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朗读精选(九篇)

第1篇：离骚朗读范文

课前布置预习，要求学生：

1 查字典或阅读注解，掌握下列生词的读音。

渔父（fǔ）淈（gǔ）餔（bū）歠（chuò）

醨（lí）汶（mén）枻（yì）濯（zhuó）

2 熟读课文，借助字典和注释翻译课文，疏通文意，摘录出疑难词句。　

教学过程：

一、 导入

（一） 导入

教师：请大家看屏幕，一起读题目，完成名句填空。（出示幻灯片）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教师：这些名句都出自我们高一时学过的课文《离骚》（学生集体回答），通过《离骚》的学习我们对屈原已经有所了解，现在，让我们来回顾印象中的屈原，重温他走过的人生之路。请大家看屏幕，请一位同学读题并完成填空。（出示幻灯片）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楚国人。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浪漫主义诗人。著有《离骚》、《九歌》、《天问》等不朽作品。首创“骚体诗”，亦称“楚辞体”。政治上，提倡“美政”，主张彰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后遭谗去职，屡遭放逐，但仍心系楚国。至首都郢为秦兵攻破，满腔悲愤，怀着珍爱一生的理想自投汨罗江而死。

教师：才能杰出的屈原，屡遭楚王流放，可是当楚国濒临灭亡时，他却毅然赴死，这令许多人感到困惑和惋惜。那么屈原为何在楚国濒临灭亡时，要毅然赴死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屈原处在生死边缘时的心灵抉择。请大家把课本翻到77页《渔父》。

（二） 明确本文学习目标

今天我们这堂课的学习目标是：（出示幻灯片）

1 讨论释疑，理解文意，积累文言词句。

2 探究人物形象，理解屈原的生死抉择。

二、 讨论释疑，理解文意，积累文言词句。

（一） 齐读课文，检查预习字音掌握情况。

教师：课前同学们都已经预习过课文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朗读课文，请大家读准字音。

学生：齐读课文。

教师：板书出其中读音有误的字。

教师：评价朗读，并要求重读有读音错误的句子。

（二） 在学生预习的基础上讨论疑难词句。

教师：课前预习，大家还摘录出了翻译有困难的词句。从了解的情况看，我发现大家翻译的困难主要集中在课文的中间两段。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研究这两段，解决大家提出的问题。

先看第一段：（出示幻灯片）

圣人不凝滞于物，而①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淈其泥而②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③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问题：1 这一段中第①个“而”是表并列还是表转折？第②、③个“而”的用法是否相同？“推移”、“为”该怎样翻译？

1 画线的句子，该怎样翻译。

教师提示：（出示幻灯片）

而　表转折：“而”前后语意由一个方向转向另一个方向。如，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表并列：“而”前后词或句子，位序可以互换，即换了位序意思也不会改变。如，侣鱼虾而友麋鹿。

表顺承：“而”前后的词语有先后顺序，位序不能互换。如，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

表修饰：“而”前面的词用来修饰后面的词。如，朝而往，暮而归。

学生回答后明确：第一个“而”表并列，第二个“而”是顺接连词，第三个“而”也表并列。“推”就是“移”，“推移”就是“改变”的意思。“为”是句末疑问语气助词。

教师：“为”在疑问句句末表疑问语气，翻译时一定要译出疑问语气。“为”在古汉语中一般做动词、介词用，做疑问语气助词用的情况我们接触得较少，要特别注意。

教师：请一位同学将这段话翻译一下。

学生翻译后明确：圣明的人不被外物拘泥，而能随社会一同变化。世间人都混浊，何不搅浑泥水推波助澜呢？为什么遇事深思，行为出众，以至于让自己被放逐呢？

教师：提示句3中“高举”的词义，“高举”即“行为高出世俗”，古今词义不同，文中这样的词还有哪些？

学生回答后明确：还有“颜色”、“形容”，“至于”凝滞”、“可以”。

教师：下面我们再来一起研究第二段：（出示幻灯片）

吾闻之① ，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②察察，受物之③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④腹中。安能以皓皓之⑤白，而蒙世俗之⑥尘埃乎？

问题：1 这一段中第②③⑤个“之”的用法是否相同？“皓皓之白”该怎样翻译？

2 画线的句子，该怎样翻译？

学生回答后明确：三个“之”的用法不完全相同。第②个“之”为定语后置的标志，不用翻译，“身之察察”即为“察察之身”。第③个“之”是结构助词，翻译成“的”。第⑤“之”也是结构助词。“皓皓”是“洁白的样子”，“白”是“纯净”的意思，这里翻译成“纯净的东西”，属于形容词作名词用。“皓皓之白”就是“洁白纯净的东西”的意思。

教师：请一位同学将这段话翻译一下。

学生翻译后明确：怎么能拿干干净净的身体，去接受脏物的玷污呢？怎么能让洁白纯洁的东西，蒙受世俗尘埃（的玷污）呢？

教师：现在请大家轻声读一读课文，看看有没有不能翻译的词句了。

（三） 检查课文词句掌握情况

教师要求学生翻译下列句子，解释句中加点的词。（出示幻灯片）

1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2 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指名完成第1小题后明确：全社会的人都污浊，只有我是干净的，全社会的人都昏醉，只有我是清醒的。所以我被流放了。这里的“见”表被动，是“被”的意思。

教师：文中的被动句还有哪些？

学生回答后明确：还有三个：1 屈原既放；2 圣人不凝滞于物；3 自令放为。

教师：被动句的形式较多，课后请大家完成相关练习，总结一下被动句有哪些常见形式。

指名完成第2小题后明确：“你不是三闾大夫吗？”什么原因使你到了这地步？与：通“欤”，句末疑问语气助词。斯：代词，这。

（四） 探究文中重点词语的深层含义。

教师：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文意，课前要求大家对照译文阅读了屈原《离骚》全诗，现在请大家结合《离骚》思考下面的问题：（出示幻灯片）

1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中“举世皆浊”和“众人皆醉”分别指的是什么？

2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中“世俗之尘埃”比喻什么？

学生讨论后明确：“举世皆浊”指官场浑浊，满朝官员为了自己的名利，是非不分，甚至黑白颠倒，互相排挤或勾结，中伤贤良，不顾社稷之安危。“众人皆醉”是说人们都只顾自身的利益，不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国家一步一步走向衰亡，却浑然不知。“世俗之尘埃”就是指世俗的那种只有私利，没有是非，为了私利甚至不惜排挤、陷害忠良的恶劣风气。

三、 探究人物形象，理解屈原舍身择死的坚定抉择

（一） 朗读课文，探究屈原、渔父形象。

教师：现在请一位同学朗读课文，其他同学思考：

本文通过哪些手法塑造了屈原这一人物形象？文中的屈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文中渔父具有怎样的生活态度？文章的题目是《渔父》，那么，渔父是文章中的主要人物吗？（出示幻灯片）

学生回答后明确：屈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理想，不惜舍生取义，是一个不随波逐流、不苟合、不妥协，与众不同，坚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伟大人格的高尚形象。

教师：屈原为了自己的理想和节操，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屈原的这种人格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

学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教师板书）

教师：渔父又是一个什么形象？

学生：从渔父所说的话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明哲保身、随遇而安、与世推移的处世态度的人。

教师：如果渔父的人生态度也用八个字来概括，可以用哪八个字？

学生：与时推移，随遇而安。（教师板书）

教师：文章的题目是渔父，那么他是文章的主要人物吗？

学生回答后明确：文中他不是主要人物，塑造渔父的形象主要是为了用渔父与世推移、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对比衬托出屈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伟大人格。

教师：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完成板书：

屈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渔父——与世推移，随遇而安对比

教师：文中渔父、屈原的思想性格和人生态度是迥然不同的，我们能否通过朗读把它们体现出来呢？现在请同学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朗读课文。

学生：自由朗读。

教师：要求学生分角色朗读。一人扮演渔父，一人扮演屈原，一人读旁白。

教师：引导学生评判三位学生的朗读，让学生注意通过朗读时的轻重缓急和语气语调来体现自己对人物思想性格和人生态度的理解。

（二） 结合《离骚》、《渔父》思考屈原面临国亡毅然赴死的坚定抉择。

教师：（出示幻灯片）请大家看屏幕：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可见司马迁对屈原毅然赴死，也深感困惑，学了《离骚》和《楚辞·渔父》后，你能理解屈原为何会毅然赴死吗？

学生讨论后明确：

1 从《渔父》中“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可以看出他是以死来表现与黑暗社会的抗争，与楚国腐朽的贵族集团作彻底的决裂。（教师概括：愤世，并用幻灯片呈现）

2 从《渔父》中有“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离骚》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可见屈原毅然赴死是为了保持高洁。（教师概括：洁身，并用幻灯片呈现）

3 屈原虽然才能杰出，但效命于他国这条路，他走不通。从《离骚》可知，他出生于楚国贵族，他热爱的是自己的国家，他的政治抱负是要辅佐楚王，复兴楚国，统一天下。自己钟爱的国家没了，他还有什么动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面对楚国即将灭亡，他选择自杀，就是要表明他既然无法挽救楚国，就会跟楚国共亡。他毅然赴死，是以身殉国。（教师概括：殉国，并用幻灯片呈现）

4 从《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可知，屈原即使因为谗言遭到楚王放逐，但他心里担忧的仍是人民和楚国；希望楚王能够醒悟，希望自己能够回到朝廷辅佐楚王挽救楚国，可是事实正好与之相反，楚王依旧昏聩，“党人”依然横行，自己再遭放逐。国家面临灭亡，像渔父一样的国民也感到无所谓，随波逐流，想到也只是如何保全自己，对此他感到非常的痛心。“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是一个热爱祖国，执着于理想的人，但是他知道靠语言已难以唤醒国君和国人了；所以他想以死来刺激国君和国人，来唤醒他们。（教师概括：尸谏，并用幻灯片呈现）

教师：请大家看幻灯片，了解屈原毅然赴死的原因。

屈原毅然赴死愤世洁身殉国尸谏

教师：从大家的分析可知，屈原毅然赴死，他是以死来与黑暗的社会抗争，以死来坚守自己高洁的节操，以死来捍卫自己崇高的爱国理想，想以死来唤醒昏聩的国君和沉醉的国民，所以，他的死不是怯懦，不是脆弱，不是轻生，是以死明志，是崇高而有尊严的选择！

（三） 拓展延伸。结合辛亥革命时期陈天华投海自沉的事例，了解屈原精神对后世的影响，加深对屈原的理解。

教师：屈原的死，虽然没能唤醒昏聩的国君，没能挽救濒临灭亡的楚国，但屈原用“死”为中华民族树立起一座精神丰碑。作为千古一人，其巍巍人格，感召了无数中华儿女，尤其当民族处于危难时，这种感召尤为卓著。远的不说，就说近代辛亥革命先驱者陈天华。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外国列强纷纷入侵我国，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为了挽救濒临灭亡的祖国，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纷纷起来宣传革命，发动起义，但是因为得不到民众的响应，都失败了。为了腐朽的封建统治，1905年，流亡日本的革命者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人在东京成立了革命组织“同盟会”。在他们的感召下，许多留学生纷纷参加。消息传到国内，清政府惶惶不可终日，要求日本政府取缔革命组织，驱逐参加革命的中国留学生。在强大的中外反动势力面前，一些向往革命的留学生又开始退缩。面对风雨如磐的祖国，为了唤醒国民，激励同志，陈天华毅然跳海自沉。他在《绝命辞》中说：“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生而皆放纵卑鄙，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鄙之人种，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用幻灯片呈现）像屈原一样，陈天华为救国而自沉。他的壮举不仅深深地刺激了那些良知未泯的留学生和国民，而且激励着无数的后来者。秋瑾从容走向古轩亭口的刑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甘死如饴，千百万抗日军民在枪林弹雨中舍身忘死。为了挽救祖国，一代代仁人志士赴汤蹈火，前赴后继，终于催生了新中国。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屈原舍生择死所体现出的高尚节操和爱国情怀，不仅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已经成为世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

教师：现在让我们跟随一段录音，再一次感受屈原那巍巍人格。

教师：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顾炎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富民强的时代，也许不会面临生死抉择，但面对当今商品经济的大潮，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学生面对这位披发行吟的爱国诗人，认真地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应该怎样地活？

第2篇：离骚朗读范文

一、教学目标中要凸显朗读的重要性

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的核心和灵魂，是课堂教学达到有效性的决定因素。而把朗读作为教学目标之一的设置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以及文本背后包含的作者的情思，文化内涵、精神实质，等等。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表现了诗人在无限的时空背景之下的孤独和怀才不遇的悲愤，而且诗歌还创造了辽阔幽远、空旷苍茫、慷慨悲凉的意境，诗人的悲叹也引发了千百年来的文人骚客的共鸣，让古今多少文人骚客潸然泪下，思接千载，神游万里。但是将这首诗歌放在预备年级的教材种确实存在着理解上的难度，因此在教学目标的设置上，我定位于通过查找背景，在了解诗人的处境、抱负、心理后，通过诗歌诵读来理解陈子昂满身才华却无人赏识的孤独。

我首先在教学中引导同学们了解了诗人写作的背景：接连受到挫折，眼看报国宏愿成为泡影，因此登上蓟北楼（即幽州台、黄金台）写下了本诗。然后在朗读中，让同学体会“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涕下”的停顿、重音的表达作用。在前两句中，读到作者哀叹自己生不逢时、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悲哀；后两句因为增加了“之”和“而”的虚词，音节显得舒缓，就好像作者在不断叹息自己的命运一样。我在教学中安排了个人朗读、小组朗读、集体朗读等环节，让同学们反复体味了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二、让朗读成为教学环节的点睛之笔

在教学环节的安排上，教学环节应该具备紧凑性和逻辑性，朗读的穿插不是若有若无的点缀，也不是为了舒缓上课的节奏，而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因此朗读环节的设置要恰到好处，朗读的形式有很多，如自由读、齐读、个别读、分组读、分角色读等，但不是每种朗读形式都有效，因此，选准朗读的时机，选对朗读的形式就显得格外重要。一般而言，自由读、个别读可以放在文本解读之前，以此来强调对文本的整体感知，而全班朗读应该放在文本解读之后，通过朗读将感情的抒发推向高潮、让理性认识得到深入。

比如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借用多种修辞手法，使行文显得感情真挚，气势恢弘。因此我在利用多媒体技术再现当年马丁・路德・金演讲的片断之后，就请同学散读、选读自认为最感人的部分，要求能够读出响亮的声音、读出激昂的情感，使学生由生情到入境、由感悟到思考。我紧扣文本，落实对主题和语言的探究之后，再通过全班朗读创设课堂教学的高潮：“这是对黑人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控诉――沉痛、愤怒；这是倡导和平斗争方式的呼吁――沉稳、睿智；这是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檄文――激昂、坚定；这是对理想世界的热切向往――深情、热烈。”通过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朗读，同学感受到作者时时交织的悲愤与热切，最终引发一种对弱势群体、弱势民族的人文关怀。

三、不同的文体可确立不同的朗读重点

议论文以理性思维为主，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具有理论性强、逻辑性强、针对性强的特点。可以选择带有作者针砭时弊、强烈爱憎的鲜明观点的语句，或者选择通过典型事例形象有力说理的段落，还可以挑选表现准确、严密语言的语句进行朗读。

说明文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或介绍事物的状态、性质、功能；或阐明事理，目的是给人以知识。朗读的时候可以选择能够概括事物特征、阐释事理的语句，或者使用说明方法增强说理的句子，或者表现说明文语言准确、平实、简洁的特点的语句。

记叙文、散文、小说类文体或以叙事见长，或以抒情取胜，或以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让人惊叹，或以深刻的主题令人反思，在朗读的时候要选择能够表现这些主题、艺术特色的段落句子展开。

比如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描写了月下荷塘那田田的莲叶、袅娜羞涩的藕花、淡淡的清香、凝碧的波痕，塘上月色营造的朦胧、静谧的氛围，轻盈飘忽的青雾，错落有致、浓淡和谐秀的树影。作者沉浸在淡月辉映下荷塘的景象之中，渐渐远离了颇不宁静的心情。通过反复朗读，同学就可以体味情景交融之美、浓郁的诗情画意，感受到作者对美好新生活的追求。

四、方法指导让朗读教学充满活力

教师在进行朗读教学时还可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文本要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让学生领悟“重音、节奏、停顿、抑扬”等朗读技巧的实际应用，力求最大化地发挥朗读的作用，以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第3篇：离骚朗读范文

首先，克服见到诗歌就胆怯的心理。当你在思考“这首诗这么长，我什么时候才能背完”、“啊，这首诗怎么有好多字我都不认识”时，十分的题，你已经输了五分。试想，当你第一次见到一个人时，就对他极其厌恶，那你还有什么心情同他继续交往下去呢？所以，从战术上来说，我们应该藐视我们的敌人“诗歌”。伟人说过“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你可以设想你面对的诗歌就是“纸老虎”，只要你想打败它，它就不敢爬起来。虽然这种方法有点阿Q，但从心理上来说，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对我们背诵诗歌非常有效。

其次，掌握一定的技巧。强调三点：

一要体会情感。背诵古典诗歌需要我们认真阅读，用心体会作者的情感。因为诗歌主要是用来抒情的，诗歌中没有情感的流淌就失去了艺术生命。背诵古典诗歌的时候，如果能顺着作者抒情的方式与方向，就能十分自然地记住整一首诗歌。如《上邪》直抒胸臆式的抒情方式：“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作者首先直接抒发“与君相知”的愿望，按照这样的抒情方式，接下来就用否定的形式来强调，也是直抒胸臆式的。而同学们只需记住五个不可能的现象，这首诗歌就算真正会背诵了。另外，体会情感还包括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如曹操的《短歌行》，你可以设想自己就是作者曹操，站在船上饮酒赋诗，慨叹人生苦短、功业未就的情感，让作者的情感随着你的声线缓缓道出，此刻你便是曹操，曹操便是你。经过这样的方式，你背过的诗歌难道会很快忘记吗？

二要抓住特征。抓住诗歌的外部特征，诗歌的外部特征是我们直接能看得见的，如诗歌的韵律、句式。如《诗经》中的《蒹葭》，句式非常整齐，以四言为主，兼有五言，每章循环往复，你只需要背过第一章，后面几章的内容用填空式的方法就能完全背诵。如果你背过第一章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下面一章的“蒹葭凄凄，白露为稀”，很自然你就能背诵。在抓外部特征的同时，我们还要抓住诗歌的内部特征，也就是诗歌所运用的表现手法，包括赋比兴、对比、双关、互文、情景交融、想象和联想等。如《诗经》的《氓》，无论是章与章之间还是一章之间，对比无处不在，第三章写女子年轻貌美与第四章描女子不再年轻的对比，第二章写女子“不见复关”与“既见复关”的对比等。如果你掌握了本诗对比的表现手法，整首诗背起来就会游刃有余。这只是对诗歌的外部及内部特征做简要分析及举例，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学会积累并且积极运用这些方法。

三要温故而知新。人的遗忘曲线告诉我们，“温故而知新”的学习方法必不可少，对于诗歌的背诵尤其如此。例如《离骚》，经过长时间的朗读，我们已经能够背诵，但如果只停留于此阶段而不复习，就会越发生疏，以致完全忘记而不能背诵。所以，同学们已经背过的诗歌要时常吟诵，做到“艺不离手，曲不离口”。在复习背诵的过程中，一些新的想法、感受等会蹦出脑海，从而加深我们对所背诗歌的理解与感悟。

第4篇：离骚朗读范文

关键词：《离骚》，感官性，艺术形象

文学作品大都是以形象来表达思想感情的，诗词尤其如此。“哲学科学都侧重理，文学和其他艺术都侧重象”。“在哲学科学中，理是从水提炼出来的盐，可以独立；在文艺中，理是水所溶解的即水即盐，不能分开。文艺是一种‘象教’，它诉诸人类最基本、最原始而最普遍的感官机能，所以它的力量与影响永远比哲学科学深厚广大。”[2]P263屈原虽然没有把这种理论流传后世，但他的作品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屈原辞向来给人以富丽堂皇、奇妙幻彩的印象，其实就象朱光潜所说：“所谓‘色’并不专指颜色，凡是感官所接触的，分为声、色、臭、味、触、合为完整形体或境界，都包含在内……‘色’可以说就是具体意象或形象。”[2]P262读屈原诗就像近距离看一出唯美的舞台剧。这种印象正是通过诗人精心刻画的感官性艺术形象传递出来的，这些形象把我们全身都调动起来，物喜而喜，物悲而悲。所谓形象就是人的眼、耳、鼻、口、身所能感觉到的物质的形态与特征。只有通过这些感性的刺激读者才能与作者达到情感的共鸣，才能体会美的升华。屈骚通过感官性的刺激使作品达到泌人肺腑、沟通心灵的程度。

第一、视觉形象。视觉形象所展现的是物质的形状、色彩、高低、远近。由于物质的形状、色彩、高低、远近相对比较稳定，便于观察，易于表现，所以视觉形象在各类形象中是被诗人用得最多的成分。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充分表现了视觉形象带给人们的真情实感。人类的眼睛能涉及的总是最直接、最广泛的，屈原辞所展现的视觉形象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不仅使历代文人为之神魂颠倒，而且也吸引了历代研究者目光和兴趣，对后代诗作者的影响也非常深广。比如在《离骚》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艺术世界。里面有繁花似锦，也有草枯叶衰，有美人如玉，也有迟暮潦倒，作者通过这些视觉上的艺术形象表达自己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像“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3]这两句就展现一个全身被香草鲜花所包围的主人公形象，承上文的高贵身世，接下文的自修洁身。

作者视觉形象运用最具感染效果的，就是主人公形象的自我刻画。“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我们眼前分明展现出一位身着长袍，戴着高冠，腰佩长剑面目深沉的悲情主人公的形象。作者用高超的技巧为自己做了一幅自画象：荷、芙蓉都是出淤泥而不染代表着圣洁与崇高的品质，很多人用此来自比，但从没有人像屈原这样把“芰荷”“芙蓉”做成衣服，给人直观的视觉效果，印象直达心灵深处。而“岌岌”“陆离”则表明了作者自己的桀骜不群，试问千古以来谁的帽子能达到“岌岌”，谁的佩剑可以“陆离”。作者正是独具匠心地通过这种“奇装异服”式的视觉效果，让人情不自禁要对主人公做一翻深入的了解。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行为艺术吧，个性化到了极至。

第二、嗅觉形象。嗅觉当然是指气味而言了，嗅觉形象就指通过气味的描写来塑造形象，让读者在阅读作品中这些特殊的描写时，体味到作者蕴含在这些嗅觉形象中的深层含义。如果说“美人”是视觉形象的代表，那么“香草”形象就属嗅觉形象类别，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赞美屈原不可思议语言驾驭能力，他所创作的香草美人形象不仅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艺术表现空间，而且泽被后世非一代也。中国文学史上关注花草的作家很多，但没有比屈原更执著于香花香草的，也没有哪一个象屈原一样开创了一个全新艺术空间。

在《离骚》用来象征明君贤臣的香草有17种，包括：江离、芷（辟芷、芳芷、）、兰（秋兰）、木兰、宿莽、申椒、菌桂、荃、蕙、留夷、揭车、杜衡、菊、薜荔、胡绳、椒、荷（芙蓉）。这些香草有的是以装饰品出现在诗人服饰上，有的是出现在饮食当中，有的是诗人在表现自己内心高洁不愿与小人为伍而与恶草的对比中出现。《离骚》这首抒情长诗，呈现给我们的就是一个用香草装饰的一个奇香异域，全诗都没有直抒胸臆地描写作者生存环境和悲苦的心情，而是先带领大家进入一个奇香异草的环境里，先是用“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来表明自己的高洁，然后是“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到处弥漫着奇木香草味道的理想世界，我们在这个理想的世界里看到渴望的明君贤臣，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奸佞小人。然而理想终究是理想，作者还是被痛苦的现实惊醒“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我们已经清楚地闻到香味渐淡，被熏人的茅和萧艾代替，不禁要四处寻望被奇香包围的理想世界哪里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是因为“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作者悲痛地陈述了现实的善变“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和自己的忠贞“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芳草不可信，作者用香玉来自喻。刘献廷《离骚经讲录》的解释与众人不一：“古人所佩，大抵皆玉，盖取玉之坚贞润泽，以表其内德也。然玉只能受己，不能及物，故又于声色臭味中取其香者以为之佩。盖美色，美声亦俱能美己，不能及物，惟香非特美在于己，并可以薰不香之物变而为香。当屈子立志之日，岂为独善一身、只完一己之事己哉！直欲使香泽遍薰天下，与天下之人，共处于芝兰之室也。”[4]P33

《离骚》篇只是写艺术世界里香气由盛到衰，由这种气味上的变化让读者自己去领悟其中爱美憎恶的鲜明的情感立场和九死未悔的求索精神。宋代吴仁杰《离骚草木疏・跋》：“荪、芙蓉以下凡四十又四种，犹青史氏忠义独行之有全传也。”屈原吟哦花草，馨香透于纸背。花草意象的选择寄寓着屈原独特的心理特征和悲剧命运。[5]P663在中国文化史上，屈原和他的作品以其悲壮激越的情感和奇香异彩的意象大大地冲击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成为中国人的心目中的另外一种意义象征。单是他的悲剧意识，就已经使他在普遍认为缺乏悲剧意识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了无可比拟的地位，而他那种深刻的悲剧意识的表现是和一组意象的反复出现分不开的，那就是：“香草”[6]P28在香气中展望理想，希望人们能理解自己，使自己明志于天下。

第三、味觉形象。《说文解字》解释“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中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7]P152“羊大则美”这体现了古老中华民族对美的诠释，我们都是从味觉上去体味美，那屈原辞怎么可能放过味觉形象呢！“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木兰、秋菊都是香草，香气可以让神清气爽，一餐、一饮又让人觉得一肌清泉直入喉咙，顿觉幽香泌入心脾，这里不仅彰显了作者“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高洁与不群，使主人公不卑不亢的形象更加明朗。《离骚》中写味觉形象的诗句不是很多，除上述两句外，还有就是求女前的两句“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以为”我们可以看出，与味觉形象不同，这两处都是在写作者的自我修养，写了自己渴望找到理想中的生存环境从不放弃自洁。这里也表明了作者的高明之处，因为味觉不是大家能同时体会的，不能广而播之，从而用在自我修养上，更具合理性。在屈原其他作品中，味觉形象的描写也是随处可见的如《东皇太一》中“惠肴蒸兮兰藉，奠桂洒兮椒浆”等。这些味觉形象情感色彩虽然不象《离骚》表现的那么强烈，但也从一个方面表现屈原超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独特的审美感觉。

此外，屈骚中听觉和触觉形象的描写也时有表现。所信者听也，声音可以让艺术形象更加真切起来。如《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里是从声音的角度入手从侧面描写一个仰天长叹，心怀社稷的君子形象，这一声叹息，让听者悲从中来，使主角形象更加丰满逼真。我们听到作者对现实的叹息与眼见到的相比，更能体会到主角的倍感无奈无的内心世界。再如“扬云霓之蔼兮，鸣玉鸾之啾啾”使一幅行车图栩栩如生起来。屈原其他作品中也多次出现从听觉角度来细腻刻画作品形象，如《东皇太一》“扬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从侧面烘托东皇太一的华贵。至于触觉形象方面，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触觉形象是指人的身体接触物质后所产生的冷与热、软件与硬、光滑与粗糙、干燥与潮湿之类的印象。[8]P12它“传达了对于所描绘的对象的情绪的反应”。[9]P50与其他形象相比，屈原作品触觉形象描写相对少一些，但也不失为经典。如《离骚》“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茹”指柔软的意思，用柔软的蕙草擦试眼泪也是屈原的独创，柔软的蕙草还屈原以芳香，但不能承受他生命之轻，泪水还是浪浪沾襟，掩不住的泪水代表了诗人难以按捺的悲愤。“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10]P51。

诗歌的特点就是抒发感情，而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是抽象的不具体的，不是一种感官所能完全触及的，往往需要各种感官综合并用才能使形象具体化，屈原把眼耳口鼻身的感觉运用到了极至。我们在品读诗作时，仿佛置身于一个色彩绚丽，美妙奇幻的童话世界里，跟随主人公一同体味辛酸苦辣。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想象总是那样丰富多彩，浪漫不羁；官能感触是那样的强烈鲜明，缤纷五彩；而情感又是那样的炽烈顽强，高昂执着……”[11]P331屈骚体现着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诗书画一体的内在要求，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形式，契合了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和创造追求，真正做到了“心灵的自由想象与情感的语言思维”[12]P144的绝对统一，这些作品形象而深刻地表现了“真善美”的价值取向，使读者在阅读中享受美的感觉从而达到心灵净化和情感的升华。（作者单位：开封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朱自清.朱自清全集・诗与感觉（第2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2]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具体与抽象（第4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3][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游国恩.离骚纂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吕菊.屈原的香草之恋[J].西江大学学报，2000，21卷4期.

[6]阮艳萍.“香草”意象在屈原悲剧意识表现中的置换变形[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34卷2期.

[7]王贵元.说文解字校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8]徐有富.诗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美]H・帕克.美学原理[M].张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0]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第5篇：离骚朗读范文

插图是文本教学资源的有益补充，选图得当，可以提高阅读兴趣；反之，非但不能达到“以图补文”“借图激趣”的效果，还会矮化文本的精神内蕴。

在教学《渔父》一课时，我曾要求学生依据文本，描摹出自己心中的《渔父图》，并将自己的“渔父图”和课文前的插图（见图1）相互比较。结果，学生心中的屈原形象和课本提供的插图有很大距离。而且，学生质疑：屈原不是喜欢戴高冠吗？屈原的衣服怎么像官服？文中只有屈原、渔父二人，图中怎么成了三人？屈原双手所捧为何物？这些问题是编者的失误，还是绘画者的随意，抑或另有深意？

多方查阅后，我发现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所选的这幅图出自《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原为清初人萧云从所绘。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时，见萧绘《离骚图》，觉其不足，便命补绘其余各篇插图，由当时的工部员外郎、《四库全书》绘图分校官补绘完成，除临摹萧氏原作64幅以外，又补绘91幅，共计155幅。

对于构图的思考，萧云从在《凡例》交代得很明白：“屈子有石本名臣像，暨张僧繇图。俱丰下髭旁，不类枯槁憔悴之游江潭也。又见宋史艺作《渔父图》，李公麟作《郑詹尹图》，皆有三闾真仪，如沈亚之《外传》，戴截云之冠，高缨长铗，拭巾以明洁也。今合为一图矣。”这段话可以提取三个关键信息：

1．这幅图不是单一的《渔父图》，而是《卜居》和《渔父》的合图，画名是《三间大夫卜居渔父图》（见图1），故教材将该图命名为《渔父图》是不准确的；

2．图中屈原和渔父之外一位书生模样的人是《卜居》中的郑詹尹，郑詹尹双手所捧之物应该是象征其身份用于占卜的龟壳；

3．屈原手中所捧之物为白色丝巾，取意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表明不被玷污节操之志。

至此，学生针对该图提出的问题大都可以解决了。但我对这幅图做了进一步思考：

一是把楚人屈原描绘成“儒家夫子”与历史不符。屈原是楚人，楚人的服装有自己独特的地域特征，而图中的人物着装却是儒服；查阅资料得知，屈原协会副秘书长、理事周秉高教授早就对此图提出了疑问。周教授撰文指出：图中屈原所着服饰是“儒服”，楚人“服短衣”，区别于中原士人所穿的“儒服”——“大掖之衣”。画中所绘屈原之“衣”，明显是儒家“大掖之衣”。画中屈原所穿的鞋子也是儒家崇尚的“履句（方）屦（鞋）”。楚人所戴的“冠”有两个特点：一是高，二是“尖”。画中所绘屈原之“冠”，明显不是楚人所戴的“南冠”。为什么屈原会以儒家形象出现呢？周教授没有回答。

二是三个人物形象风貌和文本精神不符。画面中，屈原居于中心，巫师郑詹尹被描绘成年轻儒生模样，面色柔和而恭敬，手捧占卜所用龟壳，面朝屈原，倾听着屈原的诉说。渔父怀抱鱼竿，神态安详，也是一脸虔诚之态，完全被塑造成了屈原的“忠实听众”，高蹈姿态全无。最奇怪的是渔父的着装，光着脚的渔父竟然也穿着“宽袍大袖”。众所周知，为便于劳作，渔夫多着短衣。再看屈原的神态，面貌丰腴，伸颈屈背，比之文本，少憔悴落魄之态，无刚直不阿之姿。我以为，这幅《三闾大夫卜居渔父图》，无法体现《卜居》和《渔父》的精神风貌，不能契合《渔父》的意旨。

这两个问题甚至让人怀疑画家的创作水准。难道真是画家的水平问题吗？

萧云从是明末清初芜湖著名画家，被奉为姑孰画派的始祖。其诗书画达于统一和谐之境界，被誉为“神品”。门应兆是乾隆时由工部主事派充四库馆绘图分校官，其水平亦毋庸置疑。可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这幅《渔父图》给我们留下这么多疑惑呢？

带着这些问题，我又查阅了相关研究资料，读到潘啸龙、陈欣教授撰写的《萧云从（离骚图）及序跋注文研究》一文时，发现二位教授使用的《渔父图》（图2）和课文选用的《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中的《渔父图》（图1）差别很大。周秉高教授所质疑的《渔父图》恰恰是《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这个版本的，而潘、陈二位教授引用的是民国十六年(1927)武进陶湘玻璃版印《喜咏轩丛书》本。

比较后，我发现，对萧云从的64幅原作，门应兆基本是“如实临摹”，但对其中的《三闾大夫卜居渔父图》却做了较大的改动：

一是人物服饰造型变化。武进陶湘玻璃版（以下简称“武进版”）中屈原服饰更接近于楚人风俗。张璐认为，楚人服饰多趋于瘦长，用宽腰带束出细腰，面料多为轻薄透气的纱、罗，穿着舒适，且能彰显身份，同时为防止轻薄面料缠身造成行动不便，又以较为硬挺的锦做边，即所谓的“衣作绣，锦为缘”。《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中人物服饰更接近于儒家服饰。周秉高教授认为此图中屈原的服饰“与吴道子、马远笔下的孔丘十分相像”。《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中渔父穿着宽大的“儒服”，“武进版”中渔父的服饰完全是“短襦”，符合其职业身份。屈原所戴的“冠”也有变化。萧云从在《凡例》中说，屈原所戴冠的创意发端于唐人沈亚之的《屈原外传》：“（屈原）好奇服，冠切云之冠。”“武进版”中屈原所戴的冠就是“切云之冠”（图2），而门应兆在临摹时改成了“云彩形状”的冠（图1），不知是误读还是避“礼制”之讳，难怪周秉高教授对这样的“冠”生疑。

二是屈原佩剑造型和位置的变化。剑曾经是贵族显示地位身份的一种标志。“武进版”中屈原的佩剑造型古朴，剑首是“同心圆”造型，剑柄采用“竹节柄”造型，这是先秦时期剑的显著特征。明代陈洪绶《屈子行吟图》中屈原的佩剑也是此种造型。作家黄晓萍在《另一种召唤》中写道：“在这幅行吟图中，广袖长袍翘头履上，原是悬宝剑的腰，悬了一根拐杖，怎么看也那么苍凉。”她误把这种“竹节柄”的“长铗”误认为是“拐杖”。门应兆临摹时把剑首改成了如意造型，而这种造型在明清才比较流行。再来看佩剑的位置，陈洪绶和“武进版”中屈原的佩剑均在右边，这的确和现实不符，除非屈原是个“左撇子”。因为剑挂在身体左侧，便于右手拔剑。门应兆在临摹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将剑改画在左边。

三是屈原面部变化。萧云从绘画一向不肯“苟且沿袭”，在其创作《渔父图》之前，萧看到“石本名臣像”中的屈子形象“俱丰下髭旁，不类枯槁憔悴之游江潭也”，陈洪绶的木刻版画《屈子行吟图》中屈原是清瘦的，但是萧云从不愿“沿袭前人”，对前人对屈原的造像“均不满意”，参照了唐人沈亚之《屈原外传》中对屈原容貌的描绘：“屈原瘦细美髯，丰神朗秀。”于是面部造型取丰腴和清瘦之间，神韵上突出其“丰神朗秀”。门应兆在临摹时，在屈原面部上做了很大改动，采用了“儒家夫子”造型。其实，门应兆把屈原描绘成儒家夫子形象并非独出心裁，在萧云从之前，屈原图像有诸多版本是“儒生”形象。在两宋时期，屈原的形象不断被“儒化”，因为屈原的献身精神和儒家的“舍生取义”的追求是一致的。孟娜娜认为，屈原不是一个彻底的儒家学者，但经过儒化，他的内在精神越来越与儒家接近。

四是渔父造型的变化。最明显的是，门应兆临摹时去掉了船桨。其实，船桨既是人物身份的象征，亦是三人对话情境的省略，暗示对话的地点是在水边。当然，将船桨拿在手中，没有必要，再说船桨一般是固定在船上的。不知门应兆的修改是否基于这样的考虑。

萧、门二人的绘画技艺和对楚辞的研究修养，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两幅《渔父图》，其境界层次之高下也不言自明。可能因为《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是乾隆皇帝钦定，门应兆临摹萧云从《离骚图》的时候，基本保留了萧作的原貌，而且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故让许多学者也忽视了门应兆的这些改变，而误视“门作”为“萧作”。

作为明代遗民，一名忠贞之士，萧云从可谓深契屈原爱国之心。国破家亡的痛楚阅历，给他的《离骚图》刻上了更多的情感烙印。门应兆只不过是宫廷御用画师，对《三闾大夫卜居渔父图》的修改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但他永远走不出“钦定”的政治禁钢与约束，他也就无法真正理解萧云从对屈原精神上的膜拜和情感上的共鸣。他的《三闾大夫卜居渔父图》在“无意”中“矮化”了《渔父》的文本内蕴。

综上，笔者建议教材编者在修订时，将门应兆版《渔父图》（图1）换为民国十六年(1927)武进陶湘玻璃版印《喜咏轩丛书》中的《三闾大夫卜居渔父》（图2），且在图下标写完整画名，不能简写成《渔父图》，以免引起师生误解。同时，还要在教学参考书中增加关于图画配置的简要说明，以免造成插图资源的“闲置”或误读。

①[清]萧云从原绘，[清]门应兆补绘《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②潘啸龙、陈欣《萧文从（离骚图）序跋及注文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③⑤周秉高《屈原服饰考》，《职大学报》2006年第1期。

④张璐《论（楚辞）服饰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渊源》，《社科纵横》2012年第12期。

第6篇：离骚朗读范文

魏晋南北朝对《楚辞》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人们不仅重视它，甚至把它当成“超逸”风神的象征；屈原作为一种人格范型，已通过民俗的方式深入人心，与他有关的地望和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对于《楚辞》这一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此时期的文人比两汉更看重它的抒情性和华美的 艺术 形式，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九歌》而非《离骚》作为仿效和 学习 的对象；《楚辞》作为一种先在的文学资源，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对象，其句式、意象和语词被大量运用于诗赋作品中，并在与文体赋、乐府诗、骈文等各体文学的碰撞交融中，推动文学形式的 发展 ，激活新型文体的产生。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楚辞/接受

   一

   产生于战国的屈、宋楚辞，在长达四百年的两汉时期，经由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学者的张扬、阐释，同时也因为许多文人的摹仿、学习，逐渐成为了一种与《诗经》具有同等地位的文学经典。有 研究 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对楚辞的重视，前不如两汉，后不如唐宋明清。鉴于此时期 社会 的长期动乱，学者无暇研治楚辞，而文人责任意识的缺失，又导致他们难以与《离骚》之类的作品形成共鸣，故这种说法确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细检相关 文献 便可发现，其实此时期不仅有陆云、郭璞、刘勰等人精研楚辞，有曹植、傅玄、江淹等一大批作家自觉地汲取楚辞的艺术营养，而且楚辞的表现手法、形式要素和精神特质，也成为激活文学新体产生和导致文学新变的重要资源，甚至因为其既成经典的身份，渗入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而 影响 当时人们的行为模式、审美情趣和创作倾向。据《南史·萧思话列传》的记载，思话之孙萧洽“年七岁，诵《楚辞》略上口”；《陈书·高祖皇后列传》言宣章皇后“能诵《诗》及《楚辞》”；萧绎《金楼子·聚书篇》自诩其命孔昂抄写《史记》、《三国志》、《庄子》、《老子》和《离骚》等典籍，“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书极精细”，因而珍藏之；傅玄曾仿《九歌》而作《九悯》；又《北史·儒林下》载，北周及隋时期，刘炫因得罪蜀王秀遭羞辱，故“拟屈原《卜居》为《筮涂》以自寄”。由此可见，《楚辞》已广泛流布于民间和宫廷，成为幼童习诵的教科书、妃嫔显示才情的读物和贵族争相收藏的典籍，而屈原的辞作，则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对象。

   《世说新语，任诞》云：“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同书《豪爽》亦曰：“王司州在谢公坐，咏‘人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曰：‘当尔时，觉一坐无人。’”《魏书·卢玄传》记载，中山王熙见卢元明饮酒赋诗，性情洒脱，由衷赞曰：“卢郎有如此风神，唯须诵《离骚》，饮美酒，自为佳器。”魏晋品藻人物，不同于汉代的道德尺度，而侧重于人的才情气质。这种超乎功利的审美性尺度以独特的个性和精神风范为重要内容，同于众生则为平庸，超乎庶类则为俊杰。因此他们特别看重与“俗”和“浊”相对立的“清拔”，也即清雅超拔、隽秀飘逸的神采特质。而《离骚》中驷玉虬、驾飞龙、朝苍梧、夕县圃、览观四极、飘摇轻举的神奇场景，《九歌》中开天门、乘玄云、沐咸池、曦阳阿、众神同游、临风浩歌的仙界奇观，无不超尘拔俗，“不似从人间来”。楚辞“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①的风格，给魏晋人一种疏放不拘、清拔超逸的文化暗示，与当时士人所追求的人格理想正相契合。因此，“读《离骚》”与“饮美酒”一样，成为名士超逸疏放性格的象征；而一旦吟咏《九歌》中的诗句，也就 自然 觉得不同凡俗、“一坐无人”了。

   屈原是楚辞的代表性作家，因而魏晋南北朝对屈原的认识，首先值得关注。众所周知，汉代人关于屈原的评价，除了公认他创造了“瑰丽奇伟”的文学作品外，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其一是忠直之臣（以司马迁、王逸为代表），其二是迁谪之客（以贾谊为代表），其三是狂狷之士（以班固为代表）。与此三个层面相对应的，则是汉人的三种情感倾向：赞颂、同情、批判。相对于两汉，此时期对屈原的评价有同有异，既有沿袭也有变化。

   就屈原“忠直之臣”这一层面而言，此时期大体沿袭汉人的观点。如傅玄云：“诗人睹王雎而咏后妃之德，屈平见朱橘而申直臣之志焉”②。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曰：“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萧统《文选序》亦云：“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无不赞扬屈子的“直”、“忠烈”和“忠洁”。不过，魏、晋二朝皆以威逼禅让的方式从旧主手中夺得天下，不便理直气壮地提倡忠直气节；南朝历代祚短，士人臣事多朝数主渐成通例，况且家族观念日重于忠君意识。由于朝野上下对“忠节”的空前淡漠，屈原作为“忠臣”的人格层面，在魏晋南北朝通常只是被一般性地提及，具有概念化和类型化的特征，并没有被深入挖掘和大力张扬。

   与汉人一样，魏晋南北朝对于作为“迁谪之客”的屈原，基本的态度就是同情和叹惜。晋人华谭曰：“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噽宠而伍员戮，岂不哀哉”③！陆云《九悯序》亦曰：“惜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尽管此时期对屈原这一精神层面的接受同样具有概念化的倾向，“逐臣”屈原更多的只是一种既定的 政治 身份、一个遭遇坎坷的文化符号，但毕竟宦途浮沉是人们经常要面对的困惑，每当人生或政治的波折产生，他们就会联想到屈原“逐臣”的困顿，发出“悲伍员之沉悴，痛屈平之无辜”④之类的感叹，并在痛惜屈子“无辜迁谪”的同时，寄托自己的怨愤与不平。例如颜延之因遭忌出为始安太守，道经汨潭时便作《祭屈原文》，感怀屈子“身绝郢阙，迹遍湘干”的冤屈，并借以抒发心中的愁怨。类似这样的作品并不少见。因此，此时期作为“迁客”的屈原，在文人的作品中，涵蕴着更为丰富真切的生命感悟，更具有文学原型的典范意义。

   以屈原为“狂狷之士”是从班固开始的。虽然班固盛赞屈原“弘博丽雅”的文采，并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其列在“上中”，为“仁人”，可见没有全盘否定屈原，但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沉江而死”⑤的行为，不合儒家经义和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则，乃“狂狷”的表现，却为后人对屈原这方面的批评埋下了伏笔。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里的论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颜氏将屈原与许多 历史 上的文人都归入“轻薄”一类，认为文章之体，很容易“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告诫儿孙要“行有余力”而后为文。北魏刘献之的批判则更为激烈：“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⑥！从汉代开始，随着“明哲保身”人生 哲学 的流行，学者大多并不认同屈原露才扬己、自沉身死的过激行为。到魏晋南北朝，人们日益追求当下的生命享受，更加看重在政治风波中“全身保命”的处世原则，故屈原在政治上、处世上的认真和偏执，很难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晋人谢万作《八贤论》，“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屈原虽位列“八贤”，但与嵇康一样被视为“出者”，劣于渔父、楚老等人⑦。三国时李康在《运命论》中曰：“治乱，运也；贵贱，命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过，也就是过激、过头，超越了中庸平和的处世之道，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狂狷”。屈原以一己之力与整个世俗环境对抗而绝不被动适应的批判精神，具有一种悲剧性的殉道意味和非实践性的宗教品格，它注定是与这个 时代 格格不入的。

   有关屈原的传说与民俗节日逐渐在民间流行，是魏晋南北朝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王逸《楚辞章句·渔父》所记江滨渔父的问答、《卜居》所言求太卜决疑之类，其实便已揭开了屈原传说及其民间纪念的序幕，此后经两汉的酝酿和累积，到此时期更为丰富并定型。例如关于“舟楫竞渡以悼屈原”的民俗。东晋葛洪云：“屈原没汨罗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为口渡，或谓之飞凫”⑧。宗懔《荆楚岁时记》条二十二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而《太平御览》引《续齐谐记》则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粉米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士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为蛟龙所窃，若今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五色丝缚之，此二物是蛟龙所惮。”⑨

   这三则文献材料，清晰地记载了端午节的由来、内容、形式及其定型化的过程，也说明在东晋南北朝，屈原的事迹和峻洁人格，已通过民俗的方式流播于千家万户，得到了最广泛而普遍的接受。而屈原化为士人的传说，则纯为民间艺术化的虚构，它作为“屈原”这一原型的文化附加形态，折射出的是创造者对原型的喜爱与认同，并为后来沈亚之《屈原外传》之类专记屈原“逸事”的作品开了先河。

   此时期对与屈原、楚辞相关的地名也非常关注。汉代以来各类文献中，已有不少对此类地名的解释和考证，但从来没有像魏晋南北朝这么大量而集中地产生。郭璞《楚辞注》、《山海经注》对相关地名的考证已为人所共知，无庸赘述。据《太平御览》所引，另有《江夏记》、《鄱阳记》、《郡国志》、《永初山川记》、《荆州记》、《水经注》等着作言及南浦、夏首、汨水、秭归、沧浪水等许多故楚地名，其中尤以《水经注》的记载最为详明。此书所叙，有澧水、沅水、夏水、湘水、汨水、辰水等楚地河流，有龙门、玄圃、三危、玄趾、辰阳、鄢郢等《楚辞》地名，还记载了与屈原有关的传说和楚地的习俗，其中对秭归、屈原故宅、女媭庙、屈潭、屈原庙等的叙述和考证，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二

   承两汉楚辞学的余绪，魏晋南北朝整理、注解楚辞的热情并未衰退。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这一时期的《楚辞》注本，主要有晋代郭璞《楚辞注》三卷、徐邈《楚辞音》一卷、刘宋时何偃《楚辞删王逸注》（未知卷数）、诸葛民《楚辞音》一卷、梁朝刘杳《楚辞草木疏》一卷、无名氏《楚辞》十一卷、另有《隋书·经籍志》着录孟奥（生平不详，很可能是南朝人）《楚辞音》一卷，数量颇为可观。遗憾的是，这些《楚辞》注本大多已经亡佚，只有郭璞的《楚辞注》比较特殊。因为敦煌《楚辞音》残卷、洪兴祖《楚辞补注》曾对此书加以引用；又据近人考证，郭璞所撰《山海经注》、《方言注》、《穆天子注》等文献中，与《楚辞》内容有关的注文也大量存在。从这些辑出来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郭氏的《楚辞注》，无论是在方言辨析、古音审读、词义阐释、文字校刊，还是神话传说的收集保存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鉴于对此的论述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上列诸书中有三种《楚辞音》，显然对《楚辞》音义和方言的辨析审读，是当时《楚辞》研究的重要内容。颜之推也说：“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着《方言》，其言大备”⑩。六朝音韵之学的兴盛，激发了学者对《楚辞》方言与音读的研究兴趣；而《楚辞》成为当时“音辞”研究的重点对象，进入正统语言音韵的学术视野，也是它作为文学经典文本为学者所普遍接受的一个明证。

   汉人评价《楚辞》作品，非常看重它所表达的“义”：刘安《离骚传》言《离骚》“举类迩而见义远”；《汉书·艺文志》说屈辞“有恻隐古诗之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赞《离骚》“其义皎而朗”。魏晋南北朝则既不忽视其“义”，却更重其“情”：陆云《九悯序》称《离骚》出现后，“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辞”；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言“《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庾信《赵国公集序》云“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所谓义，也即作品的 内容 ，它包括 政治 、伦理、道德等理性原则，通常与劝谏、教化联系在一起，具有 社会 性和功利性的特征；所谓情，指的是作品的情感表达，它不顾忌太多的理性原则和社会功利，以抒发个体喜怒哀乐等情绪为旨归，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魏晋南北朝文学开始摆脱政治教化的束缚，冲破个性依附于群体的局限。正如罗宗强所言，此时期的作家，已经“从定儒学于一尊时的那个理性的心灵世界，走到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世界中来了”(11)。这样的 时代 风气，导致了人们接受心理和审美意识的深刻变化。他们不再特别关注《楚辞》的讽谏教化的社会性之“义”，而更看重其自由表达的个性化之“情”。在楚辞接受上的由重义到重情，实在是时代风气的转变使然。

   对于楚辞的 艺术 形式，汉人只是偶尔论及。如班固《离骚序》称其“弘博丽雅”；王逸虽详细论述了它的“比兴”手法，也仅概括性地赞其为“华藻”、“金相玉质，百世无匹”(12)。魏晋南北朝则特别强调楚辞的文学要素，而尤其关注它华美艳丽的艺术形式。曹丕、皇甫谧都认为，包括《楚辞》在内的辞赋，具有“丽”、“美”的特征；裴子野《雕虫论》谓“悱恻芬芳，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和其音”；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云：“《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瓌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将《楚辞》的总体风格归结为“惊采绝艳”，并从“宗经”的卫道立场，批评“楚艳汉侈，流弊不还”(13)。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人们都一致认定，华美艳丽是楚辞的基本艺术特征，这种特征对汉代以来的诗赋文章产生了重大 影响 。刘勰甚至认为：“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14)。其影响已超过了《诗经》。如果说建安文坛力主“文虚质实”，大体依然延续汉代质朴文风的话，那么从两晋开始，提倡“丽美”之文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傅玄《连珠序》言“辞丽而言约”，陆机《文赋》系统地提出言贵妍、藻欲丽、诗绮靡的文学主张。东晋的葛洪，从文学 发展 的角度，肯定“清富赡丽”的文风，并认为“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易，理 自然 也”(15)。到了南朝，随着文、笔区分之类的讨论，人们有意识地将文学与政教、立身与文章分离开来。在这样一种文学意识觉醒、普遍追求华美文风的背景下，本来就具有华艳特质的楚辞，不但成为此时期文人关注的对象，而且还被尊为华美文风之宗，从文学经典的意义上构成唯美思潮合理性的一个重要理由。

   传统的屈、宋楚辞，从形式风格上看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是《离骚》、《九章》和《九辩》，优游案衍而辞志深宏；其二是《天问》，四言为体而规整有序；其三是《九歌》，情思哀婉而文辞清丽。沈德潜《说诗晬语》曰：“《九歌》哀而艳。”“哀而艳”确实是《九歌》的基本风格，而情感的哀婉动人、文辞的艳丽华靡，正好是此时期尤其是南朝文人的共同追求；同时，《九歌》参差错落、富于咏叹意味的句式特点，与贵族化的题材内容正相契合。因此，《九歌》受重视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类型。或许陆云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在《与兄平原书》中说：

   尝闻汤仲叹《九歌》：“昔读《楚辞》，意不大爱之。顷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故自是识者。”古今来为如此种文，此为宗矣。视《九章》时有善语，大类是秽文，不难举意；视《九歌》，便自归谢绝。

   他不喜《九章》《九辩》，却极为推崇《九歌》，原因就在于它哀艳疏朗、“清绝滔滔”的风格。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文人对楚辞的接受是有选择和偏向的，他们偏向的不是幽怨深广的《离骚》，而是符合这个时代审美要求的《九歌》。   三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周室既衰，风流弥着，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近人郑振铎也说：“《楚辞》，或屈原、宋玉诸人的作品，其影响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广的”(16)。他们都肯定了《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巨大影响。

   此时期文人对楚辞的接受与汲取，首先表现在对这种体式的强烈兴趣上。据笔者比较详尽的统计，整个魏晋南北朝，纯粹楚骚体的作品（包括骚体赋），便多达160余篇，其中如蔡琰骚体《悲愤诗》、王粲《登楼赋》、曹丕《思亲赋》、曹植《离缴雁赋》、阮籍《清思赋》、向秀《思旧赋》、江淹《山中楚辞》五首等，都是情文并茂的佳作。而且，有不少作家格外钟爱楚骚的形式。如曹植的此类作品就有17篇之多，江淹也有13篇，而曹丕、傅玄、夏侯湛、潘岳等人创作的楚骚体亦不在少数。这么多此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沿用楚辞的原初体式，写下如此多的优秀作品，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对《楚辞》这一文学经典自觉而普遍的效仿与继承。

   事实上，此时期文学对楚辞艺术营养的汲取，不仅仅表现在体式的运用方面。楚辞中大量的意象、语词、语句，作为重要的文学资源和文学要素，被文人直接采用或经过改造而化用。例如谢灵运《郡东山望溟海》这首诗的前半：

   开春献初岁，白日出悠悠。荡志将愉乐，瞰海庶忘忧。策马步兰皋，绁控息椒丘。采蕙遵大薄，搴若履长洲。

   此诗前四句出自《楚辞·九章，思美人》：“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五、六句出自《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七、八句出自《思美人》：“揽大薄之芳茞兮，搴长洲之宿莽。”几乎全是从《楚辞》中化出。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只要仔细审读此时期的诗赋便会发现，利用楚辞意象语词进行创作，确是彼时作家常用的手法，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江淹。江淹在《灯赋》中借淮南王之口说：“屈原才华，宋玉英人，恨不得与之同时，结佩共绅。”他的《刘仆射东山集学骚》、《应谢主簿骚体》，在标题中即标明对楚骚的仿效；《山中楚辞》仿《招隐士》，《遂古篇》仿《天问》。至于他的辞赋沿用、转借、点化楚骚意象语境，更是俯拾即是，而且这种活用点化往往信手拈来，不着形迹，达到了自然圆融的境界。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逐步走向自觉的时期，也是各种文体互相碰撞交融，从而形成文体“新变”的时期。楚辞以传统经典文体的身份，在这一文学形式“新变”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但促成了各类文体的融合，而且还激活着文学新体的产生。

   此时期“赋的诗化”是近年来学者十分关注的一个文学现象。所谓赋的诗化之“诗”，严格地说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当时盛行的五、七言诗；其二是楚骚体的诗歌，主要指《九歌》体（兮）和“乱辞”体（，兮）这两种类型的诗句。其中的《九歌》句型，“兮”字在一句之中，更多地保留着楚民歌活泼浪漫的原初韵味，它以三言为基本节奏的句式特征，又可避免《离骚》句型与文体赋六言句相似相类的弱点，因而它是与赋体组合交融的最佳句类。从汉代开始，赋家就试着将这两类楚骚句型引入文体赋，寻求最好的搭配方式。经过魏晋南北朝许多赋家的自觉实践和倡导，赋作夹用楚骚句型的手法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例如谢庄的《月赋》云：

   ……情纡轸其何托，愬皓月而长歌。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歌响未终，余景就毕。满堂变容，回遑如失。又称歌曰：“月既没兮露欲曦，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

   祝尧说《月赋》中的两首歌“犹有诗人所赋之情，故‘隔千里兮共明月’之辞，极为当世人所称赏”(17)，许梿也评此篇“以二歌 总结 全局，与怨遥伤远相应，深情婉致，有味外味”(18)。

   楚声是乐府形成的基础，楚声的《郊祀歌》、《房中歌》及大量的楚骚歌辞构成了早期汉乐府诗歌的主体。尽管从东汉开始，楚声在乐府中的统治地位有所削弱，但整个魏晋南北朝，它仍然是乐府的重要资源。其中以相和歌辞、琴曲歌辞、清商曲辞、杂歌谣辞四类吸收、保留“楚声”的成分最多。就此时期乐府诗对传统楚声、楚辞资源的吸收利用而言，大略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是魏晋时期故楚地区的土乐，它们的乐曲声调大体上还保留着古代楚声的风格，但歌辞已不再是纯粹的骚体了，如“相和歌辞”中的楚调曲、瑟调曲等相当多的作品；其二是六朝时期以江汉“西曲”为核心的南方新乐，它们是新时代的楚声，其乐曲在对原初楚声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如“清商曲辞”中的《襄阳乐》、《江陵乐》等；其三是魏晋以来由《楚辞》某个篇目或诗句派生出来的文人乐府诗，它们与 音乐 的关系已经非常疏远，失去了倚声歌唱的功能，实际上只是一种书面化的诗歌，如曹植《远游篇》、《飞龙篇》、傅玄《秋兰篇》、江淹《古别离》等。(19)

   近人徐嘉瑞说：“六朝文人的骈文，是远接《楚辞》一派，由汉赋蜕变下来的”(20)。骈文是魏晋南北朝产生的新型文学体裁，它的形成，离不开《楚辞》骈对资源的孕育，只不过楚骚对骈体的启迪，是通过“赋”这一中介来实现罢了。楚辞之所以被称为“俪体之先声”，主要就在于《楚辞》中对偶结构数量之多、比例之大，是先秦其他文体所无法比拟的。楚辞句式中的“兮”字，既是语音的中心，也是结构的枢纽，它规定了楚辞句子必须以两两相对的偶句形式出现，否则就会破坏结构的平衡，因此《楚辞》存在大量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对偶结构。普通对偶句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当句对如“屈心而抑志兮”（《离骚》）；双声对如“忳郁邑余侘傺兮”（《离骚》），叠韵对如“聊逍遥以相羊”（《离骚》）；重言对如“风飒飒兮木萧萧”（《山鬼》）；等等。《楚辞》的对偶，以“当句对”为最多，所以洪迈说，当句对“盖起于《楚辞》‘蕙烝兰藉’、‘桂酒椒浆’、‘桂棹兰枻’、‘斫冰积雪’。自齐、梁以来，江文通、庾子山诸人亦如此”（《容斋续笔》卷三）。客观地说，楚辞不但给后起的赋体和骈文提供了骈偶化的基因和范本，而且还给它们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骈对组构资源。由楚辞到赋、到赋的骈偶化、再到用赋的 方法 作文章、最后在晋代形成骈文。楚骚“兮”字句通过赋体文学这一中间环节促成了骈体文的产生，同时，在晋代以后成熟的骈文中，楚骚句式依然是构成篇章的语句材料。

   注释：

   ①刘安：《离骚传》。

   ②傅玄：《橘赋序》，见《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六。

   ③《晋书·华谭传》。

   ④曹摅：《述志赋》，见《艺文类聚》卷二十六。

   ⑤班固：《离骚序》，见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引。

   ⑥《魏书·儒林传》。

   ⑦见《晋书·谢安传》。

   ⑧见《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七。

   ⑨见《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又同书卷三十一所引《续齐谐记》亦有相同内容的记载，只不过文字略有不同。

   ⑩《颜氏家训·音辞篇》。

   (11)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页。

   (12)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

   (13)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14)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15)葛洪：《抱朴子·钧世》。

   (16)郑振铎：《插图本 中国 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页。

   (17)《古赋辩体》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

   (18)《六朝文絜笺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第7篇：离骚朗读范文

——题记

啊，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

大江东去，我们如大诗人般临风举樽，站在高山之巅，远眺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美景，如饮甘泉，静静感受着自己的心跳，淡定又不急促。忽然想到了诸葛亮门前的那幅对联，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错，淡定的生活的确另人羡慕不已。

淘尽金沙，千古风流人物离我越来越近，只可惜青山依旧，夕阳几度红，他们不在了，屈原走了，李白去了，陶渊明也离我们越来越远。别了，杜甫，离了，罗贯中。但《离骚》却被我们都得朗朗上口，《三国》让我感叹无限，还记得七年级的那个暑假，买了一套《三国演义》，于是，每天沉浸其中，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读他我读懂了许多，因为小时的酷爱，第一遍那么仔细，感叹里面的智勇双全，才高八斗！等上八年级了，在快放暑假的前一个多月，电视毫不留情的开演了我梦寐以求的新三国，可为了看他，几乎一个月就这么耗费了，结果期末考试后，人去楼空，他也演完了，我也考完了，而且是考砸了，唉，害人不浅呐！我叹息着······

故垒西边，在老师的鼓舞下，我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了冰心的《繁星·春水》读了是耐庵的《水浒》曾有那么冲动的一次，想读《红楼》，结果读了30多回就没再坚持下去，就这样，我依稀明白了黛玉的多愁善感，宝玉的顽劣，宝钗的博学王熙凤的泼辣，当然了，里面还有许多。我清楚的记得，黛玉进贾府的一刻，由此便注定了她的一生要用所有的泪来偿还，叹惋她倾国倾城的容貌，叹惋她的不顺，只能化作那无数的眼珠儿，秋流到冬去，春流到夏！如果有来生，你还会进贾府吗？我博学的潇湘妃子，如果知道结果，你还会进贾府吗？

第8篇：离骚朗读范文

关键词:勃朗特三姐妹;女性独立意识;知识女性

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仍然处在男性居于绝对的霸主地位,女性的天空低矮狭小,社会留给

她们的机会少得可怜。但是随着勃朗特三姐妹小说(《简·爱》、《呼啸山庄》、《埃格尼斯·格蕾》)的同时问世以及她们三姐妹的相继闻名,女权运动的帷幕拉开了,女性迈开了争取话语权的步伐。本文将回顾她们的人生经历、察看她们的心路历程,试图了解面对强大的男权文化势力她们靠什么立于不败之地,以便更深地理解她们与她们的作品,以及作为知识分子、女性作家,她们的女性独立意识。

一、勃朗特姐妹的女性独立意识产生的社会基础

勃朗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男尊女卑、等级制度森严的年代,也是英国社会动荡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并越来越暴露它内在的缺陷;劳资之间矛盾尖锐化;失业工人的贫困;大量的童工被残酷地折磨至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普通的牧师家庭竟然一下出现了三位女作家,这真的是近乎奇迹。

对于勃朗特姐妹而言,在短暂的一生中,她们饱尝了痛苦的折磨,又有着一些幸运。痛苦的是幼年丧母、手足相继痛失、人生不得志、乃至自己终于撒手人间的无奈。所幸的是,她们的父亲帕特里克(PatrickBronte)的智商很高,学识渊博。她们的母亲玛丽亚(Maria)是一位天分很高,想象力极其丰富的女人。这一切给了她们优秀的遗传基因。在他们幼年时牧师教会了她们识字、读书的本领。这些都给了她们很大的影响。

勃朗特一家住在英国约克郡的小镇霍沃斯(Haworth),这是英国一个偏僻的小乡村。一方面勃朗特三姐妹看到了城镇中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旷野气氛的感染。她们一家在社会上有着与众不同的地位。帕特里克牧师的年收入大约两百英镑,比家仆的平均年收入多二十倍,但是与那些收入超过一万英镑、两万英镑的地主或富有的贵族相比,勃朗特一家却是贫穷的。在1870年初等教育法案颁布之前,勃朗特姐妹就已经接受了教育,当不识字的人口占很大比例,她们在霍沃斯比大部分人的社会地位高。然而,勃朗特姐妹不能像约克郡上流社会和富有的商人那样乘坐马车、游山玩水、穿漂亮衣服和置办好家具。勃朗特姐妹在生活上的自力更生、担任女家庭教师的经历、既非家庭成员也非仆人的特殊社会地位等,是造就她们与她们作品的关键。

二、勃朗特姐妹女性独立意识产生的自觉行动

1、刻苦勤奋不断学习

牧师住房坐落在山顶上,四周十分荒凉,加上家境清贫,三姐妹童年时从未得到过任何物质享受,连玩具也没有一件。物质条件虽然艰苦,然而这些孩子个个天资聪颖,从小博览群书。1824年9月,8岁的夏洛蒂被送进了考恩桥学校;11月份6岁的艾米丽也送进这所学校。一年后由于肺病的蔓延父亲把夏洛蒂和艾米丽接回了家。从此以后,他们再没有去过学校。在家中自学、读书、写诗。15岁的夏洛蒂得到了进罗海德的伍勒小姐学校学习的机会。她的求知欲得到满足,能力也得到了发挥。在那里两年的学习,她结识了两个与她一直保持联系的密友,并约定为了提高法语学习水平,以后用法语通信。1835年,为了使正在学习绘画的弟弟布兰威尔(家中唯一的男孩)有足够的钱进皇家学院,她重返伍勒小姐的学校当了一名教师。工作三年,在清规戒律下一直郁郁寡欢。在此期间,她试着写了几首诗歌,寄给当时的桂冠诗人骚塞,遭到讥讽。逆境造就了她自尊的性格。两年后,夏洛蒂自己教妹妹们学习。她也曾打算自己开设一所学校。1842年,姐姐夏洛蒂和二十四岁的艾米莉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埃热语言学校学习法文和德文。两个英国学生非凡的文学才华很快得到埃热先生的赏识和鼓励。他曾经这样说:艾米莉具有逻辑思维的头脑和论辩的才能。这在男人身上已经是不同寻常,而在女人身上更属罕见。她本该做个男人———做个了不起的航海家。[1]当佣人苔比年老体弱时,全家人的面包由艾米莉来做,衣服由她熨烫,大部分烹饪工作由她主动承担。而在厨房里总能看到他一边揉面,一边看书学德语。而此时的安妮还是留在老家附近当家教(她是家中第一个出去工作的人)。

第9篇：离骚朗读范文

一、壮志豪情引发的崇高

古罗马的朗吉诺斯在其《论崇高》中认为：庄严的思想，慷慨激昂的感情，往往能引起人的崇高感。那些脍炙人口的古典诗词之所以能够传诵千古不衰，就是因为它们负载着庄严伟大的思想，饱含着慷慨激昂的情感。而这种思想、情感，又集中表现在诗人们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崇高理想的不懈追求上，也表现在对祖国人民深挚的热爱和对黑暗势力的大胆揭露与鞭挞上。

“士人精神”的支撑让那些富有崇高感的古典诗词具有了奔放、明朗、博大、雄浑、高亢、刚健、深刻的特质，而这种精神的核心便是“舍我其谁”的自信和道远任重的责任，由此就自然而然地衍生出士人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崇高理想的孜孜追求。所以即使在“信而见谤，忠而见疑”，被放流浪的情况下，大诗人屈原依然尊其内美，重其修能，“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老杜的《望岳》又是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语提升着读者的精神境界。

作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之一的爱国主义，可以说是上述思想和情感的重要体现。上起屈原，下迄龚自珍，爱国主义成为贯穿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条红线。诗人们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为对国家、对民族的深挚的爱和对黑暗反动势力强烈的恨。《离骚》开篇颇为奇特，屈原强调自己与楚同宗及其名美字正，以显其理想与灵性，情感肃穆而豪壮，含蕴深邃而庄重，意在表明他对存君兴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看到楚王迷信于谗言，群小汲汲于富贵，他一方面内心十分焦虑，“岂余身之悼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担心“时不吾与”，“修名不立”；另一方面又猛烈抨击腐朽势力：“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他还大胆地指责楚王的反复无常不可依靠：“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直至国亡家破，他也没有避世远祸，弃国奔走，而是以身殉国，“从彭咸之所居”。屈原的这种爱国情怀，深深地影响和激励了后世像杜甫、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祥、龚自珍等一大批爱国主义诗人，他们创作的优秀爱国主义诗篇，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食粮。

二、忧愤悲恸引起的崇高

中国的士人历来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精神的化育，他们始终胸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捍卫着“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循环往复的、螺旋上升的历史进程，人类是在痛苦中开拓灿烂前景的。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中国士人们的楷模，也是通过与严酷现实的不断抗争抒写着自己忧愤悲恸的心灵史，从而以感性生命的被摧残，甚至被毁灭来成就自己精神生命的永恒价值。“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人们仁民爱物，忧愤悲恸的诗心和诗情倾注于诗，便成就了众多具有悲剧美的诗篇，诵读这些不朽的伟大心声，常常能激起悲壮之情而使人的心灵净化，精神崇高。

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正道直行，尽忠竭智，以事其君”，但“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终遭放逐，忠怨之情郁结于心，发愤而作《离骚》。诗歌以华美的辞章和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一位自身高洁却身处污泥，洞明世事却应者寥寥，沤心育才却兰蕙变质，热衷于“美政”却身处昏朝，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痛苦求索的悲剧形象。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分析《离骚》的情思与结构时说：“弃置而复依恋，无可忍而又不忍，欲去还留，难留而易不亦去，一息尚存，此心安放？”“宁流浪而犹流连，其难以死亡为逃亡乎？故‘从彭威之所居’为一归宿焉。”诗人最终选择了以毁灭感性生命来成就精神生命之永恒价值的悲剧性道路，惟其如此，才使得屈大夫成为震古烁今，光照万世的世界文化名人，才让排忧泄愤的《离骚》具有了伟大而崇高的美质。

“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强烈的爱国主义常常表现为对黎民百姓的仁爱和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就连三国时身经百战，杀人无数的一代枭雄曹操，面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也禁不住感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圣”，也就是因为他具有一颗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赤子之心”。他自己因战乱触风雨，犯寒暑，流离失所，却依然心系百姓。“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宵”，“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见到如此凄惨的情景，诗人感同身受，“感时花溅泪，恨别乌惊心”，用血和泪写下无数悲壮的诗篇。哪怕是在自己的茅屋为风所破的情况下，他想的依然是天下受难的苍生，并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读这样的诗，我们不仅仅因为看到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而产生悲悯感，更主要的是在这种悲悯感的压抑下，感受到了经由诗人“穷年忧黎元”的伟大诗心和激越诗情激发起来的强烈的崇高感。

中国古典诗词中悲剧性的崇高还表现在美好爱情的毁灭上。长篇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焦刘二人两情相悦，却横遭封建礼教的阻碍甚至扼杀，最终碾成了一个“举身付清流”，一个“自挂东南枝”，双双殉情的悲剧。但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结尾，却以歌颂二人忠贞不渝之爱情的方式，肯定了两人精神生命的永恒。到白居易的《长恨歌》，由于诗人对玄宗和杨贵妃悲剧情的精细描述以及对两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之忠贞爱情的肯定，使人们的心灵被悲壮所占据，己经无暇顾及本诗在客观上揭露政治腐败的讽刺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