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本经训精选(九篇)
第1篇：淮南子本经训范文
[关键词] 道 德 道德 仁义 黄老之术 独尊儒术
一
对于《淮南子》一书的立言宗旨（中心思想），历来学者所见异趣。一般认为其为道家立言，源起于高诱“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之说，近代如梁启超、胡适之等数人皆持这种观点。梁启超对《淮南子》在道家思想中的地位给予了较高评价，他说：“《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1]胡适也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2]持相似观点的还有任继愈，他同时还特别指出：“《淮南子》是一部划 时代 的重要著作，它在我国古代思想史和 哲学 史上的地位，应得到全面的公正的评价。WwW.133229.COM”[3]。
另一种观点认为《淮南子》为“杂家”，引申于《汉书•艺文志》。近代“杂家”说多少带有贬义色彩，认为“杂家”就是“无中心思想”，不能自成系统，持这种观点的以冯友兰的一些著述为代表。如冯在三十年代著书说：“《淮南鸿烈》为汉淮南王刘安宾客所共著之书，杂取各家之言，无中心思想。”[4]直到解放初期，冯友兰仍基本坚持这一说法，认为《淮南子》“成于众人之手，专就这一点说，它跟《吕氏春秋》有相同的情况。所以《汉书•艺文志》列入杂家。”[5] “这部书有杂家的倾向……它兼有各派的长处；这就是杂家的倾向。”“这部书是许多人采集许多书拼凑成的，其中道家思想比较多。汉朝的道家，本来有杂家的倾向。”[6]总之，冯友兰认定《淮南子》一书既出于众人之手又取自诸家之言，是个不能自成体系的名副其实的“杂家”。
“杂家”一词虽出于《汉书•艺文志》，但冯友兰对此有独特的见解。他说：“但成于众人之手，是杂家所以为杂的一个条件，有了这个条件，可以成为杂家，也不可以不成为杂家。杂家的人，自觉地要搞一个拼盘式的思想体系。有一点这样菜，有一点那样菜，齐整整地摆在一个盘子里，看起来也许好看，但吃起来各有各的味道。杂家的人，从这一家取一点，从那一家取一点，把它们抄在一本书里边，但读起来各家还是各家。这是因为它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把一部书的 内容 贯串起来，它实在是不成为一部书。凡是一部书，无论多么大的书，总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贯串于其中，这才成为一个体系。杂家之所以杂，就在于它不能成为一个体系。”“无中心思想”即无立言宗旨，——此为冯友兰界定杂家的第一个标准。冯友兰界定“杂家”的第二个标准就是“着重收集各家之长”，这好像是一个学绘画的人，“着重于临摹别人的画稿”。[7]其实，冯友兰所讲的这两个标准是一回事。
然而，自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冯友兰逐渐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针对上述他品衡“杂家”的标准，他写道：“从这两个标准看，都不能说刘安是杂家，他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黄老之学。”[8]本来说《淮南子》“无中心思想”，现在又说它“有一个中心思想”，好像完全不是出于同一学者之口，这个180度的转弯反差太大，冯友兰也没有说明其观点转变的原因。他还写道：“《淮南子》以道家学说为中心，吸取阴阳五行家的思想以及其他学派的某些观点，建立起一个与官方哲学相对立的体系。”这显然试图从 政治 上提高《淮南子》的 历史 地位，把它说成是与“官方哲学”相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而，他又对《淮南子》一书从哲学高度上进行了提升：“和董仲舒的哲学体系比较起来，《淮南子》的体系，具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因素，在许多 问题 上，跟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相对立。”[9]很明显，在60年代，冯友兰对《淮南子》的这个价值评判，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他是按列宁关于哲学的派别立场的论述来给《淮南子》划成分的。把《淮南子》划归为进步的哲学党派（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董仲舒“反动”的哲学党派（唯心主义和有神论）就有了其对立面，这样，毛泽东所说的哲学上的“对子”也就凑成了。
应该指出的是，冯友兰这种对《淮南子》基本看法的转变，正是《淮南子》自身思想体系中所包含矛盾的一种体现。冯友兰否认了《淮南子》是杂家，但把它归于传统上所认为的“道家”或“黄老之学”，也未必得其旨。但从这种对《淮南子》前后对立和自我否定评判的现象观之，也可看出学术界在总体上没有走出从“杂家”和“道家”的视野来把握《淮南子》一书的思想脉动，这一点，正是我们应该着重探究的。
二
其实，高诱的《叙目》中已经较全面地、清楚地交待了《淮南子》的思想宗旨。他说，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近人刘文典在其《淮南鸿烈集解自序》中发挥引申高诱的话说：“《淮南王书》博极古今，总统仁义，牢笼天地，弹压山川，诚眇义之渊丛，嘉言之林府，太史公所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者也。”[10]刘文典强调了“总统仁义”，但没有再说其旨为“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又引司马谈之说，强调“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这里既有儒、墨，又有名、法，一“采”、一“撮”，“杂家”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近人往往只取“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一义，而对高诱所强调的“讲论道德，总统仁义”和“出入经道”忽略不计，因而对《淮南子》一书的立言宗旨渐行渐远，始终不能深察而窥其要。
高诱《叙目》透露了一个真实的信息，那就是：《淮南子》一书尽管材料驳杂、广涉百家，但在其立言宗旨上，并非是一个大杂烩，而是围绕着“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这一“中心思想”展开的，其主要出入于“经、道”两家（“经”是《六经》，“道”是《道德经》），即儒、道两家。至于“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这只是“道”的一个方面，这从《原道训》、《俶真训》、《精神训》、《本经训》、《道应训》等篇章可知。但另一个方面则是“儒”道，这从《缪称训》、《修务训》、《人间训》、《泰族訓》等篇章可知。这种似乎前后矛盾的现象可以被简单地解释为一种没有体系的拼盘，但是，如果我们细致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整个《淮南子》的篇章结构和思想宗旨是有条贯、有逻辑、有体系的，它围绕着“讲论道德，总统仁义”八字宗旨统领材料、架构体系、展开论述、突出中心，所谓“出入于经、道”，即在宏旨上主要出入于道儒两家，力图把“道德”和“仁义”揉合起来，将儒、道贯通，实现一种儒道互补、儒道合流的价值结构。
三
既然“道德”和“仁义”是《淮南子》一书的核心范畴和价值观，我们可从 分析 这两个概念入手来体察《淮南子》书中的中心思想和义理所归。
把《淮南子》归于道家之书，就在于它“讲论道德”、“其旨近老子”。那么，就让我们剖析一下“道德”二字着手，看《淮南子》究竟如何“其旨近老子”。
提到“道德”二字， 自然 会想到《老子》一书，因为《老子》又称《道德经》。孰不知，《老子》书中只有独立存在的“道”与“德”，并无“道”“德”二字的合成词——“道德”。换言之，《道德经》中无“道德”。根据上个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推知，先秦至汉初，《道德经》实际上是《德道经》，因为那时是《德经》在上而《道经》在后。现在所说的“道德”应该叫“德道”才更合《老子》一书的原旨和先秦的习惯。即使“德道”二字，《老子》书中也是找不到的。可见，“德道”也好，“道德”也好，都是秦汉时期的人引申出来的。
考“道德”一词，见于先秦典籍者仅有如下几处：其一，《周易•说卦传》云：“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其二，《管子•内业》说：“凡道必周必密，必宽必舒，必坚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泽薄，既知其极，反于道德。”其三，《庄子•天道》载：“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也。”其四，《荀子•劝学篇》道：“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其五，《韩非子•五蠹》曰：“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今世争于气力。”问题在于：这些书的真伪全部存在争议。除《荀子•劝学》和《韩非•五蠹》中问题较少之外，《易传》与《庄子》外篇都有西汉人的话语痕迹，而《管子》一书本来就非出于一家，后经刘向之手，楔入的汉人思想更是比比皆是。由于《论语》和《老子》两书中皆无“道德”一词，可以推知该词汇最早创始于战国未期和秦汉之际，而流行于汉初道家黄老哲学的全盛期。
古代“德”同“得”。至于“道”，《说文解字》云：“所行道也。”《尔雅》谓：“达，谓之道。”而《易•履》曰：“道，坦坦。”这都是指地上人行的路。哲学家们把它引申为自然界和 社会 领域的 规律 ，故有“天道”、“人道”、“地道”之别。在《老子》书中，“道”有一种绝对实体和宇宙本源的含义，《老子》要引领人们去追求“道”，求得了“道”就叫“得（德）道”。在《老子》那里，“得（德）道”或“道得（德）”本来不是伦 理学 范畴，而属于一个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范畴，但它却能够被用来引申为伦理学范畴。天得道谓“天道”、地得道谓“地道”，人得道谓“人道”。前两者可归于自然论看待，因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本来就是一个自然本体论的核心概念。在
儒家跟道家的区别，最根本的就在于对“道”和“道德”的不同解读和话语体系的差异。人们常常误认为“道”是道家的专利，其实这是十分错误的。在 中国 哲学 中，并非只有道家才讲“道”，儒、释、道各家都讲“道”，但“道”与“道”不同。如唐代韩愈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11]儒家不仅讲“道”，而且十分重视“道”，其重视程度丝毫不逊于道家。查《道德经》一书，“道”字出现了76处，而在《论语》中，“道”字却出现了93处。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还说：“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我们对于孔子之“道”不应像对于老子之“道”那样去解读，正如子贡所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是说，孔子从来不讲“天道”，孔子所言皆是“天下道”即“人道”；而老子专讲“天道”，罕言“人道”。《论语》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可见，“道”到了孔子及其弟子那里，遂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伦概念，是伦 理论 的形而上学。很明显，孔子的“道”与老子那种“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蹈虚守静”的本体论形而上学之“道”具有明显不同。
或问：我们怎样识别何为道家之道、何为儒家之道呢？答曰：只要观其“道”有无人伦或伦 理学 层面上的意义即可明矣！
就“道德”二字来观，也是这样。我们今天理解的“道德”范畴是儒家的，即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而非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道德。甚至人们常常带着儒家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概念，去解读老子的《道德经》， 自然 会南辕而北辙，甚至会得出“《道德经》中无道德”的结论，抑或得出“《道德经》反道德”的结论。不过，我们发现《论语》跟《老子》有一个最大的共同之点，那就是二者都是分别地讲述“道”与“德”，却找不到一处“道”“德”合称的“道德”概念。这足以再次证明“道德”一词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决非是先秦之事。
“道德”从一开始出现时便被赋注了伦理含义，这是因为援“道德”入“仁义”、引“道德”配“仁义”的结果，“道德”和“仁义”共同构成了汉代儒家的价值标准，这也是西汉时期才形成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在汉初的叔孙通、陆贾、贾谊等人的著述里已经显露出来了，而在《淮南子》一书中，达到了首尾一而贯之的效用，并形成了贯穿西汉思想界的一条线索，即初由黄老刑名之学吸收融入了儒家的“道德仁义”理念，进而达到“儒道合流”，再进而在汉武帝那里转化为“独尊儒术”。由是观《淮南子》一书，无论从义理宗旨还是从 时代 脉络上，正处在“儒道合流”这一逻辑线索的中间环节上。当然，学术思想和时代思潮的转化有着复杂的 政治 、 经济 、文化及意识形态的背景，此处就不便赘述了。 四
分析 《淮南子》书中“道德”与“仁义”的内涵，不难看出一些“儒道合流”趋势的蛛丝马迹。试引几例：
“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览冥训》）
“世之明事者，多离道德之本，曰：‘礼义足以治天下。”（《齐俗训》）
“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汜论训》）
“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汜论训》）
“仁义之不能大于道德也，仁义在道德之包。”《说山训》
“故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为仪；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为道。”（同上）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要略》）
“《缪称》者，破碎道德之论，差次仁义之分，略杂人间之事，总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具。所以曲说攻论，应感而不匮者也。”（《要略》）
……
上引“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智，远者怀德”、“乱国之君，……不务仁义……不务道德”、“……不本于道德，不可以为仪，……不合乎先王，不可以为道”、“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等等，显然不是“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之指，而是充满着儒家的理念。尽管《淮南子》有“近老淡泊无为，蹈虚守静”之议，但这种近儒、亲儒和合儒的理念 研究 者不可置之而不顾，因为它恰恰反映了高诱所说的“讲论道德，总统仁义”的中心思想。
应该说，《淮南子》是从“道德”着手，切入“仁义”的。且看：
夫乘民之功劳，而取其爵禄者，非仁义之道也。（卷六•《览明训》）。
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卷六•《览明训》）。
君子非仁义无以生，失仁义，则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无以活，失嗜欲，则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利。（《缪称训》）
仁义之事，君子不厌忠信；（《缪称训》）
……
这哪里还一点“淡泊无为，蹈虚守静”的意味？俨然是一派孔荀之徒的口吻了！
“仁义”二字在老子《道德》中统为贬义，而在《淮南子》一书中，并非皆为贬义。尽管有时也提出了“道散而为德，德溢而为仁义，仁义立而道德废”的论点，但纵观全书，基本上是出于“道德”而入于“仁义”的。《淮南子》中使用最多的范畴就是道、德、仁、义和“道德”与“仁义”。准确地说，“道德”和“仁义”是《淮南子》一书中的核心范畴。如跟老子《道德经》中的同类范畴相比较，可以看出二书在立言宗旨上相差甚大。《道德经》一书5000言，“道”字出现过76处，“德”字出现过44处，“道德”合称者无一处；“仁”字出现13处，“义”字出现过5处，“仁义”合称者仅有一处，即十八章中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把“仁义”放在跟“道”完全对立的地位。相较之下，《淮南子》一书15万8千余字中，“道”字出现410处，“德”字出现279处，“道德”合称者出现27处；“仁”字出现144处，“义”字出现166处，“仁义”合称者55处。从中可明显看到《淮南子》中“仁义”和“道德”出现的绝对次数远高于《道德经》。《道德经》中本无“道德”概念，而《淮南子》中广泛运用了“道德”范畴，并常用来适配“仁义”。如果说儒家是以“仁义道德”标榜的，道家是以“道”标榜的，那么，《淮南子》则是以“道德仁义”标榜的——一手拉着道家，一手牵着儒家，试图协调两家义理，这在《淮南子》一书中表现得若隐若显，但调和主义的面目甚明。
五
《淮南子》一书似“杂”而非“杂”、言道而入儒、携道而合儒的现象，反映了西汉初年经过“文景之治”后，主流意识形态明显开始向儒家偏移。《淮南子》乍看起来其中心思想前后矛盾的情状，实质上反映了从黄老之术向儒家思想过渡中的特有的精神现象，其体现出来的宗旨只不过是致力于揉合儒、道，试图使之在义理上成为一体而已。《淮南子》的篇章结构的逻辑体例颇能体现刘安作为总编的匠心独具：先道再儒，由道入儒，最后达到儒道互错，进而达到二者的结合。这跟汉初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状况相关联。刘安事后不久，即有董仲舒上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这无论在 社会 变迁还是在学术思想的转化方面，实际上都不是一件突兀和孤立之事，而是有一个由汉初的“黄老之术”进而实现儒学复兴的渐进过程，而《淮南子》一书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客观进程在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折光。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董仲舒的思想，就会发现，董仲舒所复兴的儒学已经不是先秦孔孟的原始儒学了，而是充满着道、儒、法、术、名的合流与会通，在许多方面，它跟《淮南子》有一致之处。
至于《淮南子》一书及其作者刘安与汉初政治斗争的关系，本文不宜详论。刘安有意、无意或被利用、误用、误解为武帝年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于我们客观的评述《淮南子》一书的学术宗旨没有太多的关系。当然，不可否认汉初和武帝年间的政治斗争自始至终与当时“改正朔，易服色”的意识形态斗争交织在一起，而刘安最后因谋叛获罪而死的疑案自然会使人联想到他是属于主张“黄老之术”的窦太后一派的人物。其实，刘安跟窦太后乃至与田蚡是否为一党， 历史 证据并不充分。刘安撰《淮南子》是否是要规劝汉武帝刘彻去恪守汉初的“黄老之术”，从《淮南子》一书的宗旨来看，不能成立；从信史记载来看，也是牵强附会。事实上，《淮南子》始撰于景帝年间，当时儒学在陆贾、贾谊等人的倡导下开始复兴，虽然没有被景帝重视，但对思想、学术界的 影响 不容忽视。《淮南子》撰写时显然不可能考虑到后来继位的汉武帝，但不得不正视当时儒学复兴的影响；武帝即位时，此书已经峻工，建初二年献于朝廷。光元元年（前134年）董仲舒献“天人三策”，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完成了西汉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型。如果从西汉开国力主“黄老之学”到武帝的“独尊儒术”观之，《淮南子》正好处于二者的中间环节和过渡阶段上，就《淮南子》的立言宗旨来看，它客观上担负了这一过渡型学术思想的角色。
第2篇：淮南子本经训范文
关键词：《淮南子》；治学思想；通道略物；灵活创新
中图分类号：B23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6）06000105
Abstract： Huainanzi is infused with thoughts about study， covering the whole links of study and presenting systematic thoughts about study. In terms of importance， study enlightens people； in terms of purpose， it enables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and facilitates practice；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it encourages people to be persistent， consistent and flexible. Although these thoughts were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ng “Taoism”， they may be applied to general study. Today the thoughts about study in Huainanzi is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ety featuring study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Huainanzi； thoughts about study； perception； flexibility and innovation
《淮南子》在传播“道”学的过程中，渗透着丰富而严谨的治学思想。虽然不像先秦的《论语》《荀子》等著作有专篇文章集中论述学习，但是全书却贯穿了学习精神。其治学思想在《原道训》《精神训》《修务训》《泰族训》中多有体现，并散见其他篇章，书中从治学的重要性，到学习目的、意义、内容、方法等都论述得很详赡、系统，形成较为系统的治学思想。从此足以见《淮南子》十分重视学习，虽然本用于治“道”的学问，但是可以推而广之，用于指导一般的治学。今天深入研究淮南子的治学观念，对于树立良好的学风，构建学习型社会，建立创新型国家，具有启示意义。
一、治学犹如人之砥锡，开启聪明
淮南子认为，学习可以启迪聪明才智。如果人一生不学习，任性而为，就等于渡水不用舟船一样。《修务训》说尧、舜、禹、汤、文王、皋陶、契、史皇、羿九位贤人，虽然相隔许多年才有一位，但是人们总希望像这些贤人不断出现。然而，后来许多人“无五圣之天奉，四俊之才难，欲弃学而循性，是谓犹释船欲水也”。所以人生学习犹如鱼钩与宝剑需要经常磨砺，粗糙的镜子需要打光一样。于是，尖锐批评学无用处之谬误，强调学习之重要：“夫学，亦人之砥锡也，而谓学无益者，所以论之过。”这就如当一个人不懂得如何做那件事，有人主动教会他，此人当然高兴。
学习可以使人开启智慧。《泰族训》以幽默的语言奉劝那些宁愿把时间用于娱乐，而不愿意用来学习的人，假如以射雁打猎下棋的劲头，“日诵《诗》读《书》，闻识必博矣”。学与不学，“犹、聋之比于人也”；而一旦学好就能明白天人关系，抓住治理好国家的根本，用清净的心理、明澈的目光观察一切事物，即可把握其来龙去脉，如此，“可谓知略矣。”其实，孔子早已谈过学习体会：“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1]168《荀子・劝学》也有受益于学习的经验：“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修务训》进而提出君子要“精摇摩监，砥砺其才，自试神明，览物之博”，如此，即可“通物之壅，观始卒之端，见无外之境，以逍遥仿佯于尘埃之外”，遗世独立，超凡脱俗。正如《诗》所云：“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假如聪明的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不如愚笨之人勤奋好学。“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这是对《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发挥。人们只有天天奋进，月月奉行，日积月累，学习不倦，才可直接通向光明之境。王符《潜夫论・赞学》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2]3学习有助于人们增长才智，自古至今的认识是一致的。
这是因为学习可以丰富人的知识。《修务训》引述古代苍颉发明文字、容成制定历法、胡曹创制衣服、后稷耕种庄稼、仪狄首创酿酒、奚仲发明车子等贤人君子的功绩阐发此理。周朝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像这六位贤才了，可是很多人仍在学习这些贤人开创的业绩及其留下的经验；如今，“无六子之贤，而皆修其业”，没人具备这六位先贤之才，但却懂得学习其技艺。道理就在于“教顺施续，而知能流通”。至此，《荀子》所持“学不可已”之论，同时得到印证。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学习是要借助外界条件，达到个人力量、或者人类力量所达不到的目的。《修务训》说，大雁顺风而行，是为节省气力，衔着芦草飞翔，是为了躲避D弋；野猪会用乱草木棒、挖洞建房，以防雨淋，遮蔽日晒。蚂蚁、獾貉、虎豹这些动物都懂得利用外物防护自己。“此亦鸟兽之所以知求合于其所利”。假使有人出生于穷乡僻壤，生长在简陋破屋之中，既无父母养育、兄弟交流，又未曾见过眼前礼节、听过先古之事，独自呆在家中，“使其性虽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3]338这是以事实证实了“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4]3的劝学观点。假物的目的就在于借助外界条件，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譬如，能够领会六艺之广博崇高，品味道德之深邃妙旨，思想达到最高境界，高深莫测，远达无际，而后翱翔于无形之间，徜徉于四海之内，堪比太山之崇高，富拟江河之不断，而后心灵旷然贯通，昭然明亮，神思徜徉于天地之间，无所挂碍，“其所以监观，岂不大哉！”先前不明之事忽然明白了，原因何在？“非知益多也，问学之所加也。” [3]363。诸此，淮南子是在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后来，王符在其《赞学》中同样接受这个观点：“是故君子者，性非绝世，善自于物也。”
因此，《修务训》提出人们要“名可务立，功可强成”，就应有志于正道，趋就明师；激励气节使高尚，脱去世俗之气，加强学习。
二、治学旨在通道略物，学以致用
在学习上《淮南子》饱含求实精神，指出学习要脚踏实地，务在适用，旨在通晓大道，达于事理；“人莫欲学御龙，而皆欲学御马；莫欲学治鬼，而欲学治人。急所用也。”[3]290学习要求真务实，脚踏实地，不能好高骛远。《m真训》重申庄子意旨：“是故举世而誉之不加劝，举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荣辱之理。”学习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悟道明理。在此前提下，论治学淮南子多有独到之见。
首先，《淮南子》治学旨在通道明理。淮南子具有务求真实精神，讲究学习的实用性。《m真训》倡言：“有真人然后有真知。”《修务训》以常理比方，务实地指出：通达事理的人，佩带利剑是用来防身的，而不在于它是墨阳、莫邪那样的名剑；骑马是用来快速赶路的，而不在于它是骅骝、绿耳一样的名马；琴瑟是用来弹奏雅正和谐之声的，而不在于它是何样的名琴。同理，淮南子提出“诵《诗》《书》者期于通道略物，而不期于《洪范》《商颂》”学以致用的高明见解。一切都要从实际效果与能否达到最终目的出发，而不能徒有虚名。高诱注：“略，达；物，事也。”《论语・宪问》曾批评其时学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因此，《诠言训》慨叹，“有智若无智，有能若无能”，达道通理乃为悟道之正本。
为此，淮南子尖锐批评沽名钓誉而不求实际的盲从者，不但学不好，反而还闹出许多笑话。《修务训》列举了许多现象，对学习仅为装点门面，徒有虚名而不求实用的学习态度加以讥讽。比如本有破旧钝刃之剑、走调破损之琴，假如有人说它们曾是楚王佩带过、弹奏过的，尊贵之人、富家妻妾就会争相使用；然而能斩断龙舟、刺穿犀皮铠甲的锋利刀矛，梓桐制成、音色雅正优美的琴瑟，却连师堂、伯牙都不愿弹奏。淮南子诙谐地讥讽这些浅薄之人没有任何主见，不得要领的盲从做法，好比遗腹子给从未见过的父亲上坟，仅是“以礼哭泣之，而无所归心”。这正是荀子所鄙视的“入乎耳，出乎口”的“小人之学”。从此看来，美女并非要像西施那样不可，达人也并非要像孔墨之类不行，“晓然意有所通于物，故作书以喻意，以为知者也”。学习要做“能够见是非，若白黑之于目辨，清浊之于耳听”的“通人”。
同时，《淮南子》反对不动脑筋的学习方法，提倡学习典籍应寻根究底，不可人云亦云。《锫邸飞羁讨赋觯诵习先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学习诗书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诠言训》更加高明地揭示：“圣人终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淮南子指斥那些不动心思、有口无心的学习如鹦鹉学舌，“鹦鹉能言，而不可使长”，原因就在于鹦鹉“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鹦鹉学舌是治学的大忌，诵读典籍应取其精髓，而不能流于词章，求其末端。这种认识与《礼记・大学》“格物致知”，穷致事理的认识异曲同工。
据此，淮南子对古代典籍不像先儒那样盲从。比如，先前以孔子为祖师的儒家对《诗》无限尊崇，甚至认为学好《诗》就可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汉初陆贾《新语・道基》对“六艺”予高度评价：“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认为，“《鹿鸣》以仁求其群，《关雎》以义鸣其雄，《春秋》以仁贬绝，《诗》以仁义存亡”；还极力称赞儒家学说：“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与先前儒生对诗的盲从大相径庭，淮南子指出“六艺”都有不足之处：“故《易》之失也，卦；《书》之失也，敷；《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辟；《礼》之失也，责；《春秋》之失也，刺。”尤其将《诗》看成是邪僻之作[3]108。《诠言训》指斥“《诗》之失，僻”。高诱注：“诗者衰世之风也，故邪，而以之正小人，失其正，而入于邪。”《泰族训》既言“《诗》之失也，辟”，又说“《诗》之失，愚”。淮南子同时贬墨，说周室衰微、王道废缺，“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3]28，批评儒墨假借诗书欺世盗名之徒，是不能得诗书之精要的。因而引导治学，凡事要抓住它的根本，“失本则乱，得本则治”。
不过，淮南子对古代典籍既有否定，也有肯定，平心持论，不偏执一端。《泰族训》还评“六艺”：温惠柔良，为《诗》之风化所致；淳庞敦厚，为《书》之教化作用；清明条达，为《易》之精义所在；恭俭尊让，为《礼》之约束所为；宽裕简易，为《乐》之感化熏陶；刺几辩义，为《春秋》深意所染。《易》《诗》《书》《礼》《乐》《春秋》内容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可取之处，“其美在和，其失在权”，对“六艺”须持二分之论。
第3篇：淮南子本经训范文
关键词：《淮南子》；刘安；历史思想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6-0001-04
汉景帝、武帝时淮南王刘安组织人撰写的《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集》），是《吕氏春秋》之后又一部集体创作的理论著作。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内容庞杂，思想丰富，但主导思想属于道家，可看作黄老之学的一部代表性作品，也可说是西汉道家的集大成之作。
刘安组织编写《淮南子》意欲“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有很高的理论追求；他表白：“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有很切实的实用目标。书中阐述：“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 明言此书是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进行理论探索的。书中所论“天地之理”和“人间之事”是汉代历史思考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以道为本的宇宙观
《淮南子》崇“道”，从天地之理中抽绎出“道”，作为自己理论学说的最高范畴。认为“道”是宇宙本体，又是万物的生成变化根源，还是事物运动变化所遵循的根本法则。
书中描述“道”：“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它在空间上包容一切，在时间上无穷无尽，变化无常，不可测度。因为其无限，独一无二，所以又称为“一”，这个“道”或“一”也就是宇宙全体。它无形无声无味无色，却又是充盈一切的客观实在，有形有声有味有色的所有事物都真实地体现着这一客观实在。所以说：“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有声鸣焉，无味而有味形焉，无色而有色成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
“有生于无，实出于虚”，可以理解为世界万物这个“有”、“实”，化生于“无”、“虚”的“道”；也可以理解为外化的有形之物，体现着内在的无形的“道”，即“道”是支配万物运动的普遍内在规律。对于这两点，书中都有明确的说明。
关于“道”是宇宙事物变化所遵循的客观法则，《缪称训》宣称：“道者，物之所导也，德者，性之所扶也。”“道”规定着事物的性质与运动方向，事物如体现了“道”即禀赋了“德”，便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根据。它举出物象的具体特征说明“道”的这个秉性：“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
关于“道”是宇宙的本初形态，由它化生天地万物，书中论述：“其全也纯兮若朴，其散也混兮若浊。……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 “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而万物生”。 “道”化生万物是个自然的过程。它无目的、无意识，不主宰万物，也不施行赏罚，具有物质属性：“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象而弗宰。行喙息，飞动，待而后生，莫之知德；待之后死，莫之能怨”。 “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 其实这个意义上的“道”也就是大自然本身。《淮南子》对“道”的性质和功用的论述，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宇宙自然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
对于宇宙的生成过程，《淮南子》以“道”为本，作了唯物主义的描述。《天文训》说：“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故曰太昭。道始于虚，虚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本初形态的“道”，由虚生出宇宙，宇宙又生出元气。混沌无象的“道”至此有了“涯垠”，元气向清、浊两个方向分化，从而形成天地，天地间之气分为阴阳，表现出四时，化合成万物。对于人类的形成，书中解说：当天地形成，万物成形之时，“烦气为虫，精气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门，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天的清阳之气形成精神，地的重浊之气形成躯体。人死后，精神上归于天，形骸下消于地，个体便不存在了。这是对人类起源和形神关系的唯物主义解释，尽管它与人类起源的真相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对于万物生成和自然物象的生成，书中还用阴阳气化论作了具体说明：“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气精者为星辰。……天地之偏气，怒者为风。天地之合气，和者为雨。阴雨相薄，感而为雷，激而为霆，乱而为雾。阳气胜，则散而为雨露。阴气胜，则凝而为霜雪。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介麟者蛰伏之类也，故属于阴。”把世界万事万物及其形成与表现，都说成是阴阳气化的结果，是很彻底的气一元论观点，对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当有直接影响。
对于《淮南子》的宇宙生成论，任继愈先生作了充分的肯定：“《淮南子》把物质世界的活生生的内在力量展示出来，这正是素朴唯物论所具有的辩证特点，因为自然力本来就是具有活力的。……《淮南子》书中，有着中古时代最为系统的宇宙生成论，标志着人类视野的扩大和认识能力的提高。……《淮南子》凭藉当时有限的自然科学知识，发挥其极高的想象力和推断力，穷究天地剖判、宇宙演化，其间架结构成为以后整个中国封建时代宇宙论的传统格式。” 这是很恰当的评价。
二、体道而无为的社会历史观
从以道为本的天地之理出发，《淮南子》提出人的生存活动与社会行为应以“体道”为根本原则。要在弄清天地之理的基础上，通过自己顺应自然的行为求得生存与发展。《原道训》中所言“体道逸而无穷” ，“循天者，与道游者也”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书中论述天地万物的本性和相互关系都本于自然：“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昼，列星朗，阴阳化，非有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 自然万物既然如此，那么由自然化生出来的人当然也要顺自然之宜，才能得其所：“陆处宜牛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秽裘，于越生葛。各生所急，以备燥湿，各因所处，以御寒暑。并得所宜，物便其所”。因此，书中推导出“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的理论命题。把这一结论引入社会领域，便得出因自然而清静无为的主张。
书中将人事区分为“天”与“人”两个高低不同的层次：“达于道者，反于清净，究于物者，终于无为。以恬养性，以漠处神，则入于天门。所谓天者，纯粹朴素，质直浩白，未始有与杂糅者也，所谓人者，偶䁟智故，曲巧伪诈，所以俯仰于世人而与俗交者也。……循天者与道游者也，随人者与俗交者也”。 所以“圣人举事也，岂能拂道理之数，诡自然之性，以曲为直，以屈为伸哉？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君主执政要顺其天而应其人，须行无为政治。它论道：君主要“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君主之道要圆，即“虚无因循”，臣子之道要方，即“守职分明”。通过主圆臣方，建立起上下人等各得其所的政治秩序，便能达到“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 的境界了。《淮南子》讲顺自然之宜、循事务之理是正确的，一定历史时期条件下在施政上因循而无为也是适当的。它从体道的角度论证无为而治的道理，也有很强的说服力，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可惜的是当此书撰写之时，历史条件已发生变化，社会已产生全面兴革、开拓进取的客观要求，它的论点，只能给政治家、思想家们提供对施政原则的进一步思考了。
《淮南子》继承了孟子等人的重民思想，认为民是治国之本。《泰族训》论述：“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把民众作为君主生存的根基，比喻非常贴切。《主术训》阐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将食物、民众、国家、君主的命运联系起来，讲述它们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清晰而扼要。这里所言以民为本，并不是说民比君更重要，而是说君主离不开民众的支持，民心向背关系着政权的存亡。书中还讲到安民之术在于“足用”、“勿夺时”、“省事”、“节欲”，这里着重强调经济对民生的重要，反映了见解的切实。同时，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它又回到了无为而治的根本原则上。
《淮南子》对历史有丰富的见解，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有很深入的思考。
书中有反对崇古循古的思想倾向。它批评“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以致出现“邯郸师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诸人皆争学之，后知其非也，而皆弃其曲”，“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等怪现象。它认为历史是变化的，持崇古思想以论当世，必然凿枘难合，无补于世：“今儒墨者称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时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称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劳形竭智而无补于主也”。逻辑的悖乱导致行为的乖张，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一论证是有力的。它论述：“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事而举事。”这是理智而通达的古今关系之论。它还能挖掘历史的内涵，从表象深入到实质去借鉴历史：“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 “与化推移”是光辉的理论命题，其实践意义是可以指导人们获取掌握历史、利用历史的自由，而不被历史的重负所压倒，理论意义是把古代的历史鉴戒思想向纵深推进了一步。
与历史变化的观点相联系，《淮南子》特别强调“时”和“势”的作用。书中经常可以看到“贵其周于数而合于时也”，“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 这样的话语。在它看来，“时”不是空洞的历史过程，而是充满内容的与客观存在交融在一起的特殊时段。所以《齐俗训》中说：“圣人知时之难得也，务为趣也。”抓住时机，因时而作，便可取得事半功倍之效；逆时而动，则必然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时既然是个流动变化的过程，那么不同的时世，便有不同的行为要求，也就有不同的是非评价标准。《齐俗训》对此作了论述：“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定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这个是非相对的观点，对于因时立事的主张是有力的理论支持。《淮南子》还论到了形势与个人作用的关系。所谓形势就是由诸多客观情况所造成的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真训》讲：“治世，则愚者不能独乱，世乱，则智者不能独治。”个人不能改变客观历史形势，只有在与特定的形势相结合才能显示出个人的作用，这个看法虽然有悲观色彩，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对历史阶段性的看法
从《淮南子》中可以感受到历史分期意识。在论述历史的变化时，作者在不同篇章里表述了对历史的阶段性看法。《真训》中谈到了历史上先有“至德之世”，后有“世之衰也”。在衰世中又有伏羲氏之时，神农黄帝之时，昆吾夏后之世，周室之衰。《览冥训》中谈到历史上有往古之时，有羲氏之时，有黄帝之时，有夏桀之时，有晚世之时，有当今之时。《本经训》中谈到“太清之始”和“衰世”。《论训》谈到有“古”，有“后世”。乍一看书中对历史分期的看法很乱，其实稍加清理还是可以了解作者的基本观点的。书中把历史划成两个大的阶段，即往古与后世。往古又可称为至德之世，后世又可称为衰世。在后世中又可具体分成伏羲氏之时、神农黄帝之时、昆吾夏后之世、周室之衰（与晚世之时是对应的）、当今之时。其中当今之时也可以理解为是往古、后世之后的又一个大的历史时段，这样历史就是三大段了。《淮南子》对历史变化方向的看法是矛盾的。作者认为从道德上看历史是倒退的，从物质上看历史是前进的。《本经训》和《论训》的有关论述正好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本经训》是这样说的：
太清之始也，和顺以寂漠，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躁，推而无故。在内而合乎道，出外而调于义，发动而成于文，行快而便于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而顺情，其心愉而不伪，其事素而不饰。是以不择时日，不占卦兆，不谋所始，不议所终。安则止，激则行，通体于天地，同精于阴阳，一和于四时，明照于日月，与造化者相雌雄。是以天覆以德，地载以乐，四时不失其叙，风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扬光，五星循轨而不失其行。当此之时，玄玄至而运照，凤麟至，蓍龟兆，甘露下，竹实满，流黄出而朱草生，机械诈伪莫藏于心。……古之人同气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当此之时，无庆贺之利、刑罚之威，礼义廉耻不设，毁誉仁鄙不立，而万民莫相侵欺暴虐，犹在于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众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于是忿争生，是以贵仁。仁鄙不齐，比周朋党，设诈，怀机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贵义。……
作者认为原始之时自然与人处于本初的和谐状态，后来人对抗自然的能力增强了，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衡，造成越努力物质要求越得不到满足的后果，随之而来的是争心起而本性丧，以仁义礼乐救其失却捉襟见肘。这是一种消极悲观的历史观点。
《论训》是这样说的：
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热，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以便其用，而民得以形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钩而樵，抱而汲，民劳而利薄。后世为之耒耜，斧柯而樵，桔皋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故地势有无得相委输；乃为而超千里，肩荷负儋之勤也，而作为之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为鸷禽猛兽之害伤人而无以禁御也，而作为之铸金锻铁，以为兵刃，猛兽不能为害。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困其患，则造其备。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
第4篇：淮南子本经训范文
1、古语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出自西汉时期刘安的《淮南子·氾论训》。《淮南子·氾论训》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哲学著作，属于杂家作品。《战国策》和《史记》在评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都用到了这句话。
2、原文节选：
鲁昭公有慈母而爱之。死为之练冠，故有慈母之服。阳侯杀蓼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未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夫夏商之衰也，不变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袭而王。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来源：文章屋网 ）
第5篇：淮南子本经训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设计；“守约以治广”；“少即多”；微观比较；设计思想；身份确证；审美文化
中图分类号：J50文献标识码：A
客观地说，中国汉代艺术设计，在世界设计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汉代设计在当时远远超越了世界设计水平，譬如“长信宫灯”的铁皮导管烟罩的设计与制造，西方一直到15世纪才出现；汉代漆器设计之生漆的栽培与大漆的使用技术，当时欧洲人是无法企及的，直到16世纪30年代欧洲人也只能使用化学漆。不仅如此，汉代设计思想中的许多设计命题，还具有世界性价值。譬如《淮南子·要略》之命题“守约以治广”与现代主义建筑与设计大师米斯·凡·德·罗的经典设计名言“少即多(less is more)”就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我们要明确，那是2000多年前的中国汉代设计思想命题,与西方的现代设计或后现代设计思想命题相比，汉代设计命题确乎具有世界性的设计学价值与超前性的美学指标。但当下的设计艺术事实是，传统设计文化“工作室”已经荒芜般地“废弃”，市场“花哨”的设计背后已经忘却了我们的“根设计文化”。笔者拟就“守约以治广”与“少即多”两则命题进行一次微观比较设计学研究的尝试，凭借比较的视野去解读中国传统设计文化的当代性元素与跨文化灵魂，以期确证中国传统设计身份及其设计思想的超越性与世界性。
一、“守约以治广”
“守约以治广”，语出《淮南子·要略》：“《原道》者，卢牟六合，混沌万物，象太一之容，测窈冥之深，以翔虚无之轸，托小以苞大，守约以治广，使人知先后之祸富，动静之利害。诚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观矣。欲一言而寤，则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则贱物而贵身；欲参言而究，则外物而反情。”在此，“守约以治广”，虽然说的是文章之写作原则。其含义为“守约”即能“治广”，或“托小以包大”。“守约”，或“象太一之容”；或“欲一言而寤”，只有这样，方能“使人知先后之祸富，动静之利害”。或“尊天而保真”，否则“外物而反情”。
实际上，“守约以治广”的思想贯穿《淮南子》之始终，尤其是汉代造物设计中不乏“守约以治广”的思想，它是一种崇尚“简约”设计的一种典型表现，或者说，“守约以治广”是汉代思想的设计学推演。在汉代造物设计中处处可见，譬如建筑设计中追求“台简”，《淮南子·本经训》曰：“土事不文，木工不斫，金器不镂。”《淮南子·俶真训》曰：“其所居神者，台简以游太清”，因为汉人相信，“大礼必简”。《淮南子·诠言训》就曰：“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再比如汉代漆器设计，其整体特征就是为用的设计，为简的设计，归根结底是为人的设计；汉代灯具设计简洁而实用、仿生而科学，并具有工艺与技术的双重美学指标。
汉孝文皇帝有著名的“何以台为”的故事。据《汉书·文帝纪》载：“孝文皇帝即位……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可见孝文帝是一位十分节俭，懂得“守约”的皇帝，众人“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但因“直百金”，他回答，直金，大约是一般石户人家的产业，连住在祖宗宅子里都“常恐羞之”，怎么能够造台呢？
“何以台为”与“楚有章华台，遥遥云梦泽”之楚灵王的“章华台之美”构成鲜明对比。难怪乎宋人有诗曰：“故国兴亡数，勤民土木嘉。废台称是楚，辨物愧非华。”（宋·高道华《章华台碑》）从表面上看，文帝的“何以台为”的思想是在说设计露台过于奢侈，实际上，“何以台为”的核心精神是以民为本。这种民本设计思想在汉代首先是一种治国思想，然后才表现为设计思想。这也是古代中国设计与治国相统一的伟大构想。因为有了“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国设计思想，从而“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所以才有“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大汉富裕气象。从汉代历史的兴衰来看，也能证明这一点。决非“海内殷富，兴于礼义”，而有“何以台为”，甚或相反。
中国传统设计不仅关联“治国”，还在于“为人”。《淮南子·主术》中说：“贤主之用人也，犹巧工之制木也。”汉代造物之“造”，就多用“为”代替，如“长安巧工丁缓者，为常蒲灯”，“何以台为”、“埏埴而为器，窬木而为舟”等。“工事苦慢，作为淫巧，必行其罪。”（《淮南子·时则训》）就是设计之不当与为人之罪的最好思想之表达。
淮南王在汉代初年提出简约设计理念具有深刻的文化、政治、经济与思想背景。在文化上，西汉初年的学术文化思想充满儒道合一的新儒学特点，在以法学为治的秦朝短暂的历史中，汉代人充分认识到“以用为节”的儒家设计精神与“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对于虚弱的汉政权是多么的重要；政治上，为统一各诸侯，稳定政权，奢侈豪华已经不是汉初统治阶级的个性选择，为了国富民强，统治者实行的“休养生息”的经济策略，提倡节俭。所以，“守约以治广”在汉初不仅是一种文章与文化思维，更是一种设计与治国之方略。具体地说，形成汉代“守约以治广”的设计风格还有以下原因。
第6篇：淮南子本经训范文
论文关键词：知识产权战略；科技创新；经济发展
秦淮区是南京市的六城区之一，是传统的商贸旅游区，在新一轮发展中，要积极抢抓科技创新发展机遇，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而知识产权是推进科技创新的基础，直接关系到秦淮区能否顺利实现转型升级。《南京市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已经出台，《南京市专利促进条例》即将颁布，秦淮区的知识产权工作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必须大力强化知识产权战略，不断推动企业增强持续创新能力，为秦淮区顺利实现跨越发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三个发展”创造条件。
1．基本现状
近年来，秦淮区认真落实十七大会议精神，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科技部门和知识产权局要求，大力开展知识产权工作，不断加强组织领导，积极开展宣传培训，努力营造良好的氛围。2009年，全区企业、个人申请专利238件，其中发明专利47件；授权专利154件，其中发明专利41件，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2010年上半年，南京市顺利通过了全国知识产权示范市的验收检查，秦淮区也被列为全省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区之一。
(1)加强组织领导，形成齐抓共管格局。 挂牌成立了知识产权局，建立了专业的知识产权工作队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作机制。秦淮区政府为了在全区上下形成抓知识产权工作良好氛围，将知识产权工作纳入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奋斗目标责任书》，对各街道年专利申请量等目标进行考核，制定了考核评分标准，其考核结果和各单位评选优秀挂钩。动员有条件的的科技型企业配备专(兼)职知识产权工作者，建立知识产权工作队伍。如，普天通信有限公司、奥特佳冷机有限公司等建立了一整套专利工作队伍，配备专利事务和相关司法事务专职工作人员，已有16名企业知识产权工作人员参加了省首批知识产权工程师培训。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由科技企业专兼职知识产权工作者和街道工作者组成的联络员队伍，构筑了区、街道、企业三级专利工作网络。2010年秦淮区科技局投人l0万元建成了秦淮科技网，初步建成秦淮科技企业数据库、创新人才数据库，开发了短信呼、邮件通等功能。
(2)开展宣传培训，不断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广泛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资源，广泛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活动。在夫子庙等人流量大的地区树立大型电子显示屏，全天滚动播放知识产权保护知识录象，播放《知识产权ABC》《创新与梦想》《专利制度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简介》等知识产权宣传片，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二是走访重点科技企业。为了进一步推进秦淮区产学研合作和知识产权工作，科技局由局长带队对全区60余家重点科技企业进行定期走访调研。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不断向企业宣传知识产权工作，并有针对性的作专题辅导，做到点面结合。比如，为永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战略辅导，受到了企业的好评。走访中，还进一步梳理征集企业的项目需求，积极推动南京市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三是举办知识产权培训活动。近年来，多次举办“区内企业知识产权战略运用座谈会”，区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重点科技企业代表、各街道科技工作联络员参加培训，邀请有关专家和省市知识产权部门领导作专题辅导，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培训活动，培养了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企业群，进一步推动了全区的科技创新工作。四是积极开展知识产权执法检查活动。积极开展知识产权执法工作，不断强化知识产权工作意识，在“4．26知识产权Et”期间，开展执法检查活动。2010年4月26日，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南京市知识产权局、秦淮区知识产权局三级联动在夫子庙地区开展知识产权执法检查活动，进一步规范了夫子庙地区市场秩序，提高了企业维护知识产权的意识。 转贴于
(3)提升服务水平，努力营造良好的氛围。 一是不断完善创新机制。秦淮区政府制定了对获得省、市着名商标称号的企业分别给予20万、2万元奖励，获得省名牌产品称号的企业5万元奖励，通过省、市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认定的企业分别给予1．5万、1万元奖励，通过IS09000认证的企业给予5000元奖励的政策。在全区范围内继续开展大、中、小学在校学生个人“专利申请零费用”活动。二是大力加强载体建设。秦淮区大力加强科技企业载体建设，到目前为止，已有各类园区共有16家，总面积61．79万平方米。其中规划待建4家10．64万平方米；在建4家，9．1万平方米，已建成招商8家，42．05万平方米其中，1865园区已建成9万平方米，引进企业54家，随着园区建设推进，进一步拓展了全区知识产权工作发展空间。三是积极开展专利申请费补助活动。配合南京市科技局开展的专利申请资助活动，秦淮区通过网站有关信息动员有研发项目的企业积极申请专利在活动开展期间，对区内专利申请重点企业实行上门服务，做到企业申请受理率达到100％。
2．存在问题
秦淮区知识产权工作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三个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
(1)知识产权载体比较欠缺。 全区科技资源匮乏，一是高校院所缺失。秦淮区是南京市六个城区中唯一的一个没有大专院校的区，区内科研院所也是风毛麟角。据统计，省医疗器械检测研究所是区内唯一的1家科研院所，而大部分专利申请却集中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二是科技园区缺失。全区现有的科技园区小而散，只有1家省级以上科技园区，且发展空间严重不足缺乏承接科技企业的载体。
(2)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相对较少。 区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企业只有40余家，专利申请量在南京市几个城区中较为落后，和先进城区相比差距较大，而且现有科技企业缺乏持续创新能力。从专利结构来看，发明专利偏少，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居多。
(3)科技企业外迁现象严重。 一方面，受区域工业企业向郊区迁移的影响。主城区制造业向外迁移已成为趋势，秦淮区英华达、北方光电、二机床等传统专利申请量较多的工业企业都已迁移至外区。另一方面，受大校场机场搬迁影响。由于大校场机场搬迁，附近的科技企业都面临着搬迁问题，企业外迁现象普遍。
3．下一步发展思路
(1)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意识。 加大利用各媒体扩大知识产权工作的影响面，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借助社区的科普画廊、科普学校，以展板、多媒体等形式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活动，在不同的群体中进行不同层次、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宣传，营造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社会环境；把普及专利知识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作为区机关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企业科技人员的必修课，不断提高南京市秦淮区知识产权工作的整体水平；继续组织知识产权基础知识、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知识产权工程师培训等培训；利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资源，开展有关培训活动。
(2)进一步加强目标责任管理。 建立以“区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一街道一重点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工作办公室”为框架的区知识产权工作网络，设立知识产权联席会议制度，明确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职责，定期召开联络员工作会议，通报区知识产权工作情况，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引导、帮助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建立以专利为主体的知识产权管理保护体系，做到机构、人员、制度、经费“四落实”；认真落实专利申请目标责任制，严格考核制度，真正发挥区、街道、企业三级专利工作网络作用，把目标责任落实到人，使秦淮区专利申请量有较大的提升。
(3)进一步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加大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创新基金等项目申报力度，特别是对专利实施项目实行重点推荐，积极争取在区应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资金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支持区内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引导企业走科技兴企道路，完善企业自主创新激励机制，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与新产品开发力度，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学会在技术立项、产业化、市场开拓及技术保护过程中运用知识产权保护手段，自觉把拥有知识产权作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需要。
第7篇：淮南子本经训范文
由于南通的工、商、农、垦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张謇在1910年就设想建南通劝业银行。他认为：“是今日为实业计，必先银行，为银行计，必先营储蓄兼普通商业。以储蓄资普通商业之本，以普通商业资储蓄之息，一行兼之，尤为灵通而巩固”。①张謇的这一主张，由于在当时还缺乏社会基础，故未成行。1918年，上海金融界见南通是个新兴的工业基地，拟推进南通增设银行。此时，深知银行重要的张謇感到形势紧迫，一方面先与盐商周扶九集资34000元设立大同钱庄，微调大生系各厂资金，一方面向南通社会各界急切呼吁：“二十余年中，吾花纱布同业所感受之痛苦之艰难，而徒唤奈何者，一言以蔽之曰，金融关系而已”。②他决心要建立南通自己的银行，以满足吸纳社会游资和调剂大生系统资金的需要。此举终于得到了大生系统股东们的赞同，当即组织筹建班子，并定名为淮海实业银行，在南通濠阳路营建银行大楼，向社会招股，每股100元，计划集1万股。1919年农历4月15日举行大生纺织公司股东会，决定在股东余利项下，提出1/10投入银行。③这样实到资本已达1058510元，并决定继续向社会再集入191490元共为125万元，随即上报国家财政部、农商部批核。上报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按其时银行界成例，实到资本占注册资本1/4即可获准，加上张謇原在北京政府任职，熟人较多，故在当年年底就得到批准，接着试营业。董事会推举大生公司协理、张謇的哥哥张为董事长，聘任张謇的儿子张孝若任总经理。1920年1月淮海实业银行正式开业，同时获得了纸币发行权。该行经营项目颇多，有存款、放款、贴现，受抵有价证券，南通地方公债，代保管金银物品及买卖金银，兑换外国币，经理大生公司各项股款、股息等。由于张氏在南通有极高的威信，淮海实业银行开始营业情况较好，1920―1921这两年间存、放款业务量各达500万元，纯利达16万余元，营业之盛，超过了自1912年以来陆续在南通开设的江苏省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储蓄银行等分设机构。该行董事会见其发展顺利，决定开拓国际汇兑业务，在上海等多处设立分支行、所，并筹备发行钞票。
淮海实业银行钞票名为“淮海实业银行汇兑券”，可兑等额国币，面额分一元、五元、拾元三种。
一元面值票幅84×160mm，横式，正面上端自右向左，横书：“淮海实业银行汇兑券”字样，行名左右各印有6位数号码，四角有“壹”字，中间有张謇之子、该行总经理张孝若半身像，右侧为“凭票汇付国币壹元，淮海实业银行照付”，并有该行红色方印一枚。左侧花纹上印“壹圆”两字。背面上端横印淮海实业银行的英文行名，左、右印上同样的6位号码，中间为南通狼山风景图。
伍圆券，票幅为90×165mm，此券正面除中间和四角面额字变为伍圆外，其余与该行壹圆券完全相同。背面主景图为该行办公大楼正视图，其余总体格局也与壹圆券相同。
拾圆券，票幅98×175mm，该券除面额字为10圆外，正、背面主景与格局同壹圆券(插一下)。
淮海实业银行1元、5元、10元三种面额的汇兑券，都印上了张孝若的半身像，1元、10元券背面都印南通狼山的图案，其设计上充分体现了张氏的主导地位和南通地方民营银行的特色。该券上未印印制年份及印刷厂名，然印制比较精良，纸质也较好。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该行准备发行汇兑券之际，淮海实业银行遭遇逆境。1922年起，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大量开设纺织厂，争购原料，倾销纱布，南通大生纱厂由高额利润变为大额亏损企业，此时苏北又逢大水，灾情惨重，由于工、农、垦各业萧条，对淮海实业银行的资金营运造成极度困难。而且淮海实业银行虽名为独立的民营股份制商业银行，但其股资大部分来自大生纺织公司的大股东们，实际可称为大生纺织公司的子公司，受大生公司的干预极大，资金投向主要跟随大生公司的决策，如为大生公司开发棉田，认购通泰盐垦公司债票36万元和垦田抵押放款35万元，共71万元，占该行自有资本的50%，还放款大生纺织公司沪办20万元，及南通大生系企业股票抵押贷款22万元，这些放款均属10年以上长期投入性贷款，严重影响了贷款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原则。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该行曾为南通绣织局向上海华友银行借9万美元作担保，因绣织局未能履约还款，淮海实业银行作为担保人，替绣织局代还了9万美元的本息，而得到的是绣织局积压物品。④淮海实业银行不仅放款板搁，而且存款也急速减少，首先是工商企业不景气，造成企业存款锐减，个人储蓄上，人们见淮海实业银行效益日下，也纷纷取款。昙花一现的淮海实业银行，面对严峻的形势，立即采取收缩措施，张氏父子为保持信誉四处筹措资金，对单位与个人存款决不少付一分钱。同时，为减少麻烦，取消了已印就的100万元汇兑券发行计划，封存库房。其后淮海实业银行一蹶不振，进入了漫长的停业清理阶段。直至1949年南通解放，淮海实业银行办公大楼改作邮电局时，将整箱整捆的汇兑券进行销毁，其间好奇的儿童及行人捡走了一些作为欣赏或家中装饰之用，因而有少量流于民间，现成为钱币收藏界难得的珍品。
淮海实业银行汇兑券未能发行，这里有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可鉴。淮海实业银行由盛转衰的急转弯，除客观上农、工、商经济一度萧条外，在经营上也有许多不足和问题。第一，开张时见营业较旺，董事会便急于在上海、南京、扬州等地扩点，处处放出铺垫资金，使资金和精力分散。第二，放款中，长期贷款占比过高，出现了长期投入性贷款高于短期周转性贷款的倒置现象。对放出的长贷也未及时跟踪分析，在问题的潜伏期中未能及早发现。第三，该行名为独立自主的民营股份制商业银行，但其股资大部分来自大生纺织公司的大股东，淮海实业银行的业务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大生纺织公司，客观上成了为大生纺织公司决策服务的“政策性银行”，资金大部投向大生公司长期投入性项目，这就直接导致了淮海实业银行在很短时间内运营失灵和最终歇停。第四，在困难时采取收缩措施是必要的，但应作部分调整，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逐步优化信贷结构，加强内部管理，以待垦田成熟，纱布业复苏等经济大环境好转时再图发展。淮海实业银行采用了全面歇业的办法，则失去了复业振兴的启动功能。
当然也要肯定淮海实业银行创始人张謇力主创办银行，并在淮海实业银行开头之时为当地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后在淮海实业银行出现危机时，决定停发汇兑券，决不嫁祸于民，并认真清理债权债务，对存、储户都按约足额付给本息，做到严守信用，这一点也是足可称道的。
注释：
①④见《南通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
第8篇：淮南子本经训范文
关键词：淮南职业技术学院；“订单式”人才培养；保障机制；专业建设
“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就是学院与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共同研究用人规划和培养计划，通过签订委培协议书或以企业正式文件的形式予以落实，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几年来，淮南职业技术学院注重研究和不断解决毕业生就业工作中的新问题，逐步探索“订单式”职业教育的体制和机制，打造灵活开放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毕业生就业工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2002—2004年，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89.6％、 93.6％、94.68％，在安徽省同类院校中名列前茅，得到了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专家组和安徽省教育厅就业评估专家组的充分肯定。
一、“订单式”职业教育体制
在学院的积极倡导下，学院的主管部门——淮南矿业集团成立了“淮南矿业集团产学研理事会”，由集团公司总经理和学院院长分别担任理事长和副理事长，集团公司下属的20多个矿、厂、处、医院等单位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为理事。学院充分利用企业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优势，一方面建立学生实训和“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另一方面聘请现场人员授课或开展专题讲座。各专业成立了以企业一线技术人员为主的专业指导委员会，在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时，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学院建立了学术研究基金，鼓励教师带着课题与现场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并解决生产技术难题，促使教师教学、科研与企业生产紧密结合。
学院先后在淮南矿业集团公司的矿、厂、处、医院等“产学研”合作单位确立了“煤矿机电一体化”等8个产学研主攻方向，建立了电子工程、计算机信息、物业管理、护理学、煤矿、机械等实习实训基地，签订了学生实训和教师培训协议。学院领导十分重视实习、实训基地的硬件建设工作，经常了解基地的师资队伍和学生实习进展情况，与基地领导交换意见，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推进实习、实训基地持续、健康地发展。切实依托实习、实训基地，抓好学生实践性教学。
通过“产学研理事会”体制下的产学研合作办学，实现了集团公司各厂矿、企业面向学院职业教育与培训全方位的开放，产学研合作办学的形式多样，并且有“0.5+0.5”、“1+1”、“2+1”等多种办学模式。其中，“0.5+0.5”是指在岗大中专毕业生“回炉”，学制为1年，前半年在校学理论，后半年到现场实训；“1+1”是指在岗技工生“回炉”，学制为2年，1年在校学理论，1年在现场实训；“2+1”是指高职生培养，学制3年，2年在校学理论和课程实习，1年在现场参加实训。
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全国第三次高职产学研经验交流会上指出，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在办好煤矿专业的同时，主动服务于煤炭行业，面向淮南矿业集团开展各类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在职培训，走出了一条“产学合作、产学双赢”的发展道路。
随着学院产学研合作办学体制和机制的不断完善，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不断增强，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和知识素质得到有效的提高，增强了学院整体就业竞争优势，并为打造“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走出了一条职业教育办学的特色之路。
二、“订单式”职业教育的实践效果
“订单式”培养的突出特点，就是招生、就业一体化，实现了“产销”链接。学院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委托培训，订单培养”的办学特色，为缓解煤矿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紧缺的压力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煤炭企业形势的好转，煤矿主体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形势看好。到目前为止，学院已与淮南矿业集团、国投淮南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皖北煤电集团公司等几家特大型煤矿企业，共签订“委托培养协议”的高职生600多名、中职生2000多名和集团公司内部大中专毕业“回炉”生1880名。委托单位不仅承担学生的部分培养费用(学费的30％—60％不等)，而且为教师现场调研和学生实训提供了方便，调动了学校、委托单位和学生三方面的积极性。学院2004届78名高职毕业生已全部安排到淮南矿业集团有关单位进行就业性实习，学生毕业后就地就业。在刚刚举办的2004年度安徽省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招聘会淮南分会上，国投淮南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学院2005-2006年的毕业生举行了现场预签仪式，共签订就业合同100余份。2004年安徽省教育厅特安排学院以《打造“订单式”职业教育模式，实现“产销”链接》为题，在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作专题发言。
学院和委培单位共同成立了委托培养教育领导机构。在委托培养教育过程中，学院与委托单位在教学计划制定、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学生管理、教学监督和实习实训等方面，双方齐抓共管，相互协调和沟通，确保了培养质量。
通过加强调研，使“订单式”职业教育教学内容更贴近生产实际。学院制定了教师深入现场调研的实施办法，每年利用假期有计划地安排50—70名教师到现场调研，带着问题出去，带着成果回来。将新工艺、新设备、新手段、新技术变成讲义或教材，要求教师对所从事专业的生产实际、技术状况和设备水平了如指掌，使“订单式”学生针对岗位需求学习，缩短上岗前的见习时间。
三、“订单式”教育质量的保障机制
(一)从培养和提高学生专业素质、身心素质、能力素质、社交素质入手，建立实用的素质教育体系
通过专业技能操作比赛、教学实践产品或成果评比，强化学生的专业素质。坚持晨练制度，定期开展心理学讲座及咨询活动、勤工俭学活动，提高学生的身心素质。开展演讲比赛、小型辩论赛、小发明、小制作、社会调查、学术调研、研究论文等竞赛，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
(二)将“双证”教育纳入专业教学计划中，加强对“双证”教育的管理，为毕业生就业创造条件
转贴于 学生按要求参加国家和省计算机资格等级证书考试，学院还充分发挥自身的部级职业技能鉴定站的作用，要求“订单式”委托培养的学生必须取得相应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并且鼓励学生取得其他职业资格证书，如“会计电算化证”、“预算员证”、“秘书等级证”、“公共关系资格证”、“物业管理上岗证”、“无线电装接工证”、“助理电子商务师证”等，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2002、2003两届毕业生共有 1400余人次在取得毕业证的同时，又获得相关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全院“双证”取证率在90％以上。
(三)加强技能教育
按照用人单位的要求，学院适时调整与企业需求不适应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按企业提供的岗位人才规格要求，调整教学计划，增设适用的新课程。如2001级煤矿机电专业教学计划总课时为2997学时，其中，实践教学课时原为967学时，根据淮南矿业集团公司的要求，学生提前进入实习阶段，实行实习与就业相结合，学院及时将学生实践教学课时调整为1191学时，增加了224个学时。同时，增加了《矿井供电》、《电机拖动与控制》、《电气设备检修》等课程的实训，从而保证了教育教学质量。
四、进一步扩大“订单式”教育规模的措施
为了将“订单式”职业教育做大做强，学院确立了“立足煤电企业，兼顾相关行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办学指导思想。
目前，淮南矿业集团公司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十一五”末原煤产量将超过5000万吨，发电装机容量720万千瓦。“建大矿，办大电，做资本”的发展战略正在快速、稳步推进。集团公司的发展势必对生产一线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学院抓住机遇，将“订单式”职业教育的专业覆盖到煤矿所有专业(如地质测量、通风与安全工程、采矿工程、煤矿机电、综合机械化、工业电气自动化等)和部分电力专业(如电力系统与自动化、城市供电等)。
当前，我国煤矿行业处于大发展时期，人才缺乏是制约煤矿企业发展的瓶颈，却为学院扩大“订单式”职业教育范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学院正在努力开辟两淮煤矿及周边省份如江苏、山东等地的煤矿专业“订单式”职业教育市场。学院把这项工作与毕业生就业工作一起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由院长主管，党委副书记协管，并在人员配备、经费投入和设备添置等方面予以保证，制定了有效措施予以落实。
(一)工作重心下移
学院为了充分调动和发挥教学系部的工作积
极性和创造性，把扩大“订单式”职业教育规模的任务和就业工作重心下移，明确提出了教学系部总支书记、主任负总责，全体教师参与的工作思路。
(二)加大考核力度，奖惩分明
学院制定了就业工作考核办法，把“订单式”职业教育和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教学系部年度考核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将各专业毕业生就业工作与该专业招生计划、专业设置、干部实绩及教育经费投入挂钩，凡专业就业率低于全省高职高专平均就业率的，停止该专业招生；凡当年系部毕业生整体就业率低于院毕业生就业率5个百分点的系部，不得参与学院年终全部评优工作，并扣发系部党政一把手50％的半年岗位津贴。
学院制定了“以奖代补”政策。以办学系部为主导，抓“订单式”培养和就业工作，可享受85％的就业奖。包括“订单式”毕业生在内，就业率达到70％以上的办学系部，按照不同的就业率享受不同档次的就业奖。学院就业指导办公室主要负责就业信息的搜集与，做好协调、统筹、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工作，以及组织好一年一度的安徽省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淮南分市场招聘会，可享受15％的就业奖。
(三)根据市场需求加强专业建设
办学系部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抓好专业设置、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管理工作。近两年，根据对毕业生跟踪调查的情况和就业市场的信息反馈，设置了一些企业急需的专业，如电力系统与自动化等。
根据特大型煤矿企业相关专业的“订单式”职业教育要求，学院及时调整专业或专业方向，以满足企业对紧缺人才的需求。如把会计学专业调整为注册会计师专业、公司理财调整为公司理财与物流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调整为建筑工程监理等，为进一步扩大“订单式”职业教育规模奠定了基础。
通过面向市场灵活设置专业，增强了人才培养工作的针对性、目的性和可行性，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提高毕业生就业率，使毕业生就业工作与“订单式”培养工作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
第9篇：淮南子本经训范文
那么，淮南王刘安到底有没有谋反，甚至如有的学者所云 “这是汉武一朝发生的最大的一次诸侯王叛乱”呢？对此，《史记》本身就有存疑，历史上也有“冤狱”之议，近现代一些著名学者也认为淮南王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
究竟如何认识和看待司马迁《史记》对刘安事件的记述，笔者认为，仅从字面去理解显然是不够的，应当透过表象深察本质;仅从《淮南衡山列传》一章来研究也是不够的，仍有片面之嫌，而必须打通相关章节的相关记载，融会贯通，从而“会当凌绝顶”，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以观全貌，得出一个相对全面客观的结论。
一、司马迁对淮南王叛逆事件的质疑
司马迁的《史记》最早为淮南王刘安立传并记录所谓叛逆事件，其后关于淮南王刘安的绝大多数史料包括《汉书》盖源于此。一般读者甚至一些学者对淮南王刘安的印象和看法，大多来源于《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的字面表述，而很少或根本没有综合《史记》其他章节的相关记述。因此，也就不能融会贯通地全面理解司马迁对淮南王刘安事件的整体判断，以致得出片面的错误结论。笔者综合《史记》中有关淮南王刘安事件记述的章节和段落，发现司马迁对朝廷所谓的淮南王“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是持怀疑态度的。这种怀疑表现在司马迁在对淮南王立传的主章节采取的“曲笔”，和隐藏在其他人物传记章节段落所用的“明笔”上。
（一）曲笔
所谓曲笔，乃历史编纂术语，指为当权者隐瞒曲折历史的真相，与秉笔直书的“直笔”相反。
众所周知， 司马迁是汉武帝朝的太史令， 即史官， 因替李陵败降一事辩解被处以宫刑， 从此遵其父遗命，忍辱负重，潜心著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 长达3 000多年的历史。既有汉武帝朝以前的历史，也有汉武帝登基以后的历史。当朝史官述当朝历史，其难度可想而知，其公允度可信度也要打上问号。更何况司马迁面对的是一个既建有雄图霸业，又被后世称作“暴君”的皇帝。对当朝历史是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还是实事求是地加以记述？对于汉武帝来讲，当然希冀是歌功颂德、流芳百世，但对史官司马迁来讲，这分寸的拿捏，火候的把握，实在是莫大的考验。
具体到对淮南王刘安这样的朝廷作出定论的诸侯王，司马迁不得不采用朝廷提供的“通稿”，遵循朝廷给出的定论来写。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史官，他要对笔下的历史负责任，他要让后世了解事情的真相，怎么办？只能采取曲笔的手法，用伏笔，用自相矛盾、自露破绽等方式，让读者生疑究真，了解真相。这样，既保全了自己，也把真相信息透露给了后人。
伏笔之一 “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也就是说，刘安和他父亲淮南厉王刘长骄蹇、甚横、为人刚、数不奉法的性格和行为表现大相径庭，也与其父有材力、力能扛鼎的骁勇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他是一个致力于读书、鼓琴的文弱文官形象。而且，其父在临死前已经表明了悔过之意，对侍者说：“谁说我是勇猛的人呢？我哪里还能勇猛！我因为骄纵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以致如此。人生一世，怎能这样忧闷呢！”于是绝食身亡。刘安不可能不汲取父亲的教训。司马迁埋此伏笔，无疑是告诉后世，刘安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谋反。
伏笔之二 孝文帝十六年（前164），汉文帝哀怜淮南厉王因废弃王法图谋不轨，自惹祸患失国早死，将淮南国一分为三，分别封给刘长的三个儿子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刘勃为衡山王和阳周侯刘赐为庐江王。就是说，刘安治下的淮南国，不仅与长安远去千里，而且只是其父封地的三分之一，后来还被削去一郡。其辖地主要在今安徽江淮地区，地域范围十分狭窄，人力资源十分有限。无论财力、物力还是兵力都非常有限，与汉朝中央对峙无异于以卵击石，是完全行不通的。淮南王既著《淮南子》，当然熟读百家，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可能不懂，以卵击石的傻事又怎么会做呢？
自相矛盾之一 孝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举兵叛乱，吴国派使者到淮南国联络，刘安想发兵响应。其国相说：“如果大王想响应吴王，臣愿为统军将领。”刘安便把军队交给了国相。淮南国相得到兵权后，指挥军队据城防守七国叛军，没听淮南王的命令而为朝廷效劳。朝廷也派出曲城侯蛊捷，率援军来救淮南，淮南国因此得以保全。
这是一段自相矛盾、自露破绽的记述。因为，根据西汉的统治体制，诸侯国的国相是朝廷任命派遣的，受命于朝廷，职责是监督和牵制诸侯王。如果说，淮南王欲联合吴楚七国反叛，作为淮南国相隐匿不报，就等于同谋，那是掉脑袋的事情，这个丞相还不至于傻到为了淮南王而冒杀头的风险。而如果作为一个诸侯王，绝计举兵谋反，也一定会先除去丞相这个朝廷的眼线。可见，事实绝非如此。若如此，刘安在汉景帝时就被拿下了。而如果说，七国之乱时淮南王都不参与，且七国叛兵都被剿灭，淮南王会独家起兵叛乱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自相矛盾之二 孝武帝建元二年（前139），淮南王到长安朝见皇上。与他一向交好的时任太尉武安侯田蚡在霸上迎候，告诉他说：“现今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是高皇帝的亲孙，施行仁义，天下无人不知。假如有一天皇上过世，应该继位的不是您又会是谁呢！”淮南王听后大喜，便厚赠田蚡金银钱财等物，暗中结交宾客，安抚百姓，谋划叛逆之事。
大家知道，汉武帝刘彻出生于公元前156年，是建元元年（前140）16岁登基的，建元二年才17岁，正值青春旺盛之期，何况其身体健康，并未载有任何危及生命的不治之症。而刘安是汉武帝的叔叔，出生于公元前179年，比刘彻年长23岁，时年已40岁。武安侯田蚡何出此言呢？这段话明显违背常识，荒唐之极，武安侯田蚡绝然不会说出，即使说出，是个明白人都不会相信，刘安也断然不相信。司马迁记录的这段明显与常识相悖的文字，或许来自于朝廷提供的淮南大案卷宗里的刑讯逼供。由此可见，历史上那些“冤狱”都是多么荒诞不经，根本经不起历史的诘问。
自相矛盾之三 “王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淮南王如此行为，即使再隐秘，作为朝廷派任的淮南相、内史、中尉竟然没有一人有一丝一毫的察觉，显然是很不正常的。而且，根据本章记述，就连衡山王刘赐及招致的宾客都探知刘安要“谋反”，《史记》中我们竟看不到这三人将淮南王一举一动向朝廷报告的只言片语的记载。这也充分说明，淮南王事实上根本没有叛逆的言行。如果有，就应当有淮南相、内史、中尉等给朝廷的密报等更权威的证据。既然《史记》无载，就不能不令人质疑。这个重大的纰漏告诉世人，凡是“欲加之罪”的“莫须有”，无论机关如何算尽，都是难以编造圆满的。
自相矛盾之四 淮南王有孽子名叫不害，排行老大，王却不爱见，王、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不害有儿子名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而淮南独二子，一为太子，建父独不得为侯。建阴结交，欲告败太子，以其父代之。……即使所善寿春庄芷以元朔六年上书于天子曰：“……今建在，可征问，具知淮南阴事。”
这段话的矛盾之处在于，既然淮南王刘安的孙子刘建才能高，说明也是有头脑的人，他怎么就不晓得兹事体大，其中的利害呢？而傻到把所知道的全部“淮南阴事”向朝廷抖落出来呢？难以令人信服。或许审讯的酷吏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捏造刘建的供词更能迷惑人，让人相信。
（二）明笔
直接亮明观点和态度。尽管是明笔，司马迁还是巧妙地把它隐含在相关章节段落里，且多处是借记录的当朝官员之口说出。
一是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在汉武帝得到刘安之孙刘建的告状信后，有这样一段记述，“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明确指出，辟阳侯审食其的孙子审卿与丞相公孙弘交好，因仇恨淮南厉王刘长杀死祖父，极力向公孙弘构陷淮南王罪状，使公孙弘怀疑淮南王有叛逆的阴谋，非把淮南王查究入狱不可。在这里，司马迁等于明确告诉后人，所谓淮南王叛逆是审卿“深构”、公孙弘“疑”“深穷治其狱”的结果。
二是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这一章记述了忠谏之臣汲黯曾多次在汉武帝面前，数说张汤、公孙弘的过失及罪状。
其一，张汤因修改刑律法令有功，刚被汉武帝提拔为廷尉，汲黯就当着汉武帝的面多次质问和指责张汤，身为正卿，对上不能弘扬先帝的功业，对下不能遏止天下人的邪恶欲念，安国富民，使监狱空无罪犯。两方面都一事无成。相反，错事尽做，大肆破坏律令，以成就一己之功名，更可气的是，竟敢把高祖定下的法令也乱改一气，你这样做会断子绝孙的。他怒不可遏地骂张汤：“天下人都说绝不能让刀笔之吏身居公卿之位，果真如此。如果非依张汤之法行事不可，必令天下人恐惧得双足并拢站立而不敢迈步，眼睛也不敢正视了！”《汉书·刑法志》记载，当时“禁网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其二，汲黯还当面抨击公孙弘之流阿谀汉武帝，博取欢心，心怀诡诈，外逞智巧;刀笔吏专门苛究深抠法律条文，巧言诋毁，构陷他人有罪，掩盖事实真相，把胜狱作为邀功的资本。
其三，汲黯出任淮阳令后，临行前专门嘱咐大行官李息说：“我被弃置外郡，不能参加廷议了。御史大夫张汤智巧诡诈，善于巧言阻挠他人的批评，文饰他的过失，专用机巧谄媚之语，强辩挑剔之词，不肯堂堂正正地替天下人说话，而一心去迎合主上心思。皇上不想要的，他就顺其心意诋毁;皇上想要的，他就跟着夸赞。喜欢无事生非，搬弄法令条文，在朝中，深怀狡诈以逢迎皇上旨意;在朝外，挟制为害社会的官吏，来加强自己的威势。您位居九卿，若不及早向皇上进言，您和他都会被诛杀的。”但李息害怕张汤，始终未敢向汉武帝进谏。后来，张汤被下狱。武帝得知汲黯曾对李息说的这番话后，便判李息有罪。
以上三段记述，列举了诤臣汲黯对公孙弘和张汤的多次指斥，而公孙弘和张汤正是审理淮南大案的实际负责人，从中我们即可看出所谓淮南大案的端倪。
三是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司马迁把张汤列入酷吏，本身就代表着对张汤的一种看法。并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其严酷，自小便异于常人。张汤孩提时，其父让其在家看门。回家后，看到肉被老鼠偷盗，就对张汤发怒并用鞭抽打。张汤掘开鼠洞，找到偷肉的老鼠和没吃完的肉，就举告老鼠的罪行，加以拷打审问，记录审问过程，反复讯问，最后定案，把老鼠分尸处死。其父看到此景，又看其判决辞写得像老练的法官，特别惊讶，于是就让他学习断案的文书。
这一章，司马迁的明笔有三处：第一处记载道，张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之;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若是汉武帝想要加罪的，他就交给执法严酷的监史去穷究加祸;是武帝想宽恕的，就交给执法温和的监史去办。若处理的是豪强，他一定玩弄法律条文，巧妙诬陷。那些执法酷烈刻毒的官吏都被他用为属吏，又都依从于儒学之士。待到他处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的案件，都是穷追到底，株连甚广。这里，一句“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之”，就足以说明问题。
第二处记载了大臣狄山当汉武帝面指责张汤构造冤案一事。狄山说：“我固然是愚忠，张汤却是诈忠。张汤办理淮南王和江都王的案子，用法严酷，放肆诋毁诸侯，离间骨肉至亲，使各封国之臣自感不安。我早就知道张汤是诈忠。”言之凿凿，清楚地说明当时朝廷中就有人为刘安喊冤叫屈鸣不平。但汉武帝不但没有责罚张汤，反而对狄山变脸发火。由此可见，为淮南王刘安所谓罪名定调的是汉武帝，张汤只是穷究严办而已。司马迁记下这段史实，显然大有深意。
第三处是在记载酷吏杜周时写道，杜周办案一是揣摩上意，二是严刑拷掠，全效仿的是张汤。皇上要排挤的人，杜周就陷害;皇上想释放的人，就在审问时隐示他的冤枉情况。有大臣曾指责杜周，作为廷尉，不循三尺之法，专看天子的脸色行事。杜周答道，“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言下之意，什么法不法，皇帝的话就是法！
可以说，司马迁通过以上明笔，把“淮南王谋反”等冤狱之事已经说得非常明了了。退而言之，就从《淮南衡山列传》字面意来看，刘安也一直是“谋”而未反，自始至终都没有形成反的事实。之所以被扣上叛逆的帽子，被逼自刎，实乃汉武帝授意，公孙弘、张汤之流以《春秋》决狱之法穷究的结果，也就是把对朝廷的不同意见作为叛逆动机，列为定罪量刑的首要依据。后来，张汤甚至还弄出了个《腹诽之法》的荒唐法令。
因此，清人吴汝纶在《读淮南王谏伐闽越疏书后》写道：“吾考之史，淮南之反，则审卿、公孙弘构之，而张汤寻端治之，盖冤狱也。凡史所称谋反反形未著，而先事发觉受诛者，事大率皆类此……淮南仍父子被恶名，陨身失国，太史公尤伤之。后之帝者，开创，则除功臣;守成，则忌骨肉。千载踵蹑一辙，是其尤可悲者也。”
综上所述，太史公司马迁对淮南王刘安所谓叛逆实际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迫于汉武帝的淫威，无法明说，只能采取曲笔和暗藏的、借人之口的明笔，来表明观点。可惜的是，一些后世之学未解其意，浅尝辄止，没有把《史记》有关章节融会贯通地联系地加以研究，致使以讹传讹，使淮南王刘安这一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学问家蒙冤至今。
二、所谓淮南王刘安“叛逆”事件的历史成因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会作出淮南王刘安叛逆的判断，大加挞伐，以致逼死刘安，削去淮南國呢？
一是继续削藩，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楚汉战争之时，汉王刘邦先后分封了8个异姓诸侯王，有效激励了三军将士，取得了楚汉战争胜利。称帝后，出于稳固社稷的需要，又以种种借口铲除了异姓诸侯王。据《汉书·汉兴以来诸侯王表序》载，与此同时，大封同姓子弟，“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以拱卫天子”，并与群臣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高祖时，这些刘姓诸侯王不仅有统治封地的权力，且官制与朝廷无异，朝廷只派太傅、丞相，其余则由诸侯王任命。此时，诸侯王们尚年幼，还能听从朝廷的旨意，朝廷派去的丞相也还能起作用。但随着年龄增长，诸侯国人口增多，实力增强，一些诸侯王便心生异念，图谋不轨，直接威胁中央政权稳定。公元前177年，即汉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起兵造反，首开诸侯国武装反叛朝廷先例。《陈政事疏》记载，平叛后，汉文帝采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以削诸侯势力，解除对朝廷的威胁，但阻力很大。汉景帝即位后，晁错上“削藩策”，导致朝廷与诸侯国矛盾尖锐化，爆发了“七国之乱”。《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七国之乱”后，景帝采取了更严厉的削藩措施，“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将诸侯国官吏任免权收归朝廷，并裁减其御史大夫、廷尉、少府等职，加强了中央集权，使诸侯国权力大为削弱。从《史记·诸侯王表序》可以看出，到汉武帝时，诸侯王的政治处境已十分卑微，“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已无力威胁中央，朝廷与诸侯的矛盾已不再是汉王朝主要矛盾。尽管如此，还有20个封国。因此，致力于大一统的汉武帝并未停止削藩。元朔二年（前127），他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土地分给子弟，建立较小的诸侯国。当时，有14个诸侯王国先后响应，其中城阳国分封最多，共分出了33个小侯国。由《汉书·王子侯表》可见，武帝时共封178位王子侯，其中元朔年间就封了127位。“推恩”的目的就是分化和弱小诸侯国。然而，淮南王刘安等6个诸侯王却未响应。一边“推恩”，汉武帝还一边找借口直接削去诸侯国，甚至一次就削去了当时一半的侯国，使朝廷直接统治的郡县不断扩大。武帝后期，中央统治的郡达到80多个，远超西汉初仅控制的15个郡。刘安事件发生在元狩元年（前122）汉武帝“推恩”的高潮时期，其首当其冲被削去，与未响应“推恩令”恐怕不无关系。当然除削藩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二是消除异说，统一政令的需要。西汉之初，从汉高祖到汉文帝、汉景帝，一直尊崇的是用黄老哲学来治国安邦。这一治国纲领一直到汉武帝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前，都没有改变。刘安信奉黄老哲学，而且有着较高造诣，深得信奉黄老的窦太后的赏识。窦太后死后，刘安实际上成为黄老哲学的旗帜性人物。而汉武帝刘彻则成长在儒学的环境中，其太傅卫绾、少傅王臧都是精通儒学的饱学之士。甫一登基，就重用以窦婴、田蚡、赵绾、王臧等力主尊儒的辅佐班子开始兴儒，但被厌恶儒学的窦太后击溃。窦太后一去世，汉武帝立马祭起了尊儒大旗，好儒的武安侯田蚡做了丞相，他废弃道家、刑名家等百家学说，延请治经学的儒生数百人入朝为官。公孙弘以精通《春秋》步步高升，从一介平民荣居天子左右的三公尊位，封为平津侯。从此，天下学子莫不心驰神往，潜心钻研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说，汉武帝对当年一登基兴儒被笃信黄老的祖母窦太后击败耿耿于怀心存记恨的话，此时，汉武帝一定会迁怒于从窦太后手里接过衣钵成为黄老哲学旗帜性人物的刘安;而如果刘安这个时候能够改弦更张、改旗易帜，或许还能躲过一劫。但他偏偏不识时务、不知变通，仍醉心于宣扬和遵行黄老之学。一个国家只能有一种统治思想，刘安未能遵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旨意，这是他被铲除的又一个重要的必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