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临泛王维精选(九篇)

第1篇：汉江临泛王维范文

2、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唐·杜甫《望岳》

3、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唐·杜甫《绝句》

4、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唐·柳宗元《江雪》

5、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唐·李白《关山月》

6、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唐·王维《汉江临泛》

第2篇：汉江临泛王维范文

2、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两汉刘彻《秋风辞》

3、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唐李白《子夜秋歌》

4、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唐王维《秋夜曲》

5、江城如画里，山晓望晴空。雨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唐李白《秋登宣城谢眺北楼》

6、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唐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

7、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唐王维《山居秋暝》

8、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唐杜甫《登高》

9、桂林风景异，秋似洛阳春。晚霁江天好，分明愁杀人。卷云山角戢，碎石水磷磷。世业事黄老，妙年孤隐沦。归欤卧沧海，何物贵吾身。唐宋之问《始安秋日》

10、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唐孟浩然《宿建德江》

11、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宋范仲淹《苏幕遮》

12、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宋范仲淹《渔家傲》

第3篇：汉江临泛王维范文

2、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唐.王维《汉江临泛》

3、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宋.陆游《游山西村》

4、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唐.李白《望庐山瀑布》

5、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宋.苏轼《题西林壁》

6、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唐.李白《将进酒》

7、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唐.韩愈《送桂州严大夫同用南字》

第4篇：汉江临泛王维范文

青衣道：满山石棺的追问

从成都开始的旱道，第一大站是两千年前的铁都邛崃。

而在从成都出发之前，“去岷山看石棺”是所有民族史考察必须要走的一步。事实上，横断山间的南北通道，早在成都成为蜀地政治中心之前很久就已存在了。《蜀王本纪》中说：蜀王蚕丛，始居岷山石室……死葬石棺石椁，国人从之。在岷山间兴起的古蜀族，其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即是他们留下的“石棺葬文化”。这种文化分布在岷山及其南部、西部极为广大的地域里。成百上千的石棺群，遍布在北起茂县，西南到炉霍、白玉的山谷悬崖。

它们等待了将近3000年，还是没有等到自己的子孙来拜祭。石头不会说话，它们还将继续等待下去，让你我代替它们重复这场追问：

石棺的后人们是谁？

是不是我们熟悉的某一个民族？

他们到底为了怎样的苦衷抛弃自己的祖先？

从岷山的牵绊里逃脱，他们是往南迁徙了吗？

往南，最后找到梦想里的沃野千里……

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这场3000年前的举族大迁徙，走的是哪条通道？

岷山间往来的道路虽不止一条，但从古至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经灌口(现都江堰市)入山。故都江堰市的玉垒关上，至今还刻着“西蜀锁钥”的门额，是青藏高原东麓进入川西平原的咽喉。如果从岷山中麓南下，则必须由汶川县的卧龙沟翻越海拔4600米的查喀梁子进入宝兴县的饶碛，或由达维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进入饶碛。夹金山是70多年前红一方面军长征时翻过的。现在看来，这里虽然没有电影上或董希文油画上那样险峻的雪山，但在敌人围追阻截下进行一场饥寒交迫的徒步穿越，确实壮烈。而对当地山民猎户而言，除春夏蚂蝗太多很讨厌外，翻山不过大半天的行程。

现在我们可以将沉重的“石棺追问”暂时放下，由宝兴县继续我们的行程。我是在暮秋时节，从都江堰溯岷江北上，由映秀进卧龙沟，在邓生翻碴喀梁子到达宝兴的。山沟中遍布薄雪，只凭一道浅浅的凹痕辨认故道。光是行路都有些困难，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摔落深渊。这样的旅程也就无暇顾及风景，远远可以望见山麓上有一些石室废墟，我也以为那是近代所建，没有深究。后来再到宝兴时，当地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那些废墟间曾经找到一些战国至汉代的遗物，当地传说那是上古老祖宗留下的“鬼寨”，平时无人敢去。

由宝兴沿河向东行就到达了芦山。芦山在汉代已属王朝的重镇，一系列汉代石刻如王晖石棺、樊敏碑、以及不少石兽雕塑保留至今。上世纪在那里建立了一座东汉石刻博物馆，路过芦山的朋友可不能错过。

“西山南道”由芦山沿江而下至天全，就合入了由邛崃南下的“临邛古道”。有的史籍中，因西山南道所经的芦山、宝兴是古青衣羌国的地域，又称此道为“青衣道”。

说到青衣羌，我的考证癖又技痒了。古青衣羌十分骁勇善战，在三国时代，蜀汉军中仍有青羌劲旅征战四方、无往不利。从这一地域民族间交往的频繁来看，三星堆所出土的大量齿贝，应当是通过青衣羌由西山南道(青衣道)北上输入的。岷山间石棺中，间或杂有零星齿贝出土，亦可作一旁证。

芦山、天全一带，是古蜀王朝的西南门户和战略要地。秦灭蜀后，残存的蜀人在此一带建立过斯榆国。三国时，孔明派羌人姜维镇守芦山。姜维在当地人心目中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他既代表了先进的汉文化，又有本族的羌人血统，更有很多化龙生凤的神话传说由姜维而衍生出来，口口相传。今天的芦山百姓仍可以背诵出姜维的英雄故事，英雄的历史俨然就成了民族的历史。

现在的芦山博物馆，就在宋代所建的姜侯祠中。有趣的是，芦山县主祠所供的主神，竟是姜维的妹妹。这大约是后来好事的文人，以名不见经传的姜氏女，取代了素来崇拜女神的羌族旧神而来的吧。芦山博物馆还藏有一尊2000年前由东南亚传来的似佛非佛的耆那教铜像，进一步证明了西山南道原为古丝路干道的地位。

邛崃：当庐卖酒的才子佳人

这条路走过芦山进入邛崃境内，百姓信仰的英雄就由姜维换成了才子司马相如和才女卓文君夫妇了。

邛崃是卓文君的故乡，她的爱情故事两千年来一直被传颂不衰。公元前144年（景帝中元六年），司马相如回到蜀地，恰遇那里的富豪卓王孙备宴请客。县令王吉和司马相如一起参加了宴会。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一个是二十多岁就曾经做了汉景帝警卫的才子，一个是孀居在家的佳人。司马相如做客卓家，在大堂上弹唱了那首著名的《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直率、大胆、热烈的措辞，自然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二人会面之后更是一见倾心，双双约定当夜私奔。卓文君也不愧是一个奇女子，与司马相如回成都之后，面对家徒四壁的境地，大大方方地回临邛老家开酒肆，自己当庐卖酒，终于使得要面子的父亲承认了他们的爱情。

邛崃也是巴蜀民（邛），与牦牛羌部（崃）交错相接之地，故秦代命其名曰：“临邛”。其南的“雅安”，在古羌语里，是“五牦牛”部之意。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就是以这里为基地，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销铁制品而发家的。他富比王侯，光蓄养的家奴就有千人之多。《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卓氏）到临邛，即山鼓铸，贾椎髻之民……富至僮千人……”《华阳国志》更是赞誉他“汉家食货，以为称首”，将卓王孙说成汉代最大的“工商业资本家”。

这一家人不仅在经济和文化上名垂青史，在南丝路的开拓上也功不可没。司马相如后来奉命出使西南夷，在孙水(安宁河支流)造桥，开辟了通往筇笮(今西昌)一线的官驿。这是汉开南丝路之始。卓王孙翁婿二人，为开拓南丝路所做的努力，其勋业不让博望侯张骞。相如对开发南疆的功劳还不止于此。当汉王朝开拓通往夜郎的南夷道――南丝路东干道――历久未成，而引起蜀中绅民怒恨之时，司马相如撰写了《难蜀中父老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申述开通南道的重大意义，终于将民怨化解。被尊为汉赋宗匠的司马相如，在政治、经济上的贡献，实胜过他在文学上的建树，只可惜被他自己光华四被的文采所遮没。

临邛东道：茶马古道的复兴

现在的邛崃和中国的大多数小市镇一样，看不出昔日的辉煌。就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大概也没有几位知道自己的家乡曾经是闻名遐迩的“西南铁都”。自汉及宋，这里“大如蒜子”的富铁矿特产，一直受到中央的特别重视。两汉均在临邛设有铁官，宋代也在此设立专管铸铁的“惠民监”。邛崃的铁器是远销南路的重要商品，这里的铁贸易在卓王孙之前就已经很兴盛。在昭通、腾冲等地,都发掘出有“蜀郡”字样的铁器。

邛崃也是人类最早利用天然气制盐的地方，这些在古文献里都有精彩的记述。《蜀都赋》是记录火井较早的文字，其辞云：“铜梁、金台、火井龙湫”。相传，蜀相孔明曾亲赴临邛，实地参观考察制盐的火井。晋代左思《蜀都赋》，生动地记叙临邛火井的风貌说：“火井沉荧于幽泉，飞焰高煽于天垂。”以火煮盐，无疑是巴蜀之民对人类一大贡献。

从邛崃出发的临邛道有两种走法，一种走山间，一种走平原。

古道由临邛越镇西山经芦山至荥经接牦牛道。邛崃南的荥经，是秦汉时的严道，也那时冶铜中心之一。汉文帝把严道铜山赏给邓通，令“邓通钱布天下”。在盐津、腾冲一线所发掘出的汉五铢钱，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邓通钱”。

东汉之后的“新临邛道”则取道名城雅安。雅安地处两江之汇，在那片平旷的沃野上，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群居住。但直至东汉或西魏才在那里设治，由于平原的日益繁荣和贸易上的便利，在东汉之后，雅安日益成为南丝路重镇。

由于“新临邛道”的畅通，自东汉以来雅安一直是蜀西南的大都会。还有传说在4000年前大禹治水时，禹王己莅临过雅安，《禹贡》中记载有“蔡蒙旅平”可证。这里的地势北接蜀都，西控诸番，南连众夷，当真非常险要。

唐宋以来，雅安是举国名茶产地，也是西去茶马古道的集结点。滇茶的产量、质量及兴起的时代都不能与雅茶相比。虽茶马道有甘肃的洮州，川西北的松州、滇茶道等。但其他所有茶道相加，不论质、量和重要性都不能与雅州相提并论。

近代的雅安还曾是西康省会所在。凡西去的人、货、军旅无不集结与此。自清末至今中央所施行的“治藏必先安康"的方略以来，雅安不但繁荣而且极为重要。但自川西高速公路网新建后，从成都到雅安不过一小时行程。商旅行人均绕城而过，使这原来仅次于成渝的大城，荒落如僻乡小县。

21世纪，雅安为振兴，倾家荡产举办全川旅游发展大会，提出“雅雨、雅鱼、雅女”三大特色招徕客人，不过与举办者初衷相违背的是，在普通百姓看来，所谓三大特色近乎是一场闹剧。川谚云 “青风、雅雨、灌不晴”，雅安原以“雨城”著称，但多雨更增加了简陋小城的赃乱；而雅鱼早已被四方食客吃得绝种；至于雅女，漂亮的去了北京、广州；次一点的跑到成都……

但雅安是有复兴希望的，那是在她的茶。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像茶这样的小灌木，自唐宋以来的千余年间，关系着藏、汉两个伟大民族的兴衰存亡。人工植茶树是汉代吴理真在雅安北十五里的蒙山首创，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中也以“蒙山顶上茶、扬子江中水”为天下第一。

临邛西道：在大小相岭间穿梭

从西边山间取路的临邛道也可以说是在大小相岭间穿梭。横断山脉的山峰峡谷，不仅因其险秀绝伦而吸引着我们，更因为那些各不相同的典故传说而让人神往。大相岭忠孝桥的故事我就很是喜欢。

灵关南面的小相岭和荥经南部的大相岭(古邛崃山)是横亘在南丝道途上的大山，号称“凝冰夏结”，“百步九折”的险隘高峻之地。由于唐代名相李德裕、韦高，曾在此二地设关戍守，所以得名为大小相岭。

大相岭海拔仅3000米，但是阴冷异常，不但冬日冰厚一米，阴山盛夏仍有积雪。汉史上记载：有两位被派到永昌(今保山)做官的人，名叫王尊和王阳，他们经过此地时见到险峻的大山很是震撼。其中王阳畏险，更思念起了家中老母，哭着掉头返回；王尊却无所畏惧，一心只想完成帝王交给的任务，遂振奋精神，叱御而过。

后来此处之桥被命名为“忠孝桥”，以纪念“忠臣叱御，孝子回来”的二王。现在的忠孝桥，是座明清时代的铁索桥。汉代以来,在此筑有车道。明清之后，这段路改成丈余宽的梯道，背夫们以世代相沿的辛劳血汗，保持着川藏、川滇间，乃至整个南丝路货运的通畅。直到1941年，由于抗日战争国土大部沦丧，大后方为对外沟通，辟筑了川滇、滇缅公路，古道才废弃，曾经因古道货运而繁华的一些古镇也衰落或消失了。

从小相岭穿过绚丽幽深的泸沽峡，便进入了富庶的安宁河串珠状盆地。河西南北数百里的牦牛山脉，是西蕃、纳木依等藏族支系的根据地，河东则是凉山彝族的大本营。安宁珠串的尾部，方圆百余里的邛海静静地躺在堆绒叠翠的庐山之根。汉代越西郡的古城垣，仍残存在邛海之滨，向游人追诉着两千多年来的精彩故事。

藏彝走廊：尽情狂欢的火把节

西南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基本上与民族学上所说的“藏彝走廊”相重合。这条走廊的中途就是著名的大小凉山地区，从大相岭以南直到滇西，生息彝家数十个支系，他们是中华兄弟民族里一个庞杂的族群，也是南丝路上最重要的民族之一。

凉山的旅游宣传，将火把节和彝族更紧地连在一起。实际上，火把节是氐羌各族祭先祖火神的祭典，凡是由高寒的青藏高原南下的氐羌系各族，都是要过火把节的。火把节在彝语中称为“都则”，即“祭火”的意思。

楚雄彝的火节，以壮观浩大的声势取胜。在楚雄，壮男们在的上身和脸上，画着黑虎的斑纹，手执大刀呼啸奔涌，声震山林；而大凉山的未婚女孩子们，则装扮竞艳，四处游荡，招来可心的壮男把她们带走，双双去到未必僻静处，为部落制造更多的战士或未来的母亲。入夜之时，火光冲天，群情沸腾。真是个：“万朵莲花开海市，一天星斗落人间。”

凉山腹心的布施纯彝区，大有古“鬼国”遗风。火节里县城丁字形长街挤满四乡奔来的山民。除蹲成圈狂饮的男人们偶然冒出一、二高声外，整座摩肩接踵的城市竟然是静悄悄的。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一群群盛装的女孩们，不是木然群坐在街边，就是无声无息的在人堆间滑过，有如飘过的一片云或一群幽灵。她们总是先找处僻静的地方打扮好，然后聚坐在醒目之处。如果没有小伙子来找，她们就会走来走去以引入瞩目。过段时间，又周而复始地重复这一过程，直到被情带走。这些女孩走动的姿势颇为别致，她们整个上身和两臂都没有丝毫晃动，脸上也木无表情，只以轻快的碎步无声地移动，像一群飘忽精灵。但是，她们又黑又亮的眼睛里，溢出灼人的光，不但会说话，简直是在燃烧。是在歌唱。难怪不用出声和动作，也会把男人的魂勾走，甚至灼焦。

火节中最好不早起，不然在招待所门旁或大树边，你常会看见一对对裹在擦耳瓦中酣睡的情人，千万别扰了他们的梦。这令人想起在丝路末盈江的泼水节。民委主任发给喜人每人一张毛毯，是用来裹相好的。傍晚的大青树丛中，到处都可见一条毛毯裹着四条蹬踹着的赤脚。

“难道你们草地不是这样?我们草地天天过节。只要看见可心的女孩，一把抓上马背跑去河边，把她扔在地上。如果女孩不出声，拍拍土就走了，这事就无望了。如果她又叫又骂，又扯又抓，嘿嘿，就成了……”大约摩梭女族长说得对：夫妻间是亲情和恩情，只有情人间是爱情。

西南丝路西线干道，在鱼地方渡过了滔滔的金沙江，据说那里就是诸葛亮五月渡泸的地方。如今河谷地区异常干旱，但在远古时代却是适宜人类安居的乐土。一百七十万年之前的元谋人，就生息在金沙江两岸红岩褐土地带。这些原始人类，是否就是中华先民的一支?他们也过火节吗?目前还不得而知。

穿越西南丝路秘境之二：石门关前的出川路

盐对于地球上的动物而言，其重要性大约仅次于空气和水。中国人夸耀自己的人生经验，常常自豪地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古人的迁徙和社会活动，大都与追逐食盐有关。宜宾北靠盐都自贡，由宜宾而南的石门道，应该是上古居民为贩盐而踏出来的山道。

夜郎道：酒文化史上的辉煌

南丝路的东干道，在宜宾以北是水路。

曾经繁忙的船埠码头已经不再，在公路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水路退缩到了由人追思怀古的位置。唐代大诗人杜甫曾说过:“天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沿岷江而下，经过大文豪苏轼的故乡眉山，穿过神奇秀媚的青神峡，抵达嘉定府（今乐山市）。这里是岷江与大渡河的交汇之地，坐落着世界上最大的佛像乐山大佛，这里也曾是东来开明氏的故都，三千年以来的繁华富庶之地。大佛旁的崖墓中，有中国最早的石刻佛像，被部分学者引为佛教率先由南方传入的证据。在其北芦山出土的2000年前的印度耆那教铜像，似乎也支持了这一论点。

从乐山泛舟南下,即至川南大都会宜宾市。“万里长江第一城”的宜宾如今名噪遐迩，多少是与五粮液有些关系。虽然酒本身不过是毒性较轻的兴奋剂或类迷幻剂，但毕竟是人类物质文化的一种结晶。更何况曹盂德、陶渊明、青莲居士，在微醺之际尚为我们留下不少慷慨悲壮、放诞飘逸或豪气干云的诗文。而且，在南丝路的开拓史中，酒的确有功可记。据专家们考定，古蜀名食“酱”就是一种汁浓的低度果酒。《史记》中说：唐蒙在南粤见到蜀地所产的“酱”，知蜀可通夜郎，并浮江可至南粤。故上书武帝请开夜郎道。“酱”和“筇杖”都不过是与国计民生不相关的微末细物，却成了汉开通西南国际商道的契机。“因酱而开夜郎”，应该是酒文化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石门道：在人悬棺里穿行

宜宾是秦汉夜郎道、唐代石门道的起点。这里在古代名叫道，已经消逝的古人在高高的崖壁上留下众多的悬棺，和一连串极具争议的课题。自东汉以降，西线的牦牛道常因地方势力崛起而梗阻。由巴蜀及中原入滇的路线，大抵取途东线的石门道。

石门道的前身是秦代五尺道和汉代的南夷道。这一带山谷太过逼狭险隘，秦代不可能像在中原一样开拓宽阔的驰道，所以山路仅宽五尺（合今约三尺）。因地势所限，这一方滇蜀间仅此一线可通。后世的公路、20世纪才开通的铁路，也只有沿此而进。

成都平原东南的广大地区，自战国、秦汉是大夜郎国所在，主要有氐羌中的

牦牛支系和人，及夜郎主体民族濮僚各支组成。所以这一条道路或被称为“道”或“夜郎道”。直到明代，峨眉山地区还有彝族支系虚垠蛮，宜宾地区也是

九丝蛮王的势力。

夜郎国在汉初依然强大。虽然秦帝国的大军早已越过夜郎，在越南北部设立了象郡，但夜郎并不把中央王朝看在眼里。夜郎王还问汉使说：汉帝国有没有夜郎大?为此在汉语中留下了“夜郎自大”的成语。

中原王朝长期以盐、铁、茶来控制西南各族，因为那些都是生活必须品。滇西谚云：四川老子、云南妈，贵州儿子贩盐巴。宜宾北靠盐都自贡，由宜宾而南的石门道，该是上古居民为贩盐而踏出来的山道吧？县名盐津，可知当时是以盐运而命名的。

朱提道：变“死角”为活路

走到这里不能不提盐津县的豆沙关。如果时间充裕，豆沙关是南丝路怀古必走的一站。

豆沙关就是唐代的石门关，关里有一通小巧的唐碑，那是经历了惨烈的天宝之战后，唐欲与南诏结盟，共同对付吐蕃，在贞元十年（794年），遣御使中丞袁滋出使南诏途中所留。袁氏为唐代篆书三大家之一，他的碑刻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并且在南丝路上唐代文物极少，故此仅二平方尺的小碑殊为珍贵。

唐与南诏结盟后，这条商路被称为北道（朱提道）。从此而南，是以产银铜闻名于史的古朱提郡（今昭通市），这是西南又一个文化交汇之地。昭通地区虽被乌蒙山脉闭锁在川、滇、黔三省之交的“死角”之中，但与四周交往开辟甚早。三千多年前杜宇部就由此北上，夺取蜀王政权。出土文物证实了巴蜀、邛都、夜郎、滇各种文化都曾在此交汇，并积淀下来。

“秦五尺道”开凿两千多年以来，昭通一直发挥着沟通经济文化的枢纽作用，就算在南丝路之名被湮没了的近代，她也是新兴的宗教重地。19世纪，云南大门被战败的法国人打开后，昭通成了云、贵、川三省十四联区的天主教、基督教中心；南来的穆斯林也在此建立了百余座清真寺。

由此越过古夜郎的草海再西进，即达晋代东、西两爨的老营，隋代在此建置了味县（今曲靖）。当地的两爨碑，是书法史上的瑰宝。而今把孔明“七擒孟获”之地定在那里，恐怕只是为了旅游炒作吧？

穿越西南丝路秘境之三：从云南到缅甸

这里曾经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是神秘东方中最神秘的地区，是人所共知的天然野生动、植物王国。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生息着二十余个少数民族的上百个支系。在这些民族中，保存着从母系以来的各类社会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原始宗教、文化和习俗，是举世无双的人类学博物馆。

穿过滇东高原，南丝路到达了滇池边的高原明珠昆明，那是世界上少有的无淡季旅游胜地。五百里浩浩荡荡的滇池，睡美人般秀雅幽丽的西山，千姿百态的石林,绚烂的古文物……都令游人心醉神迷。

滇中地区两千多年前，是古滇国所在，应是东来的楚越文化、北来的巴蜀文化的交汇之所，他们的青铜器精美而又极具特色。

东、西两路的干道，在云南驿东的普驿会合了。公元前二世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征服了滇国和洱海地区的昆明部落，开始在今云南境内设置郡县。那里的地方官向中央报告说：洱海东部地方出现了象征吉庆的彩云。汉武帝就在当地设置了祥云县，而将县南的通衢驿站命名为云南驿。后来的云南郡，以及云南省的得名，都出于此。

大理：雄霸南天的往事

懂行的人都知道，如果你有一百个理由来云南，那你也会有一百零一个理由到大理来看一看。雄峻的点苍山下，洱海泛着紫蓝色的光，湖中渔舟或山麓茶园里，不时传出白族姑娘清越的歌声。从两千多年前起，直至十三世纪，洱海之滨的大理一直是整个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也成为南丝道上一大枢纽所在。

历史上，洱海地区并不是以风光著名，而是以凶悍坚强、难以征服的古部落和古国一直让中央政府头疼不已。两千年前的古昆明部落就是一支极强悍的民族，多次狙杀通道的汉使。汉武帝为征服昆明部落，打开直接通往古印度的道路，还在长安开凿了巨大的人工湖泊培训水战部队。那湖泊即以此命名，唤作“昆明池”。

在公元八世纪至十三世纪的数百年间，以洱海为中心曾建立过地跨今滇、川、缅的南诏和大理两个王朝。唐王朝虽然盛极寰宇，对南诏却无计可施，反使二十万大军连同他们的主帅埋骨洱海苍山之间。直到1253年，蒙古忽必烈的铁骑南侵，才结束了洱海称雄于南天的历史。

元末，驻守昆明的梁王欲吞并大理，袭杀了女婿大理王段功。夹在父亲和丈夫之间的阿盖公主，饮下了巨毒的孔雀胆殉夫，段功的女儿僧奴为报父仇不惜远嫁建昌。大理杨将军殉国前留下绝命诗云：“半纸功名百战身……杜鹃啼破点苍春。”这场极尽悲壮哀艳的史剧，和天宝万人冢一样，为秀色名迹美不胜收的苍山洱海，平添了一抹凄凉沉重的冷色。

大理白族以善建筑而闻名，他们把苍山麓的穴居文化，发展成三房一照壁的独特精美的风区建筑。他们是兄弟民族里吸收汉文化最多的一支，儒雅大方冠绝西南，在他们身上已难找到古昆明族犷悍的影子。

大理（下关），是南丝路上重要的枢纽所在。直至清末仍是：“为滇中著名市场。西通缅甸……进口以烟为大宗，药材、山货、宝石、玉器次之。出口以川广丝、布、洋货为大宗……”一直为丝、布等集散要地（见清・贺宗章《幻影谈》）。现代虽以公路运输取代了旧时的马帮，但世代以经营马帮为业的李家帮、曹家帮、眉山帮等在下关聚族而居，尚仍有迹可寻……更多请见《文明》2007年07期

槟榔江：来自森林的傈僳族精灵

博南道尾部，怒山东麓有一片富庶的小盆地――汉王朝西南的据点，也是汉代全国第二大郡永昌郡治所在（今保山）。汉帝国招抚了哀牢夷和乘象之国滇越等部，使永昌郡的辖区越过野人山直与古印度接壤。汉代由蜀至滇越（今腾冲）一线官驿的辟筑，使南丝干道进入了繁荣的极盛时代。

南丝干道由此西出直指印度，在猴桥处越过现代的中缅边境――槟榔江，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亦沿此线西进。那是滇西数十个民族，以牺牲数万生命为代价用血肉筑成的生命线，在当时成为震惊世界的筑路史上的奇迹。

聚居在猴桥左近的，主要是氐羌南下中傈僳族里的一支。傈僳是支典型的森林部族，以采集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直到20世纪后期，才在政府帮助下开始农业生产。他们至今仍保留了不少森林部落的旧俗。傈僳各家族有自己的小图腾，并用作姓氏。如：蜜蜂家、獐子家、老熊家等等。聚居在猴桥附近的，多是猴家部落，住在“千柱落脚”的竹蔑小屋中，门上还悬有猴头骨或猴爪，作为家族标记。傈僳在祭祖时，还以各种植物组成的祭文，上告先祖。男女之间的情书，自然也是以各种植物写成。傈僳自豪的，还有他们的巫师们下火海、上刀山的绝技，令外来人震撼异常。

腾冲保山一带汉墓甚多，出土文物也颇富，秦相吕不韦家族就被流放此区，这里是汉经营西南夷最前沿的据点。此区富庶、人才辈出。和顺一弹丸小乡，有“全国乡村第一图书馆”，其中竟藏有整套四库全书。蜀汉名相吕凯、民国代总理李根源、哲学家艾思奇等，均出自此区。

中缅大道：与古丝路同行

中缅间的大道是由保山南出瑞丽或八莫。但在明代，更多是取途便捷的姚关道。明万历15年（1583年），十万缅兵北侵，破姚关。抗倭名将邓子龙奉命率三千疲惫之师星夜驰援，大破缅兵、擒斩敌酋，“获战象千头，烹以享士”。何其壮哉！子龙后赴釜山抗倭援朝，壮烈殉国。邓氏有遗联曰：“百战归来，赢得鬓边白发；三军散尽，唯余湖上青山。”其书雄奇苍劲，其情悲壮苍凉。每读之，令人血脉贲张，慷慨生哀。

继承邓子龙以身许国遗志的，是远征军的健儿们。71军及滇西民众以怒江为屏障筑起血肉长城，遏止了横扫东南亚的日寇15师团的铁蹄，保证了抗日大后方的安全。1944年卫立煌率部全歼日寇，光复我土，那悲壮的历史令人永志难忘。那是二战史上，也是民族自救史上极光辉的一章。

腾冲左边的小山头上，耸立着一座“国殇”墓园。那里群葬着戴安澜将军以下、数以万计知名和不知名的中华优秀儿女，他们为民族的生存与自由，为人类的进步与解放，洒尽热血，弃尸边关。

猩红的斜阳，从西边层云缝隙里射下，将惨白的墓碑和上面灰黑色的苍苔，都涂上一层淡淡的血色。英灵们仍在默默地守护着这片母亲的土地。守护着这条不断更新的伟大道路。不知要到哪个世纪，人类这种送断千万无辜生灵的把戏才会结束。

一些史家认为南丝路干道除由腾冲西出密支那翻野人山直达印度外。有可能是南下盈江至缅甸的八莫，这条道上盈江湍急而不能通航，但风光宜人。

缅甸在清代是属国，且缅北之民不少乃是由滇西迁去的。两国关系长期和睦，

边界极不明显。尤其在盈江、瑞丽一带，常不小心已越出国界。沿盈江而下至八莫的道路民风，艾芜在《南行记》中有精彩的描述。由盈江而南的瑞丽，是当代因边贸而繁荣起来的小县城。不过，中缅公路却不在瑞丽出境，而在原不过是一边村的畹町市。仅仅比其他乡镇多一个海关的畹町市，是南丝路中国境内段的尽头。

第5篇：汉江临泛王维范文

[关键词]琅邪王氏 家族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0-0033-03

山东琅邪王氏是古代著名的门阀士族，自东周灵王太子晋起，秦朝末年王元始居琅邪。汉唐时期，琅邪王氏爵位蝉联、风流不衰，700余年间，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大族延续。

一、琅邪王氏姓氏渊源

在古代，姓与氏有着严格的区别，其意义也大相径庭，有其不同的社会作用。姓是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称号，氏是由姓衍生出来的分支称号。我国的姓氏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东周灵王太子姬晋（亦称王子晋、王子乔），是琅邪王氏传说中的第一代祖先。姬晋是东周灵王长子，被立为太子，后因直谏被废为庶人，王位便由其弟继承。

汉王苻《潜夫论·志氏姓》载：“周灵王之太子晋，幼有成德，聪明博达，温恭敦敏。……（晋）平公遣师旷见太子晋，太子晋与语，师旷服德，深相结也。乃谓旷曰：‘吾闻太师能知人年之长短。’师旷对曰：‘汝色赤白，汝声清汙，火色不寿。’晋曰：‘然，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帝。汝慎无言，殃将及汝。’其后三年而太子死。……世人以其豫自知去期，故传称王子乔仙。仙之后，其嗣避周难于晋，家于平阳，因氏王氏。”这是最早的关于太子晋之“嗣”得姓王氏的记载。

后来在《新唐书》卷七十二《宰相世系表》中载：“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通志·氏族略四》也有：“若琅邪、太原之王，则曰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元和姓纂》卷五曰：“王姓，出太原、琅邪，周灵王太子晋之后。”这说明琅邪王氏乃为太子晋之后。

六朝时期的一些碑文、墓志、系谱等也都强调琅邪王氏祖先与周灵王太子晋有关。如《丞相王导碑》：“公胄兴姬文，氏由王乔。玄圣陶化以启源，灵仙延祉以分流，贤俊相承，世冠海岱。”《古刻丛钞·齐故永明敬太妃墓志铭》曰：“永明敬太妃王氏，琅邪临沂人也。其先周灵王之后。”《文选》卷四十六任昉《王文宪集序》注引《琅邪王氏录》：“王氏之先，出自周王子晋。”《南北史世系表》卷一：“琅邪王氏，系出周灵王太子晋之后。”

由此观之，琅邪王氏的姓氏起源，基本可以认为琅邪王氏是姬姓之王，是周灵王太子晋的后裔。

二、琅邪王氏家族的形成

根据《新唐书》卷七十二《宰相世系表》记载，太子晋生宗敬，为东周司徒。自宗敬及其后人“以王为氏”，但其后有六代人找不到世系传承。秦朝之前的族人，虽有姓名、官职，但事迹大多不可考。

到宗敬八世孙错，为魏将军。他帮助魏惠王登上王位，任大夫。其后的几代王氏后人，“都是在魏国为官，到了王翦，才转而成了秦国的武将。因为王息为司寇，战国时只有魏有此官名。”①

战国后期至秦朝，王氏家族相继出现了王翦、王贲、王离祖孙三代名将。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王贲与其子王离随秦始皇东巡，留居琅邪郡的三个月，对当地历史、地理和风俗民情有所了解，为其后王离之子王元东迁琅邪埋下了伏笔。

秦二世时，王离战败被俘，其家族面临族诛的命运，“元避秦乱，迁于琅邪，后徙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家皋虞（今山东省即墨市东北部），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王元为“避秦乱”而逃到了琅邪郡，到魏晋时期琅邪王氏郡望形成，琅邪王氏随即形成。

三、琅邪王氏的奠基

在琅邪王氏的发展过程中，王吉是转折性的人物。

王吉出生在琅邪，少年时期即刻苦学习儒家典籍，以郡吏举孝廉入仕，官至博士谏大夫。他注重对儿孙的儒学教育，确立了琅邪王氏以经学传家的传统，使琅邪王氏逐为儒学世家，进而成为世代簪缨的士族。王吉子王骏在汉成帝时任御史大夫，成为当朝三公之一。王骏子王崇，汉平帝时为大司空，封扶平侯。自王吉至王崇，祖孙三代禄位弥重，且道德学问一脉相承，“有累世之美”②，为琅邪王氏家族以后的贵显奠定了基础。

东汉时期的琅邪王氏，史书记载极为简略。因汉末战乱，谱牒散失外③，同时由于琅邪王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开始下降，以致世系不明，人员事迹无考。

四、琅邪王氏门阀士族地位的确立

魏晋之际，王祥、王览、王雄，再度光大琅邪王氏门楣。

王雄，字元伯，生卒年不详，文武兼备，胆略过人，曾相继担任过三个县的地方官，颇有政绩，后与孟达一起担任西部从事，在职期间，“奉宣维恩，怀柔有术，清慎持法”，被提拔为涿郡太守。孟达认为，王雄“雄才兼资文武，忠烈之性，逾越伦辈。今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北有守兵籓卫之固，诚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干也。”于是，上表举荐王雄，请魏文帝另委王雄以重任。不久，王雄被任命为幽州刺史，承担起拱卫北部边境的重任，成为魏初名臣。就琅邪王氏家族而言，王雄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成为琅邪王氏家族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王雄子王浑、王乂皆曾任职北方，一为凉州刺史，一为平北将军、幽州都督。他们之所以能进入曹魏政权，除自己的才能之外，王雄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以及曾长期担任北部边境地区的地方官亦是一个重要因素。而王浑、王乂在官场上的地位，又直接影响到了下一代，西晋时期的司徒王戎是王浑之子，太尉王衍、荆州刺史王澄皆是王乂之子，这三人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家族的发展，使琅邪王氏真正成为一流高门世族。

王祥（184-268年），字休征，生母早亡，继母不慈，常在父亲王融面前谗毁他，他因此失爱于父，又生逢乱世，处境艰难。王祥以纯孝得名，其孝行被后人渲染，以“卧冰求鲤”名列“二十四孝”。

王览（206-278年），字玄通，王祥同父异母的弟弟，以“王览争鸩”被收入《二十四悌图》，与王祥一起成为孝悌典范。

王祥、王览的孝、悌之名，为他们顺利进入仕途搭起了阶梯。在“以孝治天下”④的特殊时代，他们自身的表现以及因此而飞黄腾达为琅邪王氏的复兴提供了绝好的契机。魏文帝时，王祥起家为徐州刺史别驾，对稳定屡经战争破坏的徐州社会秩序做出了较大贡献。此后，王祥“举秀才，除温令，累迁大司农”，历任司隶校尉、太常、司空、太尉，西晋时拜太保，封睢陵公。王览亦随兄仕进，官至太中大夫。

王祥、王览身居高位，王祥五子、王览六子，除早亡者外，皆为西晋高官。虽然他们没有太多的功勋，但却为下一代的崛起打好了基础。王祥、王览兄弟特别标榜孝与悌，这两种德行不仅起到维系家族团结和睦的功用，而且成为以后士族主要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在琅邪王氏家族发展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在王祥、王览时期，琅邪王氏高门士族的社会地位，真正确立起来了，从而拉开了数百年冠冕绵延的序幕。

西晋时期，玄学取代儒学成为学术主流，王戎和王衍适应了时代潮流，由儒入玄。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又在灭吴战役中立有战功，王衍是元康（晋惠帝年号，291-299年）时期的名士领袖，二人相继为三公，声名显赫。他们与皇室以及裴氏、贾氏、郭氏等名族联姻，极大地提高了琅邪王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维护并推动了家族的发展，琅邪王氏真正成为门阀士族。

西晋前期，国内危机四伏，由宗室混战到诸王混战，以王戎、王衍为代表的王氏子弟根据时局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处世方针，尽可能避免卷入政治纷争，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和手段，在危机重重中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朝政纷争和宫廷中的杀戮，尽量保全宗族，并为全族向南方转移、开辟新的天地做好了铺垫。

“八王之乱”后，东海王司马越成为胜利者。而王衍已为西晋声望最高的名士，累居显职，加之身边围聚着王敦、谢鲲、庾敳、阮修等诸多名士，双方各自的需要促成了王衍与司马越的结合，形成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基础，成为琅邪王氏家族崛起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307年（永嘉元年），根据王衍的建议，其弟王澄出任荆州刺史，309年（永嘉三年），其弟王敦又调任扬州刺史，兄弟二人控制了江南的两大军镇，为琅邪王氏向江南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琅邪王氏的鼎盛

317年，东晋政权建立，为褒奖王氏家族在东晋建国过程中的功绩，司马睿尊王导为“仲父”，登基称帝时“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座。”⑤东晋初，王导身居相位，兼扬州刺史；王敦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荆州刺史，拥重兵镇守武昌。“江左大镇，莫过荆、扬”⑥，扬州为政治中枢、经济中心，荆州则是军事重镇，“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⑦琅邪王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都发展到了巅峰。

由于琅邪王氏权势过盛，引起了元帝司马睿和其他士族的不满与猜忌。在江东政局稍稍稳定之后，元帝便开始着手削弱琅邪王氏家族的势力。王敦个性刚愎阴狠，自控制了长江中游的军政大权，本已骄横日甚，元帝的猜忌和加强皇权的举措，更加激化了君臣之间的矛盾，不平之心加上野心，激怒迸发，“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322年（永昌元年），王敦起兵进攻建康，很快占领京城，“拥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内外。”⑧王敦自封丞相，把持朝廷大权，把几个军事重镇全部换上自己的亲属或心腹。不久，司马睿忧惧而死，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随即着手对付王敦。此后，尽管琅邪王氏家族的实力依然雄冠江南各世家，但其政治鼎盛期已经结束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结束了。琅邪王氏对朝政的影响由文武二途一变而为文化影响政治一途，家族内部也由此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

六、琅邪王氏的发展与衰落

晋宋之际，是中古政治史上风云激荡的时代，皇权政治取代了门阀政治。

在这一历史性的大转折时期，琅邪王氏继王导之后又一次登上了辉煌的顶峰。但他们没有和皇权产生太大的冲突，保住了琅邪王氏家族江南第一高门的社会地位，“谦抑止足”的门风也由此形成，对琅邪王氏在南朝时期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宋后期，皇室内部为争权夺利而相互残杀，以萧道成为首的政治集团迅速崛起，于479年（升明三年）代宋自立，建立南齐。琅邪王氏家族再次成为新王朝推波助澜的士族代表，进入了又一个高峰时期。

南齐后期，内乱不断，八年间先后换了五位皇帝。在混乱的朝局中，为了保护家族利益，琅邪王氏家族做出了与刘宋后期相似的选择，顺利进入新王朝。

梁朝时期，梁武帝以寒人掌机要，对士族采取了排挤政策。为避免日益加强的皇权对高门世族的猜忌、打击，王氏子弟多持谦退之风，再没有一人能像王导、王弘、王俭那样成为权力中枢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没有人能做出一番切实的事业，政务操作能力大为下降，仅以文才显名朝堂，由政权的积极参与者退化为政治舞台上的装饰和点缀。梁末侯景之乱中，琅邪王氏族人在建康者多死于战乱、饥馑和瘟疫，因族人减少或湮没无闻，逐渐丧失了豪门世族的地位。

平定侯景之乱后，梁武帝第七子萧绎于承圣元年（552年）十一月，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劫后余生的琅邪王氏子弟大多汇聚到萧绎麾下，尤以王褒最得信重。554年（承圣三年），西魏军南侵江陵，梁元帝率文武百官出降，不久即被处死。经江陵沦陷的打击，本已走向衰微的琅邪王氏家族，族人零落，家产毁败，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进一步削弱了。

陈朝建立前后，逃过江陵之难的琅邪王氏族人，除王凝⑨、王诵以外戚身份仕于后梁外，大都重返建康。因琅邪王氏的家族影响尚在，更兼王通、王瑒在梁陈禅代之际担任了传递皇帝玺绶的工作，因而成为开国功臣，其他族人也多任显职。但这时的王氏子弟，虽然官位显赫，却并无实权，在政治上不能有所建树，文化上也非一流，只能凭琅邪王氏这一招牌保持着较高的社会地位。

陈朝是南朝疆域最小的王朝，实力远远不及宋、齐、梁。公元588年，隋文帝杨坚兵分八路，大举伐陈，五十一万大军渡江南下。589年正月，隋军攻入建康，陈朝灭亡，南朝到此结束，琅邪王氏也走到了尽头。

永嘉之乱，王敦、王导率大部分族人南迁。从东晋开始，琅邪王氏虽仍保留了旧称呼，但他们的根基已经定在了江南，一直到萧齐时期，随着王肃的北奔，琅邪王氏的影响才再度扩展到北方。

经过隋朝的短暂统一，历史进入了辉煌的大唐王朝。在唐朝统治者大力推行文治政策的背景下，琅邪王氏子弟凭借家学传承，多以科举入仕，有四位王氏子弟官至宰相，显赫一时。但是，隋朝时期，统治者以科举制度取代了九品中正制度，唐朝时，唐太宗编修《氏族志》，武则天编《姓氏录》，以官爵高下为等级，打破了士族和庶族的界限，这些措施极大打击了门阀制度。两晋南朝时期盛极一时的琅邪王氏，随着政治特权和优势社会地位的丧失，逐渐走向衰亡。琅邪王氏的个别分支仅可以维持中等士族的地位，其他分支则与庶民无异。

唐朝后期，琅邪王氏已经走到了尽头，经过唐末和五代十国的大动荡之后，到宋初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⑩，琅邪王氏与其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门望族一样，彻底丧失了原有的门第和地位，退出了历史舞台。

自两汉至隋唐，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琅邪王氏家族是门第最显赫、社会影响最大、杰出人物最多的士族，历数百年而不衰。王氏家族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为琅邪王氏家族提供了可以平流进取的条件；王氏家族分支众多，人丁兴旺，有利于家族权位的延续；琅邪王氏子弟多能顺应历史潮流，与时推迁，始终将自己的家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琅邪王氏注重家学传承，深厚的家学渊源是它在政治上能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文化实力基础。

注释：

①王汝涛.琅邪王氏考信录.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②《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第3067页.

③《晋书》卷五十一《挚虞传》：“虞以汉末丧乱，谱传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晋书》第1425页.

④《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第995页.

⑤《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第1749页.

⑥《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下》，第274页.

⑦《资治通鉴》卷九十一，太兴三年，第2884页.

⑧《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第2558、2557、2559页.

第6篇：汉江临泛王维范文

关键词:武汉东西湖 水资源利用 泛水旅游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0-279-02

东西湖区位于武汉市汉口的西北近郊,东南部隔张公堤与口、江汉、江岸区接壤;西北部临汉北河,与孝感市相邻;西南部与蔡甸区隔汉江相望,东北部与黄陂区以府河为界。东西湖区系围垦形成,四周环以大堤,形若“盆碟”,三面环水,一面接城,境内河渠纵横,湖港交织,极富水乡特色,有汉江、府河、沦河、汉北河、径河、昌家河等河流过境,湖泊与湿地28个,还有人工修建的沟渠等水利设施,河道、湖泊、沟渠、渔塘等水域面积103.5平方千米,占全境国土总面积499.7平方千米的1/5强,水资源十分丰富。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水资源是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东西湖区水资源利用的现状

1.两次涉水产业开发促进了东西湖区水资源的经济转化。东西湖区境域史属古云梦泽,是汉江、府河相夹的冲击带。距今五千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聚居,从事渔猎和耕种。从明中后期到1957年,曾经分属汉阳县(今蔡甸区)、孝感、黄陂、汉川等县管辖。明末清初,其水运优势被利用起来,孝感、黄陂等方向货物取道这里进入汉口,乃“货到汉”之重要通道,为造就明末清初“四大名镇”之一的汉口发挥了作用。但除水运外,其他方面一直利用很少,人们傍水而居,以小舟通行,低凹地养鱼栽藕,高岗地种植水稻,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状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大开发,才使这里的水资源得到了较好地利用。(1)“围垦东西湖”大兴水利使荒湖成良田。20世纪50年代初,这片水域演变为东湖、西湖两大水系格局,当时的东湖、西湖并不是指独立的两个湖泊,而是泛指东部、西部两大泛水湖群,两湖之间以径河相通,“东西湖”之名源于此。50年代中后期,这里水灾频繁,芦苇丛生,钉螺密布,尤其血吸虫严重危害附近民众的身体健康。党中央、国务院遂将其治理列入了国家“二五”计划,“围垦东西湖”1957年开工,翌年基本完工,设立了武汉市国营农场管理局,后增设东西湖区行政建制,始有“东西湖”的地理称谓。60年代二期围垦之后,区内西湖消失了,被改造为农用耕地,东湖也逐渐改造为精养鱼塘。在围垦及后续改造中,筑堤修路,并依托3条内流河道、28个湖泊,开凿了73条干支沟,修建了10座大型排灌调控水闸,构筑了4大排灌系统,水位得以稳定,生产、生活用水极大改善,这不仅造就了今天东西湖区三面环堤、湖渠众多的水乡地貌,也使其农林牧渔业迅速发展,成为了武汉的“菜篮子、果盘子、奶瓶子、鱼池子”,是大武汉著名的副食品基地。(2)工业文明拓宽水资源利用渠道。1992年,东西湖区经武汉市和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创建了吴家山台商投资区;2000年,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科学技术部批准成立武汉吴家山海峡两岸高科技产业部级开发园区。至此,东西湖区高新技术农业、工业迅速崛起,形成了工农业并重的局面。水资源利用由农业扩展到食品加工等工业,现有华润啤酒、统一食品、乐百氏矿泉水、娃哈哈饮料、百事可乐饮料、华丰方便面、光明乳业、友芝友牛奶等知名企业入驻。并带动了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发展,香港沿海物业、深圳万科、北京奥林匹克等著名房地产企业圈占滨水地带建造高档居民区。涉水经济多元化发展,也成就了东西湖区1992至2002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辉煌时期。

2.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成重要课题。东西湖区水资源曾在经济大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因认识滞后、经验不足、保护不力等原因,水资源利用出现了水污染、沟渠淤塞、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可持续利用成重要课题。(1)水资源与环境面临威胁。一些水域因过渡开发、缺乏保护,带来水污染等严峻问题。以往偏重发挥河湖沟渠的防洪抗涝和排污功能,沿岸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养殖业饲料残留物等直接排放,水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据检测,2009年金银湖、东大湖等东南部主要水域中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石油类、氨氮、总氮、总磷六项污染物年均值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Ⅲ类标准;重要水道径河的水质,2007年为劣Ⅳ类,2008年降为劣Ⅴ类。水污染使原本宜人的湖泊及滨水环境面临严重威胁。(2)沟渠淤塞,水系连通减弱。一些沟渠年久失修,淤泥、工业废弃物、生活排放物和雨水沉积物等使河湖沟渠淤积严重。据调查,全区水域淤积每年增高达5―8厘米,部分沟港湖的淤泥深度已达150厘米以上,径河等主要水道和沟渠大部分时间水深不足2米;全区干支沟和湖泊淤泥量达3000万立方米以上,近十年已有12条、总长达80千米的河沟被封闭,全区湖泊面积也由围垦初期的97平方千米骤减至目前的13.244平方千米。全区水循环空间缩小,水体交换性变差,水体自净、灌溉、通航功能均下降,直接影响蓄洪、灌溉等功能。(3)涉水经济发展不平衡。与过渡开发形成对比的是,一些水域仍属粗放型利用,“为水利而水利,为农业而农业,为架路桥而架路桥”的现象突出,缺乏整合与协作,开发功能单一,甚至闲置,效益低下,涉水经济发展不平衡。目前对东西湖区的泛水资源利用无非就是“农、工、牧、渔”等行业。“工”即食品工业及房地产,经济效益相对突出;其他方面则比较粗放,“农”即引水灌溉菜园、果园及湖中种植莲藕和菱角等,“渔”即圈湖、围堰及建鱼池泛养;“牧”即岸滩等水草丰美之地放养牛羊。在具体水域上,径河、东流港、银柏渠、巨龙湖等河湖沟渠作为排灌行洪的通道或抗涝蓄洪区,有简单的水产养殖(泛养),有待开发利用。(4)水利设施维护成包袱。东西湖区因农业、水利等原因修建的众多引水、排水设施,需要定期维护加固,相关费用成为了当地的一个包袱。因此,要加强利用,让“包袱”变成“摇钱树”,服务于民。

二、泛水旅游有助于东西湖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近几年加强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之后,东西湖区成为了周边市民节假日踏青、周末休闲的新去处,旅游业发展迅速,发展泛水旅游不仅可拓宽水利用途径,也有助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泛水旅游开发可反哺东西湖区环保,促进水岸生态的良好维护。河湖作为自然生态重要的、也是最敏感的支撑系统,必须得到持续的全流域性的保护。但很多河流湖泊的治理表明,单纯的水治理,投入巨大而效果却不能长久维系,必须有持续的投入和广泛的公众认同及行为支撑。把东西湖区的水系治理和水网修复与旅游结合起来,在水利建设、水生态修复中融入旅游功能,进行合理的旅游开发,一来做到了水体治理、生态恢复,二来使水治理的投入有回报,水资源也被更广泛利用,三者旅游收益可以给水域保护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四是为居民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使其从中受益,进而改变观念,自觉保护。这样,不仅提升了当地水利经济,也确保了河湖治理、保护的持续运行,让东西湖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水兴城,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

2.发展泛水旅游可延伸涉水产业链,发挥东西湖区自身的优势。根据国家旅游局2003年颁布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国家标准,东西湖区旅游资源囊括6大主类、16个亚类、31个基本类型,初步统计有旅游资源单体207个。其中,水域风光类和涉水建筑设施类分别占38个和98个,共占旅游资源单体总数的65.7%,可开发涉水观光、滨水休闲度假、水上运动娱乐、涉水农家体验、泛水科教探险等多种涉水旅游活动,并与武汉市的口、江汉、江岸区接壤,资源优势、地缘优势明显。而自(下转第281页)(上接第279页)东西湖区2003年成立旅游局以来,以石榴红村、现代农业园、休闲农庄为依托的乡村旅游,以华润啤酒、统一食品、百事可乐、光明乳业等为依托的工业旅游,以东方马城、金银湖高尔夫球场、金银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为依托的体育休闲旅游,初具规模,势头良好。武汉水乡旅游城、武汉极地海洋世界、柏泉旅游名镇等大型旅游项目也在建设,东西湖区旅游业基础夯实,并处于快速上升期。据统计,2009年全区接待旅游人数150.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25. 2%;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32亿元,比上年增长24.5%。开发泛水旅游将充分发挥东西湖区泛水资源、产业基础等诸多优势,延伸涉水产业链,提升水经济的效益。

3.发展东西湖区泛水旅游适逢众多机遇。以泛水旅游促进东西湖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恰逢诸多机遇。在东西湖区近20年的社会经济大发展中出现了资源耗费、环境污染等制约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循环经济受到提倡,经多年探索于2005年成为全国首批、中部唯一的国家循环经济试点产业园区,2009年被作为武汉“两型社会”建设的集中展示区,武汉城市发展规划也将东西湖区定位为“汉口生态新城”。发展循环经济,对水资源而言,就是要转变水资源的利用方式,提升有限水资源和水利投资的循环利用和产出水平;建设“两型社会”也要求加强水环境治理、保护和修复水生态系统,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旅游业是依赖生态和环境的“无烟产业”,旅游资源可重复利用,旅游产业无疑是循环经济的典型产业和“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此外,2009年武汉市首次召开旅游发展大会,提出了“大力开发泛水旅游”的旅游发展战略,提出了“到2015年,武汉成为全国泛水旅游中心……”的目标。东西湖区与汉口闹市仅一堤之隔,应该抓住时机,争取武汉市泛水旅游项目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4.东西湖区发展泛水旅游、促进水资源利用有着良好的外部环境。从社会发展来看,我国已进入了一个休闲时代,而水是生命之源,人类内心亦有着近水、亲水、戏水、玩水的渴求和向往,旅游常被俗称为“游山玩水”,特别是炎炎夏季身处“火炉”之一的武汉市民更有亲水的渴求,可见“玩水”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政策上,《武汉市政府2009年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逐步实现汉口――东西湖片等片区水网的江河湖泊连通”;据《武汉市水资源综合规划》,到2030年武汉市拟投入近249亿元治水,其中近期投入126亿元。2005年,武汉市率先启动了汉阳“六湖连通”和武昌“大东湖”两个生态水网工程,同年10月,武汉获批全国首批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试点城市,国家将给予政策和资金资助。从技术来看,中科院武汉水生所和植物园等在汉科研院所以及众多高校也可为东西湖区发展泛水旅游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三、东西湖区基于水资源利用的泛水旅游发展思路

1.政府主导,运用旅游理念做好水文章。“思想有多远我们才能走多远”,想得到我们才能做得好。因此,东西湖区泛水旅游开发首要的是,全区要在区政府主导下,统一思想认识,对旅游产业合理定位:应认识到旅游产业在东西湖区循环经济发展、“两型”社会改革以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重视和发展旅游,特别是涉水旅游;要整合农业、水务、园林、文化、旅游、交通、规划、建设等部门以及相关农场、园区的管理职能,成立负责专班,树立“大旅游”理念,相关建设应兼顾旅游的功能,多产业结合,提高投入的产出率和社会效益;要协调好泛水资源利用、开发、保护的关系,加大水资源水环境的整治力度,加快“河湖贯通”工程,改善区内水质和水环境指标,既要充分利用、开发,又要保护好。

2.高标准做好泛水旅游规划,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使泛水资源合理有效地利用与保护,防止旅游投资的盲目性和重复性,要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当前,要尽快做好《东西湖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东西湖区泛水旅游专项规划》等长期规划,具体项目可分步实施;东西湖区许多在建的市政建设、水利建设以及旅游项目应及时给予修编,加入或完善旅游功能,使区内基础建设、工农业经济、体育文化项目及生态环境资源向旅游经济延伸;制定泛水旅游规划,要与城市规划、水资源治理规范等规划相协调。

3.彰显地方特色,打造高端旅游品牌。东西湖区泛水旅游,应定位为已具规模、特色鲜明的马城赛马、高尔夫及即将试点的马彩业等体育休闲旅游的配套开发,精心策划,做足水文章,突出水特色,打造东西湖区“赛马之都,梦泽水乡”的高质旅游品牌。要将区内体育产业与体育设施和传统农、牧、渔业等涉水经济产业以及水利设施,与泛水旅游联姻,相互融合、支撑;各湖各河要因地制宜,围绕“水”的主题将旅游观光、娱乐休闲、文体健身、文化交流、民俗体验、乡土特产商贸等项目相结合,创建特色各异、风格互补的亲水休闲旅游站点;甚至开辟水上公交式航线,串联滨水休闲旅游项目,将各旅游站点连成真正的水乡旅游城,东西湖将不是千岛湖胜似千岛湖。

[基金项目:2010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编号:2010b283]

参考文献:

1.王家骥,成文连.湖泊群的生态修复与开发利用研究初探――以武汉东西湖区湖泊群为例[J].环境科学研究,2003(5)

2.施绪武,闸东山.抢救武汉湖泊的思考[J].中国水利,2005(7)

3.东西湖区旅游局.关于发掘我区水资源优势.发展“江北水乡”水景旅游经济的调研报告[R],2009年5月

4.张传明.关于东西湖区建设“旅游新区”的几点思考[J].长江论坛,2002(4)

第7篇：汉江临泛王维范文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他“未禄于代”，终身布衣，而史载其事也较少。后世的论者，对其思想的仕隐问题争论最剧。各家之说，异彩纷呈，互有轩轾，蔚为大观。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论文，又检核《孟浩然集》中的诗篇，加以排比考证，以为前人之论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对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时间、空间及文人之间的关系；或是泛泛而论，止步于一鳞半爪的窥探；或是曲解诗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对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笔绝少。笔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实，既以弥补前辈学者之缺憾，亦欲使贤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将来而已。请从王维四首送别诗谈起——

（一）由王维诗略窥浩然的思想

《全唐诗》卷一二五载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缝春衣。置酒临长道（一作长安道，一作长亭送），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村（一作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按陈铁民《王维年谱》以为潜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维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济州，“故此诗当作于开元九年以前，姑系于开元九年”。(1)于是知此诗应早于《送孟六归襄阳》诗。

又《全唐诗》卷一二六载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诗云：“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一作地），万里一归人。知尔不能荐，羞称（一作为）献纳臣！”按《王维年谱》记天宝元年维在长安，转左补阙，即诗中所谓“献纳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丘为天宝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诗于天宝元年。(2)

又《全唐诗》同卷同页载王维《送严秀才还蜀》诗曰：“宁亲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按，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年谱》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暂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伤大体。

又，《全唐诗》同卷一二七三页载《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一作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一作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并无争议。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按前二首与第四首王维作无疑，第三首《全唐诗》又收入张子容诗卷，误，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有考。(3)由摩诘的两首送别诗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王维对綦毋潜、丘为及严秀才实有黾勉策进心，对孟浩然则有规隐劝归意。即如前三首诗所言，隐于圣代，不是英才所应做的，东山采薇的隐者，也应当出为世用。綦毋潜、丘为与严秀才的京师之行，就是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对策暂时不合于当政者的口味，尽管如此，其谋略定有见用的时候，只是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在这里，他对綦毋潜、丘为等的同情与内心的惭愧都是很浓郁的；遣词措句间，要么劝友人再举，要么劝友人献赋，策励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诗则称浩然有杜门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归里隐居，进士举固然不当再参预，即使献赋的念头，也应该断绝。规劝之心袒露无遗。

摩诘固然是綦毋潜、丘为、严秀才等人的知音，难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吗？若然，则其诗中所言必有深意，因为从《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等诗即可看出，摩诘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虑，是不肯劝英才归隐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隐思想从摩诘诗中是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呢？请先论王孟二人的关系。

关于王孟的关系，《孟浩然集序》《诗林广记》《北梦琐言》《皮子文薮》《韵语阳秋》等书中皆有记载，二人的赠答诗中也有反映。笔者据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对孟的诗文、品行显然也是十分嘉许和崇仰的。”顷见陈铁民先生关于此节之论述甚详，故略之，读者可参。又按《韵语阳秋》卷第十四《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记《留别王维》曰：“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轲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维的气量也未免太狭小了些罢，这岂不是要见笑于当时的士林吗？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则当如前文所言，摩诘对浩然的规劝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别王维》诗：“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以文意的连属揣度也当作于《送孟六归襄阳》之先，实临别赠答之作。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时间应在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当时孟浩然考场失意正拟还乡。考察摩诘诗的立意，应该是针对着不无牢骚意味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一联而发的。然而摩诘谓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其中的缘由，又断不止于针对这一联。无奈其中情由又不可凭借确实的史料一一考知，暂举孟浩然《京还留别张维》诗（卷三）作一粗证。

《京还留别张维》诗曰：“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潭。”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六年。“五斗禄”，当是用陶潜事。“七不堪”，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约言康自表不宜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卧喜晚起”，行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与俗人共事等。(4)浩然用这些典故，事实上已经隐隐道出自己的品性与行为是与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说不能中举，无人推荐，即使这等事情如愿以偿，浩然是否肯混迹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缰利锁，甘为卑贱的州县府尉，也还是一个不容妄下断语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这儿不妨姑且设下一个假说：王孟素日交游晏谈，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其间，浩然或许不时流露出倾慕庞德公(5)鹿门归隐的心迹，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处，晏谈举止之间，摩诘已经知道浩然空有鸿鹄之志，终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当其失意于场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趋瓦解，摩诘因而有“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之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设假说，固然不可考证，然而揆诸情理，并参以浩然落第后的诗篇，料无大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证王孟的关系及王对孟的态度观之，在落第还乡前后孟浩然归隐的心思已然凌驾于功名仕进心之上，只是二者仍处于苦苦的纠缠之中。在此，笔者以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当是自来有之，只是陷于种种羁縻，尚不能决然归隐；而受挫于科场适足以激发和强化这种思想，从而绝意于仕途。兹将所见到的材料罗列于后，并试加浅析琐论，请读者明鉴。

（二）由“王序”及李白赠诗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又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此事也见于《新唐书·文艺传》。

又云：“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皆无传。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践止恒岳……天宝四载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时尝笔赞之曰：''''导漾挺灵，是生楚英。浩然清发，亦其自名。''''”又韦绦《〈孟浩然集〉重序》记：“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又《新唐书·艺文志》载：“《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别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与浩然同时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隐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说是对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对于浩然的评论固然难脱过誉之虞，然细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谓的虚美之辞。如所云浩然“学不为儒”、“文不为仕”，以浩然刹羽于科场就可以得到一个旁证。而且，宋陈师道《后村诗话》也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又宋严羽《沧浪诗话》亦载：“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6)由是可见，士源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

至于韩朝宗引谒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孟浩然》条；浩然诗中也曾谈及，后文将论，此不赘述。如此仕进良机，浩然竟率尔以宴酣为由弃如敝屣，在别人看来尚且觉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却以为不值得后悔，那么学者关于孟浩然对功名仕进素怀殷殷热望的论述，难道不是恰好得到一个有力的驳证吗？由此就能够看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是十分浓重的。

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从其诗友酬赠的诗文中更可考见。前举王摩诘诗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赠孟浩然》诗尤不可不举。

《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体诗共四十三首》载此诗。按，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列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条下曰：“赠孟浩然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时当在浩然自京放还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虽未能确证此诗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开元二十七年浩然正卧疾在襄阳的家中，故李白此诗可谓盖棺之论

太白赠浩然诗今天所能见到的凡六首，列酬赠浩然之冠，而此诗最负盛名。诗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脱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饰之风，然其对“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长者怎敢敷衍虚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岂肯为此虚美之词？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赞浩然隐逸的高节，或许正是由于凭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感而觉得浩然确实如此的缘故，因而其诗中言论的可信性远胜于时贤以个别诗句为依据的议论，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况摩诘、士源等人均有相类似的议论，难道与浩然同时代的贤者所见、所闻、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学者基于推理的见解更显得深鉴明察吗？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诗歌并参证了有关其行藏事迹的旧考及其诗友的往来酬赠之作，意在论证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谓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下文即通过对浩然的诗篇的诠解及与这些诗篇有关的生平事迹的考订来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隐思想。

（三）由孟诗及有关事迹的考订分析其仕隐思想

当今学者探讨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为他的文赋没有流传下来，他行藏的事迹史载也较为简略，故而多转取其诗为证。常见的，不外以下数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园作》（同上）《岁暮归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卷二）《临洞庭》（卷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荆门上张丞相》（卷二）《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卷一）《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卷三）等等。

上列诸诗，诗意不难索解。从中固然可以寻绎到孟浩然不遇的忧愤，既遇的欣喜，羁旅的郁闷，乡关不见的愁绪，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临洞庭》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中的“犹怜未调者，白首未登科”，《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都是如有怀才不遇的怨悱，却也不妨视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言。这几句诗或者另有难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将有关涉，暂置不论。

考其系年，知《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时年四十八岁，《岁暮归南山》诗则作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当时四十岁，在长安或者刚由长安返回南园。(7)又考韩朝宗举荐浩然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时年四十六岁(8)；有必要补证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赠韩朝宗诗三首：《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云：“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准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按，“沧洲”，谢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谐沧洲趣。”吕延济注：“沧洲，洲名，隐者所居。”(9)由诗意推演，大约是朝宗欲荐浩然，而浩然却婉言相拒，朝宗不顾其婉拒而一意力荐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吗？因暂无其它材料佐证，更无反证可以用来它，故姑置此论。无论这种猜测与事实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荐举终归是铁定的事实。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诗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须知音援引方才满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为韩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吗？考《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又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韩公》末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两诗中“韩使君”与“洪府都督韩公”皆指韩朝宗而言。由此可证浩然与朝宗一直交好，并推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约定之后，二人关系仍很融洽。既然是这样，那么浩然不肯让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就是浩然已经放弃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岁暮归南山》诗显然是在抒发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很明显据此并不能说明浩然仍眷恋着仕途，故对此诗不拟多论。《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论者以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笔者以为不然。昔日朝宗欲举荐浩然，浩然并未与他同去长安(10)。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又怎是仅以“好乐忘名”四字便能解释得清的呢？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的：浩然自落第还乡之后，功名仕进之心益淡，虽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怀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当朝宗欲荐浩然于朝廷时，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闲居而无心于仕途，然而长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断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观李密《陈情表》即知此事关系甚大）？百计难施之际，被迫出此下策：以饮乐婉辞朝宗的举荐。这样一来，开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浩然怎么会不深知呢？而朝宗终于没有深责浩然，依然与他交好如故（见前举诗即可知），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细细推来，恐怕就应当是浩然已屏弃了仕进之心。

至开元二十四年春，浩然为《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其中有“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语，则应当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谓的犹未摒弃仕进之志呢？又不妨考《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的全貌：“万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水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怜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举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全诗之眼，端在“逸兴”二字，格调于此已定。“不调”，语见东方朔《七谏·哀命》：”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王逸注曰：”调，和也。言人不论世之贪浊而高举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见憎于众也。“(11)可见浩然正欲用这个典故鸣其孤芳自赏、”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兴“生发的由头，与全诗基调不悖。

同年秋，浩然为《临洞庭》诗，无非是为了求得知己的叹赏而并无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谓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临洞庭》诗对这一点加以翔论。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文苑英华》又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12)。时九龄在京为中书令，故浩然此诗有叙旧谈今之意。诗的前二联大约言兴感的缘由，见湖水煊赫之势而缘景入情。颈联窃以为当是感怀往日的不济，时至今日仍然感觉到困顿于科场的耻辱。尾联应为谈论当下的心境，即”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至于”退而结网“，早已如同隔日黄花过眼烟云，不复为虑了！退而言之，《临洞庭》诗倘若果然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为求援引而作，则浩然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已尽销是虑，又何苦迁延至眼下呢？

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以引非其人受谗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为诗多首与九龄相酬唱，其中有《荆门上张丞相》诗有云：“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诗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隐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龄客座上的嘉宾，性情中的知己，与从政与否似乎无甚牵涉。

考《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考《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性简亢，无所交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里正是用陈蕃、李膺暗喻九龄，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龄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闲的僚属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机会与其知己好友九龄宴饮游乐以驰骋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诗不但不足以论证浩然入仕之心的浓重，反而正足以证明浩然轻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间雅会逸兴的挥抒。

又，《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13)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田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至于欢快自豪之情，则似乎与诗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论者的傅会罢？又，《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秋园一竖儒。”按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浩然在九龄幕中(14)。所引诗句更明言其羞与府僚之属为伍，难道竟因为九龄的缘故而忽然改变了自己素来的志趣吗？

若“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15)，也可证明浩然遭际知己的欢畅，而并不能证明浩然入仕途的快乐。读者或者以为“遇知己”则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乡忧”了。果真如此吗？今考何所谓“越乡忧”即可知道，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考浩然入越之行当在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时落第离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阳去往吴越。至开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历吴越；迄开元二十一年绕经湘水凭吊屈子，同年仲夏始归家。(16)陈铁民先生则以为浩然入越之行当在久滞洛阳后、开元十六年进京赴举前，“估计当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17)然由《自洛之越》诗可略证此说恐不确切。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披寻诗旨，知浩然此时对功名利禄应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诗似应作于历尽求谒、科考及献赋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吴越所作诸诗，也已明言其已无心于仕路，后文将备论，此不具陈。据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对功名利禄已然心灰意冷，那么为何在吴越行后却反而又入长安应进士举呢？对此最贴切的解释恐怕就应是：浩然游历吴越当在其入长安应举之后，即在开元十七年前后。

依据前论，浩然淹滞越中凡三载，其间作诗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卷四）《宿天台桐柏观》（卷一）《经七里滩》（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卷四）《久滞越中赠谢南池回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诸诗，皆折射出浩然在吴越时的情感。若《经七里滩》《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宿天台桐柏观》三首，均表现浩然超脱俗情的快意，无所谓“越乡忧”。及《宿建得江》，也不过是一般游子触景生情的乡思的流露罢了，不关仕隐。如《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约略流露出一缕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问，试析如下：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曰：“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考浩然入越时间略知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九年，大致是叙述倦旅怀乡、访旧惜才之意，所应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二联。根据诗意，谢南池、贺少府二君当时正隐居于若耶溪一带，而其人素为圣主所宝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隐退而后者淹滞于秦稽，个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阙”的原因，实际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谐，遗憾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并非冀望于来日的荣显，也无非是寻个兴叹之由罢了。至于所谓“越乡忧”，多半也是乡旅之愁、思念知己旧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时贤所说的那样，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可为补证。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曰：“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寻。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按，“魏阙”，典出《庄子·杂篇·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陈鼓应先生注曰：“魏阙，宫殿之门，荣华富贵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说魏牟虽有岩穴之志，但又抛舍不开眼前的富贵荣华。浩然用此典，言“无复子牟心”，其中含义，恐不必笔者费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罢。又，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与前诗作成之日相去不远，故由此诗可略证前诗的本意。又，开元二十年浩然有《岁暮海上作》诗，也可为证。

《岁暮海上作》诗云：“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州复何在？”别的诗句且不说，只“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一联即已足够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隐逸邀名以达荣显之途。由这首诗也能够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怀魏阙”来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远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开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门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园眇天末，良朋在朝端。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这几句诗大体是说：“望也望不见，故园渺茫在遥远的天边；想也想不着，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着与你们携手，同游在这壮美的山水间；你们何时才挂冠归隐于林泉？”在这首诗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挂冠归隐，以便与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时仍然“未能忘魏阙”怀揣荣贵之念，则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罢！由此可知，对浩然在吴越所作的诗篇里所用的“魏阙”二字，断不可莽撞处之。

《泛舟经湖海》诗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逗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诗也有思归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两联。“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由“观涛”句推度，当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者用此句论证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对诗意恐怕不免有点歧解罢？

由上列诸证可见，“越乡忧”并不是由于仕显之志难以实现而发，而是由于久客他乡，故人相违，旧思乡愁时至而兴。而“越乡忧”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临当阳楼时的心情。“越乡忧”既作如是解，则不但“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吴越期间即已完全摒除了仕进的念头也可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乡忧”，并不仅仅是为了详尽地证明一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因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在吴越之行期间表露出来的尤其的多；而且，当时浩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的末期，故而此时的诗篇是考辨其仕隐思想者断断不可轻忽而尤其应当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诗歌流传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18)，多记隐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应举求仕等事情。上文所举论的，大多是学者素有讼议的篇什，至于显言隐逸的诗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是不必饶墨即可明鉴的，不论。前面的论述，似乎有“只驳不立”的嫌疑，但笔者的初衷，断不在于“驳，而恰在于“立”，只是为了议论得更精审并且俭省无谓的笔墨，从而选择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经细致地思辨确实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的诗歌加以论证探讨。

前文所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所论起自浩然赴京应试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转变，在《京还留别新丰诸友》诗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诗云：“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远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是时浩然在长安应举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别王维》和《京还赠张维》等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揣摩诗意，则易知落第还乡事当为孟浩然仕隐思想转变的一重要分水岭。其前，浩然固有隐逸之思，然而犹未尽弃仕进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渐悉摈功名心，唯以隐逸游乐宴饮为趣。后者前文已备述，而关于其前期的论述，笔者以为“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论。笔者认为，赴京应举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鸿鹄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实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固然不是时贤囿于对某些成见的机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证于《孟浩然集》和与其相关的言行事迹以及时人的诗文酬酢，确乎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难道没有因由吗？请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然而笔者以为盛唐士子多喜隐逸于山泽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尤不可轻忽。考诸各类记载，士子隐逸林泉的风气，以后汉、东晋、南朝及唐为最盛。如后汉，因为豪强地主势力倾盖一时，又兼宦官、外戚专权跋扈，党锢之祸兴起，故而世间洁身自好的贤士，常避处渊薮；至东晋、南朝则官贪，且征伐更替不绝如缕，恰佛教又兴盛，于是重节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词藏山匿野。然而时至李唐，尤其是正当盛唐之际，百弊尽扫，风气日开，大有海晏河清的气象，时号“圣代”，为什么隐逸之风却又复兴如斯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在于科举之崇（其中又牵扯世庶之争的形势）及佛道之兴，也不可抹杀后汉、魏晋南朝的影响，这三者又不可“条分缕析”，因为其枝条芜蔓缠绕并不能遽尔扯断，姑且综论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举取士。开元之世，科举尤其成为庶族跻身朝堂、提高地位声望的重要门径，由是士子读书之风大兴。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杂记》条云：“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傅璇琮先生论之曰：“盖唐代士子，为应科试，多读书于山林寺观，以习举业，此乃一代风气。”(19)长此熏陶渐染，士子的隐逸思想不自觉间即已成为定势。笔者览《唐才子传》《新唐书·隐逸传》和唐人的诗文及宋人有关笔记，屡见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泽之思，其尤甚者，若阎防、王维，虽然中了进士举，这种隐逸之心还是没有泯灭，如《新唐书·隐逸传》《唐才子传》等籍均载贺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20)，于是乞骸骨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载杜少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句子，可见忧国忧民如老杜者，也难尽弃归隐山林之念。为省笔墨，别的事例就暂且不再列举。由此可见，盛唐之世，隐逸风行，确实是有明证的，而时人也大多以此相标榜，这从唐代的诗文中是可以窥见的。考孟浩然的诗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隐居读书，且多与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诗中有“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之句。按“无生理”即佛理。则浩然所受隐逸思想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又，唐代进士阶层渐成气候，对于世族豪门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威胁，二者遂成为李唐统治集团中对立的阶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当玄宗朝，此二阶层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进士阶层已稳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议，世族豪门仍居主导。(21)故当盛唐之世，进士阶层虽享清誉，在仕途则多压抑迁徙、昂藏沦落之人，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玄宗赐九龄白羽扇”条载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事：张九龄在相位，屡有诤谏，林甫疾之，每进谗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见九龄；一次，正当秋寒时节，“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诗》卷四十八也载有九龄《咏燕》诗，只是”蹇”字作”暂”，无其它区别。由九龄诗知其自言出身微贱，不能与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较高下；声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龄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庶子。这难道不是世族豪门仍居主导而进士阶层犹未得舒展的明证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一载《古歌行》有”高皇旧臣多富贵”、”洛阳少年莫论事”等句；同卷又载《别韦参军》诗，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二诗皆作于开元十一年前后。这两首诗曲讽直陈了开元年间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证前论非虚。又考新旧《唐书》《唐才子传》诸书，更可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无稽的妄说。故此士子常生远世以避祸或归隐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头。

又，李唐的时代与后汉、魏晋、南北朝相距不远，士子学为诗文常取法乎彼，无庸多论。在学诗摹文的同时，他们也在不自觉间仰慕古人处世行藏的态度，仔细想来，也并非无稽的悬揣。且后汉、魏晋、南北朝重名节、轻仕进的风气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又不止于诗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处遗踪等，则不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古人论浩然诗，以为其诗祖建安而法渊明，浩然诗中也有”余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句子，这大概可以勉强作为唐代诗人受后汉魏晋南朝影响很深的一个例证罢。

愚观《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汉书》《晋书》《高士传》（晋皇甫谧撰）《世说新语》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厌俗务，不重于入世干禄，而乐于养德修身。这难道不是当时士子较为平常的心态吗？莫非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竟为李唐一代士子仕隐思想的典型化的缩影？由于笔者对此仅有一个较感性的认识，所见到的材料也还远未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对此问题还不能作出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姑录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隐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见到。而孟浩然仕隐思想的形成也与其读书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前文已经涉论，细读即能发现，不赘。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阐明孟浩然虽然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但其思想却一直偏重于归隐林泉，赴京应举前尚有经邦济世的志向，其后则逐渐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种出世的理想。对于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笔者论且及此。然而其中悬而未决的疑问，显然还有很多，请待他日再论。

附注:

(1)见《王维年谱》,载陈铁民《王维新论》。

(2)参《王维年谱》及《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皆载于陈铁民《王维新论》。

(3)参《王维年谱》的有关考订，载陈铁民《王维新论》，也可以参见李嘉言《古诗初探·全唐诗校读法》。

(4）(11)（13）转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隐鹿门山，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庞德传》。

(6)以上诗话皆转引自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

(7)考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8)说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陈铁民先生关于此事之考订。

(9)转引自徐鹏《〈孟浩然集〉校注》。

(10)有的论者认为浩然与朝宗确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乐，因其实质无甚差别，故不考辩。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2)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4)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诗”宋大使”注条及其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15)《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此据徐鹏《孟浩然诗纪年》。关于孟浩然诗作和生平的纪年，因史料的关系，各家均不能有确切的定说，因而争议很大，笔者暂取徐鹏先生之说，间以自己的简略考订，读者可参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第期至第期；又可参阅王辉斌的《一种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辩误》，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3期。

(17)《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陈铁民《王维新论》附录。

(18)各版本所载首数悬殊，今不具论。

(19)此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阎防》条。

(20)此句转录自《〈唐才子传〉校笺》，语本《全唐文》。

(21)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岑仲勉《隋唐史》。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阐明的，当以专文论之，今不具陈。

援引或参阅借鉴书目：

《〈孟浩然集〉校注》（唐）孟浩然著徐鹏校注人民文学版

《〈唐才子传〉校笺》（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中华书局版

《唐人行第录》岑仲勉著上海古籍版

《北梦琐言》（宋）孙光宪撰中华书局版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版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清）王琦注中华书局版

《李白诗文系年》詹锳著人民文学版

《唐摭言》（五代）王定宝撰上海古籍版

《韵语阳秋》（南宋）葛立方撰上海古籍影印本

《〈唐才子传〉校注》（元）辛文房撰孙映逵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撰上海古籍版

《隋唐史》岑仲勉撰中华书局版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版

《王维新论》陈铁民著北师大出版社版

《全唐诗》中华书局版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版

《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葛晓音著北大出版社版

《〈孟浩然诗集〉校注》（唐）孟浩然著李景白校注巴蜀出版社版

《〈王右丞集〉笺注》（唐）王维著（清）赵殿成笺注中华书局版

《〈庄子〉今注今译》（战国）庄周撰陈鼓应注译中华书局版

《明皇杂录》（唐）郑处诲撰中华书局版

《高适诗编年笺注》（唐）高适著刘开扬笺注中华书局版

第8篇：汉江临泛王维范文

一、满清入关，汉人易服

清王朝是由塞外民族满族入关后建立的，长期生活于我国北方地区的满族服饰具有典型的游牧风格。清初顺治帝福临入关时为坚守其本民族旧制，不愿意轻易改变原有服式。1644年6月，山海关开关，清兵占领北京，下江南，清世祖即位；第二年6月，福临颁布了“剃发令”，清廷将反剃发作为归顺的标志之一，剃发易服这一强制性活动的范围与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因此遭到汉族人民的坚决抵抗。汉族人素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之意识，在“宁可断头，决不剃发”的口号下聚集起来，对满族统治者进行多次斗争，“江阴十日”、“嘉定三屠”、“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的诗句就是最好的见证。

二、短期繁荣，满汉相融

康熙帝作为清代第二代皇帝，同时也作为中国封建史上不可多得的圣明君主，他看到单以野蛮落后的方式去统治中原，实际上破坏了汉族已达到的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于是不得不缓和满族和汉族之间的激烈矛盾，使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且在不成文的“十从十不从”、“男从女不从”的条例下，两族矛盾才暂时得到缓解。习俗有极强的传承性，也会随时随地而变，由于两族人民的广泛接触且频繁，所以其演变过程中互为渗透融合，互为影响。

由于满族服饰具有典型的游牧风格，带有浓郁的大自然风格，而中原地带由于其地理位置、气候环境，长期以来崇尚文儒柔雅之风，所以满汉两族服饰在相融的过程中，既有互相替代，也保留了各自的服装特色。

清代男子以袍、褂、袄、衫、裤为主，相继改宽衣大袖为窄袖筒身，衣襟以钮扣系之，代替了汉族惯用的绸带；领口变化较多，无领子，而另加领衣，俗称“牛舌头”。在满族的服装上采用了汉族冕服中的十二章纹饰，只是不在常服上缀补子，而是直接绣方形或圆形补于衣上，称之为补服；袍服袖口有吐出于外的“箭袖”，具有典型的地区特征，因形似马蹄，被俗称为“马蹄袖”。其形源于北方恶劣天气中避寒而用，待狩猎射箭时又可卷上，不妨碍形动。袍服中还有一种“缺襟袍”，前襟下摆分开，右边裁下一块，比左面略短一尺，便于乘骑，因而谓之“行装”。在“嘉乾”之后，开始效仿汉服，汉服虽屡遭禁止，但其趋势仍在不断扩大。汉族女子清初服装基本与明代相同，到后来不断变化，终于形成清朝服装特色。云肩在明代已现于社会女子之间，可作为礼服，清初女子在行礼或新婚时作为装饰；清初满族与汉族女子各自保留本族发型形制，至中期汉女仿满宫女，以高髻为尚；鞋式旗汉各异，旗女天足，穿木底高跟鞋，汉女缠足，多穿木底弓鞋。

清朝虽有百年盛世，却摆脱不了封建帝制统治的陋病，愚昧的闭关锁国之政，使得国运每况愈下，而此时的服饰却崇尚奢靡，追求繁缛的艺术风格，导致服装边缘、饰物等形成精致细密之风。乾隆时达官贵人为显阔，曾实行过一阵反穿马褂，以炫耀其高级裘皮。在衣服边缘地方施绣镶滚花边是清代女子衣服装饰的一大特点，早期只有三镶五滚，后来越发繁阔，发展为十八镶滚，以至连衣服本料都显见不多了。《红楼梦》中的贾府，不光老爷太太们遍体绮罗，就是妻妾仆人们也穿着绸缎为之，而其中描绘的封建家族生活奢侈无度，服饰攀贵显富，便是这个封建王朝末期腐化的真实缩影。

三、后期衰败，西风东渐

至清朝后期一切都预示着清王朝已经开始衰败，同样也标志着一个革命时代的开始。

19世纪末，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掀起了一场具有一定群众性的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一批带有资产阶级改良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建议变法维新，其中既有政治大事，也有服饰习俗。清朝末年人们服饰的变化，不仅是清王朝走向没落的象征，也是西方文化冲击产生的结果，人们由于年龄、性格、职务、爱好、阶层、经济水平和社交范围的不同，也在大同之中求各异：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或罗宋帽，下身穿中式裤子，登布鞋，这是中年男子及公务人员交际时装束；西服革履，戴礼帽这是青年男子或从事洋务者所喜好的装束；还有极少数的开明男子的服装中西结合，长袍，西裤，礼帽，皮鞋。而女子的服装着重点在旗袍，旗袍本意为旗女之袍，清末时体宽大，腰平直，衣长至足，衣上饰有寿字和各色花卉图案，如“如意牡丹”、“福禄寿喜”等，制作细腻精巧，色彩讲求层次变化。服装造型基本上采用直线，胸、肩、腰、臀呈平直状态，没有明显的曲折变化，掩盖了女子的身材形体，也就谈不上女性的人体美了。但由于受外来文化影响，开始缩短长度，收紧腰身，衣领紧扣，曲线鲜明，或大襟或斜襟的旗袍为一些女性所青睐，边缘处镶滚花边或刺绣纹饰，从而衬托出端庄、典雅、沉静、含蓄的东方女性之美；经济便利，美观饰体，再加上高跟鞋的衬托，更体现出妇女的秀美身姿。

第9篇：汉江临泛王维范文

图景・图画

武汉，简称汉，湖北省省会，位于江汉平原东部，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及其最大的支流汉水横贯市区，将武汉一分为三，形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鼎力的格局。唐朝诗人李白在此写下“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名句，因此武汉又称“江城”。清代末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武汉经济繁荣，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武汉最为著名的名胜有：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部级风景区东湖、历史悠久的归元寺和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古琴台等。

解说・解读

烟波江上叹茫然

宗 蓓

编钟玉磬，清响悠悠，自荆楚走出的三闾大夫，终以沧浪之水濯尽一生悲欢。而泱泱中华的爱国意识，却从此扎下深根。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一管孤笛吹过千年，当黄鹤楼由吴国的水军训练基地变为著名的登临景点，便注定了历史的尘埃终将散去，留下的，唯一樽还酹江月的记忆而已。

再后来，江城的名字，湖北省会，九省通衢，华中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喧闹纷繁的都市文明，终究融合在这样博大的时代故事中。

茫茫中国，这样热情奔放，却又诚恳固执，唯武汉而已。

从小就知道，沿着蜿蜒的长江有一座名为武汉的城市，从地图上看，终究也不过一个不大不小的红点，和其他的省会城市一样，没什么特别的地方。直到很久以后，真正融入其中时，才慢慢发现，所有平凡表象后埋藏的，一样是姿态万千。

武汉很大，四通八达，大到让人觉得茫然；武汉人生性外放，骨子里却执著于悲剧，放歌或狂哭之后，剩下的都是茫然；一桥横跨，长江到了这里显出水势汤汤，烟雨中的龟山蛇山，雾霭茫茫。

荆楚之地有名楼，清江日暖入晴秋。烟波浩渺，谁占一方胜景？黄鹄矶上，崔颢诗传千秋。

江南三大名楼中，滕王阁因王勃的华彩篇章而不朽，岳阳楼则在范仲淹的笔墨下境界尤高。而黄鹤楼，古往今来，写到它的诗词共一千七百多首。盛唐时代的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杜牧、王维等人都写到过黄鹤楼，但最终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却还是崔颢的那首七律――《黄鹤楼》。

其实那楼本身也就是平平无奇，不过一座四边套八边形的九层高楼，明黄琉璃瓦，飞檐老铜铃。登斯楼也，也未见得就有什么锦绣河山的好风景，隔着汤汤江水，看着老汉口陈旧破落的民居――失望是自然的。但没有办法，这是个商业的时代，想想连雷峰塔都被砌成金碧辉煌的模样，将这黄鹤楼掏空了装上电梯，或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幸，那些借文字而传承的情感不会被时间空间所消磨，于淡黄的纸卷中恪守沉默，得以永恒。于是千年后的人遥望江水默诵那首号称“唐人律诗第一”的《黄鹤楼》，伴随这长江之水滚滚而去，记忆尘埃漫漫而来，天地便在此间悄然拓宽。

黄鹤楼

崔 颢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据传，古时候有个姓辛的人在黄鹤山头卖酒度日，一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道蹒跚而来，向他讨酒喝。辛氏为人乐善好施，见老道非常可怜，就慷慨应允。以后，老道每日必来，辛氏有求必应。过了一年多，有一天老道忽来告辞：“每日饮酒无以为酬，只有黄鹤一只可借，聊表谢意。”说罢他拾起地上的一片桔皮在墙上画了一只黄鹤，对辛氏说：“只要你拍手相召，黄鹤便会下来跳舞，为酒客助兴。”随后老道飘然远去。辛氏拍手一试，黄鹤一跃而下，应声起舞。消息传开后，远近的游人都来饮酒，酒店生意兴隆。十年后，老道突然出现在酒店，对辛氏说：“十年所赚的钱，够还我欠的酒债吗？”辛氏忙道谢，老道取下随身携带的铁笛，对着墙上的黄鹤吹起一只奇妙的曲子，黄鹤闻声而下，载着老道飞走了。

此类典故，真假大可不论，只知如今，乘鹤而去的仙人早已不复，滔滔江畔，徒留偌大一座黄鹤楼，还有渺渺白云，悠悠寂寞千年。

颈联笔锋一转，写到实景，楼头远眺，可见晴川下汉阳城中的绿树成荫，而鹦鹉洲上，萋萋芳草，一片碧青。《楚辞・招隐士》曰：“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梦中总有这样一片青草原，薤露初凝，流萤漫舞，苍穹之下，总有些无声之物，淡看这时光的流逝。

眼望楚天千里，滔滔江水，尾联一笔宕开轻愁无限。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缱绻笔端字，抒写出一片烟水寂寥。乡关何处？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曾问过同样的问题。据说，当时的崔颢也并非凑不得一份归乡的盘缠，最无奈的，只是纵然目极天涯，望见的也未必是家。

烟波江上，乡关何处？同样的疑惑流传了千年，习惯于向后看的中国文人依然找不到答案。滔滔江水，落照苍茫，天地间永恒回荡的，只是这白云黄鹤的一曲长歌，还有那失落在无数的细节中，怎样寻觅也苦求不得的理想。

我总相信，彼时崔颢的乡愁，应该是一种形而上的情感，于这茫茫世间踽踽独行时，何处才是让人心灵获得宁静的精神家园？今天的我们，徒有太多的物质文明，于是改造了城市，将萋萋芳草踏平为水泥马路，让无情碧树凋残在混凝土前。晴川阁、古琴台、黄鹤楼，所有的名胜只能由一堵围墙保护起来。多么脆弱可笑的障壁！

登上黄鹤楼，看着这个灰蒙蒙的城市，因为明知道无甚期待，所以也就无所谓失望，只是在最后仰头的刹那，突然间有种莫明被感动的错觉――

檐角的铜铃，在微风中轻轻扣击出声声轻吟。

与黯淡江水相倒映的，竟是如此宽广无垠的一片蓝天。此时流转飞逝的白云，是否会有当时崔颢诗中的那一朵？果然，千载流年之后，不曾改变的，只有这仰首可见的宽阔风景了。

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李 白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多少年后，当人们翻开泛黄的书卷，是否还能透过陈旧的墨迹，窥见昔时五月那蹁跹飞散的朵朵梅花？

一曲《梅花落》，催开了心间的梅魂芳骨。在流放的路上，李白途经武昌，遥遥听见还是那个“崔颢题诗在上头”的黄鹤楼中传来的笛声，悠扬宛转，清越悲凉。思忆蔓延，于是又是乡关何处的永恒质问。倒映在李白眼中的长安何等繁华，离去时竟也如此仓促和凄凉。在那之后，山长水阔，且不问家在何方，纵是想再听一曲悦耳动人的《梅花落》，恐怕也只能靠记忆反复地苦苦回想了。

初夏的五月，大唐的黄鹤楼头恍惚绽开了最早的梅花，一朵一瓣，飘落在茫茫流逝的江水之中，伴随着悠扬笛曲，亘古寂寞。时光荏苒，当年黄鹤楼中的吹笛人早不知骨冢何方，唯有那年年斜窗早发的梅花，依旧惦记着遥远而凄凉的歌谣。

作诗调我惊逸兴，白云绕笔窗前飞。

待取明朝酒醒罢，与君烂漫寻春晖。

幸而，李白仍是李白，纵然离别，纵然身死，也带着一份落拓潇洒的自在逸兴，这也注定了他不同于若干年前那个自沉汨罗的楚人屈原。在李白的眼底心中，人间处处是风景如画，纵是离别，纵是此去经年，说到底又有何妨！槌碎黄鹤楼，放飞的却是本性自由的黄鹤，振翼而飞时，倒不如念一句“待取明朝酒醒罢，与君烂漫寻春晖”，乘醉而去，踏月而归。

其实武汉本身并不是一个有太多伤感气息的城市。这里的人们太热烈，表达也太直接，爱恨如此分明，常常是无暇感伤，便又急匆匆奔赴了下一处目的地。武汉人总是一副急躁的模样，做什么事都讲究一个痛快，一个酣畅淋漓，只是免不了每每在繁华散落后发现，那些隐藏在神采飞扬背后的茫然。

烟波江上终回首，免不了陷落于生命中那些无法回答的质问，终留下无可避免的茫然。

名迹・名篇

黄鹤楼

唐・崔 颢

略

（苏教版语文七年级下）

汉江临眺

唐・王 维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人教版《唐宋诗词鉴赏》）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唐・李 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八册）

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余槌碎黄鹤楼

唐・李 白

黄鹤高楼已槌碎，黄鹤仙人无所依。

黄鹤上天诉玉帝，却放黄鹤江南归。

神明太守再雕饰，新图粉壁还芳菲。

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

君平帘下谁家子，云是辽东丁令威。

作诗调我惊逸兴，白云绕笔窗前飞。

待取明朝酒醒罢，与君烂漫寻春晖。

（高中生课外阅读古诗文）

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 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高中生课外阅读古诗文）

黄鹤楼

唐・阎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