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故居精选(九篇)

第1篇：钱钟书故居范文

当时清华大学里男生多，女生少，所以女生一般都有“美貌”之名，不愁无人追求。

1929年，20岁的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中、英文考分极佳，只是数学考了15分。校长罗家伦爱才，破格录取他。入学后学业甚好，读书很多，在校园内名气很大，写起文章纵横捭阖，臧否人物口没遮拦。他在《清华周刊》发表不少文章，是清华大学出名的才子。

1932年春天，这天春意盎然，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和杨绛同来清华大学借读的一位同学是钱钟书的亲戚，带钱钟书来到古月堂门外。清华大学校规，男生不许进女生宿舍。杨绛回忆说：“我刚从古月堂钻出来，便见到了他。”

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追述了她对钱钟书的第一印象：初次见到他，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满身儒雅气质。两人在学校里开始恋爱了，并且第二年便订了婚。钱钟书中年时在诗歌里追忆他们恋爱的第一面：

颉眼容光忆见初，

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腼洗儿时面，

曾取红花和雪无。

他依然记得当年的杨绛脸面的白洁红润，脸如春花，清雅脱俗，犹如蔷薇新瓣浸醍醐，还带着一丝腼腆。杨绛先生对这首诗解释说：“钟书的诗好用典故，诗中第四句红花和雪的典故来自北齐崔氏的洗儿歌，说的是春天用白雪、用红花给婴儿洗脸，希望孩子长大后脸色好看。”这是多么诗情画意的回忆！令杨绛先生还记得，后来他俩在会客室谈过几次。钱钟书鼓励她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研究生，并指点她要看哪些书。杨绛自学1年，果然于1933年夏考上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她的同班同学有季羡林等。夏天，她和钱钟书在苏州订婚。

这期间，钱钟书创作了不少富有李商隐风致的爱情诗，最著名的是《壬申（1932）年秋杪杂诗》：其中写道：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这不免使人想起钱钟书的《围城》中的唐晓芙不爱写信；而杨绛给他的一封信，偏偏被钱钟书父亲钱基博接到后拆开看了，只见上面写着：“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读到此处，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说：“此真聪明人语！”

原来1933年初秋，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无锡老家，还没有将自己与杨绛的恋爱告诉父亲钱基博，只是与杨绛频繁地通过书信谈情说爱。不料有一天杨绛的信恰巧给钱基博看到了，他看过信后，大加赞赏。他认为杨绛既懂事又大方，能体贴父母，顾及家庭，乃如意媳妇也。

钱基博高兴之余，也不征求儿子钱钟书的意见，便直接给杨绛写了一封信，郑重其事地将儿子托付给了杨绛。

杨绛同时也把已与钱钟书恋爱的事，告诉了自己的父母。杨绛说过：“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杨荫杭对钱钟书的印象极佳，视如“乘龙快婿”。钱、杨两人的结合，在杨荫杭看来，门当户对，天作之合。

同年，杨绛便与钱钟书举行了订婚仪式。杨绛先生回忆说：“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或许不知‘订婚’为何事。他们‘谈恋爱’或‘搞对象’到双方同心同意，就是‘肯定了’。我们那时候，结婚之前还多一道‘订婚’礼。而默存和我的‘订婚’，说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爸爸很赏识他，不就是‘肯定了’吗？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默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后，在苏州某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男女分席。我茫然全不记得‘订’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

第2篇：钱钟书故居范文

一直是有书就翻翻，看到有兴趣的就多看上两眼，堆在床头，有空就把它啃完。看的时候会被书中的描述所感染，或痴笑，或跟着落泪，或兴奋，或伤感。待把一本书看完，也会跟着欣喜或者感伤两天，可过了那劲，再过一阵子，竟是对书中所写也记不起多少了。

昨天看了篇杨绛老师所谈的关于钱钟书老师平时读书如何做读书笔记的文章，很有感触。

杨老师说，别人都传钱钟书记忆力超强，有过目不忘的本领，而这个“本领”的奥妙，其实就是钱老师的爱读，细读，精读，不仅对好书看过几遍，还下功夫认认真真地做过笔记，如此专注做地做一样事，自然那些他曾阅过的文字就能很牢固地停宿在他的脑海中了。

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有些惭愧，想想自个平时喜欢看书，最多也只是浅尝辄止，就算是好书，再翻开第二遍时，似乎也没有了初读时的探险的兴趣。其实读一本好书，真的不应该只是读它表面上的故事情怀，有时作者的文字功底，描述能力真的能让人拍案叫绝，就像钱老师的《围城》，其中精妙语句之多，看的时候时不时被逗乐，随后却又跟着反思。

就像钱老师做笔记的原因，也是谈到，初谈一本书，很多东西很会被疏忽，很多精妙的文字，精彩的地方要多读几遍才知晓。

原本对钱老师的了解还是多基于《围城》，因为里面实在有很多很棒的描写，后来想想方鸿渐身上是否也有钱老师在现实生活中一起留学的同学们的影子，在如今21世纪还不曾走出国门的我来说，1936年就留学且旅居海外，是多么厉害的一件事，毕竟，身在农村的我们，父辈以上的长辈很多还是不识字的，更谈不上读书，还有留学这回事。

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钱老真的是一生都在做学问，他居然一人精通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语！并且用这些文字了相关的外文笔记，实在是令人叹服，想想自己学一门英文都啃不烂，羞愧之极。

第3篇：钱钟书故居范文

今年夏天,北总布胡同3号,这个曾经名噪一时却又埋没很久的地方,因为拆迁,再次走入了人们的视线。如今,它已更名为北总布胡同24号。1930年至1937年间,梁思成、林徽因曾居住于此。多年来,很多人慕梁思成、林徽因之名,来这条胡同寻梦,却总是失望而归。

胡同里有几处旧宅院,如今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小饭馆,商贩肆意地招揽着生意。在一排蓝色铁挡板背后的废墟里,静默着这个著名的故址,砖头瓦砾、一片狼藉。这里再也看不到曾经满是诗影书香的院落,也很难和那些迷人的往事衔接在一起。

在上世纪80年代初,24号院内主体房屋就已基本被拆除,一位开发商买下了24号院里的土地,在其中建起了一座三层高的现代楼房,假山、柳树全都被清除,东厢房被拆除,倒坐房的房门被砌死。“严格意义上说,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从那时起就已不存在了。”一位老街坊说。而对于这次拆迁,有媒体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大女儿梁再冰更是态度“漠然”,2007年时她去过那条胡同一次,现实与记忆的巨大反差,让她觉得“根本不是故居了,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尽管如此,来自民间的声音仍要求,故居“应予保留”。7月末,市文物局明确要求管理使用部门保护梁思成故居,不仅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拆迁被叫停,梁、林在抗战胜利回到北京后的居所――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也将纳入文物保护范围。

北总布胡同6年

梁、林夫妇在北总布胡同这个庭院里只住了6年,但这里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不但开始了他们卓越的建筑史研究,而且林徽因也形成了自己风格独特的文学创作。

梁再冰曾在她的文章中描述了对这座庭院的记忆:这是一个两进四合院,大大小小一共40来间屋子。这所房子有两个虽然不大却很可爱的院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夏末秋初,园中蝉鸣不断,许多红色的马缨花落在石板地上。院子中还有一个小小的花坛,种着鸡冠花和喇叭花。

梁思成、林徽因就住在里院的一排北房中,房前有廊子和石阶,客厅在正中央,东头是他们的卧室,卧室和客厅之间有隔扇。两头是他们的画图室,周围有许多书架。客厅的窗户朝南,窗台不高,有中式窗棂的玻璃窗,使冬天的太阳可以照射到屋里很深的地方。林徽因喜爱窗前的梅花,喜欢摆放的泥塑小动物,还有客厅西北角窗前书桌上放置的毛笔和毛边纸。梁再冰回忆,那段日子她还很小,林徽因常常拉着她的手在北面的院子里散步,教她认字。在她的记忆里,“妈妈年轻,很美,脸颊上有一个酒窝,爱笑,皮肤柔和,还有淡淡的檀香味。”

梁、林夫妇有很多朋友,他们也一直保持着在国外留学时养成的每天下午4点喝英式下午茶的习惯,所以每到周末下午,总是有很多人来家里,在女主人的款待下喝茶、聊天,对时局或者文艺问题各抒己见。

曾到梁家造访过的美国学者费正清这样记述当时景象:“凡事都由徽因来管,别人还没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进餐,我们都吃得很慢;餐后开始聊天,趣味盎然,兴致勃勃,徽因最为健谈。傍晚5时半,我们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8点半就上床。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

徐志摩是少不了的客人。曾一起住在北总布胡同3号的梁家亲戚,还依稀记得,徐志摩每次出现都很“戏剧”――“穿件锦缎长袍,脖子上围一件细致的英国羊毛围巾,一副怪诞组合”。“他的外表有几分女性气质,人却是热情奔放的。”

至于其他常客,还包括政治学家张奚若,国际问题专家钱端升,经济学家陈岱孙,考古学家李济,社会学家陶孟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沈从文也常来。“瘦瘦的,鼻子尖尖的,看起来脸很清秀。”梁再冰说。

按照费正清的记忆,那时的沈从文与林徽因之间“发展了一种亲密的友谊。她对他有一种母亲般的关怀,而他,就和一个亲爱的儿子一样,一有问题就去找她商量要办法。”当沈从文因对“一位北京的年轻女作家”高青子产生爱慕,而与妻子张兆和不快时,“差不多是哭着赶到梁家,来寻求徽因的安慰”,而林徽因安慰、批评沈的时候,“回忆起志摩如何同世俗的悲伤奋斗。”

林徽因一生,鲜有女性挚友。但同时代的男子,却都对她倾慕有加。作家萧乾就曾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起他与林徽因初次见面时“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

1933年秋,萧乾还是个大三学生,他的小说《蚕》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当时刚任主编的沈从文给他写了一封信,“我接到沈先生的信,说是:‘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那几天我喜得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

星期六,萧乾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走进北总布胡同。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林徽因。“在去之前,原听说这位小姐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了,我以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件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那以后,萧乾便经常见到林徽因,也跟着大家叫她“小姐”了。

北总布胡同3号里的聚会,倒也不是林徽因在1930年至1937年间的全部生活。1931年2月时,林徽因肺病加重,医生要求静养,遂在香山疗养,同年秋病愈下山。林徽因的堂弟林宣回忆当时徐志摩频繁上香山探林,而二哥梁思成给他的任务,就是陪徐志摩上山。林徽因素来爱美,即便山居养病也着高跟鞋,下山时,常由徐、林二人在两侧扶持,唯恐跌倒。

另外,每年夏秋,林徽因基本上都同梁思成一同出外考察古建筑。尽管身体羸弱,但遇到需要攀高爬低的测绘,她也从来不假人手。两人共同走过晋、冀、鲁、豫、浙等省,考察了赵州桥、五台山佛光寺、山西应县木塔等建筑。

遭暗讽的梁家聚会

1933年,林徽因随梁思成由山西调查庙宇建筑回到北平后,忽然叫人拿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送与冰心,并在以后多年间,一直当做“得意的趣事”。原因何在?据与林徽因私交甚密的文学批评家李健吾说,那是因为,冰心刚刚发表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让“绝顶聪明,好强口快,性子直,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的林徽因,“反应很激烈”。

冰心的这篇小说,引起平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很自然地让人与梁家聚会中的主宾一一对应。难怪此事后,林徽因与友人通信,总将“冰心”直译为IcyHeart,暗指其冰冷无情。

在“考证派”们看来,继冰心小说后,“太太的客厅”又被钱钟书先生写进了小说《猫》里。虽说建国后,钱、梁两家成为邻居,钱钟书确是拿竹竿帮自己家的猫“花花儿”,打林徽因家的猫“爱的焦点”,但文学史料上,却并未有钱钟书、林徽因交恶的记录。然而,钱钟书在《猫》里对“太太”的讽刺,倒是不遗余力。

初见林徽因时,那个羞怯怯的萧乾也被钱钟书写进了小说,演绎出大学生齐颐谷初见李太太的场面。钱钟书顺笔提及齐颐谷与寡母相依为命,点的是萧乾是个遗腹子。

至于沈从文,成了《猫》中的作家曹世昌:“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

在“考证派”眼里,《猫》之众角色,每个都有原型:爱慕女主人的诗人是徐志摩,政论家马用中是罗隆基,袁友春是林语堂,亲日的陆伯麟即周作人。一番人物上场,便将当年的文化名流一网打尽。

新林院8号的红色记忆

“七七”事变爆发后,梁思成带着全家逃亡到了昆明,此后又辗转了几处地方,过了九年流亡生活。长期的颠簸让林徽因肺病加重。1946年8月,梁、林全家再次回到了北平,10月,清华大学增设建筑工程学系,梁思成受聘为教授兼系主任,他们搬进了位于清华园的新林院8号寓所,一住就是8年。而梁家下午四点半的茶叙,在新林院8号重新开始,而且是每天举行。

梁思成的续弦林洙,对于过往的记忆便是从这里开始的。1948年,林洙进入清华大学,因为是福建同乡,她父亲便请林徽因照顾女儿。“那天我在她家里看到了她。太瘦太瘦了,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瘦的人,但她眼睛放射出的光芒还是一下子能把对方抓住。”年过四十的林徽因此时刚动了肾切除手术,肺结核已是晚期。

由于身体孱弱,林徽因每天下午都会发烧,咳嗽得很厉害。可是当有客人来时,她却仍显得生机勃勃。林洙记得,“林先生是茶会的中心,不管谈论什么都能引人入胜,她还常常模仿一些朋友们说话,学得惟妙惟肖。梁先生则说话不多,总是注意地听着。”那时,金岳霖、张奚若、周培源夫妇、陈岱孙这些老朋友依然是梁家的茶客。建筑系的师生们也常来,外语系教授王佐良和周钰良有时也会加入。

新中国成立后,新林院8号成了梁思成夫妇完成历史性设计任务的红色中心。在这里,他们和清华建筑系的教师们开始了新中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当时的客厅里到处都是红、金亮色的国徽图案,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摆满了国徽。梁再冰用“国徽作坊”形容当时的情景。

同时,梁思成、林徽因也在不遗余力地建议保护北京城,他们有很多美妙的构想:城墙上可以绿化,供市民游乐;壮丽宽广的城门楼可以改造成图书馆;护城河可以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为了这个美好愿望,林徽因直斥主张拆迁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当时是1953年,林徽因肺病几乎说不出话。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留梁思成一人,独自为北京城的古建筑奔走。无可挽回的时候,他只是痛哭。“”期间,梁思成有次流着泪对林洙说:“他们(红卫兵)烧了徽音的照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草图也被撕扯了。”林洙记得,之后,梁思成点燃火柴默默地把设计图烧了。“最后一张他拿在手中凝视了良久,还是扔进了火堆。”此后不久,梁思成去世。临终前,他叮嘱林洙,台湾回归之际,一定“家祭毋忘告乃翁”。

“”时,林洙和子女们被轰出了新林院。如今,她和儿子、儿媳还有小孙女住在一处两室一厅的老房子里。梁思成、林徽因两名建筑学家终身租房,名下没有房产。在梁再冰看来:“我父亲想保护的是北京城,而不是他自己的房子。”梁、林夫妇在很多人心中,是守护北京旧城的象征,因而当被拆除的命运吊诡地落到他们故居的院落,其悲剧感更让人无法释怀。好在,有了一个相对美好的结局。

梁、林夫妇在北总布胡同这个庭院里只住了6年,但这里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不但开始了他们卓越的建筑史研究,而且林徽因也形成了自己风格独特的文学创作。

林徽因一生,鲜有女性挚友。但同时代的男子,却都对她倾慕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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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钱钟书故居范文

【关键词】燕乐二十八调；燕乐音阶；《燕乐考原》；变；闰

中图分类号：J6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059-04

清代朴学家凌廷堪所著《燕乐考原》一书，被认为是燕乐学的开山之作，影响甚广。过去乐律学界对于《燕乐考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燕乐调的宫调结构方面，而对书中所论的燕乐调音阶结构问题较少关注。本文拟通过分析《燕乐考原》中对燕乐调音阶结构的论述，为目前学术界存在广泛争议的燕乐音阶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燕乐考原》释“变”与“闰”

对“变”与“闰”二字的解释，是学界对燕乐调音阶结构争论的焦点。先看一则史料。《宋史・乐志》云：

蔡元定尝为《燕乐》一书，证俗失以存古义，今采其略附于下：黄钟用“合”字，大吕、太簇用“四”字，夹钟、姑洗用“一”字，夷则、南吕用“工”字，无射、应钟用“凡”字，各以上、下分为清、浊。其中吕、蕤宾、林钟不可以上、下分，中吕用“上”字，蕤宾用“勾”字，林钟用“尺”字。其黄钟清用“六”字，大吕、太簇夹钟清各用“五”字，而以下、上、紧别之。紧“五”者，夹钟清声，俗乐以为宫。此取其律寸、律数、用字纪声之略也。

一宫、二商、三角、四变为宫、五徵、六羽、七闰为角。五声之号与雅乐同，惟变找杂谑二律中阴阳异位，故谓之变；变宫以七声所不及，取闰余之意，故谓之闰。四变居宫声之对，故为宫。俗乐以闰为正声，以闰加变，故闰为角而实非正角，此其七声高下之略也。[1]

这是目前所见关于燕乐二十八调音阶结构的最早的记载，也是诸家学者依据的主要文献。《燕乐考原》对这段话进行了如下阐释：

“上”字配仲吕，“尺”字配林钟，“工”字配南吕，“凡”字配应钟，“合”字配黄钟，“四”字配太簇，“一”字配姑洗。四变为宫本变宫声，因以“凡”字配应钟，故名为变宫，非真阴阳异位也，述者不得其解遂有此论。今指出其本原浅近如此。七闰为角，本变宫声，因以“一”字配姑洗，故云七闰为角。七为角，三又为角，故曰“闰”也。[2]

这段文字中的声、律、谱相配方式可以制成下表：

下面参照此表，分别探讨《燕乐考原》对“变”和“闰”的解释。

（一）《燕乐考原》释“变”

蔡元定所说的“四变为宫”，“惟变找杂谑二律中阴阳易位，故谓之变”，凌廷堪认为是“四变为宫本变宫声，因以凡字配应钟，故名为变宫，非真阴阳易位也”[3]。然而，如上表所示，当“以凡字配应钟”时，“四变为宫”实际上处于变眨并非凌廷堪所云的变宫。从上表可以看出，凌廷堪实际是将燕乐调音阶的“宫”置于仲吕，黄钟位置上的音实际上是“铡薄5是在分析处在应钟位置上的“四变为宫”时，凌廷堪又误将黄钟作为“宫”，所以把“四变为宫”当作了“变宫”。按照凌廷堪所排列的工尺谱字和律吕谱字，“四变”配“凡”字，处在应钟位置，正是古音阶中的变铡＝凌廷堪所论与蔡元定原文比对，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个错误。如下表所示：

《燕乐考原》的错误显然是由于混淆了工尺谱字和十二律吕的音位关系所致。工尺谱字没有固定音高，即今天所谓的首调唱名法，而十二律吕的音高位置固定，即固定唱名法。

《燕乐考原》又云：“四变为宫……非真阴阳易位也，述者不得其解遂有此论”。[4]根据蔡元定所说“惟变找杂谑二律中阴阳易位，故谓之变”，“四变居宫声之对”，可知“四变为宫”是指“变铡痹谝跹粢孜恢后处于宫音的位置，也就是原调“清角”的位置，所以称之为“变”（见下表）。

乐律学中的“变”字，除了在此处为音阶之外，在古代乐律文献中一般就是“降低半音”[5]的意思。笔者认为“惟变找杂谑二律中阴阳异位，故谓之变”，讲的是“变铡庇捎凇耙跹粢孜弧苯档土税胍簦因此被称之为“变”。若以黄钟为宫，则蕤宾为变徵，处于“阳”位。而燕乐（即蔡元定所说的“俗乐”）以仲吕为宫，那么如果从黄钟为宫的视角看，燕乐之宫仲吕，就是将变徵降低半音，阴阳易位而得。而如果从燕乐的角度看，仲吕是处在宫音位置，所以蔡元定才说，“四变居宫声之对，故为宫”。如下表所示：

（二）《燕乐考原》释“闰”

蔡元定说的“七闰为角”，“俗乐以闰为正声，以闰加变，故闰为角而实非正角”，凌廷堪认为是指“七闰为角，本变宫声，因以一字配姑洗，故云七闰为角。七为角，三又为角，故曰闰也”。[6]也就是说为了区分两个角音，将变宫所代表的俗乐的角音，称之为“闰”。笔者同意这一说法。仍然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黄钟为宫，则姑洗为角。燕乐以仲吕为宫，则姑洗为变宫。燕乐二十八调不用正角调，而使用闰角调[7]，即蔡元定所说的“俗乐以闰为正声”。因此，在仲吕宫系统产生了两个角音，（即“七为角，三又为角”），处在角音位置的南吕和处于变宫位置的姑洗。为了加以区别，将姑洗称作“闰”。这也可以与燕乐二十八调“闰角调”的名称互相印证。如下表所示：

二、《燕乐考原》对于燕乐调音阶所配工尺谱字与律吕谱字的论证

在分析完《宋史》所记蔡元定《燕乐》论述燕乐二十八调七声高下的这段话之后，凌廷堪分别引用沈括《梦溪笔谈》和《补笔谈》、姜白石《古今谱法》、张炎《词源》中燕乐音阶所配工尺谱字，以及朱熹《琴律说》、赵文敏《琴原》、朱载帧堵陕谰义》中古琴正调定弦法为佐证，来论证《宋史・乐志》所云“以‘合’字配黄钟为铡焙汀耙浴上’字配仲吕为宫”。限于篇幅，不在此复述《燕乐考原》所引的上述文献。下面仅就凌廷堪对其观点的相关论证，加以分析。

《燕乐考原》云：“字谱以‘上’字即宫声，古今皆同，可以一言蔽之。郑世子所云古正调一弦倍眨即下眨凌廷堪按），一弦为黄钟，犹言黄钟为下找病Q嗬忠曰浦优洹合’字，岂非‘合’字即下蘸酰咳弦正宫，三弦为仲吕，犹言仲吕为正宫也。燕乐以仲吕配‘上’字，岂非‘上’字即正宫乎？”[8]凌廷堪认为古琴正调定弦法以倍瘴第一弦，与燕乐二十八调以“合”字配黄钟、当倍找粢恢拢灰哉宫音为第三弦，与燕乐二十八调以“上”字配仲吕、当正宫音一致。

同时，《燕乐考原》中还批评了明代宋濂为《太古遗音》所做的“跋”中的另一种观点：“士大夫以琴鸣者，恒法宋杨守斋缵，以合晋嵇康氏之故也，而其中不可无疑者。古者协管以定正宫，以正宫为声律之元也。今缵以仲吕为宫，则似用旋宫之法。既曰旋宫，则诸律何不能各为宫乎？其与独弹黄钟一均者又何异？”凌廷堪反驳道：“唐宋人皆以‘上’字配仲吕，守斋以仲吕为宫，正唐人以‘上’字为宫之遗法，与沈存中、姜尧章、赵子昂之说悉合，溪不知也”[9]，再次强调“以仲吕为宫”乃是唐宋遗风，与燕乐调音阶所配律吕正相吻合。

对于后人为什么不理解燕乐二十八调“以合字为张浠浦樱以上字为宫配姑洗”。《燕乐考原》又云：“案《辽史》所云‘五、凡、上、一、四、六、句、合十声’，内‘四’字即低五字，‘合’字即低‘六’字，‘句’字即低‘尺’字，其实止七声也，与今乐工所传字谱同，即古乐之五声二变也。当是苏祗婆龟兹琵琶之谱法，隋唐人因之，辽人所载入史志。郑译以其言不雅驯，乃以‘宫、商、角、变铡铡⒂稹⒈涔’代之。则又以黄钟、太簇、姑洗、蕤宾、林钟、南吕、应钟七律代之。后人遂生眩惑耳。五声二变惟宫声最浊，字谱中惟‘合’字最浊，故以‘合’字当宫声。继而考之器数，则又云应用林钟为宫。乃用黄钟为宫，是‘合’字配丈，不可以配宫声，郑译已自言之。故宋人但云‘合’字配黄钟，不云配宫声也。”[10]

凌廷堪认为后人困惑于“燕乐以合字配宫声”，是因为错误地认为“五声二变惟宫声最浊，字谱中惟合字最浊”，可谓一语中的。燕乐以十二律最低音黄钟，配最浊之“合”字。这一论述和蔡元定《燕乐》所载字谱与律吕的搭配完全一致。如下表所示：

从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可知，《燕乐考原》认为燕乐调音阶的结构与五正声加变徵、变宫的七声古音阶上一致的。

《燕乐考原・卷一总论》云：“正宫调黄钟为下眨第一弦也；仲吕为宫声，第三弦也，宋人以合字配黄钟，即配下找病I献峙渲俾溃即配宫声也。郑世子诸人皆以上字为宫声，亦由考验得之，而不知其与宋人所配无异同矣。仲吕上字为宫，则林钟尺子为商，南吕工字为角，应钟凡字为变眨黄钟合字为下眨太簇四字为下羽，姑洗一字为变宫，黄钟清六字为正眨太簇清五字为正羽，而燕乐、古乐无异。”[11]

凌廷堪仍从古琴正调定弦法讲起，结合朱载值热说穆鄱希明确地讲到“燕乐、古乐无异”，即燕乐二十八调音阶结构与古乐变找艚滓恢隆

综观《燕乐考原》中所阐释的燕乐调音阶结构，最为难解的是黄钟为宫和仲吕为宫两个系统交替论述古乐和燕乐在音阶名称和调高上的区别。古乐以黄钟为宫，燕乐以仲吕为宫，虽然使人迷惑，但是凌廷堪紧紧抓住蔡元定对于工尺谱字和律吕的搭配关系这一要害，最终实现了自圆其说。

三、后人对《燕乐考原》燕乐调音阶理论的讨论

对《燕乐考原》的燕乐调音阶理论提出过不同看法，主要有王光祈《中国音乐史》和钱仁康《宫调辨岐》。下面分别加以分析。

（一）王光祈《中国音乐史》

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第四章第六节“燕乐考原之误点”提到：“《燕乐考原》卷一第十六页云：‘仲吕上字为宫，则……应钟凡字为变铡…姑洗一字为变宫。’是凌廷堪亦误视“‘变’为变眨‘闰’为变宫，而不知其为‘清角’、‘清羽’也”[12]。“‘变’为‘清角’非‘变铡，‘闰’为‘清羽’非‘变宫’”[13]。

王光祈的依据同样是《宋史・乐志》所辑蔡元定《燕乐》一书，但是他认为：“蔡氏所谓‘四变’者，系指古律仲吕而言。何以知之？因该律在十二律中，阴阳异位，故也（按古调中之变眨系蕤宾，为阳律；现在则为仲吕，系阴律；所以只能称之为‘变’――王光祈原注）。蔡氏所谓‘七闰’者系指古律无射而言。何以知之？因该律为古调七声中所未有之故也（以七声所不及，故谓之‘闰’――王光祈原注）”。[14]

王光祈的观点是“变”为清角，“闰”为清羽，燕乐使用的是一种五正声加清角和清羽的完全不同于古音阶的音阶。这显然违背了蔡元定的论述中燕乐音阶与工尺谱字和律吕谱字的相配关系。这样一来，不仅《宋史・乐志》需要改动，《燕乐考原》中所摘录的沈括《梦溪笔谈》和《补笔谈》、姜白石《古今谱法》、张炎《词源》中燕乐音阶所配工尺谱字，以及朱熹《琴律说》、赵文敏《琴原》、朱载帧堵陕谰义》的相关论述全部需要修改。

王光祈《中国音乐史》是今天中国内地乐理课本中所讲的加清角和清羽的“燕乐音阶”理论的始作俑者。而“燕乐音阶”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来自对《燕乐考原》的误读。李玫在《蔡元定解――“变”与“闰”解释中的王光祈之误》一文中指出：“王光祈先生陷在自己的主观设想中既没理解蔡元定所指在内容上的递进，也没有考虑其它材料所给出的信息……王光祈先生这种以主观理解动辄批评古文献有错的分析方法，客观上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15]。

（二）钱仁康《宫调辨岐》

《宫调辨岐・辨调第二》云：“《宋史・乐志》引蔡元定《燕乐》一书云：‘……’其使人大惑不解者，厥为‘四变为宫’，‘七闰为角’，‘变沼谑二律中阴阳易位，故谓之变，变宫以七声所不及，取闰余之义，故谓之闰’数语。凌廷堪因燕乐以声配律而解释‘四变为宫’之宫为变宫，其言曰：‘四变为宫，本变丈，因以凡字配应钟故名为变宫，非真阴阳易位也。’意者，宫、商、角、变、铡⒂稹⑷蚱呱原当上、尺、宫、凡、六、五、乙七字；今以变辗沧峙溆χ樱如以黄钟当宫声，则变盏蔽变宫矣。”[16]

这里明确指出凌廷堪所说的“因以凡字配应钟，故名为变宫，非真阴阳易位也”，是因为误将黄钟做宫，以应钟为变宫。

对“四变为宫”和“七闰为角”的解释，《宫调辨岐》也与“燕乐考原”不同：“凌廷堪曰：‘清乐，即魏、晋以来之清商三调也。三调者：清调也，平调也，侧调也。龟兹乐未入中国以前，梁、陈之俗乐如此。姜尧章云‘琴七弦加变宫、变瘴散声者曰侧弄’。是清乐之清调、平调不用二变也。荀勖之正声、下铡⑶褰牵亦祗三调也’。又曰‘清乐之侧调，亦杂入燕乐，而不可复识矣。今之南曲，清乐之遗声也；清乐，梁、陈、南朝之乐，故相沿谓之南曲。窃以为《宋志》之所谓四变为宫，七闰为角，盖清乐之变，即燕乐之宫，而燕乐之闰，即清乐之角也。试为图以明之：”

[17]

从上图可知，《宫调辨岐》是将“四变为宫”与“七闰为角”，视作清乐音阶与燕乐音阶之间的转变，为“阴阳易位”是指清乐音阶与燕乐音阶相比，四级音由清角变为变眨由阴律变为阳律。遍查《宋史・乐志》所辑蔡元定《燕乐》原文，并未提及清乐，更无关于清乐音阶与燕乐音阶的对比，其中只有“俗乐”这一名称出现。所谓的“紧五者，夹钟清声，俗乐以为宫”，“俗乐以闰为正声，以闰加变，故闰为角而实非正角”[18]中的“俗乐”，指的就是今人所说的“燕乐”。《宫调辨岐》的这种推测没有文献依据。

另外，《宫调辨岐》又云：“燕乐之闰声当古律姑洗清声，为十六律所不及，故曰七声所不及。七声，亦以声释律之词耳。”[19]这里将“十六律所不及”等同于“七声所不及”，同样是建立在上图将燕乐音阶与清乐音阶对比的基础之上，并且断定“七声”乃是“以声释律”才得出的。

笔者认为，十六律“不及”是指音高不及，而蔡元定的七声“不及”则是说“名称”不及。中国古代音乐中的七声自先秦时期已经是稳定的音阶结构，不存在上方或下方音高不及的问题。“变宫以七声所不及，取闰余之义，故谓之闰”[20]，指的是闰角调中原调的“变宫”，已经成为新调的“角”，其意义已经与原调七声音阶完全不同。因此，在这里用“以声释律”来解释“七声”，显然是错误的。

不过，在燕乐调音阶的结构上，《宫调辨岐》认为“燕乐之闰声当古律姑洗清声，为十六律所不及，故曰七声所不及。七声，亦以声释律之词耳。故燕乐之调，仍古乐之旧者也”[21]。也就是说，钱仁康与凌廷堪一样，都认为燕乐二十八调的音阶结构音阶与古音阶是相同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燕乐考原》通过论证，认为燕乐二十八调的音阶结构与古音阶一致。这一观点不但符合蔡元定《燕乐》所论燕乐二十八调音阶所配工尺谱字，而且也可与沈括《梦溪笔谈》和《补笔谈》、姜白石《古今谱法》、张炎《词源》中的记载相印证。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凌廷堪对“变”的解释出现失误之后，仍然能对蔡元定《燕乐》所述燕乐调音阶结构作出正确解读？毫无疑问，是得益于详实严谨的史料考据。乾嘉时期的朴学大师涉足乐律学研究，自凌廷堪《燕乐考原》始。朴学家对于音乐或者外行，但是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应当被后人继承。

参考文献：

[1][18][20][21][元]脱脱.宋史・乐志[M].中华书局，1977，（1）：3346.

[2][3][4][6][清]凌廷堪.燕乐考原[M].商务印书馆，1938，（1）：8.

[5]如：黄钟为宫时的“变宫”指的是比宫音低半音的应钟.

[7]陈应时.唐宋燕乐角调考释[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3，（1）：13-27.

[8][9][10][清]凌廷堪.燕乐考原[M].商务印书馆，1938，（1）：13.

[11][清]凌廷堪.燕乐考原[M].商务印书馆，1938，（1）：14.

[12]王光祈.中国音乐史[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6.

[13][14]王光祈.中国音乐史[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79.

[15]李玫.蔡元定《燕乐书》解――“变”与“闰”解释中的王光祈之误[J].中国音乐，2016，（2）：38.

[16]钱亦平编.钱仁康音乐文选[M].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11（1）：314.

[17][19]钱亦平编.钱仁康音乐文选[M].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11（1）：316.

第5篇：钱钟书故居范文

今朝风日好，堂前萱草花。持杯为母寿，所喜无喧哗。（王冕）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

成功的时候，谁都是朋友。但只有母亲――她是失败时的伴侣。（郑振铎）

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高尔基）

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罗曼・罗兰）

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但丁）

慈母的胳膊是慈爱构成的，孩子睡在里面怎能不甜？（雨果）

人的嘴唇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唤，就是“妈妈”！（纪伯伦）

全世界的母亲多么的相像！他们的心始终一样，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惠特曼）

母爱是多么强烈、自私、狂热地占据我们整个心灵的感情。（邓肯）

慈父之爱子，非为报也。（刘安）

父爱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达・芬奇）

家庭是父亲的王国，母亲的世界，儿童的乐园。（爱默生）

使你的父亲感到荣耀的莫过于你以最大的热忱继续你的学业，并努力奋发以期成为一个诚实而杰出的男子汉。（贝多芬）

敢于接受孩子的与众不同

爱迪生上小学时，老师把他的母亲南希叫到学校，说：“我看这孩子实在太笨，留在学校里只会妨害到别的学生，还是别上学了吧。”了解儿子的南希生气地说：“我认为阿尔（爱迪生的昵称）比同龄的大多数孩子聪明，我会教我的阿尔，他再也不会来到这里。”回家后母亲对爱迪生说：“学校里当你是低能儿，无法教育，我就在家里好好教育你，阿尔，我今天要和你立一个誓，母亲已立了决心，无论如何要使你成为世界第一等人物，你能不能发这个誓呢？”爱迪生回答说：“母亲，我愿意发这个誓，我定要做番大事业，使现在说我是低能儿的先生听了后悔。”正是在母亲的教导下，只在学校生活了3个月的爱迪生后来成为举世闻名的发明家。

兄肥弟瘦

《后汉书・赵孝传》记载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汉朝末年，天下大乱，饥民遍野，人饿得吃人。赵孝的弟弟赵礼一次被盗贼捉住，即将被吃，赵孝绑起自己去见盗贼，说赵礼饿得太瘦，不如自己肥胖，请把他放了吃我吧！盗贼深感惊奇，便把他们兄弟二人都放了。这个故事就是成语兄肥弟瘦的出处。

缇萦救父

汉文帝在位时，有人上书告发淳于意。按照刑法规定，淳于意应当由专车押送到长安。淳于意有5个女儿，对着囚车哭。淳于意很生气，对着他妻子说道：“生孩子不生男孩，危急时没有人能帮忙……”这时小女儿缇萦很悲伤，就说跟父亲到长安。到长安后她上书皇帝说：“我父亲在齐地做官，人们都说他很清廉，如今他犯了法，应当受刑。但我为受过刑的人不能再长出新的肢体而悲痛。我愿意到官府中当女仆，以此来赎父亲的罪过，让他改过自新。”皇上听后很感动，当即赦免了她父亲的罪，不久还废除了肉刑。

帮父亲圆银屏梦

潘长江的父亲在晚年常常叹息错过了演戏的黄金时代，叹息自己无法尽情地展现自己的才艺。为了让父亲的晚年生活过得充实，也为了回馈父爱，潘长江决定帮父亲实现多年的银屏之梦。2002年，潘长江的父亲出演电影《今年夏天我们在一起》。为了支持父亲，潘长江加盟此片助阵。每年春节期间，潘长江都会准备一场独特的家庭春节晚会，作为春节礼物送给父母。家庭春节晚会聚集了潘家的文艺能人。潘长江既当主持，又当联络人，女儿潘阳则兼任策划、灯光、化妆数职。晚会充满温馨的气氛，家人的积极参与使得晚会隆重而又热闹，而最高兴的当然是潘长江的父母了，他们用幸福的微笑感谢儿子的一片孝心。潘长江说他不会跟不孝的人交朋友，他觉得对爹妈不孝的人，对朋友不会好的。

伯俞泣杖

在汉代文学家刘向著的《说苑》中有一个“伯俞泣杖”的故事。伯俞是当时有名的孝子。伯俞家的家规很严，因他的父亲早故，检查家规的工作就落在他母亲的身上。只要谁犯了家规，就要挨母亲5下拐杖，所以伯俞从小没少挨打。后来，虽然伯俞长大成人，在县衙里做文书工作，可是他还是恪守家规，每天要如实向母亲禀明自己一天的得失功过。满头白发的老夫人，头脑清醒，每晚聆听儿子的诉说，当判明儿子有犯家规的行为时，就取出拐杖，在伏在地上的儿子的臀部连打5下。这天又听儿子诉说：“母亲大人，今日孩儿犯了家规。有一个朋友向我打听衙门里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公事，不能外传，就诳他说，我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实情的，这是同与朋友交而不信的信条相违背的。”“既然是公事不宜外传，那就应该以实拒绝他，而不应该采用欺骗手段来搪塞。跪下，待我使用家法……”母亲缓缓地一句一句地说。这套家法，其实是起提示督促作用，拐杖打在身上，并不太重。老太太颤巍巍地举起拐杖，打了5下。伯俞大哭，伏地不起。母亲问他：“以前也曾打过你，没有见到你哭，今天却哭起来了，莫非你有什么委屈吗？”伯俞回答说：“以前孩儿有了过错，母亲打孩儿时下杖很重，打得很痛，孩儿虽然皮肉受些苦，心里倒没有什么；今天母亲打孩儿下杖很轻，不觉得痛，孩儿知道这是母亲年老体弱的缘故，所以伤心落泪。”

敢于突破想象

林肯的父亲在西雅图，用很低廉的价格买了一块堆满石头的山地，林肯的母亲曾多次建议搬走石头，但他的父亲死活不同意，认为这块山地价格这么便宜，肯定是一座与石头大山相连的石头小山。一次父亲外出，母亲就带领孩子们一起动手，没用多少时间就把石头搬走了，小林肯通过这件事认识到：有些事人们之所以不去做，只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可能，而许多不可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当林肯竞选议员失败，母亲鼓励他说：“记住孩子，只要一颗心在，没有办不成的事，想想在西雅图的日子。”林肯当选总统后说：“我的一切都属于我天使般的母亲。”

孝心达人赵薇

赵薇说自己挣的第一笔比较有分量的钱是在1995年，当时她在一个剧组拍戏，整整拍了3个月，最后拿到了3万块的片酬。这些钱对于当时的赵薇来说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拿到钱以后，赵薇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出其中的1万块寄给了父亲。她后来说：“现在我都觉得自己当时的做法挺孝顺的，我拿到钱后，先拿出了三分之一给我爸寄到了单位，然后剩下的钱拿出一大半交了学费，剩下的就当生活费了。”

亲情可贵

李湘7岁那年，跟市青少年话剧团到岳阳演出，由于要5天时间才能回来，爸爸特意给了李湘10元零花钱。幼小的李湘哪里拥有过这么多钱，高兴得简直像怀揣一块宝，怎么也舍不得花掉。一天中午，李湘实在渴得厉害，才奢侈了一回，拿出3分钱买了一根白糖冰棍，就再也舍不得花了。直到活动结束，话剧团准备回长沙，李湘的口袋里还有9元9角7分钱。李湘想了想，给最宠自己的爸爸买了一瓶岳阳特产龟蛇酒。把酒装进袋子，李湘又想：“妈妈对我也不错呀，怎么能把她给忘了呢？”这么一想，李湘就给妈妈买了一把扇子。李湘又数了数剩下的钱，给妹妹买了一把梳子。下车后，李湘兴致勃勃地回到家，把礼物分给全家人。李湘看见了爸爸眼中激动的泪花。女儿一点小小的孝心，居然让爸爸如此感动，这是李湘没有想到的。不过，从此她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句话：“长大后，我一定要让爸爸妈妈天天高兴。” 李湘说最好的孝敬父母的方式之一就是多跟父母说甜言蜜语，让父母高兴快乐。父母从儿女那里期待的物质回报真的很少，其实他们内心最渴望的就是儿女对他们小小的褒奖和浓浓的亲情。

守望亲情

钱钟书与杨绛是无锡同乡，1932年相识，1935年喜结良缘，共同生活六十多年。

第6篇：钱钟书故居范文

早在2009年，“梁林故居”被拆一事就因引起舆论哗然而被职能部门叫停，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推动下，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将“梁林故居”明确列为新发现文物项目。如今，“梁林故居”已成一片瓦砾，而相关部门给出的解释是，开发单位考虑到故居房屋因陈旧几经翻建、无人居住等原因，易出现险情，因此进行了“维修性拆除”。

观点：保护文物不是建造假古董

“维修”和“拆除”的意义完全不同。所谓保护文物，也绝不是先将真的建筑拆个稀巴烂，然后再在原址修建出一个现代化的假古董。如果在擅自拆个精光之后，再让纳税人出一大笔钱，以“保护”的名义重建，除了增加GDP和相关部门的文保拨款，我看毫无意义。“梁林故居”已经没法“保护”了。不知它将会成为一个怎样的“榜样”?是被开发商作为成功的样板大量复制?还是被相关部门作为失职的样板督促履职?(秋程)

为了经济利益抛弃文化

“粱林故居”之所以会在北京文物局并不知晓的情况下被拆，是因为发展经济的势头已经淹没了文化建设，在经济利益面前，“梁林故居”只不过是一幢民间危房，文化遗产的隐性价值与房地产开发的眼前利益相比，后者更符合相关部门的政绩需求。所以，拆除“梁林故居”如同重建“西门庆故里”一样，为了经济利益，可以抛弃文化。(知风)

城市发展缺失理智

“梁林故居”的命运只是当前城市发展中注重物质和形象而忽视城市品味和内涵、将城市发展撵上肤浅狭隘之路的又一案例。城市发展走到今天，已经越来越脱离了历史与文化的内涵，灯红酒绿间的大都市中难以找到让人冷静、可以遐思的文化场所。历史古迹作为记录历史的活字典、作为城市的永久丰碑，是一座城市难能可贵的瑰宝，这笔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更是后人的精神财富。我们常说以史为鉴，但是我们却在轻易毁坏“活着”的历史，拆迁机器一再摧毁的正是城市发展的底气。(程奎星)

登川籍作家美文，好!　成都　刘灏

《晚霞》2012年第3期“卷首”《春从心出》读来轻松自在，真正是如沐春风，文中的哲理不经意间就在心里流淌。看看作者，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川籍作家刘心武先生。

想我天府之国，历来是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古有司马相如、“三苏”，今有郭沫若、巴金等大家，他们的文章或华丽轻灵，或雄浑厚重，被人们广为传诵。不过，现在要读到他们的文章，还真是有点难。国家目前正大力提倡文化大发展，我们不如从身边做起，从四川做起，为四川的文化、作家服好务，多宣传他们的美文。

《晚霞》发表川籍作家美文，好!

异地退休人员医保报销难　成都　铁道部峨眉疗养院退休职工

我们是铁道部峨眉疗养院的退休人员，属于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管理，退休后大都在成都市区安了家。我们这些退休老人感到最大的困难是医保报销问题，因原单位在峨眉山市，一次报销来回路费要100多元，而且跑一趟办不完所有手续，得跑好几趟。

我们希望把家在成都的退休人员医保关系转到成都，或采取其它措施，使我们有病能就地医疗、就地报销。

愿处处形成“好读书”风尚

甘肃庆城　碧芥

调查显示，中国人每年人均读书仅为4.5本。

从2011年元月开始，河北省阅读办策划组织了一系列特色活动，将全民阅读逐步推向深入。比如由省阅读办和长城网联手组织河北省首届“十佳书香家庭评选”、“我的书屋我的家”征文比赛、“好书推荐、乐读共享”等活动，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全民阅读活动开展一年多来，参与阅读人数近3000万，2011年前11个月，河北全省人均阅读出版物9.81本，人均消费出版物147.15元，“好读书、读好书”在燕赵大地渐成风尚。

欣喜于河北省的这一做法，也希望各地都能积极借鉴，逐渐使全民阅读成为习惯。

在文化强国的语境下，这一习惯的养成十分重要，也十分必要。

“惠老资源”应共享　辽宁锦州　杨学友

某机关办的老干部活动中心，报刊阅览室、球类活动室等一应俱全。虽然这些资源时常闲置，可还是规定只供机关的离退休干部使用，非机关退休老年人即使家在隔壁也不得入内；某铁路局的老干部活动室，别说对外，对内同样“严格”告知：“非离休干部不得入内活动。”

依我看，老年活动场所的服务对象不应仅限于少数“特殊人”，即使不能对全社会开放，起码也应适当扩大服务范围，最大限度地发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作用。这不仅体现了一座城市的文明形象，还折射出一座城市对老年人的关爱程度。

“爱心储蓄银行’’不能重建轻管　安徽蚌埠　王惠卿　插图　高凤成

两年前，皖北某市的一个社区在全市率先建立了“爱心储蓄银行”，在社区营造了居民相互关心的温馨氛围。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家“爱心储蓄银行”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越办越好。过去，一些退休老人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交到了“爱心储蓄银行”，用以资助社区里那些最需要关心和帮助的困难居民。可现在，他们不再这样做了，原因在于“爱心储蓄银行”没有做到像刚建立时所承诺的那样――定期向居民公布财务状况和资金用途。“爱心储蓄银行”里的钱并没有专款专用，而是被挪作他用了。

办社区“爱心储蓄银行”，方向是对的，但不能重建轻管。不能刚创办时，一切都按制度办事，有监督的各项措施。而一旦出了名，就“面目全非”了。为农村老人享受“免费公交”喝彩　江苏大丰　梁牛

江苏南通市大力推进“村村通公交”工程。现在广大农村老人也能像城里老人那样刷卡免费乘坐“村村通”公交车了。

看了这则报道，笔者激动不已，因为我来自苏南农村，从小就饱尝“行路难”、“进城难”之苦。记得孩提时代，跟父亲进一趟县城，来回要步行20公里的泥土路，若遇上刮风下雨，那泥泞不堪的田间小道让人寸步难行。现在好了，南通市大部分村都通了公交车，而且农村老人也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像城里老人一样刷卡免费乘坐公交车。

但愿全国有更多的乡镇实现公交车“村村通”，但愿有更多的农村老人手持“老年卡”免费乘公交车。最好的装修是家人的和睦　河南漯河　魏得强

今年春节，我去亲戚家拜年。

表哥几个月前又搬了新居，在本市的豪华小区。表哥家的装修真让我大开眼界：实木地板，各种现代家具、家电一应俱全。

一向热情的表嫂始终没有出现，我试探地问：“嫂子干什么去了?”表哥努了努嘴：“还没起床呢.昨天又干仗了。”

我无语，吃过午饭匆匆告辞。下楼的时候.姑姑对我说：“你表哥表嫂天天吵架，过完十五我就回老家住了，一个人图省心。”

第二天我去小表弟家拜年。小表弟夫妻省吃俭用，贷款在城里买了套房子。他们家住最顶层，也没有装修，电视、洗衣机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

见我上门，表弟、弟媳一起下厨。没多大工夫，菜上来了，表弟说：“你尝尝这个菜怎么样?”弟媳赶紧说：“还是尝尝我做的这个，你给评比一下哪个好吃。”一顿饭，我充当了评委的角色。

看着表弟两口子满脸的幸福，我忽然想起了白岩松说的一句话：“最好的装修是家人的和睦。”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个理儿。

你“被小康”了吗　成都　徐蓉

近日，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和各地统计研究部门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方案》表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展顺利，实现程度由2000年的59.6％提高到2010年的80.1％。然而，该数据一出即引发热议，众人纷纷感慨“被小康”了。

之所以’出现各种争议，除了当前的小康社会评价标准混乱之外，更主要的还在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理念的进步，小康社会逐渐成为一个反应真实生活状态的社会概念，其内涵也在与时俱进。时下，随着物价的上涨、生活节奏的加快、百姓生活压力的增大，量化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与公众对小康社会的质感出现了背离，这值得好好深思。

“以秒计费”有多难?　山东滕州　张成浩

通话不过几秒钟，却按1分钟收费，合理吗?近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工商局发起了“叫停电信收费不合法规则”行动，电信资费的计费标准再次引发社会热议。

众所周知，当前电话的计费方法是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算，假如只打了10秒钟电话，得按60秒收费，就等于多收了50秒的钱。显然，这是不公平交易，有违《消费者权益保障法》。

《消费者权益保障法》规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电信企业话费标准按分钟计算，显然违反了这一规定，属于霸王条款。

面对社会各界的质疑，电信部门始终不能给出一个可以让人信服的理由。在我看来，以秒计费难以实行，显然不是技术问题，关键难点在其背后的巨额利益。资料显示，全国电话用户支付的话费有50％属于多支出部分。面对如此丰厚的利润，电信部门怎舍得放弃?

职业病“扩容"需防权利虚化　河南漯河　张枫逸

备受关注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决定》目前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开始实施。职业病目录有望“扩容”，诸如职业性腰背痛、颈椎病等“白领”易患疾病都有望纳入职业病目录。如何让“扩容”后的新规真正落到实处，避免劳动者的权利虚化，这考验我们的管理智慧。

一方面要确保鉴定的公信力。颈椎病等“白领”职业病存在现实的鉴定难题，其固然与工作性质和环境有关，但也可能是熬夜上网、打牌等不健康生活方式造成的。因此，不能排除用人单位以此为由推卸责任的可能性。这就要求有关部门科学地运用鉴定手段，真实掌握鉴定者的工作状况，凡无法证明疾病与工作无关者，即认定为职业病。

另外要提高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职业病“扩容”后，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用人单位对履行责任的抵触情绪。这就需要我们在做好宣传引导工作的同时加大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倒逼其重视员工权益、改善工作环境，从源头上防止职业病的发生。

杂言语丝

能以和蔼之容见人者，必得人和；能以谦和之气处人者，必得人尊；能以恭敬之心待人者，必得人敬；能以赞美之言和人者，必得人缘。

第7篇：钱钟书故居范文

长久以来,国家领导人的收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国家名誉主席的宋庆龄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宋庆龄每月的收入有多少,大约都有一些什么开支,是否还有额外的收入,留下了多少遗产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于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9年4月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她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以及一些稿费。当时宋庆龄是国家行政一级工资,每月579.5元,同时,考虑到她的外事活动比较多,国家另外每月还给她300元活动费。“”期间,宋庆龄主动将每月的活动费退还给国家。在这期间,虽说宋庆龄的工资并不低,但是她每月的开销确实是很大的,有时还会出现赤字,偶尔周转不过来的时候,她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借过钱。宋庆龄的工资除了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费用外,她还长年承担着两个保姆的工资以及曾经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过的警卫员隋学芳的两个女儿的抚养费用。每当身边工作人员有困难,宋庆龄也常常掏钱帮助他们。另外,宋庆龄的朋友非常多,经常性的应酬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她从来都是坚持自掏腰包,甚至有时送给外国贵宾的礼物都是自己掏钱购买的。至于宋庆龄额外的稿费收入,大部分都捐献给了中国妇女和儿童的慈善事业。其中她曾于1953年8月将其所著的《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的稿费捐赠给遭受战争灾害的朝鲜孤儿。1951年4月,宋庆龄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共10万卢布,她分文未留,将这笔奖金全部捐献给中国儿童和妇女的福利事业,后来就用这笔钱修建了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所以,宋庆龄并不富裕,而且还时常经济拮据。

在宋庆龄生命最后的几年里,我作为宋庆龄身边的管理工作人员,有机会经手了宋庆龄的五笔钱。

第一笔:组织上给宋庆龄

1万元生活补助费

1978年12月30日,宋庆龄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因经济拮据,宋庆龄在上海家中整理物品的时候,委托我帮助出卖了家中的一些物品。由于宋庆龄一直以为她所要卖的东西都是好的,都是真品,价值昂贵。结果,当我找来旧货商店的人来对所卖的物品进行估价的时候,结果才值2000多元。当我把情况向宋庆龄汇报的时候,她颇为失望。杜述周(时任宋庆龄的警卫秘书)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反映了宋庆龄经济拮据的情况,组织上决定给宋庆龄生活补助费1万元。

1979年1月31日,杜述周从老家陪护母亲以后,由京赴沪,组织上让他顺便给宋庆龄带去那1万元现金的生活补助费。杜述周到上海后,通过李燕娥(因宋庆龄在寓所早有规定:除了保姆以外,任何人不得进她的房间)把钱送给宋庆龄,并给宋庆龄附上了便条:“首长:我给您带来现金1万元,请您收用,以作每月开支不足的困难补贴。请千万收下,这次不能再退还了。”

宋庆龄确因需要用钱才收下了这1万元钱。她回函给杜述周说:“一万元我收了,因我的确需用钱。卖掉的机器皮货等,不过收到我所希望的百分之一!因此,我只好收了,因等用款子。”杜述周在上海期间,告诉了我这1万元钱的情况。

宋庆龄逝世后,我在北京她家中整理物品的时候,看到了这笔尚未动用过的1万元现金。后来,按照执行宋庆龄遗嘱 “八人小组”的会议精神,北京方面的钱归北京管理,上海方面的钱归上海管理的原则,这一万元钱就留存在北京宋庆龄故居。

第二笔:国家财政补贴

给宋庆龄5万元

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市委在了解到宋庆龄经济拮据的情况后,及时向中共中央进行了反映。1979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给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来信,决定从国家财政中拨款5万元人民币给宋庆龄。当时,彭冲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当面交代我说,这5万元钱交给你去办理具体的手续。

随后,我带着的信来到上海市财政局,找到了王眉征局长、余勤副局长。这时他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他们在把钱给我的同时,要我写个收条。当时我不可能请宋庆龄来写收条,就以代领人的身份写了一张收条给他们,的这封信也由市财政局留下存档了。

在上海市财政局办好手续后,我立即向宋庆龄进行了汇报。宋庆龄说“谢谢”,并表示她自己不管这笔钱,交由我来管理。她还特意交代:“如果以后需要用钱,我会写信给你,你凭信将钱交给来人就行了。”

为了方便这笔钱的使用,宋庆龄还让我去刻一枚名为“林泰”(宋庆龄经常使用的一个别名)的印章。这枚印章是我专门到上海有名的老店――市百一店去刻的,记得当我到市百一店时,看到有一个“刘友石刻印处”的柜台,我就找到他们要求刻一枚印章,他们问我用什么材质的,我说稍微好一些的就可以了。在听了他们的介绍后,最后花了几元钱请刘友石刻了一枚石质的印章。遵照宋庆龄的指示,这枚印章也由我保管着。

随后,我把这笔5万元的拨款单交代上海市委办公厅行政处财务科以“林泰”的名义存进市委机关附近的银行。每次宋庆龄要用钱,总是派人带着她的亲笔信到上海来,由于平时我的工作比较忙,来人一般都是先找到沈粹缜(邹韬奋夫人,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由沈粹缜打电话告诉我,我将钱准备好,约好时间,我送到沈粹缜家里再给来人。

一直到宋庆龄去世,这笔钱也没有用完,大约总共才花了1万多元。宋庆龄逝世后,这笔余下的钱也是按照执行宋庆龄遗嘱 “八人小组”的会议精神,转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保管,并且再也没有动用过。

第三笔:中央决定给宋庆龄

5万元慰问金

1981年5月宋庆龄病重。5月8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袁敬修打电话给杜述周,告诉他:中央决定给宋庆龄5万元补助费,由吴庆彤(原为值班室主任,逝世后,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专门处理临时突发事件)代表中央交给沈粹缜,再由沈粹缜转交给宋庆龄。但是,宋庆龄在得知这一事情后,表示不接受中央给的5万元补助金。当时,就只好将这笔钱暂存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科。

宋庆龄病重以后,根据中央的安排,沈粹缜和我一起来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当时是根据宋庆龄的身体状况,统一安排去看望宋庆龄的。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仍然拖着病体,于5月8日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受赠典礼,并发表了20分钟的英语讲话,并没有使用事前准备的讲话录音。我当时也受邀出席了这一典礼。为了感谢在这次受赠典礼过程中医护人员的辛苦,宋庆龄又指示杜述周到友谊商店买了些扇子,她要了10把,都是自己付费,送给医护人员。

5月14日晚,宋庆龄病危,情况危急。根据组织上的安排,让我去宋庆龄家。在接到杜述周打给我的电话以后,当晚深夜12点多钟,我就到宋庆龄家里去了,这一晚上我都没有好好休息。 15日上午我在宋庆龄家里楼下小客厅休息,这时,中央派来的吴庆彤进来,他走到我身边,交给我一张5万元的支票,说:“这是中央给宋庆龄的慰问金。”我知道,按照宋庆龄的一贯做法,只有经过她的同意才能收下。但是,这时宋庆龄已经病危了,我就只好先代为收下这笔中央给宋庆龄的慰问金。

18日上午,根据安排,我上楼去看望宋庆龄。当时钟兴宝(宋庆龄的贴身保姆)用嘴贴在宋庆龄的耳边轻声说道:“首长,上海李局长专门来看望你了。”已经病危多日的宋庆龄这时竟然睁开了双眼,钟兴宝说:“首长一个礼拜都没有睁开眼睛了,今天听到你来了,突然睁开眼睛了。”恰在此时,周幼马(马海德之子,时任宋庆龄的摄影师)按下了快门,留下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我向宋庆龄轻声地问候,并向她汇报:“中央派吴庆彤同志来看望你,并带来了5万元人民币慰问金。”她轻声说:“谢谢。”也没有再说其他的话。这笔钱就一直由我保管着,我也不能给别人。其间,因为工作需要,我曾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两次,都一直将这笔钱带在身上,我也无法交给别人。

5月20日上午,沈粹缜大姐和我又一次上楼看望宋庆龄,此时的宋庆龄已经处在昏迷状态。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宋庆龄。

28日上午,我接到上海市委通知紧急返回上海,对宋庆龄后事的准备工作进行最后的检查。29日晚20点18分,宋庆龄逝世,当时我正在上海市委办公楼上,20点45分,总机急切地找我接北京来电,杜述周在电话里对我说:“首长已经过世。”

经中央安排,上海市的胡立教(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祖康(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沈粹缜、朱可常(时任中国福利会党组书记、副秘书长)、陈维博(时任中国福利会副秘书长)和我一起于30日上午赴京,参加宋庆龄的治丧活动。我们当时住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的招待所,当日上午我在中办招待所再次见到吴庆彤同志,因为宋庆龄已经逝世,我想,这笔中央给宋庆龄的5万元慰问金已经没有放在我身上的必要了,就把这笔5万元钱的支票交还给他,并代表宋庆龄感谢组织上的关心。

第四笔:巴金捐款5万元

给宋庆龄基金会

宋庆龄逝世以后,为了纪念和缅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继承和发扬宋庆龄的未竟事业,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宋庆龄基金会。1982年5月29日,廖承志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应邀前来参加宋庆龄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的宋庆龄在海外的亲属和朋友时,宣布了这一决定。宋庆龄基金会以“和平、统一、未来”为宗旨,并由邓小平亲自担任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

宋庆龄基金会在北京成立的时候,沈粹缜是宋庆龄基金会的理事成员,她在北京参加完宋庆龄基金会成立仪式,回到上海以后又去看望了巴金(原名李尧棠),沈粹缜向巴金详细介绍了宋庆龄基金会成立的情况,当巴金得知成立宋庆龄基金会的情况以后,立即表示要捐款,他让女儿李小林开了一张5万元的支票。沈粹缜回到家后打电话给我,把巴金捐款一事告诉了我,并想请我代收此款转交给北京。正好过几天我要到北京出差,便答应下来。当我从沈粹缜家里拿到这张5万元支票的时候,看到支票上面的印章是李尧棠。

我到北京以后,住在北京饭店。我打电话给汪志敏(时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告诉他巴金要捐款给宋庆龄基金会的事情。汪志敏立刻到北京饭店我的住处看我,我又再次向他介绍了巴金捐款一事,并当面把5万元支票交给了他。汪志敏表示感谢巴金对宋庆龄基金会工作的支持,会正式出具收据寄给巴金。

第五笔:沈粹缜捐款5000元

给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众所周知,沈粹缜是我国著名的民主人士、卓越的政论家、出版家、抗战时期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邹韬奋的夫人,是宋庆龄生前的挚友。沈粹缜在与邹韬奋结婚以后,相夫教子,全力承担了家庭事务,积极支持邹韬奋的事业。抗战胜利后,在宋庆龄的鼓励下,沈粹缜积极参加上海的妇女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沈粹缜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参加了中国福利会的工作,最初担任了中国福利会托儿所所长。1978年,她又由宋庆龄亲自提名,担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她与宋庆龄之间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在上海居住期间,每每亲自下厨烧了小菜,总是要派人送些给沈粹缜尝尝。“”中,面对造反派的冲击,由于担心沈粹缜的身体,宋庆龄一再要求沈粹缜从淮海中路1487弄13号搬迁到陕西北路369号,也就是宋庆龄母亲的旧居里居住,并派人帮助她搬家。尤其是在宋庆龄晚年的时候,沈粹缜与宋庆龄来往频繁,亲如姐妹。宋庆龄一直称呼沈粹缜为“沈大姐”,实际上沈粹缜比宋庆龄的年龄要小。

1981年5月12日,也就是在宋庆龄逝世的前半个月,宋庆龄拖着病体,用颤抖的手,在病榻前由保姆帮忙为即将出版的邹韬奋的书题写了几张“韬奋手迹”的书名,供沈粹缜选用。这也是宋庆龄最后一次题词。

不仅如此,宋庆龄对沈粹缜在生活上也一直非常关心。 1980年5月17日,宋庆龄致信沈粹缜,信中说道:“我要交给您5000元留给你的钱,不要客气,当我是自己人⋯⋯”当时沈粹缜回信给宋庆龄说,过去在解放前深得宋庆龄的照顾,解放以后自己有了工作,也有了收入,就不能接受宋庆龄的这5000元钱了,如有需要的话,她也绝不见外(宋庆龄与沈粹缜关于此事的来往信件我都保存有复印件)。如前文中所述,因为宋庆龄的5万元钱在我这里保管,沈粹缜便把宋庆龄的这封信交给我看,我也知晓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1981年6月,在执行宋庆龄遗嘱 “八人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沈粹缜提起了宋庆龄曾经来信要给她5000元钱的事情。由于“八人小组”的其他人并不了解这个情况,所以在会议结束后,我向高登榜(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书面写明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来邓颖超指示,由高登榜写信给我,说明是邓大姐交代,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管理处从处理宋庆龄后事的钱中支付5000元钱给沈粹缜,并要我送给她。

第8篇：钱钟书故居范文

关键词： 王微 明代 女词人 行年考

王微，字修微，号草衣道人，明末广陵（扬州）妓。《明诗综》载其“初归归安茅元仪，晚归华亭许誉卿”［1］，与当时名士多有交往。钟惺称“其诗娟秀幽妍，与李清照、朱淑真相上下”［2］，董其昌《樾馆诗选序》云“当今闺秀作者，不得不推草衣道人”［3］。王微好游山水，作《名山记》《远游篇》以记之，惜皆不传，另有《樾馆诗》《期山草》等，亦不存。

尽管受到时人很高评价，王微的生平诸问题如生卒年、婚姻、拜访憨山大师的时间等仍存争议，本文试据现存文献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出生。

现存多数典籍均未记载王微生年，仅见王自立在《古代名人年谱――草衣道人王微年谱》中将其定为1597年，据考证，此说并不准确。笔者据茅元仪《钟山献序》及明人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相关记载推断，王微的生年应为1599年。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十四“王微"条指出：

夫宛叔何为者，而与修微生同时，居同室，神情同抱。［4］

“生同时”表明王微与杨宛同岁，而茅元仪为杨宛《钟山献》作序时写道：

宛叔归于余，年才十六耳，能读书，工小楷……于诗则游戏涉略，若不经意，三年而忽成小咏，其秀拔邈幽可与入也……夫出之易者无矜重之色，出之难者深浮湛之怀。今宛叔之作，难而若易之，易而实难之，积之十年余矣。其当早献于天下，听之天下之可否以权其心。［5］

可见杨宛嫁与茅元仪三年之后，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茅元仪所谓“积之十余年”当不包括前三年。如此，杨茅结婚距写序时间已十三年有余。《钟山献续序》载：

岁在丁卯党祸方沸，余殆有隐心焉，乃为叙内子诗刻之，盖欲及余见之也。［6］

说明《钟山献序》作于天启丁卯年（1627），十三年之前当为1614年，杨宛当时十六岁，可知杨宛生于1599年。因此，王微的生年也为1599年。

按：杨宛（？―1644），字宛叔，一作宛若。明末金陵名妓，与王微为“女兄弟”，著《钟山献》四卷，《续集》二卷。

茅元仪（1594―1640），号石民，又署东海波臣、梦阁主人、半石址山公。浙江归安（今吴兴）人，出生于书香门第，一生著述宏富，有《武备志》、《督师纪略》、《复辽砭语》等，明史有传。

2.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7岁。

王微丧父，开始生涯。

此说见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微，字修微，广陵人。七岁失父，流落北里。［7］

钟惺在《名媛诗归》中也指出：

自伤七岁父见背，致漂落无所依，眉妩间常有恨色。［8］

钱谦益和钟惺均为王微同时人，且交谊颇深，其说可信。

3.明万历四十年（1612），14岁。

王微于是年前后开始交游生活。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云：

长而才情殊众，扁舟载书，往来吴会间。所与游，皆胜流名士。［9］

今人郑威《董其昌年谱》载：

壬子十月六日，昆山道中为夏友之书，同观者修微王道人也。［10］

壬子即1612年，昆山即苏州。董其昌后又为王微撰写《樾馆诗选序》：

当今闺秀作者，不得不推草衣道人，观其新集，如《贻洞I》五言古四篇，绰有韦司直之古淡，而《代陶琴》、《代庄蝶》等命篇，亦复独创。大都闺秀之诗，虽饶于材致而俭于取境，未有若道人之凿空者，岂直缘情绮靡，为宛转之歌《十离》之什已耶？［11］

对王微的诗词创作尤为推重，王微《同太史过湖上未几先归予独留湖上苦雨感赋》《送董太史还云间》等，记载了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

按：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人。“华亭派”的主要代表，精于书画创作和鉴赏。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敏。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集》、《画旨》等文集。

4.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21岁。

王微于1619年春末之前离开茅元仪，并于同年秋季结识谭元春。

王微嫁给茅元仪的时间很难确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王茅二人的婚姻很短暂，王微至迟在1619年春末离开茅元仪，证据有二。

首先，据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记载，万历四十六年（1618）“浙江茅元仪徙寓金陵乌龙潭”，万历四十七年（1619）“安徽潘之恒、湖广钟惺、谭元春、浙江茅元仪、上元传汝舟、吴县吴鼎芳、如皋冒誉昌等，先后集金陵乌龙潭，之恒作《乌龙潭寤园记》，元春作《三游乌龙潭记》。”［12］又，谭元春《初游乌龙潭记》云：

予壬子过而目之，己未友人茅子止生适轩其上。

有舟自邻家出，与阁上相望者，宋子献傅子汝舟往来秋色上，茅子曰：“新秋可念，当与子泛于VVVV之中。”［13］

己未，1619年。茅于1618年迁居金陵乌龙潭，1619年建造森阁于其上，且聚会时间为1619年“新秋”。《三游乌龙潭记》载：

予初游潭上，自旱西门左行城阴下，芦苇成洲，隙中露潭影。七夕再来，又见城端柳穷为竹，竹穷皆芦，芦青青达于园林。后五日，献孺招焉，止生坐森阁未归，潘子景升、钟子伯敬由芦洲来，予与林氏兄弟由华林园、谢公墩取微径南来，皆会于潭上。［14］

再次点名三次聚会时间均为秋季。

另外，谭元春在《期山草小引》中点明自己与王微初次相遇的时间地点：

己未秋兰，逢王微于西湖。［15］

1619年秋，王谭二人于西湖初次相遇。可见谭茅等人于金陵聚会之时，王微并不在场，她或已于此前离开金陵，或并未随茅元仪赴金陵。而从王微、杨宛之间的唱和诗来看，二人共同相处的时节为春季。《花下怀修微》：“今朝花树下，忍见去年春。”《宛叔招饮花下得狂字》：“风微花影弱，春老燕声苍。”王微仅存的一首游金陵诗也作于春季，《游牛首阅春江即目》：“初晴开柳色，忽照片樯悬。”据此可以推断王微至迟于1619年春末离开茅元仪。

需说明的是，王谭此次于西湖结识之后，谭元春很快就离开西湖，不久二人在湖州再次相遇。谭元春《题湖霜草》云：

予以己未九月五日至西湖，三旬有五日而后返，又过吴兴，穷苕，以为西湖之美在里湖，苕之美在二漾。［16］

谭有《过王修微山庄》《在钱塘吴兴间皆逢王修微女冠每用诗词见赠临别答以六章》以记之，王微《湖上留别王永启谭友夏》《重晤友夏同泛夹山漾怀永启》亦以记之。湖州时期，“王微出一诗草，嘱元春删定。为作《期山草小引》”［17］。

按：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号鹄湾，别号蓑翁。湖广竟陵（今天门市）人，天启七年（1627）乡试第一。与钟惺共选《诗归》，一时名声甚赫，世称“钟谭”，同为“竟陵派”主要领袖。著作收入《谭友夏合集》。

5.明泰昌元年（1620），22岁。

参拜憨山大师于庐山五乳峰，归造生圹。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王微”条载：

布袍竹杖，游历江楚，登大别山，眺黄鹤楼、鹦鹉洲诸胜，谒玄岳，登天柱峰，溯大江上匡庐，访白香山草堂，参憨山大师于五乳。归而造生圹于武林，自号草衣道人，有终焉之志。［18］

《松江诗钞》：

初修微往来西湖，游三楚三岳，急人之难，挥洒千金。继则归心禅悦，参憨山大师于五乳，归造生圹，有终焉之志。［19］

这两段话都表明王微在游历江楚后，又曾拜访憨山大师，并于归杭后营造生圹。但均未记载王微拜访憨山大师的具体时间，现据《憨山大师年谱疏》及建造生圹的时间可间接推断之。

据《憨山大师年谱疏》载，憨山法师自万历四十五年（1617）十月，至天启二年（1622）即逝世前一年均居于庐山。［20］此间王微都有可能前往庐山拜访，然而从王谭交往诗作及《期山草小引》来看，谭元春未曾提及王微建造生圹一事，因此王微不可能在1619年认识谭元春之前去就拜访过憨山大师。而1619年秋冬两季王微与谭元春在西湖、湖州两次相遇，亦未去江西。故只有在1620年至1622年之间有去往庐山的可能。

谭元春集中有《答修微女史》一诗，其二：

奇踪不定可天涯，传汝梅边亦有家。

人妒人怜俱未受，或将宜称问寒花。［21］

该诗作于1620年谭元春在家乡竟陵时，“传汝梅边亦有家”一句颇耐人寻味。《憩园词话》卷四：“修微筑生圹于西湖，遍植梅花，有终焉之志。”［22］可为注脚。谭元春所谓“梅边家”即指生圹，“传”字表明这一消息为谭离开之后听闻所得。

可知王微去往庐山及建造生圹时间在1620年谭诗写作之前。

陈继儒《微道人生圹记》：

修微饭蔬衣布，绰约类藐姑仙，笔床茶灶，短棹逍遥，类随天子。谒玉枢于太和，参憨公于庐阜，登高临深，飘忽数千里，智能术足，胆可包身，独来独往，布帆无恙。既归，出楚游稿示余，冰雪净其聪明，云霞汰其粉泽，抑名山大川之助乎？修微曰：“自今伊始，请忏从前绮语障，买山湖上，穿容棺之墟，茆屋藤床，长伴老母，岂复问王孙草、刘郎桃、苏小小同心松柏哉？”予曰：“今君才貌两艳，人间所，出世之盟，将无太早？”［23］

从侧面印证了王微营造生圹时年岁尚轻“才貌两艳”，1620年王微22岁，与之相吻合。

1620年秋，王微卧病杭州孤山。作诗《庚申秋夜予卧病孤山闲读虎关女郎秋梦诗，怅然神往不能假寐漫赋一绝并纪幽怀，予已作木石人尚不能无情，后之览者当如何也》：

孤枕寒生好梦频，几番疑见忽疑真。

情知好梦都无用，犹愿为君梦里人。［24］

“已作木石人”即指出世。

按：憨山大师（1545―1623），法名德清，字澄印，明代“四大高僧”之一，俗姓蔡，安徽全椒人。著有《法华经通义》、《庄子内篇注》等。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麋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工诗文、书画，明代“四大家”之一，有《梅花册》、《云山卷》等传世，著有《妮古录》、《陈眉公全集》、《小窗幽记》。

6.明天启元年（1621），23岁。

往来苏杭间。

李流芳《檀园集》载：

辛酉腊月，北行意思萧索，到吴门闻子将将来，迟之同行，因暂住虎丘之铁佛僧舍。时送余者为子薪鲁生、舍弟无垢、舍侄宜之，儿子杭之武林都修之时，时抱琴来作数弄。比玉还白下，与予一路同来乐酒，晨夕古白同寓舍间，日一相对，楚中李宗文居停亦相近，女冠王修微数以扁舟往来山中，差不寂寞。［25］

“嘉定四先生”中除李流芳外，程嘉燧与王微亦有交谊，程有诗《秋日赴友人席修微有作同赋》。

按：李流芳（1575―1629），字长蘅，号檀园、古怀堂。歙县（今属安徽）人，侨居上海嘉定。诗文书画俱佳，与娄坚、程嘉燧、唐时升合称“嘉定四先生”。

程嘉燧（1565―1643），字孟阳，号松圆、偈庵。休宁（今属安徽）人，寓居上海嘉定。工诗，兼精音律，“嘉定四先生”之一。

7.清顺治四年（1647），49岁。

王微去世。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载：

颖川在谏垣，当政乱国危之日，多所建白，抗节罢免，修微有助焉。乱后，相依兵刃间，间关播迁，誓死相殉。居三载而卒。颖川哭之恸。［26］

“颍川”即许誉卿，“乱”指1644年甲申之变，而钱谦益与王微生活时代相同且有交谊，故王微卒于1647年无疑。

参考文献：

［1］［清］朱彝尊选编.明诗综（第8册）.卷98.北京：中华书局，2007：4535.

［2］［明］钟惺辑.名媛诗归（卷36）.明末（1620-1644）刻本.

［3］［明］贺复征编.文章辨体汇选.卷320.四库全书（第1405册）.集部总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45.

［4］［明］张大复著.梅花草堂笔谈（第3册）.卷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941.

［5］［明］杨宛著.钟山献（上）.清光绪二十三年抄本.

［6］［明］杨宛著.钟山献（下）.清光绪二十三年抄本.

［7］［清］钱谦益著.列朝诗集小传（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60.

［8］［明］钟惺辑.名媛诗归.卷36.明末（1620-1644）刻本.

［9］［清］钱谦益著.列朝诗集小传（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60.

［10］郑威编著.董其昌年谱.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85.

［11］［明］贺复征编.文章辨体汇选.卷320.四库全书（第1405册）.集部总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45.

［12］张慧剑编著.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44，448.

［13］［明］谭元春撰.谭友夏合集（中）.卷11.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539.

［14］［明］谭元春撰.谭友夏合集（中）.卷11.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545.

［15］［明］谭元春撰.谭友夏合集（中）.卷10.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483.

［16］［明］谭元春撰.谭友夏合集（下）.卷23.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1053.

［17］陈广宏编著.谭元春年谱.中国文学研究（第七辑）.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5：310.

［18］［清］钱谦益著.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60.

［19］胡文楷编著.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89.

［20］东海那罗延窟侍者福善记录.吴越开元府治弟子福徵述疏.憨山大师年谱疏.上海：国光印书局，1934：115-128.

［21］［明］谭元春撰.谭友夏合集（下）.卷22.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1019.

［22］［清］杜文澜撰.憩园词话.卷4.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2926.

［23］［明］陈眉公著.施蛰存校点.晚香堂小品（下）.卷19.贝叶山房张氏藏版.依眉公十种藏书本排印，1936：350.

［24］［明］钟惺辑.名媛诗归.卷36.明末（1620-1644）刻本.

第9篇：钱钟书故居范文

三毛：原名陈平，一位台湾作家，父母是古典文学教师，受家庭影响，五岁时就开始阅读《红楼梦》。三毛的文字如其人，像一朵绚丽多姿却又平淡无奇的云，洁白无暇而又飘逸灵秀。自由浪漫，坦率而又不失天真。自杀后，骨灰一半遗在了台湾的日月潭，一半遗在了大陆西北的鸣沙山（敦煌）。日月潭可以浸透《温柔的夜》，鸣沙山可以重温《撒哈拉沙漠的故事》。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大抵描绘的应该是她吧。

贾平凹：陕西、西安人，原名贾平娃。西安是六朝古都，厚重的文化积淀孕育、熏陶了他。善长写长篇小说和散文，其《废都》是对《红楼梦》的一次成功模仿，同《红楼梦》一个遭遇，一开始就被沦为禁书。散文：语言朴实、平和。小说：语言富有独到的地域气息，并有方言夹杂其间。其作品摆脱了那种浮躁、张扬、浅薄、晦涩、华丽的文风，整合并开创了一种现实感、趣味性、哲理性、深沉气质的风格。写小说难，难在有始难有终，高鄂对《红楼梦》后期成员遭遇的安排非常合理。

张爱玲：一个不落俗套、本文由搜集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身着红袍的前卫女子，个性十足。《倾城之恋》、《沉屑香》、《半生缘》…。她的文字更具个性：环境描绘、意韵烘托、心理剖析、想象丰富，读起来有如身临其境之感，饱含了对爱情的透彻思悟。她仿佛在告戒后代的女子们如何识破男人们的诡计，不过男人和女人的分工不同，男人天生就是在给女人使坏，女人总是用她的好来原谅他的坏。女人谈恋爱前应该读读张爱玲，失恋之后更应该读读张爱玲，做女人应该像张爱玲。

如果你对他们三位的情况比较了解，你会发现，三毛比较欣赏贾平凹的文章，贾平凹比较欣赏张爱玲的文章。

余秋雨：浙江余姚人。早年是上海艺术戏剧学院的院长（现已封笔终老，退出文化圈）。《借我一生》、《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千年一叹》、《山居笔记》，从他的作品名称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何等大气的作家，这里用作家来称谓他是有问题的，准确地说他是一位艺术理论家，并对历史有较深厚的研究。他的作品除《借我一生》以外，都与随笔有些类同。余秋雨犹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在向我们讲述国内、国外的历史、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