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见闻精选(九篇)

第1篇：开学见闻范文

开学前一天时，接到了要分班的通知。其实我本来就预料到了要分班是事情，但没想到会直接去所在的新班，本来想要和同学们好好的向老师们告别一下也只能作罢。迷茫、忐忑、期待的滋味全都涌上了心头，我既盼望着见到新同学，又怕互相不认识会“尬”，可这一切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第二天一早，就提前去到学校，从通告栏的这头一直走到那头，才在最后一张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便快步走入教室。

坐在教室里，看看周围陌生的面孔，心中一阵失落，便把目光投向了窗外。清晨，太阳还不算炽热，马路上全是来来往往的车辆，偶尔会有几个学生匆匆忙忙从马路对面飞奔而来，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可身旁的同学和即将要认识的老师已不是原来的那个，一切都是未知数，想必这个初三会更加精彩吧。

第2篇：开学见闻范文

我们无论怎样教，无论是什么教学模式，不适合教室里的学生，不以学生为出发点，都不能算好的课堂，不能算成功教育。

一直以来，在新课程改革进行实施中，在课堂教学贯彻中，我像多数教师一样，“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大胆放开手脚，有些“穿新鞋，走老路。”课堂上只盯着书本上的知识、内容，生怕浪费时间，生怕知识点没说到学生不知道，教学任务完不成，考试受损失，成绩差，而忽略了学生的感受，课堂上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能很好被激发。但其现实是：课堂上教师忙得不可开交，学生毫无生机、兴致，学生参与课堂的热情度低，特别是到了初三，多数学习基础差的学生选择了放弃英语学习，课堂上，教师辛苦在讲，学生爬到课桌上了一大片，成绩就更别提了。这样英语课堂处于两难境地。学生苦不堪言，教师苦不堪言。

英语课上学生不开心，教师也一肚子怨言。教师辛苦准备每节课，认真上每节课，把该讲的都讲到，学生成绩依旧令人失望，这很令教师有种挫败感。作为教师，多么希望学生喜欢自己的课堂啊，学生的喜悦是教师最大的安慰啊。

借学校上公开课之际，我更加认真地准备了一节课。我想，大家都认为公开课就是作秀课，加上听课的教师不都是英语教师，我想让听课的教师觉得听英语课也是很有趣的，再加上我正好该上“新目标九年级Unit6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那我就作秀一会吧。这一单元让学生学会用定语从句谈论自己的喜好，SectionA主要用定语从句谈论音乐，以激发学生的兴趣。我反复推敲，认真设计了这堂“作秀课”， 让音乐回荡在课堂，以语言目标为主线索，贯彻始终。

一、课前热身

课前，我借助多媒体，在屏幕上打出了第六单元的标题，且有孩子、成人跳舞的跳动画面，并放了一首“此情可待”的英语歌，感染英语课的气氛，使人在愉悦的心情中走进英语课堂。

二、复习导入，以旧带新。

游戏是学生感兴趣的一种课堂教学活动。

为了调动学生说英语、用英语的的积极性，我说我们现在做个游戏。在做之前，请同学们告诉我，我们在第五单元学了什么内容，学生回答说用情态动词must， could， might， can’t来进行推测，我接着说现在让我们做游戏吧。我让三个学生闭上眼睛，另外一个学生从这三个学生中那两本书交给我，然后，让刚才闭眼睛的三个学生睁开眼睛，我拿起三本书说，我现在有两本英语书，拿出一本问“Whose book is this?”让学生用上节课学过的知识进行推测。随后，我借势拿着学生的书说着、并在黑板上写出This is a book. The book is Wang jun’s. 随后说我们今天学习把这两个有关系的句子合并在一起，并板书出This is a book is Wang Jun’s. that用彩色粉笔书写，并进行了简单的讲解和举例。 转贴于

我设计这个活动的目的是想让学生会用学过的知识，并且以旧带新，很自然地引出了定语从句，导出了这节课的主线，为学生下一步谈论音乐奠定了一定的语言基础，也使课堂活动的主要语言目标一目了然。

三、听音乐，导出新词汇。

接上面的活动，我问学生，假如我们不确信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推测，那我们不开心时怎么办？我没有直接问学生，而是让一名学生扮演洛阳日报的记者，在班里做个调查，“问学生是否开心？为什么？怎么减少压力和不快等。”然后在班里做个调查报告。接着，我说音乐可以使我们快乐、高兴，让我们欣赏音乐”If you are happy” 吧，多媒体呈现歌曲题目，并打出新词汇sing along with music ; dance to music. 并说If you are happy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usic. If you are happy， you can dance to music. 然后让学生跟读。接着我放了“如果你高兴”这首歌的视频，并有英文字幕，这首歌欢快易懂，学生手舞足蹈起来，有些也跟着小声唱起来。听后，让学生评价一下这首歌，并在多媒体上呈现一些评价的词汇，并引出新词汇gentle. 我说不同人喜欢不同种类的音乐，你能说出有哪些种类的音乐吗？并呈现出不同音乐种类的画面和词汇，为学生以后的课堂活动添砖加瓦。

四、借用音乐，练习目标语——定语从句。

1. 播放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然后学生猜出音乐种类，复习了上节课学过的词symphony， 达到使用语言的目的。并呈现句子This is music that Beethoven produced. 使目标语言在“学中用，用中学。”

2. 为满足学生的好奇心，通过放音乐让学生猜猜我喜欢什么音乐。我放了Edleweiss这首歌，让学生练习目标语I like music that….

3. 接着又放了另一英语首歌曲Do’t cry for me Agentina. 说I

prefer music that has great lyrics. 在练习目标语的基础上呈现了新词汇prefer， lyrics.

4. 为进一步练习目标语和让学生多欣赏好的音乐，感受语言，我有放了另一首歌Big big world的画面，随后问What kind of singers doyou love? J并呈现Jay Zhou等歌星的照片，并呈现句子I love singes write their own music. 导出定语从句修饰人时可用who。

总之，这节课学生接触到许多音乐方面的东西，对英语歌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学习英语的热情很高，学生们感觉很开心。

五、听录音

练习听力学生早在感知目标与的基础上，就很容易听懂录音内容。

六、做双人会话；小组采访活动。做调查报告。

两人一组，练习目标语。再通过小组调查活动，班级回表演，达到运用目标语组织语言的能力，并增进学生之间的理解、合作学习和交流的目的。

七、用多媒体呈现习题，练习目标语言。

第3篇：开学见闻范文

关键词 封闭 脱节 开放

一、从多种角度来看新闻学教育问题：在封闭中脱节

1.从新闻的内在属性来看

在笔者看来，新闻学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出色的新闻敏感。

什么是新闻敏感？从新闻实务的角度，新闻敏感指的是这样一种新闻专业能力，那就是，面对一个事件或者一条信息，能够迅速地判断和掂量出这一事件是否具备足够成为新闻的价值。

那么，新闻敏感来自哪里？按老报人艾丰的说法，来自于对“普遍事实与新闻事实”这一对对子的把握。①换言之，对社会现实理解与把握的深度与广度，决定了一个人认识和把握新闻事实的能力。一个人对社会现实理解得越透、越深、越多，就越容易在面对一件事实时，掂量得出该事实的分量，以及是否足以成为新闻的价值含金量。

以此推演下去，既然新闻敏感是新闻学核心，那么，提高和加强学生认识社会现实的素养，锻炼学生认识社会现实的能力，就应该成为新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笔者有限目力之所见，这恰恰是我国新闻学教育中的一块重要短板。

2.从课程设置来看

笔者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学课程设置为例来说明我国目前新闻学课程的不足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网站上是这样对其新闻学课程进行介绍的：

“新闻专业本科的学科基础课包括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新闻出版伦理与法规、媒介经营管理等，各专业方向核心专业课程有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摄影概论、摄影技术、图片编辑、摄影造型技巧、网络传播概论、网络传播实务、网页设计与制作、网络经营管理等。此外还可以选修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和广告、出版专业的有关课程。” ②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课程介绍则是以详细的表格形式见表一③

从这两所著名新闻学院的课程设置来看，它们都主要还是沿袭新闻理论、新闻实务和新闻史（含外国新闻史）这样一种三分法的传统新闻教育模式，一个在新闻言新闻的，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课程架构。

这种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课程架构的好处在于，使得学生对新闻学科的知识得以系统化，但它的不足是，严重忽视对学生认识社会素养和能力的培养。而且，大比重的新闻专业科的学习必然耗去学生有限的本科教育时间，使得学生无法腾挪出更多的时间来从事认识社会现实方面的素养与能力的自我积累。④

3.从新闻实务单位的内在要求来看

新闻业内的人一般都知道，新闻单位对新闻系毕业生多年一贯的评价就是，上手快，后劲不足。

这种评价其实是必然的，主要因为上述课程架构事实上决定了学生的知识结构。而同时，如果学生在课余又没有足够的自觉性，主动挤出一定时间来从事新闻学科以外知识的阅读与积累的话，其结果必然是知识结构的残缺，必然是认识社会现实的素养和能力的不高，必然是上手快，后劲不足。

然而，新闻单位最看重员工的是什么？

这固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笔者以为，南方周末执行总编辑向熹在一次报告中的一席话，是对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之一。

他说：

“时代认识与价值认识――做好新闻工作的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时代认识。《南方周末》招记者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他‘对中国有感觉’。所谓‘对中国有感觉’，其实质就是他要对时代有认识。第二个前提是价值认识。大家都知道，南方集团是个非常有理想的媒体，理想主义在整栋大楼里非常充盈。在这样的氛围里，价值认识成了潜意识里必须要了解的内容。在做报纸的过程中，这两点是最基础的。……就是要回答，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做新闻工作，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价值体系”。⑤

向熹所谓的时代认识，跟笔者在前面述及的认识社会现实本质上是一致的。而恰恰在这种认识社会现实素养和能力的培养方面，目前的新闻学教育做得很不够。

4.从新闻单位用人情况来看

在新闻单位，新闻系毕业生尽管往往在数量上处于优势，但在质量上则往往不尽然如此。笔者试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为例来说明，新闻系毕业生在新闻单位的总体被认同度和被肯定程度。

认同度和被肯定程度本身是个过于不具有操作性的概念。为此，笔者将它具体化为一组数据，即广州某报团近四年的招新专业及人数比较（只限于采编岗位）。

通过这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广州某报团采编招新的各专业比较分散；其次，在招新中，新闻专业毕业生尽管“一股独大”，但除2007年以外，其余三年均没有超过总人数的50％。笔者以为，这显示了包括该报团在内的新闻业界在招新上对员工的知识背景存在一个多元化的合理期望。

此外，据笔者了解，作为中国传媒市场上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报团之一，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现有主要子报子刊的主要领导中，新闻专业毕业的仅有两位。其余均为其他专业毕业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新闻学专业毕业生的发展后劲的确比较有限。

当然，我们不能绝对地以是否晋升作为衡量一个专业毕业生发展后劲的唯一指标，甚至也可以说这两者之间未必就有着绝对正相关的关系，但以笔者在新闻单位的观察来看，晋升的确可以作为衡量发展后劲的重要指标之一。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新闻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与他学科有一定的脱节，与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脱节，与新闻一线的要求与愿望有一定的脱节。

二、从问题角度来看新闻学发展路径：在开放中对接

问题既彰显，路径往往是对应和不言自明的。对应于上一部分的分析，笔者以为，新闻学发展的重要路径就是，走出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孤立状态，向社会现实开放，向其他学科开放，向新闻单位开放。只有在这种多元开放中才能实现新闻学教育与社会现实、他学科和新闻单位的对接。

1.向社会开放

培养一名称职的编辑、记者，是不可能单纯靠书本知识来完成的，甚至可以说是恰恰相反，正是书本以外的社会实践知识。社会实践越充分，才越有可能把握住国情、省情乃至地情，认识到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才能对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有真实的感觉。其实，许多新分配到新闻单位的大学生，之所以往往容易产生现实落差感，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长期“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偏居于象牙塔内，对社会现实十分懵懂。

2.向他学科开放

如前所述，新闻学的核心是培养新闻敏感，新闻敏感来自于学生认识与把握现实的能力。新闻学课程在新闻敏感这个最为核心与关键的问题上，实际上只是点到为止，而无力再挖掘下去。为什么？因为社会现实本身的复杂性。

社会现实纷繁复杂而多变，且不论要认识它，单就认识它的某个侧面，比如，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背景知识的丰厚积累。所以，要培养与锻炼学生的新闻敏感，就必须仰赖于新闻学以外的其他学科背景知识。

像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新闻专业，甚至明确要求其他学科的总学分必须占到至少50％以上的比例。

比如，马里兰大学Philip Merrill新闻学院在对新闻学本科生的培养上，只有1/4的课程属于新闻学方面的，侧重于提供工具方面的知识与概念。而其余3/4课程都必须在新闻学院以外的其他专业内完成，比如：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学、心理学。他们认为，这些专业所涉及的，都是学生们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会遇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专业背景知识的建构，将会增强他们的学生在某一特定新闻报道领域的竞争力。⑧

据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昌凤和叶铁桥介绍：

“1920年以后，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开始挑战传统的职业训练模式，重视培养学生广博的知识背景和部分新闻方面的技能训练。在四年制新闻本科的课程中，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是人文和社科知识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和语言等内容。这种课程设计不久成为全美大多数新闻学院的基本蓝本。”⑨

对此，我国新闻学教育改革也大可借鉴美国新闻学院课程设置的思路，大力压缩新闻学课程比例，适当增加其他学科在新闻学教育中的比重，乃至将新闻系本科一、二年级的教育归于其他科系，到三、四年级才回到新闻系接受专业技能的培训。

3.向新闻单位开放

这里说的“向新闻单位开放”包括三层意思：到新闻单位实习；加强与新闻单位的互动；延聘资深新闻人到新闻学院专职任教。

到新闻单位实习，目前来说，业已为各新闻学院普遍采用，在此不再赘述。

加强与新闻单位的互动，就笔者所知，尚没有引起新闻院校的足够重视。本文所谓的“互动”，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即，走出去，请进来。一方面，新闻院校老师宜定期带领学生参观、访问新闻单位，熟悉采编流程，了解新闻业发展动向；另一方面，新闻院校宜定期邀请名记名编到新闻院校开讲座，传授来自一线的新鲜、热辣的新闻背后的采编心得体会。

在这方面，笔者以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的准记者训练营值得借鉴。该训练营从2007年3月开营后，每周四下午聘请一名来自南方报团（以南方周末为主）的编辑记者进行一场讲座，并进行现场交流，既弥补了教学中来自一线实践案例的匮乏状况，又反过来丰富和加深了学生对书本知识的领悟和理解。而且，该训练营还定期安排学生分赴南方报团各子报，以准记者准编辑的主人翁身份，而不是旁观姿态的实习生身份，全面介入新闻策划、版面编辑等活动。其实，这与实习生的边缘人、旁观者角色和散兵游勇性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延聘资深新闻人到新闻学院专职任教，开始成为我国新闻院校发展趋势之一。不过，在美国的新闻院系，这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像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共33位全职新闻学老师，除新闻史学家Michael Schudson外，其余都有着丰富的新闻从业经历或新闻专栏写作经历。他们在自己的简介中都会突出强调自己在新闻单位的服务年限，如：“Ann是一位有着25年多广播、报纸报道经历的驻外记者”、“Sheila1982年供职于一家被广泛阅读的杂志《菲律宾纵览》（Philippine Panorama），从此开始了她的新闻报道生涯”、“（Ari）在执教新闻学院前，于纽约时报担任宗教记者长达20年”。⑩

在我国，新闻学教育还是以学院派为主。从新闻学长远发展计，这种状况应该改变，新闻学院应该不断地从新闻单位发掘人才以充实自己的师资队伍，而不是如课程设置那样，自我封闭、自我运作，进入一种死循环。

注释

参见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7月版。

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网页：省略/bkjy.htm。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网页，xwxy.fudan.省略/html/level2_kcjs.htm。

本文是从新闻实务的角度来思考新闻教育问题的。如果从新闻学研究的角度来说，目前这种课程架构当然是契合需要的。所以，笔者以为，对于新闻学教育，我们必须直面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是着力于培养新闻实务者，还是着力于培养新闻学研究者？本文无疑是从第一个角度，也就是新闻实务的角度，来反思我国目前的新闻学教育的。

引自向熹2007年3月29日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所做的题为《时代认识与价值认识――做好新闻工作的两个前提》的演讲。

“新闻”类涵盖了广播电视、编辑出版专业；“经济”类涵盖了金融、政治经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专业；“国际政治”类涵盖了国际关系专业；“生态学”涵盖了环境科学、水生生物学专业；“历史”涵盖了人类学、历史教育学专业。

中山大学校友总会（逸仙网 ）http:／／省略／main／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187

参见马里兰大学Philip Merrill新闻学院网页：journalism.umd.edu/courses/baclass.htm。

第4篇：开学见闻范文

关键词：张载；见闻之知；德性所知；诚明所知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206-02

张载的“知”分为见闻之知、德性所知、诚明所知。那么这三种“知”的理论来源来自哪里？张载“知”论中的见闻之知、德性所知、诚明所知三者关系如何？以及张载“知”论的理论意义是本文要着重解决的问题，现就具体论证如下：

一、张载“知”论的理论来源

张载之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宋史・张载传》）。那么张载知论的提出是否与《论语》、《孟子》有关呢？

1.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篇》）在这里，孔子把人分为生而知之者、学而之知者、困而学之者、困而不学者。紧接着孔子又把他自己归结为“学而知之者”，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篇》）同时，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篇》）显而易见，孔子认为他的知识是在多闻、多见的基础上，“择其善”、“识之”而得来。可见，孔子对“闻”、“见”的重视。此处也可见孔子对“闻”、“见”也有个“择”的过程。因为并非所有的“闻”与“见”，都会对其德性的形成具有辅助作用。

2.《孟子・尽心上》“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由此可见，舜“闻一善言，见一善行”之“闻”、“见”，对其德性的形成具有辅助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舜所“闻”、所“见”的只有是“善言”、“善行”时，才会对舜的德性形成具有辅助作用。另外《孟子・告子上》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这里孟子认为“小体”等耳目之官不能思，当与外物接触时，便会受到遮蔽；而大体指心，心可以思，能发现“天之所与我”的仁义礼智。在这里，孟子看到“见”、“闻”的局限性，从而需要“尽心”、“知性”、“知天”，发挥心“思”的功能，以弥补“见”、“闻”之不足。

3.“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理论的提出，与张载的排佛心态有关。张载说：“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真所谓疑冰者与。”（《大心篇》）此处可见张载批判佛教对天地世界的否弃，张载认为佛教以闻见识心，实为夏虫疑冰。张载又说：“释氏妄意天性而不知范围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缘天地。明不能尽，则污天地日月为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心，溺其志于虚空之大。”（《大心篇》）这里，张载将佛教的宇宙论视为“以六根之微因缘天地”，批评佛教“污天地日月为幻妄”的闻见心法。张载认为“见闻之知”有局限，所以需要以“德性所知”弥补“见闻之知”的不足。

二、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的关系

1.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的区别。张载说：“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所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大心篇》）张载认为见闻之知乃物交所知，即人的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结合得来的一种知识。他说：“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太和篇》）“感亦须待有物，有物则有感，无物则何所感。”（《张子语录上》）可见，见闻之知来源于对外在客观对象的感知。

“大心体物”、“合内外于耳目之外”是德性所知的获得方式。张载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大心篇》）“人谓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有内外之合也。知合内外于耳目之外，则其知也过人远矣。”（《大心篇》）张载在《经学理窟・学大原下》又说：“人当平物我，合内外，如是以身鉴物便偏见，以天理中鉴则人与己皆见；执此镜在此，但可鉴彼，于己莫能见也，以镜居中则尽照。”由此可见，以“合内外于耳目之外”、“天理中鉴”获得的知识就是“德性所知”。

2.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的联系。张载说：“天之明莫大于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几万里之高也；天之声莫大于雷霆，故有耳属之，莫知其几万里之远也；天之御莫大于太虚，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极也。人病其以耳目见闻累其心，而不务尽其心，故思尽其心者，必知心之所从来而后能。”（《大心篇》）正是由于见闻之知有局限，所以这才形成以德行“合内外”的需要。正是由于见闻之知有局限，所以张载贬其为“闻见小知”。但同时见闻之知对德性所知的形成有辅助作用，为其“启之之要”。张载说“耳目虽为性累，然合内外之德，知其为启之之要”（《大心篇》）。他又说：“闻见不足以尽物，然又须要他。耳目不得则是木石，要他便合得内外之道，若不闻不见又何验？”（《张子语录上》）虽然“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但是见闻之知与德行所知不可偏废，应该重视见闻之知对德性所知的辅助作用，用德性所知来弥补见闻之知的不足。

三、诚明所知与德性所知的关系

1.诚明所知与德性所知的区别。二者的获得途径不同。“大心体物”、“合内外于耳目之外”是德性所知的获得方式，前面已讲，此处略去。张载说：“天良能本吾良能，顾为有我所丧尔。”（《诚明篇》）张载认为：“民虽至愚无知，昏而不明，至于事不干碍处则自是公明。”即使是愚昧无知的老百姓其心也是“自是公明”，只是“惟于私己昏而不明”，“人常脱去几身则自明。”（《经学理窟・学大原下》）总之，破除“有我”、“私己”、脱去“己身”，就可以“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大心篇》）。因为孔子将人分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者。张载认为圣人就是生而知之者，具有良知良能。张载把道德修养功夫的实践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学者、大人、圣人。他说：“由学者至颜子一节，有颜子至仲尼一节，是至难进也，二节犹二关。”（《经学理窟・义理》）这里颜子代表大人，仲尼代表圣人，达到大人的境界与达到圣人的境界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见闻之知是常人、学者、大人、圣人都具有的，德性所知是学者、大人、圣人所具有的，诚明所知只有圣人才具有。张载说：“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诚明篇》）又说：“圣不可知，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则不可得而知之，圣不可知谓神。”（《神化篇》）在张载看来诚明所知只有圣人才有，是圣人之性所固有的，但圣人之性却是长期学问修养的结果。张载说：“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诚明篇》）他又说：“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可见，诚明所知的来源还是内外合一，只不过诚明所知是圣人实现了性与天道的合一而已。可见，诚明所知是学者、大人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而非单纯的经验知识。

2.德性所知与诚明所知的联系。张载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使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乾称篇》）“明”就是懂得“一天人，合内外”的道理，“诚”就是懂得这种道理并实现这种境界。德性所知与诚明所知二者虽然都基于主体的道德自觉，但程度不同。德性所知是“由明致诚”，由懂得这种道理而实现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诚明所知是“由诚致明”，有了这种境界，因而宣扬这种道理。诚明所知是知的最高境界，它超越经验层面和道德层面最终实现“一天人、合内外”的境界。

总之，在张载看来，“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是在合内外的基础上产生的经验知识。但是“见闻之知”有局限性，而且还易为私欲所遮蔽，所以张载贬“见闻之知”为“闻见小知”。然而，“见闻之知”、“合内外”、“启之之要”之功不可忽视，“见闻之知”对“德性所知”的形成有辅助作用。德性所知正是在克服见、闻的局限性，运用“心”这个思维器官，“大心体物”、“合内外于耳目之外”，获得道德层面的知。这只是懂得了“一天人、合内外”的道理，只属于大人的阶段。德性所知仍需“自明诚”，由懂得这种道理，“穷神知化”、“德盛仁熟”，最终实现诚明所知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

四、张载“知论”的理论意义

张载将知划分为见闻之知、德性所知、诚明所知，对以后的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张载说：“不尊德性，则学问从而不道；不致广大，则精微无所立其诚；不极高明，则择乎中庸失时措之宜矣。”（《中正篇》）从此意义上讲，他开启了宋儒“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辩的先河。程颐进一步把“见闻之知”与“德行之知”彻底区分开来。“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闻见。”（《二程集・伊川先生语十一》）张载说：“德性所知，不萌于闻见。”（《大心篇》）但同时他又说：“耳目虽为性累，然合内外之德，知其为启之之要也。”（《大心篇》）而程颐改“萌”字为“假”字，如果把“假”字理解为“凭借、依据”的意思，那么程颐是说“德性之知”自始至终都与“闻见之知”无关。可见，张载虽然认为德性所知不始于见闻，但张载并未否定见闻之知对德性所知的“启之之要”之功。因此，此后的朱、陆之争，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都与此问题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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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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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孝鱼.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朱建民.张载思想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

第5篇：开学见闻范文

我1979年高中毕业，那时就有一个做记者的梦想。而最早接触这本杂志，是1982年。记得是刚过完春节，十八九岁的我正在连队训练，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去团里的“通讯员培训班”报到。紧张的培训、实习结束后，我被师政治部宣传科新闻组留下了。从此，我可以在那里看到一些平时根本不知道、也看不到的新闻专业刊物。也许是我家乡观念太浓，也许是她的可读性很强，一本32开本的《河南日报通讯》叫我爱不释手，她――就是《新闻爱好者》的前身。我从这本杂志里吸吮了很多的“营养”，写作水平提高很快。随后，我的一些稿子开始在武汉军区《战斗报》等报刊见报了，年底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见报任务，团里还给我记了三等功。在1983年、1984年，我仍以较好的成绩分别荣立三等功一次，共达三次，这在当时也是少有的。

1984年年底，我在首长和战友的惋惜和祝福声中脱下了心爱的军装。和别的战友不一样的是，人家离开部队时带的多是被服、子弹壳等军品，而我带的则是两纸箱书籍，甚至包括几本经宣传股“特批”可以带走的《河南日报通讯》。

回到农村，我很快当上了村委会主任兼团支部书记。平时遇见好的新闻线索，我就及时采访、写稿、发稿。就这样，我时不时有稿件见诸报端或在广播电台播发，成了当地有名的“土记者”。不久，《河南日报通讯》从赠阅的内部刊物正式更名为《新闻爱好者》，并在全国发行，我毫不犹豫地自费订了一份。这时，一些喜爱写作的农村青年慕名找到我，一起探询写作的奥妙，提供新闻线索。我想，何不把他们组织起来办个学习班，一是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二是可以激发他们的新闻兴趣，三是可以给乡里培养一批通讯员，何乐而不为呢?我把这个想法给乡里的有关领导一说，立即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乡广播站广播了举办新闻培训班的消息，培训场地、黑板、粉笔、学员笔记本等，都是乡里安排的。谁知不几天，竟有30多人报名，他们多是本乡的农村青年，也有少数邻近乡的，其中还有一位50多岁的老同志。在这期学习班上，我根据参加部队新闻培训班的笔记，参考新闻写作教科书，给学员们讲了消息、通讯、言论等新闻体裁的基本特点和写作要求，还重点结合自身的实践过程谈了很多体会。由于是自身经历的、有很多例子是土生土长的，所以大家的感觉和反映还不错。我还给学员介绍了《新闻爱好者》杂志，并拿出几期存刊给大家品读。他们和我一样，对《新闻爱好者》竟是一见钟情，培训结束时，每人都自费订了一份。后来，在这批学员中，有10多人的作品经常见报，3人成绩突出，被县委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其中2人被县有关部门录用为干部或职工。

第6篇：开学见闻范文

约翰•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里假设了一种“原初状态”“：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社会地位、阶级出身、天赋和气质，以及他们的善的观念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他们属于什么世代和所处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和文明水平；他们只知道他们的社会在正义的环境中，只知道有关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政治和经济的理论原则、社会组织基础和人们的心理学法则。换言之，一切会引起人们陷入争纭不已的特殊信息都被排除。”置身在当今急遽变化的转型时代以及纷纭芜杂的公共舆论场中，新闻评论的立场常常受到各种外在力量的裹挟，其内在所具有的那些基本价值观受到侵袭，并日益变得支离破碎和动荡不安。事实上，真正致力于守望社会正义的新闻评论，理应在立场上进入罗尔斯意义上的“原初状态”：既不屈服于私人性偏见，也不被某种社会思潮或者集体心理所驱策；不取悦民粹主义倾向，亦不被“媒粹主义”所煽动；既独立于公共权力，亦疏离于浩浩荡荡的舆论洪流。新闻评论的立场独立，是其向社会大众提供优质意见的基础，也是获得社会公信力的源泉，若丧失了立场独立，新闻评论将成为一种语言的把戏以及个人或者小团体意志的传声筒。新闻评论独立品格的内涵，应包括“自主意识、自控意识，批判怀疑意识、责任意识、个性意识和勇于发出第一声、善于表达意见以及经得起历史检验等内容。”事实证明，只有具备独立品格，新闻评论才能担负起建构良好公共领域以及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责任，作为“灵魂和旗帜”的荣誉才不会蒙羞。

二、介入伦理：新闻评论介入新闻事件时应懂得“等待的哲学”

新闻时评是一种强烈的介入型意见文体。公共事件当前，新闻时评介入的节奏感和分寸感，考验着新闻评论创作者的智慧与责任感。介入的节奏感，指的是何时介入为宜。早与晚，快与慢，进与退，充满了时间的辩证法，是新闻媒体以及新闻评论创作者对于事件本身判断力的体现。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新闻评论者总是急不可待地希望介入事件中去，而在事件细节并不明朗的情形下过早介入，且又过于明显地表露自己的倾向性观点，常常令自身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事实上，很多时候，忍住表达冲动，再缓一缓，再等一等，等更多事实披露之后，再介入也不为迟。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新闻评论特别需要涵养一种“等待的哲学”。介入的分寸感，指的是在介入之后，小心翼翼地巧妙规避各种表达陷阱，既完成了意见表达，申明了自己立场和态度，又为其他更多可能性的表达预留了足够空间，始终保持情感中正，理性充沛，遣词造句温和，立场公平而开放，严格按照“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准则，稳健而行、步步为营。必须指出的是，这并非明哲保身，更非自我审查，而是一种必需的审慎。在功利主义时代，新闻时评要懂得慢的哲学，更要懂得审慎的哲学。这不仅是追求正义的需要，也是维护媒体声誉的需要。

三、话语伦理：新闻评论应剔除权力话语，回归法治理性与公义指向

新闻评论本质上是一种话语。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罗兰.巴特则认为权力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利益”隐藏在一切话语之中，“权力寄寓其中的东西就是语言”。新闻评论作为“意见话语”的属性，更加强了新闻评论中的权力色彩，极易形成评论暴力。新闻评论的话语伦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法律理性，以法律为依归，严格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发言，不以道德判断取代法律判断，不以个人情感模糊法律意志，不以想象去裁剪事实，涵养新闻评论的法律理性，只有如此，新闻评论正义守望和舆论监督的价值指向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四、正义伦理：新闻评论要有超越性的观点视阈和健全的正义观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新闻评论作为守护社会正义的重要一环，其本身首先就面临着一个正义的叩问———评论如何正义？新闻评论的正义伦理，首先要求新闻评论要有超越性的观点视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时间是检验真理的终极标准。所谓超越性的观点视阈，即新闻评论必须在时间面前保持谦卑，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进行立论和表达。面对一些复杂的公共事件，新闻评论倚重当下事实和证据，但也要超脱出眼下的事实和证据，保持观点的开放性，永远不要过早地盖棺论定。其次，新闻评论需要有健全完善的正义观。新闻评论对公权力越界保持戒心，但也绝不放松对所谓“弱者”的警惕；新闻评论看重民意，但绝不迎合和取悦民意，时刻保持立场的独立；新闻评论常常“发乎情”，但必须“止乎理”，不被情绪、偏见和私利所左右。新闻评论所忠诚的只是良知与真相，而不是其他；新闻评论决不应制造社会裂痕，煽动舆论斗争，而应该致力于弥合社会裂痕，促进舆论和解，增强社会信任；新闻评论不绕过负面现象，但也愿意释放正能量。新闻评论并不是正义的化身，它也不是正义的制造者，真正的事实与正义早就存在，只是被纷乱的现实所隐藏，新闻评论的使命在于通过逻辑与理性的力量，去发现和还原事实和正义。只有带着这种健全完善的正义观，新闻评论才会为这个社会带来正义与光明。

五、结语

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新闻评论一直在茁壮成长，在社会舆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纵观当下新闻评论现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新闻评论纵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整体上仍然处在一个粗砺的“初级阶段”，作为一种公众表达的形式，沾染了太多的庸俗、非理性和民粹主义气息，诸如稳健、均衡、公正、冷静、超脱等等品质，仍需要进一步磨砺和坐实。目前的新闻评论，在公众表达和精英表达两条道路上，同时快步疾行。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崛起，让人人都有了麦克风，人人都成了评论员，人人都可对新闻事件品头论足；另外一方面，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的挑战下，开始调整战略，专攻新闻评论的深度化、专业化与独家化，有一个明显的精英化转向。各家报纸陆续创办的“评论周刊”就是证明。

第7篇：开学见闻范文

关键词：多维视野；舆论；新闻舆论

和“文化”等相关概念一样，舆论也是一个具有多重释义的名词，尽管舆论一词经常被人们所使用，但是对于其内涵，却一直争论不断。在运用文献研究法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了关于舆论的多重内涵，其中较为认可的是《宣传舆论学大词典》中对“社会舆论”的释义：“通常指公众意见或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社会集合意识和社会知觉的外化。舆论是一种共同意见，但并不是所有共同意见都是社会舆论……舆论的本质是通过志愿的思想交融凝聚成的集合意识和整体知觉。”从中也可以看出，舆论的主体是社会公众，公众是一种无形的、由特定价值体系维系的共同体，它可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中，形成高度组织化的“集中”的公众。舆论客体是指舆论的对象或缘由，一般来说，作为舆论客体的社会事件，一定能够激发公众强烈的情感，甚至能够引发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使公众不由自主地产生去评说、议论这些社会事件的冲动。

新闻舆论的客体，也就是新闻舆论的对象，与舆论相比，新闻舆论的对象范围较小，新闻舆论的对象既有可能是被新闻媒体报道的事物，也可以是未被媒体报道的而鲜为人知的事件，甚至还可以是未必存在、属于想象领域的事物。

到了近代社会，伴随着新闻媒体的出现，舆论传播的范围和作用都有了质的飞跃。新闻舆论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具有新的角度和内涵，以下是多维视野下，笔者对于新闻舆论的思考：

一、古代中国：舆论活动形态及制度

舆论作为真是社会情况和情绪的重要指示器，与国家的安危有着直接的联系，古代的统治者中，有一部分统治者也非常注重民意的采集和收集，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新闻舆论的信息和资料。

古代最早的是“谏鼓”制，一般来说，有些帝王会在宫廷之外设置一鼓，供民生击鼓进谏，后来衍生到县级知府、衙门，也都通过在朝堂外或官衙外设鼓，臣民可以击鼓命冤。尤其到了宋代，还有“登闻鼓院”一说，统治者通过“谏鼓”制来了解民，察看民意，“谏鼓”制是古代最古老的一种新闻舆论的收集和传播方式。《诗经》中提到的“诗可以兴、观、群、怨”，其中“观”和“怨”都用来指舆情的表达。

但是其实结合历史学的观点，我可以得到，对于古代的这些所谓的舆论制度的设置，其实并不在于体恤民意，而是在于统治阶级对舆论的恐惧，“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也就是这个道理。在中国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社会中，虽然有一些“开明”的君主在口头上承认舆论的重要性，甚至建立了某些舆论采集制度，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由于特殊的历史规定性，公民社会资源在中国古代极为贫乏，社会的公共空间极为狭窄，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社会舆论自由表达和交流的最低限度的制度条件。

与中国古代社会相比，西方国家从古希腊城邦制国家开始，就循着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社会的舆论活动和舆论形态也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舆论活动和舆论形态有着极大的不同。比较典型的，古希腊在“伯里克利”时期，城邦国力强盛，政治氛围宽松，出现了苏格拉底、普罗泰戈拉登雄辩家，他们就是早期的新闻舆论中的“意见领袖”。随后在古希腊和罗马都出现了一些演说家，对于助推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意义。

二、近代：社会学和政治学聚焦下新闻舆论

伴随着新闻媒体和出版业在中国出现以后，新闻舆论有了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活动领域，对舆论的研究和对新闻媒体的研究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新闻舆论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领域。

但是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我国新闻舆论活动并不活跃和广泛，这就在根本上制约了中国近代新闻舆论的整体发展，加之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特别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的发展有限，使得中国近代舆论研究缺乏学术的根基和科学的支撑作用。中国近代的新闻舆论研究水平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并不高，大部分都是零散的、局部的。而近代的新闻舆论研究可以从西方得到较多的启示，这一时期，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飞速发展，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大大促进了新闻舆论研究进程。

在18世纪的西方国家，欧洲的一些思想、政治家开始清醒的意识到，有理性价值的、能够真正反映和协调全社会利益的舆论有赖于社会意见的充分交流、三、现代：大众传媒下的新闻舆论

随着社会经济节奏的发展，大众传媒工具和手段日新月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舆论的发展。所以大众传媒对舆论运动和形成具有一定的规律上的把握。如前文所述，舆论是社会公众意见的集合，它是由无数个人的意见组成的，所以新闻媒体要想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必须对自身引导的直接对象――舆论，进行清晰的把握。

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引导舆论就是引导个人的意见或态度朝着特的方向运动或改变，这个看似属于个体心理学的范畴，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舆论又不时单个个人意见的简单叠加，作为无数个人意见的最终合力，舆论也就成了一种难以进行科学分析的集体现象，同时又和人的社会性紧紧联系在一起。大众传媒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反映”或者“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更应该是有意义的、能动的“反映”，即表现出灵活的协调能力、综合能力和创造能力。

对于我国当前的新闻舆论引导工作，笔者也从中得到了一些启示：一方面，新闻媒体必须加强自身的角色意识，建立“社会公器”的话语权威，积极主动地以自身的舆论引导公众舆论，公众在面对舆论的时候，不一定的是冷静的，而媒体不能人云亦云，要站在全面、可观的角度。另一方面，新闻媒体要善于捕捉、追踪和报道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和问题，准确设定媒体议程；同时要善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热点议程，发挥释疑、解惑、求真的作用。

参考文献：

第8篇：开学见闻范文

关键词：新闻媒体；微博协商；公共协商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4）01-0092-08

一、研究缘起

新闻媒体是公共协商的重要平台和中介，谁能接近新闻媒体，谁能占据新闻媒体版面或者时段，谁就能获得公共协商的门票。但是，社交媒体的出现，特别是微博的出现，弱化了新闻媒体在公共协商中的功能，很多个人借助微博所形成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了新闻媒体，成为事实上的意见领袖。返观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从事故原因到赔偿方案，当事人、新闻媒体、普通公众、意见领袖就这些议题相互@，彼此争论，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政府部门处理事故的各种行为。

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在2011年7月23日。当时微博的影响力刚刚显现，率先抢滩微博的新闻媒体、迅速崛起的意见领袖和众多普通的微博用户都是在没有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开始了对温州动车事故的讨论，并使这场讨论具备了公共协商的重要特点。要研究微博协商的发生发展规律，必须回到这一案例，去探求公共协商能够自发形成的原因，协商框架是否在微博协商的起始阶段就已经在发挥作用？目前学术界对温州动车事故的案例研究比较多，但却很少有研究将这一案例当作微博协商的典型案例，更没有研究关注到这一案例中新闻媒体与微博协商框架建构的关系。

微博协商是一个多元主体互动传播的过程，涉及议题设置、观点交锋、语词互动等多个传播学命题，而框架理论同样关注这些传播学命题。作为分析新闻媒体生产过程和报道内容的经典理论，框架理论对于分析微博协商中的新闻媒体尤其具有适用性。框架理论产生于传统新闻媒体时代，它着重阐述传统新闻媒体对受众的影响，至于受众如何反过来影响传统新闻媒体框架则很少涉及，而微博协商涉及新闻媒体和受众等众多主体，存在受众影响传统新闻媒体的现象，所以，对微博协商的研究，能够为框架理论的自我更新提供新鲜的经验材料。

微博协商毕竟不同于新闻报道，不加改变地使用框架理论来研究微博协商，就无法呈现微博协商的特征。因此，本文还借鉴宏观的协商民主理论和微观的公共协商研究成果，对框架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改，使之成为针对微博协商而不是针对新闻报道的分析工具。这在下文研究设计中会有具体阐述。

二、文献回顾

（一）有关框架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研究新闻生产的学者开始采用建构论观点，来分析大众新闻媒体如何生产出特定的新闻媒体框架。他们认为，对新闻工作者而言，框架意味着简化复杂的社会事实，按照某种常规和惯例，迅速地将大量社会事实“包装”进新闻报道里，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组织新闻事件，新闻工作者的分类、选择、判断和采写活动，就建构出了一套新闻框架。

在互联网的社会影响显现之前，框架理论主要的研究问题在于：新闻框架是什么？新闻框架是如何形成的？新闻框架会产生怎样的传播效果？对于新闻框架是什么，框架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恩特曼认为框架涉及选择和凸显，框架一件事就是选择所感知的现实世界，并使之在新闻文本中更加突出。另一位代表人物甘姆森则提出，框架是有组织的中心观点或线索故事，为一系列的事件提供意义。对于新闻框架是如何形成的，台湾政治大学臧国仁的《新闻媒体和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一书系统梳理了美国学者对新闻框架形成要素的分析，并认为消息来源、新闻组织特征以及新闻情境都会影响到新闻框架的形成。在书中，臧国仁还具体绘制了新闻框架的层次结构图。对于新闻框架会产生怎样的传播效果，学者们的观点是新闻报道不仅能够决定人们“想什么”也能影响人们“怎么想”。比如，麦克姆斯等学者就认为可以将框架理论看成议程设置理论的延伸，框架理论可以帮助人们看到新闻媒体会如何影响受众对事实的价值判断。

互联网的影响显现之后，有学者敏锐地关注到网民自治使新闻媒体框架的传播效果在不断衰减，她们发现在线民意在使地方事件变成全国话题的问题上，作用突出；同时，在线民意也影响到了新闻媒体报道的框架，尽管这种影响停留在新闻媒体报道的早期；最后，新闻媒体在两者互动过程中的表现并不积极，尽管新闻媒体报道是网民基本的信息来源，但是，新闻媒体报道并没有能为在线讨论设定框架。

在内地，黄旦、潘忠党等学者都对框架理论做了引进和介绍工作，框架理论本身也成为学者们分析新闻媒体内容的有力工具，比如孙海峰、高奕奕就借鉴参考Semetko和Valkenburg的测量方法，对“李刚门”事件中的微博内容和评论内容同时进行了框架分析。

总体来说，框架理论是学者们进行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但很少有学者就框架理论本身在互联网时代的局限和应做何种发展做出分析。

（二）有关新闻媒体和公共协商的研究

在互联网的影响显现之前，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新闻媒体是公共协商的平台和中介，新闻媒体的意见对于公共协商的走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臧国仁认为新闻媒体在公共协商中能够帮助社会组织进行社会动员，并能促进协商议题的抽象化和公共化。李艳红在分析了孙志刚案的新闻报道后认为，新闻媒体可以形塑社会意见，并帮助建构公共协商的合理与合法性。

近年来社会化媒体上网民的作为和表现，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传统新闻媒体组织在公共协商中的角色和作用则被忽视了。国内外不少学者的研究都证明社交新闻媒体能够促进广泛的政治参与，使更大范围内的公共协商成为可能；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如steffen就认为在线协商中可能存在数字鸿沟，弱势群体的声音反而被淹没了。

在中国内地，学者们主要关心社交媒体特别是微博的出现对当前政治传播格局的影响。在政治学领域不少学者持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协商尤其是网络协商可能是“解决的良方”。也有学者明确提出在中国微博可以成为“协商民主的新阵地”。在传播学领域，学者关注到了抗争与在线协商容易相继发生现象。比如巢乃鹏认为协商不仅是抗争性舆论消解的路径，同时也是“舆论引导的新方式”。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在互联网时代新闻媒体在公共协商尤其是在线协商中的作用被不少学者忽略了。这导致新闻媒体与其他协商主体间的框架互动规律和互动机制还没有得到准确描述。

（三）对温州动车事故的研究

国内针对温州动车事故的研究较多，学者们主要站在舆情分析的角度来使用这一案例。学者们首先观察到微博本身对温州动车事故舆情变化的影响，微博被认为是最快捷的信息来源，它是传统媒体新闻源和事故信息聚集点，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突发事件传播报道模式。同时，微博还被认为能够发挥强大的动员功能，可以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援。有学者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微博的评论意见和情感随时间变化逐渐凸显，其中可能受到虚假或不准确信息和恶意煽动性言论的影响。新闻媒体对温州动车事故的报道框架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学者们认为意识形态会影响新闻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框架。学者们建议主流新闻媒体应当使用多元消息源，不能仅仅政府信息，从而保证人们听到不同意见。还有学者重点研究了意见领袖在温州动车事故舆情变化中的作用，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微博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并不与粉丝数量成正比，他们的影响力也不是持续性的，而是短暂性的。

总结而言，很少有学者将温州动车事故看成公共协商的经典案例，也因此对新闻媒体与微博协商框架建构的问题缺乏关照，温州动车事故案例对于公共协商研究的重要意义并没有被挖掘出来。

三、研究设计

本文重点考查的是新浪微博中有关动车事故的协商。在方法上采用量化的内容分析法，即通过选择有代表性的微博用户，搜集整理这些微博用户发表的有关温州动车事故的全部微博文本，随后对这些微博文本进行定量的描述和分析。具体的研究设计如下：

（一）资料收集

1，确定研究对象。在新浪微博上筛选出参与温州动车事故微博协商并具有代表性的微博用户，这包括新闻媒体用户，也包括非新闻媒体用户，事故当事人@杨峰陈碧；主流新闻媒体@中国新闻网、@环球时报；主流新闻媒体人@胡锡进；市场化新闻媒体@南方都市报、@头条新闻；微博名人@李开复、@作业本、@贺卫方。温州动车事故发生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尚未开通微博，因此，本文无法选择这两家主流新闻媒体的微博发帖作为研究对象。同样的，本文也无法选择尚未开通微博的铁道部作为研究对象。@中国新闻网是当时唯一具有微博账号的国家通讯社附属网站，因此入选。@环球时报和@南方都市报分别是影响力较大的主流新闻媒体和市场化新闻媒体因此加以选择。@头条新闻是新浪平台自身主办的新闻媒体因此也加以关注。@贺卫方作为专家型意见领袖、@李开复作为企业家型意见领袖、@作业本作为草根型意见领袖，代表了当前微博中不同的意见领袖类型，因此入选。而@胡锡进，则是主流新闻媒体的主编，其观点一方面影响着@环球时报，一方面也独自发挥着独特的意见领袖作用，因此入选。

2，确定政府行为的关键时间节点。本文需要确定温州动车事故处理过程中关键的政府行为时间节点，分析在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前各微博用户采用了何种协商框架，他们所采用的协商框架与时间节点后的政府行为有没有相关性。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新闻媒体在微博协商中是否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是否对政府行为产生了影响。

本文选取的关键时间节点包括：（1）有关事故原因解释的转变：2011年7月23日晚，事故发生，7月23日夜，第一次宣布事故原因；7月28日上午，第二次宣布事故原因，为信号切换错误。（2）有关现场处理的政府行为转变：7月24日中午，掩埋车体，清理轨道，恢复通车；7月26日夜，挖出掩埋车体并运走。（3）有关事故赔偿方案的转变：7月25日晚，首个赔偿方案确定赔偿金额为50万元；7月29日上午，宣布修改过的赔偿方案为91，5万元。

（二）研究假设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新闻媒体在微博协商的框架建构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能否推动微博协商向理性、建设性发展？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本文设计了以下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1：微博协商中存在框架建构。

每个参与协商的微博用户都会建构属于自身的框架，微博协商的过程就是一个框架竞争和框架共建的过程。本文认为参与协商的微博用户会依据某一种特定的框架来参与协商。这一框架，是不同主体从自身的利益诉求出发建构而成的（如图1所示）：

将微博协商框架依照高、中、低三个结构层次进行分析，借鉴的是臧国仁对新闻报道框架的分析方法。臧国仁认为，新闻报道的框架可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报道的主旨，一般由标题、导语和引句表现；中层结构是报道的主要事件，包括事件的历史、结果、归因以及对事件的评论；低层结构是报道的语言，包括修辞、文法和譬喻等等。高层结构中的内容是抽象出的意义，更容易为专家型的阅听人和对事件较为熟悉的阅听人所理解和记忆。

借鉴臧国仁的分析方法是因为微博协商和新闻报道都是一种传播行为，而臧国仁的分析方法是一种从传播角度对新闻报道进行分析的方法，强调阅听人的感知和理解。相对于新闻报道，微博协商具有更为明确的利益诉求和协商主旨，同时也需要运用语言来描述事件和讨论话题，可以被看成一种多主体互动的传播过程。因此，用高、中、低三层次分析法来看待微博协商具有可行性。另外，新闻媒体是微博协商的一个重要参与主体，其微博协商文本多为报道文本，本身适用于臧国仁的分析方法。

但微博协商毕竟不同于新闻报道，完全使用臧国仁的分析方法，无法呈现微博协商的特征，因此，本文还借鉴了宏观的协商民主研究成果和微观的公共协商研究成果，来对臧国仁的三层次分析法进行必要的修改，使之成为针对微博协商而不是针对新闻报道的分析工具，具体如下：

微博协商框架的高层结构：协商利益。在协商民主理论者看来，协商是一个利益表达、利益谈判和利益妥协的过程，而参与协商的主体则是利益相关者。博曼认为“协商的目标是共识、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就决策所达成的一致性意见”。在协商的过程中，参与协商的个人会因为利益认同，逐步形成共同体，并与其他共同体就利益冲突达成妥协，并最终获得一致的意见。因此，本文认为协商利益是微博协商的高层结构，它影响着微博协商的中层和低层结构。

微博协商框架的中层结构：协商议题。各协商主体在明确自身的协商利益后，都会努力使自身关注的议题成为协商的议题（Agenda），并努力在协商中实现自身的目标，在协商过程中也会使用归因等方法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

微博协商框架的低层结构：协商语词。语词包括情感抒发、事件描述和说理三个不同的特征。

假设2：意见领袖超越新闻媒体成为微博协商框架建构中的主导角色。

本文假设微博协商中意见领袖是主导微博协商中框架建构的主导角色。根据Scheufel的研究，只要记者没有设定所谓的底线，民意框架特别是精英框架就会影响到相关的话题（Issue）。因此，本文假设微博协商中以意见领袖为代表的民意框架首先会影响市场化新闻媒体的协商框架，其后两者的共同框架与主流新闻媒体的协商框架进行竞争与妥协，并最终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出台和政府行为。因此在每个政府行为的关键时间节点前的框架互动可如图2所示。

假设3：新闻媒体具有促进微博协商走向理性和建设性的功能。

根据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需要采取客观中立的态度，报道真实。根据陆晔的研究，中国新闻从业者越来越多地认同自身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的职业角色，认同优秀的境外媒体的职业表现。《南方周末》；原主编向熹也曾撰文指出新闻专业主义的业务导向早已体现在《南方周末》的日常业务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2006年颁布《南方周末新闻职业规范》，更是从伦理、行为技术等方面将新闻专业主义演绎成可操作的条目。

本文因此假设，在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下，新闻媒体尤其是市场化新闻媒体能够起到促进微博协商走向理性和建设性的功能。

（三）确定分析指标和测量编码

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本文围绕微博文本的利益诉求、微博文本的议题、微博文本的语词特征建立研究的指标体系，并进行后续的编码和测量工作。

本文共设计指标18个。根据这18个指标，本文对搜集到的每个微博文本进行编码，并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

四、研究发现

本文总共搜集了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事故发生时至7月30日温州动车事故最终赔偿方案确定时的微博发帖（不含评论）641条。

从温州动车事故相关发帖占总发帖量的比例看，温州动车事故是当时最重要的公共议题（如表1所示）。@环球时报和@中国新闻网对温州动车事故的议题采取了较为淡化的处理，但这种淡化处理并未在整体的协商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研究设计中的指标和编码，本文对以上641条微博发帖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的结果，证明了假设1和假设3成立，但不能证明假设2成立。

（一）对假设1的验证：动车事故协商中存在框架建构

动车事故的直接当事人是乘客和铁道部，有关动车事故调查和善后的协商首先应当在乘客、家属与铁道部之间进行。但是，动车事故的新闻性使其在发生后短短几分钟之内就成为全国热议的公共事件，新闻媒体、意见领袖、普通网民都参与到了有关事故调查和善后的协商过程中，他们与当事人一起建构起了协商框架。每个协商主体都试图用自身的框架来赢得话语权，不同框架之间出现了相互影响、相互妥协的现象。

从协商利益、协商议题和协商语词这高、中、低三个层面对微博文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在协商利益层面，绝大部分微博文本都有显在的或隐含的利益诉求；在协商议题层面，所有协商主体都在有意识地设定具体议题，并期待得到其他协商主体的回应；在协商语词层面，大多数协商主体都有语词偏好，微博文本的语词特征明显。

1，协商利益层面的框架建构。本文研究的绝大部分微博文本都有显在或隐含的利益诉求。一些微博主体的利益诉求非常稳定，呈现出一以贯之的特点，比如@杨峰陈碧、@作业本一直以维护公民权益为协商的出发点，@中国新闻网作为主流新闻媒体直到7月25日才开始切入对动车事故的报道，虽然微博数量少，但其利益诉求却比较明确地偏向公民权益。而另一些微博用户则会根据协商情况灵活应变，在利益诉求上寻求妥协，比如@环球时报和@胡锡进，其大部分微博诉求的是国家利益，但也有少部分微博诉求的是公民权益，表现出利益诉求层面的妥协姿态（如表2所示）。

2，协商议题层面的框架建构。由于动车事故涉及救援、原因调查、善后处理、多政府部门协调等多方面的问题，作为公共事件它为协商提供了多个议题。每个参与协商的微博用户都在有意识地设定具体议题，试图影响整体协商。

在问题定义上，@南方都市报、@作业本、@李开复、@贺卫方、@杨峰陈碧、@头条新闻、@中国新闻网倾向于将动车事故的协商定义对政府责任问题的讨论，所有议题设置均与政府责任有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其发帖有大部分在表达对政府行为的质疑。而@环球时报和@胡锡进则倾向于将动车事故的协商定义为对高铁发展问题的讨论，其议题设置较少与政府责任相关，其发帖较少表达对政府行为的质疑。@中国新闻网作为主流媒体尽管将温州动车事故界定为政府责任问题，但发帖中却较少对政府行为的质疑。如表3和表4所示。

数据分析显示，尽管所有参与协商的微博主体都在尝试设置具体议题，但一些协商主体在微博文本中缺少了针对政府行为的持续集中的议题设置。总体而言，@南方都市报与@贺卫方作为新闻媒体和专家型意见领袖，在进行持续集中的议题设置和提供对策建议上更有效率。这在下文对假设2的验证中会有更具体的阐述。

3，协商语词层面的框架建构。在协商语词层面，各协商主体都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特色，新闻媒体、知识型意见领袖的协商语词偏重事件描述和说理，而草根意见领袖则偏重情感抒发（如表5所示）。

4，框架互动、框架竞争与框架共建。@杨峰陈碧、@南方都市报、@贺卫方、@李开复、@作业本、@头条新闻之间虽然没有组织关系，但他们之间互为消息源、转发源和评论对象，构成了动车协商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利益共同体。这些微博用户之间出现了框架互动和框架共建的现象。比如@李开复转发了南方都市报的版面设计，并公开表示对南方都市报的赞誉。再比如@南方都市报以“汉子”来称谓杨峰，并多次以其为消息源报道动车事故的善后赔偿工作。@头条新闻也曾以@南方都市报为直接转发源，并转发了多家媒体对杨峰的报道。

@环球时报和@胡锡进的关系更为紧密，双方通过互为转发源，强调了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同时他们还关注到市场化新闻媒体微博和意见领袖微博的具体议题，虽然他们不在自己的框架中做直接引用，但却会做出回应。比如意见领袖微博提出拒坐高铁的倡议后，@胡锡进就会发帖报道自己在动车事故后乘坐动车的经历。

较为特殊的是@中国新闻网，其一直到7月25日动车事故发生3天后才介入报道，显示出主流新闻媒体谨慎报道的特征，但在利益诉求上，@中国新闻网则在为数不多的微博发帖中选择了重公民权益的立场。

总体而言，微博用户在构建自身协商框架的同时围绕动车事故协商的框架体现出了明显的“国家一社会”协商的特征。@杨峰陈碧、@南方都市报、@贺卫方、@李开复、@作业本、@头条新闻等微博用户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关心相似的协商议题，具有共同的问题定义，共同建构了“国家一社会”协商框架中的“社会”一方。而@环球时报、@胡锡进，则主要诉求国家利益，构成了“国家一社会”协商框架中的“国家”一方。而@中国新闻网，一方面作为主流媒体承担政府信息、辟谣和引导舆论的功能，但在协商中却成为社会一方的支持者。

（二）对假设2的验证：谁是协商框架建构的主导角色？

1，何为有效的协商框架？有效的协商框架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指的是协商框架吸引了足够多的关注，有效提升了人们的协商参与度；第二个层面指的是协商框架具有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力，促进了公共政策的出台。

2，动车事故协商框架建构中的主导角色：市场化新闻媒体。单从微博发帖的转发数和评论数来看，微博用户中德@作业本、@贺卫方、@李开复等意见领袖的协商框架更为有效，他们的微博发帖能够带来比新闻媒体微博更多的转发和评论，并通过利益认同，建构起庞大利益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见领袖所代表的民意框架是协商框架中的主导性框架，而市场化新闻媒体框架则是呼应性框架，意见领袖也因此可以被看作是协商框架建构中的主导角色。

但是，从与政府行为的相关性看，意见领袖代表的民意框架很难担当主导性框架的称谓。@南方都市报所提供的议题与政府行为的转变相关性最大，绝大多数有关政府行为的具体议题都是由@南方都市报提供并不断强调的。@头条新闻不能自采新闻，但其在选择其他媒体新闻时，也注意将有关促进政府行为的观点纳入协商框架之中。在协商框架与政府行为相关性这个层面上，市场化新闻媒体可以被看作是协商框架建构中的主导性角色。

在28日上午铁道部第二次宣布事故原因之前，仅有@南方都市报、@头条新闻、@作业本和@贺卫方了要求进行事故调查的微博发帖。@南方都市报相关微博15条、@头条新闻相关微博12条、@作业本相关微博2条、@贺卫方相关微博5条。在26日铁道部重新挖走被掩埋车体之前，本文研究的微博帐户一共提供了43条质疑过早清理现场的发帖，其中23条由@南方都市报提供，11条由头条新闻提供。在29日铁道部宣布新的赔偿方案为91，5万元之前，本文研究的微博帐户一共提供了20条质疑赔偿方案的发帖，其中7条由@南方都市报、8条由头条新闻提供。

本文的研究发现证明，意见领袖并不能被称为是协商框架建构中唯一的主导性角色。市场化新闻媒体的协商框架与政府行为的相关性方面更强。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2并不成立，现实情形如图3所示。

（三）对假设3的验证：新闻媒体与微博协商的理性和建设性

从表5中已经可以看到，就协商语词而言，新闻媒体框架提供了更多的事实、说理和动员，而民意框架则提供了更多的情感性表达。

相比较民意框架，新闻媒体框架更注重在微博中介绍事件背景，这也有利于协商参与者了解协商的整体情况（如表6所示）。

在新闻媒体当中，@环球时报可以针对协商的具体情况调整利益诉求，使协商向有利于妥协的方向前进，这也有利于协商的进行。在新闻专业主义的指导下，市场化的新闻媒体侧重于寻求客观的表达方式，并习惯于在微博协商中提供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这些都是一个理性和建设性的协商所需要的。在动车事故协商中，新闻媒体在促进政府行为方面也发挥着比意见领袖更为有效的作用。

由于本文考察的微博文本有限，不能认为所有的新闻媒体在动车事故的协商框架中都采用了较为理性的协商语词，提供了有效的协商议题，但可以确认的是，相比较于民意，新闻媒体更具有促进微博协商走向理性和建设性的潜在功能。

五、结论和讨论

第9篇：开学见闻范文

一、加强教育培训，做到“学”得主动

加强教育培训，既是“走转改”活动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新闻队伍素质的基本途径。根据我区新闻采编队伍的现状，结合“走转改”活动要求，我们与中国记协新闻培训中心密切合作，组织开展新闻采编综合素质培训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一是突出重点，体现内容的针对性。从新时期新闻工作实际需要出发，我们坚持以“干什么、学什么”为原则，着重加强新闻采编人员理论素养、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委托中国记协等组织编写了十三门学科知识教材，并聘请专家学者进行有针对性的讲座。比如专业技能方面，我们针对目前新闻从业者中有相当比例的非新闻专业学科背景的情况，聘请专家学者讲解消息、通讯、评论等常用新闻体裁的写作特点、方法与采访知识；职业道德方面，我们聘请学界和业界具有突出研究成果和工作业绩的专家学者，进行职业道德修养和职业规范的系列讲座。

二是创新形式，务求效果的最大化。鉴于我区地域辽阔、人员集中成本较大的实际，我们积极创新培训方式，采取学员自学教材、网络远程授课（辅导）、交流学习等办法，突出实践性和操作性，做到所教即所需、所学即能用。同时，注重加强培训教育的互动性，定期安排集中讨论，并设立网络专用邮箱，组织专家学者及时解答学员提出的疑难问题，提高学习效果，进一步调动了新闻工作者学习的积极性。

三是以考促学，提高人员的参与度。为了使培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我们采取以考促学的办法，在每个阶段的全员培训结束后，对新闻采编人员进行理论素养的考试、专业技能的考察、职业道德的考评和工作业绩的考核。对综合成绩达到新闻采编综合素质合格标准以上的人员，颁发《新闻采编综合素质考核证书》，并作为评选先进和职称评定的必要条件。通过行之有效的促学办法，极大地提高了学习主动性，实现了对新闻采编人员学习培训的全覆盖。

二、创新活动方式，做到“走”得深入

通过一年来的活动实践，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走转改”是一体的，只有“走”得深入，才能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增进同群众的感情，创作推出更多文风清新的新闻作品。所以，我们始终坚持以“真下”促“真转”带“真改”。

一是坚持把领导带头贯穿始终。活动中，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乌兰同志带头走基层，了解基层宣传文化工作情况，现场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发扬“走转改”精神，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督促推动工作落实。各级新闻媒体负责同志坚持常下勤下，通过蹲点、调研、座谈等多种形式，察民情、顺民意、解民忧，抓“活鱼”、“鲜鱼”和“大鱼”，为广大新闻工作者当好排头兵、先行者。

二是坚持把打造精品贯穿始终。全区各级各类媒体都在重要版面、重要时段开设专题专栏，集中连续刊播来自基层一线的报道，涌现出一批品牌栏目和新闻精品。比如内蒙古日报开设了“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专栏，做到了每天见栏目、天天有报道；内蒙古电台在重点新闻节目中推出“倾听第一线·广播记者走基层”栏目；各盟市所属媒体也都开设了各具特色的专题专栏。截至目前，全区各级各类媒体共开设近200个专题专栏，刊播来自基层的鲜活报道9000多篇，为活动开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三是坚持把服务群众贯穿始终。能不能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是检验“走转改”活动的试金石。活动中，我区各级各类媒体加大民生问题报道分量，推动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达到了记者受教育、群众得实惠的目的。比如去年我区马铃薯遭遇严重滞销，区直媒体走基层的记者首先报道并予以持续关注，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促使马铃薯卖难问题得到很好解决，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三、完善工作机制，做到“转”得到位

制度机制管根本、管长远，是推动“走转改”活动常态化的有效保障。活动开展以来，我们特别注重总结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不断探索完善“走转改”活动的长效机制。

一是健全基层蹲点机制。全区各级各类媒体紧密结合工作实际，累计建立固定的活动基地和联系点1780个，并依托基层联系点，组织开展蹲点调研、定点帮扶、双向互动等特色活动，引导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到农村牧区、工矿企业、学校军营等各行各业，了解民生民情，把镜头、话筒对准基层群众，采写出大量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感人至深的新闻作品。

二是健全考评激励机制。我们将活动开展情况纳入到各新闻单位考核之中，并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业务考核、业绩评价、评估评奖等方面给予倾斜，在工作安排、收入分配、生活条件等方面给予保障。各级各媒体也普遍建立了采编人员下基层档案，将考核结果与年度评优、好新闻推荐进行挂钩，调动了广大新闻工作者投身基层的积极性。

三是健全讲评引导机制。我们注重发挥新闻阅评的引导作用，《新闻出版阅评》开设“走转改”阅评专栏，从各媒体的栏目设置、报道内容等多个方面加大阅评力度，在表扬好栏目好作品的同时，也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定期开展阶段性总结，评估各新闻单位开展活动情况，发现典型，交流经验，推动各地各新闻单位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四、狠抓整改落实，做到“改”得有效

查找问题、改进工作，是开展“走转改”活动的根本目的。活动中，我们对照“走转改”精神要求，组织各级新闻媒体和从业人员认真查找问题，抓好整改提高，确保“走转改”活动成为群众满意工程。

一是解决突出问题。各新闻单位将前一阶段征求到的意见和分析检查中查找出的突出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归类和分析，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方案，开展集中治理，收到了良好的工作成效。同时，我们还要求各级媒体普遍建立“走转改”公开承诺制度，公布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二是加强督促检查。定期派出督导组，赴各地各单位督促检查活动开展情况，了解基层群众的反映，听取走基层同志的意见，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促使“走转改”活动转换为实实在在的，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工作。同时，注重总结来自基层、生动鲜活的新创造新经验，加大宣传报道力度，不断扩大“走转改”活动的社会影响力。

三是开展群众测评。我们坚持“开门”办活动，要求各新闻单位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既让群众看到“走转改”的实际效果，也让新闻工作者作风在群众的检验中得到锤炼。比如《内蒙古日报》（蒙古文版）举办“读者节”，专门征求基层群众特别是农牧民群众对新闻宣传的意见建议。一些媒体开设“读者来信”专栏或网上进行问卷调查，刊播和征询群众对新闻工作者走基层以及对“走转改”报道的意见和建议，均收到良好效果。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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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真诚走基层

通过走进基层、感悟实践，使新闻工作者得到锻炼、受到教育，进一步提高服务大局、服务人民的水平，这是“走转改”活动最根本的目的，也是最主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现实中，一些新闻报道之所以难以动人，甚至被批评为“假大空”；之所以抓不住要害，写成了浮光掠影的见闻游记；之所以不被群众认可，不受市场欢迎，不仅因为没有走下去，或者缺乏文字功底，更重要的是没有认清角色、摆正位置。有的把采访当作例行公事，走马观花；有的到了田间地头、街道社区，依然高高在上。这样的“老爷记者”群众显然不欢迎，由此写就的“官样文章”群众自然不买账。当然，更谈不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通达社情民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