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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教案精选(九篇)

离骚教案

第1篇:离骚教案范文

1.1研究对象:

鑫鑫(化名),男,16岁,右脚先天不足,曾做过手术,能独立行走,但略显不便,跑步显得吃力,智力水平属于轻度智力障碍,眼睛先天不足,视力比较差,看书眼睛几乎要贴着书本,但未佩戴眼镜。青春期问题比较严重。父母离异,现与奶奶生活在一起。是特殊教育学校八年级学生,在学校生活中表现出情绪不稳定,对自己喜欢的异性会表现得很兴奋,并做出语言与行为上的骚扰,在课堂上经常无视课堂秩序唱情歌给自己喜欢的女生亭亭(化名)听,当着老师的面叫亭亭老婆,课下,偷摸亭亭的手,经常拦着亭亭不让其回宿舍,还跑到女生宿舍偷看亭亭洗澡等。家长和班主任老师多次批评教育无效,找到心理老师请求支援。

1.2研究方法:

在本个案的研究中所采用的具体青春期干预方法包括:校园心理剧干预法和消退法。

2研究过程

2.1资料收集

2.1.1访谈:

家长访谈,主要了解孩子的个人成长经历和环境。从鑫鑫的奶奶处了解到,鑫鑫年幼时,父母离异。无固定居所,有时跟母亲住,有时跟父亲住。跟母亲时,母亲把他寄放在亲戚家里由表哥表姐来管理他的起居饮食;跟父亲时,父亲把他放在奶奶家,由奶奶来照看他。在亲戚家时,表哥表姐工作比较忙碌,没有时间对其进行良好的教育。在奶奶家时,因其奶奶身体欠佳,没有精力过多地约束鑫鑫。致使鑫鑫经常到外面与社会不良少年玩耍,被社会不良少年教唆,过早地接触与年龄不相符的信息,造成他粗言秽语、骚扰异性。通过鑫鑫本人访谈,主要了解鑫鑫为什么喜欢亭亭。从鑫鑫本人处了解到,以往亭亭总是给他很多关爱,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这让他开始喜欢上亭亭,他很想让亭亭做他的女朋友。但是亭亭不喜欢他,这让他很难过,但是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总想去接近她。

2.1.2行为观察:

根据以上的描述,对他在校期间的青春期行为问题进行了观察。观察时间:每天8:20~16:40。观察地点:在教室上课由笔者直接观察记录,在室外课或活动则由任课老师观察,笔者事后做记录,午休期间,由生活老师观察,笔者事后做记录和调查。持续观察1个月,采用了行为前后时间记录表对其进行了详细地记录,在观察的1个月里,鑫鑫在校期间每天都有骚扰异性问题,每天最少有2次,最多达到8次,平均每周16.5次。表现形式有言语骚扰和肢体骚扰2种。每次骚扰异性后,听到同学们起哄声,或者被老师批评后,他都会显得更加高兴。由此可以看出其青春期问题十分严重,而其频繁的骚扰异性,严重地扰乱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正常上课秩序,也让鑫鑫和女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极不协调。

2.2症状原因分析

根据访谈和观察收集到的资料,经过整理和分析,可以发现鑫鑫青春期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以分为以下2个方面。

2.2.1个体因素:

鑫鑫处于青春期,身体和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对异性充满了好奇。鑫鑫又是智力障碍儿童,不明白自己的青春期冲动,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

2.2.2环境因素:

鑫鑫家人的无暇照顾,致使鑫鑫受到社会不良少年的教唆,过早地接触与其年龄不相符的信息,造成他开始粗言秽语、骚扰异性。

2.2.3成长经历:

鑫鑫年幼时父母离异,家庭环境变化很大,父母都不愿意把他带在身边,使得他既缺失了父爱又缺失了母爱。亭亭的出现让他找到了被关爱的感觉,进入青春期后,身体和心理发生的变化让他希望找一个女朋友,以获得更多的关爱。但是,亭亭的拒绝,让他倍加难过。又受到不良少年的教唆,他学会了骚扰异性(亭亭),他的骚扰行为得到了家长、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注。这让他重新找到了被关注的感觉,于是他的骚扰行为在家长和老师的批评下有增无减。

2.3干预方案的制定和实施

2.3.1干预方案的制定:

根据之前对鑫鑫青春期问题的访谈和观察,针对其青春期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采用校园心理剧干预法为主,辅以消退法和营造爱的环境等干预方案。干预过程持续2个月,2个月后对其青春期骚扰异性问题再一次进行观察记录,以及对班主任老师的访谈,最后分析确定干预行为是否有效。

2.3.2干预策略:

(1)校园心理剧干预法

①校园心理剧的编写。组织者把存在青春期心理问题的学生约10名,集中在一起,围成一个圆圈坐好,时间1h左右,气氛尽量轻松活跃,可以放一些轻音乐。组织者指导语:我们将上演一部有关青春期恋爱故事的校园心理剧,请同学们都积极主动报名参加演出,在演出之前,我们要先来编写这部校园心理剧剧本,我知道同学们有很多想法,现在我们就一起研究一下,这部校园心理剧剧本的每一幕应该怎样演?希望每位同学都畅所欲言,为编写我们的剧本出谋划策。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组织者在剧本编写的整个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引导同学们编出校园心理剧的每一幕,营造一种温暖、接纳、民主的氛围,使同学们愿意说出自己青春期的经历感受,积极地投入到剧本的编写当中,而且,组织者只能提及同学们主动参与,不要涉及他们自身存在的青春期的问题,这样可以使同学们放松,能更真实地反映自己的情况和感受,在同学们的畅所欲言中,组织者记录整理出剧本的轮廓,再丰富内容,最后完成剧本。如果一次不能完成剧本的编写,就再多组织一次。剧本的内容要简单易懂,能够反映同学们现实中的真实情景;剧本的篇幅不易过长;剧本的形式要形象生动,使参与者在轻松自由的校园心理剧活动中学会发现和解决自身的心理问题。②演出过程。剧本完成之后进入正式排演阶段,组织者指导语:我们上次完成了剧本的编写,现在我们将马上上演这部校园心理剧,鑫鑫同学曾多次主动报名要求参加演出,经过我们讨论,决定让他来演主角,另外,邀请在座的同学们饰演配角。在此,感谢大家为这部校园心理剧的剧情编排、道具制作等所付出的辛苦劳动。在演出过程中,请各位同学认真观看,与剧中人物换位思考。演出完毕后,我会组织大家讨论,希望每个人畅所欲言。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组织者要充分调动参与人员表演的积极性,使演员投入的演出。而且组织者不要提及主角自身的问题,这样可以保护主角的个人隐私,维护主角的自尊心。使主角的饰演者受到鼓舞,更真实地再现自己的情况和感受。在演出的过程中,重点要让参与者发现鑫鑫青春期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在追求异性的不当方式上。让鑫鑫体验和感受到被骚扰人的痛苦,意识到自己骚扰他人行为是错误,愿意寻找正确的方式。③分享讨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组织者的指导下,大家分享各自在剧中的感受,就“什么是爱情”“我该追求什么样的人?“”我们该怎样追求别人?“”如何帮助身边类似的同学”等问题进行引导分析和讨论,尤其要对“我们该怎样追求别人?”这一话题展开讨论,引领大家找出应该如何使用恰当的方式追求异性。帮助鑫鑫找到解决其青春期心理问题的办法。通过引导分析和讨论,让鑫鑫认识到自己的不当之处,学会怎样对待自己的感情问题,如何处理自己的青春期冲动。

(2)消退法。

是通过削弱或撤除某不良行为的强化因素来减少该项不良行为的发生率。一般常用漠视、不理睬等方式,达到减少该项不良行为的目的。通过之前的观察,发现鑫鑫每次骚扰异性后,听到同学们的起哄声,或者被老师批评后,他都会显得更加兴奋。因此,采用行为消退法,对其进行干预。①告诉被骚扰人亭亭,当鑫鑫再骚扰他时,如使用言语骚扰,则装做没听见,如出现行为骚扰,要明确地制止,冷静地离开。②与家长老师同学达成一致,当鑫鑫用语言骚扰亭亭(如当众唱情歌,叫老婆)时,同学不要起哄,不要向老师告状,老师得知情况后,对鑫鑫的行为也不予理会。

(3)营造关爱的环境。

鑫鑫父母离异,使他缺少了父母双方的关爱,再加上监护人双方,一方比较忙碌,一方精力不足,都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关注,让其倍感冷落。很自然地想从其他地方获取关爱。当亭亭(本个案的被骚扰人)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他帮助后,他就开始喜欢亭亭,想让亭亭做他的女朋友,进一步从亭亭那里获得更多的关爱。被亭亭拒绝后,他开始通过频繁的骚扰异性,来获得老师、同学和家长的关注。因此,联系老师、同学和家长给予鑫鑫多一些关爱,让他能够在一个温暖、关爱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3结果

经过2个多月的干预,对鑫鑫的青春期骚扰异性问题再一次进行观察记录,发现鑫鑫骚扰异性的行为有了明显的改善,由每天2~8次,平均每周16.5次,减少到每天0~1次,平均每周只有1次。在与班主任老师的访谈中提及鑫鑫的青春期问题有了明显的减少,证实了这一结果。说明,本个案使用的干预方法是有效的,并且效果较好。从干预的日常观察来看,鑫鑫的青春期心理行为问题明显减少。有时候,他会买一些零食或作业本之类的小东西送给亭亭,但没有再出现骚扰的情况。另外,教师发现,他开始专注于学习,与老师和同学们的关系也变的更加和谐。

4结论

第2篇:离骚教案范文

关键词:骚乱政治因素社会因素

2011年8月4日,英国非洲裔黑人马克・达根乘出租车在伦敦街头遭警方拦截,双方发生枪战,达根身中两弹,当街死亡。随后,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介入调查。初步说法是,反枪支犯罪警队怀疑杜根非法持有枪械,于是提前在街道布控,拦截杜根。从而引发杜根亲友和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他们通过抗议来要求“正义”,并对开枪事件进行调查。2011年8月6日晚间英国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地区大约有500人走上街头要求“正义”,随后与警察冲突,示威演变成骚乱。随后骚乱蔓延至伦敦北部恩菲尔德地区、东部哈克尼区和南部布里克斯顿区以及英国城市伯明翰、利物浦等地区。直至2011年8月11日晚间英国政府宣布英国各地的骚乱已趋于平息,截止到2011年8月21日英国警方已经逮捕了2800多名参与骚乱的嫌犯。此次骚乱造成多人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对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一、种族问题是导致英国骚乱的政治因素

英国是一个多人种和多民族混居的国家,总人口大约在约6020万(2005年6月),主体民族是英格兰人,少数民族有苏格兰人、 威尔士人、 爱尔兰人、 盖尔人和犹太人等。其中英格兰人占全国人口的80% 以上、苏格兰人占8.9% 、威尔士人占 1.3%、爱尔兰人占4 %、 犹太人占0.8%, 其余约 4%是从西印度群岛、 南亚次大陆、非洲国家移民的黑人和亚洲人等。① 英国少数种族非常多,生活水平比较差,属于社会底层。移民问题也主要集中在部分生活条件比较差的移民身上,比如非洲移民和中东移民。这些人受到社会的忽视,竞争力低下,政府政策对他们没有具体的帮助。阶层矛盾则主要体现在英国社会上下流动性变差。这些少数族裔区域的人往上层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很小,社会阶层有点凝固化。特别是发生骚乱这些地区,大多数是英国多种族、多元文化人群混居的区域,这些问题更突出。以英国骚乱初始发生地伦敦托特汉姆所在的行政区哈灵盖为例,大约有48.7%的哈灵盖居民为非白种英国人,高于英国的平均水平。整个伦敦的非白种英国人比重为40.2%;而在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这一比重仅为13%。其贫困程度在全伦敦所有33个行政区中排名第四,在全英排名第十三。根据该区官方数据,55%的当地居民在全英也属于最贫困的人群。② 从而使得一件涉及非洲裔黑人非正常死亡的个案受到英国社会中部分民众极大关注与不满,成为引发英国骚乱的诱因。

二、经济体制问题是导致英国骚乱的经济因素

英国经济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与高失业率带来的社会问题。所谓“福利国家” 就是使全国公民普遍地享受福利,国家负担起保障公民的重要职责。③英国作为典型的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它的社会保障制度范围广范,内容全面,并且各种社会保障待遇均以法律的形式实施,充分体现了社会保障的平等性与普遍性。然而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福利支出,使国家财政负担日趋沉重;各种额外津贴和补助,使有的人失业后的实际收入高于失业前,培养了一部分人坐享社会福利的懒惰思想,造成不努力工作的人对努力工作者的一种变相剥削,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同时,高福利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和经济资源的浪费,提高了产品成本,降低了产品的竞争力,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持续低迷,2011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0.2%。这说明英国的经济仍未提振,这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应对经济低迷的状况,英国政府采取了紧缩措施。尽管削减政府开支、降低福利支出是减少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隐患的必要手段,但福利社会里对社会保障和福利依赖性最强的是中低收入者和社会底层人群,他们的经济、心理承受能力也是最低的。一旦政府削减社会福利会极易激化社会矛盾。

此外,在英国经济体制下产生的年轻人失业问题是社会不满情绪由量变到质变的潜在原因。英国社会高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中的高失业率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对影响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失业会对失业者家庭生活、社会交往、消费、政治参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各方面都产生消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失业不仅会导致失业者与家庭的疏离,同时也会导致他与家庭以外的社会关系的疏离,这使失业者处于社会孤立中。另一方面,失业还会使失业者遭受政治排斥。所谓政治排斥指个人和团体被排斥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这些个人和团体缺乏权力,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声音。同时,当国家福利及家庭和社会网络对失业的负面影响中和与缓冲的作用减弱时,失业者基本社会与政治需求得不到保障,其不安定性就会增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

三、社会管理的缺失是导致英国骚乱的社会因素

针对此次英国骚乱,英国首相卡梅伦认为骚乱是个人社会责任感崩溃的结果,称英国一些地区不但“支离破碎”,而且“病态”。④实际上,一个国家社会道德的慢性流失,政府社会管理的缺失是主要因素。此外,参与骚乱的人员70%以上是年轻人,其中包括失业者、流浪者、未成年人以及投机犯罪者。造成参与人员的年轻化、结构构成的多元化主要是由于:

英国以所谓自由主义为基础建立的司法体制、社会福利体制等体制是促使英国青年成为骚乱主体的主要原因。正如英国资深记者、知名历史学家及作家马克斯・黑斯廷斯于8月10日在《每日邮报》发表评论文章,称伦敦骚乱的根源“是英国多年来的教条自由主义培养了这批不明是非、没有文化、为福利所供养、以残暴为时尚的年轻一代”。 英国以所谓自由主义为基础建立的社会管理体制对英国青年人的成长缺乏束缚力,在辍学、失业者大量出现时又没有强制措施。当社会福利制度起不到保障作用的时候,使这类人缺乏社会的归属感、正确的价值观,甚至会出现在骚乱发生后年轻的家长会教唆未成年加入到骚乱中的现象。同时,由于社会管理缺乏监督约束,往往会使这类人带有明显的暴力性,所以,这次骚乱以打、砸、抢、烧为主要手段,暴力性案件突出,出现大量人员伤亡。

四、现代化通讯平台是导致英国骚乱的媒介因素

英国骚乱能够在3、4天里蔓延到伦敦大都会多个街区,乃至伯明翰、利物浦、诺丁汉、布里斯托尔等英国大中城市,现代化通讯平台是主要的传播媒介。英国警方认为,以推特、脸谱为代表的社交网站和以黑莓为代表的智能手机,为传播煽动信息、组织串联犯罪活动,为作奸犯科者寻衅滋事提供了太多“便利”。⑤其中以以黑莓为代表的智能手机是近年来比较典型的言论串联方式,黑莓手机的特点,在于加密通讯功能,使用黑莓手机进行相互短信通讯联络的客户,其信息即使被监控、窃取,也无法破译,多台黑莓可以构建成一个群组,实现机密群组聊天(BBM服务),构成免费、安全的“黑莓通讯网”,并拥有方便、安全传输大量即时信息的功能。这些功能原本是为了方便商务人士的特殊需要,在骚乱中成为谎言、谣言、煽动性言论快速传播的有效渠道。社交网站、微博、智能手机等现代信息通信平台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是近年来全球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之一。但通过这些平台传播信息匿名性、免责性强,海量信息的流动往往真伪难辨,甚至掺杂谣言和不负责任的煽动。一旦虚拟空间的煽动演变成现实社会的行动,就可能引发大规模的骚乱或突发事件。

五、英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风险评估不足是导致英国骚乱的客观因素

英国骚乱之所以能够快速蔓延并不是英国警方安保能力不足,英国历史上曾多次经历恐怖袭击、大规模示威游行、种族骚乱等公共突发事件,例如:伦敦地铁爆炸案、今年关于大学学费上调的大规模示威游行、2001年发生的种族冲突。所以,英国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是有着丰富的经验,并建立了完整的处置机制。而英国作为世界近代警察的发祥地,英国警察无论从理论研究、机制建设、财政支出、武器装备上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从历次英国突发事件的处理上,英国警方还是经验与手段都比较丰富。而此次骚乱初起英国政府包括警察为何反应缓慢,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呢?实际上,问题主要是英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风险评估不足,在8月6日,示威人群在伦敦托特纳姆路警察局附近抗议时,英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没有对这次示威事件进行科学系统的风险评估,处置方法采取应对普通示威游行的方式。加上对现代化通讯平台缺乏监管,对事件本身缺乏了解和沟通,这为骚乱的快速蔓延留下严重的隐患。

综上所述,在英国境内发生的大规模骚乱,是由一起针对非裔英国公民个案引发的,骚乱发生的原因受到英国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影响,并由现代化通讯平台作为传播媒介,由于英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风险评估不足导致的事件。英国骚乱对于英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在2012年英国伦敦承办奥运会的背景下,此次骚乱对英国的国际影响也是长远的。

参考文献:

[1]易红郡.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J].教育史研究,2004年第一期

[2]张海洲.独家分析:伦敦骚乱愈演愈烈的多种原因[OL].中国日报网

,2011年08月15日

第3篇:离骚教案范文

此后,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小静千方百计地逃避着校长。

一天,文校长通知学校的全体教师到“五牛火锅馆”吃饭,说有工作要布置。席间,小静起身到洗手间。她刚刚走到洗手间门口,文校长也急冲冲地赶来了。由于洗手间是男女共用,只能容一人进去。小静站在门口,让文校长先进去。文校长满嘴酒气,凑近小静说:“一起进去!”说着用力去拉小静。小静吓得目瞪口呆,她死死抠住洗手间的门楣,不让文校长得逞。幸亏此时有客人来上洗手间,文校长才不得不松手……

回到寝室后,小静收到了文校长发来的短信:“好想抱着你……把你化作生命中的核心,为你固牢根基,并让你出淤泥而不染!”小静羞愧难当,她立即回短信给文校长,叫他自重自爱。

为了躲避校长的骚扰,第2学期一开学,小静就和镇上一位干部结了婚。可是情况并没有好转,文校长依然如故。

经历了一连串事件后,小静得了莫名的恐惧症,只要一踏进学校大门,她就会双腿发软、神经痉挛。一段时间店,小静变得焦灼不安和疲软无力,晚上严重失眠,夜里常被噩梦惊醒。

一次,正在宿舍哭泣的小静被同寝室的王老师看见,她再也忍不住了,把6年来文校长多次侮辱自己的丑行一一告诉了王老师。王老师一听;眼泪也吧嗒吧嗒流了下来。原来,王老师也是文校长的受害者。王老师说,文校长至今还发短信骚扰、她。

小静一看那些短信,跟文校长发到自己手机上的一模一样。共同的遭遇使小静和王老师一下于坚强起来,她们决定把文校长所发的短信保存下来,必要时揭露这个禽兽不如的校长。

从2005年5月开始,文校长见小静越来越刚强,就改变方式,不分昼夜地向小静发送下流短信。

2005年6月28日,小静正在瓤里洗澡,她猛然听到手机发出一阵急促的短信铃声。等她从浴室出来,发现丈夫正惊讶地看着短信,丈夫的脸因愤怒而涨得通红!

小静向丈夫跪下,声泪俱下地诉说了6年来文校长对自己无休无止的骚扰!

不久,小静把6年来自己受到的羞辱写成了详细的控告材料,送交到区委宣传部、区教委和其他有关部门。可控告材料交出后,没有任何回音。相反,对小静等教师的打击报复却接连发生。

2005年8月,重庆富国律师事务所彭林律师决定免费为小静提供法律援助,支持她用法律武器维护人格尊严。8月8日,小静以侵犯人格尊严权为由将文校长到巴南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0元。

对于小静提出的“侵犯人格尊严权”的案由,法官并没有认可。立案法官认为,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解释》规定,“侵犯人格尊严”不能作为立案案由。最终,在法官的建议下,小静一案以“侵害其他人身权”为案由立案审理。

中共巴南区委宣传部对文校长进行了认真调查,结果发现文校长确实向小静等女教师发送过上百条低级庸俗和具有骚扰性质的黄色短信,与其校长和中共党员的身份极不相符。巴南区委宣传部责令文校长停职检查,并调高原工作单位。

但小静仍然承受着生活中的巨大压力。许多也曾遭受过校长性骚扰的女教师,在律师进行正式取证时,都不愿意把自己卷入舆论的漩涡,有的人竟然完全否认。而小静的丈夫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也开始动摇,他们的婚姻摇摇欲坠,2005年的年底,她收到丈夫要求离婚的传票。

“是文校长害我失去了家庭,不讨回公道,我决不回头。”小静说。

但是作为被告方的文校长虽然承认干了一些“与身份不符”的事情,但是仍称发送那类短信是与小静“开玩笑”。

2006年2月7日,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经过不公开审理,一审宣判小静败诉。

专家说法

2005年8月28日,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增加了“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在我国立法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对性骚扰行为说出了“不”字。

但是,性骚扰作为一个日常用语,是一种侵权行为方式的通俗表达和概括性的模糊归纳。因此,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来界定“性骚扰”,将会面临技术难题。

第4篇:离骚教案范文

25岁的教师乌沙·威什瓦卡玛是“红衣旅”的灵魂人物,她和这个团体中很多人一样有着痛苦的回忆。2007年,18岁的乌沙也差一点被男同事。

乌沙虽然躲过了害,却逃不掉心灵的创伤。学校里没有人在意乌沙的投诉。“他们告诉我忘了这件事。现在这个男人还在教女学生,给他们讲色情笑话。他认为性无处不在,贪婪不已。”

由于乌沙舍不得失去工作,她选择了忍让,与试图自己的人一同工作。“这不是一次,我忍受了很多次。只是,我一直忘不了第一次的感觉。这个男人觉得可以对我为所欲为。”

积压的压抑和屈辱情绪终会爆发,乌沙感觉真的受够了,必须要行动起来。她发现,很多女子有着一样的悲惨遭遇。乌沙说,“我们要成立一个组织,为自己而战。我们决定不再哀叹抱怨,而是战斗。”

出于这样的想法,“红衣旅”在2011年诞生。姑娘们穿红上衣和黑裤子,因为红色代表危险,黑色代表反抗。她们都曾是性案件受害者,她们要进行反击。

她们需要反抗的事情太多了。在印度,很多壮年男子是文盲,没钱娶老婆,再加上廉价色情产品的误导,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并未随文明进化而进化。

另外,由于印度警察男性居多,他们的不作为也助长,他们经常拒绝受害者报案,“问题”成了“警察问题”。如一名35岁妇女投诉“案”被拒绝,一名官员称,没有男人愿意这么老的女人。

“他们一直认为,女人就是。”乌沙说,“红衣旅”就是想改变男人对女人的态度。“我一个人没办法改变这一切,但我们团结起来就可以。我们与年轻女孩一起工作,对她们解释男人应该有责任感,必须尊重女人,不能再认为女人低人一等。”

目前,“红衣旅”有15名核心成员,年龄在11岁到25岁之间,另外还有100名临时人员。为了防身,她们开始学习武术。姑娘们曾经用武术给试图挑衅的男人上了一课。一个男孩经常取笑女子,说下流话,并且不听劝阻,有一次“红衣旅”的姑娘们都在时,他再次说骚扰的话。结果令这个男孩无法想象,她们抓起男孩的胳膊和大腿,4个女孩将他举到空中,剩下的人开始用鞋子和拳头打他。

如果男人骚扰姑娘们,红衣旅的姑娘们会先拜访他家,找他父母说理,也会找警察介入,如果不起作用,那么她们就用自己的双手来解决麻烦。

成员普瑞提·沃玛去厕所时总被男邻居骚扰。沃玛父母向警察告发,但这个男人因很有势力被释放了,他威胁要沃玛。沃玛只好把事情告诉老师乌沙,乌沙和“红衣旅”姐妹们去警察局举报此事,最后这位邻居不敢和“红衣旅”对抗,停止骚扰行为。

16岁的阿芙丽·可汗说,“加入‘红衣旅’前,男人欺负我,我只能哭。现在我会反击,我可以一个人走路,甚至在晚上也可以。他们不再骚扰我。这是‘红衣旅’给我的勇气。”

《印度时报》认为,面对“印度性骚扰案件”的井喷和警察不作为,“红衣旅”令人看到一丝希望。但也有父母不支持女儿加入“红衣旅”,16岁的迪瓦丽说,父母逼她在家干活,不让她读书。他们说乌沙有一天会离开,乌沙会下地狱的。

虽然“红衣旅”的行为存在争议,但我们应该看到,维护社会秩序本是国家执法机关职责,如今却要让“红衣旅”以“街头正义”的形式承担,这其中最需反思的恐怕还是印度政府。

第5篇:离骚教案范文

摸头之举何以演变成“性骚扰”事件?案发后,本刊特约记者赶赴事发地,采访了相关当事人、知情者,试图还原事情的真相――

数学教师跳楼身亡,

缘起对女生“性骚扰”

2011年4月11日,星期一,江苏淮安市清浦中学。上午8时25分,数学老师郭艳东走进初三(20)班教室上课。

班上同学感觉有些异常,郭艳东进教室后,手里始终拿着一个红色袋子,这在以前是从没有过的。他布置完作业后,开始逐个叫学生去走廊的楼梯口谈话,定下中考目标。前两个是男生,第三个是女生,第四个是女生张娜。

找学生谈话时,郭艳东一直拿着那个红色袋子。前三个学生一两分钟就回来了,而张娜出去仅过几秒钟,就传出了尖叫声。很快,张娜跑回教室,脸上、衣服上全是血。大家都吓坏了,有女生开始尖叫哭泣,几个胆子较大的女生搬了椅子给她坐。这时,有人打开窗子,探头出去,喊道:“不好了,郭老师跳楼了!”

学生们一窝蜂跑到走廊,纷纷探头张望,只见郭艳东脸朝下躺着,身边还有一把带血的菜刀!有学生跑去叫班主任老师。班主任吓得脸色煞白,哆嗦着手拨通了校长的电话,又打了120急救电话。20分钟后,两辆救护车先后将郭艳东和张娜接走……

这天,恰是郭艳东妻子王怡的生日。一天前,郭艳东特意去市内一家有名的蛋糕房订了生日蛋糕。早晨出门时,他还叮嘱妻子下班时,别忘记去取蛋糕。

王怡接到丈夫跳楼的消息后,迅速赶到医院。医生告诉她,郭艳东颅脑损伤,已失血性休克死亡。她顿感撕心裂肺,当即哭倒在地。

此时,张娜还在抢救中。她被砍了四刀,其中头部两刀,脸部下颚一刀,左手一刀。经过医生全力抢救,张娜没有生命之忧,也没有被毁容。张娜见到匆忙赶来的父母,表情很淡定,仅向父母点了下头,就让医护人员用手机给其男友发一条短信报平安。

这起校园悲剧发生后,淮安市警方经调查走访,几天后了一则通稿,称郭艳东涉嫌故意伤害罪,系“畏罪自杀”。至于郭艳东刀砍张娜的作案动机,通稿并未解释。警方的定性,让郭艳东的家属难以接受。他们希望向校方和警方求证,是否有证据证实此前张娜说她被“性骚扰”的事,但都被拒绝了。

惨案发生前,郭艳东到底是不是对张娜进行了“骚扰”?这与其后发生的事情有何关联?本刊特约记者在淮安多方采访调查,希望可以还原事情的始末――

郭艳东,1977年出生于淮安,父母均为工人。1996年,郭艳东考取徐州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应聘至淮阴区淮洲中学任教。2005年,郭艳东跳槽至清浦中学初中部教数学,担任业务骨干。清浦中学初三按成绩依次分成开明班、实验班和普通班。郭艳东所带的初三(16)班和(20)班都是普通班。

郭艳东刚到清浦中学时,校长李国俊承诺过,只要他表现合格,一年内就会把他转成事业编制。在新环境中,郭艳东兢兢业业,陆续获得优秀青年教师、先进班主任等各种称号,课程和论文也多次获奖。可令人失望的是,由于各种原因,郭艳东一直没有转正。

清浦中学的生源和师资力量相对较差,许多家长希望老师给孩子开小灶补习。2010年,郭艳东和妻子王怡将在学校附近新买的一套复式房装修后,就在家里给这些成绩比较差的学生补课。

郭艳东的补习班,每人每月收费300元,时间是周一至周五18时到21时,及周六和周日的上午。补完课后,王怡便和丈夫分批把学生交到家长手中。

王怡是淮阴华能热电厂出纳,她与郭艳东2003年结婚。婚后,夫妻俩一直没要孩子。2010年,新房装修完毕后,两人打算要孩子。哪知还未来得及怀孕,丈夫就出事了。

补课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家长讨“说法”暴打教师

惨剧发生后,王怡能够回忆起张娜这个学生,她长得胖胖的,戴着一副窄框眼镜,长发染成栗色。郭艳东曾告诉过王怡,张娜父母离异,每次接送她补课的是她奶奶,他还要王怡多关心一下这个孩子。可补了两个月不到,张娜就不来听课了。

2010年12月初的一天,张娜的父亲张保林突然带着几名亲属找到清浦中学李国俊校长,称郭艳东“骚扰”了张娜,要求学校开除郭艳东!

鉴于事态严重,校方只得把郭艳东叫到校长办公室,查问此事是否属实。郭艳东一口否定。张保林当场冲上去,扇了郭艳东几个耳光,并对他拳打脚踢。经众人拉扯,事态才没有进一步恶化。此后,张保林数次带家人来学校闹事、殴打郭艳东,闹得沸沸扬扬。

案发时,张娜还不到16岁,父亲张保林是淮安市公安局一名警察,其母秦玲为淮安市车管所工作人员。几年前,夫妻俩离婚后各自组建了新家庭,张娜被判给父亲,跟奶奶一起生活。因家庭变异,张娜对学习毫无兴趣,还早早谈起了恋爱。2010年9月初,初三分班时,张娜因成绩差,被分到郭艳东任教的初三(20)普通班。

作为父亲,张保林对女儿的状况非常着急和担忧。初三开学后不久,他亲自找到郭艳东,要求女儿到郭家里补数学课。补课期间,张娜的男友经常给她发短信,她就开始找借口逃课。郭艳东批评她几次无效后,就打电话给张娜的奶奶。老人将张娜逃学的事告诉了张保林,张保林将女儿抓到家中严查细审。不料,张娜沉默半晌,却告诉父亲她之所以不愿参加补课,是因为郭艳东“骚扰”了她。

张保林一听震惊不已,再三问她是否说了实话。张娜仍一口咬定。冲动之下,张保林和前妻秦玲带着几个亲戚,一起来到清浦中学讨“说法”!

事后,李校长和初三年级副主任把郭艳东叫到办公室,让他“反省”后写检查报告,称如果郭不把此事说清楚,学校无法向“受害者”家属交代。郭艳东“反省”了一上午,摆在眼前的纸上仍是一片空白。

几天后,淮安市教育局一名副局长打电话,告诉校长,张娜的家长已经投诉到了教育局,学校必须严查此事。当时,清浦中学正在冲击江苏省四星级中学,校长担心此事会影响学校的声誉和以后的招生,他让郭艳东暂时停课,写出内容深刻的检查。

郭艳东在检讨中只承认曾抚摸过张娜的头,并未骚扰过张娜,且还有其他同学在场作证。这个检讨仍然令校方感觉无法令张娜的家长满意。校领导也认识到,郭艳东“骚扰”张娜并没有证据,批评郭艳东不应该把学生招到家中补课后,只好不了了之。

12月底一天下午放学,郭艳东推着自行车刚走出校门,突然冲出来七八个手操棍棒的青年,对准他就是一顿猛揍。郭艳东当场被打倒在地。随行的几位老师慌忙上前拉架并报警。那群人叫喊:“姓郭的侮辱女学生罪有应得,谁管闲事就打谁!”

见对方这么一说,老师们很快明白这些人是张保林雇来的。学校领导打电话给张保林,张保林也承认人是他找来的,并称,既然教育局和学校不给一个“说法”,他只得找人给郭艳东一个“说法”了。

案发后,王怡记起,去年年底一天晚上9时许,丈夫戴着大口罩回到家,只露着一对眼睛。王怡追问他为何戴口罩。郭艳东解释说,因为他与同事打架了。王怡听了很难过,丈夫从来就是一个要强的人,生怕自己带的学生拖了全校的后腿,可他带的偏偏又是两个普通班。她上前取下口罩,察看丈夫的伤情,发现他整个脸都肿了,她心疼地哭了起来。

郭艳东却笑着拍拍她的肩膀,说:“没关系,很快就会好的。”王怡找出照相机,把丈夫受的伤拍了下来,还坚持让他去找校长和市教育局反映。郭艳东却说算了。

事后,王怡再三让丈夫请假,但郭艳东担心影响学生中考,第二天他仍带着口罩去学校上课了。

此后,王怡明显感觉到了丈夫的恐惧和压力。那段时间,他晚上睡觉会用桌子把防盗门抵上。他还对王怡说,学校可能要裁员,如果他下岗了怎么办。王怡安慰说,就算裁员也轮不到他,他要是被裁了,他们学校至少有一半老师都要下岗。郭艳东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不久,郭艳东在校园里又挨了一顿莫名其妙的殴打,等校保卫人员赶到时,那几个身份不明的人早跑了。尽管没有查实打人者的身份,但郭艳东认为这些人一定和张保林脱不了干系。此后,他为了自卫,每次出门都在口袋里装着一把刀,以防不测。

这几次被打,使得郭艳东“性骚扰”张娜的传言逐渐扩散开来。很快,初三(20)班的学生们也知道了此事,他们的意见分成两派,一部分站在张娜一边,认为郭艳东是个“色狼”,“一个女生不可能拿自己的开玩笑”;另一部分学生则坚定地站在郭艳东一边,认为张娜不想补课了,在刻意撒谎――张娜已经无药可救了,其他老师都放弃了她,只有郭艳东还抱着“不抛弃,不放弃”的态度管着她。张娜很烦郭艳东,就编造了这个谎言……

丧夫之痛如何平息?

带着疑问哭祭亡夫

在这种情况下,清浦中学仍让郭艳东教张娜所在的初三(20)班的数学课,也未将张娜转班。这使得潜在的危险进一步发酵。

2011年4月8日,星期五。这天下午,学校按常例召开初三学生家长会,张保林也参加了。当总结初三两个普通班的学生成绩时,郭艳东如实讲到个别学生抽烟喝酒、谈恋爱,做老师的不好管教。张保林难以控制情绪,当场冲上讲台辱骂郭艳东,并扇了他几记耳光。郭艳东捂着脸没有吭声。这些家长中,很多人都认识且很尊重郭艳东,张保林当场掌掴郭艳东,使得这桩“莫须有”的丑闻得以迅速传播。

4月11日早会,李国俊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点名批评了郭艳东,称他不注意影响,给学校抹了黑,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同时称学校下一步将裁除部分不合格的教员。有老师注意到,郭艳东脸色变得苍白,但没人知道他心里此时到底在想些什么。

案发后,有的老师认为,校长这种公开点名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矛盾,让已经坐在火山口上的郭艳东彻底绝望!这天早上8点25分以后,就发生了本文开头那极其惨烈的一幕……

惨剧发生后,王怡在家中的练字簿上找到了郭艳东生前用钢笔写下的只言片语。她认为,练字可能是郭艳东几个月来排解心中苦闷的一种方式,并据此推断郭艳东刀砍张娜前一定留有“遗书”。案发后,她将这些内容公布在网上,希望通过字迹专家的分析,弄清这些只言片语的准确含义。

“被警察带去了,被警察带去了。

星期二发生的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就这么无能吗?

我们办了十几年的学,不怕个别无赖的家长。

我会不会被调走呢,你说呢?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杀手锏。到新东方学厨师。

下周末开家长会,心理压力太大了。

我是如此孤立无援。清浦中学第一人,各学校第一人……”

4月13日下午,王怡等亲属去清浦中学,希望能在郭艳东生前的办公室里找到“遗书”之类的书证,结果却是失望而归。困惑、痛苦之中,4月19日,郭艳东家属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份致清浦中学的公开信,在这份公开信中,郭艳东家属对郭艳东“性骚扰”女学生一事提出质疑,并认为校方主要负责人对这起校园惨案处理不妥,请求学校作书面澄清或答复,以便查清事情真相。但对这封公开信,学校一直没有答复。

王怡始终认为丈夫不可能“骚扰”张娜。十几个学生的大课,那么多眼睛看着,每天下课之后,丈夫都要求家长必须来接,电梯一次装不了那么多学生,一般都分成两拨,他先送一批学生下去,送到家长手上,再上来从王怡手里接走第二拨,也是送到楼下,交给家长。他哪来的机会骚扰张娜呢?

郭艳东去世后不久,他的课很快被其他老师代替。清浦中学渐渐又被朗朗的读书声淹没,只是偶尔会有学生小声议论起他们数学老师的离世。有时,他们会站在五楼的走廊上,手扶栏干,向下探头张望,他们无法想象,如果不是痛苦和绝望到了极点,内向、有时又不乏幽默的郭老师,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在刀砍女生后,飞身一跃……

其间,郭艳东一位同事说出这起“性骚扰”的内情――张娜当初去郭艳东家里补课,是其父强迫的,可对学习已生厌的她根本不愿意去。补课期间,郭艳东曾几次严厉地批评过张娜。担心其心理压力过大,他曾抚摸过张娜的头,苦口婆心地要她好好学习。作为一个很想当父亲的教师,他无意间的这个动作,让处于青春萌动、敏感期的张娜产生了误解,心生反感,最终演变成一场惨剧。王怡及郭艳东家人得知这个说法后,向郭艳东的这位同事求证,同事却又矢口否认。

事发后,本刊特约记者曾致电清浦中学校长办公室,有工作人员称,此起“骚扰案”确实存在,但学校并没有郭艳东“骚扰”女生的证据。

这起校园悲剧事件,引发我们思索的问题有很多:

第一,郭艳东错在心理素质太差,法律知识更是严重欠缺。当张娜的家长带人第一次殴打他时,他应该立即报案,如果他确实没有“骚扰”张娜,就应该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他为了保住工作,选择一味隐忍和避让,当事情最终无法收场时,又做出极不理智的行为,毁掉了自己的生命。

第二,家长在听到学生反映的问题后,要仔细甄别真假;即使孩子反映的是事实,也应该选择报案,而不该采取报复、私斗的手段,使矛盾扩大化。本起事件中,尽管张娜幸运地躲过一劫,但从长远来看,对其身心健康影响也将是长期的。

第三,学校得知事情的发生,不去正确引导学生及家长,任凭学生家长无理取闹,却不报警。同时,学校在没经证实的情况下,一再给当事老师施压,最终导致其心理崩溃,并选择了铤而走险,难辞其咎。

另外,在课堂之外补课,是被教育部门明令禁止的,但在分数和升学率的重压下,学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家庭、学生和老师都不堪重负。

第6篇:离骚教案范文

[关键词]校园;性骚扰;防控;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10-0053-04[ZW(N]

长期隐居角落的性骚扰如今成了媒体上和现实生活中谈论较多的话题,关于校园性骚扰事件的讨论更加激烈,也更加吸引眼球。诚然,校园性骚扰是个不可回避的社会恶疾,也深深刺痛着人们的神经,对其加强分析研究,实现有效防控刻不容缓。

一、性骚扰与校园性骚扰的概念

(一)性骚扰

“性骚扰”一词最早由国外传入,于1974年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麦金农提出,并将之定义为“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中,施加违背意愿之性要求”。随后,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和司法实践,逐渐为我国社会大众所知晓,也为国家和社会所重视。在制度上,我国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提到了“性骚扰”。《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草案),首次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构成性骚扰的5种具体形式作出界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2010年修正本)》在人身权利一章提出了禁止以语言、文字、图片、电子信息、肢体动作等方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并对有关部门提出了“及时处理”的原则性要求。但这些规定都没有对“性骚扰”进行界定,更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罚措施。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观点主要有权力论、唯女性受害论、性别歧视论、级别论、民事侵权论等,至今也没有形成具有绝对说服力的定义。毋庸置疑,性骚扰因为其复杂性,在严谨性法律中的涵义较生活中所言的涵义更为复杂,也更难界定。

(二)校园性骚扰

正因为性骚扰概念界定的复杂性和难度,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校园性骚扰的界定也没有统一的意见。我国绝大部分学者把性犯罪、犯包含进性骚扰的涵义,或者把发生在学校的性骚扰都认为是校园性骚扰,扩大了校园性骚扰的范围;还有人把校园性骚扰定义为在校园内教师对学生或者学生对教师的性骚扰,缩小了校园性骚扰的范围。这些会使学校在制定预防机制和保护教师及学生的合法权益出现漏洞。校园性骚扰应是特定的概念,强调行为人或受害者有一方是校园的主体,即教师(含所有教职工)或学生,并不管事件的发生地点。虽然校园性骚扰主要是发生在校园中,但并不意味着只有校园中发生的性骚扰才是校园性骚扰,也不意味着所有发生在校园里的性骚扰都是校园性骚扰。如两名失业青年在校园内发生的性骚扰,则不认为是校园性骚扰。我们认为校园性骚扰是指学校师生故意以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肢体、言词、图像、信息等侵犯特定对象民事权利的行为。需要强调的是当事人中至少有一方应该是学校成员。根据施害和受害主体的不同,校园性骚扰又可以分为6种类型:教师对学生的性骚扰、学生对教师的性骚扰、教师对教师的性骚扰、学生对学生的性骚扰、教师或学生对非学校人员的性骚扰、非学校人员对教师或学生的性骚扰。

二、校园性骚扰的研究现状

据调查,仅我国大学生中,曾经对他人实施过语言和躯体上的性骚扰的就占了695%。但由于目前对性骚扰的概念、原因、危害、处理方法等认识不足,以及法制建设相对滞后,大多数校园性骚扰研究仅停留在男性教师对大、中小学女性学生的性骚扰上,多数是犯,如、猥亵等。对女性实施的性骚扰,同学、教师之间的性骚扰视而不见。研究者所引用的案例大多是沈阳市某小学教师程某、酒泉市任某、通化市栗某等性质极端恶劣、社会危害严重的男教师女学生的犯罪事实,而对一些未经揭露或者难以发现、难以确证但又切切实实存在我们身边的校园性骚扰未加以深入研究。在校园性骚扰的成因研究方面,学者多归纳为学校管理观念错位、管理制度缺失、法制教育缺位、学生自我防卫观念缺乏及受害学生程序性保护欠缺等。还有人认为是畸形的师生关系,如:“师道”“特权”,缺乏对儿童性权利的正确认识,忽视儿童性心理成长过程中的关怀。在解决措施方面,提出包括加强自身保护、加强法制教育、加大打击力度、建立健全学校管理制度等措施,但对如何构建校园性骚扰的机制没有提出具体的思路。这些研究毫无疑问具有相当的深度,对解决校园性骚扰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研究者没有从法学研究和制度建设的视野填补受害者保护措施的真空,即对建设什么样的制度、如何构建没有很好的建议,不能形成长效的机制;研究者也没有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行为人的成因,所提出的措施难以真正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不具可操作性。

三、学校校园性骚扰防控制度的缺失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从大的方面来说是法律,小的方面来说是规章、制度、文件等,是我们应该普遍遵守的规则、条文,它确保了良好的秩序,维护了正当合法的权益。规矩是各项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是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保障。有制度很重要,有好的制度更重要。正如哈耶克所说,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目前,我们在不断地研究制度、制定制度,但由于没有从完善机制的角度对制度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使制度不仅难以发挥预期的效果,在一定情况下甚至还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近几年,在防控校园性骚扰制度方面,有些高校制定了一些原则性的或简单性的规定,但由于缺乏机制的预防、补偿、惩罚功能的互补,使得有些制度执行效果不好或不执行,甚至不能执行,这往往比没有制度所产生的效果更坏,因为制度没有了权威,可以任意践踏。因此,要充分发挥校园性骚扰制度的防控功能,还需要构建一个全方位的、关联的、科学的制度系统,这个制度系统中各部分既各有分工又相互联系、协调配合,互不冲突,共同发挥作用,缺少任何一部分角色都会造成结构和功能的缺失。如领导机构日常办公制度、人事管理工作制度、保卫安全制度、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等加以配合执行,才能形成组合拳和重拳。

四、校园性骚扰校园防控机制的实现

任何一类违法犯罪行为的防控,需要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等全方位的协调配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我们在这里就如何在校园里构建防控机制进行探讨。

(一)概念上的准确界定

我们应该要明确校园性骚扰的概念和范围,不要把“校园性骚扰”当作社会性骚扰的特殊体,校园性骚扰仅是性骚扰的一个特殊部分。正如前面概念提到的,我们认为的校园性骚扰是一种特定的侵犯民事权利的行为,不把触犯刑法的犯、性犯罪行为纳入校园性骚扰的概念范畴,如构成猥亵妇女儿童罪、罪的行为;同时,我们不把校园性骚扰仅定义为男性对女性、教师对学生、领导对普通员工的性骚扰;也不能简单地把发生在校园的性骚扰、朋友之间的普通涉(如朋友间的黄段子、无意间的肌肤接触、特定场合的拥抱等)纳入校园性骚扰的范畴。准确的概念有利于预防和打击校园性骚扰行为,而不会阻碍正常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朋友关系等。

(二)预防机制的有效实现

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的事前预防都比事后补偿要好得多,因为行为人一旦实施侵权行为,一方面将导致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即使得到事后补偿,侵权人也将损失部分利益,社会的整体利益也会因此而受损。甚至,受害人被侵害的利益有时是无法进行弥补的,如精神上的伤害、身体上的缺陷都有可能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因此,建立有效的预防机制是控制校园性骚扰的首要任务。

1文化制度建设。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坚持德育为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方面。德育是一种精神文化教育,不仅要加强学生的德育,还要加强师德文化的培养。学校要举办形式多样、师生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尽量满足广大师生员工精神生活的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性文明教育、师德教育纳入校园文化建设范畴,让全体人员知晓哪些行为可能构成性骚扰,该种性骚扰行为是违反道德价值甚至违法的,师生如何尽量避免成为骚扰对象,让大家在心理上有一种防范。一旦被性骚扰,学校首先应该帮助他们克服这种心理障碍,让他们知道应该到哪里去投诉,怎么样解决。正确引导恋爱中学生的行为,倡导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在教室、图书馆、餐厅等公共场所中营造文明的文化氛围,制止所有有失文明、不受欢迎的行为,倡导学生自尊、自爱、自重。这种文化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2防范方法教育。为了避免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懂得必要的防范技巧是非常重要的。学校应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告诉师生要尽量结伴而行,选择在人多的地方和时间行走,必要时大胆向他人求助,学习防身术等。如广西师范大学给每位新生发放了预防性骚扰的知识宣传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3机会制度设置。减少容易发生性骚扰的场所和机会,可以有效防范校园性骚扰的发生。校园内公共场合、阴暗的角落、宿舍等地方都是容易发生性骚扰的场所,而且不容易发现和取证。在这些地方应作秩序性的规定并采取预防措施,减少性骚扰的发生机率。如中国人民大学实行的学生宿舍管理办法,规定“非本公寓区的任何人员非因工作关系不得入内”。另外,男女生宿舍相隔也应有一定的距离,这样可以减少偷窥、偷拍等事件发生。如海南某大学出现学生将偷拍到的女生宿舍不雅照传到网上的事件,原因之一就是男女生宿舍相隔较近;长沙市河西某高校江边女生浴室被男生偷窥,也是因为男女两个浴室共用一条楼梯,之间没有任何阻挡。

4心理健康监控。应该规定,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在招聘教师过程中要严格审查,除参考应聘者的职业道德、学历、教学能力外,也应了解应聘者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在日常管理过程中,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有必要建立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和心理档案,对在职教师定期进行心理卫生检查。还应充分了解学生的成长经历,加强学生在性心理成长过程中的人文关怀,把心理监测和干预工作纳入长效管理。

(三)权利救济制度的有效实现

虽然任何的事后补偿都有可能无法弥补因侵权而受到的损害,但“无救济的权利非权利”,如果不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机制,将无法有效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更会进一步助长性骚扰者的行为。目前,校园性骚扰现象的危害性日渐明显,国家和法律应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社会更要关心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因而,各级各类学校有必要建立受害者的内部救助机制,教育行政部门、社会、学校及家庭应建立受害者的外部救助机制。两种机制通力合作,形成体系。

1完善机构,确保公正。要及时建立教育管理机构、学校相关制度和处理机构,处理过程要确保公正、合法,如学校成立校园性骚扰事件处理领导小组,由校领导兼任组长,为第一责任人,由心理学专家、法律专家、学生管理工作者、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等人员为主要成员。把教师、学生的性权利纳入其他权利的保护救助体系,处理领导小组接受受害者的投诉、调查取证、作出处理决定以及申诉等。尤其需确保不服学校处理决定的任何一方,可以向外部救助机构申请求助或启动司法程序,必要时可召开听证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性骚扰行为,要及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等。

2足够重视,给予帮助。学校管理或制度的疏忽和冷漠对校园性骚扰的发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制度上的规定外,学校在管理和教育上也应着重注意对校园中的施害者和受害者进行适当的心理辅导和医学治疗。同时考虑成立性骚扰受害者救助基金给受害者适当的帮助,以减少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

3鼓励举报,注重保密。鼓励学生、家长对性骚扰实施者进行大胆检举揭发,勇于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对检举揭发者和受害者进行应有的保护,防止他们的其他权利受到不法侵犯。要对他们的个人资料和举报行为进行保密。

4严厉打击,教育感化。学校与社会对施害者都不应该放纵和姑息,要让施害者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对受害者的一种安慰与补偿,更是有效预防类似行为再次发生的措施。同时,此类行为是可教育的行为,可采取教育的手段与方法进行教育感化。

参考文献:

[1]CatherineAMackinnon [WBX]Sexual 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A case of Sex Discrimination[WBZ][M]McFarland,510

第7篇:离骚教案范文

翻译一直以来被喻为“戴着枷锁的舞蹈”,但往往强调的是原文本对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却忽略了意识形态在译者身上打下的烙印。翻译文学中的意识形态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转向”运动期间方始兴起,本文正是以其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理论视角来重新解读译者风格,把翻译研究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立足于杨宪益、戴乃迭的《离骚》、《红楼梦》译本及大卫?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通过对同一译者不同时期的译作及不同译者同一时期的译作分析,来探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风格———即翻译策略的选择———之影响,从而提倡以更客观的态度来研讨翻译文学研究。

二勒菲弗尔的理论核心

勒菲弗尔认为,“即使是对具体翻译技巧和策略问题、翻译中的对等问题的研究,也需要从社会文化的范围去考虑”。翻译作为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及其对译文与原文的对等度的理解并非完全取决于译者本人的主观意愿,而受到译者身处的文化体系中种种因素的牵制。勒菲弗尔译学思想核心就是重点考察在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翻译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等方面的密切关系。本文所指的社会意识形态包含勒菲弗尔所指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及赞助人两个因素。勒菲弗尔曾指出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有内外两个因素:内因是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所谓“专业人士”;外因则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机构”,即所谓的赞助人。“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文学家们关心的则是诗学”,而内因是在外因所制定的参数范围内起作用。可见,影响翻译的两大要素———赞助人和意识形态———是融为一体的,赞助人考虑到译本的接受度往往代表了社会主流意识,只有在社会转折期、意识革命兴起时,会出现革新派赞助人站在社会主流意识的对立面。由于本文以《红楼梦》、《离骚》翻译为研究案例,不存在赞助人与社会主流意识的对立状态,故此处将意识形态与赞助人两大因素结合起来讨论。笔者认为,代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确立了一套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价值参数,而文学家和翻译家则在这一套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可见,意识形态在翻译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故本文着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探讨其对译者的影响。

三意识形态下的翻译策略

下文从杨译《红楼梦》及《离骚》、霍译《红楼梦》中选取典型来比较其翻译策略的差异,从而分析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风格的影响。

1翻译策略《离骚》节选:帝高阳之苗裔兮,……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杨译:《离骚》是一部浪漫主义长篇抒情诗,诗中充分运用神话传说、历史故事,采用大量比、兴手法,以及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化特色词。屈原在《离骚》开篇第一句就自述自己出身高贵“,我是古帝高阳的子孙。”屈原出身楚国的少数民族巴族,巴族的祖先为太昊、少昊;与楚王、楚人、楚国贵族的祖先颛顼相比,少昊曾做过颛顼的老师。屈原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楚国的贵族,不要瞧不起我,我的出身比你们更高贵。”此处,杨译仅用“prince”一词传递主要信息,忽略历史背景。同样,后两行诗句的“丰隆”,指神话中的云师;宓妃,相传是伏羲的女儿,后成为洛水女神。译文中以“thelordofclouds”、“nymph”简而代之,在翻译手法的处理上都是取其神而略其形,吻合彼得?纽马克提出的交际翻译的特点———更流畅、简洁、清晰,也更直接,更符合译入语的用语习惯和该语言中某一特定的语体,故可归属为提出的交际翻译的范畴。然而,同样是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翻译手法。《红楼梦》中第五回对秦可卿卧室的描写可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笔浓墨重彩,此处仅截取一句为例:“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杨译:与《离骚》译文相比,此处杨译恪守原文,保留了所有的历史人名,其中的文化要素都采用尾注的形式加以注解(由于篇幅原因,无法一一摘录),如对“ZhaoFeiyan”的注解为:“AHanemperor’sfavorit,alightdance,hencehername‘Feiyan,’meaning‘Flyingswallow.’”细腻而详尽。这种手法既保留了原文简洁的排比结构,又有足够的空间来解释其中的文化万象,以凸显其摆设的珍贵。此处的翻译手法恰恰吻合了纽马克对于语义翻译的定义:“语义翻译力图在译入语的语义及句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保留源文本的文体。”(笔者译)霍译:文中的黑体字或增补隐含信息,或简化文化信息,把原文的不透明式文体(opaquestyle)转换成透明式文体(trans-parentstyle),但求读者理解通畅,不求文化甚解。此处采用的翻译手法与杨宪益在处理《离骚》时,用prince,nymph等身份象征词来替换原文的历史人物的手法极其相似,都采用了简化的交际翻译。以上两个杨译本缘何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出现如此大的差异?而杨译《离骚》却为何又和霍译《红楼梦》手法如此相似?笔者以为这是由意识形态引起的。

2意识形态根据勒菲弗尔的阐述,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可以主要划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是其生活环境熏陶下自然生成的;另一方面是赞助人、出版机构等权力机关强加给译者的社会主流意识。杨宪益的生平对其个人意识形态有着莫大的影响。他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惟一的公子。虽后来家道中落,但足够维持他衣食无忧的生活及良好的教育。1934年,他在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毕业后便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良好的家庭背景及西化的教育赋予了他豁达的性格和追求自由、享受生活的人生姿态。“从幼年起,杨宪益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牛津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社会活动之中。……这位出手阔绰的中国少爷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洲大陆,见识了、妓院、夜总会、沙漠……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酒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生性不羁,以违规为荣,在学校里干尽调皮捣蛋的事情。”这样豁达不羁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也反映在他的翻译创作上。杨宪益于1936年赴牛津大学留学,1938年他和戴乃迭首次合作开始翻译《离骚》。此次翻译纯属兴趣所致,用杨宪益的话来说就是“好玩”,由于这一翻译活动既非功课任务,也非校方科研项目,因此从选材到翻译目的的确立到翻译手法的选择,即无校方的干涉又无赞助人等权力关系的制约。同时,彼时两人身处英国牛津大学,学术自由氛围浓厚,没有强加的社会意识形态。可见,在《离骚》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享有完全的自由度,在翻译方式的处理上体现了译者本人的意识形态。霍克斯对杨宪益的这首译作曾幽默地评价道:“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彩蛋和一只鸡蛋卷之间的相似程度一样。”至于《红楼梦》的翻译,杨宪益曾提到:“我翻译我喜欢的东西,但是,翻译《红楼梦》纯属偶然。1964年,外文局领导要我翻译《红楼梦》。我小的时候,《红楼梦》一遍也没看完,我对《三国》兴趣大,对《水浒》兴趣也大一点,但是工作不是凭自己的兴趣。于是,我和戴乃迭着手翻译《红楼梦》。”可见,杨宪益翻译《红楼梦》是在赞助人的要求下发起的行为。当时中国建国不过十几年,国力尚弱,与欧美国家相比处于绝对的文化弱势,因此,当时中国外文出版社致力于系统地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学作品,其出版目的在于传递中国文化理念,如实地展现中国文化特色。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红楼梦》,历时近20年,期间发生了席卷全国的“”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反资、反修、反封建”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占有绝对主导,因此对于代表了党和政府主流意识的出版社的委托,译者毫无选择的余地;而翻译《红楼梦》期间的牢狱之灾、丧子之痛更促使译者小心翼翼、亦步亦趋。因此,虽然杨宪益在翻译《离骚》时,天马行空,充满了讽刺与夸张,但在处理《红楼梦》时,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翻译策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动荡社会背景、重视原文本文化传递的赞助人这双重因素都决定了杨译《红楼梦》的目的是再现原著的政治、文化和艺术价值,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促进文化交流。相应的,在确定翻译策略时,以原文本而非译文读者为首要考虑,选择了以语义翻译为主的翻译手法,对涉及中国古代文化处往往采用直译加注或直译加释义的方法来处理。反观霍克斯,一位地道的英国人在英国翻译《红楼梦》。虽然翻译时期与杨译《红楼梦》相同,但英国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和开放性思想的国家,以责任、教养和自由为核心元素的绅士文化塑造了追求“平等”、“自由”、“人权”的社会环境,包括思想和言论自由,赋予了霍克斯自由驰骋的空间。加上霍克斯自幼受到英国文化的影响,而英语文化是当今最强势的文化,所以他首先会受英语文化中的翻译规范的制约。同时,从霍克斯的序言中可见他的翻译目的在于传递阅读此书的乐趣,他的预设读者为普通英语读者,与英国企鹅出版社的标的读者一致,他们或出于好奇想了解外国文化,但往往浅尝辄止;或根本不在乎外国文化。因此,中国文化并非翻译重点。此处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个人翻译目的与赞助人的目标受众达到完全一致,通顺、透明成为重要的翻译规范,交际翻译理所当然地成为翻译策略的首选。

第8篇:离骚教案范文

二一六年十二月,我参加了麻州妇女大会。这一次的讲员中,我最感兴趣的是阿妮塔・希尔(Anita Hill)。一九九一年,希尔因为指控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克莱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性骚扰,在参议院公开作证,名噪一时。一九九七年,希尔离开她在俄克拉荷马大学法学院的终身教职,而前往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做妇女研究项目,那时我正在那里读书。校长夫人舒拉米特・莱恩哈兹(Shulamit Reinharz)负责妇女研究,搞得如火如荼,我认识的女同学纷纷去选那边的课,或者至少要去听她们的讲座,还有几位干脆就选了妇女研究当研究方向或副专业方向。

时隔将近二十年后,美国政治已经经历过许多轮回。这次妇女大会上展销的只是希尔的近作《重定平等:性别、种族和寻找家园的历程》(Reimagining Equality: Stories of Gender, Race, and Finding Home),希尔右手包着厚厚的绷带,也无法给我们签名。我却顾不得读这本书,一回家,就从图书馆借来了她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回忆录《面对强权,直说真话》(Speak Truth to Power)。

这次听证会也多次被拍成了电影、电视节目:一九九四年,流行的电视系列《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受希尔故事启发,拍摄了一集《美德》,情节就是一名年轻的女律师受到压力,律师事务所上司想强迫她和他上床;一九九九年的电视电影《奇异正义》(Strange Justice),则是直接讲述这次审判的过程;二一三年出了一部纪录片《阿妮塔》(Anita);二一六年,著名影星凯丽・华盛顿在电视电影《关键判决》(Confirmation)中扮演阿妮塔・希尔。电影中著名的台词是:仅靠一个人的声音就能够改变历史。凯丽・华盛顿因为扮演希尔,还获得了金球奖电视电影类最佳女主角提名。

关于希尔和托马斯的书籍也非常多,传记、论文集、专著汗牛充栋,对两位当事人各有褒贬。那三天听证会的发言,也都被编成了一本书《克莱伦斯・托马斯和阿妮塔・希尔听证会记录全集》(The Complete Transcripts of the Clarence Thomas―Anita Hill Hearings),这本书在镇上的公共图书馆就能借到。

照例,读自传是一定要存些戒备的。一查关于希尔的书,大卫・布洛克(David Brock)的《阿妮塔・希尔的真面目》(The Real Anita Hill)就如影随形一般地跳了出来,提醒我,希尔的书,不过是一家之言。不过,布洛克的书是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离听证会距离太近;书名就带着鄙夷和倾向性,顺手翻了翻,也是言辞激烈,斩钉截铁。作者越是笃定的地方我就越是怀疑,相形之下,希尔的口吻要舒缓平和得多,加之她毕竟是当事人,而不是布洛克一般的新闻界捕风捉影人士,只能读一本书的话,希尔本人的书应当是上选。

二、阿妮塔・希尔的指控

阿妮塔・希尔,俄克拉荷马大学本科毕业,一九八年耶鲁法学院毕业。毕业后先是进入教育部,后来又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任职。在这两个机构中,她都是担任克莱伦斯・托马斯的助手。一九八三年八月辞职离开政府职务,回南方大学教书。一九九一年,克莱伦斯・托马斯被老布什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时,希尔站了出来,指控托马斯在她任职期间,曾经多次对她有性骚扰行为。

美国的历史并不长,希尔的祖父母一辈还是奴隶。获得自由身份以后,她的父母x择了他们一直熟悉的职业―务农。希尔成长的年代,目睹了美国黑人社区的民权运动。阿妮塔是十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的家人昵称她为搭头(Baker’s Dozen,西方习惯,出卖一打十二只面包时,面包师要另加一只,这第十三只就是免费的搭头)。希尔的兄姐中,最大的几个上的都是种族隔离的学校,轮到她时,就已经黑白合校了。一九六八年,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希尔从偏僻的俄克拉荷马农村远远观察着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林林总总。她承认一九六一年肯尼迪总统签署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对她上大学尤其是上法学院有所裨益,但她并不因此认为她比别的同学差。

希尔自称不喜欢政治,从耶鲁法学院毕业时并不想搞人权法,她感兴趣的是公司和商业法,左右她兴趣的也主要是经济原因,因为她上大学和法学院欠下了很多债务。

一九八一年八月,托马斯进入里根政府,担任教育部主管人权的部长助理。托马斯请希尔担任他的特别助手。一九八二年,里根任命托马斯担任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的主席,希尔也随之转往该委员会供职。希尔成为托马斯的助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托马斯也是耶鲁法学院毕业生,希尔的描述,果然证实了美国藤校的优势,一是名声,二是关系网;另外一个原因是,托马斯也是黑人。这一点至关重要,直接影响了希尔―托马斯听证会的结局。

希尔作证时列出的托马斯“性骚扰”的具体行为是:托马斯要求和她发展恋爱关系,希望她下班后和他约会;多次向她评论并声称自己喜欢大波女人;谈论他看过的,经常向希尔描述里的情节;谈论他自己的性生活;一九八三年希尔离开托马斯时,托马斯请她在参议院的食堂吃饭,并说如果她把他在她面前的言行说出去,会毁了他的前程。等等。

三、希尔―托马斯听证过程

希尔和托马斯都是黑人,也都是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但他们也有差异:托马斯是共和党保守派,而希尔一直是支持的。她虽然是在里根政府中给托马斯当助手,但一九八年她忘记作选民登记,并没有投里根的票。此外,她感觉自己是在为托马斯工作,而不是为里根工作。

听证委员会主席是二一七年一月卸任的前任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麻州的参议员元老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希尔当初与参议院接触时是通过参议员霍华德・梅珍鲍姆(Howard Metzenbaum)手下的工作人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中有十四名成员,清一色的白人男性。委员会主席拜登比现在年轻、清瘦许多,闪烁其词地问着问题,很显然,这个话题,尤其是其中一些词汇,都令他们万分尴尬。为了考证她是不是在说实话,参议院豪威尔・赫夫林(Howell Heflin)问了几个问题:

你是一个受人嘲笑的女人吗?不是。

你狂热地相信公民权利吗?不。

你在公民权利领域持好战态度吗?不。

你有没有烈士情结?没有。

反对希尔的有两股势力,一是托马斯的支持者,他们认为阿妮塔・希尔是受到了阴谋分子的操控,通过作莫须有的伪证来破坏托马斯的命名;二是黑人社区,他们觉得她作为一个黑人,不应当这样破坏一位黑人兄弟的前程。托马斯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有望进入美国最高法院的黑人法官。

连希尔本人也承认,托马斯不曾触摸过她,也不曾公开威胁过她。质疑希尔的人认为她站出来揭发托马斯有几个动机:

一、想出名。

二、受过屈辱,寻求报复。他们认为实际上希尔是个花痴,追求托马斯而不得,因而借机报复。

三、过分敏感、过分正儿八经。

四、希尔当时的精神状态不稳定。

五、阴谋,欲借希尔指控破坏共和党命名。

托马斯完全否认他对希尔有过任何意图。他反守为攻,把话题转向了种族。他声称这是高科技的私刑,只不过这次私刑是在参议院里公开举行,而不是像从前白人对黑人处以私刑那样,把他在一棵树上吊死。可以想象,如果希尔不是黑人,他的反击会更加强有力。

希尔认为,托马斯一打“种族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让步了,不敢继续审查。在向黑人让步的同时,他们放弃了一位女性,虽然这位女性同样也是黑人。此外,种族牌一打,也成了攻击目标,因而不敢为希尔辩护,只能听凭共和党操纵听证程序和内容。

希尔也不是全然孤立。她否认自己背后有指使,强调从头到尾都是几位朋友在志愿协助她。他们冒险为她作证,证明她早在一九八二年就曾经跟他们谈论过被托马斯骚扰的事。大佬特德・肯尼迪参议员的发言,也表明他相信希尔的证词:他认为参议员们不应当攻击希尔的人格,不要说她是在作伪证,也不要说她是被特殊利益集团利用,不要说她是从小说和司法案件中找到了这些情节。他认为,纠缠希尔教授的人格是不值得的。他说,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考虑提名人是否合格时,也不应当考虑种族因素。事实上,他说,希尔这些指控是一个非裔美国人对另一位非裔美国人的指控,问题的症结不是歧视和种族主义,而是性骚扰。他希望人们把眼光放在性骚扰这一个问题上。

希尔同意作测谎实验,并且通过了测谎。然而,公众听到的却只是种族主义、伪证、阴谋和谎言。据当时统计,百分之七十的人认为她作了伪证。肯尼迪的发言远远不足以扭转乾坤。托马斯最终还是赢了,进了最高法院,并且顺利提拔,至今仍然是道貌岸然的大人物。

希尔生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三十日,一九九一年十月在参议院作证时,已经三十五岁。她穿着鲜艳的蓝色洋装,认认真真地回答着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委员们的轮番提问。就是这样一位严肃、沉静的黑人女性,在美国政坛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场风波,涉及种族、性别、权力、性、政治种种主题,波及新闻(广播、电视)、学术界(哈佛、耶鲁)、政界(参议院、最高法院)各个领域,对美国新闻、政治、立法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怎么夸张都不为过。

四、风暴之后

作证之前,希尔已经于一九九年从俄克拉荷马大学法学院拿到终身教职。然而,作证之后,她在南方的生活愈加艰难。她任教过的第一所学校的白人男生写信攻击她。从华盛顿作证回家途中在达拉斯转飞机时,有人组织了一群人攻击她。低年级学生受新闻影响,课堂上无法集中。高年级学生能够坚持课业。学校发行一部宣传片,因为她名声在外,决定把她那个片段删掉。在超市,有人在她面前大声耳语,也不怕她听见。也有人支持她,在超市里就拥抱她,害得她丢下购物车,落荒而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新闻界和法律界对于“性骚扰”没有明确的定义。每个人对“性骚扰”的理解都有所不同,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对它的理解也有不同。法律上,]有明确定义什么是“性骚扰”行为,调查过程中,所有的人,从那些道貌岸然的参议院议员,到他们手下的各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到联邦调查局,都有些茫然失措,不知道这样的调查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程序。接到希尔投诉时,参议院工作人员无所适从,建议希尔咨询乔治城大学一位经常和参议院讨论性骚扰问题的专家苏珊・戴勒・罗斯(Susan Deller Ross),希尔正是在和她讨论数次以后才决定正式投诉的。电视记录上,参议员们都显得表情尴尬,极不自在,对着镜头目光闪烁,但求速决。

阿妮塔・希尔穿着明亮的蓝色西服在参议院作证,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穿过那套蓝色西服,不过,她却一直将它保存下来。

尽管如此,希尔―托马斯听证会依然是美国政治尤其是性别政治中的一个分水岭,它增加了公众对性骚扰的了解,自那以后,女性公开指控其男性上司和同事的案件大幅增加,有关法案得以通过,民间也出现了许多活跃的组织和活动。

《面对强权,直说真话》封底引用希尔本人的话,阐述了她写这本书的动机:

六年前的事件,以“希尔―托马斯听证会”为高峰,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我不再是一个无名的私隐的个人,我的名字已经成了“性骚扰”的同义词。对很多人来说,我象征着敢于站出来、揭露一项痛苦的实情的勇气,从听证会以来,成千上万的人也为他们自己找到了这份勇气。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我象征着对公共论坛的堕落,说好听点儿,我是一个走卒,说难听一点儿,我是一个作伪证者。

但我不再甘于让别人对此作出评判,因为他们无法知道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感受到的、我看到的、我听见的、我思考过的所有一切。不管他们会怎么说,我都必须为了我自己来直面这些问题。我没有选择性骚扰问题,性骚扰问题选择了我。此外,既然我已经被选中,那么,我就开始相信,应当由我来试着找出这一切中蕴含的意义。

第9篇:离骚教案范文

这位女留学生就是我,井上川野教授是我到日留学的身份保证人。在刚到日本时,我就住在这个近60岁的老教授家里,当时他就一次又一次触摸我的身体,也多次强吻我,还出现要与我等行为。我忍无可忍,只好搬到外面生活,但是井上川野依然骚扰不断,几乎每天夜晚在半路上拦载我。

夜色中直面性骚扰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淮安女孩,20岁以前根本没离开过家门,没想到第一次出远门就来到了日本的东京留学。

从并上川野家搬出后,我住在东京浅草周围的东横街。为了学业与租房等费用,晚间打工我从来都是干到离末班车发车前10分钟为止。下了电车,虽说还得走十几分钟的大路和小巷,又是深夜,却也从没考虑过什么危险。因为早就听说日本的社会治安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来东京之后又瞧见举目都是警署和警察(东京几乎每个电车站外都设有警员值勤岗),就更认为太平无事了。

可没过几天,一个与以往每个夜晚没有任何区别的夏夜,天气闷热,我一出车站,就急急忙忙往家走。走到一段灯光较幽暗的地方,忽然,一个块头很大、身着短衫裤的老头冷不丁站在了我眼前,是井上川野…-

“(我)需要你!”他开口了,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而且两手空空,精神十足。

“(我)不想再见到你,你走开!”说完我便朝前走。可一只有力的胳膊从前边猛地圈住我的脖子,同时胸罩里探进了一只手。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使我蒙了,双腿也软了,差点瘫倒。“啊!救命……”我下意识地大喊起来。随着我这惊憾夜色的喊声,老教授闪了一个踉跌,撒手就跑。这时我才清醒过来,怒火填膺不已。

针尖对麦芒的反扰术

让这个老色鬼占了便宜,真把我气得直咬牙。那两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要是练点儿武术气功就好了。瞧我不把他治住才怪。

过了几天,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平静。但是,两个星期后的一个夜晚,还是在那个时间,还是在那条马路上,他嗫手蹑脚尾随在我身后,又是猛地一抱,一摸。这次我一点儿也没蒙,一返身,想一把揪住他,他却又抽身溜掉了。我照样紧迫不舍,大喊大骂,结果他还是设影儿了。

这次夜遇之后,我明白他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可载反倒不怕了。

这一天又相遇了,还是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我发觉他又悄悄跟在我的身后,神经立刻绷紧了。这回你甭想占便宜!我快步朝前走,他也加快脚步;我站住,他也站住。路边有一个盛废瓶罐儿的筐,我从里边挑了个大酒瓶子攥在手里。再回头看,那老色鬼却不见了。难道是看出我的警惕,他害怕逃掉了?

走我进了小胡同,拐过一个弯儿,猛地,他从小胡同的对面朝我走过来。扭头跑吗?才不呢!今天偏要跟他来个针尖对麦芒。我一只手攥紧拳头,另一只手攥紧了瓶子。我放慢了脚步迎着他走上去。他也慢慢地走过来。五米,四米,三米,两米,双方同时刹住了脚步。小胡同里的灯光很昏暗,可他那双乜斜着的小眼晴,那绽着淫笑的嘴角……一股难以抑制的怒火从我心底喷了出来…,然而,我却连半步都没动,只是立在原地,手里是那个已被攥得发热的瓶子……

也不知对峙了多少时间,老色鬼忽然像泄了气的气球,不自然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走掉了。

中国人在日本如何应对性骚扰

第二天到店里打工,我把连续发生的事对店长说了。他惊讶地问我为什么不马上报警。报警?我压根儿连想也没想过。“(你)那个破瓶子还是算了吧。干脆,我送你一个手持警报器,听说不太贵,我女儿晚上出门就带着那么个玩艺儿。”店长是来自中国上海的华人,他从不说假话,当即给我买来一个比手心还小的电池警报器。“回家的路上就捏在手心里,一旦碰上什么情况,立刻拨开这个栓。”店长指着一处插着像钥匙的地方,栓一拉开,嗬,那警报声可刺耳了。“太棒了,真谢谢你!”我高兴地接受了店长送我的宝贝礼物。

热心人不光是店长,跟我学习中文的大岗夫妇也对我表示出极大的关心。那天的中文学习刚一结束,他俩一定要带我去我家附近的警署向警察打招呼。

已是晚上11点多了,警署里一位年轻的警察正在值班。我们刚一进门,他“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问我们发生了什么情况。大岗先生简要地将我的“历险记”对他讲了一遍,警察边听边飞快地往本子上记着。由于警察参与了,第二天广岛市立大学的“大学评议会”就对井上川野教授宣布了免职惩戒决定。

坦率地说,在日本,如果自己的权利遭受侵害,首先想到的不是“大事化小”,而应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于举报性骚扰,也不要担心自己会因此“没有面子”,首先,日本法律规定,如果公司、学校、单位没有针对性骚扰和保护举报人、受害人的制度,那么就推定该单位对于职员(或学生)的遭遇承担过错和连带责任。甚至如果举报的受害人在6个月内被无故解雇,法院会推定存在“打击报复”,而判决公司败诉。

日本也是一个非常重视个人正义的国家。不要认为你举报了,传出去别人会看不起你。日本同学反而会敬佩你,因为你勇于站出来对抗恶势力,才让他们能够公平、安宁地生活在更好的环境里。

同时,要懂得利用一切现有资源捍卫自己的人权。如果自己不懂法律,又担心请不起律师,这没有关系,到互联网上查找所在学校的网站是否有关于性骚扰的政策,其中往往会提供具体的举报程序、步骤甚至还有保护受害人免遭打击报复的内容。而且网上的公共资料,许多公益网站、法律网站和妇女权益网站都提供了防范性骚扰、如何收集证据、如何投诉的有益资讯,都是免费的信息,可以充分利用。

而且,在日本许多大学里,学费中包含了学生在遭遇突发事件时的律师费;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学费中包含了“律师费”项目,一般几万日元到数十万日元不等,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免费的律师服务。你可以直接和律师见面。你可以要求律师对你的事情完全保密――在日本,如果律师没有为客户保密,会面临被吊销执照的处分。

当然,你要坦然地找负责处理性骚扰的人报告遭遇,千万不要担心“证据不足”。日本法律对付性骚扰是否构成犯罪,并不在乎是否有直接证据,只要存在可信度,间接证据就足够。请记住,一般能对你“行使”骚扰的人,很可能你不是他的第一个受害者。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记录的国家。一般在接到性骚扰举报之后,有关负责人会立即着手调查,并且将内容、结果备案。所以,如果某人以前有过类似的“不当”行为,而由于“证据不足”不了了之,那么你举报之后,完全可能打破原来的证据“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