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精选(九篇)

第1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

【关键词】重庆 吸引外资 现状 对策

一、吸引外资基本情况

1、外商投资稳定增长

“十五”期间重庆市利用外资规模保持稳定增长，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2001年到2005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4.24亿元、4.50亿元、5.66亿元、6.82亿元、8.01亿元，累计为29.23亿美元，比“九五”增长10.7%，其中，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2001年到2005年分别为2.56亿元、2.81亿元、3.11亿元、4.05亿元、5.16亿元，累计为17.69亿美元，比“九五”增长16.4%。

2、外资企业生产经营水平有了快速发展

随着重庆吸引外资的增加，外资企业的发展也步入快车道。从企业资产总计看，随着实力的增强，资产总计增长迅速，2005年较2001年增长77.9%，年均增长速度为15.5%。从企业经营情况看，全市外商投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2005年较2001年增长1.5倍，年均增长速度为25.8%。从企业盈利情况看， 2005年较2001年增长3.0倍，年均增长速度为41.5%。从企业利税情况看，2005年较2001年增长2.0倍，年均增长速度为31.7%。

3、投资硬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近年来，重庆大力实施“大通关”和“大通道”工程，发展水陆空多式联运，目前已打通连接上海以水陆为主的东西向出海通道，连接广西、新疆的铁路为主的南北向及西向陆路通道，连接东南亚、南亚、香港地区的航空快运通道。2006年下半年，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火车站重庆火车北站、中国西部出海通道渝怀铁路重庆段相继投入客运，使地处长江上游经济带核心地区的重庆作为西部交通枢纽的地位日益凸显。

4、投资软环境得以完善

为了加强吸引外商投资的软环境建设和规范化工作，重庆市先后颁布了《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若干优惠政策》、《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若干优惠政策补充规定》、《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新增优惠政策》、《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务管理改善投资环境的决定》及6个配套文件，同时建立了渝港、渝澳经济促进会，为外商投资实行了“一站式”办公服务。

二、吸引外资中存在的问题

1、吸引外资的总量低

重庆市近几年利用外资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与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其他三个直辖市比起来，无论是在利用外资项目、合同外资金额，还是在实际利用外资方面，都明显处于劣势。2005年，重庆市实际利用外资为5.16亿美元，而北京、天津、上海分别为35.3亿美元、33.29亿美元和68.5亿美元，是重庆市的6.84倍、6.49倍和13.27倍。重庆市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只占到全国的5‰左右，由此可知，目前重庆市吸引外商投资与其他直辖市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

2、外资企业规模偏小

以工业企业为例，423户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中，仅有8户大型企业，仅占全部工业企业的1.9%，中型企业也只有56户，占13.2%，绝大多数都为小型企业，有359户，占84.9%。外资企业的数量少、规模小、效益低等势必会减少重庆吸引外资的能力。

3、外资来源、分布不均衡

（1）外资来源不均衡。从重庆吸引外资的国别地区看，亚洲为投资主要来源地，占全市外商投资企业的近七成。2005年全市945户外商投资企业中有643户来自亚洲，其中又以港资企业最多，达到332户；其次是美洲，有191户，其中有125户来自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分别有78和47户投资，此外，大洋洲24户，非洲9户。由此可知，重庆的外资主要来自亚洲和北美洲，而吸引欧洲的投资则相对较少。

（2）外资分布不均衡。外商投资分布不均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域间分布不均衡。由于各区县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投资环境、资源配置的差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重庆市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集中于都市发达经济圈内。渝中区作为中央商务区，分布企业数目最多，2005年有外商投资企业224户，占全市外商投资企业的23.7%，其他地区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少，而秀山、石柱、巫溪、奉节、城口等区县，至今都还没有外商投资企业。二是产业间分布不平衡。外商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几个行业，其他行业的外商投资则较少。

4、投资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虽然近几年重庆的投资环境有了较大的完善，但是，地处西部地区的重庆市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讲，在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人们的思想观念、政府效率、法规政策透明度、高素质人才等投资软环境方面明显处于劣势，阻碍了外商投资的力度。

三、加大吸引外资的对策

1、大力实施引资多元化

目前在重庆投资的外商企业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为主，虽然欧美发达国家投资的比例在逐渐增加，但明显还没有占到主导地位。因此，重庆市应该在继续吸引亚洲投资的基础上，重点加大吸收北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资金，以拓展融资区域，扩大融资规模。

2、创新吸收外资的投融资方式

目前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证券融资活跃、重点由制造业向高新技术和金融服务业转移的新特点，重庆市应顺应国际通行规则，大力创新吸收外资的投融资方式。引导境外投资者采用BOT、ABS、项目融资等方式，投资大型基础设施新建项目。已建成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采用境外上市、股权转让、经营权转让等方式盘活存量，提高设施利用效率，吸收更多的外资加入。

3、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拓展利用外资的领域

目前外商在渝投资以中低技术的生产性投资为主，约占总额的2/3左右，这与国际直接投资已重点流向第三产业的运行规律不符。因此，应根据重庆市自身经济发展的特点，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同时结合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重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积极打破行业垄断，拓展外商投资领域，引导外资向有条件的地区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扩展，力争形成若干外资密集、内外结合、带动力强的产业聚集群。

4、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状况

重庆市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的数量仍然偏少，应在建好渝怀、万枝、兰渝、渝遂、达万等铁路新线的同时，增加重庆到周边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结点间的高等级公路的建设，为吸引外资创造更有利的交通条件。

5、加强完善投资软环境

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软环境建设方面首先应认真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切实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土地使用、投资准核、财税政策、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其次加强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建设，充分发挥各类商会、行会、协会等民间组织在维护市场良性运行方面积极作用，形成企业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自我服务的机制，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壮大创造更加宽松有利的外部政策环境。

【参考文献】

[1] 刘瑜：重庆市外商投资环境实证研究[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3，（2）

[2] 周庆行、徐姝：重庆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对策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5，(10）

第2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

《中国外商投资发展报告（2015）》围绕今年的主题“国际规则变迁下的外商投资”，回顾了2014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的基本情况，围绕国际国内投资规则的变迁、自贸试验区与FDI、FDI与新常态、“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FDI、外资与反垄断以及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领域的FDI等问题展开论述。

报告显示，2014年，在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额较大幅度下降的环境下，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微幅增长，成为全球吸收FDI最多的国家。尽管如此，制造业实际使用FDI数量连续第三年下降，而且下降幅度呈扩大态势。同时，我国FDI环境竞争力排名相对下降。FDI被OFDI超越，成为直接投资净流出国。外商投资企业是否撤离我国市场问题备受关注。另外，自贸试验区外资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将对吸引FDI产生正向影响，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吸引FDI创造了新机遇。

会上，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下降现象引发了现场专家的热议。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认为，由于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中国承接制造业全球转移速度放缓，同时我国劳动力、土地、环保、资源等成本的全面上升和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因素，导致外商投资企业撤离现象出现。

第3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

关键词：安徽；FDI

自2008年以来，安徽利用FDI出现快速增长的态势，本文主要对吸收外资金额、效率工资、人均收入、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等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下面分别对吸收外资金额、效率工资、人均收入、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等变量所涉及的数据进行详细说明：

1.吸收外资金额。《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额一共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实际吸收外资金额，另一个是签订合同金额，本文将利用实际吸收外资金额这个指标来衡量FDI变量。因为该实际吸收外资金额这个指标能较为真实的表现出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情况。

2.效率工资。效率工资等于劳动力成本同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但是中国劳动生产率这个指标很难被反映出来，所以本文用中国历年职工工资总额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替代效率工资，用数学等式表示：效率工资=工资总额/GDP。效率工资的经济含义是获得一单位产出所需支付的工资额，这个变量越大，说明实际的工资水平越高，反之，则说明实际的工资水平越低。由此可以预期效率工资同FDI流入量成反比。

3.人均收入。人均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有效需求的重要指标。有效需求高的地区将会给投资者，特别是寻求市场的外国投资者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本文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来反映人均收入。

4.人力资源。劳动力素质的高低是通过人力资源的状况反映出来的，而吸引外资的质量又是劳动力素质所影响的。最近，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得到较大提高，许多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而且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高科技产业。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考察中国的人力资源对外商投资的影响，本文拟采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来表示人力资源状况。

5、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经济类型可分为国有、集体、个体、联营、股份制、外商、港澳台商、其他等。按照管理渠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的范围包括：（1）城镇50万元以上项目；（2）城镇工矿区私人建房（城关镇及以上）；（3）房地产开发投资；（4）农村非农户投资；（5）农村农户投资。本文利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反映固定资产的发展水平。

以上所有数据均为1985—2010中国有关数据，数据摘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所有受价格因素影响的变量都用1985年的不变价格处理。

如果我们单独地对lnFDI做回归分析的话，则将可能产生模型的设定偏误，主要是因为我们缺少其他的影响因素。我们首先将采用逐步回归法的方法对其中的2、3和4个自变量这三种情况进行回归分析，然后对不同变量的显著性进行分析，最后我们可以确定出回归方程。其中：Y：FDI；X1：效率工资；X2：城镇可支配收入；X3：每万人大学生数；X5：固定资产投资额。

观察以上各个结果，从M1-M10，自变量的系数全都通过t检验的有M1、M3、M4、M6和M9。其中，M3这个变量的常数项没有能够通过T检验，但是这种情况是正常存在的，因为根据我们的计量经济学基本原理，这种情况不会影响该模型的有效性。下面，我们应该考虑这几个变量的优劣，由结果可知，不同模型的D-W统计量显示它们都存在序列相关，相比较而言，而M1和M9的D-W统计量则良好，可由此对M1和M9做去除序列相关，然后再讨论。

然后，在结果中可以看出，M1和M9这两个变量的的R统计量均M3、M4、M6三个变量之上，这就说明了M1、M9这个两变量的拟合优度要优，因此可以得出该模型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强。我们可以通过对以上两点的分析可以得出，M3、M4、M6模型应被淘汰。那么较好的模型应该在M1和M9中选出。下面对M1和M9做去除自相关。结果如下：

M11和M12是分别对M1和M9去除自相关最好的结果，由M11和M12相比较，在10%的置信区间里，两者的系都全部通过，但是在5%的置信区间里，M12中LNX4的系数就通过不了，所以我们选择模型M11。

M11方程的系数符号是正确的，并且M11模型的R统计量=0.969，说明我们基本上把影响FDI的不同因素都考虑进来了。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影响安徽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有效率工资和城镇可支配收入，而固定资产投资和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这两个因素对我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为了对自变量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本文计算了每个自变量的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描述多元回归模型中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标准化系数的结果如下：

LNY=ALNX10.171LNX20.829

通过对票标准化系数的值的分析，我们断定影响FDI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均收入，LNX2的标准化系数为0.829，意味着LNX2每变动1%将引起因变量LNY（Y为FDI）变动82.9%。相对而言，LNX1（X1为效率工资）的标准化系数要小的多，LNX1每变动1%，只能引起LNY变动17.1%。（此时的变动情况是通过标准化后的情况，只能用于表示两者的重要程度）人均收入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较效率工资重要。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我省FDI影响较显著的因素有效率工资和人均收入。其中，人均收入对我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而效率工资次之。说明外商来我省进行投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省的消费市场充满着潜力，并且劳动生产率较高。效率工资同FDI则成负相关，而人均收入与FDI成正相关（因为效率工资的值都小于1，系数较大，值较小）。其中效率工资起到的作用要远远小于人均收入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人力资源和固定资产投资这两个因素对我省外商投资几乎没有影响。

从结果可以看出，外商主要着重于我省的充满潜力的消费市场。而我省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关注，特别是人力资源。（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晓峒.《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版.

第4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就业 外商直接投资 动态影响 就业效应 计量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规模和水平是影响劳动力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积极或消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影响过程。外商直接投资所创造的就业效应分为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直接就业效应就是直接通过外商投资企业所增加的劳动力而产生的就业效应，间接就业效应是指通过外商投资而带动本国的一些相关企业的发展。

一、中国劳动力就业情况及影响因素的总体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就业问题极为严重，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更为庞大。那么影响就业问题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呢？在此我们借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来研究影响劳动力就业人数的因素分析。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将其对数化，即为：，其中A代表广义的技术进步，K代表资本，L代表劳动力。将其进一步变型得到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就业弹性。

因此，影响就业弹性的因素可以总结为技术水平和资本存量。通常情况下，技术水平越高，劳动力的需求量就越少，因为高端的技术水平将会取代劳动力对生产的发展。如此看来，外资的引入可以带来更高的技术水平，进而劳动力将会因此而受到排斥。

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技术进步会使经济体更容易产生新需求和新的行业，这种新需求和新产业的产生也会扩大劳动力就业的规模，但是也有可能会对原有的劳动力进行培训再上岗，所以对新劳动力的需求数量是有限的。可见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取决于技术、取代劳动力和创新行业的数量以及速度对比，当技术取代劳动力时，由于技术进步产生的新行业的数量及速度之比小于1时，将会促进劳动力的就业，反之则结果也相反。外资的引入将会增加投资资本，短期内，新的资本会吸收新的劳动力就业，但是当劳动力的需求达到饱和之后，资本可能会排斥劳动力；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外资的进入，大量的资本为了寻求新利润继而会产生新行业，这将进一步吸纳新的劳动力而扩大就业规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动态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是极为复杂的，并不是起到绝对的积极或消极作用，而是一个动态的影响过程。根据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结果的不同，可以简单地把它分为短期、中期、长期。在短期，外资企业在我国设立资本规模巨大，机器设备先进的新企业，或者收购一些本土企业从而扩大企业的规模，这些必然需要吸收新的劳动力来带动新企业的发展。其中，那些被收购的本土企业通常是指那些濒临倒闭的企业，或是经营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的企业，外资企业通过收购的形式使一大部分即将面临失业的劳动力重新上岗，这也是一种减轻劳动力就业的途径。可见，在短期，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起到了拉动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是显著的；到了中期，劳动力的吸收达到了饱和，这时外商企业着重于利用较高的技术水平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除此之外，相对于国内的企业而言，外企不论在经营管理方面还是营销渠道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这样就会加大国内企业的竞争压力，当这种竞争过于激烈时，国内的一些企业可能会因此而被击垮，导致部分劳动力失业，即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从长期来看，由于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外商企业开始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从而产生了新的行业，这又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即再次对就业产生促进效应。

三、外商投资直接就业效应的计量分析

根据《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描述，可以把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就业效应分为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其中直接就业效应是指直接通过外资企业雇佣新的劳动力所产生的就业效应。影响直接就业效应的因素主要有外资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的行业和外资企业的营销方式等。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入我国：（1）通过并购本土企业进入；（2）在本国建立新企业。不同的方式对就业的影响也有所不同，通过并购方式引进的外资在短期内对就业并不能够产生促进的作用，相反的，有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在并购我国企业后再重新整顿公司的过程中，会把原来在企业中的闲置人员或劳动素质低下的人员开除掉，从而导致一部分劳动力失业。因而这种方式在短期内不存在直接就业效应。而新建企业则可以直接增加劳动力，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可以直接创造就业机会。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主要采取的就是新建企业，因此，新建企业对就业的贡献相对于并购的方式更为突出。

（一）建立模型。

首先建立计量模型，以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Y为因变量，外商直接投资中外资企业的投资额X为自变量，样本取值于《中国统计年鉴》中1990年-2011年的数据。具体数据见表1。

表1 外商直接投资―外企就业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2012）

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外资企业就业人数之间的关系随时间的变化情况，首先做出它们之间的折线图，见图1所示。

在图1中我们可发现，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随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呈阶段性的特征。因此除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就业人数有影响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定性因素在影响它们的关系，例如政府政策的变动。根据《世界投资报告》中的记录，亚洲各国从1998年开始大幅度的调整了本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如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放宽外商投资领域和项目审批权限；扩大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开放债券、股票和短期资金市场，鼓励外商兼并国内企业；简化审批程序，完善服务体系等。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积极的措施，以及亚洲各国经济的逐步复苏，货币贬值后价格、成本等比较优势得到了迅速释放。由此可见，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对就业人数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要在计量模型中引入政府政策变动这一虚拟变量来其对劳动就业人数的影响。

（三）模型检验。

1.变量显著性检验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tlnx|=7.45，|tdt|=5.19，|tdt*lnx|=5.71，而。所以，个解释变量的T值均大于临界值，个解释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通过t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政府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政策对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都具有显著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政府政策的变动的确会影响到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2.拟合优度及方程显著性检验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政府政策没有变动前，即Dt=0时，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就会增加0.49%；而当政策变动时，即Dt=1时，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就会增加1.4%。回归结果中，可决系数为0.958102，修正可决系数为0.951119，模型的拟合度很高。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模型的F值为137.2，远远大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8.10，所以，方程也是显著的。

四、结论分析及其建议

充分就业是世界上各个国家所追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之一，因此，世界各国非常重视就业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开始引进外资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了我国劳动就业的新途径。计量分析的结果也表明随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不断增加，外商投资企业的总就业人数是不断增加的，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还会受到政府政策变动的影响。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虽然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的巨大带动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是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就业，与该国能否制定恰当的外商投资政策，并适时加以调整有着很大关系。对此我国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应该做到：

①坚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利用外资为主，以劳动密集型来增强就业效应，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优化就业结构的政策；②鼓励和支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采购和使用国内企业生产的相关产品，以此增强外商投资的间接就业效应，从而扩大就业规模；③我国应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饱和市场，尽量减轻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竞争，以减少国内企业的失业人数；④有关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建议，我们必须坚持把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作为利用外商投资战略的重点。

根据实际需要出发，我国应该做到进一步修改贸易与投资制度和政策，如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对外国投资的内耗比例和外汇平衡规定，对国内采购的优先原则等；建立和完善与国内市场开放以及贸易投资活动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如利率、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外经贸行业协调体制、市场规范管理、金融服务体系、中介组织、信息与咨询机构、法律援助和贸易保险制度；充分利用多边框架下能够享有的制度与政策自主安排空间，构筑有效的产业保护和经济安全体系。通过这方面的制度调整将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规范市场行为，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结合以上几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力的就业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促进就业的主要途径，政府应结合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状况，同时不断优化相关政策，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此来促进我国劳动力就业人数。

参考文献：

[1]庞浩.计量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牛勇平.国际直接投资与我国就业量之间的关系[J].经济学动态，2001（11）.

第5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

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林业利用外资的主要渠道。我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规模上利用外资数量呈增长趋势，但各年有所波动；在资金投向上主要集中在华南等地区的造速生丰产林和木材加工行业。

从规模上来看，目前，中国林业利用外资项目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但是规模有所波动，除政府间和国际组织林业投资合作以外，许多知名的国际林业企业也纷纷在中国进行项目投资。截止到2003年，中国林业利用外资规模达到31.3亿美元，林业利用外资规模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2006 年，我国林业利用外资项目个数为646个，比2005 年增加157 个，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达到7.81 亿美元，比2005 年减少32.41%，占全国利用外资总水平的1.12%。其中国外借款1.22 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6.43 亿美元，无偿援助0.16 亿美元，分别占林业实际利用外资总规模15.67%、82.31%和2.02%。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林业利用外资的主要渠道。

从资金投向上来看， 2006 年，林业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投向了营造速生丰产林、木竹材加工、花卉种苗等竞争性行业，并且这些资金主要集中在福建、湖南、广东等南方地区。一方面，营造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个数较多，但投资规模不大。2006 年营造林利用外资项目共为402 个,比2005 年增加138 个，利用外资金额为1.83 亿美元。林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以木竹材加工项目为主，全年木竹材加工利用外资项目112 个，利用外资金额为3.85 亿美元，占全部林业利用外资的49.23%。另一方面，东南沿海省份依然是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排头兵。全年利用外资规模超过2000 万美元的省区有8个，分别是福建、浙江、湖北、广西、江西、江苏、内蒙古和广东，8 省利用外资总金额占全国利用外资总水平的91.68%。

从使用效果上看，根据顾署生在《WTO与中国林业投资》一文中的研究，我国林业吸引跨国直接投资不仅能够丰富我国吸引外资的渠道，提高我国林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且还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企业优势项目的再投资：（1）外资流入增幅加大,与外商在林业领域的合作将会加强；（2）促进林业企业优势项目的发展,出口创汇,进而增加厂商的再投资；（3）加入WTO和天然林保护工程,使林业产业有合理定位,形成与市场经济机制和要求相符合的林业产业规模和产业素质。

二、中国林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一）我国林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中的利益相关者需求分析

根据美国学者米切尔提出的“三要素评分法”，本文界定了在本土林业企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当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并围绕这些群体，即国家、当地政府、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职工/林农、当地群众和外商投资者进行主要分析。而对预期的利益相关者和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只做一般分析。（见表1）

利益相关者需求确定的利益相关者国家促使我国林业产业的升级，发挥外资的溢出效应当地政府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当地就业岗位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取得利润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职工/林农收入增加，可获得技能方面的培训和提升当地群众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外商投资者获得较低廉的生产要素，进入或扩展中国市场，获得政策上的优惠，取得利润预期的和潜在的利益相关者获得有利的投资机会，生产环境得到提高，获得研究的可能性，树立良好的社会声誉，扩大社会影响通过表3的分析可知，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作为宏观经济的协调者，希望通过引导外商的直接投资，通过生态建设和技术革新，促使我国林业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将之从资源盲目输出、低效高耗型的产业，升级为资源合理利用、高效低耗型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从当地政府的角度来看，它更着眼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扶持当地企业，提高居民的就业率。从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和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职工/林农的角度来看，本土的合作企业在过去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管理能力低下，生产技术水平不高，随着林区资源的逐渐减少，企业自身和内部职工/林农成为效益相对落后的集体和个体。为了获取发展所需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为了提高收入，获得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和提升，他们产生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急切需求。从接受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当地群众的角度来看，希望能够在引进投资后，企业扩大生产，从而给自己提供更多、收入更高的就业机会。从作为投资方的外商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考虑到中国有低廉丰富的劳动力，相对较为完整的产业基础，再加之政府在税收等政策上的优惠，外商认为进入中国不仅能够从成本上获得发展的机会，还能开发中国广大的消费市场，获取利润。

（二）我国林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中的利益相关者供给分析

根据英国著名的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里丁大学国际投资和国际企业教授约翰・邓宁( John H1 Dun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本文逐个分析了各个利益相关者所能提供的优势（见表2）。首先，从各利益相关者所能提供的所有权优势来看，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他们拥有建国以来建立起来的完善的产业基础，并且在长期的市场经营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销售渠道网络；本土企业内部的职工和林农，他们多长期、甚至是家族几代在林业行业内生产工作，已具备基本的技能素质，并且劳动力成本很低；当地其他群众，虽然不具备林业产业的基本技能素质，但是数量较大，劳动力成本很低廉；外商投资者，特别是跨国公司，他们具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并且可以借鉴其在全球跨国经营经验和专业人才进入中国。其次，从内部化效应角度来看，外商直接投资者能够通过它在全球各子公司和分公司等分支机构，将设备、技术和人员低成本并高效率地传递到中国国内，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国外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中国逐渐转移。最后，从区位优势角度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林业也不例外，在税费等环节上都有许多优惠外商的政策出台；而本土被投资的林业企业由于对当地市场非常熟悉，并且与政府等机构关系良好，所以能够为外商直接投资者提供一个与中国政府和媒体机构沟通的桥梁。

（三）我国林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中的利益相关者供需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外商投资我国林业的过程中，各个利益相关者一方面各有需求，另一方面也都能为跨国合作的实施提供相应的供给。首先，作为国家和当地政府，为了实现我国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当地经济的目标，有意愿提供吸引外资的优惠条件。其次，作为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和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职工和当地群众，为了获取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并提高收入，有意愿把自己所拥有的工业基础、销售渠道、社会关系以及自己的劳动力与外商共享。最后，作为外商投资者，为了获得低廉的生产要素，进入或扩展中国市场，有意愿对中国的林业进行直接投资，并把它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与中国企业分享。有了上述需求和供给作为基础，我们可以看出，国内林业企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是可行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虽然上述利益相关者各自既有需求又提供相应的供给，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存在冲突和矛盾，即供给和需求的不一致。首先，作为国家和当地政府，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当地经济的目标，它所提供的吸引外资的优惠条件有可能是不适宜的，如果优惠过度，可能反而损害本国产业的发展，如果优惠不足，又会造成外商投资动力的缺失。因此一个合适的政策引导是非常必要的。其次，作为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一方面要取得资金、技术，另一方面在与外商分享工业基础和已有销售渠道过程中又容易造成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者之间利益关系的不平衡和矛盾。因此构建外商投资者和本土企业关系的协调机制是非常必要的，是合作成功的基础。再次，作为本土被投资林业企业职工和当地群众，在希望提高收入的同时，有可能由于其他方面的需求如希望参与管理等得不到满足而产生劳资纠纷，因此构建企业和员工、企业和群众关系的协调机制也是非常必要的。最后，作为外商投资者，虽然希望进入中国市场，取得利润，但是又在把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与中国企业分享上有所保留。因此对外商投资者一定的约束机制同样是必要的。

这些从需求和供给体现出来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如若不能得到恰当的调和，将为林业产业的发展埋下巨大的隐患，如果能通过政府等方面的共同努力，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则将能为我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和难得的机遇。

三、中国林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规定林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和入股的审批程序，加快林地林木产权评估组织和制度建设

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我国造林的主要的形式就是通过与我国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合作成立中外合资公司。在具体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外商、国内合作者以及当地林农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外商提供资金，希望中方合资者能够高效地将林地和林木折股投资，而不顾及中国的实际国情；一些中方合资者在没有征得农民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农民委托他们经营的林地与外商合资，有的则通过政府部门简单地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强制执行，从而为公司随后的生产与经营埋下了隐患。

为此，一方面，中方在引进外资合作时，应当通过座谈实地考察等方式让外商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当地的实际情况，与之协商恰当的合作方式和时间期限，而不应当一味担保最终的林地、林木折股率；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及林业有关部门要通过制订有关的规章，明确规定林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和入股的审批程序,科学分级估价，在转让林地时广泛征求当地林农的意见，不能采取行政命令式的强制执行，更不能搞一刀切，林农应有自己的选择权。只有这样，才能在保证外商投资造林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的同时,避免与林地林农的利益纠纷，将三方的利益最大化。

（二）落实公共保障机能，保障外商直接投资者利益

在外商直接投资造林的过程中,许多外商认为，政府在合作公司的财产保护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部门征收了林业建设保护费，但在公司的财产受到危害时，如林木被盗砍、盗伐以及遭受森林火灾时，政府应组织有关力量及时给予保护和解决。对于这些合理的要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将收取的有关费用投入到林地防护的队伍建设中去，切实有效地保护外商投资者的利益。

（三）支持林农工会类型的组织建立，保护林农利益

在外商直接投资造林的过程中，投资者及政府有关部门是积极的倡导者和推进者，但这一过程中有可能忽略林农的作用。 林农是合作重要的参与者，但现实情况却是林农在整个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属于弱势主体,在我国大多数外商投资造林公司的构建及随后的经营过程中，单个的林农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所拥有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在公司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往往忽视了作为要素投入者的林农的利益，他们往往难以取得应得的平均收益。建议有关各方应充分尊重林农的权益，由政府牵头建立林农工会类型的组织，以集体形式增强在公事运营过程中的议事和谈判能力。

（四）建立外资进入的考察机制，合理引导外资流向

合理引导外资流向，建立外资进入的考察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应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针对其进入的产业和入股及利益分配方式进行招商选资，鼓励外资以高新技术等入股林木及林产品加工产业，并以优惠政策激励外商投资者将利益所得在我国林业进行再投资。

（五）统一内外资税费，规范监控外商投资企业针对国内林业企业的并购行为

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变长期以来外商投资者所获利益盛丰，而国内合作者无论是从利润还是技术上都所获较少的情况是十分必要的。规范外商投资企业针对国内企业的并购行为，对其在国内的并购行为进行跟踪监控，以防中方在被并购的过程中资产低估流失，同时也给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留出充足的缓冲时间。

（六）建立健全林业引资中环境的监测和评估体系

建立健全环境的监测和评估体系，严格引资项目事前和事后的环境评估是十分必要的。建立外资安全评估体系，明确外商投资者的在环境方面的义务，在环境损失发生时，外商投资者与国内合作者应该根据其各自的占股份额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而不应当将环境的损失全部由国内投资者甚至是国家和当地群众来承担。

参考文献：

[1]王永清,曹薇.不同所有制林业辨析与投融资渠道探讨.林业经济,2006(3):56-58.

[2] 李育材.充分借鉴国外经验深化中国林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绿色中国,2005(10)：9.

[3]汤晓文,刘建杰,于百川. 2006年全国林业统计年报分析，林业经济2007(6):34-38.

[4] 顾署生.WTO与中国林业投资. 江西林业科技,2003(6):40-41.

[5]顾蕾,沈月琴,李兰英.天然林保护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基于对天然林保护地去的典型案例分析林业经济问题,2006(5)425-428.

第6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创新活动；分阶段；专利；溢出效应

0　引　言

我国经济改革不仅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同时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和改革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国经济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外因就是外商直接投资(FDI)。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着良好势头。从我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来看，截至2008年底，我国吸收的FDI金额累计超过8500亿美元。随着我国吸引外资的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创新活动的影响，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关于外资的进入是否会促进对区域创新活动的溢出效应发生这一问题，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区域创新活动的影响主要在间接方面，外商投资会给所在区域的本国企业形成竞争效应，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研发机构后，本国企业在竞争压力下也会增加自己的研发投人，不断强化自己的创新能力。由于本国企业是区域创新活动的主体，在竞争环境中，区域创新活动得到了增强。除了竞争激励之外，外商投资还会对所在区域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但是，这种溢出效应的存在不仅仅取决于外资进入带给本地企业的好处，还取决于这种好处是否足以弥补由于外资的进入而导致的市场竞争加剧、市场份额下降等负面影响。因此，众多的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我国的创新存在溢出效应，不同的学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我国有着不同引进外资和科技发展政策，同时由于历史、地理和政策等原因，我国各个地区在创新能力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1　理论模型

同研究FDI对劳动生产率的溢出效应相似，研究FDI对创新活动的溢出效应也需要构造一个与生产函数类似的创新产出函数。知识生产函数的概念最初是由格瑞里茨(Griliches，1979)在量度研究开发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时提出的，其基本假设将创新过程的产出看作研发资本或人员投入的函数。在专利激励约束机制不断完善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选择申请专利作为保护其研究成果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专利申请量作为区域创新活动的度量。

因此，本文的研究也将采取将专利申请量作为创新活动的替代变量，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表示水平高的创新活动，实用新型表示水平较高的创新活动，外观设计表示水平较低的创新活动。

古典的知识生产函数本质上是一个具有2个因素的C-D函数，后经学者们的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分析区域知识流动属性和检验其对区域创新影响的一个强有力的经验模型工具，该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Q：ALK　(1)

Q代表产出，L和K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A则代表其他影响因素。同样，类似于本文推导知识生产函数的过程，为了体现外商直接投资对知识生产和创新活动的影响，我们将方程(1)写成如下形式：

Q=AIKFDI　(2)

此时的A’代表的是除FDI外的其他影响因素。Q表示产出，用各地的专利申请量来表示。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对当地的知识生产能力产生影响，因此也将这一因素涵盖进去，在模型中用各地的人均GDP来表示。即：

Q=A’L=KOFDFPGDP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集，所以以下方程中的变量将使用双下标，下标i和￡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

InPatent-+alnS(3)

Patent－地区在t年的专利申请数量

STP-i地区在t年的科技活动人员数

STEa-i地区在t年的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

PGDP―i地区在t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FDI-i地区在t-1年的外商直接投资

V-扰动变量，A、B、y、n称为弹性系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覆盖了我国内地4个直辖市和26个省或自治区的1992～2005年数据(由于部分数据未确实，在本研究中排除了地区；另外，FDI对创新的作用具有滞后性，本文选取的FDI数据是滞后1年的数据)。

2　实证研究

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中吸引FDI的阶段划分，本文分别在大举进入阶段(1992～1997年)、调整阶段(1998～2001年)和恢复增长阶段(2002～2005年)3个时间段内研究FDI对我国区域创新活动的影响。

由于经济变量自身的性质，它们之间的共线性或强或弱。本文将用主成分变量替代法进行分析，以消除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下面将首先对有相关关系的InSTP、lnSTE和lnPGDPI,进行主成分分析，用较少的变量代替他们，这些替代变量无相关关系并且反映了原来较多的信息。再用替代的主成分变量prinl、prin2改变方程(3)为：

Infkenn=S+APRIN+Bprin2+nlnFDI+u

(4)

由上式可以估计lnFDI前的系数n的值，以度量外商直接投资对专利申请量弹性系数。

2.1　FDI对我国创新活动的影响情况

首先我们考察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创新能力的总体影响情况，通过对不同类型专利申请的混合时间序列与横截面数据估计以及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总体上FDI对中国国内专利申请有稳健的正的影响。但对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来说，只有在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理想，外商直接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11544；到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初，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较高层次创新(发明专利申请量)的溢出效应没有前阶段密切，此阶段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5400和0.05982。对国内较低层次创新活动(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溢出效应较大。

2.2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东中西各区域创新活动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同阶段对不同区域的影响程度，下面分别对我国的东中西部区域进行实证研究。

针对东部区域的研究结果，在国内专利申请总量上，估计结果说明，在东部区域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1％，在这3个时间段内，将会带来国内专利申请总量0.19824％、0.20771％和0.38222％的增长。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初的时间段内，推动了我国东部区域专利申请总量的增长，促进了我国东部区域创新活动的发展。

但是，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并不如专利申请总量上那样理想，显著性水平较低，只有21世纪初期的时间段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的显著性水平较高，这说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区域的创新活动的影响不一样。

中部区域与东部区域相比，在专利申请总量上，外商直接投资在中部区域的弹性系数明显低于东部区域，在3个时间段内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6416、0.38457和0.07721，可见并不理想。但在1998--2001年和2002-2005年2个时间段内对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影响上，中部区域的弹性系数值在东中西区域中是最大的，弹性系数值分别为0.31383和0.20251，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值。这与中部区域具有雄厚的科教资源有关，也与中部区域的吸收能力有关。

中部区域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前后2个时期很不明显。同样，在中部区域3种专利申请量中，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观设计专利的影响是最为明显，在3个时间段内的弹陛系数分别为0.19907,0.24961和0.45615。与东部区域一样，数字逐步增大，但逊色于东部区域。

在西部区域外商直接投资与专利申请量的关系显著。但在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专利申请总量的弹性系数的估计上，除了在1992～1997年时间段内高于中部区域的影响外，其余时段都低于东部和中部区域的影响，这与西部区域较弱的产业基础和科技基础有关。

对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的弹性系数上，在本文所研究的3个时间段内呈现出影响渐降的趋势；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量的影响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2002～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只对低的创新活动(外观设计专利)有较好的溢出效应，对较高的创新活动(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没有溢出效应。可见，虽然我国西部区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不仅仅是引进的质量有待加强，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本土企业的学习能力。

总的来看，在全国层面上，外商直接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举进入我国时，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但对创新活动的影响程度较低。到90年代末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调整，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活动的影响作用有所扩大，但是到21世纪初期，随着引资规模的骤然扩大，重视“量”而不重视“质”的现象较为严重，FDI对创新的影响程度又有所回落；在区域的层面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区域创新活动的影响最明显，其次是中部区域，西部区域最弱，特别是21世纪初在西部区域有微弱的负影响；在3种专利上，对外观设计专利的影响最为明显，对发明专利的影响最低。只是在中部区域的恢复调整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发明专利的影响大于对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

3　提升我国区域创新活动水平的对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结合东中西区域的具体情况，充分提高外资在我国的知识溢出效应，活跃我国各区域的创新活动，提高区域特色自主创新能力，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3.1　吸收外资要与各区域特色自主创新相融合。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知识溢出效应

鉴于东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科技实力较强，消化吸收外资先进技术的能力也较强，所以东部地区吸引外资的目的主要应转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力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企业自主研发体系，提高国内企业的研发能力，对一些重要技术。通过自身的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以提高东部地区特色地自主创新能力。中西部地区高校较多，有利于形成产学研的技术联盟体系，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需要借助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促进内外资企业的交流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效应、模仿效应和学习效应，按照优势互补、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鼓励外资企业在研发方面与国内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合作，促进引进外资与特色自主创新相融合，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的发生。

3.2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提高我国东部区域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

我国的产业集群大部分分布在东部区域，要充分利用东部区域的这一特点和优势。因此，在当地已经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甚至已产生产业集群效应的基础上，定向引进外资项目。同时注意政府在制定招商引资政策时，应突出产业集群特征，应由原来的区域倾斜逐步转向针对集群发展的技术倾斜和产业倾斜。引导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实现地理位置上的积聚，有利于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交流合作，有利于人才在内外资企业间流动；在外资已经进入的区域，应加强外企与本地企业的联系，使外资真正根植于当地并致力于集群的发展，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的发生，这样就可以利用外资在技术、机制、理念等方面的优势，利用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刺激本地创新活动，提高地方集群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

第7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

中印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却十分相似，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上也程度不同地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和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FDI与两国产业结构的失衡

中国和印度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都面临着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中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较快，而农业和服务业发展滞后；印度长期以来制造业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但服务业对经济的驱动作用较强，目前制造业在印度国内总产值中仅占17%，而中国这个比重为35%，泰国为34%，马来西亚为31%，印尼为25%； 2003-2004年度，服务业对印度GDP增长的贡献率则达到了62%。印度以服务业为主产业的发展模式，可推动服务业出口，减少对资源的需求量，减轻污染环境的压力，但印度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服务业对工业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更缺乏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刺激，所以印度这种产业结构也有较大的局限性。事实上，印度所实行的服务业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很难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据印度《第十个五年计划》，在劳动力总数中，就业人数34336万人，失业人数3485万人，失业率为9.21%，印度就业问题恶化是因为信息技术业排斥了大量普通劳动者的就业。

因此，为了各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国需大力发展服务业和农业，而印度则应大力发展工业。但从两国吸收的FDI的行业分布来看，1998－2005年期间中国平均70%以上的外商投资都集中于投资少、见效快、盈利高的第二产业上，尤其是集中于制造业。从表1 可以看出，1998－2005年期间第二产业吸收的FDI占FDI总额的比重平均为72.73%，其中制造业吸收的FDI占第二产业吸收FDI的比重平均高达89.55%。相比之下，第三产业吸收外资占吸收外资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5.58%，与中国广阔的服务业市场相比，与全球FDI在服务业的投资占比相比，外资在中国服务业投资的比重偏小。而且，外商在中国第三产业的投资还主要集中于投机性较强的房地产开发业，房地产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平均高达43.67%。此外，外商在中国第一产业投资的比重非常小，只占整体的 1-2%左右（见表1）。从印度吸收的FDI的行业分布来看，多年来印度的FDI主要集中于服务业、软件业等第三产业，而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并不多。以2006－2007年财政年度为例， 这一年印度吸引外资最多的是服务业，有47.49亿美元的外资流入，占印度当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30.20%，而在制造业领域，外资流入相对较少（见表2）。虽然服务业和科技是印度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制造业、农业等产业部门的落后也会成为印度未来经济增长的瓶颈，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能代替制造业、农业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但印度FDI的流入并没有弥补这一缺陷。

根据以上分析，中印吸收的FDI不仅没有起到优化其产业结构的目的，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两国的经济结构失衡。

二、中印两国吸收FDI的地区分布不平衡

中国和印度幅员辽阔，但由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差异使得两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与此相对应，外商在两国投资的地区分布也很不均衡。外商在中印两国直接投资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其投资的主要地区是在基础设施相对较好的沿海地带和经济发达城市，内地和乡村所引进的外资极少，下面对外商在中、印两国的投资区位分布进行比较分析。

从大的区域分布来看，中国按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内陆地区和西部边远地区三个区域。多年来，外国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从表3可以看出，截止2006年底，外商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实际投资金额为5383.7亿美元，占其投资总额的86.50%；而中、西部地区占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二，但外商对中西部地区投资偏低，其比重尚不足15%（见表3）。

印度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各地区经济水平相差较大。同时，印度是一个具有浓厚邦联色彩的大国，各个邦享有相当大的自，特别是在具体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方面差异较大。因此，外商对印度直接投资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据2000~2003年有关报告指出，南部安得拉邦、德里、卡纳塔克、马哈拉施持拉和米尔纳德是印度吸引外资最多的五个州。外资在这5个州的投资总额基本达到印度吸引外资总额的60%~70%。其中，马哈拉施持拉邦地区表现尤为突出。由于更宽松的外资引入政策，该地区吸引外商力度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世界银行2002年印度投资环境报告中也将马哈拉施持拉和古吉拉特地区列为印度最佳投资环境的前两位；而喀拉拉、西孟加拉和北方邦三地投资环境最差，这三个地区吸引外资程度也不理想。 显然，从大的区域分布来看，中、印两国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都呈现出不均衡状态，而这会进一步加大两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加剧两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

三、中印两国吸收的FDI质量不高

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由于各国的技术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来自不同国家的外资往往代表着不同的技术水平。一般认为，欧美等国家的外资偏重于服务业、研究密集型和高科技制造业，技术水平相对较高；而亚洲发展中国家(地区)如港澳台的外资则偏重于加工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而来源地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和毛里求斯的外商直接投资则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港政策寻求型外商投资，我国一般把它们称为“假外资”。从中印两国FDI的主要来源地来看，其引资质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吸收的FDI技术水平不高（见表4，表5）。

从表4可以看出,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比较集中，亚洲十国(地区)尤其是中国香港、台湾和东南亚为我国吸收外资主要来源地区,部分自由港（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对华投资也占一定比例，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在20％以下；从表5中可以看出，对印度进行直接投资居第一位的是毛里求斯，印度是毛里求斯主要人口来源国,其传统文化、宗教、甚至种姓制度均对毛里求斯有很深影响。所以来自毛里求斯的FDI资金性质在某种程度上与来源于华人经济圈的中国FDI资金极为相似,同样倾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1991年8月至2005年12月,来源于毛里求斯的FDI占印度吸收FDI总额的37.25％，紧随其后的是美国、日本、荷兰、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但其比重尚不到40％。而从全球来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来源，其直接投资占全球外资流出量的80%以上，但中印两国吸引的发达国家的外资比重远远低于这一世界平均水平，中印吸引外资的质量不高。

四、吸收FDI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

虽然中印两国已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并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但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两国在大量引进外资过程中并没有有效促进本国的产业技术进步，反而形成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以中国大量吸收的制造业FDI为例，虽然发达国家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对中国制造业结构的优化有很大推动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一是FDI和技术的引入使中国产生了依赖性，使自主创新精神受到抑制，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增加不很明显。目前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量虽然占到全国出口总量的近30%，但其中由外资企业控制其核心技术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到85%的比重，其技术依赖性十分明显。二是外商在与中国合资的同时，抑制了中国制造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使许多己有的民族品牌消失，民族产业受到很大冲击；三是大规模的外资涌入开始对中国包括装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商业流通业在内的支柱产业形成全面的资本和技术控制格局，这很可能导致中国对核心产业和相应的核心技术丧失控制力，使中国尚处于世界产业的“”地位时就开始出现“技术空心化”的风险。

从印度来看，虽然印度在软件业这样一个高科技产业吸引的外资很多，印度的软件业较为发达，但印度在软件业的发展主要是软件外包，软件外包大国并不等于软件大国。印度的软件外包主要是为美国软件公司进行加工，而加工者一般不拥有最终的软件产品和知识产权，因此这种软件外包不是产品和知识产权的出口而是软件劳务的出口。由于没有生产环节，印度的软件工厂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而是为美国公司做软件开发中的部分工作，是一种“软件代工业”。由于美国用的软件大量地利用印度代工，但绝大多数软件产品和知识产权仍属于美国公司。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印度软件业只是发达国家软件企业的海外业务分流，仍处于软件产业国际分工的低端环节，并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完整的软件产业链或核心技术。虽然近年来外包软件的技术含量有所上升，知识外包产业逐渐兴起，但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一直严重制约印度软件企业大发展和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事实上，过度依赖海外市场和软件外包业务，不仅仅使印度软件业失去了自己的品牌，而且更麻烦的是印度软件业失去了控制权和对软件产品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形成了对外资技术的严重依赖，这对印度软件业的将来良性发展可能造成致命的打击。

五、FDI转嫁环境污染

在投资东道国没有资源与环境约束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会使高资源投入、高污染型产业通过跨国投资形成国际间的转移，跨国公司为谋取暴利往往会把一些易于造成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印在吸引外资的同时都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据外经贸部统计，1991 年仅港澳台对大陆投资的 10614 个项目中，高污染企业就达 2378 家，投资金额为 20.96 亿美元，这些高污染企业主要分布在橡胶、塑料、化工（油漆、农药、清洗剂、油墨、燃料）、印刷、制革、电镀、造纸、电池、化妆品、制药、制鞋，以及五金矿产、能源等行业中，其至还包括一些肥料进口加工业。另据资料，仅 1992 年一年，转移到中国的可能直接导致臭氧层耗减的投资项目金额就达 10.14 亿美元，涉及外资企业 1148 家。虽然近年来我国在吸引外商投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实行国民待遇和注重对当地环境保护问题，但我国引进的污染密集型企业数占外商投资企业总数、污染密集型企业产值占外商投资企业总产值的比值指标仍为 1/3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破坏不仅使生态环境恶化，其污染的治理很多情况下还需要中国政府承担。印度的情况也不例外。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虽然流量不大，但外资的流入也给印度环境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据统计，1990年外资污染密集型产业占印度外商直接投资输入存量的比重达33.6%；到1996尽管比重有所下降，但仍达到28.5%。这些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进入，恶化了印度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

展望未来，将是中印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也是外国投资者继续参与中印经济建设与合作的机遇期。中印对外开放的领域会进一步扩大，外资进入中印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如何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而避免其消极影响，是中印在今后利用外资中始终面临的问题。中印新领域的开放和新投资方式的采取，也需要时间和体制、政策调整，这些都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7》，《United Nations》，New York and Geneva ，2007年.

[2]赵建军，《当代中印经济改革比较》，《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第8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

由于“两税合并”意味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在税基、税率和税收优惠方面实行统一，目前人们最担心的是统一税收优惠会不会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短期内外资是否会考虑撤出资本。

通过对国际上相近国家相同或相近问题的细致分析和三个多月的实践情况来看，一方面，税收优惠在提升一国吸引外资的竞争优势方面的作用只是一个辅影响因素，并非决定性因素。例如，乌拉圭曾是世界上对外资企业征税最低的国家，但他对外资的吸引力并不大；而美国尽管对外资企业不实行税收优惠，但他一直是世界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从未来走势来看，我国吸引外资诸多有利因素在不断优化，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潜在消费需求不断增长，软硬环境明显改善，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在全球突出强劲，外商在制造业转移中普遍将我国视为投资信心最强国，这一切都表明我国对跨国公司资本的吸引力只会增强不会减弱。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国家未实行税收饶让制度，大多数外商投资者并未从税收优惠政策中直接受益。在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80多个国家中，大多数国家并未实行税收饶让制度，这就意味着我国因给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而放弃的税收收入，大多数并未使外商投资者直接受益，而是拱手送给了资本输出国政府。所以说税收优惠对外商投资者有一定影响，但不是最主要影响。

根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在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亏损的占60%左右，但为什么外资仍然在以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国内巨大市场、低价生产要素和全球性市场辐射是外商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这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把产品研发等高科技方面投资投在母国，然后利用中国的市场和低价的劳动力以及对外商的优惠条件，在中国完成产品加工后再返销回母国和全球市场，这样把最赚钱的环节留在母国国内，当然在中国的账本上显示的是亏损。因此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对外商并不是最大的引力，对外商的优惠政策即使有变化，也不会影响外商的投资积极性。

此外，在税收制度设计时，是“全面优惠”还是“特定优惠”，值得认真考虑。双轨制时，我们实行的实际上就是“全面优惠”原则，不管外资来源和投资方向。当“两税合并”后，我们考虑的是采用“特定优惠”原则。这对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来说还是十分有利的。

第9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

关键词:东北三省;投资环境;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4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12-0055-03

东北三省的对外经贸活动基本上是伴随新中国建立开始的。经过半个多世纪,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在FDI的规模,投资来源地区以及产业结构分布上都形成了一定的特点。

一、东北三省FDI规模来源、产业分布

东北三省近几年逐渐加快推进对外开放,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FDI规模逐渐增长。2001年,东北利用FDI的总额为8.6亿美元。而2007年东北三省实际利用外资1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5.8%,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1]。东北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是辽宁省。辽宁省2007年在全国利用外资下降的情况下,实际吸引外资额达到91亿美元,比上年大幅增长51.9%[2]。黑龙江省2007年实际吸引外资额达到20.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2%[3]。但与这两个省份情况不同的是,2007年吉林省实际吸引外资额比2006年下降了8%,仅为15.6亿美元[4]。

东北三省的投资来源大致相似,其中中国香港、韩国、日本、美国、中国台湾、新加坡、英属维尔京群岛、德国等是东北三省的主要外商投资来源,这些国家(地区)提供的外资占东北三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绝大部分。其中投资规模最大的是中国香港。由于辽宁作为东北唯一的沿海省份,正发展“五点一线”的沿海经济开放带,所以成为港资企业在东北三省投资的首选。2007年底,香港在辽宁的投资项目达到9 600个,合同金额达到471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达到173亿美元,占东北地区实际使用外资总额比重的76%[2]。

东北三省FDI的产业分布呈现出不同特点。辽宁省第三产业利用外资额呈上升趋势。2007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超过第二产业,比上年度增长215%,占全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56%,其中辽宁省房地产业吸引外资额占到当年外资总额的45%[2]。黑龙江省FDI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其中以制造业为主,2007年黑龙江省制造业吸引外资总额占该年度外资总额的75%,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外资进入较少,仅占外资总额的10%[3]。

二、东北三省FDI投资环境指标体系建立

(一)投资环境影响因素

影响东北三省投资环境的因素包括:(1)基础设施环境因素,其中省内基础基本设施、对外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是典型的基础设施环境。(2)政治环境,其中主要是政府环境因素方面,并通过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表现。(3)社会文化环境,是影响和制约投资经营活动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总称,其中技术存量和教育水平是影响东北三省投资环境最主要的因素。(4)经济环境因素,是影响东北三省投资环境最重要的因素。其中人力资源、税收负担、商务经营成本、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状况及外资参与情况对东北三省投资环境影响较大的环境因素。

(二)投资环境指标体系

根据东北三省投资环境发展变化状况,本文构建了一套投资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建立这套指标体系时,本文借鉴了系统层次分析和关键因素分析综合评价,选取了基础设施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作为一级指标[5-7]。

(三)评价方法

1. 指标权重的确定。本文采用专家评价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每个指标权重0≤WJ≤1,且按算术平均法进行每个指标的计算和反复的校对,每级指标权重之和等于1,即见公式(1):

本文共发放100份调查问卷,有效回收83份,回收率83%,通过整理分析,得出各指标的权重如表1所示。

2. 指标值的计算方法。本文对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投资环境评估值由公式(2)计算得出。数值越大,表示投资环境越好。

在式(2)中,P表示投资环境的综合评值;Wj表示第j个指标的权重;Xj表示第j个指标的评价分值;j表示指标个数。

三、东北三省FDI投资环境评估

(一)二级指标评估

1. 基础设施环境评估。基础设施是以物质形态为特征的基础结构系统,是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决定因素。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构成了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计算得出3个二级指标的得分和修正值后,由公式(3)计算出基础设施的总得分和最终排名(见表2)。

A1总得分=A11修正得分×0.35+A12修正得分×0.35+A13修正得分×0.30(3)

2. 政治环境因素评估。对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的不同,从而造成了不同省企业税收负担的不同。为了客观地评价各省的政治环境,本文选取了企业所得税总额占省生产总值比例以及各省税收的GDP弹性评价指标指标。通过计算得出政治环境的评价指标的得分。然后按照比重6∶4,可以计算得出各省的优惠政策情况的最后得分和排名(见表3)。

3. 社会文化环境评估。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区域比较容易吸引企业的投资。因此本文把教育水平和技术存量作为评估投资环境的重要指标。通过计算得出社会文化环境的评价指标的的得分。然后根据权重,对标社会文化环境的评估,如表4。

4. 经济环境因素评估。经济环境是企业进行投资时候考虑最多的环境因素。综合分析东北三省的投资环境影响因素,论文得出了影响东北三省投资环境最重要的经济环境因素。通过评估得到了这些因素的评价值。然后按赋予经济环境各环境因素的权重和评价值计算方法,得出经济环境的评估结果(见表5)。

(二)总指标值计算

在得出评价指标和二级指标的得分后,对各省总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估(见表6)。

四、总结

辽宁省是东北三省投资环境最好的省份。无论在基础设施环境、政治环境还是在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环境,该省均领先于东北的其他两个省份,这为外商到辽宁省直接投资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吉林省的投资环境虽然比黑龙江省的投资环境好,但是与辽宁省存在很大的差距。为了更好地吸引外商的直接投资,需要加大力度来优化投资环境。黑龙江省的投资环境最需要优化,它的投资环境在东北三省排名靠后,尤其黑龙江省的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环境。黑龙江省的投资环境给来该省直接投资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为了加快黑龙江省经济快速发展,需要投入人力物力来改善投资环境。

参考文献:

[1]周庆海.东北老工业基地投资环境评价[J].黑龙江金融,2008,(3):26-29.

[2]黑龙江省统计局.黑龙江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3]吉林省统计局.吉林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4]辽宁省统计局.辽宁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5]罗嵬.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城市的投资环境分析[D].吉林大学,2006.

[6]尹康,杨涛.“中部崛起”的投资环境及政策建议[J].经济与管理,2005(11):12-15.

[7]吴为超.投资环境评估指标体系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03.

Assessment and Comparison Analysis of FDI Investment Environment of the Northeastern Three Provinces

Li Wanhong, Liang He, Luo Huazhi

(School of Economic & Management,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