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哲学的基本问题精选(九篇)

第1篇：试述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哲学转向  历史  马克思哲学  西方哲学

 

 

在我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历史的研究中，关于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的“认识论转向”，从近代的认识论到现代的“语言学转向”，似已成为把握西方哲学问题发展逻辑线索的共识。我认为，在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中，仅以“语言学转向”还不足以把握从近代到现代西方哲学问题的发展脉络，并且易于以“学院派的正统哲学”遮蔽哲学本应具有的生命意识。实际上，西方哲学问题及哲学的发问方式在从“认识论”向“语言学转向”的同时，还发生了更重要的另一哲学转向，这就是由马克思哲学为始端的从近代的“解释”（认识论）向“历史（学）”的转向[①]。确立这样的认识，对重新看待西方哲学的历史和走向，对修正我们既有的哲学观，对确立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②]，对把握当代西方哲学的思维特质都会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试从哲学问题的历史与逻辑演化的视阈，以历史解释学的方法，试对这个论题做出合乎人们接受习惯的说明，以确立这种判断的合理性。

一、哲学发问方式及问题在西方近代哲学中的转型及逻辑

学界似已经达成共识的所谓西方哲学历史有一个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认识论”的转向，和从“近代认识论”到“现代语言学”的转向，实际指的是哲学主题的转向，也就是哲学发问方式的转向。在这些哲学发问方式与哲学主题的转换中，形成了西方哲学的历史逻辑。所以，我们只能循着哲学历史的这种逻辑去寻找哲学主题向“历史”转向的历史理由。

我们之所以从哲学问题的演化逻辑中寻找哲学向“历史”转向的历史理由，是基于这样的叙述前提和原则：1、历史进化的原则。确信哲学问题在历史中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2、哲学问题有自身独立的运演逻辑的原则，这种逻辑体现为哲学问题在哲学的发问方式的转型中形成自己的历史。3、语言作为存在方式对哲学问题有限制作用的原则，亦即西方哲学的问题难以超越西语式的叙述方式而形成某种话语系统。我们在这些原则底线内来看西方近代哲学问题的历史演化。哲学问题的转向也不能超越这些原则来思考。

我们知道，近代哲学是面对古希腊的哲学问题的困境来建立自己的问题域的。面对基督教神学的“不可言说”的窘境，面对科学作为知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欲求，在人文精神观照下的西方近代哲学，只能在神学与科学的夹缝中为人类的存在寻找合理性的说明。所以，人类作为在近代“现代性”中的存在状态如何，在西方的解释系统中，无不是以揭示人本身的理性存在本性作为路径，亦即在“解释”的哲学追求中，近代哲学只能在“理性”所可能规定的问题域中开始并结束哲学的言说。这种“解释”意义的哲学叙述的文化背景离不开对“现代性”的感觉。这时，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历史”的解说还没有进入哲学的视野，亦即：这时的哲学还只是“哲学”的，还不是“政治经济学”的，更不是“社会学”的、“政治学”的，也不是“人类学”的。这时的哲学只是对作为知识论意义上的对象的观照，而没有进入作为“存在”本身的“历史”。哲学向何处去，关涉到人对自身存在状态的自觉，哲学需要走出“解释”的怪圈吗？如何走出“解释”的知识论世界？知识论立场之外的哲学如何言说？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在哲学发问方式与问题的逻辑转换中寻觅。

第2篇：试述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關键词：语言学转向；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论；反本质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5—0024—05

在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语言哲学取代认识论成为了哲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语言哲学一直把消除日常语言的歧义性、澄清语词的意义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他们或者是构造人工语言，试图把语言大厦构建在没有歧义的逻辑原子基础之上；或者是从分析日常语言本身人手，澄清我们理解的具体语境，以试图使我们达到无歧义、无误解的交流目的。而在这些理论尝试中，维特根斯坦占据着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他一生创立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哲学理论，分别影响了分析哲学中的两大流派：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分析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转变的历史背景与原因，比较其前后期哲学思想的转变，是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它有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脉络。

一、维特根斯坦哲学产生的理论背景

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贯穿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过程之中，这一“语言学转向”的历史背景也是维特根斯坦哲学发展的相關背景。19世纪末，认识论哲学面临重重挑战，许多哲学问题用传统的认识论哲学方法已不能解决。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哲学究竟以什么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哲学的方法又是什么？哲学的价值何在？等等。这些讨论实际上意味哲学开始对自身进行反思，以期寻找到哲学新的发展方向。这种哲学反思奠定了“语言学转向”的必要条件。

“语言学转向”作为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性变革，它体现了哲学思维发展的内在要求。首先，理论表达必须借助语言，没有不通过语言表达而独立存在的理论。对理论的探讨往往同对表达理论的语言所进行的分析相联系，合理的哲学思考必须以正确的语言运用为基础，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其次，哲学中诸多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往往是同语言的表述与解释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语义上溯”，即把所讨论对象的本体论地位悬置起来，先用统一的语言进行表达和重新解释以求理解上的一致，以避免那些无意义的争论，这显然是一种有利并且必要的策略。因此，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哲学思维的彻底否定，而仅仅是要对传统哲学中由于语言误用而失去意义的问题进行清理。应该说转向后的哲学与传统哲学在研究的对象上是一致的，都涉及本体与认识论问题，这在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中表现得最充分。“语言学转向”的变革之处在于对哲学研究策略的建构：既然哲学对命题意义的分析如此重要，就不能再认为哲学的目的与其他科学一样是为了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而应将哲学看做一种活动的体系，即发现与确定命题意义的活动体系。由此，把哲学视作分析活动成为现代分析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现代逻辑的产生与发展是导致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弗雷格与罗素所创立的现代逻辑提供了一种系统而科学的方法，使我们能够对哲学概念、哲学命题进行有效的分析，为解决哲学难题奠定方法论基础。具体来讲，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对日常语言中具有本质意义的哲学概念进行分析描述，例如通过符号化逻辑系统，可以对存在、必然、可能等哲学概念进行精确的逻辑分析，将其内在的深刻哲学涵义显性化，同时还可避免由语言的含混和歧义所导致的理论混乱。另一方面，现代逻辑所倡导的是一种演绎推演的数理方法，它强调思考的严密谨慎以及论证的科学性，这有别于传统的哲学思辨与经验分析方法。现代逻辑分析方法融入哲学导致了这样一种趋势，要解析诸如有關世界与认识的本质这样的大问题，必须从精细分析基本概念范畴人手，确立分析讨论的主体间性，才可能寻求合理的答案。因此，哲学研究不再从分析追问一些形而上的抽象问题人手，而将重点集中于基本概念范畴的分析上。注重语言分析成为现代主流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也将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体现了现代科学发展对哲学的深刻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猛发展的科学理论，尤其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证明科学理论与经验之间存在一种间接联系，科学理论并非都直接建立在实验科学基础之上。因为实在并不仅仅表现于直接可观察的现象中，还表现在运用科学语言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中，这些科学理论所描述的微观与宏观世界是无法直接用感官观测的。我们要达到对这些领域的认识，需要科学假设以及在此基础上运用科学语言建立起的科学理论。因此科学理论成为把握实在的關键，如何描述科学理论便成为人们關注的重点。科学理论通过特定语言系统来描述解释客观实在，正如奎因所指出的：“本体论所描述的对象依赖于人们使用变元和量词所意指的东西……因为在任一情况下，问题并不在于实在是什么，而是人们所说或意含的实在是什么。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实在依赖于语言。”科学语言的合理构建将推动科学理论发展，而语言内在结构存在缺陷就会制约科学理论的进步。语言分析在理论构建中的重要性已成为科学家们的共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哲学。

总之，20世纪哲学领域内所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是从關注本体论的古希腊哲学转向關注认识论的近代哲学之后的又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体现了这一转变的基本特征。

二、前期哲学思想及其转变的原因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转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前期语言观有缺陷，导致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一种全新的语言观。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是少有的關注本体论的语言哲学家，正是发现了自己前期哲学的本体论存在缺陷，促使他改变前期哲学的本体论，进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哲学观。

前期维特根斯坦是一个逻辑原子主义者，理想语言的理论困难促使他的语言观发生转变。根据逻辑原子主义的观点，理想语言是一种逻辑上完善、具有确定意义的语言。一种语言要成为理想语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该语言必须符合逻辑句法要求，并且具有确定的意义。在语言图像论中，命题分为原子命题和一般命题，原子命题包含名称词，名称词意义在于对简单对象的指谓，原子命题的意义在于与原子事实的一一对应關系，一般命题则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由此决定了语言的意义在于它是世界的图式。然而，这样的一一对应關系真的存在吗？虚构的名称词，如“贾宝玉”与什么对象相对应？有的命题在不同的情况下描述不同的事实，如“树上有一只啄木鸟”，能说它与哪个事实一一对应？显然，逻辑原子主义的意义理论所主张的一一一对应關系不存在。

理想语言的另一个困难是，即使我们承认命题是事态的图像，真命题是事实的图像，即把命题与事实的關系看做一种投影關系，用这样的投影關系来解释命题中思想如何描述世界，但这种意义上的图像關系仅在原子命题层面上可以考虑，却无法在量化命题与事实之间建立图像關系。前期维特根斯坦将量化命题处理为最大析取或者合取式。也就是说，一个量化命题在逻辑上等值于它的原子命题的最大析取或合取式。如果是这样，那么上述析取或合取式就要穷尽具有相同性质的一切个体。但经验论告诉我们，当个体有无限多时，我们是无法穷尽它们的。因此，试图通过理想语言得到普遍事实是不可能的。构造理想语言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成为维特根斯坦彻底放弃前期哲学思想的重要原因：用理想语言来彻底解决哲学问题的企图是不切实际的。

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前期哲学本体论中的缺陷。他对本体论哲学的特别關注使他不能容忍这样的缺陷，因而需要进行哲学改造。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建立的本体论思想包含两层内容：一是以事物的存在为其哲学的本体论前提。维特根斯坦认为事物对象的存在是命题具有意义的前提，因为命题中含有事物对象的名称，名称的意义在于其指称的事物对象。二是通过语言分析来获得世界的逻辑结构。世界的逻辑结构可以概括为：事物对象构成事态，真实的事态构成事实，事实的总和构成世界，语言则在各个层次上与之相对应，因而世界是语言的本体论基础。显然，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本体论具有本质主义的倾向。

基于这样的本体论，维特根斯坦力图划清可说世界与不可说神秘之物间的界限。这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以及结尾中都说得很清楚：“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在给罗素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主要之点是關于命题——也即语言——可以表达的（也即可以思的）东西和命题不能表达而只能显示的东西的理论。我相信这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尽管维特根斯坦自己没有作更多说明，但从他对“可表达东西”的讨论可推知，所谓神秘之物中首先有由人自身构成的世界，包括人的行为、人的心智等等。神秘之物不可说是因为基于《逻辑哲学论》的本体论，我们还没有语言工具能有效地对其进行描述，这并不意味着神秘之物可以被忽略。我们甚至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建立世界本体论将世界划分为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其目的是要保护不可说的神秘之物的地位。

那么，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目的实现了没有呢？我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划界只达到了将世界与神秘领域划分开，并未达到保卫神秘之物的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维特根斯坦是从可说的世界，运用现代逻辑技术进行语言分析，从可说世界的角度限定了世界的界限，划分出了神秘之物。那么，可说世界与神秘之物间有何關系呢？由于维特根斯坦是从可说凿界的角度来划分世界界限的，因此他主张的本体论只包含了可说世界的本体论，神秘之物不包含在可说世界之中，并且与可说世界对应的语言也排斥任何有關神秘之物的表达。因此，可说世界与神秘之物之间缺乏可通达關系，没有联系，可说世界甚至排斥神秘之物。这样，以可说世界为基础的本体论不仅不能保证神秘之物的存在，还完全可以将神秘之物当作累赘消除掉。

另一方面，从哲学实践的角度看，因为逻辑实证主义更注重逻辑与科学的作用，从逻辑实证主义角度传承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人总是抛弃了维特根斯坦關于不可说的神秘之物更重要的观点，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下反对将神秘之物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实证主义认为我们能说的东西就是生活中所有要紧的东西。——这一点是它的本质。而维特根斯坦狂热地相信，根据他的观点，人类生活中所有真正要紧的恰恰是我们应当对之沉默的东西。”另外，“神秘主义毕竟与逻辑——语言分析没有必然的联系，采取这种方法并非只能通向神秘主义。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与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主义从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得到启发，用类似分析的方法来论证一种世界观，但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却是经验主义的，没有一点神秘色彩。”这意味着站在逻辑实证主义立场上不可能修改理论以适应对神秘之物的研究。

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这种由狭隘的本体论造成的世界与神秘之物的矛盾，通过修改原有理论难以化解，这迫使维特根斯坦抛弃其前期本体论观点，从而使整个哲学思想发生了彻底转变。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建立了语言游戏说，在语言游戏中消除了可说的与不可说的界限，他力图真正实现事实世界与神秘之物的统一，以解决前期本体论中隐藏的内在矛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不仅仅是对前期哲学的批判，更是在深层次上对前期哲学的补充与完善。

三、后期哲学思想及其影响

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其前期思想的批判是颠覆性的，涉及的内容广泛。在此笔者着重阐述前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任务与性质的不同观点以及本体论基础的转变，来说明他前后期哲学思想的特点。

维特根斯坦首先放弃了构造理想语言的主张，转变为对日常语言的分析。维特根斯坦构建理想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解析语言内涵的世界图像，以排除语言的混乱。然而，图像论就像一把双刃剑，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用语言来说明什么，但它也是有害的，因为语言能够使我们产生错误的图像。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难以摆脱那样的想法，即认为使用一个语句就意味着要对每一个词都要想象一样东西。”然而，当“我们用词进行计算，操作，并且随着时问的流逝，我们把它们转换成时而这种时而那种图像”。如果以为图像是语言的本质，这实际上是用图像把我们禁锢起来，图像也就成为解决问题的障碍。用理想语言构建图像论实际上是用语言的部分功能替代语言的所有功能，它并不符合人类对语言的运用实际。因此，“我们要做的是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维特根斯坦正是在分析人们日常使用语言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说。

基于语言游戏论，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任务与性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主张哲学是活动，其任务在于分析语言，清除语言的混乱，解析其内涵的世界图像，因此“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而在《哲学研究》中他却认为：“哲学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因为，它不可能给语言的实际使用提供任何基础。”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所持的“语言图像论”，否认命题与实在同型同构。对于哲学的性质，他指出，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哲学的考察不可能是科学的考察，“我们不会提出任何一种理论。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说明，而仅仅代之以描述。这种描述是从哲学问题中获得光明，也就是说，得到它的目的。”维特根斯坦的这些观点也颠覆了人们对哲学的传统看法。

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的转变还体现在他对逻辑和数学的看法上。前期维特根斯坦给予逻辑很高的理论地位，他认为逻辑提供了理想语言，借助理想语言可分析出自然语言的本质结构，进而分析出语言所内涵的世界图像。对于逻辑的重要性，他形象地比喻说：命题借助逻辑的脚手架来构成世界；命题只是就其在逻辑上有秩序的而言才是情况的图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分析实际上是一种数学演算，他认为数学是一种逻辑方法，前期维特根斯坦非常强调数学的重要性。后期维特根斯坦则不同，他否定了逻辑至高无上的地位，否定数学对哲学有巨大作用。他分析指出，数学虽然是用特殊语言构造的系统，但它的表达式也只在系统定规则下才有意义，因此它同一般语言构建的理论系统并无根本的差异，它们面临的哲学问题是一样的。因此，哲学让数学保持现状，任何数学的发现也不能推进哲学。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哲学的任务并不是通过数学或逻辑一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矛盾，而是使我们有可能看清楚给我们造成麻烦的数学的现状：在矛盾解决之前的事态。”哲学的任务在于通过研究语言表达式的用法来排除因对它们的误解而产生的哲学困惑，他把这种研究称为“语法研究”。他说：“我们的研究是一种语法研究。这种研究通过消除误解来澄清我们的问题。”这些關于词的用法的误解，除了别的原因以外，还是由于不同语言领域的表达形式之间的某些类似所引起的——其中有些误解可以通过表达式的替换加以消除，可以把这称为对我们的表达式形式的一种分析，因为这个过程与把东西拆开的过程有所类似。

维特根斯坦最具代表性的哲学转变是他后期所持的反本质主义立场。早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详细论述了有關语言与世界具有本质结构的论点：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相同的逻辑结构，语言能够描述世界，世界能被语言言说，语言是世界的图像。由此，语言与世界是同型同构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本质主义语言观。但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对他的上述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如我们前面讨论的，他的语言游戏说根本否定了有所谓语言本质东西的存在，他的“家族相似”概念否定了语言与世界之间有结构对应關系。他提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同其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相關，而语言的用法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东西可以充当语言的本质。因此，哲学只能从描述语言的实际用法着手，逐步澄清哲学的混乱。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语言观并不否定语言有指谓的功能，它反对的是把语言指谓固定化，反对有“语言本质”那样固定不变的东西。它强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同其运用的语境相联系，是发展的和变化的，语言意义具有多样性。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一种用全面的、相互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的辩证法思想。

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關于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同其用法规则相關论述中提出语法规则中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的区分，尽管他并没有对二者的区分作具体说明，但却启发了乔姆斯基，后者建立了转换生成语法，开创了语言学研究中的乔姆斯基革命。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极大地影响了芬兰哲学家辛提卡。受语言游戏说的启发，辛提卡试图建立一阶逻辑的游戏（博弈，Game）语义模型。沿着这一思路，辛提卡提出模型系统概念，使知道、相信等认知概念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逻辑解释，奠定了现代认知逻辑的理论基础，辛提卡因此被尊为现代认知逻辑的奠基者。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对现代语言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哲学研究》是研究语言哲学必读的经典。

第3篇：试述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一、扞卫日常语言

波普尔对语言的论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语言观是一种基于日常语言的语言观(如波普尔自己所说:“我始终是一个常识哲学家。”[1](360))。对日常语言的不同态度,最能反映出波普尔和他常与之论辩的分析哲学家在语言观上的不同旨趣。分析哲学家,尤其是早期维特根斯坦及与维氏有密切思想关系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对日常语言是极度不信任的。在他们看来,日常语言中的词语,其意义缺乏精确性,极度混乱,而这恰恰是由它所负载的哲学常常陷入两难悖谬的根源。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视词语缺乏精确意义为哲学的“语言病”,认为哲学的功用就在于治愈这种语言病。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定,日常语言中充斥着许多既不真也不假的无意义陈述,这些陈述表达了许多伪装深邃而实际上没有任何内容的伪问题。于是,他们设想能撇开混乱不堪的日常语言,建立起一种理想化的人工语言:这种语言准确知道自己所使用的词语的意义,因此能够倚靠它来展开哲学讨论。

为什么日常语言的词语会缺乏意义,而人工语言的词语却能富有意义?分析哲学家们指出,症结在于:日常语言的词语多数是未经定义的,一个词语只要是未经定义的,就意味着该词语缺乏精确意义,不能被合理使用。于是,分析哲学家们希望能够对人工语言所有词语进行尝试性的界定,以此消除语言中的模糊不清之处。他们相信,语言的精确性是最重要的,语言的精确性又决定于词语意义的精确性,而为了获得词语的精确意义,就需求助于定义方法。定义决定了词语的意义,通过定义的使用,可以使语言变得更加精确。分析哲学家们这种“定义决定词语意义”的主张被波普尔称为“语言上的本质主义”。基于扞卫日常语言的立场,波普尔对这种本质主义语言观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首先,定义的目标不可取,语言的简洁清晰比精确更重要,简洁才是语言的最高要求。在波普尔看来,哲学的起点只能是日常语言。日常语言的确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但是,词语的意义用不着定义来决定,它可以在使用过程中将自身理性化,并始终保持清晰标准以达到合理交流的目的,我们无需另行构造一种理想化的语言。波普尔矢志不渝力行简洁清晰的语言风格主张,他的着作给阅读者的观感即是:表达清晰,论证简洁,结论明确(这大概是其被译介到中国后很快就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之一)。波普尔甚至视此标准为学者的一项道义责任:“力求简洁清晰是一切理论工作者在道义上的职责,矫揉造作与缺乏明晰性则是一种罪过,把事情说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才算称职。”[1](50)在另一处他也说到:“知识分子有责任尽可能简单、清楚、谦虚地描述他的研究成果。”[2](83)波普尔哲学思想的清晰性是一直为人称许的,以至于有人说他的清晰性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

其次,追求语言的精确性容易导致忽视问题。在波普尔看来,精确性总是相对于问题而言,是由要解决的问题所要求的,不应该试图做到比问题境况所要求的更精确,或者预先使词语或表述更精确,否则,为了精确性而增加精确性,要么会以丧失明晰性为代价,要么将在无用的枝节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从而忽略掉真正的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者通过将语言的表达划分为真陈述、假陈述和无意义的陈述,取消了大部分的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更极端,认为根本就没有所谓哲学问题。波普尔针锋相对,指责逻辑实证主义最终瓦解的原因即是对重大问题(这些问题被他们认为是伪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埋头于细节,尤其是词的意义。至于维特根斯坦,波普尔则不惜与其当面争执“有无哲学问题”(这就是哲学思想界津津乐道、1946年10月26号发生在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的“拨火棍事件”)。波普尔认为,的确不存在“纯”哲学问题,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根植于哲学之外,例如宇宙论问题、逻辑问题,哲学家应试图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借语言消除问题。波普尔不无自负地说:“我主张有哲学问题,并且甚至我已解决了一些。”[4](30)总之,波普尔认为,如果离开一个明确的问题,而想通过分析“本质意义”来改进词语,获得更丰富的内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称这种做法为“未达到大桥之前,就试图通过大桥”。[5](91)此外,波普尔进一步从技术层面上论证了定义的不可能——定义的先决条件的不可能,我们可以将其论证概括为“定义的无穷后退困境”。波普尔向我们指出,定义项并不能够确认一个被定义词语的意义,而只会将意义的问题向后转移,转回给定义项,而定义项中的词语依然都像是以其作为起点的词语一样含糊和混乱。无论如何,定义者都必须继续循环地定义它们,而这些词语又会引发出新的也必须予以定义的词语,如此反复不已,直至无穷。波普尔向我们表明,追求界定所有词语,是不能实现的。而要摆脱“无穷后退困境”,必须承认有所谓“原始的词语”,即未界定的词语。定义链都必须是从未定义词语开始,其意义只能够被举例说明,而不能够被定义。因此,使用非定义词语就不可避免:“如果我们不能定义一个词语没有什么东西会防碍我们把它们当作非定义词语来使用,……任何定义了的词语最后还是要借助于一些非定义词语来定义。”[6](365)波普尔认为,对于一个词语,妥善的做法是:首先直觉地使用它(而非直觉地定义它,它的意义可由习惯用法确定,或者已经知道其它概念与它的逻辑关系,其意义在使用中足够确切),然后才可尝试对它进行定义。未定义的词语可能被定义的词语取代,之所以要用到定义法,是因为定义过的词语能够更简洁而非更有意义地完成未被定义词语所拥有的意图。

最后,波普尔还指出了“定义语言”的恶果:定义往往不会使境况得到改善、使词语获得精确性,而是常常事与愿违,比定义前变得更糟,以致出现许多冗言赘句、贫乏的烦琐哲学。烦琐哲学之所以出现,在波普尔看来,是因为:其一,每个定义,都意味着用一个长的叙述代替一个短的叙述,而这将导致许多无益而又貌似精妙的分析;其二,对意义的偏执,对定义是否正确、是否真实的争吵,只会导致一种咬文嚼字的空洞争论。分析与争论并不关心理论的真理性问题,只关心词语的意义性问题。波普尔认为,试图通过定义,用词语问题来代替事实问题,所成就的无非是一些蛊惑人心和善于制造混乱的形而上学体系,在他眼中,黑格尔哲学即是此类典型。波普尔拿科学与哲学作对比,来说明定义倾向对哲学的伤害有多大。与本质主义的定义方法不同,科学奉行的是方法论上的语言唯名论,波普尔称之为“操作主义”:科学中作出的陈述不依赖于词语的意义,不是为了决定词语的意义而使用定义,也不试图从定义推演出任何信息,词语只是为了方便而引进的简单标签,虽然有点含糊不清,然而研究者已经从操作上懂得其意义,并通过学习使用它们,来调整、简化,直至获得精确性。波普尔认为,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摆脱了词语及其意义的烦恼,避开了定义,只关心事实,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精确性。

二、“三个世界”中的语言

“三个世界理论”是波普尔为解决“身心二元论”或者说“物质与精神关系问题”所作的哲学努力。在“三个世界理论”框架内, 世界1是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世界2是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这些都与传统的区分相似。“三个世界理论”中最富特色的部分是有关语言的世界3。波普尔的世界3是一个以语言(无疑,此处的“语言”也是日常语言)为载体的客观实在的知识世界。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的存在,波普尔用了两个着名的思想实验加以论证:在实验一中,波普尔设想所有的机器、工具连同使用它们的主观知识都遭到毁坏,然而书本和人类的学习能力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会很快再次运转起来;在实验二中,波普尔设想所有的机器、工具连同使用它们的主观知识都遭到毁坏,而且,书本和人类的学习能力也被毁坏,这一次,波普尔悲观预期:人类文明在几千年内都不会重新出现。“语言”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里具有非常广泛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语言不单单属于世界3,同样也属于世界1和世界2。对此,波普尔有着清楚的表述:“就语言由物理作用或物理符号组成这一点来说,它属于世界1;就它表示一种主观的或心理的状态而言,或者就把握或理解语言能在我们主观状态中引起变化这一点而言,它属于世界2;就语言包括信息而言,它又属于世界3,理论或命题或陈述是重要的世界3的语言实体。”[1](180)世界1中的语言是作为书写与声音符号而存在的语言;世界2中的语言是作为表征思想的内在形式而存在的语言;世界3的语言是作为知识与信息载体而存在的语言。大多数情形下,这三种语言是重合的,当然,最值得关注的是世界3的语言或者说语言的世界3。

世界3由语言造成,又大体上是一个语言的世界。波普尔没有对世界3作出一个前后一致的界定(也许这跟他反对定义有关),多少显得有些含混不清,有时他直接说世界3是一个语言的世界,有时又似乎表示世界3包含着几个子世界,语言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且是最富特色的一个(“用语言简洁陈述的人类的知识的世界最具有世界3的特色”[6](103))。但波普尔明确地告诉我们,作为世界3最重要的客体(无论是就全部还是部分而言)的语言,不是有计划的结果,就像鸟巢一样,其本身是针对其他目的而活动(最初是表达与发送信号)的预料之外的副产品,随着语言功能的渐次进化,在这个副产品上又产生出副产品——世界3。所以,世界3是语言活动无计划的产物,是随着语言的描述功能而出现的,在语言的描述功能阶段,世界3最终得到承认。它在出现后,基本上成为一个自主发展的世界。语言中介作用的无计划结果,使主观性知识变成了客观性知识,也开辟了通往“世界3”(语言世界)的道路。在此基础上,波普尔确定了世界3的实在性、语言的实在性。语言的实在性跟语言的描述与论辩功能有关:只有在功能不断丰富的语言内部,客观意义上的论据与知识才有可能,才可能出现由语言系统阐释的客观理论,它们才可能变成人类本身之外的对象,变成向研究与批判开放的对象,而语言的实在性反过来又是语言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没有一种类似于工具的语言在身体外部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批判讨论的对象,不把语言构造物看成世界3的实在客体,就不可能有语言的描述与论辩功能。只有在语言的世界3中,理性批判的问题和标准才能够发展。由此,波普尔又将我们引入到对语言功能的分析当中。

三、语言的功能

有关语言功能的思想是波普尔从他在维也纳教育学院的老师卡尔?比勒那里学来的。比勒从生理机能的观点来认识语言,在比勒看来,语言不仅是狭义上的人的语言,而且包括了生物体同环境、生物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名义之下的各种语言。比勒还第一个提出语言功能的思想,并且最先讨论了语言低级功能和高级功能之间的差别。他将语言的功能分析为三种:表达、发送、描述。这三种功能具有像金字塔那样上下层次的关系,第一、第二种为低级功能,是人类和动物共同具有的功能,第三种功能则是人类所特有的高级功能。对这种语言观做出修正(描述功能)和补充(论辩功能),在波普尔的哲学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对语言低级功能的认识,波普尔完全继承了其老师的看法。第一种,表达功能。波普尔认为,语言的表达功能是突出的,且不说动物与人,即使是无生命的植物,甚至一种简单的工具,例如一只温度计或者一盏交通灯,只要能够通过它们的行为来表达它们的内部机体状态,在另一有机体中释放出一种反应,就可以将此种征象称为语言。第二种,发送功能。发送功能以表达功能为前提。温度计借表达向人发送信号:天气非常寒冷;交通灯借表达发送通行与等待信号;植物与动物都能发送信号。在波普尔看来,人类语言的发送信号功能也是明显的,人的自我表达在其他人中导致一种反应时,都可以说它同时发挥了发送功能,发出了一种信号。

在由语言的低级功能过渡到高级功能时,波普尔提醒我们,当语言的高级功能存在时,总是同时出现上述两种低级功能,总是可以用低级功能的词语,来解释每一种语言现象,因此就容易得出一种“物理主义”的错误看法:“物理主义”只看到语言的低级功能,把语言解释为说话者状态的表达,或者看作是说话者对另一位说话者的语言行为做出的反应,而忽略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截然不同的特征,忽视人类语言制造真实和虚假陈述的能力(就语言的描述功能而言),以及从事有效和无效论辩的能力(就语言的论辩功能而言)。波普尔认为,仅从所有的语言现象都具有这两种低级功能来看,即可以断定,“集中在表达和交流上的人类语言的所有理论都是无益的”,[1](138)与高级功能相比,人类语言的低级功能不具有重要性。人类语言的最重要功能,是其他所有语言都不具有的描述和论辩功能。这两种高级功能,是在对语言的低级功能和环境的适应进行更好的控制下发展而来的。语言的描述功能以表达和发送两种低级功能为前提,如上文所述,在波普尔看来,它使得客观实在的世界3成为可能。然而使其特征化的东西,或者说突现了描述功能对人类的重大意义之处,则是伴随着这种功能,人类语言第一次具有了制造真实和虚假陈述的能力,产生了有关真理的调节观念,同时也需要进行真假的判别。陈述也许与事实相符,也许不相符,既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为判别描述是否合乎事实,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了实证主义标准:符合要由语言的陈述和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来解释,且这种对应关系具有唯一性。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假陈述和无意义陈述,意指它未能与事实取得一一对应,在事实上得到证实。而波普尔认为,实证主义是不能接受的观点,为此,他反驳道:有许多含糊和模棱两可的陈述可能符合于现实,反之亦然,然而它们与事实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

在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主义标准后,波普尔借用塔尔斯基的真理符合论,发展出一种语义学元语言的陈述判别标准。波普尔认为,没有一种语言会包含定义自身语义学的方法,所以,要谈论一个陈述对于一个事实的符合,谈论有关陈述所述及的事实和有关陈述本身,必须借助于这种语义学元语言。元语言,简言之,就是用来谈论语言的语言,是用来谈论某一待研究语言的表述句的语言。例如,可以将用英语写的德语文法作为元语言,借以谈论德语。除了一般的逻辑用语(谓词)外,元语言有三种语句可供使用:描述对象语言所讨论的事实的陈述,对象语言的语言学表述句、陈述的名称。元语言断言的一般形式是:(对象语言)陈述S是正确的,当且仅当S与相应的真值条件相符。在此种元语言与对象语言的相对关系上,就可以判定陈述是否有意义,进而谈论可调节性真理观念、真理的内容和逼真性了。语言的论辩功能又以描述功能为前提。语言的论辩功能所要求的是一种理性的批判性论辩,它能给前三个功能增添论据,使它们都拥有有效和无效的涵义。

论辩所用到的论据,基本上是有关描述的论据,论辩的形式通常是从调节性真理观念、真理的内容和逼真性上对描述表示赞成或反对,这是论辩功能一定要在描 述功能之后出现的原因所在。描述性语言的出现使进一步的步骤——“批判”成为可能。波普尔认为,语言以争论的方式进行的相互间的“批判”,是语言描述功能和论辩功能之间的决定性区别。论辩功能所以能够和描述功能清楚地区别开来,是因为可以描述而无须论辩。批判是语言论辩功能的主要工具和最高形式,是科学增长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批判是有意识的挑选,即不再是对理论的自然选择而是对理论的有意识的选择,因而导致了选择一个新阶段,它允许我们有意识地批评地寻求和消除我们的错误,能有意识地判断一种理论不如另一种理论。只有人类采取通过批判性论辩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因此,波普尔认为,发挥语言的论辩功能,使我们可以用语言之争来代替武器之争,通过理论间的竞争来淘汰不可用的理论,在采用一种不适合我们生存的理论之前,除去这种适应性很差的理论,通过批判我们的理论可以让我们的理论死亡,而不是我们死亡。

四、简短的评价

第4篇：试述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自然主义/认识论

【正文】

自然主义（naturalism）是一个意义模糊的概念，它贯穿于欧洲哲学发展的全过程。纵观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把自然主义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萌芽时期；十七——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自然主义以及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本文拟就当代的自然主义进行考查。

一、科学派的自然主义

在后现代哲学文化的大背景中，在心理主义的复归和计算科学与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的前提下，特别是在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悬而未决的争论之后，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潮出现了。这一思潮的首倡者是奎因（W.V.O.Quine）。

1.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

在科学哲学中最早明确倡导自然主义的哲学家当推奎因。奎因提出自然化认识论的动机是对传统认识论的不满。我们知道，所谓传统的认识论主要是指经验论的认识论和唯理论的认识论。在奎因看来，传统的经验论有两个教条：一是所谓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问题；按照奎因的观点，如果全部科学（包括数字、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它们只是沿着边缘与经验相接触，那么分析——综合命题便没有了明显的界限，因此，认识论问题便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了。这是奎因自然化认识论的起点。二是所谓的还原论教条。奎因认为，休谟欲将关于世界的知识还原为感觉印象是不成功的，因为关于存在的全称陈述以及关于将来事件的陈述是不能用感觉印象来确定的。因此后来人们转向用语境定义（contextualdefinition）和集合论来使知识还原。如罗素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等都企图将普遍科学语言翻译成逻辑的语言，然而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因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告诉我们，即使有自洽的公理，也不能涵盖整个逻辑系统。因此，传统的经验论走入了误区。

对传统的唯理论的挑战则更为严重。唯理论者追求一种内在完备的理性的逻辑建构，以作为知识的基础，然而这一基础动摇了。因为，人们已认识到，用以建构的那种元逻辑和元标准根本找不到，前提性知识无法建构。另外，上面所提到的哥德尔定理更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逻辑建构的内在缺陷。所以不可能为科学知识建构一个可靠的逻辑基础。[1]

由以上分析可知，奎因的自然主义的一个来源是整体论（holism）；另一个来源是非再生的实在论（unregeneraterealism），这种实在论所表现的是“除了科学内部可以商量的、不确定的事物之外，毫无惶惑之感的自然科学家的坚定状态”[2]。这种非再生的实在论的目的是建立科学主义（scientism），而整体论提出的目的则是放弃第一哲学，即传统的认识论。这两者的结合使奎因认为应该放弃合理重构，从而诉诸于心理学，把认识论看作是对认识的实际进行过程的记录，因此认识论者成了科学地探究人类知识获取的经验心理学家，“认识论的地位仅仅降低为心理学（因此，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1］，p.74）

可见，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认为，传统的认识论虽然受到挑战，但在新的澄清的意义上认识论还存在，不过此时它已经是自然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了。它和传统认识论的一个明显区别便是我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经验心理学。这实质上就是把科学认识论降级到自然科学内部，从而取消了认识论的独立性地位，代之以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因此我们称以他为代表的一派观点为科学派的自然主义。奎因的观点可参见陈波的文章（《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4.）。在八十年代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争论不休之时，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引发了不同的自然主义流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2.R.N.吉尔的工具化认识论

吉尔提出工具化认识论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传统的方法论基础主义失败了。例如，莱欣巴赫不是在逻辑中而是在实际行为规则中寻找方法论基础，哈金（Hacking）论证说，这些规则序列是随机的，从而也就不知道其是否合理。而卡尔纳普则在方法论上采取归纳逻辑的计划，他的观点也受到严厉的批判。继卡尔纳普等人之后，拉卡托斯和劳丹提出了元方法论。吉尔认为元方法论不能为反对相对主义提供有力的辩护，因为劳丹的策略实际上是直觉主义的元方法论，它是以判断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前直觉知识的合理性为起点的，因此本质上讲这是一种解明策略而不是辩护，合理性问题因而被抹杀了。可见，元方法论也困难重重。波普尔将其方法论建立在否定后件推理的简单规则之上，而拉卡托斯（I.Lakatos）已经证明，若遵循波普尔的规则，会将一切理论证伪。如果假定应排斥被证伪的理论，那么一切理论都应被排斥，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综上吉尔认为，想从事寻找基础的工作是不可行的，应该放弃方法论基础主义而选择自然主义。“对任何科学来讲，都不存在哲学的基础，也不存在探讨科学的理论深度的哲学方法，存在的仅是科学方法本身”。[3]

第二个原因是虽然库恩、汉森、奎因和坎贝尔（Campbell.D.T）等人使心理学、经济学以及计算科学成为自然化认识论的基础，但是在吉尔看来，这些学科尚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第三个原因是从六十年代起，认知科学开始出现并且对哲学的内容和方法，以及语言哲学、心理哲学和认识论产生了影响，进而也开始影响到科学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科学哲学家开始把认知科学作为对科学（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所做的哲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吉尔正是其中的一位。为把这种研究手段推向深入，1988年以后，他又把认知科学分为三束：①人工智能，②认知心理学，③认知神经科学。其中每一束都为科学哲学的中心研究课题提供了模型。这样，吉尔自认为已经完成了把科学哲学建立在认知科学基础之上的任务。这也正是他的工具化认识论（即自然化科学哲学）的核心所在。即“理论是通过一种包括个体判断和社会关联两者的自然过程而被接受（或放弃）的，并不涉及什么理论选择的合理性原则”。（［3］，p.7）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不需要定义合理性，因为“理论选择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它从真正的行为者在其实际科学生活所面临的种种选择开始”，[4]“对我来说，存在的唯一一种合理性便是为达到已知目的而去运用经验确认策略的工具”。[5]可见，吉尔把合理性看作是工具性的，因而也就无需对其进行定义。因而我们称他的观点为工具的认识论。

伊弗朗（N.J.Efron）和费池（M.Fisch）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批评吉尔。他们认为，吉尔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忽视了合理性问题。吉尔在判断模型的相对优势时过分强调其自然的模型技巧，过分强调自然的直观推理（uaturalheuristics），而对刻画科学活动的模型、发现错误以及模型化的系统尝试等的反省却不够重视。因此，“科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这一方面——即创造性的、思辨性的、反应性，简言之即说明的合理性方面——在吉尔的研究中完全被忽视了。”这样看来，吉尔对科学的说明像其它自然主义者的观点一样，确切地讲排除了关于科学的很重要的且最需要解释的方面。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吉尔放弃了合理性，才使他的理论的解释性价值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由于合理性对科学的探究来说是基本的，因此“吉尔的众多洞察和深刻的分析的结合并没有象他所说的那样能真正地解释科学”。[6]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观点总结如下：一方面，科学不单单是纯形式的模型建构过程，它还有非逻辑的因素，后者恰被吉尔忽视了；另一方面，吉尔应该为自己的自然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然而他却放弃合理性，从而也就无法为自己辩护。

总之，吉尔的工具的认识论本质上与奎因的观点一样都诉诸科学以解决认识论问题。他们或者把认识论看作心理学的一个部分，或用认知科学研究认识论。二者都使认识论问题“实证”化了，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认识论问题。不过，与奎因相比，吉尔更加注重工具的合理性，从而上承分析哲学的方法论余绪，而更靠拢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哲学精神。他以工具为出发点，试图使自然主义有解决描述和解释两方面的认识论问题的能力。但是吉尔忽视了科学认识的文化学方面，这一点伊弗朗是对的。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库恩、汉森以来，对科学认识的社会研究（即科学的社会认识论）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科学的非逻辑方面也得到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从这一点上说，吉尔在自然主义诸流派代表人物中，受传统分析哲学的影响似乎较深，而同人文主义和价值论最为疏远。

3.撒加德、丘奇兰德、西蒙等人的计算化认识论

如果说奎因、吉尔等人的自然化科学哲学的观点仍然有相当浓厚的抽象理论特色的话，那么，撒加德的思想则试图实际地把认识论实证化。在《计算的科学哲学》一书前言中他具体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本书用一种解题和归纳的计算机程序来解释计算的观念同关于科学理论的发现、评价以及应用等的关联”。[7]可见，撒加德试图在计算机的框架内解释科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其观点如下：

a.理论是在计算机系统中的复杂资料结构；它们存在于由规则、概念以及解题所构成的高度组织的集合之中；

b.解释和解题是由规则、概念以及解答等作为中介的计算机程序；

c.理论的发现和评价是在解释和解题的语境（context）中引出的子程序；

d.理论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产生于发现程序，并且与其它概念有关联；

e.在科学探索过程中，理论活动和实验活动都是基本的，二者不可偏颇；

f.科学应如何研究，关于科学如何运行的描述性研究可以作出根本性的贡献。（p.189）

撒加德认为这个科学理论性质的计算性说明是较全面的。他对PI系统充满信心，认为它能解决认识论的许多问题（如规范和描述之间的关系）。但是后来他发现PI系统至少有两点不足。一是，现时的模型不能解释问题如何出现，因为PI要求的是给出问题；另一个不足涉及到PI中观察信息的来源，因为许多科学问题产生于观察和实验，而PI对新观察和实验的来源没有发言权。（［7］，pp.175—176，）由于PI系统有局限性，所以撒加德近来又发展了他的观点。他从注重科学自身转向也注重科学的社会性，并给出一种新的模型，“该模型从布散式人工智能（distributedartificialintellegence.DAI）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共同体”。[8]亦即对科学的、心理的以及社会因素给出一种综合的看法，实际上这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模型。因为此前有一种方法论个体主义学说认为，所有解释社会现象和个体现象的尝试肯定只涉及有关个体的事实，据此可知，社会解释能够而且最终会被还原为心理学解释。不管这种学说是否成立，撒加德认为，把科学看作布散式计算的系统并非是以该学说为先决条件的。我们可以把他给出的理由简单地总结如下：①有的事实具有无法简化的社会性；②心理学解释和社会学解释相互依赖；③对个体计算心理学的解释也可能用具有社会特点的术语来表述；④社会现象太复杂难以处理。所以他说：“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布散的计算系统的观点并不是把社会问题还原为心理学问题，而是要共同推进对社会和心智的理解”。（［8］，p.10）可见，撒加德并不否认认知个体活动的作用，他的目标是把对个体认知活动的理解和对科学共同体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而认识为什么科学的心理学说明和社会学说明可以结合为一体，以达到他所说的“从一种综合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目的。

总之，撒加德认为，哲学与科学是连续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哲学处理的问题相对于科学来说是较一般的、思辨的和规范的。涉及到推理的哲学分支与心理学和人工智能是连续的。他试图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布散式人工智能，以求用计算机网络来解决有关问题，从而把科学的心理学方面和社会方面结合为一个整体。

特万泥对撒加德等人的计算机模型提出五点质疑。可以概括表述如下：

①模型能处理高阶的直觉推理吗？

②模型能处理不确定的交互作用吗（chancyinteractions）？

③模型能处理视觉的形象化描述吗（VisualImaginery）？由于计算论者没有注意到视觉认知的动力学，因此，甚至连这一问题的范围都没认识到。

④模型能处理一个广义的知识基础吗？特万泥认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在一个知识基础中的那些条目实际上并不真正是原始资料，例如还有一些无认知的评价（如“结果不令人满意”）等等。“就我们所知，没有任何计算论者能在数据库（database）中做到使这样的信息（指元认知评价之类的信息——笔者）具体化。”

⑤模型能怀疑数据吗？科学家们一般都怀疑数据。然而，几乎所有的计算机模型都忽视了这一问题，它们把数据看作是一开始就固定不变的，给出的模型很难把握现实世界中的科学家所面临问题的范围。由于存在上述疑问，特万泥认为，“看来，有必要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来考虑计算机模型的作用，这个语境是我们关于科学思想的、发展着的理论语境。”[9]

特万泥的诘难是有一定道理的。科学理论的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性质等问题有其非程序性的方面，诸如直觉的、社会的种种因素以及数据真伪性等问题都是不能用计算机来处理的。撒加德等计算论者们把计算机理论泛化，以至使之成为解决所有认识论问题的万能钥匙，这里的片面性是显然的。他实质上用计算机理论取代认识论问题，这同奎因等人本质上是一致的。

以上我们谈了奎因、吉尔、撒加德等人的自然主义观点。总体来说，他们都注重把科学认知的哲学反思与科学本身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应当说，吸收现代实证科学对认知的若干性质所做的具体研究是值得重视的，现代认识论如果不吸纳这些成果，不可能有新的突破，自然化的认识论注意到这一点，这使他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是，他们却使认识论的独立性地位问题受到了挑战，甚至把认识论消解为实证科学。而且，在自然主义的界定意义上，作为描述性事业的科学与作为规范性事业的认识论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描述和规范的关系对他们来说是无法解决的。许多学者也正是基于这两者才对他们进行批判。但是，规范性和描述性难道真的不可调和吗？自然化认识论不能有规范的维度吗？为了突破这一二难的困境，劳丹才将价值论引入科学认识论之中，从而形成了他的规范自然主义。

二、劳丹的规范自然主义

劳丹提出其规范自然主义的直接动因便是奎因等人放弃了认识论的规范地位。在他看来这是自我毁灭。他主张自然化认识论可以以某种方式保持规范性，从而认识论虽然是自然化的，但却并不因此而丧失独立性以至于被彻底消解。

1987年，劳丹明确提出了规范自然主义理论。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劳丹认为科学方法论面临许多困境。在传统的科学哲学中，方法论占据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波普尔、特别是库恩的工作，这种情况一去不返。波普尔把方法论看作约定，因此，没有了合理性选择；库恩则认为方法论标准太模糊，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方法不能决定竞争理论的选择。拉卡托斯甚至断言我们根本提不出什么有根据的建议以使科学家接受或放弃哪个理论。费耶阿本德的纲领是“怎么都行”，主张方法论无政府主义。至于罗蒂则认为一切都应“罗蒂化”。由此可见，在历史社会学派那里，方法论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其规范力量已被完全剥夺了。

二是劳丹以前的自然主义方法论观点并不令人满意。如奎因认为，方法只不过是对自然科学所用方法的描述，因而没有规范的力量。这样，奎因等人便面临一个严重的困难：自然主义应该为自身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但是“合理性是一个非自然的概念，”[10]这样自然主义要用非自然主义为自身辩护，这是一个悖论。为避免悖论，因此劳丹认为：“方法论的非规范化并不是由其自然化来表征的。恰恰相反，人们可以表明一个完全‘科学的’和彻底‘描述的’方法论将具有一个规范的结果”。[11]可见，劳丹希望在以前的自然化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规范自然主义。具体观点及评论参见孟建伟和方在庆的文章（《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8；《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2）。此处不再赘述。

三、“文化派”的自然主义

1.瓦托夫斯基的历史化认识论

奎因和劳丹等人的自然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对社会文化的疏离。M.W.瓦托夫斯基（Wartofsky）则注意到认识的文化性，他倡导认识论的历史化以替代上述认识论。他认为，历史的认识论开始于如下前提：知识的获得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方式，它不能脱离其它形式的人类实践，因此也不独立于这些其它形式实践的历史性（即其历史变化和发展）。[12]由这一前提可以引伸出三点论断：（1）人类认知实践的适当的研究域并不是抽象的“人类心灵”，而是具体的、有多种特色的历史的人类实践域——是社会的、技术的、艺术的以及科学的。（2）认知的进展要通过表征（representation），因为它通过把人工制品作为象征来表现。认知方式历史地随社会实践，因之也随表征的改变而改变。（3）对所有人类知识而言，不存在固定的、基本的形式或结构，人的心灵随着各种各样的历史实践的不同而改变，即心灵是一个变化发展的、历史地自我超越的人工制造物。

瓦托夫斯基认为，卡尔纳普的记录语句为经验的科学哲学提供归纳基础，但它并不就是感觉资料。后来卡尔纳普放弃了这些而支持他所谓的生活经验，但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在逻辑重构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料并不简单地是经验，而是描述经验的语句在操作。但是这些语句——记录语句——必须依据某种语言，而卡尔纳普认为这种语言的选取是出于方便和实践上的约定。因此瓦托夫斯基说，卡尔纳普的这一宽容原则（principleoftolerence）实质上并没有为任何语句提供内在的或必要的归纳基础性说明，因此它是一个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社会文化约定。

至于波普尔对理论证伪的说明，瓦托夫斯基认为也有赖于社会心理学。因为证伪的经验检验的构成也是社会文化的约定。奎因和哈贝马斯都诉诸于语言共同体的共识，对他们来说，真理是基于语言的内在规范。可见，认识论的社会化在当代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中的进展一开始本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的。从主体间的可检验性到社会选择、语言约定，都明显地表现了从经验基础的相对化向合理性选择论题的过渡。由此可见，认识的根据已从传统认识论的内在的或心智的语境转移到一个语言共同体的行为的外在的社会语境。

由以上论述，瓦托夫斯基提出应以历史化的认识论来替代传统理解的认识论。亦即把认知活动看作是历史地变动的，这种变动的涵义是指：认知、知觉的方式随整个人类实践（包括社会的、技术的、科学、经济、艺术的实践）的改变而改变。他把认知活动规定为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还包括通过实践形式表现出来的感情活动或主体能力的域；也包括在道德、艺术、科学技术语境中所涉及的判断方式。又因为人类认知活动不是独立发生的，它不能脱离各种实践形式，包括狩猎、生产、社会交往、战争、政治等；所以，实践是认识活动的具体方式。

2.富勒的社会认识论

富勒（S·Fuller）提倡社会的认识论。他认为，“一个对知识的自然化的研究本身就应该运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发现”，[13]而作为一门交叉学问的社会的认识论即可满足这一要求。它本着建构一种规范的科学哲学的目的而把“知识社会学”作为经验来源。它从三个方面来研究：（1）作为一种元理论；（2）作为一种经验的研究纲领；以及（3）作为知识策略。

首先，作为元理论，社会认识论的基本功能在于做出一种设计，以重新解释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研究时到底在做什么。社会认识论者建构元理论的主要动机在于使知识“自然化”，并且确信知识是在它所涉及的世界之中的。而知识的自然化应该包括的不是认识论的消失，而是使一种界限——认识论和关于知识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界限——消失。近来，后现代主义者罗蒂为了追求经验的历史的研究而放弃规范的研究，这表明当代对知识所做的规范的哲学解释渐渐脱离了社会科学的解释。社会化的认识论者认为这正是对哲学在科学中的作用的一个错误理解的产物。

其次，社会的认识论也是一种经验研究纲领和一种知识策略的工具。在经验方面它是双重的：一是根据预设的科学编年史工作来分析关于知识增长的哲学陈述；二是在认识上把比较突出的历史事件分解为各个“运作部分”，这样才能决定一个认识规范的存在与否对事件的出现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在策略方面，社会的认识论目的是发展一种修辞（rhetoric），以便把它的元理论和经验研究转变为一种增加科学共识性的方法。

3.唐斯的社会自然化认识论

唐斯（S.M.Downs）在富勒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地阐述了社会自然化的认识论。他认为，以前的自然化科学哲学不太关心科学实践的社会本质，所注重的只是用认知科学的成果来解释科学，因而这种研究是有缺陷的。一个缺陷是采用了认知个体主义（cognitiveindividua-lism），另外，科学实践的社会性不可化简。

唐斯认为，R.吉尔、西蒙以及撒加德等人把认知科学的方法用于研究科学理论的变革、评价、本质以及科学发现等问题，用认知科学的经验成果来充实和约束哲学理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采取了认知个体主义立场，即完全根据个体的心理过程来解释认知现象，认为对科学家个人的心理机制的说明能充分地说明科学中哪些因素具有认知特点。他们认为在对成功的科学进行说明时要以认知因素为依据，而对失败的科学的说明则要应用非认知因素。这一观点在劳丹的不合理性命题中得到了明确表述：所有合理的科学实践都可以根据认知因素来解释，除此之外的部分则由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来解释。可见，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对成功科学的解释是不相干的，社会因素的积极作用从而被抹煞了。唐斯对认知个体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从科学家为什么组成共同体来开展研究这一问题入手进行分析，认为之所以必须组成研究群体，原因首先在于，检验或评价假说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心理能力，还要有技术分工和合作。劳动分工是按照技术在科学共同体成员中的分布进行的。其次，单凭个人力量来评价假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个人能力毕竟有限。所以“科学家们应协力工作以克服个人的经验限制，从而可以对认知劳动进行分工。如果忽视这一事实，认知科学家也就忽视了科学知识生产所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本质。[14]

根据以上的批评，唐斯认为应该在认识论中加入一个社会的维度。他认为科学的社会本质有三个侧面：一是理论是公有的财富，它可以跨越时间在共同体中流传；二是社会相互作用直接导致认知成果；三是应从更大的社会背景上看问题，这对于我们了解某项活动是不是对科学的一种贡献十分必要。这三个侧面有助于明确科学事业的地位，澄清科学共同体与一般社会事业的关系。所有科学实践至少包含以上三个社会层次。唐斯的总结论是：（1）认知科学如果不放弃认知个体主义，它就不能对科学作出适当的描述性说明，（2）具有某一规范范围的自然主义科学哲学必然会有一种描述基础，这种基础要考虑科学实践与众不同的社会本质，（3）科学知识的生产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14］，p.66）

瓦托夫斯基正确地看到了认识的获得是一个历史的、本身是实践的、而且不脱离其它实践的过程。他注意到宽容原则的实用性和约定性，从而提出认知活动是历史地变动的这一观点，并把它作为历史化认识论的整个出发点。这种见解虽然不错，但却并不全面。首先，认知活动是变化的，但变化是一切事物的特点。另外，认识有一定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相对不变，单纯谈论认识的历史变化显然有失偏颇，不可理解。应该把自然的因素和历史的因素结合起来才对。富勒主张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应用于自然化的认知研究。他的观点得益于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社会学派的主张。自库恩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以来，对知识的社会历史研究渐渐盛行起来，而这已成为社会历史学派的特征。富勒、唐斯等人进而把自然化的科学哲学纳入到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去思考，认为哲学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连续的，应该把自然和社会科学方法运用于哲学研究及认识论研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面。首先，虽然应用科学的方法于认识论的研究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认识论的研究方法是否一定是科学的方法？认识论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方法？他们这样做的结果能否使认识论保持独立性？这些都是成问题的。第二，从奎因开始倡导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连续性，接下来又把计算机科学和其他认知科学成果运用于认识论研究，后来又在自然化科学哲学中加入社会的维度，这里似乎有一个修改传统哲学所界定的认识论研究域的问题。本来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所主张的方法论主要是把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认识论之中，现在又加入了社会科学的方法。于是整个科学方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是认识论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这样一来，认识论的特殊地位何在？它还属于哲学了吗？第三，唐斯批判认知个体主义，注重认识的社会性，认为这样才能对科学作出适当的描述性说明。这种观点当然不无道理，然而尽管科学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子系统，离不开社会实践，但科学本身毕竟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科学认知的本体论基础是自然界本身，它是独立于社会的，是价值中立的，在这一点上，科学认知活动的不同层次的主体（科学家个体和科学共同体）具有等价性。因此，对科学认识的说明是不能完全社会化的。在这方面，外史论纲领（如爱丁堡学派的硬纲领）已经宣告失败。

总而言之，自然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承认认识论和科学之间存在连续性，否认这种连续性便是非自然主义。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论述的三种自然主义流派符合这一界定。因为它们都认为认识论研究和科学密不可分。自然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在科学和认识论的连续性上采取怎样的形式，能够走多远。奎因等人把认识论同心理学、计算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联系起来，并认为是后者的一部分。显然这否认了认知的规范特性，使诸如辩护、推理以及证据等规范概念失去地位，而代之以一些自然科学的概念。这实质上就是取消了认识论，走向了一个极端。劳丹等人正因为看到这一点才把规范性，价值论纳入自然主义科学哲学之中，认为描述性和规范性可以调和。而文化自然主义者更有甚之，他们注重认识的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主张认识论和社会科学是连续的，然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带有人为的、主体色彩的事物，是“想要”的事物，它需要解释学的诠释，有赖于对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可以说，文化自然主义比劳丹更注重认识的规范性，并有走向否认科学认识所具有的描述性，单纯强调规范性、价值性的危险，更有走向彻底相对主义的嫌疑。可以说，文化自然主义与其他自然主义的上述异同点使它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已经看到，自然主义科学哲学追求的是把认识论和科学联系起来，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哲学研究。应该说，这种重视科学的思想对当代哲学如何走出困境，如何摆脱基础主义的阴影等具有很大启发意义。它本身也是为摆脱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辩护主义而出现的，在客观上为西方科学哲学的重构提供了一条思路，但这条思路行不通。对当代自然主义来说，认识论或者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或者与价值论等结合，不管所采取的方式如何，认识论的独立地位已不复存在，哲学已经降低层次、消溶在科学之中，哲学和科学的界线从此化为乌有。这实质上是认识论的取消主义。如所周知，恩格斯曾经说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出发，关于认识的本质、发展、评价、解释等一系列问题，都带有极大的普遍性。这些问题的性质和解决途径都属于世界观的范畴，它超越于任何一门具体科学之上。归根结底，认识论取消论不过是重蹈历史上经验主义的覆辙。而正如恩格斯所警告的，蔑视辩证法，蔑视哲学的理论思维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恩格斯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15]自然主义作为吸收当代科学成果构建合理的哲学体系的一种尝试值得重视，但循着这条路走下去，所得到的只能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参考文献】

[1]参见W.V.Quine:EpistemologyNaturalized.inOntologicalRelativityandOtherEssays(1969),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

[2]奎因：经验论的五个里程碑，张金言译，哲学译丛，1992,p.54（译文略有改动）.

[3]RonaldN.Giere:ExplainingScience:ACognitiveApproach,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XVI.

[4]R.N.吉尔：自然化的科学哲学，哲学译丛，程炼译，1989,1.p43.

[5]R.N.Glere:WhattheCognitiveStudyofScienceIsNot?inCognitiveModelsofScience.VolXV.UniverstyofMinnesotaPress,1992,p42.

[6]NoahJ.EfronandMenachemFisch:ScienceNaturalized,ScienceDenatured.HistoryandPhilosophyoftheLifeScience,1991,No.2,p.187—222.

[7]P.Thargard:ComputationalPhilosophyofScience.CambridgeMass.MITPress.1988,XI,p.2—3.

[8]P.撒加德：心智社会——作为布散计算的科学，哲学译丛，1994.3.p.1

[9]RyanD.Tweney:inComputationalModelsofScientificDiscoveryandTheoryFormation—SanMaterCalif,MorganKaufmann,Pub,Inc,1990,p.481.

[10]R.N.Giere:PhilosophyofScienceNaturalized.PhilosophyofScience,52(1985),p331.

[11]L.Laudan:ProgressorRationality.AmericanPhilosophicalQuarterly.Vol.121,p.19—23.

[12]Marx·W·Wartofsky:EpistemolgyHistoricized,inAbnerShimonyandDebraNails(eds).NaturalisticEpistemlolgy.1987.D.ReidelPublshingCompany,p.358.

[13]SteveFuller:EpistemologyRadicallyNaturalized,inCognitiveModelsofScience—MinnesotaStudies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Vol.XV.1992,p.427.

第5篇：试述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教学方法的改变，应将满堂灌为主的教学模式转变为师生对话为主的教学模式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育教学过程中，只是重视知识的传播和输入，不考虑学生辩证思维能力的养成。这种教育模式，虽然可以让学习者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习到完整系统的知识，但是却忽略了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教育教学方法减少了学习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爱好，导致学习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肤浅化、被动化、机械化，对它的实践运用更是死记硬背。

我们知道，直到今天各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还是采取老师讲学生听最后一背一考的形式。坦率地说，这种教学模式并非一点优点也没有，比如，其规范性较强从而便于管理。但是，在今天这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上，其缺点远远超过其优点。其根本的问题在于学生对于老师所讲常常不感兴趣，因而不怎么听老师的讲授内容，这就只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流于形式。正如上文所论，这其中既有学生本身的原因，也有教师方面的原因，同时也和社会因素有关。因此，改变这一教学模式的方向就是调动学生方面的积极性，同时也需要提高教师的教学素质。目前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案是“逼迫”师生双方同时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互动场中。也可以说，创造一个教学互动场，使师生双方不不投入自己的精神力量，至少在这个场中的时候是这样。

这个互动场也就是师生对话的教学过程。具体说来，根据教学大纲的规定，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内容分成相互联系可以共同组成一个理论整体的各个部分，使每个部分成为一个课堂讨论的题目。而在每次讨论之前师生共同进行多方面的安排和准备，在讨论时则充分发挥民主的精神，让同学各抒己见甚至相互争辩，最后由老师进行具有一定理论高度的总结。这里，我们特别提出的一点是在讨论时应该尽量联系现实问题，而不应完全进行纯粹的理论辩论。这样，无疑会比满堂灌的方式对同学们的影响要大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力量也可以充分发挥出来。当然，关于师生对话的教学模式，我们在这里所谈仅仅是一个原则，还可以进行其它各种模式的探索也可以使不同教学模式相互配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充分发挥网络的功能

我们知道，网络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信息传输最为重要的工具，同时也成为大学校园中最受欢迎、因而也对学生影响最大的一种文化力量。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也完全可以借助这一科技手段。具体来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所有参考材料都可以挂到网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课后答疑也设在网上，而如果有条件的话，甚至可以将这门课中的一部分或全部拿到网上进行。这实际上也是师生对话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建立于同学感兴趣的新技术条件之上。这无疑会扩大这门课的影响，提高同学们的兴趣，自然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当然，这对从事这门课教学的教师也提出了技术和学识方面的挑战。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新模式的探寻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品格。如果连自己本身的这一品格都不能体现出来，这门课的教学就不可能搞好。而这一品格既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上，也体现在对当代社会主体存在状况的配合上，同时也体现在对当代先进技术的利用上。这就是基于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品格的思考。

用与时俱进的观点讲授马克思主义

想要从马哲主义学的发展角度讲授它的含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在发展的，而不是停滞、不变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面向社会实践，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使自己的理论丰富，要从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指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每个时期的哲学理论都不是简单的来自哲学的本身。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后的中国的影响。这表明：与生活的紧密相连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点，体现了马克思关于“研究哲学的学者是在不一样的层次上去诠释这个世界，然而问题在于去改变人类世界”的想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教学要适应社会时代的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除了经常走出课堂搞社会实践性教学以外，就更应该把“实践”引进课堂上，把“实践”引进课堂上的教育教学一定是要结合社会实际问题的讲授。社会现实问题从来都是大学生关心的问题。有些学生直言不讳地向老师提出问题，希望用老师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分析、解答这些实际的问题。对社会实际问题的解答作用，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的针对性、实效性、真实性和实际性等。

改革考试制度

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从古至今都是采用传统的考核制度，即统一命题，以选择、判断、填空、随答、论述的题型为主，这种考试制度的好处在于：教师出考试题便利，学生对课本的重点把握较强；但是他有着自己的弊端那就是：学生对考试的态度很不在乎，学生对知识总是只背重点，为了考试而学习，考试过后，就造成上课迟到早退现象较严重，甚至出现逃课缺席的恶劣行为，因为这种考试的方式可以通过集中复习和死记硬背就可以通过考试;还有一个恶果就是助长一些学生的作弊心理，出现学生考试作弊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住，因此应对传统的考试方式适时作出调整。当然考试的题型恐怕在目前全国的大环境下，谁也没法进行彻底的改革。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教学过程中其它环节的改革的实施。

第6篇：试述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要想了解一位教授究竟偏爱哲学还是大陆哲学，最容易的是看看他书架上的图书杂志。如果他有相当多的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著作，而没有戴维森和罗尔斯的书，那他也许情愿被描绘成偏爱大陆哲学的，至少不愿意被说成是偏爱分析哲学的。如果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写有大量标记的抽印本，都是选自《哲学杂志》、《哲学季刊》和《哲学评论》等期刊的文章，那么他便可以被当作分析哲学家的典型。

不过，有时候你会遇到这样一位哲学教授，他既参加由上述杂志举办的讨论会，也能够就诸如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转向"的动机的解释是否恰切的谈得头头是道。还真有不少人，既包括以为母语的，也包括非英语母语的，能够在罗尔斯与卡尔·施密特、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福柯与C.考斯佳德（ChristineKorsgaard）①之间游刃有余。不过，本书各位撰稿人的大作中体现出的这种左右开弓的本领（ambidexterity），在全世界的哲学家中仍属相对较少的一小部分。不妨做一个无法证实的猜想(虽然它以对许多国家的许多哲学系的访问为基础)我认为这部分哲学家的比例大约在百分之十左右。

左右开弓的本领之所以比较少见，其主要原因是：生为了找到哲学教职，先得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可靠的职业候选人，但他们的时间只允许他们涉足某一个领域，而他们能够取悦的潜在雇主也只有那么多。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争这样的教职的候选人在进入市场之前，必须大量的思想史，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在被问及这样的问题时一脸茫然：霍布斯与马基雅维利的关系如何？尼采何以偏爱索福克勒斯而不是苏格拉底?而在英语国家，他们就不必操这个心。但他们却必须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主流英语哲学杂志(至少也得是其别重要的)最近几期讨论的问题都有哪些？

克尔凯郭尔与克里普克，D.刘易斯与谢林，无论一个学生具有多大思想的好奇心，也不管他想对他们持有多少见解，时间总是不够。因此，如果他想这种左右开弓的本领，那通常都是以后的事情，即在他取得教职资格之后。然后他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研究而不是为了取悦于面试者或资深的同事。

只要在如何看好各个国家的职业市场这个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学上的差异，哲学就将继续大体上"分裂"为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两大阵营。不过这种分裂是否值得忧虑尚未可知。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类似于文学领域而不是领域，总是有地域之分的。就像文学领域内的研究生所受到的训练就是典型的对单个国家的文学的研究一样，哲学领域内的研究生所受的训练也是典型的对该国哲学系正在讨论的著作和问题的研究。

当法国的哲学专业学生不可能不读列维－布留尔，意大利的每一个哲学家都在阅读克罗齐研究黑格尔的著作时，在德国几乎没有人去关注他们。在1930年代的美国，哈佛大学大多数哲学专业的学生在读非常不同的著作，比海德堡、比萨、牛津甚至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学生更为广泛。学生们关于哲学前沿、也就是那些紧迫问题的想法，因国别而相去甚远，而且事实上，因其所在接受学术训练的大学的不同而差异极大。

在每一个国家，大部分哲学教授都不会过多地超出其导师为他设定的研究领域。因此，如果某位学生在密歇根大学的导师向他保证：德里达整个是一个江湖医生，或者图宾根大学的导师认为形式语义学神神叨叨，认知科学小打小闹，这个学生也许会就此一直相信下去。从理想上说，我们这些哲学家都认为应当不断地质疑我们的预设；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比别人好多少。大多数分析哲学家都对大陆哲学持一种暧昧的轻视态度，同时又没读过多少那方面的著作。许多大陆哲学家对分析哲学嗤之以鼻，却未曾尝试搞清楚分析哲学家认为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

但是，如果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分裂只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几乎不可避免地学术地域化的最为明显的例子，那么，为什么它就应当比别的"分裂"产生出那么多的不信任和轻蔑呢？--如天体物与物理化学之间、民法与刑法实践之间、意大利文学与德国文学之间的"分裂"？又为什么不将其仅仅视为单个学科内部受到不同专业吸引的不同学者之间的事情呢？

答案在于，我所描述的专业形成上的分歧，产生了对如下问题的不同解释：什么样的哲学教授是有价值的、有效力的，哲学在文化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以某种方式训练下的学者所获得的自我形象（self?image），与另一种方式训练出来的学者相去甚远。他们对经受不同学术训练的人怀有轻蔑之意，故有猜疑之心：那些人是吃白食的，是从学科的声望中取利的；但此学科的性质和功能如何，他们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无法理解--这使他们陷入了各种形式的思想恶习（intellectualvice）。

自我形象中最大的差异在于，自然科学的模式对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来说远比绝大多数大陆哲学家重要得多。法国和德国哲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在分析哲学家看来，顶多是"纯粹的"思想史研究，而与哲学家应当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的分内工作相去甚远。在《理智》（Nous）、《心》和《哲学杂志》上发表的大部分论文，对在西班牙、日本、波兰和巴西教哲学的绝大多数学者来说，就像是真空中伪科学的嗡嗡作响。他们用贝克莱的名言讽刺那些被分析哲学家归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名下的纷然杂陈的问题："扬起一阵尘土，然后抱怨他们什么也看不见。"那些被英语国家的哲学家形容为当代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与最初把他们引入哲学之门的思想兴趣几乎毫不相干。

二

是否应当将自身当作一种来思考，这个有点像哲学与思想史的关系，或许不参照实质性的哲学即可加以讨论。但事实上，元哲学问题(即倘若哲学有价值，那么价值何在?最好的探求方式何在?)与知识、真理和意义的本性的问题无法分离。在下面，我将概述这其中的一个问题，以便表明它能够产生多少不同的回应，而且这些不同的回应又是如何被不同的元哲学观点产生的。

这个问题是：概念只是语词的使用，抑或概念能够被更好地理解--一旦获得了明晰性则"概念的混淆"就会被清除，而不是只能被粗疏地把握的东西？围绕这两个选择而展开的争论使我们反思了这样的问题：是否存在像"概念"这样的活动？哲学家能否只是描述用法，并或许只是对用法中的变化提出建议？维特根斯坦放弃了系统化的意义理论的企图，这是否正确？奎因认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主义的残余，这又是否恰当？如果他们两位是正确的，那我们还能否保留"概念的明晰性"乃是哲学探究的一个目标这一思想？我们能否追随奎因对分析与综合、语言与事实的区分的批判，却又坚持哲学家探究的是"概念"问题而非"经验"问题这一思想？如果不能，那么我们能否找到别的什么方式，使哲学仍然步入科学的坦途？

元哲学问题是围绕如下争论而展开的：一个断言的是不是用以做出这个断言的句子的事儿，故既因使用者、亦因读者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一定有什么不变的东西(即构成这个句子的语词所表达的概念)，从而或许确实存在着具有内在性质的东西，使得哲学分析有望得以确定。但是，倘若断言的内容确实以那种方式不断变化，那么概念就会像人一样--从来也没有重复过同一个模样，永远在，不断在成熟。你能够通过改变用法而改变一个概念，但你无法一劳永逸地正确理解这个概念（getaconceptright）。

B.布兰顿（RobertBrandom）②论证道，依照人的模式来处理概念，乃是黑格尔的思想和实用主义的核心。③布兰顿自己的推论主义的（inferentialist）语言哲学是围绕如下论断建立起来的：句子的内容在不断流动，句子也毫不逊色。在他这种观点看来，由句子组成的从断定到断定的推论构成了句子所具有的惟一内容。推论的性质并未成为语言结构的组成部分，而是当个体和社群着手修正他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行为模式的时候很容易把握的东西。④采纳布兰顿的观点会迫使我们放弃这样一种观念：像"知识"或"德性"、"心灵"、"正义"这样的概念拥有永恒的、结构性的特征，哲学家能够洞若观火，而凡夫俗子却可能视而不见。

如果缺少了这种观念，就很难把哲学史看作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更喜爱的那副样子--即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经考察过的同样素材的不断考察，以希望最终正确理解知识、德性、心灵和正义。哲学家们能够希望像科学家那样一劳永逸地正确理解什么事，这个希望对于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基于这一希望而建立起自我形象的哲学家则谴责那些认为不存在被称为"概念"和"意义"的稳定存在物的哲学家，指控他们把哲学还原为"纯粹的对话"了。

就我本人而言，这一指控至少是相当准确的（即使把"纯粹"二字去掉的话也是如此）。我认为，哲学从来没有打算依赖于科学的可靠道路，让哲学走上这样一条路也不是什么好主意，所以我满足于这样一种看法：哲学教授对文化的贡献是通过对语词的用法的变化提出建议，使新的语词进入流通和传播过程，而不是通过创造一些分析，为语词的适当用法提供标准。我非常愿意放弃正确理解事物的目标，而代之以扩大我们关于个体和文化的自我描述的交际语库（repertoire）这一目标。在这种观点看来，哲学的要旨并不是去发现人类"确实"是什么，而是帮助我们成长--使我们更幸福，更自由，更具有适应性。我们的概念的成熟，概念语库的增长，就构成了文化的进步。

作为语词用法变化的一个例子(这种变化或许可以产生更成熟的元哲学争论形式)，我建议我们放弃"大陆哲学"这个术语，并将对话的哲学（conversationalphilosophy）与分析的哲学相对照。这个变化将会改变我们的关注点，即从世界各地强加于青年哲学工作者的求职要求上的差异，转换到我刚才刻画的问题之上：是否存在着哲学家能够正确理解的东西。

我认为，"正确理解"（gettingitright）这个词，只有当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每个人都从同样的断定得出大量相同的推断时，才是适当的。而"正确理解"这回事的出现，也只是当人们就这个领域内的探究目标达成共识的时候，当有关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解决问题的方式，从而问题能够确定下来的时候。在我们讨论的许多话题上，常识提供了这样的共识，如同专家文化（expertcultures）在其他许多话题上一样。在这些文化当中存在着一致，例如，一个基因的定位取得一致，就是把基因的化合物分析为它的组成元素，或者一个定理得到了证明。专家文化的成员都以几乎相同的方式使用着相应的所指表达式（如"基因"、"元素"、"证明"）。他们还对何物存在基本达成共识，因为对某种特定存在者的存在的共同信心，与对于某种所指表达式的效用的共识是分不开的。⑤

分析哲学作为一个整体，现在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一种专家文化，具有这种长期而近乎普遍的共识的特征。共识之所在一直是地域性的，暂时性的。在为分析哲学所统治的学系中，其教授撰写的论文所处理的问题，在资历较浅的新聘同事看来，通常完全是稀奇古怪的。饥肠辘辘的一代代分析哲学家，彼此都想把对方踩到脚下，这一景象在我看来，是支持对话哲学的最强有力的证据。分析哲学家未能发展出一个超越代际的问题域，这一失败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使我们认为"让我们正确理解它！"的口号有必要被另一种口号所取代，如"让我们另辟蹊径吧！"；而这些一个接一个的失利，便是哲学职业化二百年来的显著特征。

回想一下这个充斥着失败的二百年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哲学总是应该成为我们把常识和所有形形的专家文化加括号之后留下的东西。⑥哲学永远不应成为一种专家文化，每当它试图把自己转变为这样一种文化的时候，它就蜕化为经院哲学了。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哲学都应当成为专家文化的观念，乃是一种不幸的尝试的结果，这种尝试就是把这两个探究领域塞入一种为满足律师、医生和自然科学家之用而设计的大学体制当中。⑦

一旦我们放弃了某些东西是"天然的待解释者"（naturalexplananda）(即那些在任何、任何都令热衷思考的头脑去关注的论题)的想法，我们就不会再把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奥斯丁和布兰顿视为"做"（doing）形而上学、认识论或语义学的，也不会视之为在正确理解（或没有了解）实在、知识或意义。相反，我们会认为他们是在表达对某种耳熟能详的思想倾向的难以容忍的态度，并试图确立一种新的语汇表，一种现在正在讨论的描述现象的新方式。

黑格尔所表达的就是对康德等哲学家所使用的语汇表的难以容忍的态度，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主客二分是无法化约的。为了说服人们不要再以笛卡尔和康德式的方式言说，黑格尔提供了一整套对知识，对道德与理智进步，以及其他一切事物的重新描述。对于用以讨论这些问题的许多旧术语，他都赋予了新的、特别是黑格尔式的涵义。后期维特根斯坦也表达了对自己的《逻辑哲学论》和摩尔、罗素的哲学倾向的无法容忍的态度。奥斯丁视艾耶尔的思想为草芥，因为他无法容忍其无休止的拖延，妨碍了去探寻能够拯救英国经验主义的东西。布兰顿并不是在说：每个人都错误地理解了概念，只有我才正确地理解了它们。他的意思更像是：表象论者对语义内容的解释已为世人熟知，他们提出的问题也越来越沉闷乏味，还是让我们尝试一种推论主义的解释吧，看看能不能做得更好。《精神现象学》与《使之清晰》，犹如《哲学》与《感觉与可感物》，都不是用来回答"它们究竟在正确理解什么"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用以回答"它们在尝试理解什么"的问题。更有用的问题是：它是否有助于开始以那种方式言说？

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的区分主要是个地和社会学的问题，而我更愿意取而代之的分析的哲学与对话的哲学之间的区分则区别了不同的自我形象，这些形象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元哲学态度而产生，反过来又是一阶哲学问题（如关于概念本性的问题）之回答的原因和结果。

我更倾向于上述意义上的对话的哲学而不是分析的哲学，因为我更倾向于那些具有充分的主义态度的哲学家，他们认为自己在参与一场对话，而不是在从事一种准科学的训练。我之所以对分析哲学抱有疑虑，是因为这一传统中的哲学家们往往认为他们在研究生时代老师教他们讨论的那些问题就是重要的，因为这些问题就是他们在研究生时代老师教他们讨论的问题！因此，无论对于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其他哲学家，他们都倾向于将其著作与那些问题联系起来加以品评。在我看来，这一专业化的扭曲过程，较之对话哲学家那里出现的类似现象，更有危害。

三

教授的地定位与其自我形象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大致的联系，其中一个原因是：对话的哲学在有些国家更为流行，在那里，黑格尔的著作是接受哲学高级训练的学生的必读。而在那些对话的哲学不那么流行的的国度，申请哲学教职的候选人可以在提到黑格尔的名字时茫然不知，而对他引入到哲学当中的主义也颇有疑虑。在这些国度里，学生们仍然倾向于从康德直接跨到弗雷格。跳过黑格尔有助于他们保持康德式的思想，即存在着思想、意识、理性或语言等等的永久性结构，等待着哲学家去揭示，而平民百姓困惑不解也无所谓。坚信这些结构的哲学家往往认为哲学与从笛卡尔到康德的哲学一脉相承，通常也认为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这一系乃是不幸地误入歧途，置之不理也无伤大雅。

相反，致力于后面三位人物的哲学家通常对黑格尔的这一看法心有戚戚："哲学乃是思想中对其的把握。"他们倾向于认为，哲学的进步不是由于对的解决，而是以新问题取代了旧问题--语词的某种用法所产生的问题被另一种用法所产生的问题所取代。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使他们对维特根斯坦的主张(哲学的目标是"完全的清晰")心存疑虑，因为这是一种对事物实际所是的毫无疑问的把握，它要让哲学（不只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笛卡尔哲学、弗雷格哲学，而是哲学本身）进入永久和平。他们猜测，只要存在着文化变迁，只要、和产生了以旧的方式使用的旧语词无法令人满意地描述的东西，哲学就不会终止。⑧这也令他们怀疑维特根斯坦对"无意义"（nonsense）这一术语不谨慎的使用，而对其另一个主张颇有同感--即如果你赋予万事万物以意义，则它们就有意义。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用意义取代无意义，而是用某种更好的东西取代特定术语的可感的、一致的用法。

持黑格尔式的观点的哲学家往往赞成"建构论"的思想，特别是这样一种观点（此观点我已经顺便提到过）：关于各种对象的存在问题可以归结为关于特定的所指表达式的问题。他们也倾向于将哲学的不断视为由天才的个体而不是共同协作的群体所施展的富有想像力的跳跃。

四

以分析哲学-对话哲学的区分代替分析哲学-大陆哲学的区分，用以描述当今哲学教授之间的某些裂隙，或许有助于我们抵御这样一种诱惑：即要么将这种裂隙视为对热爱真理和理性的人与热衷于戏剧性效果和修辞学胜利的人之间的划分，要么视为对缺乏想像力的笨伯与自由奔放的精神之间的划分。更好的方式是将其视为对人类境遇的两种相去甚远的思想方式之间的裂隙，与宗教观点与世俗观点之间的裂隙同样深。这种裂隙自黑格尔挑战柏拉图式的思想的康德版本起就一直在加深，在康德看来，哲学应当类似于数学，能够最终证明关于人类生活的结构性特征的真理，而不是单纯人类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

站在这一裂隙的新康德主义一边的哲学家认为这样的观点是理所当然的：柏拉图正确地设定了人类思想的永恒的非历史性的母体，即试图通过做出知识与意见、实在与表象、理性与激情以及逻辑与修辞的区分而将事物一刀两断。而那些站在另外一侧、追随黑格尔的人则认为这些区分（以及其他的许多区分，如心与物、主观的与客观的、先验的与经验的、实在论的与反实在论的、表象主义的与推论主义的、康德式的与黑格尔式的、分析的与对话的）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有可能如同其他工具一样，虽已无用，但仍然存在。

黑格尔主义者认为，淡化这些旧式的区分（这在《精神现象学》中进行过第一次系统化的演练），是让未来比过去进步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当新康德主义者喜欢引用布特勒主教（BishopButler）的格言"一物是其所是而非他物"的时候，新黑格尔主义者则认为，一物（特别是一门学科）是借助与所有他物的关系而是其所是的，正如一个语词是借助语言中其他所有语词的用法而具有其所是的用法的。一切诸如此类的关系都是，而且应当是，不断流变的。

持这样一种关于物与词的观点［或可称之为"关系论"（relationalism），但通常被称为"整体论"（holism）］的人，包括了许多自认为在"分析传统之内"的哲学家（布兰顿自己就是明显的例子）。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对整体论都极不信任。他们之中不只包括大多数国家的哲学教师，也包括大多数属于德国分析哲学界的非英语母语的人。他们正确地认识到，彻底的整体论早晚会导致哲学的对话观，因此也会远离科学而沿着人文学的方向走下去。他们认为哲学适当的专业地位与某种形式的原子主义是不可分的，这种原子主义作为对哲学的和主题的某种解释，能够维系柏拉图将事物一刀两断的意向。

愿意保留此意向的不只是自己认同自己为"分析哲学"的那些人，也包括许多欧洲的和亚洲的哲学教师，后者认为英语国家哲学家称之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东西几乎毫无作用。这些人中有些坚持这样的信念：先验现象学最终将让哲学走上科学的康庄大道。不过，许多业已放弃了对胡塞尔的信任的哲学家仍然坚信，存在着某种应当被正确理解的东西，例如，海德格尔试图正确理解他所谓的存在论的差异（dieontologischeDifferenz），又如，德里达也曾试图正确理解他所谓的延异（différance）。他们仍然相信某种拱顶一般的非历史性的框架，以把握哲学家们应当试图以越来越大的精确性来描述的人类生存。他们恰恰认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哲学家一直在错误的地方寻找这一框架。

新黑格尔主义式的整体论者，如我本人，认为前面所勾勒的社会学条件，即允许我们有效地谈论正确理解某物的那些条件，不能在延异的情形下实现，其他任何特定的哲学论题的情形也一样。因此，我们更乐意把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说成是这样的：为我们提供了富有想像力的新的表达方式，有助于我们在思想中把握我们的时代。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非得在哲学家和非哲学家提供的富有想像力的创造之间划一条楚河汉界。因此，我们也不担心哪一家学术机构应当担负起研究黑格尔、海德格尔、尼采或德里达的责任来。

这种不再忧心忡忡的态度将引导我们寻找思想史家与研习文学的学生之间的友谊，因为他们时常地发现这些学生是兴致勃勃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人文学提供了真理，而科学无法提供，而是因为对哲学史的研究使我们试图让哲学史适合于一个更大的历史语境。我们假定，代数拓扑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历史并不需要这种语境化，但哲学史，如同小说史一样，是必不可少的。而新康德主义者认为，我们无需任何特别的文学知识和政治史就能够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哲学家，对此我们不敢苟同。正如在我们看来，一位哲学家的著作的价值，并不是它与事情本身（dieSacheselbst）的关系问题，而是与其他哲学家的著作的关系问题，因此哲学本身的价值也就不是它与所探讨的主题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在于与人类的其他对话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些新黑格尔主义者对历史所突出的不同重点，堪与我们对本书所提出的这种元哲学讨论所赋予的不同价值相比。新康德主义者一直试图远离元哲学，而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脚踏实地地做一些哲学"。但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探讨哲学现在是什么、可能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种中规中矩的做哲学的方式，如同讨论如何将指称含糊的语境置于一种语句意义中合适的位置上一样。

这两种探讨是同一对话的组成部分，因为要理解指称的含糊性何以重要，就必须思考分析哲学的创立者们何以需要他们所需要的，何以采取了他们所持的立场，也就是外延论（extensionalism）的要旨应当是什么。新康德主义者认为，引导学生去探讨含糊的语境提出的形式语义学的问题，就足以让他有一个做好的哲学的良好起点；而新黑格尔主义者则认为，如果一个学生从未反思过一种语义学理论可能对什么有益，那又如何能有合宜的言谈呢？因此，这些学生在写作论文时就要面临这样的危险：他的论文的半衰期会很短，会被下一代学生所忽视，甚至受到嘲弄。我们认为，历史的和元哲学的自我意识，是避免空洞的经院主义的最好的预警。

五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目睹分析哲学对对话哲学，抑或对话哲学对分析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永久的胜利。但是，想象任何一种可能性的实现，我认为都是异常困难的。这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两种哲学观点辩证地纠缠在一起，生死相依。在当前的时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要研究哲学，就不可避免地在划分新康德主义者和新黑格尔主义者的某些或所有元哲学的和实质性的问题上，或明确或含蓄，或本能或反思地选择自己拥护的阵营。只有像佩克斯列夫⑨那样无情无义的人，虽曾意识到这些问题，却无心选择一方，重整旗鼓。

另一方面，我所做的区分，只是尝试在思想中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部分把握。也许世界会改变，但不是因为当前分裂的双方任何一方取得了胜利，而是因为会出现某种新的、能够称得上"哲学"的东西。也许这一改变会像17世纪的变革一样剧烈。到了1700年，已经没有人再对重新阐发14世纪多明我会（亚里士多德的拥趸）与对手方济各会（奥古斯丁的追随者）的争论有多大的兴趣了。有朝一日，或许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甚至柏拉图与尼采之间的争论，对知识分子来说，都将变得单调乏味，没有人再愿意修正更新。那时，本书确实会显得相当离奇古怪。不过，就今日而言，本书的作用很可能还是相当可观的。

注释

①克里斯汀·考斯佳德(ChristineKorsgaard)，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1996-2002）。学术专长为道德哲学及其。著有《规范性的根源》（SourcesofNormativity,1996）、《创造目的王国》（CreatingtheKingdomofEnds,1996）等。--译者

②罗伯特·布兰顿（RobertBrandom），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教授，著名哲学家，著有《结合的理由：推理主义导论》(ArticulatingReasons:AnIntroductiontoInferentialism，2000)、《使之清晰》(MakingItExplicit，1994)、《不一致的逻辑》(TheLogicofInconsistency，1980)等。--译者

③参见布兰顿："黑格尔唯心论中的某些实用主义主题：黑格尔对概念范型的结构和的解释中的商谈与管理"（SomepragmatistthemesinHegel''''sidealism:negotiationandadministrationinHegel''''saccountofthestructureandcontentofconceptualnorms），载《欧洲哲学杂志》（EuropeanJournalofPhilosophy），第7卷，第2期（1999年8月号），164-189页。布兰顿将唯心论视为这样一种观点："概念的结构和统一性与自我的结构与统一性是一样的"。（164页）

④参见布兰顿：《使之清晰》（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44），587页："对不同语言实践者的道义系统进行清晰的推理性认可的相对性，反映了蕴含在由不同语言实践者的具体语词所表达的概念中的推理认可的潜在相对性。''''狗''''、''''愚蠢''''、''''共和党人''''这些词自我口中说出，与自你们口中说出，其意义是不同的，这是因为--而且就其可运用性所得出的的结果而言--附属于我的不同信念而不同于我。［同样，对应用的环境而言也是如此，试考虑''''谋杀''''、''''色情的''''、''''抒情的''''等词。］"

⑤对这一观点更为详细的发挥，参见拙文《文化学与上帝存在的》（"CulturalPoliticsandtheQuestionoftheExistenceofGod"），见NancyFrankenberry编《对宗教的激进解释》（RadicalInterpretationinReligion,Cambridgeand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53-77页。

⑥关于哲学家与专家文化成员之间的区别，以赛亚·伯林提供了很好的解释，见《政治仍在否？》（"Doespoliticaltheorystillexist?"），载H.哈迪(HenryHardy)编选的伯林论文集《对人类的正确》（TheProperStudyofMankind,NewYork:Farrar,Strauss,andGiroux,1998），59-90页。特别是得出伯林如下断言的论证："哲学问题最可靠的特征之一......是，我们在开端处就困惑不解，而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也没有什么自动的技巧和普遍认可的专门知识。"（62页）

⑦这并不是否认为创造或鉴赏原创性的哲学或文学批评著作，专业课程的阅读的必要性。但是，有学识的（learned）和"的"（scientific）之间仍有区别，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德语中的"科学的"(wissenschaftlich)更为狭窄，在这种意义上，物被视为科学的范型。

就文学批评与哲学的联系而言，比较一下美国大学的文学系和哲学系因高度专业化而成为所谓专家文化的堡垒所造成的结果，是有启发意义的。近来文学系"文学理论"的流行乃是如下事实的结果：你必须写一本著作以便取得教职。要做到这一点，最简便的办法是学一种理论，然后将其应用到一部文学作品上。这类著作中绝大部分都是没什么价值的苦力活。同样，为了在哲学系中取得教职而必须就一些的争论所发表的绝大部分论文也是如此。在这两个领域中，出色的人士都是先为了教职而做那些不得不做的事情，然后再去做一点与当初把他们引入这个领域的兴趣相关的工作。

第7篇：试述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一、高考政治试题命题的一般思路

高考政治试题从设计过程分析，一般包括立意、情境、设问三要素。立意：试题确立的主题。情境：立意表达的具体化，将考生引入到回答问题的具体情境中。设问：试题对考生所需回答内容的具体规定。立意、情境、设问三者相互联糸并统一成一个整体，最终以试题的形式呈现在考生面前。

二、客观题解题思路与技巧（略析）

1.客观题的类型：

表明类，材料表明了什么；说明类，材料说明了什么，体现了什么；因果类，给一段材料，问你这是因为什么，或给一个结果，让你找原因或者根本原因；组合类，有四选一、四选二、四选三和四选四等四种组合；启示类，材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我们该怎么办；逆向思维类，要求选择不正确或错误的，一般同学们做题都是正向思维，突然出现一个逆向思维，容易出错。

2.客观题的解题步骤：

（1）审题。包括审题干、指导语和题肢。①审题干。目的是对整个试题形成初步印象。首先明确该题是经济生活题、政治生活题、文化生活，还是哲学生活题。注意两点：一是找出关键性、敏感性的词语，如果是政治生活试题要注意主体是谁（主体不同，性质、地位、作用、意义、职能就不同）。二是从总体上把握材料主旨，即材料的中心思想、侧重点。②审指导语（题眼）。指导语通常要把试题的设问角度告诉我们，要明确是选择是什么、为什么，还是怎么办。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区别表明和说明，表明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事物的表面或外表，即通过事物的外部特征把事物表示清楚明白；二是指事物或事情本身显示的某种意义。说明的含义是阐释事物的特征、用途或事情的经过；解释某项工作或举措实施的意义或原因；应用理论印证某种做法的正确性。通俗的说，表明比较直白，说明比较宽泛。就解题思路而言，表明类选择题要求的是“以事述理”，说明类选择题要求的是“以事释理”。第二，逆向思维类选择题，主要是认真审题，看清否定词。第三，原因类问题要区别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原因。③审题肢。这一步通常是与下面的解题同步。

（2）解题。做选择题的方法是：第一，排谬。通常情况下，题肢表述错误的应该排除，特别注意逆向选择题除外。第二，排异。题肢与题意无关，或与材料联系不够紧密的应该排除。题肢与题干意思相反，如题意要求选择二者的联系，而题肢是二者的区别，应该排除。两个题肢的意思相反，就只能选择其中之一，或两个题肢都要排除。第三，排宽。题意有明确的限制条件，就不能超过条件的限制，要排除范围太宽的。如要求选择直接的，就不能选择间接的；要求选择根本的，就不能选择非根本的。第四，排窄，即避免选比题干窄的。如题干说的三者的关系，答案是两者，和题干不一致，太窄，少了一个就要排除。第五，排同。题肢中有两个或三个的意思是相同的，作为单项选择题就必须排除（组合式选择题除外）。如物质决定意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意识依赖于物质等表述的意思是一样的。如果题肢仅仅是题干意思的简单重复，也需要排除。第六，比较。即对不能排除的选项进行比较，选择一个最佳答案。注意比较的标准是题干主旨。第七，因果式选择题，要注意是选原因，还选结果。可以用排倒法，题干是结果，求的是原因，如果题肢是结果，就应该排除，也就是排除因果倒置的。用哲学生活中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也是有效的。第八，组合式选择题，要注意不是组合的题肢越多越选，也不是组合的题肢越少越选。可以用双向选择进行排除，即有错误项的组合和没有正确项的组合都要排除。上面这些方法的应用关键在于一定要弄清题干主旨。

（3）猜题。对于实在拿不准的题目，千万不要放弃猜答案的机会。如果此题大多数人都不会，每一个人都有猜测得分的机会。先用排除法排除能确认的干扰项，如果能排除两个，其余两项肯定有一个正确答案，再随意选其中一项，这就意味着你答对的概率为50%。即使一个干扰项也不能排除仍不要放弃，随便选一项得分的机会仍有25%。

（4）检查。检查时不要轻易改选择题的答案。到检查时，大脑已经连续工作很长时间了，轻易以疲惫的头脑去改头脑清醒时的答案，结果是把做对的题改错了。只有在非常有把握的情况下，才可以改动答案。在通常情况下，高考是没有检查时间的。所以，做题时要把握好速度和时间，力争一次性成功，不可急于求成，造成错误率太高。

三、主观题解题的总体思路

1.审题。答主观性试题，首先要学会审题，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审题包括审设问、审材料和审观点，因为高考政治试题大部分是材料分析题。

（1）审设问。第一，审范围。确定问题是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还是哲学角度提出的。这一点不能马虎，如果搞错将一分不得。有的试题设问的角度是具体到某一知识点的，如国家职能、国际社会、市场经济知识、生产的环节、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论等，要注意知识的界限。第二，审题眼。要确定问题是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办”四个角度中的哪个角度提出来的。这一环如果搞错，也将失分很多。第三，审条件。要明确问题的各种限制性条件，就是一些限定词或者规范词的确定。这些限制性条件为考生提示了正确的思维方向，使考生能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指向。通过这三步搞清问题到底问的是什么，并借助问题的启发，把握阅读材料的方向。

（2）审材料。带着设问审材料，首先要看材料的中心意思是什么。整个材料的中心思想要概括出来。对材料的层次性要有一个清楚认识，如材料是几段、几层，每一段或每一层的主旨是什么。高考试题的材料非常简洁，没有多余的话，所以要注意材料中的句号或分号，往往一个分号就是一层意思，对应一个答案的要点。其次，要有从材料提取信息的能力，并且能够根据提取的信息把所学的知识联系起来，再把联系的知识和所提取的信息转化成答案。再次，对关键性词语要有敏感性。每个关键性的词语中都隐含着信息，它告诉考生应该答什么知识点，有一个知识指向。把这些词语顺利的转化为我们学过的知识是解决问题的必要前提。

（3）审观点。一般而言，政治问答题的答案都采取“课本观点+材料论述”的模式。因此，在审设问和审材料的基础上，审查该题我们要运用哪些课本观点来回答，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步与审材料是同步进行的，需注意的是把观点和材料要一一对应起来，不能牛头对马嘴，生拉硬扯地运用课本知识，或造成观点与材料论述“两张皮”，没有有机结合起来。这需要在平时的学习中重视对课本主干知识的归纳与掌握。

2.组织答案。（1）组织答案是在大脑输入相关大量信息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整合，理清思路，并在草稿专用纸上简洁勾勒答案框架（或打腹稿）谋篇布局整合要点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做好问答题的重要一步，大致可分为“提取信息”“回归课本”“落实要点”“整合思路”“谋篇布局”五个环节。这一过程事实上就是考查考生是否“清楚而且有层次，有思路”，属于高考能力考查的重要途径和方式，而这些能力需要在平时学习和考试中着力培养。（2）组织文字、术语化、规范化答题。答案的基本要求是：层次分明，要点清楚，格式正确，书写规范；恰当运用专业术语，有的放矢，切忌泛笔乱弹，说口水话；要简洁明了，切忌冗长繁锁；要辩证分析，切忌以点代面。要特别注意答题时一定要使用课本书面用语或时政术语，而不能使用自己创造的语言、概念及社会和家庭流行的俗语。（3）鼓励创造性思维。考生在试卷上书写的内容更多地体现一个人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语言组织能力、创新能力、审美能力乃至更深层次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可谓“见其文而知其人”。创造性思维，合理的深层次答案可以获得加分。

四、各学科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

1.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思路

在回答经济学主观题时，可以将材料和设问所给信息和问题按教材顺序从第一单元到第四单元分别加以联系，当然是和每课（或者每节）的核心知识、主要理论进行联系。特别注意要紧扣设问进行思考，注意运用课本观点（经济学的主要道理），结合材料回答问题。在回答问题时，要恰当运用经济学术语和时政术语。

2.政治生活主观题分析的基本思路

分清行为主体非常重要，要注意所设问题是考查国家（政府）的有关知识，还是考查中国共产党的有关知识；是考查公民的有关知识，还是考查国家机关的知识。带着主体梳理与该主体有关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并在考试做题过程中加以运用。

3.文化生活主观题分析的基本思路

文化生活的主观题的分析思路与经济学的思路大体相同，只是较少运用时政术语。要注意的是只能运用文化生活知识分析，不能混用到经济学或政治生活知识。

4.哲学分析的基本思路

（1）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特别是坚持方法论与具体材料的统一。

第8篇：试述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西方科学哲学 研究 主要问题 分析

哲学是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中所贯穿的一条重要线索，亦是20世纪世界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西方科学哲学是对科学与哲学的超越与反思，其主要问题既受限于哲学基本问题，又是来自于科学实践和科学理论中最普遍的问题，受到各派科学哲学家激烈的研究与讨论。可以说，正是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才将历史主义、批判理性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联系在一起，且这些主要问题的存在反复出现，并在科学哲学争论中发挥核心作用或引导作用。因此，对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来对其相关内容加以明确就显得十分必要，对于21世纪科学哲学的良性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分界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以马赫、彭加勒为思想先驱，借助于当时物理学革命的推动，由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开创。以维也纳学派为中心的逻辑经验主义运动，作为第一个完整的科学哲学体系，标志着现代科学哲学的诞生。逻辑经验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于就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提出一种清晰而精确的经验主义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石里克、卡尔纳普、亨普尔、赖辛巴赫等。

证伪主义或批判理性主义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后，科学哲学在批评和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历史主义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以汉森、Th.库恩、费耶阿本德和图尔明等为代表的历史主义思潮，揭露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根本缺陷。

科学哲学发展中反实证主义趋向使逻辑实证主义自身的演变日益远离实证主义传统，使作为实证主义对立面之一的实在论再次成为争论的热点。争论的分歧点主要在于，科学理论的对象是否独立于对它们的认识而客观存在和起作用？科学能否向我们提供关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科学理论的目的是否是揭示自然界的本质，即获得真理？科学实在论的代表人物有夏皮尔、普特南、克里普克、W.塞拉斯、邦格等。反科学实在论的代表人物有范弗拉森。

科学分界即科学同伪科学或非科学间的化解问题，是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由吉勒斯将其划入到四大讨论主题当中，其认同了四大主体对科学分析的重要性，并强调科学分界问题是科学王国之外的普遍论题。在西方科学哲学当中，科学分界问题主要涉及伪科学、非科学及形而上学的分界标准，其实质是经济注意的意义标准，认为只有命题在有意义时才是科学命题，反之，便是应当拒绝的形而上学、非科学的命题。而命题的意义判断，经历了可证实性、可确证性（可检验性），且为克服证实原则和意义标准苦难，逻辑经验主义者们尝试过多种方法，但均以失败告终。科普尔是对划界问题提出不同看法的第一人，其将这一问题称作康德问题，并提出可证伪性理论及其标准。继波普尔之后，在划界问题上历史主义学派同波普尔学派、逻辑经验主义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立场，实现了静态向动态、一元向多远、有标准向无标准的转变和发展。劳丹对于极端多远注意划界观的继承，使其对划界标准持彻底否定态度，为分界问题消逝起到了助推作用。在后现代哲学立场上，罗蒂就划界消逝问题作出重申，其向往科学与非科学没有区别的哲学文化，认为科学只是一种话语形式，不具备认识论的特别地位。

二、科学发现问题

科学发现问题即从经验材料到旧改变修正或新概念提出，从而服务于新理论的过程，是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研究该问题的目的在于对科学发现活动规律性进行明确，且这一规律性就是科学发现模式。以波普尔为开端，对于科学哲学发展的研究开始以科学发现为中心，其认为重要的不是猜测的来源，而是猜测后的检验，是试图否证它或反驳它。这样，所发现的问题被逻辑主义者排除在科学哲学的正统之外，造成科学实践同自身学科的矛盾。库恩（历史主义者）对波普尔的观点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其从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角度来就科学发现问题作出深究和突出，将历史结构等问题作为主要研究的内容。费耶阿本德对库恩观点作出延伸的同事，对科学活动的整体合理性持绝对否定态度，造成西方科学哲学中非理性组会议的滥觞。而夏皮尔（新历史主义者）认为，科学属于理性事业的范畴，科学认识是以一定理由依据而开展的推理活动。相比于逻辑主义与老历史注意者对于科学发现问题的研究，夏皮尔的理论更具合理性。且研究表明不存在科学发现模式，但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科学发现问题将作为永恒的主题存在。

三、科学理论问题

在西方哲学科学中科学理论占据着中心问题，是作为科学成就实体的单元或单位，对其进行评价的目的是合理选择竞争理论，来促进知识的科学成长与进步。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分为逻辑标准和心理学标准两个派系，牵着以波普尔学派和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后者以费耶阿本德、库恩等历史主义者为代表。其中，逻辑经验主义严格对问题的发现与证明加以区分，其目的在于将划归发现问题至科学史、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病对科学理论评价与辩护的中心研究任务做出强调。波普尔对上述标准持反对意见，其认为科学具有可错性。而库恩则认为不存在超历史的、普遍的评价标准和原则，其是随历史而发生变化的，他的观念受到了科学哲学领域激烈的讨论。费耶阿本德认为库恩理论中缺乏对理性原则足够的批判，科学理论问题的评价是在逐步消逝的，没有必要在理论间做出选择和评价。

四、科学发展问题

科学发展问题是对科学发展内在机理和主要特征的完整描述，是西方科学哲学研究中长期探索的重要问题。逻辑经验主义对于科学发展模式并未明确提出，认为科学发展是一个逐步积淀的过程，是直线式的增长，无革命，无渐进中断，在其脑海中，科学发展更像是静态的图像。波普尔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批评，其认为科学需要经验观察来加以证实，需要方法归纳来实现逐步的进化，即科学的发展是阶越式的，是不断发现、排除错误，通过演绎法来逐渐发展的。且以波普尔为开端，标志着对于科学发展问题的研究开始成为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后，劳丹、拉卡托斯等均试图对库恩理论缺陷进行纠正。最后，夏皮而提出较为合理的科学发展模式，其认为科学发展不仅能够对自然基本观点做出改变，还能够对科学描述预言，自然问题本身、标准、方法、问题解答等作出改变衡量，肯定了科学的诸多方面，避免相对主义、绝对主义的同时，强调对进步主义、理性主义、客观主义的坚持，代表这科学发展模式的新姿态。

五、结语

通过上述内容的论述，我们明确了科学分界、科学发现、科学理论、科学发展等方面内容，对20世纪百年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把握。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着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厚重积淀，必将影响着21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为新时期对科学哲学发展命脉的把握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尼基京.二十世纪西方科学哲学中的发现与论证问题[J].哲学问题.1985（10）

[2]陆静.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科学发展模式的更替[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1）

[3]洪晓楠.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三次转向[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1999（3）

第9篇：试述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广谱哲学 科学理性 自然科学 传统科学

在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哲学这一古老的学科也面临着如何跟上现代科技发展步伐的严竣挑战。由我国学者张玉祥教授所创立的广谱哲学，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特别是在高扬哲学的现代科学理性方面，做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工作。

广谱哲学为实现传统哲学的现代科学形式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一般来说，哲学是一个纯粹观念性、思辨性的学科，其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它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普遍规律上，但传统哲学的表现形式却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即自然语言含义的模糊性、多义性和思辨思维的某种神秘色彩。近现代以来，许多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曾试图运用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工具来改造传统哲学的形式，但这些尝试终未成功。这是因为这种“改造”使哲学变成了实证科学，丧失了哲学的根本性质，离开了哲学的“谱”，并因而招致了许多哲学家的批评。张玉祥教授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认真吸取了历史上在哲学科学化、规范化问题上的种种教训，鲜明地提出了“广义公理化、广义模型化、广义数学化、广义程序化”的“四化”标准，充分吸收和扬弃系统科学、泛系方法论与现代结构类数学的新成果，使广谱哲学奠基在极其宽厚的科学和数学基础上，初步成功地实现了哲学“四化”的目标。①

精通数理自然科学的人都知道，对于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可运用观察实验手段计量或模拟的问题，模型化、数学化与程序化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对于像哲学思想、民间谚语中的哲理、一般事物的哲理、绝大多数人形成的思想共识等等纯粹思想性、无法直接度量与操作的东西要实现这几“化”，确有天方夜谭的感觉。至于公理化则一般要到一门数学或精密自然科学成熟到很高的程度才能进行，而哲学还处在不同学派的经常争鸣之中，要找出公理化方法要求的无争议的原始概念和不证自明的公理是无法想像的。广谱哲学的首要的或关键的一步是它针对传统哲学的现状和实际，把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狭义的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与程序化的概念拓展到含义极其广泛又相对确切的水平上；特别是它找到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泛系方法论这样一个可模拟一般事物机理的锐利武器，从而使哲学的现代科学化这样一个“神话”成为现实。

广谱哲学为沟通当代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建造了一座宽阔的桥梁

广谱哲学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语言、模型和方法来模拟和描述哲学问题，这种模拟和描述，不是一个单纯的、外在表现形式问题，它的触角所“伸入”的是哲学问题的内在结构，因而它改变的就不仅是哲学问题的描述形式，而是哲学的思维方式。例如哲学思维要求对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从宏观整体上去把握，要抓住“主流”，但对于一般而非特殊的、任意而非具体的社会历史，什么是“宏观整体”？什么是“主流”？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抓？传统哲学没有进一步、可操作的方法论，它仅仅是提了一个要求而已。广谱哲学则提出了形式具体的“历史望远镜理论”，它为“历史望远镜”下了一个可操作性的结构化的定义，并为如何使用“历史望远镜”制定了一个不失普适性而又模型化的五步观测程序。这就把哲学家们纯粹定性的、观念的、思辨的思维方式转化为可观察、可控制、可模拟及可运作的思维方式。②

广谱哲学所实现的这种转变，为沟通当代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建造了一座可双向交流的宽阔桥梁。早在黑格尔哲学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广泛传布的鼎盛时期，著名生物学家施莱登、大数学家高斯等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都曾经对黑格尔的思辨体系表示了深深的厌恶。而黑格尔则对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及其机械自然观做了深入的解剖和辛辣的批判。直到今天，“两大阵营”的互相蔑视和攻讦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则在于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广谱哲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它以现代科学的语言、方法、模型来模拟和描述哲学问题，这就产生了一个双向的效果：一方面，它有利于广大自然科学工作者对曾经貌似空洞玄虚的哲学产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他们借助现代科学语言直接吸取哲学营养。另一方面，广谱哲学的现代科学形式也向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了解或掌握广谱哲学，甚至要评价广谱哲学，必须具有相当广泛深入的现代科学（如系统科学、泛系方法论）和现代数学（如离散数学）的知识。广谱哲学的建立，无疑促进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更新换代。

广谱哲学把过去凭“悟性”或“内省”才能把握的理论转化成了可组合模拟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