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教育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执法教育论文范文

为认真贯彻落实福建省司法厅《关于在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开展“三项”活动的实施意见》精神，切实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我所民警公正、文明执法水平。根据省局的安排，结合我所实际，经所党委研究，决定从今年5月至10月，在全所开展以“推行情感管理，保障文明执法”为主题的公正文明执法专项教育活动。一、指导思想此次专项教育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提醒您：请根据实际修改）精神为指导，以“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为目标，以人民满意为根本标准，紧紧围绕党的“教育、感化、挽救”的劳教工作方针，坚持“三像”指示，实行依法治所和以德治所相结合，努力提高广大民警的公正文明执法水平。二、目标任务通过开展以“推行情感管理，保障文明执法”为主题的公正文明执法专项教育活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双争”活动成果，推进民警公正、严格、文明执法，法治意识和人性化管理意识明显增强，执法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率明显上升。具体目标是：（一）“严格执法，热情服务”意识有新增强。全体民警普遍受到一次公正文明执法教育，切实把“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意识，扎根于广大民警的心坎上，贯彻落实到执法过程中。（二）执法水平有新进步。广大民警在执法活动中，依法履职，忠于职守，爱岗警业，做到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管理，办事公开、公平、公正，依法办事的准确率明显提高，不发生民警违法违纪现象。（三）解决突出问题有新进展。要从根本上转变民警“打骂有效论”的错误认识和“以管人者自居”的工作态度，引导民警积极探索情感管理的新思路、新办法，营造宽松和谐的教育改造环境。（四）进一步树立劳教民警执法新形象。让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成为我所劳教民警的自觉行动，让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我所劳教民警的执法行为普遍表示满意。三、活动对象：本所全体民警（含警戒护卫人员）四、活动安排此次

专项教育活动自5月份开始至10月份结束，共分以下几个阶段进行：（一）宣传发动阶段（5月5月至5月15日）。一是召开动员大会，认真组织学习省厅、局有关文件精神和本所实施方案，全面部署专项教育工作。二是由政治处搜集整理相关学习材料。三是出一期宣传专刊，为此次专项教育造好声势。（二）学习教育阶段（5月16日至8月10日）。一是以科、队为单位，利用部门周学习制度组织全体民警学习指定的文章材料。内容为：《十六大（提醒您：请根据实际修改）报告辅导读本》、《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9—2009年监狱劳教人民警察队伍建设规划纲要》以及由政治处搜集整理的学习资料等。要求民警在学习后开展讨论，并做好笔记。所领导在党委中心组学习会上进行学习讨论。二是开展四个专题教育。由所领导分别对民警进行授课教育。三是为提高民警的业务能力，举办一期不少于10天的警体训练和业务技能培训，对全体参学民警进行警体技能培训和学法用法依法行政培训（由政治处负责具体事宜）。四是开展“个别教育能手”经验交流会。由我所评出的3名200*年度“个别教育能手”总结个别教育经验，在民警大会上进行交流。（三）认真查摆阶段（8月11日至31日）。在民警中开展“查摆”活动。一查思想认识，摆有无存在“打骂有效论”，低看劳教人员人格，认为强化情感管理会弱化强制功能等认识问题；二查执法行为，摆有无存在对劳教人员考核、减期、请假、所外就医等执法过程中不严格、不公正问题；有无超工时、超体力劳动，打骂体罚等不文明管理问题。三查教育功效，摆有无按规定开展个别教育活动；有无认真备课，开展“三课”教育活动；包干教育的难改尖子转化率是否达80%以上；以科、队为单位，召开生活会，逐个查摆，并进行相互评议。（四）总结提高阶段（9月1日至10月底）。每位民警要对照学习教育阶段中相关内容，结合自己工作中的实际情况，通过“三查三摆”，在8月30日前写出深刻的查摆材料（统一用本所20×15方格稿纸，页数不少于6页）。查摆材料要言之有物，既要认识到自身的差距与不足，对自己进行大胆而深刻的剖析，又要有工作目标和今后努力方向。要充分认识到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大环境下，情感教育和公正

文明执法的极端重要性。要按层级管理严把查摆材料关，对认识不深刻、不到位的发回重写。部门主管要把好本部门其他民警的材料关，科、队主管的材料由分管所领导和挂点党委委员把关，党委成员的材料由党委书记把关。政治处要认真做好此次专项教育活动的书面总结工作，于10月15日前将专项教育情况书面报省局政治处。五、加强对此次专项教育的领导建立健全这次专项教育活动的责任制。成立由××*、××*、××*、××*等同志组成的领导小组，由××*同志任组长，××*同志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政治处，负责教育活动各阶段的工作落实。《劳教所开展“推行情感管理保障文明执法”专项教育的实施方案》劳教所开展“推行情感管理保障文明执法”专项教育的实施方案

第2篇：执法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教育舆情场域 教育政策执行力 新疆少数民族教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G6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9-0088-02

近年教育被列为重大民生议题，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及公众性教育事件背后，教育舆情正通过网络、报刊、广播、民众流传及专家访谈等立体化、多元化的媒介途径得到传播和释放，致使舆情的导向作用日益凸显。中国区域间教育发展差异性极大，新疆作为祖国边域，政治情形复杂、文化多元、经济发展落后，为促进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特殊政策和措施，如双语政策、高考优惠政策、预科政策等等，教育舆情分布也呈现区域性特点，从各种教育舆情报告中表现出民众对教育政策类事件的关注占据教育舆情事件前列，民众意见与态度对教育政策决策与执行的影响日益明显，导致教育政策执行产生舆论危机而陷入舆论困境，影响到教育政策执行效果。

一、教育舆情场域中的教育政策执行力

高效的政策执行力是政策目标实现的保障，在教育舆情场域中，教育政策执行力的建构和提升不单单关系到教育行政机构本身的能力和行动，还关系到对教育舆情的正确应对和有利引导，化解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教育矛盾，疏通民意，获得教育政策目标群体的支持和配合。

（一）教育舆情场域的时代变迁

“场域”概念最先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是指“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1]。“场域不仅可能围绕固定的市场技术或公共政策领域而形成，也有可能围绕重要的争论与问题而形成。”[2]教育舆情场域指教育机构所处的舆情环境，就教育政策、事件等议题借助媒体中介反映主客观教育诉求和利益关系，随着决策者、目标群体、利益触动群体、媒体等多因素互动，从而交织形成教育舆情生态场域，并随着教育改革、群体心态变化、传播途径等变迁。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引起教育变革的主要因素，一方面要应对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化解新旧教育体制内外的众多政策及利益问题；另一方面，教育政策的适时调整和实践反馈才能满足不断壮大的教育政策目标群体以及文化的多元发展对教育提出的多元化需求。教育改革中，教育政策执行者、政策目标群体、相关利益群体的各种观点、意见及利益诉求纷纷呈现并碰撞、摩擦、对立，交织成多元、复杂的教育舆情生态场域。

（二）教育舆情场域――教育政策执行的生态环境

近年来人们对教育政策执行的研究已从执行力内部因素逐渐转移至外部环境对执行效果的影响。教育政策执行有效的重要保障不仅包括政策行为部门的能力、行动，政策目标群体的支持与配合也是关键环节。袁振国教授认为，“教育政策执行是一种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构成教育政策执行活动的基本要素至少包括教育政策、政策执行者、执行计划及行动措施、目标群体、环境因素等五个方面[5]。历经近年重大教育政策引发的舆情事件及舆情危机，教育事件由于其本身的利益关系通过以网络舆情为先锋、报刊电视的跟踪报道广泛传播并渲染引起更广大人群的舆论，最终引起政府的关注、干预、引导，致使舆情事件成为政策执行部门和目标群体的博弈手段，如不能妥善处理，常会使民众对政策部门产生敌对情绪，降低政策部门的公信力，致使政策执行陷入舆论困境。教育政策执行力不是简单由五大要素构成的静态结构，而是复杂运行的动态系统，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舆论氛围，形成政策执行过程不能脱离的生态环境。教育政策的执行有赖于良好的舆情环境，而生态环境的营造依靠政策的执行效果和民意拥护，教育政策执行是一个与舆情场域互动互生的过程，二者的良性循环是构建教育舆情生态场域的基础。

（三）新疆少数民族教育舆情的场域特点

根据涂尔干的社会理论，舆情作为团体意识和社会精神应受到社会事实的制约和调整[6]。不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不同，教育舆情场域有所差异。教育政策执行具有极强的地方特征，必须考虑地方文化背景的影响[7]。新疆少数民族教育舆情带有浓厚的区域特色，舆论内容带有浓烈的政治敏感性和文化敏感性，区内经济文化发展的高低分化、复杂的民族成分以及不同民族区别对待的教育政策，形成舆论主体的多元化和教育利益分殊，导致更为复杂多元的教育舆情环境。随着新疆自治区一系列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如双语教育、民汉合校、内初班、内高班、高考优惠等政策的调整和实施，引发众多教育问题，由报刊电话的追踪报道引发了相应的教育舆情，并演化成公众问题。从舆情发展的目前态势看，新疆少数民族教育舆情发展仍处于放任自流的被动阶段，带有明显的滞后性，舆情处理表现出形式化和应对单向性，舆情预警机制不完善，处理模式落后，处理结果常影响到教育政策的顺利执行。

二、教育舆情场域中新疆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执行力提升策略

（一）建构良性发展的教育舆情生态场域

在教育改革和新政策实施的重要阶段，教育问题凸显、矛盾冲突加剧，构建良好的舆情环境，提升政策执行部门的公信力和感召力，进而能够事半功倍的提高教育政策执行力。政策执行部门以符合人民利益的原则公平正义的制定教育政策、处理教育问题和社会关系、调整各阶层利益。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实事求是的向民众真实的信息，并信守承诺，表现出真诚解决问题的态度，逐渐改变人民群众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抵抗、逆反，逐渐建立民众对政策执行部门的信任感，树立政府诚实守信的公众形象。

教育部党组在有关文件中指出：“制订教育政策要坚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和问需于民，建立畅通无阻、运转协调、规范有效的民意反映机制”[8]。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必须根据新疆地域特色和文化特征等本土资源，做好宣传和引导工作，借助现代媒体及新型传播途径，进行政策的广泛宣传和民意疏导，积极总结并反馈以往舆情应对的经验和方法，及早对可能出现的舆情进行预报、分析、定位，了解舆情各类表达主体的需要，重视教育舆情研究，规范教育舆情分析，提高教育舆情信度与效度，制定相应的疏导措施和解决方案，及时化解舆情危机，并引导舆情朝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为教育政策顺利执行营造良好的氛围，建构起教育政策执行的良性循环的舆情生态场域。

（二）提升教育政策执行部门舆情管理能力及媒体素养

“古德诺认为，政治是民意的表现，行政是民意的执行”[9].。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社会管理研讨班开班式上，总书记强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网络信（下转104页）（上接88页）息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能力，健全网络舆论引导制度。”随着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媒体的介入，舆情成为各阶层教育利益表达的主要方式，尤其对教育舆情敏感问题的处理更加考验行政部门的政策执行力水平。提升教育舆情管理能力的主要措施有：第一，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教育政策信息制度，建立健全教育政策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明确的、权威的政策消息，扼制谣言的散播，保证快速、畅通、公开的信息渠道；第二、完善教育舆情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责任追究机制，责罚散布谣言、虚假信息的不法分子，追究调查舆情所涉工作人员的责任；第三，对政策执行部门进行有关舆情引导处理等方面的教育，培养政策执行者敏感的舆情管理意识，学习正确处理舆情事件的方法及科学引导教育舆情发展的策略，积极应对各种舆情问题和危机。

（三）在省域层面构建政府教育舆情采集体系模型，健全积极主动的教育舆情预测与引导机制

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制定期间进行大规模舆情监测后，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等机构成立了教育舆情监测分析的部门。2010年12月8日，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共同组建中国教育政策评估研究中心，开展对我国教育政策热点问题的评估与舆情分析，为推进首都与全国的教育改革提供决策参考。其他省区跟随步伐，也先后建立舆情研究机构和舆情应对启动机制。新疆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基本遵循“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应急处理模式，凸显出众多问题，如处理态度被动，手段单一，官僚习气浓厚，处理结果不公正，问题常常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参考文献：

[1]〔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 猛、李 康译，邓正来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3-134.142.149

[2]〔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 3 版）[M].姚 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92.225

[3]边沁（Jeremy Benthan）.政府片论[M].邓叔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4]谢耘耕.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

[5]袁振国.教育政策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288，14，288

第3篇：执法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教师课程执行力；课程价值观；互动；过程与结果

“执行力”是管理学中的术语，意指“贯彻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的操作能力”。2004年崔允提出了“课程执行力”，其后该词被广泛引用到教育领域，并成为当前课程改革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课程执行力的概念、内容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颇多，但课程执行的主体是多元的，有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者，有教育行政管理者和学校的校长，还有广大一线的教师，对不同层面的执行力尤其是“教师的课程执行力”的研究还不够丰富。

一、教师课程执行力的历史发展

考察课程研究发展史，教师的课程执行力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教师被动执行课程阶段

1918年美国课程理论家搏比特将科学管理的方法应用于课程研究中，并出版了第一本专门讨论课程的书《课程》。美国泰勒继承并完善了搏比特的思想，1948提出了课程编制的系统思想――泰勒原理。泰勒认为任何课程问题的思考必须回答四个相关问题：“这四个问题阐述的是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组织以及课程评价问题。”其基本思路是由外部的课程专家和学科专家设计课程，并为中小学教师提供详细的课程操作指南，统一规范教师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课程执行实质是被动地执行专家课程方案的过程，亦步亦趋地落实课程目标。泰勒的课程理论忽视教师在课程中的作用的弊端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结构主义课程改革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组织的这次课程改革重视课程方案的设计，聘请了美国各方面的科学家为基础教育编制课程，最终所谓的“精品”课程遭到了一线教师的集体抵制，导致了美国60年代课程改革的失败。学者在反思这场改革失败的原因时感叹，布鲁纳什么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有考虑到作为人的教师。

我国解放到90年代的教师课程执行情况也表现出相似的倾向，国家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以及教师上课的指导用书，提出严格的教师教学规程。最终造成课堂的刻板化，课程执行演变为“教教材”。

2.教师适应并创造性地执行课程阶段

基于对泰勒思想和美国结构主义课程改革失败的反思，西方学者在研究课程时，视角开始转向教师这一实践主体在课程中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斯腾豪斯基于对泰勒的课程理论批判基础上提出了课程的“过程模式”，斯腾豪斯认为泰勒错误地理解了知识和学生发展的问题。“知识不是应记下的结果，而是教师和学生在具体实践情境中的体验和理解，只有这样，知识才具有智慧的价值。”进而他提出了“教师即研究者”这一著名的论断。1979年劳顿指出，“教师并不是他人思想的被动的传声器，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对教材做了加工。教师是课程中任何变化的关键人物。”

美国教育家古德莱德提出了一种纵向的课程观，亦即课程自上而下存在五种形态：“理想的课程”“正式的课程”“领悟或理解的课程”“运作的课程”“经验的课程”。“理想的课程”是专家认为要开设的课程；“正式课程”是实际上最终开设的课程；“领悟的课程”是教师对课程方案自己的理解；“运作的课程”是实践中教师实际呈现的课程；“经验的课程”是最终学生获得的素养。这一纵向的课程观体现了教师在课程体系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日本课程专家佐藤学认为，“无论是作为‘公共框架’的课程，还是作为学校‘教育计划’的课程，在课堂情境中只能靠‘教师的课程’――被每一个教师的意图、解释、构想、设计所演绎的课程来发挥其现实的功能。”

这些学者在分析课程时，都认识到作为计划的课程或教育方案，最终要实现其价值，必须充分考虑作为执行者――教师因素。教师对课程价值的认识、对课程文本的理解，创造性地设置实施课程的情境以及和学生有效地实践，是决定课程改革成败的关键。

作为课程的重要执行者教师，一方面应该坚持充分理解专家学者设置的课程方案和文本课程；另一方面要基于个人经验、学校情境和学生情况，创造性地执行课程。

3.教师自主生成课程阶段

如果说在适应并创造性地执行课程阶段，教师是基于已有的课程文本进行的工作，那么教师自主生成课程的执行形式就没有具体的课程方案和文本可以参照，它主要是依照一定的教育理念，根据具体的情境和资源，在活动中生成课程，课程和教学是统一过程。“课程作为教学事件，教学是课程的开发过程”，是教师执行观的生动写照。

西方，当前比较有影响的教师自主生成课程的模式有“主题教学”“方案教学”以及“瑞吉欧教学”。这些课程形态表现为教师与学生一起确定活动主题，围绕一定的课程资源进行相关方面的探索。

应该说明的是，教师自主生成课程的执行方式主要是在幼儿教育阶段比较常见，因为幼儿教育中知识和文化的掌握不是最核心的问题，适应儿童发展，促进儿童一般方面的发展才是幼儿教育的价值追求。

二、学生整体发展――教师课程执行力的价值追求

新课程的价值追求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体表现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三维目标上。课程的价值追求核心为什么是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什么关系？这是教师执行新课程的前提。

杜威的“经验论”对新课程改革的三维目标有着深刻的解释力。杜威基于使用主义的哲学观，提出了“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组与改造”。“教育即生长”是指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发展，“教育即旧经验的改组与改造”，是指学生发展的内涵，是经验的完善。“经验”是杜威课程思想的关键。杜威所指的“经验”有其独特的含义。杜威认为，“经验”不仅包括行动的结果，也指行动的过程，因此应从名词和动词两个纬度理解“经验”。作为名词“经验”一词包括理智和情感两个方面，理性方面是人们在行动中获得的认识，可以用知识一词表达，但同时人们在行动中也获得了情感体验，正是因为情感因素的存在才促使活动过程能持续深入。杜威更看中作为动词“经验”的教育价值，也就是经验的过程比结果重要，因为通过行动和实践过程，人的智慧获得了提升，正是因此，杜威宣称“教育之外无目的，教育的目的在于过程的本身”。杜威的意思不是说外在的知识不重要，而是相比较在过程中获得的智慧更重要。

杜威的“经验理论”与新课程三维目标对应关系

从杜威的经验理论来解读三维目标，不难发现三维目标内在的逻辑：

（1）三维目标是一个整体，不是分别落实的三个方面。无论是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智力与能力都是在经验的过程中（活动中）实现的。（2）三维目标是智商和情商的统一。过程与方法目标实质上关注的是智力和能力问题，因为智力和能力必须让学习者经历思考、行动、探索的过程才能发展。而学生是带着情绪开展学习的，学习活动本身能否激发学生良好的情感决定着学习过程的深入性与持续性，进而影响学生的智力与能力发展。（3）过程与方法目标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应该是有教育意义的。不是任何过程与方法都能发展学生的智力与能力，如，一个教师在教“采”字怎么写时，引导孩子通过将“菜”去掉“草”字头来记，将“彩”去掉三撇来记，方法很多，但通过这样的过程与方法，孩子只能越学越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应该是正向的而不能反价值，如果通过课堂的学习使学生形成“书中自有容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这就不是教育学生，而是教唆学生。

三、大教材观念――教师课程执行力的内容表现

教师执行的对象是课程，课程内容是什么，关系到教师课程执行力的方方面面。新课程改革下教师的课程执行是“适应并创造性地执行”。教师应该吃透课程文件和课程标准的精神，对教材知识体系达到融会贯通，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但是文本的课程方案是由学科逻辑组织的，具有鲜明的抽象性，学生很难转化为自己的学习经验，教师应该尽可能地将抽象的文本知识还原为学生经验。这就需要教师在执行课程时候根据每堂课的具体目标，设置相应的案例、情境、故事、活动，让学生在直观的事物体验中，在鲜活的实例印证中，在材料的操作中去理解、内化知识，将文本的知识转化为个体的知识。

因此，教师课程执行的内容应该涉及从文本到教师自我创造的经验，应坚持大教材观念。

1.课程标准是前提

课程标准是课程执行的依据，是教科书编写的依据，作为教师首先领悟学科的课程标准的要求。在课程标准中国家阐述了每门课程的性质、任务、课程目标以及内容标准等，它是教师课程执行方向的保证。

2.教科书是基础

教科书是知识体系的呈现，各知识点的来龙去脉、彼此的关系是教科书解释的主要方面。教科书还是根本，教师的创造是建立在对教材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的，不能天马行空。

3.课程资源是广阔的背景

作为课程标准的要求，教科书抽象的知识，都必须还原为学生学习能理解的经验。课程资源主要包括条件性资源和策略性资源，条件性资源是学生学习必须具有的工具、器材等物资；而策略性资源则是将抽象知识转化为与学生生活相连的案例、情境、故事。

4.其他教师的经验是借鉴系统

毕竟教师个人的理解和创造是有限的，其他教师教学经验可以极大地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认识。

四、互动――教师课程执行力的方法论

教师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如何转化为学生的经验和素养，这是教师课程执行力的实践表现形式。

早在20世纪初，陶行知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教育中有一个词名不符实，那就是‘学校’，应改成‘教校’更恰当”。学生的学习过程不是教师给学生就能接受的，当前各种学习理论都指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学生知识的学习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也是主体的一个能动的活动过程。

学生知识建构的方式有很多，从目前不同建构主义观点看，学生的学习是个体与自我之间、个体与他人之间、个体与材料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并在良好的学习体验的基础上不断地实现知识的转化，从而实现从知识到能力、从能力到智慧的转化。

因此，教师课程执行的方法有很多，但要坚持“互动”这一基本的方法论。

1.学生的自我互动

这是最基本的互动，其他互动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也就是学生进行的思考、探索。在这种互动中，教师要给学生提供思考的方向，给学生充分的独立学习时间和空间，同时还应该提出明确的要求与保证。

2.学生与他人的互动

这是维果茨基的历史文化学派在教育中的重要观点。在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中，其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师生之间的语言互动，通过这种互动不断实现认识的完善；另一种互动是师生身体上的互动，通过这种方式，学生的技能和能力不断提升。

3.学生与材料的互动

这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在教育中的主要观点。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要提供大量的材料，如文本、实物等，通过学生对材料的接触、操作实现知识的同化和顺应。

4.认知与情感的互动

传统教育理论，将学生的学习当成一个特殊的认识过程，造成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没有认识到情感的参与对学生学习起到的动力作用。这就要求教师课程执行的过程中，要采用各种方式来调动学生的兴趣、需要和动机。

五、预设与生成――教师课程执行力的辩证统一

“预设”是指按照教师预先的设计和安排有序地执行课程的过程，教师的课程执行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必须预先作出理性的思考和合理的安排与组织，从而提高课程执行的效率，预设是教师执行课程的基本特征。

但是过去教师课程执行过程中过于强调了预设的作用，使得课程执行过程变成了教案机械重复的过程，每个环节多少分钟，每个知识点提几个问题，每个活动中教师该如何表达都一一规范死。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的课程执行变成了一个“流程”。在坚持以“学生为本”的现代课程执行过程中，学生不是被动地接受和机械地配合教师，因此在教师的课程执行过程中，学生可能有不同于教师的观点需要表达、交流，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新的问题需要解答，有运用知识于实践的活动冲动。这些方面是作为在课程执行过程中生成的，教师也应该关注它。

因此处理预设和生成关系的时候，教师课程执行中的预设方面应该的必要且必须的问题是，应该给学生“留白”，让学生生成。

教师在课程执行中的预设应重点考虑几个方面：（1）学生是否具备必要的前提知识和经验；（2）学生学习中需要提供的材料和情景是什么；（3）学习的重点、难点是什么，如何做必要的引导；（4）如何组织学生的学习活动。

教师在课程执行中应满足学生生成的权利。具体来说应该重点关注学生几个方面的需求：（1）师生之间的平等权利，给学生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氛围，这是学生生成的前提；（2）怀疑、批判教师、教材和权威的权利，这是学生自由思考的起点；（3）因自己的观点见解不全面甚至错误免于责罚的权利，这是学生生成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崔允.课程改革呼唤执行力[J].教育发展研究，2004.

[2][美]拉尔夫・泰勒，罗康，张阅.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3]张华.课程流派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4]李小红.教师：创生的视角[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3.

[5][日]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212-213.

[6]张华.课程与教学整合论[J].教育研究，2000（2）.

[7][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56.

[8]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7.

[9][美]加侬.建构主义学习设计[M].宋玲，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18.

第4篇：执法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干部教育培训；教学改革；能力建设；中心环节

一、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是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性”地位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战略性要求

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这个精辟论断，是一个贯通我们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战略判断。执政使党的历史方位、中心任务、党群关系、领导方式以及思想意识功能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无论是改革发展稳定也好，治党治国治军也好，内政外交国防也好，都要求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同时又检验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对于执政党来说，执政能力建设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建设，其他各项建设都是由它来统领和带动的。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必须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成果，最终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上来。离开了为人民执掌好政权这个根本，党的各方面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上个世纪末，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丧失执政地位，原因虽然很复杂，但归根结底在于违背了执政规律。从而受到规律的惩罚。我们党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就是要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避免人亡政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键在于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用集中培训、轮训方式提高干部素质方面，党校等干训院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于训院校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领导骨干和优秀人才。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干训院校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曾庆红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时，十分明确地给出了党校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的战略定位。他要求党校在教育培训党的高、中级执政骨干、不断提高他们的执政能力方面发挥主渠道作用；在建设学习型政党、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要发挥重要阵地作用；在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方面要发挥主力军作用。这表明，作为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干部教育培训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必须坚持以能力建设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艰苦奋斗，执政为民”的办学新要求，切实把干训院校建设成为“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和本领的熔炉”。

干训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家素质，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领导人才。对照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目前干训教育教学工作在理念、内容和方法上还存在许多不完全适应的方面。在理念上，偏重于灌输型学习，忽视了学员的学习主体地位，从而抑制了学员学习的自主性、主动性，弱化了学员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学习冲动与研究能力，未能充分利用和发挥好学员资源，有效调动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并激发其创造性。在内容上，以往的培训往往过分注重知识的灌输、拓展和更新，总以为干部培训主要应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多学习一些理论知识，而对研究、探讨、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开发与训练则重视不够。在方法上，有的习惯于从原则、结论出发，而很少从问题着手；有的局限于命题加事例的堆砌，而没有触及问题实质；有的停留在给出现成答案与操作办法，而忽略对实际问题作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归根到底，没有以解决问题为中心、以提高能力为指向。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影响培训教学的质量与效果。因此，以执政能力建设为中心，深化干训教育教学改革，是干训工作面临的紧迫任务。

二、实现教育培训理念从知识灌输到能力训练的转换是深化干训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前提

第一，树立以学员为中心的理念：尊重学员的自主自立意识，激活学员自主学习的潜能。成人只有当他们认同接受某种培训的目的并自愿选择、积极参与时，培训才能达到预期效果。作为领导干部，在心理上深深渴望被当成对自己负责的成人看待。只有当他们感受到培训能够提高工作技能、改进工作绩效、获得工作满意感时，他们才乐意接受该种培训。对领导干部来说，外部压力或奖赏的激励――当权威人物(上级领导、教师)告诉他们培训有用故必须认真学习时，他们就乐意学习――往往收效甚微，甚至感到是对他们成人权利的侵犯，进而作出抱怨、防范和抵制的反应。干训教学要适应形势、迎接挑战，提高干部的执政能力，首先必须贯彻内在激励原则，充分调动学员的参与热情，激活学员自主学习的内在潜力，通过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协作与交流，激活其童心童趣，使其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知识的主动探索者。为此，必须尊重学员的自主意识，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员为中心，从接受性学习转向研究性学习，在强化学员的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上下功夫，进而不断提高其科学判断形势和总揽全局的能力。

第二，树立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理念：弘扬理论联系实际优势，提高干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的能力。干部培训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工作水平与理想工作水平之间的差距，其作用类似于“锦上添花”。因此，干训教学必须贯彻按需施教原则，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理念，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突出实践性、操作性环节，以提高学员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领导于部的执政能力，就是有效解决其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但是，目前干训教学在理念、内容和方法上还存在的问题说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又是一个有待于不断深化解决的难题。贯彻以能力为中心的原则，其根本方向是要转变教育理念，强化研究性学习。通过深入思考、研究、探讨现实问题展开学习，培养学员的理论素养和思想水平，锻炼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而不断提高领导干部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和依法行政的能力。

第三，树立重视学习成果的理念：通过出人才和出成果的统一，提高干部研究问题、总结经验的能力。干部丰富多彩的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导致即使在分类培训的情况下，学习的需求也存在差异。这就要求培训教学必须切实贯彻因材施教原则，克服“一锅菜”给学员、“一本经”念到底的做法，强调个性化的学习和指导，通过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充分挖掘和利用好已有经验对培训的积极作用，使每个学员都能学有所获，学有所成。学员在学习过程中能否形成高水平的学习成果，是衡量干训教育能否培养高素质领导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志。以往理论灌输型的培训，使学员在学习中失去了主体观念和自主意识，同时也就失去了学习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理论的浓厚兴趣，培训成了组织“要我学”。因此，干训教育要把出人才同出成果有机统一起来。实现这个统一的结合点，就是要大力推进研究性学习，引导学员运用理论研究现实问题，把研究问题贯穿于教学双方和教学过程的始终，把听课、读书、思考和研究问题、形成成果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为学员在实施接受性学习的基础上提供一个研究问题、提炼经验的平台，促使学员学会在学习中研究、在研究中学习，在“我要学”的主动和自觉中增强多出研究成果的能力，在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总结经验的能力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执政能力。

三、完善以能力建设为中心的教学体系是深化干训教学改革的中心环节

第一，在教学布局上要体现时代性。当前，在教学布局上必须突出能力教育的战略地位，努力实现从以理论灌输为主向以能力提升为主的转变。从能力建设的层次体系看，干训教育要着重帮助领导干部培养提高三个层面的能力：宏观层面，要帮助领导干部提高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的能力。思想理论素质是干部素质的灵魂。要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切实抓好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教学，认真做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理论“进课堂、进教材、进学员头脑”工作，强化理论思维能力训练，使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提高运用理论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宏观层面，要帮助领导干部提高总揽全局、推进发展的能力，即综合性领导能力。这主要通过开设经济社会发展课程系列，加强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税收和法律等方面知识的学习，以及引导学员开展业务研究来实现。微观层面，要帮助领导干部提高领导水平和管理能力。要开设领导科学和现代管理等课程，强化领导能力训练，使领导干部掌握科学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实现领导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当前，特别要为领导干部开设带有补课性质的基本技能课程和管理技能课程，以适应履行岗位职责的需要，如普通话、应用文写作、办公室实务、英语会话等基本技能课程；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处理纠纷、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如何激发部下积极性、有效谈判技巧、如何改善人际关系、如何应付压力、应对传播媒介的技巧训练等管理技能课程。

第二，在课程体系上要突出差别性。课程开发必须以提高执政能力、培养造就创新型领导干部为目标，根据长、中、短三种学制，轮训班、培训班、研究班三种类型，针对学员工作岗位和职级层次上的差异，分别设置不同的课程系列，实现由计划配置向满足学员需求的转变。要在借鉴发达国家公务员能力标准的基础上，区分司局级、县处级、科级等不同职级干部的核心能力。研究认为：司局级干部的核心管理能力是“决策与监管能力”；处级干部核心管理能力是“计划与组织能力”；科级干部核心管理能力是“操作与执行能力”。应据此设计出有深度、针对性强的教学专题，体现出不同层级和不同班次骨干课程上的差别，以避免“上下一般粗，左右一个样”的问题。要及时调整、补充干部教育培训课程数据库，逐步完善干部教育培训的课程体系。另外，还可提供“菜单式”选学专题，有效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知识恐慌”和“本领危机”等问题，满足干部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激发干部学习的内在动力，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三，在专题设置上要注意针对性。专题式教学是成人培训过程中教师组织教案、实施课堂教学的主要方式，也是干训教学在内容和方法两方面区别于普教教学的主要标志。培训学员是带着问题来的。应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的观念来指导授课内容的开发和组织，摒弃过去从基本概念讲起、授课内容脱离实际，“吃不吃由你”、“吃多吃少也由你”的传统做法。(1)专题体系要体现动态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教学工作，是干训教学的显著特点。要及时把中央和总局的有关精神体现到教学中来，把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纳入到专题体系中；要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新变化对领导干部知识结构的要求，及时把一些新形势、新知识、新方法介绍给学员，使学员不断更新知识、拓宽视野。当前，应加大对外语知识、前沿科学和方法论等新知识、新方法的培训比重。(2)专题体系要体现系统性。除按核心管理能力设置骨干课程外，要强化以人性因素为前提的人文知识的教育培训，用人类一切新的、文明的人文精神教育培训领导干部，着力培养他们高尚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境界，防止出现“有知识没文化”的现象；把非权力因素的相关内容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内容，防止因领导者的素质、修养、能力等非权力因素的不胜任而导致的领导失效问题的产生。(3)专题内容要体现实践性。要突出做好结合文章，培训内容应更多地与当地实际结合，与于部从事的工作结合，与一个时期的形势任务结合。为此，必须密切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开发出既有针对性、实践性，又有前沿性、前瞻性的交叉型、模块式授课专题，做理论联系实际的表率；教学专题具体内容要随着理论的深化和实践的发展，适时充实调整；专题备课要反映科研成果，要力求做到实践出题目、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倡导在专题教育中实现教学与科研的一体化；专题讲授要注重问题和案例分析，在分析、研究问题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创新以能力训练为中心的培训方式方法是深化干训教学改革的关键环节

第一，切实推进研究式教学。研究式教学是在学习过程中研究问题、在研究问题中促进学习的教学方式，是干部教育培训变被动“要我学”为主动“我要学”的重要方式。主要包括案例教学、课题研究、学员论坛等。(1)案例教学法是围绕一定的培训目的，把实践中真实的情景加以典型化处理，形成供学员分析思考和判断的案例，通过独立研究和相互讨论，以案说理(法)，引导学员从中总结规律，深化知识，锻炼思维并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方法。其最大长处是教学内容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有较强的立体感和现实感，能引起学员的共鸣，体现理论联系实际和能力训练的原则。案例法的关键是案例的选择必须切题。要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推进，逐步实现由局部性案例教学向全程性案例教学转变，使案例教学成为干训教学的主要教学方式。(2)课题研究法是提高学员研究问题、总结经验能力的重要方式。它要求学员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对党委政府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战略问题的研究，把理论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并把研究解决问题的成果提供有关部门作为决策咨询，把课题研究过程作为参与决策的模拟过程，作为有效开展工作的知识与能力的储备过程，同时，努力把课题研究升华为理性思维成果。推进研究式教学，重在落实好确定主题、精心选题、以题结组、拟定提纲、查阅资料、教师指导、调查研究、撰写论文、成果交流等工序。教员要转变教学理念，做好“三导”工作，即课前辅导明重点，课中引导把方向，课后指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导出成果；同时还要当好导演、导游、导航，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发动者和指导者。(3)开辟学员论坛，实现经验共享。领导干部中蕴藏着丰富的教学资源。在干训课堂上，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应是相对而言、互动互补的。完全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依据不同的研究专题，针对学员特点，充分利用学员优势，遴选来自实践一线、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在某一方面有研究专长的学员走上讲坛。这不仅使教学活动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还倡导了启发思考、研究问题的良好学风，同时，也可以使教师从中更好地了解社会实践，了解学员思想，加强教学的针对性和现实感，实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

第二，全面推动互动式教学。互动式教学是教学双方互相配合、互相启发、互相推动的教学方式，包括情景模拟、讨论式等教学形式。(1)模拟教学法(角色扮演法)是一种在模拟情景或模拟设备中学习相关职业所需知识、技能和能力的教学方法。与传统教育不同，模拟教学强调主体性教育，从而获得体验，将知识有效地内化的过程，教育的成功与否在于教师是否能帮助学员形成积极的、正确的自我意识，并善于自我反省、自我监控、主动选择、自主体验等。现代心理学认为，当人们在负有一定责任的角色中学习时，能够充分展示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他们学习的动力会得到加强，也会表现得更加主动。模拟教学中充满了学生与教师的双向交流以及学生之间的多向的交流，可以更快、更方便地培养学生看不见的、只能感觉到的、并富于创造性的隐性知识。这对学员知识的内化、思维能力的提升以及学会与人沟通的技巧都具有积极意义。由于模拟教学中追求的不再是标准答案，在解决问题时可以有许多的途经，对问题性质的认识也会有不同的观点，可以让学员自己对活动中的显性及隐性知识进行整理，从而内化为自己的心得。(2)延伸专题研讨，加强学员研究的辐射性。在听课、读书、思考、研究的过程中，强化研讨这一教学环节十分重要，研讨法是仅次于课堂讲授法而最常采用、最有成效的教学方法之一。其优点是：研讨内容与工作紧密相连，使学员以学以致用的积极态度进入角色，从而调动学员学习与钻研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贯彻内在激励原则；可以增强教师与学员、学员与学员之间的双向交流，发掘学员自身的经验积累、知识技能等潜在资源，在交流碰撞中实现能力和素质的飞跃；还可以强化学员之间的合作意识，增强学员探求解决问题方法的合作、开发观念。研讨式教学大体上有三种类型，相应的有三种组织形式。一是小组式的目标型研讨，着眼于完成某一特定任务。这个任务是教师在课前需求调查的基础上确定的。它可以是一个结论、一种或几种答案，或者是解决某个问题的一种或几种方案。只要能确保研讨目标的达成，教师一般可以不管研讨过程如何。二是按工作岗位划分的小组式过程型研讨，着眼于研讨过程中学员之间的相互影响。旨在通过学员参与，鼓励学员彼此借鉴和吸收有益的知识经验，促进共同提高，并增进学员情感，是否达成某一特定目标倒在其次。三是全体学员参与的目标――过程型研讨，既追求达成预定目标，又鼓励有效参与。教师在授课时先提出几个问题，发动学员讨论，提出各自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然后再结合自己的研究，加以归纳和总结，使解决问题的方案条理化、理性化。为避免过去往往由于思考不深或组织不力而流于形式的情况，研讨必须在明确议题、充分准备、调研阅读、拟定提纲的基础上，精心组织研讨过程，按讨论题目分主题发言、补充发育、自由发育、争鸣发言、教师点评等环节，把教与学、教师与学员两个方面积极性调动起来，以求集思广益、优势互补，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结合上达到学习理论、研究问题与决策咨询相统一的目的。

第三，积极推进开放式教学。开放式教学是通过引进来走出去、打破校园界限、广泛利用社会资源、丰富充实教学内容的教学方式，主要包括社会调研、现场教学、出国(境)考察培训等形式。首先要转变重理论学习、轻调查研究的传统培训方式，有针对性地组织学员开展调查研究，正视基层组织执政能力建设存在的实际问题，分析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的前因后果，探索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的渠道和有效措施。其次是走出校门，创建针对性的外训基地，开展现场培训，为学员充实知识、吸取经验、拓宽视野提供多样性的渠道和载体。同时发挥培训基地的教学、科研、咨询、调研等综合性作用，进一步丰富干训工作的内涵，拓展干部教育形式的外延。还可以组织学员深入农村、学校、企业进行学习和体验，或请在执政能力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领导、专家进行现身教育，增强对学员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再次是干部教育培训还理应在进一步走向开放、拓宽视野上有所作为，除了规划专门开放型出国出境培训的干部班次外，还应在有关学制、对象、内容较为合适的班次教学中，实现省内外、境内外师资共享，扩大教学与研究的比较性和信息量，进一步把开阔世界眼光、提高执政能力落到实处，使学习理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工作在更开放更广阔的视野中结合起来。当然，推进干训教育创新还有一个重要的保证，那就是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干训教师和干部队伍。

第5篇：执法教育论文范文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进一步提高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能力，不断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

——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因此，我们必须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意识形态工作，从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全局高度来研究意识形态工作，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高度来谋划意识形态工作，确保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坚持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努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从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出发，从目前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湖南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各级党委中心组要带头学习，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努力提高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水平。要围绕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建立和落实领导干部的学习考核和激励机制，进一步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使各级领导干部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继续兴起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要按照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要求，认真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同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同解决党风和干部作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增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领，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本领，增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本领。要组织好基层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理论学习，推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理论工作者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大力推进理论创新，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着眼新的变化，立足新的实践，特别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党的执政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要紧密联系我省实际，按照优化基础性研究、强化应用性研究、深化对策性研究的原则，以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为依托，深入研究关系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性问题。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进一步提高推动先进文化事业发展的能力。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要积极探索和逐步建立保证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确保文化产业导向正确、调控有序、富有活力和协调发展。要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体制，实现政府管理职能从以“办文化”为主向以“管文化”为主转变；从管理政府文化机构与设施为主向管理全社会文化为主转变；从以行政手段直接管理为主向以经济法律手段间接管理为主转变。要按照“扶持一批、转制一批、重组一批、剥离一批”的思路，分类分步推进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的改革。

第二，大力培育主导产业，实现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要以重大项目为支撑，以主导产业为龙头，搞好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理清文化产业发展思路，调整文化产业布局。根据我省文化产业十年发展规划（20__—20__年），目前要突出发展广播影视业、新闻出版业、文化娱乐业、体育服务业、文化旅游业五大产业，力争使五大产业的年均收入有较大增长。要着力于把湖南 广电集团、湖南出版集团、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潇湘电影集团做大做强。积极实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鼓励和引导省内实力雄厚的非文化企业参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第三，坚持繁荣与管理并重，加强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必须一手抓社会效益，一手抓经济效益，并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要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为人民奉献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神文化产品；引导文化单位和企业提供群众欢迎、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要积极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要加大执法监管力度，规范执法行为，坚决打击一切扰乱文化市场秩序的违法和不正当行为，优化、净化、美化文化市场环境。

三、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进一步提高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能力。要把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作为引导社会舆论的核心，把增强正确舆论的影响力作为引导社会舆论的重点，把提高新闻媒体整体实力和舆论影响实施能力作为引导社会舆论的基本内容，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一是牢牢把握社会舆论的主导权，营造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要通过正确有效的引导，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最大限度地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最大限度地统一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人们的意志和行动。

二是确保党对媒体的领导，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要进一步抓住“管住”和“管好”两个关键环节，始终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舆论、党管媒体干部的原则，确保新闻媒体的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要切实增强新闻从业人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切实把“高举旗帜，保持一致，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指导思想贯彻到新闻宣传工作中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不断提高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要给主流媒体有力的政策支持，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三是积极开展舆论监督，正确引导社会热点。要按照有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有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有利于人民群众增强对我们党、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信心的原则开展舆论监督，切实规范监督的程序、方针和方法。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监督媒体舆论的制度和办法，坚持和完善媒体更正和道歉机制，切实维护和增强媒体的公信力。

四是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宣传，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互联网的发展与管理，既要遵循信息产业发展的规律，也要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体现国家安全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要求。要按照“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方针，切实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要加快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要加强约束网民的基本网络行为，积极倡导健康向上的网络价值观，继续抓好网吧整治和打击的工作。

四、努力探索新方式新方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进一步提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要不断探索新方式新方法，进一步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化解社会矛盾、振奋群众精神、创造文明风尚、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

首先，坚持鼓励先进与照顾多数相结合，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教育作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要通过大力宣传先进典型的事迹和思想，充分发挥先进典型激励人、教育人、鼓舞人的作用。要精心组织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消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侵蚀。

其次，坚持统一思想与尊重差异相结合，认真做好不同群体的思想引导工作。一方面要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共同的奋斗目标上来；另一方面要了解、研究和尊重不同阶层、地区和年龄群体之间的差异，使思想政治工作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当前要认真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重点抓好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再次，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着力化解基层群众面临的矛盾和困难。要把着力点放在基层，及时掌握并帮助解决群众思想问题背后存在的实际问题。每个地区每个部门，每年都要为群众办几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对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服工作。

五、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发展教育、科学事业，是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重要方面，必须充分发挥教育和科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

1．深化教育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提高我省的科教实力。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确保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正确办学方向。要大力推进办学体制改革，深化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相适应的投入保障机制。要坚持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调整教育结构布局。要加大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努力转变管理职能，重点抓好科技政策的完善落实、促进科技产业发展和创造良好环境。要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坚持创新人才与创新基地两手抓。

第6篇：执法教育论文范文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业务指导思想还是存在偏差。虽然经过执法执纪整顿和专项大检查，民警的业务指导思想得到提高，但还是没有彻底正确处理好和解决好各种关系和矛盾。表现在：

1、突出安全稳定工作于首位，致使教育感化挽救的功能不凸显。目前还只立足于和满足于管得住、不跑人、不出“四防”事故的低层次水平上。教育工作如何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未摆上重要日程。

2、重生产劳动、轻教育改造现象仍未清除。二者之间关系未摆正，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生产时间有充分保障，教育时间落实不足。

（二）敬业爱岗意识还不够，工作作风不够扎实。主要表现在：

1、服务意识不强。少部分民警以管人者自居，为劳教人员提供服务时态度较差；有的民警叫劳教人员绰号，用语不文明。

2、开展“三课”教育和个别教育不够认真，有的民警仅仅追求在数量上，忽视质量，备课和上课则敷衍了事。

3、执行制度不到位，工作不够规范。有的不按程序办事；有的工作措施落实不到位。个别中层以上领导存在老好人思想，在维护制度执行上怕得罪人。

4、对劳教法律法规缺乏深入扎实的研究，对情感管理探讨不够。工作满足现状，标准定位低，对如何推行情感管理，提高公正文明执法水平方面的创新明显不足。

（三）纪律观念淡化廉政意识不强。主要反映在：

1、中队民警与劳教人员面对面，情感交流较多，在细节上放松对廉洁自律的要求。如有的民警有接受劳教人员递给的烟、水果、饮料等行为。

2、在执法过程中，没有紧绷文明执法这根弦，极个别民警在劳教人员顶撞时，控制不住情绪，偶尔会发生拍脑袋、拍肩膀等行为。

（四）执法随意性时有出现，影响司法公正。表现在：

1、对劳教人员日准则考核随意性大，不了解具体表现，仅凭个人印象或喜恶打考核分。

2、对劳教人员奖惩标准尺度不一。如先后对犯同一违规问题的劳教人员，有的给予扣罚考核分，有的却只是轻描淡写地批评了事。

3、对劳教班组长管理存在着偏宽偏软。个别班组长倚仗着协助民警管理生产的一些职责，对完不成任务的劳教人员进行打骂。

4、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还没有得到有效维护。目前中队基本落实了每周一日的休息制度，但个别中队因生产赶货，欠劳教人员的休息时间没有及时补还。

二、整改具体措施

根据我所查摆出的四个方面12种行为表现的问题，经过我所公正文明执法活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全体同志认真研究，确定以下五条具体的整改措施。

（一）从抓思想入手，进一步端正业务指导思想。要按照***厅长6月到我所视察时提出的坚持“六字”方针是硬的道理、安全稳定是硬的任务、发展是硬的要求、抓队伍建设是硬的措施的“四个硬”要求，积极探索人性化管理，拓展情感管理的服务面，克服做人的思想工作的畏难情绪，增强教育本领，牢固确立“教育、感化、挽救”六字方针的业务主导地位。

（二）从抓教育入手，提高民警执法水平。

1、深入开展学习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动，通过理论武装工作，帮助民警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严格执法，热情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做贡献。

2、开展学法用法和依法行政培训。结合“四.五”普法教育，对全体民警进行学法用法教育培训，提高运用法律和严格执法的水平。

3、加大民警学历教育力度，提升民警的执法素质。制订未来5年民警学历教育计划，完成司法部提出的“7910”工程，积极倡导本科层次教育，并从有利于教育工作的角度出发，引导民警进修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矫正学等专业知识。

4、开展文明执法标兵和个别教育能手评选活动。通过召开工作经验交流会、标兵演讲报告会等形式，推动公正文明执法活动的深入开展。

5、每季度开展一次警示教育活动，运用正面的和反面的有关执法典型个案教育和警示民警，做到警钟长鸣。

（三）从抓制度入手，保障执法活动的公正、文明开展。

1、制定本所落实《**省司法行政系统政务公开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促进勤政廉政建设，提高依法、公正、文明执法水平。

2、制定本所贯彻落实省局党委《关于建立和完善反腐倡廉工作“六个机制”的实施意见》的实施办法，对执法权的运作进行有效规范和监督，从而保证执法活动的客观、公正、文明开展。

3、在场所内建立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制度，及时为劳教人员这一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切实保障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7篇：执法教育论文范文

一、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非常必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又处于“矛盾凸显时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既有有利条件，又面临繁重任务；新形势下，党和人民及社会各界对法治建设尤其是对执法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使检察机关的执法理念、执法能力面临新的考验，使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成为紧迫任务。

第一，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措施，也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检察机关执法工作提出的根本性要求。在法治建设和检察机关执法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其前提和根基是将执法为民、公平正义、保障人权等符合和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法治理念信仰化，成为指导执法行为的自觉意识，保证执法工作正确发展方向。因此，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实质上是用科学发展观统一执法思想的过程，是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执法工作的必然要求。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平台，也是和谐社会其它特征实现的基础和保障。因此，作为法治建设重要内容和重大举措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密切相关：开展法治理念教育，能够促进检察机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自觉按照民主法治要求加强执法工作，加大执法力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能够促进检察机关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做到公正执法，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促进检察机关自觉规范执法行为，减少自身引发的社会不和谐问题，实现执法和谐，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重大举措，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版权所有

第二，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总结探索执政规律，改革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现依法执政、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法治文明是观念形态、制度形态、实践形态文明的复合体，因此，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既需要在建立法律制度、推动法律实施上着力，又要从树立法治理念上着手，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促进法治思想的普及和深入。首先，法治理念教育是法律创制和实施的先决条件。只有把人民、保障权利、制约权力、法制统一、公正司法、依法办事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穿到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过程，才能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和依法执政，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次，法治理念教育是法治现代化进程的牵引动力。只有首先推进法治理念的现代化，培植和构筑先进法治的社会根基，才能推动法律制度创新和实践探索，使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执法实践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进程。另外，法治理念教育是深化司法改革的保障手段。只有在检察机关乃至全社会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才能为司法改革创造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氛围，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和各项改革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同时，法治理念教育能够极大地促进司法理论创新，进而推动司法工作体制创新、机制创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文明、法治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

第三，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实践执法为民思想，推动政法工作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日益开放，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对检察机关的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不仅要求我们依法维护国家及公共利益，而且要求我们依法维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不仅要求我们执法严格、公正，而且要求我们执法规范、文明。有些过去能过得去的事情现在过不去了，有些过去适应的做法现在不适应了，很多过去没遇到的问题现在不断产生，一些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也需要及时处理。因此，检察机关必须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不断端正执法思想、更新执法观念，自觉树立和落实崇尚法治、平等保护、司法文明、程序正义等现代法治理念，推动执法观念创新和工作创新，推动各项执法工作健康深入发展。同时，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将执法为民、保障人权等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现代法治理念贯彻落实到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使执法工作更加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更加符合法治建设的规律，确保检察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

第四，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提高检察机关执法能力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通过持续开展教育整顿活动，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执法能力不断增强，但有的检察干警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不廉洁的问题仍有发生。剖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都与执法思想不端正、执法观念落后密切相关。如有的干警“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证据”、“重配合轻制约”、“重司法秘密轻司法公开”、“重就案办案轻司法服务”、“重法律效果轻社会效果”等一些错误观念根深蒂固，习惯于老办法、老套路，结果导致执法不严格、不公正甚至刑讯逼供等问题和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队伍素质不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树立不牢；执法能力不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新不够。推进检察队伍建设，提高执法能力，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促进广大干警自觉端正执法思想、更新执法观念、牢固法律信念，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执法问题的发生，做到为民执法、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和内涵

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筑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种种现象，都能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本质认识，因此，分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运用这种方法论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属性、价值、作用等的科学理论、系统思想和基本观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理论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法治思想领域的具体反映，也是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法治思想领域的具体反映。

掌握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我们就可以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概括为：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所决定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基本规律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根本特征的，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它具有四个鲜明特征：

1、它具有人民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的决定力量这一根本政治立场，把“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作为根本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由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所决定，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依法治国是人民治国、民主治国，立法和执法都要服从人民群众根本意愿、服务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因此，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是执法为民思想，是人民思想在法律意识形态领域的集中体现。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牢固树立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意识，自觉克服“法律工具主义”、“以法治民”思想。版权所有

2、它具有政治性。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各项法律制度是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的集中反映，因此，以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为载体、蕴涵于法治文明中的法治理念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反映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特征，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规律。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高度警惕和自觉抵制司法工作“非党化”、“非政治化”、“政治中立”等错误思想。

3、它具有法律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法律现象为意识客体，归根到底是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既继承了中国法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吸纳了世界法治文明的精华，反映了一切法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深刻的法律科学性、专业性。因此，既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政治意识、道德观念区别开来，又要将法治理念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紧密结合、相互促进，防止和克服“法律虚无主义”、权大于法、以情代法等错误认识和做法。

4、它具有先进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具有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既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深入，不断融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鲜活的发展要求，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因此，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既是一个坚定社会主义法治信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过程，又是一个促进法律观念更新、推动执法工作创新发展的过程。

三、检察机关应着重提倡十大法治理念

当前，检察机关要牢固树立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要求和现代法治精神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一要树立执法为民理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在思想上解决“为谁执法、靠谁执法、怎样执法”的重大问题，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意识，把执法岗位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平台，把执法活动作为保护和实现人民利益的途径，真正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执法，本着对群众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办案，通过执法，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二要树立崇尚法律理念。增强对法律精神的感悟和体认，自觉遵守法律规则，学习法律知识，认同法律价值，保护法律秩序，维护法律权威，捍卫法律尊严，追求法律理想，严格执行法律，始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三要树立司法公正理念。既全面履行司法职责，依法惩治各种犯罪，监督纠正司法不公；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偏不倚，不枉不纵，切实做到有罪追究、无罪保护，严格依法、客观公正，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四要树立保障人权理念。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坚持打击、保护、监督、服务并重，既依法履行执法司法职责，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又依法保障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家属、证人、申诉人、被申诉人等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五要树立法制统一理念。正确理解和适用国家法律，坚决抵制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防止和纠正因地方、部门利益而破坏法治统一实施的问题。要强化执法权也要接受监督、接受制约的观念，保证执法权依法、正确、严格、规范行使。

版权所有六要树立法律平等理念。不分贫富、不分地域、不分职业、不分国有民营、不分内资外资，平等地对待每一个案件当事人，平等地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一视同仁地提供法律服务。依法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平等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促进人们和谐相处、社会和谐发展。

七要树立司法效率理念。自觉消除执法中的、拖拉作风，努力提高执法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严守办案时限，杜绝超期羁押，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维护涉案单位正常秩序。强化司法管理意识，运用先进理论、科学方法、规范制度加强对司法活动的质量管理、过程控制和动态监督，提高司法效率。

八要树立程序正义理念。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原则，自觉破除程序法只是为实体法服务的、程序规定碍手碍脚、按程序办事麻烦的思想，自觉防止和纠正法外程序、省略程序、违反程序等诉讼问题，充分保障当事人知情权、辩护权、申诉权等诉讼权利，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有机统一。

九要树立司法公开理念。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不断完善执法司法公开的内容，丰富执法司法公开的手段和形式，增强执法司法工作的透明度、公信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对执法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实现执法和谐。

十要树立司法文明理念。坚持法治与德治并重，自觉克服态度粗蛮、方法简单、居高临下的做法，以人道的、人性化的方式对待案件当事人，充分体现法治的人文精神和执法司法的人文关怀。坚持宽严相济、区别处理，加强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执法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四、检察机关开展法治理念教育的方法和措施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应全力抓好。根据检察机关当前执法工作实际、队伍建设实际和以往教育整顿的经验做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需从以下六个方面着力开展：

一是在思想发动上着力。深入分析检察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检察干警法治理念存在的不足，深化对开展法治理念教育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抓好动员部署，激发广大检察干警自觉参与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他们扎实开展法治理念教育的责任意识和学习热情。

二是在正面教育上着力。总结“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主题教育和规范执法行为专项整改活动的有益经验，坚持以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组织广大政法干警自觉学习法律知识，提高专业技能，树立和培养现代法治理念。要组织编写有针对性的教育读本，明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内涵、特征和基本内容，廓清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西方法治理念的区别，对有关盲目崇尚西方法治理念、不加批判地引进西方法律观念的倾向和做法予以批判、纠正，消除理论混乱和认识误区，教育和引导广大干警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要广泛开展自学法学原著、精读法学名篇等读书活动，使广大干警真懂、牢记、会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三是在丰富形式上着力。要采取举办读书班、研讨会、学习培训、演讲比赛、写读书笔记、举行考试考核、建立学习档案等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形式，使法治理念教育贴近工作实际，容易为干警接受，能发生潜移默化作用，真正使广大干警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化于心、外践于行”。

四是在集中研讨上着力。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既要总体安排、整体推进，又要突出重点、分步实施。要突出当前迫切需要树立和强化的法治理念，分列专题进行集中研讨，及时形成一批理论成果，推动教育活动不断深入。

第8篇：执法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社会转型;教育政策执行;情境性;复杂性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文章通过概述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状况，立足于当前日渐复杂的教育政策实践背景，重点介绍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等人对政策实施中的“情境性”所作的分析和研究。他们从“直面复杂性”的研究立场出发，指出了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新方向，并提出了可供我们参考的框架。最后，文章讨论了以上理论对我国教育政策实施研究的启示。

关 键 词：社会转型 教育政策执行 情境性 复杂性

作者简介：董辉，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062)。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几乎每十年就会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不同阶段的研究主题、取向和研究发现也都呈现出相应的特点。进入本世纪后，教育政策的实践背景愈发复杂，以往的概念和理论不足以对现实提供持久而充分的解释。为进一步拓宽分析视野、丰富研究中可资参考的理论资源，本文对近年来美国教育政策实施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新动向进行评介，尤其是华盛顿大学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等人提出的分析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理论框架，以为增进有关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添砖铺路。下文中，笔者将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历程放置在政策研究乃至战后全球社会历史变迁的宏观脉络下进行考察，以为理解该领域当前研究的新走向提供一个完整的背景。

一、“福利国家”时期(1960－1980)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

讨论早期的公共和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离不开“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这个大背景。自20世纪以来，伴随国家权力向社会及个人生活各领域的全面扩散，主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成为公民所需各种社会服务的权威“提供者”。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理念的影响下，这种趋势得以强化。英、美等国逐渐建立起所谓的“凯恩斯式福利民族国家”(Keynesian Welfare National State)体制，从而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空间和制度范畴下，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发展“围墙经济”、确保全民就业，并向公民提供劳动报酬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各项社会福利。[1]国家对社会各领域的建设都抱有“宏愿”，相信通过政府的干预和介入能够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对社会的“工程化”改造。而公共政策就被视为政府干预社会各项事务的重要手段。例如，60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制定的“向贫穷开战”计划就是其“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建设中一系列公共政策(项目)的集合，而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这一时期的公共(教育)政策的设计彰显出“分配性”(distributive)、“类别化”(categorical)和“管制性”(regulatory)特征。[2]即政府力求把特定资源(通常是财政拨款)分配给特定类别的群体以增进社会平等，并通过必要的管制举措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公共部门各领域政策的制定基本沿用了二战时期颇有成效的“规划－项目化－预算体制”(planning programming and budgeting system)，而政策实施的机制和工具主要是基于自上而下的科层管理系统，通过行政命令和有限的激励手段发动各级执行者将决策者的意图贯彻下去。整个60年代至70年代，政府一方面积极通过财政拨款支持各项政策的推行，另一方面也与研究机构签订协议对各项公共政策的成效加以评估。公共政策包括教育政策的执行研究也由此发端。[3]

早期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带有政策分析的性质，旨在发现教育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阻碍。研究主要围绕政府部门启动的重大教育法案和项目的运行展开。如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的推行，特别是其中旨在为弱势群体学生提供补偿教育的“第一条款”(Title I)及其他鼓励“教育创新”的改革计划，都是研究的重点。[4]与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发现类似，早期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也都指出，国家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会和地方的目标导向与价值排序之间出现“无法规避的冲突”，地方既没有执行政策的意愿也缺乏相应的能力。[5][6]另一些研究则更为关注政策执行的一线情况，认为相对于政策设计上的失误，政策与地方实际情形的关系是导致政策失败的重要影响因素；[7]也有研究试图揭示学校在实施教育改革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有的提出教师在执行国家政策时并非有意抵制，而是采取了一种“双向调试”(mutual adaptation)的模式将政策与其自身情境统合起来。[8]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教育政策执行过程的理论构建体现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取向。“自上而下”的探究取向往往从“技术－理性”视角(technical－rational perspective)出发，认为决策者可以掌控政策的全过程，执行仅仅是这个线性过程的一个环节，其功能在于将国家或决策者的决策“按部就班”地落实下去。而研究重点就是考察执行者是否“忠实”地贯彻了政策意图、执行成效与政策目标，以及可以运用怎样的技术策略改进和完善这个自上而下的控制流程。“自下而上”取向则刚好相反，认为与其反复比较政策目标及其后果之间的差异，政策执行研究更应该从公共服务的分发(delivery)和受众(recipient)层面切入，自下而上地追问政策为什么会这样被实施。这些研究大都采用“阐释－政治性”视角(interpretive－political perspective)，关注那些一线的“街道官员”在不同的组织机构、多样的本地情境以及面对复杂的公众需求时，如何理解政策、采取行动进而做出适切的“自由裁量”。[9][10][11]尽管这两种取向一个强调宏观的“控制”、一个侧重微观的“理解”，但在早期的执行研究中都体现出一种鲜明的“政策中心”倾向。因为无论自上而下或是相反，作为政策分析专家的研究者对政策执行成效和过程的分析和解释，都旨在为决策者提供如何提升政策设计的“可执行性”(imple mentability)的信息和建议。[12]也就是说，研究带有鲜明的“为了政策”(for policy)而进行分析的色彩。

二、“竞争型国家”时代(1980以后)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

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公共政策及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所“嵌植”的社会背景逐渐发生转变，执行研究也相应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宏观背景的变革突出体现在信息－全球化时代的降临及由此导致的福利国家体制的瓦解和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原先那种以确保充分就业的“围墙经济”被一种崇尚创新性、灵活性、开放性的竞争性经济所取代，公民的社会福利逐渐被依托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福利所取代。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主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开启以“自由化(市场化)、去管制化、私营化”为特征的公共部门改革，引入非政府组织甚至私营机构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至此，国家形态就变为一种“竞争型国家”(competition state)。[13]相应地，政府也从原来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变为公共治理的“驱动者”(enabler)，“掌舵而不划桨”，逐渐引出一种新的“网络化治理”(networked governance)的政策模式。[14]

在此背景下，教育愈发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全球竞争力高低的关键因素，而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学校改进就成为8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教育政策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自90年代以后，西方公共及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也进入新的阶段，其发展态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1.从研究的关注点上看

这一时期的执行研究已逐步超越对于政策“可执行性”的关注，更侧重对政策实施“有效性”(what works)的追问(即“哪些政策最终取得了成功”)。[15][16]

从确保“政策方案的充分执行”到强调“政策获取显见的成效”，关注焦点的转移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以往大量研究都显示几乎不可能让执行者完全忠实于设计者的意图去实施政策，追求“可执行性”的意义不大；二是在新公共管理理念和教育市场化改革者的视野中，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在官僚体制内无法解决，而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和管理变革则能够克服这个难题。[17]换言之，与其用严格的管控措施约束各级执行者的行为，不如通过“设定标准”、“绩效指标”等基于“产出”(outcome)和“表现”(performance)的管理逻辑确保政策目标的达成。所以在政策执行研究中，对于政策实施是否有效的考量就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中心。

2.从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看

实证科学的研究范式虽然仍是主流，但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化已成必然。

(1)尽管主导早期教育和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经验实证主义”范式及“技术－理性”视角在70－80年代以后颇受质疑和挑战，[18][19]但其作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方法论主张，仍然主导着第三代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高金(M. L. Goggin)等在展望第三代执行研究时就指出新一代研究将克服以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弊端，向着更为“科学”的方向迈进。而所谓“科学”，即通过澄清关键概念(如“执行行为”)、确立因果联系路径(causal paths)及有关执行行为的发生概率、提取和组织变量建立模型从而为提出可以验证的假设奠定基础。简言之，就是通过解决执行研究中概念操作化界定和测量等关键问题，使本领域的研究更接近科学。[20]这一“规范性”的研究取向在90年代以后又有不断强化的态势；[21]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美、英等国主流的政策研究逐渐进入所谓“基于证据的决策”(evid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时代，那些类似医学上的“双盲随机控制实验”(double 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式的研究结果才会得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进而才会有可能影响决策。[22]在此情形下，这种量化实证的政策执行研究成为主流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美国不少具有争议性的教育政策议题上，不难发现人们争论的并不是要不要实证研究和数据说话的问题，而是究竟谁的研究设计才更“科学”、更“可靠”。例如，关于美国“择校改革”的成效如何的政策争论就是典型。[23]

(2)在实证主义研究的主流之外，日益丰富多样的政策研究界已开始包容更多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自80－90年代以后，伴随西方“后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政策研究中也出现了一系列“语言转向”、“争辩转向”和“议论转向”，“阐释分析”(interpretive analysis)和“议论－批判”视域(discursive－critical perspective)逐渐在政策研究中异军突起。[24]这些理论视角从根本上将“政策”视为一种“语言活动”，认为“争辩”在政策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政策并非是完全理性和价值无涉的，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文化决定的社会实践。[25][26]政策被视为一种“文本”(text)和“议论”(discourse)相互蕴含的现象，于是人们对政策文本的解读和演绎、权力和知识对政策实践的影响，就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27]这些年来，基于上述视角的研究正日益多见。例如，魏威尔－塔沃尔(Weaver－Hightower)对美国男孩教育政策演变的分析、[28]斯戴因(Stein)对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在实施中形成的“政策文化”的探讨、[29]伯驰(Burch)对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实施后造成的教育“隐形市场”的批判－制度性研究等。[30]随着这些理论视角的进入，各种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也逐渐成为人们深入理解教育政策意义的重要手段。[31]

这样一种政策研究局面的出现，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于公共和教育政策及其执行过程的理解，而这些多样化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发现，也进一步见证了近二十年来政策研究所经历的一种转向：从单向的为政府决策而进行的“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变为对政策本身进行的一种多维度“政策探究”(policy inquiry)。其重要启示在于，我们或许应该跳出“政策科学”的狭隘视野，不能仅仅把社会现象从其相关的脉络情境中抽离出来进行封闭式分析，从而提出一个理性且科学的行动建议。我们有必要将问题再放回到其所处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遵循“政策学术”(policy scholarship)的取向来探究。[32]这种倾向在新时期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前沿正变得日益明朗。

三、新世纪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新动向：直面“复杂性”

新世纪以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出台昭示着美国教育改革走向“大规模”(large scale)时代。[33]教育政策的设计出现一系列显著变化，政策目标开始聚焦全体学生的学业表现，改革涉及的“标的群体”(target groups)也开始囊括教育系统内外的各方人员，政策的工具和机制也变得更加多样化。[34]这就使教育政策的实施面临着来自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机遇和挑战。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显然不能回避这一现实。2006年华盛顿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者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主编出版了《教育政策执行的新方向：直面复杂性》(New Directions i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nfronting Complexity)一书。书中指出，在当前美国的教育政策实践中，几乎没有一项政策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得到有效执行；换言之，“可执行性”和“有效性”不是某一类政策所具有的内在特质，政策的成败无法一概而论。[35]基于美国三十多年教育政策执行的文献综述，霍宁认为新时期的研究应该直面政策实施中的各种“变异”，并从“政策”(policy)、“人员”(people)和“地域”(places)三个维度入手，去梳理那些影响政策实施的变量及其相互作用，进而揭示政策在复杂情境中是如何运行和展开的。[36]据此，霍宁概括并提炼出一个分析教育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概述如下。

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分析架构(Honig, 2006)

1.从“政策”设计上看，政策的“目标”、所面向的“标的群体”以及所使用“工具”的不同，会影响政策实施的成效

(1)政策目标的性质和内容对政策执行的难度有直接影响。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政策目标如果指向改革学校的“课堂教学”、“师生关系”等技术核心，那么往往会显得非常困难。[37]如有研究已显示，当国家课程标准要求教师的教学实践发生根本性变革时，教师所面临的执行困难是相当巨大的。[38]另外，政策目标指向的时空范围大小，也是决定其执行成效的一个重要因素。仅仅面向若干所学校或至多是一个街区而设定的变革目标显然比面向全国或更大范围设定的目标在执行中遭遇的阻力和挑战要小得多。同样，如果政策仅仅力求实现短期成效而不是企图收获长期成效的话，那么执行中可能面临的变数会少很多，其成效也不易被大打折扣。另外，如果目标的设定未能有效考虑到执行者目前的能力水平，那么在执行中也会面临难以落实的问题。(2)政策的“标的群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一项政策的出台会对哪些人群有利、会对哪些群体不利，这种“高利害”影响所激发出的政治冲突也自然会从政策制定延伸到执行环节，并对实施结果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如美国的“承认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计划在这些年遭遇了实施困境，甚至在一些州已被终结。其原因部分在于该法案以损伤白人群体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来补偿非洲和拉美裔群体，而并不是设法将向上流动的机会平等地向弱势群体开放。这在美国这个以白人为主的民主社会必然会出现此类执行问题。[39]又如，政策如何“称呼”它指向的人群(如“贫困者”、“未婚妈妈”等)都在传递某种“信号”，从而左右政策的后果。[40]这充分表明“标的群体”在政策执行中的敏感性及其对政策效果的影响。(3)政策“工具”的选择也是一个关键变量。例如当前美国教育改革所选用的“管理主义”的问责机制以及“消费者主义”的市场机制究竟是否适合于学校教育已得到不少研究的质疑；[41]也有研究指出，一些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目前更多依赖系统变革和学习等工具，但这些政策工具的使用还需其他的支持与配合。[42]总之，怎样结合不同情境的需要选用相应的工具和机制已愈发紧要。

2.“人员”因素对于政策实施的影响

政策最终是靠各级各类执行者将文本转化为实践，因此人员对于政策执行的效果至关重要，近年来的不少研究都更加确认了这一点。(1)政策实施参与者的范畴。传统的执行研究侧重分析处于实施一线的人员行为，但在政策过程中，“决策者”和“实施者”的角色界限并非固定不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43]这两种角色之外还存在大量“中介人”(mediators)角色(例如学区中心办公室的教育行政人员)，他们对于政策的上传下达起着关键作用。另外，由于当前的教育政策越发趋向于跨系统协作，因此教育系统外的相关人员(如家长、社区工作者、青年工作者、卫生及人力资源服务者等)对于政策的回应，也将对实施成效产生影响。[44]简言之，政策愈发表现为一个相互“嵌套”的系统(nested system)，是其中牵涉的各级各类“行动者”共同构建了特定的政策生态，因而研究的视野要扩大，将形形色色的人员在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都予以关注。[45][46](2)政策执行者和参与者对政策的理解和行动。人们如何解读政策、怎样建构关于政策的意义，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当前教育政策实施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传统的研究往往持有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人性假设，认为执行者完全是基于个人利益和效用最大化原则来采取行动的。但这却忽略了那些规范、价值和信念等制度性因素对人们实施行为的影响。[47]新近的研究逐渐从人们的“认知”、“阐释”、“学习”等环节入手，结合实施者所处的复杂社会情境来揭示人们对政策的“意义建构”(sense－making)过程，从而丰富了我们关于实施者如何发挥其“能动性”(agency)的认识。这些研究发现，执行者关于“什么是最恰切的行动”的既有知识和经验、见解和信念都会形塑政策执行的生态。[48]人们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环境中所形成的利益、获取的知识、经历的经验、建构的身份等等，都会影响他们在执行中的行为选择。[49]这些认知性、历史性、价值性、社会性乃至政治性因素都会形塑人们关于政策的“阐释”，也都应纳入考察的视野。[50]这样，才能恰切地解释很多政策执行的困惑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3.政策实施所处的“地域”对执行效果的影响

地域维度主要就是指具体政策实施的过程得以展开的“场景”(settings)、“地点”(locations)或者特定的“区域”以及这背后所包含的各种社会结构因素。(1)教育政策的实施主要发生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学校组织中。研究显示，不同的机构和部门的行动对整个政策的成效都具有不同程度且不容忽视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仅关注教育行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但新近研究发现，学区中心办公室作为一种特定的复杂系统，所导致的政策执行过程不同于其他组织；而学区下辖的城市街区往往也因为各不相同的政治和制度资源，从而使政策的实施生态表现出相应的独特性。[51]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教育政策同时在“条”(各级教育行政职能部门)和“块”(某一层次区域的公共管理)两个维度展开，这些不同的场景对于政策实施成效发挥着特定的影响，值得研究者深入剖析。(2)政策在不同组织机构和地方运行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呈现出多样形态，与深深根植在这些地域情境中的历史－制度模式相关。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环境中衍生出的种族和阶层关系，必然对该区域的教育政策执行产生影响。例如贫民窟区域的社会情境会影响该地区学校的组织结构，进而影响学生在学校的教育经历，有关的教育政策在这些地方的实施情况也一定会映射出这种独特的脉络情境的影响。[52](3)不容忽视的是，教育政策实施的场所通常也与一定区域内的其他组织和机构相联系，亦即都生存在特定的“组织域”当中，特别是在当前大规模、跨系统的教育和社会变革时代下，学校中的政策执行将不可避免地与其周围的社区乃至整个城市相关联。教育政策的实施成效也不可避免地与其他领域的变革政策形成一种跨系统的相互依赖性，例如社区服务等方面的改革也会影响到学校中对于弱势群体的教育援助。[53]如一些研究显示，尽管为弱势家庭提供了进入优质社区上学的资助，但由于他们既缺少必要的就业和生活上的支持，也缺少社会文化上融入的帮助，难以真正在社区立足扎根，这样的学券资助计划也就难以真正实现提升这些孩子学业表现的目标。[54]可见，对教育政策执行成果的分析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跨系统的区域场景中来观察和思考。

概括而言，以上理论框架勾勒出一种对政策执行的新理解。它不再将政策的实施看作是一个“自上而下”、“由中心到边缘”的线性过程，而是强调政策的执行是一个高度情境性和处境化(contingent and situated)的过程。“政策”、参与的“人员”及实施的“场景”三方面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方对实施的影响都无法离开对其他方面的分析而得到充分地理解。[55]至此，执行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那些潜在的或未被人们意识到的因素对于政策过程的影响，已经并且会愈发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和研讨。

四、结语和启示

本文在社会转型和政府公共管理变革的脉络中，回顾了近半个世纪来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变迁和转向，特别介绍了当前“大规模教育变革”情境下研究者如何解析政策执行中的复杂生态的理论动向和基本成果。在福利国家时期政府大规模干预的政策背景下，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基本是在“政策科学”的典范下对政策项目进行分析和评估，旨在提升政策的“可执行性”；在竞争型国家体制下，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构成公共服务提供与治理的新模式，政策执行研究也相应进入新阶段；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政府更加注重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并推崇“基于证据的决策”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公共政策及其执行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倾向。然而正如霍宁等人所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大量研究已然显示，这种力求在一般意义上概括政策实施的有效特征、寻求一种关于政策执行的“普遍真理”(universal truth)的取向，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并解释日趋复杂的教育政策实践中的各种困惑和难题。[56]因此，政策执行研究要直面复杂性，将成功实施了的政策案例背后的各种“政策”、“人员”和“地域”的情境性因素挖掘出来，并提供一种动态性的解释。这种以发现并积累关于政策执行的情境性知识、视政策中的变异性为常态、同时积极借助各种理论(如复杂理论、组织学习理论、批判理论)和质性研究方法来推进的研究，标志着一种新的政策执行知识建构取向。[57]它将为决策者和实践者提供更为完整也更有助益的知识和信息资源。

我国虽与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但在近三十年的社会转型中尤其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两国在政策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相似的问题和挑战。在我国，一些教育热点和难点问题(例如义务教育择校、异地高考等)已愈发表现为一种社会问题，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表现。这些领域的教育改革和治理政策的实施生态如何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以来，一方面，我们也将公平和质量作为教育发展的总体目标，相应地各类教育改革和实验项目还将层出不穷地涌现；另一方面，围绕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的改革策略也趋于综合化、系统化。例如基于教育均衡发展、新课程改革、特色学校建设、教育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已形成不少“教育部－省(市)”合作的综合教改试验区，改革的目标、涉及的部门和人群、启用的政策工具和改革机制也趋于多样，一个日趋复杂的教育政策实施生态已然形成。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改进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为增进我们关于本土性教育政策问题的理解，参考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前沿理论框架，结合我国各地具体的社会实际，深入挖掘和分析影响政策执行的各种“政策”、“人员”和“地域”性因素，就显得必要而富有价值。

参考文献：

[1]Jessop, B.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M]. Cambridge, UK: Polity, 2002.

[2][6][12][16][34][35][36][49][55]Honig, M. I. Complexity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Field. In M. I. Honig(ed.). New Directions i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nfronting Complexity[M]. New York: SUNY Press, 2006, 1-24.

[3][4][44][50][56][57]Hanig, M. I. What Works in Defining"What Works" in Educational Improvement[A]. Sykes, G. et al. (eds.). Handbook of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333-347.

[5]Derthick, M. New Towns in-town: Why a Federal Program Failed. Washington, DC: The Urban Institute.; Murphy, J. T. (1971). Title I of ESEA: The Politics of Implementing Federal Education Reform[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72, (41): 35-63.

[7][15][20]Odden, A. R. 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A]. A. R. Odden(Ed.).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1-12.

[8]Berman, P., & McLaughlin, M.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J]. The Educational Forum, 1976, (40): 345-370.; Berman, P., & McLanghlin, M. Federal Programs Supporting Educational Change, Vol. VIII: Implementing and Sustaining Motivation[M]. Santa Monica, CA: RAND.

[9][17][21]Barrett, S. M. Implementation Studies: Time for a Revival? Personal Reflections on 20 Years of Implementation Studie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4, 82(2): 249-262.

[10][33][45]Datnow, A& Park, V. Conceptualiz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Large-scale Reform in an Era of Complexity[A]. Sykes, G. et al. (eds.). Handbook of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348-361.

[11][24]曾荣光.教育政策研究：批判议论的视域[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 5(4): 2－30.

[13]Cerney, P. G. Restructuring the Political Arena: Globalization and the Paradoxes of the Competition State. In R. D. Germain(Ed.) Globalization and Its Critics: Perspectives from Political Economy[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 117-138.

[14]Goedin, R. E., Rein, M., Moran, M. The Public and Its Policies[A]. M. Moran, & M. Rein, R. E. Goodin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38.

[18]DeLeon, P.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Field[A]. M. Moran, & M. Rein, R. E. Goedin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9-57.

[19][31]曾荣光.理解教育政策的意义：质性取向在政策研究中的定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 9(1): 152－180.

[22]Bridges, D. et al(eds.). Evidence-based Educationpolicy: What Evidence? What Biases? Whose policy?[M].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9.

[23][54]董辉，卢乃桂，国外择校研究的前沿图景：现象与政策[J].比较教育研究，2010, (12).

[25]Majone, G. Evidence, Argument, and Persuasion in the Pulley Proces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6]Dryzek, J. S. Policy Analysis as Critique[A]. M. Moran, & M. Rein, R. E. Goodin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90-203.

[27]Ball, S. J. Education Reform: A Critical and Post-structural Approach[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8][46]Weaver-Hightower, M. B. An Ecolagy Metaphor for Educational Policy Analysis: A Call to Complexity[J].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08, 37(3): 153-167.

[29]Stein. S. J. The Culture of Education Policy[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04.

[30]Burch, P. Hidden Markets: The New Education Privatisa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32]Grace, G. School Leadership: Beyond Education Management: An Essay in Policy Schalarship[M]. London: Falmer, 1995.

[37]Cuban, L., & Tyack, D. Tinkering Toward Utopia: A Century of Public School Reform[M].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lmore, R. F. Getting to Seale with Good Educational Practice[J]. Harvard Education Review, 1996, 66(1): 1, 24.

[38]Hilt, H. C. Language Matters: How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Complicate Policy Implementation[A]. M. I. Honig(Ed.). New Directions i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nfronting Complexity[M]. Alban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65-82.

[39]Day, C. & Sachs, J.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the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M].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4; Maguire, M. & Dillon, J. Education Policy and Schooling[A]. J. Dillon & M. Maguire. (Eds.) Becoming a Teacher(3rd ed.)[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McGraw Hill, 2007, 29-41.

[40]Taylor, E. Critical Race Theory and Interest Convergence in the Backlash Against Affirmative Action: Washington State and Initiative 200[J].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2000, 102(3): 539 560.

[41]Ball, S. J. The Teacher's Soul and the Terrors of Performativity[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03, 18(2): 215-228.; Apple, M. W. Ideological Success, Educational Failure?[J].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2007, 58(2): 108-116.

[42]Honig, M. I. Where's the "Up" in Bottom-up Reform[J]. Educational Policy, 2004, 18(4): 527-561.; Honig, M. I. The New Middle Management: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i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J].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2004, 26(1): 65, 87.

[43]Smith, K. B. & Latimer, C. W. The Public Policy Theory Primer[M]. Westview, 2009.

[47]Mclaughlin, M. W.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in Education: Lessons Learned, Lingering Questions and New Opportunities[A]. M. I. Honig(ed.). New Directions i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nfronting Complexity[M]. New York: SUNY Press, 2006, 209-228.

[48]Spillane, J. P., Reiser, B. J., & Gomez, L. M.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Cognition: The Role of Human, Social, and Distributed Cognition in Fram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A]. M. I. Honig(Ed.). New Directions i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nfronting Complexity[M]. Alban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47-64.

[51]O'Day, J. A. Complexity, Accountability, and School Improvement[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2002, 72(3): 293-329; Kirst, M., & Bulkley, K. "New, Improved" Mayors Take Over City Schools[J]. Phi Delta Kappan, 2000, 81(7): 538-546.

第9篇：执法教育论文范文

一.领导重视，完善措施

5月13日召开了专题党组会议，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方法步骤等均作了具体的安排。原创：并按照活动要求，成立了以杜海宛检察长为组长的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做到以检察长负总责，分管领导各负其责，政治处牵头组织，各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全院上下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当日下午即召开了全院干警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动员大会，认真学习罗干书记、贾春旺检察长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讨班和高检院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及上级院领导在电视电话会上的讲话，要求院各部门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切实按照活动5个阶段的具体要求扎实有效地开展好工作，紧紧贴近检察工作实际，着力解决突出总题，务求实效。

二.抓住关键，突出重点

教育活动中紧紧围绕"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专题，分层次、分专题、有针对性地组织全体检察人员认真学习。及时组织检察人员收看中央政法委和中央电视台组织的电视专题讲座，学习报刊杂志上的有关重要文章。重点做到六个结合，一是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结合起来。引导检察人员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原创：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八荣八耻"荣辱观，弘扬"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检察职业道德。二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深化创建学习型检察院活动结合起来。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深入推进检察改革，不断创新检察业务工作机制和队伍管理机制。三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开展"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结合起来。坚持边教育、边改进、边建设，着力解决法律监督能力不高、执法思想与执法作风不端正以及违法办案、贪赃枉法等突出问题，把各项执法活动纳入规范有序的轨道，不断提高执法规范化水平，确保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四是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开展全员业务技能竞赛活动结合起来。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全员业务技能竞赛活动结合起来，全面提高检察干警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岗位业务技能，提高干警的执法水平。五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加强检察机关文化建设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健康向上、丰富多采彩的检察文化活动，大力弘扬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主旋律，努力展示检察干警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时代风采。六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推动检察工作结合起来。紧紧围绕检察工作主题和总体要求开展教育，在学习教育中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推进检察工作，用检察工作的成果来检验教育活动的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