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精选(九篇)

第1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范文

[关键词]地方文献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概念

[分类号]G255.9

地方文献是关于某一地域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类群体活动的历史记录，是一个地区长期的文化和历史积淀。作为人类社会文献资源体系和国家战略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文献资源，记录和反映的内容非常广泛，纵涉古今、横跨百科，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体现了很强的综合性；但作为个体地方文献而言，按其论述的学科内容，则分别属于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各学科，如果将这些文献按学科门类划分，至少可分为社会科学地方文献、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和综合性地方文献三大类。

几十年来，我国关于地方文献的宏观研究一直停留在“整体地方文献”的层面上，在地方文献的实际工作方面也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按学科进行地方文献的宏观分类研究至今无人涉足，特别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挖掘、利用等工作开展得也十分有限。加强地方文献的学科分类研究，客观、正确地认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特殊价值与社会功能，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推动地方文献工作的纵深发展以及完善地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概念

1.1　自然科学概述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自然科学的起源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从古代人类开始使用工具起，自然科学便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实践的不断深入而逐步发展成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到现代时期，其主要标志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不仅在宏观、低速领域更加全面和深刻，而且深入到微观、高速和宙观领域，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揭示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及其规律性。认识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直接目的，而促使自然规律实际应用于人类的利益，是自然科学的终极目的。

现代自然科学一般分为基础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个层次，三者各有分工又相互促进。基础科学是研究自然界中物质的结构和物质运动的科学，担负着探索新领域、发现新元素、创造新化合物、发展新原理等重大任务。基础科学是理论层次，包括数学、力学、生物学等。技术科学是将基础科学知识向实践应用的中间环节，是研究技术理论的科学，它的目的是把认识自然的理论转化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部分综合科学都属于技术科学范畴，如按基础科学的应用划分有应用数学、应用生物学等，按工程技术的通用理论划分有材料科学、农业科学等。应用科学研究的足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理论在生产过程中的具体运用，提供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其目的是直接用于改造自然。应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技术原理、结构、工艺等，如生物工程学、土壤改良学等。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纵深发展，现代科学既不断分化又广泛综合，各门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融合，联结成一个统一的发展着的整体。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融合交叉；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互补，表现为横断学科、综合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大量涌现与蓬勃发展，使得自然科学学科领域不断扩张，而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日益密切。

1.2　地方文献概述

地力。文献的产生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有文献认为，“地方文献古而有之，在文献出现之始即有地方文献产生……地方文献应该是人类社会所有文献的滥觞”。几千年来，地方文献在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建设，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57年，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在《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中，第一次对地方文献的基本理论及工作内容作了全面论述。杜定友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定义不但揭示了地方文献空间“区域性”的本质特征，而日，还表述了地方文献载体“多样性”和价值“史料性”的基本特点。按照杜定友先生当时的认识，地方文献包括的范围主要有地方史料、地方人物与著述、地方出版物三个部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文献研究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地方文献概念更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其中以骆伟、邹华享为代表的学者将文献内容是否具有地方特征作为地方文献划分的唯一标准，即地方文献是指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区域性文献，这就将地方人士著述、地方出版物中主要内容与本地方无涉者排斥在地方文献的范围之外，于是，这种“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限定，就形成后来人们称之为地方文献的“狭义概念”，与之相对应，先前杜定友先生的理论则被称为地方文献的“广义概念”。换言之，狭义的地方文献专指内容与该地区有关的文献；广义的地方文献泛指与地方有关的一切文献，其中包括所有本地区的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

目前，地方文献领域“广义”和“狭义”两大学派虽然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业界大部分学者认为，如果将全部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都作为地方文献，地方文献的范围就太过庞杂了。因为任何文献都是由作者撰写或出版机构出版的，而作者和出版机构都是有地域归属的，势必造成所有文献(不管其内容如何)都是非此地即彼地的地方文献，从而增加了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难度，弱化了地方文献的应有作用，客观上降低了地方文献在地区建设中的地位和功能。因此，“狭义”学派已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并愈来愈被业界所认同和接受。

1999年，黄俊贵先生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对“文献”概念的界定加以延伸，把地方文献定义为“记录有某一地域知识的一切载体”。这一定义，既与国家标准关于“文献”的定义相协调，言简意赅、容易理解、便于记忆，又将地方文献内容的地域性和载体的多样性涵盖无遗，较为准确地揭示了地方文献的基本特征。应该说，黄俊贵先生关于地方文献概念的描述，是目前较好的一个有关地方文献的定义。

1.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概念

根据黄俊贵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定义，结合自然科学的学科界定，笔者给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下这样的定义：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记录有某一地域自然科学知识的一切载体。其中，“记录有某一地域知识”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地域属性，指文献内容上带有地方特征；“自然科学”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学科范围限定，指文献记录的内容属自然科学知识；“一切载体”是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记录和传播介质的概括，泛指文献载体的多样性。换言之，凡以各种载体形态记录

和反映自然科学领域里内容与地域有关的所有文献信息均属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畴。

为了准确把握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涵义，我们有必要对其主要特征作进一步分析。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属地方文献范畴，同样具有地方文献的空间区域性、价值史料性、载体多样性和内容广泛性等基本特征，除此之外，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还具有如下主要特征：①自然科学属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记载的内容仅限于自然科学知识，它与空间区域性共同构成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最本质特征；②客观真实性，自然科学以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更加注重能够真实地反映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所记录的事实、数据一般是实地观察纪实或科学实验结果，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强的客观真实性；③实用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大都真实地反映了当地的生态条件、土特产品、特有工艺和传统产业，记录了当地人民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漫长历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这些文献以其特有的客观真实性和很强的实践性，对本地区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可起到直接的借鉴及参考作用，甚至有些成功的事例和经验可以拿来即用，立竿见影，实用价值很高。

2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

杜定友先生在谈及地方文献的范围时指出，地方文献由“史料、人物、出版”三个部分组成。时隔30年后，骆伟教授再度论述地方文献的范围时，认为地方文献“应包括下列三个方面：区域事物，区域人物，区域出版物”。两者字面表现上颇为相近，由此，业界有不少人认为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的观点一致，均为“广义”论者。其实，两位先生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一，杜的“史料：关于本地方的一切情况的记载”，骆的“区域事物，主要指在特定区域内所存在、发生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两位所指基本同义，这也是“广义”和“狭义”论者没有争议的部分。其二，杜的“人物：关于本地方知名人士、劳模、烈士以及对于本地方建设有关的各地方重要人士(寓贤)，他们的照片、著作、手迹、传记、纪念文字等都在收藏之列”，骆的“区域人物……对表述他们一生的事迹的传记、传略、评传、年谱等，无疑是研究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文献。因此，有关一个地区的历史与现代的重要人物，包括社会活动等，都属于地方文献……至于地区人物的著述，是否可收入地方文献?我认为应以是否反映该地区的事物作为划分的标准”，显然，两者有明显的区别，一方包括地方人物的全部著述；另一方仅限于反映该地区事物的地方人物著述，这正是“广义”和“狭义”沦者论争的焦点之一。其三，杜的“出版：从本地方出版物可以看到本地方的出版情况、思想内容、制作方向，对本地方刻的古书，更应注意收藏，版片也要整理”，骆的“区域出版物……一切出版物相对地可分为三类：①内容完全涉及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出版物；②内容部分涉及一个地区的出版物；③内容仅是一般性问题或科学理论的出版物。我认为地方文献只能包括第一类和部分第二类的出版物……把所有地方出版物都作为地方文献，显然是不恰当的”。不难看出，两者的含义截然不同，一方指本地区的所有出版物；另一方则仅指内容涉及该地区的地方出版物，这又是“广义”和“狭义”论者争议的第二个焦点。以上分析可知，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范围有着很大的分歧，如果将杜定友先生看成是“广义”学派的倡导者的话，那么骆伟教授则应是“狭义”学派的杰出代表和先驱。认为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一样，同为“广义”论者，是对骆伟教授关于地方文献学术思想的莫大误解。

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显然要比地方文献的范围小。首先，记录和论述的内容仅限于自然科学知识，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文献在内；其次，上义述及的地方文献的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人物”(或“区域人物”)和“出版”(或“区域出版物”)两部分内容也不必单列出来分析。因为：“地方人物评介”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仅指“内容涉及该地区”的部分，这也正是“地方史料”所论及的内容，因此，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只有自然科学的“地方史料”一项内容。那么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该如何认识呢?拙文拟从下列几个角度多方位进行分析。

2.1　从学科内容看

自然科学含基础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个部分。基础理论科学一般是通用理论，含各种原理、定理、定义、公式、自然规律等，它不具有地域特征，因此，其文献不属于地方文献；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基础理论与通用技术部分也同样不属于地方文献讨论的范畴，只有那些与地区密切相关的特有技术、特有工艺、特有自然现象和事件以及反映地区科技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改造自然的具体实践等的记录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包括：关于本地区的自然资源、自然生态、水文气象、地质地貌等自然环境的原始记录，关于本地区的旱涝灾害、冰雪灾害、地震灾害及其人们抗灾减灾的经验教训以及改造自然的各项活动等自然事件的真实记录，关于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变化、医药卫生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等自然变迁的动态记录等。总之，凡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忠实地记录了本地区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历程，对后人有借鉴、启迪作用的科技文献均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

2.2　从文献类型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有科技图书(含科技类方志、年鉴、手册、百科全书、学术专著等)、科技期刊和报纸、科技报告、科技会议文献、专利文献、技术标准与规范、政府科技出版物、自然科学学位论文、产品样本和说明书、技术档案、自然资源和自然地理图谱、文物科技资料、科研手稿、笔记、信札等内容。其中，各类文献中既有公开出版发行的“白色文献”，也有大量非正式出版的“灰色文献”，如内部书刊、政府出版物、会议资料、技术档案、手稿、笔记、信札等，这部分文献专指性、地域性强，动态性、时效性好，信息含量大、使用价值高，倍受学术界青睐，理应成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收藏重点。

2.3　从载体形态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既包括传统的原始材料载体，如甲骨、皮革、金石、简牍等，纸质材料载体，如印刷品、手抄本、复印件等，也包括现代的磁性材料、影视传媒、网络媒体等载体；既有各种静态性实体文献如：实物型、印刷型、机读型、声像型等，也有通过现代网络传播的动态性虚拟文献如：网上数据库、网络科技信息、多媒体资料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文献机构由于多少年来习惯于纸质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而对新兴的影视传媒及网络媒体文献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影视和网络传媒以其信息含量大、社会影响力广、传播超越时空等优势，已成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2.4　从出版年代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依年代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文献。各时代文献的时代界限并不十分明显，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方文献工作的不断发展演进，其关系处于一种交互变化的状态。今日的古、近代文献是昔日的当代文献，今日的现、当代文献又是未来的古代文献，是未来研究今天的宝贵资料。历史的经验证明，即时性地收集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力度愈大，未来地方文献的体系就愈强，其作用与价值也就愈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史料性”特征，不单单体现在古代文献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能全面反映历史发展变迁的、包括现、当代文献在内的整体文献集合之中。

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重要价值

地方文献历来就有“存史、资政、励志”的重要作用，也有文献将其归纳为“服务政治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振兴地方经济、深化科学研究、弘扬地方文化、提高教育水平、保护文化遗产、增进民族团结、加强国防建设、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十大社会功能。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以其内容丰富、数量庞大、分布广泛、数据客观精确、科技含量高、实用性强等特点，对地区生产、科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3.1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建设的重要基础资料

一个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必然受到该地区特定的自然条件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全面记录了有关本地区自然资源、自然生态、水文气象、地质环境、科研成果以及工农业生产发展变化等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大量基础资料和统计数据，凝结了几千年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才华，是区域性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系统史料来源和决策依据，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例如，在青藏铁路的建设中，科学家利用大量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在综合研究多年气候、生态、地质、地理环境等资料后，制定出冻土挖方段、风沙地段、长江源头区的不同施工方法，合理布设施工便道，并在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设置动物通道与动物信息系统中转站等方案，使得青藏铁路建设沿线的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取得了巨大成功。山东枣庄市齐村区北庆乡过去生长一种能“咬人”的怪树，被视为“不祥之物”，砍伐殆尽，1981年，当地政府从地方文献中得知这是当地自古就有的一种优质漆树，经过精心培育，现已发展到20多万株，成为当地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大量事实证明，领导机关在借鉴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提供的基础资料和经验教训规划本地区总体建设与经济发展时，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造福乡里；广大人民群众利用这些原始资料，可以脱贫致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3.2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地方文献学是研究地方文献产生和发展、征集、整序和开发利用的一门科学”。由于不同学科的地方文献其产生、发展、征集、整序和开发利用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按学科进行的地方文献分类研究，必将成为地方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任何忽视地方文献的学科分类研究，都将严重制约地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学科建设的纵深发展。作为地方文献学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与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献和综合性地方文献共同构成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和分支学科，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研究，不仅能够提高人们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重要性的认识，规范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各项业务工作，而且可以进一步丰富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内容，推动地方文献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化。可以设想，随着地方文献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必将成为未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3.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从地方文献产生以来就一直是其天然的“半壁江山”，与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献同属于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其记录事实、数据客观精确，提供方法、措施科学适用，使用价值更高。

第2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范文

关键词：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分类；体系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1307－3612(2006)11－1453－04

1　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及分类研究沿革

20世纪90年代尽管国家已将体育科学归属于社会科学，但体育科学领域许多专家，还有科学学科研究的有些专家对于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及分类问题都提出了异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研究成果。

田雨普认为体育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科学，其学科体系由基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专业技术3个学科体系组成(图1)。

熊斗寅认为体育科!学隶属于科学体系中的“技术科学”。学科体系分为体育自然科学类、体育管理科学类和体育社会科学类(图2)。

胡晓风认为体育科学学科体系由体育社会学学科、基础学科、运动学学科3大类学科群组成(图3)。

198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中，体育科学分支学科共有12个，即体育学、运动学、运动形态学、运动解剖学、运动人体测量学、运动局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心理学、运动医学、运动训练。对上述学科划分为3个层次和3大类(图4)：第1层次是体育学，第1层次向第2层次过渡的学科是体育哲学和体育情报学，第2层次是体育基础学科、运动技术学科和体育社会学科3大类，第3层次是下属各门学科。

徐忠、屈世琼认为，体育科学是属于一门综合性科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管理科学、交叉科学综合融合而构成了体育科学学科群。从而提出体育科学体系结构为6个学科群：哲学方法学科群、人文社会学科群、自然生物学科群、运动科学学科群、管理信息学科群、交叉边缘学科群(图5)。

王续琨、刘永振认为：“体育科学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包含众多分支学科、边缘学科，介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对体育科学分类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将体育科学的分支学科、边缘学科区分为5个群组(图6)。

邵伟德、马楚红在“体育学科分类体系的科学性探讨”一文中认为体育科学简单地归为社会科学不够合理，并指出了在体育学科分类时需注意的4个原则：科学性原则，发展性原则，实用、可行、方便性原则，统一性原则，由此而提出体育学科分类体系的构想图(图7)。

罗加冰对体育新学科进行了分类：体育自然科学类新学科，体育社会科学类新学科，体育管理科学类新学科，体育人文科学类新学科，体育综合科学类新学科(图8)。尽管是新学科分类，实际是他对体育科学学科的分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与意义。 上述关于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及分类研究后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科学学科分类研究

科学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和知识体系，是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和反映。科学结构与它所反映的客体结构即整个客观世界的结构是一致的。我国对科学学科体系的探索，有二元论、三元论和多元论之争。二元论即认为科学学科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元论认为科学学科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多元论认为科学学科分为许多学科体系。恩格斯早在1874年提出对科学分类的观点：“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并将科学分为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地理学6类。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根据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认为整个客观世界从自然界发展到人类，同时出现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由此而提出科学大厦由自然科学、人体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6大部分组成。陈文化等学者依据“自然一人一社会”的演化次序与科学本身的“固有发展次序”有内在的联系，认为科学学科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门，并构建了现代科学体系――以人文科学为主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两翼的立体结构。由于当代跨学科的广泛研究，出现了许多交叉性学科，如运筹学、环境学、人才学、管理学、信息学等，许多新学科的学科属性属于综合性，难以隶属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这3大科学，更难以涵盖如雨后春笋日益冒出的大量复杂性、综合性的新学科，因此，必须有一门科学学科可以涵盖不隶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外的一门学科――综合学科。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学科已发展成约有5550门学科，其中非交叉学科约有2 969门，而交叉学科总量已达2581门，占全部学科总数的46．58％。交叉学科仅在100年左右增加的学科数量就占总学科数量的一半，并继续呈迅猛增长势头。有的学者将管理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并列，并将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归属至管理科学内，这是不妥的。追究管理科学，实际它介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一门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性学科，理应隶属于综合科学。特别现有许多交叉新学科根本没有管理的属性，按科学逻辑性无论如何也不能隶属于管理科学，只有将管理科学和许多交叉新学科隶属于综合科学才比较合理，而不能将交叉性综合学科归属于管理科学。这一隶属关系不能颠倒。本人认为，现代科学学科应分为4大类学科相对比较正确，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综合科学(图9、图10)。

3　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及其分类研究

对于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刘仲林在《现代交叉科学》一书中指出，体育科学是一门由生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力学等20多门学科的渗透融合，广泛应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声像技术、遥控技术等现代技术的一门综合学科。国外专家研究认为，一个运动员成绩的提高是素质、体质、机能、心理、战术、技术、智力等150多个因素综合效应的结果。社会中的体育现象和运动中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体育科学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但体育科学的综合性又不是各个学科研究结论的简单相加，而是运用各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取得各种参数进行综合运算，以得出比较全面的结论。随着体育科学的迅猛发展，其综合性属性越来越凸显。俄罗斯体育科研的综合试验台，可对人的运动能力进行学科问的综合性基础研究。遗传学家、教育家、生物力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心理学家、计算机专家可在统一的试验对象身上进行分子的、亚细胞的、细胞的、各器官的、各系统的以及整个有机体的试验研

究。在综合监督训练过程中可运用近300种检测演技的方法，检测出3000多种训练水平参数，在总训练时间中约25％的时间用于进行各种检测。因此，有人称之体育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窗口。体育的许多方面研究，都走到了科学的研究前沿，如检测运动员兴奋剂方面研究，运动生物力学方面研究，运动免疫学方面研究，运动康复研究等等，都与相关学科或母系学科的前沿科学研究并驾齐驱。可以说，在体育方面通过一系列实证，证实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综合性科学方面的许多具体学科内容。体育科学学科有十足的理由分为4大类：体育自然科学、体育社会科学、体育人文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隶属于体育自然科学类学科有：运动解剖学、人体生理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生物力学等；隶属于体育社会科学类学科有：体育社会学、体育产业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法学、体育人口学、体育传播学、体育教育学等；隶属于体育人文科学类学科有：体育史、体育心理学、体育哲学、体育美学、体育科学学等；隶属于体育综合科学类学科有：体育控制论、体育信息论、体育系统论、体育决策学、体育运筹学、体育环境学、体育人才学等。因此．体育科学隶属于科学学科体系中的综合科学是非常正确的学科归属。

而国家将体育科学归属于社会科学，是否符合科学逻辑?首先要了解分析社会科学是一门什么学科?社会科学是一门以社会为研究的知识体系。我国的《辞海》中说：“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的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社会科学的性质与其研究对象本身的规定性是直接同一性的。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揭示并阐明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从学科研究理论可以准确地告诉我们，科学的内在的直接同一性和逻辑辩证关系是学科分类的依据与方法：体育社会科学的母学科是社会科学，体育自然科学的母学科是自然科学，体育人文科学的母学科是人文科学，体育综合科学的母学科是综合科学。国家将体育科学归属于社会科学，依据科学学科的内在逻辑，体育科学是难以分化出体育自然科学、体育人文科学、体育社会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的，而现实的体育科学恰恰能科学地梳理出体育自然科学、体育人文科学、体育社会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这些难道社会科学能包容得了吗?即使硬包容着体育自然科学、体育人文科学等学科，这本身就违背了科学的内在逻辑性及其分类原则，产生了严重的自相矛盾和错位现象。因此，硬将体育科学归属于社会科学是“牵强附会”的，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更是扭曲了体育科学的本质。随着近几年科学理论专家对科学学科分类研究的深入及其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积极影响着体育科学学科研究的深化，逐步取得明朗化的研究进展。

我们研究认为，体育科学学科属性是综合性科学，是隶属于科学学科体系中的综合科学；体育科学学科分类类似于科学学科分类，是“大科学”学科体系的“缩影”，同样分为4大类：体育自然科学、体育社会科学、体育人文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图11)。从图12可清楚地看出4个方面的学科群，而且在不断地发展和庞大。仔细研究体育科学下属4大学科，各学科发展“势均力敌”。本研究为什么将田径运动(学)、球类运动(学)、体操运动(学)等运动技术学科隶属于体育自然科学类，这是因为体育自然科学是涵盖着体育的“自然世界”。这些运动技术学科的本质都是具有自然科学属性。从田径的跑、跳、投到刘翔奥运会得金牌的神速跨栏动作；从篮球、排球、足球的跑、跳、投到姚明的扣篮等以及俄罗斯名将涅莫夫单杠上6个空翻抓杠动作等等运动技术，无不显示出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营养学、运动生物化学等方面的知识特征，显示出运动技术科学的前沿科学知识，都是显示出自然科学知识的属性，应该隶属于体育自然科学中的分支学科。这些学科还够不上资格与体育自然科学、体育社会科学、体育人文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相提并论的一门学科。田径运动(学)、球类运动(学)、体操运动(学)等运动技术学科，这些成熟学科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应该规范学科名称，在后面加上“(学)”。

目前，国家颁发的许多文件和权威性杂志里都认为体育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在2004年10月20日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指出，“体育科学是综合性科学，实施科教兴体战略包括繁荣发展体育自然科学和体育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离不开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2005年《体育科学》杂志编辑部在第1期版2的序言“开拓创新任重道远”中指出：“《体育科学》杂志记录了这20多年来中国体育科学发展的成长历程。记得在本刊创刊之初，学者们曾就‘体育’的科学属性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而今，这种争论也是不争自明：因为随着科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体育科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研究的手段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体育既与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基因纳米技术等当今世界的热点科学与技术有着不解之缘，又与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人文地理环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体育科学，已发展成为一门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应用性的交叉学科。”

4　结论

第3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范文

[关键词]　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统一性

[中图分类号]c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0)09―0008―06

我曾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以下简称《分野》)一文中，历数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三大区别，即旨趣不同、致思方向不同和思维方式不同。针对拙文的观点，余金成教授发表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兼与汪信砚教授商榷》(以下简称“余文”)一文，认为“汪文揭示了一定道理，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不仅存在着学科意义上的区别，更呈现出实质内容上的统一”：“汪文从西方学界成果出发，强调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虽不无认识意义，但只是强调了问题的次要方面。”其实，余文并没有真正商榷或反驳我的观点，因为任何有点辩证法常识的人都会懂得：分析和考察两个事物之间的区别并不意味着否认它们之间的联系或统一性；而即使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区别只是“问题的次要方面”(这也仅仅是余文作者个人的看法)，但如果不懂得这种区别、不能把二者区分开来，那么，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它们的统一性。不过，余文倒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性问题。但是，余文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回答却是完全不得要领的。有鉴于此，本文拟首先分析余文的观点和论证，然后再考察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性的真义。

一

余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人文科学”(我在《分野》一文中已论说过“人文科学”这一概念的不当性，并认为应用“人文学科”一词取代之。但既然与我商榷的余文仍然坚持使用“人文科学”一词，我在涉及他的看法时也就只好跟着使用它，只是需要给它加上引号)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性，并由此提出了三个命题，而这三个命题实际上也就是余文所理解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性的表现。其中，第一个命题或第一个表现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出发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出发的”这一命题足以雷翻整个学术界。那么，这一极其雷人的命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余文并没有对它作出直接的解说，只是写道：“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受制于人与自然界关系的两个基本规定：其一，人类大脑的意识能力运用成果不断积累的方式使自身与自然界关系呈现持续发展状态；其二，人类生命的物质性决定了自身只存在于自然界的‘许可’范围。前者表明双方同属于对规律性探讨，后者表明其研究具有相对性。”看了这一比上述命题更加雷人的论证，绝大多数学者都一定会和我一样顿感无语，因为它实在太离谱了，以致于对它作任何反驳都是浪费气力的。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如果余文的这一论证果真能够成立，或者说，如果它果真能够说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出发的”，从而能够说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统一的，那么，我们也完全能够以同样的方式论证人类的一切观念形态包括所有谎言与所有真理、世界上最卑鄙的阴谋与最崇高的理想都是“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出发的”、从而也都是统一的。因为它们无不像余文所说的那样“受制于人与自然界关系的两个基本规定”。

不仅如此，余文还在引用马克思关于自然界是人的生存的基础及劳动是人谋生的手段的论述后认为，“就此而言，人类生命活动归结为物种延续的需要，所有科学都是为了解决生命存在和发展问题，属于广义自然科学”。这种把人类生命活动都归结为满足物种延续的需要、认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属于广义自然科学”的观点无疑是对马克思的严重误读。马克思在论述人类生命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区别时曾经指出：“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而在论及科学时，虽然马克思确曾说过“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马克思也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还是“类存在物”即社会存在物；自然界“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要使自然界同人这种存在物相适合，必须使其经历一个人化过程。正是根据“自然人化”的原理，马克思提出了“一门科学”的设想：“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显然，余文不仅把人类生命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混为一谈，而且其认为所有科学都属于“广义自然科学”的观点与马克思关于“一门科学”的论断是完全相左的。

余文提出的第二个命题或它所说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性的第二个表现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构成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

我在《分野》一文中已经阐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具有根本不同的旨趣：社会科学的旨趣在于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物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人文学科的旨趣则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余文当然可以不认同我的看法，但它硬要说“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一样都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即“人文科学”所提供的也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恐怕稍有一点人文学科常识的人都是断不会苟同的。哲学、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所提供的都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吗?我们只需问一问这类问题，余文上述命题的荒谬性就是一目了然的。

问题还不止如此。余文认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构成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那么，它所说的“社会发展规律”是指什么呢?余文写道：“所谓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体现了必然性的人类发展道路，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追求的目标。”在这里，余文不仅对社会规律概念作了一个大概称得上有史以来最为离奇、最不靠谱的界说，而且还提出了一个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构成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迥异的命题：社会发展规律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两个命题的根本区别在于：按照前一个命题，社会规律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的研究对象；而按照后一个命题，社会规律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追求的目标。余文同时提出这两个命题，显然是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象与目标混为一谈了，它无异于说：“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社会规律的共 同目标就是为了追求社会规律。由此可见，余文的思维该是多么的混乱!

其实，余文并没有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构成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这一命题作出任何论证，倒是堆砌了不少自相矛盾、荒诞不经的论断。例如，它一会儿说“人文科学是人类对与自然界关系的基本认识，也是对自己一般本性的反思”，一会儿又说“人文科学以整体社会关系为对象”；一会儿说“人文科学”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一会儿又说“人文科学从人与自然界关系出发把握整体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了基本价值判断”；它还说什么“人类是在受制于自然界前提下通过不断改变自然界满足自身需要的：一是通过自然科学所推动的生产活动满足物质性需要；一是通过社会科学所建构的社会关系满足精神性需要”、“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规律强调了‘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目标”，等等。所有这些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论断，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驳斥的。

余文提出的第三个命题或它所说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性的第三个表现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存在、相互补充、相互推动”。严格说来，余文的这一命题也是成问题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并不是从来都“共同存在”的。从历史上看，自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人类就开始了对自身生存的意义和对人的价值的思考，就有了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严格意义上的“人文科学”。然而，以探索社会规律为己任的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迟至19世纪后期才开始形成，甚至20世纪初西方学界还在争论社会科学到底能否被称为“科学”。因此，断言“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存在”，并将其视为二者统一的表现，是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相背离的。

余文对这一命题的论证同样也充满了混乱。例如，余文写道：“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对象都是人类。人文科学着眼于一般人类。社会科学着眼于特定人类；但要真正把握特定人类，只宜从整体中认识。”短短的这两行文字中至少存在着三方面的理论混乱：第一，正如上述，余文先后有过“人文科学”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人文科学是人类对与自然界关系的基本认识”、“人文科学以整体社会关系为对象”等提法，现在又提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对象都是人类”，难道“人类”与“社会发展规律”、“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整体社会关系”等根本不同的概念是等价的吗?第二，作为“科学”，各门社会科学所要探寻的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尽可能普遍的规律，如经济规律、政治规律、文化规律等。而余文却主张“人文科学着眼于一般人类，社会科学着眼于特定人类”，亦即认为“人文科学”的对象与社会科学的对象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是让人极感诧异的。况且，“人类”是一个集合概念，是指一切人的总和，对它作一般与特殊的区分也是不恰当的。第三，余文所谓“要真正把握特定人类，只宜从整体中认识”的断言也让人目瞪口呆，它从根本上颠倒了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人类认识程序。再如，余文在论证过程中还提出：“人文科学立足于对精神世界的认识”，而“社会科学立足于对物质活动的认识”；“人文科学”“所体现的精神笼罩在人类所有生命活动的上空，对其发挥着灵动的随机作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要想行之有效，都只能从中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或形式或内容吸收资源，形成针对性的解释体系；它衍生出相应的社会科学理论，在具备条件的时候形成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伦理标准，其实践的胜负成败，反过来要求反思其意识形态的人文价值品位。而由此所实现的意识形态超越，是指从其所追求的特定主体发掘人类主体、特定利益发掘一般利益。”所有这些断言，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语言表述方面，都是矛盾百出、混乱不堪的。

余文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的分析和论证为什么会如此混乱不堪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余文缺乏最起码的历史意识和与论题有关的最基本的常识。余文批评“汪文从西方学界成果出发”。但既然想探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问题，它就应该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以及这两个概念的来龙去脉有些基本的了解。殊不知，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从“西方学界”引进的，它们在西方学术传统的长期历史演变中积淀下了一些基本的规定性。不了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以及这两个概念的基本规定性，要谈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就只能瞎说一气。在当下学界，像余文这样虽然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和概念规定性都不甚了了却也敢于谈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的情形并不少见，如“有的连《论语》都没有读过就批评孔子，大谈儒家；对中西文化的任何部门都只有贫弱的知识，就大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大谈中西文化比较”，但此风确不可长。第二，余文也缺乏最基本的逻辑思维。余文当然可以不“从西方学界成果出发”，也完全可以不同意现有的对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概念的各种理解而提出自己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概念，但要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作出像样的论证，至少得保持最起码的概念的确定性，即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概念所作规定的逻辑一贯性。像余文那样不断地变更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概念的规定，并且对前后不同规定之间显而易见的逻辑矛盾安之若素，其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的分析和论证注定是不得要领的。

二

其实，只要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和概念规定性有一定的了解，就不仅能够将它们区别开来，而且也不难理解它们之间的统一性。事实上，无论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区别，还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性，都内在地包含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和概念规定性之中。在我看来，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性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表现为二者在研究对象上的内在相关。从总体上说，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本身，并且它把人真正地当作人，即当作一种不同于任何其他存在物的、始终未完成的存在物来研究，致力于探寻人这种独特存在物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按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条目的说法，“人文学科是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总和”，它是“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学科”。与此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或社会生活，而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分别研究社会生活的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或某一类社会事物，致力于发现支配社会生活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或某一类社会事物的规律。由于各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属于两大完全不同的、相互独立的学科群。

然而，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上也是内在相关的：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的，而社会又总是由人、人的活动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因此。如果没有对社会的了解、不对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进行研究，人文学科是难以正确地理解人这种特殊存在物的。例如，马克思从哲学的角度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要把握人的本质，就必须弄清人置身于其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如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等 方面的关系。如果不研究这些决定着人的本质的不同的社会关系，就不可能理解人这种存在物的独特本质。同样，如果没有对人本身的了解、不对人的性质、特点和活动进行研究，社会科学也是难以正确地理解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或社会事物的。例如，以享乐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经济人假设是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许多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这些经济学理论广受诟病的根本原因。可见，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即人与社会的相关性，使得人文学科也要研究社会，社会科学也要研究人。虽然人文学科研究社会是为了研究人，社会科学研究人是为了研究社会，并且，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对人的研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其中，人文学科是把人当作一种始终未完成的存在物，而社会科学则把人视为与任何其他存在物无异的完成了的存在物，如经济人假设就是把人当作一种既已完成的、始终不变的存在物，但无论如何，研究对象上的内在相关性使得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必然相互影响。

其次，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一也表现为二者在探索过程、探索结果上的相互制导。正如我在《分野》一文中所说，社会科学所要回答的主要是社会事物“是什么”、“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的问题，而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回答，社会科学能够揭示社会规律，为人们提供关于社会事物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与此不同，人文学科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应如何”的问题，如人应该如何生活和行动、客观事物(当然它不仅仅是指社会事物，而是同时也包括与人有关的自然事物、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按照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来说应该是怎样的等等，而通过对这类问题的探索和回答，人文学科不断地从新的方面、新的高度阐明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简言之，人文学科的探索结果总是表现为一定的价值观念，而社会科学的探索结果则表现为关于社会事物的某种知识。

虽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探索结果很不相同，但其探索结果的性质已然决定了人文学科的探索与社会科学的探索必然是相互制导的。一方面，社会科学以其关于社会事物的知识制导着人文学科的探索。众所周知，人们要回答对象“应如何”的问题，首先必须对对象“是什么”、“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的问题有真切的了解，否则，其对对象“应如何”问题的解答必然是不得要领的空洞说教，其所提出和表达的价值观念也必然难以获得人们的认同。人文学科对于“应如何”问题的回答，当“应如何”的主词是社会事物或这样那样地涉及到社会事物时，必须以对于社会事物“是什么”、“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的问题的理解为基础。而人文学科要理解社会事物“是什么”、“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的问题，就必须借助于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知识，而社会科学知识也正是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当然，“应如何”的主词并不限于社会事物，它也可以是自然事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人文学科对于“应如何”问题的回答甚至还要以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因此，一定时代各门人文学科的理论中必然内含着大量的知识要素，以致于历来总有一些人误以为人文学科属于一种特殊的知识体系，他们不懂得人文学科中的这些知识要素是为回答“应如何”这一人文学科的最高问题服务的。

另一方面，人文学科也以其所提出和表达的价值观念制导着社会科学的探索。被誉为科学社会学之父的美国学者默顿曾分析过英国17世纪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与社会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他指出，17世纪的清教主义显然是英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念，“清教是一种复合体，它包括裸的功利主义、世俗的兴趣、有条不紊的并且不懈的行动、彻底的经验主义、自由研究的权利乃至责任以及反传统主义，所有这些都是与科学中同样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而17世纪的英国科学就是在这种肥沃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出现了牛顿等著名的科学家，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社会科学的发展更是如此。虽然社会科学的旨趣在于揭示社会规律、形成关于社会事物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的主要探索目标、重点研究方向、优先研究课题和基本评价标准都是由该时期主导性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决定的，而这种主导性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往往集中地体现在同时期的人文学科的理论中。关于这点，我们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经由人文学科的探索凝炼而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引领和制导作用中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再次，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还表现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辩证互补。什么是人文精神?对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人文精神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例如，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主要表现在反对基督教神学过程中的对人性的讴歌、对理性的张扬、对人的价值的强调和对世俗幸福生活的追求；而在当代中国，它则主要表现为把“以人为本”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贯彻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般说来，人文精神是人类的一种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权利、命运的维护和关切，对人的存在意义和人的价值的关注，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的高度珍视，对理想人格的向往和塑造，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追寻。有人认为，人文精神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尊重、友好、保护等；二是人对自身的态度，具体表现为自尊、自爱、自强等；三是人与外在物质利益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自由、淡泊、超脱、不为利所诱、不为物所役等；四是人与人、社会、国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友善、和谐、热爱等。这四个方面的共同判断标准是真、善、美，而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是人文精神的本质特征。目总之，人文精神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但其中最核心的东西是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重视和强调，而人文学科则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所谓科学精神，是科学家们在科学活动中形成并与科学活动的本性和要求相一致的意识和态度。即科学家在科学研究过程的各个环节以及在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和内部成员的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信念、意志、气质、作风和品格等等。默顿曾专门研究过“科学的精神气质”。在他看来，科学的精神气质在不同时代有其不同的具体内容，而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性则是现代科学精神气质的四个主要方面。科学精神的具体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并且是随着人类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和发展着的。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科学精神都是与科学活动的本性和要求相适应的。例如。科学是继承性最强的文化形态之一，因而卓越的科学家都有虚心接受科学遗产的精神；科学活动的首要任务是作出新发现或提供新知识，因而科学家必须具备创新精神；科学创造是异常繁难艰辛的工作，它要求创造者具有严谨认真、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科学创造必须摆脱各种错误观念和偏见、冲破对权威和个人经验的迷信。这又要求创造者富于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科学探索往往需要同各种守旧的甚至反动的势力作斗争，因而它还要求科学家具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等等。在科学精神的诸多内容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是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离开了求实、批判和创新精神，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 科学研究活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上述这些科学精神决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专利，它同时也贯注和体现于社会科学的探索活动中，构成了一切科学研究活动的灵魂。

从内容上看。人文学科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与社会科学所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是判然有别的。但是，就其作用和功能而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又是辩证互补的。

第4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范文

关键词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 科学技术协会 工作服务创新

科协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和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推动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武汉市科协在党委的领导下，团结和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我市的现代化建设，在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促进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繁荣和发展，促进科技人才的成长与提高，维护科技工作者合法权益，组织科技工作者参政议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推进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肯定与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及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在科技革命迅猛推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势头渐猛的当今时代，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全面深化改革，完成武汉市委确定的武汉发展远景规划，迫切需要武汉市科协工作实现服务创新。

一、当代科学在深度分化中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要求科协工作实现服务创新

科学的这种非常复杂的学科体系，可以按不同标准对其加以划分。当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包含哲学、文学、史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涵盖了数十个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它们与工学、理学、医学、农学和军事学等一起构成了当前我国的学科门类体系。对于自然科学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学术界已经早就达成了共识；分歧仅仅在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价值、范围与作用等方面。

第一，就认识发展史而言，历史进程中不同社会认识形式及其学科分野，制约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深度分化。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但在不同历史时期，这种认识的方式和达到的水平是很不相同的。人类对社会认识的历史进程大概有六种历史形式，也就是神话、经验（以史为鉴）、西欧中世纪以神学或信仰为主的认识方式、文艺复兴之后的理性主义认识方式、近代以来的实证方法以及当今非常盛行的解释学方式。在社会认识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分野，当代学科体系基本上也可分成这三个大类，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基本看法与共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人类文明的进步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又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了思想指导。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通过对社会历史的回溯与反思，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建构，对未来社会的展望与规范，提升社会的自我认识能力，使人类文明发展行进在正确的方向和轨道上。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标志着人们在认识社会和提升自我认识方面的进步，社会科学研究以其超前性和预见功能，引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当代科学在深度分化的基础上高度综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呈现出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叉、相互借鉴和彼此融合渗透的趋势。

第二，就科学研究对象而言，研究方法成为学科分野的基础，决定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高度综合。自然科学是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探寻自然规律为目标，以实证性研究方法为手段，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等诸多学科，在人类认识、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人文科学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而逐渐形成，以广泛的人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学等为主干学科，目的在于帮助人类理解和把握自身。社会科学是在近代以来逐步形成的，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力求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对社会生活做出科学的说明和合理的评价，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在人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可以叫做科学，而那些经典的人文学科如文史哲等则很难叫做科学，尽管我们称之为人文科学。我们认为这里研究的社会科学总体上也是适合于人文科学的，因为相当于与自然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而言，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比较相近的，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包含了人文科学（学科）。

第三，就科学发展进程而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混合与分离，影响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在语言文字符号发明和运用后，人类生产技能与生活经验得以保持、提升和传播，人们在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中逐步产生了政治、伦理、军事、经济、历史、教育、文艺、美学等有关社会的思想，单在早期，它们是与数学、天文、地理、水文、农耕、畜牧等有关自然的思想混合在一起的，尚未分化为独立学问。近代以来，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入，自然科学的实证性认识方法扩展到人文社会领域，实证性理论与方法主导着社会认识和社会科学研究，科学主义成为社会认识的一种主要思潮。对于人的情感、意志、欲望和个性的关注，则引发了社会认识中的人本主义认识方式。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决定于它们研究对象的特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同一性决定了社会科学可以而且应当学习借鉴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差别性则要求社会科学必须具有适合于社会现象的独特研究方法。在当代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凸显着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构成了实证与人本并行的局面。与实证、人本同时发生的则是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基础和特征的社会认识形式，形成了当代社会认识方法论中多种趋势并行的局面。

第四，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而言，学科交叉融合取得的巨大成就，强化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协同创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曾组织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等23个全国学会，出版了23卷学科发展研究报告与1卷综合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科学与技术之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渗透、融合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多学科联合攻关、跨学科融合创新成为解决重大科技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融合成必然趋势。学科间交叉、融合，能够促使研究者打破学科划分，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当前学科间交叉融合在持续加强，各学科都朝着高度综合的方向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应用中，无可避免地涉及价值判断；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越来越重视用实证方法克服单纯抽象探讨的不足。在科学发展的早期，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是紧密联系的整体。为便于学习和研究，培根、笛卡尔以来的学者将学术进行了分门别类，这种划分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学科的交叉、融合仍是学术研究中的普遍现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融合往往带来创新。学科的交叉、融合往往是创新的前沿领域，很多学者对此深有体会。“学科割据”是现代中国科学与文化创新发展的制约因素。而整体性是中华文化的特点，其思想对现代学科交叉发展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融合需要观念变革。交叉科学前景广大，但其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现阶段交叉科学仍难找到自身的位置，需要通过改革排除制约其发展的诸多因素。目前在科研基金等方面缺少对交叉科学的支持，旧有的学科划分方法不利于新学科的产生。除了缺少研究平台、阵地，缺少学科承认等因素制约着交叉科学的发展之外，对交叉科学理解的观念滞后也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科协组织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要求科协工作实现服务创新

现在，我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达到社会经济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科协作为科技团体，具有人才荟萃的优势，要团结和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与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开展社会经济发展重大课题研究和决策咨询，为当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第一，武汉市确立建设国家创新中心的远景目标要求科协工作实现服务创新。党的十报告强调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武汉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强调要把科技创新作为加快城市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核心动力。为贯彻落实党的十报告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中心的意见》（武发[2012]7号），提出了将武汉建设成为立足中部、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创新中心的远景目标。科协组织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要求科协工作实现服务创新。全市各级科协组织通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科协工作的方向和要求，认真履行“三服务一加强”工作职能，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上有新作为，在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上有新突破，在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上有新提升，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有新进展，为推进建设创新武汉、幸福武汉、生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奠定基础做出新的贡献。全市科协系统着力集成各种武汉科教资源，充分发挥全市数十万科技大军的智力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推进学术交流、决策咨询、科学普及、表彰举荐、科技思想库建设等工作，充分调动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贡献力量。

第二，科协组织正确发挥作用履行职能的环境变化要求科协工作实现服务创新。具体来说：其一，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科技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用日益增大。其二，科技工作者的群体构成、利益需求、价值观念、发展方式等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对科协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三，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战略高度出发，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武汉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从党的群众工作和科技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进一步提高对科协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其四，充分发挥科协组织学科齐全、人才荟萃、网络健全的独特优势，使科协工作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服务，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第三，科协组织发挥特色优势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现实状况，要求科协工作实现服务创新。各级科协组织充分发挥人才智力和科技资源优势，动员和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围绕武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献计献策，围绕科技创新和学科前沿的关键问题研讨论证，广泛深入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科技服务活动，促进了武汉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拓展服务创新的空间，具体表现在：其一，在学术交流活动中，虽然交流活动场次，人次，论文篇数实现重大突破，但缺少社会科学领域学科前沿的学术创新与交流，缺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领域学科前沿的学术交流（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武汉经济社会发展中热点、难点、重点问题献计献策要更多的吸引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专家学者参与。其二，在科技服务工作中，要进一步拓展院士专家工作站的范围，向社会科学领域延伸；企事业单位科协组织举办的“讲理想、比贡献”活动、“金桥工程”等活动吸引社会科学工作者参与，设置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论题。其三，在科普助农工作中，在各级科协组织开展的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科普示范助力新农村建设项目、科普助推都市农业行动计划等活动中，引入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吸引社会科学工作者参与；新型城镇化中人的现代化、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中和谐农村、法治农村、文明农村、生态农村建设。其四，在决策咨询服务中，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湖北（武汉）院士咨询服务（活动）中心、“两型”社会建设专家委员会、经济社会发展思路院士专家咨询等重大项目，要与各级社科联一起，团结、邀请更多的社会科学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参与为省市重大战略、重点项目的决策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三、科协组织发挥联系桥梁纽带作用的主要职能要求科协工作实现服务创新

要充分发挥科协组织“三个服务，一个加强”的重要职能，就必须加强科协工作，实现服务创新。2006年中国科协提出“三个服务，一个加强”的工作要求与目标，也就是科协要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为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服务；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服务能力。“三服务一加强”是新时期科协系统“三主一家”的崭新体现，“三服务”是科协组织工作服务创新的目标，“一加强”是科协组织工作实现服务创新的保证。

第一，科协组织履行其联系广大科技工作者桥梁纽带的职能要求科协工作实现服务创新。其一，科技工作者一方面要献身经济社会建设，在科技强国、科技强市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要实现自身价值，满足生活休息，教育提高，参政议政等要求。所以，科协组织作为科技工作者之家，必须创造条件，紧密联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作者，使科技工作者更好地发挥作用，如科技研究、学术交流、咨询服务等，同时要维护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保证他们的学习生活、继续教育、评先授奖等待遇的实现。其二，随着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进步，社会大众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不仅有量的增加，还要质的提高。我们科协作为科技普及的主要社会力量，要针对不同阶层的对象进行科普宣传，运用多种手段，以满足社区、农村、企业、学生等不同群体对科技知识的需求，达到提高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其三，科协自身的能力尚不适应。作为基层科协组织，自身条件还比较欠缺。比如工作人员配备少，有的人还有消极应付的精神状态，难以适应繁重的工作任务；硬件方面虽然近些年有所改善，但宣传车、科普场馆、科普经费等普遍不足，难以有效地开展科普工作；科协所属的学会协会有的活动不正常，缺乏凝聚力战斗力。所以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科协能力，全面做好服务工作。

第二，科协组织着力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基础工程要求科协工作实现服务创新。各级科协组织在深入贯彻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着力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中，不断创新工作理念，整合科普资源，充分发挥科普工作主力军的作用，推动我市公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但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完整素质，也包括政治素质、人文素养等人的全面素质。其一，需要科协服务创新工作体系日益完善。在认真履行市素质办的职责，研究拟定并由市政府颁发《武汉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十二五规划》和《武汉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1-2015年》的同时，积极推进《武汉市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促进条例》立法工作，要将科学素质拓展为科学文化素质，以此囊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范围，涵盖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综合素质（政治素质，文学素质与修养，法律意识与素质等等），其二，进一步彰显科学素质行动的成效。坚持以重点人群为突破口，实施包括文化素质（这要由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承担的）在内的各具特色的素质行动。虽然2011年武汉市公民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5.12%，提前达到“十二五”预期目标，但市民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素质并没有涵括在内。其三，在各类品牌科普活动中加大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方法与素养的普及培养。“百万市民学科学”品牌效应日益扩大，在全社会掀起了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高潮。但这里的科学应该涵盖社会科学，科普活动应该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普及活动，例如法律知识的普及活动，针对老年人的法律生活知识普及，反的普及。其四，稳步推进涵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科普资源共建共享。在区级科普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荣获“2011-2015年度全国暨湖北省科普示范区”命名等显著成绩的同时，要继续发挥科技馆科普主阵地作用，发挥高校与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的科普资源特别是社会科学科普资源的社会效益，以进一步提升市民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整合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普及资源。

第三，科协组织竭诚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优质高校服务的首要任务要求科协工作实现服务创新。全市各级科协组织及所属团体一直坚持把培养、凝聚和服务各类科技人才为首要任务，千方百计建好科技工作者之家，竭诚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在科协工作服务创新中，要进一步密切与包括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内的各类科学工作者的联系，坚持联系科技工作者制度，认真听取各类科学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反映他们的诉求，搭建党委政府与科学工作者的沟通平台。 同时，表彰和宣传工作中进一步加大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学科与课题研究的力度，积极维护科技工作者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科协工作的意见 [EB/OL].[2006-05-15]..

[2]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4.

[3]张春海.学科交叉融合孕育创新[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4-25（7）.

[4].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1.

[5]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中心的意见[EB/OL].[2012-07-04]..

[6]曲颖.创造科协工作新型品牌 力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J].学习月刊，2008（11）：38-39.

[7]卢光发.论科协组织在服务和促进自主创新中的作用[A].2010湖北省科协工作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2010：64-66.

第5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范文

关键词：自然科学 诠释学 自然科学诠释学

abstract: the natural sciences before scientific revolution were hermeneutical,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modern natural science, only with respect to ontology it is completely hermeneutical. as far as methodology is concerned, only the basis of modern natural science is hermeneutical, and the normal scientific research itself is not hermeneutical.

key words: natural science;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在两个层面上一直都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首先，自然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其次，如果是，它又如何是诠释学的？在什么意义上是诠释学的？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

这里将跳过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直接从历史的角度切入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在我们历史地澄清了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以及它在什么意义上和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这样的问题之后，也自然对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给予了一个肯定的回答，而且是一个被清楚地澄清和界定了的肯定回答。

一、古代、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诠释学与自然科学

“诠释学”一词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赫尔默斯在希腊神话中作为诸神的一位信使，其任务是来往于诸神与凡人之间,给人翻译和解释诸神的消息和指示。由于神的旨意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自然现象来体现的，自然万物本身也都体现着诸神的到场，所以，古代的诠释学也意味着通过自然现象来解释神的消息和指示。又由于占卜等也是一种猜测神的旨意的技术，所以柏拉图在《伊庇诺米篇》中把占卜术与诠释学归为一类。

在中世纪，诠释学主要是圣经诠释学。不过，对圣经的解释也包含着对自然的解释，因为自然被认为是上帝之手写就的大书，被称为“自然之书”。“自然之书”观念可以追溯到圣经的经文。在教父时期，许多神学家都发挥了圣经中所包含的自然之书观念。在中世纪，自然之书观念则广泛流行起来。

所以，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本来就没有把自然排除在外，它因而包含着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也可以说，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作为对自然的解释，本来就是诠释学的。

这样的诠释学自然科学一直延续到近代科学革命时期。在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这种自然科学甚至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而且也正是这种繁荣才拉开并推动着科学革命的进程。狄博斯说：“尽管我们指出数学抽象和量化的出现对于近代科学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在当时的意义似乎不如现在这么重要。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回复到‘真正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似乎远为重要。”（[1]，p156）

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以当时广泛流行的赫尔默斯主义（hermetism）为代表。这个赫尔默斯是一位被附会为埃及智者的人物，并被认为是由费奇诺（ficino）所翻译的《赫尔默斯全集》的作者。他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法术复兴中最为重要的人物”（[2]，p.18）。赫尔默斯主义属于新柏拉图主义，它的最大特点是使用自然法术（包括炼金术和占星术等）来研究对自然的控制，把自然法术看作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在它看来，隐蔽着的自然的神秘力量、日月星辰的支配性力量等都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可以解释和运用的，自然法术就是探讨自然过程的最完美的科学。帕拉塞尔苏斯及其学派的活动就典型地代表着这个时期自然科学的自然法术特色。

以“自然法术”形式存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不仅是要理解和解释自然中的神意和神秘力量，而且更在于要把这种神意和神秘力量运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它与古老的诠释学一样，是“理解的技巧”、“解释的技巧”和“应用的技巧”的完整统一，属于一种特殊的“实践智慧”，所以也应该属于诠释学的范围。

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默斯主义与“自然之书”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从更早时期流传下来的“自然之书”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乃至整个科学革命时期都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突出特征。

在文艺复兴时期，《圣经》和传统自然哲学著作的权威一步步受到削弱，自然之书的重要性则越来越为自然科学家们所认同。人们“抛开盖伦、阿维森那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自然进行界定——它是由上帝亲自书写、制作并编辑起来的图书馆”，“每一块土地都是自然之书的一页，而那些想探究自然的人必须用双脚踏在自然之书上”。（[3]，p195） 托马斯•梯米（thomas tymme）在1612年的书中说：“自然之书的智慧……吸引我们去思索伟大的、难以理解的上帝。我们会为他的伟大的作品而感到荣耀，因为各种天体的规则运动……各种元素的联系、一致性、力量、道德以及美……又有如此多的诠释学者在教导我们，上帝是它（他）们的动力因，他们侍奉的上帝作为终极因显现在它（他）们之中，并为它（他）们所证明。”（转引自[1]，p20。对照旧译本做了稍许改动）

作为近代物理学奠基人而为科学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伽利略也没有跳出自然之书的观念。他认为，我们能在上帝的所有工作中发现上帝的伟大，能在打开着的宇宙书卷中读到上帝的伟大，自然之书包含着深刻的无穷奥妙。对于神圣的自然之书，我们须使用神圣的数学予以解读：“除非我们首先学会理解其语言并阅读构成它的字母，我们就不能理解这本书。”（[4]，pp237-238） 甚至牛顿也认为自然是真实的天启之源（[5]，pp232-3）。

二、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自然科学和诠释学

自然法术传统和自然之书传统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自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和诠释学分别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与诠释学已经成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

首先是自然科学经过科学革命而摆脱了自然法术传统，并逐渐远离了自然之书传统。

持有自然之书观念的开普勒比较早地批判过赫尔默斯主义和自然法术；笛卡尔的主客二分、机械论和普遍数学思想则早在自然之书观念和自然法术盛行的时候，就已经在破坏着它们的基础；伽利略在解读自然之书的时候，由于拒绝“原因”解释而仅仅使用数学描述，实际上也已经在侵蚀着自然之书传统，与自然法术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牛顿曾全身心地从事炼金术研究，却把有关炼金术的手稿都封存起来而不予以发表。这被人看作是一个象征：接下来的世纪将是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被封存起来的世纪。

伽利略和牛顿已经不再妄想追溯现象背后的本质，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理解而言始终是不透明的，甚至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用外在描述方式来代替解释方式并以此来说明自然，由牛顿所定型的这种力学方法，自此之后迅速地扩展到物理学的其它领域，继而又迅速地扩展到其它自然科学领域。到19世纪的时候，“实证的”自然科学已经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与此同时，自然之书观念也逐渐地在科学家那里失去了市场。地质学和生物学的革命向不变论提出了挑战，这也使人们很难相信始终变化着的自然界仍然是上帝书写的神圣之书。

另一方面，诠释学自身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演变，也使得它越来越远离自然和自然科学。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人们既展开了对自然的研究，又开展了宗教改革运动。就诠释学的发展来说，宗教改革的最重要成就就是圣经的世俗化。它把圣经与古典作品同等对待，而这种同等对待就使得诠释学逐渐成了对文本的一般性解释方法。在18世纪，诠释学从圣经注释方法发展为语文学方法论。到19世纪初期，施莱尔马赫把诠释学发展为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门普遍科学或艺术，使之包容流传下来的所有文本，而不只是那些古典的、权威的或神圣的文本。从此以后，自然法术就不再是诠释学所关注的对象了，而自然之书观念的衰退也使得自然这本大“书”不再被包含在诠释学的“文本”之中了。

到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和有效性给人文科学提出严重的挑战：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何在？为了给人文科学奠定基础，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并同时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狄尔泰进一步把诠释学发展为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在狄尔泰这里，人文科学是对世界的内在“理解（verstehen）”，即理解世界的生命和精神，而这种理解所需要的程序、方法或技巧就是“解释”（auslegung）。由于生命和精神具有类似性和普遍性，所以人的内在经验通过心理转换就能够进行转移，人也因而能够进入内在的精神世界。正是这一点使得以关于理解和解释的诠释学为其方法论的人文科学具有了科学性和有效性。狄尔泰确实在一定意义上为人文科学争得了自身的独特地位，但是他的做法实际上也已经默认了实证科学的强势地位，只是力争这种实证科学不要再进一步侵入到人文领域。同时，狄尔泰的诠释学也由此确认并强化了科学与人文的二分。

按照狄尔泰的说法，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没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则所支配的物理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过观察和实验而把个别事例归入一般规律之下，但诠释学所探讨的是对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释，而生命和精神是不可直接观察的、有目的的、从事着价值判断的、有传统的和变化着的东西。狄尔泰的“理解”和“解释”特指对所说、所写和所做的语言、文字、符号、遗迹和行为的把握，也就是对一般表达所包含的意义的把握。由此，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说明（erklarung）”根本就不能是这样的“理解”和“解释”。“解释”是阐释性的、揭示性的，而“说明”则是外在描述性的、因果性的。如果我们说“理解自然”，那也只是一种形象化比喻。

所以，只要把诠释学看作是纯粹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并以实证主义的方式来看待自然科学，那么，自然科学就不可能是诠释学的。

三、20世纪有关自然科学诠释学的争论

波普尔既不同意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也不同意狄尔泰仅仅把诠释学局限于人文科学领域。他认为，人的认识是对事物的一种译解或注释，是不可能不出错的；再者，知识绝不可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和某些问题，所有的观察都是渗透着理论的、有选择性的，总是在一定的境况中去发现某种结果。另一方面，波普尔认为，理解无疑是人文科学的目的，但同时也是自然科学的目的。人类和自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爱因斯坦对宇宙实在的理解与人文科学中的理解至少有四点相似：“（1）如同我们由于共有的人性而去理解别人，我们可以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去理解自然。（2）如同我们由于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某种合理性而去理解人们，我们可以因为自然规律中固有某种合理性或某种可理解的必然性而去理解自然规律。这几乎是所有的大科学家（至少是从阿那克西曼德以来，如果不提赫西俄德、希罗多德的话）的自觉愿望；而这种愿望至少首先在牛顿、以后在爱因斯坦的引力学说里得到某种暂时的满足。（3）爱因斯坦信中提及上帝，表明了另一种与人文科学相同的意义——试图按我们理解一件艺术作品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界，把它当作一种创造。（4）自然科学里有这种情况：人们意识到自己全部的理解活动最后归于失败——这一点人文科学家进行过许多讨论；而且被归咎于其他人的‘异己性’，任何真正的自我理解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解任何一个完整、真实的东西时的不可避免的过分简化。”（[6]，pp194-5）

所以，波普尔反对“把理解的方法说成是人文科学的特点，说成是我们用以区别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志”，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是把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看作是适合自然科学的唯一哲学。（[6]，p195）

波普尔的观点对于自然科学诠释学家来说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波普尔对狄尔泰和实证主义者的否定是以朴素实在论为前提的，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又与其证伪主义观点一样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在上述引文中，他所谈论的自然科学实际上指的都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他所列举的科学家都是一流的大科学家。当一流的大科学家探讨自然科学的基础性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作为哲学家在探讨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问题，这些探讨确实是诠释学的。但是，大多数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并不总是每日每时地去研究这些宏大的问题，并不总是连续不停地去提出新理论、证伪旧理论。[7] 库恩就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上纠正了波普尔的这种偏颇。

波普尔的诠释学观点是在批判狄尔泰等人的观点中提出来的，库恩则是在与charles taylor的直接辩论中明确提出其诠释学观点的①。taylor持有与狄尔泰相似的看法，认为人类行为的意义需要诠释学的解释，而自然现象则不需要这种解释，如果说它们具有某种意义，那其意义对于所有的文化来说也都是一样的。库恩则认为，同一个自然物体对于不同的文化或共同体来说，其意义是不同的，我们今天的天体就与古希腊的天体不同，而且这两种天体概念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是因为关于自然界的概念都是为一种范式或一个共同体或一种文化所拥有的，从古希腊的范式到我们的范式，其中已经发生了革命，我们和古希腊人生活于不同的世界之中。

由于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都是以其从事者所接纳的一组概念为基础的，这组概念又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必须运用诠释学的技巧才能让非共同体成员加以接受。所以，库恩把这组概念称为科学的“诠释学基础”（hermeneutic basis），实际上也是他以前所说的“范式”。但是库恩认为，在有了这种“范式”或“诠释学基础”之后，科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常规科学研究——则通常不是诠释学的，因为这些工作只是根据范式来解决难题。因而，库恩的最终结论是，“尽管自然科学可能需要我所说的一种诠释学基础，但是它们本身却不是诠释学的事业。”（[8]，p133）

虽然库恩在科学诠释学问题上得出了谨慎的、限制性的结论，但受到他本人极大影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却并没有遵守他的限制。他们大都把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概念加以引申和改造，把整个的自然科学，包括具体的科学知识甚至具体的数学知识和逻辑知识，都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都看作是诠释学的。不过，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大都把自然科学诠释学作为他们工作的前提，然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自然科学的社会学分析之中了。但受到欧洲大陆现象学-诠释学强大影响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家们则与之不同，他们不仅仅承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而且还对自然科学展开大量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分别从科学史、科学实验、科学发现、科学交流、科学描述等不同的方面来揭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综上所述，自19世纪末期以来，关于自然科学诠释学问题的争论，大致已经出现四种不同的态度：受狄尔泰和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者都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波普尔在科学哲学领域首先批判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也看作是诠释学的；库恩通过科学革命和常规科学研究的区分，承认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但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诠释学家则大都把“常规科学研究”也看作是诠释学的。

通过前面的讨论，可以说完全否认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实证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对于近现代科学来说，它又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呢？是仅仅自然科学的基础具有诠释学性质，还是整个的自然科学都是诠释学的？如果用库恩的术语来说，这里争论的焦点显然就在于：“常规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

四、存在论诠释学与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诠释学本身的含义。实际上，诠释学在20世纪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诠释学了。经过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的根本性改造，诠释学不仅是方法论的，它首先而且根本上就是存在论的（本体论的，ontological）。用希兰（patrick a. heelan）的话说，诠释学已成为指向存在的“强诠释学（strong hermeneutics）”，而不是仅指向狭义文本的“弱诠释学（weak hermeneutics）”。（[9]）

海德格尔首先把诠释学改造为此在诠释学意义上的存在论诠释学。此在诠释学要展示的是作为此在的人的本己存在的意义、一般存在的意义以及在人的周围世界中的非此在事物的意义，它也因此为认识这些事物的科学提供基本的视域或方案。另一方面，此在诠释学通过对人的生存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展示，也为历史科学（精神科学，人文科学）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在更深层次上也把狄尔泰的诠释学包容了进来。

作为此在诠释学，存在论诠释学的理解不是与“说明”相并列的一种认识方式，也不是要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理解本身作为此在“在世”的一种基本方式，是构成狄尔泰式“理解”和“说明”之共同基础的东西。存在论诠释学的解释也不是狄尔泰那作为方法和技巧的“解释”，而是指理解的“造就自身（sich auszubilden，developing itself）”（[10]，p188），即，把在理解中所突开的存在的种种可能性整理出来。这种解释因而就具有理解的前结构，即“前有（vorhabe，fore-having）”、“前视（vorsicht，fore-sight）”和“前概念（vorgriff，fore-conception）”。这种“前结构”是由事情本身所决定的，并构成解释者不言而喻的先见。

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后期，随着他的ereignis的转向，其存在论诠释学也随之有了进一步的含义，这就是突出强调对存在意义的聆听和归属，对ereignis的圣言（sage）的接受和遵循。至此，海德格尔又在存在论层次上回复了诠释学的某种古老的意义：诠释学首先意味着“承载消息和音信”（[11]，p29），“在引出音信、保存消息的意义上”（[11]，p32）来使用“诠释学”这个词。

加达默尔遵循海德格尔的思路，把诠释学进一步变成系统的诠释学哲学，并以此来揭示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12]，p4），也就是揭示“先见”、“权威”、“传统”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如果对存在论诠释学加以简单概括的话，可以说它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存在论诠释学把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看作是人之生存的本质；二是存在论诠释学旨在从人的生存或存在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人的认识方法的角度，去揭示人是如何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的，亦即它是从人之生存整体的角度去揭示人追求存在意义的一般诠释学处境的。

从第一点来看，由于对存在意义的追求是人之生存的本质，所以它在本质上体现于人的所有活动之中，从而也体现于人的各种各样的认识活动中，体现于自然科学的各种认识活动中。由此，对自然科学基础的研究与常规自然科学的研究，都在根本上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也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诠释学的性质。

从第二点来看，在如何追求存在意义的问题上，存在论诠释学给我们展示出来的一般诠释学处境是：不管是在哪一种生存活动中——无论是日常的衣食住行活动，还是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艺术活动，也无论是实践活动，还是认识活动——人都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去追求存在的意义的。由此，作为人的生存活动之一的常规科学研究活动，必然与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研究以及人的所有其他活动一样，作为本质上对存在意义的追求，都同样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的，具体来说，都是从理解的“前结构”或“先见”出发而进行的一种“视域融合”。因而，常规科学研究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诠释学的一般处境，它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当然，常规科学研究是严密的、精确的、程序化的解题活动，常规科学知识是体现在命题、定律和理论中的确定的、客观的知识，它不是像人的主观精神那样流动不居，它本身是主观精神的客观化和永久化。但是，常规科学知识正是以这些确定不变的形式，来长久“保存”在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有关实在的信息，进而也长久“保存”在其范式和基本方案中所揭示的存在的意义。希兰就认为，“生活世界的意义场域不断地被科学的理论活动所精炼、替换或改变”，这恰恰显示出科学的诠释学性质。（[13]）

常规研究从一个方面说无疑是一种实验研究，这种实验是通过对实在的控制和逼迫，而提取出有关实在的信息。但这种控制性和逼迫性的操作是在认识过程中由原初的理解所必然衍变出来的，并归根结底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常规研究从另一个方面说也无疑是一种数学研究。但这种数学研究正是由自然科学的“数学因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为常规研究奠基的时候，那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比如伽利略的工作）事先从数学的角度为常规研究打开了视域，提供了对存在意义的基本理解，具体的研究只能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只能活动于这种数学的视域中，只能是一种数学研究。（[14]） 数学化的常规研究恰恰表明，其自身有一个数学化的“前结构”，是对原初数学式理解的展开、保存和运用。

总之，从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常规科学研究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活动，必然归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因而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五、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

在我们揭示出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之后，有必要再进一步指明其范围和限度。这个范围和限度就是：仅仅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才是诠释学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

方法论与存在论本来是不可绝对分开的，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但是，当我们所说“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的时候，我们已经表明方法论和存在论其实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存在论是方法论的底层和基础。这样，当常规科学在存在论上具有诠释学性质的时候，它在方法论上未必也保持其诠释学性质。实际上，它恰恰在方法论上失去了其诠释学性质。所谓在方法论上失去其诠释学性质，就是说它的方法在整体上和细节上都失去了诠释学的性质，其方法不是诠释学方法。诠释学方法是一种哲学方法，哲学方法严格说来不是方法，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程序化的和对象性的技巧。这样，常规科学的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更为具体的方法，就其作为方法而言，都由于其程序化和对象性的特征而不属于诠释学，因而在方法论上不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库恩为什么要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了。他的否认完全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的，他完全没有涉及存在论问题。（库恩的否认还有另外一点考虑：他的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概念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导致了相对主义。这一方面引起了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于库恩自己来说也确实是出乎意料的。于是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限制，并与传统科学哲学观点进行了某种妥协。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问题上，库恩的这种限制和妥协就表现为仅仅承认自然科学基础的诠释学性质，而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关于“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进行历史的追述和廓清之外，又对近现代意义上的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进行了专门分析。现在让我们概述一下自然科学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

古代的、中世纪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在诠释学的最古老的意义上，即作为对神的音信和旨意的理解、解释和运用，都是诠释学的；从后来的方法论诠释学和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它们也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对于近现代自然科学而言，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它完全是诠释学的，也就是说，不仅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而且常规科学也是诠释学的；但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只有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常规科学则不是诠释学的。

对于近现代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我们明确区分了存在论层次和方法论层次，这具有特别的意义（[15]）。因为如果我们不加区分的话，笼统地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很容易引起误解。这种误解首先是对自然科学本身的误解：既然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那它就与哲学人文科学没有本质的区别了，它与神话、巫术和近代以前的科学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这就不能使人们真正把握近现代科学的本质和精神，甚至会对科学的自身发展造成一种干扰。这种误解其次是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误解。由于科学家本身不是哲学家，他们一般对存在论诠释学是比较陌生的，他们只可能知道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分别地告诉他们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他们就会认为诠释学家完全是胡说八道：严密的、精确的、实证的、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怎么能是“诠释学的”呢？索卡尔（alan d. sokal）之所以会写文章嘲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诠释学家，其原因正在于此。

对于自然科学家难以理解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我们也应该予以理解。这种理解不仅仅是出于宽容，而且也有着学理上的根据。自然科学方法不可能把握自然科学本身。物理学实验能够研究物理的世界，但不能研究物理学本身。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当他作为自然科学家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时候，他是身在科学的“庐山”之中而纯粹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他因而就不能跳出科学之外来认识科学的“庐山”真面目，他无法看到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无法在存在论的层面上看到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所以，在与科学家对话的时候，我们必须申明：就方法论和方法而言，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科克尔曼斯（joseph kockelmans）所说的“科学事业自始至终都是彻头彻尾的诠释学事业”、“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诠释学的成分”、“生来就具有诠释学的成分”（[16]）等，只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才是恰当的。

[ 参 考 文 献 ]

[1] 艾伦•g•狄博斯.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2] frances a.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 london：routledge. 1999.

[3] peter harrison. the bible，protestantism，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cambridge. 1998.

[4] galilei galileo. the assayer (1623).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stillman drake in drake s.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 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1957.

[5] richard westfall. “the rise of science and the decline of orthodox christianity”. in god and nature：historical essays on the encounter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ed. by david lindberg and ronald number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6] 波普尔. 客观知识 [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7] 关于波普尔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可参见李章印“探照灯与数学因素——对波普尔与海德格尔科学诠释学思想的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8] thomas s. kuhn. “the natural and human science”. in 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ited by e. d. klemke，robert hollinger，david wyss rudge. 3rd. ed. new york：prometheus books. 1998.

[9] patrick a. heelan. “galileo, luther, and the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 the question of hermeneutics：festschrift for joseph kockelmans. ed. by timothy stapleton. dordrecht：kluwer. 1994. pp.363-375.

[10]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62.

[11] martin heidegger. on the way to language. translated by peter d. hertz.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1.

[12]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13] patrick a. heelan. “the scope of hermeneut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9 (1998). pp273-298.

[14] 参见martin heidegger. "modern science, metaphysics, and mathematics". in basic writings. london：routledge. 1993.

第6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态觉悟；“力量型”科学；和谐；中国现代科学体系

一 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理论溯源及其界限

今天我们提到科学，一般指的是近代西方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的理性科学，重视数学的运用与实验的检测，因而也称为数理实验科学。［1］西方近代科学既有对希腊理性科学的继承，同时受西方近代文化观念的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偏离了希腊理性科学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正如吴国盛先生所言，“近代科学不仅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崭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 ［2］这样，主体维度的价值诉求加上对物质力量的狂热追求，构成了近代科学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构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也造就了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

［3］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虽然在过去几百年中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二十世纪的科学与技术却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核心思想和结论分别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证实了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局限性，且这种片面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4］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和谐的生态觉悟、科学的前沿发展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范式，而这种新的科学范式的核心思想与东方文明中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科学将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和谐”思想对“力量型”科学界限的消融

二十世纪以来，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复杂科学为代表的前沿科学，通过深刻的观念转变和理念创新，打破了时空对立等二元对立观念，演绎了自然宇宙和谐一体的更为纯正的科学自由精神。这种情况下，强调和谐一体的中国传统自然观，在解释新的科学思想上，较之西方“力量型”科学所依赖的机械自然观显得更加优越。［5］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人自然地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文明，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科技文化困境。

1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思想的发掘

儒家文化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主流。儒家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科技的有序发展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6］第一，儒家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克服西方近代科学的原子论限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始终把宇宙看作为一个整体，如孟子认为自然之天产生万物，人和万物只有一个来源，万物和人都是其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且彼此相互倚赖。儒家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反对把人与自然相分割和对立，这有助于消融西方近代科学中还原论、原子论的错误理念，有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发展的关系。第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消融近代“力量型”科学范式中的主体外化倾向。在和谐的状态中求发展，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给予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如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不同分职，只有充分把握好天与人的分职，才能清楚地认识天与人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与改造世界。［7］第三，儒家“天人合一”观有助于改变西方“力量型”科学的控制论世界图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如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从社会再扩展到自然万物，进而使仁爱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这种崇高的境界引导人类理性地控制物质欲望，并把物欲导向精神的追求与创造，塑造人类“赞天地之化育”的伟怀，即理解、赞美和协助自然界之生生不息，并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人性，而成为天地大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想认为自然界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物的结合，是一幅符合机械力学规律的自然图景，是一个在人类之外跟人类毫不相干的体系，是人类的能源场与垃圾场，从而培养了人对自然的傲慢感、对于其他物种的优越感。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则对自然有一种热爱、同情、亲近之情，认为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来自实验室中的自然切片，强调对自然本身的直接接近。［8］这样，儒家文化的生态智慧显然能够弥补西方“力量型”科学观念的不足。它警示人类，应该去除在自然面前的自负和傲慢，应该敬畏自然，停止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2 道家文化中的生态觉悟：“道法自然”思想的启迪

道教文化也是华夏母体上土生土长的血脉文化，道家的核心范畴“道”把人类置于自然世界的大系统中，从自然现象推及人类社会的道德行为准则，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其思想路径和特征，与当代复杂性科学的生态趋向是一致的，从而有助于消融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界限。［9］首先，道家的“道法自然”生态思想可以为科学提供新的形而上学基础。老子认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来源于自然并统一于自然界，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地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道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近代西方主客二分的机械论、二元论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是根本不同的，从而可以为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提供新的哲学基础。其次，道家的循“道”而为的价值原则与当代生态科学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老子的“道”具有生态价值的意蕴，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要与“道”一致，要与天地万物一致，尊“道”贵“德”，顺应自然，体现在实践上就是“无为”。当代生态科学十分推崇老子的这一思想，与老子把天地之“道”作为确立人类道德的根据一样，生态科学的整体论思想、价值观原则都是以生态系统的自然性质为根据的，主张要对自然过程作出谦卑的默认，让自然按照自己的节律运行而不要去破坏它。其三，道家的生态哲学与当代21世纪科学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整体境界。老子的“道”是一种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伦理观，它要求人们的活动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与生态科学的生态中心主义观念是十分吻合的，他们共同指向“天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境界。总之，在生态整体系统中，人不在自然之外，也不在自然之上，而在自然之中。人应当站在生态系统和地球的角度，成为大自然的神经和良知，关心其他生命，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体现并弘扬大自然的“生生之德”，维持自然界的美丽与和谐。这就是道家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对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今天我们提出科技生态转向的理论支撑点也在于此。

西方科学的畸形发展而带来的一些文化困境，为东方文化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使人类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人类文化图式，从儒学、道学等东方文化中寻找生态智慧与启迪。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能以其特有的生态智慧和觉悟为西方“力量型”科学突破固有的范式提供有益的催化作用，并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范导科学应有的气质，现代科学与蕴涵了东方智慧的儒家、道家文化进行跨文化对话，对于人类超越科技文化困境、迈向澄明之境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三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生态智慧的发掘与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科学家在“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之间发现了“惊人的平行之处”，以此为契机展开了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的跨文化对话。［10］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虽然对于克服和纠正西方“力量型”科学的缺陷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导作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推进为一种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世界观，成功地实现中华科学技术的腾飞，这还取决于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超越的程度。二十世纪末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劲声浪，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天人分离思维摸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特别是在复杂科学等前沿领域，因而当代西方科学正经历着从主客二分转向主客融合的后现代主义的洗礼。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崇尚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思与诗的交融贯通；都鄙视对外在对象作还原性的分析，而注重对人在其中的世界的情感体验。因此，西方的一些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看成是抵御西方科学工具理性的希望。［11］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一方面要跟西方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力量型”科学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要跟不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被不知不觉排除在“体”之外而流于“用”的危险。中国人的“现代化之忧思”，既有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的一面，也有发掘传统文化的一面，既有后现代的一面，也有前现代的一面。［12］因此，为了彻底摆脱现代化的双重困境，中国人不仅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以消融西方近现代科学“工具理性”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发掘并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觉悟，建立起与西方科学平行的中国现代科学体系，进而将这种生态智慧推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方法和生态价值观，而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则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历史性机遇。20世纪前沿科学的核心思想与中国科学和文明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这些前沿科学领域将成为中国人大显身手的场所。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东方科学体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系统科学、协同科学、混沌科学以及生态科学等综合性较强的学科领域。［13］如何将可能诉诸于现实？这还取决于中国传统科学能否在吸收西方科学精髓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阐述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成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

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创造性地阐释中国科学传统背后所蕴涵的人文理念，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来制约一再跌落的西方科学，是一条十分恢宏而又漫长的道路，但又是一个十分诱惑的思路。一方面对西方而言，他们则有可能获得突破工具理性这个“座架”的外援——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于母文化之中，激活科学自身内在的修复机制；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提供了民族传统文化复兴与现代科学体系建立的绝佳机会。当中国人真正超越自己文化中的旧传统之时，就是中国科学技术走向腾飞之日。

参考文献：

［1］［4］ 姜岩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复兴［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8

［2］［12］ 吴国盛科学与人文［j］中国社会科学，2001.4

［3］ 吴国盛.何为科学精神［j］百科知识，1998.2

［5］ 吴国盛 20世纪的科技展示了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回顾百年科技

［j］国际经济评论，1999.z2

［6］［11］ 陶渝苏论作为科学精神生长点的西方思维模式［j］贵州大学学报，1998.1

［7］ 梅萨罗维，等人类处于转折点［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148

［8］ 吴国盛.反思科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23-24

［9］ 李承宗,谢翠蓉.试论道教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与启示［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3.6

第7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增长，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资源短缺、生态破坏也呈现加剧趋势，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央政府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将“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则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主题，并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作为我国的长远发展目标。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正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要求我们在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对于生态文明，有两种理解方式：一是将此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对应；二是将此作为一种新的文明类别，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相对应。考察这两种理解方式，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当然，如果人类目前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能够通过工业文明的改良而解决，那就不需要提出生态文明了。可以说，生态文明提出的前提条件是，不对工业文明的工业生产方式进行变革，就不可能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应该而且必须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文明的转型。

文明的转型需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的转变。对于科学技术，就是要由工业文明时代的“获得科学认识，促进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转变为生态文明时代的“获得科学认识，促进技术创新。推动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只有在反思传统科学观的基础上，形成出正确的认识，才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一目标。

二、环境问题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与科学无关吗？

有人认为，科学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且是正确的知识体系，科学应用之所以造成环境问题，是技术的不完善或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粗一看，上述观点似乎很有道理。实际上，经过深入分析会发现，上述观点是错误的。

1.技术造成环境问题与科学密切相关

诚然，科学是求知的，技术是求利的；科学是对自然的认识，技术是对自然的改造，环境问题是在技术应用过程中产生的。但是，必须清楚，现代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不仅是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系统，是一种人类借以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把科学认识能动地整合到自己的目的性预期中，进而将科学认识原理现实化的系统体系；没有科学，很多技术创新就失去了可能性空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们在很多时候就不知道产品生产的途径（方式）、类型和用途。

这样一来，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离不开科学的，它所产生的环境问题也就与科学紧密相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原子弹的诞生，又怎么会有所谓“核冬天”的威胁？如果没有化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化学工业的诞生。又怎么会有化学污染的出现？如果没有纳米科学的发展，怎么会有纳米材料的应用，又怎么会有纳米科学技术应用中的潜在风险？如果没有生物科学的发展，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出现，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潜在可能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一句话，如果没有科学的发展，就没有与科学应用密切相关的技术，就相应地不会有科学应用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正是科学使得种种对环境的影响成为可能，而技术则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两者缺一不可。那种认为“科学没有过错，环境问题只是由技术产生”的观点是错误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技术”，这种看法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来看，既是对技术的不公平，也是对科学的不负责任。

2.环境问题并非人们单纯滥用科学的结果

不可否认，环境问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一些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明知某些科学应用会带来环境破坏的情况下，仍然利用该项科学成果。不过，如果我们全面、历史地考察环境问题的产生，将会发现：在很多的科学应用之前或之后的一段时间，环境问题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人们并不知道这些科学应用会造成环境问题，此时就不能说这些人滥用了科学从而造成了环境问题。环境问题不能被完全看做是滥用科学的结果。

进一步地考察会发现，环境问题很多是在科学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如臭氧空洞的产生，主要原因是人类对氟氯烃类化学物质的使用和排放。当这些物质进入大气平流层后，就会受紫外线辐射而分解产生氯原子，引发破坏臭氧的循环反应。造成臭氧层的破坏。这一例子表明，利用科学原理合成出来的氟氯烃类化学物质，虽然能够满足人类的一定需要，但也造成了一定的环境破坏。科学本身是不完善的，还不能达到这样一种理想状况：即它的应用既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又能够不破坏环境。如此，科学本身的欠缺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那种在环境问题的产生上，将“好的归科学，坏的归人类”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三、解决环境问题不需要进行新的科学革命吗？

有人认为，目前的科学应用之所以造成环境问题，根本之点在于科学还不够发达，科学所获得的认识还不多，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必将能够获得对自然的更加完整、准确的认识。依据这样的认识去改造自然，必将造成更少的环境破坏，产生更少的环境问题。

考察上述观点，不难发现，他们持有的看法是，对于科学，不需要改变其发展方向而进行新的科学革命，只要推进科学进步，就能够解决环境问题。不能说这种看法没有一点道理，进步了的科学及其应用确实能够更好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也确实能够发现更多的环境问题并更多地解决这样的环境问题。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人类能够完全、充分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科学在本质上存在欠缺从而使其应用造成环境问题，那么，任何沿着原有的轨道发展和应用科学都不能彻底、全面地解决环境问题，甚至有可能造成新的、更多和更大的环境问题。

问题是：科学是否存在本质性的欠缺从而使其应用造成环境问题呢？关于此点，西方有关科学非自然的相关论述给我们以启发。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实验对象有很多是人工的而非自然界原有的。实验现象是科学家利用一定的仪器，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对实验对象施加特定的操作“制造”出来的，如此，使得实验知识具有非自然性；理论和模型是直接面向物质世界的，描述着它的状态和性质，但是，它们最多只是对自己意图表象的实在世界的理想化或抽象。这样一来，科学在很多时候就不是对自然对象或自然规律的认识，而是对实验室或科学理论中所构建出来的人工对象的人工自然规律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当将这样的科学应用于改造自然时，就很可能与自然规律不符合，从而造成环境破坏。

这也启发我们，原来我们认为的“科学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与科学研究实践的现实不相符合。“自然科学非自然”，“自然科学不自然”。正是这种“非自然”、“不自然”的科学，才是造成其应用破坏环境的根本原因。试想，如果科学确实是对自然规律的把握，那么应用这样的科学就是贯彻自然规律，应该是与自然规律相符合而不会造成环境问题，而现在，科学应用有多少没有造成环境问题呢？可以说，环境问题的产生，就是“非自然”的科学应用产生了许许多多人工物的结果。这些人工物虽然能够满足人类各种各样的需要，但是其中绝大多数是自然界中所没有的，在其生产过程中以及消耗后的环境释放过程中，会成为自然界的“异质性”的存在，从而破坏自然。科学应用的环境破坏是科学“非自然性”的本质特征使然。

这样一来，要根本改变工业文明时代科学应用破坏环境的局面，就不能只推进科学的进步，对科学进行局部的改良，而应该对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概括起来就是：以新自然观为基础，进行新的科学革命；复兴博物科学的传统，获得直接的自然知识；让科学应用适应环境，而不是相反；重视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获得地方性的生态知识；通过科学应用的环境影响评价来检验科学的正确性，让自然做科学的最终裁判者。

四、发展了的科学最终会解决环境问题吗？

有人对科学持乐观态度，认为进步了的科学最终会解决环境问题。这种环境问题解决上的科学乐观论是错误的。

第一，科学应用会产生新的环境问题，新兴科学如基因科学、纳米科学等的应用可能产生新的环境问题，就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科学认识环境问题是有局限性的，这包括：科学认识环境问题是有限的，科学认识环境问题是艰难的，科学认识环境问题往往是不确定的。

第三，科学解决环境问题是有限的，这包括：科学解决环境问题存在滞后性；科学解决环境问题存在艰巨性；科学解决环境问题存在不确定性；科学解决环境问题成本巨大；科学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环境问题。

第四，单纯依靠科学并不能解决环境问题，科学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协同努力。

五、解决环境问题，不需要公众参与科学吗？

有人认为，科学是深奥的、专业性的，只能由科学家来进行，公众是外行，不能参与，这点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上，也是如此。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解决环境问题的科学需要而且必须公众参与。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人类对自然改造的深入，自然的“人化”所造成的“非自然性”——环境破坏性大大增加，环境破坏对人类各方面的影响包括健康影响也相应大大加强，鉴此，回归自然的科学就应该将人类纳入科学的视野之中，更多地研究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及人类的存在和健康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便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如此，科学就不单纯是关于“自然”的了。而且还是“人化自然”或“人工自然”的了；科学就不单纯是“自然科学”。也是“人类科学”或者“社会科学”——一种融入了人类社会实践视野的“自然科学”。

第二，公众是科学应用的实践者、环境问题的产生者以及承受者，往往对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感知比科学家更为直接和具体，甚至也更正确。此时的公众生产生活实践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环境对公众的影响，应该成为科学家的研究对象，而公众在这方向所获得的知识，应该更多地被我们的科学家所重视。虽然这样的知识往往是直观的、朴素的和经验的，甚至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

第三，鉴于目前科学应用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风险，而且科学对许多风险如转基因风险等的认识又具有不确定性，公众应该作为科学的“陪审团”，采取恰当的形式如公众听证会、地方协商会等参与决策，展现公众的环境诉求，形成压力集团，以更多地“形塑”科学，影响科学的发展方向，推动环保科学的形成，阻止破坏环境的科学的盲目应用。

六、主要结论

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需要传统科学观的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科学的革命性转向，为生态文明建设做贡献。

1.技术是科学的应用，技术应用所产生的环境问题与科学不可分离；科学应用产生环境问题，并非只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与科学本身紧密相关。

2.科学应用之所以造成环境问题，根本原因还在于科学的“非自然性”，要改变科学应用造成广泛的、越来越大的环境问题的局面，必须进行新的科学革命。使科学真正地面向自然、回归自然。

3.如果不进行科学革命，而依靠现有范式的科学的进步，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科学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上是有限度的，在这方面，“科学乐观论”是错误的。

4.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让公众参与科学研究和科学决策，单纯依靠科学家是不能很好地解决环境问题的。

第8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范文

“人文教育重在养精神”。然而当前的做法存在着诸多误区。如大量增开人文类课程，现实证明，当前增设大量人文类课程不过是“多开门课多学门艺”而已，因为拥有人文知识并不等于就具备了人文精神，“知道为知，体道为德”，只有通过个体的内心体验、感悟，更主要的是通过实践，才能由知识层次上升为精神层次；其次，当前的许多人文教育内容远离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特征与学生的学科背景和实际需要，更导致了人文教育的苍白无力甚至反感。因此，要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真正融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理工科课程表里增加几门人文课程，或是让文科学生学点数理化知识。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文件中所强调的：“面对复杂的需要，为了避免课程超载，解决的办法不是像现在这样在已有内容中增添新的因素，一门门罗列新的课程，而应考虑到各门课程的互补性和整体的教育目的，把所有因素有机地整合成一个个新的复合的整体。”，对理工科教育而言，就是要把传递人类文化价值观念和培养人文精神与传授科学知识和实际技能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的关系。

理工科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理工科专业教育教学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告诉学生“生存”的本领，却很少涉及“为何而生”的引导，科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的教育严重不足，学生缺乏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正确理解，人性为技术和物质所俘虏、吞没。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专业课程的教育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加强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的教育。正如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所言：“（大学教育）不仅赋予我们较强的专业技能，而且还使我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格。”高等理工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应该是有道德、负责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除了要求掌握比较专门、比较高深的科学知识与技能、具有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外，还必须具有从事科技工作的职业道德与体现人文关怀的世界观，不仅要“学会做事”，更要“学会做人”，因为在这休戚与共的个人－社会－自然复杂生态系统中，“人”和“事”，已是很难分开了，个人、社会与自然命运往往是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理工科教育必须从片面的专业技术教育转到全面的素质教育上来，在加强专业能力与素质训练的同时，更多关注人文素质与人文精神的培养，造就有道德、负责任、充满人文关怀的专业技术人才。

理工科学生完成科学范式转变，形成新的思维范式的重要手段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学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综合性及跨学科性发展为主导趋向。不仅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各自的领域里出现了许多边缘和交叉学科，而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也日益紧密，形成相互促进的发展趋势。自然科学中的概念，如控制、反馈、信息、系统等也日益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中，而人文社会科学也在不断了影响与改变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现代化，也使文理学科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并相互渗透交叉，形成文理交叉融合之势，涌现了大量的文理交叉学科如认知科学、思维科学、脑科学、复杂性科学、人工智能等，而复杂性思维范式就是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汇流而成的杰出成果，它让人们以全新的视角观察社会与自然，重新审视与思考许多我们所忽视或无法解释的现象与事件，带来了思想观念与研究方法的革命，必将深刻地影响人类的未来发展。要正确理解与领会复杂性思维方式，其基本前提是同时具有较好的人文与科学素养。

强化理工科专业课程的人文性措施与方法

1将学科的“论史哲”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专业课历史感和文化性

“论”是指学科的理论体系，“史”是指学科的发展史，而“哲”则是指该学科的哲理蕴涵。科技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首先是人的活动，是人类智慧、情感、个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任何一项科学成果中，都必然蕴含着科学家们的辛勤的劳作、坚韧的毅力、大胆的创新以及求真、求实、求善、求美的高尚品质。忽视了事实的背后的文化、精神，忽视了科技作为一种实用工具之外蕴藏的意义、精髓，就必然造就出只知事实而没有内涵的学生。然而，“当前我们的科学教育中一个重要缺陷，就是缺乏历史感和缺少关于这座大厦建造过程的重大历史知识”，……学科理论体系和教学方法以“纯粹的”、“修正的”形式逻辑地展现人类科学认识的“终极”成果，真实的认识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曲折被拉直了，科学探索者的观察、困惑、沉思、试探和创新的智慧之光被掩盖了，历史意识干净净滤掉了。“只见物不见人”，课程只是纯客观地去讲述“物”的知识，而缺乏人认识“物”的主动性与人对“物”的“态度”，学科成了冷冰冰的事实陈述和深奥、玄秘、繁杂的公式演绎，失去了学科本应具有的文化性和历史感，其人文价值也就无从体现。

因此，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晶，它是整体性的，是有历史生成性和连贯性的，它的教育过程也应是一个把“凝固的文化激活”的过程，教师通过揭示科学文化的精神和智慧，把科学的传授和学习转化成历史上科学文化创造者与今天学习者之间的对话。充分挖掘学科史料，将史中记录的真实、丰富的科学家学术生涯和曲折起伏的科学演变过程有机地融入课堂，将科学发现的真实过程展现出来，尤其要把那些反映科学家进行研究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所经历的失败以及影响等复杂情况充实到教学内容中，用具体生动的科学发现去感染学生，让学生从科学形成的历史中感受前人在科学研究中所遇到的艰难困苦、所表现出的巨大创造智慧、不畏崎岖的坚强毅力和为科学献身的崇高精神，启发他们对从事科学事业的兴趣与热爱，使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产生心灵的震撼，从而形成正确的科学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每个学科都有着丰富的哲理蕴含，如物理学理论的发展，最集中、最本质地表现了人类对世界图景的认识，从“绝对时空观＋中心作用＋机械决定论”，到“相对时空观＋相互作用＋决定论”，再到“量子态＋不确定性＋几率决定性”，直到现在的“整体依赖性＋动态性＋复杂涌现性＋自组织性（相干性）”全新观念，它告诉人们每种新理论的学习，都伴随着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变革，但始终不变的是科学家们“对大自然存在着和谐、秩序和规律的坚定信念”“对自然规律的简单性和普适性的洞察和欣赏”与“对真、善、美的内在统一性的执着与追求”，支撑他们克服一切艰难险阻、顽强探索在科学的道路上。因此，揭示学科的丰富哲理蕴含，对学生进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教育，将直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改变教育观念，增强教师的综合素质和人文修养，在潜移默化中转化学生人格

每一位教师对教学科研的敬业态度、对人生与社会的责任与抱负，乃至待人接物的仪态风貌，都会对学生产生深刻的教化作用，这种影响力是自然的，非强制性的，而作用却是巨大的、长远的，它能够深入人的心灵底层，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因此，必须转变人文素质教育是人文社科类或文化素质课老师的事情的传统观念，尤其要转变专业教师的教育价值观，注重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的统一，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与人文修养，使自己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得到净化，使自己的人格得到完善，成为学生最直接、最可信的榜样，身体力行地去感染和影响学生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其次，为了更好地强化自己所授专业课程的人文性，专业课教师不能只熟悉自己所教的学科，还应具备对科学知识与人文精神进行整合的能力，尤其要研究学科发展史、文化社会学、教育哲学等，通过学习，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使自己的专业课教学更丰满，更有生机与人性。

3充分运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改革传统教育模式

以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为纽带，充分整合现有的各种教育资源和教学方法，通过精心设计基于实践、融知识性、趣味性、人文性于一体的多样化的学习资源，提供高效的学习平台与助学手段和形式多样的、方便快捷的沟通手段与渠道，既能有效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与压力，又能为学生主动探索、积极反思、互相协作、共享资源与成果提供跨越时空的学习空间，促进学生、教师和社会之间和谐、真诚的信息共享与情感交流，使学生在丰富多样的交互中建构知识、体验情感和培养个性。此外，通过建设一些专题网站和个人网站，引导学生围绕所学专业与学科展开如“学科历史与社会影响”、“学科代表人物与及其对学科发展的影响”和“学科未来与社会发展”等各种各样的专题调研与讨论，同时，广泛发动与吸收更多的各阶层、各地域的各界人士参与进来，共同讨论，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专业的兴趣，还可以让学生在调研与讨论中了解本学科历史人物、社会影响、以及它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加强与社会各界人士的沟通与了解，从而加深对学科与社会的理解，更好地将个人的发展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4增强教学内容的实践性与社会性

其基本理念是超越自然、人文和社会各学科的传统界线，以整合的方式开发科学课程，强化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的联系，选择与学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科技问题学科内容，既说明科学是人和自然永不停止的对话过程，是人类追求卓越、不断创造的杰出产品。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表明了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以确立关于科学的正确社会评价，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在关注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同时，学会关心自然、关心社会，关注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同时，鼓励与引导学生开展与专业内容的社会实践活动，深入社会和企业，加强教育与社区之间的互动，既能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又可以拓展人文教育的空间。

此外，还应通过建立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营造安全温馨的互动情境、形成良好学校风气与学术氛围，发挥隐性课程的作用，在充满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环境中实践人文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人文精神。

结束语

第9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范文

[关键词]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研究意义;研究内容

在20世纪末，我国政府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项宏伟的跨世纪工程，不仅关系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西部大开发，“资源”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信息资源”尤为重要，而地方文献资源则是西部大开发中实现区域振兴赖以凭借的最具活力和潜力的信息支柱之一。

西部地区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西部地区自然知识和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是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不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看，无论在西部地区还是在全国范围，地方文献研究和地方文献工作还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在地方文献研究领域，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专门性研究至今尚未有人问津，还没有真正纳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而得到普遍关注；在地方文献工作领域，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力度、广度和深度非常有限，还没有完全纳入地方文献工作部门的重要议程而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由于我国地方文献领域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认识和重视不够，致使其理论研究薄弱，应用研究严重滞后，从而直接影响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深入挖掘整理和广泛开发利用。这种现象的存在，既不符合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区域开发建设和地方文献工作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严重制约了地方文献资源价值和功能的全面发挥。这是西部地区乃至我国地方文献资源研究和建设中的一个应该引起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2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重要意义

自然科学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向来为我国国家领导所重视。早在1958年8月9日，总理在北戴河接见北京大学教授邓衍林时就指出：“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除编印全国性的总书目外，还要根据科学家的需要，进一步把历史文献中的科学技术等重要资料，用最新最科学的方法，系统地迅速地整理出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1988年，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地方文献资源是地区文化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纵涉古今、横跨百科的综合性地方知识宝库，地方文献资源记录和反映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西部地区的地方文献资源中包含有极其丰富的自然科学文献，在西部大开发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研究，实现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工作与西部地区开发实际的有机对接，进而有力地推动西部地区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是地方文献领域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1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理论意义

2.1.1完善地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地方文献学的学科建设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重要发展阶段。在2007年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第二届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国著名的地方文献专家来新夏先生发表了“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演说，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他提出了地方文献学“考究文献积存，辨识学术价值，力求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认为“地方文献目前已进展到可以建设专门学科的时机”①。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是以其研究对象的确立和学科体系的建构为内在要素和基本特征的，其研究对象是学科体系建构的逻辑基点，规定和制约着学科体系的内涵和边界。地方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质的学科，其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由人文社会科学文献和自然科学文献共同构筑的庞大知识体系。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各个学科的地方文献，其学科体系是由地方文献学这个主体学科和围绕这个主体学科的若干分支学科组成的学科群体。从学科构成看，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不仅是地方文献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而且是构成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一翼。从学科分化的发展趋势看，未来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献学”，将分别是地方文献学“半分天下”的两个重要分支学科。截止目前，我国已经出版了一些地方文献专著，如《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韩朴编著，文津出版社，1992年)、《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金沛霖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地方文献研究与分论》(林天蔚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中国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论稿》(张利主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2008年，骆伟编著的《地方文献学概论》由澳门文献信息学会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地方文献学命名的专著。但从总体看，这些著作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内容均不同程度地有所忽略和缺失。

忽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研究，对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的综合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来说，无疑是一种严重缺憾。因此，针对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薄弱环节，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不仅可以为地方文献学的学科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可以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对于完善地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2.1.2促进地方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科学具有继承性，任何科学研究必须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然科学也概莫能外。由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不同，所以其研究方法亦有所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一般包括哲学方法、科学实验方法、数学方法、系统科学方法等，其中，运用科学实验方法是探索自然

①来新夏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务组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萧山：内部印界奥秘和创造发明的必由之路，也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手段，但这并不表明自然科学研究可以忽视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利用文献资料。牛顿说过：“如果说我比卡笛尔看得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顿之所以被人们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正是因为他在求知和研究过程中不断借鉴和修正前人的看法，使其达到更加完善的结果。我国古往今来的诸多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也无一不是在参考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和有所创新的。如我国传统的“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中医学萌生于原始社会，从现存最早的《黄帝内经》开始，通过几千年来历代中医学家不断地总结、借鉴和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才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理论风格和诊疗特点的医学体系。

开展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必须了解前人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凭借人类已掌握的各种实验和技术手段，这些主要通过研究过程中文献资料的调研和利用得以实现，其中包括研究选题调研、研究内容调研、研究方法调研、研究成果调研等。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是一个地区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总汇，充分利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是了解和掌握地方自然状况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的主要途径。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研究，不论对地区自然科学史的研究，还是对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开发应用研究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2.2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实践意义

2.2.1推动地方文献工作的全面深入发展系统深入地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研究，是全面提升地方文献工作水平的重要基石。众所周知，理论产生于实践，并用于指导实践。任何学科都有“学”和“术”之分，在地方文献领域，关于地方文献资源一系列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为“学”；关于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有关的技术工作为“术”。无“术”即无“学”，无“学”则“术”很难有突破性进展，两者相辅相成，关系密不可分。地方文献学源于地方文献工作，地方文献工作是地方文献学术研究赖以开展的基础，地方文献的学术研究则是推进地方文献工作科学有序发展的根本动力。

我国的地方文献源远流长，地方文献工作由来已久。可以说，自从地方文献产生之后，即有与地方文献相关的工作产生，但把“地方文献工作”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或作为一项专门工作来做，则为时很晚，且长期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最初明确提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是在20世纪40年代，时任广东省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先生和国立西北图书馆馆长刘国钧先生，他们分别于1941年和1947年明确提出了地方文献工作在省级公共图书馆的地位、作用及工作内容，从而正式开拓了我国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处女地。1957年，杜定友先生撰写了《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利用》讲稿，就地方文献的基本理论和工作内容第一次作了全面论述，为我国的地方文献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地方文献工作的发展，我国地方文献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对新时期地方文献工作的不断深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应该看到，目前在地方文献领域“重文轻理”和“厚古薄今”的现象普遍存在。从研究角度看，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学术研究成果非常稀见，其专门性和系统性的研究还没有开展；从工作角度看，无论在经费投入，还是在搜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方面，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工作在实践中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在西部大开发中，只有进一步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学术研究，才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学科理论指导工作实践的作用。深入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不但有利于规范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业务工作，促进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与开发利用，而且对于推动地方文献工作全方位的深入发展，从根本上全面提高地方文献的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2.2.2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和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发明，世界上有不少创造发明的源头就在中国，这些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都有翔实的记载，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把它称作是“绝对的金矿”。西部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渊薮，其地方文献中蕴藏了丰富的自然科学信息资源，包括各地自然面貌的知识记录和古代的辉煌科学成就以及近现代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

这些资源有的以专著形式出现，有的则广泛地分布和蕴涵于大量的各种类型和不同载体的地方文献之中，如书刊文献、方志文献、档案文献、文物文献、少数民族文献、网络资源等。这些文献和信息，不仅详尽地记录了从古至今西部地区各族人民进行长期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丰富实践经验和科学成就，而且客观地反映了西部地区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在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如，据《白云鄂博矿区志人物传》记载，1927年，内蒙古白云鄂博铁矿的发现者，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年仅28岁的丁道衡先生，随同瑞典著名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等人赴中国大西北科学考察后写出的《绥远白云脑包铁矿报告》一文(见民国22年《地质汇报》第23号刊)，在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地质调查组赴白云鄂博矿区的考察中起到了重要的导示作用，如今的白云鄂博矿区已经成为占世界稀土储量90％的大型富矿，给地方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在于“致用”，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地方科学技术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是西部大开发中振兴地方经济、再造秀美山川、促进社会发展值得凭借的重要信息源，对于以区域振兴、科技强省(区、市)为主要目标的西部大开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西部地区的振兴与发展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既有赖于引进国内外的高新科学技术，同时也有赖于通过充分挖掘和利用自身本土化的自然资源，实现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研究成果与生产力的转换。因此，努力拓展地方文献资源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新领域，不断加大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整合揭示和开发利用的研究力度，对于西部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3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75-文献资源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系统研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其中涉及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准确把握西部地区自然科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是促进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全面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提。针对西部地区与我国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和工作的历史现状，当前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总体目标和主要内容应该是：

3.1总体目标

建立相对独立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促进人们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关注，推动地方文献研究和地方文献工作从侧重人文社会科学向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者并重的方向转化。

对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基本状况及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现状进行客观的分析、总结和评介，从加强地方文献资源整体化建设的目标出发，提出建议措施，为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提供决策参考服务。

构建面向用户的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工作的知识技术体系，应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从知识管理和集成角度推动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工作的深入发展，更好地为西部大开发服务。

3.2主要内容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概念、科学内涵及其价值与功能研究。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概念、科学内涵及其价值与功能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但业界目前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确切概念和具体内涵尚没有比较精确的表述，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独特价值与功能的研究亦未涉足。因此，应通过自然科学与地方文献概念和内涵的分析，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概念及其内涵进行科学界定；同时，根据自然科学和地方文献资源的自身特质，结合西部大开发的实际，对其在区域振兴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的特殊价值、功能开展研究。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特点、类型、分布研究。西部地区地域广袤、民族众多，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各具特色，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名目繁多，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应围绕西部地区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从文献的记录手段和载体形态、编撰方法和出版特点、语种等不同角度，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科技馆、方志馆、专业科研机构及其它文献收藏单位等不同层面对其特点、类型和分布状况进行深层次的解析和研究，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科学管理、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基本状况及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现状研究。西部地区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深度、广度非常不够，与其潜在的实际价值相比差距很大。应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调研，认真梳理，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基本状况，对前人特别是建国以来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现状，进行历史性的分析、总结和评价，进而结合今天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发展的趋势，从宏观和微观管理角度为国家和西部地区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管理和建设提供决策性参考意见。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数字化集成和特色化建设研究。在当代信息环境下，加快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是实现资源整合集成和开发利用的重要途径，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特色化建设则是充分发挥地区自然科学资源优势的必要举措。应结合西部地区网络化、数字化建设的现状和发展前景，针对各系统文献收藏机构特色化建设的基础和条件，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数字化集成和特色化建设的探索性研究。

西部大开发中用户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需求特点研究。实现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知识价值，最大限度地支持西部大开发中各种社会组织或个人的活动，是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基本目的。用户的信息需求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原动力，是影响构建其管理模式、运作机制和技术路线的重要因素。应针对西部大开发中用户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实际需求，对用户的构成、用户的需求特征、需求规律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等开展研究，以真正建立面向用户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和检索报导体系。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管理运作机制、方法研究。构建科学合理的管理运作机制，设计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和方法，是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取得实效的重要保证。在认真分析总结以往工作经验和问题的基础上，应深入研究和探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业务运作机制的构建、挖掘搜集的主要途径、集成整合的技术方法、开发利用的主要手段等。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及共享服务平台建设研究。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及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有利于整合地方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激活资源存量、带动资源增量，形成良性互动发展，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的局面，实现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共建、共知、共享。应就如何构建西部地区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和网络服务体系，如何形成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自建数字资源为特色、以资源共享为核心、以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整合和集成为主线的基础平台和共建共享运行机制开展研究。

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自然科学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研究。少数民族文献是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52个民族生活在西部地区。在浩如烟海的少数民族文献中(包括汉文文献和民族文字文献)，蕴藏着大量的自然科学文献资源，如天文历法、医药医学等，都是颇具特色的一笔重要宝贵财富和民族文化遗产。开展少数民族自然科学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现状、对策等问题研究，是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