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杨绛精选(九篇)

第1篇：钱钟书杨绛范文

他的父亲看过一封杨绛的回信，忍不住大赞此女明事理，并提笔写了一封信，将儿子郑重地“托付”给了她。

结婚一个月后，她便陪着他去了英国牛津念书。那是一段清苦却甜蜜的岁月。走入现实生活中，她才发现他原来说自己“笨手笨脚”真不是谦虚，真的是不分左右手，鞋带也系不好的笨人。于是，她这个一向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开始照顾小家的生活。

他们在英国的生活，重心是阅读。她只是牛津的旁听生，听课时间甚少，大部分时间在牛津图书馆里读一本又一本的文学史。在牛津拿到学位后，他们又去了巴黎大学念书。在那里，他们依然是阅读。

接着，他们有了孩子阿圆。她生阿圆住院时，他医院家里两头跑，每次回到医院就愁眉苦脸地说：“我又做了坏事了。”他的坏事是，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她笑：“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不过，她出院回家的时候，他却为她炖了鸡汤，还剥了嫩蚕豆搁在汤里，他做得很好，而她也真的把他做的“坏事”都修好了。

1938年，他们带着一岁的孩子回到了国内，扎入了战火纷飞的上海。

那是一段真正艰苦的岁月，他一时无职业，她先做一个富家女的家庭教师，后又每天去一所学校做半日的老师，好维持家用。但他们的日子依然过得美好且有趣。她劈柴做饭的时候，戏称自己做了“灶下婢”。他乘女儿睡觉，在她的肚皮上画鬼脸……也是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他写出了《围城》这样脍炙人口的名作，她翻译出版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随铁大少回家》，创作了备受好评的四幕喜剧《风絮》。

时，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她被罚去种菜，他担任干校通信员，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十年，他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考证与评论著作——《管锥篇》，所引中外著作上万种、作家四千余人，而她译著了讽刺小说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

1998年，他先于她去世了。这时候，曾爱过她的费孝通去拜访她，两人聊得投机，气氛融洽。但费老刚走，她忽地觉得，这样对不起钱钟书。从此后，费老要再去，她拒绝了。

第2篇：钱钟书杨绛范文

她丈夫钱钟书称杨绛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上能博古通今，下能操持家务，在学者、母亲、妻子、朋友各个角色间来往穿梭、应对自如。一个女人，如何历经磨难，在时代的起伏跌宕中，依然保持一颗温润宽厚的心，也许你可以在罗银胜的这部《杨绛传》中找到答案。这是国内第一部杨绛人物传记，书稿经杨绛亲自审阅。

最贤的妻

公公看过她的信

直接把儿子托付给了她

（一）

1933年初秋，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无锡老家，还没有将自己与杨绛的恋爱告诉父亲钱基博，只是与杨绛频繁地通过书信谈情说爱。不料有一天杨绛的来信恰巧给钱基博看到了，他看过信后，大加赞赏。他认为杨绛既懂事又大方，能体贴父母，顾及家庭，乃如意媳妇也。

钱基博高兴之余，也不征求儿子钱钟书的意见，便直接给杨绛写了一封信，郑重其事地将儿子托付给了杨绛。

（二）

结婚不久，杨绛随丈夫钱钟书远赴英国。此番出国，钱钟书系公费，杨绛则是自费。

牛津的生活很安逸，杨绛他们借住的朋友老金家供一日四餐：早餐、午餐、午后茶和晚餐。他们夫妇住一间双人卧房兼起居室，窗临花园，每日由老金的妻女收拾。

在杨绛的记忆里，老金家的伙食开始还可以，渐渐地愈来愈糟。钱钟书饮食习惯很保守，洋味儿的不大肯尝试。而杨绛食量小，他能吃的，杨绛就尽量省下一半给他。杨绛觉得他吃不饱，这样下去，不能长久。而且两人生活在一间屋里很不方便。杨绛很爱惜时间，也和丈夫一样好读书。他来一位客人，杨绛就得牺牲两三个小时的阅读时间，勉力做贤妻，还得闻烟臭，心里暗暗叫苦。

于是杨绛就想租一套备有家具的房间，伙食自理，膳宿都能大大改善。钱钟书不以为然，劝夫人别多事。他说，你又不会烧饭，老金家的饭至少是现成的，房间也还宽敞，将就着得过且过吧。

杨绛对钱钟书说：像老金家的茶饭我相信总能学会。她按照报纸上的广告，一个人去找房子。

有一次他们散步“探险”时，杨绛发现高级住宅区有一个招租广告，再去看又不见了。她不死心，X独自闯去，先准备好一套道歉的话，就大着胆子去敲门。开门的是房主达蕾女士――一位爱尔兰老姑娘。她不说有没有房子出租，只把杨绛打量了一番，又问了些话，然后就带她上楼去看房子。杨绛问明租赁的各项条件，第二天就带了丈夫同去看房，钱钟书看了房子也喜出望外。

搬了家，有了自己的厨房，钱钟书就想吃红烧肉。杨绛买了一瓶雪利酒，--权当黄酒用，用文火炖肉，撇去汤上的沫子。红烧肉居然做得不错，看到钱钟书吃得挺快活的，杨绛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呢！

杨绛以为，自己“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从此一法通，万法通，鸡肉、猪肉、羊肉，用‘文火’炖，不用红烧，白煮的一样好吃”。

（三）

杨绛生孩子。钱钟书这段时期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对杨绛说“我做坏事了”。原来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墨水呀！”“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杨绛问明是怎样的灯，她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书里没有写杨绛到底有没有把这些修好，总之钱钟书很相信杨绛说的“不要紧”这句话，她一说“不要紧”，他就真的放心了。

他们在伦敦“探险”时，钱钟书额骨上生了一个疔。杨绛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杨绛做热敷。杨绛安慰钱钟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杨绛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不出几天，就把黏在纱布上的最后的东西连根拔去，他的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从此对杨绛所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

最才的女

一写剧本就引来阵阵喝彩

三任西班牙大使邀请才出访

（一）

1928年夏，杨绛准备报考大学。这时，清华大学刚开始招收女生，当年不到南方来招生。家在江苏无锡的杨绛只好就近考入苏州的东吴大学。

杨绛进了政治系，可她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只求功课敷衍过去，课余时间都花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

东吴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相当可观，中外文学名著很多，杨绛把这里的外国小说差不多都看了，还读了大量原版政法书和文学书，外语水平日益长进。后来，她还试着学翻译，在她成为文学翻译家之前，她就翻译过不少英文的政治学论文。

杨绛告诉父母亲自己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她果然考上了。清华大学研究院还鼓励研究生跨系选修课程。杨绛选修了中文系的写作课，授课老师是朱自清教授，她的文学创作是从朱自清的课上开始的。

写于1933年的《收脚印》，是杨绛的处女作。年轻的杨绛是幸运的，时隔一年，在1934年秋，朱自清又将杨绛的“第一次试作的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推荐给《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后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一书。

（二）

文艺界、戏剧界的著名人士黄佐临夫妇和柯灵、李健吾、陈麟瑞等人先后主持了“上海职业剧团”、“苦干剧团”等。那时，上海职业剧团已开张了一段时间，他们正在四处物色好的剧本。

1942年冬日的一天晚上，陈麟瑞请钱钟书、杨绛夫妇上馆子吃烤羊肉，李健吾也在座。大家围着一大盆柴火，拿着二尺多的筷子，从火舌里抢出羊肉夹干烧饼吃。陈麟瑞说这是蒙古人的吃法，杨绛马上想起了《云彩霞》里的蒙古王子，《晚宴》里的蒙古王爷。陈麟瑞、李健吾就怂恿杨绛：“何不也来一个剧本？”并且告诉她黄佐临正愁没有好的剧本呢。

杨绛当时觉得这话说得太远了，谦称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话剧，只是偶尔看几场戏罢了。

烤羊肉的风味不易忘却，朋友也随之一再鼓励撩拨。杨绛不免技痒，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称心如意》，先送给住得不远的陈麟瑞看。经他仔细审阅后，又重新改写，随后这剧本就转到李健吾手里。没过数日，李健吾来电话说，《称心如意》立刻就排演。

杨绛果然出手不凡，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称心如意》引来阵阵喝彩声。随着《称心如意》的成功，杨绛一鼓作气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悲剧《风絮》。

（三）

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后，西班牙政府通过西班牙驻华大使馆邀请她出访：第一任大使邀请，杨绛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杨绛正式地以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中国社科院领导马洪去请，杨绛感到实在“赖不掉了”，才答应下来。说起此事，钱钟书不无得意地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四）

第3篇：钱钟书杨绛范文

但有没有想过，凭什么男人就要做女人的宿主，任你贪得无厌地吃干抹净？

不久前过世的杨绛，恰恰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

对于杨绛最好的注解，不是什么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也不是钱钟书口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应该是一个“老妈子”。

杨绛在回忆钱钟书的作品《我们仨》里是这样描述他的：

他会半夜里起来帮自己的猫打架，还多次打了林徽因的猫而伤了两家和气；

他会每天晚上把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是砚台、毛笔藏进女儿的被窝，还想把扫帚、畚箕也塞进去；

他会趁妻子、女儿熟睡的时候用墨汁给她们画鬼脸……

面对这样一个心智有些不成熟的爱人，杨绛快速成长为钱钟书的“老妈子”，照顾他的衣食住行。

很多人为杨绛的牺牲感到不值。

杨绛成名比钱钟书早，家里又是无锡书香门弟，父亲曾任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过的本应是白富美的生活。而且，她是个高材生，从小到大读的都是启明、振华、清华这样的好学校，谁知最后给钱钟书家做了不花钱的“老妈子”，辜负了自己的才华。

文化圈里都称钱钟书为“杨绛的丈夫”，但杨绛始终认为老公所从事的事业更有价值。

为了全力支持老公，她辞掉女佣节省开销，千金大小姐亲自洗手做羹汤。劈柴时被木柴扎破手，做饭时被烫出了泡，却无半点怨言。钱钟书几乎被她“惯”坏了！

我们总是以门当户对的标准来衡量两个人配不配。钱钟书最后写出了《围城》《谈艺录》《管锥篇》这样的名作，我们就觉得他配得起杨绛。然而，就算钱钟书最后没有成功，对杨绛来说又有什么分别呢？她爱的是这个人，不是要分享他的胜利果实。

今天，我们在杨绛去世后，讨论她的爱情。我们向来反感女人给男人当老妈子，为什么会欣赏杨绛这样爱着钱钟书？其实，我们反感的是给不愿意成长的自私小男人当“老妈子”。杨绛这样的老妈子，明明是在把丈夫培养成一件“艺术品”，享受大作出在自己手中的成就感。

钱钟书并不是自私的小男人，他对杨绛的付出是有所回应的。

出身在重男轻女的旧式家庭的他，为杨绛学划火柴、学蒸年糕；杨绛生了钱瑗之后，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她吃；他怕杨绛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虽然洗得一塌糊涂；他知道杨绛上街买菜难为情，一向孤僻的他陪她去逛菜市场，有说有笑地买菜……

这不正是一个理想丈夫该有的模样吗？

第4篇：钱钟书杨绛范文

进入了春天，我的思绪随着季节的交替，想起了人生变更，想起了杨绛先生在九十六岁高龄写的《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我虽没有像杨绛先生用近100年的时光来丰富和涤荡的思想，但何其幸运地在还很年轻时，就看到杨先生寻求的可靠的真理――她在九十六岁开始和自己讨论的哲学。

书中一开始有杨绛先生所发出的疑问：“每年那寒冷肃杀的冬天，都会被郁郁葱葱的、充满生机的春天而取代。”那人生呢？是否也会被一世又一世来取代呢？是否也如凤凰涅生生不息呢？“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草黄了，枯了，死了。不过草有根，明年又长出。人也一样，下一代接替上一代，代代相传吧。一个人能活几辈子吗？”

她还说，“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杨绛先生在亲人辞世后，茕茕孑立，饱受思念亲人之苦后，写了《我们仨》，进而在九十六岁高龄时又写了《走到人生边上》。这本书仍是在钱钟书写的《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基础上的补充，仍是在继续回忆钱钟书和他们的女儿钱媛，继续完成他们在世时，一时不易看完的人生这部大书，继续他们在世时的眉批和marginalia，继续在写过的边上留下些空白和补遗！”

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和自己讨论了人类永久的话题，灵与肉的斗争与统一；人性的善与恶；命与天命；万物之灵；人类的文明；人生实苦；人需要锻炼；修身之道；受锻炼的是灵魂；人生的价值。她在和自己讨论时，同时又一次同孔子、老子的、庄子的、孟子、弗洛伊德、《圣经》……来对话，再一次讨论关于命运、鬼神、政治、道德以至爱情婚姻等哲学问题。书中大量引用了孔子、孟子的言论，读者看罢后，在此深深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精深。诸如：“心之官则思”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宪问》），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槎浮于海……（《公治长》），也曾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也曾赞许曾点：“春服既成……”带几个青少年“浴乎沂，风乎舞，咏而归”（《先进十一》）。可是，孔子在暮年看定自己“莫我知也夫”（《宪问》）；“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十八》）；“吾已矣乎”等。

杨绛先生在书中，用大量笔幅写了“人能自己做主”吗？她用自己一生的经历，或者说是用她的人生态度证明了人是可以做主的。在她的《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钱杨老先生真实而朴素的思想，不媚俗而自由的独立人格精神。

“不吃胡萝卜”，在《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都提到了。故事大致是：一位曾很赏识钱钟书才学的高官，请钱钟书去联合国教科文担任什么职位，钱钟书立即辞谢了，杨绛问钱钟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钱钟书说：“那是胡萝卜！”后来，杨绛才明白“胡萝卜”与“大棒”相连。压根而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杨绛由此反思一生经历的种种事件，认为那都是当时的处境使然，不由自主，但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杨绛的这种反思，看似一句很轻易的话，能够真正做能够真正做到的人一定不多。原因是“关键时刻”，引诱很大，能守得住自己并非易事。钱、杨二位及他们的女儿钱媛，早已把陶渊明的“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融入到毕生的学识和风骨中。

钱钟书、杨绛二人在他们那个时代，饱尝战乱和世态炎凉，但他们并没觉得苦，而是：“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因为他们深知“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 钱钟书曾对杨绛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尽毕生精力，做做学问”。钱钟书并引用桐城先辈语：“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的确，钱、杨二位老先生用毕生的虚心与努力完成了《管锥篇》、《谈艺录》、《钱钟书全集》，杨绛译完《堂•吉诃德》。

杨绛先生曾在《我们仨》中写道“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她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当“”被粉碎、结束时，钱钟书、杨绛二位老先生，以深厚的功力和史料勾沉的严谨态度完成了《管锥篇》的著作和《堂•吉诃德》的翻译。这真正说明了钱、杨二老先生是甘心坐冷板凳的。 “嘤其鸣兮，求其友生。”友生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百年之后。钱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钱钟书清醒地认识到“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钱、杨二位希望有几个知己，不求名声。

在钱钟书与杨绛那一代学人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被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改变了命运？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大势所趋，身不由己的话，钱、杨二位应该是个例外。他们虽然也和其他学人一样，没有回狂澜于既倒的本事，但却并不缺少远离权势与警惕名利的小心。所以，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们既没有被推向巅峰，一时红得发紫，也没有被卷入谷底，久久不得翻身。这就让他们有了更多时间，闹中取静，做自己想做的学问，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他们用一生追求的境界和人生经历证明了“人是可以做主的”。如果说，这也算得上是一种生活艺术，我们可以在杨绛先生的《走到人生边上》，找到这种生活艺术的最初轨迹。

第5篇：钱钟书杨绛范文

淡泊名利 与世无争。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既是杨绛翻译英国诗人兰德诗作《我和谁都不争》中的几句话，也是她自身品格的写照。杨绛先生内心安静、高贵、富有，她超然的生命之境，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

杨绛的一生活出了大多数人都难以企及的“至高境界”。出生书香门第的她，从小文笔出众，外语天赋极高。本是旧时代千金小姐，可为了支持丈夫钱钟书写作《围城》，节约开支，她“甘为灶下婢”，辞掉了女仆，亲自动手给家人做饭。在经历了荒诞年代的苦难之后，和先生钱钟书、女儿钱瑗过着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的生活，淡泊名利。“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在杨绛的描述中，阖家团圆的日子安之若素，云淡风轻，金钱的诱惑、名利的光环都被摒除在外，这是一个甘愿长期身居陋室、吃苦耐劳、只知埋头做学问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

如今，浮华与名利充斥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里，人们纷纷热衷于“出名”、“出人头地”，相比之下，在生活中几近“隐身”的杨绛却一直很“另类”。在媒体记者千方百计想要登门采访的无数请求中，杨绛老人始终闭门婉拒。每年生日的这一天，杨绛也选择以“躲避”的方式安静度过。九十岁寿辰时，她曾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在百岁大寿时，杨绛曾对比较亲密的几位朋友说，天太热，别来祝寿了，“你们在家替我吃一碗寿面，别麻烦大家了。”

就是这样一个清清爽爽的文化老人，在临别前留下遗言，希望在自己火化后再发讣告。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不麻烦大家。

身居陋室，助学寒门

杨绛老人虽与世无争，闭门谢客，但绝非与世隔绝。杨绛与丈夫钱钟书一生节俭。她在社科院的助手曾透露，她家里从未装修过，纸要反正面用，还把玻璃罐头瓶带给同事腌制咸菜。

就是这位清贫了一辈子的老人，在90岁那年，拿出了自己与先生共同积攒的72万元稿费，全部捐献给了母校清华大学，以“好读书”为名设立奖学金，并宣布，将日后所出版的所有钱、杨二人作品稿酬、版税都投入该基金中。如今，“好读书”奖学金已惠及千名清华学子，累积奖金超过2000万。

在出席奖学金的颁布典礼时，杨绛衣着朴素，面带微笑地说，“今天，我是一个人代表三个人，一个是去世的钱钟书，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女儿钱瑗。那时候，我跟钱瑗在钱钟书的病床边，就一起商量好这件事，将来我们要是有钱了，就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好读书’奖学金的宗旨就是要鼓励和帮助这些家境贫寒的学生”。“让真正爱读书的孩子有书读”，杨绛老人的心愿正在逐渐成为现实。身居陋室，却心怀天下，杨绛的所做所言，履行着一名知识分子所肩负的使命与担当。

锻炼身体，锻炼品德

杨绛老人在96岁高龄时，出版了她的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这本书也是杨绛在病中完成的一部人生“感悟录”。

书中，杨绛谈到了修身之道。她多年来一直坚持运动，至少每天要做一段“八段锦”。她说，“人的身体需要锻炼，人的品德同样需要修炼。人的躯体是肉做的，不能捶打，不能火烧。可是人的灵性良心，愈炼愈强。”杨先生认为，要想成为堂堂君子，必须经过磨炼，同时要有很大的自制力。

杨绛在这部书中说，“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杨绛充满智慧的思想和洞彻世态的豁达令人敬重，这也正是被这个时代很多人所忽略的。

2011年，杨绛说：“我今年100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杨绛对“回家”安之若素，既无所求，亦无所惧，只感到内心的充盈和富足，她的内心世界早已没有了小我，她始终都是站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她用自己平凡的一生来诠释着“大我”的境界，用文字来涤荡着这个染污的世界。

杨绛之所以能够长命百岁，不能不说与她淡泊宁静、热爱大自然的心境有关。杨绛老人对微风情有独钟。她曾在散文《风》中写道：“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进出，轻云附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字里行间，淡泊宁静的心态跃然纸上。

第6篇：钱钟书杨绛范文

一对“读书种子”

杨绛与钱钟书都是有名的“读书种子”，对于他们来说，读书已经不是职业所需，而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钟书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的拉拢，坚决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年下半年，杨绛夫妇应聘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杨绛、钱钟书初到清华时，清华的接管、恢复和改造工作正在进行中。他们夫妇俩担任外文系教授，教学任务并不繁重，难于对付的却是一场又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议，因而他们赖以生存的读书生活受到影响。

对此，钱钟书在给友人、著名报人黄裳的一封信函中表露了这层不理解的意思：“北来得三晤，真大喜事也。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归途忽获一联奉赠（略）。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余地。兄笔挟风霜，可爱亦复可畏（如开会多、学生于文学少兴趣等语请略）。”这信写于1950年1月末。在此之前，黄裳曾去北京采访，专程到清华园钱氏夫妇的寓所，亲眼目睹了这对教授夫妇静夜攻读的情形：“住在清华园里的名教授，算来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钱钟书。第二天吴晗要赶回城去，因此我就把访问安排在第二天的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我找到他的住处，他和杨绛两位住着一所教授住宅，他俩也坐在客厅里，好像没有生火，也许是火炉不旺，只觉得冷得很，整个客厅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了一张挺讲究的西餐长台，另外就是两把椅子。此外，没有了。长台上，堆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夫妇就静静地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是我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个典型的夜读的环境。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在这时来访，高兴极了，接下去，就是快谈。”

当时，杨绛、钱钟书除了上课、办公、开会之外，可谓是深居简出，晚上的空余时间对他们来说，是辛勤耕读的好时光，他俩不愧是一对“读书种子”，用人类文化精华不断充实着自己。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在繁忙的政治学习之余，杨绛还是十分向往平静的书斋生活，她毕竟是研究员嘛！20世纪50年代后期，她写过几篇有关外国文学的长篇论文，但遭遇令人心寒。杨绛曾对人说过：“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读书好比串门儿”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一如既往杜门谢客，潜心读书。她的闭门读书不是消极避世，不通人情世故，而是“追求精神享受”。她说：“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却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悌忒斯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啪地合上书面――谁也不会嗔怪。”

杨绛非常珍视如此读书的自由，她还感叹道：“壶台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及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界’，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以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杨绛读书时的惬意，无疑也是众多读书人心向往之的精神世界。

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生活是非常简朴的，她摆脱了世俗的陋见。如今她所住的房间，水泥地、白灰墙，比照当今一些教授们新迁的住宅，可谓简陋至极，但所有房间都干净、整洁、雅致，涌流着一股沁人心脾的书卷气。杨绛的服饰朴素无华，毫无珠光宝气。她心系科教兴国，毅然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捐赠给“好读书”的学子。这一慷慨之举，值得世人敬仰和效仿。

2007年夏天，年近期颐的杨绛推出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一书，此书在坊间很流行。虽然书名叫做《走到人生边上》，可是，真的走在人生边上，多少觉得有点玄乎，甚至感到不可思议。

原来在2005年杨绛先生患病住院期间，躺在病床上的她一直在思索《走到人生边上》这个题目。病愈回到家后好像着了魔，她被这个题目缠住了，想不通又甩不掉，然后通过读书帮助自己思索。她思路不通时换一条思路再想，这样往往一坐就是半天，能够想通一些问题。思考之余，她开始动笔。终于在两年半与老、病、忙的斗争中写成了这本书。这是杨绛以丰涵人生历练的经验，来书写自己的心路历程，因而全书充浸着人性的美感。书分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论述，后面是“注释”，其实是独立成篇的散文。

《走到人生边上》这个题目，恰好描述了老人此时的境况――人已到了人生的尽头，在边缘处回首往事；另一方面，也回应了钱钟书先生当年的书名《写在人生边上》。钱先生曾经说过，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杨绛先生在书中则称，自己已经“走到人生边上”，再往前走，就是“走了”、“去了”。她在书中将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话语重新书写了一次：神和鬼的问题，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命与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等种种问题，融会了文学、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知识，并形成了自己的思考。老人家特有的人性的美感与知性彻悟，是人生经验的结晶。杨绛先生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探讨这些玄理的，所以读起来趣味盎然。

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死亡，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对于死亡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系统。《走到人生边上》可以看做是杨绛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哲学命题的一次终极思考。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世纪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阻碍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浅显的事，不是专门之学，普通人都明白。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第7篇：钱钟书杨绛范文

关键词：杨绛散文和谐美学特征探析

中国传统美学看重“中庸”“物我两忘”“中和”的和谐美学。杨绛学贯中西，虽留学海外，长期从事外语文学研究，但在她身上，中国传统的和谐美学已深刻烙在她心上，从其文章分析，散文最为突出。

一、沉郁与淡泊的完美“中和”

通读杨绛散文，浓烈直白的抒情、冷嘲热讽的锋芒、有理有据的辩论、声嘶力竭的宣泄并不多见，但细细品味会发现，锋芒、宣泄、温暖、激情随处可见，这就是淡泊之中蕴藏浓郁的和谐。有人以这样一句话评价杨绛的散文风格：“百年老者轻轻回头，细细向后辈说起往日的悠然。”不错，杨绛散文自然平淡，与周作人散文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悲愤之情暗含于“淡泊名利中”，这突出表现在反映生活的文章中。生活可以说是杨绛的黑暗史，期间其生活最困苦，精神打击最大。杨绛突然从优越的大小姐生活被迫分配到落后、艰苦的农村“劳改”，接受肉体上的折磨；从被人们仰慕的读书人，突然演变为“臭老九”，在“登台就有高帽子戴”的生活当中，受尽旁人白眼，精神上受到。因此，杨绛在身不由己的时期，无奈接受了那场浩劫。杨绛内心当然对其耿耿于怀，但其散文并没有表现出对那段刻骨铭心的“革命”咬牙切齿，也没有宣泄其满腔的怒火，却淡化暴行。她不谈及那场革命中人性被摧残的恐惧，而仅以纯粹的文字，干干净净叙述着琐事、小事。简约沉寂的文字，粗略一看平淡无稽。但平淡中有沉郁，是现实压迫中内心压抑的外露。随手翻看其散文，叙述娓娓道来，沉郁的悲痛也蕴含其中：住房被占、工作颠来倒去无非是扫厕所、乐于助人的女婿死于非命、丈夫被迫下放、上台戴高帽等。作者以平淡、不动声色的叙述将这些侮辱、惨痛勾勒，在文字的沉静当中折射内心的悲愤与无奈，沉寂文字背后是波涛汹涌挣扎的内心。难怪读者总结道“粗读会笑，细读则会哭”，这就是杨绛散文淡泊与沉郁完美“中和”的功效。

杨绛将沉郁以淡泊为伪装，用淡泊将内心的苦痛与激情中和，有机统一了文章主客观色彩，独特美学蒸蒸呈现。以反讽的姿态对现实做进退有度的解构，作者表面表现得越平静，其精神则越跌宕起伏。读者欣赏杨绛的老到，认为散文中暗含对复杂、残酷现实以冷静、清醒姿态的反驳。淡泊之中寓沉郁，读之耳目一新，所以，其散文的销量一直较好，风格的迥异也使得其在文坛当中独树一帜。

二、现实和浪漫有机交融

浪漫与优雅一直充溢在杨绛散文之中，无论对残酷的生活，还是事业与爱情，其散文都折射出对人生的憧憬在于对浪漫的追求。杨绛以诗意的文字描写生活，以柔情、细腻的笔触展现其对钱钟书的夫妻之爱。钱钟书作为文化大家，杨绛一直以作为其妻子而自豪，二人感情也牢固。但杨绛在处理感情时极其低调，她将现实与自身浪漫情怀细心的渗漏。即使感情浓烈，付诸以笔也尽显平乏，并无直白浓烈的宣泄。读者可以从其散文字里行间体会到其对感情的珍惜与欣慰，从《干校六记》中发现，夫妻分居两地，见面的时间仅限于工作时的眼神交流，这种苦涩与无奈，杨绛并未感到低落，相反，在文中写道“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花园私相会的情人了”，这种处事的坦然与洒脱恐怕连男人也要自愧不如，难怪被称为“先生”。在漆黑的夜晚，杨绛陪伴着钱钟书回其住处，然后沿着奔流的大河、凹凸的小路独自返回。杨绛后来写到，“现在想想，真是危险，但还是要送他回去，他眼睛不好。”自觉危险，但依然“送他回去”，只因钱钟书眼睛不好。这种平凡中的真情，无私的情怀，不是琼瑶无病式的描写所能及的。情节惊天地泣鬼神，骗得读者几滴眼泪就认为大功告成，作品不朽，那是痴心妄想。杨绛将现实与爱情紧密融合，不做作，不妖娆，回到现实中的爱情才更浪漫。

杨绛一直以优雅的姿态迎接荒唐、丑恶的生活，即使在时期，其依然努力发现生活美的一面。《丙午丁未年记事》对杨绛所处残酷岁月进行的描写，此次打击本该是耻辱，但显于笔下却成乐趣，生活充满着浪漫与美丽光辉。在翻译《堂？吉诃德》时的悲惨经历，台上批斗时的无地自容，对所谓的革命党人的重新认识，在另外经历者眼中尽显现实社会残酷，但杨绛以幽默的笔锋，给读者带来了乐趣。作者的仇恨不易观察到，多被喜气洋洋、据理力争掩盖。如果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不再有浪漫憧憬，此种文风是很难模仿的。从杨绛的生活轨迹分析，这种幽默豁达与钱钟书为人处事观大为相似。

三、幽默和严肃的极力平衡

幽默是一个人豁达的外表。反映在杨绛散文中即语言中体现灵感、智慧、爱心、思想，是修养的提升。杨绛散文体现了幽默艺术，读罢，无尽的韵味环绕在读者周围。读过杨绛散文的人都清楚，其散文大多描写回忆，《将饮茶》《干校六记》等都将、国家内斗紧密相连，特别是在那泯灭人性的时期，更是其散文的重头戏。杨绛先生并没有用严肃的笔锋去声讨那段残酷的岁月，而是代之以淡泊，如溪水涓涓，浸物无声。以调侃式的笔触叙述去揭露痛苦，若无较高思想境界与博大的胸襟是做不到的。杨绛先生的幽默特立独行，“以小孩子般的任性将严肃的政治淘气地表现。”说历经岁月沧桑的杨绛在此体现的是不老的童心，倒不如说是对尘埃落定，仇恨不再持续的豁达。例如“我那时不贪油腻，一次梦里，我推开一碟子两个荷包蛋，说不要吃……他们也同声怪我不吃，恨不得叫我端出来放在桌上！”在那饥寒交迫的年代，作者以调侃儿时的幽默描写梦境，无疑是对现实的讽刺，悠悠道来，让读者看出知识分子生活的艰辛。

幽默在杨绛散文中以规律式呈现，作者都会在幽默的论述后加上自己的议论。这种议论也不放过任何幽默的机会，妙语连珠、出人意料。作者在严肃的现实中，思维可如此的灵活，实在难得，更难得的是先生并没有被生活残酷压倒，一蹶不振，而是以乐观的态度向生活挑战，可悲可叹。

四、崇高和平凡的良好协调

念亲故旧在杨绛的散文中占比重较大，她曾写道：“追忆的事，从感我至深到漠不关心。”傅雷、杨荫榆、杨必、钱钟书、杨荫杭等学贯中西的朋友是她回忆的一类人；老王、林奶奶等卑微平凡，命运惨淡的底层民众也是她回忆的对象。不管是平凡抑或崇高，杨绛从不吝啬自己的才华，都深带感情极力描写，不偏私，脍炙人口，使人印象深刻。同时，以独到的眼光看到平凡人崇高的一面，名人平凡的一面，做到了崇高与平凡的良好协调。比如，杨荫杭作为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杨绛却一笔带过，而专注杨荫杭生活的琐事来描写：父亲买房、父亲教育观、父亲工作、父亲淘气等。杨荫杭在杨绛笔下并不崇高，而是平凡、普通的，但正是这种普通才表现出杨荫杭的不摆架子，以身示范，给杨绛带去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记钱钟书与》文章中，钱钟书的呆气、痴气被描写的淋漓尽致：教导孩子说脏话、埋“地雷”、描花脸、上课作画等，学者的形象在杨绛眼中是如此的平凡，这种贴地气的叙写，却越发反衬钱钟书不一般。而在对佣人的回忆文中，崇高却历历在目，比如顺姐，不怕辛苦、勤劳、勇敢追求爱情；林奶奶耿直等。杨绛好用逆向、反向思维的方式书写其生活中周围的人群，正是对“天下之至新奇莫过于平常”规律的运用，散文的新奇也不足为奇了。

结语：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莫过于其内在的平衡。矛盾无处不在，相互对立却内在统一，这也为宇宙不变的规律。杨绛散文正是对现实本质的看透，以成熟的笔锋调和对立，将对立的事物轻描淡写抹过冲突，从而达到相成、相反、相济的效果，高下相倾、长短相形、有无相生、前后相随、难易相成，这是古代中国极力追求的中庸之道，杨绛无疑对此熟悉有佳，对辩证艺术熟稔掌握，从而将和谐韵致的散文呈现在读者眼前，令人回味无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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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城郡，刘爽，许小龙等.杨绛散文的独特魅力[J].魅力中国，2013，（2）：28.

第8篇：钱钟书杨绛范文

可是，当你看到100岁的叶曼女士坐在那里，不疾不徐地用清清亮亮的声音，将深奥的《易经》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时，你会恍然有时光停驻的感觉。

生于1914年的叶曼女士是当今世界极少能将儒家、道家、佛家文化融会贯通的国学大师之一，一生致力于经典国学及佛学的传承与传播。她坐在那里将艰深的经典条分缕析，眼神温和而睿智，笑起来右腮还有一个小酒窝，优雅而纤秀。

100岁的叶曼女士，皮肤上竟然没有老人斑，白皙干净，脸上甚至连皱纹都很少，再加上缜密的思维和洋溢的活力，根本想不到她已是位百岁老人！

问及她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而青春永驻，她温婉地笑了笑，给出的答案除了修习佛法、节制饮食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读书。

叶曼女士出生于书香门弟，从小与书为伴，此后漫长的一生，更是无日不读书。她认为，读书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事，一本书流传下来，往往是一个人一生的研究，一生的心血，用文字记录下来，而我们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便受用了其中的知识，多便宜，多值得！

晚年的叶曼女士，仍是读书不辍，读书，已成为她生命里不可或缺的部分，她觉得不读书比饥渴还难受十分。

她说：“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少，或是美丑，若想风采翩然，言语隽永，唯有读书。一个人三日不读书，便会面目可憎，言语无味了。”

无独有偶，另一位年逾百岁的老人，岁月的风尘依然难掩她的风华――她就是杨绛。她也是“爱书成痴”，自言：“一星期不看书，这一星期都白活了。”

多年以前，钱钟书曾对自己的妻子杨绛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就算俗话说“婆媳是天生的冤家”，但钱钟书的母亲也对这位媳妇赞誉有加：“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能干，真是上得厅堂，入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1911年出生，如今已是102岁的杨绛，依然每日与书为伴，笔耕不辍，平静恬淡地生活着。

她一直住三十多年的老寓所，是几百户中唯一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装修的。是因为没有钱装修吗？当然不是。对钱，她看得极淡极淡，钱钟书去世后，她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以一家三口的名义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而当有人问及不封闭阳台的原因，她淡淡地说：“为了坐在屋里就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百岁高龄，在她身上，人们往往会忘掉时间的残酷。人们在她身上看到的不是沧桑，而是一种充满力量的恬淡之美。

杨绛在家排行老四，父亲是一位颇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喜爱读书。在父亲的影响下，杨绛也迷恋于书的世界。一日，父亲笑问她若三天不读书，如何？她答：“不好过。”父亲再问：“一星期不读呢？”她答：“那一星期就白活了！”

杨绛如此迷恋于书的世界，从青丝到白头。与书相伴，书给予她智慧，也给予她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静而强大的内心。

“”时期，钱钟书与杨绛成了“牛鬼蛇神”，被残酷地折磨，她被人剃了“阴阳头”，还被赶去打扫厕所。这在普通人看来都是难以忍受的侮辱，但她却淡然处之，她把脏臭的厕所擦洗得一尘不染。做完了这一切，她掏出书坐在便池帽上，安然地一页页读下去。

1994年，84岁的钱钟书因病住院，病得比较严重，一段时间内已不能进食，只能用管子鼻饲。当时杨绛自己也83岁了，为了让钟书得到更好的营养尽快恢复，她自己亲手细细地炖各种汤，做各种鸡鱼肉泥，再亲自送到医院。她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力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船漏偏遇打头风，就在高龄的杨绛一心一意辛苦照料丈夫的时候，突闻女儿钱瑗患肺癌住院！真如晴天霹雳当空炸响。但八十多岁高龄的杨绛没有倒下，她一边照料丈夫，一边再跑大半个北京城去另一个医院照顾女儿。

女儿钱瑗熬了三年多，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终于还是于1997年因肺癌并发骨转移而离世，享年只有60岁。

一年后，病中的钟书难抵白发送黑发的痛楚，也随女儿而去。临终时一目难瞑，杨绛附他耳边轻柔地说：“放心吧，有我呢。”钟书始放心合目，安然离去。

她说：“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钟书及女儿永远离开之后，她隐埋伤痛，每日照常读书，同时着手整理丈夫留下多达7万页的手稿及各种中英文笔记。十多年里，出版3卷本《容安馆札记》，20卷本《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178册《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等。

与书又相伴了十多个春秋，她跨入了100岁的门槛，她说：“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锤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是的，我们常会有这样的体会，一个被墨香浸润的女士，她的心态平和善良，她的知识丰饶蕴藉，即使她年华逝去、满头银发，当她立于人群之中，我们也一眼就能看出她的美好与独特。

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丽丝・门罗，82岁了，也有白发和皱纹，然而，她微笑，温婉如昔，在如刀岁月面前，她更加知性，并美丽。

第9篇：钱钟书杨绛范文

坚持锻炼是杨绛老人长寿的一大要诀。杨绛习惯早上散步’做体操，慢慢做各种动作。她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步入高龄，她将以前坚持的户外散步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弯腰还能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

良好的生活习惯。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家的早餐多是牛奶红茶、鸡蛋、面包配黄油或果酱。豆浆也是他们家经常吃的东西。“每天给他们亲手做豆浆，要打得非常非常细。我还会做杏仁酱，那个杏仁酱好吃着呢，我自己做豆浆，我还发明花生可以搁在里头，核桃也可以做……”杨绛如是说。

简单的生活，平和的心态。杨绛认为，一切快乐的享受都是属于精神的，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大胜利。这便是她的人生哲学与养生哲学。在朋友眼里，杨绛异常俭朴，为人低调，从不张扬。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非常过时的柜子、桌子，一切都是老旧的样式。对此，杨绛始终安之若素。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抢眼的只是浓浓的书卷气。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爱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地写作。平平淡淡地度日。她曾说，“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这种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使她永远保持着平和、宁静的心态，知足常乐，自然对健康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