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教学反思精选(九篇)
第1篇：大禹治水教学反思范文
心理学告诉我们，情感对于一个人的认知操作活动具有调节功能。语文是情感的载体，教师、学生和教材是形成课堂教学中情感信息回路的三个情感源点。但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教师面无表情、语言平淡、教学方法单一 ，只注重知识的灌输，缺乏教师、学生、教材之间的情感交流、沟通。试想，你的教未能引起学生情感的共鸣，怎么能唤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教学效果又从何谈起呢？
我们知道，低年级儿童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他们是通过形象去认识世界的。因此，教师更应该善于用形象、直观的表情方式，创设情境，以情生情，让学生感受体验形象的鲜明性，进而来加深对课文语言文字的理解，在生动活泼的语文实践活动中,陶冶情操，达到发展学生语言的最终目的。几年来，我在借鉴特级教师李吉林老师“情景教学法”的成功经验，深入进行低年级阅读教学研究的过程中，体会到：语文课以教材为凭借，以情感为纽带，以形象为中介，以发展语言为目的的指导思想来组织教学，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中的主动性、创造性，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一条有效途径。
一、借助媒体——激情。
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儿童主要是通过视觉和听觉来获取各种信息的。课堂上，借助媒体——音乐、录像、课件等电教手段，让学生形象地感知语言文字所反映的那活生生的事物，引导学生欣赏祖国山河的绚丽多彩，体验感人场面的扣人心弦，感悟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学生便由感而发，情绪大振，激情奔放。如苏教版小语教材第三册《大禹治水》，这个历史经典故事远离现代儿童的生活，要让学生体会到语言文字所讴歌的禹那种为了治理洪水而舍小家保大家的崇高品质是有难度的。教学伊始，我首先让学生通过录像，亲眼看一看滔滔的洪水淹没农田、冲倒房屋，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场面，学生那颗幼小善良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憾。这时，教师再通过声情并茂的示范朗读，很快地就把学生带进了课文。由于学生的情感已被深深地激发了起来，对治水英雄禹，也就不由得肃然起敬。学生在感知形象的过程中，情感得到了调控，由此成为自主学习的强大动力。
二、凭借语言——融情。
语言作为思想的外衣，它的物质外壳与思想内容应当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语言不可能不表达一定的思想，而思想总带有一定的情感。众所周知，语言的习得，要经过感悟、积累、运用的过程。因此要发展学生的语言，必须要借助语言文字，引导学生去感悟、去体会、去联想、去想象，在头脑中形成鲜明的形象，为积累和运用语言打基础。如《大禹治水》一文，我抓住描写禹决心治理洪水“走遍 千山万水”、“吃尽 千辛万苦”、“挖通 九条大河”、“劈开 九座大山”等重点词语，让学生通过反复朗读，想象跋山涉水、忍饥挨饿、风雨兼程、精疲力尽的种种艰辛，从而来体会禹治理洪水的坚定信念，以及禹为了治理洪水而废寝忘食、绞尽脑汁，为了百姓的安宁生活，饱受沧桑也心甘情愿的忘我精神；抓住禹在外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动人事例，引导学生进行换位体验：如果你爸爸在外工作13年，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一次也没来看你和妈妈，你会怎么想？这个问题一下子拉近了禹和学生的距离，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和已有的生活经验，感受到了禹那种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学生在这一创造性学习中，把自己的真情实感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教材之中。
第2篇：大禹治水教学反思范文
通识教育在19世纪以前一般指的是中小学教育的总称，第一个把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人是美国博德因学院的帕卡德教授。19世纪以前的美国学院课程几乎全部都是规定必修的，所有学生学习的课程基本相同。19世纪初，部分美国学院开始实行选修制，学生被允许选科或者选课。这种综合性的教育是通识教育最初被赋予的含义。在后来的发展中，通识教育逐渐有了自己的内涵，首先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非职业性和非专业性的高等教育，重在培养所有人在生活中都应该具有的知识、技能等，其次通识教育是一种使学生熟悉知识主要领域内的事实和思想的教育类型，例如自然科学、文学、历史和其它社会科学、语言和艺术的交叉。简言之：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1]。
二、中国通识教育的发展
通识教育在我国一般以“素质教育”或者“文化素质教育”等形式存在，是相对于专业教育而言的，是对高等教育专业化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的一种矫正。对比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一般有一下几点区别：通识教育带有更多的非功利色彩，专业教育则带有较强的功利色彩；通识教育更注重人性，专业教育更注重人力；通识教育更注重宽度教育，专业教育更注重深度教育；通识教育更侧重于学会做人，专业教育更侧重于学会做事；通识教育更注重于人的全面素质的发展，专业教育更注重于人的单一素质的提高；通识教育更注重人的思维方式的把握，专业教育更注重人的思维技巧的把握[2]。
通识教育在中国的实施是最近一些年的事，1995年起在全国开展的文化素质教育推动了这一改革进程，我国很多大学都以不同方式来推动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发展，其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树立做人和做事的正确态度与能力，实施通识教育的主梁道是开设通识课程。北大认为加强学生素质的培养是当前高等教育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而且明确指出所谓素质，不仅包括业务素质，还应该包括文化素质、思想素质和身心素质；清华大学认为培养学生要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德育要放在首位，要贯穿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国人民大学提出大学本科应以素质教育为主，坚持全面的人才质量观；北京师范大学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加强基础、拓宽专业、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要求，他们认为所谓全面素质包括政治思想品德素质、基础业务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四个方面。[3]从以上理念上来看，我国学校的通识教育脱胎于专业教育，相较于通识教育的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存在单一性，急需制定一套完整的，从培养学生全面素质和能力出发的通识教育体系。
现阶段各个高校都在通识教育课程上做了一些文章，结合学校自身的一些特点，从某一主体出发，从不同的视角来结合某一学科的教学，一般来说将人文主义的发展引入到理工科的科学思路之中，从而涉及到众多领域，丰富教学内容，也使得科学知识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在这种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教学模式中，往往能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的发散性思维，综合素质得到提升。所以如何能通过课程内容开展通识教育，丰富学生的知识面是通识教育的关键问题。
三、利用古代神话来进行科学通识教育案例分析
中国神话传说里蕴藏着丰富的信息，如何解读一段神话传说，发掘出神话中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知识，是能否通过这段神话传说开展通识教育的关键所在。
本文从中国最早的一次战争――黄帝蚩尤之战说起。这场战争由蚩尤挑起，古书上记载：“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4]民间对蚩尤的说法也是众说纷纭，总之，蚩尤是介乎神和人之间的不平凡的种族。蚩尤善于制造各种兵器，锋锐的矛、尖利的戟、巨大的斧、坚固的盾、轻捷的弓箭等[5]。拥有了兵器，蚩尤又去发动了南方的苗民和南方山林水泽间的怪神，总的来说联合了一切怨恨黄帝的人，在涿鹿打响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可谓一波三折，先是蚩尤在双方交战正酣时，招来一大片雾，黄帝军队在雾中迷失了方向，被蚩尤大军杀的人仰马翻，这时，黄帝阵中一个叫“风后”的臣子，替黄帝造出了指南车，使大军冲出了大雾。之后蚩尤又请来了风伯雨师助阵，黄帝的女儿魃又站了出来，克制了风伯雨师，最后黄帝利用“夔”和“雷兽”制造了一面大鼓，击败了蚩尤大军。这场战争发生在黄帝时期，为了了解其真实性，首先要了解三皇五帝的具体时间。对于黄帝时期，董立章认为在3706―3306B.C.，而许顺湛则给出了一个更宽泛的范围，4420―2900B.C.。考古学认为这个时期，在黄帝赢得了战争胜利之后社会生产有了很大的进步，农业方面出现了一批新的翻耕工具和收割工具。作物种类增多了，黄河流域以粟、黍为主，并出现了稻、麦、高粱；长江中下游以稻为主，还发现了花生、芝麻等作物。家畜饲养也发达起来，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在种类上更是六畜俱全了。除农业之外，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历史不长的制陶业已开始使用陶轮，迅速提高了生产力。这表明战争结束之后，社会也比较稳定，在稳定的社会下，各个小部落也纷纷归顺于黄帝，各种生产技术相融合，交流日益密切，生产力才得以发展。再往前推究这次战争，论黄帝赢得这次战争的胜利，黄帝在战略方针上也是运用合理。黄帝在战争之初，便试图用仁义道德去感化蚩尤，虽然并没有取得成效，但是这种“攻心为上”的理念，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至今战争中也经常见到。在战争过程中，黄帝深知自己部族的战斗力不如黎苗族，战争一开始决战有可能失败，因而他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把敌人从河南引诱到河北的涿鹿，待敌人十分疲惫之后，选择一个有利的天气和地形，才与其决战，并一举获胜。这一战略实为弱军战胜强敌的高招，被后人一直继承了下来，并被奉为弱军制胜的经典。再次，利用各种野兽协助人进行战争，也为后来动物参战开创了先河。再者，黄帝对气象信息的把握也为其赢得这次战争取得了很大的砝码。神话中记载，蚩尤请了风伯雨师来进行气象战争，而应对蚩尤的计谋，黄帝针对其特点，使用了魃，一扫狂风暴雨天气，给蚩尤一个致命打击。神话的记载中许多特定的情节已经通过了神话进行放大，但是从根本上还是反应出黄帝对气象的把握，从而击败蚩尤。
在黄帝蚩尤大战，蚩尤失败之后，他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于是去北方请夸父族，想利用巨人来帮助自己扳回一城。夸父族的族人住在北方大荒中一座名叫“成都载天”的山上，神话记载夸父族一个个都是身材高大的巨人，力气极大，耳朵上挂两条黄蛇，手里握两条黄蛇。夸父族中曾经有一个人做了一件看起来傻却惊天动地的事。《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逐日的原始记录共三十七字，从中反应的主要内容为“逐走”“渴”“化为邓林”，夸父首先追逐了太阳，然后或因为追到了太阳或是距离太阳较近，快追上太阳了，导致了渴，于是去喝黄河渭水的水，刹时间两条河流的水都给他喝干了，想去喝大泽的水，还没有到达便在中途渴死了，化作一片邓林。毕沅注《山海经》云：“邓林，即桃林也，邓与桃音相近！”由桃林，不难联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所反映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因自然灾害以及躲避战乱而隐居桃花源，前文说到蚩尤请夸父族来帮助自己对抗黄帝，所以夸父逐日，也有目的躲避战乱而迁徙一说。再看夸父渴极而喝了两条河流的水，这一说法固然有夸张的说法，但是从当时的气候条件上来看，太阳直射大地，河流虽然有水，但可能处于一个枯水期，河流的水比较少，所以夸父一口气喝了两条河流的水。
论太阳照射所带来的干旱，夸父时期虽然太阳毒辣，但是较之于后羿所在的“十日并出”的时期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在尧的时期，有十个太阳一同存在于天上，地面找不到一丝影子，炎热烤焦了土地，晒枯了庄稼，人们无法忍受这种偷走天气，于是请来了女巫女丑来求雨，然而女巫却被晒死了。天帝帝俊知道了这个情况，于是便派出了天神羿去帮助人们。羿带着天帝赐予的弓和箭来到了人间，一口气射掉了九个太阳，尧觉得世间万物还是需要太阳的，于是命人悄悄偷走了后羿一支箭，才使天上留下了一个太阳，至此结束了这种炎热干旱的天气。这则神话往往是跟嫦娥奔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的因果关系是什么样的呢？从神话学的角度来分析前因后果，首先我们要知道十个太阳是从哪儿来的。十个太阳都是天帝帝俊的妻子羲和所生，原本是按照秩序轮流上班，但是贪玩的他们突然想到了一起出去，结果形成了大旱。天帝帝俊知道了之后，派了羿去人间，《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帝俊赐羿彤弓素?，以扶下国。”临走的时候赐予后羿弓箭，这十个太阳也就是帝俊的儿子，帝俊让后羿无非就是手下留情，吓吓他这几个儿子，结果后羿去了人间之后，看见人民饱受摧残，一抬手便射下了九个太阳。嫦娥是后羿的妻子，跟着后羿从天上一起下来，眼看后羿闯了祸，已经不可能回到天上，于是就一个人奔了月。这是神话学中的一种解释。从现代气象学的角度来看这天上的十个太阳，很有可能是“假日”现象，当高空出现由冰晶组成的乳白色薄幕状的卷层云时，由于冰晶对阳光发生折射和反射作用，在太阳周围往往形成一个较大的圆光圈，气象学上称为“晕”。在特定条件下，若卷层云中冰晶呈六角形时，阳光的析射就可能形成“假日”现象，且与晕圈同时出现，在彩色光弧的衬托下，便产生“多日”的奇观。当时人们无法认识这种现象，只能认为天上出现了许多太阳，于是说十个太阳，十也是虚指，说太阳很多的意思。当然这也只能是我们现在对于当时情况的一种推测。究后羿射去了九个太阳之后，天气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书?尧典》记载鲧治水“九载，绩用弗成”。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尧的后期，开始出现了大水，于是就让鲧去治理。鲧盗取了息壤，采用了堵塞的办法来治理洪水，结果失败了，被杀死在羽山，之后便有了大禹治水一说。
禹是鲧的儿子，在鲧治理洪水失败之后，他吸取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虚心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努力探索新的治水方法。终于找到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以疏通河道为主，把河水顺着西高东低的地形导流到东面的大海里去。治水期间，禹曾“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十三年的努力，洪水终于被大禹制服，天下开始变得安定下来。大禹治水神话传说之所以能够流传经世长久不衰，与其自身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与其能够表达民间社会老百姓的情感诉求有着重要联系。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独在黄炎族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这种克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话的真实意义。”[6]大禹在治水期间表现出来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精神符合了我国儒家传统思想，受儒家思想的推崇，所以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能够代代相传，传承度十分之高。对于大禹治水的能力，有学者提出了质疑，传说中将鲧的治水失败归结于“壅防”，讲禹的成功归结于“疏导”，但是黄河每年沉积物如此巨大，在当时的社会中，禹是无法进行“疏导”的。吴文祥在其文章中指出大禹能够把水患治理好，有很大可能性是4000aB.P.气候好转恰好发生在了大禹在位的45年之中，一旦气候好转，气候带北移，季风降雨正常化，植被恢复，洪灾灾害自然随着气候的好转而好转。[7]
纵观这四则神话传说，其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气象学的信息，我们可以尝试用历史气候的知识来解读这四则神话传说发生的背景。这四则神话传说均来自于三皇五帝时期，所以首先对三皇五帝时期具体朝代的时间进行判定，董立章、许顺湛对此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具体的时间框架，如下表：
黄帝蚩尤战争发生在黄帝时期，在黄帝女儿魃驱赶走了风伯雨师带来的狂风暴雨之后，魃所到之处干旱不断，这段神话传说反应了当时的气候背景是以干旱为主，所以黄帝时期处于干旱期之中；夸父逐日与黄帝蚩尤战争属于同一个时代，所以也印证了这段时期为干旱期；后羿射日为尧时所发生的，这段时期“十日并出”，很显然反应的气候也是干旱为主；大禹治水则是反应的当时洪涝灾害频发，属于洪涝期。以上是根据神话传说本身进行的旱涝分析，观点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旱涝序列的分布，我们可以借鉴历史地理学的观点进行验证。
李裕元根据中原地区5000年来出现的五个严重干旱期跟四个湿润多雨期得出5000年来降水量变化曲线图。[10]
图中可以看到在尧舜禹时期，是由一个干旱向湿润转变的时期，在2300B.C.左右由干旱期转变为湿润期，这与后羿射日的时间相近，可以推断，后羿射日前为干旱期，之后处于湿润期，洪涝灾害开始多发，接下来就有了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在3000B.C.以前的曲线有下降趋势，大约在4000B.C.至3000B.C.之间存在着一个干旱期，根据表1的年代框架，可以推测黄帝时期处于干旱期中，这与黄帝蚩尤战争和夸父逐日的时期也想吻合。
王绍武通过考古史料的分析以及树轮的校正，得出了全新世中期旱涝序列，如下图：
根据表1的年代框架，尧帝的年份为A区间与B区间之间，恰好为干旱与洪水期之间，这也印证了神话传说中后羿射日与大禹治水的时间。根据董立章的年代框架，黄帝的年代处于C区和D区之间，根据许顺湛的年代框架，黄帝的年代处于C和E两个洪水区之间，包含了D区的干旱区，所以可以证明黄帝时期排除了洪水期的可能，可能经过干旱期，也印证了黄帝蚩尤战争与夸父逐日处于气候干旱的背景下。
四、结论
第3篇：大禹治水教学反思范文
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史记）选读》中收录了《夏本纪》一文，节选的是有关“大禹治水定九州”的部分内容。
“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大禹治水”的业绩早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树起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伟大奉献精神，也早已传颂千古，成为中华民族一种传统美德的代名词。
但是，仔细研读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司马迁似乎并不单单是为了叙写“大禹治水”的故事，也不完全是为了赞扬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奉献精神，因为文本中既未见“治’’前之谋划，也未见“治”中之方法；尤其是后者，作者用墨极少，仅一笔带过。
而且，同样是“帝王传记”，《夏本纪》的叙述内容、行文方式以及用语风格似乎与后面的《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秦始皇本纪》等迥异、这不仅又让人心生疑虑。
那么，司马迁如此为夏禹立传，意欲何为呢？
解读《夏本纪》，绕道文本背后去，看一看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真实用意。
一、从“大禹”看“帝王”
大禹，乃司马迁心目中的帝王“标准像”。
在《夏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将夏禹简单地看作一个帝王而对其生平、行事做客观的记述，而是将自己心中的帝王形象的理想和标准寄寓在夏禹身上了。换言之，司马迁是想借大禹这一形象．为他心目中的帝王“画像”——画一幅帝王“标准像”。
大禹帝王血统，出身高贵。在介绍大禹家世谱系的那一段简短的文字中，有一句话非常突兀，去掉后上下文似乎更连贯，那就是“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很显然，司马迁是在着意强调大禹的“帝王血统”。在司马迁看来，大禹身上应该有帝王家族的优秀的“遗传因子”，有着做帝王的先天条件。
大禹德才兼备，行为世范。在《夏本纪》中，司马迁用饱含赞美的笔墨为我们描绘了大禹的德行：“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即便是在记叙“大禹治水”的过程中，作者也不忘提及大禹的品行：“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卑宫室，……”在治水“以告成功于天下”之后，当“帝舜荐禹于天，为嗣”时，大禹却是“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宅心仁厚、道德高尚的大禹，看到的是一个谦逊礼让、淡泊名利的大禹，看到的是一个严于律己、公而忘私的大禹。大禹，确实德才兼备。其一言一行，确实可“为律”，可“为度”，可“为纲”，可“为纪”。
大禹体察下情，审慎权衡。在司马迁看来，“帝王血统”和“德才兼备”可能只是具备了“做帝王”的条件，还远不是“做帝王”的全部，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要看“做成什么样的帝王”。所以在《夏本纪》中，司马迁用了较多的“非记叙性”的篇幅来写大禹，如“称以出”“行相地宜所有以贡”“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从这些几乎散见于文章各个部分的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任何政令的制定和颁布，大禹都是经过慎重考量的，有的甚至是实地考察得来的，所以处理事务能审时度势，体察下情，审慎权衡，绝不轻率。
这样的帝王，堪称楷模，又怎不令人景仰，受人拥戴？
但是，反观司马迁所处时代之帝王汉武帝，面对李陵兵败，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唯有司马迁站出来替李陵辩护，他不但没有得到汉武帝的理解，反而被认为是想借李陵之功诋毁主帅李广利，进而批评自己因用人不当而造成军事失利，于是汉武帝非常愤怒，对司马迁施以极刑。正是由于汉武帝没有充分了解实际情况，反而师心自用，轻率决断，才使司马迁遭受了宫刑的奇耻大辱，这无疑会在司马迁心中留下不灭的阴影。
从大禹身上，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司马迁心目中的帝王到底该怎么做。
二、从“四岳”看“人臣”
《夏本纪》中的“人臣”的代表是“四岳”。“四岳”，传说为尧舜时四方部落首领，主四岳之祭，为四方诸侯之长。《夏本纪》中直接写到“四岳”的地方有两处：
一处是当天下洪水滔天时，“四岳”向尧举荐鲧来治水：
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日鲧可。尧日：“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
另一处是在鲧治水失败后，“四岳”又向舜举荐禹来治水：
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日：“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日：“嗟，然！”
作为人臣，向帝王进言、“推贤进士”。从文中看，“四岳”也确实如此。但是，他们尽的是怎样的“人臣之道”呢？
面对“浩浩怀山襄陵”的滔天洪水，谁都知道“治水”太难。所以当尧“求能治水者”时，“群臣四岳”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而是联合举荐了鲧。鲧是否是治水的合适人选？“四岳”并不清楚，所以只能“试”。结果，鲧治水失败，被舜放逐羽山而死。面对这样的结果，或许“群臣四岳”多少会有点暗自庆幸。
这里有一句话同样显得比较突兀，似乎阻断了记叙的文脉，那就是“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按理来说，鲧治水本来就是“试之”，失败便是可能的结果；再者，鲧治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无功”是肯定的，但也应“无过”才是，更不应罪至流放。为什么“群臣四岳”中就没有人站出来替鲧说一句公道话呢？——我猜想，这可能是这句话背后的意思。
当鲧治水失败，被流放而死之后，面对舜的询问，“四岳”又异口同声地推荐了鲧的儿子禹，让禹去“子承父业”。其实，对于大禹是否真的能治水，“四岳”心里同样是不清楚的，只是说“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司空，职掌土木营建、器物制造之责，是搞建筑和加工的，好像与搞水利的“治水”扯不上太大的关系。“大禹治水”，多少有点“门外汉”的意味，但“四岳”居然也就这么推荐了。当然，结果却歪打正着，这可能是连“四岳”自己也没想到的。
作为“人臣”的“四岳”，其所作所为，无疑是一种逃避，一种推卸。说到底，就是不司其职、明哲保身。
这与司马迁当时所处的朝廷环境何其相似！公元前99年，李陵主动请缨出兵匈奴，结果兵败被俘，武帝震怒。当时，满朝文武“人臣”中除了司马迁，再没有一人敢站出来为李陵说一句公道话，反而集体认为李陵叛降匈奴，全家当诛。而结果却是司马迁招致富刑，其余“人臣”安然无恙。
作为人臣，不可不作为，更不可乱作为。所以，司马迁在“四岳”的身上，寄寓了自己心目中的“人臣”应有的行为和道德规范。
三、从“治水”看“治民”
《夏本纪》诚然是写“治水”的故事的，前有鲧治水，后有禹治水。但纵观全文，既不见鲧之如何“堵”，也不见禹之如何“疏”；而且大禹治水的整体规划、施行步骤、策略方法等都未见谈及，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大禹“治水”，非真“治水”也，实乃“治民”也。或许在司马迁看来，“治水”即“治民”，借“治水”来阐述“治民之道”。
在《夏本纪》中，司马迁集中了一整段的文字专门来写“大禹治水”，我们也许能从中发现其心中“治民之道”的蛛丝马迹：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樟。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认真研读这段文字，我们至少能看到“大禹治水”终获成功的三个关键词：
1．察民情。洪水滔天，粮食短缺，民生艰难，这是大禹治水所面对的严峻现实。能否顺利解决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治水的成败。我们可以看到：“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这是大禹想办法帮助百姓解决“眼前困难”；而“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则是着眼于发展生产的“长远规划”。“可种卑湿”四个字很值得玩味。因为这已不单单是对民情的体察了，更有针对当时“水患”的现实如何发展生产的考量，这“可种卑湿”的稻种的孕育过程，其艰辛自不待言。
2．借民力。如此浩大的治水工程，非一人之力能够完成，需要依靠广大百姓，所以大禹治水之初，就“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聚集了大量的民力参与其中。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兴”乃“发动”之义，而非“强征”。大禹靠什么来凝聚民力？一方面是体察民情之后采取的“调有余相给”“予众庶难得之食”以及“令益予众庶稻”的措施，帮助百姓解决他们面临的现实饥饿困难，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则是自己的率先垂范、“劳身焦思”。
3．得民心。“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人”，“大禹治水”的精神一直为后人称道。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三过家门而不入”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奉献精神，更重要的是率先垂范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不敢”并非“不想”或“不愿”，而是出于对事业的一种敬畏，所以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如此，大禹治水才得以成功，也才会有后来的“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的局面，因为这是民心所向。
帝王“治民”，当如大禹“治水”。如此来看，大禹“察民情、借民力、得民心”的“治水”过程，又何尝不是一次成功的、可资帝王借鉴的“治民”的施政行为呢？
第4篇：大禹治水教学反思范文
关键词：世界观，道德，文化特征
神话产生于原始社会，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以形象化”的过程，是后人记录前人流传下的关于人、神、半神的故事。由于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不同，历史的演进时序不同，所以造成东西方国家在神化传说方面，尽管有不少共同点，但更多的是相异点，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民族精神、世界观和思想伦理观点。
古老的文明是从人类与洪水的斗争开始的，“大禹治水”是中国帝尧时期的一个传说，相传在帝尧时期，为了制止洪水泛滥，保护农业生产，尧帝曾征求治水能手来平息水害。鲧被推荐来负责这项工作，但其九年而不得成功，最后被放逐羽山而死。舜帝继位后，任用鲧的儿子禹治水。禹采用 “疏顺导滞”的方法，平息了水患，使百姓得以从高地迁回平川。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成功地治理黄河水患的英雄，并被人们称为“神禹”。“诺亚方舟'是出自圣经《创世纪》中的一个传说。上帝看到人类的种种罪恶，愤怒万分，决定用洪水毁灭这个已经败坏的世界，只给诺亚留下有限的生灵。免费论文。上帝要求诺亚用歌斐木建造方舟，诺亚一边赶造方舟，一边劝告世人悔改其行为。诺亚听从上帝的话，把全家八口搬了进去，除诺亚一家人以外，亚当和夏娃的其他后代都被洪水吞没了。把这两部传说相比较而谈，似乎相去甚远，因为两部神话既非同一国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感受到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特色。
一、世界观的不同
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体现了中西文化不同的世界观。诺亚靠神的启示，借方舟逃避了神降给人们的灾难，而大禹则把洪水看作自然现象，带领人民一起用疏导的办法战胜洪水；诺亚给人类繁衍留下了种子，但也给人类向上帝忏悔提供了先例，而大禹留给人类的却是与自然界和谐与斗争的思考。这二者从根本上体现的是世界观、宇宙观上的差异。在中国，一般把宇宙的起源和发展视为一种健动不息的自然过程，而人则是宇宙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要适应宇宙的流程，也就是“天人合一”。正是这种宇宙观，使大禹面对洪水，因势利导，不“堵”而“疏”，使我们的先帝将沿河流域的人民在治水斗争中凝聚一起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铸造了一个治水的伟大时代，造就了一种古老的东方文明。而西方却试图为宇宙寻找一个不变的绝对存在，并从这种绝对存在出发规定万事万物的基本性质。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犹太——基督教神学，就把上帝作为时间和万物的创造者，是上帝拯救了诺亚，从而演绎了西方文明。
二、伦理道德的不同
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体现了中西方伦理道德观上的差异。两个故事从表面上看形成了西方疏散人、东方疏导水的治水思想上的差异，而从深层次看则体现了西方文化讲究天赋人权，强调个体本位，张扬主体性，而东方文化更强调礼治，讲集体本位和人伦责任的差异。在诺亚方舟故事中，虽然看不到诺亚为人类而斗争的痕迹，却可以看到造方舟的周密计划，感受到他抓住机遇，持之以恒造大船的主体精神，领悟到他利用外部条件应付危机，以退为进的应变思想。西方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从古希腊文化的民主思想，到文艺复兴发展到极致，色彩浓重地描述着追求个性解放、强调个人主义的画面。这一方面促使西方文化异军突起，人才辈出，成绩卓著；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意识形态的混乱，个人主义的无限膨胀，形成了自我表现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而大禹治水精神培育了中国自省、自律，从集体本位主义出发的礼治思想和重义轻利的文化观，形成了中国人谦和、礼让、重社会责任的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这种文化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的外儒内法的社会结构和人伦责任，一方面保证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使民族千年延续，但另一方面也禁锢了人的个体性、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建立。此外，西方重横向夫妻关系，东方重纵向血缘相承。诺亚携妻避水，而大禹则继承父业，新婚四天便去治水，也反映了东西方封闭与开放的思想文化特征。
三、文化背景不同
无论是我国的大禹治水传说还是西方诺亚方舟故事，都说明了在远古洪荒时代已经开始了与洪水抗争的事实。然而面对洪水之灾，大禹不仅总结父亲鲧筑堤防水失败的教训，疏通河床、开凿渠道，而且“身执耒锸，以民为先，抑洪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出现了“九州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史记·河渠书》）的局面，成为中华民族千古流传、妇孺皆知的美谈。而在西方，广为人知的是《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故事：诺亚受上帝启示，在上帝惩罚世人罪恶，要用洪水淹没世界、毁灭人类之前，建造了一支大船，把家人和所有的动物雌雄各一对带到船上，躲过了洪水的灭顶之灾。两个故事在东西方千古流传，经久不衰，积淀了各自的文明，饱含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演绎了多彩的文化世界。
四、文化核心不同
面对人类的“罪恶”，上帝采取的方式是毁灭人类。这种突破原有平衡取得新的跃进和突变，是西方文化的突出特征。因而在哲学上表现为充满躁动和遐思，在文学上对骑士精神进行歌颂，在艺术上张扬运动精神和阳刚之美。免费论文。而在思维方式上则表现为片面的掘进。因此，上帝不用做整体思考，仅执一端就可以让人类重新繁衍，哲学家、思想家仅围绕一个着眼点，便可寻根究底地铸造自己的理论大厦，形成自己的学派、主义，以至思潮蜂起、理论迭出，再现了西方文化典型的特征——分析。而与此相反，面对洪水之灾，中国的古先帝们前仆后继，大禹终于在“堵”和“疏”的矛盾思索中找到了治水方针，并综合运用当时各种原始的知识和技能而治水成功。这凝聚了东方文化典型的思维特征为综合，积淀了东方文化的核心为稳健和娴静，用哲学家的语言就是合二为一，异中求同。因而中国哲学的整体观念年深日久，中国文化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成为底蕴，中国美学的阴柔之美成为崇尚。它就像大海深处,有美丽的珊瑚,飘曳的海草,也有悠闲的海鱼,同波涛汹涌的海面相比,构成了一幅娴静多彩的图画。这就是东方文化的境界。免费论文。
综上所述，“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作为东西方神话传说的典范，对它们进行比较非常有意义，中国和希腊神话因都产生于人类的初始时代，都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发展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积累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因而两国神话有相似之处。而又因为中西方的地域、自然条件、历史发展等方面的不同，造就了它们在世界观、文化、道德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中西方神话的不同特色。东西文化差异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差异也是精彩纷呈的。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为我们呈现了中西文化的美丽景观，引导我们走向中西文化差异的源头，启发我们思索中西文化的特质和精髓，促使我们相互借鉴、彼此“扬弃”，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映，从而描绘出更为灿烂的文化和文明。当今世界，任何民族与国家都不可能摆脱自己的传统文化，也不可能拒绝国外的先进文化。单一的固守某一方面的文化，是不利于民族发展的。所以，我们应当有机的结合东西方文化的优秀元素，促进人类长久与和谐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南京:学林出版社，1997.
[2]黑格尔美学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袁珂.古神话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4]埃及神话传说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
第5篇：大禹治水教学反思范文
[关键词]顾颉刚 史学理论 北京大学 新文化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指出,当时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两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大辩论,一是丁文江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辩论,二是顾颉刚发起的关于古代历史的辩论。[1]在后一场辩论中,顾颉刚的中心思想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创见之一,不但对古代史研究,而且对近代和现代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后来居上
在北京大学毕业后,顾颉刚留校担任助教。后来因为祖母病重,他请假南归,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写历史教科书,以维持生计。1923年5月,顾颉刚发表了给钱玄同的一封信和按语,明确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反响。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是认为先秦的历史记载是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后人不断添加新的材料,使它越来越丰富。顾颉刚说,这包括三个含义,第一是随着时间不断向后发展,历史记载不断向前延伸:“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2]
原来,人们按照文献记载,普遍认为中国远古的帝王从先到后有炎帝、黄帝、尧、舜和禹等。顾颉刚仔细研究了各种史料,发现在周穆王以前的所有文献都没有提到禹。禹最早出现于西周后期的作品中。而尧和舜出现得更晚,到春秋末年孔子才提到他们。在战国时期,秦国的方士编造出一个黄帝,放到尧、舜之前。后来农家学派又虚构了一个神农,摆到黄帝前面。有人说这个神农是炎帝。在春秋以前,每个民族各有自己的始祖,与其他民族根本没有血缘关系。后来有人宣传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那是出于政治统一的需要,完全不符合事实。[3]如果我们把远古的历史看成一个整体,顾颉刚的这个发现就可以理解为后人不断添加材料会造成对历史事件记载的失实。
由于同样的原因,对历史人物的记载也会失实。这就是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理论的第二个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重要历史人物的描述越来越丰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4]顾颉刚指出了不少这样的现象,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对大禹记载的演变。在西周的文献中,禹是一个为大地铺放泥土、主管著名山川的神灵。到春秋时期,禹被说成是个国王,开始从神变成人。在战国中后期,又出现了许多关于禹的详细记载,描述禹治水的功劳,和尧把权力让给舜,舜把权力传给禹的过程。禹变成了夏朝开国的圣贤君主。[5]本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事物的记忆应当变得越来越简单,而这些历史记载却变得越来越详细。这显然是后人不断添加内容,一层一层地累积出失实的历史。
顾颉刚指出,历史就象逐渐堆积起来的干柴,表面上看到的是后来添加的东西:“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6]
二、禹是一条虫
顾颉刚在给钱玄同那封著名的信里,除了分析《诗》、《书》和《论语》等文献的记载,还使用了文字学的方法来证明禹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写道:“禹,《说文》云‘虫也,从,象形。’,《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顾颉刚推测禹最初大概是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可能有为大地铺放泥土的样子。[7]
1923年6月,钱玄同发表了给顾颉刚的回信。他热烈地称赞“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真是精当绝伦”,认为禹很可能不是真有其人。但他指出,《说文》中从“”的字,在更古老的甲骨文和金文里都不从“”。“”是汉代人杜撰的字,不能作为说明远古历史的依据。[8]
顾颉刚接受了钱玄同的意见,在1926年1月发表的文章里公开承认自己根据《说文》的解释对禹进行推测是错误的。他说:他读了钱玄同的回信,“知道说文中的‘禹’字的解释并不足以代表古义,也便将这个假设丢掉了。”但是,他认为,其他更有力的文献证据仍然说明禹最初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9]
禹是远古的圣明君主,这是千百年来广泛流传的说法。顾颉刚突然说禹不是人,许多人都觉得是奇谈怪论。有些学者发表文章加以反对。而更多的人根本没看任何材料,只是口耳相传,当作笑话。1935年,鲁迅写了小说《理水》,里面讲到一帮学者争论大禹治水的问题。他抓住顾颉刚说话口吃等缺陷,作了一段滑稽的描写:
“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即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都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10]……?
在现代汉语里,“虫”是指蠕虫和昆虫之类。而在古代汉语里,“虫”还泛指所有动物,包括老虎(即所谓“毛虫”)、飞鸟(即所谓“羽虫”)和乌龟(即所谓“甲虫”)等等。顾颉刚引汉代的《说文》,当然是用后一个概念。他自己也明确指出:“虫是动物的总名(《大戴礼》中有羽虫、毛虫、甲虫等称谓)。言禹是虫,就是言禹为动物。”[11] 具体地说,顾颉刚推测,它是类似蜥蜴那样的动物。而鲁迅讲的“一条虫”显然是指蠕虫。鲁迅偷换了概念。顾颉刚从来没有说过禹是一条蠕虫。何况在《理水》发表之前,顾颉刚已经明确承认,根据《说文》的解释对禹进行推测是个失误。
鲁迅是语言艺术大师,经过他尖刻的嘲讽,顾颉刚显得更加荒唐可笑。本来顾颉刚最重要的贡献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而又从来没讲过禹是一条虫。但这个事实被批评者后来添加的材料掩盖了。一提到顾颉刚,人们就想起一个把人说成是虫的古怪书生。1952年,中央政府讨论筹办中国科学院,有人提起顾颉刚,马上就讲了“大禹是一条虫”的故事。[12] 由此可见,层累添加材料会造成失实的理论不但适用于古代史,也适用于近现代史。导致失实的原因之一是名人的记录或者评论。
造成失实的另一个可能是以人划线。这有多种情况。例如人们认定某人是好的,于是认为反对他的就是坏人。鲁迅和顾颉刚之间有相当尖锐的个人矛盾。鲁迅是个进步文学家,许多人认为反对鲁迅的就是坏人。因而现代不少历史著作把顾颉刚放在错误的一方。其实好人和好人也可能闹矛盾。
又例如人们认定某人是坏的,于是认为反对他的就是好人。要是历史上某个王朝很腐败,不少人就觉得反对它的暴动者就是好人。历史学家努力收集有利于暴动者的材料,把他们的行动都说成是正义的。于是有利于暴动者的史料和史学家的论述掩盖了不利于暴动者的史料,造成了历史记载的失实。同样的道理,某人受到坏人的压制和迫害,也可能使人们认为他是好人。其实坏人也可能反对坏人。
美化尊者、亲者也会造成失实。一个人成了统治者或名人,在史籍和各种回忆中,他的一举一动都变得与众不同,甚至他的出生就异乎寻常。另外,人们为统治者或亲友编辑文集,也往往要进行删改。如果研究者不去找最初发表的版本,就很可能会上当。
文艺作品也可能造成历史著作的失实。一方面,时间较早的文艺作品本身往往就被用作史料;另一方面,文艺作品以其广泛的影响力塑造整个社会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印象,史家往往在开始研究之前已经有了成见。鲁迅对顾颉刚生动描写所造成的影响就是一个例证。
我们还常常看到“一俊遮百丑”的现象。一个人立了功劳或取得了成就,史家对这一点的反复记录和再三颂扬很可能会覆盖了他的过错和缺点。反过来,一个人的罪行或错误也可能掩盖他的优点和长处。顾颉刚说,我们看到世上的人总是有优点也有缺点,不至于完全好或完全坏,但史书上记载的人物却象戏剧里的角色一样好坏分明。这是层累的赞誉或诋毁造成的结果。[13]
把某种理论当作神圣教条会造成最严重的失实。顾颉刚揭露说,所谓儒家经典充满了互相矛盾的说法。按照逻辑,其中一定有错误。而东汉的经学家却认为儒家经典是绝对正确的,因而想方设法调和各种矛盾,为经书把话说圆。以后一千多年,几乎所有中国的读书人都把东汉经学家的讲法当作事实,写书做文章都依据他们的解释。[14]无可否认,人们认识事物必须借助某些观念或理论。但任何观念和理论都可能有缺陷,如果把某种学说或观点当作绝对正确的教条,只能修改新的发现,而不能超越旧的理论,那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失误。在中国历史上,削足适履的注经式研究造成了无数完全失实的历史著作。这是每个史学工作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沉痛教训。
除此之外,民族情绪和史家经世致用的愿望等等许多原因都有可能造成史书的失实。因此,历史学家必须非常小心,首先是要尽可能排除上述因素和类似情况对自己写作的干扰,努力反映历史的真相;第二是仔细研究史料的可靠性,尽力寻找对历史事件的最早记录。
三、史料与史实
掌握了最早的记载是否就看到了历史的真相?顾颉刚的回答是否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理论的第三个含义,是研究者只能看到最早的史料对历史事件的反映,却不可能完全准确地认识历史事件的真实状况。[15] 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所有的文字记录都是它们作者(或作者的上级官员和雇主)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主观看法。
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必然要通过观察者的认知系统,因而一定会受观察者主观因素的影响。科学研究表明,由于人们注意力的差别,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看到的事物并不相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是正常状况。[16] 观察到的事物也不可能完整准确地保存在记忆之中。观察者要回忆观察到的事物,才能把它记录下来。回忆是对观察印象的重构,不可能完全不变形。[17] 每个历史事件都有千百个细节,不能全部记载于史书,记录者一定要进行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必然是主观的。[18]
另外,人们的感官只能感觉到事物的表面现象,任何深入一点的推断都一定是主观的。如果史料中包含了对人物或事件的价值判断,那更是判断者个人的主观意见。许多人认为结果好,就能客观地证明一个决定或观点是正确的。但稍微想深一点,就会看到这样的问题:什么叫做“好”?有些人认为这样是好,有些人认为那样才是好。所有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不可能有不容争辩的客观标准。[19]
历史学家可以断定某些材料是不可靠的,却不能有绝对的把握肯定任何史料是完全可靠的。顾颉刚在发表给钱玄同的信时指出:“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20] 这个观点跟波普(KarlPopper)著名的“证伪理论”不谋而合。在许多情况下,学者只要找到一条不利的证据,就能怀疑某种记载有误;但即使掌握了一万条有利的证据,也不能完全肯定某种记载是正确的,因为第一万零一条证据可能会说明这种记载完全或部分失实,而学者暂时还没有看到这条证据,或者这条证据已经丢失。
有人认为,文献记载可能会失实,而实物材料(例如出土文物)就是绝对可靠的,用它们可以断定文献是否可靠。顾颉刚不同意这种看法。[21] 毫无疑问,实物史料具有文献史料所没有的价值,但也有明显的缺点。许多实物史料本身不带有文字或图画,即使带有文字或图画的文物往往也只是提供非常简单的信息。没有文献研究得到的详细认识和其他理论的帮助,学者几乎无法理解和利用实物史料。确定文物的年代经常 有很大的误差,确定年代的工作一般也要依靠文献研究得到的认识和其他理论。至于文物上的铭文和图画等等,同历史文献一样,也有作者的主观认识。总而言之,实物史料绝不能被视为客观的铁证。考古工作和文献研究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
历史学并不比其他学科不幸。我们划分主观和客观的时候,总是把认识者头脑里的想法判定为主观。由此可见,人类的所有认识在性质上都是主观的,虽然一些简单的局部认识可能会跟客观事实完全重合,一些复杂的认识也可能会跟客观事实部分重合或非常接近。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当我们收集了足够的证据,就可以作出结论。但所有结论都是可修改的。如果我们发现了新的不同证据,就改进或放弃原来的结论。人类就是这样越来越准确、越来越全面认识客观事实。[22] 上面已经声明,这里是从严格学术意义上进行的讨论。笔者不是知识虚无主义者,并不否定历史研究的价值。就象光学家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世上没有不变形的镜子,这决不等于否定镜子作用。顾颉刚认为:“学问是无穷无尽的,只有比较的近真,决无圆满的解决。”[23] 历史学家与其说“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不如说“这是目前学术研究得到的最好的认识。”
历史文献是它们作者的主观认识,这不利于我们研究它们记载的历史事实,却使我们能够考察作者的思想和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顾颉刚指出,关于远古的历史记载几乎都是神话,我们不能根据它们准确地认识远古的政治状况,却可以根据它们来了解这些文献出现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研究当时的思想史和宗教史。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传说?为什么当时的人会写这样的故事?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历史学家固然可以综合各种带有主观色彩的史料,尽可能地探索它们记载的事件和人物的真相,也可以直接研究这些主观因素出现的原因。把对一个事件或人物描述的层累变化整理出来,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社会思潮的逐渐演变。这往往也是很有意义的[24]。 顾颉刚的观点与德国史学家大卫·施特劳斯在《耶稣生平考》里提出的“神话的解释”的原理相同,是合理解释和利用历史记载的重要方法。[25]
四、复兴与启蒙
十七世纪,欧洲发生了一场科学革命,伽利略和牛顿等大师以逻辑严密的推理和观察实证展示了人类理性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时欧洲的工商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为了改变阻碍商品和劳动力流动的分裂局面,工商业势力拥护本国君主。为了加强王权,国君和工商业势力的联盟支持知识分子对教会的批判。这导致了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理性作为最高标准,对一切违反逻辑、经不起实证检验的观点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圣经》中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受到了怀疑和挑战,古希腊、古罗马历史经典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思想开放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科的进步知识分子一道,帮助人们从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来。这个时代的史学被评为“理性主义史学”,是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6]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鼓吹科学与民主。现在不少人说这个“科学”是自然科学。这显然是错的。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陈独秀说,所谓科学是指要求逻辑严密、理性至上的科学主义精神:“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27]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引进西方的科学主义精神和先进理论,对模糊混乱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而引进西方自然科学是洋务运动提出的要求。如果新文化运动以此为口号,那就算不上“新”了。
顾颉刚回忆他在北京读书的情况时说,当时宋学在大学课堂里还相当流行。但他觉得理学到处都是错误。例如理学家说性是善的,情是恶的;又说性和情的区别在于性是“未发”的,而情是“已发”的。人的行动当然是“已发”的。按照理学家的讲法,结论必然是人的所有行为都是恶的,没有人能做善事。[28] 这显然是用理性主义的态度谴责中国的传统思想。
顾颉刚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工作的时期正好是新文化运动浪潮澎湃的日子。他深受这场运动的先锋胡适、钱玄同和陈独秀等学者的影响。顾颉刚说,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谬误,早在古代就有人陆陆续续提出批评,但由于社会上保守势力太大,这些批评不是被置之不理,就是被蛮横地压制下去。在科举制度下,读书人不按官方的正统观点讲话,就难以通过考试、进入仕途,所以大多数读书人都因为饭碗和功名放弃了独立思考,或者出卖了诚实和正直。由于这种社会风气的长期影响,一些学者虽然勇敢,观察深度也受到限制。例如清代的崔述,他指出了许多文献对远古历史描述的错误,却认为儒家经典是完全正确的。新文化运动对孔家店的批判扫除了对儒学另眼相看的旧习惯。这场运动对西方理论的宣传,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因此,顾颉刚对儒家学说没有一点迷信。他公开宣称“儒者九流之一家耳”,决心比崔述更进一步。顾颉刚说:“倘使我早生若干年,处于不许批评又没有研究方法的学术社会中,或者竟要成了一个公认的妄人,……但现在是不必过虑的了!”[29] 顾颉刚的理论乘新文化运动的飓风流行全国,《古史辨》第1册出版后,一年之内就再版了十次。[30] 顾颉刚等学者对古代史籍的怀疑和批判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重要战线。
我们说人的认识是逐渐接近客观事实的。由于条件限制,顾颉刚对于远古一些具体事件的认识可能会有偏差。但正如本文的讨论所表明,他的疑古精神和“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方法论是合理的。大多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都只是宣传外国的进步思想,批判中国文化的落后因素,没有提出自己独创的理论,而顾颉刚却构建了自己的学说。“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理论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真正的创造。
新文化运动中一份重要杂志《新潮》的英文名称叫“文艺复兴”(TheRenais sance)。后来胡适就把这场运动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西方先进的知识分子重新弘扬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传统,反抗中世纪教会的思想统治。新文化运动不是复兴中国的文化传统,恰恰相反,它是引进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对本国的传统思想进行批判。因此,应该说,它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中国传统的儒学千百年来一直是专制政
治的精神支柱。在了民国政府,建立了自己的全国政权之后,为了实行专制统治,又把儒家立为官方正统思想。新文化运动被扼杀了,顾颉刚的观点也受到压制。几十年以后,“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几乎完全湮没无闻。中国的思想启蒙还远远没有完成。
注释:
[1]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89页。
[2]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同上书,60页。
[3]同上,61-65页;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同上书,106-134页;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辩伪》,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1-62页。
[4]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60页。
[5]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同上书,62-65、106-134页。
[6]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同上书,65页。
[7]同上,63页。
[8]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同上书,67、69页。
[9]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同上书,227页。
[10]鲁迅《理水》,《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卷,372页。
[11] 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古史辨》第1册,225页。
[12]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5页。
[13]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41页。
[14]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12页
[15]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60页
[16]ArienMackandIrvinRock,InattentionalBlind ness,Cambridge,Mass:TheMITPress,1998.
[17]作为史料,录象、录音带和照片等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它们也只是从某个角度、某个距离记录事物,而不可能全面反映客观情况。这些角度和距离的选择,往往带有摄影和录制者的主观因素。跟人的记忆一样,音像材料也会丢失一些信息,它们的记录也难免会失真。本部分对文献史料的评论基本上也适用于音像史料。
[18] BertrandRussell,“OnHistory,”inhisUnpopu larEssays,NewYork:SimonandSchuster,1966,pp.60-69.
[19]参看RobertNozick,TheNatureofRationality,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3,pp.168,173-175.
[20]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59页。
[21]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同上书,268-275页。
[22]JohnL.PollockandJosephCruz,ContemporaryTheoriesofKnowledge,Lanham:Rowman＆Lit tlefieldPublishers,1999,pp.8-10,36-37.
[23]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1册,272页。
[24]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同上书,101页。
[25]关于大卫·施特劳斯“神话的解释”,参看B.A.Haddock,AnIntroductiontoHisloricalThought,London:EdwardArnold,1980,ch.10.
[26]参看J.W.汤普森著,孙秉莹等译《历史著作史》下卷,第3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78-83页。
[27]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一卷,一号,1915年。
[28]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34页。
第6篇：大禹治水教学反思范文
“河图洛书”与古人治水
究竟该如何分析、认识“河图洛书”呢？周文顺、徐宁生两位先生主编的《河洛文化》一书中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是“河图洛书”是真正意义上的“图书”，是以文字写成；二是一部治国经典；三是夏代河洛地区的产物；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山文献（参见《河洛文化》第7页）。而笔者认为，“河图洛书”应是与古人治水紧密相关的，并传达了大量的古人治水信息。要说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开山文献的话，首先应该是水文化。也可以说，“河图洛书”是水文化的最早起源。
这首先得从发生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一次大的自然灾害说起。研究自然史的学者已经证明，4000年前有过一次自然灾害集中爆发的异常期。在短短的一二百年间，持续严寒、特大地震、百年不遇水灾旱灾频频发生（这次自然灾害异常期被史学界称为夏禹宇宙期）。其中，水患灾害最为严重。“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舜禹之际“日妖霄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呼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这些都是在口耳相传的上古神话中对这一时期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描述。因此，在当时治理水患就成了部族首领和部落联盟的第一要务，也就有了共工、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
大禹因成功治理水患，而被后人广为传诵。遍阅历代经史典籍，谈到“河图洛书”之产生，几乎均与大禹相关。如《竹书纪年》记载：“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气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言：当禅禹。”这是说禹执掌天下，是在舜设坛沉壁祭天之后，河图传达的天命。还说：“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讫，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退入于渊。治水既毕天赐元圭以告成功。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至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禅即天子位。洛出龟书是为洪范。”这一段话，除反映君权天授外，值得注意的是提到河图是言治水之事，提到的洛书（龟书）是洪范，而洪范是治国的大法。显然，在这些中国古文化最权威的经典看来，“河图洛书”应是远古东方庄严而崇高的法典，是华夏传说中祥瑞而神秘的圣经。另外，《春秋运斗枢》言及黄河出图，在场者有帝舜及大司空禹；《尚书》称“天乃赐禹洪范九畴”；汉代孔安国称：“天癸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第之，以成九类常道”；《广物博志》亦述及“禹授河图”之事。“河图洛书”的产生与大禹相关”，这一说法又与“河出图，洛出书”的记述形成了强有力的呼应。可见，“河图洛书”是与古人治水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大禹治水。
其次，“河图洛书”最早诞生于河、洛两条河流，也同样说明了它与水的密切关系。“河出图，洛出书”，明确地告诉我们黄河、洛河与“河图洛书”的关系。始于远古时代，“河图洛书”作为传授“天命”的重要方式，为什么会与水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呢？如前所述，它源于当时严重的洪患灾害。人们为了谋求生存，不得不长期与洪患灾害抗争。在原始社会，人们过着渔猎、游牧的生活，“逐水草而居”，“择丘陵而处”，以逃避洪水。到了传说中的神农时代，有了农业，有了一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需要保护，采取了“潺”和“堙”，防止洪水入侵，即以挡水的办法来防止洪水灾害。到了尧舜以后，大禹首先使用了“疏”和“分”的方法，即以宣泄减免水患。另外，也说明了河洛地区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考古专家已经证实，夏禹宇宙期后，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部族逐渐向黄河流域集中，河洛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史记》语），即从夏、商、周三代皆建基于此。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人们祈求上苍保佑，天赐祥瑞，河、洛安澜，“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在这里产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沉壁祭天”，“河出图，洛出书”为什么会发生在“洛”？“洛”之名最早见于先秦文献，是传说中黄帝“修坛沉壁”的地方（《水经注异闻录》载，“黄帝东巡过洛，修坛沉壁，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字”）。尧、舜、禹、汤等也都在此举行祭天仪式，并接受“河图洛书”。《尚书・禹贡》说大禹治水，“东过洛，至于大邳”。“洛”位于巩义市境内的黄河、洛河交汇处。那么，这个地方在远古时期为什么会像秦以后泰山那样引起古人和古代帝王的高度重视呢？这与当时“洛”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河、洛交汇后在这一带发生的河势变化等有着密切关系的――一是“洛”周围早在远古时期便是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地方。裴李岗遗址、仰韶遗址、龙山遗址以及夏商周各代遗址等都是在这一带周围挖掘发现的。发展到中古时代，这里曾一度是政治、军事战略要地，也是水运交通的枢纽。洛口仓、洛口屯、洛口城、洛口驿等，都先后出现在这里。可见“洛”的重要历史地位；二是，“洛”在古代还曾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有许多传奇性的故事发生在这里。如，《尚书・夏书》中记载，“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作五子之歌”。太极图、河图、洛书、八卦等这几项享誉中外古今的传统文化，也都与“洛”有关。有人认为太极图虽然含有深奥的哲理，但它的图像是来源于自然界，是受河、洛在“洛”两水相撞，形成漩涡，清浊分明的启发而构思出来的。邙山上“伏羲画卦台”的存在，更有力地证明了八卦的产生也始于“洛”；三是与“洛”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水情有关。据专家考证，远古时期，黄河、洛河交汇的地方有着广袤的水面，特别是在汛期。从华阴、砥柱一泻东下的黄河，在这里南纳入伊洛河水，北接入济水、沁河后，忽被横亘在面前的大邳山阻挡。于是，湍悍之水涡漩，抬升而形成巨大、宽广的水面。这种情况到东汉时仍未有多大的改变。阳嘉三年（公元134年），河堤谒者山阳东缗司马登曾有详细的记述：“伊洛合注大河，南则缘山，东过大邳，弥原淹野，蚁孔之变，害起不测。盖自姬氏之所常戚，昔崇鲧所不能治也。”因此，才有了河溢而出的荥泽，以及下游平原严重的洪涝灾害。而大邳山也因自然决溢和历代的人力开凿引水，由初始的腰斩，到逐步陷落泯灭，不见山形。（见《黄河史志资料》1995年第2期，王法星撰写的《河洛及其右山的历史变迁》）
独特的地理位置，特有的河势变化和人文环境，引起了古人的极大兴趣和密切关注。因此，也就成为人们祈盼天降祥瑞、河清海晏的朝圣之地。“善治国者，必先治水”（管仲语）。抗争自然，顺应民意，解除洪涝灾害，是历代帝王治国兴邦的头等大事。远古时期，由于洪涝灾害特别严重，他们投入的精力更多，大禹治水就是明显一例。因此，也就有了“沉壁祭天”、“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洛”作为这一神话传说的诞生地，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
第四，“河图”、“洛书”传达了古人什么样的治水信息。“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是讲大禹受“天命”而治水的事。大禹成功地治理水患，既是上天的安排，也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三过其门而不入”。因此，他也就成了人们永远敬仰的英雄。另外，在《尚书・顾命》篇中将其与“大玉、夷玉、天球”等并列，似乎“河图”、“洛书”应该是玉类宝器，故元朝人俞琰的《周易集说・系辞》中推测“河图”是刻有文字的宝器，南宋人薛季宣的《河图洛书辨》中推测“洛书”是古地图，“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类似《禹贡》、《山海经》一类的图书。到了现代，更有人把“河图”、“洛书”推测为我国游牧时代的气候图和罗盘。但深究起来，“地图”说更为可信。远古时期，人类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居所不定是其最大特点，长途跋涉在所难免。在和大自然的抗争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地图的重要性，地图成了人们战胜自然，获得生存的重要工具。当然，地图也被首领和古代帝王视为神授之物，拥有了它，也就拥有了一切。另外，地图在与洪涝灾害和军事的抗争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山川、河流是大自然中重要的地貌特征，只有认识它、了解它、把握它，才有可能战胜它。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了解、掌握地理、地貌特征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从千百年来地图在人们生产、生活以及军事等方面所发挥出的重要作用就不难看出。
然而，在众多的文献记载中，“河图”、“洛书”为什么又成为代表神意，是“圣人”得到“天命”的征兆，相当于符命一类的东西了呢？“凤鸟不至，河图不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等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符命又是什么呢？它是被歪曲了的自然现象。如果我们剥去它的宗教神话外衣，便显现出一个核心观念：文化起源于人类模仿自然。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河图、洛书、八卦，都是初民图绘自然界物象，用以说明事理的，现在虽然所绘的物象已不可见，但在传说中还保留着这个图绘记事的面影。”（杜学知《河图洛书八卦与图绘记事》，载《大陆》杂志8卷2期）这是一个合理的见解。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河图洛书”的出现与古人治水的密切关系。因此，如果说它是一种文化现象的话，它首先应该是水文化。水文化起源于“河图洛书”，后人在治水中所创造的灿烂文化都是这一现象的继续和延伸。
古代水文化在治黄中的应用与发展
传说，往往是一个民族古老的记忆，“河图洛书”也不例外。深入研究“河图洛书”及与此伴生的古代水文化，可以看到它对后人治黄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大禹治水的精神，始终是后人治黄、战胜严重的黄河洪水灾害的动力和源泉。
我国是一个水利大国，也是一个水利古国。中华民族的治水传统与华夏文明一样源远流长。在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众多统治者高度重视水利工作，是与古代水文化所具有的这一重要特征分不开的。春秋战国时期大政治家管仲曾讲：“善治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即水、旱、风雾雹霜、瘟疫和虫灾）。“五害之属，水为最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他第一次把治水列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尔后，历朝历代每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无不以治水为重。无论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清朝的康熙、乾隆，都把水利作为施政的重点。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局面，也无不得力于统治者对水利的重视，得力于水利建设及其成效。水利兴，则天下兴，已为世人所共识。相反，忽视水利，工程长期荒废，严重的水旱灾害之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揭竿而起，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必酿成天下大乱，以致改朝换代。黄河，曾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更是备受关注。重视水利，无不把黄河的除害兴利放在首位。人民治黄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及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治黄工作，取得了人民治黄以来伏秋大汛岁岁安澜的巨大成绩。
第7篇：大禹治水教学反思范文
一、理答在学生理解的疑难点
学生语文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究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学生自主学习的困惑，有学生理解课文的困难。在这时，教师如果能够通过自己的智慧理答，给予学生一定的帮助或者引导，就能使学生产生“拨开云雾见日月”的感觉，从而有效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使学生感到成功就在眼前，进而“跳起来摘到果子”。
如在教学苏教版第二册《骑牛比赛》这篇课文时，文中最后一句话：“小姑娘，你不知道，我曾经从牛背上摔下来上千次！”对低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并不能完全明白“摔下来上千次”和“骑手取得胜利，获得冠军”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是学生理解的难点。为了突破这个教学难点，我让学生先就这句话反复阅读，然后思考：骑手这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的？经过教师的理答，学生结合文章开头骑手的精彩表演，真正明白了，正是因为骑手上千次的摔倒，才造就了他技艺超群的本领，进而明白了文章所要表达的主题：只有经过长期刻苦训练，才能具有高超的本领。在这种教学情境下，很容易就突破了教学的难点。
在教师理答的过程中，要能够“引而不发”，始终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教师的理答才能显得灵活机动。
二、理答在学生认识偏差时
由于学生生活阅历不同，知识背景不同，对问题的思考和看法很容易出现偏差，如果教师任由学生发挥，不但会使教学显得华而不实，还会对学生造成误导，不能真正体现语文教学的价值。这时，教师巧妙智慧的理答就可以使学生的思维向文本表达的真正内涵转变，进而产生茅塞顿开之感。
如在教学苏教版第三册《大禹治水》这篇课文时，在学到大禹治水13年，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时，有学生发表了自己的感悟，认为大禹是一个不孝顺的人，都说要常回家看看，可他路过家门口都不回，太过分了。这位学生的感悟与教学的主要目标“认识了解大禹这位民族大英雄的事迹，体会大禹的无私奉献精神”严重相悖，不仅偏离了教学的主题，而且容易给学生对大禹的思想认识带来不好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引导学生找出大禹不回家的原因，以及他带领人们做过哪些事情。在学生再读课文时，我引导他们抓住 “他带领百姓挖通了九条大河，劈开了九座大山”这些关于治水艰难的语言进行品读，很容易就使学生明白了大禹工作的任务巨大和繁忙，以及他为了大家舍弃小家的崇高精神，正是由于大禹治水，老百姓才过上了好日子，这种行为不是不孝，而是大孝。
在语文教学中，有的教师为了珍视学生的独特感悟、体验，不敢把教学的天平偏向任何一方，总是含含糊糊的一句话带过。其实，我们的教学既要有独特体验，更要有健康的、正确的、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因此，语文教学中的智慧理答要“该出手时就出手”，只有这样才能为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形成打下基础。
三、理答在学生意犹未尽处
伊瑟尔提出的“空白理论”认为，文本给读者留下的不确定“空白”，其实是等待着读者在阅读活动中运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充。而读者就“空白”补充的过程，也是对文本进行再发掘的过程，是对文本进行再创造的过程。在学生理解课文的意犹未尽处，经过教师智慧理答，可以使学生展开想象，与文本进行多元对话，从而使学生形成完整的阅读体验。
如在学习苏教版第三册《狼和小羊》这篇课文时，文章结尾以“狼不想再分辩了，说着，就往小羊身上扑去……”为结尾，文章到此戛然而止，作者并没有进行交代，这就为学生留下了大量想象的空间。在教学时，我主要通过有感情的朗读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朗读中与文本产生共鸣，激发了学生的情感体验。在读到“狼向小羊扑去”的内容时，有的学生非常生气，对狼说的话感到不满，有的学生觉得小羊很可怜，不忍心看到小羊有这样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因势利导：“同学们，此时此刻，你们肯定有许多话要说。那么，最后的结果怎样了呢？请你们展开自己的想象，把它写下来。”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纷纷用笔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和美好的愿望。有学生写道：“虽然羊被狼吃掉了，但是由于狼的高兴，得意洋洋，结果不小心掉进陷阱里去了，得到了它应有的下场。”还有的学生写道：“正在这时候，枪声响了，小羊得救了。”……不管学生写得怎样，都是自己真实情感的表达，它使学生的阅读体验更加圆满，让学生对学习更有兴趣。
其实，意犹未尽之处正是能让学生心中产生一种迫切表达愿望的地方，如果教师不能很好地给学生提供这一媒介，反而会使学生有一种遗憾。因此，在此处进行理答，可以有效充实文本内容，学生对文本内涵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刻。
第8篇：大禹治水教学反思范文
关键词：大禹文化；产业化；瓶颈；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4-0039-03
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华大地广为传播，在《尚书》、《山海经》、《史记》和《越绝书》中经典古籍文献中都有记载。大禹追随父亲鲧的脚步，多种选择治理水灾的人员，现场检查，指导修筑防洪堤坝，使小水导入川、大水导入海，疏浚河道，沿西高东低地势引水到海的东岸，最终成功控制洪水。
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大禹的故事和精神脍炙人口，大部分人从小学开始就知道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神话传说其深刻的文化内涵使之流传经世、长久不衰，同时也表达民间社会老百姓的情感诉求。
绍兴市现有的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已拥有一批具有相当知名度的文化品牌。但还有许多尚待挖掘的内容，需要对文化资源进行整合，进行产业化发展。而文化产业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利用绍兴丰富的文化资源，把它转变为具有实际意义的文化生产力。
一、绍兴大禹文化资源的发展及产业化的意义
1.绍兴大禹文化资源的发展
绍兴市的文化资源相当丰富，越国遗址位于绍兴市中心，鲁迅故居、秋瑾故居位于绍兴经济繁华地段。小桥流水人家，一叶小舟，数百万公顷的湖塘经常被用来描述传统的江南，自然场景是一个绍兴的生动写照。即使是遭到历史上的战乱和现代某些不合理的人为行径的影响，绍兴市仍保留着城市中的水，保留着水在城中，人家枕河的水模式。内部和外部的城市河长约2000公里，有河道和七处滨水古街。
同时，绍兴市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如现代秋瑾、鲁迅、蔡元培和古越王羲之、陆游、徐渭、王冕等，其中以大禹最负盛名，传播历史最为悠久。
历史上很多君王和名士都到会稽山祭拜大禹，留下了很多历史真迹，如清乾隆帝参观访问绍兴大禹祭祀，留下了许多诗歌文学和祭文等遗产。
同时，每年大禹的祭典活动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和旅游爱好者的关注，大禹文化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可以带动绍兴其他文化旅游的发展，对其他衍生产业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2.大禹文化资源产业化的意义
西方文化资源开发研究集中于区域和行业发展研究，特别是国际化大都市是文化资源产业集聚发展研究的重点。查尔斯・兰德利的《文化创意城市》就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改造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探讨了作为一个创意城市应具备的文化资本，并强调文化产业重要性。同时，邹可兰・高特列波在《一座国际化都市面临的挑战》一文中概括出经济具有主导地位、比较优势，拥有出色的文化和教育制度是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大禹祭祀活动在浙江省绍兴市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一些政治和社会因素，该活动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断。随着大禹祭典活动的举办，慕名而来的学者和游客必定会增加，相应的吃、住、行、娱方面的消费也会相应上升。尤其是会带热禹陵墓的周围旅馆住宿，推动在绍兴地区其他文化景点的旅游发展，如鲁迅故居、秋瑾故居、兰亭风景区、西施故里等。而且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外出旅游的机会大大增加，我国文化旅游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在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文化发展的背景下，文化产业化已成为中国备受关注的经济现象，在现代经济发展下，文化既然是产业，也就与其他产业部门一样，文化产品的生产，还需要社会必要劳动的某些现实社会再生产过程。近20年来，出版了许多关于“大禹研究”的书，大禹的精神文化和他所在的朝代历史背景，不仅要研究这段历史，还要将这些资源转化成经济效益，为国家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二、绍兴大禹文化资源产业化遇到的瓶颈
1.绍兴文化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度较低
目的地形象是一个游客区评价公众的视线，是游客的声音和思想的反映总和。与周边热门城市相比，绍兴市的形象感知度较低，主要表现在旅游收入差异较大。如图1。
图1 2006年―2010年绍兴、苏州两地旅游外汇收入
从图1中可以看出，绍兴和苏州而且两地之间的差距正在逐年增大，与同档次旅游城市相比，绍兴市在游客心目中的目的地形象有待提升。
这点也在大禹陵景区的游客逐年下降得到反映，这几年来虽然绍兴市文化旅游集团在推广大禹陵景点做了很多努力，游客数量一年比一年少是不争的事实，对游客的吸引力显得后劲不足。
2.古城改造与古城文化保护存在冲突
由于城市发展需要，需要对古城进行了改造，这会对古城的特色保护产生较大冲突，不利于城市总体的发展，也不利于文化的产业化发展。
如仓桥直街整条街长1.5公里，老街主要为河道、民居、街坊，且多为清末民初建筑，是以古城为特色，传统居为主要内容，社区旅游、商业、住为一体的历史文化街。然而，日益陈旧的楼房现在正逐渐被改造成现代化的居民楼，街区周围的一幢幢高楼大厦与古朴的老街形成鲜明的对比，公园广场的改造正一步步向老街区扩展，仓桥直街被四周的现代化建筑包围古城的特色正在逐渐被新颖的当代建筑消磨。旧楼的改造必定会损坏一些古楼古房，如何协调好旧城改造与古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保证绍兴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各方努力。
在大禹景区内设置了花卉园和百鸟乐园，虽然是为了延长旅游线，增加游客的呆在景区的时间，增强游客的观赏性，但也在客观上削弱了大禹文化的影响力，容易分散游客对大禹文化的注意力，给游客造成中心不突出的感觉。
3.旅游业的住、行、食、娱体系不完善
近年来，绍兴市的游客人均留住天数仅为1.7天，与省内其他10个城市相比较来说相对较低；其中67.7%的留宿游客在绍兴只住一晚上，愿意继续留住的游客比例大大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在旅行目的上，旅行仍然是国内游客来绍兴的主要目的，占42.9%；其次是商务会展旅游，占了20.3%；最后是休闲度假，占18.9%。这主要是由于绍兴的吃住行游的体系不够完善，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够，游客意愿留下的不多，缺少总体规划和引导，这也大大影响了大禹文化产业化的发展。
绍兴市旅游部门在旅游配套建设方面作了不少的努力，基本设施得到了较多改善，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现在的绍兴旅游需求，特别是到了春、秋两个旅游旺季，各旅游服务部门均显人满为患，旅游交通、旅游创新明显不足，具有大禹特色的文化产品也不多，吸引力不够；旅游产业中的软件建设，也存在如管理不严格、宣传不力、导游能力差等方面的缺陷。
三、绍兴大禹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对策
1.建立合理的旅游交通网，改善基本环境条件
旅游交通和旅游交通网络直接决定着旅游业的质量，同时也是文化旅游资源深度开发、吸引广大游客的必备条件。因此当务之急是要设置一些合理的主要旅游景点，方便的交通线，以提高游客的旅行时效。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部门必须加快对城市整体环境的改善和保护，努力把绍兴打造成环境好、条件优良的旅游城市。
要重视基础设施的细节，如旅游景点内的厕所都应干净、整洁。在大禹风景名胜区咨询中心，尽力为游客提供方便，以及各种交通工具也应有良好的合作运行机制。通过夯实基础设施，留住游客，方便游客，为大禹文化产业化奠定扎实的基础。
要进一步开拓大禹文化旅游市场，大力发展大禹文化的旅游文化产品，积极推动旅游设施的建设和支撑条件的完备。
2.以大禹文化特色为中心，做实产业项目，带动产业发展
要多方面利用大禹文化资源，不是单单局限在大禹祭奠活动上，发展与大禹相关的衍生产品，创新文化发展的多向性，建设大禹文化村、大禹文化旅游区等。
大禹文化旅游资源要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开发决不能盲目只顾眼前的利益，破坏它的规则，毁坏宝贵文物。应制订科学和严格的发展规划，对土地利用和城市建筑物外形与高度都要有严格的规定，以保护城市原有的大禹历史文化风貌。在文物保护上，所有重要大禹文化的文物都应有相应的保护措施，景区门票收入资金也应主要用于景区的资源保护，协调好大禹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间的矛盾。
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是项目，围绕大禹文化的项目是发展产业的最主要因素。应注重资源整合，在区域内重点打造气势恢弘的禹庙作为大禹文化朝拜中心，使用先进的高新技术项目，建立古代治水文化、战略文化体验项目，建设大禹书院、治水体验区、水战区、儿童游乐区、器具展示区和雕塑花园；还可以特别设置一些大型的会展设施作为一个产业观察点来充分利用，如大禹的祭典等大型活动，打造旅游度假区，旅游区将大禹文化、治水文化、谋略文化贯穿始终。
3.可持续发展大禹文化产业
经济活动的紧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产业，文化是现在经济持续发展的突破口，必须深刻认识到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可行性和实际操作性。大禹文化的产业化须充分考虑其可持续发展问题。
应重视和加强大禹文献编纂工作，把绍兴市的实践作为证物，推进古代文献的研究，提出研究新课题。研究的重点是如何保护优秀的大禹文化遗产，使之成为不可多得的一部好史料。要充分挖掘固有的大禹文化，发展大禹历史的治水牌和文化牌；要十分重视历史遗址作为重要的大禹文化旅游资源的研究与开发，保护和整理所有的大禹遗址，加以好好利用，促进大禹文化产业化的可持续发展。
要设立自己的网站，让国内外大禹文化爱好者、崇拜者和大禹后裔、研究学者能够经常访问大禹文化网站，由此来满足他们对大禹文化的好奇和追求。英文网站也应建立起来，通过网络平台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并且将大禹文化更好地发扬光大，让大禹文化能够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一部分。
大禹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还要注重严格的产品质量管理，最好设计出服务标准，进行标准化管理，保证旅游品质，让游客体验更加真实和舒适，增强游客的口碑宣传，促进大禹文化旅游的持续发展。不仅要让游客住得舒心，吃得放心，还要玩得开心和安全。不仅要狠抓不懈服务质量的管理，同时也要加快基础设施投资的步伐，投资主要用于道路交通、环保设施、文物开发和保护、旅游教育和科研、景点开发、景区和度假区的环境改善和辅助设施的建设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优化旅游产品，增加旅游就业，保持大禹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绍兴市的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从古至今源远流长，对于大禹文化所蕴涵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中国传统社会都表示了高度的认可。绍兴市要合理充分地利用大禹文化资源，促进大禹文化产业化的发展，确保经济发展的同时让大禹文化保持传统性和民族性。
参考文献：
[1] 陈志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与民族国家认同――以“大禹祭典”为例[J].文化遗产，2010，（2）.
[2] 孙远太.大禹祭典与大禹文化的传播[J].前沿，2010，（9）.
[3] 汤夺先，张莉曼.“大禹治水”文化内涵的人类学解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
[4] 李祥林.民间叙事和身份表达――羌区大禹传说的文学人类学探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10）.
[5] 张泽洪，熊永翔.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大禹崇拜――以岷江上游羌族为例[J].宗教学研究，2009，（12）.
[6] 徐明波，晋超.灾后四川大禹文化旅游资源整合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10，（3）.
第9篇：大禹治水教学反思范文
关键词：乡土历史资源；乡土史；初中历史
【中图分类号】G633.5
初中历史课程是义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初中历史教育的作用在于对刚刚正式接触历史课程的学生进行历史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使他们“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然而，当今快节奏的初中教育和巨大的升学压力，使许多中学忽视了在历史教育中有效地结合当地的乡土历史资源进行历史教学，这使得初中生们对于自己家乡的历史知之甚少，在情感上难以与家乡文化产生共鸣，也不利于教学效率的提高。山东省德州市自古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有着丰富的历史乡土资源。如果能够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可以让初中生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激发其学习中国历史的热情和热爱祖国与家乡的情怀，同时还能提高历史课堂效率。
一、德州市开展乡土历史教学的特殊意义
1、德州乡土历史资源是初中历史教材的补充
著名历史学家葛兆光先生在谈及当代历史教科书的诸多缺点时指出：“历史教科书中没有故事，也就没有历史，历史仿佛是按照写作者的概念发展的，内容无趣、枯燥” 。诚然，中国悠久的历史仅靠简单的几本初中历史教材难以囊括，这使得教材对于历史知识的描述只能做到点到为止。如果能够将德州乡土历史资源有效运用于初中历史教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补充历史教材在内容方面上的不足。由于近些年来命题趋势的悄然改变，加之上述资源保存完好且极具代表性，笔者在初中中国历史的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将书法鉴赏作为七年级下学期的一节历史活动课，这堂课不仅加深了学生对明清书法艺术的印象，还让学生们对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使学生对中国书法的认识更加系统化。
2、以小见大，培养学生科学看待历史问题的能力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时候，受民间野史和演义的影响较大，很难以科学的视角看待历史问题。例如，关于中国上古时期的领袖及其故事，初中历史教科书基于严谨的教学要求，仅作了非常简要的描述。然而正是由于此种原因，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对于该时期中华民族发展的认识可能变得更加模糊。诚然，上古时期的中国历史虽然多为神话传说，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历史的反映。因此，让学生正确认识神话传说和史实的联系与区别，对于学生自身建立正确的史观很有必要。作为纪念大禹治水功绩的禹城禹王亭历史久远。虽关于大禹是否确有其人，史学界尚存争议，然而禹城当地一直流传着许多关于大禹的故事，既有《禹王锁蛟龙》等神话，也有《后稷借壤兴农耕》等描述大禹务实治水的传说，还有《曾九皋重修禹王亭》等后人效仿大禹为民谋利的故事 。实际上，大禹作为上古时期黄河流域的传说人物，虽然不一定确有其人，然而民间有关他的传说却是上古时期生活的部分写照。关于此，著名杨宽先生在《中国上古史导论・自序》中提出：“吾人证夏以上古史传说之出于神话，非谓古帝王尽为神而非人也。盖古史传说固有多出于神话，而神话之来源有纯出幻想者，亦有真实历史之背景者” 。
3、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和家乡德州的情怀，教育学生尊重历史
乡土历史资源最突出的特点是形象具体，亲切自然，学生们耳熟能详。将其运用于初中历史教学，易于对于学生们产生很大的感染力；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既能使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至理性认识，又能用联系的观点思考该问题由古至今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例如，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国力强盛和薄来厚往外交政策的有力证明，在此影响下，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菲律宾古苏禄国三王及随从三百余人浮海朝贡明王朝，受到永乐皇帝的盛情款待。不幸的是，三王在回国途中，东王巴都葛叭答剌在山东德州突然病逝。永乐皇帝闻讯后随即派遣官员赐祭，并以亲王之礼将东王葬于德州。此后数百年中，历届中国政府对苏禄王墓的修缮始终没有停止，苏禄王国在中菲两国两脉后裔之间的联系和往来也由此不断加强。围绕苏禄王陵墓形成的德州北营村已有55户222人，而在全国范围内，苏禄王后裔已经达到3700人 。在学习《从郑和下西洋到闭关锁国》一课时，笔者将该本地史料引入课堂，并鼓励学生讨论。由于对苏禄王的故事非常熟悉，大家讨论热烈，最后得出了许多结论：1、苏禄王的归国路线说明德州“九达天衢”、“神京门户”绝非虚指，德州是当时连接华北与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2、苏禄王墓作为中菲友好交往的象征，其产生和发展过程说明了中国自古以来非常重视对外交往。3、尽管菲律宾国内一小撮政治势力极力鼓吹所谓“中菲领土争端”，但中菲友谊是两国交往的主流，那些无视历史、别有用心的小丑终将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等等。可见，家乡的古迹不但能吸引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更能引起他们对这些古迹由来的思考和其未来的展望，有效地培养了他们学习和思考历史问题的能力。
二、运用德州乡土历史资源进行教学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1、认清教材和乡土历史资源的区别和联系
尽管德州乡土资源丰富，在初中历史教学中作用巨大，但它仅可作历史教材的补充，不能取代教材。因此，在运用德州乡土资源时，必须仔细斟酌挑选的资源是否有必要，所选资源的各个方面在授课时应如何用言简意赅的语言讲解等问题。虽然初中生的历史学习兴趣浓厚，然而如果教师不假思索地将乡土资源全盘照搬，不但会挤占讲解重点知识的时间，还容易模糊这堂课的学习目标，反而阻碍了学生对于知识的吸收。
2、认清“国”与“家”的区别和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