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技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

《美国化学文摘数据库》简称CA，是世界最大的化学文摘库。也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泛，最为重要的化学、化工及相关学科的检索工具。《美国化学文摘数据库》收录世界上150多个国家、56种文字出版的16000种科技期刊、科技报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资料汇编、技术报告、新书及视听资料,还报道30个国家和2个国际组织的专利文献。收录的文献占世界化学化工文献总量的98%,该数据库是世界化学化工领域最权威的数据库。《美国化学文摘数据库》创刊于1907年，由美国化学协会化学文摘社编辑出版，CA报道的内容几乎涉及了化学家感兴趣的所有领域，其中除包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外，还包括冶金学、地球化学、药物学、毒物学、环境化学、生物学以及物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CA特点：收藏信息量大、收录范围广。

二.荷兰《医学文摘库/医学文摘》

《医学文摘》收集内容广泛，不仅包括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还包括与医学相关的许多领域（生物医学工程、卫生经济学、医学管理、法医学等）。创刊第一年只有8个分册，目前有42个分册，各分册的文摘统一用英语刊出，每一个分册代表一个学科。EM各分册根据其学科的大小和收录文献量来确定年卷期的多少，各分册根据文献量的多少，每年出1-4卷不等，每卷出8、10、12期不等。收录期刊达5400余种，其中属于纯医学类的有3000种左右，这类期刊中的大部分论文都以文摘形式报道；属于与医学相关学科类的有2400余种，对这类期刊的论文只选有关文章做摘录。EM与IM所收集期刊的交叉量为1700余种。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用英文出版的大型医学文摘,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二次文献之一。

三.俄罗斯《文摘杂志》(简称PЖ/AJ)

于1953年创刊。收录了全世界130多个国家的66种文字的科技文献,包括22000多种期刊、10000多种图书、6000多种连续出版物、15件发明证书和专利以及会议录、科技报告、标准等。是目前世界上引用出版物最多、报道量最大的一套文摘刊物。其所收录几乎包括了所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工业经济等方面的内容。

四.美国生物科学数据库(BIOSISPreview简称BP)

《美国生物科学数据库》是由美国生物科学信息服务社(BIOSIS)生产的世界上最大的有关生命科学的文摘和索引数据库。BP收录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500多种期刊和1650多个会议的会议录和报告,每年大约增加28万条记录。报导的学科范围广泛,涵盖所有生命科学内容,其中包括(不局限这些学科):空间生物学、农业、解剖学、细菌学、行为科学(BehavioralSciences)、生物化学、生物工程、生物物理、生物技术、植物学、细胞生物学、临床医学、环境生物学、实验医学、遗传学、免疫学、微生物学等。

五.《科学文摘》(ScienceAbstracts,简称SA)

《科学文摘》(ScienceAbstracts)是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IEE)出版的检索性情报期刊。1898年创刊。供查阅有关物理、电工、电子学、计算机和控制方面的学科文献，简称SA。该刊主要报道由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的情报服务处搜集的文献，其来源包括世界各国出版的各种文字的期刊、科技报告、会议资料、专利和图书等，取材较为广泛。

第2篇：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玻璃；陶瓷；信息；“李约瑟难题”

一、西方玻璃与中国陶瓷

西方玻璃技术有着悠久的传统。国际考古界逐渐确认了公元前20—15世纪，古巴比伦和古埃及为世界玻璃制造的发源地，公元1—4世纪罗马时的吹制玻璃器皿已很完美。显然中国是陶瓷大国，中国瓷器发展经历三次飞跃。中国古代玻璃无论相对瓷器还是相对西方玻璃都处于弱势地位或从属地位。

一定意义上，玻璃仪器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没有玻璃的生产与使用就没有近代科学技术革命。我们知道，西方丹家及炼金术士很早就在实验室中普遍使用玻璃仪器，显微镜发明的事实使人类的眼界走入微观世界，它的发明对生物学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望远镜的发明有革命性意义。“日心说”的胜利归功于伽利略的直接明证，而他的证据的取得就在于自1609年后他首先使用望远镜对天体加以观测研究。伽利略的观测结果使哥白尼的理论得到同代人的认可，如，开普勒将哥白尼的圆周运动改为椭圆轨道后提出行星运动三定律，接着牛顿在此基础上将天上的运动和地上的运动统一于数学公式，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二、玻璃与陶瓷中的信息、文化世界

在玻璃与陶瓷的生产和使用及其不同作用中，笔者以为，生动地体现着西方与中国的两类不同的信息、文化传统。

从信息论角度说，人与其工具系统存在着“全息统一、相协进化”的关系。因为人类越来越依赖于进化着的体外的物化工具的中介而展开、来完成，在新的心理和行为活动的方式的进化中集中体现着新的物化工具的进化水平，而在新的物化工具水平上也直接凝结着新的心理和行为活动方式的进化。这也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的文化就像陶器一样，中国陶瓷作为“体外的物化工具”就是从华夏大地上生长出的有代表性中国文化，同时，陶瓷反过来又塑造着中国文化。

因为，从认识论看，人，作为一个高级的智能系统必然要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怎样把外部世界存在的客体信息转变成为知识(认知)”。而显然正是“信息”在多重意义、层次和尺度上构成了人的认识发生和过程展开的中介环节，或者说，“信息”是认识构成一个现实的过程的主客体之间的“中介”。

我们同样认为，人类的信息认识活动有其共同的特征和普遍规律，但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乃至每个人都自有其特点。这是由于同一信息可以在不同的载体中传递，而人的感官功能的特异化，恰恰可以对自身统一的混沌客体的不同方面的特征进行相对于某一感官的抽取；这种抽取产生的固然是对客体某一方面特征的映象，但是，它却是依赖于感官结构的相对映象。这个相对映象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感知对象的哪一方面的特征依赖于特定的感官结构，如眼睛看不到气味，耳朵听不到颜色；二是就某一感官映象的状况来看，它也不能不受到产生这一感觉映象的感官结构的限制，如人的视觉不同于青蛙和猫头鹰的视觉，有色盲的人的视觉也不同于正常人的视觉。由于主体的这种参照系作用，客体的映象是在主体状态对客体信息的整合和规范下在主体中建构出来的，主体对这个建构出来的客体映象并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观察者，而是一个直接内在的建构者。所以，我们创造的世界既是真实世界的“影子”，也是我们的“特定”精神世界的“影子”。

通常的共识，我们中国人所把握的特定世界的特征，如表现在文化方面，中国文化是人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物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内省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外求的文化；中国文化是重情的文化，西方文化是重理的文化；中国文化注重直觉体验，西方文化注重逻辑分析等等。显然，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中国陶瓷中的信息、文化世界与玻璃中的信息、文化世界的区别。陶瓷中的信息、文化世界更注重“悟”、“内省”与“心智”的力量，它更多地表现为真实世界的多级间接存在的信息、文化世界。而西方玻璃中的世界更是一个注重视觉影像、眼睛观看的一个外向的、透明的信息文化世界。

应当说明，一方面，眼睛并不是单独工作的，而是作为复杂的有机体的一个部分工作的，眼睛看什么、怎么看，都受整个身心系统的制约；另一方面，眼睛只是人的感官的一种，除了视觉，人类还可以利用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等来感知外在世界。但是，视觉，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人类的认知方面则具有特别重要和特殊的意义。人对视觉的依赖感是很强的，正如“视觉思维”研究开创者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说：“视觉是人类活动中最有效的感官。”因为，在人类所有的认识器官中，眼睛最敏捷，人脑获取信息，来自它的信息比例最大。如此，通过具体的有所侧重的信息活动方式，或者视觉中的影像信息、文化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探悉认知主体是如何思考与理解世界的。这正显示了不同国家、民族乃至每个人的不同的信息、文化特征。

三、信息度与“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的一般表述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对“李约瑟难题”，李约瑟本人的“破解”是因为中国是“官僚体制”，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我国学者对于“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李约瑟本人的回答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决定论”，与此相似的还有“科举制和激励结构论”等。用思维方式和思维发展的不同特征与不同方向予以解答“李约瑟难题”是可以接受的，但这是一个宏观的视角，还没有回答思维方式和思维发展的不同特征与不同方向之所以发生的根源，从而以更微观视角分析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科学技术可以视为一种信息、文化现象。它是把握、创造和实现信息、文化的过程，而就科学技术表现为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方面来看，它是人所创造的信息、文化的实现了的形态。在科学技术中，创造和实现信息、文化的过程和这一过程所达到的结果直接地统一着，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过程和这一过程的产物直接统一着。因此，从信息、文化的不同传统来回答“李约瑟难题”是一个有效的思路，而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活动方式与其赖以展开和完成的物化工具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必然的相互作用、影响与规定，所以，我们选择有代表性的中国陶瓷与西方玻璃作为实例分析是问题破解的一个突破口。

从现象上说，玻璃仪器在近代科学革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重要角色。中国古代虽然也存在玻璃业，但它的发展及影响可以到忽略不记的地步。显然，中国是陶瓷、冶金大国，所以，中国古代丹家主要使用陶瓷和金属器具。中国古代丹家不研究气体及对液体反应研究不多，无疑都和使用器具的不透明性有很大关系，这使我们不能像西方人一样利用玻璃的透明性直接用眼睛观看物质反应、变化的现象，进而错过了许多发现的机会，消弱了中国古代化学的成就。因此，可以认为，玻璃技术的落后使中国化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中国古代化学向近代的演进。同样，在天文观测和生物观察上，由于玻璃仪器发明的欠缺也不能作出相应的重大发现。所以，仅从仪器工具的角度看，这在技术条件上使中国失去了发生近代科学革命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科学是一个探寻知识信息的系统，而探寻知识信息的途径必需依靠科学方法。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取的结果才能成为一个知识体系，科学的方法是统一规范的，可重复的。陶瓷中的信息、文化特征是一种崇尚悟性的文化，所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东西，多是说不清楚、道不明白，也不能模仿的东西。如果没有先天的智慧和悟性，一般是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就的。例如中医，文学，哲学，戏曲等等。讲求悟性，不注意寻求方法论，往往不善于对方法进行积累和简单化。而任何知识信息如果没有方法论，如果没有对知识信息进行总结、归纳，一般人就很难进入这个领域，即使进入了也要“从新”开始，这本身就影响了知识信息的继续积累更新和发展进化。

在笔者看来，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还在于方法论上不注重眼睛的观察，不重视视觉影像信息。这里，可以由我们引以为豪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至今仍在使用的汉字进行说明。古老的汉字更多的反映了再生的影像信息世界。然而，这种所谓可直接“视读”的再生的影像信息世界，所视之世界更多的非着眼于描摹客观事物。因为，象形之像，不求形似，而求神似，是直觉、主观体验。虽然，一方面，可以说每个象形字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创造性思维信息，但是，它更多地表现为真实世界的多级间接存在的文化信息世界，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更多的是对自然的、客观事物的神秘想象。相反，玻璃中的视觉信息世界是一种近乎“直接”的思维，它根据对事物的生动视觉印象，“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的形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是社会结构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化。然而，不透明的陶瓷，一定程度上“封闭”了中国人的视野，而把中国人神秘想象力发挥到极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内向的世界意识；而西方人借着玻璃的敞亮把其世界向外穿越，形成了一个开放、扩张的世界意识。

以上的事实不能不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不透明的中国陶瓷及其相生的信息、文化传统使中国人困顿于对自然的神秘想象，而西方人却借着玻璃的敞亮开创出近代科学技术的辉煌，实现了近代科学技术的革命。

第3篇：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

【内容提要】本文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进行了深入挖掘，提出生活世界具有主体性特征和人性化特征。通过考察胡塞尔的科学学说及其对“科学危机”的提出和解决，作者认为重视生活世界是胡塞尔的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思想。面对当代的技术危机和生活危机，作者从维护生活世界的角度提出了几点看法。

【正文】近现代社会区别于古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近现代社会具有“生活－科学－技术－生活”这样一个巨大的双向动态循环结构。这一结构承继着近代科学的诞生而初具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近现代的社会运转中日益凸显并逐步取得规范社会发展走向的支配地位。在这一开放的循环圈中，生活既是科学与技术的发源地，又是其归宿。这一循环保持动态平衡已成为近现代社会良性运行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而这一循环的内部失衡往往导致近现代社会特有的危机：科学危机、技术危机和生活世界危机。在千年交替之际，人类社会再次步入大变革时代，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重塑着社会结构。反思生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时代都具有更为紧迫的意义。

1　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概念最先由胡塞尔提出。胡塞尔设置了三条通往其先验现象学的道路，分别是心理学的道路，笛卡尔的道路和经由生活世界的道路。可以说，生活世界学说的提出是其先验哲学体系自身完善的需要，即以生活世界为起点最终走向先验的绝对意识。但是，不可否认，生活世界学说的提出也是他出于浓烈的现实关怀而作出的对当时欧洲科学危机的回应。他企图通过返回生活世界而找回科学的意义基础，以此来解救欧洲的科学危机、文化危机和人性危机。

胡塞尔未曾给出过“生活世界”的确切定义，为此我们只能通过考察他对这一概念在各处的运用来把握其内涵。在这方面，张庆熊先生和倪梁康先生各自作出了有益的归纳。

张庆熊先生认为胡塞尔是在以下三种意义上使用“生活世界”概念的。(1)“狭义的生活世界概念”，“它指日常的、知觉给予的世界”。(2)“作为特殊的世界的生活世界概念”，“人们各自的实践活动的地平圈是人们各自特殊的生活世界”。(3)“广义的生活世界概念，指生活世界统一各个特殊的世界”。[1]

倪梁康先生对“生活世界”的定义是，“在自然态度中的世界”其“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我们个人或各个社会团体生活于其中的现实而又具体的环境”。他归纳出生活世界的四个特征：(1)“生活世界是一个非课题性的世界”，我们把它的存在“看作是一个不言而明的前提，不把它当作课题来探讨。”(2)它是一个“奠基性的世界”，“客观科学的态度”和“哲学的反思态度”都奠基于“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之中。(3)“它是一个主观的、相对的世界”。(4)“它是一个直观的世界”。[2]

下面我们将借助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为着我们的目的对人们的日常存在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挖掘。在此，我们尝试把生活世界定义为日常生活世界。众所周知，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过着一种社会生活。人的自然属性和自然条件是其进行社会生活的生物性基础；同时，人的自然存在、自然需求及其满足都被打上了社会的和文化的烙印。因此，我们可以从人的日常生活中区分出自然的和社会的两个层面。日常生活的自然层面是指人作为一个进行着感知的生物性个体的存在和活动；而日常生活的社会层面则是指人作为一个感受着和实践着的社会成员的存在和活动。日常生活的自然层面构成社会层面的地基，并对后者发挥着潜在的制约作用；社会层面位于自然层面之上，并将后者融入自身之中。不言而喻，我们在这里所作的区分是人为的，下文将证明这种区分对于我们的分析和讨论而言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从自然层面来看，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知觉给予的、直观的世界，是一个依存于我们的五官感觉的、具有形、色、声的世界。这个物体世界在空间上是三维的，在时间上是一维的。正是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的生命活动得以进行。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与动物、植物以及其他物体相类似的自然存在物，把我们的心灵和意识视为这个世界内部的一个领域。虽然这个世界内的事物对我们显示为流变的，但我们仍能够断定它是一个内部由因果性联系的统一整体，是一个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外的无限的整体。胡塞尔把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态度称为自然态度，把这种图景称为自然主义世界图景。[3]

若我们转换视角，从社会层面看日常生活，即把日常生活从其自然世界的背景中取出而置入其社会的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则日常生活将呈现出一番迥然不同的面貌。我们将会看到，知觉给予的世界被社会化的内容所充实。日常生活总是在知觉直观的世界中由社会化了的人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进行的。社会条件（包括生产力水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为日常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而文化条件（包括传统、习俗、道德、观念）则为日常生活提供了行为规范；历史的、具体的日常生活正是在由社会基础和文化规范所结成的背景框架中进行的。

顺着上述两个层面深入分析下去，我们将发现，无论是生活世界的自然层面还是其社会层面都指示着生活世界作为一个融贯的整体所具有的两个鲜明的特征。即(1)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的世界；(2)生活世界是一个人性化了的世界。下面我们对生活世界的这两种特征依次进行讨论。

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的世界，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首先从自然层面来看，个人作为一个心物统一体，是其知觉世界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我们本身生活于这个世界之中，我们的人的身体的存有方式是与这个世界相适应的”。[4]随着身体的活动和移动，知觉世界内物体的外观将随之改变，知觉世界的内容也将发生改变。从社会层面来看，个人作为意志主体、情感主体和理性主体，在生活中追求着需求的满足和理想的实现。随着个人生活活动领域和交往对象的改变，随着其活动范围的扩大，个人生活世界的面貌将发生变化，其生活世界的“地平圈”(horizion)也将得以拓展。日常生活构成个人关注的直接对象和首要对象，我们对更大范围的世界的兴趣和了解是以我们的个人生活世界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

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人性化了的世界。在自然生活中，我们并不是把自然界仅仅看作一个冷冰冰的物体世界，而是以一种人格化的态度将其视为我们的生命活动得以在其间进行的亲切的“周围世界”。这个“周围世界”虽然具有一定的流变性，但从整体上来讲，它仍然是一个稳定的、可靠的和有效的世界。同样，在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我们以人格化的态度同他人交往，生活中充满了喜、怒、哀、乐。被我们时时体验到的社会环境也提供了我们安居乐业所需的稳定性，构成为我们日常栖居的场所。总之，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我们将我们的人格外化于对象之中，使一切事物都笼上了一种人性化色彩，使它们笼罩在人性的氛围之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主体性征和人性化特征乃是生活世界的本质特征。考虑到生活世界与人之存在的密切关联，可以说这个特征同时也揭示了人之为人的内在要求。如若生活世界的这两个特征遭到削弱和破坏，那么最终受到损害的将是人自身的存在。

2　科学世界

科学是从前科学的生活世界中发展起来的，科学的产生过程是一个对生活世界进行抽象的过程。胡塞尔认为，它“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的物所附有的文化特征，使物成为纯粹的物体。”[5]我们认为科学世界由科学活动、科学理论和科学所描画的世界图景构成。在胡塞尔看来，科学世界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世界图景：真正的世界是数学化和理念化的自然，是一个自在的物体世界。它受严格的因果规律支配，我们可以通过数学公式和物理公式来规定它和说明它。

科学最初从生活世界中产生，最终达到一种科学的世界图景，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意味深长的变化。通过考察胡塞尔关于对科学所作的散乱论述，笔者将这些变化归纳为主要的三种。

首先是生活世界的直观自然向数学化自然的转变。胡塞尔认为对自然进行数学化的始作俑者是伽利略，他把传统的欧几里德几何学运用于物理现象，首先对自然物的形状进行几何化和直接的数学化，继而通过物体的性质与形状之间的联系，对自然物的物理性质进行间接的数学化。这样伽利略便得到了一个数学化的自然。“整个自然被当作一个具体的因果世界，并成为一种特殊的应用数学的对象”，[6]成为一个可以通过公式来把握和解释的对象。

其次是生活世界的不精确性向科学世界的精确性的转变。生活世界（就其自然层面而言）的基元是自然物（感知物），而科学世界的基础是物理物。自然物是知觉对象，物理物（如刚体、电子）是理智对象。物理物是对自然物的一种抽象和更加精确的规定，是寻求以因果方式来说明自然的科学的基础。

胡塞尔认为在生活世界中我们就已经直觉到世界是一个由因果性样式联系的整体。我们作出预言并对世界存在一定程度的适应和支配，但这个世界还仅仅是一个“大致有规律的和充满着无穷偶然事件的系统”。[7]而在科学世界中，世界是一个“始终由绝对严格的法则制约的自然”。[8]科学思维取代了盲目思维。我们通过把握严格的因果性法则预见现象，“预先算计到周围事物的可能的反应并以自然的方式来支配它们。”[9]

再次，可感知的、离主体近的生活世界转向不可感知的、离主体远的科学世界。生活世界中可直观的事物是科学的出发点，而科学概念作为一种理论构造，它的对应物不能直接进入知觉领域。物理学家的经验是我们关于物的常规经验的深化，物理世界超出了一般的感性领域，而达到了一个比知觉水平更深的层次并构成着一个更加深层的统一体。<#10#>

经验的生活世界本质地具有主观相对性，因此，胡塞尔认为对于科学而言即使在现实中作为事实被直观地给予的东西，也还缺乏“客观性”。只有通过一义性的规定可感知感性的周围世界，才能克服主观解释的相对性，实现主体实际意义上的“客观性”。然而，当人们谈论“客观性”的时候，往往“不考虑经验这种客观性，认识这种客观性和实际地、具体地造就这种客观性的主观性”。[11]因此，我们认为对生活世界进行客观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远离生活世界主体的过程，是一个对生活世界进行非人性化处理的过程。

必须承认，胡塞尔对科学的认识是深刻的和富有创见的。但是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我们与他是有分歧的，这就是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在他看来，科学的客观性就是主体际体，即科学在诸多主体间的一致性和普遍性。而我们认为，虽然就科学作为人类的一项集体事业而言，科学的客观性的确立必然是一种主体际性的活动的结果，科学的客观性必然以主体际性为前提和中介，但是科学的客观性的含义并不仅在于此。我们承认科学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它内含着人的主体性（主观性）因素，但我们同时认为科学真理透过其人化的表达形式，反映着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实在事物。

3　科学危机

我们认为从科学诞生之日起（甚至早在科学从生活世界中产生的过程中），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活跃的互动关系。生活世界作为科学世界的诞生地和原初动机，始终对科学世界发挥着规范和制约作用；而科学世界一旦诞生，就立即像一切获得了自身独立性的事物一样，对其“母体”产生强烈的影响，从而深刻地改变着生活世界。科学危机的实质乃在于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危机。

一切理论的兴趣都来源于实践的兴趣。生活活动的需要导致和引导着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例如，几何学就是在土地测量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是充满意义的活动，然而在对生活世界中的直观事物进行几何化和数学化的过程中，实际的意义被掩盖起来。科学方法与程序的技艺化（技术化）“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必然的过程”，但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技术思想中的迷失，导致了科学符号操作的表面意义与本来意义的分离，使科学活动沦为一种与棋类活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游戏活动，使科学方法变成一种“通过计算的技艺去获得结果的单纯技艺”，[12]胡塞尔因此称伽利略“即是发现的天才，又是掩盖的天才”。[13]他发现了数学的自然和物理学的自然，却掩盖了我们在生活世界中感性直观的自然，掩盖了“理论的本来的、原始——真正的意义”。[14]毋庸置疑，这种科学世界在生活世界中意义基础的失落将导致科学的意义危机。

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原初明证性的王国”，它作为科学世界的“证明的源泉在起作用”[15]。生活世界中的经验虽然具有一定的主观相对性，但它们仍然“是一切客观知识的基础”。这是因为科学理论归根到底起源于最初在生活世界中所获得的质朴的和直接的观察。我们在构造科学世界的过程中不能把直观事物予以排除，因为感觉世界是科学的起点，我们一旦排除它，就等于排除了科学世界所赖以依存的基础。“原则上不可知觉的”、“不可经验到其存在的”科学世界最终要返回到经验的生活世界中接受主体的检验和证实。因此，如果把直观的生活世界视为完全主观的，进而贬低生活世界和日常经验的地位，贬低“科学以外的涉及日常存有的真理的意义”，[16]那么最终受到损害的将是科学世界自身。这种态度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引发了科学的基础危机。

对于胡塞尔而言，科学危机的又一种表现是科学的价值危机。生活世界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世界，而科学世界则是一个力图放弃评价以保持价值中立的世界。经验自然科学寻求的只是事实，“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17]尽管实证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大大促进了我们对自然的控制以及社会的繁荣，“但是就我们的深层需要来说，这种科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18]生活世界的价值需求与科学世界的价值无涉之间构成了一种对立紧张关系，这促使我们去怀疑、去反思科学的价值问题。

我们已经把胡塞尔所谓的科学危机归纳和细分为三种危机，即科学的意义危机、基础危机和价值危机。面对危机，胡塞尔采取了一条经由生活世界走向先验现象学的道路。在生活世界中，胡塞尔发现科学的意义是由生活主体的实践赋予的，而科学的基础则是由主体的实践经验提供的。于是，通过把“本身包括一切实际生活的（其中也包括科学的思想生活）和作为源泉滋养技术意义形成的，前于科学的和外于科学的生活世界提到首位”，[19]他就解决了科学的意义问题和基础问题。

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既把自身设定为一种“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20]同时又自许为“第一哲学”。这种哲学把理性地认识普遍的存有，把认识包括人生和自然在内的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任务。通过诉诸对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在先验意识中的地位进行恰当的说明，以及通过诉诸哲学理性来回答生活的意义问题并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指引，胡塞认为我们最终能够克服科学的价值危机。

显然，胡塞尔并非从正面入手解决科学的价值危机，即并非使科学本身承担起回答生活价值问题的任务，而是把自然科学视为一种普遍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普遍科学（即“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将为一切价值问题提供理性的答案[21]。可见，他解决科学危机的途径乃是用理性哲学来弥补科学在价值问题上的无能。

通过考察胡塞尔对科学危机的解决，我们接触到了他的一个富有启示的思想，这就是要抬高生活世界的地位，将其视为我们所拥有的“唯一实在的世界”，视为一切意义的源泉和一切活动得以产生的母体。这一思想的实质就是突出人和人的日常存在，重视人的比较全面的需要。

4　技术危机与生活世界危机

科学危机，尽管是就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而言，仍然属于科学一方，与此相对的、属于生活世界一方的是生活世界危机。生活世界危机必然是科学——经由技术的物质力量——对生活世界施加现实反作用的结果。从科学到生活世界，中间经过了技术的中介；同样，从科学危机到生活世界危机，其间也必然经历了一场技术危机。就笔者的见闻所及，胡塞尔未曾谈论过技术危机和生活世界危机。若比附于科学危机的话，技术危机或许应该包括技术的意义危机、基础危机和价值危机。但技术危机作为一个被广为谈论的话题，它在当代具有其特定的含义。我们认为技术危机是指由于科学技术的应用而给人类社会造成的一系列困境与难题。胡塞尔很少谈论技术危机，这恐怕是由于在他那个时代技术应用的弊端尚未充分暴露的缘故。近数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广泛应用，科技造福人类的丰功伟绩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与此同时，技术应用的恶劣的负面效应也是触目惊心的。这使得今天的人类已经不得不郑重地反思来自技术的危机。

我们把技术应用造成的问题粗略地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技术应用给人类社会的外部环境和整体发展所带来的难题。众所周知，这一类问题包括能源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近年来兴起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就是人们为认识和解决这一类问题所进行的努力。第二类问题是指技术应用对人类社会的内部环境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构成生活世界危机。本文所要着重分析和讨论的正是这种危机。

技术应用（或社会的技术化）造成的效应是多方面的。就其积极方面而言，人在通过技术手段拓展周围世界的同时，扩展了自身的主体性，增强了控制世界的能力和驾驭自己命运的力量，在物化世界中实现了自身。就社会本身而言，技术改变着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分工与经济结构，并将引起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方式的改变。从文化方面来讲，技术应用必然要求与它相适应的文化环境，改变人们的既有观念，重塑社会价值系统并促动社会行为规范的转换。技术在大尺度范围内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虽然是持久的，但毕竟是间接的，它的最直接和最引人注目的影响表现在小尺度的生活世界中，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绝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技术对生活世界的作用全是消极的，必然细致分析技术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和在什么程度上对生活世界造成了损害。我们认为生活世界危机的实质在于社会的技术化破坏了生活世界的本质特征，即损害了生活世界作为主体世界的人性化世界所拥有的特征。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技术具有某种非主体化与非人性化色彩。这表现在技术设计偏重于追求效率与功能，不惜把人纳入技术系统自身之中，使其成为系统运转的一个环节（如生产流水线），从而把人置于从属地位。即便是作为现代技术之代表的计算机技术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比如它只能允许用户在预先设定的有限的功能菜单中进行选择，从而使人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在机器面前的被动地位。技术应用削弱人之主体性地位的另一种表现在于，随着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被连接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然而与此同时，人却没有相应地越变越“大”。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和万象纷纭的世界，更多的人感到像是处身于一部已发动起来的庞大的世界机器中，而自己越活越“小”。技术化同样消解着生活世界的人性化特征。以通讯技术为例，它虽然扩大了人际交往的空间，但这种以技术为媒介的方式增加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间接交流，人所直接面对的只是技术器具，面对面的、生动的和全方位的交流本是生活世界人性化的一项基本要求，现在却被生活的技术化所抹煞。

既然生活世界的危机源自技术化对它的损伤，那么危机的解救之道自然存在于对生活世界的重塑与维护之中。要维护生活世界，首先就要辨识出生活世界的核心部分，正是这些部分构成了生活世界主体化和人性化的根源，构成了任何技术化都既不能替代又不能抹煞的永恒之物。我们认为这种永恒之物就是人的生命存在。

人既是一种身体的存在，又是一种心理的存在。人的身体存在规定着人的存在和生活。比如，技术能改变人之衣、食、住、行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却不能改变衣、食、住、行这种需要本身，并且技术本身也产生于这种需要。人的身体存在于构成一切活动的基础，它作为活动的承担者起着制约作用。因此技术应以人的身体存在为中心，接受身体存在对于技术发展的导向作用以及对技术应用的限制作用。从心理层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以自我身体认同为基点的独立的社会心理主体。他的意识生活的中心是其个人存在。自我注视与自我关注是他与人交往和在其环境中开展活动的起点，并使他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出主体性要求。这包括要求有一个稳定、有序和人性化的环境，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技术环境。而在当今技术的现实应用中普遍存在的却是技术对人的强制现象，这导致了对人身心正常需求的压制和扭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的异化并引发了生活世界的危机。

技术应用带来的问题只能通过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纠正和解决，但这种发展不是放任技术漫无目的地发展，而是必须将其置于严格的价值规范下。如果说为了消除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必须发展节能技术（或新能源技术）、绿色技术（环保技术）和生态技术，那么若要解决生活技术化造成的主体性和人性的丧失问题，就必须发展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的技术，进行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的生产。以人为中心是指在设计和应用技术时要顾及到人的身心双重需要，力求使技术适合人的身体存在并满足人的心理需求，从而避免强迫人去适应技术，避免技术变成一种对人的专制力量。

在这方面，计算机技术的最新进展使我们看到了希望。“自从计算机发明以来，传统的信息处理环境是以计算机为主体的，是人围着计算机转的，人不得不去‘凑合’当时的计算机所能提供的条件”。[22]而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总趋势是逐步使计算机的功能更接近人的思维规律，更缩小人与计算机之间的隔阂。灵境(virtual reality vr技术（或译为模拟现实技术）将促进从“机器是主体”向“人是主体”和“机器围着人转”的转变。它将“使原来只善长于处理数字化的单维信息的计算机也善于处理适人化的多维信息，以建立一个和谐的人机环境，人不仅能从外部去观察信息处理的结果，而且能通过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以及形体、手势或口令，参与到信息处理的环境中去，从而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23]。钱学森同志认为“灵境技术是继计算机技术革命之后的又一项技术革命。它将引发一系列震憾全世界的变革，一定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件大事。”[24]另一方面，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cscw(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不仅具有支持人机交互的能力，还能支持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它将把计算机引入到群体协同工作的环境中，以计算机为中介来帮助人与人的协作。高效的人与人交互界面将是一个多媒体的界面，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借助文字、语音和图象等媒介进行比较全面的交流。[25]

我们相信，随着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人必将寻回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并恢复先前弥漫于生活世界的人性氛围。技术时代的问题“归根到底涉及人在与人和非人的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能否自由地自我决定的问题，涉及人能否自由地在他的众多可能性中理性地塑造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的问题”。[26]我们应该认识到日常生活世界是我们拥有的唯一实在和真实的世界，是一切意义的源泉，是一切工具性活动的最终价值指向。一切技术都应维护和强化生活世界的主体性和人性化特征，从而维护我们生命栖居的永恒的家园。

【参考文献】

1张庆熊，《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p119-120。

2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三联书店，1994年，p131-132。

3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380。

4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60。

5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71。

6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44。

7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216。

8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216。

9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216。

10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411-p415。

11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116。

12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57。

13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63。

14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63。

15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三联书店，1994年，p135。

16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64。

17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5。

18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494。

19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70。

20e•胡塞尔著，吕祥译，《现象学和哲学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p63。

21e•胡塞尔著，吕祥译，《现象学和哲学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p106。

22汪成为：《灵境技术与人机和谐仿真环境》，《计算机研究与发展》，1997年第一期。

23汪成为：《灵境技术与人机和谐仿真环境》，《计算机研究与发展》，1997年第一期。

24王寿云、汪成为等著，《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p191。

第4篇：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

研究生培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服务，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之际，培养为首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研究生，成为北京研究生教育的历史使命。

高端人才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灵魂

世界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高端形态，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体现为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硬实力是指人均GDP、资源、能源等；软实力是指影响力、科技水平、制度与政策、人才资源、信息等。硬实力重在实现该城市控制力的雄厚基础与坚强后盾，软实力的本真力量在于实施影响力，实现该城市的辐射力和主宰力，进而实现该城市的主导地位。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均要以高端人才为灵魂。缺少了高端人才，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将成为乌托邦式的理想，因而高端人才成为世界城市建设的根本性条件。

科学是实力的基础，也是实力得以延伸的条件。无论是战略性产业还是新兴战略产业，都无法游离于科学知识之外，必须依赖于知识及对科技的应用。战略通道需要建设现代化的、立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因此构建国际性的资源流通和有关产业的梯度转移性通道，都要涉及到知识及科技的应用。“从本质上讲，世界城市是全球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通道的控制中心，是世界文明融合与交流的多元文化中心，也是城市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统一体。” 伴随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后工业化的现代产业必将成为世界城市的重要支撑，知识与信息是其最重要的生产性要素。高科技产业和文化创意业将成为相应的产业形式，支撑着世界城市的经济辐射，以促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产业不断升级和更新换代。世界城市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控制需要通过全球资源配置来实现，以体现出城市组织的控制权力。这就要求世界城市拥有更多的高端人才，高端人才越多，其全球贡献率越高，进而对全球的控制力也必定越强。高端人才成为世界城市建设的巨大内驱力，成为推进科技创新、城市产业优化升级、吸引与整合各类生产要素、充分实现城市增值的生力军和力量源泉。

鉴于此，北京世界城市的建设离不开高端人才的培养与储备，除了吸引外来人才外，还应当充分利用北京独特的“文化中心”功能和丰富的教育资源优势，不断创新培育高端人才的机制与环境，凝聚高素质人才，培养更多具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端人才―研究生。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既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实践的需要，也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内容。世界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就在于高端人才的培养绩效，培养不出全球性高端人才的城市很难在全球教育中起到引领作用，自然也不可能称之为世界城市。换言之，对高端人才的培养既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职能，也是北京实现世界城市的重要支撑点和基础。

科学责任是高端人才的本质内涵

对高端人才的理解，人们通常会认为是具有学术能力、科研能力、管理能力、协调能力、组织能力等的人才。这种理解本身并没有错，但忽视了责任意识也是高端人才的本质内涵。苏格拉底说“知识就是德性”，意在表明责任感是知识与智慧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科学责任，即高端人才既要具备渊博的才识，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又要充分考量科技为人类带来的风险，恰当评估不确定性风险给人类构成威胁的可能性，权衡利弊得失，进而作出有利于祖国繁荣昌盛、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有利于人民安康生活的贡献。

作为高端人才的研究生，一方面要求精通渊博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则要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从而造福社会，这才是高端人才培育的真正目的。“如果那种以维护人类利益（即维持人类社会）为核心的美德（公正）不与对知识的追求相伴随，那么，那种知识是孤立的、没有成果的。”知识掌握在不同人手中，其所发挥的作用与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这是由人的价值观所决定。具有优良品德和高尚责任感的人，必将用知识和科技为人类谋善，进而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反之，那种以自利为价值取向的高端人才，必将为了自我利益而损害社会利益。高端人才如果从社会利益角度考虑，处处为善，将会为社会创造出无穷的财富，但如果他们为恶的话，也将会为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正如核能可以被用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用来毁灭人类一样。

在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建设世界城市，责任的概念不断地被扩展，以适应不断创新的技术所提供的越来越多的可能性。科技发展到今天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效应，无疑是高端人才所推动的，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科技所产生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也是高端人才始料未及的。在科技创新所产生的机遇和风险均可能同时出现时，科技创新的高端人才就不得不担负起化解风险与治理风险的责任，进而在选择机遇还是选择风险方面，作出利弊权衡，这便是责任感的重要内容。“在选择相互冲突的责任时，应把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的那类责任放在首位。”毫无疑问，高端人才决不能缺乏责任意识的力量，因为这种力量可以使他们抵御当前的功利，进而将科技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一个人如果忘记他在这方面对自己和对社会所应尽的义务，就表现得不仅可憎，而且可鄙。”不能对社会尽科技责任的高端人才又有何用。教育要顺应时代的需要，当下不能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担当起科学责任的研究生教育是不足取的。

北京世界城市需要科学地建设，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力量，恰当取用科技利人之处，化解科技可能带来的风险，以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去谋发展，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之路。北京具有“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独特优势，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极大地促进了北京的城市发展，提升了北京的综合实力，推进了城市文明程度和文化软实力，增强了北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北京独特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指引着研究生责任意识培育的内在向度。科学责任就是人们利用高端科技建设世界城市应当具备的责任意识，它内含着人文责任、科技责任、可持续发展责任等。

由此观之，能否为首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能否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供优良的科技服务，成为北京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的试金石，也为研究生科学责任意识培育指明了方向。

推进研究生科学责任意识培育的科学化

“科学化”这一概念，反映的是真理、价值与审美的统一性维度，追求着客观的规律性和效用的合理性。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中，理解研究生科学责任的“科学化”，就要反对“一般化”甚至是“非科学化”倾向。研究生的科学责任意识培育旨在贯彻国家的教育大政方针，围绕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培养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高端人才，这个宗旨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人才之“魂”。责任感或责任意识是人才建设的首要指标，是研究生人格品性的重要标志。因此，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中，作为高端人才的研究生，其科学责任意识培育必然要走向科学化道路，这个路径必然要通过研究生科学责任意识培育中国化、现代化和大众化才能实现。

研究生科学责任意识培育的中国化，意味着我们的教育要适合于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北京特色的世界城市建设要求。中国正在走现代化的科学发展之路，正在实现科技创新，同样，科技创新也是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背景下，中国化的科学责任意识培育，必然有首都特色的性质和特点。因此，实现中国化的科学责任意识培育，既要科学地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又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北京特色世界城市建设，还要正确反映人的进步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即体现中国特色和北京气派。责任意识培育的中国化，还体现在为北京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这是北京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社会功能和职责。北京“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和中国特色世界城市长远目标得到确立，成为全市上下凝心聚力、持久推进首都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这表明，北京的研究生教育事业要围绕这个长远目标进行，并成为推动首都科学发展的强劲动力。“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是北京特色和北京风格的世界城市品格，是中国化城市建设的特色体现，自然应当成研究生责任意识培育的方向和旗帜。

培育研究生科学责任意识的现代化，意在表明我们的教育要顺应时代要求，顺应现代科技发展趋势，顺应后工业社会特点要求。北京世界城市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后工业时代诸多冲突相继出现的条件下进行的建设事业，因此，研究生科学责任意识的培育必须是现时代的，必须能够正视和正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和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与发展所际遇的诸种问题与矛盾，尤其是突出矛盾和严重问题、事关经济建设和社会和谐大局的问题。全球化的影响，使得每一个角落都无法游离于地球这个“村子”之外，全球性的问题诸如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工业化产生的负作用或风险问题，均体现为现时代的情势，因而，教育的眼光要捕捉这种时代色彩，具备全球意识。况且，世界城市本身就是具有全球性引领作用的枢纽中心，这从另一方面决定了科学责任意识的培育要在全球视野范围内进行。因此，我们培养的高端人才，必须能够科学地解答在开放格局下，建设世界城市所面临的“中国问题”和“北京问题”，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要求他们既要有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心态，能正确看待因理念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与碰撞，又要对科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承担责任，将责任感培育的科学性与其意识形态性、将科技创新与科学责任有机统一起来。

研究生科学责任意识培育的大众化，表征着科学责任意识的培育，在目标、内容与方法途径上，既要满足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需要，又要满足广大研究生群体的关切与愿景，并将其普及和推广，使社会和学校均充分认识到其重要的实践价值。大众化就是要反对特殊化、个别化，反对只注重科技能力培养而忽视责任意识培育的片面教育模式，是整体提高研究生责任意识的系统工程。推进研究生的科学责任意识，要立足于“以人为本”，满足于“社会需求”和“人的需求”，达于一个共建世界城市之基业、共享世界城市之福祉的大众化形态。康德指出：“权力、财富、荣誉，甚至健康以及通常的福利和舒适满足，这些通常称之为幸福的东西，如若没有一个善良意志去匡正它们对心灵及其行为诸原则的影响，以使其与善良意志之目的普遍相合，那么它们就会引发自负甚至骄横。” 康德是在构建责任形而上学时说这番话的，其“善良意志”指的就是出于责任的意志。这无疑表明，责任意识的培育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研究生专有的事业，而是具有普遍性，对所有研究生均适用的大众化的培育内容。由此可知，责任感是构成社会健康发展之价值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不可或缺的人才要素。

研究生科学责任意识的科学化培育，其宗旨就在于围绕“中国化”和“北京特色”的主线，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首都特色世界城市相结合，将全球化情势与中国发展全局相结合，将中国优良传统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态势相结合，将学校教育与社会培育相结合，最终实现满足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对高端人才需求的客观要求。努力打造国际活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正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中国化和现代化的集中体现。顺应时代要求，推进研究生科学责任意识培育的科学化进程，就是要符合高端人才培养的需要，符合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规划的实践需要，符合传承中国民族文化和融入世界的需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实现“三化”，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坚持理论科学化与实践科学化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培育出既有责任感又具有渊博知识并具备创造能力的高端人才。

参考文献：

[1]连玉明．世界城市的本质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走向[J]．新华文摘，2010（16）．25－28．

[2][古罗马]西塞罗著，徐奕春译．西塞罗三论：论友谊、论老年、论责任[M]．团结出版社，2006．208．

[3][古罗马]西塞罗著，徐奕春译．西塞罗三论：论友谊、论老年、论责任[M]．团结出版社，2006．209．

[4][英]休谟著，曾晓平译．道德原则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90．

[5][德]康德著，孙少伟译．道德形而上学基础[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3．

（本文系2011年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般课题“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中的研究生社会责任意识培育研究”（项目编号：BJSZ2011YB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第5篇：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

收录世界上150多个国家、56种文字出版的16 000种科技期刊、科技报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资料汇编、技术报告、新书及视听资料,还报道30个国家和2个国际组织的专利文献。收录的文献占世界化学化工文献总量的98%,该数据库是世界化学化工领域最权威的数据库。学科范围包括化学化工、生物、医学、药学、轻工、冶金、天体、物理等。到2004年,CA收录中国(含港台)期刊900多种。

二、荷兰《医学文摘库/医学文摘》EMBase(ExcerptaMedical Database/EM)

EM是荷兰Elsevier Science B.V.出版商建立的书目文献数据库。涵盖70个国家、地区出版的5 000多种期刊,覆盖各种疾病和药物的信息,无可匹敌的欧洲文献汇总及更多的亚洲文献。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用英文出版的大型医学文摘,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二次文献之一。EM收集内容广泛,不仅包括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还包括与医学相关的许多领域(生物医学工程、卫生经济学、医学管理、法医学等)。EM到2003年共收录中国(含港台)期刊64种。

三、俄罗斯《文摘杂志》(简称PЖ/AJ)

于1953年创刊。收录了全世界130多个国家的66种文字的科技文献,包括22 000多种期刊、10 000多种图书、6 000多种连续出版物、15件发明证书和专利以及会议录、科技报告、标准等。是目前世界上引用出版物最多、报道量最大的一套文摘刊物。其所收录几乎包括了所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工业经济等方面的内容。俄罗斯《文摘杂志》2005年收录的中国期刊693种。

四、美国生物科学数据库(BIOSIS Preview简称BP)

是由美国生物科学信息服务社(BIOSIS)生产的世界上最大的有关生命科学的文摘和索引数据库。BP收录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 500多种期刊和1 650多个会议的会议录和报告,每年大约增加28万条记录。报导的学科范围广泛,涵盖所有生命科学内容,其中包括(不局限这些学科):空间生物学、农业、解剖学、细菌学、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生物化学、生物工程、生物物理、生物技术、植物学、细胞生物学、临床医学、环境生物学、实验医学、遗传学、免疫学、微生物学等。

五、《科学文摘》(Science Abstracts,简称SA)

电子版称为INSPEC,覆盖了全球发表在相关学科领域的4 200种期刊(其中1/5为全摘),2 000种以上会议录、报告、图书等,文献来自于8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29种语言,收录年代自1969年开始,内容包括:物理、电气工程、电子、通讯、控制工程、计算机和计算科学、以及信息技术等科技文献。1998年选用我国期刊已达100种。

第6篇：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近代社会，电磁理论，电气技术，哲学启示

 

电磁理论及电气工业技术是在人类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发展起来的，顺应并且满足了时代的需要，同时也改变了世界，创造了新的时代，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本文由第一次科技革命中晚期即从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该段时期的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为背景，探讨十九世纪近代社会对近代电磁理论发展的促进关系，进而总结十九世纪时期电磁理论发展的哲学启示。

1 十九世纪时期的近代社会

启端于18世纪80年代英国并在随后的近100年内迅猛磅礴于欧美诸国的蒸汽技术革命，直接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变，并引起了社会深刻变革。以下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总结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阶段特征。

政治方面：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同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在加剧，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崛起，英法等国相对落后。此等现象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政治格局的转变，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后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论文大全。

经济方面：人类在生产力上实现了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的过渡，生产关系上则体现在垄断组织的形成和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日渐成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组织形式。

文化方面：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愈加显著，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人们对科学技术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特别是电磁理论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中电气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深深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与观念。

2 十九世纪近代社会对电磁理论发展的促进

回顾电磁理论及电气技术的发展必将联系到蕴育电磁理论的十九世纪近代社会。电磁理论与电气技术的发展受到社会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社会对电磁理论与技术具有整合作用。同时，电磁理论与技术也会对社会产生反作用，社会根据技术加以自我调适。十九世纪近代社会对电磁理论发展的促进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社会需要与技术惯性上看，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蒸汽动力占据主要地位的同时，当时的科学工作者加快了对电的研究[1]。18世纪后期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发明了电池；19世纪初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随后安培定律、欧姆定律相继被发现。1821年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制成了第一台电动机和发电机，1831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这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实验之一，开创了人类电气化时代的新纪元。

其二，从科研与产销的一体化（即工业实验室）方面看，无论是电工技术还是电气工业，完全是在电磁理论建立之后，人们自觉地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做出了各种发明和发现的。麦克斯韦在总结法拉第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系统的电磁场理论，并预言电磁波的存在。在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指导下人类逐渐进入了电子技术和信息社会。1901年完成从法国穿越大西洋、到达加拿大的无线电通讯。1904年把整流管使用于无线电通讯。1916年人类第一座无线电发射台问世，人类步入了信息社会。

其三，从社会状况与社会变革方面看，由于电能比蒸汽能有诸多优点，电力迅速取代了蒸汽动力在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电气工业获得了飞速发展，爆发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第二次技术革命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以实用电动机、发电机的发明为开端，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第二次技术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但并没有在英国得到迅速发展，却在美国生根、开花并结出丰硕的成果。电气工业在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世界范围的电气工业发展，从此人类社会进人了电气化时代。

3 十九世纪电磁理论发展的哲学启示

在分析电磁理论及电气化工程技术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后，从中思考电气化工程社会影响的哲学思想，对其所蕴涵的文化思想和观念进行概括和抽象。

3.1 电磁理论及工程技术把生产、技术和科学三者间的关系进一步融合

电磁理论的最初研究并没有推动生产发展的目的，它是出于科学家探索自然规律的兴趣或事业心。在电磁理论的基础上，各种电器相继发明，有力地促进了技术的进步，进而推动了生产的大发展。论文大全。论文大全。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关系的融合是一种进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这是因为电磁现象已不像力、热、光那样可被人的感觉器官直接感受到，只能靠受过专门训练的科学家通过科学实验来感觉它、认识它、掌握它，最终让它为人类服务。

3.2 电磁理论扩展了人类认识自然的范围

自牛顿以来，科学界存在一种超距作用的观点，认为这种作用的传递既不需要物质做中介，也不需要花时间。而法拉第提出了电力线和磁力线，即电场和磁场的概念，指出静电作用和磁作用是通过场来传递的；麦克斯韦由法拉弟的思想计算出光的传播速度，亦即电磁作用的传播速度，从而否定了超距作用的观点。后来，科学家们又把这一思想扩大到引力，提出了引力场的概念，加深了对引力的认识。由此，人们认识到“场”和实物是物质存在的两种形式，从而大大改变了牛顿自然科学的框架，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的一次跨越[2]。

3.3 电磁理论的逻辑性和经验性启示

1820年，奥斯特在自然统一性哲学观点的推动下，第一次把电、磁现象联系起来，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受这一启发，1831年，法拉第发现了电流磁效应的逆效应――电磁感应定律。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提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创立了完整的经典电磁理论体系。随后的电气化工程技术亦表现了工程的理论本质依据逻辑的揭示、科学实验。其运行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源于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昭示了科学必须既是理性的又是经验的[3]。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技术理性中凸现的工具效率维度和经济物质取向，具有忽视人存在的精神意义和精神价值的倾向[4]。这从电气化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可以得到证实。

3.4 工程实践的建构性和境遇性启示

由于电气化工程可预见的、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社会影响，以及实施的复杂程度，必然引起政府决策部门的关注和支持。现在，工程是否存在、如何存在以及怎样存在不是科技人员一方就可以说了算的，它是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社会各界包括政界、科技界、学界、实业界、企业界、公众共同参与或者叫建构的结果。

另外，虽然电气化工程的理论知识具有共同性，但现实中却很难看到相同结构，相同形式，甚至相同功能的工程。这是因为在工程的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受到社会因素如地域风情，政治历史，经济状况等影响很大，工程实践需要实时调整和不断改变工程的结构和形式，才能实现最大的工程能力，此方面启示可称之为境遇性。

4 结束语

本文关注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这一百多年时间的近代社会发展进程，分析十九世纪近代社会从工业革命到电气时代等阶段对近代电磁理论发展的催生与促进，进而由近代电磁理论发展与十九世纪近代社会关系思考十九世纪时期电磁理论发展带来的哲学启示。为研究后续电力革命及现当代电子信息时展的初期社会历史与科技关系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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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知识论，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

abstract: the paper firstly by the critical to positivism knowledge to build on the position of knowledge based on the life practice, with the ternary elements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along the two basic questions on knowledge - what the knowledge is and how it is possible? namely the question is the examination of the knowledge based on of what kind of activities,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 and shortcoming about the study of previous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expertise, engineering knowledg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popular knowledge. from the position of knowledge based on the life practice,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took as the descriptive knowledge, its goal and the intention is lies on the understanding world, the description the way of world existence; the technical knowledge took as the motion the procedural nature and the standard knowledge, its goal lies on the solution of the question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makes any" and "how does" but the engineering knowledge took as the plight knowledge, its goal lies on the artificial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in the boundary territory. the three is the different in nature, but meantime is the extremely close relationship.

key words: knowledge theory；scientific knowledge；technical knowledge；engineering knowledge

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构架下，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作为科学、技术、工程相应的知识形态，由于三者本质属性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特征。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实证主义知识论的广泛影响，国内外大多数的学者普遍认为 ：技术知识是科学知识的应用，而工程知识则是技术知识的应用。工程知识、技术知识仅被视为科学知识的“退化形式”，尤其是工程知识，根本没有作为独立知识形态的合法地位。本文试图通过对实证主义知识论的批判，来转变知识论的立场。在立足于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上，来对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的本质、特性加以尝试性的研究。

一、知识论立场的转变

近现代以来，随着理论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西方知识论经过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和康德先验主义的演变，实证主义知识论逐步成为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知识论。尽管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实证主义知识论作为流派，在理论界已经风光不在，并且遭到了众多的批判，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的主张已经广泛渗透到公众的意识里，深深地影响着公众乃至于知识界对科学知识以及人类其它知识的整体理解。

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知识的本性作了系统的解释。科学知识是实证的、客观的，任何科学命题都要经受得住实验和事实的考验，要符合可证实性原则，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是形而上学。整个科学就是一个存在意义关联的命题集，是一个严密的、前后一致的逻辑体系和公理系统。由于经验世界是统一的，因而表述经验世界的科学语言也是统一的。正如卡尔纳普所说:“物理语言是一种普通科学语言……，科学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没有根本不同的对象或领域，这就是关于科学统一的理论”。[1] 尽管实证主义知识论涉及的人物和思想众多，但其根本观点和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把科学限制于经验范围之内，满足于对经验的描述和整理，只有这样的科学知识才是客观、确切和有用的知识。这样，他们把知识几乎全部等同于科学知识，并且认为它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具有工具合理性。逻辑实证主义对当时和以后的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按实证科学知识的模式去改造与重建各类知识几乎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

实证主义知识论从20世纪中叶起遭受了众多学派学者的批判。其实早30年代，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就指出：“欧洲危机的根源在于实证主义、怀疑论、非理性主义等错误的哲学思潮排挤了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的精髓。” [2] 持历史主义的库恩、费耶阿本德等，持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罗蒂、利奥塔等，还有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布鲁尔、拉图尔等，以及强调“个人知识”的波兰尼等，他们各自站在自己的知识论立场上，对实证主义知识论进行了剧烈的批判。在这些思潮看来，科学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并非科学家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述，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并且通过各种修辞手段使之得以认定为普遍真理的局部知识，是负载着社会利益或受到特定社会因素塑造的。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对科学的研究可以采用任何方法，各种巫术、神话都与科学一样在文化上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任何思想,不管是多么古旧和荒谬,都有可能改善我们的知识”。[3] 反对实证主义知识论赋予科学知识的唯一霸权。

在笔者看来，实证主义知识论的问题与缺失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1）实证主义的以知识论、方法论替代认识论，拒绝从哲学上对科学认识进行论证，试图使科学免受哲学的影响。然而，在科学上排除哲学的影响并不真的表明实证主义可以不受哲学的影响，事实上它是“把方法论自身的框架先验化了的认识论，自己现在受到了它曾经给形而上学所作的那种狂热和荒诞的裁决”。[4] 实证主义否定形而上学本身就是以经验主义和归纳主义为基础的形而上学。

(2) 实证主义持一种唯科学主义的知识观，认为科学是最恰当的人类知识的表达形式，甚至认为科学知识是人类唯一具有真理性的知识，并以自然科学的知识标准衡量、裁定人类的其它知识。人类的其它知识要么是无意义的，需要加以拒斥，要么就归结于科学知识或者是科学知识的应用。

（3）实证主义在坚持肯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的同时，排除了主体及其价值判断，主张事实与价值无涉，正如胡塞尔分析欧洲科学的危机时所说：实证科学“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5] 由此，造成了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造成了人类文化的危机。

因此，要摆脱实证主义知识论的束缚，走出实证主义知识论的困境，就必然转变知识论的立场，必须恢复被遗忘的生活世界，立足于生活实践来展开知识论的重建。

通常，实践被理解为人们为了获取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它作为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活动过程，总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范导，是在观念地处理并处理了人与世界关系之后才得以进行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 6] 也就是说要以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实践的前提，然而，“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世界展现为客观自在的、数学化的、无限的科学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科学、技术的认识活动，工程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个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进行的。这样，工程本质上就展现为：在科学活动建构的自然图景和自然规律的框架内，遵循技术活动建构的以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怎么做”的程序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按照数学化的方式去筹划和改造自然、构造人工物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理论向现实的飞跃，实现客体的主体化，从而达到主体的目的、满足主体的需要”。[7] 显然，这种实践观在本质上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致的，胡塞尔对现代实证主义所造成危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这种实践观。现代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必然也会导致这种实践对生活世界的背离，加深文化的危机，加深我们这个世界的非人性化，从而逃避人类的责任！

笔者所主张的生活实践是立足于生活世界的社会行动，人与世界最原初、最根本的关系不再是自然主义常识观、实证主义科学观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即以某种观念为先导的关系，而是境域化关系，这种关系是自明的、非预设的、非课题化的、存在论的而非认识论的关系。把实践纳入这种存在论的境域化结构中，也即生活世界之中，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 实践，作为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最活跃的话动，是一种探索性的、创造性的、认识的和组织的活动。生活实践中包含着包括理论活动在内的多种认知活动，这种立足于生活世界的实践，才是人类一切知识产生的基础。

基于这种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我们反对给知识一个抽象的、僵死的、绝对的定义，主张从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类型来探寻各种人类知识的本质与特征。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构架下，从生活实践的类型来看，科学是认识世界的活动，技术是如何改造世界的认知活动，而工程则是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显然，这三种不同的实践类型对应着本质上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三种知识形态。

二、科学知识

通过上述对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的批判，依据立足于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我们认为：1)科学活动是人类理解和解释世界的一种实践类型，它所产生的科学知识以追求符合客体的真理性、描述性知识为目标，因此在本质上必须坚持科学知识的实在性、客观性与普遍性，这个问题上我们赞成实证主义知识论的主张，不赞同社会建构论者关于科学实在是由科学研究的社会过程建构出来的主张。2)任何人类的实践都是嵌入在一定社会历史文化之中的，科学实践也不例外。在此我们赞同对实证主义知识论排除主体、排除价值、排除历史文化，造成科学对生活世界遗忘的批判，主张科学知识要回到生活世界，在立足于生活世界的实践中把被实证主义分裂的主体与客体重新结合起来。3)反对实证主义知识论唯科学主义的主张，反对将一切知识都归结为科学知识或科学知识的应用。主张从生活实践的类型来肯定各类知识独特的价值。4)任何具体的科学研究实践都是在一定的地域、时域中现实发生的，地方性的各种社会因素、实验室情境都显示了科学家日常实践的鲜活性，社会建构论者深入到科学研究实际过程的微观探究十分值得关注。但科学家如何超越情境达成“共识”，创造出具有客观性与普遍性的科学知识？仍有待深入研究。

在这样观念下，科学知识呈现出如下的本质与特征。

1、 真理性

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科学知识本身就是真理，或者是具有向真理逼近的性质；其二是指某一科学知识可能最终被证明不是真理，但它是最求真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具有追求真理的使命，尽管它可能被证伪。所以，科学知识的根本特征是表征客观对象的客观性质与客观规律的，它具有可检验性，或者能被证实，或者能被证伪，或者能被进一步发展。

2、 合理性

首先科学知识以经验事实为基础，所建立的理论或规律，它在经验上具有严格的可重复性、可预言性。其次，科学知识的逻辑体系是严密的。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如经验归纳与演绎推理是获得科学知识必不可少的思维方法。科学因此具有一种与天意、神启、臆测相对立的理性。在当代，尽管经验对一个新理论的直接支持可能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但是科学知识体系仍依赖于其坚实的经验基础和具有经验基础的背景理论的支持。

3、 进步性

科学的发展趋势一般是：后一种理论比前一种理论更仔细地更详尽地描述或说明同样的事实；后一种理论通过了前一种理论通不过的经验；后一种理论对前一种理论具有完全的包容性，能解释前一种理论所能解释的一切事实，还能解释并预言前一种理论所不能解释和预言的新事实。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知识体系中，总是能进化出更具有普遍性的、具有更高解释效用的、能更准确预言未来的理论体系。这种进步是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中发生的，社会、文化的因素在科学知识的进步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4、共享性

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其内容及其利用，具有公开性和共享性。科学知识是无国界的、无阶级性的，科学理论可以被各个国家的人、各阶级的人所发现、继承和利用。但是，由于科学知识的创造与应用都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情境之中的，社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会深刻地影响科学知识的生存和传播，影响着其共享性的实现，因此，必须立足于生活实践来具体分析。

三、技术知识

在把技术理解为知识的传统中，长期以来，由于深受实证主义知识论的影响，技术就是应用科学的观点在国内外学界广为流行。 “技术就是把应用科学所得的原理和方法等用到更广泛的实际问题。” [9]的看法十分普遍。 但是，正如d•伊德所说：“西方的技术传统是偏爱‘理论’而轻视‘实践’的，并且将技术贬黜为应用和实践”。[10] 由此造成了技术知识附属于科学知识的非独立地位，遭到了知识论研究的严重忽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经济学家罗森伯格说：“技术本身是关于某些事件和活动的一组知识，它并非只是来自其他领域知识的应用”。[11] 技术史家莱顿认为，作为科学的镜像兄弟，技术是一个“自主的、平等的组织”，它与科学的关系是“共生的、平等的和互动性的”。[12] 由此，技术知识作一种有别于科学知识的独立体系确立起来。

站在我们知识论的立场上，显然，现代意义上的技术知识是技术发明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技术发明活动已经从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构成了相对独立的、以建构技术知识为目标的人类活动。可以说，它是为了实现人类的某种目的，导向实践的、“应当怎样做”的程序性、规范性知识的认知与建构活动。我们将从如下方面来解释技术知识的本质与特征。

1、技术知识的存在形态

人们一般认为，传统技术知识主要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经验形态的零散化的知识；而现代技术知识则主要是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是理论形态的知识体系。经验性的技术知识是主观的、心理性的、个人的。与此相反，现代技术知识是客观的、理论性的、社会性的。在我们看来，1)技术知识既包括理论形态也包括经验形态，技术知识再发展，理论形态的技术知识也不可能涵盖全部的技术知识，从而把经验形态的技术知识排除在外。2)理论形态的和部分经验形态的技术知识可以通过编码成为明言性的知识，可以用文字、数字、图像、符号表达，易于以硬性数据、公式、编码程序或普适原理的形式传播和共享。3)有相当多的经验形态的技术知识，如技能、诀窍等，由于它们的存在依附于人的大脑或身体操作的技能，通常只能在操作行动表现出来，而行动如何往往又依赖于特定的情境，因此无法对它们进行编码，由此构成了难言知识(波兰尼称之为“默会知识”)。这一点，与科学知识明显不同，科学知识都是明言的，否则它不可能达到描述自然的目的。

2、技术知识的认知结构

技术知识不是对现有客观事物的描述，但它也不是人的头脑中先天固有的东西，技术发明不是在自然界中发现现成的东西，而是创造自然界原来没有但逻辑上可能的东西。因此，技术知识蕴含可能性，是对可能性世界的探索，技术知识的应用是可能性的实现。技术知识是人类为了某种目的，在可能世界中搜索，从而创造出来的“怎么做”才能达到该目的的技能、诀窍、方案、程序、规则。其认识结构包括三个方面：1)确定欲实现的目的；2)在可能世界中以试错的方式搜寻与选择实现该目的的手段；3)对该手段能否实现目的以及手段的功效进行评价。其中，“目的”与人的欲望、社会的需求、利益及其限制相关，“可能世界”、“手段评价”则与逻辑空间、科学知识、日常经验、已有的技术知识、生产制造能力水平、自然环境、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等相关，可见，技术知识的认知结构更深地嵌入到了社会情境之中，更为各种复杂的价值关系所左右。不可能像科学那样完全地去情境、去价值，达到完全普遍性的知识，其普遍性往往表现为约定性的规范。

3、技术知识的评价原则

技术知识的评价显然不同于科学知识的评价，实验评判与逻辑评判构成的真理性评价是科学知识评价的基本原则，由于排出了价值，科学知识的评价与价值无涉。技术知识的评价虽然无关与对象是否相符意义上的真与假，但它仍然包含价值性评价与事实性评价两大原则：1)价值性评价主要指：技术知识作为手段在其实际应用中，能否实现预期的技术目的？是否满足了技术使用者的需求？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公正性？负面价值有多大？2)事实性评价主要指：技术知识作为手段，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是否易于现实化？功效如何？技术本身是否先进？是否可靠、稳定、耐用？各种(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成本代价有多大？效益如何？等等。

4、技术知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技术知识无法构成像科学知识那样统一的、严格按照内在逻辑关系展开的普遍知识体系，这并不是因为技术知识不够成熟所致，而是其本性使然。我们可以把技术知识分为如下层次：1)技术理论原理(通常称为技术科学)；2)技术规范；3)技术项目的工作原理；4)技术方案；5)工艺流程；6)操作规则；7)诀窍与技能。第一个层次与科学知识联系密切，具有科学知识一样的普适性，它是将因果关系转换成目的－手段关系，也即科学知识转换成技术知识的中介；第二个层次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约定，对于受该规范制约的技术活动而言，具有普适性；第三个层次进入具体项目，其工作原理的构思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往下的层次特殊性越来越强，直至难言。可以说，这些层次从上而下，技术知识的普遍性、明言性、社会性不断减弱，特殊性、难言性、个体性不断增强。

5、技术知识的社会性与地域性

技术知识的社会性与地域性不仅体现在它的应用所产生的社会功能上，而且也体现在它自身的内在建构上。我们认为社会建构论者的研究进路与方法，其实更适合用于技术知识建构的研究。关于技术知识的社会功能已有大量成果，不再赘述。

三、工程知识

长期以来，由技术与工程不分，人们往往把工程视为技术的应用，工程知识也自然视为技术知识的一部分，实证主义者更是把工程知识、技术知识都视为科学知识的“退化形式”，工程知识根本没有作为独立知识形态的合法地位。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正如沃尔特•文森提（w. vincenti）所说：“以前我们将工程看作是科学的婢女，以为工程只是应用科学的发现，现在是我们改变这种看法的时候了”。[13] 在中国学界，自从李伯聪提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以来，工程在哲学研究中逐步获得了合法地位，相应，从知识论的角度把工程知识作为独立的知识形态来展开研究已经提上日程。

按照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我们进一步把工程造物活动规定为：为了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在集成科学、技术、社会、人文等理论性知识及境域性经验知识的基础上，在经济核算的约束下，调动各种资源，在特定的空间场域和时间情境中，通过探索性、创新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社会建构过程，有计划、有组织地建造某一特定人工物的实践活动。显然，工程实践的根本目的在于建造人工物，而不在于工程知识本身的创造，工程活动本质上不是创造知识的活动。工程知识在此仅仅是作为实现工程目的的手段、环节、要素而被创造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工程知识不是工程活动的目的，而是实现工程目的的手段，它的创造由目的决定，是中介性的知识。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工程知识具有如下的本质特征。

1、工程知识的独特性与地域性

工程知识的独特性与地域性来至于工程本身的独特性与地域性：1)任何现实的工程活动总是意向着某个特定的欲求建造的人工物的。正如陈昌曙教授指出：“工程项目是强对象化的，有其特殊对象。…… 它常常不是批量化的，而是‘唯一对象’或‘一次性’的，如青藏铁路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工程。”[14] 严格地说，工程几乎没有可重复性。2)在英文中，动词engineer就包含着谋划、独创的意思，工程师们（engineers）所做的事情一般来说是ingenious (有独创性的)。“独创性”(ingenuity ) 和“工程”(engineering) 具有相同的拉丁文词根。3)这种特定的人工物总是嵌入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中的，这些特殊的地域性因素不是工程的外部环境约束条件，而是工程活动的内在要素。因此，工程知识的建构必须充分反映这些独特性与地域性。

2、工程知识的综合性、具体性与可靠性

从知识的性质看，工程知识既不具有纯粹的科学性质、技术性质，也不具有纯粹的社会性质、人文性质，而是众多种类知识的综合集成。工程知识要集成多种自然科学知识、技术知识、技术发明、技术诀窍，但不能仅仅是它们的单纯应用或集成，还必须集成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化学、美学、宗教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但是，工程知识仅集成这些知识还不够，还必须集成相关的已有经验，尤为重要的是，必须集成工程本身的独特性与地域性所带来的具体的情境性知识与经验。这就要求工程知识的建构不仅要有高度的综合性，而且还必须具有深入细微的具体性与可靠性，正如皮特所说：“工程知识被证明要比科学知识更加可靠。” [15] 否则，不仅不能确保工程的成功完成，往往还会造成重大损失。集成并不是上述各种知识、经验的简单堆砌，而是把它们有机地结合并转化为与当下工程现实情境相符合的，可行、可靠、可操作的方案、方法、工艺、程序、规则、规范、指南。

3、工程知识的复杂性与协调性

在工程活动中，掌握和创造工程知识的主体具有十分复杂的构成：它包括决策者、投资人、企业家、管理者、工程家、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技术人员、经济师、会计师、工人等等。我们把直接参与到某项工程行动中来的人员总体，称之为工程共同体。这些工程共同体的成员以自己原有的专业知识，参与到某项工程中来，由此决定了工程知识总体构成上的复杂性。在工程的决策、设计、实施操作、运行、评价、管理等行动过程中，共同体的成员各施其职，各显其能，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工程展开的具体情境中，他们之间必须通过交往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来进行沟通，消除观念上、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达成目标认同、行动协调、紧密配合、利益共享，才能保证工程的顺利完成。由此又决定了工程知识还应包括修辞、商谈等促进交往沟通的协调性知识。

4、工程知识的情境性与现场发生性

工程开展的地域性与情境性，决定了工程知识的情境性与现场发生性，主要表现为：1）现场发生性，它指的是由具有一定知识经验储备、带有一定的工程意图的工程主体，或者说处于以往历史形成的情境之中的工程主体，与工程活动发生的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当下产生的明言性和难言性的经验、知识。它们不是预先既定的、现成自在的，而是随着工程行动者的出场、造物行动的发生才涌现出来的；2）主体间性，地域与情境条件不仅是工程行动主体与客观自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工程共同体内个体之间交往、沟通、争执、协商的结果，任何个体虽然都从自身出发，存在视界的差异，正是主体之间的交往行为带来了视界的融合，形成了对工程行动共通共识的主体间性的情境性知识；3）境域约束性，地域与情境条件一旦产生，又与工程行动者已有的知识经验储备相结合，共同构成约束工程行动者视界及行为的境域性知识与经验；4）随机的变异性，地域与情境条件构成因素的不确定变化，都可能带来它的随机变异。它会随着工程行动的展开而不可完全预期地发生着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工程的行动变化。工程知识也必须具有这种随机变异性，才能确保工程的成功。

5、工程知识的难言性与不可复制性

把工程知识与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相比较，它更是难于形式化、体系化的零散知识。工程知识中综合集成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可以进行编码，属于明言性知识。具有普遍性的各种理论知识，在工程知识的集成中，它们必须转化为情境性的特殊知识，才能在现实工程中发挥作用。但大多数在工程中随机发生的情境性知识是难于编码的，属于难言知识，与技术知识相比，它的难言性更为突出明显，这正是工程知识的一大特点。例如，一个人拥有再多的明言性的工程知识，只要他不进入到现实的工程实践之中，不掌握难言性的情境性知识，他就难以对工程有实际作用，人们甚至会说他不懂工程。工程知识的难言性、独特性、地域性等特征决定了它的难以复制性，致使它不能共享，更不能直接移植，简单套用。

6、工程知识的优化性与评价的多元性

围绕工程目标，必须通过设计对工程知识进行优化。但是，优化并不意味着最优化而是满意化，因为从理论上讲最优化必须建立在所有实现工程目标的途径方案都完全已知，每一种方案实施后产生的后果影响都能完备预期，评价方案及后果影响的标准都完全一致等这三个必备条件的基础上。但是，在现实的工程活动中，价值标准的多样性，各种人群、组织在观念、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等等，都决定了不可能形成完全一致的评价标准；而认识水平、能力、精力的有限性也决定了不可能搜寻全部的方案和预期所有的后果影响。因此，工程知识的优化不可能有“最优解”，只可能有“满意解”、“妥协解”。现代工程的发展显现出两面性的特征，它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又为人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工程人工物不是中性的，它负荷着价值。因此，必须要从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生态的、环境的、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人文的、审美的等众多维度的对工程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工程知识中必须把多元性的评价知识作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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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技术哲学;经验转向;文化批判;切身化

Abstract:Explores what is challenged now concerning the empirical turn of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view of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riticism on technology The classical cultural criticism on technology is discussed through an analysis made for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eidegger's phenomenological standpoint based on existentialism and his hermeneutic methodology taken for studying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n， the inexhaustiveness of empiristic methodology that is currently prevailing in cultural study on technology is discussed further to expound the necessity for “embodying” as an empiristic methodology to study the technological culture The way to spread over the embodying in technological study is therefore taken into account to deepen the empirical turn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Key words: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empirical turn; cultural criticism; embodying

若把人文主义技术哲学放在当下称为“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脉络中考察，它实际上就是关于技术的文化批判的经典理论形态;而所谓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则是顺应文化研究的经验转向而展开的探索。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发展至今，最突出的一条路径就是技术哲学与文化的经验研究模式的融合，也即文化批判与建构论经验研究的融合，其哲学根基是实用主义与现象学。这让笔者意识到，经验转向发展到当下的建构论纲领，虽然突破了经典文化批判理论对技术的结构主义文化批判的抽象性，而融合了后结构主义的、经验的文化研究的描述方法与经验研究进路(即以建构论为标签的诸多进路)，但由于它一直根植于文化理论(文化人类学、符号学和文本分析)的语言学方法论和文本分析传统，所以经验转向仍不彻底没有突破语言学的桎梏。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超越语言的囚禁?本文试图通过讨论技术的文化批判理论在经验方法上的不彻底性及其根源而展开思考，最终提出探索性途径这将为“哲学维度的STS”提供些许有益的参考。

一、 技术文化批判经典理论的困境:

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缘起技术哲学被语言囚禁，根源于弗洛伊德、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继的德里达、拉康、福柯、德勒兹、瓜塔里等对技术的文化批判模式。

以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对技术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一方面因其把技术作为对他们的理论主张进行历史化的途径，从而为技术哲学经验转向提供了先导性理论根基;另一方面又因其语言中心主义和解释学方法论，而导致了这种经验转向的不彻底性。

一方面，在他们的现象学或心理分析范式下，对技术的讨论包含着一种不断增加的本体化(ontic turn)转向，即对思想和记忆的地方化和历史化。比如说，海德格尔非常明晰地把技术与存在的联结主要定位于对现代时期的解放;而弗洛伊德也为他讨论的无意识的发现和心理分析的产生设置了确定场景，即技术的历史发展的一个具体时段无法再还原的“现代性”这一时段。这种本体化转向是历史主义在哲学中的一种复兴，为技术哲学经验转向预备了关键性的哲学根基。但另一方面，这些技术文化批判先驱继承了西方哲学的语言学本体论和解释学传统，这又限制了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充分发育。本文在此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上述观点加以说明［1］1－22。我们将看到，海德格尔“面向世界本身”的存在论现象学立场和他采用的语言学、解释学方法论导致的冲突如何成为经验转向必然面临的矛盾。

为更好地理解上述矛盾，我们从胡塞尔谈起。胡塞尔提出要“面向事物本身”，然而胡塞尔并没有达到我们所理解的面向“世界”本身，更没有达到面向“物质”世界本身，而是最终走向了先验论即他的先验现象学。胡塞尔认为现象学还原之后的剩余物是先验自我及其纯粹意识，纯粹意识是一种绝对的、观念的存在，其存在无可置疑，至于世界则被悬置起来不加考问。

笔者认为，胡塞尔之所以走向先验论，与他从意向性问题入手及其采用的方法论紧密相关；即他首先就假设了意识的重要性并从“表述活动”开始分析。他认为，表述是意义的记号，表述的外壳是字符或语言，而表达的内容则是意义；此意义是我们通过赋予意义的行为加到表达的物质外壳上去的。因此，与表述活动相伴随的意识行为就包含三个环节，即意向行为、意向内容和对象。对胡塞尔来说，这里的关键在于区分表述的意义和对象；这二者的分离就奠定了他的先验现象学基调。对于前期的胡塞尔来说，对象尚外在于意识活动；而对于后期的胡塞尔来说，对象就成了意识的一部分。问题的核心在于，“对象”已被加了括号，排除了其先在的假定，而意识也就成了先验意识；这样，意义和对象就合为一体，共同组成“意向对象”。总而言之，外部世界已不在胡塞尔的考问中了。

由此看来，胡塞尔是从语言学分析（表述）通向他的现象学的。因而他的现象学还原（还原为先验自我及纯粹意识）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学、符号学还原从根本上说，因为纯粹意识的核心是语言，那么先验自我就仅仅只是以“符号”的形式存在了而先验自我之外空无一物，所以世界就被他悬置或者说被他的“先验自我”完全内化。

海德格尔继承了现象学基本原则:“面向世界本身”。但他认为，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或要把握的“事物本身”并不是胡塞尔的纯粹意识及其意向性特征，而是存在者的存在及其意义。不过他又认为对存在意义的把握必须借助于人“此在”这种特殊的存在者，因为“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这是一种本体论解释学立场，即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不是本质直观和描述，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诠释学。这样，海德格尔就滑向了西方哲学的思维传统，即语言中心主义和思维高于物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换言之，海德格尔所谓的“把握世界本身”并不是指我们用五官的感觉去“把握”，而是通过语言用思维或思想去“把握”;世界在“此在”的把握过程中已成了语言符号，而不是能用感觉和知觉去体验的“物”。同样，海德格尔在对“此在”的规定中，仍然遵循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思想(灵魂)”的西方哲学传统，从而在本体论上把“此在”设定为以语言为中心的思维主体，还是一个被囚禁在语言牢笼中的、以意识的形式存在的自我这个自我通过把世界符号化来进行解释，以求把握世界以及自身的意义。

这样，海德格尔就还是没有在真正意义上“面向世界本身”面向世界作为具有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的物本身;换言之，海德格尔在本体论立场和方法论之间存在着矛盾。

海德格尔在关于技术的哲学思考中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论，试图从考察“技术”的古希腊语词的来源来获得对技术本真意义的理解;而最后达到人的解放的方法也归于语言操作即诗化语言。这样，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也就存在矛盾，即存在论现象学的本体论主张与语言中心主义的解释学方法论之间的矛盾。他主张要面向技术本身，而结果是把技术符号化。但是显然技术并不就是“语词”，技术并不仅仅是“座架”(思维范式)，技术的本真意义也不仅仅就是古希腊语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技术文化批判经典理论既为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提供了哲学根基，但也仍留置了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矛盾立场。这种方法论转换的不彻底性一直延续到当下对技术开展的文化研究，从而导致了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不彻底性。

二、 技术文化研究陷身于语言牢笼:

经验转向的不彻底性当今技术文化研究包括建构论的诸多进路:如早期的技术社会建构论(来自巴斯学派的启示)、实验室民族志研究，后期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和话语分析纲领，还有技术女性主义研究。此外还可更广泛地包括国内学者至今不太关注的“文化研究”领域的许多经验研究，比如对物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对社群、工厂、企业的文化研究，对网络与其他媒介文化的研究等。这类研究或者把某种技术物当做“文化符号”进行人类学解读，或者考察与特定技术相关的社会群体、文化建构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技术文化研究。

迄今为止，绝大部分这类研究把科学和技术理解为表征(representation)或符号，采用的方法论是语言学和解释学。为使下文的分析更好理解，首先我们参照汉森的归纳，把当今技术的文化研究划分为以下四类［1］5－9。

第一类，“科学论”或“技术文化”(technoculture)研究中的批判模式(比如安德鲁·芬伯格)，属于对“大众文化”的讨论。以大众文化理论为基础，它把科学技术看做话语和一种文化现象，尽管它注意到这种文化受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比如全球经济)所强加的限制，但该进路还是自我安慰地把科学话语和技术建构成实体(一种大众文化)，并认为这些实体既接受来自理论的也接受来自大众品味的建构。这样，该进路就把科学话语和技术视为大众对社会限制进行反叛从而展开建构身份和共同体认同的反叛活动的有效工具其中科学技术不仅实体化为理论体系，而且实体化为科技共同体这样的社会实体。

第二类，科学技术建构论的批判模式(如卡隆、拉图尔的建构论纲领)。它把科学事实和机器视为一个过程而非产品，它们只有在社会网络中各异质性要素展开斗争和磋商的过程中才得以存在并产生影响。这样，以文化研究的符号和读者理论为基础，该进路把科学技术视为符号或文本，或者说各异质性要素互为文本，互为读者与作者，它们互相解读和建构、磋商意义并展开权力斗争，最终试图建构有利于自己的话语霸权和社会网络。

第三类，认为“虚拟现实是一种幻想”(virtualrealityisanillusion)的学派。它反对虚拟现实支持者那种认为“社会越是在技术上变得复杂尖端，我们对财富和资源分配的担忧就越少”的立场，把支持者对赛博空间的“认同幻象”的“去现实化”斥为一种集体幻想赛博空间的支持者认为，赛博技术的发展可以增加大众的交流和政治参与与协商，这样就可以破除统治阶级的话语霸权所制造的“认同幻象”，增加大众的反叛与协商，从而促进资源分配的民主化。。该学派区分了产生幻象的虚拟技术与幻象的内容(赛博空间)，从而揭露说，虚拟现实决不可能置身于表征的政治学之外表征的政治学是指，符号、文本的意义实践总是与权力运作联系在一起。虚拟现实也是一种文本、表征。，因为它始终是对技术所试图编码或抹杀的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之间冲突的一种规划;这又恰恰是因为虚拟技术仍然根植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中技术是负荷政治的人工物。

第四类，以“沟通的物质性”为研究主题的一些松散的研究纲领。它扩展了德里达的“外在性”(exteriority)概念的功能，该概念是一个用来指称“语言的物质的方面”的术语，认为外在性提供了对解释的霸权的一种强有力的对抗，并能倡导一种意义构建的新模式，该模式可以把人的身体、心理系统和新的沟通技术之间的配对关系产生特殊的主体效果的“场景”(situations)带入我们的视野。

通过以上概括，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得出以下结论，即这些关于技术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判经典理论具有继承的一贯性;换言之，后结构时代的文化理论家仍然把技术处理为“比喻”(trope)或表征(representation)而不是存在于世界的物理实在。汉森把这种传统称为“技术之思”(technesis)或“把技术翻译成话语”(the puttingintodiscourse of technology)［1］6－7。他们都把技术的物质性等同于文化的物质性，即“物”所显现的仅仅是文化意义，也就是把技术还原为机器;而机器则仅仅在整体上被视为一种文化符号。

比如说，第一类把技术概念化为“话语”、“文本”(理论体系)和“社会结构”，把技术作为“大众文化”来解读。第二类则在认识论上把科学技术定义为“表征”STS学者所关注的是科学技术的“表述”活动及其表述物(如科学事实、实验报告、论文、铭写装置、作为符号存在的机器等)。他们所理解的科学技术实践，指的是科学技术的表述实践以及使表述合法化的实践，这种实践脱离了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自然界)，也脱离了以实验仪器形式存在以及以日常用品形式存在的技术的物质性。第三类也因为旨在显现人工物包含的“文化意义”尤其是权力分配结构，所以仍忽视技术作为“物”的实在性和给予人的感知体验。第四类研究也还是局限于德里达的“外在性”概念，把技术的物质性导向语言。

为何如此?劳斯指出，把科学技术理解为知识或者发明物(表征)的传统来自于知识研究的哲学传统和语言学传统［2］。汉森进一步指出，那是因为当下的文化批判研究技术，并不是为了讨论技术本身，而是把技术作为阐明人的主体性的构建过程建构社会身份与认同——的一条可能途径和一种物质支撑;而所谓人的主体性，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中，就是指人的思想与思维;同时，他们认为只有语言才是思想和思维的工具从而人的主体性就是作为表述者的那种主体性，除此无它。这样，一旦“思想”被赋予了判决究竟是什么构建了人的身份或能动性的特权地位，认为只有通过思想，物质性才得以获得文化价值，那么，技术就总是被处理为仅仅作为主体性构建活动的物质支撑。

对此作一概括，他们认为，思想对物的“符号意义”的把握优先于对物本身的感知和操作实践，认为认识来源于思维对物的符号意义解读而不是对物的直接操作;更进一步说，认为意义来源于对符号(语言)的“解释”而不是对实物的感知、操作以及行动者的其他行动。以此为哲学根基，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就始终受困于语言学。即在经验转向中，我们仍把人作为思想者(而不是感知体验者)，而把技术仍看做语言符号(而不是存在于世界的具有物质性的物，而只是具有符号性的物)，我们与技术和世界的作用也仅在于意义的解读活动(而不是切身感知体验)。这种困境使得我们忽视身体与技术的直接关系。那么如何寻求解困之道?笔者以为那就是要重视技术的物质性、人与技术结合的切身体验，并发展出一种可以描述和解释这种物质性体验的理论。

三、 强调“切身化”的技术文化研究:

经验转向的深化要重视技术的物质性、人与技术结合的切身体验，就需要扭转哲学的解释学方法论，即要超越把人与技术的关系仅仅局限于依赖语言的“思想”或“思维”层面的认识关系而关注更广泛的感觉、知觉关系关注处于情境中的身体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笔者认为其哲学指引来自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3］。

梅洛庞蒂综合了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笔者认为其根本含义在于使得哲学的研究方法与存在哲学的本体论主张“面向事物本身”相匹配，即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来代替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方法。通过对知觉现象的分析，梅洛庞蒂有力地批判了把知觉与思想割裂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同时他采用的“身体—自我”分析视角也为超越语言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提供了新思路。

梅洛庞蒂认为，胡塞尔所说的先验还原是不可能彻底进行的，因为向着先验自我而进行的还原必然假定了意识的内在性，而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已表明，人并没有所谓的内在性，人就存在于世界之中，且只有在世界之中才能认识自身。梅洛庞蒂进一步指出，世界也不是我们能够掌握其构成法则的对象，而是我们所有知觉行为和思想的出发点，我们也不可能把世界的存在悬置起来。因此，梅洛庞蒂认为，海德格尔的命题“在世界之中存在”乃是现象学还原具有可能性的唯一背景;不过，梅洛庞蒂也不愿就此倒向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方法。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把现象学的经验描述方法和存在哲学的立场结合起来。所以他最终的结论是，世界就是生活世界，就是人在其中生存的世界，因此对这一世界的现象学描述就已经站在存在哲学的立场上;且这种描述又无需脱离意向性分析的方法。

梅洛庞蒂的对生活世界的现象学描述就是对身体参与世界的知觉实践的现象学描述。他将身体置于其知觉解析的中心，认为世界是经知觉意识而通达于我们的，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身体在世界中存在的情境而为我们所把握。他把主体还原为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存在，即认为身体并非处于世界中的一个固定不变的物质实体，相反，身体是感知过程，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而且我们的自我意识就从位于身体的地方产生出来。因此主体性不是本质的、形而上的:自我就位于身体中，身体则位于时空的展开中。

这样，对身体参与世界的知觉实践的现象学描述作为一种方法论，就为把自然世界、技术人工物、身体、思维等分离的哲学范畴统一起来奠定了哲学根基，从而与存在哲学的本体论立场契合。本文将此称为“切身化方法论”，认为由此导引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才能真正实现经验论的本体论立场与经验描述方法论的统一。从而，我们就可能从身体与技术物的感觉、知觉作用关系上来考察科学认识和发明创造以及使用技术的切身实践。

理论根基找到了，接下来要构建的就是思考的范畴。本文提出以下范畴作为分析工具。其一是“情境化的身体”。该概念强调，我们的身体总是技术化的身体，也总是处于技术化的情境中。我们首先讨论人—技术的体现关系(embodiment)。按照唐·伊德的理解，它指技术与人的身体结合去感知和操作世界，而技术本身在人的注意力中隐退这事实上就是人对技术的一种熟练操作和习惯，从而产生一种技术与身体结合的“感觉”。“体现关系克服了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机械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打破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清晰界限，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人造物与使用者的一个共生体。”［4］可以说就是技术化了的身体和技术的身体化的统一。事实上我们通常是以这种方式在与世界打交道而产生认知与情感，就像伊德的现象学公式所表达的:(人—技术)世界。其次我们讨论人—技术的背景关系，即人总是处在技术化的情境中。它改变了人类经验的格式塔，对人的身体感知和情感产生影响，对人经验世界的方式施加微妙的作用。最后涉及人—技术的他者关系。人把技术物视为异于自身的他者，这种关系的建立依赖于一种身体与技术之间的区分关系。正因为存在他者关系，人才会把技术经验作为背景，或者说人才会认为自己与背景是分离的。

“情境化的身体”主要关注的是技术与身体的关系，更进一步，当人作为身体的、思想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存在而与技术结合时，该概念就扩展为第二个关键词:“杂交体”。所谓“杂交体”，在拉都尔那里是指，技术是自然的、个人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因素的杂交融合而成的实体。笔者在此进一步补充两点，首先是认为“杂交体”包含“赛博”的含义。“赛博”是哈拉维(Donna Haraway)对技术和人的结合存在状态所作的隐喻，她指出技术就是这样一种结合体:它像人一样能够学习(learn)、感觉和体验意识(consciousness);同时也能够像机器一样提高被程式化的程度，来用特定的方式学习、感觉和体验事物(things)。其次笔者强调，技术作为上述异质性要素的杂交融合，它是一个进行性的过程，而并非一旦形成就固定不变的实体。“杂交体”所启发我们去考察的是技术、身体、自然、文化和话语系统如何汇集到一起而制造了“合作者”(coagent)的过程，这个过程始终是情境性的、开放性的。这个概念解构了认为文化、自然、身体、技术等是独立单元的观念;而且把对身体—技术的考察扩展为对技术—社会—自然的考察。 “情境化的身体”所关涉的第三个范畴是“情境化的身体实践”人总是以这种技术—身体的方式去参与实践的，包括切身体验、符号与文本的阅读和意义的建构等。人的这种实践同时体现了四种人—技术的关系，即体现关系、背景关系、他者关系和解释关系。比如说一个人在建筑工地上操作挖土机挖土，挖土机对于操纵者而言首先是一个他者，即独立于人的存在物;在操作中人又与挖土机结合成体现关系和背景关系才能对土地进行处理;而同时操纵者对挖土机、对自己的操作活动，以及人—机一体对土地、空间位置等都会建构一定的意义即产生解释学关系。

这是一种“感觉世界”它区别于概念化了的“思想世界”、“社会世界”和“物质世界”。“思想世界”作为分析工具往往指引我们依据公开的或文字的语言来考察某人的思想和心态的逻辑，但这事实上不足以昭示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复杂心态和所思所行。而“社会世界”则通常把人的实践归类到政治、阶级、文化或社会组织的框架中去审视，而忽视了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整体性和无法化约的性质。而“物质世界”则被概念化为仅仅是上述两个世界的基础，其重要性反而被遗忘。笔者对“感觉世界”的强调试图突出人的身体的感受力和感知方式，突出切身体验和微妙心态对理解方式的复杂作用，从而弥补上述分析工具的不足。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通过对人—技术组成的“感觉世界”的现象学描述，我们将深化对技术的存在状态、技术与人的生存状态的结合状况、技术与权力及社会规则的紧密关联等问题的理解。因此笔者最后试图采用“驯化”概念来统一这四个“世界”。

最初Lie和Sorensen这样解释“驯化”概念:“我们驯化我们日常生活中周围的技术。这种驯化过程以相互改变为基本特征。因此使用者/消费者是在积极努力地通过创造性地操控与他们的实践需要和能力相关的人工物、符号和社会系统而塑造他们的生活……。这种融入日常生活的过程因而成为具体性的，也是象征性的当技术被驯化时，地方性的日常工作和符码都被采用了。”米歇尔进一步深化了该概念。他认为，由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非仅仅由社会规则来决定，而是技术、身体、自然、文化等异质性要素结合而成的“杂交体”，所以他细致考察了那些已经处于世俗生活中的(以前认为是“被社会化了的”)技术如何脱离地方性的社会化;最终表明世俗化了的技术如何不仅在符码层面上，也在实践的和物质的层面上产生局部性的混乱和去统一性［5］。

这样，结合“情境化的身体”和“杂交体”概念，我们得以明确，日常生活中对技术的“驯化”也就是伊德所提到的人—技术的多重关系的杂糅过程。这种“驯化”并非通常的“社会化”概念所能够容纳，而是既在符码层面上，也在实践的、物质的和切身体验的层面上发生的情境性的对“杂交体”的“占有”和“融合”，或者是产生局部性的混乱和去统一性。这样，“驯化”概念就把个体的“身体实践”扩展为文化的、社会的实践;把上文所述的“感觉世界”、“思想世界”、“社会世界”、“物质世界”等概念的对立解构了，并试图重构一个统一的情境化的“驯化”世界。循此路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就能得到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1］Hansen M Embodying technesis: technology beyond writing［M］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2］Rouse J Engaging science: how to understand its practices philosophically［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12－15

［3］曹继东 伊德技术哲学解析［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6

第9篇：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

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科学技术和教育摆在事关国家兴衰的战略地位上给予高度重视,通过大力扶持,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生产转化率高,这其中都离不开教育活动的积极参与。由此,科学技术成为教育的主要关注对象,而它们对教育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也使它们成为现代教育中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如何称谓这一教育思潮,使它既能反映出思潮的实际情况,又不至于扭曲或狭隘?有学者称之为科学主义思潮或唯科学主义思潮,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叫法,取与人文主义思潮相对之义,但它恰好有与人文主义相隔绝之嫌,并且不符合此教育思潮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学者认为可以肯定科学主义中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故取名为科学思潮,但它却忽略了教育中的“技术”部分;还有学者称呼它是科技主义思潮,照顾到了“科学”和“技术”,但它同样也与人文主义思潮相对,显得封闭而不能通融。毕淑之和王义高教授在《当今世界教育思潮》中称它为“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很贴切的称谓,既表明了思潮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持有一种开放性,符合当今科技与人文思潮相融合的大趋势。

一、教育科技取向思潮产生的背景及现实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P35教育思潮是社会文化意识的表现,也是社会的产物,一定的教育思潮,是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条件上,由人们的需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

(一)文化方面的原因

古希腊时期,科学是孕育于哲学之中的,柏拉图的“理念”就含有一定的科学之义。到了亚里斯多德,他开始强调人的理性,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他还把人的知识一分为三,其中一类便是“制作的知识”,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讲的技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因为已有经典的欧几里德几何学、天文学、力学以及形式逻辑、修辞学等知识作为基础,所以,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人们的理性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人们要求摆脱神性,使自己能够科学、自由地探索自然的奥秘。到了16、17世纪,崇尚科学和技术的一大批思想家应运而生,培根、霍布斯、笛卡儿、洛克等是典型代表。培根是科学技术的主要倡言人,他说:“科学的真正合法的目标,就是给人类生活提供新的发现和力量。”[2]P12与培根相似,霍布斯直接提出了“人类最大的利益就是各种技术”的口号。笛卡儿则认为科学是人类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当一切知识都成为科学知识之日,就是一切人生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之时。为此,他还特地构想出了一棵“人类科学之树”,其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树枝是医学、机械学及伦理学。洛克为科学教育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论述了科学教育的心理学原理,为科学教育提供了心理学基础。

18、19世纪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主要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确立其合法地位。这种思潮起源于17世纪的法国,当时,人们凭借感性经验,认为科学和技术就是追求真理、有效地控制自然以及能够高效解决人生问题的一种正确途径。而他们的反对者,则把他们的这些主张贬斥为“科学主义”。到了18世纪,实证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孔德总结人类知识的发展过程是形而上学阶段、神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实证阶段即科学阶段。他认为,在这一阶段,一切知识都应该遵循实证的原则,而且,只有观察到的以事实为根据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独立于科学之外的哲学是不存在的。科学主义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重视,到了19世纪,科学主义终于完成了其理论形态的变化,在整个哲学领域获得了一席之地,并逐步演变成具有一种完整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潮,而它也成为了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和技术在很多领域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日趋紧密。作为它们理论基础的科学主义在20世纪初也发展成为逻辑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历史科学主义等流派。它们继续对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发生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经济方面的原因

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之前,科学和技术并没有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从劳动中分离出来,它们只是作为一般的知识和技能附着于劳动者身上。到了18世纪中后期,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以及随后开启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技术对生产力的作用突显出来,“资产阶级在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P256而此时,科学还落后于技术。“这种情况持续到19世纪中叶之前,其间人们沿着生产经验———技术发明———科学总结的路子逐渐突出科技的生产力作用,科技仍未作为独立生产力要素发挥作用。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第二次产业革命起步之后,出现了科学先导于技术和生产的现象,人们开始遵行科学———技术———生产的逻辑公式。”[3]P65

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一般是起联结科技与生产的中介作用,但这个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科技还处于原始、粗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状态时,教育作为科技与生产间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当科技前进了一步,即以高于这种经验和技能之上的技术形态出现的时候,教育作为科技与生产的中介作用也随之提高;而当科学领先、技术继后、生产尾随科学和技术之后这一逻辑顺序(科学→技术→生产)出现了的时候,教育作为科技与生产间的中介作用便空前提高。”[3]P66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情况下,教育联结科技和生产的作用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表现出来:第一,教育促进科技的发展。科学是基础,技术只是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方法,因此,要寻求科学的突破、理论的创新,首先就应该大力发展科学,这就需要依靠教育的科研功能。第二,教育培养合格的人才。由技术转化为生产,这其间需要懂得一定科学原理和技术技能的人才,而这些人才的培养是离不开教育的。所以,基于以上两点,现在世界各国为了发展经济,都将教育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而在教育的诸内容中,科学和技术又格外地引人注目。

(三)政治方面的原因

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朝野为之震惊,普遍认为苏联教育的成功带来了科技实力,而科技实力的增强意味着国防实力的提高。在美、苏两国争霸的大背景下,美国于1958年颁布了《国防教育法》,开始基础教育的改革。由此,两国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科技取向的教育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取向的教育在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人们普遍认为,21世纪是高科技、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程度介入人们的生活。科技的发展需要人才,人才的培养需要教育,未来世界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教育的竞争,所以,世界各国都把教育的重点放在科技人才的培养上。美国于1983年了《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又一轮“新基础”教育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加强“科学”、“数学”、“英语”、“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教育,以提高美国的科技教育质量。#p#分页标题#e#

1989年美国提出了更专注于科技取向的《美国2061计划》,该“计划”认为应重点发展“数学”、“科学”和“技术”等核心课程,其期限是从1985年至2061年。因为哈雷彗星曾于1985年接近地球,2061年哈雷彗星将再次接近地球,制定者希望他们尔后的孩子再次见到哈雷彗星时能带着领先的科学和技术。苏联从官方到民间,以及到教育主管部门,都采取了不同形式表达对科技教育的重视,如苏联教育部门为了分别指导普教、职教、高等教育和中专教育改革,于1984年了《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改革的基本方针》、1985年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立法纲要》、1986年了《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等文件,这些文件虽然由于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没有看到实施效果,但文件本身所反映出来的对科技教育的重视却是不容置疑的。除美、苏(包括现在的俄罗斯)两个超级大国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如英、法、德、日以及亚洲“四小龙”等,都通过各种形式强化教育的科技取向,以达到增强经济、军事和综合国力之目的。

二、教育科技取向思潮的主要内容

现代意义上的科技取向思潮虽是在近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产生的,但它发轫久远,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均有深厚的背景,并持续到现在,所以,它对现代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并不仅局限于教育,例如,影响广泛的未来主义学派就对未来社会的科技发展趋势有很多预测。本文只选取科技取向思潮中对教育影响较大的内容加以论述。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教育的科技取向广泛宣传

成立于1946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站在时代的前沿,多次召开世界级科技思潮与教育改革的研讨会,发表了大量涉及教育的科技取向问题的报告和论文,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1972)和《世界教育危机———80年代的观点》(1985)。根据学者毕淑之和王义高教授的研究,现将这两本著作中有关教育科技取向的观点归纳如下。[3]P73

1.《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1)科学和技术从来未像现在那样显示它的威力和潜能。在20世纪后半期,知识爆炸性增长,整个人类史上90%以上的科学家与发明家都生活在这个时代。(2)科学发现和技术创造影响力惊人,其影响范围扩及全世界,其影响面涉及物质、精神、教育、文化、艺术、伦理等一切领域。(3)当前最能代表这个科技时代特征的两大革新系统是大众传媒和控制系统,而它们又都与信息相关,因此,这个科技时代也可以称为信息时代。(4)在此背景下,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科学和技术要成为任何教育中基本的、贯彻始终的要素,提高每个人控制自然力、生产力和社会力的能力,帮助每个人形成科学的世界观。(5)在此背景下,所有国家应将教育由科技以前的时代转到科技时代,建立满足人们所需要的科技教育体系。(6)科技革命带来的通讯网络,将改变传统的教育体系和方式,包括建立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教育模式。(7)科技教育的目的是走向科学的人道主义,培养完人。

2.《世界教育危机———80年代的观点》

(1)反对“回到基础去”的保守质量观,着力在以科技为主的前提下提高教育质量。(2)肯定了教育的科技取向措施,那就是突出数学和科学课程的教育;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回避的问题,即缺乏这些学科的合格教师。(3)区别对待“科学”和“技术”,科学是技术之源,它比技术具有更大的普遍性。(4)肯定国际教育合作中的科技交流,但强调要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5)科技时代的教育应不断加强改革。(6)强调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运用的重要性。总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两部著作,以其全球化的视野和它的权威性、感召力,加上它较为贴近教育实际的充分论述,使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广泛而深入地在世界各国传播,成为指导当今及未来教育不可或缺的研究文献。

(二)学校教育的具体践行

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并不只停留在人们的思想领域,它在学校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已有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在科技取向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教育研究方法。

1.科技取向的教育目标。[4]P6920世纪60年代,基于美、苏两国争霸的需要,美国的科技教育目标大致限于少数“天才儿童”的培养。80年代后,在美国的《美国2061计划》中,科技教育目标转向了全体学生。这个由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制定的计划,其全称是《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它的主要目标是:使所有的美国学生都能够从感情上和智力上参与到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和技术的实践活动中去。我国科技教育的研究者认为,在教学中,应使科学和技术相结合,基础教育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培养科学家,而是塑造有科学素养的公民和一技之长的劳动者。

2.科技取向的教育内容。[4]P71科技取向的教育内容通过相关的课程和学科体现出来,著名的国际教育课程STS就是一种科技取向的教育内容。“STS”是“科学、技术和社会”(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的英文缩写,最初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后来被其他西方国家接受,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中小学科技教育所推荐的一种课程模式。进行科技教育,首先是传授科技知识,这些知识是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在科学实践中所获得的关于客观世界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它们往往是通过一系列的概念和命题表达出来。学生学习这些内容,不但可以形成科学世界观,还可以获得充分的理论知识,为自己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科技取向的教育内容还包括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培养。在科学发展史上,无数科学家在以他们的卓越贡献造福人类时,在科学探究过程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也时刻激励着后来的年轻人。这些精神一般包括怀疑、求实、进取、创新、严谨、公正、合作、奉献等,我国科技协会把科学精神归纳为:求实、创新、协作、献身。这些概括为我们进行科学精神教育提供了很好的依据。除此之外,科技取向的教育内容还包括科学思维训练、实践技能培养等。

3.科技取向的教育方法。[4]P74常用的方法有四种。一是发现法。它是指教师不直接告诉学生问题的答案,而是由学生自己去主动探索,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能够像科学家那样发现规律或答案。布鲁纳非常推崇这种方法,他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探索的过程,学生从中可以获得全面的教育。二是创造性探讨法。由美国学者威廉姆斯、帕尼斯、泰勒等提出,其基本顺序是“发问———思考———探讨———创造”,这种方法主要是为了强调学生对问题的思考,进而提出创造性的想法。三是实验法。它也是进行科技教育的基本方法之一,它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运用一定的仪器设备对预先设定的假设进行判断,从而肯定假设或提出新的假设,直到得出一定的结论。实验法能够使学生直观地感受到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实验技能以及实验兴趣。四是模拟创造法。它是根据科技教育的需要,向学生提供必要的工具和材料,指导学生按自己的构思,独立或协作完成某种科技作品,如模型、实物、论文或图形等。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应能说明制作过程中所蕴涵的科学知识或原理。模拟创造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考力、想像力和动手制作技能。除上述方法外,我国在科技教育活动中还探索出了其它一些有效模式,如“科学实践模式”、“少儿科学院模式”、“产业科技模式”、“多渠道并进模式”等。#p#分页标题#e#

4.科技取向的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研究方法的科技取向主要体现在教育研究方法的范式转换上,即由“哲学———思辨”的研究转向“科学———实证”的研究。在近代科学思潮的影响下,以康德、赫尔巴特、贝克莱等为代表的教育研究者一直梦想将教育学变成科学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但他们的这种努力却始终停留在“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之上,这种方法强调从已有哲学思想出发,推导出适合教育运用的各种理论,而这些理论一般和研究者的经验相符合。20世纪初,拉依和梅依曼开创了“实验教育学”,追求“科学———实证”的研究范式。他们认为,“思辨”的方法往往具有很大的抽象性,且与研究者的主观经验密切相关,并不具有科学所需要的精确性和客观性,因此,他们认为教育学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挤掉教育研究的思辨性,而要采用实验、实证的方法。实验教育学对后来的教育研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世界各国,包括我国,都开展了普遍的教育实验研究,追求研究的科学化。

三、教育科技取向思潮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教育科技取向思潮的发展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教育思想起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9年,爆发,“科学”和“民主”成为当时的最强音,陈独秀、、鲁迅等人都从不同角度论及了科学教育思想。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打破国外对新生中国的封锁,我国又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响亮口号,其中,最典型的成果就是1964年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十年“”结束后,“科学的春天”重新来临。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科学技术顿时成为舆论界的热门话题,同时,这一论断也为我国今后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随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教育主管部门了一系列关于加强科技教育的教改文件,如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在教育。”1998年5月4日,总书记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的大会上强调:“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初现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也明确指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是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2001年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对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目标作了明确规定,课程目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有学者在解读这些课程目标时认为:知识与技能,就是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过程与方法,就是强调科学方法的掌握;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就是注重科学精神的培养。[5]P10由此可以看出,与世界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相呼应,我国注重科技教育的思想正在我国教育界全面展开,并日益深入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去。

(二)世界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对我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