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百姓同乐精选(九篇)
第1篇：欧阳修与百姓同乐范文
北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文坛领袖欧阳修在扬州做太守，公务之余，常到州城西北五里的蜀冈、瘦西湖等处游览。
不久，欧阳修在蜀冈大明寺旁新建一堂。因山与堂平，故名“平山堂”。后来，他还在堂前手植柳树一株。
由于欧阳修平日热爱百姓，能与民同乐，所以平山堂一带经常游客如云。出于对这位清廉太守的敬重，人们尊称他栽的柳树为“欧公柳”。一年后，欧阳修调离扬州，扬州百姓记着他在任时的德政，对平山堂和“欧公柳”格外爱护。
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欧阳修的好友刘原甫出任扬州太守。在饯行席上，欧阳修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在扬州的胜事：每到盛夏，他常与诗朋词友，在晨光熹微中登临平山堂，纳凉赏荷，饮酒赋诗，其乐无穷。而八年前自己手植的杨柳，已长得高大茂密，浓荫覆地了。眼前这位比自己小12岁的忘年交，才华横溢，下笔万言立就。想到这里，不由得诗兴勃发，写下一首《朝中措》词送给刘原甫。词日：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这首词从平山堂写到堂前垂柳，从刘原甫写到自己。直抒胸臆，一气呵成，表现了词人旷达、乐观与豪放的思想性格。从此平山堂和“欧公柳”更是闻名天下。
第2篇：欧阳修与百姓同乐范文
摘 要：欧阳修取号“醉翁”，不仅流露了他当时的惆怅、失望情怀，同时也寄托了他等待复出、施展抱负的期待，而且结合北宋历史大背景来看，此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有迎合统治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这么一种控制文人的心态。所以透过“醉翁”这一别号，我们可以窥见欧阳修当时的内心世界，以及北宋王朝渐趋衰弱的命运。
关键词：欧阳修；醉翁；内心世界；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 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江西吉安永丰人，北宋卓越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唐宋家之一。自古文人、士大夫喜欢在自己的名和字之外给自己取别号，宋代士大夫取号大致是因为仕途多艰、玩世不恭、追求理想、崇尚隐逸。而欧阳修取号“醉翁”，不仅流露了他当时的惆怅、失望情怀，同时也寄托了他等待复出、施展抱负的期待，而且结合北宋历史大背景来看，此号也有迎合统治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这么一种控制文人的心态。所以透过“醉翁”这一别号，我们可以窥见欧阳修当时的内心世界，以及北宋王朝渐趋衰弱的命运。
一、掩盖内心的惆怅、失望情怀
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被贬滁州，经历人生中的第二次贬谪。在滁州两年多的时间里，欧阳修致力于政务，并创作了《醉翁亭记》、《啼鸟》等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并仔细研读其作品，我们可以领略到这位文坛领袖自号“醉翁”的弦外之音。
欧阳修生活的北宋中期正处于积贫积弱、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国家经济、政治面临严重危机，豪强、宦官欺压百姓，兼并土地，百姓过着 “釜无糜粥度冬春”（欧阳修《食糟民》）的痛苦日子。出身孤寒的欧阳修，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参加科举考试，怀着一种强烈的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入世精神，急切地希望改变时弊，扭转北宋王朝走向衰败的命运，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欧阳修这种狂热的淑世情怀，在被贬滁州，经历“庆历新政”革新的失败、政敌的诬圉和张甥案对他心灵的打击后，已转变为对王朝统治淡淡的失望、惆怅之情。
我们可以从其作品中看出欧阳修当时愤慈不满的情绪。如《题滁州醉翁亭》诗中写道：“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惟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明知年仅“四十未为老”，却言“年又最高”并自号曰“醉翁”，这就使怅然有怀的醉翁形象跃然眼前。再如《啼鸟》：“我遭谗口身落此，每闻巧舌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盏常恨无娉婷。花开鸟语辄自醉，醉与花鸟为交朋。花能嫣然顾我笑，鸟劝我饮非无情。身闲酒美惜光景，惟恐鸟散花飘零。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憔悴愁独醒。”也流露出了作者的一种苦闷情怀。
所以“醉”是欧阳修为了麻痹因险恶的政治斗争所受到的伤害，掩盖内心的惆怅、失望情怀，同时也透露出他力图排解忧患心情的一种面貌。
二、等待复出、施展抱负
欧阳修被贬滁州，号“醉翁”时，虽然内心很不平静，对王朝统治淡淡的失望之情已见端倪，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理想抱负，对于前途仍然寄托着希望，充满着期待。所以他在偏僻的滁州，仍然勤政务本，励精图治，爱其地，悯其民，躬亲力行，为民兴利除弊，使滁州五谷丰登，百姓“喜与予游”（欧阳修《丰乐亭记》）。在《送张生》：“老骥骨奇心尚壮，青松岁久色愈新。”诗句中抒发了自己的豪情壮志，表明他身处逆境，却不甘沉沦。而且他深信“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欧阳修《戏答元珍》），纵然朝廷顽固守旧势力猖撅一时，擅权横行，但改革一定有胜利的希望。从他在滁州的这些政绩和诗文中皆可以看出欧阳修并没有丧失对生活的热情和挽救北宋命运的信心。
所以此时的“醉翁”，在内心世界里对北宋统治者仍然有所期待，寄托着一种等待复出、施展抱负的希望和憧憬。
三、迎合统治者控制文人的需要
北宋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北宋统治者鉴于唐末藩镇拥兵横行之祸及五代各朝权臣悍将篡夺帝位之风，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一面裁抑武臣，一面优待文士，改革科举制度，增加录取名额，给予丰厚的俸禄，“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赵翼《廿二史札记》卷 25）。据说宋太祖曾立下誓碑，不许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可见宋代统治者极力讨好文人。但“崇文”政策的背后，毋庸置疑，统治者的最终目的都是维护中央专制集权，巩固统治。宋代君主希望文人士大夫在宽松、舒适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中倾心辅弼朝廷，专心治理政事。而文人为获得更大的优待和宽容，就更加忠实于北宋王朝。统治者便能达到“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目的。
欧阳修自号“醉翁”，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便有迎合统治者 “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心态。他在滁州留下的许多写山、写水、写花草、写游乐的诗文中有意写自己的乐而不返、醉而忘归，在《醉翁亭记》、《丰乐亭记》、《自勉》、《永阳大雪》、《沧浪亭》、《重读祖徕集》等诗篇中透露的旷达自放、乐观向上的情怀，“醉翁”之意是在于用一种“醉态”解除仁宗心头的疑虑。尤其是“庆历新政”后守旧派指责革新派为“朋党”，仁宗心头仍对文人结党营私有种隐忧。此外欧阳修在国家“内则不能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内外交困形势下，也期盼着复出，拯救时弊，挽救北宋走向衰亡的命运。
欧阳修似醉非醉、似醒非醒，自号“醉翁”的背后却隐藏着极其复杂的内心世界。眼看着宋朝内忧外患，日趋衰落，有报国的心志，却没有施展抱负的舞台，有一种壮志难酬的郁愤，以及对北宋王朝渐感失望的无奈；但欧阳修并没有就此感到绝望，思忧的同时又对前途抱有希望；“醉”明似迎合君主“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之意，实则以天下为己任，担忧国家的前途命运而鞠躬尽瘁的一种进取精神。（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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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洪本健.欧阳修资料汇编[M].中华书局.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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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第3篇：欧阳修与百姓同乐范文
［关键词］欧阳修；治学品格；学人素质
在我国文化学术史上，北宋欧阳修是一位光耀当代文坛、泽及后人的巨匠大师。他不仅是中国名垂千古的文学家、史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影响还远及邻国外域。早在14世纪，日本、朝鲜就开始翻译、学习他的文章，到了19世纪后期，其诗文中的名篇先后被译成英、德、法等国文字，在世界文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欧阳修卓而不群的文化学术建树是与他终生养成的治学品格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研究和学习他的优良治学品格，不仅对提升学人素质、净化文化学术环境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促进学术交流亦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试对欧阳修的治学品格略谈一二。
一、积学固本，夯实成才立业的基础
欧阳修一生服膺儒道，始终把先秦元典时期的儒家学说视为安身立命、实现生命价值的航标。时人推许他“尊崇元圣”，“识远才长，文高行洁。笃于信道，不读非圣之书”［1］，他的治学态度、治学品格就是仰此滋育而成的。那么，他是如何构建深厚坚实的学业根基的呢？欧阳修有过很多的言说，这里主要提及两点。
第一，树立明确的进德修业的方向，不为世俗名利所左右。欧阳修认为，要使文道远播千古，必须从脚下的修道、传道开始，修圣人之身，做圣人之事，即立德、立志，再做人、做官，只有这样，才能熔铸不朽的文章，也就是说，完美地做人做事是为文立言的根本。他认为，做学问的大忌是赶时髦、追时尚、沽名钓誉。他说，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立说之士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欧阳修称他们“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2］。所以，文章只有附丽于高尚的情操之上，才能传之后世。他还强调，做学问虽然不同于做官，但也要有气节，进不为喜，退不为惧，不畏权势所动，不为世俗名利所惑。正因他坚持传播圣人之道，倡导健康向上的文风，从而使孔、孟以来儒家所建立的人文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第二，刻苦读书、孜孜不倦，功到自然成。当今学术大家季羡林说：“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发扬前人的智慧。”［3］说起读书，欧阳修谈及三点，其一是遍览极富价值的儒家经典之作，并以其精髓充实头脑，提升做人的素质。他强调，对具有核心价值的经典之作要细细咀嚼消化，使其转化为读者自身的东西，只有这样，才会产生为事的实际功效。其二是持之以恒。在他看来，读书自学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跋涉过程，要屏弃虚浮与焦躁。他曾作了一首《读书》诗，篇内形象地描述了治学的情状：“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与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4］在他看来，读书是寂寞的，又是快乐的。思索的触角总是在篇章与句读间徘徊，在解诂与笺传中漫游，治学者沉浸其间，如游高山大川，美景无限。看到各种学术观点交叉碰撞，如两军较量、是非相攻，勇断取舍，乘胜追击，那种美妙的感觉真是“至哉天下乐”。经历了这样的求索，自然能如愿以偿，不断收取每个阶段的成果。其三是积极切磋交流，博采众长，不断提高治学效用。古代《学记》向学子敲过“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5］的警钟。欧阳修记取前人的治学经验，认为置身于广博无际的学海中，要获取真知灼见，就必须与他人多交流。否则，就会堵塞了吸纳他人智慧的门径，封闭自我，使自己变得狭隘浅薄、鼠目寸光。他在治学实践中体会到，越是书籍中的精品就越具有创造个性，作为学者必须兼收并蓄，熔为一炉，取精用宏才能争得独立的学术地位。要取精用宏就必须博采众长，谦虚恭谨、不耻下问。欧阳修在撰写《新五代史》时，便向“通于星历”的刘曦叟请教过对《钦天历经》的看法。欧阳修偶然机会接触到僧人契嵩的文章，不因他攘佛的思想而鄙薄之，竟与韩琦造访，“与语终日，遂大喜”［6］。欧阳修这种与人为善、律己乐群的品格正是他实现博取于人的保障，他由此而成为士林中的样板。
二、勇于创新，永葆治学的生命力
古往今来，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们充分认识到，创新是一切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亦是成就大师巨匠的不竭源泉。北宋时期的欧阳修之所以成为光耀千古的文学巨匠、史学大师和学界泰斗，就是因为他的一生充满创新精神。他以卓越的才华、非凡的胆识、科学的方法，疑古辨伪，自鸣新见，探赜元典真貌，引发新的活力，从而使他成为北宋时代政治和学术创新的一方重镇。我们这里仅探讨他的学术创新方面。
作为一代宗师，欧阳修学术创新思想特征有四：敢疑、善辨、求真、重立。
欧阳修是一位奋发有为、自强不息、渴望建功立业的儒者，而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宋王朝危机四伏的时期。宋朝初年，统治者崇尚无为政治，当时的知识分子，论治则守旧章，论人则循资格，观人则主禄命。欧阳修清醒地看到了这种状况给国家带来的危害，他说：“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堕宽驰，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黠寇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7］这里他特别强调边疆少数民族的崛起对宋朝统治者的威胁，正如他所述，大宋王朝再也不能这样混下去了，唯一的出路就是革故创新。要革故创新就要有理论依据，封建王朝哪里会给改革家名正言顺的创新理论呢？为此，欧阳修举起了疑古辨伪的旗帜。在那个年代，诚如陆游所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8］而欧阳修敢于藐视权威，不惟书、不惟上，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系辞》、《周礼》及《孟子》、《书》、《诗》中的传、注。欧阳修自称是孔子以后两千年来敢于疑古的第一人，他鄙视那些抱残守缺的陋儒、庸儒、曲儒，称他们只知守经以笃信，孰不知他们所顶礼膜拜的圣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汉儒之后颠倒是非的无根不实之说，是伪说之乱经也。欧阳修在易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十翼》非孔子所作，这些言论成为当时疑古辨伪思潮中引人注目的卓见。对《河图》、《洛书》的真伪他也提出质疑，认为是曲儒们编造出来的。他曾经说过，再有两千年，后人会赞同他的观点，而求真、求实的学风不难问世。除了经学之外，他还对传统的历史观、文坛弊端也大加鞑伐，体现了他对历史与现实多个领域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思考。
难能可贵的是，欧阳修的敢疑，不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而是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心、超人的学术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来“辨疑”。欧阳修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学者，他以踏实的学术功底，象一个探矿者，在浩如烟海的经史典籍中跋涉。辨是非，评得失，孰留孰舍，一一辨剖。他以创造性的劳动，成为北宋中期疑古辨伪思潮中无人可敌的伟大旗手，并开一代学术新风。
欧阳修的学术创新还在于他的求真和重立。他力排旧说，对传统的经籍和后儒的传注提出质疑，目的就是重新恢复古代经籍的本来面目，在原点上解读经典，此即求真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他下大力气构建学术体系，匡正学术框架，借以形成新的学术范式，丰富中国文化的学术内容，这就是重立。例如，他以审慎的眼光阐述易学，从《周易》论述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中，得出了“理”的认识。他说：“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9］又说：“夫天非不好善，其不胜于人力者，其势之然与？此所谓天人之理，在于《周易》否泰消长之卦。”［10］从天理他又论到人理，正是这些建树，使他成为理学的开渠引水人。在史学方面，欧阳修提出，纲常的变化，是历史兴衰治乱的基本原因，纲常伦理是维系社会安定的根本。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强调统治者要施德政。他说：“自古帝王命之君，非有德不王。”［11］王命受于天，没有德，也不能长治久安。要施德政就要爱民，欧阳修是个不容怀疑的改革家，王安石又是他积极推荐的后辈才俊。但当他看到王安石的改革有损害老百姓利益的地方，他就没有站在王安石一边，这不是什么保守，而是心系百姓。此外，对于大一统、春秋笔法，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主编的《新唐书》和独自撰写的《新五代史》讲求义例，创制新体，对于丰富发展我国封建正史的体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欧阳修的学术研究，坚持求真的原则，致力探求经典本义，他最反对汉唐注疏的穿凿附会。在文学方面，欧阳修也表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他力矫“西昆”和“太学体”之弊，是宋代诗新的领军人物。他以自己群峰万壑般的文学作品，使宋代的文化艺术视屏更加雄伟壮观。
真正的学术研究是需要一种境界的。欧阳修正是在清雅醇正的境界中，找到了开拓创新的快乐。他的学术追求，极少直接的功利目标。他不畏权威，风节凛然，从革新士风入手，进而革新学术风气，其胸襟和胆识为世人所称道。作为文坛领袖，在他的前后集合了一个新型的士大夫群体，他们旨趣相投，互相砥砺，高标儒家名教，倡导士林君子之说，为当时朝廷人伦道德建设树立风范，进而完成宋代学术创新的历史使命。
三、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为社会现实服务
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是读书学习的最高层次和宗旨，先秦元典时期的儒家对此早有见地。荀子依据学用统一的原则，在《劝学》中把“入乎耳，出乎口”等于自己行动不挂钩的学习态度，称为“小人之学”，相反，知行合一则是“君子之学”。欧阳修继承儒家治学传统，把为社会现实服务作为读书治学的价值取向。他曾经说过，文学才艺重在完善自身素质，而政事才能则是将所学服务于社会的本领。欧阳修为社稷天下读书治学的思想十分明确，而且在士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其特别值得称道的有两点。
其一，冒难而进的实践勇气和坚韧执着的作风。欧阳修接受荀子天人观的理论，面对真宗朝伪造“天书”、假托“符瑞”，狂热煽扬谶纬迷信的社会背景，以及理学派程颐的“天人无二”之说在学人中颇得认同的情况下，他无所畏惧，在《新五代史·司天考第二》里，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自尧舜三代以来，莫不称天以举事，孔子删诗书不去也，盖圣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12］他用这种进步的天人观，在《新五代史·前蜀世家》中，愤怒揭露了王建父子腐败政权以祥瑞欺世愚民的丑恶伎俩。欧阳修自身的行动更有力地戳穿了祥瑞灾异等歪理邪说的荒谬，如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他写的《答朱寀捕蝗诗》中说：“吾尝捕蝗见其事，较以厉害曾深思，官钱二十买一牛，示以明信民争驰。敛微成众在人力，顷刻露积如京坻。乃知孽虫虽甚众，嫉恶苟锐无难为。”［13］诗中自述其动员组织捕蝗的经历和体会，彰显了人力民气在抗灾斗争中的作用，抒发了破迷信、战天孽的乐观情绪。
欧阳修治学品格所展现的知行合一特征，不只在改造自然界的生产活动中有，在社会政务工作中亦到处可见。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他被任命为权知礼部贡举，他利用终身难逢的主考机会，果敢实施评价文品、人才的新标准，毅然矫革科举之弊，对奇涩险怪的“太学体”一概黜落不取。结果捅了马蜂窝，榜出后，士子惊怒骂街，甚至拦住他上朝的轿子，当面围攻羞辱他，或暗中炮制祭文投入其家，痛加诅咒。欧阳修顶住巨大压力，岿然不动，致使许多颇有作为和建树的学子得以提拔。为肇基文坛新貌、铸就平易自然的宋代文风，开启了不可或缺的机运。可以说，欧阳修言行统一、躬行实践的学者风范，委实是强国、兴国宝贵的人文财富。今天想见其人，仍叫我们肃然起敬。
其二，革弊求强的爱国热忱是其治学品格的底色。作为北宋中期的封建士子，时代向他们提出的历史使命是，疗救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痼疾，富国强兵，扭转天下百弊丛生的局面。欧阳修不愧是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他敢于面对现实，把自己心系天下兴亡的责任心融入到读书治学的全过程，以致使他留给世人的文章著作，熠熠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芒。例如，他运用自己阐发的天人观，不避权势，剖析社会矛盾，抨击当权者宰割农民百姓的罪恶。他研讨《易》学，挖掘古籍精蕴，也体现出他为国家革弊致强寻求理论武器的拳拳爱国之心。他面对宋朝兵弱财困、民病政蠹的状况，作诗痛斥统治者苟且偷安，不思进取，诗中说：“天下久无事，人情贵因循。”［14］出于这种正大光明的内心世界，欧阳修不论立朝论奏，还是人际交往互倾情愫，均能胸怀坦荡，直言不讳，刚直不阿。欧阳修的学术追求使我们感受到，当治学品格升华到一种道德超越的境地时，人品、学品和文品所铸就的形象，是多么地高大、洁美与神圣。
联想今日学风的种种怪象，我们倍加敬重欧阳修可贵的治学品格，这是一笔永恒的精神财富，传承下来发扬光大，不断转化成建设先进文化与社会文明的滋养，当代人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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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欧阳修与百姓同乐范文
中国封建么？
套用欧洲的史学范畴，把从秦到清这一段历史附会成封建社会，把官僚、士大夫附会成贵族统治阶级，这是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不容置疑的定论。诸多对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讨论，都以这个定论为出发点。
在欧洲，贵族是中世纪的领主。领主受封采邑，采邑中的自然资源为领主所有，采邑中的人民为领主的奴仆、附庸。领主又效忠于君王。采邑和封爵靠血缘世代相传，政治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独立性。这种以领主和采邑为主体的制度，欧洲史学称为Feudalismus（由拉丁文的Feudum——采邑一词衍生而来）。武王革命，建立周朝，把国土分封给共同灭殷的诸侯、功臣和殷商的旧贵族，让他们世代相传，服事周室。各国除去向周室纳贡，政治和经济基本上是独立的，甚至文字不同，车轨各异，度量衡和货币不相沟通。我们的史书把这段历史叫做封建（夏、商两代或许也是这样，文献不足，不能臆断）。Feudalismus与此类似，因此把它翻译成“封建”，是很恰当的。
幽王被犬戎所杀，诸侯立平王，东迁洛阳，周朝的封建制就开始动摇了。先儒说：春秋五霸，一霸不如一霸。这是因为，越后来的霸主，就越把自己势力的扩张放在藩屏、维护周室之上。到了战国时，大家干脆把日益衰弱的东周扔在一边，互相兼并征战，要一统天下了。所以，在记载战国事迹的《国语》中，周仅仅是诸国之一。那时候的很多思想家，包括儒家的孟子，都在到处游说，鼓吹“王道”。天下统一，权力集中，实在是大势所趋。秦灭六国，结束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国特有的中央集权政治。《史记·秦始皇本记》详细记录了秦王自称皇帝，和大臣议论，反对封建的过程。汉初的大功臣，都被封了王爵和国土。但很快，高祖就把他们一一消灭，而把国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甚至与大臣誓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后来，中央向各王国派驻傅（老师）和相（行政总管），教导诸王，主持行政，大大削弱了他们的自主。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失败，诸王彻底失去了对自己领地的政权，实际地位降为臣子。贾宜的《治安策》就是劝文帝压抑诸王的名著。从此，中国的封建制度彻底结束，开始了延续两千年的中央集权政治，封土建国，血缘相传，世袭领地基本上消失。这样看来，在中国，封建制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而贵族也随之消亡。“反封建”与“反贵族统治阶级”的口号，都是无的放矢。
但是，在欧洲文化中心论盛行的二十世纪，搬用欧洲的成论，比附、分析中国的历史、政治，这种方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的大师胡适提倡：“大胆假设、细心求证”，无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把它奉为座右铭。这样治学，把结论放在证据之前，难免先入为主，曲解事实。很多人明明知道中国封建制度的始末，却依然契而不舍地在秦、汉以后的历史中，寻找封建制度的蛛丝马迹。证据不足，就不惜把概念软化，把封建制度改成“封建社会”、“封建主义”，模糊它的定义，扩展它的外延，以寻求符合。靠了这样牵强的推导，商、周是奴隶制度；秦、汉到明、清是封建制度；晚清才刚刚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个观念一直沿用到今天，一切对它怀疑和批评的观点都淹没不张。
中国落后么？
既然，欧洲主要国家两、三百年前就已陆续进入资本社会，而中国还盘桓在封建社会，当然是落后了。把十八、十九世纪科学、技术、军事、金融等方面与欧洲诸国的巨大差距，解释为整个文明的差距，中国“封建”，中国“落后”，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旋律。
科学、技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却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但迷信历史决定论和社会进化论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却不是这样看问题。一次交响音乐会后，一个北京大学的教授满怀感慨地对我说：“人家两百多年前的音乐就那么雄壮，乐器就那么先进。咱们中国怎么就没有交响乐呢？落后啊！”首先，形式和风格不是判断音乐质量的标准，乐器制造技术更不说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十七世纪意大利艺人们制做的乐器，其音质饱满浏亮，富于特色，无与伦比。一只斯特拉迪瓦利琴，价值钜万，为全世界的小提琴大师们所珍爱。很多人使用最先进的声学、材料学和计算机技术，企图仿其万一，都没有成功。交响乐的创作在海顿、贝多芬、舒伯特的时代达到了高峰，以后渐渐萧条下来。这些当然是我们的名牌大学教授不能或不愿意知道的。迷信欧洲“先进”，诅骂中国“落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论断荒谬，大抵如此。
西方人讲现代政治，政、教分家是个大关键，因此，与鼓吹建立伊斯兰圣国的宗本主义发生冲突。在中国，三千年前周朝建立时，就开始明确限制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周朝的最高统治者自贬帝号，称为王。帝是天帝；王是人王。这恐怕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政权。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治哲学，特别是儒家、法家和道家等对政治影响深刻的流派所讨论的，几乎完全是人与人类社会的题目，是很彻底的人文主义哲学。中国的官僚行政体系，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高度成熟，高度实用，是诸多朝代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中国的仕进制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建制最完善的，培养、选拔、任用平民成为政治人材的制度。假如说封建比较“落后”，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在两千年前就结束了。中国的佛学，精深博大，应该是思辨趣味最高的哲学之一（希腊文“哲学”的本义为“爱智慧”）。中国文人丰富、精致的诗、词创作，是世界抒情文学中最杰出的部分。闭眼不看这些事实，一味人云亦云，自我否定，把传统中的一切，甚至很多不相干的东西，如裹小脚、抽大烟、留辫子、穿长衫，一概当作落后、不开化的象征。然后，痛哭流涕，慷慨激昂，要“救亡”，实在是人不亡国国自亡。
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落后，不说明整个文明、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全面落后。把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说得一无是处，远远落后于西洋，要彻底决裂，脱胎换骨，是“五·四”人偏见。
中国有贵族阶级么？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流行的观点，把中国社会划分成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两个阶级。一切官僚、文人、士大夫都是“高高在上”，不识耕种的贵族统治阶级；农民则是“劳动人民”，被统治的阶级；阶级之间的划分和矛盾极端深刻。
事实上，中国至晚在战国时，世袭贵族的制度就开始瓦解了。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汉武帝下诏求茂才异等，乃至于隋唐以后的科举，是中国官僚制度从荐贤、贡举到分科考官，逐渐成熟，逐渐制度化的主线。以唐朝的科举制度为例：所有官员和农民的子弟，只要出身清白，没有犯过法，都有机会进国家和地方政府出钱开办的学校学习。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全国人口约八百多万户，而各中央、地方学校在校学生总计约七万三千五百人。学成之后，依照品行的优劣，由邻里乡亲推荐，地方长官核实，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是获得作官资格的最主要的途径。另外，还有约六万四千公共职员，也可以通过考核选拔，成为九品以上的正式官员（在唐朝叫做入流）。这些都明确记载在史书中，不能有什么怀疑。二千多年来中国官僚政治的原则，从来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在中国，有贵人，而没有贵族阶级；有穷人，而没有平民阶级，那种与欧洲封建时代类似的阶级划分和对立，早就绝迹了，官、包括大官的来源几乎全都是“劳动人民”。
最近这两千年，中国的“穷人”与“贵人”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所想象的亲密得多。欧阳修的《相州昼锦堂记》有一段精彩的开端：“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对穷人与达官之间的关系，摹写、论述之确当，古今中外，无与伦比。欧阳修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穷人”出身，而成了名满天下、身踞要职的人。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没有改嫁，而是带着年轻的欧阳修艰苦度日。欧阳修学写字，家里买不起纸、笔，就在沙土上划。后来，欧阳修不仅作到参知政事（副总理）、枢密使（国防部长），而且成了一代文坛的领袖，开创了有文人特色的宋朝诗、文和词的风格。“劳动人民”入仕作官，致仕（退休）之后，又回家去种地，这是绝大部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履历。嫂子不肯煮饭给他吃的苏秦，和被妻子唾骂出门的朱买臣，是两千年前的例子，而《红楼孟》中的贾雨村和《儒林外史》里的范进，是晚近的故事。
“五·四”时的那些有良心、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们，把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归纳起来，编出一部“中国阶级斗争史”的剧本，为的是给自己安排一个英雄角色：挺身而出，以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监护人自任，保卫他们的利益，捍卫他们的文化，抱怨他们的愚昧，为他们启蒙。这种令人陶醉的自我升华是他们生存的意义和战斗的动力，是自我激励的心理疗法，而阶级对立的理论正是其中的兴奋剂。为此，他们无视中国农民与士大夫的密切关系，无视社会道德共识的形成与发展，无视士大夫文化的来龙去脉，不惜删改事实，曲解历史，拿来做行动的依据。我们把这种历史观叫做“平民主义”，这个“平民主义”至今毒害着众多善良的知识分子。
文言文、繁体字是贵族文化么？
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五·四”人最大的敌人。他们不仅把《诗经》、汉赋、唐诗、宋词看成统治阶级的垄断文学；把社会的道德共识看成是压迫人民的工具；甚至连语言、文字都被认为是专门用来愚弄、难为老百姓的。陈独秀提出要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胡适把两千年的文学成就斥为“用死的语言做的死的文学”。
语言、文字是文学的载体。中国人读书学文。孔子说：“何莫学夫《诗》”，说：“不学《诗》，无以言”。学好了，入仕作官，富贵显达。所以，与其它民族不同，中国古代的文学大家很多都是朝廷大臣。这是中国的制度对政治家的素养要求特高，鼓励天下人学习文化的结果。并不是先有一个贵族阶级，然后才有贵族文化。更谈不到贵族阶级故意把语言、文字弄得艰涩难懂，把文化据为己有，垄断起来，不让老百姓学习、创作。文学是这些政治家的业余创作：他们得官在位，居庙堂之高，则或描写官宦生涯，或时而反映国家大事；去官归隐，处江湖之远，则或抒发个人情感，或依然拳拳顾恋中央政治，忧国忧民。至于他们对市井田里的普通人的命运和日常生活描写不够，最多只能算作不足，可以补充，不能一概“推倒”，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古代，有“文人的文学”和“非文人的文学”，却没有“贵族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话本和戏剧是非文人文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话本和戏剧的主要体裁，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被病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些作品中常常带着明确的道德判断；含着做好事、受曲折，会有好报应的愿望，正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古今中外，没有很大的差别。好莱乌那些顶叫座的片子，无非如此。
城里说书，讲的是三国演义、封神榜，下边座无虚席，听众如醉如痴；乡下演戏，唱的是张生、莺莺、杜丽娘，农民拖家带口，骑驴撑船，争着来看。“五·四”人以为这些都要不得。他们批判话本，写小说；鄙夷戏曲，编话剧。以为只有舶来的形式，老百姓才喜欢；非要讲破落小人穷困潦倒的故事，老百姓才觉得有认同感。其实，哪个老百姓会自愿去同那些生活中失败的角色认同呢？分析心理中的阴暗面，把普通人见不得人的东西拿来曝光，斥为“民族劣根性”，正是“精神贵族”们的爱好。偶尔在网上看到一个报导，说鲁迅成了现在学生的“公敌”。大家一致认为他的东西难懂、偏激，遣词造句亦颇可非议，其中以“狂人日记”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尤。鲁迅小说中的人物虽然因为被放在中、小学课本里，成了人人必读的东西，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伤逝》拍成电影，就是不叫座。假如有人鼓起勇气去拍阿Q，一定不如那些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宣扬统治阶级糜烂生活，陈旧腐朽的“杨贵妃与唐明皇”、“还珠格格”、“杨家将”一类受人欢迎。“五·四”知识分子以使命自任，强迫老百姓合上他们的口味，不合他们的口味，则或者是“歌颂统治阶级”，或者是“低级趣味”。
深刻、揭露的文学不是不好，不是没有价值，只是不能神化，不能硬说老百姓喜欢，否则就是民意了。
和而不同——自信与宽容
古人说：大道和而不同。所谓“和”，是了解世界的多样性，尊重不同的观念和行为，以自己的条件和经验为出发点，考查、借鉴他人的优劣、得失，取长补短。这样，自身可以得到不断的充实、完善，又给予他人生存的空间，所以能够即自信，又宽容。所谓“同”，则是以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一个规律、一个高尚的道德、一条正确的道路。于是，狂妄的人则将自己的一管之见强加于人；而自卑的人则放弃自我，一味追求与众人相同。结果是：或者剥夺他人自立的权力，或者牺牲自己的优点与特长；或者刚愎自用，专横，或者朝秦暮楚，随波逐流。唯有见识广，阅世深，勤于思考的人，才能明白“和”的道理。而孤陋寡闻，愚钝懒惰的人，见到一样，尝到甜头，立即奉为至宝，无暇旁顾。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第5篇：欧阳修与百姓同乐范文
[关键词]世本；诗经；谢姓；黄帝；淮夷；召氏；炎帝；姜姓
谢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群体，源远流长，在中国百大姓排名榜上居第24位，人口864万，曾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在中国清代以前13部史、诗著作中关于起源的记述如下：
一、史书最早记载为黄帝之后
《世本》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姓氏源流的姓氏著作，原书约在宋代散佚。清代有钱大昭、王谟等人之数种辑本。王谟在其辑本序中说：“欲稍知先古世系源流，舍《世本》更无考据。”《世本·氏姓篇》载： “谢，任姓，黄帝之后。”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其中《国语·晋语四》有“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即12个胞族）”，后人注：其中第七为任姓。任姓出自黄帝少子禹阳。《世本》还说：“任姓，谢、章、薛……”此言任姓建有十个国家，其中第一为谢国。
《急就篇》西汉史游撰，为蒙学教材。列单姓127个，复姓3个，共130个姓氏。其中有：“谢内黄”三个字，为人名。据《左传》、《古今姓氏书辨证》等所载，相传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得十二姓，其中第七为任姓。黄帝赐子为姓，谢氏出于黄帝子族任姓。得姓时间为夏王朝以后。
《潜夫论·志氏姓》东汉王符撰，详言姓氏之来源演化。其中载：“黄帝之子二十五人，班为十二：姬、酉、祁、己、滕、葳、任、拘、厘、姑、衣氏也……王季之妃大任[3]，及谢、章、昌、采、祝、结、泉、卑、过、狂大氏，皆任姓也。”
以上四部史书的记述，确定夏商两朝的谢氏是出于黄帝之后任姓。
二、《诗经·大雅·崧高》咏史解读起风波
《诗经》中咏史的诗篇很多，有人依据《崧高》解读谢姓起源，掀起争论风波。炎帝乎？黄帝乎？
细读《崧高》（原文略），诗中只是说周宣王封舅于谢邑筑新城赐申伯封号，希望他做南方诸侯的榜样。诗中“于邑于谢”说明此谢起源于“谢邑”之名，是周宣王时改封，有别于夏商任姓之谢。谢本作徐。汉·王逸《楚辞七谏注》 “徐，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诗》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4] 《诗·崧高》徐正作谢。谢本徐地，宣王取而城之，因名曰徐。淮夷是徐的别名，序、徐、谢在古代因双声、叠韵关系相互通假。[5]这里告诉我们周宣王改封的谢在淮河流域，位于淮河岸边的“古谢城遗址”[6]仍在，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引起分歧的地方是诗中出现“召伯”、“申伯”邑于谢问题。有人解读召伯、申伯二者是一个人，即召伯虎（召穆公）以功赐申伯封号。召姓是姬姓的分支，黄帝之后[7]；有的版本注申伯姜姓，据此认为召伯、申伯是两个人，即召伯虎平淮夷立了大功，于谢邑营建新城，又把新城赐给申伯，申伯炎帝之后。
关于诗经，檀作文的《20世纪“诗经”研究综述》指出：“误解误读，比比皆是……自秦始皇下“焚书坑儒”令（前213年）到河间献王上《毛诗》、以小毛公为博士（前135年），《诗经》的传播由于秦和汉初两朝官方的严厉打击以及其间多年战乱兵燹的干扰，前后中断了约80年。这在以口耳和竹帛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古代，对于一部经典的准确传承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由此，自《毛传》出现后，在一些《诗经》学上的重大问题上出现误解和误释乃至争议，也就在所难免了。”[8]
下面以《诗经》为依据各种解读谢姓起源如下：
诗经中《江汉》和《黍苗》可以证明《崧高》中召伯、申伯二者是一个人，即召伯虎（召穆公）。这三首诗都是以平淮夷之乱为题材的姊妹篇。前两首是召伯虎和部下直记其实，后者是同僚的贺诗。
《江汉》原诗如下：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旟，
匪安匪舒，淮夷来铺。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
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江汉之浒，王命召虎①，
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
肇敏戎公，用锡尔祉。釐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
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虎拜稽首，对扬王休，
作召公考②，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
注：①这两句是倒装。②作召公考，铸造召公簋（guǐ）古代祭祀宴享时盛黍稷的器皿。天子封赏特铸铜器，铭文录此事。
《黍苗》原诗如下：
芃芃黍苗①，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我任我辇②，
我车我牛。我行既集③，盖云归哉④。我徒我御⑤， 我师我旅。
我行既集，盖云归处。 肃肃谢功， 召伯营之。烈烈征师，
召伯成之。原隰既平， 泉流既清。 召伯有成， 王心则宁。
注：①芃（pénɡ）芃：草木繁盛的样子。②辇：人推挽的车子。③集：完成。④盖：文言连词，有承上启下作用。归处，即归宿（xiu）家或者新家。⑤这以下四句，根据当时制度是“君行师从，卿行旅从，”所以只有接受封号后才有资格“君行师从，卿行旅从”。这证明召伯是在为自己营建谢城，宫室就是自己的新家，所以称归宿。
《江汉》中“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文武受命，召公维翰。”《黍苗》中“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对照《崧高》中的“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 ‘谢于诚归’，‘既入于谢’”，充分说明主体是召伯，申伯是召伯的封号，二者为一人，即召伯虎。《江汉》、《黍苗》两首直接记述召伯虎（召穆公）平淮夷立功，接受封赏，营建谢城，并铸铜簋记述其事。《崧高》是尹吉甫祝贺召伯虎平淮立功、受封的贺诗，诗中出现召伯和申伯，对照前两首说明申伯是召伯的封号。再者《崧高》本身也说明二者为一人。如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是功。”意译：“周王下令与召虎，申伯新居自丈量。封你申伯南国长，子孙继承福祚享。”三首诗对照，充分说明“申伯”是召伯的封号。召伯虎是周初功臣召公奭（姬姓）的十世孙，因食邑于召而为召氏，姬姓分支，黄帝之后。
出土《召伯虎簋铭》，专家们认为召穆公（召伯虎）奉周宣王 （前827—前782年在位）之命平淮夷后铭器的诗。《毛序》：“《江汉》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 平淮夷。”朱熹提出诗词同古器物铭“语正相类”。方玉润认为《江汉》就是“召穆公平淮铭器”。郭沫若《青铜器时代》：“《大雅·江汉》之篇，与世存《召伯虎簋铭》之一，所记乃同时事。《簋铭》云：‘对扬朕宗君其休，用作列祖召公尝簋。’《诗》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文例正同。”出土文物铭文证明周宣王所封申伯（东申）姓召不姓姜，是黄帝之后。
宋·欧阳修《宋知制诰谢绛墓志铭》第一段：“谢公讳绛，字希深，其先出于黄帝之后任姓之别为十族，谢其一也，其国在南阳宛。三代之际，以微不见，至诗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营谢邑，以赐申伯，盖谢先以失国，其子孙散亡，以国为姓。历秦汉魏，益不显，至晋宋间，谢氏出陈郡者，始为盛族。”其中“使召公营谢邑，以赐申伯”，“以赐申伯”，说明是召公经营管理谢邑，“因功赐申伯封号”，召伯、申伯同为一人，即召伯虎。这是古汉语的基本常识。这段文字充分说明周宣王以前的谢国是黄帝任姓之后，封地在南阳宛（序山·今独山·一带），三代之际，以微不见；周宣王改封的申伯是召公，召氏始祖，是黄帝之后。
《路史·国名纪》宋罗泌（1131—1125）撰，其中有关于谢姓的记载：“黄帝之宗：欧阳修《谢绛铭》云：黄帝后，昔周灭之以封申伯……见《诗·嵩高》。”罗泌对欧阳修的说法进一步肯定。
《古今姓氏书辨证》宋代邓名世撰，其子椿补成，四十卷。以《左传》、《国语》所见姓氏为主，按诗韵分部。原书久佚，今存本系清乾隆时从《永乐大典》辑出。其中入声四十马：“谢，出自黄帝之后。任姓之别为十族，谢其一也……三代之际微不见，至《诗？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营谢邑，以赐申伯，盖谢已失国，子孙散亡，以国为氏。”对欧阳修的说法十分肯定。
宋代严粲《诗缉》中解说《崧高》的表现手法：“此诗多申复之词，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既曰‘南国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谢’，又曰‘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既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既曰‘谢于诚归’，又曰‘既入于谢’。既曰‘登是南邦，世执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蹻蹻，钩膺濯濯’，又曰‘路车乘马’。”这里是换称复指，反复歌咏的表现手法，以示强调。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召伯、申伯同为一人，申伯是召伯的封号。
清人李黼平《毛诗纳义》曰：“自共和时，荆楚渐张，故召穆公有追荆至洛之役。宣王时，势当又炽，南方诸侯必有畔而从之者，故加申伯为侯伯，以为连属之监，一时控制之宜，抚绥之略，皆于此诗见焉。”这里是从国人暴动，历王出逃，召穆公（召伯虎）与尹吉甫共同执政，从召穆公追荆至洛，到周宣王加封他申伯为侯伯，充分说明召伯、申伯为一人，即召伯虎（召穆公），并以功由伯爵晋升为侯爵。
《元和姓纂》唐太常博士林宝撰，十卷，对唐人姓氏尤为详尽，计收姓1232个。原书在宋代已佚，今存本为清代孙星衍和洪莹从《永乐大典》辑出，分为十八卷。今人岑仲勉（1885—1961）有《元和姓纂四校记》其中卷九去声四十杩：“谢，姜姓，炎帝之胤。”另本 “谢”条载：“姜姓炎帝之后申伯，以周宣王舅受封于谢，今汝南谢城是也，后失爵，以国为氏焉。”岑中勉定谢氏为姜姓炎帝之后，依据也是《崧高》，与前面各家解读不一致。
《百家姓》相传为宋初钱塘一位老儒所作。该书收姓438个，编为四言韵文。其中“戚谢邹喻”句中仅一个“谢”字。后来清代王相为之作《考略》说：“谢，商音。陈留郡。周宣王封舅申伯于谢，支子以地为氏。晋有谢安。”从“周宣王封舅申伯于谢，支子以地为氏”知道是周宣王时两次封谢，封舅于谢邑和庶子于谢水（指洛阳西南谢水）以地名谢为姓。召虎远祖姓姬，后以食邑召为氏，庶子姓姬，都是黄帝之后。
《姓氏寻源》清代张澍撰，45卷。博采众书，考索诸姓起源，并注重改正历代姓氏书的一些错误。其中二十二杩载：“谢氏《广韵》云：出陈郡、会稽二望。《路史》云：夏太史终古之后有谢氏。”（前面《路史》释谢依据为《崧高》）
吕氏春秋先识篇：“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 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终古是终姓的始祖。是黄帝孙颛顼的后裔。
以上清代以前的13部史、诗书中关于谢氏起源的记述情况如下：
《世本》等为依据的4部，直接记述谢氏为黄帝任姓之后。多指夏商时代之谢。按照三代“祸乱并兴”而“亡其氏姓”的史实，这部分人早已沦为只有名而无姓氏的奴隶了。
以《诗经》为依据的9部，诠释周封谢氏起源，其中8部解读诗中出现的召伯、申伯为一人，即召伯虎（召穆公）姬姓分支召氏，都是黄帝之后。
只有1部是清末岑仲勉说宣王舅姜申伯，炎帝之后。以北宋著名学者欧阳修（1007—1073）与清末大半生混迹官场，晚年潜心史学的岑仲勉（1885—1961）为例，前者长于后者878年，应以前者的解读为准。
另外，出席中国谢氏源流首届学术讨论会（1991年10月20—22日在南阳召开）的八省市的学者，北京社科院研究员李江浙、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钱林书、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陈连开、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何光岳、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乾瀠、南阳地区地方史志编委彤良翰、河南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艾延丁等和（已故）姓氏学者谢钧祥皆认为谢氏为黄帝之后。[9]
武汉大学历史系阙勋吾教授主编的辞书指出：“召公，又称召穆公，穆公虎。姬姓，名虎。周初贵族召公奭之后，周厉王、周宣王时大臣。周厉王暴虐，人民怨愤，他曾劝谏。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围攻王宫，太子静藏匿在他家中，国人闻讯前来捕杀太子，他为了掩护太子将自己儿子冒充太子替死。后来厉王去世，他又与大臣拥立太子继位，即周宣王。宣王时，曾率军南征，战胜淮夷，并奉命驻守南方，经营谢邑，以封申伯。《诗·大雅·江汉》曾述此事，可资参考。参见《史记》卷四《周本纪》。”[10]
这段文字，说明召公战胜淮夷，以功赐申伯封号。说明召伯、申伯为一人，姬姓分支召氏，黄帝之后。
综上所述：谢氏为黄帝之后。周宣王以前，任姓之后谢氏，已“亡其氏姓”，所以在平定淮夷之乱后，周宣王改封舅召伯为申伯，于邑于谢，旨在“兴灭国，继绝世”，构筑南方屏障。召伯，即召伯虎（召穆公），姬姓分支召氏，黄帝之后，与谢氏唐序宋谱载：“至周，有申伯为周宣王之元舅，丰功硕德，聿为中兴勋戚。王命于邓州之南阳筑谢城以封之。厥后子孙世仕于周，而家于封。其后，或仕宦，或商贾，避迹远游，错处海内者，寔繁盛矣。而究其本源，同归一派，昭然可据也。”[11]记述完全一致。召伯虎这位千古功臣就是当代谢姓的得姓开山祖（又称始祖）。以上是个人浅见，请方家指教。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宋知制诰谢绛墓志铭.
[2]完颜绍元.姓氏百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2：25-26.
[3]大任即太妊，西周三母（太姜、太妊、太姒）之一，季历（王季）之妻，生姬昌（周文王）.
[4]钦定四库全书《楚辞章句》卷十三.
[5]徐中舒.蒲姑、徐奄、淮夷、群舒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8（3）.
[6]“古谢城遗址”：乾隆《信阳州志》卷一载：“信阳、罗山皆申国也。”民国《续修信阳县志》卷四载：“谢城在县北六十里淮河北，泗河西北。《方舆览胜》：‘申伯所封之地’。即今平昌关北之古城。”1982年信阳县人民政府树碑志护，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7]据《召氏族谱》、《邵氏族谱》载：召（邵）公又作“邵公”，姓姬名奭，西周宗室，与周公姬旦，武王姬发应属同辈。周灭商前，始封地在召（shào）（今陜西岐山县城西南），辅助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于北燕，都城在蓟（今北京），是后来燕国的始祖。他派长子姬克去治理燕国，自己仍留在镐京辅政。留在镐京这一支以召（邵）为氏，后代世袭召公封号，称为召（邵）姓始祖。召公虎是他的十（十一）世孙，为姬姓分支，黄帝之后。
[8]檀作文.20世纪“诗经”研究综述.北大中文论坛，2005，12.
[9]原文载《谢氏源流研究专辑》95页，世界谢氏通讯编辑部.
[10]详见阙勋吾主编的《简明历史辞典》（1983年河南教育出版社）召公条。
[11]唐序宋谱指：唐朝金紫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谢肇撰序，宋代续修的《谢氏族谱》，经专家鉴定为目前存世孤本。太康（阳夏）谢氏文化研究会会长谢纯灵保存。
第6篇：欧阳修与百姓同乐范文
（四川省会理县第一职业中学 四川 凉山 615000）
摘 要：用人物的性格来分析文章的情感，各种不同的性格形成不同的文章。
关键词：性格；情感；快乐；命运
古语云：“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积性成命。”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性格会决定人的命运。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袁宏道就是这样的典范。我就从八年级下册《小石潭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满井游记》谈起。
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三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写这几篇文章时都遭到贬谪。柳宗元因为政治改革失败被贬；范仲淹因为屡次进言，得罪权贵而被贬；欧阳修因为替范仲淹等人辩护而遭贬。三人却都因为贬谪而成就了自己的不同性格，进而有了不同的感受。只有袁宏道是应哥哥之命做着一个闲职的京官。四人面对美景是有着不同的感受的，进而写出了情感，处事态度迥异的文章，却让我们得以享受这千古美文。
《小石潭记》永远弥漫着忧伤的气息，所有的景物“篁竹，”“水”，“石”，“青树”，“翠蔓”全是冷色调的系列，就是心情好的人也会感到清幽，何况是多灾多难的柳宗元。故而发出“凄神寒骨，悄怆忧邃”的语句。柳宗元无时无刻不把“贬”字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这是一个情绪型性格的人，所有言行举止易受情绪的影响。景随情迁，情景交融，即使有片刻的欢愉也终究被愁苦所控制，孤凄悲凉之气跃然纸上。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对眼前之景一笔带过，而对人生中的大喜大悲进行细致刻画。纵论后得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结论。范仲淹是一个意志型性格的人，有较强的意志。所以他不重眼前的得失，有长远的眼光。同时生活态度积极向上，还主动以这样的心态影响人，安慰人。对于“贬”他是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来对待。即使身处逆境也要发奋图强，然后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欧阳修的性格是最值得欣赏的，《醉翁亭记》便是最好的表现。如果做比较的话欧阳修是古代现实版的老顽童。这种理智型性格的人用理智来支配和控制自己。全文除了醉就是乐，醉是表象，乐是实质。山水之乐，宴酣之乐，乐人之乐。把游玩观赏之乐融入到宴饮之中，全然是一副太平祥和之气。景物变化，片语传神，欧阳修纵情山水是在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前提下，跟百姓一起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而“贬”字根本没有存在于胸中，所以无悲伤，没有无奈，境界当然又高了一层。
第7篇：欧阳修与百姓同乐范文
这里最重要的是“古今语法的变化不如词汇的变化那么大”，因此借助课内文言文的学习，把握古代词法、句法，不仅能帮助我们掌握文言文的实词、虚词、通假字、词类活用等，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体会现代语法关系下的阅读和写作。
尽管命题人在中考命题时选择课外文段进行考查，但其命题的最重要的依据依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标准》，即着力考查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的能力，考查“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重点考查学生的记诵积累，考查他们能否凭借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诗文大意”。值得注意的是“词法、句法等方面的概念不作为考试内容”。这是中考命题的依据，可以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中考课外文言文阅读题。
【真题例析】
我们先完成以下中考课外文言文阅读题。真实认真地完成能让你的上升空间明确，否则就毫无作用。大家知道，错误是改进的最大动力。
（2012江苏省南通市中考卷）阅读下面文言语段，完成1～5题。
欧阳修，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①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②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③而不扰，故所至民便④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
（节选自《宋史·欧阳修传》）
【注】：①嶷（yí）然有声：人品超群而享有声誉。②机阱：陷阱。③宽简：宽松简易。 ④便：安逸、安适。
1. 用斜线（∕）标出下面句子的朗读停顿（共两处）。（2分）
因 取 旧 案 反 覆 观 之
2. 写出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4分）
（1）读书辄成诵（ ） （2）晚更号六一居士（ ）
（3）虽机阱在前（ ） （4）或问：“为政宽简……”（ ）
3. 用现代汉语写出文中画线句子的意思。（4分）
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
译：
4. 当有文人来访，欧阳修为什么不与他们谈论文章？请用文中语句回答。（2分）
5.阅读选文，结合下面的链接文字，具体说说欧阳修具有怎样的从政思想。（4分）
【链接】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节选自欧阳修《醉翁亭记》）
参考答案：
1. 因∕取旧案∕反覆观之
2. （1）就 （2）改变，更换 （3）即使 （4）有人
3. （欧阳修）在一个废书簏中发现了唐代韩愈留下的书稿，读后对韩愈十分仰慕。
4. 因为欧阳修认为“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5. 欧阳修具有“与民同乐”的从政思想，他宽松待民，简易做事，达到了“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的效果，而这种效果也就是《醉翁亭记》中“太守之乐其乐”的原因。（意思对即可）
核对课外文言文阅读题的答案步骤应分为：1.分析答案的结构组成，即由哪几个部分组成；2.判断各组成有什么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与自己的答案有没有冲突。冲突矛盾处往往是自己的错漏处，也是自己最容易上升的地方。尤其要研究“意思对即可”类答案中，答题的关键是什么。
【解题思路】
做完题目后会发现：文言文阅读题是课内外联接最典型、最集中的。
第1题“用斜线（∕）标出下面句子的朗读停顿”，考查的是文言文阅读及理解的能力，是课内外联接比较明显的题目。
第2题要求“写出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读书辄成诵”中的“辄”可见于“浅尝辄止”；《醉翁亭记》中有“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竹溪记》中也有“辄不惜数千钱”。“晚更号六一居士”中的“更”课文中则很多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活板》中有“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杜甫的《孤雁》中有“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春望》中有“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己亥杂诗》中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等等。“更”字在以上例句中读音不同，意思也不一样，需要我们仔细分析辨别。“虽机阱在前”中的“虽”在课文中也比较多见：《赵普》中有“普性深沉有岸谷，虽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为己任”；《曹刿论战》中也有“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口技》中则有“虽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三峡》中有“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等等。“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中的“或”在课文中有：《送东阳马生序》中的“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幼时记趣》中的“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三峡》中的“或王命急宣”；名句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等。因此，把握教材的根本，文言文学习会更有效。
第3题是“用现代汉语写出文中画线句子的意思”。回答本题有两个关键：一是准确译出“得”“读”“慕”等关键词，这些都可以在教材中找到出处；二是译出“于废书簏中得唐韩愈遗稿”这一倒装句。教材中倒装句的例子很多，这里仅举有“中”的倒装句之例：《观沧海》中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送东阳马生序》中有“行深山巨谷中”；《幼时记趣》中有“神游其中，怡然自得”；《狼》中有“一狼洞其中”等。准确掌握教材中句子的意思会让答题容易很多。
第4题的“当有文人来访，欧阳修为什么不与他们谈论文章”和第5题“说说欧阳修具有怎样的从政思想”的回答都依赖于大家在文言文学习过程中培养的原文意识，即善于用原文语句回答，而不是另起炉灶。
【实战演练】
（2012年江苏省无锡市中考卷）阅读下文，完成1～4题。
司马朗字伯达，河内温人也。九岁，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亲者，不敬其亲者也。”客谢之。十二，试经为童子郎，监试者以其身体壮大，疑朗匿年，劾问。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长大，朗虽稚弱，无仰高之风，损年以求早成，非志所为也。”监试者异之。后关东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险，欲徙居温。朗谓邵曰：“唇齿之喻，岂唯虞、虢，温与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为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国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带山之县必驻，是摇动民之心而开奸宄①之原也，窃为郡内忧之。”邵不从。边山之民果乱，内徙，或为寇钞②。
年二十二，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成皋令，以病去，复为堂阳长。其治务宽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迁充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称之。虽在军旅，常粗衣恶食，俭以率下。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悖、藏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
【注】①宄（guǐ）：坏人。②钞：掠夺。
1. 下列句中的“以”与“监试者以其身体壮大”中的“以”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2分）
A. 以其境过清 B. 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
C. 策之不以其道 D. 令辱之，以激怒其众
2. 下列对人物的分析评价有错误的一项是（ ）（2分）
A. 司马朗少年时即能从容应对质疑，初露才华。
B. 司马朗执政不靠刑罚而靠宽厚仁慈，百姓照样不犯法，很有人格魅力。
C. 司马朗为了让军士以他为榜样，故意在军队中过着简朴的生活。
D. 当军队出现瘟疫时，司马朗能体恤下属，亲自为军士送医送药。
3. 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4分）
（1）客谢之 谢： （2）监试者异之 异：
（3）窃为郡内忧之 窃： （4）以病去 去：
4.翻译下列句子。（4分）
（1）司马朗字伯达，河内温人也。（2分）
（2）边山之民果乱，内徙，或为寇钞。（2分）
参考答案：
1. （2分）A（因为）
2. （2分）C
3. （4分）（1）道歉 （2）认为……奇特（奇异） （3）私下 （4）离职，离开（每个1分）
4. （4分）（1）（2分）司马朗字伯达，是河内温县（地）人。（得分点：判断句式）
（2）（2分）沿山的居民果然大乱，（纷纷）向内迁徙，有的被强盗掠夺（抢掠）。（得分点：“内”“或”“为”）
【趋势预测】
课外文言文阅读题的命制遵循新课标精神，基于中考要求，并且立足于课内已学文言文的知识基础和语法基础，总体难度不会很大。设题角度主要是实词、虚词考查，词句翻译，文意理解等，总体相对稳定，以便于学生进行回答。
第8篇：欧阳修与百姓同乐范文
歌舞伴饮 在我国，宴席间配以音乐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周朝，君王进食时，就以音乐助兴，宴席完后，还要在乐声中将剩下的食物送回厨房。《周礼・天官》有“以乐侑食，膳夫受祭，品尝食，王乃食，率食，以乐彻于造”的生动记述。
唐时，玄宗与后妃经常在兴庆宫内的龙池，举行宴会招待诸王。席间乐声欢奏，唐明皇喜爱羯鼓，声音最为高亢，而其他乐音相比之下则有些黯然失色。为此，诗人李商隐写道：“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唐时宫廷最有名的歌舞节目为《霓裳羽衣曲》，据说该曲由明皇所作，而舞姿则以杨贵妃为最。大诗人白居易说他在元和年间侍候宪宗时，曾经参加昭阳殿里的宴会，非常喜爱这个舞蹈，其诗曰：“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百舞不可数，就是最爱霓裳舞。”
曲水流觞 “曲水流觞”是文人饮酒时的一种游戏活动，参与者坐于弯曲的流水两旁，酒杯放在船形的载体上，随水漂流，漂到谁的面前，就必须取杯饮酒并赋诗一首。
公元353年，书法家王羲之邀约亲友在绍兴兰亭修禊时，共41人参加笔会，一觞一咏，畅叙幽情。流觞活动后得诗37首，汇为一册名《兰亭集》，王羲之作序并书。这就是名扬千古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贴》。
酒会上传花，在民间也很盛行，据说是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所创。欧阳修在江苏扬州任太守时，建造了江南有名的平山堂。每逢夏天，太守常携带宾朋到此宴饮，并专门差人从邵伯湖折取荷花百朵，分插四座。游戏开始时，便命官伎作乐并以花传客，当乐声戛然而止时，花在谁的手上，谁就认罚，必饮酒作诗。这种活动后世称为“花会”，与我们现在的“击鼓传花”形式非常相似。
席间投壶 席间投壶也是古人的一种游戏活动，宴会主人设置这一项目，既可使来客多喝些酒，表示自己的盛情，又能增添宴会的欢乐气氛。游戏时，投壶者要把枯木制的无镞箭，投向1.7～3 m开外的壶口中，以投中多少来决定胜负。投壶前要指定一个“司射”，其职责如同现在各项比赛的裁判员。投掷完毕，由司射宣布“胜饮不胜者”，意思是优胜者让输的一方喝酒，并令奏乐。
投壶在春秋晚期已流行于社会，到旧中国时更为盛行，男女可同时坐在一起，边喝酒边投壶。据传汉代的郭舍人在投壶时，能使箭杆投中壶口后反弹到自己手中，再连续投之。晋代有一官家婢女，也精于此道，甚至能隔着屏风投壶，命中率颇高。明代的苏宣父在席前投壶，可背着身子投;百发百中，他还能同时抛出三支箭杆，分别投中三个壶口。其水平之高，可谓神乎其技矣。
行酒令 行酒令也是民间饮酒时助兴的一种娱乐形式，它始于春秋时代。有些酒令斗智竞巧，很能启迪心智，交融感情。
第9篇：欧阳修与百姓同乐范文
世人所谓“为有李梅双郡守，人间始觉重昭州”，其中的李指晚唐诗人、昭州郡（今平乐）郡守李商隐；而梅，则是宋代世称“梅公”的政治家、诗人梅挚。梅公“文章政事，卓然有声”，官至天章阁待制、龙图阁学士。宋仁宗景祐初年（公元1034年）出任昭州知州。当时他是从“人间天堂”苏州、杭州来到人称“瘴海疠地”的昭州。地方人士提醒他，昭州自古乃岭南烟瘴之地，人一不小心沾上瘴气，十有九死，望千万小心。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与观察，梅挚发现地方盛传的“瘴气致死”，并无传说的那么可怕，倒是另一种“瘴气”对社会世风危害极大。于是笔锋一转，直指官府弊政。指出官场上存在“五瘴”，乃为：“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帏薄之瘴也。”梅公指出，当时官场上盛行的横征暴敛、冤假错案、大吃大喝、与民争利、作风败坏等“五瘴”，比之自然瘴气，其毒大有过之。他写道，“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着必殒。”为警励时人，梅挚于城东北凤凰山上建亭一座，将《五瘴说》全文刻于壁上。昭州百姓将此亭称为“梅公亭”。至南宋，有官员朱晞颜把这篇《龙图梅公瘴说》加上跋语，刻在桂林龙隐洞石壁之上。当年郭沫若先生来广西考察，曾在梅公瘴说碑前驻足良久并有感赋诗：“榕树楼头回壁深，梅公瘴说警人心”。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把这篇精短政论视为“官家药石”。清乾隆年间，官居内阁首辅的临桂人陈宏谋将历代廉政文献选其重要者编著为《五种遗规》，梅挚的《五瘴说》收入其中。十九世纪新加坡在制定其廉政法规时，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可见《五瘴说》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之大。
梅挚一生曾在多地为官。庆历后他深获朝廷信任，任御史之职，留下了不少有口皆碑的闪光点。他除了清正廉洁，不畏强权，上书直言，为民请命等诸多事迹外，于嘉祐二年与朝中重臣欧阳修、王珪等同为当年科举最高主考官。他协同欧阳修等，改良文风，不拘一格，力排众议，使地处巴蜀偏僻之地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脱颖而出，选为进士。此事在中国文坛及科举史上均为一时佳话。
梅挚于宋仁宗景祐五年（1034年）知昭州。梅挚在昭州主政二年，与本地百姓结下深厚情谊，并对平乐的山光水色风土人情留下深刻印象。他以充沛的感情，写下了长律《昭潭十爱》，抒发他对平乐的士子、山水、道路、寺观、音乐、果酒等的毫无保留的挚爱与赞美。我们从中也可看出，昭州在他的治理之下，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景象，同时我们还看出闪烁其间的一位地方大员的责任感和赤子之心。原诗较长，共十段，每段八句。现仅录其每段前面四句以见一斑：“我爱昭州水，湘漓共一源。本无汙泥滓，去有棹歌喧。我爱昭州士，平居富塾庠。兴贤遵汉诏，论秀美周乡。我爱昭州观，裁基压大溪。一楼云驻隐，双表鹤归迷。我爱昭州寺，东西占景开。门临九峰列，僧自五天来。我爱昭州路，优游不险崎。九疑通舜野，八桂绕秦祠。我爱昭州角，呜呼古郡衙。万愁萦桂水，一曲阻梅花。我爱昭州月，间宵入绮楼。凉生荔浦树，冷熨桂江秋。我爱昭州乐，供官不在多。薰风齐乐圣，淑气且宣和。我爱昭州酒，千家不禁烧。醥醪一爵举，瘴雾四时消。我爱昭州果，西东此檀珍。荔枝登宴美，桂子薦盘新。”此诗刻于城内“十爱亭”，士子百姓常绕亭吟诵。
纵观历代的地方官员，很少有像梅挚一样对治下的这片土地付诸如此深厚的感情并书写下此类长篇颂诗来的。梅挚虽不像别的官员那般业绩显赫并富有传奇色彩，但他稳健的步履，务实的作风，以及他的长期的持之以恒的坚守，使他名留青史。《宋史》所记载的北宋中期的良吏仅十余位，而梅挚名列其中。
李、梅二公，为昭州（今平乐）、也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至今，桂林、平乐人民仍然深深怀念着这两位思想深邃、才华横溢的文化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