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近代史论文范文

一、如何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殖民主义

编好殖民主义的有关历史内容，首先要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目前，我国史学界对殖民主义的认识，对殖民主义的掠夺性和它的罪恶没有太大的分歧，争论主要集中在对殖民主义客观作用的理解上。1853年，马克思在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接连撰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文章，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所产生的客观历史作用作了总结性的评价和预测。他认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一方面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另一方面又必然会造成“新的生产力”，“播下新的社会因素”。他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这就是著名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论断。由于理解的角度不同，史学界对双重使命的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及其侧重点的理解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例如，有的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他们认为，遭受资本主义殖民侵略地区的社会本身缺乏导致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条件，因此，建设性的使命要大于破坏性的使命。他们提出近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影响就在于它促进现代化的作用，这是非西方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注：什洛莫·阿维内里：《马克思与现代化》，载塞·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0页。）。因此，殖民主义是功大于过（注：L.H.GannandP.Duignan,ColonialisminAfrica,1870-1960.I,London,1967,P382.）。有的学者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殖民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什么进步作用”（注：董小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再认识》，载《光明日报》1992年10月10日。），等等。

那么，殖民主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遭受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不同地区，殖民主义表现出的特征是不同的，所起的历史作用是有区别的。因此，必须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作一些具体的剖析，才能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首先，就殖民主义而言，它在早期和中晚期的表现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不能一概而论。

从15世纪末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沿着新航路进行海外殖民活动开始直到19世纪初期，是资本主义的早期殖民时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西班牙、葡萄牙，还是稍后的荷兰、英国和法国，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所发展，但是，工业革命尚未完成，各国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仍处在农业和手工业占绝对优势的阶段。如果说当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殖民者在进行裸掠夺财富的同时，还可以输出一些手工业产品的话，那么，殖民者在印度、中国等封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就没有什么经济优势可言了。英国侵略印度之初，它的最先进的手工业部门纺织业不但没有在印度打开销路，反而一度险些被进口的印度土布占领英国市场。而此时英国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过程中，它在与中国生产力的较量中更是没有优势。直到19世纪20-30年代，英国的印花布甚至往往要亏本60%以上才能在中国销出（注：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因此，英国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南京生产的布，无论在质地上还是在成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的布”（注：M.Greenberg:BritishTra-deandOpeningofChina1800-1842.London,1951,pl.）。于是，英国人为了弥补巨额的贸易逆差，只好不顾中国政府的禁令，向中国偷运鸦片。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的早期殖民侵略活动以裸的掠夺为主要特征，对遭受殖民侵略的地区来说，殖民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谈不上有客观积极作用，更不用说有什么双重使命。就破坏性的使命而言，殖民者对旧的落后制度触动的程度并不深，直到19世纪早期，“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就建设性的使命而言，它也没有传播多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

19世纪中期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实力迅速壮大。资产阶级殖民掠夺的方式不再局限于裸的金银财富掠夺，而是要为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占廉价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资产阶级凭着价廉物美的工业品和坚船利炮，开始有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落后的旧制度和旧的生产关系进行破坏。以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为例，据统计，1824年到1837年，英国向印度出口的细棉布增加了64倍；1850年，英国向印度输出了总值高达802万英镑的商品；其中棉纺织品占522万英镑。在殖民国家强大的工业经济的冲击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开始瓦解，殖民主义的破坏性使命得以完成。同时，“英国工业愈是依靠印度市场，英国厂主们就愈是感到在他们摧毁了印度本国的工业之后必须在印度造成新的生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4-175页。）。为了能够直接利用殖民地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占领当地市场，殖民者开始在殖民地开办工厂，兴建铁路等工业基础设施。而当英国“将铁路和工业制度的其他产物介绍到印度来以后……便不能把改变的巨轮停顿下来”（注：尼赫鲁：《尼赫鲁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494页。）了，这就是殖民主义的建设性使命。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论断。

19世纪晚期以后，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深受垄断性高额利润的刺激，纷纷增加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输出，掠夺性进一步加强，双重使命的表现也更加突出。正如同志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对中国的影响时所指出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20-621页。）。

其次，就殖民地区而言，由于资本主义殖民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遭受殖民侵略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以及遭受殖民侵略的程度不同，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表现及其影响也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差别。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的封建专制势力比较浓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相对落后，它们在殖民地基本上也是按照封建制的方式进行管理。西班牙在它的拉美殖民地就建立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而葡萄牙也在巴西建立了封建专制体制。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在北美、澳大利亚等地通过大量屠杀土著居民和移民，直接移植了本国政治观念和经济制度；同时，它也竭力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给印度等土著居住的殖民地。日本在吞并中国台湾以后，也没改变当地传统的土地占有制度，而是基本保留了原有的农村封建结构，在此基础上榨取垄断利润。

二、如何正确看待殖民主义的客观历史作用

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19世纪以来殖民主义的破坏性和建设性双重使命。尽管殖民主义者主观上满怀着无可怀疑的侵略、掠夺的目的，但是，受高额利润的诱惑，他们不由自主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投资兴办了许多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等近代化的产业，如英国在统治印度期间，就修建了长达6.5万多公里的铁路。同时，为了便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有效地进行殖民剥削，他们也需要推进目的在于破坏自然经济、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改革，于是，殖民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推行西式教育，培养新式知识分子，建立近代化的政治机构，宣传西方的思想文化。这样，就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实现着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客观上促进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改造和进步。正如马克思在评价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所说的，不管英国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印度社会变革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页。）。

其次，更要充分正视殖民主义的罪恶和“双重使命”的局限性。毫无疑问，殖民主义的罪恶罄竹难书。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破坏了当地人民的和平生活，摧毁了当地的民族工业，破坏了当地的传统文明，有的地区甚至导致种族灭绝。殖民主义者在早期殖民侵略期间，抢劫金银财富，屠杀土著居民，贩卖黑人奴隶，走私鸦片，无恶不作，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19世纪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遭受了更进一步的掠夺。仍以印度为例，19世纪下半叶，英国每年从印度掠走高达1.5亿英镑的财富；大量的粮食、棉花从印度运往英国，而印度人民却遭受了24次饥荒，平均两年左右一次，总共有2000多万人死亡。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是不自觉的客观后果，所有殖民者主观上都是殖民利益高于一切。这就决定了无论是“破坏性使命”，还是“建设性使命”，都不可能进行彻底。例如，在印度，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进行有效的殖民统治，可以和资产阶级首先要打倒的封建地主阶级携手合作，甚至制造出了一个柴明达尔封建地主阶层作为殖民统治的社会支柱。在非洲大陆，特别是热带非洲，由于当时这里既不能大量生产供出口的经济作物，又没有能力购买商品，除了黑奴贸易，殖民主义者在这里难以获得其它地区那样的厚利。他们同这些地方进行经济联系的程度远低于其它地方。例如，直到本世纪20年代，南非以外的全部英属非洲殖民地进口的商品不及印度的1/7（注：诺尔斯：《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19页。）。这些地方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基本上未动或变化很少，更没有建设起新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殖民主义虽然客观上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建设性的作用，如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会学习殖民者带来的先进生产方式，建立近代化的工业部门，等等。但是，殖民者绝对不会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建立起可能与宗主国形成竞争的工业部门，对那些民族工业百般压制，予以扼杀。他们只会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出现对宗主国经济有着严重的结构性依赖的畸形的民族工业。例如，由于法国油类制造商的强烈反对，法属殖民地塞内加尔就只能生产花生，而不能建立榨油工业。因此，马克思在肯定殖民主义可能产生的客观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尖锐地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第三，不能把殖民主义带来的客观后果理解为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进步的唯一推动力。很多西方史学家也承认，资本主义不是欧洲文明所独有的，它曾光顾过世界很多地方。历史研究早就表明，在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殖民侵略的同时，在东方许多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在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土壤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内在可能性。著名史学家马克yáo＠①先生在对东西方封建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比较研究后指出，中国和西欧的小农经济和商品经济，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发展都有导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虽然1840年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西欧落后、缓慢，但是，“也不宜夸大我们的停滞落后性”。总的来说，“中国社会后来发展的不同，从本质上说只是速度不同，而不是道路不同、方向不同”（注：马克yáo＠①：《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所以，殖民主义的客观后果只能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近代化进程起了一些催化剂作用。如果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本身没有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能力，只有依靠殖民入侵，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

三、教材中如何处理殖民主义的有关内容

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新教材在介绍殖民主义的有关内容时，怎样才能使中学生对殖民主义这一历史现象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既能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又能从中学习历史的分析方法呢？

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则，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一，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殖民主义叙述要有所区别。例如，第一章的第二节“新航路的开辟和早期殖民活动”、第二章的第三节“西欧国家的殖民扩张”，主要介绍的是工业革命以前的早期殖民活动，其显著特征是武装掠夺。这一时期的殖民活动对于遭受殖民侵略地区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客观的进步作用。因此，教材除了指出它有助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外，予以全面否定。在第三章第六节“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的扩张和争夺”中，资本主义殖民活动的双重使命已经日益明显，教材应该予以体现。同时，在这一时期的殖民活动中，由于殖民国家本身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双重使命的表现形式也会有所区别。作为中学教材，虽然不必介绍得过细，但一些特例还是应该指出来，否则就可能会妨碍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例如，这一时期，英国和俄国的殖民形式和客观后果，显然是有差异的。英国是通过武力加商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活动，它的双重使命表现得最为典型；俄国则不然，它主要是通过武力对周边国家进行殖民活动，目的主要是领土扩张，尽管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遭它殖民侵略的周边国家要高一些，但程度毕竟有限，双重使命的表现不太明显。第二，培养学生客观、辩证地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如果只是简单地对殖民主义的罪恶进行谴责，对于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才从殖民主义的枷锁下摆脱出来的人们来说，感情上是容易接受的，理性上也是习惯的，学生的思想教育也更直接。但是，这使学生学到的历史知识不够全面，不利于培养学生理性地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世界近代现代史新教材的使用对象是高二文科班学生，他们应该而且有能力对历史现象进行较为客观、辩证的分析。因此，新教材在对殖民主义罪恶进行揭露的同时，有必要使学生认识到殖民主义的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殖民主义双重使命问题。教材可以用画龙点睛的笔墨指出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来说，既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本身社会经济落后的必然结果，客观上也是促进它在一定程度上进步的一个外在推动力。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理解黑格尔说过的、受到恩格斯赞同的关于历史上“恶”的进步作用，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是人类的伟大进步这一道理，才能认清世界近代现代历史的发展历程，也才能清楚地认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落后就会挨打这一道理，树立发奋图强，报效祖国的信心。

其次，必须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和教材的教育性紧密结合，合理地组织教学内容。历史教材作为中学教科书，除了必须向学生进行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以外，还负有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任。在西方国家的中学历史教材中，虽然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如掠夺当地财物、屠杀当地居民、贩卖黑人奴隶、走私鸦片等等无法隐瞒的事实也有所记载，但是，它们绝不会如实地、着重地叙述这些内容。它们也很少谈到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传统文化的破坏和对民族工业的压制，更多的是粉饰自己的祖先在历史上的不光彩行为。毫无疑问，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面对形形的思潮和思想困惑，我们的中学历史教材更是肩负着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任。因此，我们在教材中安排有关殖民主义的教学内容时，在考虑有利于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的同时，必须充分优先考虑有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这就使我们编写这一部分内容时面临着一些有待解决的困难。其一，教材的篇幅有限，不可能用大量的文字全面讲。其二，从生理发展特点来看，高中生思维的独立性和批判性都有了显著的发展，但他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往往容易片面化和表面化，这就使得他们的“情绪和情感比较强烈，带有明显的两极性”（注：林崇德、侯山潜：《中学生心理与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因此，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他们产生对殖民主义的片面认识。就是说，如果他们盲目地否定殖民主义的一切，不但不利于他们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也不利于他们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相反，如果不能清醒认识殖民主义的罪恶，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道德评判，就难以理解我们这样一个饱受殖民侵略之苦的民族一百多年来奋争的历史，更谈不上爱国主义思想的培养。因此，必须慎重选择历史材料和叙述角度。我以为，要在有限的篇幅里使学生对殖民主义有一个比较客观认识，又能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必须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安排教材内容，即以形象化的气氛来完成思想教育的目的，以简练的分析帮助理解历史事实。具体来说，就是选择合适的、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用形象的文字和有关内容的全部图画对殖民主义的罪恶进行形象的描述，对殖民主义进行深刻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使学生一接触到教材，就感受到一种对殖民主义痛恨的气氛，从而培养憎爱分明的道德情感，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孔子：《论语·为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例如，在讲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时，?们可以选择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当地传统的手工业遭到摧毁，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广大人民生活更加贫困这样一些具体材料，给学生提供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使他们亲自感受这一历史氛围。同时，在介绍工业革命后殖民主义的有关内容时，可以用少量文字精辟地分析殖民主义对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意义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双重使命”，但这种分析不必要展开，粗线条、浅显易懂即可。例如，在介绍完19世纪中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以后，可以指出这种活动“客观上也冲击了这些地区落后的社会经济体制，传播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就可以了，不必要展开分析，更不用举例说明。实际上，对于中学生而言，既要重点了解殖民主义在历史上的残暴掠夺罪恶，同时又要看到历史上“恶”的东西，有时候也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从而逐步学习辩证地看待历史现象的能力就行了，不能要求他们像历史学专业研究人员那样去分析、理解历史问题。当然，具体到教材涉及的殖民主义内容的每一部分如何编写，还需要我们教材编写者去认真推敲。

第2篇：近代史论文范文

一、近代化的含义及中国近代化的主要特点

近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核心，并引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维方式、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变革。主要表现为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理性化三大领域。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社会发展的过程基本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而实现的。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启动，之后步履维艰，至今尚未彻底完成，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经历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两大历史时期，对这一过程的命名，一般的把发生在近代史阶段的叫做近代化，把发生在现代史阶段的叫做现代化。

由于中国近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开始的，与西方欧美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不同，所以中国的近代化呈现出许多自身的特点。

第一、阻力大，内在阻力有技术薄弱、人才不足、观念落后等。外在阻力有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挠破坏、本国封建因素的阻碍、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

第二、起步时缺乏内在驱动力，外在因素起主要的作用，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被动起步。

第三、经济、政治、思想三方面没有同步进行，走过了一个从经济领域起步，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不断深化的历程。

第四、主导力量多样化，先是地主官僚、封建政府，后有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是人民政府。

第五、近代史上工业领域以轻工业为主，工业化发展不平衡。

第六、历时长，从19世纪60年代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了。

二、世界历史大潮下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一）经济工业化的进程1.近代史阶段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1）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工业化起步。

第一：影响中国近代化的国际形势：此时期英、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英法等国为打开和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发动两次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过程中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意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19世纪6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这样被动地开始了。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对于中国既是“强盗”又是“先生”，侵略中国的同时，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第二：中国工业化起步的主要表现：【洋务工业】（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主导力量是封建政府、地主官僚；兴办目的是自强求富，维护封建统治；企业性质是总体上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封建企业；技术设备方面依赖西方；地域分布是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最终结局破产，主要原因是只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而不改变落后的制度。客观历史作用：中国工业、教育近代化起步；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一些技术，培养了一些近代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刺激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等。

【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产生原因，主要是受资本主义侵华经济和洋务经济的影响，而不是14—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和发展。地域特色：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分布极为不平衡。发展要素：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先天不足指的是缺乏资金的原始积累、缺乏技术，后天畸形指的是发展领域主要在轻工业。

影响因素方面：受中外双重阻碍，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发展。

阶级特色：民族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晚20年左右出现，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以革命性为主。

（2）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

19世纪末，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帝国主义加紧新一轮的殖民扩张，各国互相争夺原料产地、市场、投资场所，在此背景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大量侵华利益，此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频遭列强侵略，八国联军侵华表明宰割中国的联盟形成，中国完全成为依附于资本主义各国的半殖民地。随着列强经济侵略的加剧（资本输出），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腐败的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扩大税源，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甚至采取奖励实业的措施，这些都在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有利环境，使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也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传播和爱国救亡运动(和辛亥革命)。

（3）民国初年，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获得进一步发展。

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夹缝暂时变宽，再加上辛亥革命的推动，民族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

（4）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民族工业总体日益萎缩，形成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对工业的垄断。

2.现代史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

（1）过渡时期（1949-1956年）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中国，封锁和孤立中国，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并支持中国。国内形势是新中国处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此阶段中国工业化的主要成就有：①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奠定了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基础。通过一系列措施，到1952年底，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②建国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使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得以恢复与发展。

③1953年———1956年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之获得了新生，转型为社会主义经济。

④1953———1957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指导下，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初步基础。

（2）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探索，在20多年的探索中，中国工业化进程出现了曲折与挫折，但同时也必须重视这20年中经济建设的成就，20多年P3366KAOSHIYUZHAOSHENG2011.3的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基础，培养了骨干力量，提供了工作经验和历史借鉴。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欧洲和日本崛起，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促使世界经济向多极化发展。亚洲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提下，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发展不均衡。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对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东欧各国也先后进行经济改革，但效果欠佳，导致经济困难。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苏联背信弃义，中苏关系的恶化破裂，限制了中国与世界科技的交流。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际上美苏争霸消长，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第三次科技革命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世界更加重视科技和人才，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

党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经济建设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预计20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从1992年以来，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今，世界经济进入了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中国正在努力探索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注重信息化的带动作用，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强调管理方面的现代化。

（二）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法制化的进程

1.政治民主化的探索与发展进程(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求民主的斗争历程)

（1）在中，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2）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伟大成就。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封建势力强大、资产阶级弱小妥协，资产阶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只有民国之名而没有民国之实。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捍卫民主共和的斗争。

（3）1924年———1927年，国共两党进行第一次合作，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目标，共同进行国民大革命。

（4）1927年———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纲领的指导下，经历了从武装反抗反动派，到反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革命斗争。

（5）1937年———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倡导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为主的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

（6）1945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以巨大的让步换得《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但是国民政府坚持内战，破坏民主和平，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得到健全和完善。

2.中国近现代民主法制文献

（1）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宪法，但它规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所谓宪法只是一个名誉，实质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2）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3）1914年，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实质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

（4）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大纲》，明确了新生红色政权是工农民主政权。

（5）1946年，伪国大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确认了以的独裁统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

（6）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该文件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

（7）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国家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地得到健全和完善。

一个国家实行的历史，体现了这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又包含着其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三部宪法分别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这一部分的重点。

（三）思想观念的近代化（从传统儒家思想向近代民主科学思想的转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近代化的过程，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也是中国思想界在认识上不断深化、不断理性与成熟的过程。它的深化与渐进过程为：器物的变化———制度的变化———思想文化的变化。其中每一阶段的国际环境与工业化的国际环境相同（参看上文）。

1.近代前期中国思想近代化的渐进历程

第一阶段器物的变化：自鸦片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从天朝上国、妄自尊大中清醒，但只认识到中国技术落后，单纯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器物，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表现为：

①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开端。

②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仁玕发表《资政新篇》，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③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观点，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维护封建统治。

第二阶段制度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技术落后，而且制度落后，需要变革。主要表现为：

①早期维新派：不仅主张要学习西方的科技，而且认为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②资产阶级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儒家传统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

③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其政治理想阐发为三民主义，主张以暴力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第三阶段思想文化的变化：

①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开始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思想观念落后，要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必须清除陈腐思想观念，于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以民权、平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彻底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

②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送来了世界上最新鲜的思想空气，以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

③以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理论———思想。

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2.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①从内容上看：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其实质是追求民主和科学。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最先进的指导思想。

②从主题上看：救亡图存是主题，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危局不断探索。

③从过程上看：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依次递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

④从结果上看：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儒家思想失去其千年不变的统治地位。新思想、新文学、新科技不断涌现。

三、从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得到的认识

（一）近代史上阻碍中国近代化的不利因素：

内在因素主要有：中国封建势力强大，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封建专制统治和重农抑商思想根深蒂固，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些都使我国近代化缺乏先天实力、缺乏后天发展的社会条件。

外部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的长期侵略、掠夺、阻挠和破坏，使中国经济呈现出极大的殖民地性。列强侵略势力控制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并依仗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阻挠压制中国民族工业，从政治上操纵反对政府，攫取侵略特权。这一切使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极其艰难。

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斗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实现近代化前提。

（二）当今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利弊条件

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世界形势，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更多地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出口。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面临着许多压力和挑战，主要有资金不足、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技术相对落后，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历史告诉我们，顺应趋势，抓住机遇，主动争取，就会持续稳定快速地发展。在挑战与机遇面前，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就会尽快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3篇：近代史论文范文

自改革开放以来，民国史研究由险学逐步发展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显学。在新的起点下，如何进一步推动民国史研究的发展，成为近代史研究所不断思考的重点。民国史研究要有所创新，首先要不断发掘新史料，并全面开放给学界研究利用。而港台地区和美、日等国学术机构都保留有大量近代中国的历史文献。最大限度地将其复制，并向学界开放使用，是近代史研究所的职责。十年前，本所开始利用有限的科研经费，进行海外文献的复制工作。近年来，本所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近代中国海外珍稀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专项资助，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复制海外文献。

一　与台湾学术机构建立资料互换、复制机制

1.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资料交换　台湾学术机构收藏有大量近代中国珍稀档案文献，这对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包括经费)，很难以简单方式购买。而本所也收藏有大量珍稀史料，同样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十年前，我们开始探索与台湾研究机构通过资料交换的方式扩充文献收藏的规模与质量，初步获得成功。我们进行的资料交换工作可分为两类：一是将各自机构保存的唯一原始档案(不包括有特殊规定的档案)完成数字化后，互相交换电子档案，分别在各自研究所内对学术界开放;二是以各自保存的近代以来出版的珍稀报刊文献电子版互换。

第一类情况，我们已经实施了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交换各自保存的胡适档案。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抗战胜利后一度成为北大校长胡适的居所和北大文学研究所。1950年由本所前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接收。本所保存有胡适档案3000余卷，其中照片145卷2600余幅，另有大量胡适手稿、日记和6000余函往来信札以及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和抗战时出任驻美大使期间形成的英文档案500余卷，总数超过11万页。台北近史所胡适纪念馆保存有1949年以后胡适的全部档案。北京、台北两所在分别完成电子扫描后，相互交换电子文档，合成统一完整的胡适档案数据库，分别由两所共同向学术界开放。

第二类情况，本所2008年曾花费数百万日元从日本购买了一套有关东京审判的档案微缩胶卷，直接寄至台北近史所，委托他们完成数字化后转交本所。这不仅能满足两所科研人员分别在各自单位电子阅览室多人使用(可不限于单独的微缩胶卷阅览器)，同时本所还以该胶卷电子版与台北近史所交换了两套在近代中国非常有影响且从未影印出版过的报纸电子版。根据以上两种不同模式，本所不断尝试与海外多家学术机构交换各自收藏但不重复的电子档案。这不仅可以节省大量资金，而且大大扩充了本所的资料收藏。

2.制作国民党党史馆档案目录数据库并复制国共关系档案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是海外收藏近代中国文献的宝库，其中藏有大量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在前后两次国共合作期间的珍贵历史文献，且大都是原件，仅目录即达22万多条，中共中央档案馆均无复本。自2000年国民党失去执政权后，由于该馆经费无着，读者仍要依靠翻阅卡片来调阅档案。多年前，本所首先出资制作了该馆可供检索的全部档案目录数据库，供国民党党史馆和本所开放检索。在建立初步互信的基础上，我们同党史馆探讨复制该馆馆藏涉及国共关系的档案资料。目前已完成百万页的档案复制工作，其中包括五部档汉口档特种档等多个全宗档案以及部分环龙路档吴稚晖档和国防最高委员会档的档案。这批文献已全部入藏本所，供学界研究使用。中山大学历史系在编辑《孙中山年谱》时，曾派多人到本所摘抄、引用大量国民党党史馆档案，而不必再赴台北查阅。

3.复制严家淦档案　根据台湾相关法律，总统副总统文物档案均需入藏台北国史馆。机缘巧合，我们得知曾任台湾总统严家淦的后人保存有大量严氏档案，经友好协商，由本所出资复制了全部14万页档案。严氏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抗战爆发后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处长，负责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借款，后调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财政厅厅长。抗战胜利后赴台湾筹建财政金融制度，先后任台湾银行董事长、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协助陈诚主持币制改革1963年接替陈诚任行政院院长，后任副总统1975年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三年后卸任，让位于蒋经国。严家淦档案内容丰富，涵盖他从政各时期。全部档案复制后，严氏后人承允本所为大陆唯一拥有和开放严氏档案的学术机构。

4.复制民进党影像资料　台湾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台湾开放党禁后，已两次获得台湾执政权。在其30年的历史发展中，保留下许多影像文献。本所为加强台湾史研究，复制了民进党1994-2008年间各类政治活动的影像资料300余部，约500小时左右，主要包括民进党组织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民进党公职人员竞选专辑、政见发表会、记者会、辩论会、立法院问政纪实、个人资料专辑、募款纪实、竞选总部成立纪实、总统就职典礼纪实等影像文献。

二　与美国学术机构建立资料互换、复制机制

1.复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顾维钧档案　据本所初步调研，除台湾地区外，海外收藏近代中国档案文献最多的机构，当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图书馆。其中顾维钧档案是最大的一项个人全宗。顾维钧生前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以其保存的档案、日记为线索，完成口述回忆一万余页，并先后两次将其保存的档案捐赠给哥大。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本所所长刘大年与顾维钧协商，翻译他的口述回忆录，并得到顾氏授权出版13卷本《顾维钧回忆录》。此后本所与顾氏及家属建立长达30余年的友谊。2013年，经顾氏家属协助，本所与哥伦比亚大学达成合作协议，全面复制顾维钧档案。哥大副校长James　G.Neal在双方合作协议达成后公开发表的新闻稿中曾盛赞此举：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珍本手稿图书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项目;世界上其他机构若有意寻求使那些对其有重要意义的史料重返故国，那么这一项目也许可以为日后的类似合作提供先例。

顾维钧捐赠的第一批档案共200余盒，涉及内容从1906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开始，至1965年关于联合国西南非洲问题文件结束，历经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直至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此部分档案目录由Larry　N.L.Shyu整理，于1964年正式开放。但真正系统利用这一档案的研究成果不多，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以下两点值得重视：一是现有编目不够准确，内容与标题有较大出入，卷宗标题往往不能涵盖卷宗的全部内容;二是哥伦比亚大学远处美国纽约，中国学者使用非常不便。而第二批捐赠的档案近百盒，因尚未整理编目，从未对外开放。本所于2013年派学者初步整理过第二批档案，内容形成大多集中于20世纪30-50年代。除少部分一般外交事务外，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保存有20世纪两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文件;二是保存有顾维钧大量的私人信函。其中联合国档案最具特色：从初创到20世纪50年代的历次大会、常会及分会纪录、各国代表提案和发言记录。这些文件详细地记录了联合国初创时期各国政府对不同议题的意见，反映了联合国各项宗旨和原则确立的过程。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各种文件亦有完整保存。二战胜利后，顾维钧不仅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还于1949-1956年任台湾驻美大使，顾氏档案中存有大量国民政府外交部(包括国民党退台后外事部门)与他往来电文原件、发电底稿等。其中关于战后美台关系的电文尤其珍贵。内容涉及战后美国军事援助台湾的具体细节，包括武器购买、国防动员以及预备兵役制的实施细节等。这些档案，对于研究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台关系，甚至新中国外交等都是极为珍贵的材料。目前，本所已完成第一期的复制工作，共扫描完成17万余页档案。并与哥大开始协商第二期合作计划。

2.抄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复制中共文献　2006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向学界开放由蒋氏后人暂存于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本所在第一时间派出专业人员前往阅览、抄录蒋氏日记，前后近三年陆续十余人次，抄件全部录入打印后，再赴美重新校补，大体完整抄录了1917-1952年间的蒋介石日记。复制胡佛研究所藏中共文献。胡佛研究所是美国著名智库，其主要研究方向为革命与战争，特别注重收集20世纪中国、苏联及东欧等国的革命文献。早在1948年供职于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美国著名汉学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系费正清学生)在上海滩购买到一批胡宗南闪击延安时缴获的各类中共文献，其中包括延安时代的出版物、内部印刷品、中共各级党政部门进行土改等各类调查报告，总量超过3000余卷。这批文献长期保存于胡佛研究所，虽有详细编目，但基本不对外开放。2013年，本所与胡佛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出资对这批文献进行数字扫描，并由本所完成数据库制作，再交由两所对学界开放。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中。此外，我们还同美国华盛顿大学共同合作复制该校东亚图书馆藏伍宪子档案。伍宪子是清末保皇党的重要人物，全部档案20余箱，收藏有伍氏与康有为等保皇派的往来信函以及他同各方人士往来通电的密电码等原始档案。

3.复制美国国家档案馆及私人收藏的历史照片　当前，影像史学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一张令人震撼的历史照片，有时远远胜过千言万语的文字叙述。影像史料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档案，更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2010年前后，大陆民间学者章东磐等曾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制了抗战时期美军摄影记者拍摄的战时照片，特别是中印缅战场的照片2.3万张。此后，由本所资助他们再次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制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战地记者拍摄的3万张照片，并获赠他们此前复制的抗战照片。这批照片不仅清晰度高，且每张照片都有完整的文字说明，极具历史研究价值。

2014年，顾维钧外孙钱英英向本所捐赠了400余幅顾维钧保留的个人照片，其中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孔祥熙等签名赠送顾氏的照片。此外，本所还复制有史迪威家族收藏的2000余幅老照片，除反映二战时史迪威与中国战场的照片外，更多的则是20世纪20年代史迪威作为驻华使馆武官，第一次来华拍摄的北洋时代的照片，其中既有反映在北京胡同里的家庭生活照，也有他出席北京、天津各类外交活动和反映当时社会风土人情的照片。这批照片大多未曾公开展现过。

三　与欧洲学术机构合作复制档案

1.复制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藏赫德档案　赫德，控制近代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近半个世纪。他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毕业于该市女王大学。赫德从中国返回故乡后，将其个人全部档案包括日记等捐给母校女王大学。赫德档案不仅对了解近代中国海关、邮政系统的建立和运行至关重要，同时对于了解英国与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所正在与女王大学合作复制、整理、编目这批档案。

2.复制比利时修道院藏陆征祥档案　陆征祥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后任国务总理。1918年，陆征祥作为中国首席代表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由于列强的不公，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巴黎和约。会后，政治失意的陆征祥脱离政界，赴比利时某修道院出家当神父。但他此后仍与中国许多政要如蔡元培、汪精卫等保持联系，形成一批重要档案。本所在国际友人的协助下，已将这批档案20　000余页全部复制完成，现正在编目中。

3.复制俄罗斯各级档案馆中共与共产国际、苏共关系档案　2013年本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秘书长王建朗一行赴俄罗斯访问，拜会了俄罗斯史学会会长(由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担任)，商讨两国史学会共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出席会谈的还有俄罗斯国家档案局长、各相关学术机构首长。双方还就两国共同合作复制前苏联各级档案、学术机构收藏的有关中共与共产国际、苏共关系档案达成共识。目前，该项目正在有序进行。

四　民国政要日记专项收藏

第4篇：近代史论文范文

专业名称

星期六（10月19日）

星期日（10月20日）

上 午 9:00～11:30

下 午 14:30～17:00

上 午 9:00～11:30

下 午 14:30～17:00

B020106　 金融　 财务管理学（00067）　 国际金融（00076）　 金融市场学（00077）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B020110　 国际贸易　 国际运输与保险（00100）　 外经贸经营与管理（00101）　 企业会计学（00055）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世界市场行情（00102） 　 国际市场营销学（0009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B020114　 农 业经济管理　 农学概论（00127）　 农业技术经济学（一）（0012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畜牧学（00133）　 B020115　 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计量经济学（00142）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00138 ）　 英语（二）（00015）　 经济思想史（0014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B020119　 餐饮管理　 国外饮食文化（00989）　 中国饮食文化（00986）　 餐饮美学（00987）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B020202　 工 商企业管理　 财务管理学（00067）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0149）　 企业管理咨询（00154）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B020204　 会计　 会计制度设计（00162）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0149）　 高级财务会计（00159）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财务报表分析（一）（00161）　 B020208　 市场营销　 国际商务谈判（00186）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0149）　 企业会计学（00055）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国际市场营销学（00098）　 B020210　 旅游管理　 财务管理学（00067）　 旅游文化学（0612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旅游景区管理（06153）　 世界旅游地理（06151）　 　 旅游公共关系学（06177）　 　 B020218　 人力资源管 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0609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绩效管理（05963）　 人力资源政策与法规（11760）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06089）　 人员素质测评理论与方法（06090）　 B020229　 物流管理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外经贸经营与管理（00101）　 企业会计学（00055）　 英语（二）（00015）　 人力资源管理（一）（0014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国际市场营销学（0009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物流企业财务管理（05374）　 　 　 　 B020256　 项目管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项目管理学（0505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管理数量方法（05058）　 项目范围管理（05060）　 项目成本管理（05061）　 项目论证与评估（05066）　 C030106　 法律　 合同法（00230）　 公司法（00227）　 外国法制史（00263）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法律文书写作（0026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00228）　 监狱法学（06154）　 　 婚姻家庭法（05680）　 　 B030109　 监所管理　 罪犯劳动改造学（00928）　 狱内侦查学（00932）　 婚姻家庭法原理与实务（00924）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罪犯改造心理学 （00933）　 B030203　 社会工作与管理　 发展社会学（00287）　 社区社会工作（00281）　 西方社会学理论（00280）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社会行政（00283）　 　 　 　 中国福利思想（00285）　 B030207　 社会学　 发展社会学（00287）　 人口社会学（00302）　 西方社会学理论（00280）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组织社会学（00311）　 城市社会学（二）（0031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B030302　 行政管理学　 财务管理学（00067）　 行政组织理论（00319）　 西方政治制度（00316）　 英语（二）（00015）　 领导科学（00320）　 公文写作与处理（00341）　 中国文化概论（00321）　 政治学概论（0031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中国行政史（00322）　 　 　 　 西方行政学说史（00323）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星期六（10月 19日）

星期日（10月20 日）

上 午 9:00～11:30

下 午 14: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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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午 14: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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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星期六（10月19日）

星期日（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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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午 14:30～17:00

上 午 9:00～11:30

第5篇：近代史论文范文

一、著作类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著作很多，像东北经济区统治年鉴：我国历代人口之二――我国近代人口，金毓服的《东北通史》一书中也提及到了东北近代人口的现状问题，范立君主编的《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胡焕庸先生所著《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等，还有关于流民的专著池子华所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流民，作为一个人口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者在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近代流民的发生机制近代流民的流向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影响，通过对流民问题的透视，有助于读者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

人口史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此书三十余万字，不仅有中国二千多年以来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原因和特点分析，而且还包括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现有人口资料的评价和运用等均作了论述。在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研究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姜涛，其相关著作有：《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发表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几篇文章“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其中，《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人口流变的历史进程，并从时间和地域等方面着重对清朝前中后三期、南北方人口的发展变化作了细致的描述，深挖每一次变动的具体成因，为今后我国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姜涛同志所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包含了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增减、地域分布、人口流动态势、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构成、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等等，不失为一本系统且详尽的人口性著作，可以说揭启了近代人口历史的面纱。

此外，还有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和一些文献类“中国人口”丛书著作：《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7.12）、《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8.10）、《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则政治经济出版社1989.4），其中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一书第一次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人口史进行了探讨。这是一部以中国近代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学术专著。

二、报纸论文类

对于社会史中人口史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到过的著作外，还有一些文章论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东北近现代人口史的研究，如：胡焕庸的“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再探―兼评中国人口东北三省历史人口部分”、王晓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刘金福（吉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近代东北俄侨人口状况的历史考察”等，其中“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一文讲述了近代，特别是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的迅速增加。文中强调了大规模移民是近代东北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对于东北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人口组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相关的学位论文，如：论文集“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陈彩章所著.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6册.上海：上海书店，1930）、浙江大学范立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吉林大学人口学硕士田步伟的学位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吉大刘新荣的博士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任启平，陈才“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百年变迁研究一人口、城市与交通发展”等等。其中，“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结合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多个角度对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探讨了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及变动趋势、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对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期刊类

期刊中包括人口史的文章主要有：姜涛的“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研究，1994，（03）.）“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1994，（04）.）、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初探”（学习与探索，1983年06期）、刘新荣的“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白学刊2012年第1期2012总第163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王国臣的“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学刊2006年第2期总第156期，延边人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延吉133002）、徐德莉的“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总第233期）、王晓峰的“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民浅析”（东北亚论坛，2000.4.）、高乐才的“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历史动因探源”（东北师人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总第214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还有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总第120期王杉“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由茅家琦和池子华合作的“探索中国近代人口演进的历史轨迹―中国近代人口史简评”、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其原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现已收入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杆1983年版）、阴山学刊2006年12月第19卷第6期由高忠芳，侯德仁发表的（苏州人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021）“铁路发展与近代人口流动”、宫玉松的“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山东财经学院社会科学部）等等。

第6篇：近代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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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星期六）

4月19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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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近代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冯契；李泽厚；智慧说；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近代哲学史

冯契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哲学史家。他的“智慧说”哲学体系的建构，是与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相联系的；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则是与他的“智慧说”哲学体系建构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哲学与哲学史的内在关联，用他的话说就是：“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1)因此，对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仅仅从哲学史的视角来衡论和评价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智慧说”哲学体系的视角来加以考察和阐发。本文即从“智慧说”入手论析冯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考察其思想路径，昭显其内涵拓展，以深化对冯契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探讨和理解。

一20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代表性个案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转换时期。当时中国哲学史学界受时代思潮推动所呈现的普遍性倾向，就是力图走出原来的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即“两个对子”)为主要问题的本体论研究框架，而改换为以范畴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认识史研究框架。范畴作为哲学内在的思维形式，是哲学思维之网的网上纽结，体现的是哲学发展超越于经验性和历史感的抽象一面。这种新的研究范式，解构了长期以来哲学史与现实政治的纠结，凸显了哲学史的思想内涵与内在逻辑，推进和深化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但这也给中国哲学史研究带来了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范畴所具有的超越性和抽象性，使中国哲学史研究更注重哲学自身的逻辑演进，导致了哲学史与社会历史的疏离；二是范畴史意义的凸显，使中国哲学史研究专注于范畴史研究，遮蔽了问题史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值得重视的是，在这种学术大势下，有两位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保持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路径：一位是李泽厚，另一位是冯契。对于这两位哲学史家，人们会感到他们的思想差异很大，似乎没有什么可比性，因而尽管两人影响都很大，但却一直没有研究者做这种比较工作。然而，如果就他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框架来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在不同之中又有其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们都自立于中国哲学史学界这种普遍性倾向之外，来书写自己从古及今的中国哲学史。这就有了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也就有了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这些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也使它们的作者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代表性个案。

李泽厚和冯契为什么能够不为当时的学术大势所左右，而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独树一帜呢？关键一点，就在于他们在开展中国哲学史研究时，都有过个性化的哲学思考，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各自的理解，并力图依据这种理解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正是这种独立自得的哲学思考，使他们没有把自己融于中国哲学史学界这种普遍性倾向之中，而留下了各自特色鲜明、影响很大的中国哲学史著作。

当时的李泽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肯唯物史观，而不认肯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应该回到历史唯物论(唯物史观)。应明确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辩证唯物论等等是后来推演出来的)。”(2)而对于唯物史观，他又有自己的理解，认为可分为科学层次和哲学层次。在科学层次上，历史唯物论具体地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问题，或分化或渗入或成为许多专门的社会科学学科；而“就哲学层次说，历史唯物论即主体性的实践哲学，或称人类学本体论。它应包含工艺社会结构(人类学主体性的客观方面)和文化心理结构(人类学主体性的主观方面)这样两个方面”(3)。在这两个层次中，他更重视哲学层次。从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出发，李泽厚“试图改变一下中国哲学史陈陈相因的面貌”(4)，既不从哲学问题来讲中国哲学史，也不从认识史来看中国哲学史，而是从文化心理结构来谈中国哲学史。他说：“我研究中国思想史既没用唯物论唯心论斗争史，也不用认识论史”(5)；“我想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等角度进行研究，也就是说，把中国哲学史放在文化心理结构中加以展开和探讨。我希望这种研究能略有新意”(6)。正是这样，他把自己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三部代表性著作，不以“哲学史”命名而以“思想史”命名。

关于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中国学术界曾在1983—1984年展开讨论。通过这次讨论，厘清了哲学史与思想史各自的内涵：哲学史属于哲学学科，所研究的是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主要探讨哲学自身的范畴与问题在历史上的逻辑开展；思想史则属于历史学学科，主要探讨人的精神生活发生发展的历史，走向了对社会生活中的思想、意识、观念、群体性心理的具体研究。(7)李泽厚的三部中国思想史论，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其实还是一种哲学史著作。他之所以将其命名为“思想史”，是想在“思想史”的名称下独树一帜，凸显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众不同的特色。正如他所说：“我写的这些文章不敢自称哲学史，但哲学史既应是‘自我意识的反思史’，那么对展现在文化思想中的本民族的心理结构的自我意识，也就可以成为哲学和哲学史的题目之一。我所注意的课题，是想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粗线条的宏观鸟瞰，来探讨一下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8)

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李泽厚全然不同：不仅认肯唯物史观，而且认肯辩证唯物主义，强调“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9)。他在建构“智慧说”哲学体系时，特别强调自己“相信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10)，强调自己是“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进”(11)，强调自己是“用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来解决知识和智慧的关系问题”(12)。这也就是说：“《智慧说》以心物、知行关系问题作为出发点，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来阐述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辩证法，亦即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13)在他看来，“智慧说”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即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仍然是认识论问题；只是“智慧说”所讲的认识论，不同于传统的“狭义的认识论”，而是一种“广义的认识论”；这种“广义的认识论不应限于知识的理论，而应该研究智慧的学说，要讨论‘元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14)。

冯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正是与“智慧说”哲学体系相结合而展开的，即“从认识论角度看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15)，并从“广义的认识论”出发提出哲学史研究应当注意阐明的四个问题：“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16)在他看来，“智慧说”主要就是要回答这四个问题，而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也主要是考察这些问题、特别是后两个问题在中国哲学历史中的提出与开展。因此，冯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虽然也十分重视历史上的哲学范畴，但其所指向的不是当时中国哲学史学界都在讲的哲学范畴，而是当时大家都不去关注的哲学问题。

二以“逻辑发展”阐明中国古代哲学史

“智慧说”既是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子前进，那就十分重视唯物辩证法，特别重视辩证逻辑。这种对辩证逻辑的重视，对于冯契来说，不只是通过课堂和书本获得的，更是通过投身革命斗争的实践感悟和体会到的。在《〈智慧说三篇〉导论》中，他谈到了《论持久战》对他及一身抗战的革命青年的深刻影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是在山西抗战前线读到的。这本书当时给前线战士带来的兴奋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没有亲身经历、体验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出来的。抗战初期，因为平型关、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许多人盲目乐观，以为抗战不要太久就会胜利结束。但接着打了许多败仗，日军长驱直入，很多城市沦陷了。在前线，我们亲知国民党那些杂牌军确实腐败得不得了，而我们游击队的力量又还比较弱小。抗战的前途究竟如何？使大家感到困惑，存在着许多思想问题。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出来，给大家指明了前途，使我们豁然开朗，解除了困惑，那种兴奋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这本书以其理论力量一下子征服了我们，它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基本要素，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中什么是优势的可能性，中国人将如何通过持久战来最后获得胜利。记得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完全被吸引住，一口气就读完了，后来又反复地读。《论持久战》特别使我感受到理论的威力，它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完整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可以说，这本书是继《资本论》之后，运用辩证逻辑的典范。”(19)在这里，冯契实际上阐明了《论持久战》的双重意义：第一重意义在于，《论持久战》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内在矛盾、演进规律与发展大势，这层意义是就全中国的抗战军民而言的，具有普遍性；第二重意义在于，《论持久战》对辩证逻辑作出了典范性运用，这层意义是具有哲学素养的冯契在亲历的革命实践中所感悟和体会到的，是一种特殊性。换言之，《论持久战》的双重意义，是冯契以抗日战士和哲学学者的双重身份读出来的。这种对辩证逻辑的特殊感受，深刻地影响了冯契后来的哲学探索。在《智慧说三篇》中，不仅《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一书专论辩证逻辑问题，而且《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两书实也贯穿着辩证逻辑的方法。

正是这样，冯契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十分重视辩证法的运用，强调以辩证法来疏理和揭示中国哲学历史的逻辑进程。这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中，体现得尤为显明。该书《绪论》的第一段即言：“本书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在这个领域里，前辈和时贤已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只是想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用粗线条来描绘一下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合乎逻辑地发展的轨迹。”(20)这就是说，描绘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合乎逻辑地发展的轨迹，以“逻辑发展”阐明中国古代哲学史，正是他这部中国哲学史与诸家中国哲学史的一个根本性区别。

由此来看哲学史，冯契认为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就表现为一系列哲学思想的“圆圈”。这种哲学史上的“圆圈”，实即历史上不同哲学思想间的近似螺旋上升的内在联系，是对哲学发展内在逻辑进程的辩证法和规律性的形象化表达。他说：“哲学史体现了认识的矛盾运动：哲学家们所争论的问题就是矛盾，某个矛盾产生、发展、解决了，另一个新的矛盾又产生、经过发展得到解决……这是一个在循环往复中前进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就表现为黑格尔、列宁都说过的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形的曲线。”(30)由此，他提出了哲学史研究的总目标和总程序：“我们研究哲学史，首先要把握哲学历史发展的根据以及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接着要具体地考察围绕着哲学基本问题而展开的各哲学体系之间的斗争，对每个哲学体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具体分析，并揭露它们的认识论根源，以便清除其外在形式，把握它们的基本概念，把这些互相矛盾的体系分别地作为人类认识运动的某个环节来进行考察；再把它们综合起来，看矛盾在实际上是如何发展的，如何经过曲折斗争达到比较全面、比较正确的解决。于是，发展就表现为一系列的圆圈，哲学史就表现为近似于螺旋形上升的曲线。”(31)在这里，他对哲学史上的“圆圈”作了专门的界定，指出这实际上是主张以认识史来把握哲学史的辩证方法。现在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哲学史研究中讲“圆圈”是对哲学史的主观化、简单化论说，这实是由于对这种辩证方法不理解或不懂得而产生的误解。

具体到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进程，冯契提出了“两个圆圈”的观点。他说：“中国古代哲学开始于原始的阴阳说，先秦时期争论‘天人’、‘名实’关系问题，由荀子做了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总结，达到了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仿佛回复到出发点，这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圆圈。秦汉以后，哲学上关于‘有无’、‘理气’、‘形神’、‘心物’等问题的争论，由王夫之作了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总结，在更高阶段上达到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完成了又一个圆圈。我以为，中国古代哲学主要是这么两个圆圈，而这两个圆圈又可以分成若干更小的圆圈。”(32)在他看来，这“两个圆圈”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则显示出中国古代哲学具有特别悠久的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传统，在战国时期和明清之际形成了两个高峰；二则显示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共性的一面，这“两个圆圈”与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勾画的西方近代哲学的“三个圆圈”相比较，可以看出人类认识运动的必经环节。

冯契的这些思考，构成了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观。这一哲学史观是他从“智慧说”的“广义的认识论”出发，考察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结果。从一般意义上看，冯契的这一哲学史观，如他所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而从具体形态上看，冯契的这一哲学史观，则是他从“智慧说”这一个性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出发对中国古代哲学史所作的反思，而这一反思又为“智慧说”的建构提供了哲学史的根据。在这里，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所说的“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的含义。《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就是这一哲学史观的具体体现。

正是基于这一哲学史观，《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成为了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哲学通史著作。这部哲学史，以“逻辑发展”阐明中国古代哲学史，力求在纷繁复杂的哲学历史中发现内在的逻辑进程，凸显了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问题、辩证法与规律性，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一样，是由中国哲学家写出的个性化的中国哲学史。当然，既是个性化的写作，偏至之处不可避免。其中值得商榷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并不在于有的研究者所批评的对中国古代哲学史逻辑进程的强调，而在于把中国古代哲学史作了认识论化的理解。这种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认识论化，一方面凸显了中国古代哲学中体现了“广义的认识论”的哲学问题，重视其中可以纳入“广义的认识论”的思想资源，特别揭示了中国古代哲学在辩证法、逻辑学和培养理想人格方面的成就，许多内容是其他哲学史家所不曾关注的；但另一方面又遮蔽了不属于“广义的认识论”的哲学问题，忽视了难以纳入“广义的认识论”的思想资源，如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等方面的内容就未能充分纳入或基本没有纳入。相比之下，倒是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由于强调对“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先秦时代主要是“政治论的社会哲学”(37)，所提出的问题和所探讨的内容显得更有新意，因而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产生了大得多的影响。

三以“革命进程”阐明中国近代哲学史

对于这种偏至之处，冯契在继《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之后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及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两书中有所矫正。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与《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可以称作兄弟篇。两书合而观之，成就了一部完整的个性化的中国哲学由古而今的通史；但细读两书，又会发现其间的不尽相同之处：前一部哲学史讲问题，更着重于哲学史的逻辑的一面；后一部哲学史讲问题，则更强调哲学史的历史的一面，且特别强调中国近代哲学史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大变迁的联系，强调那些来自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大变迁的时代问题。这一点，冯契自己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后记》中有过明确的说明。他谈了自己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密切联系和由此而来的特殊感受：“我的前半生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度过的，在那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中，许多进步思想家用鲜血、用生命写下了哲学的诗篇，曾使我深受感动和鼓舞。在这时期从事哲学的知名学者中，还包括有我曾亲聆教诲的老师。我对这一逝去的历史时代的思想家们是精神相通、血脉相连，有着特别的亲密关系和亲切之感的。”(38)他进而指出了这种联系和感受在书中的反映：“我为‘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取了不同的书名：一叫《逻辑发展》，一叫《革命进程》。这是因为，虽然两书都是运用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但所取视角稍有不同，选材颇有些差别。在古代，我比较注重把握哲学家的体系，把它们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以揭示其中所包含的认识环节，前后联系起来考察其逻辑发展。在近代，由于现实经历着剧烈变革，思想家们一生变化较大，往往来不及形成严密的哲学体系。因此，我认为对近代哲学不要在体系化上作苛求，而应注重考察思想家们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独特贡献，看他们在当时提出了什么新观念来反对旧观念，从而推进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39)这是说，他是以“逻辑发展”阐明中国古代哲学史，继而以“革命进程”阐明中国近代哲学史。

正是这样，在对中国近代哲学的研究中，冯契固然仍旧强调哲学史的内在逻辑，但却给予了影响哲学史的社会历史因素以更多的重视。从哲学史的内在逻辑看，冯契指出：“中国哲学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独立发展，有着深厚的传统和民族特点。中国近代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在近代的合乎逻辑的发展。”(40)如果说，中国古代哲学在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上，集中探讨了天人之辩、名实之辩、心物(知行)之辩、理气(道器)之辩四个问题；那么，中国近代哲学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对这四个问题展开了具有近代特色的思考与论争。但是，在这些中国哲学发展的自身问题之外，他强调中国近代哲学家还有对时代大问题的思考和探讨。“哲学要把握时代脉搏”(41)“哲学要回答时代的问题”(42)，这是冯契两篇文章的标题，也是他对中国近代哲学史进行理解和阐释的一个基本点。

时代向中国近代哲学家提出了什么大问题呢？冯契指出：“在中国近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获得自由解放，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和奴役？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这一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关于‘古今中西’的论争，实质上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斗争的反映。”(43)因此，他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哲学，首先要看到这一特点：中国近代史上很多思想家是爱国者，是革命家，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他们的热情、意志、思想都集中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表现为政治思想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44)他甚至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有成就的思想家并不是专门研究哲学的，他们研究哲学主要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45)在他看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是中国近代哲学的特殊问题，也是中国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其所以为特殊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是以往数千年的中国哲学发展所不曾探讨过的；其所以为根本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贯穿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全部历程，并制约着中国近代哲学家对历史观、认识论等问题的回答。正是这样，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十分重视把握“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以此为纽结来考察和揭示中国近代哲学的展开。这是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与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

这种对影响哲学史的社会历史因素的重视，还表现在以“哲学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主轴线。这种对“哲学革命”的强调，不仅从《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书名上鲜明地体现出来，而且在书中的章名上也显著地标示出来。全书正文共四章，除第一章题为《中国近代哲学的前驱》外，第二章题为《哲学革命的进化论阶段》，第三章题为《新旧思潮之激战和哲学革命开始进入唯物辩证法阶段》，第四章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专业哲学家的贡献》，都是对“哲学革命”进程的具体表达。冯契所说的“哲学革命”，是指哲学发展中的渐进过程的中断和由此而来的质的飞跃及新质的扩张。这一观念世界的变革，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相联系、相伴随，是由此而来的“古今中西”之争的理论反映，并成为现实世界变革的哲学先导。他对此有明确的说明：“在中国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由自发到自觉，与之相适应，中国人民的革命的世界观由自在而自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哲学领域就表现为一场哲学革命。这个哲学革命的胜利成果，实际上就是根源于中国人民的实践的革命世界观取得了科学的形态，从而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了理论的准备。”(46)而“哲学革命”的成果与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历史观和认识论上。他指出：“为了解决‘古今中西’之争，就必须认识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如何从过去演变到现在、又如何向将来发展这样的规律性，因此历史观的问题在中国近代就显得非常突出。同时，要回答‘古今中西’之争，就必须把从西方学到的先进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便付之于实践，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即知与行、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在中国近代，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哲学论争，集中地表现在历史观和认识论这两个领域，这是同哲学要回答‘古今中西’之争密切相关的。而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伟大成果，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正确地解决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古今中西’之争，也就是正确地回答了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于是哲学革命就成了政治革命的先导。”(47)

这样一来，冯契对于中国近代哲学史，不再像对中国古代哲学史那样作认识论化的理解，而赋予了更广阔的思想空间和更丰富的思想内涵。由于关注“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使政治哲学问题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中凸显出来。龚自珍对封建社会“衰世”的揭露批判，魏源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倡导，洪秀全、洪仁玕在神学外衣下阐发的革命世界观，康有为所主张的大同思想，谭嗣同所高呼的“冲决网罗”，章太炎的民族主义与革命观念，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与社会理想，李大钊、陈独秀由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毛泽东的经过人民民主专政到达大同之路，这些政治哲学内容都在书中得到了一一介绍和衡论。与“古今中西”之争相联系，同历史观问题关联在一起的文化观问题，也在书中得到了重视和阐发。书中第三章和第四章，有《五四时期各种思想流派的自由争鸣》《鲁迅：战斗的唯物主义在文化战线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思想的批判研究》诸节，主要内容都涉及文化观问题。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文化观的探讨与论争，尽管不是直接针对天人之辩、名实之辩、心物(知行)之辩、理气(道器)之辩而来，但对于中国近代的“哲学革命”亦有着重要意义。如对于新文化运动及其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他就从哲学上予以了很高评价，认为：“新文化运动激化了古今中西之争，加速了中国哲学近代化的步伐。‘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虽被某些人视为过分激烈了，但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至于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当然包括多方面的意义，但就哲学的近代化来说，就是要求在思维方式上用科学方法取代经学方法，在价值观念上用近代的自由原则取代封建的权威主义。所以，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哲学在近代化进程中的批判对象和战斗任务更加明确起来了。”(48)这就揭示和肯定了新文化运动之于“哲学革命”的重要意义。

在冯契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中，进一步发挥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这些特点，思想空间有了进一步拓展，思想内涵有了进一步丰富。从全书框架上看，正文共分三编，第一编题为《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准备阶段》，第二编题为《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进化论阶段》，第三编题为《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阶段》，这就更加鲜明地凸显了“哲学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哲学史主轴线的一以贯之的意义，并由此以“哲学革命”为标识对中国近代哲学史作了更明确的阶段划分。从全书内容上看，书中对中国近代的许多思想论争进行了专章或专节的介绍，其中既有哲学论争，如问题与主义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也有包含哲学内核或具有哲学意味的思想论争，如以《翼教丛编》为代表的封建反动思潮对维新变法思想的攻击、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旧制度旧文化的批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伪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批判、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戴季陶主义、陈立夫“唯生论”和蒋介石“力行哲学”的批判。这些思想论争的内容，更能显示中国近代哲学家对“古今中西”之争的开展以及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的解答。今天的人们如果能够认真读一读这些内容，对思考21世纪中国的前进道路和文化发展，是会有启迪作用的。诚如冯契的学生和助手陈卫平所说：“虽然这部著作以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为编写的基本思路，但与后者相比，依然有其独特的价值，这就是更为广阔地展现了中国近代哲学的丰富性，更为深入地揭示了中国近代哲学的嬗变轨迹。”(49)

平心而论，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比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更富于启发性。其中有两点启示，不只涉及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而是关系到对全部中国哲学史的理解和把握，尤其值得今天中国哲学史研究者重视。

启示之一：冯契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哲学史上的两种提问方式及由之而来的两类问题：一种提问方式及其问题来自哲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开展，另一种提问方式及其问题则来自社会历史。如“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古今中西”之争，就是来自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而不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也非西方他亦有之的内容。由于黑格尔哲学史观的深刻影响，在哲学史上的这两种提问方式及其问题之间，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往往更为关注前者，而不大关注后者，甚至认为后者不属于哲学问题，最多只能算是思想问题，根本就不是哲学史的研究对象。这就使得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总是停留在纯粹的哲学范围里，而不甚关注那些直接来自社会历史的提问方式及其问题，缺乏由形上世界走向生活世界的兴趣。其实，这些提问方式及其问题，同样是值得中国哲学史研究者重视和研究的，同样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这些问题进入到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中国哲学史研究才能保持同社会历史、同生活世界的更为密切、更为鲜活的联系，才能保持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根性，也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拓展自己的思维空间。特别是环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鸦片战争以来一代又一代先进中国人上下求索，在中国思想世界留下了深深浅浅的无数足迹。当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功地走过70年光辉道路的时候，去回溯这些思想足迹，从中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其意义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尽管这些问题没有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出现过，更不曾在西方哲学史上出现过，也不是那种纯概念纯逻辑的东西，但却有自己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有自己激动人心的地方，有自己值得中国哲学史研究者认真研究、反复发掘的思想底蕴。一个关注中国历史命运和未来发展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尤其应当关注19—20世纪中国哲学中这些直接来自社会历史进程的哲学问题，关注这些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

启示之二：冯契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有两种传统：一种是古代传统，另一种是现代传统。在他那里，这种现代传统称之为“近代传统”。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当然有着自己一以贯之的传统，中国近代哲学正是中国古代哲学在近代中国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传统并非是一成不变、永远如此的，特别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变革，促成了新文化的兴起和中国近代的“哲学革命”，使得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也使得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传统出现了更新。从中国文化传统上看，他指出：“中国近代是中西文化冲撞、汇合的时代，西风东渐，文化的渗入，思潮的传输，在中国这片国土上形成了既不同于古代中国又不同于近代西方的特点。……中华民族历来是富于创造性的民族，近代严峻的历史条件的挑战，更激发了她的创造性。所有这一切，即古代文化传统在近代的转变，西方文化的传入及其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近代民族文化的独特创造，就构成了中国近代的文化传统。”(50)因此，他提醒人们注意中国文化传统在19—20世纪的更新，提醒人们重视中国文化的近代传统。他说：“一谈到传统，人们往往就想到古代传统，如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自孔子以来有2000多年的儒学文化传统，我国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儒道两家(或儒释道三教)相互作用的历史，等等。不错，我们有悠久的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这是足以自豪和需要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但是，构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却不是原封不动的古代文化传统。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生活中依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形的东西。所以，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首先应注意的是自1840年以来100余年间形成的近代传统。”(51)与之相联系，从中国哲学传统上看，他指出：“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哲学传统，在近代、在20世纪，已发生了很大变化。”(52)又说：“中国近代哲学既是古代哲学的延续，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形成了新的近代传统。……哲学革命还在继续着，而近代的传统(不论是成果，还是遗留问题)，都明显地影响着当代人的哲学思维。”(53)冯契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的思想，为衡论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运用这个参照系，能够有效澄清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能够深刻理解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既关联又变革的复杂关系。

正是这样，与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相比，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更能把鸦片战争以来的时代进程和哲学历史准确地结合起来，从纷繁复杂的时代进程和哲学历史中揭示出中国近代哲学的内在逻辑和变革特征，深刻阐明中国近代哲学开展所取得的超越前人的思想成就，因而更具有思想的深度和理论的力度。特别是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展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两人的历史疏理和思想评价大相径庭：冯契通过自己投身中国革命的亲身体验，认肯毛泽东阐发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强调这是“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最主要的积极成果”(54)，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中予以了详细阐发和高度评价；李泽厚则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贬抑毛泽东的“实践论”对建构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重要作用，以为这些都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哲学思想，只有所谓“回到历史唯物论”才是正道。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冯契是以“革命进程”来阐明中国近代哲学史，而李泽厚则是怀着“告别革命”心态来衡论中国近代哲学史。

四走向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研究

在撰写《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及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两书之后，冯契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探索，于20世纪90年代初主编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开始由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走向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研究。在这方面，由于天不假年，冯契没有能够留下更多的著述；但在为这套丛书所撰写的总序中，表达了他在这方面的新思考。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研究与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当然有着一定的联系，但两者又有着不同的视野、内涵与意义。对于这一研究的视野、内涵与意义，冯契在丛书总序中作了明确的说明，指出：“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一百余年间，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和民族危机，中国社会发生了甚至春秋战国时代也难以与之相比的激烈动荡和深刻变迁。这是一个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专制走向民主，由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折时期。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中心问题，中国的思想界不断掀起轩然大波，形成了思潮蜂起、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略举荦荦大端，其中即有进化论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科学救国思潮、平民教育思潮等等。在短短百年间，特别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数十年间，如此多的思潮纷呈涌动，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可以说是没有前例的，它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条件下，思想的空前活跃，争鸣的空前激烈，精神的迅速高扬。就具体的思潮而言，它们可能是有得有失，有积极面有消极面，有的甚至可能是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但是，思潮蜂起的总画面表现了民族精神在寻找救国救民、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正是在这一长期艰苦的探索中间，形成了值得珍视的近代文化传统。”(55)在他看来，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与中国近代哲学史相比，有着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和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有着更多的不属于哲学逻辑而属于社会历史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却往往更能反映19—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走向，更能体现那个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激动人心的年代，更能贴近并把握那些艰难岁月中跃动不息的时代脉搏。“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的回答，中国文化传统由古代而现代的更新，都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纵横起伏的诸思潮相激互动中实现的。因此，冯契对于这套丛书的出版，感到“很令人高兴”(56)。

当然，冯契也看到了这套丛书撰写的艰难性和方法的探索性。特别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应当有别于哲学史及一般思想史，需要加以认真的探索。在丛书总序中，他对自己的有关方法论思考作了阐明：“收入本丛书的著作，它们所研究的，可以主要是哲学思想，或者政治思潮，或者文化及宗教思潮，即每一部著作的侧重面可能颇不相同，但作为丛书整体，强调的是社会思潮。换句话说，不管这些思潮的侧重面在哪里，它们都是对整个社会发生广泛影响的思潮，而不是只在狭窄的专业圈之内发生影响的理论。所以，收入本丛书的著作与一般的近代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将有很大的不同，它常常需要跨越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乃至俗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从而反映出社会思潮自身的广度与深度。在方法上，本丛书注重研究在中国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思想如何传入并影响中国，而中国古代传统又如何被发掘、继承及转化，从而使形成的一系列社会思潮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富于民族特点。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社会思潮是在西方同类思潮的传播下发展起来的，所以为了把握它们的近代民族特点，又需要通过中西比较的途径。”(57)在他看来，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研究与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具有不同的特点，是一个比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更为广阔、更为复杂、更为生动的研究领域，在这里需要更多地重视社会历史因素。

第8篇：近代史论文范文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

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端的“革命”话语由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革命”话语体系框架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革命史、政治史给于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不够，对统治阶级活动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阶级斗争观点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以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成为了一元线性公式。”同时对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从近代意义的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对暴力革命、革命破坏过于重视，相对忽视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学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内涵进一部丰富，“革命”话语更加圆满丰韵。耿云志曾提出“我个人一向以来把清末以来开始的，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斗争，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前进运动”。革命固然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没有这种暴发，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含义不仅包含破坏部分还包括建设部分。笔者认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弥补了以前革命话语的不足。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反清战士和民主立宪战士是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而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忠诚的君主立宪者试图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做的种种尝试，以及他们同民主立宪合流之后所作的有关努力亦属于清末政治革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有关政治革命的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见识和眼力，作者吸取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拓宽了“革命”话语的研究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要求改进和突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输入的结果。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学术一般认为，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纪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唯物史观，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反动思潮。在那种学术语境中很难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吸取其合理内核。1980年代后以罗荣渠等学者为代表，对近代化理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下，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构架”。也有学者认为“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少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都可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比较全面公平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种弊端在大陆的中国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说这种弊端在大陆中国近代史现实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二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从现代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目前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的说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为学者服务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表达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宽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科技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关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主线及解释体系等方面做了具体介绍，认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起到了改造原有的学科体系的作用，丰富了原有学科的主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结构。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冲击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改造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多种话语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能逐渐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干预。

第9篇：近代史论文范文

2015年10月湖南自考时间及科目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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