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哲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系统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岳霖问题；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话语系统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4-0234-02

一、金岳霖问题：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提出及其表述方式

金岳霖问题，是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来的问题：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写法，到底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这一问题的提出，看似只是拷问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体例，实际上暗含的是对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哲学学科本身的关照。对这个问题的解析，就自然会得出系列疑问：中国有哲学吗？中国哲学这个学科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是否合法？中国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同时存在，彼此关照？何种哲学史的写法才是普遍的、合法的写法？如果需要再继续追问的话，我们写出来的哲学史要干什么？要给谁看？谁来阅读和品评它？

对此问题的分析，使得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三个概念：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这三个概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哲学”这一概念，来自近代日本对于西学“philosophy”的翻译，有了“philosophy”这样的学科之后，才有了中国哲学这样的称谓，即“Chinese philosophy”。那西方哲学难道是“western philosophy”吗？“philosophy”本来就包括从古希腊哲学以降的西方哲学，我们参照对“philosophy”理解去寻找中国传统中的哲学思想，然后将其梳理成中国哲学自己的实质系统，中国哲学在“philosophy”的体例下重写自身，也就是说用“philosophy”的形式系统来表述中国传统的实质系统。我们的中国传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与“philosophy”相近或者相类似的东西往往都蕴涵在国学这个大的范畴下，如果我们说中国哲学研究中国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习惯，那么中国哲学史又与中国思想史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们不关照由历史发展而来的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只是从概念本身予以考察的话，问题似乎很简单，哲学是一个上位概念，这个上位概念下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也就是说关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构词方式和表述方式是一样的，都是“种加属差”，哲学“philosophy”是种，中国与西方是属差。于是我们可以自然地认为，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借此而认为中国哲学可以与西方哲学分庭抗礼，共同达到“世界哲学”的高度。如果问题有如此简单的话，胡适当年就不会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因为关于这三个概念的关系问题，不简单的是个逻辑问题，更是个历史问题。

二、金岳霖问题其实是金岳霖悖论

金岳霖问题本身暗含了一种西方哲学的形式系统与中国哲学实质系统之间的悖论。

首先，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如果单就“philosophy”来看的话，中国是没有希腊那种“philosophy”传统的，固然我们可以以求同存异的方式来处理各自的历史，认为人类的思维演进的历史进程具有中契合性和一致性，人类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历史时段所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只不过面对问题的人和界定与思维问题的注意力和方式不同，所以在那些共同的问题与对问题的共同思考之中，我们可以将其提取出来，视之为人类思维的普遍性问题与规律，然后命名为“philosophy”。但这样一来，我们其实是改变了概念自身的历史进程，而试图对历史做出新的诠释，这是面向未来的创造，却不是面向过去的阐释。回到这种我们民族所缺少的“philosophy”这个传统上来，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一个自己本来没有的传统去重新打碎并再次组装自己固有的传统，对这一问题我们不光要追问其何以可能的问题（这是哲学经常使用的提问方式），还要追问其何以必要的问题。

其次，金岳霖问题的逻辑前提是西方话语的，这一话语必然导致悖论的产生。因为如果西方人写一部西方哲学史，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答的，你问作者，你写的是西方哲学的史，还是西方的哲学史？不言而喻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西方哲学的史就是西方的哲学史，二者在形式系统与实质系统上是融合的，不存在上述的分歧。

最后，冯友兰与胡适的解答其实具有一致性。冯友兰自诩其哲学是“新理学”，是旧瓶装新酒，突出的是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是与理学一脉相承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则以西方哲学的体例和关心的问题系统对中国哲学做出梳理，但却没有继续写下去？我的理解是因为按照这种逻辑要么写不下去，要么写下去之后就失去了中国哲学一贯的味道。之所以说冯胡二人对金岳霖问题的解答具有一致性，是在于说明，面对中国哲学这样一个作为整体的文化传统，只有以其实质系统为内核，才能达到其与历史融合的路径上来，否则，只能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中国人自己看不懂也看不清的国产洋货。

三、悖论的根源及其解决的可能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开始被拉入了现代化的洪流之中。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体西用逻辑，到“德先生”、“赛先生”的民主科学的思想制度领域内的启蒙，以致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话语的滥觞。新文化运动剪断了旧有文化的脐带，对旧文化进行清算的同时，也打碎了传统文化及语言系统的整体性和个性。与此同时，批判传统文化，以外来文化重新界定和分析中国问题成为五四以来逐步形成的一个话语传统。似乎不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乃至言说方式，我们中国的问题就说不清楚，我们中国的传统就无法适用。西学东渐所留下来最深刻的痕迹就是话语的痕迹。

这种话语的痕迹在树立西方思维方式和学科体系的同时，全面清理和驱逐着中国传统话语，以至我们引经据典最权威的最好的莫过于使用和称道康德黑格尔，而不是如传统的文人那样高呼“子曰”。当然，这里不是要批评西方话语本身，而是批评这种对西方话语的迷信。这种迷信体现在，我们似乎只有用西方的理论才能解释清楚中国的事情。同时又不无讽刺地表现在：其一，我们所建立的各种新兴的学科，却不得不面对一个难堪的事实，那就是，所有的西学都不得不面临本土化的难题。比如，法学更多的是一种西方法学在中国而无真正的中国法学，社会学更多的是在讲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社会的各种品评与分析而无真正的中国社会学。我们难道真的面对着一个如此创新的时代，以至我们的祖先与我们没有丝毫的关系，除了给我们留下那些无用的传统文化和留在我们身体内的血脉？诚然，这是一个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但这个问题现在表现出来的却是如此的逻辑。其二，既然有如此众多的学科和理论体系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和生活幸福作出解释保驾护航，但每每我们用既有的西方理论模型所分析出来的结论却每每落一个“中国例外”的注脚，这又是为什么呢？学者们声称要用西方的理论去解释中国的现实，对于西方的理论却予以工具性的理解，西方的理论发生于其自身的现实之中，而我们又有多少人了解其中的历史社会背景，如果使用这种我们并不清楚其来龙去脉的理论和方法，谁又可以保证它对于中国的解释不是一种鸡同鸭讲的可笑对话呢？

我们看到，相对于中国文化，由于近代的落后，这种似乎被证伪的文化形态之于西方的关注者相比较西方文化之于中国的关注者来说，是一种凤毛麟角相对于趋之若鹜的不对称性。相对于中国文化，由于近代的批判，这种看似是老祖先遗留下来的老古董之于当下的中国人来说相比较西方文化之于当下的中国人来说，又是一种遗老遗少相对于时尚风潮的不对称性。近些年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可能在表面上把一些中国文化的不合理方面都有所记忆，但在其内在逻辑上，这是一种返本和踏实。我们只有当对自己的文化有足够的理解和践行，才能找准时展的脉络，从文化的内在自觉走向民族的真正崛起。

就广义而论，金岳霖悖论是近代中国学科体系建立过程中的悖论，毕竟我们所建立的东西在名目上是从无到有的，但就实质而论，这种建立也必须在民族文化的内在发展逻辑中予以展开，这是解决现代化与民族化问题的必由之路。

就狭义而言，金岳霖悖论之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一个深层次的话语系统建构的问题。落到细节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除了与西方哲学基本概念的对接存在问题之外，比如中国哲学中的“道”、“气”、“理”、“器”等的概念的翻译，有很多学者建议进行音译，这固然是一种最保守的方法，但这是针对西方哲学增加词汇的做法，关键不在于单词的独立性，而在于语言系统的自洽性，换句话说，即便我们把“道”翻译做“logos”，也不能说明中国的道就同于西方的“logos”，凡是进入这个话语系统的人，所需要看到的我们对于整个道的说明和解读，问题则在于说明和解读，而不单单只是单词的问题。

对于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三者的关系需要再次重申，以本文的分析来看，“中国哲学”的构词方式不应当是偏正式的，因为从历史根源上讲，“哲学”就等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是一个合成词，其独立表意，并不表示其是哲学即西方哲学的衍生物，它是中国的“哲学”，可以与西方哲学有相似的地方，也可以有它自己的独特性，从概念系统、思维习惯、表述方式、核心理念上都是一种异质的“哲学”形态。基于此，本文的建议是“中国哲学”，不应该再翻译做“Chinese philosophy”，而可以翻译做“Cphilosophy”，作为一新的词汇，以示与哲学的关系，不是上下位的概念关系，而是基于哲学而产生的独特学科。

参考文献：

[1]陈卫平:“金岳霖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求[J].学术月刊，2005，(11).

[2]陈来.关于“中国哲学”的若干问题浅议[J].江汉论坛，2003，(7).

[3]王中江.“范式”、“深度视点”与中国哲学“研究典范”[J].江汉论坛，2003，(7).

第2篇：系统哲学论文范文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冯友兰先生毕生的学术追求。“阐旧邦以辅新命”出自《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语。“旧邦”，即传统中国；而“新命”，则使传统中国之哲学精髓得以在现代重获新生。冯友兰在近百年的人生岁月中几经时局动荡、社会变幻，但始终不变的，是他时刻保持的高度的研究自觉。在中西方文明交错冲突、此起彼伏的时代，在近代中国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时代，冯友兰选择了客观与清醒，将中西方哲学研究方法融会贯通，“西体中用”，为传统哲学赋予新的生命，并为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冯友兰；“三史”；传统哲学；重建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12—0129—03

收稿日期：2014—07—18

作者简介：曹翰林（1993— ），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文学院2012级文史实验班学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一、中国传统哲学存在之辨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东方哲学采用了“附带一提”的方式进行阐述，他眼中的东方哲学是“无论他们文化上的声名如何大、典籍的数量如何多，在进一步的认识之下，就都大为减低了”。［1］此番评价可谓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贬损与误读，并且这只是西方对中国传统哲学曲解的冰山一角。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大量的外来文化涌入中国。然而，在面对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质疑时，大部分国人却在犹豫中陷入了自我怀疑的困境，中国哲学的“危机说”一时兴起。

西方对中国传统哲学误读的存在是有其必然性的，究其根源乃是千百年来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塑造了中西方这样两种形态上截然不同的哲学体系。西方哲学自古希腊时起，便注重以逻辑、体系为主的哲学形态；而中国人自先秦诸子百家时起，注重的不是著书立说，而是以感悟、体察为主的非体系哲学形态。从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来看，西方注重理论思辨，中国注重知行合一。在呈现形式上，西方出现了明确的概念、范畴，而中国却并未出现独特的“哲学话语体系”，在近代解读传统哲学时，甚至存在对西方哲学话语体系的滥用和盲目崇拜。但我们不能将中国哲学思想的成就抹杀，陷入对于西方一味依赖，却对本土思想一味质疑、丢弃的怪圈中。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之精神》中用大量的篇幅阐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高明所在，在肯定传统哲学存在性的同时，将中西方哲学从根本上进行了区分。他将哲学分为“出世间底哲学”、“世间底哲学”和“超世间”、“即世间而出世间”哲学。出世间的哲学境界超越人生纷扰，乃“极高明而不道中庸”；世间的哲学注重人伦日用，太过现实、理性，又肤浅，乃“道中庸而不极高明”；唯有中国哲学，超越世间而又出入自然，若即人生而又若离百态，乃“极高明而道中庸”。因此，仅仅将中国哲学解读为出世、入世的为政理论或隐身山水的人生思考都是对中国哲学的肤浅理解。中国传统哲学虽源于对生活的点滴体悟，却早已在生命的层面上形成了理论的自觉。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同样提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2］人类的精神生活主要由自然、社会和个人组成，而对这三者的反思是国人对于自己生命概念的回环照应，再将哲学感悟反作用于精神生活中。

西方的逻辑思考只是哲学思维方式中的必备手段，而中国的生命的体察则是哲学最终要触及的目标。因此，对于传统哲学存在性问题的考证，如若像现今大部分讨论那样站在西方哲学平台衡量审视中国哲学或以外在形式判断中西方哲学之优劣，都是不合逻辑的伪命题。因而，笔者认为，真正的中国哲学是脱离了概念、逻辑和体系外衣的、形而上的生命体系，从独特的东方角度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分析才是最为科学的。

二、冯友兰“三史”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正名与重建

为什么我们会对自己的哲学体系提出质疑？仅仅是因为西方思想的冲击而一时兴起吗？蔡元培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言当中提出，写中国哲学史不得不去“依傍西洋哲学史”。传统中国对逻辑思维的概念较为轻视，导致了近代新儒家重解经学典籍时，不得不对西方的哲学体系有所依赖，不得不对西方哲学概念有所借鉴和参照。无法使用独立的研究方法重构中国哲学史是我们对哲学史发展不自信的一大原因。

对西方范式的引进与应用是重构哲学体系的重要前提。范式（paradigm）一词源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国哲学史在近代寻求突破的时候便引进了大量的西方范式作为体系重建。对待对中国哲学心存疑虑的人，冯友兰说道：“对于所有那些对中国思想史感兴趣的人来说，很可能会出现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哲学的固有特征是什么，它为世界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第二，人们常说，中国哲学缺乏体系，这种说法对吗？第三，中国哲学的发展这样的事是没有的，这种说法对吗？”［3］冯友兰写作《中国哲学史》时，正处于民国二十年，那是一个学术上相对自由、中西方文化强烈碰撞的年代，如何面对冲击我国本土古典文化的西方学说是各位思想家和学术大师都在思考的问题。在胡适等主流人士都在主张“全盘西化”理论之时，文学批评家钱钟书、思想家熊十力、哲学家梁漱溟等人都站了出来，主张中西融会贯通、“西体中用”，这也逐渐发展为“新儒家学派”的学术主张之一。正因如此，中国哲学在近代终于抛弃了千百年来固有的哲学思考方式，转而以西方的哲学体系范式来重塑本土哲学架构。作为第一批“新儒家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冯友兰也在“三史”的创作当中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基础理论、学说范式、阐释概念等。

要如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解读和体系重构？近代哲学史家如何在文化断层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又该如何面对西方对中国传统时空错位的解读？自清朝注重朴学时起，中国哲学思想便呈现出逐渐下滑的趋势，至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已经处在一个濒临停滞的时期。从历史上来看，自秦朝开始，每个时段哲学思想的爆发都是对先秦诸子的“轴心时期”思想的一种重构，或是增添以时代的新内容，或是对“轴心时期”思想的刻意误读或再造。中国近代对千百年来中国哲学的回顾正是对中国哲学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是对中国哲学进行重新阐释和理论重建，并整理、保留经典的完整性。

在冯友兰看来，“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3］他主张必须将形式上的体系和真正的体系区别开来：“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但如谓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则即等于谓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不成东西，中国无哲学。形式上的系统，希腊较古哲学也没有。苏格拉底本来即未著书，柏拉图之著作用时话体，亚里士多德时于各问题皆有条理清楚之论文讨论。按形式上的系统说，亚里士多德之哲学较有系统，但在实质上，柏拉图之哲学亦同样有系统。……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3］简单地被眼前的理论外壳所蒙蔽，进而将片段式、散落式的哲学理论生硬地融为一体，而忽视了其精神上的内在联系，这是哲学史家对哲学的一种错误继承。

“西体中用”虽有“中用”，却终归是“西体”，如何借鉴“西体”并转化为“中用”，思想家的智慧正体现在这转化的过程中。因此，冯友兰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重建上，始终以方法论的创新作为重建的核心。成熟的学科体系的形成需要有自己的基本构架、独立的研究方法、系统的理论知识结构和学科研究的自觉性。他在《冯友兰讲哲学》与《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中介绍了其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六种方法，即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和评述哲人哲学，构筑了较为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将理学研究方法延伸到哲学史方法论中，实现了方法论的中国化。他认为，真正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形式主义底方法”和“直觉主义底方法”，即“正底方法”和“负底方法”，将逻辑思考与直觉判断巧妙结合。同样，对于学科独立性的自觉，冯友兰将其体现在“疑古”和“释古”两方面。他说：“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即要消灭。”［4］在传统中国，经学是所有学术之首，如何摆脱经学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束缚是中国哲学独立延续发展的首要任务。虽然近代哲学会产生对于西方哲学思考范式的依附性，但是依旧保持着中国哲学的传统性。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并不会因为对西方产生了依附性而发生内容上的转变。

冯友兰的哲学史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体悟式方法和西方哲学概念化方法的一种融会贯通，实现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他说：“我生在一个不同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5］“我们现代所关注的，不是用一种文化来批评另一种文化，而是用一种文化来阐明另一种文化，因而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我们现在所注意的是东西文化的相互阐明，而不是它们的相互批评。应该看到这两种文化都说明了人类发展的共同趋势和人性的共同原则，所以东西文化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相互统一的。”［6］冯友兰的工作是“阐旧邦以辅新命”，要让中国哲学在保持旧有的同一性的同时，又不失新鲜的生命力量。这种新生的力量是冯友兰所赋予的，是哲学带给人的精神上和智慧上的力量。他说：“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7］

三、主流意识形态对冯友兰思想的制约

中国哲学史由最初的固守本土，到后来的一味追求西方，再到新儒家时期的中西结合，直至新中国时期的“以马释中”，其发展几经转折。建国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虽成功写就，但机械化和教条化的思维方式却成为冯友兰继续发展的绊脚石。冯友兰将“爱民族、爱国、拥护新社会、拥护共产党”等思想作为学术研究的主旨，将阶级斗争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使哲学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生硬地将哲学的性质与“党性”相连，这可以说是对哲学思想的一种戕害和湮灭。改革开放后，冯友兰也对自己当初的理论体系和写作真实目的提出了质疑并进行反思：“我不知道，这是走群众路线，还是哗众取宠，这中间必定有个界线，但当时我分不清楚……如果是附和一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吹捧，这就是伪，就是哗众取宠。”［5］

马克思主义化的哲学发展强制要求多元化哲学皈依于“马”姓门派下，使得中国哲学变成了四不像的尴尬事物，没有了古典生命化的哲学体征，同样没有了西方的重逻辑特点。多维度的解释方式有助于多角度地观察和理解中国哲学，从多维度逐渐变成一维度是解释道路的偏转。中国哲学史若想建立自己的理论优势，必须回归到“轴心时期”形而上的生命意识，并借助多方理论范式进行阐释，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新的突破。

冯友兰通过“三史”的创作，将中西理论融会贯通，让中国传统哲学得以现代化，使中国哲学体系趋于完整化，同时又推动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后人再无需纠缠于西方理论束缚下的中国哲学，却也无法绕过冯友兰先生之“三史”。这种为传统思想正名、为恢复传统哲学独立性所做的贡献是世代国人都不可磨灭的。

［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5］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第3篇：系统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双重 文化性格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包含了作为文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双重文化性格，即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又有中国传统哲学的性质［1］P 108。这种双重文化性格，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根本的精神特质。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双重文化性格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西方近代社会孕育出来的最先进、最彻底的革命文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既具有中国哲学的传统精神特质，又具有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规定。就哲学形态的基本性质而言，毛泽东哲学思想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范畴。

首先，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来的。由于中国社会文化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不可能自发产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获得这种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能学习和引进马克思主义哲学。

其次，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体即毛泽东本人的文化背景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世界观转变之后产生的。1920年之前，毛泽东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世界观是心物二元论。1920年他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接受了唯物史观，掌握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其哲学思想正是这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再次，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范畴、体系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体系是一致的。1920年以后，毛泽东所运用的哲学范畴基本上都是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考察毛泽东运用这些范畴的涵义，也完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 始人的本意的。从体系上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也是由唯物论、认识 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等几部分构成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是确定无疑的。那种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看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自然延伸、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的观点是错误的。

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又确实具有一种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精神，鉴于这一点长期被国内研究学者所忽视，故需要探讨一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文化性格，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 风格的一面。

第一，从致思趋向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直接继承了中国哲学的政治、伦理哲学的思想特色。中国哲学区别于其他文化体系的哲学形态的最显著一点，莫过于它独特的致思趋向 。总体上讲，中国哲学主要是对“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之道的刻意探索，因而显示出其政 治伦理哲学的思想特色。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文化背景以及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地位，决定了他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致思趋向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总的来说毛泽东哲学是将传统哲学济世安民的崇论宏议，化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沉思，直接服务于他的政治实践，服务于改革社会和改造人们思想的目的。毛泽东哲学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哲学或思辩哲学，而是带有浓厚政治伦理色彩的哲学。

第二，从哲学的思想风格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用不二”的思想风格。自古以来，中国哲学家总是倾向于强调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直接合一。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独特精神相对应，毛泽东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但重点在方法论上，它强调世界观要转化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要变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手里的尖锐 武器。这种思想风格体现出来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格，而且有中国哲学“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精神旨趣［2］p20。“体用不二”的精神与实践家的性 格相结合，塑造出毛泽东哲学思想极为浓厚的方法论哲学和运用哲学的色彩。在他的认识论中，“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总公式，与“群众—领导—群众”的工作路线是直接合二为一的。

第三，从思维方式来看，毛泽东哲学继承了中国哲学“躬行践履”的经验论传统。从 孔子开始的中国哲学家并不热衷于哲学逻辑的抽象思辩，而十分注重主体自身的“躬行践履 ”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哲学属于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有着与传统哲学根本不同的思想内容，但传统经验哲学的高度注重躬行践履的功夫，注重“实事求是”之学的思想风格，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仍然是十分显著的。

第四，从文化心态上看，毛泽东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一样，表现出浓厚的伦理本体主义色彩。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社会发展观等都带有突出的伦理化倾向。毛泽 东受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思想的影响，一贯强调道德修养重要性，他对人 的自觉能动性作了科学的解释；并把“改造主观世界”当做人类改造世界活动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提高主体能动性、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 的关于改造主观世界的思想学说，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伦理本位主义。

第五，从表现形式来看，毛泽东哲学也是一种地道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家热衷于建构庞大的思辩理论体系，喜欢用大部头的纯哲学论著来系统地阐述、论证自己的见解 不同，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家，毛泽东善于用简朴的生活事例以及历史典故来寄寓、表现深奥的哲 理，在现代中国开了哲学通俗化的先河。这种表现手法，其实就是他反复强调的“新鲜活泼的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P534。

毛泽东哲学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性格，而且表现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性格，它与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根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哲学的这种双重文化性格，其根本内涵并不是指其理论体系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哲学两大部分机械拼凑而成，也不是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套上中国语言和思想表现形式的外衣，而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所积淀、内化形成的哲学形态的一种独特的思想特质［4］P22。这种思想特质的两个方面 相互交融在一起——共同规定着毛泽东哲学的思想特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变革，是借助其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性格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在毛泽东那里是同一过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提供了一种文化转换中介，并借此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一种哲学理论转化为一种现实的价值理想，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模式，一种人生境界，一种工作方法等等，最终构成当代中国文化的灵魂。这就是毛泽东哲学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的体现。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时代的发展，需要理论的创新；理论的不断创新，又将推动社会不断前进。在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中，社会的变迁也是异常的快和异常的曲折。仅从政治形势的视角看，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的胜利——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两个阵营的对立——社会主义阵营出现裂痕，三个世界的格局形成——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苏联、东欧剧变，少数几个国家还坚持社会主义；冷战结束，世界逐渐形成一个多极化的格局等等。这是世界政治形势60多年来变化的一个大致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异常曲折的。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怎么一夜之间就会垮台?

苏东的剧变，当然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彻底失败。因为今天世界上毕竟还有几个国家坚持着社会主义，而且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正不断地取得进展。但从这一剧变中 ，我们应该承认苏联的模式是不行的，至少是有问题的。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至 今并没有被我们真正认识。

社会的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能有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理论与之相适应。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又要 不断丰富和创新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是思想的懒汉。毛泽东曾批评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 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 自己的思考，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5］P339，所以，他非常强调马克思主 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同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要继承的乃是它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它的词句，更不是某些具体结论。应该根据实践的发展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基本理论给予阐释、发挥和创新。

在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邓小平理论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又一个典范，也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光辉典范。邓小平理论，是依据社会 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以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为背景，根据中国的国情而提出来 的。所以，创立这一理论本身，便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神。也可以说，毛泽东哲学 思想是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这一理论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挥和创新。比如，关于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论断；关于解放生 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论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关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关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 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关于“一国两制”的思想等等。很清楚，这些思想和论断，既 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精神的体现，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新。

总之，社会发展的脚步是永远不会停歇的。实践的发展，要求和促进哲学理论的创新；哲学理论的创新，将又推动实践的发展。这是由事物自身矛盾决定的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是不可抗拒的。这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给我们的基本道理，是值得我们永远地记取 的。

参考文献

［1］［2］［4］雍涛．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M］．北京：人 民出版社，2003．

第4篇：系统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发展现状；未来趋势；

作者简介：陈凡：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程海东：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辽宁沈阳110819)

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独具特色。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有介绍，并展开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明显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或者科学技术哲学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作为哲学二级学科来建设。在研究重点上，80年代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技与社会等领域；90年代以来，学界继续深化研究，出现了更为专门化、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评介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前沿问题的基础之上，衍生出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系统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和工程哲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新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各领域的研究继续取得丰富的成果。正是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巨大的包容能力，造就了这一学科的学术风范和中国特色，它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学科方向———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与社会等。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的巨大包容能力下，其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是明显的，争论的焦点包括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内容体系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

明确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学科。于光远在《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1］（P2）、《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明确提出自然辩证法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龚育之、孙小礼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2］陈昌曙也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3］李醒民认为，自然辩证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刘大椿、吴国盛、曾国屏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的特有地位———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又与当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在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正是在这一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黄顺基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一书提出，自然辩证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充分反映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就和新要求，它结合的学科从基础自然科学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从人对自然界的观点推广到从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从而包括当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要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全面地、系统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6］

即使如此，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的认识还有分歧。

大多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哲学性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哲学的著作。［7］吴国盛认为，一个理论不构成一门学科，理论只能是学科中的理论，把一个理论当成一门学科那是误解；一个事业也与一门学科不同，一个学术性事业不见得只发展一门学科，它很可能同时支持几门学科，即使专门支持某个学科，它的性质也与直接从事该学科的研究不同。对自然辩证法而言，“有作为理论的自然辩证法，有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但没有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应该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事业来发展。［8］

还有人认为自然辩证法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哲学学科，而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综合学科。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处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带的学科，具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性质；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和彼此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既不属于哲学，又与哲学和自然科学有联系的、具有哲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质的一门独立学科。［9］

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包括和涉及很广泛的领域，它是开放的，其内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将其改成科学技术哲学也是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表明历史渊源和研究特色，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当然，使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名称会给自然辩证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内容和表述方式。

(二)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成

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和定位认识不同，对其理论体系的构成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吴国盛认为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10］陈其荣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来的自然辩证法领域得以拓展，形成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11］张明国等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中增加了科学技术方法论，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12］。刘大椿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哲学在发展历程中其构成因素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自然辩证法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包括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社会研究；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逐渐演化成科学技术哲学；近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革命两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下，科学技术哲学逐渐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3］

可见，在学者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基本都同意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知识链条的演进和实践的需要，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李伯聪将工程与科学和技术进行区分，将科学、技术的二元论拓展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认为工程活动以建造为核心，工程哲学是独立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一门学科。［14］（P3－7）当前工程哲学要特别集中于研究工程决策和设计问题、工程制度问题、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共同体、工程历史和案例等问题。［15］2007年，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主编的《工程哲学》试图勾画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在工程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开始接触到产业问题，因为很难将有关产业的哲学研究纳入工程哲学范式中，同时，科技哲学需要思考诸如科技产业化和各门产业发展的问题，由于这种理论内在的矛盾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共同作用，产业哲学逐渐形成。曾国屏等认为，产业哲学是部门哲学或亚哲学，其主体框架有五个部分：(1)产业的元理论问题；(2)产业创新与发展；(3)产业现象学；(4)有关产业哲学的应用问题；(5)产业思想史。［16］吕乃基认为，产业哲学是科技哲学当前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产业哲学本身具有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17］

(三)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未来走向

近些年来，尽管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但对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

郭贵春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如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状态，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等。［18］张明国等从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分析了各部分的研究重点，认为技术哲学主要集中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然哲学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等；科学技术方法论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9］

当前的研究热点预示着学科的未来走势，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期望。

1.自然辩证法应该走向科学技术学

曾国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它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有生长性的学科，而科学技术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科学技术学”。当然，科学技术学及学科群的建设要以自然辩证法原理及其理论为指导，原来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新的时代下要走向科学技术学。［20］李正风等认为，作为“大口袋”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理性状态，而要加快实现学科性质的单一化，可能的途径就是走向科学技术学。［21］张明国也支持这一主张，认为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改为科学技术哲学之后需要进行“第二次调整”，即将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这不仅可以弥补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缺陷，而且有助于实现“STS”的中国化、学科化。［22］

2.自然辩证法未来应当走向科学哲学(包括技术哲学)

吴国盛认为，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科学技术学”，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西方的“STS”应该译为“科学技术元研究”，而非“科学技术学”，而科学技术元研究并非一个学科。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事业，也非一个学科。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的过渡状态，建立学术规范，走向学科化。如果走向了科学技术哲学，那就意味着在学科化的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23］

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2013年修订版)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内容与范围都作了新的解读。“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它站在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存在和演化的规律，以及人通过科学技术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规律；研究作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研究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24］（P1）

从这些不同的期望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在哲学的范围内向所有的学科敞开，不断进行多领域、多角度、广范围的积累和凝练。

二、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追踪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对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和流派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除了在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以外，对后现代科学哲学加强了译介和研究，并且进行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哲学探索，如另类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等，对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

传统科学哲学指的是西方正统科学哲学，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处于不断的建构、批判、转向之中。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回答。

1.科学划界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科学哲学理论是否成功的标志。魏屹东认为，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类思维的思维科学；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25］王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肯定是正确的东西，但非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不正确的东西。许多非科学的东西无所谓对错，而是要区分好坏、是否有用、功效大小，而这些是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直接衡量的。［26］科学的本质包括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确定不变的，而需要依据时间和语境才能确定。

2.科学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出现过许多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基于当代科学社会发展的实际，在科学发展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李建珊等基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恶果以及人类的主体价值的丧失等问题，提出了一种以人类的终极价值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即科学—价值模式，认为科学是否是发展进步的，在于它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即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27］

3.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对于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值以及科学术语是否有所实指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我国大多数学者是支持科学实在论的，因此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辩护，并为走出科学实在论的困境寻找可能的出路。如郭贵春等在分析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实在论摆脱困境的出路。［28］

(二)科学哲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1.另类科学哲学

刘大椿等在《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一书中把对科学持批判性立场的学者和流派归为另类科学哲学。［29］（P25－26）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被称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

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是科学中的认识模式、知识与真理等科学内部的问题，这就需要经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但逻辑和经验仅能用来为科学理论本身辩护，而不能展现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主义、建构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则是整体的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历史、心理等其他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将科学放入社会中、描述和分析其社会形成过程的研究方式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变迁，而忽视了科学内部的构成和科学自身的合理性问题。所以，科学哲学中无论是辩护还是批判都只是关注到了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2.语境论科学哲学

郭贵春等提出科学实在论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语境论。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之后，语境论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语境的基底上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科学哲学的大厦，是回答了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什么样的基点或核心去决定科学哲学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30］语境论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强调从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考察科学及其发展。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主要由语境论的科学观、语境论的实在观和语境论的真理观所构成。语境论的科学观强调把科学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语境中来理解，科学是依赖于语境的产物。语境论的实在观从科学的语境性与可错性出发，在科学知识的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动态发展中，阐述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论立场。语境论的真理观把真理理解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把科学研究结果看成是主客观的统一。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有三大优势：在认识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科学概念与科学观点的修正问题；在价值论意义上能更合理地理解与反映科学的真实发展历程。

3.科学实践哲学

吴彤等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单纯强调科学的理论层面，忽视了科学的实践和活动层面，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实践哲学通过对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深刻理解，把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转变为实践优位和活动优位的科学哲学。［31］科学实践哲学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构以着重讨论科学实践和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哲学，建立一种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以实验室实践、文化和权力及其地方性知识本性为特征的新科学观。吴彤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本身和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1)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科学的基础，反对对科学仅作理论优位的说明和解释，这有助于改变科学哲学的低迷境况；(2)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一切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打破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神话；(3)知识的地方性研究和对中国本土知识的研究，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视野；(4)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关系，可以推动科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关系的研究；(5)在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关于实践的因果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研究对于原有框架的认识有所推动。［32］

4.科学文化哲学

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某一方面特征的关注所造成的二元化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遭遇到极大的困难，20世纪后期出现的科学文化哲学则希望避免这一问题。对科学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将科学看做一种文化样态，对其进行哲学反思，即把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33］另一种理解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科学，即借鉴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主要侧重于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科学文化。［34］刘大椿等很早就关注到科学文化的哲学维度，探讨过科学在近现代文化中的主导作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35］，认为科学哲学未来的任务和理论增长点在于促进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科学文化哲学强调从传统科学哲学的狭窄视域中走出，将科学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审度，而非当做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去膜拜；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采用的方法是综合性的。所以，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科学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大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

尽管当前国内的科学哲学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多数学者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对其未来走向进行描绘，甚至一度引发了争论。

1.科学哲学走向自然科学哲学

对于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强调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认为科学哲学的正宗是研究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属于科学哲学的边缘或者问题，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根本不是科学哲学的现象的观点，吴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哲学的问题才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因此，他不赞同把科学哲学变成一门与实际科学活动完全无关的“专门学问”，认为一旦如此，科学哲学将会丧失“立足之本”，陷入“危险境地”。“重要的问题不完全在于正名，而在于努力。作为学者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2.科学哲学保持多元性研究

郭贵春等认为，随着科学与哲学的不断发展，科学哲学也会随时对传统的问题给出全新的回答。科学哲学始终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学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分层次的和多元化的开放体系。其中，基础理论研究强调的是对作为整个科学的逻辑性、规范性、方法论性和哲学性的系统思考；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所强调的则主要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层次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理性升华。

3.具体科学问题及复杂性哲学研究

对具体科学问题进行哲学的研究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而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因此对传统问题的阐述不能游离于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之外。当前，随着具体科学的突飞猛进，具体科学的哲学探究也得到了大发展。系统科学哲学就是如此。国内学者很早就在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研究系统科学，颜泽贤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复杂系统演化的概念、判断、标度、条件、机制、过程、原理及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一些学者力图用科学哲学的方法研究复杂性问题。吴彤的《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完整地以科学哲学范式研究复杂性。在复杂性研究领域，一批学者分别在复杂性概念、复杂性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复杂性的科学哲学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部分学者还把复杂性科学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为复杂性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苗东升、范冬萍、肖显静、段伟文、刘劲杨等对复杂性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无论是传统科学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还是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究，我们都不能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亦步亦趋。不可否认，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借鉴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构建具有中国语境、中国问题的科学哲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有学者就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认为实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需要在吸收中西两种异质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问题。

三、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技术尽管历史悠久，但技术哲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学者开始了技术哲学的思考，但国内技术哲学的诞生还是以陈昌曙于1982年发表的《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一文为标志。探析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对技术哲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至今依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内学者一方面期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框架，一方面也译介国际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所以当前的技术哲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是齐头并进的。针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2001年，张华夏、张志林提出“认识论纲领”，陈昌曙提出“价值论纲领”，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鸣。通过这次争鸣，学界对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我国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昌曙等的《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35个问题》一文，从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价值、技术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列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35个问题，虽说不能称之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但确实指出了技术哲学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当前，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正趋向成熟。随着建制化的形成和完善，技术哲学逐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合法地位并被认同，学术共同体也日渐壮大；同时，研究的论题域已基本清晰，研究深度正逐渐增加，研究方式正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正趋于丰富。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据初步统计，近30多年来，国内主要期刊发表的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计5000余篇，其中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如有关STS、技术创新、技术价值、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技术四个方面的研究占总数的2/3强，而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如国外技术哲学、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以及综合研究四个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到1/3。由此可见，虽然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是这个学科建立和形成的基点，但应用研究居于主体地位，正如陈昌曙所说，“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47］。

技术哲学强大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当然，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抽象的思辨逐步转变为从语境和实践角度考察和反思，只把技术当做一个抽象的整体进行思考，具有脱离技术实践变得空洞的风险，仅从实际存在的技术出发研究技术，难以达到哲学的高度，“我们应该立足于实际存在技术的经验基础来思考技术的普遍性问题”［48］。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技术认识既可以看做是作为认识活动的技术，也可指认识所得到的成果是技术性的［49］，所得到的技术知识“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知识”［50］。技术使用问题也被技术哲学纳入其中，陈凡等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探讨了技术使用的问题，认为“人类通过对技术的使用，不但构造了生存处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开的技术使用实践，实际上是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51］。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方向拓展

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工程逐渐显出其独特性，工程哲学应运而生。李伯聪认为工程哲学是以工程知识和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世界)的问题，它要回答‘人应该怎样做’的问题。”［52］王宏波探讨了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的问题。［53］田鹏颖把技术理解为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自然技术，而且包括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人们改造、管理社会和调整、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54］，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55］。“社会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的新视域，在此基础上，田鹏颖结合工程哲学的研究主题，提出了“社会工程哲学”范畴，认为“‘社会工程’作为风险社会时代建立在人们改造世界实践活动基础上的重要思维方式，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56］

(三)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

不论是借鉴别人的学术资源还是遵从自己的学术传统，当下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从“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以基本问题为导向”的转折。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的原则。技术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技术哲学工作者既需要结合国情，深化对传统技术的认识，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形成新的问题旨趣。由于存在“知识完整性”缺失问题，无论是对技术的基本内涵、本质、定义进行探讨，还是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进行哲学反思，技术哲学界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对新兴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进展有基本的把握，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对相应的技术知识和技术理解展开探讨，而不仅仅是做技术的批评者，或仅限于伦理学的考察。

第二，坚持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与中国语境相结合的原则。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这就要求我们从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非反思性追随者”转变为“反思性、自主性的思想者”，从“唯学科化”的“技术的哲学”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技术哲学研究，用广义的、交叉的、综合的技术哲学去面对处于变革中的整体性中国的当下实践。

第5篇：系统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哲学马克思化发展历程可能性现实性

1中国哲学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

近代的中国哲学建设，在学科分类体系上逐步接受了西方的学科分类；在内容的来源和取舍方面范围逐步拓展，从诸子学说、到汉学与宋学，以及儒学、道学到佛学都逐步纳入中国哲学的阐释范围；在路向上包含着民族性、阶级性、文化性的不同；在中西文化对比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哲学。

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学理论准备阶段，时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各种思想还处于介绍传播过程中，而传统文化又处于一种激烈的批判之中，真正的哲学交锋刚刚拉开帷幕。2）理论创立阶段，时间在科玄论战时期。论战主要涉及到时代精神、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标准和文化走向等问题，包含了科学与哲学，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等内容，产生于中西文化大交汇与大碰撞背景下的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意义。

因此，它标志着中国哲学新境界的曙光。3）理论发展阶段，20世纪30年代起，哲学大家纷纷推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体系”等，所以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哲学的繁荣期。4）理论转型及嬗变阶段，从50年代到7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思想，使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转折。80年代以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邓小平理论的逐步完善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哲学和中国的其他各项事业一道步入新时代。

2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可能性

一个哲学派别中各哲学家的思想即是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代表或拟代表某种本然哲学的体系。哲学是显示本然的哲学系统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是不同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对本然哲学的表达。本然的哲学体系是一般，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是个别。这样，中西哲学就有了通约的基础。中西哲学都是具体的哲学体系，其中都有哲学的一般。各自的一般相对于另外的具体的哲学体系来说就必然是特殊。中西哲学的融合，必然是中国哲学的一般（相对于西方哲学就是特殊）和西方哲学的一般的结合。

中国哲学要相对独立地发展，就必须把中国传统哲学所蕴涵的哲学问题、独特的方法和价值进一步发掘出来，为解决人类哲学和现实问题提供来自于东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智慧，展现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哲学解读而言，任何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的引进和运用都必须经过一系列消化、调整和自我限定的过程，这必然有助于彰显中国思想的特质和增加中国传统思想的丰富性。

在现代的知识状况下，中国哲学只有全面深入地与西方哲学以及世界其他哲学思想开展相互交流和批判，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和价值依据现代知识形态加以表现和重构，使其所内蕴的哲学问题和意义以普遍和通适的哲学形式表达出来，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思想范畴原本就具有的意象性与丰富性，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平面化和表面化。以哲学来论释中国传统思想，成为我们接续传统的一种门径，应当能够帮助我们接近而非疏远往昔先圣先贤们的深沉思考，深化对于他们生活世界的理解。中国哲学才能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成为建设未来世界哲学的重要力量。

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是很自然的。在今天，我们应该从跨文化的视界中去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对世界、对未来的意义。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既然是面向世界的，它必定会再次面对东西方哲学由对话生发的多缘性因素和机遇。

中国哲学既要立足于传统，又要面向现代。就中国哲学的建设来说，这一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为自身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只有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审视下，中国传统哲学才能寻找到面向现代和未来的真实途径，也只有深入参与到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哲学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服务，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和人类交往理性的建构中获得发展，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提供解决人类哲学问题的崭新智慧。

3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现实性

只要人类还在思考，哲学就必然存在。只要哲学存在，哲学的学科范式就永远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之中，也就不会有终结的时候和终结的形式。一切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自然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汉宋之间近千年的吸收转化，才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才孕育产生出中国化的禅宗与佛学化的理学与心学。

纵观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东西文化撞击交流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而当代中国哲学的紧迫课题是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不但要反省旧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模式，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背景，而且更应树立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以引领正处于急剧变革中的新纪元。

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理论，既是改造和创造客观世界的哲学理论，又是改造主观世界、塑造新人品格的哲学理论。中国哲学高度重视理想人格，首先，在个人的自我价值上是“谋道”，即追求真理的高尚品格，有所谓“士志于道，而耻于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之说。其次，在人际关系上倡导“仁”，，有所谓“仁者爱人”，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也倡导“义”，即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第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既要有生的义务感，强调人生意义在于报效国家和社会；又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强调“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还要有道德教化的使命感，关心社会道德秩序的维护和道德理想的追求；以及政治抱负，修身与正心，是为了“治国、安天下”（《大学》）。另外要有忧患意识，关注民族安危，国家兴亡，如林则徐所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戌程口占示家人》)中国古代哲学中倡导的为人之标准、修身之目标、正心之根据，这些积极思想经过吸收，被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

我们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论著中可以找到诸如批判性的解放思想、方向性的实践规律论断、纠错性的自律意识等等观点，现在需要揭示这些论点之间的历时关联和逻辑关联。“解放思想”不是哲学概念，蕴含其中的“实践批判性”才是哲学论断，“从国情出发”不是哲学概念，中国社会具有中介过渡性才是哲学论断。

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通常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形式，其实其中不仅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内在地熔铸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更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过程。“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同时又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成果。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哲学只有发展了，世界的目光才会正眼相看，中国哲学也才能登堂入室而获得普遍认同。发展具有绝对的裁决权。中国哲学的力量以及它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取决于中国的国家发展与民族崛起。中国的强大对中国哲学未来形态与存在方式及影响力始终都具有先决意义。

中国哲学的现代建设和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中国哲学的前瞻性并不妨碍中国哲学的传统性，体认时代的精神，把握时代脉搏，并较好地深入中国哲学固有的精神世界之中，则是中国哲学现代建设的时代目标。中国哲学建设的前瞻强调中国哲学自主性和批判性；中国哲学建设的传统性强调中国哲学对历史的接纳性和继承性，融会贯通于二者，中国哲学的建设就会形成引领新时代的“智力支持”和“思想动力”。

参考文献

[1]郑家栋.“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由来、实质及其对于相关讨论的期望.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1).

[2]彭永捷.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2).

[3]李振纲，程志华.中国哲学系列报告综述.光明日报，2005-2-15.

[4]俞吾金.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解读.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5]方松华.20世纪中国哲学论纲.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2).

[6]洪修平，白欲晓.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哲学研究，2002(1).

[7]向世陵.中国哲学的“问题”.光明日报，2003-1-21.

第6篇：系统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哲学马克思化发展历程可能性现实性

一、中国哲学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

近代的中国哲学建设，在学科分类体系上逐步接受了西方的学科分类；在内容的来源和取舍方面范围逐步拓展，从诸子学说、到汉学与宋学，以及儒学、道学到佛学都逐步纳入中国哲学的阐释范围；在路向上包含着民族性、阶级性、文化性的不同；在中西文化对比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哲学。

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学理论准备阶段，时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各种思想还处于介绍传播过程中，而传统文化又处于一种激烈的批判之中，真正的哲学交锋刚刚拉开帷幕。2）理论创立阶段，时间在科玄论战时期。论战主要涉及到时代精神、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标准和文化走向等问题，包含了科学与哲学，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等内容，产生于中西文化大交汇与大碰撞背景下的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意义。

因此，它标志着中国哲学新境界的曙光。3）理论发展阶段，20世纪30年代起，哲学大家纷纷推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体系”等，所以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哲学的繁荣期。4）理论转型及嬗变阶段，从50年代到7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思想，使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转折。80年代以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邓小平理论的逐步完善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哲学和中国的其他各项事业一道步入新时代。

二、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可能性

一个哲学派别中各哲学家的思想即是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代表或拟代表某种本然哲学的体系。哲学是显示本然的哲学系统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是不同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对本然哲学的表达。本然的哲学体系是一般，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是个别。这样，中西哲学就有了通约的基础。中西哲学都是具体的哲学体系，其中都有哲学的一般。各自的一般相对于另外的具体的哲学体系来说就必然是特殊。中西哲学的融合，必然是中国哲学的一般（相对于西方哲学就是特殊）和西方哲学的一般的结合。

中国哲学要相对独立地发展，就必须把中国传统哲学所蕴涵的哲学问题、独特的方法和价值进一步发掘出来，为解决人类哲学和现实问题提供来自于东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智慧，展现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哲学解读而言，任何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的引进和运用都必须经过一系列消化、调整和自我限定的过程，这必然有助于彰显中国思想的特质和增加中国传统思想的丰富性。

在现代的知识状况下，中国哲学只有全面深入地与西方哲学以及世界其他哲学思想开展相互交流和批判，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和价值依据现代知识形态加以表现和重构，使其所内蕴的哲学问题和意义以普遍和通适的哲学形式表达出来，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思想范畴原本就具有的意象性与丰富性，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平面化和表面化。以哲学来论释中国传统思想，成为我们接续传统的一种门径，应当能够帮助我们接近而非疏远往昔先圣先贤们的深沉思考，深化对于他们生活世界的理解。中国哲学才能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成为建设未来世界哲学的重要力量。

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是很自然的。在今天，我们应该从跨文化的视界中去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对世界、对未来的意义。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既然是面向世界的，它必定会再次面对东西方哲学由对话生发的多缘性因素和机遇。

中国哲学既要立足于传统，又要面向现代。就中国哲学的建设来说，这一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为自身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只有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审视下，中国传统哲学才能寻找到面向现代和未来的真实途径，也只有深入参与到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哲学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服务，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和人类交往理性的建构中获得发展，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提供解决人类哲学问题的崭新智慧。

三、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现实性

只要人类还在思考，哲学就必然存在。只要哲学存在，哲学的学科范式就永远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之中，也就不会有终结的时候和终结的形式。一切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自然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汉宋之间近千年的吸收转化，才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才孕育产生出中国化的禅宗与佛学化的理学与心学。

纵观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东西文化撞击交流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而当代中国哲学的紧迫课题是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不但要反省旧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模式，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背景，而且更应树立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以引领正处于急剧变革中的新纪元。

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理论，既是改造和创造客观世界的哲学理论，又是改造主观世界、塑造新人品格的哲学理论。中国哲学高度重视理想人格，首先，在个人的自我价值上是“谋道”，即追求真理的高尚品格，有所谓“士志于道，而耻于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之说。其次，在人际关系上倡导“仁”，，有所谓“仁者爱人”，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也倡导“义”，即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第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既要有生的义务感，强调人生意义在于报效国家和社会；又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强调“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还要有道德教化的使命感，关心社会道德秩序的维护和道德理想的追求；以及政治抱负，修身与正心，是为了“治国、安天下”（《大学》）。另外要有忧患意识，关注民族安危，国家兴亡，如林则徐所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戌程口占示家人》)中国古代哲学中倡导的为人之标准、修身之目标、正心之根据，这些积极思想经过吸收，被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

我们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论著中可以找到诸如批判性的解放思想、方向性的实践规律论断、纠错性的自律意识等等观点，现在需要揭示这些论点之间的历时关联和逻辑关联。“解放思想”不是哲学概念，蕴含其中的“实践批判性”才是哲学论断，“从国情出发”不是哲学概念，中国社会具有中介过渡性才是哲学论断。:

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通常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形式，其实其中不仅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内在地熔铸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更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过程。“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同时又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成果。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哲学只有发展了，世界的目光才会正眼相看，中国哲学也才能登堂入室而获得普遍认同。发展具有绝对的裁决权。中国哲学的力量以及它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取决于中国的国家发展与民族崛起。中国的强大对中国哲学未来形态与存在方式及影响力始终都具有先决意义。

中国哲学的现代建设和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中国哲学的前瞻性并不妨碍中国哲学的传统性，体认时代的精神，把握时代脉搏，并较好地深入中国哲学固有的精神世界之中，则是中国哲学现代建设的时代目标。中国哲学建设的前瞻强调中国哲学自主性和批判性；中国哲学建设的传统性强调中国哲学对历史的接纳性和继承性，融会贯通于二者，中国哲学的建设就会形成引领新时代的“智力支持”和“思想动力”。

参考文献

[1]郑家栋.“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由来、实质及其对于相关讨论的期望.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1).

[2]彭永捷.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2).

[3]李振纲,程志华.中国哲学系列报告综述.光明日报,2005-2-15.

[4]俞吾金.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解读.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5]方松华.20世纪中国哲学论纲.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2).

[6]洪修平,白欲晓.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哲学研究,2002(1).

[7]向世陵.中国哲学的“问题”.光明日报,2003-1-21.

第7篇：系统哲学论文范文

“和谐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它蕴含着“和衷共济、 内和外顺与协调、 和睦之意”。在我国，关于“和谐哲学”的提法虽然早已有之，但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哲学研究却是从2006年中共中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始的。和谐哲学作为当今我党执政理念的基本内容，近年来越来越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由于国内学术界对和谐哲学研究的切入角度和方法迥异，加之和谐哲学本身的复杂性，人们得出的结论也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对和谐哲学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而深入地梳理和总结，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研究概况

从国内来看，截至2012年2月28日，和谐哲学的研究成果共有二百六十余篇论文和学术报告，两部专著。和谐哲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学科合法性问题的困扰，长期以来，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没有被学术界严格地区分开来。中共重庆渝中区委党校的曾文于2005年首次将“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作为我党执政理念的两个不同方面而提了出来。在中共中央即将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前，人民网的中国共产党新闻专栏就上演了建设和谐社会是否应该告别斗争哲学的争鸣。与此同时，围绕“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探讨大规模地展开，先后有数十篇文章论及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关系问题，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毛卫平在2006年发表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4期《试论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认为和谐哲学只有在与斗争哲学的对比中，才能弄清楚它的确切含义，率先界定了“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关系是质变与量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充分肯定了“斗争哲学”的历史功绩，提出：“‘和谐哲学’的核心应该是倡导和谐的价值取向。”[1]（p4）这应该是国内对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的本质特征做出系统剖析最早的两篇文章了。此后，毛卫平又先后发表了《毛泽东与和谐哲学》、《和谐哲学：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等文章强化自己的观点，与之呼应的是毛卫平的弟子禹国峰2008年发表于《实事求是》的《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哲学及其当代图景》和他的博士论文《和谐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萧诗美在2007年《哲学研究》第10期发表的《和谐哲学的三种诠释模式》、壅涛在《求索》2010年第6期发表的《再评“斗争哲学”》等多篇论文。由于我国目前的和谐哲学研究大多数是围绕着斗争哲学而展开的，因而可将其视为当今和谐哲学研究的主流。

从系统论和理念创新的角度进行和谐哲学的研究，可视为研究和谐哲学的两条支流。从系统论角度论述和谐哲学的两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分别周戟和齐鹏，周戟于2010年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以系统论为落脚点，完整、详尽地论述和谐哲学的专著《和谐哲学初探》，她最突出的贡献是发现了和谐哲学是信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和谐哲学的三条基本规律。齐鹏则详细地说明了和谐哲学的构建是不能离开整体与系统的。从理念创新的角度研究和谐哲学的主要代表分别是贺善侃和易超，这二人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贺善侃先后于2007年在《学习与实践》第6期发表的《和谐哲学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导理念》和在2008年《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6期发表的《和谐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文由收集整理的新视野》，易超于2007年出版《和谐哲学原理》一书。此外，从理念创新的角度对和谐哲学作出有益探索的还有周德义、黎红雷、杨琴、龚平、王欣欣等人。

二、和谐哲学的研究内容及观点

和谐哲学的研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和谐哲学研究的主流是以中央党校为发源地，以毛卫平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研究和谐哲学要同斗争哲学相区别；其二，和谐哲学研究的两条支流分别是以武汉大学为中心，以周戟教授为主要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应从系统论的角度研究和谐哲学；以东华大学为核心，以贺善侃教授为主要代表的学者们倡导从理念创新的角度研究和谐哲学。

（一）从与斗争哲学相区别的角度研究和谐哲学

曾文具体分析了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的转变具有历史必然性，倡导以和谐理念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他认为：“我党总体上以‘斗争哲学’理念指导革命和建设，到了今天，‘和谐哲学’的理念已经成为我党的基本执政理念。”[2]（p139-144）李忠杰反思了斗争哲学，将其与和谐哲学区别开来，对斗争哲学在革命年代的建设功能和在政治斗争的错误运用很好地进行了区分，认为斗争哲学既培育了党和人民的英勇奋斗精神，又由于片面地加以运用在政治活动中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当前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哲学应当是和谐哲学，因为它反映了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毛卫平关于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的界定最为科学、准确，他认为斗争哲学实际上是关于事物质变的哲学，是指导革命的哲学，是革命党的主导哲学；和谐哲学，是关于事物量变的哲学，是社会和平发展时期指导建设的哲学，是执政党、执政者的主导哲学。他认为时代主题已经由革命与战争向和平与发展发生转换，中国共产党也已经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身份的转换，指导党执政理念的哲学也应当由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跃迁。禹国峰提出了斗争哲学是着意于突破旧质的哲学，和谐哲学是更好地维护、巩固和发展新质的哲学的观点。吴永平和杨豹等学者对毛卫平师徒二人的观点持肯定的态度。同时，学术界还有另外一种对待“斗争哲学”的声音，比如壅涛认为斗争哲学不仅在实践上是错误的，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要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彻底废弃斗争哲学。萧诗美提出了和谐哲学的三种诠释模式，即：“回复到中国的传统智慧中去的模式；重新颠倒辩证法的理论重心的模式；重新理解辩证法的本来意义的模式”，他认为前两种模式有局限性，而第三种模式应该是和谐哲学的主导模式，即：“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不过是对辩证法的两种不同理解，即同一个辩证法，若像原来那样错误理解就是斗争哲学，若加以正确理解就是和谐哲学。”[3]（p38）

（二）从系统论的角度研究和谐哲学

周戟从系统论的角度提出和谐哲学的三条基本规律，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她从宇宙大爆炸理论出发，结合中西哲学有关本原的概念，推演出和谐哲学具有功能（性能）不守恒规律；组合性爆炸规律和层次态发展规律。周戟将和谐哲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认为系统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构成的，由于物质和能量是守恒的，而信息是不守恒的，这三部分所构成的系统也是不守恒的，所以和谐哲学具有功能不守恒的规律。由于质子、中子和电子这三种基本粒子能够组成92种原子，具有庞大功能的计算机语言系统是由0和1两个符号构成的，所以和谐哲学也同样具有组合性爆炸的规律。系统的发展是由量变发展到质变，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更高层级在存留有低级层级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衍生出新的功能，促进系统自身的发展，因此和谐哲学具有层次态发展的规律。运用和谐哲学的这三条基本规律就能够解释和解决我国当今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克服潜在的经济危机；化解失业问题；消除贫困和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克服地球环境危机等等。周戟预言未来的知识时代会是和谐的世界，因为信息时代以后将是知识时代，知识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基础是继信息产业后，新能源、机器人、纳米技术、基因工程和空间技术等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大发展。届时，由于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大都从事知识生产，并以共建地球村为社会主要生产目的。这样，经济和谐、文化和谐、政治和谐、天人和谐等便都可能实现。周戟认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本质之一在于整体化，强调宏观调控；新资本主义的本质之一在于自由化，强调微观放活。基于宏观调控和微观放活两者不能偏废，故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与新资本主义的互补是政治和谐的基础。周戟还强调在工业时代“征服自然”的实践虽然失败了，但是人类不能因此而丧失自信。自然界尽管威力无穷，但大自然没有目的，而人类社会是有目的的，所以要实现天人和谐需要以人为主。齐鹏从自然观和科学史的视角对系统论进行合理分析，借以指导和谐哲学，他提出和谐哲学是一种范畴哲学，是对哲学基本范畴的系统把握。齐鹏主张研究和谐哲学要立足人类总体实践，因为总体实践产生一般理论，个别实践产生特殊理论。他将理性求真与价值求真相结合，认为和谐哲学中既包含有理性又包含有价值，构建和谐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克服理性与价值的分裂，促进世界的整体和谐。齐鹏还认为探讨发展是和谐哲学的主题，和谐哲学自身蕴含着整合协调秩序、促进制度创新的功能，和谐哲学的本质在于追求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以及公平，是激发社会活力、保障和谐建设的基石。

（三）从理念创新的角度研究和谐哲学

贺善侃倡导从理念创新的角度研究和谐哲学，集中体现在他倡导和谐哲学要重在同一、建设的理念，追求稳定、有序的理念和强调整合、协调的理念。“和谐哲学”注重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倡导一种互助与合作的价值取向。我党的中心工作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所以，同一与建设是和谐哲学首先需要秉持的理念。和谐哲学的核心是追求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具体到党和政府的任务是要确立以“治”为宗旨的领导理念和确定以社会稳定为重点的领导理念。人类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综合体，要想使这个综合体秩序井然，就要保证这个多元的利益的整合与协调，使之能够和谐统一。整合的理念，具体就是多元同一、统筹兼顾的理念。协调的理念，明确地说就是协调各方、公平正义的理念。和谐哲学通过对多元利益群体的整合与协调，能够体现我党崭新的执政理念，这种理念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贺善侃从理念创新的角度研究和谐哲学还在于他认为和谐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形式，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概括，是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的结晶，因此和谐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视野。贺善侃对和谐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形式这一理念的阐发是从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必须捕捉到“一切时代的迫切问题”，而且必须成为“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和产物”，“真正的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还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和谐哲学要被人民理解和接受，就要紧跟时代的步伐，解决当今时代面临的问题，使之成为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哲学。贺善侃关于和谐哲学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概括也是一个全新的诠释和谐哲学的理念，和谐哲学适应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建设的实际需要。贺善侃提出和谐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的结晶这一理念的创新点在于他倡导从中国传统的和谐哲学汲取养料，不应该仅仅简单地回复到儒家的和谐哲学思想，而应该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易超用全新的理念阐发了自己的和谐哲学观，即：和谐概念是体用相宜，物我相生；和谐品质是和谐的内在规定性；和谐诉求是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基因；和谐主义哲学观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此外，周德义宣扬“一分为三”的理念，黎红雷从理论高度提出了和谐哲学是我党现实的选择的新理念；杨琴与龚平宣扬倡导制度和谐与社会和谐相统一的理念；王欣欣见解独到地提出了中西和谐思想资源是构建和谐哲学的主要生长点，这些理念的提出为和谐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三、存在问题及前瞻

和谐哲学是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的、全新的哲学形态，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然而，由于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尚待完善，和谐哲学仍面临着一些现实的问题。笔者通过分析制约和谐哲学发展的三个瓶颈，提出加强和谐哲学建设的三条路径，以期有益于和谐哲学未来的顺利发展。

（一）制约和谐哲学发展的三个瓶颈

1和谐哲学命题自身面临着生存危机

尽管大多数学者都认可和谐哲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然而，学术界的一部分学者极力反对和谐哲学的提法，如：中共中央党校的陈忠宁认为：“和谐哲学带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有的根本就似是而非。”[4]（p39）他认为和谐哲学没有遵循哲学思维的整体性和追根究底性，从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两种不同的形式出发归纳相应的内容，冠以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名称，具有主观随意性。浙江省宣传部的雷云认为和谐哲学命题不符合对立统一规律的真谛，和谐哲学的命题有悖于我国当前的社会实际。

2和谐哲学的儒化思想严重

由于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学者强调用儒学“天人合一”的哲学，“仇必和而解”的调和哲学，“两端执中”的中庸哲学指导“和谐哲学”，借以取代“斗争哲学”。这些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初衷是好的，然而，儒学本身有代表文化保守主义的片面性；有只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忽略人的自然属性；违背生命平等和个体差异性及自然属性的本质特征；重形式轻本质；道德体系存在脆弱性等弊端。因此，将和谐哲学儒化必将导致社会的止步不前甚至倒退。同时，和谐哲学研究也未能正确地对待我国除儒家思想以外的其他优秀传统文化。

3和谐哲学理论体系亟待建立

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界，人们早已认识到和谐哲学研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也意识到我国有肥沃的培育和谐哲学成长的土壤。然而，迄今为止，我国仍未能建设一个完整的和谐哲学理论体系，究其原因就在于和谐哲学存在的合法性仍遭到质疑，和谐哲学研究的人才队伍仍十分匮乏。对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范畴界定能否在理论界得到统一，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是中央的决议，和谐哲学如果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在我党的会议纪要中，将会在制度上保障和谐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各大学和各研究机构如果将和谐哲学作为一个专业方向招生，就会为和谐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如果仅凭几个热衷于和谐哲学的学者从事相关问题的研究，而没有制度保障、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和谐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终将会成为一座海市蜃楼。

（二）加强和谐哲学建设的三条路径

1和谐哲学研究内容应扩大眼界，汲取百家之长

中国自古奉行儒家的思想文化，无论从事什么研究，我们会不经意地从儒学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他的各家学说并非无益于社会。儒家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在一个王朝获得政权以后越来越受重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强调团结稳定，这是我们应该予以首肯的。然而，倡导和谐哲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同样提出了很多有益于和谐哲学建设的思想，宣扬儒家思想以促进和谐哲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缩短自己的眼界作为代价。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 它不是一个封闭保守的体系， 而是一个植根于生动活泼的实践的、不断丰富发展的开放系统。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旷世奇人，他早年也受到过父亲李曰垓信奉的墨家思想和母亲寸宽福秉持的佛学思想影响。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哲学应该是具有极大包容性并具有扬弃功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2和谐哲学研究界域应控制在学术领域，避免将学术争辩上升到政治斗争

从事和谐哲学研究应该尽可能地将唯物与唯心之争控制在学术领域，避免将学术争辩上升到政治斗争。我国至今都未能出现本土的、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哲学家，甚至本国的西方哲学家几乎都是留学归国人员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一定程度将唯物与唯心之争扩展到了政治领域，这就造成了诸如被誉为“中国的费希特”的贺麟等杰出的唯心派人才被错误地批判。天水师范学院的吴卫东教授说：“生存是生活的根基、思想的依托，就哲学思想而言，生存状态是哲学的原生态基础。”持唯心思想的哲学家在现世生活中如若均徒遭戕害，威胁到了他们自身的生存，不单整个社会环境不会和谐，和谐哲学思想体系的构建更是无从谈起。唯物思想的教育要在党内予以严格的贯彻实施，而对于学术界的探讨应该鼓励其畅所欲言，最大限度地开放人们的思想，这有利于和谐哲学学科的良性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8篇：系统哲学论文范文

一

拙文《“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发表后引发争议【该文最初宣讲于韩国东洋哲学会为纪念韩国思想家奇高峰举办的“奇高峰与21世纪东洋哲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韩国，光州，2000年9月），后刊发于“世纪中国”网站和《中国哲学年鉴》（2001年），并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2期）等刊物转载。迄今为止，围绕“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国内学术界已经主办过多次专题研讨会，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七八种人文社会科学类杂志组织刊发了笔谈、专栏等，报刊和学术研讨会上已发表相关论文逾百篇，《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都刊发了长篇综述。一时间，“合法性”成为“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一个颇为流行的概念，甚至于有人断言：“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百年回顾……是中国哲学真正走向世界的历史性大反思。”（陈志良：《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实际上，说到“反思”，目前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许多说法，诸如“经典诠释”、“创建中国解释学”（汤一介）、“和合学”（张立文）等，都是指向同一议题。至少在我看来，这些论述或说法的精髓或实质并不像目前人们所议论的那样，是着眼于进一步引入西方解释学（或诠释学）来阐释中国哲学，而是主张回到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脉络中寻求经典的解释。经典不只是一些可以加以随意处理的材料，经典自身就是内容与方法的统一，解释的前提是必须充分注意到经典内容的完整性及其与思想文化脉络之间的有机联系。】，无论人们在讨论和争论中表述怎样的看法，注意到并自觉地思考和反省这个问题总是好事。而在我看来，问题主要关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和学科门类的“中国哲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确切地说，是引进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诠释中国思想的结果。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对于“中国哲学”来说，西方哲学概念及方法的引进是建立了某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语系统和表述方式，还是建立了“中国哲学”本身？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本不存在“哲学”这种东西，今天所谓“中国哲学”乃是人们以某种取自欧美的“哲学的方式”解读中国历史上非哲学的文本创造出来的。如果后一种论断成立，则只存在“中国现代哲学史”，而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一语的含义也就可以等同于“哲学在中国”（philosophy in china）。拙文《“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主要是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论述的。其二，与上一点相关联，以“哲学史”的方式（及其所隐含的一整套规范、预设）来整理和表述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及其历史脉络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必然会陷入削足适履与圆枘方凿？我们又应当怎样认识“哲学史”与历史上中国传统学问之间的张力？这是本文所试图探讨的问题。

说到底，“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与“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乃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我个人所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历史上“中国哲学”之有无，不如说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形成于20世纪的话语系统与表述方式，是否真正接得上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脉络和精神土壤？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哲学”的现展是否真正成就了这样一种学问系统和思想形态：它既是“中国的”也是“哲学的”？换句话说，“中国哲学”是否真正具有了“中国的”魂魄，从而能够对于人类的当代境遇及其问题做出某种原创性的回应，而不只是成为西方哲学的赝品与应声虫？

“哲学”观念的引进，“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以及“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及其深远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简单化、表面化甚至完全忽略了。事实上，就中国现代的学术体系和学科建制而言，没有哪一个学科门类能够像“中国哲学史”这样内在地、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思想内涵、发展脉络和表述方式———变化的当然不只是“经史子集”的学术分野，更有内在的思想方法、判别标准、诠释理路等等。而问题的焦点首先在于：就现有的“中国哲学史”写作而言，传统典籍差不多完全沦为某种被动的“材料”，思想架构与诠释方法、尺度等等都不再是来自典籍自身，而是从外部引进和强加的。这无异于说，典籍自身不再产生“思想”，至多也只能够被引述为某种“思想”的“例证”。与此相关联，“中国哲学史”也就成为了某种剪裁历史文化的方式而非历史文化的表述方式。[1]

相关问题的讨论当然不可能通过一两篇短文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本文中下面的论述与其说是在回答问题，不如说是期望进一步彰显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其他中国现代学科门类相比，“中国哲学”是更清晰地被锁定在“中西之间”———“西”并不是某种调适性的因素，而是构成了学科的基础、规范或别的什么。那种认为可以全然摒弃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在西方哲学的话语之外讲出一套“中国哲学”的想法或说法，多少有一些异想天开。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承认“哲学”观念的不确定性，“哲学”观念的模糊性、历史性和可变性，承认“哲学”与“非哲学”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中村雄二郎在《"日本哲学"之哲学性难题与我的道路》一文中所阐发的，就关涉如何能够使"非哲学"（或曰"反哲学"）的知识形态纳入到"哲学"思考之中，并构成"哲学"思考的内在环节（文章原为在日佛会馆的演讲，1994年1月20日）。】，承认任何有关“哲学”的定义都只是也仅仅是具有一家一派的性质，那么我们也就会承认在所谓“中国的”与“哲学的”之间能够达成某种妥协或寻找到某种通道，或许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哲学”是否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所固有的一种思想形态，而更在于当我们使用“哲学”一词来表述和规范中国思想的某些内容的时候，是否能够真正接得上中国本土的历史脉络和精神传统。如此说来，问题也就归结为对于20世纪“中国哲学”建构和“中国哲学史”写作之理路、方法的检讨。

二

就国际学坛而言，对于“中国哲学”概念、学科及其所代表的思想学术脉络的质疑，差不多是一个专属于欧洲学术界的问题。我们且不论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著名哲学家的说法，就是近十几年来讨论相关问题的文章，也基本上是出自欧洲（主要是德、法）学者之手，作者的专业背景均属于汉学家。而哲学与汉学两条线索之间在论述方式及其结论方面又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都是强调“哲学”乃是欧洲所特有的传统、话语或论说方式。这不仅使人联想到，当年德国汉学家佛尔克（alfred forke）写作出版三卷本《中国哲学史》（1927—1938）那样的鸿篇巨制，实在是一个特例。

笔者2003年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曾先后收到两篇欧洲学者转来讨论相关问题的论文———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杜瑞乐（joel thoraval）教授的《儒家经验与哲学话语：对当代新儒学诸疑难的反思》和比利时鲁汶大学戴卡琳（carine defoort）教授的《“中国哲学”：一个恰当的名称？》。戴卡琳的文章是为出席2003年5月间费正清中心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而作，作者赴会期间我们也有机会进一步交流看法。那次会议的主题是援用已故法国学者哈多德（pierre hadot）“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的理念来处理中国早期思想中的问题。[2]讨论中自然也就不能够回避什么是“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怎样讲述“中国哲学”，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其中也有人主张必须摒弃一切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在英文语境中申说这样的观点，总不免使人感到有些怪异，不过这也是目前美国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研究领域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看法。

另一个提出问题的角度来自境内90年代中期以来的“思想史”研究群体。某些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学术阐释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弊端，与“哲学”观念的引进和随后所形成的“哲学史”模式有关。葛兆光在其所著《中国思想史》和晚近的文章中都谈到，“哲学”、“宗教”一类词语，在西方都有确定的含义，引入中国思想学术的阐释很难避免圆枘方凿或削足适履，“相比起来，‘思想史’在描述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时更显得从容和适当”[3]。

“哲学史”还是“思想史”？此一类问题属于旧话重提，最先从此一角度提出问题的是傅斯年。【1901年，以译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著名的日本学者中江兆民明确提出了“日本自古至今无哲学”的论断。在身患绝症且被告知不久于人世之际，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一年有半》一书，其别阐发了他对于“没有哲学”、“缺乏深谋远虑”的日本及其国民的忧虑。在中国，以相近的方式提出问题者大约是开始于傅斯年。只是与中江兆民的关怀与立场截然不同，傅氏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中没有“哲学”一物乃是上苍对于我们民族的惠顾。在《与顾颉刚论古史书》中，傅斯年指出：“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多谢上帝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依顾颉刚之说，“傅孟真先生此书，从一九二四年一月写起，写到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船到香港为止，还没有完。”后来刊布的就是这篇“没有完”的文稿）在1926年致胡适的信中，傅氏表述了同样的看法（参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七册，黄山书社影印本，第357页）。有趣的是，傅斯年在北大读书期间原是对于哲学充满热情的，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之初还抱定打通科学与哲学之间的门径、由科学进入哲学的意向，但是两年后对于哲学已经颇有微辞，在上面那封致胡适的信中他直白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德国哲学的厌恶，认为德国哲学只是出自“德国语言的恶习惯”，并为自己已经完全读不进哲学的书（“我的脑筋对于一切哲学都成了石头”）感到高兴（同上书，第359页）。】而提出问题的专业背景与其说是狭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不如说是广义的史学研究。事实上，“中国哲学史”学科自产生之日起，始终面临着来自史学营垒的巨大压力。二三十年代曾兴盛一时的“国学”研究，是一条与“中国哲学史”研究完全不同的路径，当时人们公认的国学大师都是以史学胜出。在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消解之后，较为接近于历史上“经史百家”之学的大约要算是史学门类，尽管科学主义大潮中的“国学”或“国故学”也早已是另一副模样。面对来自史学家的批评，冯友兰曾经着意标举“哲学性”与“民族性”两大原则。“哲学性”原则旨在区分“哲学史”与其他形形的“史”，依冯友兰的说法，“哲学史非思想史、学术史，更非普通史。其中只可讲哲学，不能及其他思想”[4]。这些话多少有些搪塞之意，却也不失为一种策略上的选择。

问题在于，“哲学史”与思想史、学术史乃至所谓普通史之间的具体划界，又实在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30年代以冯友兰为主任委员的“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公布的工作纲领，头两条分别为“校订周秦汉诸子的著作”、“编纂魏晋以后各哲学家的著作”。此所谓“校订”、“编纂”又可以引申出考据、训诂、版本、辑佚等一整套的工夫训练。从此种意义上说，第一流的“哲学史家”也同时应当成为第一流的史学家或汉学家，胡适正是彷徨于两种角色之间。1920年8月，傅斯年曾致函胡适“忠言逆耳”：“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5]这是“话中有话”地批评胡适在北大“中国哲学门”所开之风气。与胡适不同，标显“哲学性”的冯友兰是专属于“哲学”的群落———他发起组织“中国哲学会”（开始只有北京分会），连篇累牍地在《哲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与金岳霖等哲学家保持相对密切的关系，等等。今天人们似乎难以理解，同样被后人推举为国学大师的冯友兰怎么会与当年声势浩大的国学研究几乎毫无关系？这其中的界限在于：“中国哲学史”不仅区别于传统的经、史、子、集，也区别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或“国故学”。此种分别至少对于理解二三十年代的学术史是重要的。其中所隐含的问题是，“中国哲学史”是一种“学问”抑或只是一种“批评”、“议论”或者别的什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哲学”观念的引入及其“中国哲学史”写作方式的出现，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增加了便利还是造成了伤害？

三

说到底，与其说问题是来自学科之间，不如说是来自“中国哲学史”学科内部，来自学科理念本身，来自学科理念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与张力。“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从一开始就隐含着某种内在的紧张：一方面它关涉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整理与发掘，而在一个缺少宗教传统的国度里，此种整理与发掘关涉民族文化的整体风貌、精神信念和核心价值。当冯友兰说“一个民族的哲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最高成就”的时候，他所强调的是“中国哲学史”写作与民族传统之间的内在相关性，而一种关涉“民族的文化的最高成就”的学问，应当是非常“民族本位”的。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哲学”又是一个非常“西化”的学科，它在近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此一过程是与西方思想和教育体制的引进关联在一起的。“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品格及其所包含的与西方的学术和文化传统相关联的一整套预设，决定了把“哲学”运用于中国传统思想的阐释，“以西解中”或“以中附西”乃是必由之路。

“中国哲学”之有无或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差不多是一个产生于20世纪的问题，它是与“哲学”观念的引入及其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变易（诸如“中国哲学”学科的创立，“中国哲学史”的写作，“往圣先贤”开始以“哲学家”的身份行走于市，等等）关联在一起的。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此前西方传教士和黑格尔等人的相关说法才有可能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而从另一方面讲，也正是在20世纪，“哲学”话语才开始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突破了地域性的限定，成为某种世界性的话语，惟其如此，也才引发了有没有“中国哲学”、有没有“日本哲学”、有没有“亚洲（或东亚）哲学”、有没有“非洲哲学”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与争论。相关的讨论与争论已经以不同的语言形式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也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彰显出“哲学”观念进入不同的文化脉络所导致的理解上的歧义性和问题意识上的差异性。例如，20世纪60年代有过一场围绕“非洲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论辩本身是饶有趣味的，但提出问题的角度与方式却与“中国哲学”方面的论争明显不同。

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哲学”观念的引入，到1914年北京大学成立“中国哲学门”，再到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出版，“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学科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进行自我辩护，也不断地有人说三道四，这在中国现代学科建制和发展中也是一个特例。自王国维以下，老一辈学者诸如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欧阳竞无、陈黻宸、马叙伦、陈汉章、谢无量、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张东荪、李季、严灵峰、蒋维乔、钟泰、陆懋德、范寿康、赵纪彬、梁漱溟、熊十力、吕?、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张岱年等等（还可以开列出一长串日本和欧洲学者的名单），都曾经以不同的方式表述过自己的看法，而其中最重要且为人们所关注的，当属胡适、冯友兰、牟宗三等人的说法。

从问题演化的脉络来说，头20年的相关讨论主要是围绕学科建制方面的问题，其别关涉如何处理和安置“哲学”与“国学”（或“国故学”）的关系，“哲学”与“经学”等传统学问的关系，等等。三四十年代争论的焦点则更多地集中在方法的层面，即“哲学”能否以及如何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学问之一种恰当的表述方式。50年代以后港台新儒家的相关讨论是接续后一条线索，而大陆方面的讨论则是通过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消灭论”这样一种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贺麟在1955年发表的《两点反省，一点批判》一文别谈到他在早年的演讲中针对胡适的批评：胡适说“哲学要关门”，“哲学是坏的科学”【胡适在1929年6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过去的哲学学派只可在人类知识史与思想史上占一个位置，如此而已。”“问题可解决的，都解决了。一时不能解决的，如将来有解决的可能，还得靠科学实验的帮助与证实，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故哲学自然消灭，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将来只有一种知识：科学知识。将来只有一种知识思想的方法：科学实验的方法。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已证实的便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未证实的叫做待证的假设。”（《胡适日记全编》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7～430页）王泛森认为，早些年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胡适之所以会对于“哲学”有如此负面的看法，乃是与傅斯年的影响有关。（参见王泛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谱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306页）】；贺麟反驳道：“哲学永远不会关门，胡适倒会被关在哲学的大门之外。”“哲学是哲学，科学是科学，各有其范围和标准；只有胡适的哲学是坏的哲学，胡适的科学是坏的科学。”[6]实际上，胡适的说法与他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写作所遭遇到的困扰有关。

一般说来，围绕“中国哲学”之有无问题的争论是超越于思想文化派别的分野与意识形态的，当然也超越于通常所谓“革新”与“保守”的划界———“革新”者如傅斯年，“保守”者如马一浮，都不赞同把“哲学”运用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阐释。在这一点上，写作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胡适后来也是疑虑重重，倒是国粹派学者刘师培作有《中国哲学起源考》【该文曾在《国粹学报》第16、23、25期连载。】，毫无保留地肯定“哲学”这门学问为中国传统所固有，这包含有某种与西方打擂台的意思。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哲学”话语的引进和“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与“思想启蒙”关联在一起的。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人们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及其学术范式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和“后启蒙”转向有关———争论不只是关涉到学科之间，甚至也不只是关涉到“中西之间”，更关涉到中国现当代社会与学术思潮演化的整体脉络。

进入20世纪以后，最先在北大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是陈黻宸老先生，而后有马叙伦、陈汉章等，最先将自己的著作冠以“中国哲学史”之名的是谢无量，可是要等到胡适、冯友兰的著作出版才算开出一代风气，为什么？若单纯从中国传统学问的角度看，毋宁说陈黻宸等人的讲章和谢无量的著述较之胡、冯等人的作品更具有系统性和连贯性。今天人们谈到前者，总是说他们知识背景陈旧，不能够融摄西学，贯通新知，说得直白一些，就是认为他们不够“西化”。这提醒我们注意：“西化”对于“中国哲学”而言是某种构成内在本质的东西，舍“西化”就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这门学问与学科。这里所谓“西化”一词差不多可以与“普遍性”相互替代。如何使中国的思想学术超越于民族与历史的限制，而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品格，这正是胡适等人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历史与逻辑起点。而这一点恰恰是与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相配合的。

说到突破与超越历史的限制，又特别与打破传统经学的叙事方式有关。冯友兰、顾颉刚等人都谈到当年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时“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对于听课的学生们所产生的强烈震撼：“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冯友兰说：“他（胡适）把三皇五砍掉了。一部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这就是蔡元培所说的‘扼要的手段’。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此一环节冯友兰曾在论著中多次言及，例如1935年《在中国哲学年会上的开会词》，《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第280页）此种转变的意味当然不像冯友兰等人所理解的那样单纯，但是它构成了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史”写作的起点则是确定无疑的。】从哪里讲起何以会如此重要？因为经学的叙事方式体现了某种既定的历史秩序和生活秩序，所以此种叙事方式所确定的时空坐标本身就具有神圣的意义，汗牛充栋的文献典籍无不与此意义系统联系在一起。这提醒我们注意哲学史叙事与宏观的历史叙事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实际上，“中国哲学史”叙事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现代化叙事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毋宁说，就深层的意义而言，中国的现代化叙事是开始于“中国哲学史”叙事。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胡适出版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何以会成为五四启蒙运动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冯友兰1915年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就读，胡适1917年留美归来开始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缘于陈寅恪、金岳霖等人和冯本人的说法，冯氏30年代中期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间的差异被夸大了。而实际上，就“西化”而言，冯氏的哲学史在许多环节上较之胡适更有过之。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历史哲学方面。胡适的哲学史一般地援用了西方上古、中古、近古的历史分期，冯友兰则把“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区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此种处理方式90年代曾受到某些中国学者的推崇，而实际上它是对于西方哲学史区分“古希腊”和“中世纪”的生硬模仿，背后隐含的则是西方的“现代化”史观。先秦以后两千年间中国思想的发展跌宕起伏，变化多端，且两汉、魏晋、隋唐、宋明都有大的转折，用一个“经学时代”来涵盖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期，其深层的理论预设是：传统社会是静止的、停滞的，变化只能来自外部的推动。“经学时代”之后只能是“启蒙时代”，“启蒙”的动力来自西方，于是“会通中西”（实为以西方的方法整理中国的材料）成为必由之路。所以，被视为“正统派”的冯友兰骨子里实际上是非常“西化”的。

卜德（derk bodde）的英译本将冯氏所谓“子学时代”翻译为“哲学（家）时代”（the period of the philosophers）【fung yu lan，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umei， derk bodde transl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我相信此种译法得到了冯本人的认可，也非常契合原作的意思。长期以来，只有“先秦诸子”才有“哲学”的看法在西方汉学和中国研究领域相当流行（直到晚近才有所改变），而作为哲学家的先秦诸子又是在古希腊智者的含义上被定位的。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远古思想的偏好与中国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西方近代哲学的情有独钟，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背后隐含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解则是共同的：中国迷恋于启蒙之后的西方，西方则迷恋于那个远古的、尚没有进入“中世纪”的，且与中国自身的现当展及其问题毫无关联的“中国”。

四

“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它的本质规定和基本规范是来自于西学。在这里，所达到的境界的高低，成就的大小，都依赖于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把握。像早年的钱穆那样，未出国门而成为卓然大家（尽管始终为新史学主流所排斥），这在“中国哲学”领域是绝对不可能的。30年代中期的“中国哲学会”下设“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和“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后一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冯友兰，委员有汤用彤、贺麟、宗白华、黄建中四人。其中冯友兰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汤用彤是美国哈佛大学硕士，贺麟曾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宗白华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和柏林大学，黄建中曾就读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中国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尽管这一点常常会引发异议），而“哲学”这门学问从概念到方法都是从西方学来的。这一前提就决定了“中国哲学”的命运。

退一步说，你可以未出国门而致力于讲论“中国哲学”，牟宗三是极少数成功的例证之一。可是从另一方面说，牟宗三在西方哲学（主要是康德哲学）方面所下的功夫，实远非冯友兰等人可比。牟氏积60余年消化康德，以一人之力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并以数百万言会通儒家与康德开出一煌煌系统，却仍然不能够免于议论，讥之曰：“英语的康德”。

最先把“以西解中”作为方法论提出的是王国维。王氏1903年发表的《哲学辨惑》一文就明确主张“通西方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胡适在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似乎表述得更全面一些：“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先秦名学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运用此方法论原则治“中国哲学史”最早的一组文章也是出自王国维之手。此后，“中国哲学”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讲论者所通西方哲学的范围、流派、特征。王氏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主要限于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如果没有他后来的学术转向，“中国哲学”的阐释很可能（如日本那样）走入德国哲学一途。而“五四”以后的30年间占支配地位的是英美哲学，主要是胡适等人的实用主义和冯友兰等人的新实在论（特别是后者）。就连冯友兰也承认“过去对于西洋哲学的介绍太偏于英美方面”[7]。三四十年代译介和阐扬德国哲学者有贺麟、郑昕等。贺麟也曾尝试运用新黑格尔主义的方法诠释儒家哲学，但是他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是放在西方哲学名著的翻译方面。50年代以后的“中国哲学”研究与创作则为德国哲学所笼罩，大陆是马克思主义，港台地区的牟宗三、唐君毅是分别取径于康德、黑格尔哲学，另一位港台学者劳思光写作《新编中国哲学史》也是以康德哲学为依归。

什么是“变中之不变”？冯友兰在1935年中国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颇能够切中要害。他说理性主义才是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的正宗，“中国最缺少理性主义的训练，我们应当多介绍理性主义”【冯友兰此语原是针对胡适等人着力引进和倡导英美经验主义哲学讲的，而实际上胡适等人引进英美经验主义同样是意在使中国哲学“理性化”。】。如果我们在较为宽泛的含义上使用“理性主义”一语，那么可以说，引进西方的理性主义方法诠释“中国哲学”，实可以概括“中国哲学”近百年的发展，其中隐含的命题是：“中国哲学”必须理性化，必须由混沌而清晰，由零落而系统，由历史上的语录、札记、注疏、学案转换为现代意义上的论文、著作。当然，对于系统性的期待不限于“中国哲学”学科，毋宁说它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化的一个侧面，在此方面不以为然且敢于明确表述自己的看法者，大概只有章太炎。由于把系统化、体系化放在突出的地位，现代“中国哲学”的底色实际上更多的是效仿欧洲近代哲学，而“中国哲学史”写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囿于黑格尔等人的哲学史架构。

今天人们常常提到冯友兰关于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有“实质的系统”而无“形式的系统”的说法，而实际上，最先谈到这一点的同样是王国维。他说，中国古代哲人的著作“大率繁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西方哲学则是“系统灿然，步伐严整”，形式上孰优孰劣是非常清楚的。[8]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和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作的序，都谈到同样的问题，而此方面比较极端的表述要算是张岱年先生。他在《中国哲学大纲》“序论”中说：“现在来讲中国哲学，最要紧的工作却正在表出其系统。给中国哲学穿上系统的外衣，实际并无伤于其内容。”[9]而实际上，此所谓“形式的系统”与其说是哲学本身的需要，不如说是哲学职业化、专业化的需要。

清晰性与系统性成为“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不二法门。从方法上说，差不多是知性分析与理性思辨平分秋色。逻辑分析方法经过冯友兰的倡导和示范，对于“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依据冯友兰的说法，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典籍是言简意赅，通常只是径直地说出结论，所以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如何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把古代哲人所省略的推理过程添补出来，这要求既不能够说得太多，也不能够说得太少。冯氏的贡献主要在于逻辑和清晰性方面，当然，此所谓“清晰”是付出惨重代价的，冯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最不相应者可能是对于《老子》的阐释，直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他仍然套用通常所谓“一般”与“特殊”、“共相”与“殊相”来说明《老子》中的“道”、“有”、“无”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冯友兰说：“《老子》确实是对于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有所认识。这个问题就是一般与特殊、共相与殊相的分别和关系的问题。《老子》所讲的道、有、无，都是一般，共相；它所讲的天地万物是特殊、殊相。它能看出来一般和特殊、共相和殊相的分别，这说明它的思辨能力是很高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三松堂全集》第八卷，第290页）】如果我们追随冯先生的讲法，那么老子其人其书压根就谈不上什么“智慧”，至多也只是三四流的形而上学家，或者更惨。

五

与体系化相关联的是分门别类的研究。自冯友兰以下，“三分”成为“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架构，早年是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张岱年表述为“天论、人论、知论”），50年代后则演化为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或发展观，有时会增加“社会历史观”部分。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的三分架构是与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相对应的———从早年讲宇宙论与人生论的统一，到50年代以后讲本体论与辩证法的统一，“中国哲学”被彻底纳入了所谓“关于一般规律的科学”的轨道。

“三分”并不只是某种外在的架构，其背后的预设是认定“中国哲学”有着与西方哲学大致相同的问题线索，这些问题同样可以采取分门别类的方式加以研究。而从发展脉络和理论成果来看，现代“中国哲学”在“人生论”方面可以说是乏善可陈，理论与实践之间也完全找不到现实人生的切入点；金岳霖的知识论和张东荪前期思想中的“多元认识论”建构，与中国思想传统之间并没有什么内在的相关性；“辩证法”则基本上是止于对于黑格尔生硬、粗糙、庸俗化的模仿。现代中国哲学家的理论成果主要是体现在文化哲学和形上学的层面。

形上学、本体论是现代“中国哲学”的重心所在，这既与回应黑格尔对于“中国哲学”的批评有关，也与思考康德批判哲学所提出的问题有关。冯友兰写作《中国哲学史》时，比较注重逻辑与知识论，稍后则更关注形上学的层面，并致力于运用“逻辑分析”方法重建形上学。这是一个相当宏大的抱负，与所期望达成的目标相比，冯显然是力不从心。熊十力说“哲学就是本体论”，且认为“本体论”一词虽然从西方引进，却只有在“中国哲学”中可以得到正解。熊氏的此类说法曾受到欧阳竞无、吕?、梁漱溟、马一浮、林宰平等人的尖锐批评，他却持之甚坚且乐此不疲。牟宗三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哲学系统如何能够既是“道德的”，又是“形上学的”？他认为这是康德试图解决但是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50年代以后的前30年间，大陆方面的“中国哲学”研究依附于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更注重本体论和辩证法。80年代后，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变革中“哲学就是认识论”（此为列宁的说法）的主张相关联，“中国哲学”领域大张旗鼓地倡导范畴研究，并在中国思想脉络中发掘所谓“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90年代以来，受到牟宗三等新儒家学者的影响，“形上学”重新成为研究和讨论的焦点，“中国哲学”中大量的史料与问题都被归结在形上学的范畴下加以处理。

最先把“形而上学”一语运用于中国思想研究的可能也是王国维，在1906年至1907年间发表的一组文章里，他曾经列专题讨论孔子、子思、老子、墨子、周敦颐等人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思想。围绕“形而上学”的哲学史研究和理论建构实际上成为了中国现代哲学家论证“中国哲学”之“合法性”的特定方式———中国思想传统中是否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且不论此所谓“形而上学”系统是“实质的”还是“形式的”）？中国现代哲学家对于此一问题的回答竟然是异乎寻常的统一，或许只有张东荪是一个例外。可以说，有关该问题的解答既是现代“中国哲学”的成就所在，也是症结所在。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西方传统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这条线索甚至于可以一直延伸到尼采。而中国思想传统中是否存在某种“形而上学”的运思方式（概念的实体化，本体与现象、理性与感性、精神与物质、灵与肉、自然与超自然截然两分的二元思维，“存在”的抽象性探求，客观确定性的预设，对于单一世界———theworld及其秩序的信仰，等等），实在是大可怀疑！“中国哲学”是整体论和功能论的，而非实在论的。功能论注重的是联系、关系、过程、生成，而非客观、实在、事实、终极。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取向基本上是实在论的，无论是牟宗三等人的观念实在论，冯友兰等人的逻辑实在论，还是张岱年等人的物质实在论。事实上，没有哪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是严格地按照西方哲学传统来讲论“形而上学”，但是致力于探求某种终极性的本原、实在则是相通的，这一点甚至于体现在熊十力有关“体用不二”的阐发中。

人们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所谓天人、体用、本末、阴阳、理气、理势、道器、心物等等，都是旨在描述某种具体而特殊的相关性结构及其发展态势，而并非指向某种终极性的本原、根源、存有、实在等等。尽管在哲学立场、方法、资料取舍、叙述脉络等方面都差异甚大，但是就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道、理、气、心、性及本心、良知等等本体化、实体化而言，熊十力、牟宗三一系与冯友兰乃至于各种“唯物论”的讲法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

我们实际上可以把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与制约区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属于时代性、政治性的因素，可以广泛地包括特定的启蒙观念，与历史“进步”观念相联系的思想进化观念，线性的“社会形态”理论，“唯物唯心”，“阶级分析”，被庸俗化了的“辩证法”，甚至于可以包括黑格尔等人的哲学史模式及其所隐含的历史哲学，等等。另一个方面则关涉哲学本身的内容与方法。严格地说，所谓“中国哲学”之有无的问题主要是关涉后一个层面。而在“中国哲学”现展的脉络中，这个问题又可以表述为：历史上的中国思想传统中是否包含有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中国现代哲学家称之为“形上学”）？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人都通过某种体系建构的形式对于上述问题做出了系统的、肯定的回答。

至少在我看来，或许“中国哲学”的诠释进路不应当是内在于“形而上学”的，而应当是相对于“形而上学”的。从此种意义上说，它应当成为一种“后哲学”的哲学或曰“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而选择“非形而上学的”（不一定是“反形而上学的”）诠释进路，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哲学”与“非哲学”之间的划界，倒可以理解为是丰富与开掘哲学的维度与可能性，这也正是海德格尔等人所从事的。

说到接续中国本土的精神传统，情况则更为复杂。牟宗三使用“即哲学即宗教”一语来表述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特征，意在强调哲学必须具有生命安顿和教化的功能。可是，无论是熊十力的“体用论”、“明心篇”，冯友兰的“境界说”，还是牟宗三的“自由无限心”，实际上都只是提供了某种说法，很难说对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现代哲学的发展已经不可避免地失落了往圣先贤那种知行合一的话语情境，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现代哲学家的兴奋点更多地是集中于与西方思想的“对接”，而基本上谈不上对于现代中国人生存状态及其内在结构的真切把握———冯友兰关于人生四种境界的描述，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玩弄光景，简单而浮泛地图解人生的一个典型例证。

六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史”写作是二而一的，更确切地说，是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制奠定了基础，尽管从时间序列上看北大“中国哲学门”的设置先于胡、冯“哲学史”的出版。

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胡、冯的“哲学史”模式既体现出国人在理解西方哲学方面知识水平的限制，也体现出那个特定时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视野及其局限性———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冯“中国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此方面一般地主张“科学”与“哲学”划界的冯友兰与推崇所谓“科学方法”的胡适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不间断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与上一点相联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冯友兰基本上是在负面含义上使用“经学时代”一语，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冯氏早年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为什么对于两汉以后中国思想的发展处理得过于简约。胡适则是在反正统和推崇乾嘉的意义上否弃经学的。而与经学传统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现存的“中国哲学史”模式及其体例已经大大落后于“中国哲学”具体问题的研究，范式的转换落后于具体问题的积累与突破，这也是正常的。“重写哲学史”的真正意义在于范式转换，而不在于增加一个版本或者是在某些具体资料与观点上修修补补。问题在于：“重写哲学史”并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它不仅要求我们具备超越前人的视野，而且要求我们具备超越前人的学养，此所谓“学养”同样是关涉“中西之间”———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是如何深化我们对于“哲学”的理解，摆脱和超越目前仍然普遍存在的“中西之间”的“格义”状态。

尽管我们在许多问题的探索方面已经大大超越了前人，但是说到整体范式的转换，还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研究已经开始表露出多元化的格局。在“后冯友兰”（或“后牟宗三”）时代，任何范式都将失去整体的统摄性与规范性。与此相关联，任何“中国哲学史”写作都只是具有“个案”的性质，无论其成功与否或影响大小，都很难再具有所谓“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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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6.

[4]　冯友兰.致容庚[a].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611.

[5]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z].北京：中华书局，1979.106.

[6]　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465.

[7]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会年会上的开会词[a].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281.

第9篇：系统哲学论文范文

(一)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哲学界普遍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二者有统一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哲学,邓小平哲学具有广泛的人民性。二者具有统一的观点:均把实践的观点视为自己哲学的首要的基本观点,把生产力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

二者具有统一的方法:均把唯物辩证法视为自己哲学的根本的方法。论者在阐释继承性的同时强调邓小平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新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其哲学的实质是批判性与实践性。邓小平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作出了新的阐释,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论者指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理论的发展表现为:第一,科学概括了实事求是在马列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全面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内容。第三,2009.2第26卷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阐述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一致性。第四,阐述了保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于保持正确政治路线的意义。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理论的发展表现为:一是“实”,体现在他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点的论断上。二是“新”,体现在他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联系起来。三是“深”,体现在他把对思想路线的系统表述同认识的发展过程和基本规律联系起来。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有“六个阐发”和“五个升华”。“六个阐发”:一是针对“两个凡是”阐发了保持实事求是首先是解放思想;二是针对在“高举”问题上的糊涂观念阐发了思想的实质和真谛即在于实事求是;三是针对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思想障碍阐发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世界观意义及其与政治路线的关系;四是针对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阐发了保持实事求是必须正确解放思想;五是针对在评价和思想中出现的偏差,阐发了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领袖人物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本原则;六是针对我国现代化建造道路的问题阐发了保持实事求是才能确立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五个升华”:一是首次把实事求是明确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二是首次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三是首次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的关系作了科学阐述;四是首次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联系起来;五是首次提出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与开展两条战线上的反倾向斗争联系起来。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主要体现为:第一,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二,在强调正确处理“三大基本关系”(即理论与实践、共性与个性、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的同时突出“三个标准”(即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第三,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观主义非凡是教条主义的特点作了新的分析。第四,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保持实事求是同发展政治民主的统一。[2]

2、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有论者指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精辟的阐述是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创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邓小平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是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深刻揭示。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的理论,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是对历史发展主体价值选择性的深刻洞察。同时,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经济建造为中央的社会主义发展论,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相结合的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论,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唯物史观新理论,初步解决了如何建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的重大课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有的论者认为,邓小平为唯物史观增添了新范畴。传统观点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主要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邓小平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唯物史观的新范畴。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是全方位的。如:扭住经济建造这个中央不放的思想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生活决定全部社会生活的原理详细化为实践性操作性的原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生产力梯度推进论和台阶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应用和发展。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两手抓”的思想使生产力标准详细化了。邓小平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稳定的观点也是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3]

3、对唯物辩证法的新思索。有论者认为,创立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邓小平的“要照辩证法办事”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照辩证法办事”,首先表现为对矛盾规律的娴熟运用。邓小平通过对社会主义建造中一组一组矛盾的辩证分析,揭示出一系列对应范畴的相互联结、相互规定、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如共性与个性、计划与市场、先富后富与共富、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与“两手都要硬”、改革发展与稳定、全局与局部、本质与现象等。邓小平对矛盾规律的新思nalofHuaiyin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eVol.262,2009考还表现在他对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关系的观点上。他认为同一性与斗争性都不可忽视,既要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又要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在一定条件下,同一性起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借鉴、相互利用;一国两制;等等。邓小平把矛盾论和系统论统一起来,强调系统思维。邓小平把系统论引入辩证法,从多要素和多层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调解上考虑问题。他强调“系统性”,强调注重事物的相关性、有序性、整体性。这一思想突出地体现在他对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分析与阐述之中。有论者将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区分为社会主义建造中的辩证法思想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辩证法思想。社会主义建造中的辩证法主要有:根据矛盾的普遍性与非凡性相结合的原理,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观点,提出了“一个中央,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运用矛盾发展的不平衡原理,阐述对外开放的波浪式的多层次、多功能的推进格局;运用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提出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思想;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运用矛盾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原理,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和保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目标;等等。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辩证法思想主要有:提出了以借鉴促发展的思想;发展是台阶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思想;社会主义建造中稳定与发展的辩证法思想;等等。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造辩证法的重大贡献表现在:(1)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2)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凡国情相结合;(3)把握辩证思维实质,寻找解决社会主义矛盾的新方法,实现革命的辩证法向建造的辩证法转变;(4)保持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制定了“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的全新战略思路;(5)依据发展不平衡规律,制定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带动落伍地区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4]

4、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新发展。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着重于哲学概念与原理的实际运用与创新,称之为应用性或实践性。马克思从总体上论述了关于实践的理论,既把实践看成是认识论的基础,也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而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列宁侧重从认识论方面丰富发展了实践理论。系统论述了科学的实践观,但他的贡献主要还是集中于认识论。邓小平从总体上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总框架,但其哲学思想的实践性特质得到极大彰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提升到了实践的高度和层面。他既把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又把实践作为历史观的基础。保持认识论框架内的实践观,必然注目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为“本本”所束缚;保持唯物史观框架内的实践观,必然注目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为抽象的姓“资”姓“社”所困惑。保持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统一,实践标准必然在社会领域详细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二)关于邓小平理论精髓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邓小平理论精髓的内容、地位和作用,它的思想来源以及实现途径等几个方面。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有论者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概括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有人认为,实事求是要求把革命实践作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基础,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以这种实践论的哲学观点为基础的。有人指出,只有深刻地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才能深刻理解这一理论的各个方面及其内在联系。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没有邓小平理论,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内涵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基本问题说。认为实事求是体现了、邓小平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2)唯物主义说。认为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和实质是唯物主义。(3)认识论说。认为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认识路线。(4)多种涵义说或称综合说。把实事求是理解为一个总体的综合的范畴,认为它有多方面的涵义。其中以三涵义说和四涵义说为主。前者认为实事求是是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统一的范畴,后者则认为实事求是的涵义包括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主要内容。有论者认为,实事求是作为邓小平2009.2第26卷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理论的精髓是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总体性范畴。有人认为,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是用以表述中国共产党人所应当树立的正确学风的。有人认为,实事求是的理论支点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原理以及普遍性与非凡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原理。有人认为,实事求是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是由实然、必然、应然三个环节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

3、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

有论者中认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巨大贡献是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强调了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条件、主体素质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性。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创造精神的体现。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有人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世界哲学发展大道来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实质在于倡导主体性与客观性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原则。比较而言,“解放思想”着重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实事求是”固然也包含着人的主体性,而强调的重点则在于世界的客观性。

4、如何贯彻和实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有论者认为,邓小平本人就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邓小平力求党的政策和实行政策的步骤方法合乎我国实际。详细反映在:一是一切目标政策都不是从书本和主观愿望出发,而是从实践、从基层提出,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二是改革的目标政策办法措施对不对,要由实践检验,“拿事实来说话”。三是强调及时总结经验。邓小平所以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因为始终保持两条:信念的坚定性和方法的灵活性,并把二者统一起来。有人认为,邓小平在保持实事求是方面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第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第三,保持真理与纠正失误相结合。有人指出,心中有群众才能实事求是。要实事求是,当然要保持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主客观关系,这属于认识问题。可要做到实事求是同样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离开了群众路线很难做到实事求是。[5]

(三)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特征或特色的研究。

1、邓小平哲学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和核心,以系统分析为方法论,以实践功效为内容的认识论,以发展生产力为特征的历史观所组成的社会实践哲学。这一理论概括了邓小平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强调了注重整体、综合的系统思维方法论,突出了以价值为特征的认识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特征的唯物史观。邓小平哲学理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社会实践性。

2、邓小平哲学理论不侧重于哲学概念的阐释和原理的系统化,而侧重于哲学的运用、创新和发展,因而具有以下特点:(1)鲜明的时代性。它是开放的哲学,即保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得出新的科学判定,从而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总政策。邓小平解决了时代定位问题,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从而确立了中国的发展战略和走向。(2)强烈的求实性。邓小平把求实性贯穿于他全部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关于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3)高度的创造性。如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等。(4)深邃的辩证性。邓小平认识和解决党内外、国内外各种复杂问题的决策处处布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如他提出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相互关系;保持“一个中央、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等。尽治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理论特点的概括不尽相同,但都一致强调它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特点。[6]

3、邓小平哲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1)强调主客体统一的同时,凸现主体的重要性。详细表现为:邓小平强调对“实事”的认识和把握,但更强调“求是”,即从“实事”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以此指导我们的实践;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强调物质价值的同时重视人和人才的价值。(2)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同时,凸现方法论的重要性。尤其重视以下方法:抓住主要矛盾不放的方法;两手抓方法;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法。(3)强调真理性和价值性统一的同时,凸现价值的重要性。表现为,把客观实际是什么,主体要什么、为什么统一起来,并在统一中强化为什么(目的)的重要性。把求是、务实、实效有机统一起来,把实践活动与价值评价结合起来。(4)强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统一的同时,凸现生产力的重要性。表现为,在对社会主义nalofHuaiyin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eVol.262,2009本质的认识上,把重点放在生产力方面。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强化生产力的作用。[7]

4、分别从形成方式,理论形态和思想方法的角度概括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其一,形成方式特点。在纠正中阐述新思想,在重申中论述新观点,在强调中形成新认识,在保持中提出新论断,在创新中发展新理论。邓小平是创新的光辉典范,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保持同发展、创新辩证统一起来,取得了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造实际相结合的新成果。其二,理论形态方面的特点。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的应用哲学;是以社会发展为主题的历史哲学;是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核心的政治哲学。

其三,思想方法方面的特点。实事求是地肯定和否定;注重矛盾的统一性;突出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运用现代科学的思想方法;注重社会系统的目的性,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社会系统环境因素的作用,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发展,社会系统的相关性,社会系统平衡与非平衡状态的有机统一。[8]

5、邓小平哲学思想具有实践性、务实性、创新性、科学性等基本特征。实践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础,务实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创新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灵魂,科学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实质。邓小平哲学思想是以实践性为基础的务实性、创新性、科学性的有机统一。

6、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内容出发将其特点概括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的认识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点的唯物史观;以人民利益为取向的价值观;以“两手抓”为特征的方法论。

7、侧重于邓小平哲学风格的研究,将其特点归纳为:简明、通俗、求实。8、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整体性和系统性、实践性和实用性、同一性和调解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精髓,是贯穿邓小平哲学思想中的一条主线;以发展为核心的辩证法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灵魂。9、一些论者分别探讨了邓小平哲学思想在各层面上的特点,如邓小平主体性思想的理论特色,邓小平价值观的特点,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的特点,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特点,等等。(四)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基本框架的研究。

论者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仍旧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在形式上,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列宁、的哲学不同,它不是以专著的形式、比较系统地表现出来,而是蕴涵于他关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导和党的建造各方面的论述之中。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当代中国实践精神的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思想在当代的新发展,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当代开放社会、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高科技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哲学灵魂。它非凡富有时代性和实践的活力,是中国人民的理论宝库。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框架进行了概括:

1、邓小平哲学思想体现在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因而它突破了通常意义上的哲学框架。他的哲学思想继承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把哲学彻底提升到了实践的高度和层面,是一种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在:(1)主体性。与领导工作实践融为一体,具有融人民主体性在内的领导主体性;(2)科学性。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保持生产力根本标准;(3)民族性。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本质和精神,又承继了民族哲学中注重践履、务实求真的精神。

2、邓小平哲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1)以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相结合的彻底唯物主义,包括贯彻“生产力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则;(2)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新型实践观;(3)改革开放的世界历史观;(4)具有时代特色的全面运筹的社会活动辩证法;(5)邓小平还形成了一系列的哲学思想,如以现代化为中央的发展哲学,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哲学,以建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色的经济哲学,以民主化、法制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以现代意识为主导的领导哲学等等。[9]3、邓小平同志的哲学思想包括他的一系列战略思想:(1)在处理社会结构体系中各个领域发展的关系上,紧扣生产力发展的中央,围绕这一中央进行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保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造两手抓,推进社会全面协2009.2第26卷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调发展。(2)在处理社会发展中的主客体关系上,强调通过各方面的发展和改革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使人民得到实惠,同时注重提高人的素质,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强干部队伍建造与依赖广大人民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3)在处理社会发展中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上,保持独立自主,同时强调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4、邓小平的价值观是其哲学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讲求实效、注重效果是邓小平价值观的实质和核心。他把实事求是前提下注重实效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以贯之于他的全部活动过程,并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发展生产力的价值目标有机结合起来,视为应追求和实现的基本目标,作为评价一切活动、事件和事物的根本标准。邓小平的实效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贡献。[10]

5、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1)求实精神。包括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认识上的实际、实践,价值上的实效,作风上的实干,国力上的实力等。(2)发展精神。邓小平提出,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发展是当代中国的核心,发展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3)“致和”精神。“致和”是中国传统的哲学精神,它要求在矛盾的对立面中看到同一,利用同一化解矛盾,解决问题。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关于时代主题的论断,是对“致和”精神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11]6、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为:(1)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2)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精神;(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4)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7、邓小平哲学是“求实哲学”:(1)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地联系起来,深刻地阐述了二者的内在统一关系;(2)把实践标准纳入党的思想路线,科学地概括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3)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4)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列主义、思想的精髓。

8、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中求实观、矛盾观、实践观和唯物史观四大观点构成了邓小平哲学的主体框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学体系。求实观是邓小平哲学的灵魂,贯穿于其他三大观点之中;矛盾观体现了他的辩证思维方法;实践观表现了他尊重实践、相信实践、勇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的认识论;唯物史观展示了他的生产力理论、领袖观和群众观以及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的重大贡献[12]。9、“求实哲学”是、邓小平哲学形态的共同性。哲学的形态是“实践哲学”,它发展为邓小平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生产力哲学”。邓小平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理论,并立足于生产力,对时代主题的转换作出了新判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新论断;立足于生产力,打破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传统认识;立足于生产力,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改革开放的目标。

10、邓小平哲学的形态“发展哲学”。(1)发展是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主题,邓小平在解决这个主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发展哲学;(2)邓小平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质上就是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从哲学层面而言就是发展哲学;(3)“求实哲学”和“生产力哲学”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发展哲学”更深刻更宽泛。“发展哲学”兼容“求实哲学”和“生产力哲学”。邓小平的“发展哲学”包括:发展求实论;发展中央论;发展动力论;发展调解论;发展主题论;发展转型论;发展价值论;发展主体论等。[13](五)关于邓小平理论哲学方法论的研究1、五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有人从矛盾同一性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中矛盾的同一性的运用和发展。“一国两制”构想的哲学基础,在于胜利地运用了矛盾的同一性。并以此为胜利的范例,纠正了我们以往的“斗争哲学”的错误倾向。有人从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角度出发,认为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处处闪耀着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光辉。作为理论家,邓小平同志是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作为哲学家,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说明和论述问题的过程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立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形成了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有人从思维方式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及主要特点是:⑴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⑵战略性、宏观性的思维方式;⑶实践性的思维方式;⑷主体性的思维方式。有人从系统论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借鉴和运用现代系统思想的一个光辉典范。建造nalofHuaiyin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eVol.262,2009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了整体综合性、结构层次性、动态开放性、进化发展性和功能目的性的高度统一。有人从哲学智慧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典型特征,是活生生的详细辩证法、实践辩证法、系统辩证法,是改革哲学、开放哲学、现代化哲学,是富于时代精神、中国神韵、个性魅力的哲学智慧。2、邓小平哲学方法论的特点。有人认为,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的特点是:开放性、人民性、辩证性、策略性、经世致用性。有人认为,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特色在于它的实践性、系统性和多样性。有人认为,邓小平改革方法论的特征在于: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思想路线与工作路线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应用与创造的统一、普遍原理与民族形式的统一。有人认为,邓小平的思想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辩证的思想方法、系统论的思想方法、创造性思想方法、预见性思想方法、开放性思想方法、循序渐进的思想方法。有人认为,邓小平辩证法的特点在于:主客体统一的世界观;知行统一、共殊统一的特色观;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名实统一的社会主义观;稳定与发展统一的改革观;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的机遇观;渐进性与革命性统一的生产力观;与科技革命时代统一的科技观;综合与创新统一的文化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中外统一的世界史观;分合统一的大系统观。

二、研究概况写作论文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的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也成果颇丰。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上看,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学术论文2000多篇,已出版研究专著40余部。从研究队伍看,全国理论界、宣传界、学术界都有一批研究人员,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专业学术队伍不断扩大,有不少是哲学界闻名的专家学者或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如邓光荣、李君如、龚育之、孙伯钅癸、张一兵、袁贵仁、乌杰、杨耕、陈志良、赵光武、王东等。在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代表性学术论文有:陈俊宏《只有加快发展力才能显示优越性》(《光明日报》1987年10月25日),王永昌《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兼论邓小平有关生产力标准的思想》(《河北学刊》1988年第1期),陈志良、杨耕、郭建宁《论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党校论坛》1990年第10期),徐久刚《邓小平主体生产力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91年第11期),乌杰《宏观系统思想和多样性原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与精髓》(《邓小平思想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邓兆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时代性》(《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孙伯钅癸《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坚定的唯物主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赵凤歧《邓小平对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邓小平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双重理论建构》张一兵(《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杨耕《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哲学基础的再思索———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内涵和特点》(《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朱宝信《简论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三种视角》(《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杨耕《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及特色》(《前线》2009年第1期),萧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哲学研究》2009年第7期),雷咏雪《试析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思想研究》2009年第6期),雍涛《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理论月刊》2009年第10期),罗尚贤《和生论———邓小平哲学思想初探》(《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1期),田启波《邓小平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薛广洲《、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佟向民《关于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特色的研究》(《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马克思的范畴学说与辩证逻辑方法———邓小平理论范畴体系构建的学理分析》,赵智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田启波《发展理论史上的里程碑———邓小平的发展哲学探析》(《思想研究》2009年第2期),等等。

已出版的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有:江西社会科学学院编《邓小平的思想初探》(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袁训忠主编《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林英家等著《邓小平新时期军事哲学思想》(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乌杰著《邓小平思想论》(人民出版社,1992),陈志良、杨耕著《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李君如著《哲学根据:实事求是》(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编《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徐博涵、杨植任主编《邓小平改革的哲学思维》(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丁士峰等著《当代伟人的思维:邓小平思维方式研究》(出版社,2009),刘嵘著《中国现代化建造的哲学基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刘景泉、周薇著《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与发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袁贵仁著《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邢贲思主编《邓小平思想论》(法律出版社,2009),尹全忠等著《邓小平思维方式比较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程家明著《邓小平改革方法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袁贵仁、宫敬才著《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庞元正著《邓小平理论精髓》(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王东著《邓小平理论与跨世纪中国》(北京出版社,2009),汪维钧著《邓小平哲学概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朱书刚著《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等等。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巡谈话”是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的讲话进一步推动了理论界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深入研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邓小复阐明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造,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理论界在关注这一理论的同时,开始研究它的哲学根据。从十二大到十三大,邓小平在确定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党的十三大第一次使用“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在此期间,邓小平的著作相继编辑出版,如1983年7月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后修订为第二卷),1984年12月出版了《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出增订本),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哲学意义上探讨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思想的理论价值。党的十三大着重论述了生产力标准问题,接着全国开展了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思想解放的新起点。有论者指出,生产力标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保持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哲学基础。伴随着邓小平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系统化的同时,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升温,不少学者开始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方法论等多角度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1989年5月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后修订为第一卷),同时还出版了一些有关的专题单行本。这些著作在国内外广泛发行,产生巨大的影响,为我国学术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1989年国内“八九”之后,邓小平理论经受了一次考验,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相对出现一个低潮。有人认为,邓小平没有哲学思想,理由是邓小平没有哲学著作,其讲话中的哲学味不浓,即使有几个哲学概念(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也不是邓小平创造的,而是从那里继承来的。也有人认为,邓小平没有系统的哲学思想,邓小平的思维方式是实用主义。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有深度的研究文章比较少。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初到2009年9月党的十五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拓展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理论界简称“南巡谈话”),“南巡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定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澄清了多年来在改革开放中常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模糊认识。“南巡谈话”可谓邓小平理论之集大成,表明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得到了理论界乃至全社会的一致肯定和拥护。在“南巡谈话”的影响下,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强调要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全党。随着邓小平理论经受住了国内和国际格局变化的严峻考验,1993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研究局面渐进高潮。非凡是2009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悼词》中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丰功伟绩的一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成为一些普通人缅怀邓小平的自觉行动。理论界以极大热情关注特色理论的哲学内涵,同年3月19日,安徽省还召开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邓小平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详细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石。这一时期研究视野拓宽,理论界高度重视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意义和邓小平独特的哲学思想,哲学思维方法等内容。

这一阶段,研究者不但从纯哲学层面去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而且更注重从总结实践经验的角度去探索,概括邓小平哲学思想。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大量集中在探究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特征、特色、特性上。第三个阶段,2009年9月党的十五大到目前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化阶段。党的十五大的历史性贡献是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科学地界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基本概念以及内容,从总体上完成了对邓小平理论的政治评价: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五大的胜利召开,更是将邓小平理论尤其是邓小平哲学理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在继承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特征的基础上,开始全面探讨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体系,并深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改革有指导意义的领域,如思维方式、思维方法、实践特性等。此外,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引起研究者的浓厚爱好。[1]综上所述,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经历了布满疑虑经不断拓展到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目前,有关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和逻辑结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以及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关系等内容的研究,已取得较大的进展,达到相称的深度。

三、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中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20余年来,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相对邓小平理论的博大精深和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的巨大影响而言,已有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一)从资料的角度看,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可资借鉴及引证的材料相对欠缺。由于邓小平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大多散见于他的讲话之中,因而如何从他的大量讲话中把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发掘出来,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仍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广大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一个艰巨任务。笔者认为,在《邓小平文选》三卷本和其他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整理邓小平有关哲学的论述,出版《邓小平同志论哲学》一书,这样可以大大推动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工作,同时也会深化对整个邓小平理论的研究。

(二)从研究的角度看,在邓小平哲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倾向。

一是,有人从现成的教科书体系框架出发,按照这种体系来建构邓小平哲学。二是,有人将邓小平哲学变成了现有理论范畴、概念的印证材料。因此,如何从邓小平理论本身出发,来理解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邓小平哲学研究中十分重要但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力求按照邓小平哲学思想本来的逻辑揭示它的科学体系。虽然邓小平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却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我们只有在研究邓小平理论体系及内容的过程中,才能提炼出他的哲学思想,概括出他的哲学思维方式。只有从邓小平理论体系和内容的高度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才能确定其哲学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只有从邓小平理论体系和内容的高度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才能领会到邓小平哲学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及内容的哲学基础。只有从邓小平理论体系和内容的高度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才能揭示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内在理论体系。

(三)如何理解邓小平哲学和哲学的关系也是值得注重的问题。

在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毛压邓,认为哲学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而邓小平哲学思想仅是哲学思想的一种详细表现,不足以称其为哲学思想体系;另一种是以邓贬毛,任意拔高邓小平哲学思想,贬低或否定哲学思想的价值。这两种偏向显然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笔者认为,对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必须把他们放到中国革命和建造的社会历史条件中进行。脱离中国革命和建造的详细历史进行纯学理的比较,就无法正确理解和把握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关系。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都是在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历史问题中产生的,因此,无论是其哲学思想的主题、特色和内容,还是其发展的动力,都来自于中国革命和建造的实践要求。同样,要确认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也只有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对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必须保持继承与发展的2009.2第26卷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辩证统一。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两者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哲学思想同哲学思想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造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中形成的,是对哲学思想的发展。否认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比较研究就会误入歧途。对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也必须遵循和邓小平所一贯保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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