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军事论文范文

一、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

二十几年来，关于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一些专著，如《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为记述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通史性著作，《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资料选编》在搜集、整理近代后勤资料方面成绩卓著，《中国军事制度•后勤制度卷》、《中国军事经济史》也有关于晚清军事后勤体制和实践方面的论述。有关的著述中也涉及到军事后勤，如《中国军事通史》、《中国近代军事史》、《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等等。有关学术论文则有《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古近代后勤思想略论》、《试论近代军事后勤的发展走向》等。其内容涉及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地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军事后勤体制、军事后勤保障等方面。

（一）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和地位近代军事后勤属于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性质、地位和起止时间与整体上的军事近代化是一致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晚清是中国军事后勤发生根本变革的重要时期，后勤思想、后勤建设及后勤体制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页。）。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实际上处于一个由旧变新，由农业支援转变为工业支援的大变革时期（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这充分肯定了晚清军事后勤的重要历史地位。关于中国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起点和结束问题，学术界一致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这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端，也是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开始；关于这一转变历程的下限，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清朝末年就在新军中确立了中国近代后勤体制。“其后中国的军队基本上延续了袁世凯所建立的后勤体系，不过常有些曾损变通而已。”（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奚纪荣《蔡锷军事思想研究》、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均持此观点。）有人认为这一过程要延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也有人认为中国军事后勤的近代化要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王彦、吴信忠、张云《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考察》均持此观点。）。

（二）后勤思想变革的研究军事思想是各阶级、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关于战争、军队、国防等一系列问题的理性认识，是军事实践的理性升华。军事后勤思想是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后勤经历了由古代军事后勤向近代军事后勤的转变时期，在军事后勤思想领域，传统的后勤思想自然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后勤思想的变革集中体现在近代重要军事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言论中，对这些重要人物的后勤思想进行研究，以揭示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的发展变化，是二十年来关于军事思想变革研究的主要方式。有关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变革的专著尚未出现，有关的论文有：《林则徐军事思想特点初探》、《论林则徐、魏源军事思想》、《试论胡林翼的军事思想》、《曾国藩军事思想初探》、《试论曾国藩的后勤保障思想》、《论曾国藩的军事思想》、《试论曾国藩的军事经济思想》、《左宗棠进军新疆的后勤方略》、《论左宗棠的建军思想》、《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军事改革思想》、《袁世凯的军事思想》等。在军事后勤思想方面的变化主要有：在战争后勤观上，普遍认为军队后勤在军事行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13页。）；在战争的物质来源上，主张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取之于敌、以战养战和开展生产自补；在后勤战备建设上，大力发展武器装备，建立充足的物资储备；重视军事交通运输；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注意提高后勤效益；进行近代后勤教育，培养近代军事后勤人才；在战略战术上，主张断敌粮道，巩固后方（注：杨庆华、刘仁亮；《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4页。）。

（三）军事后勤保障的研究中国军事近代化是从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开始的，由于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引进，战争手段变得异常复杂，导致了军队后勤保障的相应复杂化。关于近代军事后勤保障研究的主要问题和观点有：

1.军费晚清时期，战争频繁，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战时经济、国家财政成了军事财政，军费开支巨大，根本没有余资从事经济和文化建设投资。由于没有经济建设，当然更没有军费来源，这就形成经济上的恶性循环（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六十年代湘淮军等勇营军队的裁撤，欠饷问题严重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注：翁飞：《曾李交替与湘消淮长》，《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6页。）。关于清朝军费的来源，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主要靠清廷的农业税收，它占有清廷的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主要用于军队和战争的开支（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其他收入有漕政、盐政、关税、厘金和捐纳等等，与清前期的变化主要是：盐政和关税的收入和厘金收入在军费收入中的比重增加（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页。）。

解协饷制度是清王朝军费收支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央控制地方军事、经济、政治的主要手段。晚清时期，它的实行虽步履艰难，但在筹集军费的过程中，仍发挥重要作用。解协饷制度在晚清日渐衰落，有人从财政角度分析指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的财政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政权逐渐下落到地方督抚的手上，地方财政日益发展，导致协饷趋于瓦解，这标志着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一方面是经济因战争遭到破坏，再就是地方实力的增强及其与中央的抗衡，这一制度的演化，反映出晚清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此消彼长（注：郭太风：《解协饷制度的演化对清朝统治机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29页。）。

厘金制度作为清军军费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等晚清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项制度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严重地束缚了国内市场的开拓，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品不仅失去了关税的保护，还失去了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产品进行公平竞争的可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2.武器装备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主要通过购买和仿制两种途径。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就主张购买和建造西洋武器装备，并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注：何锡荣：《清军水师装备近代化的先声》，《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第75页。）。战后魏源更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于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其目的也是力图改变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的局面。

关于晚清军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有人指出，晚清军工业发展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合力运动”，这种“合力运动”具有突发性和被动性。促使它的形成和发展至少有四种互为条件，又相互矛盾着的社会力量，即封建政府、资本列强、民族资本、人民群众。这四种力量是“多方向、多目的”的相互制约（注：牛俊法：《论晚清兵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12-113页。）。

晚清军工建设是军工现代化建设的开端，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杀和低估的（注：刘申宁：《论晚清军工建设》，《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3页。）。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主要由于工艺落后，中国工业基础差，资金浪费惊人等原因，中国的军工产不但产量少，而且质量低劣、价格昂贵（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

鉴于此，清王朝还得从国外大量进口武器装备。其积极作用表现在清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提高了战斗力，反侵略的能力有所增强。但也不能忽视大量进口武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表现在，花费巨额金钱；上当受骗；贪污受贿；种类繁杂，极不统一，给训练、作战和后勤保障带来严重困难；在武器的购买和引进上盲目性很大；在武器装备上存在着利益集团倾向；在武器装备的管理上缺乏科学性；（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5页。）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受到外国控制，损害了国家（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4页。）。

有人指出，中国原本能成为军事强国的，因为中国具有实现装备近代化的经济能力，而且具有领先日本一步的条件，但心理上准备不足，主观上存在着一股排斥力，在内外压力下，表现出很大的被动性。即先是漫不经心，后是急于求成。因此，中国在发展军工方面，要注重心理建设和相关的文化建设，提高掌握与使用武器人员的素质，这是关键性的问题（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9-90页。）。

3.军事交通与通讯轮船、铁路、电报、电话等近代化交通、通讯手段运用于军事领域，是军队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军队在改进武器装备的同时，也开始引进近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近代以来，传统的运输方式逐步瓦解，而代之以轮船、火车为工具的近代运输方式。关于轮船运输，有人指出，以轮船为主要运输手段是19世纪60年代从洋枪队开始的，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方都有轮船参加运输，虽然运力很小，但却标志着中国水路军事交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对于铁路运输的重要性，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等疆臣在七十年代就已认识，并多次上奏清廷修建铁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终不能实行。中法战争以后，清廷才认识到铁路运输在军事中的重要性，迫于军事上需要，清廷将一些修路计划付诸实施。至1911年，全国完工的铁路有30余条，铁路运输已被列为军事交通的主要手段。在战争中，铁路也成为敌对双方攻击的主要目标。

电报、电话等先进的通讯手段随各国商人的迁入而传入中国，并首先应用于军事。在洋务运动中，清廷在各地设电报局，并设电政大臣，同时还废驿行邮。在中法、甲午战争中，清军已使用电报、电话，作为信息传递的主要手段。虽然晚清的近代军事交通运输还比较落后，但当时这一系列变化是带革命性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7页。）。

4.军事医疗晚清时期，中国传统医学出现了倒退的趋势。在新兴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解剖生理学的传入，使中国在战伤救治方面又增加了一条发展途径，一些介绍西医外科的译著和著作也陆续出现（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页。）。

（四）后勤体制变革的研究晚清后勤制度变化研究，有人作出了具体的总结：后勤管理体系由重皇权转变为重洋务；军费筹措由重赋税转变为重关税和重厘金；军费开支由以发饷为主转变为兼购置西洋军火，武器装备水平由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进入火器时代；交通通讯制度由以驿传为主转变为利用铁路、电报等（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关于军事后勤领导权问题，普遍的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央皇权强大，牢牢控制着对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地方上督抚更加有力地节制着后勤要政。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湘淮军兴起后，中央势力衰微，财政拮据，地方督抚逐渐控制着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对军队后勤的领导权更加集中在地方。这是中国近代中央和地方权利消长的重要体现之一（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中国军事近代化开始于武器装备，在“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下，洋务派们对与此相适应的近代后勤体系的变革并不热心。于是，近代武器被绑在了落后的封建军事体制之上，从而无法发挥近代武器装备应有的效能，出现了在中国近代，军事体制的变革落后于武器装备变革的局面。

总体上讲，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还处在注重军事器物技艺等层面上。甲午战争中，落后的后勤保障体制是清军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清廷实行军制改革，在新军中建立了完整的后勤指挥系统和后勤保障系统，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基本上完成了由器物技艺层面到军事制度层次上的变革（注：施渡桥：《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二、清军各军兵种军事后勤的个案研究

晚清的清军既有作为国家正规军的八旗、绿营经制兵，又有独具时代特色的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勇营兵，以及后来的防军、练军。还有具有某种近代化意义的近代海军和近代陆军。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主要是在晚清清军后勤建设中体现出来的。学术界对清军各军种、兵种的后勤研究是近代军事后勤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八旗、绿营经制兵军事后勤研究罗尔纲的《绿营兵制》在八十年代重新出版，对研究绿营的后勤制度和后勤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其研究的重点是：

1.武器装备方面，主要在于揭示其落后性八旗和绿营的武器以冷兵器为主，兼使用旧式火器。这些火器有些制法来自西洋，但因清廷对火器的垄断和因循守旧，不图改进，使八旗、绿营的武器装备在鸦片战争时大大落后于西方（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2.军费方面，普遍观点认为是低微和不平等八旗武官俸禄往往比同一级别的绿营武官高出一至四倍，反映了清廷在军队中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兼廉银高出正俸几倍、几十倍，成了实际的重要收入，体现了清军的雇佣军性质。单就俸廉两项法定数额而言，除了旗官最高武职正一品领侍卫内大臣外，绿营武官的岁入反而超出同一品级的八旗武官。其目的一方面为了稳定绿营武官，使其甘心为朝廷效命，一方面鼓励旗官到绿营任职，以控制绿营（注：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第105页。）。就是在八旗军内部，由于种族（八旗还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驻防地区和出身贵贱的不同，其待遇也不同。对八旗和绿营的军饷实行不同的待遇，表现在绿营低饷，武器装备皆自备，加上武官的盘剥，使得绿营士兵无力养家，军备废弛，兵丁素质低下，官兵矛盾尖锐；而对八旗则待遇优厚，使得八旗养尊处优，不堪战守（注：皮明勇：《试论清朝的绿营低饷制度》，《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14页。）。这种俸饷制度，一方面有利于清廷对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八旗、绿营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社会秩序长期安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处于长期停滞、反复重演的状态，八旗和绿营的饷章上百年没有一分一厘的变动（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页。）。

军费问题的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八旗绿营军的没落和腐败。在八旗方面，由于清军入关二百年，八旗人口日增，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而清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扩大八旗兵额，这就使八旗日益失去它作为战斗组织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转为救济机构。对绿营而言，最严重弊端就是吃空额现象极其普遍。由于绿营官兵待遇菲薄，将官就借吃空额明粮来补偿，这是绿营兵制的致使弱点和无法克服的痼疾（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这一切，表明八旗、绿营的后勤保障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展的需要，是八旗、绿营在近代反侵略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战争中一触即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湘军、淮军等勇营兵的军事后勤研究湘军、淮军等勇营武装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在其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具有时代特色的军事后勤体制和措施。主要内容和特点表现在：

1.湘军的创始人建立了一套独立了后勤保障体制。其中有俸饷制度，主要特点是：集饷权、兵权于将帅之手，这是与湘军的勇营性质即“兵为将有”的私属性是分不开的；优待营官制度；勇饷从优；定出一营开支极限，对军饷实行包干、定限，限制了“冒领”和不必要的开支，使官兵得到了实惠（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6页。）；对士兵军饷采取“半饷”发放的原则。这种采取“厚饷”和“半饷”发放原则，有利于稳定军心，加强控制和提高战斗力。建立粮台制度，委派专门人员建立粮台，负责饷械筹集和转运。在营中建立长夫制度，直接负责军队的杂役、运输等后勤事务，这种制度为李鸿章引用，对后来的军种配置起了一定的启示作用（注：龙方成：《试论湘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求索》1994年第5期，第115页。）。

2.湘军后勤保障的主要特色是自筹饷械在粮饷方面，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以筹集粮饷；应用各种途径筹集军饷，如捐输、厘金、以盐抵饷、请各省协济等等。前期以盐税为主，后期以厘金为主（注：张田玉：《镇压太平天国之役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有人认为，曾国藩以史为鉴，认识到饷糈筹集的重要地位，既对筹饷、开辟饷源等关键问题常抓不懈，对冒领军饷等弊病，严加制止和纠正外，还提倡节俭，较好地解决了湘军的饷糈筹集问题（注：唐兆梅：《论曾国藩对饷糈筹集的重视》，《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第51-52页。）。也有人指出，靠就地筹饷的办法，即主要靠自己搜刮，榨取民脂民膏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就决定了湘军的掠夺本质，同时也反映出湘军是一支独立的汉族地主武装，它和清王朝既是统一体，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注：袁首乐：《湘军经费清单的发现及其意义》，《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第27页。）。

湘军采取购买和自造洋枪洋炮的方法改进军队的武器装备。湘军的船械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外购买，一是自己制造。如曾国藩从广州购买武器装备湘军水师（注：张田玉：《论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33页。）。1861年，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专门生产洋枪洋炮。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注：秦政奇：《安庆内军械所——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安徽史学》，1992年第4期，第26页。）。

3.淮军的营制饷章在继承湘军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淮军的联伍制反映了作战工具的配备、薪水、口粮制、帐棚制，即淮军所需物资的供应制度和方法。其他方面如医疗、军装制造等虽有规定，但多不具体，至于运输、通讯等均无明文规定，可见淮军的后勤保障制度是很简陋的。淮军的后勤保障方面与湘军无多大差别，在军饷的来源上，1867年前，主要依靠捐输和厘金。此后，江海关税遂成为淮军的大宗饷源（注：陆方：《淮军的后勤制度和保障》，《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第45页。），在武器装备方面，李鸿章在武器的购买和制造方面均比曾国藩有所进步，淮军的武器近代化程度较湘军为高。

（三）练军的军事后勤练军是清朝传统八旗绿营经制兵向全盘西化近代新式军队——新军的过渡军制，是八旗绿营兵的洋式编练。练军的营制饷章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先是直隶总督刘长佑制定了直隶练军的营制饷章，后曾国藩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其余各省的练军军制多依照这个章程，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练军除军事建制上勇营化和装备上比较广泛地采用新式武器外，在后勤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后勤管理练军军事后勤建设的实权，掌握在南北洋大臣和各省督抚手中，其后勤机构也主要在地方各省；练军的“军”与“营”仿效勇营有专门的后勤建制（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页。）。

2.饷章增加将官的薪费和弁兵的饷银，并将管理练饷的后勤权，掌于将官手中。曾国藩在制定练军饷章时，力图恢复勇营营官包干制，在饷制上力图摆脱绿营羁绊，使练军独立于绿营之外，摆脱绿营的积习，减少弊端。总体上考察，练军的薪饷低于防军而高于绿营。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练军中还出现了炮费、衣帽银等杂项费用。可见，清军的近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9页。）。

这次整军练兵主要着眼于武器装备的改进和试行西法操练，在编制方面没有超越湘军营制的框架，因而只能看成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注：施渡桥：《晚清首次整军练兵的思想与实践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94页。）。（四）晚清近代海军军事后勤研究晚清的近代海军建设可以说是晚清军队近代化建设的一个创举。晚清海军虽有三洋海军之说，但在实际操作中，清廷于80年代作出了重点发展北洋海军的决定。

1.晚清海军的军费60年代后，面对着强敌环绕的形势，清王朝就计划建立一支近代海军。起初，清廷依靠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由于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阴谋和欺诈，清廷的购买计划破产，并为此白白耗费了近70万两白银（注：史伟《清政府在建立了第一支新式海军舰队中糜费了多少钱？》（《历史教学》，1981年第4期）持此看法，而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则认为花费了160多万两。）。70年代特别是中法战争以后，清廷决心大力创办新式海军，于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专门负责海军军费的筹措。

北洋海军经费主要来源于关税厘金的协拨，即“海防经费”，此后又包括海防捐输、淮军协拨等等。由于连年战争，清廷财政拮据，用于海军建设的投入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在筹集经费的过程中，存在着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之间，各地方洋务集团之间的勾心斗角。清政府派定的海防款项，常被地方督抚以种种理由拖欠截留。据统计，北洋海军经费从未解足分额，每年实际收入在100万两左右，占国库收入的1%左右（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37-138页。）。

关于北洋海军的军费开支情况，有人研究指出，自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年，购置船炮军火的总开支达800万两白银，居各项开支之首，军港及防务设施建设共花费240万两白银，这两项开支，占军费开支的一半以上（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40页。）。在当时的条件下，将有限的经费重点用在武器装备和基地、防务建设上是必要的。

在北洋海军的薪饷上，李鸿章吸取了英德海军的厚饷和恤军精神，同时结合中国“饷力未充，未能援引”的实际，灵活地将海军官弁的岁支俸银分成官俸和船俸两大部分，两者比例为四比六。这种重视带船和实际职务，而不专凭官街的措施，比较科学，有利于激发人的工作热情（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34页。）。此外，还对官弁伤废俸、官兵的赏恤以及各船行船公费、医药费等的集体费用作了明确的规定。

由于清王朝的财政拮据和政治腐败，在这有限的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贪污浪费和以各种名义而被挪作他用了。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清廷挪用海军军费修筑颐和园。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方考证。有人指出，从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到1895年裁撤的十年中，海军的各种经费收入达2000余万，也有人认为是3000余万（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认为共2000余万两，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认为总数达3000余万两。）。其中用于颐和园工程的在600万到1000万之间（注：张利民：《清廷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考》，邹兆琦《慈禧挪用海军军费造颐和园考证》认为达1000到1400万两，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认为总数达2000万之多。）。海军军费被浪费和挪用，严重地破坏了海防建设。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以后，便再也没有大规模地更新舰船和武器装备。海军军费的拮据和被挪用，不能不说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南洋海军的军费问题，据研究，南洋海军军费来源主要是各省特别是江苏厘金，而海关税则大部拨给北洋。南洋海防军费缺乏系统的资料，但大大低于北洋是肯定的，至多为北洋收入的三分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2.武器装备就当时清朝全国军队而言，北洋海军的武器装备颇具领先性，北洋海军舰只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及其实力，在当时的亚洲是一流的。北洋海军的舰船和武器装备绝大部分购自国外（注：［德］乔伟、李喜所、刘晓琴：《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工业化》，《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第67-69页。）。关于武器装备是以购买为主还是以自造为主，晚清的军政集团一直存在着争论，这主要体现在对于新式海军的舰船和武器的来源问题上。有人指出，李鸿章起初主张以自制为主，但由于中国经济、工业基础的落后和海防形势的危急，转而主张向西方购买为主。最后，竟发展到排斥和打击左宗棠等武器以自制为主的主张，挪用国内自制经费，来购买洋枪洋炮（注：张家瑞：《李鸿章与晚清舰船装备建设的买与造》，《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08-111页。）。

3.海军基地建设清廷耗费巨额资金（570万两）建设了旅顺、威海卫两大基地和大沽船坞。为海军的给养、训练和舰船维修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大沽、旅顺、威海三基地后勤补给困难，三基地远离粮食产区，主要靠海漕运粮，而军舰的燃料也要海运，与内陆腹地交通也不发达，补给线过于漫长。这是基地建设欠妥之处（注：姜鸣：《北洋海军基地建设和晚清国防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24页。）。

4.后勤体制建设完善的后勤体系，是近代战争提出的要求，北洋海军是一支在武器装备上完全近代化的海军，后勤体制不能不突破旧制，做一些新的开拓，但同时旧的思想和体制对北洋海军的后勤建设仍有着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北洋海军在三基地建立了复杂的后勤机构，建立了军用仓库、铁路、电报、医院等近代化的后勤保障设施。这中国军队在近代化事业中迈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但后勤体制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表现在：海军提督无权节制后勤，造成了海军内部指挥系统的多元化；各个后勤部门没有一个统一的后勤指挥机构；恤赏兵勇制度过于苛刻，不能激发士兵热情，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42页。）。

（五）新军军事后勤研究对新军后勤建设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军事后勤建设上。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实行军制改革。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开始仿照西方军事体制编练新军。

1.后勤体制建设袁世凯、张之洞等比较重视新军后勤，将后勤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1896年后，袁世凯在新军中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近代军队后勤体制，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后勤体制的初步确立。这种后勤体制经过不断完善后，逐步推广到全国新军的编练中去，使全军有了统一的后勤统领机构和原则上统一的后勤制度（注：王其坤：《中国近代军事经济史》，出版社1991年版。）。

2.军费的收支清廷通过“征天下之饷，练一省之兵”，使北洋六镇迅速成军。有人指出，北洋军费的78.3%来自辛亥革命后独立的省份。因此，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一手清王朝，一手压迫南方革命党人屈服，军费上的考虑，是其采取如此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在官兵的薪饷上，明显的特点是北洋六镇军费充足，比旧军的薪饷有所提高。地方各省新军的军费，除少数镇是由中央的度支和陆军两部协商筹拨外，绝大多数则由地方就地筹款。有些地方督抚在军费筹措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裁撤旧营，腾出底饷，以增加新军薪饷；借洋款充饷，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80页。）。由于经费的拮据，薪饷多不能足额发放。

3.武器装备北洋六镇皆装备了西洋先进武器，并努力统一武器的口径和规格。对武器的购买、生产和保养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进一步提高了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对于各省的武器装备，由于经费短缺和购买武器的混乱无章，武器装备中仍是新旧武器并存，新式武器也是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给保养和作战都带来很大困难，限制了新式武器战斗力的发挥。但湖北新军不同，在张之洞的努力下，该军薪饷比较充足，武器装备也较精良（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48-349页。）。

另外，在交通通讯上，近代化的交通通讯设备如铁路、轮船、电话、电报等开始运用于北洋及各省新军中，但旧式落后的骡马运输仍在新军中占很大的比重。在医疗卫生上，建立了近代化的军事医疗保障制度和随军及后方的医疗机构，配备了掌握西方医疗技术的医务人员。在军事后勤教育上，创办了一些专业技术后勤学校，培养近代化的后勤技术人才（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18-332页。）。总体而言，晚清编练新军的实践，虽有局限，但促进了中国军队后期近代化的发展，其明显的进步则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建设上。至于其他各省新军的进步，则显得十分缓慢。清庭曾制定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计划，但直到清朝灭亡，也没有实现。其中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基础异常薄弱，旧军虚糜军饷，编练新军的军费异常拮据；二是有些地方督抚蓄意抵制，在编练新军上敷衍了事，却极力加强巡防营等地方部队。这一方面反映了清廷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旧军队的存在，地方实权人物便可以在军队开支上谎报军费开支和吃空饷，大发其财（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66-367页。）。

三、反清武装力量军事后勤研究

在晚清，与清军对立的国内武装力量就是太平军、捻军、陕甘回民起义军等农民起义军，还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力量。晚清农民起义总体上还没有摆脱旧式中国农民战争的模式，但它毕竟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同国内外敌人战斗的过程中，其战略战术、体制编制，武器装备等也在发生着或多或少的的变化。同时，他们的存在，也迫使清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发生一系列变化，促进了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党领导的反清力量的后勤建设也有一定的特色。因此，研究农民起义军和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建设，对探究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也是有意义的。在农民起义军的研究上，学术界侧重于太平军。其中，太平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是主要研究内容。对于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尚未见专门的论述出现。

（一）太平军后勤保障研究有人把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建设联系起来研究。得出太平天国领导人忽视后勤建设，缺乏军事经济思想，是其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表现在：一是没有大力加强军事经济建设，使得太平军在军费、粮食、兵员、兵器和军事运输等方面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使太平军作战不能持久（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69页。）。二是存在着严重的流寇主义，没有大力加强后方根据地建设；太平军实行“因粮于敌”的后勤方针，饷事依赖兵事，对战争依赖性大，军队无根（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12页。）。三是缺乏知人善任，后勤管理不善（注：王北生：《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94页。）。但太平军在后勤建设上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后勤体制太平天国实行军政一体的制度，在经济上也实行军民合一的战时经济体制，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是军队的粮饷收入。太平军的后勤体制与整个太平天国的财政体制连是在一起的。有人指出，太平天国在首都天京有一系列的典官建制，这些中央政府所属的典官及其机构，由于职能是大多军事后勤管理和制造方面。因此，他们可以看作是太平军总指挥部的后勤军需机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99页。）。圣库制度是太平军后勤保障的根本制度。太平军的物资供应都从圣库中获取。定都天京后，设立了总圣库，又设立总圣粮，将粮食从总圣库中分立出来。就其职能而言，总圣库、总圣粮所管的事务，均属后勤保障性质，相当于总后勤部（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对圣库制度的评价有：圣库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最大限度地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为太平军的军事斗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它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注：吴雁南、韩品峥：《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文物》，1976年第1期，第7页。）。圣库制度后来遭到破坏是历史的必然，当时不具备坚持长期实行这种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以，它在推行过程中，受到了广大市民阶级的反对，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者私有思想的冲击，并且存在着管理不善、任意挥霍等问题，从而导致了圣库制度的破坏和最终失败（注：梁义群：《试论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北方丛论》，1983年第3期，第81-83页。）。

太平军在一军中的后勤建制则是明确的。太平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军，在军中设有职同监军的各类典官三十五人，其中典圣库、典圣粮等负责后勤工作的官员就有二十七人。并规定从军至两司马各级都应设立圣库负责后勤工作，这属于军的后勤系统，它们受制于军的最高长官——总制（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说明太平军的后勤保障体制是相当完备的。另外，太平天国还规定了太平军的供给标准，在粮食、菜金、礼拜钱、服装等方面都有规定。在供应的先后次序上，坚持以作战部队优先的原则。其中的礼拜钱是军人的生活津贴，太平天国后期，礼拜钱还有分发。军服方面，初期比较复杂，以后逐渐统一。1855年后，太平军的服装进入统一的制式阶段，标志着太平军正规化的发展（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2.有关后勤的军种建设太平军没有建立专门的后勤部队，但太平军的水营在一段时期内承担了从长江上游向天京和其他地区军队的大部分粮饷、物资的运输工作，在后勤运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平军中的女营、土营和童子军也分别承担了相应的后勤工作，对军队后勤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此外，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了通信机构“疏附衙”，通信人员称“疏附”。在占领区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在每军的典官中也设立疏附一人，负责文报的传递工作。在占领区，通过水路和陆路，派专人用船或马传递文报，若需要通过敌占区，则派人密藏文书，进行联络（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

3.粮饷太平军的粮饷统一取之于圣库，圣库初期来源于拜上帝会者的交纳和战场缴获，同时，还创造了“进贡”和“打先锋”等形式筹措军费。后期，由于军费开支的浩大和圣库制度的破坏，加上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没能实行，太平天国不能就地取粮，粮饷主要来自长江上游的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太平天国在它的统治区实行了“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有人指出，太平天国的粮饷筹集政策存在着失误，即过分集中其统治下的人民，摊派过重，再加上征收过程中用人不当，导致人民的反抗情绪，而没有采取“资于敌”的政策，没有重视开拓江南、江北富源，夺取清廷北运的粮饷为己所用（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1页。）。另外，太平军解决粮食的办法还有采购，主要的采购对象是粮商和民众，还有外国人（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页。）。

4.武器装备建设太平天国起义正处于西洋武器装备向中国引进时期，太平军的武器装备也受到了这一趋势的影响。在斗争中，太平军也开始利用西洋武器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关于太平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的初兴阶段便开始了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主要表现在火器的普遍铸造和广泛使用上，不过，这时期主要使用的是旧火器；太平天国后期新旧火器更新较快，较大量的使用洋枪洋炮。在西洋武器的来源上，主要有战场缴获、以高价向外国购买和设厂仿造三个方面（注：蓝振露：《试论太平天国的军火进口贸易》，《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第42页。）。在太平天国后期，还建立了洋炮馆，它是战时军械所，负责维修洋枪洋炮，制造西洋子弹、炮弹。在李秀成的建议下，太平军中也建立了自己的洋枪队，并聘请洋人训练（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5页。）。所以，有人指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历程，首先是从太平军中开始的。在激烈的战争实践中，太平军不断改善武器装备，从而大大缩小了武器装备近代化历程，甚至势必很快赶上或超过中外反动军队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注：朱哲芳：《太平军兵器近代化探略》，《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5页。）。在这种形势下，太平军主要的敌人湘军和淮军也不得不引进洋枪洋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由于太平天国领导者并不重视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太平天国的武器近代化主要出现在李秀成统帅的太平军。从整体上看，太平军的武器装备改善有限，近代化程度低下，多数太平军将士仍然使用原始的长矛大刀和抬枪抬炮（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6页。）。

（二）资产阶级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张以暴力革命手段，彻底封建专制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府。有关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军事后勤的研究，涉及到军事后勤思想、后勤体制和战时后勤保障等。

在对资产阶级军事后勤思想的研究中，孙中山的军事后勤思想是主要内容之一，而且其范围远远超过晚清，包括了孙中山战斗的一生。孙中山批判地吸收了中外后勤建设和后勤保障的理论精华，在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军事后勤思想。主要是：1、科学地认识到军事实力与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也是经济力量的较量，主张大力开发中国资源，发展中国的实业，建立强大的国家经济，进而“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2、后勤准备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主张“先筹备大款，然后举事”，要充分准备对前方作战的接济（注：石文年：《孙中山军事后勤思想探讨》，《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51-152页。）。3、注重军队后勤建设，主张统一编制，整顿饷务，裁汰冗兵，以节约军费。4、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提出海外援助、“因械于敌”等思想，后来主张加强军工建设，扩大兵工厂，保障军队有充足的武器（注：谢健、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的几个问题初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5、认识到军事交通和国防工业对加强国防的重要作用，主张发展军事交通和振兴国防工业（注：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论述》，《中国军事科学》1996年第4期，第129页。）。

在军事后勤体制建设上，在孙中山制定的“革命方略”中，曾拟订了国民军的后勤体制与章程。另外，辛亥革命期间，各省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在后勤体制上还有所建树，颁布了一系列军事后勤条令，在军事后勤体制、各军队和军事机构的供应标准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篡夺，以及在军费上的困难，基本上没有贯彻实施（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48页。）。

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连续发动了大小十几次武装起义。由于他们大多借助于会党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组织起义，且力量均比较弱小，持续时间也比较短，因此，这些起义并没有建立正式的编制和后勤保障机构。关于他们的后勤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起义经费和军械的筹措上。历次起义的枪支、弹药的购买费，起义士兵的伙食费，绝大部分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中募捐得到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95-417页。）。关于起义的武器，主要是海外购买输入，炸弹多是自己制造的。武器装备的购买、制造与运输，都是非常艰险的。辛亥革命前的历次武装起义多是由于军费和武器的短缺而遭到失败。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无疑是起义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的后期工作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武器装备方面，与以前从海外购买武器为主不同，革命中主要是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如运动清军反正、战场上缴获、直接占领清军设在各地的军火仓库和军械制造工厂。由于武器来自各个方面，因此革命军队的武器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这给维修和保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22页。）。由于新式武器的短缺，冷兵器和旧式火炮仍大量应用于革命军。

革命军的军费来源，首先是来自国内，有革命党人的会费和捐款、没收敌人的藩库，后一项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当地群众和工商各界人士受到辛亥革命的胜利的鼓舞，对革命事业进行了公开的财政支持，也是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次是来自华侨与港澳同胞的捐助。华侨支持革命的款项绝大部分是义捐。虽然革命组织也发行了一些债券，但持这种债券的华侨并不要求一定兑现。

尽管如此，由于封建势力军事进攻和外国列强的经济遏止，革命军的军费仍然是相当紧张的。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军费支出庞大，入不抵出（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5页。）。帝国主义借口关税是清政府所借外债和赔款的担保品，劫夺了各省军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税收——关税。面对财政危机，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的军政府不得不发行纸币、军用券和公债券，而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则主要依赖外债，其购买军火的费用，也多来自外债。据研究，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其财政来源的一半以上来自外国的借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6页。）。经济上依靠他人，军事和政治上必然的不能自主。革命政府对革命军后勤保障的诸多困难，导致军队战斗力的减弱，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革命政府在政治上的软弱，不得不向中外反动势力妥协。

四、晚清军事后勤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第2篇：军事论文范文

【关键词】军事文化理论；范式；传统；重估

中图分类号：E0-0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4）03-0002-01

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新的历史阶段，不仅意味着经济的转型，也意味着原有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变革，尤其是在快速更新的军事文化领域，军事文化研究的范式造成极大地冲击。现有的军事文化研究脱胎于传统文化研究理论，是通过各学科的交叉互融对军事文化问题进行解释和发展，但随着全球化对传统的文化研究理论提出挑战，军事文化研究也必然要开放研究视野，转化理论范式。

伴随军事斗争形式和安全战略的变化而逐步成型。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了其他学科的知识与理论，成为一门具有专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的独立学科。20世纪80年代后。文化问题逐渐成为社会政治领域的焦点，在军事斗争中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哲学、社会学、文学、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不断被纳入其中，军事文化研究的问题逐渐深刻，领域大大拓展 。就我军而言，在建军初期就曾将文化工作作为军队自身建设的重要一环，进入新时期之后，对军事文化的讨论和研究又掀起了高潮。随着国际安全形势、国家安全战略和军队自身建设的发展，军事文化问题已经成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中的热门话题之一。

虽然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对于军事文化的理解不同，关注角度不同，对于军事文化的定位与作用不同，但在种种复杂的军事文化研究背后却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范式，即“民族国家中心论”，这构成了人们研究军事文化的基本共识和共有前提，形成了军事文化研究的传统视野。

这一理论范式的生成可以通过民族国家的兴起进行理解。现代国家是国家权力与民族概念相结合的产物，并由此带动了现代军队的产生。民族国家首先是在西欧产生，而后通过民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洗礼，迅速在西方国家展开。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最终使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主要形式。民族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的确立，对文化理论研究的视野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军事文化现有的研究框架也由于各学科的影响而确立了自己的前提，在这种理论范式的框架之内去分析问题。

但是军事斗争已然跳出传统的平面战场结构，成为一个多维度产生、多学科介入的集合体，国家安全战略也早已摆脱单纯的军力对比，成为一个全要素参与、全实力博弈的复杂系统。谁能率先创新某一要素的构成理念和作战方式，谁就能率先获得胜利女神的垂青。近些年来，世界各国的军事文化研究者们都在试图冲破固有的研究范式，将军事文化作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关键变量，但是，民族国家的理论范式仍然是当前理论界的主导，仍然是思考军事文化问题的核心出发点。就具体的研究而言，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军事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无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但传统的研究一般都有意无意地把军事文化同民族国家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与军队自身的文化建设上。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传统的军事文化研究也存在着对军队内部的亚文化的研究，比如对于国外军事文化的构成、组织形式和表现的研究。但是，这种比较军事文化的研究也仅仅是在国家区别的基础之上，对于不同军队的文化比较而已。

第二，就研究方法而言，传统的军事文化研究往往采取文化实体论的研究方法对现实问题进行考察。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军事文化研究来说，虽然对军事文化的理解各式各样，对军事文化的地位、作用和发展方向的描述不尽相同，但是，一般都把军事文化看成一个独立自足的实体。在这种研究方法以民族国家作为区分军事文化的标准，将某一支军队的军事文化看成一个内在整合、封闭发展、独立延续的体系，而排除了不同军事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渗透和关联。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标准和理念输出，对于东方军事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影响，则很难被包容在考察范围之内。

第三，就价值取向而言，传统军事文化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对民族国家文化价值的认同，对民族国家军队文化的推崇。各国的军事文化传统主要由本国主流意识形态、本国文化传统和本国当代文化三者构成，强调国家传统文化在军事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当代各国的军事文化研究是建立在民族国家中心基础之上的文化研究。很难将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上升为全球文化的组成部分，无法通过全球文化的建构，渗透他国的军事文化体系，作用于他国安全战略的形成和战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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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军事论文范文

【关键词】军事法学；军事规范性文件；法律规制；依法治军

军事规范性文件，是指军级以上单位及其机关制定的具有反复适用性和普遍约束力的政策性、制度性文件。随着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的展开，新旧体制进入了转换期，各类军事规范性文件也密集出台，为改革的推进提供了制度支撑。为防止军事规范性文件的失管失范，《中央军委关于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以下简称《治军决定》）提出“完善军事规范性文件审查和备案制度”，强调从法规制度层面加强对军事规范性文件的规制。目前，学术界对军事规范性文件及其法律规制问题关注较少，研究缺乏系统性，成果有限。因此，及时跟进这一问题，推动军事规范性文件的规范化、法制化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军事规范性文件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对军事规范性文件进行法律规制，主要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军事规范性文件法律规制是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客观要求。在调整军事关系、规范军事秩序方面，军事规范性文件是法律法规的重要补充。相比法律法规，军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灵活、便捷，更具操作性，军事规范性文件面临的制度约束也相对宽松，利用军事规范性文件谋求和滥用权力的情形时有发生。这与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要求并不相符。因此，应把军事规范性文件纳入法制轨道。

第二，军事规范性文件法律规制是军队保持集中统一的重要保障。军队的核心职能是打仗，而军队保持集中统一是战争制胜的关键因素，要求政令军令统一、通畅，迅速有效地层层落实。军事规范性文件既可能是政令军令的直接载体，也可能对政令军令的传递、执行起支持和保障作用，其制定和实施的情况影响军队建设全局、关系战争胜败。有鉴于此，应从法律层面加强对军事规范性文件的管理，实现从制定到实施、从内容到程序的全面规制。

第三，军事规范性文件法律规制是维护官兵合法权益的有力举措。维护官兵合法权益是贯彻现代治军理念的基本要求，也是激励官兵矢志服务国防的重要手段。在当前义务本位军事管理模式下，以各种文件形式为官兵设定义务成为常态。由于规范性文件具有反复适用性，其设定义务的效果也会多次呈现，一旦超出法律法规限制，相比其他非法规类文件，其对官兵合法权益的侵蚀和损害更严重，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军事规范性文件的法律规制。

二、军事规范性文件法律规制的缺失

长期以来，军事规范性文件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制定主体混乱、与上位法相抵触、地位作用被过度抬高等问题，广受官兵诟病的“土政策”“土规定”等问题也与之密切相关。法律规制的缺失是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目前，军事规范性文件很少进入各级立法者的视野，法律法规层面对其规制也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一）顶层设计缺失

在法律法规层面，有关军事规范性文件的明文规定仅见于《军事法规军事规章条例》第67条：中央军委、总部、军兵种、军区、武警部队制定、修改和废止规范性文件的活动，参照该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这一规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值得商榷。首先，“参照有关规定”的表述具有双重不确定性。2002年《军事法规军事规章条例》公布施行之前，《立法程序暂行条例》曾规定军委各总部的部（局）、国防科工委、各军兵种、各军区的大部制定规范性文件可参照该条例执行。虽然由“可参照”变更为“参照”，从文义上看似乎强化了条款的强制性，但“参照”同时包含比照适用和变通实施两种含义，在解读“参照”一词时，两种含义的比例可能被任意调整，使得歧义丛生。“有关规定”的提法则过于笼统，进一步增加了条款的不确定性，导致适用困难。其次，忽视了军事规范性文件与军事法规、军事规章的差异。制定、修改、废止军事规范性文件，履行与军事法规、军事规章相同的程序，承受同等的规制强度，不仅混淆了军事行政和军事立法的界限，还大幅拉长了军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修改周期，降低了军事行政效率。加之《军事法规军事规章条例》第67条不适用于军级单位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所以仅通过一个条款就对军事规范性文件作出系统安排的意图难以实现，即军事规范性文件的顶层设计是缺失的。

（二）监督制度缺失

按照监督主体的不同，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制度一般分为权力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三种方式。基于军队权力安排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军事规范性文件的监督主体只限于军事机关，监督的具体手段与行政机关监督相似，主要包括审查、备案与集中清理。

对军事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要求隐含于《机关公文处理条例》第23条：收到报送发文机关首长签发的公文文稿，有关部门应当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是否确需行文；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是否完整准确地体现上级意图，是否符合起草公文的其他要求；是否符合行文规则；是否符合报批程序。规范性文件本身不是公文，但实践中一般以通知的公文形式规范性文件，将其纳入审查范围也是第23条应有之义。根据第23条，审查主体为收到公文文稿的有关部门，实际通常为承办公文的业务部门，此时起草部门和审查部门同一，影响审查效果；审查标准虽兼顾了形式和内容，但未完全满足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需要，例如“完整准确地体现上级意图”不足以概括规范性文件的实质要求，“是否与其他规范性文件相矛盾”未被列入审查标准等等；审查程序方面的制度安排则比较简陋，未对审查的权限、时限和流程作出明确规定。

统一的军事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尚未建立，与军事规范性文件备案相关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第16条：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其总政治部依照本规定精神开展军队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工作。然而，这一条款的效力较为有限：首先，军队党内规范性文件的范畴远远小于军事规范性文件，虽然军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生效通常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但只有以党委和纪委名义制发的规范性文件才属于军队党内规范性文件；其次，《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第16条不是刚性规定，备案的实际落实情况有赖于中央军委与总政治部的工作部署，实践中机关业务部门往往根据上级命令要求和惯有工作模式，决定是否将规范性文件备案，而上级单位即便收到下级单位报备的规范性文件，也未必会启动审查工作。

军事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的制度化程度较低。每次集中清理因上级机关颁布的清理命令而启动，以各种形式的数字为考核指标，在给定期限内快速完成规范性文件的批量清理工作，呈现运动式特征。虽然从形式上看效果明显，但清理的制度化、程序化自我纠错和日常自净机制并没有实质性改进，使得清理的质量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集中清理还遵循“谁制定谁清理”的基本模式。这种“自我清理”的设定符合清理主体的权限要求，但缺乏监督主体，为清理主体形式上应付清理任务、实质固化部门利益提供了空间。

（三）责任机制缺失

责任机制是监督制度顺畅运行的重要保障，当审查、备案、集中清理等监督手段因人为因素失效时，责任机制通过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纪律处分等措施，重新实现对军事规范性文件的有效规制。同时，监督制度构成了责任机制的前置要件，在监督制度不够完备时，责任的划分与认定不是清晰明确的，责任机制也就无从谈起。总体上看，《纪律条令》第89条、第91条分别规定的工作失职造成损失或者不良影响、违反规章制度操作规程造成事故或者其他损失应当接受的处分措施，可适用于所有涉及军事规范性文件的个人违纪行为。然而，条款本身过于原则、抽象，存在较大解释空间，责任机制的启动并非即时和必定的，缺乏威慑力。在军事规范性文件从制定到清理的各个具体环节中，责任机制也普遍缺失，法律责任更多地以政治责任的形态存在，而政治责任又容易被诸多因素消解。例如，军事规范性文件通常经常委会表决通过生效，若常委会决策失误，会导致文件违反上位法规政策，造成严重后果，根据《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委应当接受纪律处分，而现实中对军以上单位党委作出纪律处分几乎没有可能。

三、积极完善军事规范性文件的法律规制

摆脱军事规范性文件的法律规制整体性缺失这一困境，既要完善其顶层设计，也要健全各项具体监督制度，还要完善并有效落实责任机制。

（一）通过制定《军事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完善顶层设计

完善军事规范性文件法律规制的顶层设计，有三条可能路径：一是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立法，二是中央军委出事法规，三是军委机关部门、军兵种、战区各自制定适用于本单位的军事规章。本文认为宜采取第二条路径，即中央军委出台《军事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构建军事规范性文件的基本制度框架。理由如下：第一，《立法法》赋予中央军委相对宽泛的立法权限，且军事规范性文件不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专属立法事项，中央军委实际拥有制定《军事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具体权限；第二，《立法法》第103条第4款已经将军事法规、军事规章制定、修改和废止办法的制定权限划归中央军委，而军事规范性文件的位阶和效力低于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交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立法的必要性不强；第三，军委机关各部门、军兵种、战区各自制定军事规章，容易造成制度碎片化和制度冲突，不符合顶层设计的基本目的。

从内容上看，《军事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重点在于细化《治军决定》中的纲领性意见，应涵盖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规范军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环节。应把法制统一原则作为基本指导原则，防止军事规范性文件与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文件相抵触；按照单位级别和规范事项确定军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权限，并明确禁止制定军事规范性文件的单位和事项；区分计划、起草、审查、印发、备案等环节，规范基本程序。二是建立统一的军事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制度。凡是军事规范性文件，在起草阶段要进行合法性审查，文件印发后还要向上级单位备案。三是加强对军级以下单位制定制度规定的制度约束。例如，师、旅、团级单位制定的制度规定比照军事规范性文件接受审查，并报上级备案，基层单位制定具体管理规定报团级以上单位批准。

（二）健全军事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制度

健全审查、备案、清理等监督制度，一方面由《军事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确定一些原则性条款，另一方面由军委机关部门制定《军事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办法》和《军事规范性文件清理办法》，进一步细化《军事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内容，增强操作性。

建立以审查委员会为主导的审查制度。军事规范性文件涉及军队建设各个领域，有些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单个部门不可能全部掌握审查所需的技术专业。即便某一部门被赋予了审查权限，由于与文件起草部门级别相同，在现实中也很难充分行使这一权限。可以在军级以上单位设立审查委员会，负责本单位军事规范性文件草案的审查工作。审查委员会由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不设专职委员，法制工作部门（如法律顾问处、司法办公室）承担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受领审查任务后，法制工作部门召集委员召开审查会议，会上各委员发表倾向性意见并参与投票，最后根据委员意见和投票结果确定审查结论。这样一来，既可以隔离审查机构与文件起草部门的“共同利益纽带”，减少审查可能遭受的部门阻力，又能增强审查机构的专业性和代表性，提高文件审查质量。

建立“有件必备”的军事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这一制度的基本指向在于，所有军事规范性文件印发后必须报上级单位备案，逾期报备、拒不报备的应追究文件制定单位及相关人员的责任。至于是否要设定上级单位对这些文件的二次审查义务，本文持肯定观点，若只备案不审查，备案制度就形同虚设，难以发挥监督作用。同时为避免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的过度干涉，原则上只对文件的形式合法性进行审查。当文件显著缺乏目的正当性、内容合理性时，可向下级单位提出修改意见。

建立多元军事规范性文件失效机制。通过设置多种退出机制，确保军事规范性文件得到及时有效的清理。一是完善集中清理制度。达到集中清理的固定期限或全军政策、形势发生重大调整变化时，由军委统一部署集中清理工作，由军事规范性文件制定单位负责具体实施。清理工作结束后，制定单位应向上级单位报告清理情况，对需要修改或废止的文件交由审查委员会审查，并将审查结论报送上级单位，防止清理工作的部门利益化。二是规定即时清理制度。新法新规施行时文件依据的情势发生变化、文件存在重大问题等情形时，文件制定单位应即时对相关文件进行清理。三是建立文件有效期制度。针对暂行或不适宜长期有效的文件，制定时确定其有效期，有效期临近届满时由制定单位对是否延长有效期进行评估，如无需延长即在有效期满后自动失效，以降低清理成本。

（三）完善军事规范性文件的责任机制

完善军事规范性文件的责任机制，应把握三个方面。一是细化应被追责的行为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几大类：在制定阶段，制定单位违法制定军事规范性文件或制定的文件存在合法性问题，致使文件被撤销、确认无效的；在备案阶段，制定单位未将其制定的文件报送上级备案或拒不执行上级备案委员会审查意见的，上级审查委员会、不认真履行监督职责的；在清理阶段，制定单位不认真履行清理工作职责影响清理工作的。二是规范责任形式。在规范军事规范性文件的法规规章中设立通报批评、限期改正两种责任形式，适用于违法违规情节较轻的行为，同时做好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纪律条令》和《刑法》的衔接；当情节严重或责任人员拒不改正时，应将责任形式升格为党纪处分、纪律处分或刑事责任。三是健全责任追究的工作机制。根据《治军决定》要求，贯彻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确保责任始终得到落实。与此同时，考虑到军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审查皆以集体形式作出，在进行责任认定时，应考察个人在集体决策中所起的作用，例如文件因合法性问题被撤销的，在审查阶段提出反对意见的委员就无需承担责任。

四、结语

对军事规范性文件进行狭义解释并总结其一系列特征，无疑重新界定了军事规范性文件法律规制问题的研究范畴。通过法规梳理可以看出，军事规范性文件始终处于法规所规范的边缘地带，缺乏体系性的法律规制，由此引发了构建和完善相关制度的现实需求。随着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深入推进，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持续深化，军队法治建设进入了快车道，为完善军事规范性文件的法律规制提供了有利契机。因此，继续关注和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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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宁.论军事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实施的规范化[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3（5）：57-60

[3]叶必丰，刘道筠.规范性文件的种类[J].行政法学研究，2000（2）：44-48

第4篇：军事论文范文

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中国历史》第一册、第二册为例，单列的以军事史内容为主的就有第一册的第7课春秋五霸、第8课战国七雄、第18课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之争以及第二册的明末农民战争等13课。文化史的编写则更集中，如第一册纯文化史的就有8课，第二册纯文化史的则有10课。新教材编写的新特点，要求我们必须对中学历史教学中专门史的教学进行探讨和研究。找到专门史教学的规律和方法。本文试从初中历史教学中讲授军事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这一角度，结合自己的教学体会对此作一探讨。

一、引导学生掌握系统的军事历史知识，科学揭示军事历

史发展的规律

在“人教版”《中国历史》第一、二册里，军事史知识除13课较为集中外，其余分散在各课各目中，有的是一场战役过程的叙述，有的是一位军事历史人物的生平介绍，有的仅列出了一幅兵器插图。平时教学中学生所接受的军事史知识是杂乱的、零碎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抓住教学时机，适时地把同类军事知识加以综合，使知识序列化、系统化，并揭示其发展的规律。

如，教师在讲授第18课“高度繁荣的宋元文化（一）”“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这一课时，在讲到宋元时期火药在军事上的广泛使用以及当时的火药武器时，可对中国古代的兵器发展史作一简单总结回顾：夏朝人使用铜兵器、商朝人使用青铜兵器、春秋时期出现了铁制兵器、东汉时期铁制兵器取代青铜兵器、三国时的战舰、唐朝的火药武器、火箭，到宋元时期的突火枪、抛石机和铜火铳。在此基础上，可引导学生分析其发展线索：中国古代的兵器经历了一个由冷兵器到火器的发展过程，冷兵器阶段经历了铜器、青铜器到铁器的过程。并同时揭示其发展规律：中国古代兵器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是伴随着中国古代的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而进行的，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一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

再如，在讲授第二册第24课“后金的兴起”时，教师在讲到努尔哈赤所采取的八旗制度时，可对中国古代的军队建设史和军史加以回顾：商朝的左、中、右三师、晋楚争霸时的车兵、汉代的都护、两汉的骑兵、唐代的藩镇、北宋的禁军、明代的都司、满州的八旗军。在此基础上，可向学生说明：商朝时出现了步兵、春秋战国时国家军队以战车兵为主，西汉时期又出现了骑兵，以后骑兵成为国家的重要兵种，并出现了步、骑、车配合作战的局面。

古代战争史和古代军事学术史也可采取同样的方法阐明其发展线索及其发展规律。

二、注意挖掘古代军事史中的思想教育因素，对学生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

运用历史教材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历史教学的基本任务之一。1988年11月公布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规定，历史教学的德育任务应居首要位置。

中国古代军事史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传统美德，教学中应充分揭示其中的教育因素，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1.在讲授古代军事文化成就时，要突出其世界史上的历史地位。运用古代文化史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是中学历史教学的一大任务。国家教委规定，在初中阶段，历史教师对学生中国古代文化史教育，要达到这样的要求：“知道我国古代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教育、军事、对外交往等方面的重大成就，以及对人类历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我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成就博大精深，我国是火药和火药武器的最早发明者、使用者。我国有漫长而复杂的战争历史。在战争中涌现出了众多虎奋鹰扬的军事名将和广博精深的军事著作，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兵书产生最早、数量最多的民族，历史上的浩繁而详备的军事典籍是世所罕见的，我国古代兵书中饱含着丰富的朴素的军事辨证法思想。

具体教学过程中，可以教材中典型的材料为素材，适当增加一些内容，突出其世界史上的历史地位。如《中国历史》第一册在介绍《孙子兵法》这部兵书时，仅仅指出该书“系统地叙述了战略战术的原则，提出集中兵力打败敌人的重要性，强调作战时要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作周密的调查”，只字未提其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教师可在讲授《孙子兵法》以上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该兵书所提出的政略和战略相结合、政治重于军事、奇正相生、虚实结合、冲虚备实等战略战术原则，不仅中国历代兵书都以它为依据，而且波及国外。早在唐代中期，日本就把此书带回国内，因此影响到日本历代兵法，被日人称之为“将相秘本”、“东方兵学柱石”。据说，日本的武田信玄就将兵法中的“其疾如风”等词语写在军旗上。日俄海战时，日海军大将东乡也运用了它的以逸待劳的作战原则。10世纪《孙子兵法》又传入法国，后又传入俄、英、德等国，成为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一个思想源泉。据说，发动一战的德国皇帝在失败后读了此书，不禁发出“可惜二十年前没有看到这本书”的叹息。直到现在，西方的一些军事著作还经常引用此书，它的不朽价值是世界所公认的。

再如，在讲授宋元时期火药在军事上的广泛使用及其传播时，同样要揭示它对西方近代枪炮的发明及其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可结合教材有关火药的传播的内容，进一步向学生指出，13世纪，欧洲人在阿拉伯人的著作中学到我国的火药技术，但直到14世纪中期，欧洲人在和伊斯兰国家的战争中得到了火药武器之后，才看到了火药在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并开始了火药的制造，由此揭开了近代军事技术革命的序幕。马克思曾经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指出了中国发明的火药在欧洲封建社会灭亡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2.在讲授军事人物时要渲染民族英雄为国请命的悲壮事迹，以培养学生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感。

“人教版”《中国历史》第一、二两册多处出现了民族英雄生平事迹的史料，这应该成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教学热点。这是因为中学生尤其是初中学生，在思维发展上仍以形象思维为主，他们对著名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军事人物）及其事迹有极大的兴趣，由于人生观尚未定型，可塑性很大；由于自主意识和渴望成功的欲望增强，所以特别喜欢听历史人物的讲授，想从中找到自己崇拜的英雄，作为榜样，以便学习和模仿。而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军事名人灿若星汉，正好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要和寻求理想人物的愿望。

因此，教师在讲授军事人物时，应饱含情感对他们的生平作较为具体的讲述，尤其对他们的嘉言懿行要作重点讲解，以他们的言行感染学生。如，在讲授第一册第17课“西汉与匈奴的和战”时，教师不仅要讲清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建功立业的历史知识，还应介绍少年将领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公而忘私的品德。再如，在讲授第二册第16课中“元朝统一全国”这一目时，教师应该通过南宋抗战派大臣文天祥誓死抗元，兵败被俘后坚贞不屈的事迹的渲染，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赏析，歌颂民族英雄的崇高精神，培养学生的民族气节。

3.在讲授农民战争时，要揭示农民战争的原因及其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对学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

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形态的更替必须通过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据“人教版”历史教材编著者介绍，现行教材“已经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但从来并不忽视农民战争在封建社会中的进步作用”（臧嵘《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历史教科书（人教版）第一册的编写体会》，《历史教学》，1990.7），因而仍然编进了秦末农民起义、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隋、唐末年的农民起义及明朝农民战争等内容。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揭示农民战争爆发的共同原因及其规律。这就是，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出于它的本性，总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剥削者不仅无偿地占有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而且有时侵吞他们的必要劳动，使他们无法生活下去，以至于社会再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斗争，才能迫使剥削阶级节制其剥削欲，保证社会生产正常进行。教师可以秦末农民起义为例，加以进一步说明。

例如，秦朝统一六国以后，曾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是后来，秦朝的暴政却使其走向反面。当时秦朝用于修筑长城，建造阿房宫，建造骊山墓和从事杂役的劳动力，占成年男子的1/3，社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和破坏，许多贫苦农民的土地被剥夺，赋税负担却依然沉重，加上严酷的刑法，终于导致了陈胜、吴广的起义。农民起义了秦王朝的统治，结束了秦朝的暴政，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农民起义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推行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秦末汉初的历史对比充分说明了农民的阶级斗争是保证社会生产正常进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三、引导学生分析不同战争的不同性质，培养学生全面地、

辨证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国有着漫长而复杂的战争历史，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与之伴随的也有一部五千年的战争史。据《中国军事史》附卷一《历代战争年表》统计，从公元前26世纪至公元1911年，我国发生过3791次战争，其中古代战争3608次，近代战争183次。“人教版”《中国历史》第一、二两册提到的战争，大大小小就有近50次。如此繁多的战争，有的推动了历史的前进，维护了祖国的统一与安定，有的阻碍了历史的进步，给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第5篇：军事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平衡计分卡，军队绩效审计，标准研究

 

一、军队绩效审计的特点

军队目前审计工作的重点是以真实性和合法性为主的财务审计，主要考虑的是财务业绩指标，而忽略了包括军事性、时效性、统一性等军队特有的非财务业绩指标。其标准远远不能适应军队绩效审计的要求，必须进行标准创新。

二、平衡计分卡的特点与应用

平衡计分卡提供了将各种财务业绩指标和非财务业绩指标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的一般性框架，并假定通过一系列主要的和次要的关系将这些分类有机地联系起来。虽然目前国内对平衡计分卡的研究和应用多集中在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中，但笔者认为，这种不仅仅重视财务指标的绩效评价方法也适合于政府、军队这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

三、建立军队绩效评估平衡计分卡的可行性分析

建立军队绩效评估平衡计分卡，应当根据军队绩效特点，赋予平衡计分卡在军队方面的绩效指标，这样才能使平衡计分卡在该领域发挥其作用。综合各方面因素，借鉴“公共部门平衡计分卡模型”中的绩效维度，选择“显性业绩维度”、“职能贡献维度”、“绩效管理维度”和“创新学习维度”四个绩效维度建立我军财务管理绩效评估平衡计分卡模型。显性业绩维度是指财务部门在财经秩序上达到规范执行、经费管理上达到收支综合平衡、保障效益高，做到这些就会得到上级财务部门的肯定和认可。显性业绩维度受职能贡献维度的支撑军事论文，只有严格执行经费预算，才能保证经费收支平衡；只有合理把握经费投向投量，才能保证经费保障效益，达到显性业绩维度的要求；而要达到严格执行经费预算、合理把握经费投向投量这些职能贡献维度要求，就必须在绩效管理上严肃财经纪律、控制经费支出；而在达到绩效管理维度上的要求的基础是财务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和能力，也就是要达到创新学习维度的要求；财务人员的基本能力和素质的提高的同时也提高了科学理财的能力，也即表现为显性业绩的提升，显性业绩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之后，部门职能又将面临新的形势，为保证绩效管理的继续发展，又必须进行新一轮的创新与学习。至此，形成一个绩效维度发展循环链：创新学习--绩效管理--职能贡献--显性业绩--创新学习，这些维度可以依次推动发展，共同实现评估体系上升的循环。

四、构建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军队绩效审计标准

修正和整合平衡计分卡的指标摘要，位于平衡计分卡的最顶层；战略依然是平衡计分卡的核心；顾客维度得到提升置于最高级。

（一）、顾客维度

1、顾客维度主要衡量指标

军费是国家用于军事方面的经费，主要用于军事建设及武器装配研发及制造和战争的经费；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是军队完成职能任务,确保国家安全的基础,是落实新时期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完成作战任务的财力保证。军费的顾客是国家，军费使用过程中，最为直接且最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关注的莫过于军费花没花到点子上，有没有最大限度的形成战斗力。所以最重要的指标应该是军队的战斗力,但这个指标不能完全被量化,只能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评价。顾客维度衡量指标主要是军事工程质量、安全、工期、以及形成的战斗力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和环境效益指标，他们是军队绩效审计评价的核心。从现行绩效审计3ES角度看，主要是效果性指标，这与军队绩效审计目标“提高效益”是相吻合的，与军队的公共性、公益性是相一致的。

2、主要评价指标分析

（1）质量评价指标包括：工程质量合格品率、工程质量优良品率等论文格式。工程质量的检验应严格按照规定，划分为各个单项工程验收。工程质量合格(优良)频率就是合格(优良)单项工程占全部单项工程的比重，其评价标准参照同类工程。优良品率和合格品率越高军事论文，则说明工程质量越好。因此，审计人员应对工程项目进行现场考察，调查了解相关资料，综合评价工程质量。

（2）进度评价指标包括：项目计划工期率、项目完工率、达到项目设计能力所需要的时间等。项目计划工期率反映了公共工程施工进展情况，如果比例大于100%，则说明实际工期比计划工期延长，表明工程施工管理存在问题，需要查明造成工期拖延的因；反之，则说明实际工期比计划工期提前，表明工程在施工管理过程具有较的效率。达到项目设计能力所需要的时间是指建设项目建成投产至实际达到目标设计规定生产能力为止的日历时间，集中反映了基本建设过程活动形成综合生产能力的时间因素和管理质量。项目建成投产后达到设计能力的时间越短，该项目投资的效益就越大。

（3）战斗力评价指标包括：装备质量特性、装备数量与规模、人与装备的有效结合、训练与演练、综合保障、装备信息管理、高端武器使用掌握人数比率、高学历从军人员比例、技术兵种占军队全体人数的比例等。

（4）社会效益评价指标包括：军队免费为地方提供服务占总服务次数的比例、军队从地方采购与总采购物资的比率、军办工厂接收地方人员就业的比率等包含社会适应性指标、社会经济指标、社会经济指标等。对于其社会评价，目前国内外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无论是在名称、定义、内容，还是在方法、指标体系上都存在较大差别。在评价中，通用评价指标少，专用指标多，定量指标少，定性指标多。

（5）环境效益评价指标包括：自然环境影响评价、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社会环境影响评价等。

（二）、财务维度

1、财务维度主要衡量指标

财务维度衡量指标主要是预算编制、资金到位、资金使用、成本控制、资金使用效益等指标，该部分指标是军队绩效审计的基础，也是传统财务审计的核心。从现行绩效审计3Es角度看，包括了合法合规性、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等各类指标，这与现行绩效审计比较重视财务指标的原因有关，现行绩效审计评价指标该部分指标往往占整个评价指标总量的70%以上，过于依赖财务指标;而在利用平衡计分卡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中比较不到30%，几乎调了个个军事论文，这与军队的非赢利性相吻合，也间接反映了该指标体系的“平衡性”和“系统性”。

2、主要评价指标分析

（1）资金筹集和使用评价指标包括：资金到位率、资金利用率、资金有效率等。资金到位率反映了军队资金筹集的效率，数值越大，表明效率就越高；资金利用率反映了军队实际运用资金的效率，数值越大，则表明军队工程实际利用资金的效率就越高。通过以上三个指标，完整地反映出一个项目从批复到实施，以至最终的运行结果，客观地反映军队项目的资金运行效率，分析影响项目效益的人为因素，审查项目资金在划转过程中有无被财政、主管部门层层挤占挪用、有无贪污、私分等违纪违规问题，为直观、定量地分析项目效益情况奠定基础。

（2）军队工程造价评价指标包括：军队工程成本降低率、军队工程返工损失率等。军队工程成本降低率反映了工程实际发生的成本与计划成本之间的差距情况，负数则表明实际成本低于计划成本，节约了资金，工程建设经济性较好。反之，则说明工程成本管理控制较差。军队工程项目不合格时，必须返工，由此造成经济损失，影响投资效果。军队工程返工损失率越大，则说明投资效果越差，应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3）经济效益评价指标指标包括：投资产值率、投资效果系数、投资利润率、新增固定资产效率等。因军队工程的公益性，决定了其经济上的低回报性，该部分指标可根据军队工程的具体情况取舍。投资产值率用以说明军队工程项目投资所创造的产值。投资效果系数用以说明军队工程对单位投资额能增加的国民收入。投资利润率是指军队工程项目在生产期内，年平均利润总额与项目投资总额的比率，它是考查项目盈利能力的静态指标。它要与同行业的平均投资利润率指标进行比较，高于平均利润率军事论文，则说明军队工程投资实现了较大的经济效益，通过投资利润率指标能够直观地反映了工程项目的盈利能力。新增固定资产效率反映的是新增的固定资产带来的营业收入的增加，该比率越大，则说明投资效率越好。对计算出来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与可行性研究报告、行业基准水平进行比较，通过计算变化率来考核指标的完成情况，如果投资绩效指标达到或超过了可行性研究时的水平，则军队工程投资效益较好。

（三）、业务流程维度

1、业务流程维度衡量指标

业务流程指标主要反映军队工程建设程序的执行情况、内控制度建设与执行情况，全部是定性指标论文格式。从现行绩效审计3Es角度看，该部分指标主要是合法合规性指标，合法合规性审计是绩效审计的前提。因此该部分的衡量指标比重相对较大，这与我国军队工程领域存在的问题是相关的，这也是现行绩效审计往往容易忽视的地方。

2、主要评价指标分析

该部分指标全部是定性指标，主要有两方面指标，一是项目单位执行军队工程建设程序方面的指标，该部分指标审计时可以参照国家有关建设工程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招投标法、建筑法等，需要审计人员具备法律方面知识，同时应具备一定的工程方面知识;另一方面是项目管理单位内控制度的建设和执行情况，该部分指标审计时可以由项目单位提供，审计判断其执行情况。

（四）、学习与成长维度

全球化、信息化正改变军队与社会的传统关系模式，迫切要求实现军队管理创新。军队管理创新的核心力量来自于军队将自己塑造成学习型军队，保持与外部行政生态环境在物质、人员、信息、文化等方面的良性互动和有效回应，使之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应对变化的管理能力，实现政府自我革新和自我发展。军队工程管理人员的素质决定着项目的成败，是否善于学习，是否能在实践中成长军事论文，有利于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从现行绩效审计3Es角度看，学习与成长衡量指标主要是效率性指标，这也说明了人员的素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工作的效率，该部分往往也是我们现行绩效审计容易忽视的地方。

（五）、四个维度之间的关系

军队工程绩效审计平衡计分卡框架体系中的四个指标的关系、性质及其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同的。顾客维度是军队工程绩效核心内容的体现，是指标体系的核心，该维度得到提升置于最高级。财务维度是财务性质的指标，是传统财务审计的核心，也是现代绩效审计的基础，是衡量军队工程绩效水平最基本的指标。这两类指标都属于外部指标，直接体现为军队工程和绩效审计使命与发展战略实现的程度。业务流程是从管理内部运行的角度来评估军队绩效，属于内部指标。学习与成长是从军队自身学习、变革与发展等潜在因素出发，预测军队绩效水平的一种指标。他们两者通过直接制约顾客维度与财务维度来影响军队工程和绩效审计的使命与发展战略的完成。顾客维度指标和财务维度指标是目的指标，业务流程指标和学习与成长指标是手段指标，手段指标服从于目的指标。

五、评价结果分析及使用

利用这些评价结果,既可以对军队整体绩效进行审计评估,也可以分析出评估结果不理想的主要是财务指标还是非财务指标的原因,若是非财务指标的原因,又是哪一方面的指标导致的整体绩效评估结果不理想。按照“木桶原理”,整体的水平是由最差的方面的水平所决定的,通过这样的分析很容易找出军队绩效中最薄弱的环节,而在前期进行分项评价的时候,已经对各方面绩效的提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可以参照这些建议进行整改以提高军队整体绩效。

参考文献

[1]四总部．《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2005．

[2]沈阳军区．《沈阳军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标准》，2002．

[3]牛婷．平衡计分卡在军队绩效审计中的应用．军事经济研究，2006．

[4]刘长青孙拥政王晓平．浅议如何提高军队审计质量．军事经济学院．经济监督，2009．

[5]欧阳程．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风险的新变化及应对．军事经济研究，2009．

[6]俞远．平衡记分卡对构建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的启示．军事经济学院．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

[7]NAO of UK Value for Money Handbook------Aguide for Building Quality into VFM Examinations[EB/01],2003．

[8]Annual Report 2003----National Audit Office ofUK[EB/01]，来自英国NAO网站．

第6篇：军事论文范文

军事租赁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是出租人的广泛性。出租人是租赁物的所有权人或合法使用权人。具体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集体组织、军事部门、个人等以民事主体身份参与契约的一切主体。二是承租人的特定性。在军事租赁中，承租人仅为军事部门、军事单位及其代表它们的单位或个人。至于什么级别的军事部门、军事单位和个人才有缔约权，需要法律加以明确。三是客体具有军事价值性。军事租赁的客体必须具备一定的军事价值，也即可以为军队建设和军事行动所用，不具有军事价值的物件是不可能成为军事租赁客体的。四是军方的优先契约性。军方的优先契约性是军事租赁具有军事属性的体现，也是保障紧急状态下国防利益的现实需要。五是等价有偿性。等价有偿是租赁的基本特征，军事租赁也不例外，军方在优先契约权下取得的合同利益，也需要付出对价。比如在抗洪抢险中，村民甲拥有的一艘冲锋舟同时被连队乙和村民丙看中，则乙连队只能在同等价位下优先租得该冲锋舟。

二、建立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军事租赁法律制度的现实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类物品产权关系的日益明晰，公开平等交易制度的逐步确立，给军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时的资源筹供带来巨大影响。发展军事租赁是开辟资源配置的新渠道、新思路，即以很低的资金代价获得对一定军事资源的使用权，从而有效解决我军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时的资源短缺问题。实践呼唤制度，制度保障实践，只有对军事租赁立法，才能从制度上保障军事租赁的健康发展。

（一）军事租赁立法有利于保障多样化军事任务资源需求

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军队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大灾大难中发挥的应急救灾作用，成为新时期我军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伟大实践。随着我军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常态化、规范化，受军内外因素的影响，军事租赁实践不断涌现。从内因上看，军队内部寻求解决军费短缺与军事资源需求量大这一矛盾的有效手段，自然促进了军事租赁的发展。军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对物资需求的临时性、突发性特点，决定了采用租赁形式将大大提高军费使用效益。从外因上看，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民用租赁市场的完善、生产和资本流动频繁等因素，极大刺激了军事租赁的需求。然而，在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军事租赁的顺利发展客观上受到阻碍。其原因在于：军队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组织，下级严格服从上级意图，任何另辟蹊径的做法都有可能不受鼓励。在军事租赁领域，如果没有明确授权，军事人员将不会轻易尝试这一资源筹供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军事单位不是自负盈亏的经营性组织，没有独立的财务收支能力，有关人员主动采用租赁方式的可能性很小。

（二）军事租赁立法是国民经济动员制度的必要补充

不可否认，军队在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作为国民经济动员制度的军事采购、军事征收、军事征用在资源筹供中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些行政性、命令性色彩较浓的制度，远不能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需求，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军事租赁制度的补充功能。军事租赁弥补军事采购的动员缺陷。军事采购与军事租赁相比而言，

首先，二者物权变动形式不同。前者是永久性转移资源的所有权，后者则是临时性获得资源的使用权，期满即还。物权选择上的根本性差异，使得二者在制度安排、实践操作、支付对价和风险转移上都大相径庭。

其次，军费使用上的不同。通过分批次交纳租金，可以有效缓解军方资金紧缺的压力，运用融资手段达到“融物”的目的，有利于有限军费的周转。

再次，合同契约灵活性不同。从我国现行军事采购制度来看，其具有很强的计划性，供给主体相对确定，客体主要是军队所需的永久性物资，但灵活性远不及军事租赁。另外，在军事租赁中，当事人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出租方的义务仅在紧急状态下有所加强。军事租赁以上优势，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保障民间资源投入到多样化军事任务中来，大大增强国民经济动员潜力，很大程度上弥补军事采购的不足。军事租赁弥补军事征用的动员缺陷。从区别上看，首先，两者强制性不同。军事征用跨越公权与私权两大领域，是典型的公权对私权的限制和干预，对民间资源采取“拿来主义”。而军事租赁更多的是关注互利，追求等价有偿。其次，两者性质不同。军事租赁是一种契约关系，交易主体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军事征用则是纯粹的国家行为，是国家利用自身权威实行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

第三，两者的作用范围、层次不同。军事租赁一般是军民两方的直接交易，属于微观领域内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军事征用须由军方向国防动员机构提出需求，国防动员机构再利用国家权威与相对方进行交易，其有严格的程序性要求。

第四，两者支付原则不同。军事租赁的租金是按照市场行情确定的，而军事征用补偿的多少要根据国家财政状况、当时市场行情、征用相对人的具体情况等来确定。军事租赁弥补军事征收的动员缺陷。军事征用与军事征收有着本质区别，军事征收剥夺了物主的所有权。与军事租赁相比，军事征收无市场品质可言，谈不上主体双方的平等自愿，物主大多处于被动的地位。而军事租赁在充分尊重各市场主体的前提下，更富有关注民生的情怀，能够不断激励军民资源的融合，是实现寓军于民的重要途径。在微观经济层面，军事租赁的市场交易品质必然刺激出租方积极追求缔约行为，便于更多外部资源参与到多样化军事任务中来。可见，在多样化军事任务突发性强、紧迫性高的现实环境下，军队平时战备物资不可能满足多样化军事任务需要，靠临时大量采购也不现实，靠征收征用又必须遵守相关繁琐程序，靠发动群众捐献又十分有限，这就为建立军事租赁法律制度创造了必要条件。

三、建立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军事租赁法律制度的构想

结合我国军事立法实际，应着眼于完善军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法规体系这一目标，与其他经济动员制度一道，建立层次鲜明、可操作性强的军事租赁法律制度。

（一）军事租赁立法的基本原则

保障军事利益原则。军事租赁的国防义务性要求它服从和服务于军事行动，并以追求军事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但作为承租人的军方不能利用缔约权或发包权从事营利活动。确立这一原则，是军方在紧急状态下行使优先缔约权的正当性基础。尊重市场规律原则。军方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以平等主体身份参与到租赁合同缔约中来。在赋予军方优先缔约权的同时，要约束其特定权利的行使，尽可能降低租赁成本。军方按级赋权原则。不同级别的军事单位或部门要量力而行，能履行多大的义务，就享受多大的权利。立法应将租赁决策权和执行权赋予相应的军事单位或部门，保障军事租赁实务的可操作性。区分平时状态与紧急状态原则。军事行动与其他政府行为的显著区别之一，就在于它平时状态的相对封闭性和紧急状态的紧迫性。立法一方面要对紧急状态界定，另一方面要明确军方在该状态下享有的优先缔约权。

（二）明确平时状态下军事租赁主体的权利义务

军队在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过程中，并非时时处处都面临紧急状态。在非紧急状态也就是平时状态下，军事租赁合同与民事租赁合同没有本质区别，此时应重在规范承租人（军方）的权利义务。承租人（军方）行为规范。基本设想：一是权限划分。军委掌握事关全军建设大局的军事租赁决策权，以及大规模租借外军武器装备的决定权；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掌握与自身职责相一致的租赁决策权；军级以下单位主要在后勤物资保障方面拥有租赁决策权，最小单位可至连队及旅团机关各部。二是决策机构。为保障基层单位一定灵活性，可规定由各级党委支部决策、军政主官决定、军人委员会决议、军人大会表决等，目的是保证决策的正确性、适时性。三是决策程序。物资租赁需求可由有关单位、部门或人员根据军事行动需要提出议案，或者直接召开决策会议，必要时采取论证、听证、表决等形式通过。四是执行机构。由决策机构指派，受决策机构领导并向其报告工作，事关重大的事项应有财务部门负责人参加。五是财务保障。应由财务部门统一负责，采取实时支付、划拨、报销等方式予以保障。六是签订合同。军方代表应本着负责、严谨的态度与出租人缔结租赁合同。七是履行合同。军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恪守诚实信用原则，维护良好的国家和军队信用。八是检查监督。可由纪委或财务部门进行监督，纳入各级审计、监督范围。

（三）明确紧急状态下军事租赁主体的权利义务

出租方义务的加强。为维护国防利益，出租方在紧急状态下的义务有所加强。表现在同等条件下出租方有让度与第三方缔结合同、保障军方优先缔约的义务。这种义务对出租方而言并没有经济上的损失，而是有可能波及第三方经济和其他利益。当然，这种义务仅限在国内军事租赁有约束力。承租方权利和义务。权利方面：应注意的是军方在对待优先缔约权时，不可随便加强这种公权力，要么严格平等缔约，要么转化为其他动员方式，比如军事征收、军事征用、军事采购。义务方面：由于紧急状态下的诸多复杂因素，租赁物在使用过程中极有可能发生毁损灭失，导致军方不能完全履行归还义务，此时应按合同约定处理或按市场行情给予赔偿。

（四）建立军事租赁租金评估与风险预测机制

军方代表对租金正确评估和对风险的合理预测，是开展军事租赁业务的基本要求，也是谨慎使用军费的具体体现。军事租赁租金评估。租金与租赁物构成军事租赁的两个最核心的要素，是缔约谈判的主题。一般情形下，军事租赁的租金构成主要包括：租赁物购置成本、缔约手续费、利润。这就要求军方熟悉租赁市场，从“双赢”的角度进行评估。军事租赁风险预测。与其他经济动员方式相比，军事租赁的风险持续时间长、不确定性高，军方加强租赁风险预测更为必要。一是经济风险。在签订具有国防意义的双边或多边租赁合同时，我方要做好相关国家经济风险的预测，重点关注其产业走向、债务限额、汇率利率、贸易壁垒等因素，防止经济风险出现造成我方吃亏。二是政治风险。主要是在与他国缔结军事租赁合同时，评估其政局态势、内阁倾向、民意基础、执政周期等要素，防止因其政局突变而无法履约造成我方重大损失。三是信用风险。主要指出租方未能按合同约定向军方交付租赁物所带来的风险。对此承租方应该选择那些实力雄厚、诚信良好的出租人。四是技术淘汰风险。关键在于对租赁物技术性能的可行性研究和对未来科技进步、战争样式等因素的评估，尤其对技术更新快的租赁设备，租期应确定在合理期限内。

（五）建立军事租赁权利救济制度

第7篇：军事论文范文

【关键词】先进军事文化 军队特色 战斗力

【中图分类号】E2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31-0048-02

先进军事文化建设，包括理论武装、思想教育、新闻出版、文艺体育以及军营文化等多个方面，是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滋养官兵的精神沃土。作为培养新时期合格军事人才的军队院校，理应在贯彻落实《中央军委关于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意见》过程中，结合自身实际探讨搞好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相关对策。

一 突出军队特色，催生战斗力

军校的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突出军队特色，就是要突出体现“鲜明的战斗性”特点，围绕“听党指挥”这个核心和“一切为打赢”的目标，为部队培养高素质的现代军人。这是军校先进军事文化与地方大学的校园文化的区别所在。正如有的军校提出“博士硕士都是战士，教员学员都是战斗员”的口号，深刻体现了军校文化“鲜明的战斗性”的特色。近几年，各军兵种部队积极打造本部队的特色文化，如空军的“蓝天文化”、海军的“蓝色文化”、二炮的“砺剑文化”、武警部队的“忠诚卫士文化”，这些军兵种文化在突出“战斗性”特色的同时又彰显了军兵种特色。因此，军队院校的先进军事文化建设，要借鉴这些军兵种文化的经验，在突出军队特色的基础上反映本单位独特的文化理念、任务特点、精神面貌和文化品位。

战斗力是检验部队建设的标准，也是实现主席提出的“强军目标”的前提。军队特色的先进文化是部队战斗力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是与武器装备同等重要的“精神装备”，是塑造人、培育人，催生战斗力的重要源泉。军队院校的各级领导干部，应树立抓文化就是抓科学发展、就是抓部队战斗力、就是抓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就是抓学员全面发展的理念，在加强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时时处处体现军队特色，围绕培育学员的战斗精神、提高学员的“打赢”本领开展工作。通过各种文化工作对学员“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雨露”，形成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氛围。激发学员爱军精武、争先创优、不负重托、不辱使命的战斗意志和顽强作风。要大力发掘和继承我军历史上具有阳刚特色的文化工作内容和形式，用反映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勇于牺牲精神的军事文化作品去激励学员。如适时开展升国旗、奏唱国歌军歌、入伍授枪、退伍向军旗告别等活动；适时组织学员参观驻地的英雄纪念馆；通过战斗影片、革命歌曲和部队题材的大型史诗作品的欣赏和演唱，使学员感受和体验阳刚之气、豪迈之志、昂扬之声，不断增强军校先进军事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为培养合格人才进而提高部队战斗力提供文化支撑。

二 注入新元素，紧跟时代步伐

军校的先进军事文化是一种在军事生活中形成的包括政治文化、科学文化、艺术文化、体育文化、环境文化在内的复合型文化。军校的先进军事文化与时展同步，就要不断注入新元素。要认清建设先进军事文化不可或缺的指导原则、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是党的创新理论；要改变军校文化“自由发展”的放任思想和“文化无用”的消极观念；要广泛利用现代传媒，不断拓展宣传手段，为军事创新特别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提供强劲的思想激励和文化动力。当前，应做到以下三点：（1）开发运用新的文化形式。现阶段，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要用先进军事文化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可以围绕“信仰、信念、信心、信赖”这个反映主旋律的主题，开展“红色记忆”知识竞赛、“红色精神”演讲会、“红色经典”电影放映周等系列文化活动；也可以举办革命传统歌曲歌咏比赛、革命传统故事连环画比赛。要利用学院内部的局域网开设“电子书库”“音乐茶座”“游戏沙龙”；开展网上新闻点评、读书评论、影视音乐欣赏、热点问题辩论、知识竞赛等活动；把院校官兵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模拟法庭、论文答辩实况、网络课程等录制下来，放在校园网上，供学员们观看、学习、借鉴和评论。（2）增强文化工作时代感。当前形势下，流行文化对官兵的影响越来越大，官兵普遍认为流行歌曲比军旅歌曲更好听，流行影片比传统军事影片更好看，《星光大道》等电视节目比部队的晚会和日常文化活动更吸引人。所以，我们要广泛借鉴流行文化的优长，增强军校先进军事文化的时代感。如可以将流行音乐的特点融入军旅歌曲的创作和演唱；借鉴中央电视台的娱乐节目，创新校园晚会的组织方式；把幽默片的特点融入文化活动的组织过程中。（3）借助地方文化资源。军校的先进军事文化建设要注重运用自身条件，发挥学员队俱乐部场地器材的作用，不拘一格地开展活动。也要注重借助地方文化资源，组织院校学员参加驻地举办的文化节和社区文化展演；利用地方文化馆和艺术院校的人才资源，建立并训练锣鼓队、舞狮舞龙队、足球队；与地方共建单位开展各种联欢活动；协调地方图书馆为部队院校学员办理借书证，建立“拥军书库”，实现资源共享。

第8篇：军事论文范文

关键词：构建；部队特色文化；重要意义；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E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4-0101-02

犹如指纹和雪花一样，每一个部队都是独特的。有特色的部队，才是有魅力的部队，才是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部队。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结合各部队传统和任务特点，加强军事文化建设，打造强军文化，培养部队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1]。这一论断表明，构建符合时代要求并具有本部队个性的特色文化，是实现强军目标的重要保障，既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新形势下构建部队特色文化的理论意义

（一）有助于完善部队特色文化构建的理论体系

新形势下，军事文化对战斗力生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军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对如何在新形势下构建部队特色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部队特色文化理论体系尚不完善。比如，对部队特色文化的概念和内涵归纳提炼不够精准。大多数研究成果认为构建部队特色文化就是开展文体活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日常性工作，对部队特色文化的认识停留在“小文化”层面，没有认识到部队特色文化是一个由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共同组成的内容丰富、变化复杂的整体。对部队特色文化的研究着眼度不够高，研究成果多浮于表面，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基于这种情况下，本文试图通过对学术界己有的关于部队特色文化的理论成果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分析，并尝试对已有研究中存在的争议和不足之处进行深入探索，进而对部队特色文化的概念、内涵、结构、功能等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概括归纳，并指出新形势下构建部队特色文化的重要意义、当前我军部队特色文化构建存在的问题和构建部队特色文化的方法途径，完善构建部队特色文化的理论体系。

（二）有助于拓宽先进军事文化的理论研究空间

2012年1月，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意见》，全军上下掀起一股开展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热潮。学界也随之开始对我军先进军事文化建设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但当前学界对先进军事文化的理论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层面，缺少以部队特色文化为对象从微观层面进行具体的研究。先进军事文化作为一种组织文化，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但其核心与灵魂应该是部队特色文化。积极培育满足时代要求并具有本部队个性的特色文化是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同志在《矛盾论》中明确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发展先进军事文化既要实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又要充分突显出其个性。部队特色文化作为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身有着鲜明的个性。部队特色文化的个性是先进军事文化的基础，先进军事文化的共性则寓于部队特色文化的个性之中。部队特色文化的鲜明个性使先进军事文化更加生动、丰富，先进军事文化的共性则使部队特色文化更加深刻、理性。本文以部队特色文化为具体研究对象，对部队特色文化的内涵、特征、形成要素、主要功能及新形势下如何构建部队特色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增加了先进军事文化研究中关于部队特色文化的理论厚度，拓宽了先进军事文化的理论研究空间。

（三）有助于丰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

重视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设是我军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和特有优势。我军在长期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在这套理论体系的指引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我军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但在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因循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已经不能完全满足部队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丰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我军在长期的部队特色文化建设过程中，形成丰厚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由部队特色文化形成的教育资源大多是看得见、听得着、感受得到的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具有形象生动、影响持久、渗透力强等特点。这种教育资源的直观性、生动性、丰富性可以使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更具吸引力和亲和力。因此，通过把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渗透到部队特色文化建设中，往往会使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生动活泼，更加容易为广大官兵所接受，使官兵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内容的熏染，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因此，对新形势下构建部队特色文化进行研究，可以使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的部队文化素材更加多样，对充实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丰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新形势下构建部队特色文化的现实意义

（一）构建部队特色文化是部队管理变革的迫切需要

我军部队管理工作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随着大学生士兵批量进入部队，使得我军传统管理方式面临许多新挑战新问题。过去我军兵员成分结构主要以农村青年为主，士兵的思想比较单纯，服从意识较强。而现在的兵员成分的知识文化结构逐步改观，官兵的科学文化素养得到整体提高，官兵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强烈。比如，现在新战士入伍到部队，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在部队能不能上网。可以说，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的管理对象对部队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不能充分认识新形势下部队管理对象发生的巨大变化，仍然把传统的管理文化作为部队新形势下部队管理的指南，不但不利于部队的管理，反而会成为实现强军目标的绊脚石。当前我军部队管理工作总体来说是好的，但是仍然存在着与时展不相适应、有悖于现代化部队管理规律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与落后的管理文化是分不开的。构建部队特色文化恰恰是解决部队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的一剂良药。构建部队特色文化强调从文化的角度发现问题，即从文化的视角审视部队的管理行为，使部队管理者确立现代化管理理念，增强管理工作的文化含量，形成一整套科学的价值体系，以文化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强调官兵精神、情感、心理等因素在部队管理中的科学运用。通过加大部队特色文化构建的力度，增加部队管理中的文化含量，不断优化提升部队特色精神文化、部队特色制度文化、部队特色行为文化和部队特色物质文化，在部队各项管理中充分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

（二）构建部队特色文化是适应我军战略转型的迫切需要

文化是一支军队生存发展的血脉，是推动军事变革的先导力量。构建部队特色文化并以此推进军事文化创新，是适应我军战略转型的迫切需要。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世界正兴起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被快速地运用于军事领域，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变革，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开启了军队建设的转型之路，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化战争，充分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新军事变革方面取得的成果，也使我军认识到了与世界军事强国的存在的巨大差距，随即开启了我军建设的转型之路。在这场世界范围的军事转型变革中，我军提出以信息化建设取代机械化建设的转型战略。我军的战略转型，必将带来军队全方位的变革。军队的真正转型，是文化的转型。我军的战略转型，从本质上讲，就是军事思维的转型、军事观念的转型，而阻碍我军战略转型的最顽固的往往也是思维和观念的僵化。如果我们的思维观念还只停留在机械化战争时代，那么必然不能适应信息化战争的需求。因此，通过构建部队特色文化引领我军各部队实现全方位的创新变革，从作战理论、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战争谋略、规章制度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入手，以实现部队自身的转型推进我军战略转型。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只有把“以文化育人，靠文化力提升部队战斗力”作为终极目标，遵循我军战略转型的基本规律不断加强部队特色文化建设，才能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思想保障和力量源泉。

（三）构建部队特色文化是推进军队政治工作创新的重要保证

政治工作历来是我军的起家本钱和传家法宝，是我军真正的优势所在。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局面，军队不是真空，在这种大环境下，我军官兵的价值观念必然受到社会上消极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更是对军队政治工作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面对新的形势，军队政治工作必须顺势而为，打破传统工作模式的禁锢。加强部队特色文化建设是推进军队政治工作创新的重要保证，构建部队特色文化以充沛的文化特性，毫无气息地实现军队政治工作的功效，军队政治工作功能的最佳发挥状态，往往是在其文化特性体现得最为充分之时。军队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脱离了人，军队政治工作就如同空中楼阁一样华而不实。以构建部队特色文化为抓手创新军队政治工作，就是在深入分析新的历史条件对广大官兵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产生何种影响的基础上，打破固有的“以工作为中心”思维定式，从而把“以人为本”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准则，发挥部队特色文化对广大官兵的精神塑造功能，为军队政治工作提供新的思维、创新和实践。通过提炼部队特色文化的精神内核，完善部队特色文化的制度机制，丰富部队特色文化的活动形式等手段创新军队政治工作，发挥部队特色文化得天独厚的优势，把本部队特色文化的精神内核融入军队政治工作各项具体事务之中，使广大官兵在感情沟通中得到教育熏陶，在审美体验中得到心灵升华，在自我砥砺中达到文化自觉自省，潜移默化地坚定价值信念，达到春风化雨、撬动心灵的良好效果。

第9篇：军事论文范文

关键词：萧劲光；生平；军事思想

中图分类号：G633.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1-0116-02

萧劲光（1903-1989）是新中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海军的缔造者。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萧劲光将个人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萧劲光的军事思想和实践，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值得深入研究探讨。

一、萧劲光生平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研究得到全面复苏和发展，党史军史人物研究进入繁荣时期，原始资料的整理和挖掘取得重大进展，一大批重要历史人物的文集、传记等相继出版。对萧劲光同志的研究，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八九十年代，萧劲光研究主要以相关的资料搜集、整理为主，相继出版了一批传记、回忆录和纪念文集等。进入21世纪，萧劲光研究达到一个高潮，大量的作品纷纷涌现。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对萧劲光的革命生涯和军事思想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是进一步研究萧劲光生平和军事思想的重要学术资源。

萧劲光长期担任我军的重要领导职务，我党自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期间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大都亲身经历过，所以他的生平经历也成了学术界较为关注的一个话题。纵观近30年来国内对萧劲光生平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20世纪80年代先后出版了《萧劲光回忆录》和《萧劲光回忆录（续集）》，这两本回忆录是由萧劲光同志生前亲自参与编写审定的，是研究萧劲光的第一手资料。此外，海军司令部专门组织人员，对萧劲光生前的有关军事方面的论著、讲稿进行整理，编撰出版了《萧劲光军事文选》，是研究萧劲光军事思想的重要资料。这两种资料以及其他一些档案资料的公开，为进一步研究萧劲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产生了一批传记、纪念文集。编写传记是人物研究的重要方面，关于萧劲光的传记主要包括：张炜、俊岐的《萧劲光大将》，胡学庆、孙国的《大将萧劲光》，李庆山的《开国大将萧劲光》，王晓建主编的《开国大将》，张洋的《萧劲光大将》和《萧劲光大将画传》，吴殿卿主编的《萧劲光传》和《在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萧劲光大将》等。此外，在其他一些军事著作中，也有关于萧劲光生平的记录，如《中国人民将帅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36位军事家》等。其中，吴殿卿所编的《萧劲光传》一书，对萧劲光的军事革命生涯进行了较为详细和系统的解析，对萧劲光的军事思想做了梳理，并附有大量珍贵史料和萧劲光生平大事年表，对研究萧劲光生平和军事思想有较大参考价值。

纪念类作品方面，主要是王祖尧等主编的《一代元戎》，该文集收录了相关纪念文章57篇，从不同角度回顾了萧劲光在革命年代南征北战、在海军建设时期呕心沥血的光辉人生，既是从不同侧面反映萧劲光的思想、品质和作风，也为深入研究萧劲光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材料。此外，在萧劲光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军委郭副主席发表了《一代名将，百世楷模——纪念萧劲光诞辰一百周年讲话》一文，全面介绍了萧劲光的光辉一生和历史贡献，深切缅怀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革命前辈。这些年还陆续发表了一些采访萧劲光子女的访谈录，从亲属的视角再现萧劲光的风采，也是研究萧劲光的一个重大进步。

三是产生了数量众多的论文。萧劲光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较大进展，除了有一批质量较高的传记问世，大量论文的发表也是一个重要体现。虽然这些论文大多是考察萧劲光生平经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但这同时也是从侧面印证党史军史相关事件的重要佐证材料，无论是对萧劲光个人研究还是对整个党史军史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这些论文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萧劲光历史经历的研究。如杜玉臻的《萧劲光两度留学苏联始末》，主要介绍了萧劲光赴苏联留学的前因后果；马宏骄的《萧劲光与李德的斗争》，主要论述了萧劲光与李德等人的“左”倾错误作斗争，并因此遭受了不公正待遇；黎善坤的《、连整萧劲光》，主要记述了萧劲光在期间遭受和“”迫害的情况。二是关于萧劲光军事活动的研究。如周鲍的《首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筚路蓝缕建海军》，则主要体现萧劲光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筹建海军；李柱江的《萧劲光在延安的战斗岁月》，主要介绍萧劲光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留守部队司令员，保卫延安的军事经历；盛平的《萧劲光在衡宝战役中》和《萧劲光在平津战役中》，主要讲述萧劲光在衡宝战役和平津战役中的作用；吴殿卿的《军旅生涯从中将起步》，主要介绍大革命时期萧劲光从苏联归国之后开启军事生涯的经历。

除上述介绍外，其他一些军事著作中也有不少与萧劲光相关的论述，如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主编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马恩列斯军事理论军事思想分册》，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组织编写的《中国人民36位军事家军事思想精粹》杨国宇主编的《当代中国海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