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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盛世教案精选(九篇)

时间:2023-05-31 22:34:37

开元盛世教案

第1篇:开元盛世教案范文

尘封多年的“盛档”

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的盛宣怀档案之所以有“中国第一”之誉,皆因其规模巨大、史料丰富――共有178633万件,约1亿字。按照已故文化大师王元化的说法,“其存世数量之大,内容之丰,涉及面之广罕有匹配”。

然而自1939年被张元济收入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前身之一)之后,“盛档”在人间难闻其声。究其原因,在于盛宣怀特殊而尴尬的历史身份。1949年以前,有关盛宣怀的图书只有一套《愚斋存稿》:建国之后,学界即使在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中涉及盛宣怀,也一律冠之以“官僚买办”之名,加以全盘否定。

当然,“盛档”并非完全与世隔绝。上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邵循正教授在顾廷龙的帮助下,对“盛档”进行了第一次整理,出版了《盛宣怀档案未刊信稿》:70年代中期,在顾延龙、陈旭麓、汪熙三位先生的主持下,多名上海近代史研究的专家对“盛档”进行了第二次整理,先后出版了八辑“盛宣怀档案资料选”。然而上述两次整理,都只涉及“盛档”10%的原件,绝大部分资料始终是“养在深闰人未知”、

现任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业务主管的冯金牛研究员,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上海图书馆工作,他告诉记者,他进入单位不久,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惟恺教授来到上海图书馆,想查阅“盛档”。当时,图书馆的一位研究员私自接待了费惟恺,准许费进入当时存放“盛档”的资料室。结果等费惟恺一离开,那位研究员就遭了殃。又是写检查,又是被调查,最后被逼得离开了图书馆。

到了1980年代末,又一位美国学者慕名而来。那时,图书馆方面已没有什么忌讳,大方地请那位学者进了资料室。可在那个小房间,美国学者只见到800多个档案包铺天盖地里面的材料杂乱无章、支离破碎,让他毫无头绪。最终,这位学者还是空手而回。

直到1996年的春天。胡绳、王元化、顾廷龙三位学界泰斗一起呼吁,建议对盛宣怀档案进行全面的整理。上海图书馆随即成立了“盛档”整理组,根据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的规范,开始对“盛档”予以全面而又系统的整理:著录每一份档案,在卡片上标出档号、文种、正题名、责任者、文本、时间、数量、主题词和附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数据库,使读者从上述各检索点都能查到所需的档案及全文图片。

“‘盛档’得以被整理、出版、向社会公众开放,完全是思想解放的成果,”冯金牛对记者说,“这话听起来有点像套话,但事实确实如此。”

历经12年的编目、整理、修复、装裱,上图终于在2008年岁末完成了“盛档”的编目和原件扫描工作。如今,任何一个人,只要拥有上海图书馆的读者证,就可以在馆内电脑上登录“盛档”的全文电子数据库,进入“中国第一私人档案”,进入盛宣怀的时代和世界。

盛宣怀其人

然而,盛宣怀究竟何许人也?

他是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李鸿章的得力助手,“天下第一官商”,不可复制的中国式奇迹。他四次科举不中,由幕僚文书而始,以实业入仕,直至权倾朝野、富可敌国,走的是一条当时的中国人很不愿意走的实干之路。他“手握十六颗夜明珠”,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葡萄酒厂张裕葡萄酒厂中国第一家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中国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中国第一个正规师范学堂南洋公学堂等。他还是中国第一任红十字会会长,天津、北京、上海等地著名的慈善机构广仁堂的创办人。

这样一个人物倘若出现在新教革命后的西方,恐怕会被尊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先驱,然而在中国,他身后背负众多骂名。鲁迅先生曾经点名批评过盛宣怀,说他是“卖国贼”;而国人心目中的盛宣怀,虽不至于“卖国”,但至少是“借官办实业而大发横财的腐败官僚”。不然,他死时何以能留下两千万两白银的家产?倘不贪污不腐败不投机,哪来这么多钱?

走进“盛档”,首先可以肯定,盛宣怀确实不是个“清官”。按照冯金牛研究员的说法,发现盛宣怀的证据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盛宣怀连自己要人做假账的字条也留了下来。比如,“盛档”中有这样两份官员名单,一份列着当时所有在常州当官的外地人,一份列着在京城做官的常州人(盛宣怀祖籍常州)。名单上,官员的姓名、住址都写得清清楚楚,还附有给每个人具体送上的礼物。再比如,盛宣怀的二太太在一封家书中对他直言相劝:人到京城,就要舍得塞红包,否则做不成事情。

然而,若因这些污点就把盛宣怀与今日毫无建树但又的某些官僚相提并论,未免有失公允。毕竟,在商业意识、经营才干、政治手段以及创办和经营实业取得的成就方面,盛宣怀的同时代人几乎无人可以与其比肩,而“盛档”证明了他在华洋杂处中传播的现代文明、商业精神与开放眼光。比如,盛宣怀擅长与洋人打交道,无论是与法国公司就华工的工资待遇问题进行谈判,还是开出一桌中西结合的酒席接待外宾,大大小小的涉外事务,他均能打点得妥帖周全。对于西方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他有着浓厚的兴趣,经常会读些相关书籍。

耐人寻味的是,盛宣怀虽然善于经营洋务,会与洋人打交道,还会吃西餐,但他本人并没有“西化”。“盛档”显示,他不信洋教,不用西医,不会讲洋文,如有外事活动,总要依靠翻译。从某种角度来看,盛宣怀好像是实业界的辜鸿铭。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将代表现代科技的铁路、矿务、电讯等“夷技”由上而下推及全国: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个纯粹的、守旧的中国人,这从他二妻五妾的家庭组成中就可见一斑。他一生都在官场上积极谋进,同时也在佛道中寄托慰藉。到了晚年,他对佛教的虔信愈加鲜明。临终前,盛宣怀遗命家人,入葬时“僧衣薄殓”,即是要以一个和尚的装扮、一颗向佛的心灵,去往西天乐土。

一生钻营“洋务”的盛宣怀就这样以最东方的方式在人们的议论中落幕。留下漫天的生命凭据在故纸堆里等待,等待着自身价值重新被发现、被整理和被判定的一天。

“盛档”中的历史名人

“盛档”不仅是盛宣怀个人及其家族的档案,亦是一幅展示中国近代政治、社会、外交、军事,金融,实业、教育的全景式图卷。近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袁世凯、黄兴,辜鸿铭,胡雪岩、马相伯、詹天佑等几百人,或与盛宣怀共事,或与之书信来往,都在“盛档”中登场。

“盛档”中有关袁世凯的内容引起历史学界的广泛兴趣。盛宣怀与袁世凯,本身就是命运交缠的一对人物,生前“爱恨交织”,死后同担骂名。他们同出于李鸿章门下,其中袁世凯练兵起步,承继了李鸿章的军事和政治,而盛宣怀兴办实业,继承了李鸿章的洋务事业。李鸿章对这两人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彼此倚重,努力共济时艰。在临终前,李鸿章向朝廷举荐袁世凯接任他的直隶总督一职,同时给盛宣怀写了一封信,信里留下一首七律:“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诸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人。”即便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来解释,也难抹李中堂一片忠君爱国之心。

不知是不是受了恩师的影响,盛宣怀确实看重袁世凯。他曾给袁世凯写信,表示“平生知己,文忠(李鸿章)而后,莫如我公”。没想到1902年,李鸿章去世才一年,袁世凯竟第一个拿盛宣怀开刀,把后者一度逐出招商局。即便如此,盛宣怀依然看重袁世凯的“旷世之才”。在风云变幻的1912年,他极力推举袁世凯复出,并在袁世凯取得民国政权前后不失时机地吹捧,说袁世凯“措置大局举重若轻”,是“中国的华盛顿和拿破仑”。不仅如此,盛宣怀还把北京府学胡同的一处房产以极低的价格转手给袁世凯,以安顿袁世凯的一大家子妻妾儿女。

相比之下,盛宣怀对于孙中山的评价就未免有些虚与委蛇。小盛宣怀22岁的孙中山是盛的好友郑观应和胞弟盛宙怀双双举荐的人物;不仅如此,孙中山对盛宣怀恩惠不少,在盛宣怀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的那段时间,孙中山冒着舆论风险,尽力保护盛氏家产,让盛宣怀得以回沪颐养天年。但盛宣怀对孙中山并不以为然。他在1913年一封写给孙宝琦的信中,毫不留情地评价孙中山是“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当孙中山致函盛宣怀,希望他能借款帮助渡过财政难关时,盛宣怀干脆利落地拒绝了,借口是其本人也“债台高筑,有欠无存”。

“盛档”不仅记录下风起云涌的历史片段,还遍布着清末时期文人官场之间的有趣故事。中国办报先驱王韬和盛宣怀有同乡之谊,他有一次写信给盛宣怀,说自己要刻书,但是没有钱。盛宣怀于是给了他500两银子。几个月后,王韬又来信了,说不好意思,你给的那些银子被人骗走了。被谁骗走了呢?一个相好的。交代完这些原委,王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跟盛宣怀再度讨钱,并且套近乎说,我可以帮你物色一个小妾,有个姑娘不错,我可以把她的照片给你看――言下之意是,我不是白拿你的钱,也是给你帮忙的。

“盛档”价值有待长期挖掘

总量达到17.8万多件的“盛档”,相关研究其实才刚刚起步。上海图书馆过去12年所做的工作,是为它拂去蛛网,擦净浮尘,澄清出处,系统归档;而它内部的宝藏,可供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挖掘探寻。

比如,中国近代海军史专家姜鸣利用一个中午,就发现了一件对晚清政治研究大有裨益的文件资料。他在《珍档秘史――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展》的展柜中,发现几页散开的手稿,细细一读,不由大吃一惊,原来,这个用楷书书写的《虎坊摭闻》指出袁世凯从谭嗣同处获悉康有为有“兵胁颐和园”的计划后,“使密告礼王”,即派人密告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简而言之,该文件不仅证实了史界一直存在争议的“袁世凯告密”一事,还揭开了其告密的真实路径。

第2篇:开元盛世教案范文

华盛顿去世后被奉若神明

2002年是华盛顿诞辰270周年。随着时间的流逝,华盛顿的历史和传说已经逐渐发展为政治神话,并成为美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华盛顿在世时首都就已经以他的姓氏重新命名。今天,全美国以他姓氏命名的有一个州、7座山、8条河、10个湖、33个郡、9所学院、121座市镇。他的形象印在硬币、纸币和邮票上;他的画像挂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无数的走廊、办公室和大厅之中;他的塑像遍及全球,塑像的图片可以印成一厚册。在南达科他州的鲁什摩山岩上,华盛顿和另3位美国总统巨大的头像已经成了美国一大景观。华盛顿诞生日是和美国独立日一样的国家节日。

在独立日和华盛顿诞生日,主要的仪式就是发表赞颂华盛顿的演说,这些仪式和演说都成了制造华盛顿政治神话的历史过程。林肯说:“给太阳添光和给华盛顿的名字增辉同样徒劳无益,谁也别想这样做。让我们以庄严敬畏的声音来念诵这个名字吧!让它放射出永远不灭的灿烂光辉!”

华盛顿纪念碑凝固了的华盛顿的政治神话。美国历史学家康里夫曾说:“一座玄妙的华盛顿纪念碑使人无从认识他的真正形象。这纪念碑年复一年地增高,正如一座石墓,每一个游客都加上石块。无数小册子、演说、论文和书籍都加深了这神话。轶事、专论、颂歌,不论其水准或价值如何,都多少有意无意地使华盛顿的历史真相更难弄明白。……传记作家们想把华盛顿的真人与环绕着他的种种神话和历史传说分开,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华盛顿本人便是一座纪念碑,而那纪念碑就是美国。”

华盛顿纪念碑的四个面,分别象征着华盛顿政治神话的4个主要方面:一、美国独立英雄;二、美国国父和联邦制守护神;三、美国宪法人格化的政治象征;四、美国终极价值观念。

在他还在世时,他的政治神话就已经由于美国社会的需要而被某些人适时地制造出来了。当时美国还是一个宗教势力强大的社会,宗教文化使他的崇拜者们早就称他为“上帝般的华盛顿”,“每一个美国人都认为在家中有一幅华盛顿的画像是神圣的事,正如我们在家中必须有圣像一样”,所以华盛顿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传教士们通过布道和出售劝喻书等形式变成了美国人崇拜的半神半人的偶像了。第一个把华盛顿偶像化的人是一个热心的传教士威姆斯牧师,他写道:“在多数赞美华盛顿的堂皇演说中,你感觉不到他是真实的人物,华盛顿只是英雄和半神人。”

神话源于生殖崇拜

当时,美国是一个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新国家,需要由国家元首作为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政治象征。所以正如杰斐逊所说,用乔治・华盛顿取代英王乔治三世就是自然的事情了。而圣・乔治这个姓氏,正是英国的国家守护神。

在的《华盛顿生平》一书中,威姆斯正是把华盛顿当作“国家守护神”和“500万美国人心目中的君王”来写的。威姆斯还编造出华盛顿在儿童时代砍倒一棵英格兰樱桃树的神话故事,这个故事在美国人民心中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美国人民是北美新大陆这块处女地的拓荒者,他们砍断了英国和新大陆的联系,摆脱了殖民地位,也摆脱了旧世界的一切束缚,他们发现并建立了人类的新世纪。这样,未来美国独立战争的总司令和国父在儿童时代就具有了独立性格和精神,它预示和象征着美国人民的独立和创新精神。

美国人民因此成了上帝的新选民,负有传播新福音的使命。

华盛顿砍倒樱桃树的神话还有更古老更悠久的宗教和神话渊源――提倡生殖崇拜的原始宗教。

首先,华盛顿这个姓氏的词源学意义是在“举行向神祷告的宗教仪式之前,斋戒沐浴的圣洁之地”,这标志着这个姓氏是远古氏族社会祭政合一制时代氏族兼宗教首领的姓氏。华盛顿也许是神、祭司和氏族首领的三位一体。

华盛顿这个字的词源学意义,为那些制造华盛顿政治神话的宗教人士提供了神话素材。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向波托马克河对岸抛掷银币的著名故事,表现的是古老宗教中的仪式。华盛顿抛掷银币到河对岸弗吉尼亚州的土地上,意味着通过巫术的感应,祈求充沛的春雨降落在弗吉尼亚这块处女地上(Virgin意即“处女”,Virginia意即“处女地”,弗吉尼亚是华盛顿的家乡)。在这里,华盛顿以古老宗教祭司的身份,扮演着美国守护神的角色。另外,乔治(希腊文意为“农夫”)砍倒樱桃树(樱桃在美国俚语中意为“处女膜”,华盛顿的农庄Mount Vernon中的Mount在美国俚语中与性交有关,而华盛顿纪念碑从生殖崇拜宗教的观点来看也象征着男性生殖器)的故事,也从宗教文化的形式意味着华盛顿带领美国人民开发北美新大陆这块处女地。

樱桃树是远古宗教和神话中司春天的生殖女神。今天,首都华盛顿的樱桃树林仍然是城市的胜景,每年春天依旧保持着庆神的习俗,司春的樱桃女神也演变成了今天的“樱桃公主”。

华盛顿是政治家品格的典范

美国总统制是“选举的君主制”。华盛顿本人反对和痛恨君主制,可是他只能建立共和制和不做国王,无法在那些信仰国王和上帝的人心中清除君主和上帝的观念。何况君主制的废除和共和制的建立,只是改变了国家元首制度的形式和性质,没有也不可能废除国家元首制度。传统君主制中的君主和共和制中“选举出来的君主”,在当时对美国人民来说,作为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政治象征,也许并没有什么区别。威姆斯的《华盛顿生平》一书,前后发行了80版,风行了一个世纪,足以说明美国社会迫切需要华盛顿的政治神话来维护美国的独立和统一,以及把美国的终极价值观念和其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制度神圣化、永恒化和合法化。这就需要把华盛顿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终极价值观念合而为一,使他成为美国的象征。

在宪法中,公民权利原则是最根本的原则,美国宪法即据此制订。但是,如果没有华盛顿的威望并由他亲任制宪会议主席,美国制宪会议不可能顺利召开,宪法不可能顺利制订。因此,没有华盛顿担任美国的第一、第二届总统,13个独立州不可能真正统一成为一个联邦。

美国宪法第二条规定“总统任期4年”,没有规定总统能连选连任几次。当时的美国人民不但愿意选举华盛顿为第一届总统而且愿意继续选举他做下几届总统直到他去世,但是,华盛顿却只打算做完一任总统就退休。鉴于美国的整体局势,杰斐逊建议他最好不要拒绝再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有你做总统,南北两方就不会分裂。” 华盛顿只好又当了4年的总统。当美国人民还希望继续选举华盛顿做第三任总统时,他向民众说:“你们再继续选我做总统,美国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了。” 华盛顿用自己的行动为美国开创了总统只能连选连任一次的制度。这种毫不恋栈的高贵品格,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华盛顿因此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共和制、立宪制和限权制及其原则和精神的政治象征,成为政治家优秀品格的典范。

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22条,明确规定:“当选总统职务不得超过两次。”杜鲁门说:“我希望这个国家继续是一个共和国,辛辛纳图斯和华盛顿指出了这条道路。当罗马共和国忘记辛辛纳图斯时,它就开始衰落。当我们忘记华盛顿这类人物的榜样时,我们就会走上独裁和毁灭的道路。……要保持这种先例,不仅应当靠宪法修正案,而且还应当靠那种以在职人物道德为基础的惯例。”

华盛顿在担任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军总司令和首任美国总统后,曾两次自动退休,甘为普通百姓,这种高贵的政治品格,使当时的美国人民都把他比做古罗马的辛辛纳图斯。辛氏是古罗马的名将,在国家危急时,被依法任命为独裁者,以便于他率军驰援被敌人围困的罗马军队。他在击败敌人后立即辞去独裁者的职务,回到自己的农庄。辛氏热爱自由和维护共和制的精神和品格,使他成了古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华盛顿就是以辛氏作为自己追慕的理想政治人物的。他辞去美军总司令的职务后,担任了由退伍军人组成的辛辛纳图斯协会的主席,华盛顿志向由此可见一斑。1789年选举首任总统时,很多美国人都这样希望:“让我们祈求华盛顿像辛辛纳图斯那样,从田园生活中东山再起,来领导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

破除个人迷信和崇拜

然而,美国人民之所以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之所以是伟大的国家,就在于:自从华盛顿的政治神话诞生的那一天起,美国人民破除华盛顿个人迷信和崇拜的、“摆脱魔魅”的历史过程也就同时开始了。当时的共和党人就反对和担心对华盛顿进行“半人半神”化的偶像崇拜。

亚当斯1777年就在大陆会议上公开发动了对华盛顿个人迷信和崇拜的攻击:“一些人有时尊崇华盛顿到了迷信的地步……我虽然敬佩他的长处,然而在这次会议中,我认为我绝不在他之下。”1785年,亚当斯还说:“我为华盛顿的性格感到光荣,因为我知道他不过是美国性格的典型例证而已。”亚当斯等人反对华盛顿的个人崇拜和迷信,代表了美国人民维护共和制反对君主国、防止总统变成独裁者的决心和信念。

所以,当汉密尔顿1792年建议把华盛顿的头像铸造在美国硬币上时,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主要理由就是:这是在制造华盛顿的个人崇拜。汉密尔顿的提议被否决了。直到华盛顿死后很久,他的头像才被法律允许铸造在美国硬币上。此时,华盛顿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已经不可能被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利用,美国人民也已经不必担心独裁制度可能会在美国建立。华盛顿的政治神话已经成了美国政治神话的组成部分,属于全体美国人民。

华盛顿去世时,国会通过议案:“由合众国在华盛顿市美国国会大厦树立一块大理石纪念碑,并请求华盛顿将军家属同意将他的遗体安葬在纪念碑下。”

第3篇:开元盛世教案范文

在四千年绵延的大理文化中,佛教文化是其中独著特色的重要部分。因大理地处古代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的枢纽,中印缅藏佛教,多元文化浸淫大理。早在玄奘西去天竺学习迎取佛经之前的南北朝时期,印度因哒人入侵造成一度灭佛,部分僧侣带着经籍和法器逃逸洱海地区,佛教开始传入大理。公元842吐蕃朗达玛赞普毁佛,造成以后400年“藏卫无法”,僧众星落棋散,其中亦有一批遁入大理。特别是到了8――12世纪,佛教在其故乡印度遭受毁灭性打击而消亡,不少天竺胡僧流入南诏大理布佛传法;其间,在“三武法难中”我国中原大批僧侣也远遁滇云,落修大理。使佛教在大理从皇室到民间无处不祀,君、臣、民全国信奉。且不说大家悉知的《南诏图传》、《大理国张胜温画卷》描记的佛事盛况,仅大理国22位皇帝就有9位遁入空门,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到了大理国时期,洱海区域已经成了松风十里吹不断、殿阁烟云香雾迷的佛国。元代郭松年在著名的《大理行纪》中还写道“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庙极多,不可殚纪。”又说:“凡诸庙宇皆有得道者居之,”、“所居洒扫清洁,云烟静境,花木禅房……至其处者,使人名利之心俱尽。”就是到了清光绪,云南科举史上唯一的“状元”袁嘉谷游历大理后在《滇南释教论》中也说:“滇佛在云妙境,盘盘数千里,悠悠数百年,婆娑界中,坤舆广大、历史陈述,未见有实行佛化如此深且久者也。”可见大理佛教之久盛未衰。

综上所述,由于南诏大理国佛教的鼎盛,佛教造像就成为了社会的必需,据有关史料记述,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造像无论在数量、质量方面,抑或是门类、品种方面堪称精美绝伦,空前绝后。造像内容多以诸佛、观音、毗沙门为多;造像风格偏重印度“秣菟罗”和大理白族审美结合为特点。特别到了南诏晚期和大理国期间,铸佛在大理蔚然大观,不但数量惊世,而且工艺已领国际之先,出现了众多的佛教艺术瑰宝,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今天能见到传世的国宝级文物毕竟寥寥无几。本期封面推出的就是“南诏大理国国宝档案”中的稀世极品“大日如来鎏金铜像”。

早在迄今约3200多年前的商代,大理青铜冶炼科技就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先进的“失蜡法”工艺曾创造了震惊世界的青铜文化。将这种工艺用于铸佛便是顺理成章而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炽盛滇中。据史载,南诏光建崇圣寺时即铸佛13400尊,用青铜40550斤,南诏王劝龙晟用金3000两铸佛三尊。以宫廷夺取南诏天下的郑买嗣也“铸佛一万尊送佛顶寺”。当时不但铸佛数多,而且还能铸高二丈四尺的雨铜观音和重达四千斤的“南诏铁柱”那样的“重器”。

如来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十大名号之一,《成实论》卷一说:“如来者,乘如实到来成正觉,故曰如来。”而“大日如来”又是佛教密宗的最高本尊。它是梵文摩诃毗卢遮那的意译,摩诃是宏大的意思,毗卢遮那即光明遍照之意。毗卢遮那佛是“佛有三身”中的法身佛,其特点是将佛法人格化、象征佛法的无所不在。在佛教流派上大理主要流行密宗。密教的仪式极其繁缛,但哲理却比显教通俗得多,非常适合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少数民族地区大理民间流布。大理密教造像的内容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其中佛部造像是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方佛,故大日如来在大理国时期的信仰特别盛行。兹介绍的这尊大日如来佛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儒商沈绶蘅先生用2700万人民币从法国购回,并捐赠给上海市博物馆陈列的它,是当今发现并收藏在国内的大理国佛像中的唯一极品。笔者曾有幸在上海博物馆目睹。这身大日如来铜像通高48厘米,结跏趺坐。表层鎏金并髹有红漆,右手作降魔印,左手结定印。身着袒右式袈裟,衣褶纹式刻画简洁流畅,佛像两耳有圆形饰物,左臂戴臂钗,这种臂钗是大日如来经常佩戴的饰件。佛像的表情,神思禅定,大雅不凡,额间饰以红珊瑚、螺髻上饰以两颗绿松石。佛像的内腔中铸有盛明二年造像者的长篇发愿文题记。盛明二年(公元1163年)大日如来像是目前发现的大理国鎏金佛像中体重最大,造型最美,且有长篇发愿文题记的佛像,更显珍贵。它对于我们研究大理国历史和大理佛教文化艺术的内涵及其特征乃至古代大理科技史都有重要的价值。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文明是用精神创造的,文物中的文化内核是精神和智慧的总和”。为了提高《大理文化》四封的文化内涵,履行本刊的使命,满足读者要求,我们将在今年本刊封面推出主题“大理国宝档案”并继续刊发《封面赏释》以飨读者。藉以共同提高对《大理文化》封面的解读。

第4篇:开元盛世教案范文

关键词: 《孔府档案》 尊崇孔子 优礼后裔

在孔子嫡系后裔居住的衍圣公府(孔府)内,保存着一批珍贵的档案资料,共有近万卷,25万余件,内容丰富,规模浩繁,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宝贵资料。《孔府档案》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家族档案,自1534年起,至1948年止,历时四百多年,它从各方面记述了孔府这一世袭贵族的兴亡盛史,也从一些侧面反映出我国在这一时期的部分历史原貌。从《孔府档案》中可明显看出,历代对孔子尊崇的程度决定了孔府的地位。

历代尊崇孔子主要体现在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封谥与祭拜和先贤名儒对孔子的敬仰与效尤。从《孔氏总谱・历代封谥》中可以看到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封谥,周敬王四十二年,鲁哀公诔封孔子为“尼父”。西汉孝平帝封孔子为公爵、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称孔子为“文圣尼父”。唐高祖武德七年,昭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乾封元年,追封孔子为“太师”。唐玄宗明皇开元二十七年,谥为“文宣公”。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改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又谥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清世祖康熙诏定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又称“至圣先师”。

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封谥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为了抬高孔子的政治身价,封赠孔子以爵位,如元武宗谥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诏书说:“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呜呼!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维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0006卷之1)

另一种以封号表彰其伟大的教化作用。如清世祖康熙诏定孔子为“至圣先师”,雍正帝倡读《论语》:“朕惟孔子以天纵之至德,集群圣之大成。尧、舜、禹、汤、文、武相传之道,具于经籍者,赖孔子纂述修明之。而《鲁论》一书,尤切于人生日用之实,使万世之伦纪以明,万世之名份以辨,万世之人心以正,风俗以端。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凌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惟有孔子之教,而人道之大经,彝伦之至理,昭然如日月之丽天,江河之行地;历世愈久,其道弥彰,统智愚贤不肖之俦,无有能越其范围者。纲维既立,而人无闲荡检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见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4998卷之7)

此外,历代帝王或亲临或派官员到曲阜孔庙致祭孔子,以示尊崇。《孔府档案》中对此也有着详细的记载,如孔广在《阙里盛典・序》中写道:“自京师以至郡邑,薄海内外,莫不庙祀孔子。而曲阜阙里为圣人之居,灵爽之所式凭,崇德报功,于斯为巨。历代以来,罔不祗肃。”(4994卷之3)再如在《成化年间修刊孔氏宗谱》中曾记载孔子逝世后,哀公诔曰:“天不吊,不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然后下令在曲阜阙里孔子旧宅立庙,将孔子生前所居房屋三间改作寿堂,陈列孔子生前使用的衣、冠、琴、车、书等,并按岁时祭祀,开祭祀孔子之先河。高祖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祀焉。东汉明帝诏命祀先师孔子和先圣周公。据《阙里志》载:“灵帝建宁二年,祀孔子,依社稷。”孔子已享受和社稷神同样的规格。同时下令学校皆祀圣师孔子,这是国学、郡学祭祀孔子之始。南朝宋文帝时,皇太子释奠孔子用乐奏登歌,此为释奠孔子用乐之始。唐贞观四年,太宗诏令全国各州县皆立孔子庙,地方孔庙的普遍设立,使得“孔庙完全脱离家族性质,正式融入国家祭祀系统”。宋代恩宠孔氏达到顶峰,宋太祖亲谒孔子庙,诏增修祠宇,绘先圣先贤先儒像,释奠用永安之乐。后又诏立孔子庙学舍,颁释奠仪注与祭器图,建庙学,从经书、礼制、称号等进行封赏。从元到清,孔庙神灵的设置,都基本沿袭宋朝确定的格局。到了清朝祀礼规格又上升为上祀,奠帛、读祝文、三献、行三跪九拜大礼,孔子释奠成为“国之大典”。

历代在尊崇、释奠孔子的同时,优礼孔子后裔。袭爵封位之初,始自周朝,魏安王封孔子八代孙讳谦为文信君,至秦改封为鲁国文通君。汉封为奉祀君,后改封褒成侯,又改袭封关内侯,再又改袭褒亭侯,食邑八百户至两千户。晋封奉圣亭侯,加封食邑两千户。唐封文宣,给两千户享祀,后裔为文宣公,每代取长子一人袭封。宋仁宗时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代表国家履行阙里孔庙祭祀的义务。“衍圣公”这一封号一直延袭到1935年。乾隆四年七月,以四十四代孙陵庙主、进士孔宜为兖州曲阜县主薄。太平兴国三年十月,诏免文宣公家租税。袁世凯称帝后,下令对孔令贻“著仍袭封衍圣公,并加郡王衔”。(6593卷之1)

两千多年来,历代尊崇、优礼孔子及其后裔,既是对孔子思想学说的肯定和宣扬,又是封建帝王维护统治的有效方法。帝王优礼圣裔,圣裔依靠皇帝,代代如此。如清统治者刚入关,衍圣公就上了个《初进表文》歌颂新主:“承天御极,以德绥民。”(6308卷之2)这些举动,自然博得新朝皇帝的欢欣,自然也就得到更多的优礼。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决定了后人对他的尊崇。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这样评价孔子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1]元朝时期,武宗曾在诏书中说:“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梁漱溟先生说:“孔子以前的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2]这些典型的说法体现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也代表着人们对孔子的敬仰和尊崇,也是历代人们对孔子思想价值与意义的认识表现。

历代尊崇孔子待遇的不断提高,也就决定了孔府及其圣裔地位的水涨船高。两千年来,孔子的嫡系后裔倍受当政者的隆崇和优待,如孔府大门两旁挂的门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充分体现了孔府与历代统治者关系密切,依靠封建统治来维护自己利益的特点。从《孔府档案》中记载的尊崇孔子、优礼孔子后裔的事例中,我们既能体会孔子思想学说的博大精深和旺盛的生命力,又能认识到封建时代的孔子后裔有迎合帝王君主,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倾向。这也就是孔子与其身后的儒学、后裔的区别。

参考文献:

第5篇:开元盛世教案范文

当时,愤怒的人群在街头游行,抗议IMF的倒行逆施,就连许多建筑电梯内的关门按键

上,都被印上了IMF的大名,而在韩国文化中,关这个词被认为是不吉利、晦气的象征。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IMF肯定感觉“比窦娥还冤”,处在金融危机中的韩国政府向IMF求援,申请58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IMF同意发放贷款,但提出了将业已破产的韩国第一国民银行和汉城银行出售给外国金融机构的条件。因为IMF认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亚洲银行体制的缺陷。

危机前30年,东亚国家利用银行体系作为工业政策工具,直接控制银行的管理和信贷分配,导致风险管理的弱化及银行资产质量下降。IMF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整套政策的重点,在于恢复受援国的外部经济均衡,维护受援国货币在外国投资者与贷款人眼中的信誉。提供的改革方案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通过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参与国际竞争,从而实现经济健康增长。

从外部世界看,这个处方对于韩国是奏效的。到2001年8月,韩国总外债与GDP比率已经下降到了26.8%,低于世界银行规定的30%警戒线。外汇储备回升到了990.25亿美元,为5年来之最高记录,居世界第五位。通货膨胀始终保持在4%这个较低的水平上。

但对普通韩国公民而言,景况就远没有那么美妙。仅仅在2001年第二季度,韩国人均工资水平就下降了1.2%,私人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7.1%,下跌到2.4%。虽然失业率也从第一季度的4.8%下降至3.5%,但有专家指出,在劳动结构中常任性职务工作者比重下降,临时与计件工作者比重上升,仍然不能改变韩国公众生活水平下滑的大趋势。

于是,在许多韩国公民心中,IMF的改革政策,是在纵容外国人掠夺自己国家的经济与自己的一日三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在评论IMF此次处理东亚金融危机时,也有相似看法,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基金会的首脑们说,紧缩政策将重建人们对泰国经济的信心。当危机发展到其他东亚国家,并且这些政策的失败已经很明显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是眨眨眼,给每一个到它门口求援的国家开出同样的药方。我当时就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与拉美不同,东亚国家已经实现了预算盈余。紧缩导致了在教育和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不足,而这两者都是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担心紧缩政策将无法复亚经济,它会把他们推入衰退甚至萧条,高利率只会摧毁负债的地区企业,导致更多的破产与坏债,压缩的政府开支将只能使经济更萎缩。”

如果我们细心地对IMF针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整个决策机制进行简单追溯,就会发现对它的追问确实有相当的理由。作为受援国金融监视员的IMF,只能提供诊断与咨询意见,在实际操作中,IMF并不“强制实行”任何条件,只进行援助条件的“谈判”,但谈判的所有筹码都在IMF一方,并且它往往不给对方以足够的时间去达成一致的意见或向本国有关专家咨询。IMF对各国经济状况缺乏客观、广泛的了解,而派出的工作小组往往要在几天、乃至几周内拿出一个完整的改革方案,这种方案往往凌驾于各国实际情况之上。在本次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警方面,1997年5月,IMF在其出版的《WorldeconomicReview》中,还没有对东亚各国提出任何警告。到了9月,IMF更错误地认为东亚金融危机已接近尾声,进而对以韩国为中心的危机第二阶段作出详细的预见与决策分析。

具讽刺意味的是,东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国中惟一没有接受IMF援助的马来西亚,2000年经济增长率居然达到了8.5%的骄人比率。2001年,尽管由于上一年欧美经济低迷而导致对马出口产品的打击,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仍高达7.1%,超过东南亚其他IMF受援国。

马来西亚成为身体力行拒绝华盛顿共识的第一个国家,当马哈蒂尔公然嘲笑IMF的拯救计划并宣布在马来西亚实行外汇管制时,来自“华盛顿共识区”的最权威的声音都在预测马来西亚经济将在3个月内崩溃,然而事实是,马来西亚已经成为经济复苏进程中惟一堪与韩国媲美的国家。

“马来西亚是继韩国之后,第二个令信贷体系得以重建的经济体。”CLSA新兴市场战略研究员克里斯托弗·伍德说。2002年马来西亚国内贷款数额将增长6%,明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1%。马来西亚资产清理机构宣称该国130亿美元不良贷款已全部得到清理或已达成清理意向,这种速度连韩国都望尘莫及,迄今为止韩国清理坏账的进度也只达到60%。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来西亚从英帝国传承下来的会计和法律体系,另外,马哈蒂尔本人雷厉风行的性格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马哈蒂尔宣布加入反恐阵营后,华盛顿共识加诸这个国家的最后一道诅咒似乎也烟消云散了。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是IMF一贯秉持的信条,这是由位于华盛顿的地球上最显赫的三个组织——IMF、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共同浇灌的一株圣草。它坚信自由主义的市场调控是对付危机的根本解决方案。同意和接受这些政策主张,往往成为任何发生危机的发展中国家从IMF获取援助的必要条件。

颠覆的声音总来自于体系内部,1998年1月,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联合国大学一次演说中首次提出“后华盛顿共识”的概念。斯蒂格利茨这样评价华盛顿共识:“往好里说,它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他总结说,华盛顿共识把金融自由化当成目的本身,而不是实现有效的金融体制的手段;它将私人化视为比促进公平竞争更重要的目标,结果造成大量“私有化寻租”(即不平等地瓜分已有财富而非创造新财富);它依赖少数政策工具(如宏观稳定、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来实现短期目标(如GDP增长),而忽视健康与教育、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公平社会和民主的发展。“更多的政策工具和更广的发展目标”——这是斯蒂格利茨“后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概念。“”版权所有

第6篇:开元盛世教案范文

华盛顿是我去过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城市之一,大概也就是圣诞节在友人家住了3天。当时冰天雪地,孩子才一岁半,很难尽兴地玩儿。不过,即使这样过往匆匆,我还是被华盛顿给迷住了。

这座城市安静得出奇,街道宽广空阔,国会山、白宫、林肯艺术中心、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以及各种纪念性建筑,把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博物馆,不像其他城市那样充满铜臭气。

最近读《纽约时报》,才知道这样迷人的城市并非得来全不费工夫。华盛顿的大部分街道被绿荫掩映,而不是被高层建筑的阴影遮盖。这一点,我冬天访问时体会不到。不过,有一点是任何季节都一样的,就是你在市内大部分家庭房顶的晒台上,都能看到国会山威严的穹顶。这一切,要归结于1910年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限制华盛顿的建筑高度。

这一法案的起因主要是当时华盛顿盖了一栋高层建筑,超过消防队云梯所能及的高度,闹得大家坐立不安,赶紧立法限高。后来技术更新,云梯对这种高度的作业早就不在话下了,但限高的法案却依然没有改变。

目前,华盛顿的高建筑依然屈指可数。最高的也许是19世纪末修建的将近170米高的华盛顿纪念碑,还有1899年兴建的96米多的钟楼,1863年建成的国会山不足88米。1910年后的建筑,也有几个破例。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哥特式的中心塔楼高99米以上。另一所教堂的塔高超过百米。不过,这些建筑都属于地标式的文化性建筑,在美国这么个年轻国家,显得古气十足。

一般性的建筑,限高大致在40米以内,这也是个大概的数字。因为具体建筑的高度限制,要根据建筑所在街道的宽度按一定比例换算。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个限制是非常严格的。

最近恰值国会的限高法案通过100周年,有些开发商和学者开始重新审视限高法案,认为华盛顿应该与时俱进,修正过去的限高。比如,突破过去的限高,有利于节能型的“绿色建筑”的发展。有人还换算出:如果限高再宽几层,在未来20年内,就可以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商业税收。如今,华盛顿市的财政有1.75亿美元的大窟窿要补,市内商业不发达,经常如同空城一般。

然而,如同《纽约时报》所指出的,这些议论尚处于玄想阶段,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限高政策在当地早已深入人心。如今的华盛顿,每年接待着几百万的游客,取消限高对城市的独特性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由此,我想起住过将近33年的北京。过去十几年,每次打电话回家问安,老母亲总是一个劲儿地说:“周围又盖了好几栋高楼,变化太大了,你回来肯定不认得了!”我则满腹狐疑:为什么我会喜欢一个不认得的故乡呢?

第7篇:开元盛世教案范文

论文摘要:文学的繁盛无非是创作的繁盛和传播的繁盛。作为大唐最有作为的统治者之一的唐玄宗当政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人口、教育政策,为文学提供了良好的传播和创作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盛唐文学的发展。

文学的繁盛莫过于创作的繁盛和传播的繁盛,作为大唐最有作为的统治者之一的唐玄宗为唐代文学的繁盛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个推动作用首先就是对文学创作及传播的巨大促进作用。

第一,玄宗当政后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推行,国力的发展,都直接为文学创作和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环境。

文学的创作和传播离不开一个良好的传播环境,而这个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思想等人文环境,府衙、科场、书院、学校等政教场所,以及瓦舍青楼书场勾栏等娱乐场所,还有平凡人家的书房文案等等。

玄宗当政之初,国力不盛,文学上十分凋敝,沈宋已亡,文章四友也于开元初年尽数西去,可以说文坛已无耀眼之星。玄宗当政之初定下“既富而教”的政治宗旨。去华汰奢、发展生产,轻赋减役、抑制食封、整顿吏治、与民休息,到了开元天宝中,国力已经极为昌隆,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贯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I(今四川成都)、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文学家们也纷纷将盛况记载于文中“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禾楼亦满”。这种“四海丰稔,百姓殷富”、“人人欣欣然”的社会景象给文人们良好的创作环境并留下了美好心灵企望,成为他们创作的一个题材。以至于多年后还让杜甫怀恋不已:“忆营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元豺虎,远游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而《忆昔》描述的这物阜民丰的开元盛世,不但为盛唐诗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也为盛唐文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一个积极向上的文学创作的世界和文学传播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人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致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作为文学家也同样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作家的创作、对文学作品的传播都是有百利而元一害的,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创立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也是对文学的一大贡献。

第二,玄宗宽刑减罚的司法政策,推行合理的婚姻政策,对人口的增长以及人口素质的提高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就为文学传播的场域进行了拓觅。

大唐立国之初,由于炀帝荒淫统治、继以隋末大乱,经济萧条,社会残破,人口大量死亡,“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统治者一直采取政策发展生产、增殖人口,但到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户706956l5,日41419712”,玄宗初年为了人口和经济的增长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如开元初年下诏裁汰天下僧尼,时各地还俗者l万2干余人,改变了“天下滥度僧尼、道士、女冠”成风的现状;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玄宗敕命男15、女l3以上,听婚嫁。在农业经济的社会,合理的人口政策对全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劳动力直接代表社会的生产力,因而玄宗的改革对大唐国力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而且玄宗仁爱治国,宽刑减罚,数次下诏书“缓刑恤狱,所以爱人命”,仁爱之心惠及鸡犬,全唐文中玄宗共有多篇皆为对刑狱之人宽宥。以至于到“开元二十五年大理奏今岁断死刑五十八”,而开元十七年“断死罪二十四人”,为大唐断死刑之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少的年份之一,这也从一个方面为人口的增长助力不少,同时也有利于政府和皇帝在民众中的信任度的提高。这些政策使玄宗时代的人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根据史料可以发现盛唐人口变化如下:

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传播都离不开人的因素,文学活动的四个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中没有一个离得开人的。世界是人生活的世界,人眼中的世界,人笔下的世界;文学作品是人创作出来的,而作者和读者本身就是受过教育的人。虽然不能说人的数量同文学创作的繁荣程度、文学传播的速度成正比,但毋庸置疑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同受教育人群的数量有密切关系。在我国古代社会.人口的持续增长不仅仅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也应该为文学创作和传播创造了广阔空间。

第三,重视儒学,发展教育,为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力量和文学接受的市场。

玄宗对教育的重视,提高了全社会的文学欣赏水平。科举制度的完备,对作家创作,对儒学的重视,对教育的重视,对道家道教的优待推崇.都为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儒学和教育的重视直接为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提供了高素质的作者和受众,盛唐许多诗人都是进士出生身,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消费都离不开人,而且必须是有文化的人,只有有文化的人才能够写出作品并能够对作品的传播欣赏。作家的作品会影响到传播者和消费者的水平,而更重要的是作家写作总是为了让别人阅渎,让别人欣赏,或启迪别人,或娱乐别人,企图通过创作同别人对话与交流,取得社会的赞同和认可。不言而喻,作家创造出来的文本在未经固态化生产之前,只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潜在的作品,或者说是是一堆涂满墨迹的手稿。要使这种手稿转化为文学消费者的消费对象,还需要将物态化为文学书籍或其他媒体形式的文学读物,即文学出版、制作和发行活动,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传播活动。在历史上,文化不发达时期,最初的文学传播工作是由本人承担或有听众们口口相传来完成的,后来随着书籍纸张的出现文学成果的传播方式更加灵活。但是元论何时,对文本的阐释、评价,主要听从于它的新的主人——广大文学读者。读者的欣赏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同样会影响到文学的传播以及作者的文学创作。在玄宗当政的时期,积极推行教育,发展儒家道家思想,采取多种人仕方式,促进全民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为文学的创作与传播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把作者和文学消费者的欣赏和创作水平提高一大截儿,为盛唐文学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第四,玄宗个人对诗歌的喜好、音乐的热爱也直接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盛盾歌诗艺术生产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官方出面组织,进行大规模的集体创作。由于皇帝对诗歌的喜爱,并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人才聚集京城,互相切磋竞争,创作出大量的新的曲调,大量的文学作品出现,这些文学作品风格丰富多彩,体式各不相同,自然就促进了盛唐的歌诗创作呈现出繁盛而多彩的特点。由于玄宗当朝国力空前强大,盛唐的诗歌创作和歌诗表演不仅仅是为了娱乐的需要,有时还出于玄宗为了夸饰盛世文明的目的,做厌典、继嗣之作,这也是盛唐歌诗创作丰富多彩的一个原因。玄宗十分爱好诗歌乐舞,“新声一段高楼月,圣主千秋乐未休”而且,他自己不但能作诗,还能吹、能唱。《明呈杂录》:每赐宴设酮会,则上御勤政楼……令宫女数百,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帷中出,及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唐玄宗自蜀回,夜阑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云满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夫久未还。”盖卢思道之词也……其夜,上复与乘月登楼,唯力士及贯妃侍者红桃在焉。遂命歌《凉州词》,贵妃所制,上亲御玉笛为之倚曲……

皇帝对音乐的喜爱以及大型音乐活动的频繁举行,自然对与音乐相合的文学作品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当时的音乐机构,除了原有的太常寺掌管的太常乐以外,又出现了教坊与梨园,甚至连府县都设有教坊。当时在京城中专门从事音乐的人就有数万人。这种局面的出现,自有其经济、文化上的原因,而统治者的个人喜好和倡导,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第8篇:开元盛世教案范文

一 、 盛宣怀涉足航海教育的历史背景――其洋务事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

19世纪70年代起,盛宣怀先后创建或经营了轮船、电报、铁路、矿务、纺织、银行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兴办洋务事业的实践,使其深刻地认识到人才匮乏的严重性,认识到要办好洋务事业,必须创办新式学堂,培养通晓西语、西艺的新型人才。早在兴办经营煤铁矿时,他就指出:“开矿不难在筹资本,而难在得洋师(注:指懂得新式开矿技术,能指导中国人开矿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1“矿务既属兴利之大端,而人尤为办学之先务”。2这表明在盛宣怀心目中,企业人才重于资本。早在1873年在考察福州船政时,他就提出了创办学校培养人才主张。1883年,他就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创办电报学堂。但它们仅仅属于培养中、初级技术人才的培训班,不属于正规的高等学堂。

从1872年开始,盛宣怀开始涉入轮船、航运领域。1872年,他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来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被其采纳。李鸿章委任盛宣怀办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这是盛宣怀办理轮船航运的开始。自此之后,他相继出任与航运相关的官职,1879年,署天津河间备道;1884年,赴粤办理沙面事件;同年,署天津海关道;1885年,任招商局督办;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次年,在烟资经营客货海运,航运范围不仅扩大到山东整个沿海,而且还开辟了烟台至旅顺的航线。盛宣怀还在任轮船招商局督办后,倡议设立航行于内河的小火轮航运公司并取得成功。

随着盛宣怀航运相关事业的发展,机器制造和轮船航运方面的新式人才的缺乏也越来越明显。例如盛宣怀在主办轮船招商局的时候,洋人技术人员以“傲我无视”(左宗棠语)而不肯听命于我的傲慢态度,盛宣怀认为:“必俟华人能自驾者,(洋人)方能俯首听命。”3大量使用洋员也使得国家航权难以自主,中国高级航海人才的缺乏桎梏着海运业的发展。为挽救航权,振兴国运就必须“急仿各国开商轮驾驶学堂,教育人才。”这是因为“既需船械,要精制造;既精制造,要识驾驶。所谓有人才而后可与人争胜也。”4所以,盛宣怀于19世纪90年代初说过,他自己对于培养驾驶等航运方面的技术人员“久有此意,志在必行……志在设一商船学堂……”5这个愿望直接促使盛宣怀办理或支持办理培养航运专门人才的科目和学堂。而且,随着他创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的过程,愿望逐步实现了。

盛宣怀于1896年南洋公学创立之时即任学校督办,至1905年将南洋公学移交商部管理后卸任,苦心经营十年整,一直是南洋公学的最高决策者,他为创办南洋公学多次上奏朝廷,为发展南洋公学殚精竭虑。

盛宣怀极力主张办商船学堂。南洋公学于1905年改归商部办高等实业学堂后,除商科、工科外,复设立了高等船政专科。1908年,盛宣怀任邮传部6右侍郎,1909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航海高等教育走上了自己培养高级航海人才的道路,在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及航运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切都离不开盛宣怀的推动。

1911年,晚清邮传部鉴于招商局高级船员皆借才异地,因此要建设商船学校以为船员之需。9盛宣怀于1911年呈皇帝溥仪的《筹办商船学校大概情形折》中说:“……商务振兴,必借航业,航业发达,端赖人才。通商以来,洋舶辐辏内河外海门户洞开,我国地居大陆,不习海事,虽有轮船招商局,仅通域内,未涉重瀛,管驾各员且皆借才异地,三年蓄艾,今为要图……”8此折很明确地说明他筹办商船学校是为了培养航海人才,发达行业,振兴商务。吴淞商船学堂于1911年7月招生,报名投考者竟达2000余人。但“取额极隘”,乃由浙江旅沪学会移拨吴作镆捐商船公会会银2万两,开办了宁波分校。盛宣怀亦拨款支援。

二、盛宣怀对航运教育的经费支持

盛宣怀对航运教育一直很支持。1872年,他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来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被其采纳。之后,他参与了轮船招商局的筹办,招商局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经营效益的改善,开始捐助新式学堂办学。如,向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海军学堂每年捐款2万两白银。

盛宣怀自1885年任轮船招商局督办以来,对于航运人才等新式人才培养的经费支持,他更是不打半点折扣。1895年,盛宣怀筹办北洋公学;1896年,筹办南洋公学,这两所学校筹办的过程中,经费需求,盛宣怀也没少从轮船招商局支出。盛宣怀曾在上奏朝廷的《条陈自强大计折》的附片《请设学堂片》折中,为免除朝廷对办学经费的担忧,他再次强调学堂的常年经费由自己所经营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拨付,其他关于公学房舍、仪器、图书等设施,乃至派遣学员出国留学等经费,均由他自行筹措和储存。南洋公学的筹建,盛宣怀倾注了相当大的心力。盛宣怀也实实在在地支持着南洋公学,在他担任南洋公学督办后,轮电两局每年都提供了十万两银作为学校经费,只有在1903年袁世凯利用盛宣怀处于丁忧期间(其父亲去世)霸占轮电两局,断了学校经费来源,才暂停拨付。

1905年将南洋公学移交商部管理后,盛宣怀请辞南洋公学督办。但之后南洋公学办学过程中遇到的经费问题,盛宣怀总是鼎力相助。南洋公学1907年移归邮传部更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成为当时全国交通系统最高学府。

1907年底,唐文治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校长,其上任后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经费短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属于邮传部,学校经费主要来自邮传部管辖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两局每年十万两,以及以学校名义购买的股票生息和存款利息。随着学生人数增加,学校建筑费以及教职员工开支日繁等等,原定的十万两早已入不敷出。经费短缺也成为是唐文治掌校期间始终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但学校从1907~1915年间经费总能略有结余,[9]学校正常运转,这一切都离不开1908年升任邮传部右侍郎的盛宣怀的支持。

1911年盛宣怀升任邮传部尚书,对唐文治更是全面支持。唐文治得知盛宣怀升任尚书后自是欣喜万分,致函曰:“文治忝领斯席,倏已三年余,兹明知库款维艰,时时加意抟节。但年来百物翔贵,而学生之负笈来者业已数倍于前,至不得已而改招通学生之冀从此可节赔垫之费,然实业各科注重工厂实习,校中厂屋尚不敷用,本年只好暂缓,而目前支绌情形正在无从设法,幸逢我公入长邮曹,千载一时,与本校有密切之关系”。10

盛宣怀也以实际行动支持唐文治,不仅增加学校预算,还将自己的私产赠予学校建筑校舍。11唐文治掌校期间是学校发展的关键期,也是最为艰难的时期,既有辛亥革命前后的动荡政局,又有学校自身积累的弊端。而学校却在这样的环境中,稳步前进,不断拓展,盛宣怀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盛宣怀的帮助,唐文治的办学必定甚是艰难。1917年学校举行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唐文治在纪念会上感叹说:“幸赖大部始终维护,并赖社会诸君子及旧同学互相辅助,尤赖盛杏荪先生从前积有基本金,稍可支援,卒能转危为安”。12

参考文献:

[1] 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A].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07.

[2] 盛宣怀,上李鸿章禀[A].夏东元,盛宣怀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268.

[3] 盛宣怀在钟天纬《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上的批词,《格致课艺全编》卷2,页8.转引自夏东元《盛宣怀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

[4] 夏东元,郑观应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101~102 ,258~259.

[5] 盛宣怀在钟天纬《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上的批词,《格致课艺全编》卷2,页8.转引自夏东元《盛宣怀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

[6] 清代邮传部是清廷主管“路、轮、邮、电”四政的行政结构。

[7] 史业校,大连海运学院校史[M].大连: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89. 12 ,14 ,20.

[8] 洪振权、桑史良主编.中国航海高等教育之源,吴淞商船学校建校一百年纪念[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11.

[9] 《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315.

[10] 唐文治致盛宣怀函:1910-8-31[B].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号:057718).

第9篇:开元盛世教案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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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2016如意・新丝路世界模特大赛是海南一牛的又一力作,海南一牛携手新丝路,带给您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

牛一:把世界带进银川,把银川推向世界

(海南一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代青年:2016如意・新丝路世界模特大赛总决赛选址银川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

牛一:提出了一路一带的概念,同时提了海上丝绸之路,受此启发,也是对“一路一带”的积极响应,我们携手新丝路设计了这趟时尚专列,从北京出发,途径西安,抵达银川。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银川是丝绸之路的腹地,自古有着塞上江南的美誉,于是我们把总决赛放在银川,也是希望将赛事的时尚元素与城市推广有机结合,向世界呈现中国西部地区之美。按我们的设计,我们今年走的是国内,明年我们沿着这个丝绸之路向国外走,走一次真正的古丝绸之路。

现代青年:西北地区比较偏远,在西北做文化产业您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牛一:结合目前国内环境,我认为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在西北做文化产业,可能大家都不敢想这个事情。但是因为我来自西北最偏僻的地方,我从这走出来,从事文化这个行业多年,我想努力一把,把大西北的文化宣传出去。这次2016如意・新丝路世界模特大赛的思路就是:把世界带进银川,把银川推向世界。

刘建军:时尚与古城的惊艳之美

(黄河・横城旅游度假区总经理)

新丝路模特大赛离开了停留近二十年的三亚,首次落地宁夏银川,我们相聚在塞上江南、神奇宁夏,相聚在古色古香的黄河・横城旅游度假区,让我们共同沐浴塞上江南浓郁的回族风情,共享美丽的时尚盛宴。

黄河・横城以黄河文化为主题,西夏文化为特色,是集旅游观光、自驾娱乐、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度假区。这里既有古老的千年古渡、神秘的横城古堡,又有大型原创西夏音乐剧《西夏之恋》,运用现代的艺术手法,震撼的视听盛宴,再现了神秘西夏王朝那段尘封已久的凄美爱情故事,历史悠久,古韵浓郁。

本次“世界看银川”2016如意・新丝路世界模特大赛总决赛选址在黄河・横城旅游度假区绝对是明智之举,赛事的时尚元素与古城的v史韵味有机结合,向世界呈现出一种惊艳的时尚美感,更是以实际行动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丝绸之路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冯璐:灵感来源于文化融合

(著名时装设计师,本次总决赛开场服装秀设计师)

现代青年:丝巾一直以来都是不可或缺的时尚单品,本次大赛开场秀就采用了山东如意的丝巾,请问您觉得这次的丝巾有什么特色,与时尚又什么关系?

冯璐:本次大赛开场秀造型的主角是山东如意集团出品的像羽毛一样轻薄的顶级羊绒围巾。顶级的羊绒围巾轻薄柔软顺滑,一般因为原材料昂贵的特点大部分都是深色或者单色。而如意集团的羊绒围巾除了传统的单色和深色,还有大胆丰富的色彩图案系列。对于顶级羊绒围巾,用巧妙的包裹(wrap)组合方式来让其成跳脱配饰的角色成为造型主体来打造多变的形象,可以更好地发挥这个昂贵单品的时尚价值。

现代青年:这次的开场秀有着浓郁的异域风情,氛围非常到位,请问您的设计灵感来自哪里?设计理念是什么?

冯璐:这次是大赛首次离开三亚来到银川。而银川是回族自治区的首府,整个城市的文化宗教氛围里,汉族回族元素互相融合渗入,形成别具一格的人文和景观特色,这也是我这次的设计灵感以及理念来源――Fusion(融合)。在这系列里面把东西方文化以及不同宗教里面的包裹(wrap)方式和元素与羊绒围巾的色系以及图案做了有机的结合以及创造性的搭配来塑造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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