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一体化精选(九篇)

第1篇：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一体化范文

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不仅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而且需要多学科的、交叉性的知识储备。爱因斯坦曾言:“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4］不同学科的理论、知识、观点、方法与技术的交叉、碰撞、吸收、融合与共振，能改善研究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能力结构，形成单一学科所不及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处理问题的素质和能力。“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就是一门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与科学技术社会论等多种学科知识的互补，该课程所蕴含的知识有利于培养当代研究生的创新素质与创新能力。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包含一定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自然辩证法概论”不仅研究自然界及其与人的关系，而且研究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社会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五部分。“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演变来研究科学技术的内容、方法及其人文蕴涵，研究自然、社会及其相互关系。因此，“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必然包含大量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反之，如果把这些知识排除在“自然辩证法概论”之外，那么它也就只能凭借思辨、猜测、臆想甚至幻想等手段进行研究，而这些属于人类早期的做法，或者说是宗教、神话、文学的做法。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融合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英国科学家斯诺提出“两种文化”(即人文科学文化和自然科学文化)，指出人文科学文化与自然科学文化分裂的危害。杰罗姆•凯根提出建立“第三种文化”，即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文化。但高度分化的当代科学为其融合设置了障碍。“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包含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便于学生对同一事物或同类事物进行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理解与认识，沟通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实现对事物立体化、真实化的理解与认识。这种理解与认识可能是相互协调的，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但无论怎样，都是对真实世界、现实世界的理解与认识。以这些理解与认识为基础，以现实事物为基点，协调、统一、融合多方面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问题时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解决与处理，实现自然与生态、科技与国家、经济与社会等多方面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缓解、预防或避免生态、环境、能源、人口、社会等问题的发生。

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多种思维底蕴

“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既是一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较强的课程，具备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创新能力所需要的思维底蕴。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理论思维是人类在知识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事务本质、规律和普遍联系的一种理性思维。从课程内容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涉及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概念、观点与理论，这些理论能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课程性质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属于哲学门类，哲学是抽象思维较强的学科，哲学类课程的学习过程就是对抽象思维能力锻炼和提升的过程。如，对生态自然观部分的学习，既要理解和掌握相关系统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也要理解和掌握生态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既要从科学视角审视生态自然观产生的现实根源与逻辑必然性，也要从哲学视角审视其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任何科学研究活动都必须运用理论思维，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哲学家，如爱因斯坦、玻尔、波恩、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著名物理学家波恩指出:“关于哲学，每一个现代科学家都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研究生教育要超越感性思维与经验思维，培养和锻炼研究生形成普遍性、规律性认识的抽象思维。“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是多学科交叉的哲学性质的学科，其抽象程度与理性思维水平要高于一般的专业科学理论，能够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所谓批判性，就是人们对已有的理论知识、思想观念等提出怀疑，并通过科学研究寻找真理，实现对现存事物的改造和思想理论的革新。目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在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同时带来了资源匮乏、生态危机等问题。“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不仅是对现实的了解和理论的学习，而且是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内容作批判性考察，考察其理论根源、现实根源与价值观根源。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部分的学习，不能简单认为科学技术是好的、万能的，也不能简单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科技运用都是善的、正当的，而要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状态及其在社会中广泛应用的科学技术根源、现实社会根源与科学技术观根源。对既定事实与理论的怀疑与批判是创新素质与能力的重要内容。如果一味地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崇拜偶像、迷信权威，就只能复古守成，难以创新。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才能对不断变化的事物去伪求真，追根溯源。是对前人既定的理论框架完全接受，还是大胆反思和批判、推陈出新，成为评判人们是否具有自主创新意识的重要参量。“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倡导批判性的科学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与实事求是的科学追求，有助于培养和增加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第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辩证思维能力。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自然辩证法概论”以辩证的视角理解人、自然、科学技术、社会及其之间的关系。如，对科学的理解，既要理解其可确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可证伪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个体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社会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小科学”时代的意义，也要理解其“大科学”时代的意义;既要理解其简单性的本质，也要理解其复杂性的本质;既要理解其对人类社会积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消极性甚至破坏性的一面;既要理解与认识科学，也要理解与认识非科学、伪科学与反科学;既要避免科学主义，也要避免反科学主义。

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沟通科学、技术、社会与人文的实践底蕴

第2篇：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一体化范文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

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 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 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

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 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 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 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 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 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 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 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

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 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 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

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五、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

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学者庞跃辉则认为， 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 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 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 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

第3篇：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一体化范文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中国园林设计

中图分类号：TU98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1

我国园林艺术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世界园林艺术史上独树一帜，与欧洲园林、西亚园林共同构成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享有很高的地位。中国的园林设计是集传统建筑、书画、雕刻、工艺与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涉及诸多问题，譬如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空间艺术、建筑学、艺术学、生态学、气象学、材料学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可以讲中国园林设计具有很强的综合属性，自然辩证法所研究的自然界的总的看法与其研究的自然科学认识过程、认识方法和自然科学认识发展的规律等方面对我国的园林设计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与借鉴性意义。

一、中国园林设计中对自然辩证法几个内容应用的思考

自然辩证法主要包括自然观、科技观与方法论，下边主要从这三个方面谈一谈其对中国园林设计的启示与思考。

（一）对中国园林设计中的自然观思考

1.自然界的物质性与园林设计

地球大约存在于上亿年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时的园林形式已经客观存在。园林艺术的物化形态虽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不断深化认识以及自然科学本身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但从作为绝对存在着的物质本身来讲，它是固有的、不变的、永恒的，正如恩格斯说：“物质是某种既有的东西，是某种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东西”。

2.现代辩证自然观与园林设计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辩证自然观具有普遍联系的系统自然观、演化发展的自组织自然观、天人和谐的生态自然观三个重要的特征。

在中国园林设计中，首先应该认识自然界的整体性。整体性是系统最基本的特性，现代系统观认为，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是一个总体的过程，系统的整体性指系统是作为一个由诸多要素结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存在并发挥作用，即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的特征。一切以系统方式存在的物质客体，因此在园林设计时，应充分认识到自然界中的健康与生态系统，尽可能尊重每一个事物，合理发挥好各个元素本身的特性。“在营构布局、配置修建、山水、植物上，努力寻求顺应自然，着力表现纯自然的天成之美，并力图突破情势上的调和和整一，模山范水成为中国造园艺术的最大特点之一。”①

第二，应高度重视自然的自组织能力和自我设计能动性，把设计与自然系统的自组织、自我设计能力结合起来，创造出更多经济、更具艺术表现力、符合中国文化艺术特色的园林作品。

第三，掌握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自然观，深入研究生物多样性与边缘效应等原理，尊重自然界生态的层次、特征，维持自然生物的多样性，坚持科学发展观、最大化利用生态系统之间的边缘效应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园林景观艺术。

（二）对中国园林设计中科技观的思考

园林设计就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运用园林艺术和工程技术手段，通过改造地形、种植植物、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径创造美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游憩境域的过程。”②这其中的工程技术手段以及种植植物、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涉及到科学技术问题。在自然辩证法中，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我们不仅在探讨其在普遍社会里的规一般性规律，还应该把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独立的社会现象来研究。自然辩证法关于科技的研究，就是从总体上探讨其本质、特点、发展、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等。

一直以来我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落实到中国园林设计中，我们首先要认识与熟悉中国园林设计相关的科学本质及其特征，了解科技发展简史，特别是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成果在中国园林设计中的运用，领会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人类价值之间的关系。掌握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考方式。其次，在设计中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保持一种客观的立场，坚持科学发展观，提倡科学精神、重视科学技术，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运用于园林艺术之中。只有这样，我们在中国园林设计中才能把握住我们的历史文脉，创造出具有现代美感、时代地域特色以及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园林艺术。

（三）对中国园林设计中方法论的思考

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普遍方法，它普遍地适用并指导各门社会科学，中国园林设计亦不例外。在我国的园林设计中，设计师首先应该掌握基本的科学与技术实践方法论问题，譬如观察实验、科学思维、技术预测与评估、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其次设计师应重点考虑我国各种实际情况，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遵守自然社会的基本规律，因地制宜，严格地按学科客观规律办事。这样才能创造出更科学合理、独具魅力的中国园林。

二、基于自然辩证法对中国园林设计发展方向的思考

中国园林艺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至今已成为一门相对成熟的学科，人类不断追求经济利益对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破坏日趋严重，如何遵循自然规律，科学发展将成为中国园林设计首要思考的问题。其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为中国园林艺术提供一个新的可能。第三，中国园林艺术具有其存在于那个时代的风貌。因此园林设计师们应该结合时代需求，尊重大众审美，创造出润泽时代的园林艺术作品。

中国园林作为世界园林体系中的一支奇葩，必须遵循自然辩证法，特别是园林设计者要结合中国园林的实际情况，系统学习研究自然辩证法，提高其哲学素养，建立系统的自然观与科技观，掌握并运用相关科学技术，遵从实事求是、科学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园林艺术独具魅力、永放光芒。

注释：

第4篇：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一体化范文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展示设计；启示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6-0192-01

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主要以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内容。系统观、科学技术观和创新观是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展示设计是一个不断创作的过程，作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必然要遵循自然辩证法。通过科学的辨证理论来指导设计工作，促进人与自然，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系统观，科学技术观和创新观是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在不同层面上影响展示设计的实践活动，这三方面内容必然有对展示设计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系统观―兼顾自然，突出特色

系统观具有整体性原则。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是一个总体过程。要全面探索系统中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系统与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变化规律，把握住对象的内外环境的关系。

在展示设计中，不仅要处理好展示设计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也要处理好要素与系统以及环境的关系，处理好形体造型与产品本身的匹配、空间与交通的流动等等。设计师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必须以综合的思维方式去进行设计，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当下展示设计中追求绿色环保原生态的设计理念，就是在系统观的指导下的一种科学分析，是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的实践活动。

展示设计理念绿色化。绿色展览展示设计是一种还展览以生命的方式。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展览展示设计，是以提高展览品质为目标，蕴含着更加丰富、全面的生态观念。因为大自然用最少的资源创造最多的美和财富，在这一过程中正是充分利用了循环再生。

展示设计方法特色化。新技术、新材料的不断面世使展览设计方法也呈现出特色化。在不改变企业整体展览形象的前提下，展览绿化、装饰物品与展览用家具配置也呈现出个性化特征。展示空间整体组合要求设计有序、科学、合理，充分体现高科技表现形式与技术、艺术最终结合的展示效果。

二、科学技术观―依托科技，以人为本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给展示设计带来新的设计理念和思想。展示设计必须要满足科学技术观的要求。

（一）体现科学性特点

展示设计必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与手段。展示设计中最主要的运用了多媒体技术，多媒体技术在展示馆、博物馆、陈列室的展示宣传中被广泛应用，逐渐成为展示方法的主流形式。

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里，通过幻影成像系统，将一组组栩栩如生的实体模型与连续活动的图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展示出大上海三十年代南京路上的街景建筑，再现了街市、人流、车流的风土人情。正是这种多媒体成像技术，使传统文化得以完整再现，给观众以听觉、视觉、触觉相融合的多维度的感觉体验，领略了无法在现实中接触的虚拟时空。

（二）坚持以人为本原则

展示设计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设计原则。它的演示过程是渗透着群众和设计者的一种相互交流，以创造一个精神与物质并重的人为环境为目标的理性创造活动，为人们传播与交流信息提供一个特殊的舞台。

展示设计必须以人机工程原理为依据，包括人在展示空间的位置和移动路线、图板的悬、道具模型展品的布置等。展示设计要符合人的视觉生理和心理条件，对展线、展墙、展架等进行合理地设计。

三、创新观―继承传统，推陈出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社会前进发展中的永恒主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五千年文化传承所留下的伟大精神财富，在各个领域，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都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在当今展示设计中，传统文化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展示设计要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突出民族特色，展现民族风情，体现民族风格打造本土文化个性的品牌。吸取民族文化的精髓来丰富创作个性，在共性中去寻求个性化的创意表现，以国际化的技术、方法为手段来实现创作意图，以本土化的视觉语言体现展示造型与艺术风格。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展示设计中，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根据当代的时代特色，增添新的设计元素，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更好的展示出独具特色，既有传统又体现时代特色的空间布局。

总之，自然辩证法与展示设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两学科，学习自然辩证法能更好的引导设计的发展走向，同时展示设计的发展也体现了自然辩证法的科学理念，二者的相互融合相互作用将世界变得更美好。

第5篇：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一体化范文

[关键词]萧焜焘;技术哲学;自然哲学

在哲学界,萧焜焘先生(1922-1999)以研究黑格尔哲学、自然辩证法着称,人们很少提到他的技术哲学思想。事实上,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技术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萧焜焘技术哲学的研究进路十分独特,其技术哲学的思想内容也极其深邃而广阔,学界应关注之。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地位

萧焜焘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可以从他的主要着作的文本结构中找到“客观证据”。这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学术着作《自然哲学》和《科学认识史论》中,“技术哲学”研究都处于极关键的“位置”。在《自然哲学》中,“技术论”作为整本书的四篇之一,是他整个《自然哲学》的终点。在他看来,“技术运动”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最高篇章。同样,在《科学认识史论》中,“工程技术与现代哲学唯物论”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由他亲笔撰写。他正是在当代工程技术发展中看到了科学与哲学复归于“辨证综合”的现实途径。

其次,还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找到根据。关于“技术”地位的言论。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生产、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中,技术竞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也日益显着。“技术的这种从自然到社会、从理论到行动的两栖特点,奠定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当今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工程技术活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技术”与“科学”、“哲学”并列,并被视为居于“主导地位”、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如此高度地评价“技术”,这在哲学界尚不多见。

萧焜焘明确地反对轻视技术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在大学问家眼里,技术常常被看做无关乎天命人性,不足挂齿,不能登大雅之堂。对这种贬抑技术的思想传统,萧煜焘指出,这是很不正常的。

技术的这种“核心力量”、“主导地位”、“决定性的作用”,必然折射出技术哲学研究的突出价值。萧煜焘明确地讲: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可以见到“技术”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此,“技术”这一概念已进入哲学的广泛背景之中。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技术的本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萧焜焘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地位的言论也有两方面。

其一,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自然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在自然哲学研究中,萧煜焘没有使用“技术哲学”概念,而是使用“技术论”,并把它与“宇宙论”、“生命论”相并列。他认为,物质是宇宙自然的基石,“宇宙”、“生命”、“技术”是物质实体充分展开的三个环节。从物质论出发,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一生命论一技术论”。宇宙论主要研究宇宙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论主要研究宇宙的花朵——生命的演化过程;技术论主要研究宇宙的灵魂——人在宇宙自然基础上的物质创建过程。在萧焜焘看来,在这三个环节中,技术论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整个宇宙自然辨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具有突出的地位。他说:“技术论是我们的自然哲学的终点。”

其二,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萧煽焘提出,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是革命实践,以工程技术作为进路,就更能窥探出实践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在《科学认识史论》的结束语中,他说:“现在所面临的格局是科学整体化、哲学现实化、哲学科学一体化。‘一体化’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表现在哲学领域就是‘现代哲学唯物论’”。这里的“工程技术论”是他对“技术哲学”的又一种称谓。萧煜焘认为,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将为马克思实践唯物论提供一个“更加硕壮、更加精力充沛的躯体”。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独特范式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分散在他的一系列论着中,如《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中的“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唯物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关于一个哲学唯物论体系的构思”等篇章。在《自然哲学》“技术篇”中,有三章自成系统的技术哲学内容,但萧焜焘没有专门论述“技术”的着作或论文,这在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技术哲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系统的展开。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感受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些特色。

第一,从属于自然哲学。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研究,是其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没有技术运动,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不能完成。与之相应,没有技术哲学研究部分,自然哲学就不能完整。

萧焜焘这种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极具独特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人们通常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看做是相互关联、相互区别、相互并置的三个哲学分支,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毋庸置疑,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是必要的,目前大多数技术哲学研究学者也正在这样做。但不可否认,这种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许真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的本质不在技术本身,我们主流所热衷的对技术自身的独立研究,很可能恰恰会遗漏或忽视一些技术的重要方面。由此,萧焜焘所倡导的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就值得关注。他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技术哲学”。

第二,实践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萧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建构原则。萧焜焘关于技术的形成、技术的本质、技术的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中,都贯穿着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范畴。譬如,他讲“生产劳动对技术的形成与发展的决定作用”,“作为劳动方式的技术”、“物与人的交互作用的显现”、“革命实践是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等。

萧焜焘关于“工程技术”的定义突出地体现了其运思的实践观点。他把工程技术定义为:“是实现人的意志目的的合乎规律的手段与行为”。这种定义,与我们学界通常强调,技术是“方法”、“技能”、“知识”、“手段”等观点,的确不同。它更强调技术的“行动的意义”。

萧焜焘明确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而实践的要义就在于行动。因此,‘技术’作为变换物质、协调关系、促进思维的一种能动力量,是可以与‘实践’范畴相通的。实践是技术的哲学灵魂,技术是实践的现实表现。”

第三,服务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 萧焜焘主要是站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待 技术哲学的研究功能。比较而言,他不强调技术哲学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强调技术哲学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程技术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原因是:工程技术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大成,将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工程技术立足于自然,通过实践,面向人生,将宇宙人生凝为一体,从而体现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哲学宇宙论的最高原则。在萧焜焘那里,深入开展工程技术的哲学研究,正是为了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使其青春永驻,大放异彩。

第四,以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作指导。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主要受到了马克斯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自己明确地说,他的技术哲学研究思路正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比较而言,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受到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更突出。譬如,上述三点都可在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具体来说,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暗含着一个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萌芽;恩格斯也特别注意对“劳动”、“工业”的研究,也特别强调“工业”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注意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与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联系,研究萧馄焘的技术哲学思想,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恩格斯的不被人们注意的技术哲学思想。

三、自然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他提出的“哲学唯物论体系”中的精神哲学部分也没能面世。但这些缺憾不足以构成把握他的技术哲学思想的障碍。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的技术现象。

技术现象古已有之,但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大都轻视技术现象,把它看做是“细枝末节”,不足为道。萧馄焘一反这种哲学传统,把技术现象置放在整个宇宙自然运动中来考察,视它为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在他看来,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表现为“宇宙的客体性”、“生命的主体性”、“技术的主客统一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一个客观的必经阶段。“技术”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生命是宇宙自然辩证发展的跃进,生命的基质——自调节、自复制实体的出现,标志着自然界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生命现象高度发展,产生了人类及人类精神,产生了主体及主体意识。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主体性”,不是简单的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派生物,而具有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人的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高度发挥便产生了“技术”。由此,萧焜焘指出,技术是生命的精灵,是生命的自适应、自调节的生理机能的“社会形态”。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生产劳动的结晶,是生产劳动的能动性、目的性内在本质的“物化形态”。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行为从本能到自觉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与灵魂。生产劳动有明确的目的性,一定的计划性,必要的专业性,以及为了达到目的、服从计划、配合专业的相应的工具手段。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经验的积累与智慧的启迪,产生了改进劳动方式、提高劳动效率的技术。所以,生产劳动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永恒的不可废弃的基础。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主观目的性转化为客观现实性的中介。技术既有其客观的生理基础,又有其社会实践的根据。这说明技术绝不是单纯主观性现象,也不是单纯客观性现象。主观目的性是技术产生的主体性根据,但主观目的实现可能性不等于客观现实性。技术正是使人之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中介环节。由此,(1)技术具有中介性。技术是主观目的性中否定其主观抽象性的因素,即主观中的客观性,抽象中的具体性,潜在中的现实性。(2)技术具有二重性。技术是自然规律性与社会规律性结合的产物;技术是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结合的产物;技术是主观与客观结合的产物。(3)技术具有过程性。技术过程就是主观目的性向客观现实性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主观目的性在自我保持中超越其主观抽象性,否定其自身而客观化的过程。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是人类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一种现实力量。一方面,技术从属于人,是人的合理的意志的外化与物化。世界上如果没有人,就绝不会有技术。人通过技术改造世界,以符合自己的生存目的。另一方面,技术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属性。劳动创造人,技术改造人。技术是构成与推动人变化发展的根据和力量。

第二,作为社会精神运动起点的技术现象。

由上所述,萧焜焘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视角,深入揭示了技术的生理基础,技术的社会实践根据,技术的性质,以及技术的价值。毋庸置疑,这种视角及其研究成果能较好地揭示技术的“客观性”、“物质性”的一面。但比较而言,萧煜焘认为,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它更多地应该属于社会人文现象。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技术,它与社会生产经济系统、政法伦理系统、文化意识系统密切相关。遗憾的是,萧焜焘的关于“技术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我们只能叙述要点如下:

在萧焜焘看来,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它们的结合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作为核心与地理环境、社会人口构成“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社会性的物质”,它作为社会精神现象、意识形态的客观出发点。

技术作为生产经济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是生产劳动的产物,它从属于生产,进而指导生产,最终变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核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的技术,深刻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技术作为政法伦理系统的内在因素。政法与伦理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政法是硬性的压制手段,伦理为软性的舆论手段。技术与政法伦理内在相关,政法伦理可以越过经济障碍,促进技术;也可以不顾经济利益,遏制技术。

技术作为文化意识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物化为工具、产品,它类似于所谓“硬件”;技术作为人类经验与智慧的凝聚,它类似于“软件”。软件型的技术属于文化意识系统。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反映一个社会的性质以及进步水平。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人类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体现,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实质。

第三,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思想。

萧焜焘重视对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的研究,他从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揭示了技术发展自身的辩证法。

第6篇：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一体化范文

建国40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生物哲学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40多年来我国生物哲学的研究历史、研究内容和研究特点的考察，旨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促进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历史过程

建国以前，我国的生物哲学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区”，1949年新的号召，形成了一支由生物学家、生物学史工作者和哲学家及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相结合的研究队伍，突出体现了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⑴著名科学家率先垂范，积极参与生物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关于生物哲学的研究被看作是生物学界本身一件值得重视的事，一些著名生物学家舍得花时间从事生物哲学的研究，撰写有一大批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学术专著。在老一辈科学家中，童第周是最早进行生物哲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探讨了实验胚胎学中细胞分化与胚胎发育的核质关系，提出了细胞质在动物胚胎发育中控制细胞核的崭新见解，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40〕这一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为唯物辩证法提供了科学依据。遗传学家方宗熙对进化论哲学颇有研究，生前发表过不少研究论著。其中《生命发展的辩证法》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生命的本质、生命的起源与演化的辩证法，是70年代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代表作。〔41〕原生动物学家张作人也长期悉心研究生物哲学问题。他积几十年教学与科研的心得体会，广采博引古今中外的生物学史料和当代生物学的新成就，写成了《生物哲学》一书，对一些生物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了哲学考察。〔42〕植物分类学家陈世骧以进化论和分类学哲学问题研究见长。他根据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从哲学的大视野对物种概念进行了新概括，提出了“又变又不变”的物种新概念，把林奈的“物种不变论”和达尔文的“物种可变论”统一了起来。〔43〕这个观点提出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当然，我国热心于生物哲学研究的生物学家远不止上述这么多。像遗传学家谈家桢、生物物理学家邹承鲁、沈淑敏、生态学家马世骏等对有关生物哲学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使得我国生物哲学研究表现出较高的理论水平。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生物学家以外，还有一些物理学家、化学家也对生物哲学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直接参与到这一研究中来。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丁达夫专门探讨了生物学的自主论与还原论问题。他们认为，与已知的物理学规律相比较，生物规律处于更高级的层次。所以绝对的还原论是不可能的。〔44〕这是物理学家对生物学还原论问题的精彩论述，使得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大为增色。

⑵哲学家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主力军　我国生物哲学研究人员主要来自社科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哲学素质和较扎实的生物学功底，所以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由哲学家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研究并完成的。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第一部理论专著《达尔文学说与哲学》就是由哲学家舒炜光撰写的。这部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达尔文学说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作了全面分析与探索，是50年代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45 〕哲学家胡文耕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他在不同时期发表过多部（篇）生物哲学论著，可视作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他的新作《信息、脑与意识》一书对心身问题、脑与意识的复杂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讨论，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46〕哲学家邱仁宗主要致力于生命伦理与道德的研究，他的《生命伦理学》一书论述了有关生殖技术的伦理及安乐死问题，填补了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一项空白。〔47〕哲学家余谋昌在生态哲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是我国生态哲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撰写的《生态学哲学》一书对当代全球生态危机及其解决途径进行了哲学反思，发人深省。〔48〕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哲学家王志康在进化论哲学研究方独树一帜。他在《突变与进化》一书中专门探讨了突变概念的演变及其在生物进化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是90年代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又一部力作。〔49〕由于上述这些研究者同时兼有生物学与哲学理论知识，因此，他们所探讨的问题都有较高的理论深度，而并非一些零散的、直感的哲理性体会。

⑶生物学史是生物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生物学史工作者十分关注和投身于生物哲学的研究，他们在生物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常常深入探索某个案例而阐发其中的哲学问题，这样他们既为相关方面的生物学史行家，又较好地解决了所探讨的生物哲学问题。例如，李佩珊对遗传学史及其哲学问题，潘承湘对细胞学说史及其哲学问题，张秉伦对人类进化史及其哲学问题的研究，都属此例。另一方面，我们许多生物哲学研究者也都是生物学史研究的活跃分子，他们把生物学史与生物哲学研究结合起来，通过生物学史个案研究来拓展、深化生物哲学的研究。例如卢继传、傅杰青都是这样的“两栖”学者，他们的研究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4　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存在问题与建议

勿容置疑，建国40多年来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对我国生物学与哲学的发展都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着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与化学哲学、地学哲学等学科研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笔者以为，需要深刻反思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我国目前生物哲学研究基本上是分散的、单打一的方式，研究者各自为阵，缺乏组织与协调。所以，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缺乏计划性、系统性，至今没有撰写出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生物哲学基础理论的学术专著。有鉴于此，有关方面应该做好组织与引导工作，尽快撰写出一批有份量的生物哲学论著，使我国生物哲学研究跃入一个新台阶。

第二、我国生物哲学研究涉猎领域虽然比较广泛，但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如生物学（生物技术）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尚显不足。目前，国际学术界已经将生物社会学问题作为生物哲学研究的重点，它体现了当代国际生物哲学研究的最新动向与发展趋势。开展生物社会学的研究，不仅是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国学术界应及时地调整研究方向，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第三、我国生物哲学研究队伍实现了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但这支队伍目前主要依托老一辈学者，中青年学者尚未形成中坚力量，从长远来看显得后备力量不足。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加快中青年生物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建立起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术梯队，使之担当起走向21世纪的历史重任。

第四、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应加快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在研究成果上互通信息，在学术思想上交融互补。要尽快加入国际生物哲学研究组织（ishpssb），积极参与国际生物哲学界的学术活动， 使我国生物哲学研究走向世界。

目前，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年代，生物哲学研究者感到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进一步加强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一些综合性课题的研究，争取在未来的几年里，使我国的生物哲学研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与突破，为胜利跨入21世纪奠定坚实的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40〕童第周：生物科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年版。

〔2〕张作人：基因学说是预成论的翻版，自然辩证法杂志， 1995年第3期。

〔3〕吴汝康：国外生物学研究的两种唯心主义倾向，光明日报， 1978.7.19。

〔4〕袁明：自然科学和阶级斗争，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第1期。

〔5〕黄国桢：现代科学对生命本质的揭示， 郑州工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

〔6〕胡文耕：分子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7〕中国哲学年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

〔8〕汪德耀：细胞分裂问题的辩证法，哲学研究，1983年第3期。

〔9〕同〔6〕。

〔10〕胡文耕：遗传物质认识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第4 期，1980年第2期。

〔11〕吴乃虎：基因研究的发展与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年第4期。

〔12〕朱长超：大脑中的辩证法，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85 年第3期。

〔13〕傅世侠：一个值得注意的脑—意识理论的新观点，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6期。

〔14〕晓新：脑区定位与整合生理特征，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88年，第4期。

〔15〕胡恩厚：半脑人向裂脑人的挑战，光明日报，1985.9.16。

〔16〕钱俊生：全国生态哲学研讨观点综述，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2年第3期。

〔17〕叶峻：论生物科学方法，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86年第3 期。

〔18〕李难：孟德尔学说在科学方法论上的贡献，哲学研究，1985年第3期。

〔19〕吴晓江：摩尔根创立基因论的方法论模式，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5期。

〔20〕张春美：略论德弗里斯重新发现分离定律的方法论特点，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年第5期。

〔21〕郑经纬：从沃森—克里克dna结构模型的成功， 看自然科学方法论对科技工作者的作用，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8期。

〔22〕汪云九：试论“数学模型”在生物学研究中的作用，科学通报，1978年第8期。

〔23〕顾凡及：生物学中的数学模型，百科知识，1982年第12期。

〔24〕叶永在：生物全息律与辩证法，福建论坛，1984年第5期。

〔25〕肖效武：全息生物学与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26〕叶永在、卢继传：评张颖清的“全息生物学”，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4期。

〔27〕钱学森：现代科学体系结构，哲学研究，1982年第3期。

〔28〕董国安：论生物学的自主性，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2 年第10期。

〔29〕王全志：还原方法与还原论，哲学研究，1982年第12期。

〔30〕张秉伦：“劳动创造人”质疑，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

〔31〕赵寿元：劳动选择了人，复旦学报（社科版），1981 年第1期。

〔32〕朱长超：是劳动创造了人，还是劳动选择了人，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5期。

〔33〕郭华庆：恩格斯对人类起源理论的奠基性贡献，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第9期。

〔34〕许志远：劳动创造了“智人”，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5期。

〔35〕张培炎：人类起源的哲学论争及其实质，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年第4期。

〔36〕黄友谋：社会生物学有待重新评价，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2期。

〔37〕朱长超：应当冷静地对待社会生物学，自然辩证法报，1983.7.25。

〔38〕张青棋：社会生物学理论模式述评，学术界，1992年第1期。

〔39〕卢启文：现代综合进化论与社会生物学，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

〔41〕方宗熙：生命发展的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42〕张作人：生物哲学，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

〔43〕陈世骧：进化论的若干基本概念，百科知识，1982年第4期。

〔44〕丁达夫：论生物学与物理学的统一，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5期。

〔45〕舒炜光：达尔文学说与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46〕胡文耕：信息、脑与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47〕邱仁宗：生命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7篇：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一体化范文

从哲学基础上讲，当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形成了两个迥异的派别，一是分析经验主义，其代表是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重要分支之一的西方科学哲学；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原则和立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以俄（苏）和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为代表。就俄（苏）和中国的科学哲学来看，虽然二者同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但由于两国在科学、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

一、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包括两个领域。其一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哲学，是对有关物质世界、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客观内容以及对所运用的相应的实验和理论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哲学分析。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学研究的具体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即越来越深入到自然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对整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作的哲学分析，旨在阐明自然科学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方法，阐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中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的方法、理论原理和证明的论证方式、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等。苏联学者把这一角度的研究称为“科学哲学的侧面”［1］（p2）。也就是说，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内在地包含了科学哲学的萌芽。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领域中。“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的重要争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2］（p2-3）从苏联出版的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第一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教科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教程》（该书由时任《哲学科学》编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然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c.t.麦柳欣主编）的内容上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围绕前一个领域，而对所谓的“科学哲学的侧面”则很少触及。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传统的自然观研究开始退居次席，以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方面。1979年，в. а. 本文由收集整理卡尔普宁、б. м. 苏哈诺夫和в. и. 沙罗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作者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发展趋势和过程，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该书逐一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技术科学的有关资料，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更为迫切的方法论问题，即，“科学认识中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理论知识的综合，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论研究的哲学意义等问题”①。与此同时，苏联的一大批学者，如б. μ. 凯德洛夫、μ. з. 奥麦利雅诺夫斯基、в. с. 高特、м. в. 莫斯捷巴涅科、в. и. 勃拉恩斯基、в. р. 伊瓦诺夫、а. д. 乌尔苏尔、в. а. 施托夫等人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从各个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这反映了苏联哲学界对科学认识方法论研究的重视。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开的全苏第三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科学院院长г. л. 亚历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对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一个中心枢纽”［3］（p407）。由此可见，这一转向已使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苏联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下进行的。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从总体来看，西方的研究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4］（p99）西方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长期讨论苏联出版物中的这些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人为的、政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当真影响了苏联科学家们的思考，还是仅仅就是个装饰”［2］（p3）。只有少数西方学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采取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说：“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的确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帮助他们形成认识结论，并赢得了国外同行对他们的认可。”［2］（p3）

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第一个范式是自然观范式。［5］（p56）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自然观为基础，建立了由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构成的内容体系。

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多个方向的转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自然哲学等。在传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着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译介和评述西方科学哲学的文章大量出现，科学哲学成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两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栏目。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都发生了重大转向。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学会曾一度号称中国第一大学会，其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学术圈子。自然辩证法的特点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种学术事业，又直接面对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研究问题时常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学术空间。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其实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内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科上我们把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哲学，但并未放弃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自然观为基础，恰恰是我们相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优势所在。“由于西方科学哲学仅仅面对自然科学，无视自然科学背后的本质和客观基础，因此，他们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论的内在完备性和科学理论进步之间的关系。”［6］（p111）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它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科学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延伸,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决定了中国科学哲学的演进与定位。并且，在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呈并行之势。

三、差异与趋同

科学哲学在苏联和当代中国的兴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国家已有的哲学研究中早已内在地包含有关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包含“科学哲学的侧面”，而科学动力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论、结构化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宇宙学等。“苏联上千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都包含上述各种值得讨论的问题。”［2］（p3）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而且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观也必会通过相应知识领域的理论内容而被具体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的总和，更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他们不仅研究科学哲学领域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主题，更为注重科学发展的社会决定要素和动力。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属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属于问题研究的“内部转换”。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一直不是苏联哲学的独立分支，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使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一个附属的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

和苏联不同，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不仅作为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来建设，而且已经成了一项有较大规模的社会研究事业。我们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而且这一学科作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大规模进入了课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导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20世纪80年代，自然辨证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及科技与社会研究，90年代以来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成果更加丰厚。刘啸霆将自然辩证法的精神财富和价值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它恢复和坚持了哲学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坚持和宣扬了科学中的哲学精神，包括对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学发展和发展的逻辑、模式、机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其五，它无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许多新兴的学科，在自然辩证法的事业下还为很多新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的空间。［5］（p58）1996年，于光远在他的著作《一个哲学学派在中国兴起》中指出，中国正在兴起一个哲学学派——自然辩证法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属于马克思主义；其次，除传统的自然观、科学观研究外，它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问题，如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国家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等。

第8篇：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一体化范文

    一、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包括两个领域。其一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哲学,是对有关物质世界、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客观内容以及对所运用的相应的实验和理论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哲学分析。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学研究的具体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即越来越深入到自然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对整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作的哲学分析,旨在阐明自然科学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方法,阐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中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的方法、理论原理和证明的论证方式、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等。苏联学者把这一角度的研究称为“科学哲学的侧面”[1](P2)。也就是说,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内在地包含了科学哲学的萌芽。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领域中。“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的重要争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2](P2-3)从苏联出版的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第一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教科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教程》(该书由时任《哲学科学》编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然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C.T.麦柳欣主编)的内容上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围绕前一个领域,而对所谓的“科学哲学的侧面”则很少触及。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传统的自然观研究开始退居次席,以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方面。1979年,В. А.卡尔普宁、Б. М. 苏哈诺夫和В. И. 沙罗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着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作者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发展趋势和过程,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该书逐一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技术科学的有关资料,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更为迫切的方法论问题,即,“科学认识中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理论知识的综合,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论研究的哲学意义等问题”①。与此同时,苏联的一大批学者,如Б. Μ. 凯德洛夫、Μ. З. 奥麦利雅诺夫斯基、В. С. 高特、М. В. 莫斯捷巴涅科、В. И. 勃拉恩斯基、В. Р. 伊瓦诺夫、А. Д. 乌尔苏尔、В. А. 施托夫等人相继出版了大量的着作,从各个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这反映了苏联哲学界对科学认识方法论研究的重视。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开的全苏第三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科学院院长Г. Л. 亚历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对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一个中心枢纽”[3](P407)。由此可见,这一转向已使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苏联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下进行的。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从总体来看,西方的研究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4](P99)西方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长期讨论苏联出版物中的这些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人为的、政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当真影响了苏联科学家们的思考,还是仅仅就是个装饰”[2](P3)。只有少数西方学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采取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说:“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的确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帮助他们形成认识结论,并赢得了国外同行对他们的认可。”[2](P3)

    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第一个范式是自然观范式。[5](P56)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自然观为基础,建立了由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构成的内容体系。

    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多个方向的转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自然哲学等。在传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着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译介和评述西方科学哲学的文章大量出现,科学哲学成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两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栏目。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都发生了重大转向。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学会曾一度号称中国第一大学会,其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学术圈子。自然辩证法的特点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种学术事业,又直接面对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研究问题时常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学术空间。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其实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内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科上我们把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哲学,但并未放弃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自然观为基础,恰恰是我们相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优势所在。“由于西方科学哲学仅仅面对自然科学,无视自然科学背后的本质和客观基础,因此,他们并不能真正回答理论的内在完备性和科学理论进步之间的关系。”[6](P111)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它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科学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延伸,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决定了中国科学哲学的演进与定位。并且,在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呈并行之势。

    三、差异与趋同

    科学哲学在苏联和当代中国的兴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国家已有的哲学研究中早已内在地包含有关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包含“科学哲学的侧面”,而科学动力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论、结构化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宇宙学等。“苏联上千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都包含上述各种值得讨论的问题。”[2](P3)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而且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观也必会通过相应知识领域的理论内容而被具体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的总和,更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他们不仅研究科学哲学领域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主题,更为注重科学发展的社会决定要素和动力。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属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属于问题研究的“内部转换”。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一直不是苏联哲学的独立分支,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使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一个附属的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

    和苏联不同,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不仅作为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来建设,而且已经成了一项有较大规模的社会研究事业。我们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而且这一学科作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大规模进入了课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导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20世纪80年代,自然辨证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及科技与社会研究,90年代以来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成果更加丰厚。刘啸霆将自然辩证法的精神财富和价值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它恢复和坚持了哲学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坚持和宣扬了科学中的哲学精神,包括对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学发展和发展的逻辑、模式、机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其五,它无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许多新兴的学科,在自然辩证法的事业下还为很多新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的空间。[5](P58)1996年,于光远在他的着作《一个哲学学派在中国兴起》中指出,中国正在兴起一个哲学学派——自然辩证法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属于马克思主义;其次,除传统的自然观、科学观研究外,它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问题,如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国家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等。

第9篇：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一体化范文

关键词：自然辨证法方法论岩土工程

中图分类号：F47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自然辩证法概述

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自然辩证法的创立与发展同哲学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已有成果的概括和总结。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自然辩证法学科要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角度研究自然、自然科学和技术，进而从总体上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自然辨证法描绘了自然界的发展、演化图景，与19世纪对机械自然观的反动，对物理世界时间的发现、进步进化观念的兴起一脉相承，它们共同酿成了20世纪自然科学的系统观、整体观。自然辩证法延袭了德国古典自然哲学的路子，强调了思辨方法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作用。自然辩证法包括和涉及到很广泛的领域，用形象比喻说也可以把它看成为“大口袋”。自然辩证法学科是开放的，它的内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抬头看路与低头拉车”形象的说明了自然辨证法的指导意义。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把客观存在的事物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学习自然辩证法,要从实际出发.唯物辩证法是客观世界规律和人类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是原本深深植根于现实的活的哲学。但是，在当代，许多人对辩证法的认识，停留在经过高度抽象形成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原理上。辩证法如果只停留在书本上，停留在理论中，专搞概念的演绎，死抠书本的教条，就会变成空洞的、枯燥的、僵死的东西，那就会陷入本本主义的泥潭。只有使辩证法回到现实中来，密切联系实际的生活和工作，用以认识和解决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才能显现其活的、旺盛的生命力恩格斯说“不仅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的鸿沟缩减到最小限度，并且过去和机体种源说相对立的最根本的困难之一也被排除了。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善了：一切僵硬的东西融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 自然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永恒发展是世界的基本特征，而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和源泉。自然辩证法研究涉及的领域(自然界、科学、技术与社会)构成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对它的研究必须从辩证的观点，也就是发展的观点、整体的观点出发，并且牢牢抓住系统中的科学技术。

2.岩土工程研究的内容

岩土工程是欧美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在土木工程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技术体制。岩土工程是以求解岩体与土体工程问题，包括地基与基础、边坡和地下工程等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岩土工程包括岩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设计、岩土工程施工和岩土工程检测，涉及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在房屋、市政、能源、水利、道路、航运、矿山、国防等各种工程建设中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岩土工程与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密切联系，往往成为工程建设的难点，成为保证工程质量、缩短工程周期、降低工程造价、提高工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键问题，岩土工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需要工程地质学、岩石力学、土力学、结构力学、土工测试等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在工程实践中，需要勘察、设计、施工、检测、监理、科研等各方面的密切配合。

自然辩证法作为人们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这说明将自然辩证法理念应用到工程领域已经得到部分工程界人士的认同。近年，随着工程哲学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的确立，更多的工程界人士开始意识到工程界需要哲学思想的重要性。岩土工程是以岩土体为研究对象，以工程地质学、岩石力学、土力学和基础工程学为基本内容，涉及岩体和土体的利用、整治和改造的一门综合性的技术科学，是土木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3. 自然辩证法与岩土工程的联系

岩土工程中主体与客体的联系。工程的主体是人，客体是天然自然物或人工自然物，主体反映和改造客体也依赖客体，而改造客体的目的又是为了服务主体。主体不是一味地征服自然，而是合理改造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土木工程建设中出现的岩土工程问题促进了岩土工程学科的发展。例如在土木工程建设中最早遇到的是土体稳定问题，土力学理论上的最早贡献是1773 年库伦建立的库伦定律。随后发展了Rankine(1857)理论和Fellenius(1926)圆弧滑动分析理论，这些理论的成熟都离不开新旧事物的更替。

自然辩证法告诉我们，在各类研究方向中，岩土工程都要考虑的因素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以逻辑的展开分为三个层面，即人与人工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与天然自然的和谐、人与天然自然的和谐。在岩土的设计与施工过程中，我们要牢记和谐关系，充分考虑施工现场的各项内在外在的因素，实现“天---地---人”的统一和“人---人工自然---天然自然”的和谐。

所谓统一性，即矛盾双方相互之间内在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所谓对立性，即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的性质。内、外力作用之间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的运动，推动着整个岩土工程学科的发展运行，同时也推动着整个工程界的演变和发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设计是基于人的生存机能，它产生于人的实际需要。我们不能把设计分开而视，即理论与实践的区别。生活实践是设计存在发展的由来，随着时代更替，只有经过生活实践，才能积聚设计的形成。设计师的创作来源于生活，展现他们之所见，表现心灵之所想。因此，创新成为设计师必须具备的精神。我们不可能靠想象设计，只有通过不断实践尝试，才能获得更深刻的体会。马克思主义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指导方向，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合理的即为存在”。设计是面向全人类的一项活动，是人类价值取向的真正回归。这就要求我们实现功能与形式、科学与艺术、事实与价值、传统与创新、人与自然的相互统一，设计建立在符合人类功能需要上的设计。

岩土工程中是普遍存在自然辩证法的，自然辩证法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能够很好的促进岩土工程界的进步与发展。自然辩证法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不但给工程界带来了新的活力，而且能够为工程界人士提供新的思路，从而使得岩土工程理论能够更好的服务生产。自然辩证法普遍存在岩土工程中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改变的实际，它不仅仅存在于现在，而且随着岩土工程的发展两者必将更加广泛的相互渗透和交融。

4.结语

（1）岩土工程中是普遍存在自然辩证法的，自然辩证法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能够很好的促进岩土工程界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