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古典文化精选(九篇)

第1篇：罗马的古典文化范文

关键词：神话；建筑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8-0206-01

一、西方建筑自我否定式的发展

西方神话以希腊神话最富盛名，在希腊神话中，希腊神族的王权更迭是通过一种自我否定的暴力方式实现的，希腊神话中的诸神虽然都是不死的，但老一辈的神的影响力会随着新一辈神的产生而逐渐消失。希腊神话中这种自我否定的精神贯穿整个西方文化发展史中。西方建筑，由典雅的古希腊开始，进入古罗马的端庄，再到哥特式的奇骏，然后是理性的文艺复兴建筑，雍容华贵的巴洛克，严谨的古典主义……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建筑就处在这种自我否定的变化过程中。

二、神学对西方各时期建筑文化的影响历程

古埃及时期，神话和对古埃及人的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最重要一条是埃及人相信“死后重生”的说法。因此，埃及人非常重视陵墓的制造，金字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金字塔的形态有着宗教和象征的意义，它是帮助法老到达天堂的阶梯。

希腊神话对古希腊建筑的影响非常大，在古希腊人眼中，神是美的化身，是美的理想化的体现。希腊神话中的神是一些富有感性魅力的艺术形象，希腊人把神话中的感性体现在了对希腊建筑的形式美及造型艺术的追求上，把人的形体美赋予了建筑，仿男体的多立克柱式和仿女体的爱奥尼柱式就体现了希腊人对健康优美的人体外形的崇拜。古希腊建筑在美学上达到至高的境界，也使它成为了以后世界各地兴起的多种建筑风格的基础。

古罗马时期的建筑以圆顶、拱门、厚墙为特色，造型宏伟壮观，装饰华丽多彩，显示出古罗马帝国时期的繁荣。古罗马人对神的虔诚虽然不如古希腊人，但他们建造的神庙也能成为杰作。罗马帝国早期出于对希腊神话的崇拜，尽可能的让自己的庙宇看起来同希腊神庙相同，万神庙就是古罗马庙宇建筑的经典。

中世纪时，基督教教会的实力蒸蒸日上，对神的崇拜主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筑艺术上无一例外也要服务于宗教的需要，人们开始倾向于建立一种外表非常光荣耀的建筑艺术模式，这种精神走向最终促成了中世纪建筑艺术经典——哥特式风格。哥特式建筑中最有名的就是巴黎圣母院和米兰大教堂、科隆大教堂。

文艺复兴建筑是欧洲建筑史上继哥特式建筑之后出现的一种建筑风格。文艺复兴建筑最明显的特征是扬弃了中世纪时期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在宗教和世俗建筑上重新采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柱式构图要素。文艺复兴史上最具纪念性的建筑是圣彼得大教堂。

16世纪，罗马的巴洛克风格将建筑外表的华丽风格发挥到极致。这一时期罗马教会的建设非常繁荣，原因是欧洲的天主教君主和诸侯都依靠耶稣教团来对抗宗教改革运动，于是建造了许多教堂、教皇府邸、别墅等。巴洛克时期的代表性建筑有圣保罗大教堂、耶稣会教堂等。

17世纪，建筑又回归理性，兴起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指的是以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为典范的艺术，歌颂理想主义，气势宏大，多以神话、《圣经》故事的历史人物为题材。这一时期的建筑造型严谨、端庄稳重、规模宏大的古希腊古罗马建筑成了皇家建筑的典范。

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下半叶是新古典主义时期，新古典主义对古代希腊、罗马艺术非常热衷和向往，以回归希腊罗马艺术形式为特点，提倡古代艺术的严肃高尚的形象。统治者把希腊神话所寓意的威严和民主带到了这一时期的建筑上，如法国的雄狮凯旋门等。

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社会面貌，更推动了建筑形式的巨大变化。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欧美各国积极开展新建筑运动，产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建筑艺术流派。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人们对建筑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神话和宗教对建筑文化的影响逐渐减弱了。

三、总结

从西方建筑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每个时期的建筑风格虽然迥然不同，但不同时期的代表性建筑大都以教堂、神庙、宫殿为主，而这些建筑往往都是与神学有着密切联系的。从早期的人们对神由衷的崇拜到被各种教会和统治者利用，再到现在宗教自由的时代，神话对建筑的影响是逐渐减弱的趋势，现在的人们采用各种风格的建筑形式，已经不受神话和宗教的影响。在今后的建筑设计中我们应该吸收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塑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建筑理念，树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风格。

第2篇：罗马的古典文化范文

【关键词】建筑；风格；罗曼式；哥特式；教堂

在德国，建筑风格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在南德巴伐利亚地区处处可见的是清新明快的巴罗克式建筑；而在北德则多是庄重严谨哥特式建筑。各地的建筑是与其他区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的。但单就古堡教堂的建筑风格而言，除地区差异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建筑的时间差别，因为在欧洲历史发展中，各个时期的建筑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可分为罗曼式的、哥特式的、巴罗克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的各种风格。

主要建筑类型

罗曼式（Romanik），又叫罗马式，是从9到13世纪初的建筑风格，因采用古罗马式的卷、拱而得名。罗是厚实的砖石墙、窄小的窗口、半圆形拱卷、逐层挑出的门框装饰和高大的塔楼。罗曼式教堂给人以雄浑庄重的印象。沃尔姆斯大教堂是罗曼式建筑的一个典型范例。罗曼式建筑是自罗马帝国之后第一种遍及欧洲的独特建筑风格。尽管在十九世纪的艺术史学家印象中罗曼式建筑是罗马建筑的一种延续，实际上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罗马的砖石建造技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在更北的地区除了官方建筑外从未采用，甚至在斯堪迪纳维亚闻所未闻。即使在罗马这样仍然存留着一些君士坦丁时期的大教堂、可以作为后来建造者的灵感的地方，延续性仍然很小。并非是古罗马建筑，而是6世纪位于拉文纳的八边形拜占庭圣维塔莱大教堂给位于德国亚琛、建造于公元800年左右的查理曼大帝巴拉丁大教堂以启发，并促成了这一西欧黑暗时代的伟大建筑。

哥特式建筑（Gothic architecture），又译作歌德式建筑，是位于罗曼式建筑和文艺复兴建筑之间的，1140年左右产生于法国的欧洲建筑风格。它由罗曼式建筑发展而来，为文艺复兴建筑所继承。哥德式建筑主要用于教堂，在中世纪高峰和晚期盛行于欧洲，发源于十二世纪的法国，持续至十六世纪，哥德式建筑在当代普遍被称作“法国式”（Opus Francigenum），“哥德式”一词则于文艺复兴后期出现，带有贬意。哥德式建筑的整体风格为高耸削瘦，以卓越的建筑技艺表现了神秘、哀婉、崇高的强烈情感，对后世其他艺术均有重大影响。哥德式大教堂等无价建筑艺术已列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其也成了一门关于主教座堂和教堂的研究学问。十八世纪，英格兰开始了一连串的哥德复兴，蔓延至十九世纪的欧洲，并持续至二十世纪，主要影响教会与大学建筑。

哥特式建筑的特点是尖塔高耸、尖形拱门、大窗户及绘有圣经故事的花窗玻璃。在设计中利用尖肋拱顶、飞扶壁、修长的束柱，营造出轻盈修长的飞天感。以及新的框架结构以增加支撑顶部的力量，使整个建筑以直升线条、雄伟的外观和教堂内空阔空间，再结合镶着彩色玻璃的长窗，使教堂内产生一种浓厚的宗教气氛。教堂的平面仍基本为拉丁十字形，但其西端门的两侧增加一对高塔。科隆大教堂是哥特式建筑的经典之作。

巴洛克（Barock）艺术风格起源于意大利。德国建筑师把意大利巴洛克同德国的民族建筑风格结合起来。到18世纪上半叶，德国巴洛克建筑艺术成为欧洲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这主要用于教堂和宫殿廷建筑。其特点是造型柔和，运用曲线曲面，追求动态，喜好华丽的装饰和雕刻。巴洛克风格有于教堂有表现神秘宗教气氛的作用，用于宫殿府邸则给人以富丽堂皇的豪华感。德累斯顿的宫廷教堂和维尔茨堡的主教宫是巴洛克建筑的两个例子。后来在巴洛克式的基础上还发展出一种纤巧玲珑的建筑和装饰风格叫洛可可（Rokoko）。

古典主义（Klassizismus）流行于18世纪后半叶和19世纪。当时人们受启蒙运动的思想影响，崇尚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在建筑方面古希腊罗马的柱廊、庙宇、凯旋门和纪功柱成为效法的榜样。采用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主要是博物馆、剧院等公共建筑和一些纪念性建筑。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是其中之一，它以雅典卫城的山门为蓝本。

随着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流行，巴黎在1671年设立了建筑学院，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家庭，他们瞧不起工匠和工匠的技术，形成了崇尚古典形式的学院派。学院派建筑和教育体系一直延续到19世纪。学院派有关建筑师的职业技巧和建筑构图艺术等观念，统治西欧的建筑事业达200多年。法国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作是规模巨大、造型雄伟的宫廷建筑和纪念性的广场建筑群。这一时期法国王室和权臣建造的离宫别馆和园林，为欧洲其他国家所仿效。[

文艺复兴式（Renaissance）建筑是欧洲建筑史上继哥特式建筑之后出现的一种建筑风格。十五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后传播到欧洲其它地区，形成带了有各自特点的各国文艺复兴建筑。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在文艺复兴建筑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

是随着人文主义思潮出现的建筑风格，最先在意大利兴起，从16世纪初开始，在德国流行了百十年左右。它在建筑轮廓上讲究整齐、统一、合比例与条理性，构图中间突出，两帝对称，窗间有时设壁龛、雕像。在德国文艺复兴式主要用于世俗建筑，如市政厅、宫邸和富商宅第。最为成熟的建筑实例有奥格斯堡市政厅等处。

文艺复兴建筑在理论上以文艺复兴思潮为基础；在造型上排斥象征神权至上的哥特建筑风格，提倡复兴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形式，特别是古典柱式比例，半圆形拱券，以穹隆为中心的建筑形体等。例如，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府邸，维琴察圆厅别墅和法国枫丹白露宫等。

以上各种建筑类型的区别实际是风格上的区别：罗曼式是哥特式的雏形并且以罗马式的风格为主导。哥特式是十字交叉拱的运用，以竖向线条为主导的建筑内部和外部形式。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们认为，哥特式建筑是基督教神权统治的象征。巴洛克是文艺复兴的一个流派，大量运用手法主义和透视法创造一种动态，不安，华丽，雄壮的风格形式。古典主义建筑指在古希腊建筑和古罗马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巴洛克建筑和古典复兴建筑，其共同特点是采用古典柱式。狭义的古典主义建筑指运用“纯正”的古希腊罗马建筑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样式和古典柱式的建筑，主要是法国古典主义建筑，以及其他地区受它的影响的建筑。古典主义建筑通常是指狭义而言的。文艺复兴建筑最明显的特征是扬弃了中世纪时期的哥特式建筑风格，而在宗教和世俗建筑上重新采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柱式构图要素。

第3篇：罗马的古典文化范文

内容提要: 学术界提及古代民法，一般都会谈到古代西方，或者是希腊，或者是罗马，而对古代东方的民事规范却很少关注，甚至认为在古代东方社会，根本就没有民法，或者说不存在比较系统、成熟的民法。针对学术界的这一倾向，本文以古代西亚地区的民事规范为切入点，联系古罗马民法进行一些比较分析，力图说明在古代东方（西亚地区），不仅存在着比较系统和成熟的民事规范，而且它比人类的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民法都要早，民法起源于古代东方，起源于古代西亚（两河流域）地区。

在我国民法学界，一般认为，民法起源于古代西方，是古代罗马法律文化的遗产。比如，张俊浩主编的《民法学原理》一书明确指出：“民法作为法律文化现象，导源于罗马私法。”{1}国内其他民法学著作和教材，大体上也都持同样的观点。如梁慧星教授著的《民法总论》和王利明教授、杨立新教授等著《民法学》，虽然没有明确说“民法起源于古代罗马”，但在其导论和第一章中，在阐述近代民法的历史渊源时，也都各自从古代罗马说起{2}。即使有些学者不同意这一主流观点，认为民法的起源还要更早，那也只是将时间前至古代希腊，如易继明教授就在其一些论著中认为，近代西方民法应该更早地追溯到古代希腊。

应该说，从狭义民法或形式民法（即将民法视为是调整社会平等主体如自然人、法人等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上来说，近代民法，包括“民法”一语，确实是来自罗马，来自罗马法上的jus civile一语。然而，“从民法发展沿革上讲，是先有习惯民法，后有成文民法”{2}。同时，只要有民事交换活动，就产生了规范和调整这些活动的规则体系，这种规则体系，就是广义民法或实质民法。如果我们对此理解形成共识，那么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古代西亚地区，就已经产生了民法—当时该地区就先后颁行了诸多楔形文字成文法典，其中所规定的条文绝大多数是着重于调整这类关系的民事规范。而这些民事规范尽管刑、民不分，诸法合体，但始终调整着人们之间如买卖、租赁、借贷、承揽等各类民商事交往关系，保护着人们对土地、房屋、果园、牲畜等的各种财产权利，规范着人类两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衍生出来的婚姻家庭关系。

本文针对学术界的上述主流观点，通过对古代西亚地区民事规范的详细解读，试图说明：古代东方（西亚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它凝聚了相当的人力、物力，创造出诸多赖以生存的财富，也促使文字、宗教、王权、法律等得以形成。其中以楔形文字写就的大量法律文集或法典，即所谓“楔形文字法典”最为耀眼。而在这些法律文集或法典中，就包含着大量的民事法律规范，也孕育了近代民法的胚芽。它比人类的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民法都要早，民法起源于古代东方，起源于古代西亚（两河流域）地区。

一、在古代西亚地区，存在着大量的民事活动和民事法典

学术界提及古代罗马法是近代民法的渊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在古代罗马，出现了比较发达的民商事活动以及因此活动产生了成文民事规范乃至民法典。一方面，罗马在比较早的时候（公元前3世纪前后），就存在着大量的民事活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当时，罗马的国土迅速扩大。农业、牧业、手工业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也得到发展。土地迅速集中，形成了大土地所有制；轮耕制的实行，经济作物（葡萄、橄榄等）的大量种植，牧场的扩大，奴隶劳动从家庭转入生产领域，新的生产工具（宽铧带轮的犁、割谷器、水磨）的出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各种矿山的开发，众多手工业部门的形成（仅罗马城内，就达80多种），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各种金属、纺织、陶器、玻璃和香料制品行销西欧各地，四通八达的海陆交通将帝国各部联结成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商品交换在西面达到英国，东部达到印度和

二、在古代西亚地区，存在着孕育民法的各种社会历史条件

考察民法的起源，除了证明民事活动的活跃、民事规范（法典）的存在之外，还要参照其他要素，特别是当时的各种社会历史条件。如我们在谈到古代罗马之所以能产生发达的私法（民法）时，就是根据它比较早地出现了财产私有制度、比较成熟的政权组织、比较进步的语言文字以及法律与宗教分离而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等等历史条件。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在古代西亚地区，也已经同样存在。比如，与上述发达的商品贸易活动相联系，古代西亚地区各民族国家中，居民个人的私有财产形态已经比较充分和完善。

正如当代学者e·a·斯派瑟(e. a. spelser)在《上古法律和文明》（early law and civilization）一书中所指出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普遍承认私有财产”和重视“在与社会和宇宙的关系中的个人权利”为其特征{4}。

由于古代西亚地区农业不发达，早期居民多以游牧方式为主要生存模式，人们的生活居住地变动性比较大，加上长年征战，王的地位的不确定性，因此，并无古代中国那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强烈意识。社会上的财富可以化为各个等级、各个阶层所私人占有或所有。比如，在古巴比伦时期，王室土地和公社所有土地之间的界限是比较清晰的。王室土地，就是王室的私有财产，它不是那种比较模糊的国家财产。而王室财产之外，就是自由民等级（如公社全权自由民阿维鲁、为王室服役的非全权自由民穆什根奴等）所拥有的财产。又如，在犹太人从巴比伦返回巴勒斯坦定居、重建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时期（公元前 538年一公元135年），先知们开始致力于宗教和社会改革，消除不同阶层之间的财产贫富不均现象，创建民族自治共同体。几个世纪以来，通过拉比们的判例及其诠释，不断强化了希伯来律法典籍所宣扬的平等观念。故希伯来社会十分强调平等保护本族人的私有财产，私权观念相当明确。

这样，古代西亚地区社会的私有财产状态，为民事规范在古代西亚地区的诞生、成长与发达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在人类最初的法律文明阶段，与刑法产生的情形相似，民法并不产生于人类自觉的制度创造，而是人类自发的习惯发现，是源于生活的法、被发现的法。古代西亚地区的民事规范就是这样而成为古代社会人类活动的最早制度规则之一。

又如，在古代罗马，诞生了比较成熟的政权组织形态和公民等级。早在王政时期，就有了立法的机构、行政的官员体系以及各种司法组织，罗马特殊的阶层平民（plebeians,源自plebs“普通民众”一词）参与政治活动比较踊跃。至共和国时代，政权组织形态更加完善，当时的民众大会、元老院、陪审法庭以及内事裁判官、外事裁判官等的政权组织异常活跃，罗马公民享受着高度的民主和自由。到帝国时代，虽然皇帝的统治日益专制，但其发达的政权组织和公民所享受的基本权利，与共和国相比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至公元212年，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 211 -217年在位）颁布著名的《安敦尼努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所有的居民。这一切，对保障以私有财产制为基础的民事交往活动的顺利展开，以及民事立法的活跃创造了很好的前提条件。

有趣的是，在古代西亚地区，也拥有比较特殊的政治文明形态。古代西亚地区各个民族，基本上都是游牧民族，以部落迁徙、军事征战为其生存特征。在这种生活模式之下，政权组成形式与传统中国、古埃及等以农业为生活背景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早在公元前3000年末，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作战胜利的部落首领，往往就是新建立的国家或王朝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的秩序，满足其官僚政治和行政管理之需，他们必须用各种利益来笼络住手下的亲信和骨干，迅速扩张所占领土，并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化国家。由此日益成熟的政权，其专制程度都要大大低于中国、埃及等其他东方国家。可以说，古代西亚地区的诸城邦和各民族政权，其专制（或民主）程度大体介于传统中国、古埃及等东方专制国家和古希腊、罗马等西方民主共和国之间。

这一政治状态，在政治文明（或政治生活）上的最重要表现就是在社会上也有一个比较独立的自由民等级。这个自由民等级除了从事国家的行政管理活动以外，还构成了社会上相对自由的、能够进行繁复的经济活动的民事主体。这一主体，其等级色彩不如传统中国、古埃及那么严重，其行为能力的独立性也比古代东方专制国家中的臣民要强得多。希伯来人的自由、平等、独立之情况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在苏美尔、巴比伦社会中的自由民各等级的阿维鲁和穆什根奴，其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可以相互转换，而此后盛行黩武主义的亚述帝国甚至不存在这种等级划分。这样一种政治状态，无疑也是民法产生和发达的重要社会条件。

再如，发达的语言文字也是民法产生的重要条件。在罗马社会，早期的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意大利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易于受到外族的入侵。从公元前2000 年至前1000年，原居住于欧洲大陆中部的印欧语系的居民，以及小亚细亚的伊达拉里亚人、希腊人等一股又一股地进入罗马地区，从而带来了语言的交流和丰富、成熟。至公元前6世纪，作为印欧语系的一支拉丁文就成为罗马地区的通用文字，并广泛用于各种正式的场合，如抄写法律、协约和墓志铭等{5}。至公元前 5世纪中叶，在制定著名的《十二表法》时，简明扼要、措词明确、优美流畅的拉丁文就帮助法典更加容易地成为人人遵守的规范。至前2世纪共和国末期，发达成熟的拉丁语言，终于帮助罗马法学家创造出了一系列简练、精确的法律概念、原则和制度，并得以传至后世。

据考古学家考证，古代西亚地区最早出现的楔形文字，本来就是和印欧语系属于一个大系统的{6}。这种楔形文字最初是由象形符号演变而来的。早在公元前 5000年时，在西亚地区就已经有300多个记号，它们不断地被使用在贸易上，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打磨，约公元前3500年，楔形文字终于由苏美尔人所创造，并最终定型。随着楔形文字的产生，苏美尔人的心灵也因此变得愈加开豁，民事交往以及商业活动中法律制度的创设也有了可能。公元前2500年左右，楔形文字日趋成熟，它是由用芦苇做成的带有三角形笔尖的笔在湿泥板上刻画而成的楔形符号组成。这些楔形符号的意义在于使真实的生活和固定的制度（如圣书、法典和诗歌）永久流传，也使各种独特的民事规范和商业惯例变得更加鲜明。楔形文字，成了古代西亚地区人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流的主要手段，也成为记载古代西亚各种民事规范的惟一工具，并推动了民事规范的法典化。

最后，宗教的状况对民法的起源也有影响。在古代罗马，虽然早期的法律受到宗教的影响，但后来就与宗教分开了，成为一个世俗的社会领域和完整的体系。其表现为：公元前5世纪中叶制定的《十二表法》，虽有关于宗教的一些规定（如第十表），但整个法典，已是一个比较彻底的世俗性法典，基本上摆脱了宗教的影响；公元前4世纪后，平民出身的人也开始能够担任神官。这样，就冲破了贵族—神官—神法与人法的媒介者这种传统体系。公元前198年，执政官阿埃利乌斯进一步以世俗官吏的身份，对法律进行解释、论述，并著书立说，从而，使罗马法最终成为一门世俗的学问而摆脱了神学体系。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法律包括民法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

与罗马的情况相似，在古代西亚地区，虽然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大影响，立法者（如汉穆拉比国王等）在法典的序言中，也都宣称自己是神的人，受神的委托颁布法律，统治人民。但我们研读古代西亚地区留下来的各大法典，从最早的公元前2100年前后的《乌尔纳姆法典》，到公元前1930年前后的《李必特·伊丝达法典》、公元前1770年前后的《俾拉拉马法典》、公元前1750年的《汉穆拉比法典》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世俗法典。虽然，我们不能说法律与宗教的分离是民法起源的必须条件，但至少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我们看古代希腊和罗马，看近代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民法发达史，应该清楚这一点。因为民商事活动摆脱宗教的束缚，民事规范（法典）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和成果，有利于民法的进步和发达，已经为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法律发展的历史所证明。[3]编辑

三、古代西亚地区民事规范是古代罗马民法的渊源之一

古代西亚地区，不仅有着活跃的民商事活动，制定颁布了一批成文民法典，是人类最早诞生民法的地区，而且，该地区与古代罗马的民法还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古代西亚地区的民事规范是古代罗马民法的来源之一。那么，古代西亚地区诞生的民事规范以及民法典，是通过什么途径或桥梁，传入古代罗马，并对其民法产生影响的呢？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一途径或桥梁，就是古代希腊，是古代希腊的民事立法。[4]

据考证，公元前6500年，就有来自古代西亚地区的居民大量迁移到爱琴海诸岛和希腊大陆，带来了发达的西亚农业文化，这些移民仍积极地保持着家乡习俗 {7}。至苏美尔人初创文明时期，古代西亚居民已经开始与希腊人建立起了进一步的联系。譬如，克里特岛出土了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时代的赤铁矿圆筒印章表明：古代西亚地区的苏美尔人、古巴比伦人在民事交往中契约订立、财产转让等法律效力的重要凭证之一—印章，其具体的效用已为古希腊人所认识，并有可能已适用于当时希腊社会商业贸易活动之中。

除了苏美尔、古巴比伦文明的影响之外，古亚述王国在安纳托利亚建立了商业殖民点，拥有完善的组织网络和完备的民事习惯法。古亚述发达的民事规则同样适用于其商业殖民地。而且，大批希腊人很早即从半岛来到西亚，或者定居做工，或者从军，譬如，新亚述帝国军队中就有不少希腊人。正是两地边贸和战争加强了古代西亚法律文明对外传播的力度，因此波及到了稍远的古希腊。这个离欧洲本土最近的东方国家，其法律文明直接影响了古希腊民族。公元前15世纪前后，赫梯王国颁行的《赫梯法典》是这一时期楔形文字成文法典的代表，该法典中的婚姻及家庭、财产及继承、经商及契约等规则，对古希腊的通商、文字以及法律等产生了间接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古希腊早期文明。

另一方面，通商是古代西亚地区和古希腊文明的共同特征之一，与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产生相仿，作为希腊字母的始祖，古老的腓尼基文字就源自商业。而腓尼基文字和楔形文字同属于苏美尔人的祖先闪米特民族的语言。公元前1000年，腓尼基字母传人希腊后，希腊人借此创造了希腊字母，因此成为希腊、罗马（拉丁）以及后世西方文字的渊源。有了文字才有了西方历史的黎明曙光。从此，西方文明开始学习并赶超了古老的东方文明。

与此同时，约公元前5世纪左右，希伯来的重要典籍《圣经》被译为希腊文，预示着一神教在地中海世界的兴起，也意味着古代西亚法的集大成者希伯来法有了一个传入希腊社会的直通桥梁。公元前4世纪中叶，马其顿王国征服古希腊后，又将古老的巴比伦作为帝国的首都，使得巴比伦城成为东西文明融合的中心，由此拉开了古代西亚地区“希腊化时代”的序幕。在社会生活和民事交往中，亚历山大大帝及此后的塞琉古王朝的君主均专门采取措施奖励征服者们与当地人的通婚及其他交往，长久以来根植于古代西亚民众生活之中的民事规范也因此愈加融入到异族征服者的社会生活。可以说，希腊化时代是架接起古代西亚地区和古希腊、古罗马等西欧国家的法律文明重要枢纽{8}。古希腊法、古罗马法中包含的不少东方法元素大多来自这一希腊化时代的文明碰撞。

这一重要的时期，尽管外来征服者的战争不断蹂躏着西亚地区和古希腊的民众，但地区间抑或民众中的商业往来始终未曾中断。[5]古代西亚地区楔形文字法典所遗存的民商事规范汲取了楔形文字法文明成就的希伯来法等开始为西方世界所认知与践行。这可以从一些记载有契约、申请书、诉讼案件记录的羊皮纸和碑文中窥见一斑。诸多的希腊化国家（如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小亚细亚的帕拉马王国等）私法方面均适用当地居民的成文法和习惯法。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促进了古希腊与古代西亚地区法律制度更实质性地融合。

公元前266年，罗马对居住有部分希腊人的泛希腊地区的征服，使罗马同希腊文化发生了更为密切的接触，为此后西方民法在古罗马的兴盛奠定了文明基础。尤其是至公元前30年共和国时期，罗马人不仅逐一征服了迦太基、马其顿、希腊半岛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而且还迫使古代西亚地区、安纳托利亚等地实际上沦为罗马的附庸。罗马进入帝国时代后，在帝国疆域东部，沦为行省的各地区其法律文明的交流有了更为具体的载体—用东方文字（叙利亚文、阿拉伯文和亚美尼亚文）编辑而成的法学典籍，在帝国东部广泛地流传。这些教科书不仅“注意到一些最新谕令所做的修改，有时还考虑到行省法中的规范”{9}，并在公元6世纪发展为查士丁尼《民法大全》。

为此，当代美国学者博厄兹·科恩（boaz co-hen)将这一时期形成的古希伯来口传律法与古希腊-罗马法（graeco-roman legal）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了在各自的民法中有许多对应的术语和相似的法律制度{10}。要言之，古罗马法与希伯来法发生密切联系主要反映在《耶路撒冷塔木德》之中，在这一典籍中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犹太教圣经注释家们对《圣经法典》的编辑与校正而形成的《密西拿》，反映了在古罗马人统治下，两地法律之间的直接交流{11}。诸如，古罗马法中的特有产（peculium)、抵押（hypotheca)、动产遗嘱（will/testament)、买卖文契或账单（bill/bill of sale)等，在希伯来口传律法中均可一一找到。而“庭审备忘录” (bench)、“裁决文书”（table) 、“换币官”(money changer)、“银行业者” (banker）等古代西亚地区民事规范中常见的称谓则出现在古罗马民法之中{12}。

通过以上的论述，笔者认为，古代西亚地区的民事规范，不仅是先于古代罗马的人类最早的民法渊源，而且也同时是（希腊）罗马民法的历史渊源之一。我们开展对这一地区民事规范的研究，并质疑古代罗马民法的最早渊源地位，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要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世界民法之起源、发展、演变的线索和途径，并探索其发展的内在的规律，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代民法的内涵与本质。但这一宏大的工作，仅靠少数学者是无法胜任的，需要我们更多的民法学者和法律史学者的共同努力。本文仅仅是一块引玉之砖，抛出来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以便大家一起来开垦这块处女地。

注释:

[1]此外，古代西亚地区还存在着大量的民事文献（民事法律文书、信件、教本等），诸如《苏美尔法律研习本》、《苏美尔亲属法律研习本》、《苏美尔法律样式册》，以及古亚述、新亚述的民事文献，希伯来律法典籍中的民事规约，等等。这些文献，均反映出当时的许多民事规则，这些规则混缠在具体的农耕、商旅、家事以及、日常操行等民众生活之中，它们经历了战争与时间的洗礼，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均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在古代西亚社会的同一运行中基本发挥着规范人们民商事行为的功能，足以成为民法起源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2]迄今考古出土文献业已证明，在这些古代西亚地区的文献中，属于民法范畴的内容特别多。可以说，是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赫梯人以及希伯来人共同缔造了古代西亚地区的民事规范。它对后世的影响力在《圣经》中还可以找寻得到。时至今日，古代西亚地区民事规范甚至借助于希腊法、罗马法以及教会法等，仍间接地影响着西方社会。

[3]至于古代西亚地区的最后一个法律体系希伯来法，虽然是宗教法，但它对该地区民法规范的贡献，主要是继承，而非具体条文和制度的创造。如果说它有一点创造，则主要是在民法（契约）理念方面，而这又对希腊和罗马的民法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因此，说法律与宗教的分离有助于民法的起源和发展，在总体上是说得通的。

[4]而古希腊民法对古罗马民法的影响则早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譬如，古希腊法对民事主体的规定奠定了后来罗马法的人法制度，有关质押及抵押的应用也为后来的罗马法所吸收。"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罗马法渊源-《十二表法》表明，古希腊对于罗马文化和文明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西塞罗和盖尤斯的著述都暗示：他们确信，罗马法起草之时，一个立法委员会曾被派往雅典学习希腊法和法律制度，这是一段不争的历史。"（参见peter de cruz,comparative law: in a changing world, 2nd ed.，cavendish publishinglimited, 1999, p.11)。古罗马私法的发达应该有着古希腊民法的贡献。

[5]早在193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翰·弗雷德里克·刘易斯(john frederick lewis, 1885-1932)夫妇就整理和破译了大量出土于这一时期西亚地区的楔形文字商业文献，它们多是古波斯统治时期的民商事文献，其中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国之君居鲁士大帝统治时期的文献最多，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具体包括有关某房屋所有权的、某交易中个人义务的、20只小羊羔买卖事宜的、有关某债务奴隶买卖价格条款、在某阿卡德人法庭上所发生的一次寄存关系、某一项个人的委托、某一房屋的买卖、20名奴隶的租借，等等。其他波斯国王加冈比西斯（cambyses，-前522年，公元前529-前522年在位）、薛西斯一世（xerxes，公元前519-前465年，公元前485 -前465年在位）、阿塔泽克西兹一世（artaxerxes，-前424年，公元前464-前424年在位）等统治时期的民商事文献也有不少。see har-old g. stigers, neo-and late babylonian business documents from thejohn frederick lewis collection,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vol. 28,no. 1. (jan. ,1976)，pp.3-59.

【参考文献】

{1}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

{4}e. a. spelser. early law and civilization [ j ]．ca-nadian bar review, oct. 1953：873-875.

{5}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上卷）[m]．赵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19.

{6} f. j. m. feldbrugge ed. the law's beginning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3：116.

{7}黄民兴．试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

第4篇：罗马的古典文化范文

【考点解读】

考点一 古埃及的金字塔

金字塔矗立于非洲尼罗河流域，是古代埃及国王的陵墓，是国王权力的象征。因为外形近似汉字“金”字，所以我国称它们为金字塔。

【例1】（2016・山东青岛・30）阿拉伯人有一句谚语：“人间惧怕时间，而时间惧怕金字塔。”历经数千年风雨沧桑的金字塔， 仍然屹立在茫茫沙漠的边缘，见证人间世态的变迁。金字塔是（ ）

A.古代埃及国王的宫殿

B.古巴比伦国王的宫殿

C.古代埃及国王的陵墓

D.古巴比伦国王的陵墓

【解析】本题考查古埃及金字塔矗立的国家及功用。据所学知识可知，金字塔是古代埃及国王的陵墓，C符合题意。金字塔是陵墓不是宫殿，排除A、B；金字塔位于古代埃及，排除D。

【答案】C

【例2】（2016・湖南郴州・13）位于非洲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下列文明成就属于古代埃及的是（ ）

A.种姓制度

B.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

C.甲骨文

D.汉谟拉比法典

【解析】本题考查了非洲尼罗河流域古埃及的文明成果――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金字塔是非洲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的代表作，是古代埃及国王的陵墓，是权力的象征，是古埃及文明的标志之一。种姓制度是古代印度的，排除A；甲骨文是中国的文字，排除C；汉谟拉比法典是古巴比伦王国颁布的法典，排除D。

【答案】B

【拓展延伸】金字塔是古代埃及早期文明的标志，是劳动人民智慧和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是古代劳动人民被古埃及国王（法老）奴役的历史见证。

考点二 汉谟拉比法典

1.目的：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

2.制定者：古巴比伦王国的国王汉谟拉比。

3.诞生地点：古巴比伦王国（两河流域）。

4.内容：法典条文共282条，刻在一个巨大石柱上。法典宣扬“君权神授”，还规定奴隶可以买卖，可以抵债；奴隶可以被任意杀死，凶手只需赔偿奴隶主的财产损失，无须偿命，等等。

5.历史地位：是世界上现存的古代的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

【考查角度】中考考查的重点是汉谟拉比法典出现的国家、大河流域及其历史地位。除单独以选择题、识图题等形式考查外，该考点也通常与其他法律文献综合，以列举题等形式考查。

【例3】 （2016・山东聊城・18）楔形文字既有语义符号，又有语音符号。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体系完备的成文法典。这两大文明成果均诞生于下列哪一地区（ ）

【解析】本题考查汉谟拉比法典诞生的大河流域。据所学知识可知，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体系完备的成文法典，其诞生于西亚的两河流域。据此分析选项可知：A是东亚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不符合题意；B是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不符合题意；C是西亚的两河流域，符合题意；D是非洲的尼罗河流域，不符合题意。

【答案】C

【拓展延伸】汉谟拉比法典的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西亚乃至更广阔的区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典超越了时代，更引领了时代，从中可以认识到法律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点三 种姓制度

1.形成：雅利安人入侵古代印度之后，逐渐产生不同的等级，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史称“种姓制度”。

2.内容：

3.特点：各个等级之间高低贵贱有别，下一等级的人没有资格从事高一等级的职业，不同等级的人不得通婚。

4.实质：严格的等级制度。

5.影响：种姓制度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并对后来印度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考查角度】中考考查的重点是种姓制度的实质及四个等级的名称。题型通常以选择题、材料解析题为主。

【例4】（2016・山东泰安・32）下列示意图能够反映古代印度种姓制度的是（ ）

【解析】本题以图片的形式考查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观察图片可知，A反映的是西周的分封制；B反映的是秦朝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C反映的是西欧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种姓制度包括“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所以D图反映的是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

【答案】D

【拓展延伸】古代亚非文明之比较：

考点四 世界三大宗教

1.佛教：

（1）背景：古代印度社会矛盾尖锐。

（2）时间：公元前6世纪。

（3）地点：古代印度。

（4）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

（5）主要教义：倡导“众生平等”，反对婆罗门的特权地位。认为世界万物的发展都有因果缘由；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人必须消灭欲望、刻苦修行。

（6）传播：向南最先传入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向北经中亚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7）节日习俗：“浴佛节”“成道节”“涅节”。

2.基督教：

（1）背景：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遭受苦难，渴望“救世主”的到来。

（2）时间：1世纪。

（3）地点：巴勒斯坦地区。

（4）创始人：耶稣（救世主）。

（5）主要教义：耶稣就是“救世主”。耶稣叫人忍受苦难，死后就可以升入“天堂”。

（6）传播：4世纪时，罗马统治者定基督教为国教。后来，基督教传遍了欧洲各国。

（7）节日习俗：“圣诞节”“复活节”等。

3.伊斯兰教：

（1）背景：阿拉伯半岛处于分裂状态，人们渴望统一。

（2）时间：7世纪。

（3）地点：阿拉伯半岛的麦加。

（4）创始人：。

（5）主要教义：信仰唯一的神“真主”，主张顺从。伊斯兰教的信徒被称为“穆斯林”。

（6）经典：《古兰经》。

（7）传播：中世纪时，伊斯兰教传到亚洲其他地方和北非等地，对这些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8）节日习俗：“开斋节”“宰牲节”等。

【考查角度】世界三大宗教是中考考查的重点和热点，主要考查三大宗教的产生时间、产生地点、创始人、主要教义及节日习俗。除单独考查外，也经常综合考查其异同点。考查题型以选择题、简答题等为主。

【例5】（2016・四川成都・14）“他收了12名弟子，在巴勒斯坦各地传教；他诅咒剥削者，说他们的灵魂要升入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这里的“他”是指（ ）

A.释迦牟尼 B.耶稣

C. D.三藏法师

【解析】本题考查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由材料中的“巴勒斯坦”“灵魂要升入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等信息，联系所学史实可知他是耶稣。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地点是古代印度，创立伊斯兰教的地点是阿拉伯半岛，三藏法师是佛教弟子，排除A、C、D。

【答案】B

【例6】（2015・黑龙江绥化・18）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作为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其共同特点是（ ）

①都诞生于公元以前 ②都诞生于亚洲 ③最后都为统治者利用 ④它们的传播都有利于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解析】本题考查世界三大宗教的异同点，考查学生的比较辨析能力。佛教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分别诞生于7世纪和1世纪，①错误；三大宗教都诞生于亚洲，②正确；统治者利用宗教让人忍耐顺从的教义，来加强对人们的思想统治，③正确；三大宗教的传播都有利于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④正确。

【答案】B

【拓展延伸】世界三大宗教的相同点：

（1）背景：都是在当时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诞生的。

（2）诞生地：都诞生在亚洲地区。

（3）教义：都有主张人们忍耐顺从的教义，统治者利用其对人们进行思想统治。

（4）传播发展：都曾被定为国教，受到统治者的扶植和发展。

（5）影响：信徒众多，对现实政治、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考点五 雅典伯利克里时代的民主政治

1.时间：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

2.当政者：伯利克里。

3.发展民主的举措：伯利克里扩大了公民的权利，很多公民担任了政府公职。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可以参加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决定内政、外交、和平、战争等重大问题，他们在行政和司法机构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4.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

5.结果：伯利克里当政时期，雅典达到全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奴隶制民主政治发展到了古代世界的高峰。

6.评价：①积极影响：它为雅典的昌盛提供了政治上的条件和保障，把古代世界的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对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②局限性：伯利克里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政治家，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质是奴隶主阶级对奴隶阶级的。在雅典，只有成年男性公民才享有民利，广大的外邦人、妇女、奴隶没有民利。

【考查角度】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中考的高频考点和考点。重点是为雅典民主政治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伯利克里、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考查题型以选择题、材料解析题等为主。

【例7】（2016・江苏徐州・22）假如你穿越时空隧道，来到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雅典，可能遇到的场景是（ ）

A.观看楔形文字铭刻的法典

B.国王任命陪审法庭官员

C.妇女参与公民大会的表决

D.公民大会决策重大事务

【解析】本题考查雅典的民主政治。楔形文字铭刻的法典在西亚，排除A；雅典的陪审法庭官员由抽签决定，排除B；雅典伯利克里时期，只有成年男性公民才能参与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的表决，决定内政、外交、和平、战争等重大事务，排除C；D符合题意。

【答案】D

【例8】（2016・海南・13）“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公民一律平等，有权参与国家管理。除十将军外，国家各级官职向所有公民开放，通过选举产生。”该材料叙述的是雅典（ ）

A.种姓制度 B.等级制度

C.民主政治 D.君主专制

【解析】本题考查雅典的民主政治，考查学生的材料分析能力。种姓制度是古代印度的，与雅典不符，排除A；等级制度、君主专制与材料“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公民一律平等”的信息不符，排除B、D；材料叙述的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行情况，C符合题意。

【答案】C

【拓展延伸】古代希腊文明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1）政治方面：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2）文化方面：现代奥运会、欧洲戏剧等。

（3）科技方面：杠杆定律、浮力定律的运用。

考点六 古代世界的战争与征服

1.希波战争：

（1）原因：波斯帝国的侵略和扩张。

（2）时间：公元前5世纪。

（3）交战双方：希腊和波斯。

（4）著名战役：马拉松战役。（为纪念希波战争――马拉松战役中的长跑英雄菲迪皮茨设立了马拉松长跑）

（5）结果：希腊军民经过顽强战斗，彻底战胜了波斯侵略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2.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

（1）时间：公元前4世纪。

（2）路线：亚历山大大帝出兵东征，扫荡小亚细亚，攻入埃及，占领两河流域，灭掉波斯帝国，远达印度。

（3）结果：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

3. 罗马帝国的扩张：

（1）概况：公元前27年以后，罗马帝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疆域不断扩大。2世纪，达到最大规模。罗马帝国地跨欧亚非三洲，地中海成为它的内湖。

（2）影响：一方面充满暴力，另一方面罗马文化渗透到它统治过的广大地区。

【考查角度】古代世界的战争是人类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和融合的一种方式。中考考查的重点有希波战争、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和罗马的扩张。可以单独考查，也经常结合人类和平交流的方式进行综合考查。考查题型以选择题和材料解析题为主。

【例9】（2016・湖南衡阳・10）英国人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说：“随着这一战，我们也就站在了西方世界的门槛上面，在这个世界之内，希腊人的智慧为后来的诸国奠定了立国的基础。”文中“这一战”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它是东西两大古文明的碰撞，在世界古代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请你判断，“这一战”是 （ ）

A.希波战争 B.布匿战争

C.罗马内战 D.

【解析】抓住材料中“希腊人的智慧”“公元前5世纪”“东西两大古文明的碰撞”等信息分析选项。公元前5世纪，西亚的波斯帝国三次出征希腊，史称希波战争，这场战争是东方与西方的一次重要碰撞，A符合题意。布匿战争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排除B；罗马内战与“东西两大古文明的碰撞”不符，排除C；发生在11―13世纪，排除D。

【答案】A

考点七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1.阿拉伯人：

（1）阿拉伯人把中国古代的发明传入西亚和欧洲等地，也给中国带来了阿拉伯的天文学和医学知识，以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他们在不同文明之间搭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了这些地区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2）改造并传播了由印度人发明的“阿拉伯数字”。

2.马可・波罗：

（1）马可・波罗来华：127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前往中国，到达中国后，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被留在元朝朝廷中任职。他在中国生活了17年，从海路回国。

（2）影响：记述马可・波罗东方经历和见闻的《马可・波罗行纪》一书，激起欧洲人对东方的憧憬和向往。

【考查角度】和平交往是人类文明之间交流和融合的主要方式。中考考查的重点是阿拉伯数字的发明和传播、马可・波罗来华时中国所处的朝代及《马可・波罗行纪》的影响。考查的主要题型是选择题、简答题和材料解析题。

【例10】（2015・湖南怀化・13）我们在数学运算中经常使用的“0、1、2、3、4、5……”这十个阿拉伯数字的发明者是（ ）

A.古印度人 B.古阿拉伯人

C.古埃及人 D.古希腊人

【解析】本题考查阿拉伯数字的发明者。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古代印度人发明了阿拉伯数字，A符合题意；古阿拉伯人改进和传播了阿拉伯数字，B不合题意；C、D是干扰项，排除。

【答案】A

【例11】 （2015・新疆・7）世界古代文明交往的方式，既有和平交流也有武力冲突。下列各项中明显与其他交往方式不同的一项是 （ ）

A.阿拉伯数字的发明与传播

B. 希波战争

C.亚历山大大帝东征

D.罗马征服地中海

【解析】阿拉伯数字的发明与传播是和平交流；希波战争、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和罗马征服地中海都是武力冲突，所以A与其他三项交往的方式不同。

【答案】A

【拓展延伸】文明交流互鉴应遵循的原则：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平等的。文明的交流应该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文明交流互鉴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善于学习先进的外来文明，改革创新等。

【强化训练】

1.金字塔神秘而雄伟，不但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往观看，更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下列有“金字塔的国度”美誉的是（ ）

A.古中国 B.古印度

C.古埃及 D.古巴比伦

2.“法典建立在两个最著名的原则基础上，此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让买方小心提防’。……它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成文法律条文，是人们研究古代巴比伦经济制度与社会法治制度的极其重要的文物。”材料所述“法典”诞生于（ ）

A.尼罗河流域

B.印度河流域

C.黄河流域

D.两河流域

3.“假如你未见过雅典，你是个笨蛋；假如你见到雅典而不狂喜，你是一头蠢驴；假如你自愿把雅典抛弃，你是一头骆驼。”雅典公民之所以如此自豪，是因为伯利克里时期他们 （ ）

A.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度

B.享有充分的民利

C.实行了男女真正平等

D.完善了王位继承制度

4.在雅典，公民大会是其最高权力机关，在公民大会上，公民自由发言或展开激烈的辩论，共同商议城邦大事，最后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下列人物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决定城邦大事的是（ ）

A.外邦人

B.全体公民

C.成年男性公民

D.成年女性公民

5. 2016年6月8日，3000多名国内外马拉松爱好者齐聚新疆奇台县，参加“江布拉克”杯国际半程马拉松比赛。与该赛事相关的战役是（ ）

A. 亚历山大东征

B.布匿战争

C.希波战争

D.特洛伊战争

6.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016年4月13日发表新加坡原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吴俊刚撰写的题为《伊斯兰世界内部矛盾深化》的文章。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是（ ）

A.耶稣

B.乔达摩・悉达多

C.荷马

D.

7.郑州市某校九年级历史兴趣小组在开展研究性学习时收集了希波战争、布匿战争、马可・波罗来华等素材，这些素材反映的共同主题是（ ）

A.中华文化的吸引力

B.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C.文明的冲撞与融合

D.帝国的扩张与崛起

8.有人说：阿拉伯民族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下列史实不能为该观点提供论据的是（ ）

A.把阿拉伯数字传到世界各地

B. 把中国四大发明传入西亚和欧洲

C.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

D. 把拉丁字母传到亚洲

9.中东地区是一个古老神秘而又美丽富饶的地方。

（1）____________________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是古埃及法老专制统治的历史见证。

（2）____________________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该法典是用____________________文字刻写的。

（3）世界三大宗教中诞生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阅读图文资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雅典民主制政治家伯利克里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的制度被称作民主政治，那是千真万确的……就法律而言，一切人在解决他们私人纠纷方面都是平等的；就人的价值而言，无论任何人以何种方式显露出优于他人担任一些荣耀的公职，那不是因为他们属于特殊的阶级，而是由于他们的个人才能。”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1）伯利克里当政期间，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情况如何？文中描述的雅典民主政治的两个特征是什么？

材料二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说希腊文明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3）通过对以上问题的讨论与探究，你从希腊文明的传播和影响中得到了哪些认识？

11.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为此，九年级某历史兴趣小组以历史上“古代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为主题，开展了研究性学习。请你参与活动。

【文明之源】

（1）图1中的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人类早期文明的四个区域，请你找出下列文明成就对应的区域。

（2）对比图1和图2，指出古代亚非文明与以古代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产生的自然地理环境有何不同。

【文明交流】

在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文化只有在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和交融中，才能显示出它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魅力，并不断繁荣发展，更好地走向世界。我们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时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北京晨报》

（3）根据材料，指出在不同文明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持怎样的心态。你认为古代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与借鉴的主要方式有哪两种？各举一例加以说明。

【文明之思】

截至目前，共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方制定出台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并同30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

第5篇：罗马的古典文化范文

关键词：古典时期 X形椅 折叠椅 西方家具

作为折叠椅的前身，X形椅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早在古埃及时期便出现了一种可折叠的矮凳及可折叠的X形礼仪椅。在历史的演变中，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它被冠上各种名称：但丁椅、剪刀椅、拿破仑椅、礼仪椅、折叠椅、X形椅等等。名称千差万别，功能也大相径庭，但却始终没有离开基本的“X”形椅腿元素，因而在文章中将其统称为“X形椅”。

一、西方古典时期X形椅简介

在被西方学术界称为“古典时期”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X形椅”曾得到了广泛的利用和高度的重视，甚至成为一种权利和地位的象征。

古希腊、罗马的“X形椅”（图1、图2）分为可折叠和不可折叠两种，椅腿分为交叉式的动物腿形和笔直的交叉形，座面都用皮绳或皮带织成，材料上多采用青铜制作。椅子是凳子的发展，X形椅则是由早期的折叠凳发展而来。这种折叠凳小巧轻便，便于携带，最初是一些时常外出的人使用，由于其方便性，渐渐为权贵们喜爱，通过改良，加上靠背、扶手，甚至饰以华丽的装饰，成为古代军队指挥官的专座，在罗马的平民法庭上也出现了这种X形椅。

“X形椅”名称来自于其交叉的椅腿形式，区别于其他类别椅凳的一个重要特征。古典时期，“X形椅”能成为权贵的专座，权力地位的象征，一方面是由于其独特的功能美：可折叠、易携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其椅叉的形式美。最有力的佐证莫过于在后来，为了强调这种交叉的“X”结构，出现了把两侧交叉的椅子腿转到正前方交叉的“X”形椅。

折叠凳因其独特的可折叠性而受到喜爱和重视，这点不难理解。但仔细观察古典时代的X形椅，我们会发现这些椅子很多只是做成了X形状，功能上并不能折叠，有的甚至用青铜制造，也提不上轻便，此时的X腿已失去了它最初的意义，然而不能折叠的X形椅仍然层出不穷，十分流行，这个现象不由得让我们产生思考：为何这种“X”形的椅子能从伟大的古典时期流传盛行到文艺复兴时期，并成为权力地位的象征，与天性稳重威严的四脚方椅分庭抗礼呢？

二、西方古典时期X形椅成因分析

人类造物的动力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这种需求又分为审美的和功能的。以需求为目的的造物设计思想直接受到人们所属时代的文化背景的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一个时代的宗教文化、世俗文化、礼仪文化等社会文化背景造就了这个时代人们独特的审美需求和功能需求，并最终将其映射到艺术品或是器物的风格上。同时，一个时代的工艺技术水平又决定了人们是否能够制造出适合于社会各阶层生产、生活和审美所需的器具。文化与工艺技术共同作用，影响了一个时代艺术品及器物的形式与功能。

古典时期“X形椅”之所以能得到广泛的利用和高度重视，其成因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时代精神与风俗概况脱不了关系。下面，将从古典时期的世俗文化背景和工艺技术水平两个层面来探讨—下其中的内涵。

1.古典时期世俗文化影响下的X形椅

欧洲有句谚语：“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归于罗马”，从中一来可以看出古希腊和古罗马是欧洲人的光荣与骄傲，另外也可窥见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时代特征。古希腊人是一个理性而积极的民族，他们热爱美好的事物，尊重知识，向往民主与自由，他们在诗歌、戏剧和建筑上创造了令人惊叹的艺术成就。古罗马人则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他们黩武好战，崇尚英雄主义，有着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群体精神，热衷于建造宏伟壮丽的建筑。

古希腊“尚美”。在希腊字母中，“＼”示遮蔽，“/”表示光，两者交叉，表示光明对黑暗穿透和展现。“X”还十分神秘，它常常用来表示未知、无限，数学中就通常用“X”表示方程中未知数的值。对“X”形态的使用十分符合希腊人崇尚美、向往自由的秉性。这一时期的家具表现出自由活泼的气氛，线条简洁、流畅，造型轻巧，力学结构和受力状态良好。当时流行甚广的“克里斯莫斯”椅，就有着四条做成马刀形曲线的腿，支撑着一个编织的座面，整体上雅致优美、结构匀称，成为古希腊流传至今最有名的一把椅子。正是这种对优美曲线的偏爱，使得古希腊时期出现了有着交叉动物腿的“X”形凳，并受到当时人们的喜爱而广泛应用。

古罗马“尚武”，他们很喜欢建造各种雄伟壮丽的建筑来彰显国力强盛和经济繁荣，他们创造了巨大的斗兽场、万神庙等等宏伟的建筑。在家具领域，古罗马大部分继承了古希腊的艺术，并在此程度上有所创新。这一时期的“X”形椅，少了希腊时代优美轻巧的特质，椅腿线条略显粗壮，材料上也多用青铜制造，更显稳重。古罗马人重视力量与剑术，全民皆兵，对于他们而言，血刃拼搏、荣立战功是获得政治地位和社会声誉的前提。“X”形椅交叉的椅腿更像是两把交叠的利剑，代表着力量与威严。在罗马共和时期，“X”形椅广泛出现在平民法庭上，成为执行官的座椅，象征着尊严和高责。此外，在罗马数字中，X表示十。而“十”是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数字，基督教中基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十字架是基督教的重要圣物之一，罗马人对于“十”的膜拜与喜爱自然会拓展到“X”上。

2.古典时期工艺技术水平影响下的X形椅

人类的造物活动是以对自然界的物质材料性能的认识为基础的。当人类造物设计艺术发展到一个阶段，人们总是运用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技术，选择最实用的材料制造适合于社会各阶层生产、生活和审美所需的器具。

古希腊文明是在吸收了东方文化的精华，经历了数千年的锤炼才形成的。古老的文明古国埃及对古希腊文明有深远影响。用于木工的工具，在埃及早已发展的十分成熟，在第五王朝时期的墓中发现的绘图中，就展示了木工们使用锯子、木槌、凿子、弓钻和摩擦器加工木材的情景。到第十八王朝，人们已经学会将金属贴到木头上加固，利用金属钉连接结构。发展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木工的工具袋已经相当完备，对金属的利用也很是熟练。

“X”形椅一般是有四条椅腿，两两交叉连接，然后连接到一个共同的座面上。寻常的四方椅，只需要简单的榫卯结构即可作出坚固的连接，材料上全部木材即可。而制作“X”形椅则需要建立一个可旋转的铰链结构，使得椅腿可以相对旋转。这样一来就需要有特别坚硬的轴心，用以连接交叉的两条椅腿，以及适宜钻孔的木材。在当时木工水平高超和金属材料广泛利用的环境下，制作可折叠的椅子变得十分容易，这成为“X”形椅广泛流行的强有力技术支持。

第6篇：罗马的古典文化范文

古希腊建筑

古代希腊是欧洲文化的摇篮，同时也是西欧建筑的开拓者。古希腊建筑风格的特点主要是和谐、完美、崇高。在建筑方面，古希腊人的遗产可以认为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希腊建筑所包含的形象模型，第二个方面就是希腊人对建筑的本质看法。建筑形式总是让人被动地接受，而关于建筑的本质看法只能意会于心。人们知道要恰当设计一个建筑物的维度，就必须遵循一定的数学比例。这种观点是希腊人的，不管在本质上，还是在选择适当的比例上。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再次现身，有时建筑形式的完美性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些偏爱的形状。

雅典卫城与帕提农神庙

雅典卫城是希腊最杰出的古建筑群，是综合性的公共建筑，为宗教政治的中心地。其建筑与地形结合紧密，极具匠心，是古希腊建筑艺术的代表作。现存的主要建筑有卫城山门、雅典娜女神庙、帕提农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胜利神庙等，另有一座现代建筑卫城博物馆。雅典卫城的山门译名为普罗彼拉伊阿，建于公元前437～432年。为了因地制宜，卫城的入口做成不对称形式。主体建筑为多立克柱式，当中一跨较大，净宽3.85米，突出了大门。内部采用爱奥尼柱式，装饰华丽。北翼是展览室，南翼是敞廊。从山门口就可以看到雅典卫城的中心一雅典娜女神铜像。帕提农神庙是雅典卫城的主体建筑，坐落山上的最高处。其形制是希腊神庙中最典型的，即长方形平面的列柱围廊式。它是古希腊建筑艺术的纪念碑，代表了古希腊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被称为“神庙中的神庙”。

古罗马建筑

古罗马建筑是古罗马人沿习亚平宁半岛上伊特鲁里亚人的建筑技术，继承古希腊建筑成就，在建筑形式、技术和艺术方面广泛创新的一种建筑风格。古罗马建筑在公元一至三世纪为极盛时期，达到西方古代建筑的高峰。古罗马建筑的类型很多。有罗马万神庭、维纳斯和罗马庙，以及巴尔贝克太阳神庙等宗教建筑，也有皇宫、剧场角斗场、浴场以及广场和巴西利卡等公共建筑。居住建筑有内庭式住宅、内庭式与围柱式院相结合的住宅，还有四、五层公寓式住宅。古罗马世俗建筑的形制相当成熟，与功能结合得很好。

罗马角斗场

罗马角斗场是古罗马建筑工程中最卓越的代表，是古罗马帝国的象征，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罗马角斗场分四层，一、二、三层有半露圆柱装饰，每两根半露圆柱之间即为一座拱门。第四层为长方形窗户和长方形半露方柱构成。场中心的竞技和斗兽处，也呈椭圆形。台下建造许多地窖，供角斗士化装准备搏斗和关闭猛兽之用。据记载，角斗场竣工后，各种表演持续了100天，动用了5000头狮子、老虎和其他猛兽，还有3000名由奴隶、俘虏、罪犯和基督徒组成的角斗士。他们大部分都惨死在角斗场上。

罗马万神庙

罗马万神庙是世界上灵魂建筑之一。万神庙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圆形广场的北部，是罗马最古老的建筑之一，也是古罗马建筑的代表作。建筑纪念性的走廊最初面对一个矩形的列柱式庭院。建筑内部是一个圆柱体，上面耸立起半圆形的圆顶。门的对面上一个凹进去的、半圆形的后殿，两边分别有三个璧龛，自然光线仅可以通过圆顶中心的视孔照进来，随着太阳的运动，美仑美奂的图案照在墙壁以及斑岩、花岗岩和黄色的大理石地板上。

罗曼建筑

罗曼建筑是10～12世纪，欧洲基督教流行地区的一种建筑风格，多见于修道院和教堂。罗曼建筑承袭初期基督教建筑，采用古罗马建筑的一些传统做法如半圆拱、十字拱。经过长期的演变，逐渐用拱顶取代了初期基督教堂的木结构屋顶，后来又逐渐用骨架券代替厚拱顶。随着罗曼建筑的发展，中厅愈来愈高。为减少和平衡高耸的中厅上拱脚的横椎力，并使拱顶适应于不同尺寸和形式的平面，后来创造出了哥特式建筑。罗曼建筑作为一种过渡形式，它的贡献不仅在于把沉重的结构与垂直上升的动势结合起来，也是建筑史上第一次成功地把高塔组织到建筑的完整构图之中。

意大利比萨主教堂建筑群

比萨主教堂是罗曼建筑的代表作。它的钟塔和洗礼堂，是意大利中世纪最重要的建筑群之一。它是为纪念1062年打败阿拉伯人，攻占巴勒摩而造的。主教堂是拉丁十字式的，全长95米，有四排柱子。中厅用木桁架，侧廊用十字拱。正面高约32米，有四层空券廊作装饰，形体和光影都有丰富的变化。钟塔(1174年)在主教堂东南20多米，圆形，直径大约16米，高8层，中间6层围着空券廊，后来，由于基础不均匀沉降。塔身开始逐年倾斜。但由于结构的合理性和设计施工的高超技艺，塔体本身并未遭到破坏，并一直流传至今，历时近千年。也就是享誉世界的比萨斜塔。

拜占庭式建筑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拜占庭建筑是在继承古罗马建筑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由于地理关系，它又汲取了波斯、两河流域、叙利亚等东方文化，形成了自己的建筑风格，并对后来的俄罗斯的教堂建筑、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建筑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拜占廷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把穹顶支承在4个或者更多的独立支柱上的结构方法和相应的集中式建筑形制。与古罗马的拱顶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圣索菲亚大教堂

拜占庭建筑最光辉的代表是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座教堂建于东罗马皇帝Juslinian统治时期，是拜占庭帝国极盛时代的纪念碑。圣索非亚大教堂教堂恢宏无比，充分体现出了卓越的建筑艺术，从而也成为了后来伊斯兰清真寺的设计模板。教堂采用集中式设计，东西长77.0米，南北长71.0米。布局属于以穹隆覆盖的巴西利卡式。中央穹隆突出，四面体量相仿但有侧重，前面有一个大院子，正南入口有二道门庭，末端有半圆神龛。别具风采的圆顶由两个半球形拱门支撑，这座雄伟堂皇的教堂是古代建筑的珍品，对于以后的建筑产生了重大影响。

哥特式建筑

哥特式建筑是11世纪下半叶起源于法国，13～15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建筑风格。主要见于天主教堂，也影响到世俗建筑。哥特式建筑以其高超的技术和艺术成就，在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哥特式教堂的结构体系由石头的骨架券和飞扶壁组成。其基本单元是在一个正方形或矩形平面四角的柱子上做双圆心骨架尖券，四边和对角线上各一道，屋面石板架在券上，形成拱顶。哥特式教堂的内部空间高旷、单纯、统一，装饰细部如华盖、壁龛等也都用尖券作主题，建筑风格与结构手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米兰大教堂

米兰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教堂，坐落于米兰市中心的大教堂广场，教堂长158米，最宽处93米。塔尖最高处达108.5米。总面积11700平方米，可容纳35000人。它于公元1386年开工建造，1500年完成拱顶，1774年中央塔上的镀金圣母玛丽亚雕像就位。1897年最后完工，历时五个世纪。教堂的特点在它的外形。尖拱、壁柱、花窗棂，有135个尖塔，像浓密的塔林刺向天空，并且在每个塔尖上有神的雕像。教堂的外部总共有2000多个雕像，甚为奇特。如果连内部雕像总共有6000多个雕像，是世界上雕像最多的哥特式教堂。因此教堂建筑格外显得华丽热闹，具有世俗气氛。

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矗立在塞纳河畔，是一座哥特式风格的教堂。也是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建筑之一。雨果扭《巴黎圣母院》比喻为“石头的交响乐”。圣母院的正外立面风格独特，结构严谨，看上去十分雄伟庄严。它被壁柱纵向分隔为三大块；其中，最下面有三个内凹的门洞。门洞上方是所谓的“国王廓”，上有分别代表以色列和犹太国历代国王的二十八尊雕塑。“长廊”上面为中央部分，两侧为两个巨大的石质中棂窗子，中间一个玫瑰花形的大圆窗，其直径约10米。中央供奉着圣母圣婴，两边立着天使的塑像。两侧立的是亚当和夏娃的塑像。

科隆大教堂

科隆大教堂坐落在美丽的莱茵河畔，具有后哥特式所特有的的建筑装饰。在建筑物所有的细部上都覆盖着有流动感的石造透空花纹。它那纤巧空灵，向上升腾的神奇形象显得格外宏伟壮丽。教堂中央是两座与门墙连砌在一起的双尖塔，高161米，是全欧洲最高的尖塔，四周林立着无数座的小尖塔与双尖塔相呼应。教堂内有10座礼拜堂，教堂四壁上方有总数达1万多平方米的窗户，全部装上描绘有《圣经》人物的各种颜色的玻璃，色彩十分绚丽。教堂内还有一座11世纪德国奥托王朝时期的木雕《十字架上的基督》，成为哥特艺术的先导，对后世的雕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文艺复兴建筑

文艺复兴建筑是15－19世纪流行于欧洲的建筑风格，最明显的特征是扬弃了中世纪时期的哥特式建筑风格，而在宗教和世俗建筑上重新采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柱式构图要素。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们认为，哥特式建筑是基督教神权统治的象征，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建筑是非基督教的。他们认为这种古典建筑，特别是古典柱式构图体现着和谐与理性，并同人体美有相通之处，这些正符合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观念。文艺复兴建筑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是世界建筑史上一个大发展和大提高的时期。

梵蒂冈宫

梵蒂冈宫是公认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杰作。梵蒂冈宫内有礼拜堂、大厅、宫室等，是世界天主教的中枢。宫内有举世闻名的西斯廷小教堂，过去一直是教皇私人用的经堂。西斯廷小教堂长40.5米，宽13.3米，高20.7米，天花板和墙壁上至今还保存有米开朗基罗花费4年时间绘制的著名壁画“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这些出自于艺术大师之手的绘画，内容取材于《圣经》里的故事，人物逼真，栩栩如生，堪称艺术珍品。

圣彼得大教堂及圣彼得广场

圣彼得大教堂是一座意大利文艺复兴与巴罗克艺术相结合的殿堂。坐落在圣彼得广场西面，东西长187米，南北宽137米，穹隆圆顶高138米，教堂的建筑、绘画、雕刻、藏品，都称得上是艺术珍品。教堂之大，能容5万人之众。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家与艺术家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勃拉芒特和小莎迦洛等大师们的共同杰作。圣彼得广场同圣彼得大教堂是一组不可分割的建筑艺术整体。广场长340米，宽240米，周围是一道椭圆形双柱廊，共有284根圆柱和88根方柱，柱端屹立着140尊圣人雕像，规模浩大，宏伟壮观。广场中央耸立着一座高26米的方尖石碑，建筑石碑的石料是当年专程从埃及运来的。石碑顶端立着一个十字架，底座上卧着4只铜狮，两侧各有一个喷水池。

浪漫主义建筑

浪漫主义建筑是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下半叶，欧美一些国家在文学艺术中的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流行的一种建筑风格。在艺术上强调个性，提倡自然主义，主张用中世纪的艺术风格与学院派的古典主义艺术相抗衡。十八世纪60年代至十九世纪30年代，是浪漫主义建筑发展的第一阶段，又称先浪漫主义。十九世纪30～70年代是浪漫主义建筑的第二阶段，它已发展成为一种建筑创作潮流。由于追求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又称为哥特复兴建筑。浪漫主义建筑主要限于教堂、大学、市政厅等中世纪就有的建筑类型。

威斯敏斯特宫

威斯敏斯特宫是英国浪漫主义建筑的代表作品，也是大型公共建筑中第一个哥特复兴杰作，是当时整个浪漫主义建筑兴盛时期的标志。从威斯敏斯特桥或泰晤土河对岸观赏，其鬼斧神工之势使人赞叹不已。英国国会大厦位于威斯敏斯特宫，是英国国会上下两院的所在地，又被称为国会大厦。国会大厦始建于公元750年，占地8英亩，气势雄伟，外貌典雅，是世界最大的哥德式建筑物。它原为英国的王宫，11至16世纪，英国历代国王都居住在这里。国会大厦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巴洛克建筑

巴洛克建筑是17～18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建筑和装饰风格。古典主义者用它来称呼这种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在反对僵化的古典形式，追求自由奔放的格调和表达世俗情趣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对城市广场、园林艺术以至文学艺术部门都发生影响，一度在欧洲广泛流行。其特点是外形自由，追求动态，喜好富丽的装饰和雕刻、强烈的色彩，常用穿插的曲面和椭圆形空间。

凡尔塞宫

凡尔赛宫位于法国巴黎西南郊外。宫殿为立面为标准的古典主义三段式处理，即将立面划分为纵、横三段，建筑左右对称，造型轮廓整齐、庄重雄伟，被称为是理性美的代表。其内部装潢则以巴洛克风格为主，少数厅堂为洛可可风格。正宫前面是一座风格独特的“法兰西式”的大花园，园内树木花草别具匠心，使人看后顿觉美不胜收。而建筑群周边园林亦是世界著名。它与中国古典和皇家园林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它完全是人工雕琢的，极其讲究对称和几何图形化。

洛可可建筑

洛可可式建筑风格，于18世纪20年代产生于法国并流行于欧洲，是在巴洛克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表现在室内装饰上。应用明快的色彩和纤巧的装饰，家具也非常精致而偏于繁琐，不像巴洛克风格那样色彩强烈，装饰浓艳。洛可可风格的基本特点是纤弱娇媚、华丽精巧、甜腻温柔、纷繁琐细。它以欧洲封建贵族文化的衰败为背景，表现了没落贵族阶层颓丧、浮华的审美理想和思想情绪。他们受不了古典主义的严肃理性和巴洛克的喧嚣放肆，追求华美和闲适。1699年建筑师、装饰艺术家马尔列在金氏府邸的装饰设计中大量采用这种曲线形的贝壳纹样，由此而得名。洛可可风格最初出现于建筑的室内装饰，以后扩展到绘画、雕刻、工艺品和文学领域。

第7篇：罗马的古典文化范文

关键词：古典主义;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9-0063-01

欧洲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压抑人的个性，阻碍科学和生产的发展，越来越文雅化的意大利人对中世纪以来文学艺术的鄙陋状况越来越不满，人们纷纷指责古典文化结束以后，直到14世纪，在西欧没有出现过稍有水平的文化作品。从14世纪开始，意大利一些城市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产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以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热那亚最为突出。1453年，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所灭，大批学者逃到意大利，并带来了大量古希腊罗马的古籍。因此，意大利继承了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又通过拜占庭、阿拉伯文化的联系，得到许多古希腊的许多典籍和艺术珍品。意大利学者通过对这些来自东方世界的文化珍宝的研究，发现了与欧洲中世纪文化绝然不同的文化宝藏。在14世纪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古典主义的第二个高峰期。

“文艺复兴”从表面上看来，是欧洲思想文化界人士复兴古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运动。在他们心目中，古希腊、罗马是欧洲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欧洲文化达到高度完美的境界，在艺术史上古希腊创造了古典美的典范。但是到中世纪却衰落甚至湮灭了。因此他们怀着一种“复古”的心情去研究古典文化艺术，力图回复古典文化艺术。这就是“文艺复兴”一词的由来。

一、意大利绘画的发展

意大利绘画肇始于乔托，他使艺术语言流畅起来，并且丰富了绘画的表现范围。文艺复兴早期有这样一种视觉景象：有披着迎风漂拂的纱巾、衣着鲜丽、苗条可爱的姑娘有鲜花盛开的草地，和修长圆柱支撑着阔大拱门的宽敞大厅。①这意味着非常充沛的青春与力量，真挚、自然，但带有一抹神话故事的光彩。乔托的作品轮廓鲜明的特征显得非常生硬，但极富表现力。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家，例如乔瓦尼、皮萨诺、马萨奇奥、多那太罗等使绘画尽力模仿食物的本来面目――显然在当时这样做并不容易。

然而古典艺术不过是15世纪艺术的自然延续，是x大利人完全自发的表现。它不是对古希腊艺术的单纯模仿，不是暖房种纤细的花草，而是露天原野上茁壮成长的植物。他们采用稳定统一式的构图、严谨的布局，在追求不受拘束的自由形式的同时，还有一种尽量减弱激情表现的倾向，这也许是该世纪更为典型的面部表情，这就是当提到人物的“古典的静穆”时，所指的那种节制。其例子俯拾皆是。16世纪艺术注定不是去发现人的感情世界，即那种震撼心灵的巨大激情，而是艺术的利用这种激情。到文艺复兴盛期，大约从1500年至1525年间的25年是佛罗伦萨――罗马艺术中古典风格发展最重要的时期。

莱奥纳尔多在作品的构图中获得了更强的统一性：在《最后的晚餐》中，他将众门徒可以分为对称的两组列于耶稣基督两侧，在这一点上他服从于构筑布局的需要。再进一步将众人分为几个小组――左右两边各两组，每组三人――基督因此区别于其他人而成为主导的中心人物。米开朗基罗以1520年为分界线分为两个部分，在1520年之前，他的艺术风格旨在集中性，旨在创造作品的严谨品质。在拉斐尔所处的年代，流行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思潮，即主张美不是不生不灭的永恒，也在艺术中追求理想美的创造。而在人文主义大师们的艺术创造中，更为重视的是对生活美的发现，他们在艺术描绘的一切美中都具有现实美感。拉斐尔在作品中有表现出：古典风格为了本质而牺牲了现实性。《捕鱼神迹》中，拉斐尔将船画得很小，小得有点勉强;这是为了确保人物的主导地位，像莱奥纳尔多在《最后的晚餐》中处理那张桌子一样。在《雅典学园》一画中，用身体动作表现精神状态的母题更富于变化。显然拉斐尔已经变得更富有创造性，因为场景特征更为显著，人物的姿态更加生动，所以人物形象更容易为人记住。建筑的构图安排也在整幅画作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这里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对人物和他们所占据空间之间的关系加以考虑的，巨大的拱顶高耸于众人头上，渐次向后退缩，观者也领略到其中巴西里卡式的教堂平静而庄严的气氛。其后的弗拉？巴尔托洛梅奥创造了一种新的理想主义，在整个艺术风格发展史上是很重要的。

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的艺术仍然是一种意大利艺术，而且如果“理想”是被用来提升现实的，那么这种现实不仅已得到非常全面的研究，而且理想化本质上是意大利现实的升华。对15世纪来说，最高的目标是现实性――现实主义。然而当人们谈论到16世纪的理想主义时，通常指的是不同的内容，而且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这种对立被认为代表了古典主义和15世纪艺术之间的本质区别。在16世纪的作品中，有一种新型的美。稳健、简单和自然的动作又恢复了，而相对之前的那些过度装饰、生硬造作和立脚不稳的缺点都已被克服，出现一种全新的境界。美，给人以一种平静和力量的印象，而形成于这个时期的“匀称美”的概念，与这个时代也是完全吻合的。

第8篇：罗马的古典文化范文

关键词大战略 政治文化 雅典政治文化 罗马精神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5-0035-41

一

大战略与政治文化属于不同的学科和理论研究范畴。[1] 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战略学界首次提出“大战略”概念以来，经历近一个世纪的构建和探究，大战略理论已经成为基于国际权力政治经验和战略思维而构建的新兴理论。大战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以及从目标确定到结果生成的战略机理，因此，大战略的缔造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复杂工程。值得注意的是，在从纯军事的战略理论演进到更为广阔、复杂的大战略理论研究过程中，几乎所有的理论研究者都深谙国家大战略缔造机制中政治社会、精神文化、民族心理等“软因素”的重要作用。19世纪末，德国杰出的军事战略史家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首先对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做出了探究，使战略理论同国家的政治生活以及它的力量、构造紧密相连。 [2] 紧接其后，地缘政治学家马汉、麦金德论述了地理、领土、人口、民族性以及政府构成对一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将战略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军事层次之外的其他领域。二战期间，爱德华•厄尔（Edward Mead Earle）指出战略必须更多地考虑经济、心理、道义、政治等非军事因素。20世纪中期，利德尔•哈特（B.H. Liddell Hart）论及了大战略至关重要的多类非军事因素。依据利德尔•哈特的理解，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军事力量只不过是这所有一切资源中间的一种而已，其他诸如经济、地理、政治、外交和精神文化因素对战争和战略同样具有重大意义。[3] 21世纪以来，西方的大战略理论已日趋成熟，其中保罗•肯尼迪、约翰•加迪斯等在耶鲁大学主办的“大战略讲习班”通过对历史上战略行为和战略思想的深入分析，总结制定合理化大战略所应具备的包括政治领导个性等在内的一系列原则，欲为未来的领导者提供可资汲取的丰富资源。所有上述战略理论家关注的除却军事力量以外的诸种“软”因素，大多正是政治文化研究和考察的范畴，这种交叉表明两种研究范畴紧密的内在联系。那么，何谓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在国家大战略缔造和实施中占据什么角色？政治文化与大战略有何内在的相互关系？

政治文化是政治中的“软因素”，在当今国际、国内政治分析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然而，政治文化一向没有确切的定义。政治文化研究方法的开拓者、著名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定义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被概括为政治上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也可被表述为关于政治的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和技能。在另一位著名的政治文化研究大家L.派伊那里，政治文化被概括为社会的各种传统、公共机构的精神、公民的情感和集体理性以及政治领导人的风格和行为规范等。[4]

政治文化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人类谈论与写作政治的时期。西方古代的预言家们在他们的神谕、告诫或咒语中，已经涉及不同国家各异的品质和特性。荷马史诗中英雄们的所作所为，为我们展现了希腊先人的民族性格。史诗的核心人物是作为部落首领的希腊英雄们，他们具有鲜明的个性：他们是神的后裔，强悍、健壮，充满生命的活力；战场上勇敢、坚强，甚至凶暴、残忍。在《荷马史诗》被尊奉为古典时代希腊人圣经的时代，这种被史诗着力渲染的理想化了的人格对希腊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英雄们价值观的核心是“荣誉”。在追求荣誉的过程中，英雄们表现得独立不羁，敢做敢为，不屈从任何人间的权威。[5]

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诗人和剧作家讨论过爱奥尼亚、斯巴达和雅典等城邦的文化和特性。修昔底德早就发现了民族性格在城邦关系间的独特效应以及城邦的本性对其在战争中表现的重要性，这在他的史书中有较充分的反映。[6] 柏拉图着重环境和个人性格因素分析城邦政体的兴衰是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或者说是现代政治文化理论的最早渊源。[7]

柏拉图的分析方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和《论李维的前十卷》启发人们要洞察文化和个性、它们形成的环境以及有关的后果。马基雅维里将罗马共和国公民和领导者的活力与诚实，同罗马帝国居民以及近代意大利人的腐败、屈从与反复无常作了对比，认识到文化因素、伦理价值以及认同和承诺的情感，对于国家强盛或衰落是极其重要的。 [8]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这样论及法律与民族精神和风俗习惯：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气候、宗教、法律、执政准则、典范、风俗、习惯，结果就由此形成了一般精神。在每一个民族中，在这些因素中如果某一种表现突出，那么其他因素将会做出同样程度的让步。从前，风俗为拉开戴蒙人（斯巴达人）带来活力，而执政的准则和古老的风俗使罗马蒸蒸日上。[9]

一种政治文化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积淀物，其中每一个要素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都有其复杂的社会、地理、宗教、种族、历史机缘等原因，都经历了由孕生到成熟、由朦胧到清晰、分解与融汇、蜕变与新生的长期历史演进过程。[10] 派伊指出，对个人来说，政治文化控制和指导着有效的政治行为；对集体来说，政治文化又提供了系统的价值结构和系统的理性思维结构。不仅如此，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是深藏于政治显秩序之下的隐秩序，具有统一性、稳定性、连续性等特征。政治行为是它的外部表现，政治制度是它的凝固形态，政治学说是它的理性升华。因此，政治文化比表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更准确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政治个性。[11]

由此可见，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成员关于政治的信仰、态度、感情和价值观，同时，它也是政治系统内社会的各种传统、历史记忆、公共机构的精神、集体理性以及政治领导人的风格和行为规范等。它们构建该政治系统典型的“文化”属性或特征，形成强大的情感和行为取向合力，影响、推动、阻碍、或颠覆该政治系统的发展和巩固。

作为一种如此强大的隐性制约力量，政治文化必然影响国家大战略的缔造和实施，进而影响国家的命运；政治文化与大战略之间的关系也必然复杂而又多重。鉴于政治文化与大战略悠久的思想渊源和复杂的历史演化脉络，本文以西方政治传统的源流，亦即古希腊和古罗马颇具代表性的历史片段为背景，通过考察政治文化中颇具代表性的国民性格和精神文化要素，来展示政治文化与大战略复杂的内在关系。

二

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404）是古希腊历史的转折点，也是雅典命运的转折点。战争伊始，雅典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构想并实施了他认为能保证雅典得胜的战时大战略，那就是采用“扬己之长”、“克敌之短”和“避敌之长”的战略，即“非对称性战略”，形成雅典海权对斯巴达陆权的长时间战略僵局，以此消耗和磨垮斯巴达从事战争的意志。战争爆发后，雅典采取陆上战略守势，闭城退守，坚拒出战。雅典农民经说服而放弃田产和家园，任其由斯巴达及其同盟军队蹂躏，同时全部乡村人口迁至城墙以内坚守。另一方面，雅典舰队不时袭击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斯巴达的同盟城镇。伯里克利战时大战略的目的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心理上最终战胜敌人。他相信，一旦斯巴达人无可置疑地明白雅典人愿意做出必要的牺牲，坚持遵从他的战略，他们就会认识到无望战胜雅典，从而最终不得不同意经谈判达成和平――伯里克利追求的、斯巴达人在心理上不能不接受的均势和平。[12] 因此，他谆谆告诫雅典人：“如果雅典等待时机，并且注意它的海军的话，如果在战争过程中它不再扩张帝国的领土的话，如果它不使雅典城市本身发生危险的话，雅典将来会获得胜利的。”[13]

然而历史证明，伯里克利的大战略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失败；他去世之后，雅典逐步走向战略转折，即由大举进攻取代战略防御，从而发动了导致雅典最终战败的灾难性的西西里远征。此后，战局几经波动直至雅典海军被彻底摧毁，雅典永久失去了曾有的绝顶辉煌。

究其原因，导致雅典失败的最致命因素正是希腊文化中独具特色和相对新颖的雅典政治文化。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雅典因其海权优势和城墙系统而具备强大的战略防御能力，从而严格规避发动攻势，这实际上反映了伯里克利的某种多少僵化的“防御崇拜”心态。[14] 事态发展表明，这一心态及其影响下的伯里克利战略包含他忽视或轻视了的一项根本两难，即它与雅典政治文化的一大要素――民主雅典的社会政治特性和国民性格――相抵牾甚或冲突。

雅典崛起的历史造就和显示了它的特性。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民主政体诞生伊始即面临波斯战争的严峻考验。在波斯大军面前，雅典人放弃城市，拆毁家园，登上舰船，全部人民成为水手。这种激烈的行动可谓令雅典永远改变了自身的性格，或者用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演讲中的话说，使雅典“伟大的是有冒险精神的人们”。[15] 这番历史和活跃的民主政治培育了雅典人冒险、革新和不甘安宁的进取性，那是伯里克利时代最突出的政治文化特色。[16]

显而易见，伯里克利的十足防御战略尽管可能绝对必需，但它与雅典自波斯战争后形成的能动、进取和扩张精神相违。不仅如此，它还与希腊传统文化精神相悖，因为塑造希腊文化的首要因素是这么一个传统：战时的勇敢是最高的荣誉和美德。那由荷马史诗熏陶，并且由几个世纪的其他诗歌、传奇以及战争和竞技得到加强；战争中的勇敢坚定和乐于拼杀成为自由人的基本价值。尤其在战争持久不决、艰难经年累月的情况下，伯里克利的战略在民主制的雅典殊难持续，或者说殊难维持其公众舆论基础。

多数雅典人是农民，伯里克利的战略要求他们丢弃城墙之外的房舍、葡萄园、橄榄树和田野庄稼，在他们迁入的城内无可奈何地旁观斯巴达人毁坏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拒不出战必定引起他们的不满和愤懑，也引起对无所事事的牢骚和对家园的渴望。由于斯巴达及其盟邦一再入侵和破坏加剧，雅典城内的不满愈益广泛和强烈。更严重的是祸不单行：战争第二年，人满为患的雅典城内爆发难以预料的偶然灾祸――大瘟疫，夺走了雅典三分之一人口，大大消耗了雅典的力量，严重削弱了雅典人的意志，扭曲了他们的心理。 [17] 而所有这些鼓励了斯巴达及其盟邦的战争意志。

普鲁塔克认为，伯里克利――雅典战时的领袖――精神上也发生了改变。在他最后的弥留时日，也从崇信科学堕入迷信错误的知识和可怜的观念。他戴上护身符，以求将他自己从使其衰弱的疾病中拯救出来。在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前，雅典人在看待事物上比他们伟大的领袖在临终之时所表现的迷信更为严峻可怕。瘟疫之后，雅典人崇拜、迷信风气日盛，更加害怕神的愤怒。来自东方的更多的拜神祭仪――东方的山林女神西贝尔、色雷斯的狄奥尼修斯和亚细亚的巴库斯――很快由围困中的雅典人引进，以免传统的奥林匹亚诸神，像阿波罗、雅典娜、宙斯等在未来不能带来救赎。正当雅典人疲于抵挡外部的敌人之时，城墙之内，在城邦历史上开始发生巨大的精神变化和宗教不确定时期。[18]

所有这一切超出伯里克利的战略预计。他对战争的心理动能估计不足，未给战争中的偶然性留下必需的战略规划余地。对战争有非常深刻理解的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两大活生生的力量之间的冲撞”，其首要属性即暴力本身有其逻辑，即武力的不断升级倾向；其中的根本动能，在于两大活生生的力量冲撞时产生的仇恨、激情、恐惧、兴奋和心态等，从而没有哪一方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行动。[19] 斯巴达和雅典作为两个大致势均力敌并都崇奉希腊英雄主义的城邦，实际上有着大致同样强烈的战争意志。何况，“一个强国决不会让自己臣属于另一个强国的意向。”[20] 伯里克利的战略在这一点上失算了。同样按照克劳塞维茨，战争当中有一类非常基本的、与暴力和政策（政治）同样基本的因素，那就是使得真实的战争有别于纸上谈兵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料性，连同它们对决策、对士气、对战争和战斗结果的影响。可以说，伯里克利的战略在这一点上也失算了。伯里克利去世不久，他的战略就被雅典逐步抛弃并最终酿成西西里远征失败的惨祸，进而决定了雅典的命运。雅典的战略转折是必然的，因为雅典冒险、能动、扩张和大力进取的政治文化与国民性格比伯里克利的战略更为有力，而这种民族性格在丧失强有力的制约后更为可怕。在最后输掉战争之前，雅典政治文化的蜕变已使战败难以避免。

三

公元前218-202年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是西方历史上一场决定性的较量，罗马的胜利使之成为“世界性政治力量”，迦太基沦为必须听命于罗马的附庸城邦。

对于这场战争，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目的是重新夺回迦太基因第一次布匿战争而丧失的地位，取代罗马在西地中海的优势。他首要的军事战略目的，是使罗马的盟邦与罗马分离，从而剥夺罗马必不可少的人力物力优势。战争初期，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出人意料地在意大利北部从天而降，经过连续三次歼灭性战役（尤其是极著名的坎尼战役），摧毁了占绝对数量优势的罗马军队，以致罗马权势接近崩溃。然而，是什么令罗马经受住汉尼拔的一次次巨大的打击，长达十几年之久而不屈服并反败为胜？

罗马战胜汉尼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面对汉尼拔最初绝对的战略优势，罗马压倒一切的大战略就是国家的生存。按照多项杰出的研究，[21] 从战争的全过程看，罗马的大战略经典地体现了所有优良的国家大战略的本质内涵，那就是武装力量、政治安排、财政规划、外交操作、对外宣传等所有各类国家战略手段及其资源基础都得到充分动员和高度协调，以服务于保障罗马生存并进而彻底击败迦太基的权势变更尝试。另一项最主要的优越性，在于罗马杰出的战略能动性，亦即战略随战争大局的重大变动而被积极调整。罗马战略的坚韧可变见于初期连续败北后毅然采纳执政官费边的战略，它的生气勃勃则尤其见于名将小西庇阿在战局僵持不决之际决定性地变更“战略重心”，将主战场从意大利半岛一举转向迦太基本土。不仅如此，罗马的战略能动性还杰出地表现在自坎尼惨败到战争全胜，在战略上始终避敌之长、克敌之短和扬己之长，或者说从费边到小西庇阿始终实行有利于罗马的“不对称战略”。[22]

然而，从更深层意义上讲，罗马的胜利是罗马精神的胜利。罗马战胜迦太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和罗马几个世纪里形成的精神特质提供了异常强劲的政治文化力量。

在共和国早期，接连不断的外部危险和战事塑造出一种尚武风尚，使罗马社会从头到脚烙下强烈的军事化特征。作为罗马公民，最重要的义务是服兵役，从军的权利和义务只属于公民。罗马公民在17岁至46岁生日之间，有义务为国家服军役16年。特殊情况下，法律允许政府延长军团官兵服役时间至20年。[23] 长期残酷的战争生活和尚武社会的传统铸造了罗马人冷酷、蛮狠、凶残的性格。军队若在战斗中可耻地败北，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罗马蒙羞，将由执政官下令，百人队队长执行，每10名士兵当中处死1人。[24] 家长式专制也保证了罗马的军事纪律。每个家庭的家长对全家拥有绝对权威，保有对家庭成员的生杀大权；家族体制的公共类似物，即任期一年的执政官的极端权力以及罗马元老院令人生畏的集体权威，足以解释罗马军团里士兵们非凡的纪律、服从和默许。[25] 罗马人残酷的品性尤其表现在他们对待被征服者的态度上。波利比阿注意到，当蹂躏一个城市时罗马人能做到极致――他们甚至将狗也予以肢解。[26]

尚武好战不仅体现于普通公民社会，而且尤其体现于罗马社会最高层、争胜好强的罗马贵族身上。罗马贵族崇尚英雄主义，血刃拼搏和荣立战功是获得政治和社会声誉的必备要素。罗马人对其祖先顶礼膜拜，而其祖先的炫赫在于武力成功，这也就等于政治上的成功。[27] 法律规定，罗马公民只有经过十年征战生涯，才有资格担任政治公职。包括执政官在内的罗马军官在战场上同士兵一起冒死拼杀。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10年里20位作为最高行政官员的执政官当中有12人战死，比例极高。[28] 不足为奇，尽管有特拉美西尼湖战役和坎尼战役那样的军事灾难，共和国仍然不屈不饶地生存下来。

在经年累月的战争中，罗马人也打过许多败仗，但媾和时罗马几乎从未将土地割让，这归因于农民-士兵的土地情结和坚忍不拔。罗马基于广大公民对土地的拥有，农民-士兵的精神本质是罗马军事机器优良的最基本原因之一。迦太基在这方面远比不上罗马。波利比阿评论道：迦太基人使用雇佣兵，罗马军人却是本地公民；“罗马人虽然最初遭受失败，却能以永不枯竭的兵力东山再起，那是迦太基人做不到的。罗马人为他们的国土和子女而战……以顽强的决心直到战胜敌人。”[29]

经由两个多世纪，罗马的威望业已内化于意大利半岛。罗马与迦太基各自对盟邦或附庸的统治方式和由此形成的习俗大为不同。罗马较为宽厚，迦太基却极为苛刻。与罗马的长期交往甚而融合导致多数意大利城邦自视为罗马的自愿伙伴，而非受罗马压迫的奴隶。相反，迦太基人在意大利却素有狡诈、不义、残暴、野蛮之恶名。而且，在意大利半岛各邦眼中，迦太基人种不同，语言文化古怪，宗教迥异，乃是十足的、不可居于其下的外族。[30] 因此，从政治文化视角看，汉尼拔分离罗马同盟的战略目的包含很大的不可实现性。

罗马的盟邦大部分忠于罗马还有另外的精神文化原因。罗马人一向特别不能容忍盟邦的背叛。对待与之作战的叛邻，罗马人几乎总是报以彻底征服和严惩，而非仅仅将其打败。所有罗马人，不管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对那些敢于向其挑战继而被其征服的外邦，都以残暴对待为特征。罗马的同盟者知道罗马人是怎样的人，罗马人几乎必定施加的将是怎样的报复，因而可以说它们大多不敢真正背叛罗马。更广泛地说，罗马的“残忍”与罗马精神的另一成分即讲求实际难解难分。“罗马人的残忍极少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偶尔的怜悯仁慈出自经过谋算的自我利益考虑。”[31] 当汉尼拔的作战技能和战略对罗马构成致命威胁时，嗜杀的罗马便以讲求实际的审慎取代传统的勇猛，从费边开始“退避三舍”，继之以小西庇阿的深思熟虑的外向进攻战略谋划。这就是和上述其他精神特质一样植根于罗马文化中的“实用的冷酷无情”。[32]

如此可见，使罗马赢得胜利的战略和政治文化因素互相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精神文化优势是战略优越的终极条件，民族精神特质和政治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刻，效应也最根本最广泛，可以说它无所不在。

四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布匿战争揭示了极丰富的大战略和政治文化机理，对它们的研究和领悟具有明显的“现代”性质以及丰富的现今和未来的意义。那就是，国家大战略的缔造和实施是与政治文化休戚相关的头等国务，宏伟辉煌的大战略成就可以急剧地塑造新的政治文化要素，而政治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战略缔造，帮助或损毁大战略实施，并且决定大战略的成败，从而决定国家的命运。在此意义上，战争中雅典大战略的最终惨败的关键是其政治文化和精神气质的蜕变，而罗马之所以战胜迦太基、确立地中海霸权，罗马政治文化中精神力量的强大当为主要答案。

注释：

[1] 关于大战略的概念和理论，详见B.H. Liddell Hart, On War 2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1967, Part IV; 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chapter 1; Williamson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1994,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Paul Kennedy, John Lewis Gaddis, et al., “The Grand Strategy Proje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Spring 2004; 时殷弘：“国家大战略理论与中国的大战略实践”，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时殷弘：“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有关政治文化的概念梳理和研究现状，详见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国际战略十一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3] 详见Hans Delbruck, “The Greeks at Their Height”, Book II, in his Warfare in Antiquity,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Edward Mead Earle, Gordon A. Graig and Felix Gilbert, eds., Maker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吴春秋：《论大战略和世界战争史》，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4] 参见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第19-20、63页。

[5] 祥见《荷马史诗》（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6章、第6卷第2章、第8卷第7章；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参见, Robert D. Luginbill, Thucydides on War and National Character, Westview Press, 1999, chapter II.

[7] 王乐理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一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190页。

[8] [意]马基雅维利著，冯克利译：《论李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0、11、43、47等章。

[9]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章。

[10] 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11] 徐大同主编：《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页。

[12] 关于雅典的战时大战略，详见[美]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战略”，载[美]威廉森•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13]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9页。

[14] [美]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战略”，载[美]威廉森•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57页。

[15]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2页。

[16] “政治在古希腊城邦中的优先地位和宪法形态对公民性格的塑造，某种程度上是我们难以理解的。”Donald Kagan, Pericles of Athen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p.48.

[17]“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人们（由于目睹生死兴衰无常）……公开地冒险作放纵的行为……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约束的力量了。”参见[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9-160页。

[18] Victor Davis Hanson, A War Like No Other: How the Athenians and Spartans Fought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05, p.85.

[19] 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战略十一讲》，第77页。

[20] 利奥波德•冯•兰克语，引自Garsten Holbraad, The Concert of Europe: A Study in German and British International Theory, 1815-1914,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1970, p.87.

[21] 有关研究见Hans Delbrück,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Volume 1；E. T. Salmon, “The Strategy of the Second Punic War”, GreeceRome, 2nd Ser., Vol.7, No.2., Oct., 1960, pp.131-142; James Parker, “Comparing Strategies of the 2d Punic War: Rome’s Strategic Victory over the Tactical/Operational Genius, Hannibal，Barca”, ; [美]威廉森•默里等编， 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3章。

[22] James Parker, “Comparing Strategies of the 2d Punic War: Rome’s Strategic Victory over the Tactical/Operational Genius, Hannibal, Barca”.

[23] [美]威廉森•默里等编， 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3章。

[24] Keith Hopkins, Death and Renewal: Sociological Studies in Roman History, Cambridge, 1983, V.2, pp. 1ff.

[25] [美]威廉森•默里等编， 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3章。

[26] A. E. Astin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Second Edition, Volume VIII Rome and Mediterranean to 133 B.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24.

[27] Hartmann and Heuser, eds., War, Peace and World Orders in European History, p.46.

[28] Ibid., p.64.

[29] Polybius, Histories, Volume 6, perseus.tufts.edu/cgi-bin/ptext

[30] Barry S. Strauss and Josiah Ober, The Anatomy of Error: Ancient Military Disasters and Their Lessons for Modern Strategis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158.

[31] 转引自[美]威廉森•默里等编， 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3章。

[32] 同上书，第89页。

第9篇：罗马的古典文化范文

【摘 要 题】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关 键 词】希腊化/希腊人/罗马人/交流

【正 文】

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西方文明是由古希腊、罗马文明经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到近代工业文明演变而成的。甚至常常有人把工业革命后欧洲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等直接归结为古希腊、罗马文明“固有本质”的衍化。其实在古代，米利都的赫开泰乌斯认为，希腊人长期以来就是埃及文明的子孙；（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6页；另参阅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希罗多德指出希腊的主要城邦底比斯的创建人卡德摩斯是属于闪族的腓尼基的一个王子，希腊的许多神名来自埃及；伟大的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1](P64)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认为“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自成一个文明传统的观点开始从根本上遭到质疑。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西方”文明实际上“起源”于非西方——更确切说是古代“东方”诸文明。（注：早在1928年西方就出版过Ramsay， Sir Wm.， Asianic Elements in Greek Civilization， New Haven， 1928。西方世界最近出版的这方面作品有：《世界有色伟人》（1946）、《偷来的文化遗产》（1954）、瓦尔特·伯克尔特（W. Kurkert）《东方化的革命》（1982）、马丁·伯纳尔（M. Bernal）《黑色雅典娜》（第1卷1987年出版，第2卷1991年出版，计划要出4卷）、魏斯特（M. L. West）《赫利孔的东方面孔》（1997）。尤其是伯纳尔的著作在古典学界引起了一场空前的争论，有人指责他没有足够证据就轻易下结论，也有人说这是赶修正主义派的时髦。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提出的这个希腊文化受北非、西亚文化的影响这个重大命题，是无法轻易地置之不理的。）吸收古代东方民族辉煌成就的希腊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赋予这些所学来的东西以新的意义：把丈量土地的技术变为几何学，把占星学变为天文学。是希腊人首先认识到人类心灵的力量，是希腊人形成了西方世界美的观念，也是希腊人首先思考自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具有开放与扩张特征的希腊文明把这一传统传给了罗马人。

一、三种途径

罗马最先吸收的外来文化是伊特拉里亚文化。（注：在文化上给早期罗马带来重要影响的三个民族是伊特拉里亚人、腓尼基人和希腊人。）伊特拉里亚人早在公元前9、8世纪就到达了台伯河流域的北部地区，[2] 约公元500年又把统治扩展到南部的坎帕尼亚（Campania）和北部的波河领域，[3](P130) 可见伊特拉里亚文化给罗马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伊特拉里亚文化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借用希腊文字拼写本族语言，与希腊世界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鉴赏希腊精致的陶器，吸收希腊的神灵，把自己的神祇与希腊诸神融合，采纳希腊的建筑样式、艺术风格，等等，[4](P364—365) 因此，处于伊特拉里亚人包围之中的罗马人不可能不受希腊文化的影响。

公元前510年，罗马爆发反抗伊特拉里亚人的斗争， 王政时代最后一个王高傲者塔克文被推翻。此后，希腊对罗马的影响更大了。当时的希腊在政治、军事、艺术、宗教上的发展逐渐达到顶峰，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处于希腊文明包围之中，到处充满着希腊艺术、语言、文字与审美趣味。

罗马人吸收希腊文化的第二条途径是通过意大利南部的大希腊进行的。早在公元前8世纪的大殖民时代，活跃在地中海各地的希腊人就深深影响着罗马人， 那时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建立了殖民地。攸卑亚岛在公元前750 年左右在意大利南部皮提库萨岛上建立了殖民点，组成了一个最早的殖民城邦。[5](P231) 其后不久又在意大利西海岸建库麦，库麦又在其南部建立了著名的那不勒斯，科林斯在西西里东岸建叙拉古。前后共建立了几十个希腊殖民地。[6](P93) 这一带后来发展为著名的“大希腊”。罗马人通过这些城邦可以全面接触地中海世界。公元前3世纪的叙拉古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科学家，成为富裕、强大的城邦。这些子邦保留了母邦的氏族传统、习俗、宗教，[7](i，147.) 对包括罗马在内的古代地中海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罗马人从库迈希腊人那里学得了字母表，也是通过库迈，罗马人可能首先了解到希腊诸神，诸如赫拉克勒斯和阿波罗。[8](P28)

罗马真正直接接触与吸收希腊文化是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的， 这是罗马吸收希腊文化的第三个途径，此时已是希腊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希腊化时代。[9](P44) 公元前4世纪中期，马其顿腓力统一了希腊世界。公元前336年，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继承王位。在随后的东征过程中，亚历山大把希腊世界和西部亚洲连成整体。希腊世界的政治视野扩展到一个非常广袤的区域。而此后的罗马共和时代经过三次布匿战争（264—241、218—202、149—146BC）逐渐确立了在地中海世界的霸权，预示着希腊化世界在地中海地区强权的衰落。虽然这时的希腊城邦在东部地中海世界不再处于政治、军事的霸权地位。不过希腊文化继续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罗马世界、西亚各地以及印度的西北部。[10](P155、159) 文化的碰撞、融合是双向的，希腊人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艺术等方面也沾染了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伊朗和印度等地的因素，使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新观念、新行为，从而构成罗马文化的一部分，随着罗马武力在欧洲各地的开拓，自然也构成了西方世界的遗产，并最终成为人类的文化遗产，这一过程就叫广义的希腊化。

公元前4世纪以后著名的“希腊人”通常不是来自希腊世界， 而是来自希腊化的东部世界，特别是来自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此后，亚历山大里亚、帕迦马等城市在传播希腊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就像雅典一样，东扩的罗马也因此分享了希腊化世界处于顶峰时代的辉煌与财富。诚如古典学家博尔加所说：“罗马人从希腊进口商品并引进生产工艺，稍后，罗马文学家开始以希腊模式创作。文学作品是一种异邦公众不可能欣赏其原型的产品。要品味新喜剧，罗马得有普劳图斯，所以对希腊成就的模仿始于文学领域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后，在公元前2世纪早期， 学习希腊演说术的念头吸引着罗马人，因为演说术在审议会与法庭所操纵的社会中有着明显的用途。这就意味着需要按照希腊的模式创建学校；而且，在希腊，如同在大多数文明国家一样，学校课程是作为对当时传统文化导论而开设的。事实上，以演说术为中心的教育并没对此有什么改变。演说家要想令人信服，就得求助于广为接受的政治与道德准则。他们必须接触各种各样的论题，而且，他们常常得按照希腊人的方式对文学与历史加以比较。当罗马人决议学习修辞学的时候，他们为希腊文化的涌入敞开了大门。”[11](P446)

不管是希腊化的拉丁分支也好，还是希腊分支也好，都处于罗马帝国的政治霸权统治之下，因此希腊化逐渐从希腊对罗马国家的影响转变为对欧洲社会的影响。但是在希腊化与刚刚萌芽的罗马文明接触的时候，希腊文化早已与近东诸古代社会有了频繁的接触，就是从这种融合中而不是从公元前3世纪的立即接触中，诞生了希腊化的罗马。在罗马共和时代，国家不断增加权力和财富，也不断吸收新的文化尤其是希腊文化，罗马人自身逐渐地希腊化了。这是不容否认的，但要说罗马文化就是希腊文化，罗马人实际上只是个模仿的民族，他们在欧洲文明史上的主要作用就是个二道贩子，[12](P2) 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应当肯定，他们有着自身的独特贡献。

二、两种态度

尽管希腊化几乎在罗马人生活和思想的每一个方面都留下了清晰的印记，但他们内心中对希腊文化抱着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罗马人注意到要敬畏、学习明显处于优势的希腊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对这种文化抱有敌意，反对把希腊文化等同于罗马价值。因为希腊人、罗马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希腊人爱好文学、艺术、智慧，并善于分享快乐生活，而罗马人则勤奋、实用、讲究效率，在罗马人中间盛行的迷信对“文明的”希腊人来说也许是粗野的。

当罗马人在公元前3世纪征服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在地中海世界显现出罗马强大力量之时，他们逐渐暴露出对希腊文化的不同态度。虽然罗马贵族中的极端保守分子承认希腊文化对知识和个人幸福的影响，但认为这也会给罗马人服从于家、阶级、国家和神祇的传统美德带来威胁，会给罗马人统治的稳定性带来威胁。因此，他们发动了一场强有力的从罗马人生活中铲除那些“危险的新思想”斗争。

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是政治家、演说家、农学家大加图（Cato the Elder， 234—149BC）。加图时代的罗马人奢侈放荡，加图把这种风气归咎于希腊文化的输入。他在担任监察官期间掀起了大张旗鼓的反奢侈腐化斗争。但实际上加图也非常热衷于学习希腊文化，否则就不会被称为“罗马的德谟斯提尼”。[9](P78—79) 深受希腊文化熏陶的罗马知识分子西塞罗（Cicero， 106—43BC）翻译了柏拉图、色诺芬、德摩斯提尼、荷马和悲剧家的著作，用希腊语写了他任执政官时期的历史，甚至在他用拉丁语创作的悲剧中，特别是哲学作品中印有深深的希腊痕迹。然而西塞罗的演说和书信却充满了有关当代希腊人堕落的明晰的、刺耳的断语。这种矛盾的心态表明加图、西塞罗对希腊文化所采取的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态度，这也许更有利于罗马文化的发展。否则始终积极推行希腊文化的斯奇比奥也不会对加图的这种做法表示首肯。

最终，罗马文明的每一个领域：雕刻、马赛克、建筑、哲学、语言、演说、科学、艺术、宗教、道德、风俗、衣饰以及观念等都受到了希腊人的影响。罗马历史学家李维（59BC—17AD）说，军队带着战利品返回罗马，“青铜的睡椅、昂贵的床套……有众多艳丽的姑娘参加的宴会，这些姑娘以各种令人愉快的方式演奏长笛和竖琴……”，烹饪成为一门精巧的艺术，厨师在过去是被人瞧不起的最下等的奴隶所从事的职业，而现在则被认为是艺术的实践者。到2世纪晚期， 罗马人早先的生活方式已经转变为希腊罗马文化，这种文化传统一直保持到罗马帝国灭亡。随着罗马的扩展，欣赏希腊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些曾经讽刺希腊人“颓废”的人，自己也成为希腊教育的产物。希腊语是罗马人的第二语言，雅典或者罗德岛是罗马人所向往学习的地方。

当罗马人在上述领域以很快的速度吸收希腊文化时，他们也极力试图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当罗马人在探索自身艺术时，也注意把这两者相区分。因为在希腊化的同时，还存在另一个倾向，罗马化。也就是说，罗马人自身对人类文明有着独特的贡献。在法律方面，罗马人对法律秩序的激情和崇拜，是希腊人所不具备的。经过《十二铜表法》之后4个世纪的法律实践， 罗马人用他们对宪政和法律思想的天赋，创造了一个非常发达的体系。[13](P298) 在教育上，吸收了希腊教育内容的罗马教育也不同于希腊教育，希腊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公共教育，几乎一半的时间用在体育教育方面，而且在体育馆内传授希腊语、荷马史诗、修辞学、哲学和音乐。罗马的教育则远离日常生活，也很少受宗教、政治活动的影响。[14](P20—21) 在政治上，不同于希腊人的是，罗马人可以把公民权逐步地给予其他拉丁城市，给予整个意大利，以至于整个帝国，但希腊人做不到这点。希腊人在城邦管理上是“排外”的。奴隶与自由民之间、外邦人和本族人之间的界限非常鲜明，[15](P308) 等等。这一切都表现出罗马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的差异，以至于美国古典学家汉密尔顿感慨地说“很难找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同之处”。[16](P4) 这话有点极端，如果说罗马人在法律、军事、政治机构方面几乎完全不同于希腊人，倒是可信的。[17](P179)

转贴于

三、多面影响

希腊生活方式和希腊文化思想给罗马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商业、战争、最后是对新地区的占领和行政管理使得罗马人遍布地中海世界。从东方战役返回的罗马士兵，希腊人作为人质、大使、商人、专业人员、有文化的奴隶来到罗马，使罗马人熟悉了希腊语言思想和希腊生活方式。医生和哲学家带来了希腊的技能。对叙拉古和科林斯等城市的掠夺则使罗马获得了大量艺术品和书籍，这更加激起了罗马贵族的口味。很少有非常富裕的罗马人能抵挡高度发达的希腊生活方式的吸引。罗马儿童则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双语教学。

罗马哲学是希腊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罗马艺术起源于希腊模式，罗马建筑模仿希腊样式，罗马神祇来自希腊宗教世界。有些罗马人甚至否认他们早先的历史，以便罗马自身的历史能和特洛伊事件相吻合。当罗马对希腊艺术家、知识分子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时，希腊化的罗马文化也越来越成熟了。

公元前3世纪，罗马文学开始出现以拉丁语写作的剧本， 当然其形式和内容是模仿希腊人的。尽管荷马和索福克勒斯的言辞被认为是难以企及的，但罗马作家如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都发展出自己独具特色的、明确的拉丁风格。撒路斯特、李维的史学也有拉丁特色。

在艺术上，罗马人借用了希腊人的形式和风格。真正的希腊艺术品是作为战争掠夺品来到罗马人手中的，那时很难在希腊艺术和罗马艺术之间作出区分。因为罗马人欣赏希腊人的形式，但是经常为别的目的使用这种形式，结果只是表面的相似，而距希腊实质相差甚远。富庶的罗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保护人。残存至今的拉丁文献时常提到罗马人用希腊雕塑、雕刻花瓶、石棺、塑像、半身像装饰宫殿和别墅。富裕的罗马人复制了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希腊各个时代的艺术品。

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希腊为纪念名人而塑造雕像的风俗传到了罗马，罗马的高级官员都想为自己在公共场合树立雕像。对半身雕塑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加。罗马人上层的心理意识包含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意识和事实主义意识，这种意识被半身肖像深深吸引，因为半身肖像将记录和分析人的特征和表情。他们需要的是一座雕塑传记，以记述、总结该人的成就和经历。他们不仅赋予艺术以刺激，赋予资金，而且赋予罗马人的精神，赋予鼓舞人心的、富有挑战性的新的主题——高贵、果毅、坚强。

专门从事半身雕塑职业的雕刻家出现了，不过他们中少有罗马人或意大利人，而几乎全部是希腊人或是受希腊文化影响和培养的东方人。和艺术家一样，雕刻家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在装饰纪念碑的浮雕方面，希腊人和东方艺术家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继承了希腊遗产的罗马人在这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特别关注如何叙述当今和过去的国家的大事。奥古斯都时代在罗马树立的由希腊人创作的和平祭坛（Ara Pacis ）以新颖的形式利用了过去历史画面雕塑中的因素。

就像希腊人在其他方面吸引罗马人一样，简洁但优雅的希腊建筑风格也深深吸引了罗马人。他们从希腊人那里学来了三种基本的建筑格式：多里亚式、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这三种样式是基于不同的柱子和根基而加以区别的。不过，罗马人在希腊建筑之上增加了拱以及实用性的可贵观念。尽管罗马人有时也模仿希腊人用大石块建筑，但他们更常用的是灰浆的凝固物，有时在这凝固物上覆盖大理石板或粉饰灰膏。[18](P14) 建筑是宗教生活中最常见的活动场所。罗马上层人物对宗教的漠视态度逐渐演变为对宗教自身的强烈厌恶，结果使许多古老的庙宇成为一片废墟。当人们最终认识到要修复这些废墟的时候，古老的罗马庙宇已呈现出希腊的明显印记。罗马共和时代的最后一个世纪，崇拜仪式所使用的建筑物越来越希腊化了。

随着女巫西比尔（Sibyl）在罗马的影响越来越大，希腊宗教仪式对罗马也有了大规模的影响。公元前5世纪的库迈（Cumae），宗教仪式发展到了要向希腊的西比尔神谕咨询的地步。公元前5世纪第一批希腊神祇来到了罗马的万神殿，而在公元前293年希腊的医药之神埃斯科拉庇俄斯（Aesculapius）到达罗马后，越来越多的神祇被引进到罗马，这一潮流直到公元前3世纪希腊和罗马的宗教完全融合为止。

在罗马，宗教信仰曾一度为人所尊敬，但这种信仰在公元前2、1世纪经济动乱、社会动乱的压力下崩溃了。失去土地的人口不断增长，社会中个人主义不断膨胀，这就创造了在受过教育的人中间必须努力用希腊哲学来填补的空间，在下层阶级需要用希腊的和东方的神秘仪式来填补的空间。

公元前156—155年，雅典政府把三个伟大的哲学学派领袖作为政治大使派到罗马，试图说服罗马人减少罚金。他们是柏拉图学派的卡尼阿德斯（Carneades， 214—129BC）、斯多噶学派的狄奥根尼（Diogenes of Babylon）、逍遥学派的克里图劳斯（Critolaus，鼎盛于公元前2世纪）。卡尼阿德斯的传道在罗马引起轰动，人们趋之若鹜般去聆听来自希腊世界的首席知识分子的演讲。希腊主义再次以暴风骤雨的形式震撼了罗马，不过，这次希腊文化不是以文学、艺术或神话的形式到来的，而是以哲学的形式。这是罗马第一次真正遇到希腊主义的一面，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面。历史学家、狂热的希腊文化爱好者阿西琉斯（Gaius Acilius，鼎盛于公元前2世纪）热忱欢迎这三位哲学家的到来，他用希腊语写了自古到他那时代的《罗马史》。虽然大加图害怕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影响年轻人而脱离了罗马人的祖传美德，要求元老院尽快以有利于雅典的方式解决罚金问题，[19](P290) 并公开地表达他厌恶这些革命性的观念，但他的说教成效甚微，而且影响的时间很短暂。

和借鉴希腊文学不同的是，罗马人在借鉴哲学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创新之处，大多只是叙述希腊哲学家的思想。罗马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学派，虽然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有一些伟大的学者如西塞罗、塞涅卡和卢弗斯（Musonius Rufus， 25—100），但这些人都热心政治，只是在业余时间用拉丁语撰写哲学作品。[20](P59) 罗马人以一种迷信的态度看待希腊化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斯多噶派哲学家。这些哲学家相信毫无抱怨地履行职责、相信至高的美德，在罗马受到真正的欢迎。在罗马显贵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 185—129BC）家中生活了许多年的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潘奈提戊斯（Panaetius，185—109BC）向罗马贵族传授斯多噶主义；[21](2.ii5) 该学说认为任何种族都是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罗马人发现这其中蕴涵的伦理道德准则几乎完全和他们古老的传统、理想相一致。斯多噶主义最终成为罗马人的道德准绳。

紧随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是罗马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时期之一。成千上万的战俘被带到罗马，其中许多被罗马家庭雇佣为“教师”或指导者。希腊奴隶以希腊语和古典知识教授罗马人，荷马、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成为罗马孩童熟悉的作家。在公元前3、2世纪，教育逐渐制度化了，并融入到希腊知识体系中。绝大多数学校为希腊人的奴隶、自由人所掌握。对于大多数罗马学子来说，到东部希腊世界的“学术中心”游学一次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古典时代的希腊诸强如斯巴达、雅典，如果不能靠权力使一些城邦服从他们，那么这些强邦就会屈从于别的城邦。这种原则为马其顿的君主们所继承：亚历山大大帝接受了这一原则并利用波斯帝国在亚洲的旧有管理机构，建造了许多新的城市，塞琉古王朝的君主们又增加了更多的城市。而建立在城邦基础之上的罗马帝国也继承了希腊的这一传统。城邦为罗马传达命令提供了方便的途径，也为罗马通过税收的途径提供了它对资源的需求。

在希腊化诸行省里，罗马从统治西西里时起，就在自己城邦的基础上安排他们的统治措施。在各个行省里，只要有现存的乡村网络系统，罗马就把它当作基础，这些乡村大多数在元首统治原则下成为城市。直到公元前148—147年，罗马才在东部地中海世界固定任命地方行政长官，代替以前派遣的司令官，进行战争或者组织那些情愿与罗马结盟的民族。

罗马人在小亚细亚各个行省建立了一些老兵殖民地，在那里认真地传播着希腊文明。她并没有采取任何新的方法，而只是延续先前统治者的措施。像希腊化的君主制一样，罗马在共同的基础之上把一些分散的群体组织在一起建立起新城市，这些君主制在比较好的市政系统的发展下继续起着作用，并鼓励各个行省之间的相互贸易。

罗马从希腊那里一直在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安条柯二世、安条柯三世和腓力五世，甚至托勒密二世、亚历山大也曾做过类似的陈述：自由是希腊与罗马保持友谊的条件。所以，罗马对于直接干涉希腊事务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罗马人有权指定他手中的城市为“自由城市”。那些一旦获得自由的城市将拥有他们自己的法律，没有罗马人的驻兵，也不缴纳贡物。在晚期共和时代，一些罗马人成为雅典的公民，实际上这些公民也被选举担任各种各样的市政委员会。罗马相信采取这些措施可以确保希腊社会中比较富裕的人、社会贵族来统治政治和司法。这个雅典事例表明罗马权力对希腊城市施加的影响，但也表明了希腊政治文化的反作用。

公元前31年发生的阿克兴战役使得奥古斯都在地中海世界获得了无可争议的霸权，使这个世界获得了一段和平时代。是希腊人使罗马人意识到自身的独特个性，而当罗马在吸收希腊人文化的时候，也在努力形成罗马自身的历史、传统，这一切似乎意味着一个真正的新罗马的诞生。诚如贺拉斯所说：“希腊化在意大利最大的战利品是罗马。”[22](Ⅱ，Ⅰ，Lines 156—157)

参考文献

[1] 乔治·萨顿著，陈恒六、刘兵、仲维光译.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 Joseph Ward Swain， The Peoples of the Ancient World[M]. New York，1959.

[3] William H. McNeill，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M]. 6[th] ed.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

[4] 布雷斯特德著，李静新译.文明的征程[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5] 刘家和，王敦书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6] 李雅书，杨共乐.古代罗马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7] Herodotus， The Histories[M].

[8] 巴洛著，黄韬译.罗马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 朱龙华.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10] P. M. Fraser， Ptolemaic Alexandria[J]. vol. 1.， Oxford， 1984.

[11] 博尔加.希腊的传统[A].刊芬利主编，张强、唐均、赵沛林、宋继杰、瞿波译.希腊的遗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2] 理查德·詹金斯著，晏绍祥、吴舒屏译.罗马的遗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3] 威格摩尔著，何勤华、李秀清、郭光东等译.世界法系概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4] Paul Veyne. The Roman Empire[M]. translated by Arthur Gildhamm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5] 基托著，徐卫翔、黄韬译.希腊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6] 依迪丝·汉密尔顿著，葛海滨译.希腊精神[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17] M. I. Finley， The Ancient Greeks [M]. Penguin Books， 1977.

[18] 罗伯特·杜歇著，司徒双、完永祥译.风格的特征[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3.

[19] Jaques Brunschwig， Geoffrey E. R. Lloyd， edit. ， A Guide to Greek Thought: Major Figures and Trends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20] Jaques Brunschwig， Geoffrey E. R. Lloyd， edit. ， The Greek Pursuit of Knowledg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1] Cicero， Academic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