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经济管理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城郊经济管理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我国城市郊区面临严峻的水资源和水污染形势。城市郊区现行的水环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是解决水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通过对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现状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现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所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改革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的对策。 

 

城市郊区指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周边区域中所形成的，其特征、结构和功能介于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地理区域，是城市和乡村社会、经济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交叉地带。城市郊区是城市发展的最具有生命力的区域，现行城市郊区水环境的严峻现状严重制约了城市郊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郊区半工半农的产业特点和以农村集体管理为主导的管理体制使其所面临的水环境问题相较于普通城市和农村具有复合型的特点，所面临的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的问题更为复杂，因此对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进行系统研究，破解城市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瓶颈”问题就显得格外紧迫。 

一、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统一管理体制，水环境管理与发展不相适应 

现行郊区水环境管理实行的分散式的管理体制，水资源、水污染等管理分属不同部门,水环境管理责权交叉多，难以统一规划和协调，部门间管理工作缺乏有效衔接，造成了水环境管理的脱节，割裂了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不利于水环境综合管理，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 

（二）管理法律体系尚不完善 

我国关于水环境管理的法律实行的是水污染和水资源分立立法的形式，部分立法内容存在交叉甚至冲突。目前，我国水环境综合管理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涉水部门多，部门起草立法时缺乏综合平衡，立法实践又先后，缺乏通盘考虑，涉水法律存在交叉，妨碍水环境管理的法律执行。水环境管理的立法现在注重实体性立法，缺乏程序性立法，造成实体性立法规定的目标难以实现。对于水环境管理的概念缺乏必要的界定，可操作性较差。 

（三）水环境管理运行机制缺失 

1.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管理方式不能满足水环境管理的要求 

政府在水环境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实行以行政管理为主的高度集中的调控政策。水环境管理职能和经营职能界限不清，水环境管理主要以各级政府投资为主，造成了水环境管理工作具有片面性和不可持续性的特点，单独依靠行政手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水环境管理的需要。 

2.水环境管理经济手段运行机制缺失 

市场机制是微观领域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各种税、费、补贴、信贷等是水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在水环境管理相对薄弱的城市郊区，经济手段的实施由于管理力量的薄弱，制度规范的缺失造成实施和监管难度较大，制约了水环境管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3.监督及参与机制缺失 

我国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责任制尚不健全，地方政府在水环境管理方面兼有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监管动力不足，造成了水环境管理执法不力、监管不力的结果。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方面的参与机制并不健全，水环境质量公告制度尚待健全，公众的水环境知情权落实不够，对水环境规划和水资源分配等参与不够，参与渠道和方式落实不够，缺少公众参与监督的有关规定，不能建立起公众监督机制，使得水环境管理缺乏广泛的公众参与。 

二、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存在矛盾及分析 

（一）水环境整体联系性和水环境分散管理的矛盾 

整体性和联系性是水环境的自然属性，是水环境实行统一管理的必然要求。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阶段造成我国水环境管理实行分立管理的现状，导致了水环境管理各职能部门权责交叉、利益冲突。水环境管理职能的割裂、水环境管理职能界定的不清晰，造成各职能部门在进行水环境管理的时候不能够充分考虑水环境整体公共利益，造成了在水环境管理立法出现交叉，个别条文冲突的现象。 

（二）水环境管理与城市郊区经济发展的矛盾分析 

城市郊区是地区经济的增长点，是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带，同时也是水环境管理力量薄弱的地带，水环境管理制度尚待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的矛盾日益尖锐。郊区经济发展以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主，在各地重视本地国民经济发展，努力增加本地税收的推动下，造成政府对水环境管理的执行性大打折扣，水环境形势日益严峻。 

（三）水环境行政管理与市场机制运作的矛盾 

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造成了我国水环境管理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现状，水环境管理受政府施政方针的影响较大，水环境管理以政府投入和政府推动为主，缺乏可持续性。市场机制在微观层面上是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客观上要求改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在水环境管理中运动员、裁判员身份不分的现象。 

（四）城乡二元结构现状与城乡一体化建设之间的矛盾 

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是资源和福利城乡间分配的不平衡，公共物品的不均衡分配是直接表现之一。城市郊区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长区域，具有较强的水资源需求和水污染治理要求，但是城市郊区公共资源投入不足造成水环境管理力量薄弱，制度缺失，造成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加重的现实状况日益严重。 

三、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改革的对策 

（一）城市郊区水环境集成管理 

水环境的分散管理割裂了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部门间的分权管理使水环境管理的各个方面缺乏协调和配合，造成管理资源的浪费。构建以政府统领的水环境集成管理的体制，整合管理资源，统筹管理涉水事务。实行水环境的城乡统一管理，实现水环境管理的部门间的集成、地域间的集成、管理内容的集成、管理对象的集成。推进水环境管理体制创新，推行区域水量和水质的统一管理，调整目前水环境管理部门为事业单位性质，增强其行政权力，赋予其财权、事权，加强对涉水事务的协调能力，确保执行的有效性。实现郊区水环境管理开发、利用、保护、治理、回用为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二）加强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各级水环境管理法规体系建设，根据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的特点，统筹规划水资源和水污染管理立法。完善地方各级水环境管理制度，注重对水环境管理综合性立法，统筹考虑各部门和水环境资源相关单位利益。注重地方水环境管理的程序性立法，明确界定水环境管理的权责。建立水环境管理审批、运营、监督机制制度的建立，推行许可证制度。进行郊区水源污染防治立法，完善取水权、排污权交易立法。加强水环境管理的执法队伍建设，强化执法监督，提高管理效率。 

（三）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对水环境管理运行的指导和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明确进行水环境相关权利界定，实行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建立完善水资源相关权利的市场交易制度，特别是个体与群体的取水权、排污权交易制度。丰富水环境管理的组织形式，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水环境管理的投融资制度，推行水环境管理涉水者治理模式。丰富产业组织形式，实行推行股份制、出租、拍卖、委托经营等形式提高涉水企业的运行效率。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丰富水环境管理调控手段，推行系统的水环境管理税、费、补贴、信贷等经济手段，加大水环境调控经济手段的研究，特别是级差税、费以及绿色信贷方面，促进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产业园区的建立，促进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四）建立和完善参与和监督机制 

加强水环境管理集体和个人的水环境知识宣传和教育，发挥管理对象的监督和参与作用，是做好水环境管理工作的基础。建立起水环境相关单位、个人在水环境管理中的参与和监督机制，丰富参与渠道，可以以水环境监督委员会、用水协会、节水互助小组、水环境管理听证会等制度形式，加强水环境管理监督。对涉水事务执行过程和涉水企业的运作过程舆论指导、决策建议、运行监督，形成良好的水环境管理的参与氛围，进行提升水环境管理效率。 

（五）将水环境管理与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城市郊区是地区经济的增长区域，也是地区社会管理资源的薄弱区域，高耗水、重污染的工、农业单位是造成郊区水环境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优化郊区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结合地区水环境特点，鼓励发展低耗水、低污染的工、农业产业，从财政、税收、信贷、价格等渠道制定优惠政策，坚持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生态农业，将经济社会发展与水环境优化利用相结合，将水文化建设与水景观建设相结合，打造地方经济发展特色，推进城市郊区的城镇化建设，实现郊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佃红.浅谈农村水环境存在问题及治理对策[j].治淮,2008，(2):42-43. 

[2]毛春梅，施国庆，黄涛珍，丁守森.淄博市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体制研究[j].水资源保护,2007，(6):75-79. 

[3]杨继富，李久生.改善我国农村水环境的总体思路和建议[j].农村水利,2006，(5):21-24. 

[4]许玉明.全面推进水务一体化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城市发展[j].城市发展研究,2006，(1):63-66. 

[5]曾维华，张庆丰，冯艳，杨志峰.中国水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初探[j].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2002，(12):92-95. 

第2篇：城郊经济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旅游城市；近郊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高速发展，形成了以城市为住的工业经济和以农村为主的农业经济。由于经济发展过快，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市与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文化教育水平都存在很大差距。而作为城市和农村的结合点城市近郊，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导致其经济构成既有工业经济的特点，又有农村经济的特点。从国外社会发展进程来看，现代工业在城市的发展，对近郊农村发展有名单的带动作用。用高效的生产力转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利用工业经济思维，将传统农业逐步改造成现代农业。

一、 旅游城市近郊农村的定位

城市职能是指城市在一定地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分工，是城市对城市本身以外的区域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城市职能决定城市的发展方向。每个城市根据地域，历史，发展趋势不同，都有其独特性。有的城市明确以旅游为开发方向。这种城市，其旅游产业在经济中占据很大比例，其行业发展好坏对城市影响巨大。而一些污染指数较高的企业或者对城市景观有影响的企业，就必须迁出城市。则从各方面考虑，近郊景观成为企业迁出的首选目的地。另一方面，近郊农村可以借助旅游城市所带来的人口流动，进行贸易活动，提供自己特色产品成为另一个优势。

二、 旅游城市近郊农村的发展模式

虽然同为旅游城市的近郊农村，但是由于城市发展水平不同，地域不同，自身资源情况不同，所以近郊农村的发展模式也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详细分析各种因素，综合比较，因地制宜，逐步规划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制定出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1. 发展工业经济

工业的发展能够消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快速持久的带来说如增长。通过工业发展，还能够带动近郊农村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基础设施等各项指标的综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由于主体城市定位为发展旅游行业，对环境要求非常高，因此需要把一些企业外迁。近郊农村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当仁不让获得外迁目的地。企业外迁近郊农村，首先就是厂房成本降低，直接带来经济效益。其次近郊农村作为旅游城市的辐射地，交通发达便利，而且缺少了城市中的拥堵，更具优势。而作为旅游城市，必定修建了发达的交通系统，这为企业迁往近郊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此近郊农村劳动力素质相较偏远农村更好。具有更好的文化程度和职业意识。而且工厂需要的高等教育人才，可以在城市居住，近郊上班，这方面更能吸引企业入驻。而且近郊农村消费水平较低，相对应其工资水平也低于城市，可以进一步减低企业成本。

2. 发展旅游经济

近郊农村发展旅游经济，有其独特的优势。一个是依靠旅游城市的知名度和客流量，开发自身独特的田野风光和乡土风情。或者是把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进行改造，包装成体验休闲旅游项目。例如发展观光农场，种植特色作物，并把采摘的机会让给游客，并配套相应设施，或者人员讲解，可以让家长带孩子进行亲子体验，寓教于乐。可以办一个农家乐，将池塘，菜田，养殖结合起来，游客亲自钓鱼，亲自选菜，亲自喂养家畜。然后农场主进行食材加工，或者游客可以自己动手做饭，体验农村文化。再辅以当地特有的民俗文化，就能打造城市旅游之外的另一个旅游景点，甚至能反哺主城区的旅游业。另外一种模式是保持原有生态风貌，利用近郊农村不同于城市的田园风光，或名刹古寺，或历史遗迹来打造成旅游景点，丰富中心城市的旅游内容。农村旅游休闲模式因为是结合当地的生活生产习惯，利用现有资源，所以投资很少，适合近郊当地农民创业，并且其具有可观的收益，短期内就能获利。而且不会让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让农民少了后顾之忧。所以打造旅游休闲经济模式百利无一害，是农村发展的新模式。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其次，各地游客能够带来大量外部信息，能够让农村居民增长见识，从思想上推动农村发展。近郊农村发展旅游城市，除了区域优势和旅游环境外，近郊农村居民生活更贴近城市居民，能够了解旅客需求，这也是一个重要优势。而在发展过程中，势必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在此过程中，政府应进行统一管理，各个村镇、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旅游方案，避免因雷同产生不利竞争。再者，虽然质朴是农村居民美德，但是政府应严格管理，维护好旅客利益，保持旅游城市良好形象。

3. 发展商贸经济

旅游城市为区域内带来了大量的人流，而发展旅游城市交通系统等基础设施必然完备。这些要素为近郊农村打造商贸经济提供了便利条件。不同于城市商圈，近郊农村可以打造物流产业园，或者其他大宗商品等占地面积大的物流市场，把其土地租金廉价的优势发挥出来。以产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最终形成经济发展新模式。近郊农村发展物流产业能够从大量流动人口中快速积攒口碑，打开知名度。但是打造商贸经济缺点同样明显。物流经济需要完备的配套设施，需要大量资金，需要聚齐起一定规模。这些都需要政府主导。而政府在规划时也要慎密调研，充分挖掘当地优势。另一方面，物流经济创业风险较大，需要近郊农村居民有较强的创业能力和风险意识。

三、结语

发展农村经济，减小城乡差距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大课题。而近郊农村因其地理位置，在发展自身方面占据独特优势。本文以旅游城市的近郊农村为切入点，讨论了近郊农村发展经济的几种模式。总之，近郊农村的发展，还是要根据其独特资源，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策略，让农民真正从发展中获利，建设健康新农村。只有农村和城市都发展了，才是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马鸿雁.陕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D].西安理工大学，2010.

[2]查芳.对乡村旅游起源级概念探讨[J].安康师专学报，2010（12）.

第3篇：城郊经济管理论文范文

一、“城郊村”概念的界定

城郊是城市郊区的简称，指位于中心城市周边，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以城市和乡村土地利用方式相混合为特征，人口和社会特征具有城乡过渡性质的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域相互重叠的特定地域空间范围。从人类经济活动的角度看，其边缘是模糊的；从行政区划来看，其边界又是明确的。本文所指的城郊主要是指近郊的建制镇(部分有农村的街道)，它们具有空间范围的动态性、过渡性特征，既是部分城市产业辐射的前沿地带，也是城乡社会变迁的交接区域。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城郊型新农村建设是在这一特定地域空间载体上进行的、整合城乡经济社会要素的综合性活动，是城市现代化和郊区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载体。

二、“城郊村”的经济特征

“城郊村”介于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之间，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村社区以及成熟的城市社区相比较，具有“亦城亦村、非城非村”的发展特征。

(一)产业结构非农业化

“城郊村”往往拥有庞大的集体经济，从产权关系、经营管理方式、利益分配等方面看，仍然维持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城郊村”以非农产业为主要经济支柱，一般都有较大规模的第二产业，而且有比较完善的第三产业。“村民”们在土地被征用时，在征地补偿的分配上一般都给原“村”集体经济留有一定比例，这些集体经济现多已具有一定规模。其发达的集体经济无论是没有城市化的农村社区还是成熟的城市社区都比不上。由于地缘的变化而导致地价的上涨，提高了剩余农用地继续保持农用的机会成本，剩余农用地陆续被付租能力更高的非农产业占用，陆续非农化，转向二、三产业。

(二)从业人员多元化

“城郊村”最显著的人口特点就在于它打破了原来的单一的农民结构，出现了多元结构的从业人员。由于房屋租金比城市社区低廉，且“城郊村”属于城市建制范围内也享受着城市化所带来的一些配套服务设施的便利，所以“城郊村”往往是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的第一站，也是外来务工人员的理想寄居地。没有“城郊村”的存在，多数外来工是迈不进城市门槛的。

(三)村民收入寄生化

由于土地价格的飞涨和发展工商服务业的便利，使很多城郊村的集体经济收益非常高，以第三产业尤其是以土地出租、物业租赁为主，经济收入依赖于出租屋租金和政府或开发商征地补偿金。拥有村籍就拥有村级集体资产的分配权益。有专家称之为“寄生型”的集体经济。村级集体经济的效益取决于城郊村的区位及周边流动人口的集聚状况。这种高收入、高福利的“寄生型”经济，导致村民重金钱、讲实际、缺乏开拓进取精神和投资创业意识，也进一步强化了村民与村庄的利益内聚，减弱了城郊村与城市融合的迫切性，加大了其与都市整合的距离。

三、城郊型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以城郊村改造为着力点，积极推进城郊型新农村建设，符合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城郊村的改造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率先发展、富民强市为目标，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积极稳步地推进城郊村改造。

(一)坚持村庄拆迁与社区建设齐头并进，推动物质形态城市化

城郊村由于在规划建设上没有纳入市政统一轨道，在管理上缺乏规章制度可循，长期按照村镇建设的规范实施，很少顾及城市的整体功能和区域优势，造成城郊村成为城市文明的“塌陷带”，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整体建设和城市的品位。

推进城郊村的物质形态城市化，就是要将城郊村混乱分散、设施不足的建设形态和不良环境转变为运作有序、设施完善、环境宜人的现代化文明社区，从而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奠定城郊村转型发展的物质基础。一是抓规划设计。坚持把建设现代化城市与新农村相结合，积极谋划城郊村改造的总体方案，系统规划、分步实施；坚持从环境生态性、生活舒适性和居民方便性的角度，抓好定点规划，既遵照城市功能区要求，又尊重村民生活习惯，把就地改造和易地新造相结合，优化组合，合理布局，打破行政村界线，分片区、成组团建设新社区；坚持继承传统建筑、体现地方特色，在规划设计上，利用原有生态环境，依山傍水，充分展现城市个性；坚持以人为本、实用为先，精心规划综合环境，注重居住、休闲、服务相配套，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环境优美。二是抓拆迁补偿。改造城郊村，平稳顺利推进拆迁是重点。在旧村拆迁中，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坚持政策统一性，坚持把保障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对土地流转、集体资产处置、房产确权、拆迁补偿与安置的资格、标准、违法建筑与临时建筑的处理等实际问题做出具体、明确、可操作的规定，并切实编排可行计划，严格按程序操作，调动多方积极性。三是抓建设安置。在建设过程中，注重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加强市场运作相结合，积极探索建设模式的多样性。

(二)坚持改革产权与保障利益协调共进，推动城郊村经济形态城市化

一些城郊村集体资产能够在旧模式下不断膨胀，主要是凭借其有利的地缘优势，在新旧体制摩擦产生的裂缝中获取自身的经济利益。但是，这种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只有对城郊村的集体经济进行改革，提高其整体运营效率，才能求得进一步发展。推进经济形态城市化，要在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上下功夫，通过股份化途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对城郊村集体经济进行产权改革，增进城乡经济的融合度。

加快集体土地征用。土地征用要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有关规定，保证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兑现。在国家未实施土地使用前，允许由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继续使用，确保村民向居民的平稳过渡。如对人均不到0.1亩耕地的城市村庄，其土地性质将自动由集体转为国有，使用权仍归集体所有。将“城中村”属于城市征用范围内的土地推向市场，用土地置换成资本。同时，政府可对一些开发配套费进行减免，让开发商用这些费用来建一些公益设施，如小公园、文体娱乐等居民休闲场所。同时，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坚决制止一些村民违法建房成风、部分村突击消耗集体资产

等现象，把最大利益让渡给村集体和大多数村民；坚决刹住借“城郊村”改造的机会，投机取巧，漫天要价的歪风。

妥善处置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要因村制宜，一村一策。条件成熟的村可一步到位，进行彻底的股份制改革。条件不具备的村实行两步走，先搞股合制，不改变企业集体所有制性质，待平稳过渡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彻底的股份制改革，

合理补偿住宅拆迁。在国家和省拆迁法规范围内，制定有利于村民的拆迁政策，把最大的利益让给村民，切实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对村民所有合法房屋按建成年份至少1:1的面积比例进行民地补偿，民地补偿以实物为主。拆迁期间对旧村住房的安置费及原有房屋的出租收入的酌情补偿，补偿的方式以货币为主。坚持以人为本，有情操作。对在“城郊村”改造中，确实困难的，但又因村民身份进不了低保的，要想办法，挤出财力，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财政也可以安排资金加以确保。对于那些房屋资产补偿变现后，还解决不了住房问题的，要按成本价提供房源。科学测算居民安置用地、补偿用地的比例关系，确保补偿用地的收益能抵补居民安置住宅的建设，实现收支平衡。

确保村民就业保障。农转居人员应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就业优惠等政策；农转居人员转居前已参加养老保险的，其投保年限可从参保之日起计算；对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金的，可适当减少最低累计缴费年限和最低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基数。同时，制订“城郊村”中的世居居民、外来居民的安置政策。对他们中的特困户也应纳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不能成为新社区的新问题。

(三)坚持培训农民与转移就业同步推进，推动主体形态城市化

城郊村改造不仅是物质空间的改造，而且也是包括生活方式和现代文化素质在内的综合社会改造。因此，应把培训农民作为改造城郊村、推进城郊型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积极实施农民培训和转移工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农民就业技能为重点，以促进转移就业为目标，广泛开展农民素质教育和技能培训，大力拓展农民转移就业渠道，努力形成培训转移的对接机制和保障机制。一是围绕产业发展抓培训。根据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的需要、园区企业和城市服务业用工的需求和农民转移就业的意向，采取“企业下订单、农民选菜单、政府来买单”的方式，因地制宜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既提高农民致富的能力，又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熟练工人。二是适应城市生活提素质。随着农民居住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迫切需要转变生活方式，从思想观念、行为习惯、文化素养等方面努力融入城市生活。针对城郊村农民特点，突出抓好公民道德、法律法规、城市管理、健康生活等方面知识的普及性教育，提升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增强市民意识。三是拓展就业服务促转移。一方面着力构筑城乡一体劳动力市场，市、区(县)定期举办农村劳动力交流会或专场招聘会，畅通劳动力转移渠道；另一方面各镇(街)及时收集、辖区内企业的用工信息，拓展农民就业信息途径；与此同时，出台“以奖代补”政策，鼓励各种社会中介机构来推介农民就业，多种力量促进农民转移就业。通过实施农民培训和转移工程，为农民学一门技能、找一个岗位、增一份收入创造条件。

(四)坚持创新体制与完善机制循序渐进，推动管理形态城市化

村委会是为适应我国农村双层经营体制而建立的农村自治组织。城郊村的产业结构和村民就业结构已非农化，如果仍然实行以村委会为管理组织的社会管理体制，显然不适应城市化发展。因此，必须对城郊村内的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推进城郊村社会管理形态城市化，促进城乡社会管理的接轨。

创新集体经济管理体制。城郊村改造后，农民身份转换、居住方式改变，原来村与村民的天然联系纽带逐步“断裂”，村民对长期积累起来的村级集体经济的处置及管理倍加关心。为此，必须抓好资产清核，对村集体的经营性资产、公益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进行摸底调查，核实集体资产的家底；明确资产量化范围、受益对象和股权设置依据，按照“保足、提足、量化”的原则，把集体资产按股份量化到村民；对改制后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制定规范的《章程》和组织、财务、议事等制度。

第4篇：城郊经济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城市郊区化 乡镇政府 基层治理 制度困境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识码】A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为了摆脱土地、环境等资源约束，大城市向郊区寻求空间，人口和工业企业从城区向郊区迁移。在城市边缘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城乡交接地带，这一区域既没有完成城市化，也已经不是传统的农村，但又同时兼具城市和农村社会形态的特点，而且人口流动性大、人口结构多元化、社区类型多样化、利益矛盾突出。按照乡村社会治理需求设计的大城市郊区的乡镇政府，无论是政府职能、管理体制，还是组织架构和治理能力都难以满足这一地区的治理需求。

近年来，大城市郊区的乡镇政府意识到城市郊区化可能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采取应对措施。但由于乡镇政府嵌入的制度环境的制约，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建立在农村治理基础上的乡镇政府陷入组织架构、财政制度和权力结构的一系列困境。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政府职能、政府组织结构、现代财政制度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为理顺各级政府责权关系定下了基调。在未来的改革设计中，不仅需要改进行政体制、提高治理技术，更需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更深远的改革。否则，基层政府的治理困境只会进一步加剧。

城市郊区化进程与乡镇政府治理环境的转变

上海城市郊区化进程。20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工业职能扩大和发展空间有限的矛盾，上海市先后规划建设了彭浦、漕河泾、北新泾、五角场、长桥、庆宁寺、高桥等近郊工业区，以及闵行、吴泾、嘉定、安亭、松江等远郊工业卫星城，但由于缺乏资本和技术，工业对城市郊区化发展的影响仅局限在工业区和卫星城内部，城市郊区化进程相当缓慢。80年代中后期，上海提出了“工业向园区集中”的政策，对城区工业布局进行调整，信息、金融、商贸等高级生产服务业逐渐发展成为中心城区的主导产业，传统制造业转移到郊区各乡镇兴建的工业园区。1982～1990年，上海郊区城镇人口增加了68.47万人，占同期上海城镇新增人口的39.02%。①

90年代，中央提出开发开放浦东的国家战略，上海被定位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新城市功能对原有城市空间区位产生竞争，城市工业职能在外资驱动下不断向外扩散。各区县效仿浦东设立开发区招商引资，开发区建设以城镇为依托，改建增建了原有的配套基础设施，提高了人口接纳能力，促进产业和人口向城镇集中。1990～2000年，上海郊区城镇人口增加了255.12万人，占同期上海城镇新增人口的98.75%。②

2001年，上海提出“土地向规模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居住向城镇集中”。城镇建设与产业发展同步展开，互为促进。一方面，重点建设“一城九镇”，增强郊区城镇对中心城区的“反磁力”。另一方面，建设郊区城镇和开发区转移六大支柱产业，形成一批产业集聚的特色城镇。郊区城镇支柱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生活服务型产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郊区城镇的功能逐步完善。③

十一五期间，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上海提出“1966”四级城镇体系的规划，通过梯级分布的新体系打破郊区发展与中心城区的对立。新城和新城镇通过完善服务体系，承担分散中心城区人口的功能，同时形成新的产业聚集地带动区域发展。这一时期，“上海的资金、技术、信息等从市区向边缘区域流动加强，促进各城镇的发展，在加快空间布局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上海特大型经济中心相适应的具有规模等级结构的市域城镇体系”④。

乡镇政府治理环境复杂化。第一，产业结构：农工并存、以工为主。在城市郊区化的影响下，各乡镇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纷纷设立工业园，形成以开发区为主的发展模式，改变了以往乡镇工业过于分散的格局，呈现出“小集中、大分散”的总体特征。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上海部级工业园区、开发区1301个，市级工业园区、开发区2946个，从业人员分别为64.56万人和79.88万人，工业总产值分别达到8707.12亿元和7672.32亿元（见表1）。

表1：上海市工业园区、开发区情况⑤

上海郊区乡镇逐步形成了农工并存，兼有城乡经济结构的混合性经济格局，而且非农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已经远远超过农业。以宝山区顾村镇为例，2007～2012年，非农产业的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由94.34%上升为97.59%，农业的营业收入占比由0.06%下降为0.01%（见表2）。非农产业中第二产业是主导产业，也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力量。但是近年来，第三产业在上海郊区乡镇产业结构中的比重逐步上升，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渐增强。2007～2012年宝山区顾村镇第二产业的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由51.03%下降为38.31%，第三产业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由43.31%上升为59.28%（见表2）。

单位：百分比

表2：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各产业营业收入情况 ⑥

第二，人口结构：规模扩大、结构复杂。近年来，由于城市建设、旧区改造，大批居民从市区动迁至郊区。处于城市边缘的郊区乡镇，交通便利、配套完善，就业环境较为乐观，房地产蓬勃发展，吸引了大批购房居住人群。近年来的大型居住区和保障房建设基地的规划建设，也造成大量中心城区人口迁入。2012年，宝山区顾村镇列入管理的人口为21.7万人，同2007年相比，六年共增加6.97万人（见表3）。大量来沪人员的导入使郊区乡镇的人口结构复杂化。除了原本的本镇居民外，增加了四类居民，一是进入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其中农民工较多；二是由于房价压力在城郊结合部购买商品房的年轻白领；三是由于城市建设、旧区改造而从市区动迁至郊区的城市居民；四是申购经济适用房、公租房的低收入人群。这些群体对人口健康、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量大、差异明显，而且老年人、失业人群及低保户、残疾人、精神病人等特殊群体人员较多，与中心城区相比，郊区乡镇治理要满足更为复杂的社会需求。

单位：人

表3：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人口变化情况⑦

郊区乡镇还表现出“人口倒挂”和“人户分离”比例高的特征。上海郊区乡镇近年来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来沪人员，以宝山区顾村镇为例，2007～2012年，列入管理的外来人口增加4.74万人，是户籍人口增量的2倍。各乡镇户籍人口与来沪人员“倒挂”突出，2012年顾村镇户籍人口为8.03万人，而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13.67万人，是户籍人口的1.7倍（见表3）。而这仅仅是列入管理的，实际的来沪人员数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由于与中心城区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存在差异，大部分从中心城区导入的居民将户口留在原居住地，导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分离。宝山区的人口分离比例在70%以上，人户分离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也影响郊区乡镇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三，社区类型：种类多元、需求多样。郊区乡镇从单一的农业社区转变为多元社区。由于征地拆迁、商品房开发、大型居住区和保障房建设，郊区乡镇形成了多元化的社区类型，包括农村散居社区、农民集中安置社区、拆迁安置社区、商品房社区和拆迁安置社区。这些社区中既包括传统的农村社区，也有城市社区，而且城市社区的数量在逐渐增加。不同社区居民具有不同的特征和需求，传统“一刀切”的社区治理和服务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社区发展的要求。郊区乡镇外来导入人口规模大，社会组织类型多样化以及人口结构分化，如何探索建立行之有效的社区治理模式，并针对不同类型社区构建不同社区治理模式，成为郊区乡镇社区治理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郊区乡镇政府治理的制度困境

郊区乡镇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镇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建立在农村社区治理基础上的运行体制面临着一系列制度困境。

一是组织架构困境：乡镇机构编制与治理需求的矛盾。郊区乡镇无论是管理幅度、人口规模，还是产业结构都已经达到城市水平，但是镇政府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仍然是按照乡镇机构级别制定。尤其是按照本地户籍人口基数配备人员编制，没有考虑实际管理人口的需求。⑧郊区乡镇的外来人口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如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2012年户籍人口为8.03万人，而仅列入管理的外来人口就有13.67万人，实有人口在21.7万人以上（见表3）。今后，随着大型居住社区的建设和城市郊区化的发展，会有更多的外来人口迁入郊区，镇政府编制限制和急剧发展的经济社会及管理任务之间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二是财政制度困境：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的矛盾。“分税制”改革界定了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和事权范围，但没有确定省以下政府之间的财力分配框架。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支出需要，层层下压，尽可能从下级财政抽取资金或者摊派一些行政事务⑨，基层政府承担的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郊区乡镇大量人口导入之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投入不断增加，公共管理成本在镇级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上升，镇级财政负担急剧加重，而市政府缺乏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乡镇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压力，要么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向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转嫁一部分公共支出，要么降低公共服务水平减少公共支出，或者向企业、银行等机构借款举债运行。

三是权力结构困境：乡镇政府权力不健全与基层问题复杂化的矛盾。乡镇政府是一级权力残缺的政府，不仅对于垂直单位缺乏财权和人事权，对于内部单位的人事权也只局限在乡镇范围内部。近年来，乡镇政府的事权继续向区县集中。乡镇政府不仅没有明确的执法权，连一些具体的行政管理权也没有。⑩与经济建设相关的投资项目、征地拆迁等事项，乡镇政府无权审批。而在城市郊区化的影响下，郊区乡镇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大量人口导入之后，从征地拆迁到维持社会稳定，从提供导入人口的公共服务到社会保障，从增加就业到维护公共安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矛盾突出。基层社会问题多元化、复杂化与乡镇政府的行政权力有限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乡镇政府治理基层社会的难度。

结语

城市郊区乡镇政府治理的制度困境，归根到底是基层治理体制与基层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变化不相适应造成的。如果没有对基层治理体制做出相应的深刻调整，基层政府也只能在狭窄的体制空间里腾挪转换，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09年上海在松江区小昆山镇等十个镇开展小城镇发展改革试点，提出“对具备一定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的试点镇赋予必要的城市管理权限”。十以来，中央政府已取消和下放了一些行政审批权限。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将那些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同时，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只要抛开传统思路，赋予乡镇政府更多必要的管理权限，形成与社会治理任务相匹配的行政体制，就能增强乡镇政府在调节经济发展、解决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等方面的引导和调控能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作者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本文系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政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YS128）

【注释】

①②朱宝树：“上海人口城市化和再分布发展态势”，《南方人口》，2003年第3期。

③刘铮，于江宁：“大城市郊区小城镇成长的动力分析”，《中国集体经济》，2010年第12期。

④杨上广，吴柏均：“城市空间郊区化演变趋势及问题―以上海市为例”，《城市问题》，2009年第1期。

⑤数据来源：根据2013年上海统计年鉴整理。

⑥数据来源：根据《宝山年鉴》编委会：《宝山年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2012版）计算。

⑦数据来源：《顾村年鉴》（2007～2012）。

⑧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我国城镇化的现状、障碍与推进策略（下）”，《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年第2期。

⑨陈锡文，韩俊，赵阳：“我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谭秋成：“地方分权与乡镇财政职能”，《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2期。

⑩赵树凯：“县乡政府治理的危机与变革―事权分配和互动模式的结构性调整”，《学术前沿》，2013年第11期。

第5篇：城郊经济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城市郊区　水环境管理　管理体制　运行机制 

 

城市郊区指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周边区域中所形成的，其特征、结构和功能介于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地理区域，是城市和乡村社会、经济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交叉地带。城市郊区是城市发展的最具有生命力的区域，现行城市郊区水环境的严峻现状严重制约了城市郊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郊区半工半农的产业特点和以农村集体管理为主导的管理体制使其所面临的水环境问题相较于普通城市和农村具有复合型的特点，所面临的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的问题更为复杂，因此对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进行系统研究，破解城市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瓶颈”问题就显得格外紧迫。 

一、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统一管理体制，水环境管理与发展不相适应 

现行郊区水环境管理实行的分散式的管理体制，水资源、水污染等管理分属不同部门,水环境管理责权交叉多，难以统一规划和协调，部门间管理工作缺乏有效衔接，造成了水环境管理的脱节，割裂了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不利于水环境综合管理，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 

（二）管理法律体系尚不完善 

我国关于水环境管理的法律实行的是水污染和水资源分立立法的形式，部分立法内容存在交叉甚至冲突。目前，我国水环境综合管理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涉水部门多，部门起草立法时缺乏综合平衡，立法实践又先后，缺乏通盘考虑，涉水法律存在交叉，妨碍水环境管理的法律执行。水环境管理的立法现在注重实体性立法，缺乏程序性立法，造成实体性立法规定的目标难以实现。对于水环境管理的概念缺乏必要的界定，可操作性较差。 

（三）水环境管理运行机制缺失 

1.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管理方式不能满足水环境管理的要求 

政府在水环境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实行以行政管理为主的高度集中的调控政策。水环境管理职能和经营职能界限不清，水环境管理主要以各级政府投资为主，造成了水环境管理工作具有片面性和不可持续性的特点，单独依靠行政手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水环境管理的需要。 

2.水环境管理经济手段运行机制缺失 

市场机制是微观领域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各种税、费、补贴、信贷等是水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在水环境管理相对薄弱的城市郊区，经济手段的实施由于管理力量的薄弱，制度规范的缺失造成实施和监管难度较大，制约了水环境管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3.监督及参与机制缺失 

我国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责任制尚不健全，地方政府在水环境管理方面兼有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监管动力不足，造成了水环境管理执法不力、监管不力的结果。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方面的参与机制并不健全，水环境质量公告制度尚待健全，公众的水环境知情权落实不够，对水环境规划和水资源分配等参与不够，参与渠道和方式落实不够，缺少公众参与监督的有关规定，不能建立起公众监督机制，使得水环境管理缺乏广泛的公众参与。 

二、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存在矛盾及分析 

（一）水环境整体联系性和水环境分散管理的矛盾 

整体性和联系性是水环境的自然属性，是水环境实行统一管理的必然要求。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阶段造成我国水环境管理实行分立管理的现状，导致了水环境管理各职能部门权责交叉、利益冲突。水环境管理职能的割裂、水环境管理职能界定的不清晰，造成各职能部门在进行水环境管理的时候不能够充分考虑水环境整体公共利益，造成了在水环境管理立法出现交叉，个别条文冲突的现象。 

（二）水环境管理与城市郊区经济发展的矛盾分析 

城市郊区是地区经济的增长点，是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带，同时也是水环境管理力量薄弱的地带，水环境管理制度尚待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的矛盾日益尖锐。郊区经济发展以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主，在各地重视本地国民经济发展，努力增加本地税收的推动下，造成政府对水环境管理的执行性大打折扣，水环境形势日益严峻。 

（三）水环境行政管理与市场机制运作的矛盾&nbs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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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造成了我国水环境管理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现状，水环境管理受政府施政方针的影响较大，水环境管理以政府投入和政府推动为主，缺乏可持续性。市场机制在微观层面上是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客观上要求改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在水环境管理中运动员、裁判员身份不分的现象。 

（四）城乡二元结构现状与城乡一体化建设之间的矛盾 

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是资源和福利城乡间分配的不平衡，公共物品的不均衡分配是直接表现之一。城市郊区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长区域，具有较强的水资源需求和水污染治理要求，但是城市郊区公共资源投入不足造成水环境管理力量薄弱，制度缺失，造成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加重的现实状况日益严重。 

三、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改革的对策 

（一）城市郊区水环境集成管理 

水环境的分散管理割裂了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部门间的分权管理使水环境管理的各个方面缺乏协调和配合，造成管理资源的浪费。构建以政府统领的水环境集成管理的体制，整合管理资源，统筹管理涉水事务。实行水环境的城乡统一管理，实现水环境管理的部门间的集成、地域间的集成、管理内容的集成、管理对象的集成。推进水环境管理体制创新，推行区域水量和水质的统一管理，调整目前水环境管理部门为事业单位性质，增强其行政权力，赋予其财权、事权，加强对涉水事务的协调能力，确保执行的有效性。实现郊区水环境管理开发、利用、保护、治理、回用为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二）加强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各级水环境管理法规体系建设，根据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的特点，统筹规划水资源和水污染管理立法。完善地方各级水环境管理制度，注重对水环境管理综合性立法，统筹考虑各部门和水环境资源相关单位利益。注重地方水环境管理的程序性立法，明确界定水环境管理的权责。建立水环境管理审批、运营、监督机制制度的建立，推行许可证制度。进行郊区水源污染防治立法，完善取水权、排污权交易立法。加强水环境管理的执法队伍建设，强化执法监督，提高管理效率。 

（三）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对水环境管理运行的指导和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明确进行水环境相关权利界定，实行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建立完善水资源相关权利的市场交易制度，特别是个体与群体的取水权、排污权交易制度。丰富水环境管理的组织形式，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水环境管理的投融资制度，推行水环境管理涉水者治理模式。丰富产业组织形式，实行推行股份制、出租、拍卖、委托经营等形式提高涉水企业的运行效率。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丰富水环境管理调控手段，推行系统的水环境管理税、费、补贴、信贷等经济手段，加大水环境调控经济手段的研究，特别是级差税、费以及绿色信贷方面，促进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产业园区的建立，促进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四）建立和完善参与和监督机制 

加强水环境管理集体和个人的水环境知识宣传和教育，发挥管理对象的监督和参与作用，是做好水环境管理工作的基础。建立起水环境相关单位、个人在水环境管理中的参与和监督机制，丰富参与渠道，可以以水环境监督委员会、用水协会、节水互助小组、水环境管理听证会等制度形式，加强水环境管理监督。对涉水事务执行过程和涉水企业的运作过程舆论指导、决策建议、运行监督，形成良好的水环境管理的参与氛围，进行提升水环境管理效率。 

（五）将水环境管理与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第6篇：城郊经济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镇;建设;新农村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5-0135-02

1 “新镇”的概念

“镇”在中国属于乡级行政区,为区别于村镇、集镇或市镇,常被称为“行政建制镇”或“建制镇”。“镇”是比城市小的人口聚居区,居民多从事非农职业。而本文所要讲到的“新镇”与前面提到的“镇”大不相同,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新意:其一“在地里位置上,全部位于城市郊区,即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集城市和乡村的优点于一体,有全新的城乡社会结构形态,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其二,在居住条件上,远远超过一般镇甚至优于市区住房,有配套齐全的工商业、文化教育和娱乐设施等,有城市人向往的生态环境,使居民能够满意的生活在那里。其三,在设置功能上,具有与市区优势互补的作用。建成的“新镇”,要么颇具历史文化特色或生态环境优美,能吸引城市居民前来休闲旅游,既能增加郊区居民收入,又对市区具有“后花园”的功用;要么原材料供应丰足,劳动力价格低廉,即能够成为市区的加工基地,又能增加郊区的就业率;要么具有其它互补作用。总的来说,“新镇”就是集居住、工作、商业、娱乐等于一体,与市区优势互补的一种新型社区。这种新型社区整体面积具有一定规模,生活配套非常完善,文化具有自身特色,环境追求自然生态,更加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更加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2 “新镇”建设的意义

2.1 “新镇”建设是部分城市郊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合理途径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党中央高度重视,多次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引导农民住房向中心村镇集中,要提高村镇建设用地利用率。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而“新镇”模式正是从提高村镇建设用地利用率的角度,引导有条件的郊区农民自愿向中心村镇集中居住,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潮流中结合部分郊区特点产生的。

2.2 “新镇”建设是节约土地资源的重要手段

土地资源具有稀缺性,是不可再生的主要资源之一。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稀缺,当前又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要长期坚持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在新农村建设中,要严防盲目大拆大建,侵占耕地,损害农民利益。“新镇”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节约土地资源,不是盲目拆建和扩张。因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度推进村庄合并工程,“新镇”建设作为其配套工程,可以有效促进退耕还田。例如,山东省兖州市近几年,将原有的495个行政村,逐步合并成了100个近似“镇”的大行政村,这些“新镇”里设施配套向城市看齐,有农民公寓楼和小康住宅楼,有超市商店、学校、医院,也有公共绿地,预计到2010年底,全部改造完成将为该市增加耕地10万余亩。

2.3 “新镇”建设是发展二、三产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驱动力

“新镇”建设将从产业布局调整的高度带动发展二、三产业。一方面,“新镇”建设过程中的房地产、建筑等行业将为城市郊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建成后的“新镇”与市区具有优势互补作用,将为郊区商业、旅游、文化娱乐、信息中介特别是招商引资提供一个崭新的平台。在此过程中,小城镇已经成为继大城市后吸纳农村流动人口、富余劳动力的新载体,尤其是郊区农民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从事二三产业,其收入也将因此得到较大幅度的增加。

3 “新镇”建设的前景

3.1 城市郊区的比较优势能为“新镇”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城市郊区作为城市和农村的过度地带,相对农村而言,能较早的接受城市文明的辐射,能直接分享城市的人才、资金等资源,具有较好的基础设施,交通便利、通讯发达、商品流通较为活跃,产品结构具备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条件;相对城市而言,它发展空间广阔,拥有较多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和良好的生态资源,土地开发和拆迁安置成本相对较低,有利于规模开发和经营,能够承接城市的许多转移功能,如居住功能、服务功能、交通运输功能和仓储功能等。“新镇”建设模式在城市郊区这种天然优势下产生,必将成为部分城市郊区健康快速发展的助推器。

3.2 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新镇”建设能适应多数购房者的要求

目前,我过房地产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一边是老百姓昼夜排队抢号,对经济适用房极度渴望;一边是经济适用房投放量逐年缩减。事实上,东部有些城市已经停建了经济适用房。此处暂且不谈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从解决老百姓住房难问题的角度出发,本文认为“新镇”建设是一个有效途径。因为“新镇”地处城市郊区,建设成本相对较低,房价自然不高,能够让普通老百姓所接受。可以说,“新镇”建设也是在普通老百姓住房比较困难的形式下营运而生的。

3.3 国内先进地区对“新镇”建设进行了探索

近年来,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济南等城市进行了“新镇”建设的有益探索,许多“新镇”相继建成,为城市郊区发展走出了一条新的合理路径。例如,广州市增城新塘镇在建设时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充分考虑生态因素和人类之间的互动关系,确保区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与协调发展,绿化覆盖率达70%左右。建筑物的高度,街道的布置、尺度,以及整个绿化景观环境,都符合现代社区的邻里关系,体现着一种亲切的人文关怀。

3.4 国外发达国家为“新镇”建设提供了经验

近年来,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不断加快“新镇”建设,目前已取得十分瞩目的成就,为我们建设“新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例如,新加坡在利用“新镇”建设解决国民居住问题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国土面积仅有600多平方公里,人口400多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新加坡新建了几十个郊区新镇,有效解决国家人口的居住问题。新加坡的新镇建设之所以成功,是在政府“居者有其屋”政策下,遵循了公交导向、人性化设计、就近就业、更新发展以及多元混居等原则才取得的,这对我们建设“新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4 进行“新镇”建设的几点建议

4.1 结合村庄整治工程,实现农民住宅的公寓化

城市郊区自然村规模较小,居住分散,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所以可以在部分城市郊区通过旧村改造、村庄合并等措施,与“新镇”建设有机结合,引导原郊区农民向“新镇”的公寓适当集中。实行新建与改造并举的方针,在城市郊区适度进行撤并自然村庄的规划和建设,加快建造“新镇”居民新型住宅区。可以首先对不承包责任田转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以及在“新镇”规划区内的农民,逐步引导其进入“新镇”内的公寓区居住,率先实现农民住宅的公寓化。

4.2 借鉴社区建设经验,实现管理的制度化

把城市社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带入“新镇”。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坚持服务农民、依靠农民,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工作要求,为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新镇”的管理中,一定要因地制宜,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创新“新镇”管理模式可尝试将原村委会的建制和农村管理体制自然撤销,设立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管理社区事务,并陪套设立公安、卫生、教育等各部门,实行制度化管理。

4.3 做好占地合理补偿,实现保障的社会化

在“新镇”建设过程中,尽量减少郊区失地农民数量。对于被占地农民,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政策给予合理补偿,并确保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及时、足额落实到村和农户。在操作中,可将补偿金、安置补助费标准额度及资金到位农民情况进行公示,严禁被拖欠、截留、挪用等现象的发生。同时建立健全郊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使其能够获得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重点解决好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问题。保障基金根据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原则。由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合理筹资。国家和集体应出大头,个人出小头,个人应交纳的费用从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中一次性扣除。可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承受能力为不同年龄层次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保障体系。总之,对待郊区失地农民必须保证其原有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不降低。

4.4 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实现服务的全面化

不断建立健全各种公共基础设施,集聚各种服务资源。对“新镇”进行各项基础设施配套,建立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各种社区服务设施,并配套专门的商业点和主题公园,使“新镇”居民能够在生态环境优美的条件下,更能感受到求学、就医、娱乐休闲、购物等城市般的全面服务。在建设各种公共基础设施的同时,也可以分担一部分市区的承载功能。

4.5 广开渠道,实现居民就业的工商化

顺利实现就业是解决“新镇”居民特别是郊区失地农民生活来源、加快其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渠道。为此,政府应采取各种办法和途径促进其就业。一是鼓励用地单位和其他工商企业尽量消化郊区失地农民;二是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对“新镇”居民特别是郊区失地农民的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使其具备从事工商业的各种技能;三是参照原来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鼓励引导郊区失地农民发展二、三产业,使其通过自主创新推动就业。

5 结语

“新镇”建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新思路,它的发展初见端倪,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为城市郊区建设指出了一条新的发展路途。

参考文献

[1]潘锦云.基于和谐视角的工业化、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关系[J].生产力研究,2008,(24):35-37.

[2]王建军.城市化、第三产业发展与消费需求扩张[J].经济与管理,2006,(8):13-16.

[3]姚聪莉,任保平.论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J].理论导刊,2007,(12):12-14.

第7篇：城郊经济管理论文范文

是那些辛苦的淘金人

（引自罗伯特·塞维斯诗集《山姆·迈吉的火葬》1956[1917]）

近期加拿大的“黑金”淘金热促进了阿尔伯特省麦克默里堡地区的发展。这一地区尽管地处偏僻，距离最近的埃德蒙顿市有4小时车程，但在过去40年中，已经历了一系列经济起伏周期。正如加拿大诗人罗伯特·塞维斯在描写19世纪90年代晚期“克朗代克淘金热”时所提到的，正常生活秩序受到陌生与奇异的激烈冲击，因为在这种环境下，轮班工作和城郊的日常生活都被重塑成不同的样貌。依据李和李普玛的观点（Lee&Lipuma，2002），我们认为这些形式依然清晰可辨，但在全球传播过程中形态发生了变化——重塑了对本土与全球关系、居住方式、社区和劳动力市场的理解，反冲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日常生活中，对所有人都产生影响。尽管郊区定居模式都具有某种共性即边缘性，通常会随着新郊区地带的进一步拓展而逐渐衰退，但每一个位于城市边缘的“郊区”也是各不相同的，具有独特的经济形式、地理特点和历史传统。下文要阐述的是，这些形式在一个自身可变的空间中传播

绝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空间”，而是一个社会空间化结构，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角逐的目标（Shields1991；1992）。对于麦克默里堡地区而言，要建设郊区，必须先建立地产或房产。这是一个近乎魔法般的转变过程，从地区周边几百公里广阔的北部森林“批放”土地作为商业地产。最后，我提出这样一个假定：这并不仅是一个形式变化和空间化的问题，而是与时间形式相关——被当地人称为“麦克默里堡时间”的快生活节奏。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时空形态，我认为可以将其看成是一种文化拓扑学形态（Shields，2012）。它本身就是社会管理、文化霸权、政治争斗和经济控制的目标。

本文以理论探讨为中心，但成文于长达4年的民族志、图像学研究，以及渗入观察和访谈。在麦克默里堡进行的田野调查中，采用抽样和民族志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13—16岁的年轻人、居民、工人、企业主、省市行政人员和规划者进行了100余次半开放结构和长问卷深度访谈。还对当地人口迁徙数据、政治经济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对当地青年进行了图像学研究，并以“开放研究”的形式举办了社区学术研讨会，以之作为对田野调查的补充。该项目由阿尔伯塔大学的研究团队实施，得到加拿大社科研究委员会、市政府、阿尔伯塔大学、克亚诺学院以及当地企业的资助。本文并不仅是探索式的，而是寻求一种理解问题的创造性策略，并不是简单展示论证材料，而是阐明麦克默里堡的当前状况和时一空关系。在下文讨论中，这些关系将被视为空间化与时间化在一个“文化拓扑学形态”的多面体上进行的交互联系（另参见Shields 2012）。

黑金

麦克默里堡（人口8.5万人，波动范围1.5万人）是一个地区行政中心。它不是正式的市级建制，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与附近资源丰富的伍德布法罗市（Wood Buffolo）合并，成为该市的“中心服务区”。它位于尚存争议的阿萨巴斯卡油砂矿区南部（或直接被称为“油砂矿区”）。这里的石油资源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到2011年上半年，中国投资额已超过112亿美元，计划铺设通往太平洋海岸的石油管线。饱受争议的楔石石油管线（Keystone Pipelines）从油砂矿通往美国的炼油厂，两阶段的工程分别耗资约为120亿美元。尽管2010年石油业占加拿大GDP不足5%（据世界银行数字，2010年加拿大GDP为1.57万亿美元），但石油把成千上万的建筑和钻井工人从世界各地吸纳到麦克默里堡，正在扭转加拿大的经济与地区力量平衡。

在麦克默里堡，不常驻的工人往往会连续几周不断往返于各地，有时搭乘公司的直航飞机去往私人的油田机场。他们穿行在北美大陆，或在市里租房居住（通常是居民家里所谓的“地下室套间”），或住在用工程挂车改装而成的大型旅馆式模块状工人宿舍里。这些工人形成一种以男人为主的“灰色人口”（Hann 2010），折射出具有新兴城市和淘金热风格的城市文化。而麦克默里堡的居民希望发展社区，将郊区拓展为一种以家庭为取向的社区形式。以下这位居民的话凸显了这种冲突状态：

如果这些人都带来自己的家庭，那么突然之间你就会又处于一个更多以家庭为取向的社区中，就像我刚搬来时那样。可是你看到他们在租我们的房子和地下室，还有那些因居住问题而产生的情况。我认为那种孤独，那种两地分居，弄得家不像家，没多大意义。我同女儿女婿讨论过这方面问题，因为他们想搬家，女婿说他可以把房子卖个非常好的价钱，再花更少钱住到其他地方，两地往返就是了。我说，你打算一直这样么，你会累趴下。你知道自己轮班是从6点到6点，三个白班，三个晚班，晚上6点下了班，你先得需要一个地方歇歇脚。他说，他可以住在宿舍里。好，我说，那你住在宿舍里，你就得一直开车或者坐巴士。你会总是奔波在高速公路上，而我女儿住在这，一个人住这所房子。（一位长期居民）

居民们活动范围很广，要开车几百公里到埃德蒙顿去购物，或是在薪水允许的情况下飞到拉斯维加斯度周末（Dorow&Dogu，2011）。单一家庭因为外来务工人员房客的加入而扩大，他们租房有助于平衡高级住宅产生的阶级差别。几乎没有人能摆脱一种暂居的感觉，都将这里焦油砂矿作为一个工作的好地方，但并不是退休后生活的理想地。然而即使在经济不太景气的时期（2008—2010）仍有2万多工人住在员工宿舍区，其他那些人不论经济状况怎样都定居了下来。当被问道，他们希望看到这一地区发生怎样的变化，一位受访者这样说：

“更好的住房机会。我自己在这会变得情绪低落。我可能得租几年房子。”（一位刚来不久的公务员）

“你每月赚1400美元不够在那租房？”

“只够租个宿舍，面积6×6。如果能有扇窗户就算走运了。”（工人）

心目中的麦克默里堡

与大多数单一工业资源的市镇不同，麦克默里堡具有横跨百年之久的石油开采史，这种时间结构促使各级政府关注流动人口波动带来的社会问题。工人们游走于那些相距遥远的市镇之间，将地域文化和异域文化注入到当地混居的外乡人之中，这些人似乎是在加拿大上一次人口统计（2006年）之后的4年间来到这里的，而60%的受访者在当地居住3年或3年以上。由于大多数都是临时居民，或甚至就是在前往附近油砂矿工人宿舍时路过此地，外乡人社区中混杂了不同阶层、、种族和性别地位（例如菲佣和她们的群体和教堂；东海岸生意不错的商人常去的酒吧和俱乐部）。然而，各种文化都被“提取”出一部分，与当地文化重新混合。

尽管这里缺少明确的社区标志和机构，但人们共同致力于建设家园，日常维护、相互帮助。对家的感觉不仅是房子问题，而是产生于一种受到“底层”麦克默里堡困扰的社会背景下。将地下室套间租给外来务工者使单一家庭居住的传统形式更为复杂。这加剧了已经出现的城市问题，即私有地产会罔顾对长远意义的考虑以及对社区的影响，也会相应使公共区域的发展更为复杂，常超出当地居民的控制范围（cf.Heller，1998），除非有规划限制，或是以“社区地产价值”的观念对其进行鼓励（cf.Oestereich，2000；见下文“土地批放”）。然而，郊区的住所有一种更广阔的生态不断为人们提及，它几乎是从地产实体中变幻而成的。家庭“在虚拟意义上”是这种由相遇、回避、手势、眼神和闲聊所构成的象征性传播的一部分。

文化的拓扑学形态

基于李和李普玛的观点，我们可以提出，像“郊区”，或是郊区中“家庭生活”、“家庭”这些形式，是对某种土地资本、金融资本和社区的深层展示性的“拜物化描绘”（2002）。尽管对郊外社区的常见描绘中都会包括住房、公路等，但时空结构，或者说具体化的各种传播内容的拓扑学形态要比那些虽有代表性但处于静态的物体和建筑形式更能清晰体现郊区的面貌（Shields，2012）。探讨郊区、现代性和生活方式等这些文化形式传播的文献（Gaonkar and Pov—inelli 2003）对空间很少提及，而这是文化形式传播的舞台或多面结构。本文认为郊区这一实例能够揭示时空自身是如何循环流动的；一些概念从理论角度体现经济、环境、生产和消费等系统和结构，原本全然是抽象学术的，时空在当地环境的影响下成为它们的空间化结构与时间化形式。这些传播路径“出现”在这个背景或这个地点，成为一个时空拓扑学形态的组成部分。拓扑学形态体现的是那些存在差异但相互聚合的空间化结构形成的一种联接，或者说是一种弯曲或折叠的联接，从而在相距甚远的地点之间建立起新的密切联系。拓扑学形态还意味着不同的时间形式，比如当地人称为“麦克默里堡时间”的快节奏发展、调控过程的缓慢滞后、日常家庭生活作息这三者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将拓扑学形态想象为一种交织状态，表达出一种不仅对管理和经济行为所处的各种空间（Brenner，2003；Rouhani，2003；Warner&Gerbasi，2004；Gualini，2006），也对社会再生产各种空间（Gregson&Lowe，1995；Marston，2000；Marston，Jones，&Woodward，2005）的重新调整，甚至是“跨越式调整”。

文化拓扑学形态由多个参照结构组成，不仅包括土地和建筑，还包括一整套的公共空间、集体活动、神话想象，这些都在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层面上展现出自身的时间形式和空间特点——无论是教育、驾车行驶或是为海地赈灾募捐。这些是传播和流动的时空结构或文化背景。最重要的是，拓扑学形态可能是复杂多维的时空多面体，只能从虚拟意义上去理解。也就是说，无法将它们抽象成一个字面的陈述，相反，必须通过“仿佛”是拓扑学形态、几乎是拓扑学形态的一些表征才能对其进行理解——这与艺术家埃舍尔（Escher）利用情景来展现变形的空间十分相像。那些这些场景乍看上去是真实存在的环境，但很快就会明白是不可能存在的变形空间和世界。这些使我们能体会到加于事件发展过程之上的其他维度，这种过程在三维空间与一维时间中是无法充分体现的。

提出郊区的相关研究是拓扑化形态的，目的在于指出郊区是一个理论研究对象，包含但不仅限于一个郊区建立一个变量空间（拓扑空间）所需的物质条件，在这个空间中，时间、消费、经济与人口状况作为x—y—z三维空间之外的维度被包括进来，形成一个复杂的图示。最终形成的多维体是一个拓扑多面体，或许我们可以用本雅明对巴黎拱廊街多维度的凝视来比较。他的凝视中看到的内容远远超过那些穿越城市街区在遮阳拱廊下抄近路的资产阶级，他看到法国成为一个大众消费的商业中心，而这是未来经济的驱动力（Benjamin1955；Shields 1993）。将有关郊区的研究视为一种原型系统或是前系统的文化拓扑学形态，有利于理论比较和方法论的发展，以及更充分灵活的知识策略。

以欧几里得的三维空间或街景透视空间描述麦克默里堡并不能反映其真实面貌。人们总是觉得有些古怪或是超现实。在这样一个地方，人们需要一种方式，仿佛只一瞥就能涵盖全球和区域，熟悉与陌生。由于郊区人口异质化程度很高、土地使用期不同（租用或产权人拥有），不同家庭形式（单人，合租、两口之家、大家庭等）、不同住房形式（低矮的公寓楼、联排、独栋房）混杂在一起，社区关系以及不同油矿工人相互冲突的时空这些性质折射出这个生活空间的距离和亲密。麦克默里堡的郊区作为一个具有拓扑学形态的地点，体现出不同情形下形成的空间化结构的交错关系，比如对居住地截然不同的感情、对邻里关系的投入、“创生”社区成为政客们玩弄的辞藻和一项后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Creed 2006）。这些方面的探讨见其他相关文献，也是在麦克默里堡多年民族志研究的团队成果。（Dorow 2011）

尽管与北美许多城市的郊区很相似，但在麦克默里堡、鹰岭（Eagle Ridge）或帕森斯溪地区尚未完工的街道上同时存在的各种状况（比如许多卡车装载着租住在地下室套间的工人，或是森林边上刚刚垦过的边缘）还是打破了郊区环境的传统呈现形式，即一种对人为环境和生态和气候环境大背景想当然的“处理”。麦克默里堡的郊区生活意味着由于地广人稀，大多数时候都得被迫忧郁地生活在孤独隔离的状态，注定要被迫去尊重恶劣的气候条件，要冷峻地从这一地区的地层中获取石油财富，或者充满喜悦去赞叹自然之美。

麦克默里堡的土地和社区发展模式既带有典型北美郊区的特点（见图片http：//flickr，com/groups/whereis—fortmcmurray/），又有独特之处，那究竟是怎样？它遵循的是北美中产阶级的形象和形式，而不是任何当地工人阶级，或周围乡村定居点里梅提族（Me—tis）、印第安克里族（Cree）和提纳族（Dene）的习俗？的确，这里是失业流浪无产者的天堂，加班和每日两班倒能赚不少钱。我们的受访者在讨论麦克默里堡时常提到其他遥远的城市，比如把四方整齐的小房子称为“卡尔加里式”，或是在示意图之外用箭头标注“家”、“有趣”或“离开”这些概念（讨论见Dorow&Dogu，2011）。

麦克默里堡与其他郊区一样，不仅由当前能见到的内容构成，也由缺席以及相距遥远的内容构成。人们觉得麦克默里堡是一个郊区，不仅因为它在20世纪80年代与其他城市合并而缺少正式的城市地位，而且它是附加在城市之外的，是南边那些大城市的一块流离的附庸地和边区。

土地批放：从自然空间中创生地产

尽管人们反复谈到充分接近森林大自然的益处，但麦克默里堡空间化过程的内容之一就是将社会再生产与生产的空间（指开采石油的森林乡村地区）严格区分开来。这对于各方利益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包括参与社会再生产空间构建的石油公司、政府和民营开发商。麦克默里堡的新住房项目是一个缓慢的开发过程，由省政府从所控制官地（Crown Land）周围逐渐批放出成块的土地来交由民营开发。这是基于当地政府即伍德水牛城（RMWB）的要求，它在麦克默里建制取消后一直管理着这个城市服务区。RMWB倾向于在运作中一方面作为市议会的，另一方面作为地区工业发展的管理机构，以应对麦克默里堡周围广阔乡村地区真正居民的诸多抱怨（Lagendijk，2007）。

从空中俯瞰去，尽管森林中有测量员划定的纵横界限，也由地质部门进行过细致的实验探查地下油砂矿的典型回声，土地批放是一个将北部森林纳入地产体系的过程，森林在这个体系中转化为不动产。这些土地被分成小块，可以在地产体系中通过资本中介，与明尼苏达州或其他任何地方的郊外土地进行交易。这个过程几乎如炼金术一般：王室施行一套律令程序，由此土地本身发生了变化，被剥离出自然的符号系统，而以土地资本的形式重生。许多受访者对这一过程中多级政府的参与表达了担忧，这种参与需要不同部门管辖权的协调合作，对此很少有人具备广泛的经验。在表征层面上，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绝对差异受到侵蚀，这是困扰这个法律程序的一个方面。原因可能是由于匆忙的分配和缺少足够的程序而没有意识到这个范畴差别。此外还要克服物质条件方面的障碍，比如沼泽地区并不是稳定适宜的建筑地点。

这些郊区的创生是通过一个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管理机构，外包给民营开发商，与大型民营企业主共担风险，比如CNRL，它希望鼓励技术工人留在公司。作为企业生活区的一种形式，官办与民营在基础设施和娱乐设施方面的合作已经拓展到家庭日常生活领域，不仅是因为意识到油砂矿产业的重要性，而且还通过金融联系和报酬之外的其他分红。此外，所有居民面对着油砂矿同样的经济命运和财富这个纯粹的事实限制了多样性的发展。以时间结构形成家庭生活、构建郊区住房和社区也使这种合作关系得到延伸。

尽管麦克默里堡的城市化过程匆忙，当地政府对于自身能够精打细算分配土地用于开发、勤于审视公众利益，以及在“土地批租”过程中认真消除当地土著人的任何土地要求而感到自豪。但是这个过程绝对不是清晰透明的。早先以各部落和捕兽者设陷阱的路线来组织森林的方式在土地批放过程中被抹去，那曾是工业化规模林业或石油开发之前一种神圣的传统土地使用方式，现在只有那些穿过新郊区及其周边的交错林间小路还能让人依稀记起那些路线。自史前时期土著居民就认为他们所居住土地的各种空间化是森林不可分割的部分，或是自然周期的守护者。这样一种空间化属于传统知识体系，几乎不可能转化成财产和物品这样令人疏离的语言（Thornton，2010；Taylor，Friedel&Edge，2009；Nadasdy，2002）。这种关系网以及收获和奉献的循环被一个跨国流动的体系强行打破：全球规模的资本、横跨北美的石油生产、加工和消费网络。

郊区的文化拓扑学形态：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路径

在麦克默里堡，郊区的面貌和含义“居住在某地或形成一个居住群”都发生了变化。人口、资本、技术的流动，以及商品消费的逻辑，还有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石油需求，这些都渗入到整个城市的方方面面当中。麦克默里堡并不是别处某种理想或典型郊区的范型。它的郊区不同于常规模式、有异于人们的设想，这意味着一条规则，即没有标准的郊区形式。相反，郊区的意义提示着一种循环形式，它在每种情形下实现的形态都不尽相同（Straw，2010）。社区生活的基础是否定此时此地缺席的内容；社区构成一个圈子，这些人总有一些东西属于这里，在历史发展中被铭记，由于对前景的信念被纳入未来规划。

某种程度上，在这个空间化过程中，人们共同努力将家庭空间与油砂矿的生产环境隔离开来，而不是融入或退居到周围森林中，以控制那些紧张关系。具体途径是通过“创生”土地，建起尽可能同其他北美城市同样典型的郊区地带，包括平淡乏味都一样。这导致既不是生态的也不是自然化的社区环境。麦克默里堡的郊区通过空间化成为对抗石油业及其外来务工者离散式空间化的社区。这些过程仍在继续。对欲望的满足被安置在日常生活之外、本地之外的遥远地方、每个成型郊区周边那些形成自然一文化差异的峡谷和山间小径里（Park 2011）、遥远的家中，或拉斯维加斯或是坎昆（Cancun）的海滩。

第8篇：城郊经济管理论文范文

最令学者瞩目的是近来的大城市管治方式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城市行政区划的调整，许多城市已经或正在提出将大城市周边的县（市）直接与中心城区合并方案及与其有关的发展战略，这里简称为“撤县并区”。

尽管大城市已把“撤县并区”作为促进城市化和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新的管治框架，但对“撤县并区”这种管治方式的内涵还是有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些官员甚至以为，只要“撤县并区”，城市竞争力就得到提高。如何准确把握“撤县并区”，它能否对全球化、城市化产生促进作用，目前还很少能见到深刻的讨论，本文拟从大城市管治方式转变来探讨这些问题。

  1  大城市管治转变

城市区域是中心城区发展的基础，中心城区也是城市区域发展的保证。对中心城区和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追求不断对大城市管治提出新的要求。换句话说，大城市采用何种管治方式才能更为有效地促进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大城市管治中的核心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更关系到城市区域的城市行政结构。

许多理论揭示了大城市管治的内在机制。制度经济学强调竞争和合作是产生大城市管治变化的两种基本力量(Ostrom,1986;Ostrom,Schroeder  Wynne,1993;Ostrom,Gardner,Walker,1994。)。他们认为大城市管治实际上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由中心城区操纵的城市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区域的发展要靠中心城区来带动，这种管治方式称为“集中式管治”(Centralized  Governance)；另一种管治方式称为“分散式管治”(Decent  ralized  Governance)，即让城市区域内众多的城镇，相互竞争，共同促进城市化。强调中心城区不要过分干预城市区域内其他城镇，而让市场机制来协调城市区域发展。他们还认为，“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方式都有其内在的弊端。前者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容易造成官僚主义。后者又容易造成各自为政，盲目发展。多中心管治(Multi-Center  Governance)方式则吸取了两者优点，为大城市比较理想的管治方式。多中心管治既承认城市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又突出了中心城区对城市区域的协调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大城市管治方式变化正是从“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朝多中心管治转变的。

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政府对城市区域内经济活动的调节一方面要求城市之间的合作，同时又不能不考虑它们各自利益，利用竞争机制促进城市区域的发展。中心城区既要引导郊区县（市）的资源合理应用，同时又要使郊区县（市）真正走上与中心城区竞争的轨道。为了顺应这种公平竞争的要求，解决资源不均的矛盾，大城市在经营和组织城市区域发展的方面，都把资源共享和合作作为大城市管治的核心。

在市县关系方面，中心城区既不是采用计划和分配的办法为自己扩大地盘，也不是放任与不管，而是在集中和分散之间取得整合。城市多中心管治赋予给市县的是一个平等互助的关系。各个城镇权限重新分配和调整。例如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业、土地使用权利等问题上以城市区域的市场机制为准则。如果一个发展项目来到一个效区县（市），那么这个县（市）就要从整个城市区域出发，合理安排这个项目，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压低标准来抢夺这个项目。当一个项目来到中心城区时，中心城区也应该遵守区域共同发展准则，不能不加选择性地包揽一切。因此，城市多中心管治是一个现实的合作过程，它容不得中心城区政府统管一切而增加管理成本，也容不得各自为政，不择手段地为各自获得发展。

在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方面，中心城区除了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外，还通过建立专门机构直接对周边地区进行协调。在不打破各自的行政区划界限基础上将一些次要的城市功能活动转移到郊县。同时中心城区提升自己的功能，使得中心城区可以轻而易举地协调分布在不同城镇的功能和城市化过程。中心城区把复杂的城市分解成若干专业性强的、用地量大的功能，分散到其城市周边地区去带动边缘地区发展，同时，又不剥夺周边地区的发展权，既为本身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提升了本身的协调能力，同时也调动了周边地区的积极性，引导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方向，形成了整个城市区域之间的合作和分工。

西方国家大城市管治变化说明，大城市过去维持的“集中式”管治不能适应越来越大的全球化压力，而对全球化形成了挑战，导致周边城市无法同中心城区展开合作。

“分散式”管治虽然适应了全球化需要，但同时对城市化形成了挑战。分散式管治鼓励了中心城区在更大范围的展开，如城市开发区、房地产业、城市交通会在更大范围内发展，使城市发展规模无法约束，产生了“摊大饼”。“分散式”管治方式虽然提高各个“各自为政”的城镇的竞争能力，同时也削弱了城市区域整体竞争能力。

而正在发生的城市“多中心管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又是实现城市化目标的重大变革。它主张各个城市之间开始进行合作，在合作的前提下，维持竞争，目标是提高城市区域整体竞争能力。

  2  中国大城市管治方式的转变

中国大城市管治面临着一个集中和分散的两难困境：大城市区域既需要“乡村城市化”机制来调动小城镇力量和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乡村城市化”本身又在影响中心城区的作用，造成城市人口在空间上更加分散，城市基础设施配套的摊子铺的更大，城市管理权限的分散，产生所谓“镇镇像村，村村像镇”，继而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

上述的两难困境是影响中国大城市管治转变的内在原因，换句话说，中国大城市管治是在这一矛盾中发生转变的。

  2.1  “市带县”阶段

城市区域发展的起步阶段总是依托中心城区，是集中市域范围内有限的财力、物力等区域资源来促进城市化进程。1980年代，中国大城市正是采用了这种“增长极”战略，开始改革大城市管治方式。大城市进行了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市带县”的措施就是“集中式”的管治方式的体现。“市带县”促进城市区域资源的集中，同时带动县（市）工业的发展。

在“市带县”的浪潮中，中心城区对城市区域的城市化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许多城市中制造业转移到郊区县（市），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进行联营和合作，城市中的许多经营管理人员、工程师纷纷“下乡”支持乡镇工业发展。郊区县（市）利用城市区域内廉价的人力和土地资源，积累了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部分县（市）工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度对乡村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随之而来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进一步规范了县（市）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乡镇工业企业的素质。

在“市带县”的政策下，中心城区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资本、技术密集的机械制造、原材料工业得到发展。

可以说，当时的城市化主要是中心城区的拉动，即大量中心城市资源直接或间接涌入小城镇。有些倾斜性政策甚至把中心城区资源转移给小城镇，以牺牲中心城区力量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所以，到1990年代末，有些发达地区的城市区域产业格局中，乡镇工业和城区工业各占半壁江山。

“市带县”管治下的城市化主要不是在城乡竞争中实现的，而是靠城市拉动或主动让位来实现的，这是城市化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但是“市带县”管治方式存在着另一种弊端。例如，“市带县”本身就是使城市郊区县（市）享受扶持发展政策，在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市）之间存在着不公平竞争。中心城区需要集中区域资源才能继续保持以往的带动能力，这就需要县（市）自身发展，简单说，“市带县”的同时也需要“县带市”。在中心城区向郊区县（市）提供单向支持的同时，中心城区的政策仍然保持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城乡产业制度的差异使国营企业的资源流向乡镇企业，中心城区的“造血功能”受到限制。中心城区扶持市县发展的政策越倾斜，县（市）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主动参与就越少，而这又会削弱城市区域的整体能力。再如，地理位置临近城区的郊区县（市），具有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论实力并不一定需要中心城区拉动，却吸引了中心城区更多的资源，无形中扩展了城市发展规模。而最需要拉动的边远县（市）却很少得到“市带县”的好处。

  2.2  “撤县建市”阶段

1990年代，为了推动城市化，国家开始扶持县（市）对县域城市化的带动作用，表现为“撤县建市”政策。城市管治的方式开始朝着“分散型”方向发展。前后约100个大城市的郊县进入了中国城市行列，直到最近，“撤县建市”才有所停止。

“撤县建市”实质上造成了那些本身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的郊区县（市）直接或间接的脱离中心城区的管治。“撤县建市”不但承认和保留了原有的县在资源分配中的权力，而且在原有的县（市）级权限上注入了新的权力，从而进一步形成了大城市分散式管治局面。

1990年代以来，积累了一定实力的郊区县（市）开始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当这些县级市拥有了经济活动广阔的权利空间时，它进行的经济活动常常与中心城区互相重复。国际投资，商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对外输出使郊区县（市）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与中心城区相比，临近城区的新建市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区域交通条件，以及更为优越的投资环境，它们的发育开始对城市区域空间结构以及中心城区的地位产生冲击。发达地区的许多县（市）逐步发展到成为了地区的竞争对手。有些县级市拥有与本身地位不太相称的人事权、财权。他们与中心城区互相攀比，相互压制，所谓“开发区”热就是一个例证。城市和郊县之间相互依存度开始大幅度减小，城市对县（市）的带动力量急剧缩小。

在中心城区与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郊区县（市）激烈竞争过程中，中心城区不仅不能左右县级市，而且中心城区的某些功能也受到了县级市的左右，最突出的是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由于没有规范的协调机构和管理制度，市县之间并不存在统一的土地市场，由此造成了市县之间互相攀比和重复投资的局面。许多边缘区乡集镇不听命于中心城区的安排，也不受所在县（市）的监督，而利用本身的地缘优势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在城市分散式管治中形成了独特的城中村。

郊区县（市）为了抢占中心城区本身所应有的市场地位和在城市区域中的正常支配地位，降低开发成本，由此扭曲了本来可以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竞争机制，降低了城市地域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造成中心城区“摊大饼”式开发。

灵活的政府和办事效率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制度条件。“撤县建市”赋予了县（市）灵活程度较高的制度条件和管理过程，促进了县（市）参与经济全球化。

  2.3  “撤县并区”阶段

“分散型”管治对中心城区的健康发展形成挑战后，政府开始放弃“撤县建市”的管治方法，国家转而鼓励大城市实行“多中心”管治，目前的“撤县并区”就是中心城区和郊县（市）之间的相互竞争的必然选择。“撤县并区”不再是由中心城区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定城区发展目标，而是要越来越多地从城市区域的角度来选择中心城区可能的城市发展目标；而且，“撤县并区”摆脱了郊县单凭本身的资源和市场，在县（市）范围内独自操作、组织经济活动。

“撤县并区”其实是多中心管治在中国的具体表现，也是在“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后的一种平衡。大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只有靠合作和竞争方式维持城市区域的竞争能力，“撤县并区”正是在建立一种新的协调机制，顺应共同发展的需要，推动市县在城市区域发展上有效合作。因此，“撤县并区”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大城市管治的本能反应和共同愿望。在“撤县并区”过程中，市县之间事实上不存在“谁管谁”的问题，而是共同面对全球化压力，协调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城市已开始朝“多中心”管治方式转变。

1990年代，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率先进行了“撤市并区”。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省会城市，更面临着能否在这场大城市的相互竞争中保住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问题。省会城市兴起了提高城市区域竞争力的热潮。杭州市在2001年2月将市区边缘的已经“撤县建市”的萧山、余杭“撤市并区”，市区面积也由此从原来的683km[2]扩大到3068km[2]。南京将江宁县撤县并区后，最近又将江浦县和六合县分别与浦口区和大厂区合并，从而使市区面积由2000年的1000km[2]扩大到目前的4737km[2]。合肥将原来的郊区进行了调整，市区面积由原来的458km[2]扩大到558km[2]。南昌市也计划将五个郊县纳入市区。许多地级市也纷纷扩大本身的管治范围，加强城市地区的协调发展。

在中国大城市工业结构调整阶段，“撤县并区”策略的实施有助于消除就业“城乡错位”情况，中心城区的“下岗”职工可以到乡镇企业寻找出路。也为城乡经济的整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城市经济主要依托全球化对整体城市区域的市场需求；城市区域市场对中心城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所以，大城市区域的经济只有越来越深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时，中心城区才具有竞争力。“撤县并区”既增强了中心城区政府的功能，而且增加了郊区县（市）的参与。他们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心城区的竞争力。可以说，“撤县并区”是通过合作来提升大城市发展。

从“撤县并区”的政策内涵看，原郊县政府在大的城市区域发展问题上应服从中心城区的安排，发展策略应当由中心城区来调控而不是由原郊县本身来制定。其次，原郊县的发展决策主要还是由郊县本身制定执行。中心城区遵重郊县自制，只负责协调而不是包揽其发展。郊县政府在政策实施上具有一定的自制权。

  3  结论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管治方式变化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城市曾经实行过的集中式管治体制，分散式管制方式，正逐步转变成多中心的城市管治，城市化不仅仅依赖中心城区或者农村城镇，而是依靠两者之间的合作，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

“撤县并区”是中心城区和郊区城镇之间相互作用和制衡的结果。全球化形势下，单从强化中心城区出发或单从所谓的“农村城市化”都不能够有效地推动城市化。“撤县并区”就是市县之间合作的具体表现。衡量“撤县并区”的作用，关键在于建立市县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和在城市区域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市场机制，因为城市化问题不仅仅是城市边缘区问题，更多的是大城市腹地问题。一个大城市常带好几个县（市），解决了市区临近的几个县（市），更远的县（市）的发展协调问题还会出现。

要真正实现“撤县并区”战略效果，在“撤县并区”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利用“多中心”管治理念，不能再次回到“市带县”或“撤县建市”的老路。例如，在“撤县并区”之前，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紧张是显而易见的，在“撤县并区”和城区面积行政调整之后，中心城区面积的扩大，尤其是目前大城市市区行政面积扩大，容易造成粗放式开发。如果没有一个城市区域整体的市场机制。就会减少城市土地利用的效率。也就是说，“撤县并区”的同时要防止“郊区化”。中心城区政府不能只关注开发成本低的郊区土地资源，从而造成不必要的城市“空心化”。

“撤县并区”改变了原郊县政府运作的环境，在“撤县并区”后，某些郊区县（市）在城市开发过程中有了与中心城区同样、但比其他县（市）发展更多的机会。中心城区不能够盲目干涉或插手一些区级经济开发的机会，如果任何发展中的小问题都要得到中心城区的层层审批，就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不仅影响办事效率，减少投资者的兴趣，而且会减低原郊县政府部门的积极性，导致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总之，城市化和城市地位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市管治方式或者说是城乡制度安排上的竞争。大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大城市的管治方式。谁能在这样的竞争中，成功地调动市县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多中心管治理念建立适应现代城市区域发展的城市管治结构，谁才具有竞争力，城市化才具有动力。

［收稿日期］2002-05-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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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城郊经济管理论文范文

北京市域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是有章可循的，市区的郊区化和郊区的城市化基本上是双向良性互动的，努力体现着“城乡一起抓”的指导思想，但同时也有些问题亟待进一步研究。卫星城的定位与发展是一个涉及全局和长远的大问题。目前的状况是，北京市对夹在已规划的1040平方公里中心城区和33个重点建设的郊区中心镇之间的卫星城，没有相应的发展政策和更高层次的协调管理，使卫星城在规划体系中的地位名实不符，影响了卫星城的发展和功能的发挥。本文认为，政府在推进北京市城市化的过程中，必须分清层次，突出重点，使卫星城成为京郊城市化的龙头，真正发挥它对郊区城市化进程的带动作用，同时，不断增强其分担中心城区重负的功能。

一、卫星城的概念和全球发展简况

卫星城是大城市体系中的一个层次，是依附于大城市、与大城市联系紧密、处在大城市周边而又与大城市相对独立的中小城市。之所以叫卫星城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好比天体中围绕行星运转的卫星。卫星城镇的设想最初是由英国的E·霍华德在1898年提出的。这种卫星城镇当时被称为“花园城市”。1903年在这个工业化先行国家首先开始了实践，在首都伦敦的郊区最早建起了这样的城市——莱奇沃斯。卫星城镇(satellite town)的概念则是后来由美国的泰勒于1915年提出的，中文译作卫星城镇，亦称卫星城市。其特点是建筑密度低，环境质量高，一般有绿地与中心城区分隔；其目的是为分散中心城市(也有人称之为母城)的人口和工业。它们多数是借助于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辐射力由旧有小城镇发展形成，少数是在新规划的郊区和乡村空地上建设而成。在发展初期，它们一般位于交通干线上，距离中心城市较近，一般为30～50公里；它们容纳的人口一般为2万～6万人，城区多以居住区为主，它们对母城的依附性较强。后来，随着工业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建立，卫星城的规模逐渐扩大，距离中心城区较远，工业职能明显，独立性增强。20世纪50年代后期，卫星城人口一般为8万～10万人，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展到15万～25万人，与中心城市的距离也加大到80～130公里。这种发展趋势在卫星城镇发展较早、数量较多的伦敦最为明显，其他城市如巴黎、东京、莫斯科也有表现。从卫星城与母城的关系看，有人把依附性强的卫星城叫消极的卫星城，把独立性强的卫星城叫积极的卫星城。

卫星城真正获得较大规模发展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世纪40年代中期，英国兴起了“新城运动”，日本、法国、前苏联等国家也都有卫星城或新城的规划建设行动，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例如，英国伦敦100人以上的工厂约有70％迁移到了卫星城；巴黎郊区建设5座新城，计划到2000年底人口达到150万人。我国的香港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计划地发展了沙田、荃湾、屯门等9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新市镇，到回归前的1996年，在这些新市镇中已居住260万人，占全港地区总人口的40％。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卫星城不同，我国大陆大都市周边的卫星城在功能定位上，不仅有分解中心都市区的功能，还承担着卫星城周边农村地区城市化的重任。在发动机制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发展都是由政府控制的，这虽然未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能主动地进行计划和规划。北京的卫星城基本上就是循着这样的路径发展的。

二、北京卫星城的规划和建设的进展

(一)规划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北京就有了城市规划的考虑。1953年北京市委提出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1957年在前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市又制定了《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草案)》，其中就提出在城市布局上采取“子母城”的形式，在发展市区的同时，规划了昌平、(昌平)南口、顺义、门头沟、通县等40多个卫星镇。1958年8月北京市委决定对已上报的上述方案(草案)进行若干重大修改，修改稿中正式提出了“分散集团式”的城市布局原则。为与“分散集团式”布局原则相适应，当时的冶金、机械、化工、纺织等60个工业项目的选址就有了与发展卫星城相结合的考虑。但由于项目分布在郊区31个点上，摊子太分散，结果不甚理想，而这一思路和建设雏形为后来的卫星城的规划和发展打下了一点基础。

1982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重点建设燕化、通县、黄村、昌平4个卫星城。1984年，《北京市加快卫星城建设的几项暂行规定》出台。后来，随着市区迅速膨胀的压力增大，以及郊区郊县经济发展的推动，1993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中就明确了建设14个卫星城的格局。这14个卫星城中的10个是区县城(通州、大兴黄村、顺义、房山良乡、门头沟门城、昌平、怀柔、平谷、密云、延庆；以下提到区县，均指区县城)，再加上房山区的老区城所在地房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地亦庄，2个有一定基础和区位条件的传统名镇昌平沙河和丰台长辛店。这里的昌平卫星城含南口、埝头、昌西，怀柔卫星城含桥梓、庙城，顺义卫星城含牛栏山、马坡，房山卫星城含燕山石化地区。 　(二)建设进展

1.规划基本完成，建成区面积扩大，基础设施在改善。20世纪90年代初，14个卫星城建设用地规模为15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8万人。至1998年，建设用地规模达到2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30多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占80％以上。到2000年底，除了房山(含燕山石化地区)外，其他13个卫星城都在区县域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完成了规划的编制和修订，其中，延庆、怀柔、通州、良乡、长辛店、沙河、密云7个卫星城的规划已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14个卫星城的用水、治污等基础设施正在建设或已建成。

2.分担主城区功能的作用在提高。通州、黄村地处京东京南平原地带，在14个卫星城中位置十分优越。目前，京通快速路已经开通，穿越黄村的京开(北京至开封)高速路也已正式运营，随着地铁八通线(八王坟至通州)的建成和黄村北区5.75平方公里新的开发区的建设，这两个卫星城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强。顺义也基本上是平原地区，又依托首都国际机场，既有传统的工业基础，又有天竺空港开发区。昌平是科教新基地，既有不少大学新区，又有属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昌平园区。良乡是传统名镇，也是房山区新的区政府所在地，又有京石(北京至石家庄)高速公路穿城而过，近几年吸引力大增。门头沟区政府所在地的门城镇，因其较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也已经成为区内人口的聚居中心，对区外的吸引力也在逐渐增大。怀柔地域面积大，人口密度小，生态环境良好，现在正逐渐成为北京市的会议中心之一和良好的旅游休闲地；撤县设区又为其带来一次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平谷、密云、延庆作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都正在形成各具特色的卫星城。

3.产业支撑在增强。房山(含燕山石化地区)、长辛店、沙河特别是亦庄都因老的或新的产业的集聚，已经或正在形成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基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地的亦庄卫星城前景良好，与中关村科技园区一起已经形成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和成果转化基地。大部分卫星城到1998年都实现了“二、三、一”的产业格局；昌平、通州、黄村、密云等还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格局，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到GDP的50％左右。市、县级开发区和工业区的建设，也正在成为卫星城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4.区域中心的辐射力和带动力在加大。作为区县城的京郊卫星城不仅是各自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的中心，而且对周边地区的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也在不断增强。同样，非区县城的卫星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位于亦庄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这几年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周围亦庄、鹿圈、马驹桥等乡镇的经济增长，同时还解决了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促进了整个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水平的提高和环境的改善。怀柔卫星城和周边6个小城镇的放射性公路到1999年底已全部建成，大大加强了卫星城和周边地区的联系。怀柔、平谷在撤县设区后，城镇化的步伐可能会更快，辐射力和带动力也可能加大。

5.教育、卫生水平逐步提高，文化特色在显现。单从居住的角度讲，文、教、卫、体水平的差别是卫星城和主城区的主要差别，因此，提高这些方面的水平是增强卫星城居住吸引力的主要途径。为此，卫星城纷纷与名中学、名医院等联合办学、办院，较迅速、经济地提升了卫星城的文化品位。例如，黄村兴涛社区与北京四中联合办学，迅速加大了社区的入住吸引力。

(三)北京郊区卫星城加快发展的原因

从1990年以来，北京郊区卫星城加快了发展，其原因有以下4个方面：

1.“两个转移”的指导思想使郊区城市化和卫星城发展遇到了历史性的机遇。为提高城市素质和增强首都功能，1993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了“城市建设重点要逐步从市区向远郊区转移，市区建设要从外延扩张向调整改造转移”的总体思路，郊区卫星城正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才加快发展的。

2.产业结构的重新布局和调整，使卫星城和小城镇增强了产业支撑。北京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市区工业“退二(退出第二产业)进三(进入第三产业)”，“退三(退出三环路)进四(进入四环路沿线)”，加快区县工业开发区建设、小城镇试点建设等一系列政策，并在1998年召开的市委八届二次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推进农村城市化、工业化，加快实现北京郊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正是这些政策和目标为郊区产业发展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

3.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和投资主体多元化，使土地和资金要素更易获得。国家实行土地有偿出让和有偿使用制度，改变了城市发展过去单纯依赖国家投资、国家征地的单一模式。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力度加大，城市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为城市建设特别是卫星城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

4.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为郊区城市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1990～2000年10年间，郊区国内生产总值从117.25亿元增加到547.83亿元；财政收入从22.8亿元增加到110.50亿元；乡镇企业总收入从202.47亿元增加到959.10亿元，2001年已突破1000亿元。郊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的比例1990年为35.2：46.7：18.1，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已调整为 16.4：40.9：42.7，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也从1990年第一产业就业占44.8％，第二、第三产业合计占55.2％，变化为第一产业占42％，第二、第三产业合计占58％。

三、北京卫星城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主要问题

北京的卫星城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总体上来说，还处在起步阶段，而且出现了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未来10年将是卫星城加速发展的时期。为了更好地发展，必须总结经验、教训，正视并力图解决这些问题。

1.卫星城的规划、建设只有大框架，没有具体的政策和有力的协调。有些卫星城的边界和范围至今尚未划定，也没有卫星城单独的统计口径和完整的统计资料，给管理、研究等都带来诸多不便。

2.各卫星城功能分工不明显。一些卫星城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形象上缺乏特色，存在经济上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城建上忽视保护城镇自然、文化特色的倾向。

3.与主城区之间的安全、快速、廉价、大容量的交通、通勤网络尚未形成。一些到远郊居住的居民，仍然要到市区就业、就学等，每天往返于市区和卫星城之间，这不仅增加了交通负荷，还加大了居民的疲劳程度，降低了工作和生活的效率，同时，中心地区的压力也未得到应有的缓解。目前虽有28条9字头线路的郊区车运行，但运行时间长，车况差，路况也有待改善，不能满足市区与郊区之间的交通需要。

4.教育、卫生水平亟待进一步提高，居住环境和社区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由于卫星城的文、教、卫等社会服务的水平和方便程度与市区存在不小的差距，出现了一些已迁往卫星城的居民又回迁市区的现象。

5.土地政策和户籍政策过严过死。1997年中央11号文件冻结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以来，北京市仍未有一套关于土地置换、土地整理的政策性文件。对卫星城的户籍更是没有松动。

6.卫星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例如，现有卫星城人均建设用地150平方米，国际上一般最高为每人100～120平方米。

7.卫星城建设、管理的内外体制不顺，管理水平不高。有的卫星城同时跨几个管辖区域，域内有中央和市属大企业，需要较高层次的协调，而这种协调机制目前尚未建立。比如，规划中的长辛店卫星城由长辛店、云岗2个办事处和长辛店、王佐两个乡镇共4个平级单位分别管辖；房山卫星城由房山镇和燕山办事处管辖，都存在协调的问题。

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卫星城自身的发展和分担中心城区功能的作用的充分发挥。比如，卫星城不能有效地分担市区功能。一方面，市中心地区仍存在不少占地面积大、污染扰民、能耗高、附加值低、经营粗放的企业；三、四环路以内的工业产值仍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很大比重。另一方面，卫星城规划建设了20多个开发区和工业小区，其目标之一就是要吸纳从市区搬来的企业，但事实上迁来的企业并不多。

(二)主要原因

加速卫星城的建设是北京郊区推进城市化的突破口、带动点，那么，为什么卫星城没有在郊区城市化中赢得应有的战略地位呢?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在指导思想上。由于二元经济的思维定势根深蒂固，一些人认为小城镇是农村，卫星城是城市，两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应该有两种不同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分工。这是一种简单的人为的新的二元分割。不能认为小城镇是农村，卫星城是城市，尽管它们的功能不同，但都是京郊城市化的主体，都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点。

2.在现有的城市管理体制上。一方面，农委说卫星城是“城”，农村建设只能管小城镇，管不了卫星城；建委说卫星城在“郊”，城市建设只管中心城区1040平方公里。北京市政府对卫星城的管理实际上处于“真空”状态。另一方面，在区、县管理体制上，一些人认为，14个卫星城各有其主，所在区、县政府可以自行管理。目前，这种各区、县自行建设、管理是必要的，但弊端也是明显的。自行管理就难以体现出“卫星”和“行星”的关系。“卫星”是要自转，也要围绕“行星”公转。这是由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的引力关系所决定的。京郊的卫星城与中心城区也存在类似的关系。既然它们是北京的卫星城，就意味着它们必须纳入北京的整体城镇体系，需要接受更高层次的协调和管理。

3.在发展方向上。一些人担心，如果把给小城镇的政策给了卫星城，集聚的产业和人口不仅是来自中心城区的，还有本市农村和外埠的，可能会影响卫星城分担中心城区的功能。实际上，把给小城镇的人口、土地等政策给了卫星城，并不会出现有关部门担心的情况，不会影响分担市区功能的发挥。这可以从3个方面说明：一是卫星城有很大的容纳和发展空间；二是在中心城区和卫星城之间还有规划建设的10个边缘集团；三是分担中心城区的功能和成为区域经济中心，两者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不会出现郊区乡村和外埠人口及新发展产业与中心城区外迁人口及产业争抢卫星城地盘的情况。

以上问题的存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把卫星城作为京郊城市化的龙头看待。

四、卫星城应当成为京郊城市化的龙头

(一)卫星城可以成为京郊城市化龙头的理由

1.大力发展卫星城有政策依据。北京卫星城建设虽是全国城市建设中的特殊情况，但不应特殊到全国小城镇建设的政策之外。国家有关部门在提出加快小城镇发展的时候，虽没有单列卫星城，但很明确的是把县城、县级市所在镇同样作为小城镇看待的。北京的14个卫星城中有10个是县政府和区政府所在地，理所当然的是建设的重点，至少要与其它地区的小城镇有同等同样的政策。比如，关于户籍政策，2000年中央11号文件明确指出：“凡在县级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县以下小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有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也明确指出，农村城市化“要把发展重点放在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

2.优先发展卫星城是市情的要求。作为大都市的北京，腹地却不大，16800平方公里的市域面积，山区就占62％；2000年底常住人口1382万人，远郊10区、县44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140万人。也就是说，仅从本市地域现有人口看，不考虑未来的人口增长，即使全部进入城镇，也只有300万人。按照一般的规律，每个卫星城的人口规模为20万一25万人，14个卫星城吸纳总量可以达到280万一350万人。14个卫星城的容纳量就已经不小。不仅如此，已经规划并开始建设的近郊10个边缘集团发展还很不充分，也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3.卫星城大多是所在区、县的多重中心。京郊大多卫星城已经形成了区域性的引力场，实际上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龙头。如前所述，14个卫星城中有10个是区县城。区县城在区域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由来已久，自秦朝实行郡县制以来一直长盛不衰，有许多惯例和规范都是以县为单位形成和遵从的。北京市区、县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区县城所在地还基本上是本区、县的经济首位镇，它们对农民进入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其他小城镇。

4.不以卫星城为龙头的负作用可能很大。若不明确重点，实际上会分散用力，不论哪一个都难以产生规模效应。早期乡镇企业和工业小区的分散发展就是明显的例证。而城镇建设如果遍地开花，有更强的不可逆性，影响的时间更长，负作用更甚。

(二)案例分析

上述4点理由还完全可以从实践中得到验证。下面以卫星城延庆(也即延庆县城)和发展较好的中心镇延庆县康庄镇的比较加以说明(见表1)。需要指出，康庄镇位于延庆县西南的开阔盆地上，有京张(张家口)铁路、京银(北京到银川)高速公路过境，并有高等级公路与八达岭高速公路相连，区位条件较好。但是，这个发展较快的镇在表1所列的5个方面都不能与卫星城延庆相比。简要的对比表明，卫星城与中心镇相比，还是卫星城对进城人员的吸引力更强，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带动作用更大，经济、社会效益更明显。由此可见，从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卫星城又比一般小城镇要有优势。因此，必须尽快明确卫星城的龙头地位，以利于郊区城市化和郊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表1

延庆镇、康庄镇主要经济和社会指标对比（2000年）

主要指标

延庆镇

康庄镇

人口：

全镇总人口(人)

81760

30048

其中，镇区人口(人)

59754

7328

本年度迁入镇区人口(人)

2350

501

经济发展情况：

资产总额(万元)

105000

11478.3

利税总额(万元)

4896

1645.8

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

18600

地方财政收入(万元)

952

201.7

招商引资情况：

立项(个)

18

17

开工(个)

6

13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9287

8850

吸引住户情况：

年底实有住宅面积(万平方米)

205

103.15

本年度销售住宅面积(万平方米)

31

2.15

五、卫星城怎样才能成为京郊城市化的龙头

卫星城要真正成为京郊城市化的龙头，仅从卫星城和整个北京郊区城市化的关系角度看，在政策层面上主要从以下6个方面着手。

1.把给中心镇的政策同样给卫星城。卫星城是京郊城市化的龙头，这一点已有充分的论证，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北京市政府应该把给中心镇的户籍、土地、资金等政策同样给卫星城。例如，在户籍制度方面，规定本市农民进入小城镇“必须购买二居室以上的商品房”，这势必抬高了京郊农民进入小城镇的门槛；而进入卫星城却连渠道都没有。外地人不论进京的愿望多么强烈，只能高成本进入小城镇，即现在统称的中心镇。实际上，不论是本地农民还是外地人，进入卫星城的意愿要远远大于进入中心镇。

当然，14个卫星城之间差别是很大的，作为大都市郊区卫星城的区县城与一般的区县城还是有区别的，因此，应该区别对待。但是，像平谷、密云、延庆等卫星城，单从经济上说，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县城、县级市所在地没有本质的区别，完全应该享有与它们一样的小城镇政策；而不该因为行政级别高(北京的区是地市级，县实际上也享受和区一样的行政待遇)，就自居高位，不甘与外地的县城一样享有小城镇的政策，从而坐失发展良机。

2.建立更高层次的领导、协调机构。北京市委、市政府应组建由主要领导挂帅，市计委、规划委、建委、农委等部门参加的卫星城工作领导小组，对卫星城的建设实施统一组织、协调和指导。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机构可直接设在市政府或市计委。要组织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加快卫星城发展的对策、建议，尽快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人口、产业、土地使用、资金、税收的政策。1984年，北京市政府曾制定过《加快卫星城建设的几项暂行规定》，这在当时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远远不能适应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需要。

3.交通瓶颈必须及早改变。考虑到各个卫星城都要建成独立完善的社区组团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卫星城建立与中心市区的紧密联系就是必然的事。为此，必须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大运量、安全、快速、廉价的交通、通勤网络。这里的廉价主要指合理的票价，公交车允许免费上高速路的主路运行，即将建成的城市铁路的票价普通工薪阶层能够承受等。

4.在卫星城的产业发展上，要有全面和长远的考虑。接纳市区的产业也要有环境标准，外地进入的产业必须符合首都经济的要求。例如，位于昌平卫星城的昌平科技园已进入中关村“一区五园”，入园产业就要由中关村开发建设主管部门帮助把关；对要进入其他卫星城的产业，要由市经委和区、县政府等对开发建设项目进行统筹、协调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