,对评分细则的了解,有利于考生正确分析自己的考试成绩,减少估分的误差和无效复议。

二、外语口语测试的评分方法

评分方法是口语测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比较棘手的一个环节。评分方法的有效性与客观性直接决定了口语测试的成败。在外语口语测试的发展中,学者们提出了两种口语测试评分方法:分析评分法(结构主义口语测试评分法)和整体评分法(交际口语测试评分法)。结构主义口语测试注重考察应试者各分项技能,因此采用分项评分方法,针对语音、语法、词汇、内容和流利程度进行描述。而交际口试多采用等级描述评分法,以交际能力为理论指导,从整体上描述应试者的语言能力级别,针对话语长度、灵活性、适切性、速度和语言准确性各项进行描述。

这两种评分方式各有优劣。前者分析评分法因分项较细,易给人客观和准确的感觉,但在实际操作中要求考官在临场测试的极短时间内给各项进行准确评判存在一定困难。再者,各分项如何根据其重要性进行客观加权处理也是个难点。如对于口语表达来说,交际内容无疑重要,超过了语法等其他方面,但其重要程度如何用分数来准确客观量化存在一定问题。后者整体评分法让考官根据自己对考生表达的总体印象打分具有兼顾整体及省时之优点,但易因考官主观因素而增加评分随意性,造成误差,影响评分效度。

三、新托福口语测试的形式和特点

IBT口语测试模式采用网络模式,采用人机对话的形式。从IBT口语测试的题型结构中我们会发现IBT口语测试始终是围绕在英语国家或地区尤其是北美地区攻读本科或研究生学位这一宗旨,口语测试的语料主要来源于与校园有关的各种话题和学术性的讲座,其中还涉及到学术性文章的理解能力和听力能力。加强了对考生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考查,实现了听、说、读、写四项技能真正的有机结合。新托福口语考试具有其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考查综合能力

IBT口语不再对英语的各项能力进行孤立的考查,而是倾向于对考生综合能力的考查。在其6题中,除了第一、第二题是独立任务题型之外,其他的题型均为综合能力题型,须与别的英语能力相结合。如果没有听懂听力材料或者没有看懂阅读材料,必将影响到口语的发挥。由此可见新托福考试对考生各项技能综合运用能力的重视。

2.口语话题真实实用

IBT口语话题都紧紧围绕大学校园展开,与大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口语题目的第一、第二题要求考生讲述个人经历或对某一熟悉话题的观点。其他4道题目可以分为两类:专业学习方面(Academic courses topics)和校园生活方面(Campus situation topic)。囊括了在英语国家的校园里可能遇到的各种真实的交际情景。

四、新托福口语测试的评分标准

新托福口语考试的评分标准与其它外语类考试的口语部分有本质上的区别。考生在口语考试中所作的回答(Response),经过数字录音并被发送到ETS在线评估网络。每个考生的考试录音都至少有三个以上的评分老师进行评估,而且有的时候一个考生的同一个部分的评估也由两个评分教师评估,这样来保证学生分数的公正性。考生的分数范围是0-4分,4分为满分,0分是考试没做任何回答。考完之后,ETS在线评估要把考生的分数分别从0-4分转换成0-30分,这样就是大家的托福口语成绩。评估教师主要是在Topic Development, Delivery and Language Use这三个方面进行评估。

第一,在考生的学术能力方面。有关考生的Topic Development,评估老师主要的衡量标准是考生有没有很好的处理考试中出现的话题,并评估考生是否具备讨论与话题相关信息的能力。在口语考试的后面四个Tasks,评估教师还要就考生是否具备对话题的Synthesize和Summarize的能力进行评估, Synthesize的主要意思是to form by combining parts of elements,考生要做的是根据考试中出现的信息,形成自己对事情的看法。Summarize的主要意思是to comprehensively and briefly abstract the topic,考生需要做的是全面,简短的总结考试中出现的场景或学术lectures中的要点并能最终表述出来。

第二,在考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方面。有关考生的Delivery方面的能力,评估教师主要在考生语言表述能力上的评分。考生的英语表述是否清楚、流畅,并且在整个口语考试过程之中,考生整体上的口语考试部分的表现是否具备整体上的一致性和可理解性。这里边,需要强调的是“一致性”指的两层意思。首先是考生在整体口语考试的过程中,口语整体的上表现水平。其次是考生在语言层面上对话题的阐述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考生的口语具备连贯性和逻辑性。

五、结语

以上是笔者对新托福口语考试浅析,笔者认为托福口语考试依据是否圆满完成各项交际任务,实现了从结构主义测试体系到交际测试体系的转变。使许多在托福考试中取得高分的考生在英语国家的真实语言环境中,能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大大增加了托福考试的权威性。正是托福考试注重口语测试的特点,评定的标准更偏向于语言运用的综合能力,被130个国家、逾7,300所大学和其它机构接受和认可,其中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几乎每所大学院校。

参考文献:

第9篇：楚门的世界英语影评范文

【关键词】英语教学 中国文化失语 研究

英语，作为世界性语言，不同国家的人，都倾向用英语向外国人解释和讨论本国的文化。中国的教育界认为，在英语教学中，用多元文化代替单一教学，是很有必要的。[1]但在实际教学中，英语教学过分强调了英美目的语的输入，而忽略了初衷，没能很好地引入作为母语的中国文化。久而久之，学生在交流过程时，面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根本无从下手。

一、“中国文化失语”现状

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既学习到英美目的语，又充分了解和引入母语中国文化，这是一种理想的教学状态。然而，在目前我国的英语教学里，目的语的引入和学习占据了绝大部分，母语比例严重失衡，学生在学习目的语上得到了很好的扩展，却在我国的母语上不知所措，这就形成了教学上文化的单方向进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味地在灌输英美知识，缺少主动、有效的输出知识储备，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只停留在表面层次上，不能更进一步、更深层次地掌握和向外表达。例如：相对比较熟知的“道家”、“儒学”、“论语”、“端午粽子”等词汇，学生用汉语表达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但是想要通过英语来表述这些具有中国特色传统文化的代表性词汇，学生感到无能为力。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日益严重，找出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刻不容缓。

二、英语教学“中国文化失语”产生问题

1.大纲目标要求。英语教学大纲设置中，明确提出了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并且在此基础上，学习好了解西方文化和背景。过分强调了英语语言学习掌握的重要性，却对中国文化毫无涉及，更没有要求学生要通过学习英语来表达母语文化。大纲的设置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者，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没有重视母语文化，从而加剧了“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产生。

2.教材内容的缺失。大纲设置要求了学生在学习英语，是为了学习英语语言能力和了解西方文化背景，为了不让中国式英语教学影响学生学习英语的水平，在教材的选择上，直接选用原版材料，比如英语报刊或者外国文学作品，这些教材很好地阐述了西方文化背景，有助于学生走进西方文化。然后，单方面注重了解西方文化，却没有意识到学生学习英语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英语这一世界性语言，向外国输出中国文化。学生在不能很好用英语表述中国文化时，反而会造出更多中国式英语。原本为中国学生量身定制的教材，逐渐被纯英语教材取代，缺失的教材其实并非适合中国的英语学习者。

3.对中国文化输出的忽视。调查显示，世界上学习英语的国家中，中国的学习人数是最多的。一味强调学习英语的重要性，那么学习英语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很多人不能给自己清楚定位，认为学习英语，就是为了与世界接轨，掌握一门世界性语言，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很少有人会认识到，在学习英语，更多了解西方文化背景的同时，中国的文化却面临重大危机，当国人都开始遗忘中国文化时，我们又指望谁来重拾这份坚定？大纲要求上的缺失，教材上编写选择的失衡，教师教学中对中国文化的忽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输入式学习，中国在整个学习英语的链条上，体现出来的都是对英语的输入，而忽略了中国文化英语表达的输出目的。忽视中国文化输出的后果，就是当中国学生在十分清晰地谈论西方文化背景时，却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这是一种态度上的缺失和忽视。

4.英语教育者的能力不足。作为一名英语教师，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为了成为英语教师而做教师的应试教育中产生的，无关乎自身素质教育如何、不在乎本身所掌握的中国文化知识背景如何，只要在应试教育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就成为了一名英语教育者。对于大纲目标要求，很多教育者还需要通过书本、网络等平台，了解西方文化背景，传授给学生的内容也不过是听来看来的。而对于大纲没有提及的中国文化英语式表达，教育者更不会主动去学习和教授。极少部分教育者会出国学习，他们的视野和知识储备略高一些，但却也只是注重西方文化知识授课，完全按照考试要求来教学，没有激发学生交际的能力，更不会涉及通过英语来表达中国的文化了。

5.英语各级别考试的单一。在如今这个时代，幼儿园都开始学习英语。从小到大，无论是简单的期末考试，中考、高考，还是非专业的四、六级，亦或者专业的四级和八级考试等等外语考试，测试的内容大都是考察学生的语法、语句、语境等基本英语技能，更不会涉及关于中国文化的学习了解。教师注重过级率，在复习上就会进行英语考试的相关专题，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考试而复习。学生为了通过考试，基本上都注重词汇积累、语法运用，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缺少主动交际和输出中国文化的机会，渐渐地，就只是看重考试结果，而忘记了学习英语最基本的动力和目标。

三、应对“中国文化失语”策略

针对我国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严重，提出如下解决策略：

1.正确定位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位置。尽管英语教学大纲设置中明确了教学目标，但是中国文化体现出来的位置并不清晰。强调了学生学习英语语言和了解西方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却并未对中国文化进行详细说明。中国文化该摆在一个怎样的位置，关系到教学者如何进行英语教学。倘若没有明确定位，教学者即便对中国文化输出有千万种设想，都不得不按照大纲的要求来进行授课。因此，中国文化教学必须被明确摆在“官方”位置，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会在学习英语语言能力的同时，又具备弘扬中国文化的能力。

2.明确中国文化教学手段。各国在进行英语教学方面，都做了相关研究。那么在中国进行英语教学的同时，是否应该设立独立的文化输出课程成为了一个重要讨论。借助其他国家成功的例子，英语教学上，适当采取课内兼容，根据自身的实际，增设独立的课程，主要进行的就是关于中国文化的输出。有效的教学手段，避免了顾此失彼。

3.完善教材编写。学习的过程，不仅需要教师和学生，连接学习的辅助工具就是教材，因此，教材的作用不容忽视。学生在初步接触学习知识时，最先接触的是教材内容，其次才是教师的讲解。过分单一引进和使用外国报刊或者文学作品，本身具备难度之外，并未适合中国的学习者。所以，在教学目标的要求下，采用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选择合适的教材，才能保证英语学习的顺利进行。

4.实施教学、评估一体化。教师的授课是否到位，学生的学习是否有效，可以通过教学评估来确认。通过学生对教师授课的评价，让教师清楚认识到自身教学上存在的不足，在教学方法上进行改进，在教学内容上进行充实，在教学管理上进行加强，从而把英语教学这一课程更加完善进行。而教师对学生的考察，则能让学生及时了解到自身学习方法上的问题，学习知识上的不足，正确对待测试，更进一步提高学习效率。这一环节的设置，能够及时调整师生双方的状态，更好、更顺利地进行教学。让中国文化不再只是走过场，而从真正意义上，在英语教学中体现中国文化。

5.注重积累。在英语教学中没有重视母语文化，因此 “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严重。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想通过外语把中国文化弘扬出去，不仅仅是在英语教学中才应该注重的，而是在平时的日常生活里，都要学会日积月累，本身要学习和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把课堂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课余生活中，多多进行交际，从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当今处于这个跨国际交流的时代，我们清楚认识到了学习英语的重要性。然而，现阶段我国英语教学过程中，中国文化严重失衡的情形下，我们更要注重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拿来”外国文化的同时，我们也要“送去”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4]这需要更多的教育者进入这个领域，不断深入研究，提出更多有效、切实可行的措施，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丰富世界文化的完美理想。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